行业比重

行业比重（精选9篇）

行业比重 篇1

一、引言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从1990 年的53.42%下降至2010 年的45.01%,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微观层面上,劳动收入比重关系到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在宏观层面上,劳动收入比重通过投资消费比例,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因此,关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对我们研究中国经济的未来趋势和解决现实具体问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现有研究文献

针对我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现有研究主要从产业结构变化、要素市场结构变化、产品市场结构变化和制度因素四个方面进行解释。

首先,产业结构的变化。罗长远和张军(2009)发现,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会引起劳动收入比重的相应变化,劳动收入比重与经济发展阶段存在U型关系。目前,我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原因在于我国正处在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1]。石涛和张磊(2012)认为,劳动报酬占比变化反映了产业结构变迁中的劳动边际产出效率变化[2]。

其次,要素市场结构的变化。李稻葵等(2009)认为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呈U型规律。由于劳动力在部门之间转移存在阻力,劳动力的流动速度低于资本,劳动收益也低于资本。随着劳动力转移完成,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将上升[3]。龚刚和杨光(2010)发现,我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经济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4]。

再次,产品市场结构的变化。白重恩等(2008)发现,产品市场垄断加剧是近年来资本收入份额上扬的一个重要因素。垄断加强对于工业部门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贡献度达到30%[5]。

最后,制度因素。白重恩等(2008)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改制是近年来资本收入份额上升的一个主要因素[5]。罗长远和张军(2009)发现地区分权背景下各地区的招商引资竞赛恶化了劳动者的要价能力[1]。

对于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问题,学者们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我们认为现有研究还有待完善之处:第一,现有研究认为劳动收入比重的发展呈U型趋势,我国现处于下降阶段,随着劳动力在不同产业和部门之间的流动,劳动收入比重日后会呈现上升态势。这背后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劳动力的流动是自由的。目前,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正处在由政府统一配置向市场配置的转型期,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劳动力行业间的流动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没有劳动力的流动是自由的这个假设,劳动收入比重日后会呈现上升态势这个结论就很值得商榷。第二,产业结构的演变、产品市场垄断和制度对劳动收入比重下降产生影响必须要有劳动力市场这个媒介,这其中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市场,劳动收入比重下降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还不是很完善,劳动力行业间的转移受到很大的限制,行政垄断行业劳动力市场日益封闭,形成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因此,本文从劳动力市场的视角,研究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与劳动收入比重的关系,剖析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变动的体制因素,可以形成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更好地探讨我国的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问题。

三、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

(一)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的涵义和存在性证明

行政垄断行业分割是一种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形式。主要是指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对特定行业的竞争进行限制,设置较高的进入壁垒,使内部企业拥有垄断经营权,获得超额利润,并利用该优势,在人事领域实施独特的运行规则,限制外部劳动者的流入,形成相对封闭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竞争行业劳动力市场和行政垄断行业劳动力市场。这两个劳动力市场有不同的运行规则,劳动者在就业、收入、社保等方面的待遇差别很大[6]。

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是否存在呢?我们可以作如下推理:如果劳动力市场不存在行业分割,那么拥有相同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在不同行业就业应该可以获得相同的收入。即使拥有较多人力资本的劳动者恰巧在低效率行业,获得了较低的收入,他也可以通过行业间的劳动力流动消除这种差异。但是,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劳动者不能在行业间自由流动,这种收入差异就不能消除。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证明,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存在收入差距,而且这种差距不能用人力资本的差异来解释,那么我们就能证明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的存在。

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收入差异一直是学术界和舆论的焦点。我们根据2008 年、2010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对2007 年、2009 年中国典型的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工资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代表性的行政垄断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要远远高于一般竞争行业(见表1)。

资料来源:2008年、2010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以上数据只是基本工资,并没有包括福利、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为了更全面的了解情况,我们计算了部分有代表性的行政垄断企业的年报数据,通过与一般竞争性行业企业的相关数据对比,发现如果工资收入再加上各种隐性收入,包括福利、社会保障、补贴等,行政垄断企业职工的平均收入是一般竞争性企业平均收入的8 倍多。

行政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是否与其劳动力较高的人力资本有关呢?苏永照(2011)对我国的行政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来源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行政垄断行业高工资的主要来源是行政垄断因素,人力资本特征只能解释部分高收入的来源[6]。因此,我国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实际上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的现状。

(二)我国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的发展和现状

我国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渊源。1978 年以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私有产权是被排除在经济体系之外的,所有的非农行业都由国家或者集体按照政府的指令经营。这一时期,行政垄断是所有非农行业的经营常态。

改革开放后,政府逐渐放开对私有产权的限制。1988 年出台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及其施行办法指出,国家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私营企业可以自由进入某些行业,成为与国有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主体。但是国家并非对私营企业放开了所有的行业。基于政治和经济的考量,私营企业是限制进入或者禁止进入某些行业的,如1988 年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就明确规定了私营企业可以进入的行业范围。形成竞争性行业和行政垄断行业并立的局面。199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不少计划经济管理部门被撤销,行政垄断的情况有所改善,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行政垄断企业仍然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发挥着主导作用。

行政垄断行业主要是一些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行业,诸如交通、电信、能源等,是为其他行业提供生产资料和基础服务的行业。这些行政垄断企业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利用其市场上的特殊地位和行政权力,获得超额的利润。这些利润很大一部分以各种形式留在企业里,成为行政垄断企业职工的各种隐性收入。同时,因为这些企业是垄断性经营,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也就没有动力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垄断经营的方式同样存在于其人事管理工作中,劳动者一旦进入,成为正式员工,失业的压力就很小。高收入、高稳定的工作吸引大量的人才进入此行列,但是只有少数非常优秀的人可以幸运的通过招聘的方式进入行政垄断企业,大部分外部劳动者受到行政垄断企业的排斥,尤其是农村户口的劳动者。据张展新(2004)统计,拥有同样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者进入行政垄断国企的概率要小于城市劳动者[7]。行政垄断行业的劳动力市场经常出现进少出多的局面,愈来愈封闭化。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程度不断加深。

(三)我国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影响

我国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阻碍了劳动力在竞争行业和垄断行业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自由流动。这种阻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限制外来人口进入行政垄断行业劳动力市场。据2012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农民工主要集中就业于竞争性行业,从事制造业的比重占35.7%,建筑业占18.4%,服务业占12.2%,批发零售业占9.8%,在没有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外来人口的就业应该是分散在各个行业而不是集中在几个竞争性行业。即使考虑到农民工整体人力资本偏低的情况,他们的就业集中在竞争性行业也可以充分证明行政垄断行业劳动力市场对外来人口就业的排斥。其次,通过较高的招聘门槛限制本地劳动者的进入。行政垄断行业较高的收入吸引了大量的求职者,但是除了少数非常优秀的幸运儿以外,大部分求职者没有机会通过社会招聘的正规方式进入行政垄断行业。其余进入行政垄断行业的人员一般通过找关系和支付入门费的方式进入行政垄断行业企业。据南方日报报道,广东省某高校,学生靠关系找到工作的占三分之一左右,而且这些关系户找到的都是电信、电力等行政垄断企业[8]。天则研究所《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的调查则显示,近些年,一些经济效益较好的行政垄断企业招聘过程中出现入门费货币化现象,一个人事指标可以卖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元[9]。

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阻碍了劳动力在竞争行业和垄断行业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垄断行业劳动力市场愈来愈封闭,它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越来越弱。下面我们考察一下行政垄断行业的就业状况。(由于行政垄断企业一般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来了解行政垄断企业的情况。本文以后部分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均是用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代表行政垄断企业。)

由表2 可以看出,从2001 年以来,国有企业就业人数整体呈下降趋势,而且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的比例和国有企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都呈下降趋势。这说明,行政垄断行业吸收就业的能力在逐年下降,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创造了一个愈来愈封闭的行政垄断行业劳动力市场。这个劳动力市场排斥外部劳动者,就业人数基本保持慢增长和不增长。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在使行政垄断行业吸收就业能力下降的同时,也会使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收入差异逐渐扩大。主要原因在于,由于行政垄断企业利用其经营优势可以获得超额利润,这些利润很大一部分以各种形式留在企业里,成为正式职工的收入,行政垄断企业的职工人均收入要高于竞争行业企业。如果不存在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劳动者行业间自由流动会使这种收入差距逐渐减小。但是,由于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限制了劳动力行业间的自由流动,这种收入差距就很难消除。下面我们考察一下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收入差异的发展趋势。

由表3 可以看出,2005 年以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低于其他类型企业。2005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首次超过其他类型企业,之后,这种收入差距一直呈扩大趋势。2009 年,这一差距达到最高值,国有单位职工工资比城镇集体单位高65.62%,比其他单位高8.87%。说明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存在明显的工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呈扩大趋势。

资料来源: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以上数据仅仅是行政垄断行业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的比较,因为行政垄断企业职工收入有很大一块是隐性收入,如果我们仅仅比较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职工人均工资收入是不全面的。为了全面了解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收入差距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考虑各种类型企业职工的人均总收入。我们用名义工业增加值减去折旧、生产税净值、利润表示劳动者收入。然后,我们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非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看做是非行政垄断企业。在此基础上,我们对行政垄断企业人均收入和私营企业、非行政垄断企业人均收入进行比较分析。

从表4 可以看出,2004 年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2004 年以前,行政垄断企业的人均收入要低于私营企业和非行政垄断企业。2004 年以后,行政垄断企业的人均收入开始超过私营企业和非行政垄断企业,并且这种收入差距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尤其是2008 年,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气候下,行政垄断企业人均收入逆势增长,比私营企业人均收入高0.643 倍,比非行政垄断企业高0.362 倍,这说明,行政垄断企业员工在工资收入和工资外收入方面,均远高于非行政垄断企业。而且,行政垄断企业的收入增长具有一定的刚性。

资料来源: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综上所述,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阻碍了劳动者在竞争行业和垄断行业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自由流动,一方面使行政垄断行业吸收就业的能力下降,行政垄断行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下降;另一方面使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收入差异逐渐扩大。因此,我们可以很简单地推出,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对我国劳动收入比重会产生负面影响。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程度的加剧会使我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

四、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对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的反作用

在国家税赋水平稳定的情况下,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意味着一部分劳动者报酬以利润的形式转移到资本所有者手中,使其收入增加。同时,由于相对于劳动者,资本所有者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其收入的增加则意味着储蓄过多,资本的价格———实际利率下降。因此,劳动收入比重下降会使资本更“便宜”。

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价格的下降对资本密集型企业更有利。资本密集型企业一般是指在单位产品成本中,资本成本与劳动成本相比所占比重较大,每个劳动者所占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金额较高的企业。下面我们用人均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和)指标,考察一下行政垄断企业的企业类型。

从表5 可以看出,2001—2011 年,行政垄断企业的人均资本高于私营企业、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这说明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行政垄断企业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因此,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导致的资本实际价格下降将有利于资本密集型企业。从表6 也可以看到这一点,2001 年行政垄断企业的人均资本略高于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二者相差不大。之后,行政垄断企业的人均资本快速增长,增长速度高于其他类型的企业。2011年行政垄断企业的人均资本为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的2.47 倍。

资料来源:根据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行政垄断企业人均资本的快速增长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物质资本更快的向其聚集,增强行政垄断企业的市场力量和行业支配地位,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会进一步加剧。下面我们考察一下我国行政垄断行业企业的发展状况。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6 可以看出,根据2007—2011 年代表性行政垄断企业资产占该行业总资产的比重、工业总产值占该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两个指标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行政垄断企业的行业支配地位存在着结构性的增长。2007—2011 年,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行政垄断企业的资产比重和工业总产值比重都出现了稳定增长。其余四个行业,行政垄断企业的资产比重和工业总产值比重虽然出现了波动,但总的来说,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综上所述,我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对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的影响可以概述为: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导致资本实际价格下降,而资本价格的下降又导致行政垄断企业市场力量的增强,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进一步加剧。

五、实证分析

(一)面板数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原理

我们拟采用2001 年Hurlin和Venet提出的固定系数面板数据Granger检验方法来检验我国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和劳动收入比重的格兰杰因果关系[10]。根据Hurlin和Venet的研究,对于每一个截面i和时间t,我们可以检验滞后p∈R期的模型:

其中Vi，t=αi+ωt+εi，t,εi，t~i.i.d.(0,σε2),X、Y分别表示两个不同的变量,检验的焦点都集中在自回归系数 γ(k)和 β(k)回归系数是否显著的不为零,如果显著不为零则存在因果关系,否则不存在因果关系。

本文利用以下两个模型来检测我国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和劳动收入比重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其中,AS为我国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的程度,LS为我国劳动收入比重。

(二)数据选择

由于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程度反映了行政垄断力量对行业的控制程度,因此,我们可以用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额占行业总投资额的比例来代表我国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的程度。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额占行业总投资额的比例越大说明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程度越高。我国劳动收入比重我们用劳动者报酬与收入法GDP的比值来表示。我们采用的基础数据为2000—2011 年的全国各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各期劳动统计年鉴和各期中国统计年鉴。2004 年我国调整了劳动者报酬的统计口径,为消除调整的影响,我们采用周明海等(2010)的方法对2004 年以后的劳动收入比重进行调整[11]。在实证分析前,为保证数据的平稳性,分别对这两组面板数据进行了差分处理。

(三)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格兰杰因果检验要求数据是平稳的,如果数据是非平稳数据,就需要我们先进行协整,结果符合要求,才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因为对非平稳数据进行检验,我们无法避免伪回归问题。目前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一般采用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主要有LLC、IPS、ADF-FISHER、PP-FISHER四种检验方法,分为同质性假设检验和异质性假设检验。他们各有自己的优缺点。为了使检验的结果更理想,本文拟同时采用LLC、IPS、ADF -FISHER、PP -FISHER四种检验方法。最后综合分析它们的检验结果。我们借助统计分析软件EVIEWS对我们要分析的面板数据进行LLC、IPS、ADF -FISHER、PP -FISHER检验,得到面板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如表7所示。

注:** 表示1%统计水平上统计显著。

通过对LS和AS的面板单位根检验可以得出:无论是同质性假设检验还是异质性假设检验,LS和AS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LS和AS均不存在单位根,即我们研究的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和劳动收入比重变量是稳定的。数据不需要协整就可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四)面板数据格兰杰因果检验

我们通过对样本数据的VAR检验来实现格兰杰因果分析,首先,选取AIC的最小值以确定最佳滞后期,经检验最适滞后期为2;其次,根据面板格兰杰因果分析的原理,利用EVIEWS软件对我们的数据进行因果分析,LS和AS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结果如表8 所示。

表8 描述了对模型(3)和(4)分别在劳动收入比重LS和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AS滞后1期和2 期的条件下进行回归的结果。从回归结果看,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AS在劳动收入比重LS分别在滞后1 期和2 期的条件下P值分别为0.006 4 和0.008 6,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当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AS在劳动收入比重LS滞后两期同时回归时P值分别为0.007 3 和0.004 8,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劳动收入比重LS在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AS分别在滞后1 期和2 期的条件下P值分别为0.007 9 和0.009 5,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当劳动收入比重LS和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AS滞后两期同时回归时P值分别为0.005 7 和0.008 3,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根据2001 年Hurlin和Venet提出的固定系数面板数据Granger检验方法原理,表8所示的回归结果显示:劳动收入比重滞后1期和2期时劳动收入比重都是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的格兰杰原因,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滞后1期和2期时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都是劳动收入比重的格兰杰原因。因此,劳动收入比重与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

六、结论

在本文中,我们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我国劳动收入比重与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之间的关系,并由此理解我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深层次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劳动收入比重与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因此,稳定我国劳动收入比重的关键是削弱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

1.破除行政垄断,创建公平竞争环境。对各种行政法规进行重新审定,废除有损不同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部分,给企业创建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进一步扩大非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产业等领域。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特权,对部分国有资产进行必要的整合。

2.规范行政垄断企业的行为。在行政垄断企业的董事会和监事会中,加大社会监督力量。严格制定管理层的任职条件,尽量增加从社会招募的比例,有效防范内部人控制问题。建立企业的决策专家委员会,增加决策的经济性和科学性。完善行政垄断企业的分配制度,提高相关信息的披露力度,强化社会监督。

3.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抑制垄断。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供求主体,鼓励和规范劳动力市场主体组织行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完善集体谈判的机制和程序,发挥集体谈判在和谐劳资关系方面的作用。建立起劳动者的保护机制并从法律上完善用工制度,保护劳动者权益。

摘要：通过对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的原因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与劳动收入比重之间互为因果。我国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会使行政垄断行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下降,行政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劳动收入比重下降,进而会使资本实际价格下降,增强行政垄断企业的市场力量,加剧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程度。因此,减弱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是稳定劳动收入比重的关键。

关键词：劳动收入比重,资本价格,市场力量,劳动力市场行政垄断行业分割

行业比重 篇2

比重

比重也称相对密度，固体或液体的比重是该物质（完全密实状态）的密度与在标准大气压，与3.98℃时纯H2O下的密度（999.972kg/m3）的比值。气体的比重是指该气体的密度与标准状况下空气密度的比值。液体或固体的比重说明了它们在另一种流体中是下沉还是漂浮。

比重是无量纲量，即比重是无单位的值，一般情形下随温度、压力而变。比重简写为s.g。

密度

印度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加大 篇3

印度家庭的学生教育费用负担在逐年加重。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决定, 从2014年起, 印度顶尖的工程教育与研究机构———印度理工学院的学费将提高8成, 从而导致家庭供养孩子就读于国立学校的经济负担加重。

印度联合工商会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 把每月可支配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孩子教育的家庭, 占到家庭总数的65%。同时, 平均花在每个孩子身上的学费、校服费等费用, 由2005年的3.5万卢比增长到2011年的9.4万卢比。此外, 半数以上的家庭表示, 孩子到高中毕业所花费的教育费多达180万至200万卢比。政府的调查结果还显示, 孩子上私立中等学校, 家庭所承担的教育费月均893卢比, 而孩子上国立中等学校, 家庭的月均支出为275卢比。

外来务工人员求职比重下降 篇4

佛山日报讯 昨日，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发布今年一季度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该季度人力资源市场供求总量均比上季度及去年同期有所增加，但在所有求职人员中，外来务工人员占52.55%，与上季度及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分析报告根据佛山市5个区的劳动力供求季度信息汇总而成。根据信息统计情况来看，用人单位通过人力资源市场招聘各类人员8853人，比上季度增加了2938人，同比增加了954人；到本市各级人力资源市场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共有5121人，比上季度增加了1528人，同比增加了315人。

报告指出，99.86%的用人需求集中在二、三产业；同比第二产业的需求比重下降，第三产业的需求比重有所上升，

加工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是本季度用工需求量最多的三大行业。非公有制企业需求一向占据市场主导地位，从企业性质类型看，本季的用人需求主要集中在有限责任公司、个体经营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三者所占比重之和约86.04%，是用人需求大户。

从职业上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商业和服务业人员既是用人需求的主体，又是求职人员集中的职业。从供求状况对比来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的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其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2.46和2.08。

对提高直接税比重的认识 篇5

众所周知, 经济增长与税收收入成正相关关系, 当经济发生波动时税收收入也应随之起伏。目前,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 经济发展速度正由“高挡位”换向“低挡位”, 国家政策制定偏好也逐渐由“效率型”偏向“公平型”。间接税虽然有利于国家组织财政收入, 但是其税负易于转嫁的特性难以突显出“公平”二字, 更多的是强调“效率”, 与经济转型的“公平”理念显得格格不入。直接税的税负往往难以转嫁, 其中的主体税种个人所得税所设计的税率具有很强的累进性, 能够有效调节收入分配, 缩小收入差距, 彰显公平。但是, 近几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处于严重失衡状态, 贫富差距较大。我国的基尼系数从2000年开始不断攀升,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达到0.491的高峰, 直到近几年才有所缓解, 但仍触及0.4这条国际红线, 这与直接税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弱化不无关系, 究其根本原因是直接税比重偏低, 调节收入分配时疲软乏力。我国应以此次经济转型为切入点, 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强化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二、我国直接税发展现状

(一) 直接税税种现状。

我国目前征收的税种共4大类18种, 直接税主要分布在所得税和财产税中共有9种: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房产税、契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和车船税。大部分学者认为税负能否转嫁是区分直接税和间接税的主要依据, 个人所得税的税负难以转嫁, 并且其税率设计具有明显的累进性, 能够有效调节贫富差距, 是一种典型的直接税;企业所得税虽然从理论上属于直接税, 但是该税种的税负不可转嫁性不明显, 难以有效调节收入分配;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在房地产保有环节征收, 契税和土地增值税在房地产交易环节征税, 这4类税种可以归为房地产税。因此, 在提高直接税比重的进程中, 应以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为核心, 其他直接税为辅助, 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

(二) 直接税比重现状。

从我国2013年的财税数据来看, 我国税收总收入为110, 530.7亿元, 直接税中的企业所得税22, 427.2亿元、个人所得税6, 531.53亿元、房产税1, 581.5亿元、城镇土地使用税1, 718.77亿元、耕地占用税1, 808.23亿元、车船税473.96亿元、车辆购置税2, 596.34亿元、土地增值税3, 293.91亿元、契税3, 844.02亿元, 合计为44, 275.46亿元, 在税收总收入中的占比约为40%。由此可见, 我国当下的税制结构仍是以间接税为主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2012年的数据统计显示, 目前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其中美国的直接税比重最高为82.2%, 日本为81.3%, 澳大利亚为72%以上, 法国为69.6%, 英国为66.7%, 这些发达国家直接税的比重平均值已经高达70%。我国直接税40%的比重与之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

三、直接税比重过低的不良影响

(一) 直接税比重低, 导致税制结构失衡。

我国税制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直接税比重过低, 间接税比重过高”。税制结构失衡不利于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首先, 间接税主要存在于商品价格中, 而间接税过高就容易增加企业的税痛感, 导致企业盈利降低, 打消企业的积极性, 减弱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处于被动地位;其次, 我国当前的财政体制是分税制, 即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 并结合税种的特性, 将税收管理权和征收权划拨给中央和地方。但是, 我国分税制改革的并不彻底, 导致“财权层层上移, 事权层层下移”, 使得地方政府财力不足, 而直接税比重太低, 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间接税, 从而变相鼓励地方政府过分追求GDP, 忽视经济效益和居民收入的提高, 不利于经济转型;最后, 间接税往往与价格相捆绑, 在一定程度上易导致物价虚高, 产生通货膨胀, 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二) 直接税比重低, 弱化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功能。

间接税具有很强的税负转嫁性, 容易将税负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这就造成穷人购买消费品时所承担的税负并不一定比富人低, 甚至大大高于富人, 产生逆向调节, 进而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失衡。直接税虽然能够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但是其比重过低决定了其调节居民贫富差距的局限性。个人所得税是直接税的代表性税种, 应本着低等收入者不交税、中等收入者少缴税、高等收入者多缴税, 但是从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税制设计来看, 中等收入者却是缴税大头, 并不利于收入分配的调节。除此之外, 直接税中的财产税基本处于缺位状态, 难以有效调节居民的存量收入, 导致财产过度集中, 成为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放大镜。

四、提高直接税比重的建议

直接税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不能一蹴而就, 应始终坚持“逐步提高”的方针政策。将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作为前提条件, 将完善直接税体系作为主要方式, 并通过强化税收征管辅助提高直接税比重。

(一)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收入和财产是直接税的主要课税对象, 因此提高直接税比重不能完全依靠税制改革, 而应该把重心放在“如何提高居民收入”上来, 从根本上突破直接税比重难以提高的瓶颈。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 其关键在于居民收入水平高, 人均GDP普遍在10, 000美元以上。根据2014年数据显示, 我国人均GDP为7, 485美元, 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并且有学者通过研究各国税制的演变过程, 认为人均GDP在20, 000美元以下时, 直接税比重的提高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增加居民收入是提高直接税比重的前提。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 应快马加鞭加速前进, 大力发展服务业, 引导服务业向信息化、规模化和现代化方向发展, 以便于放宽就业面;改变固定工资模式, 建立工资长效增长机制, 实现工资与经济同步增长;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增加居民的转移支付, 以提高居民的间接收入水平;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经, 增加居民收入来源, 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为提高直接税比重夯实基础。

(二) 完善直接税体系。

直接税体系不完善也是制约直接税比重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主要表现在税收制度不完善和税种缺失, 在下一步税制改革中应着重于以下三方面:第一, 加快综合与分类个人所得税制的建立。将现有个人所得中的经常性所得和劳动所得合并在一起, 按照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进行征收;纳税单位由个人转变为家庭, 实现税收的横向公平;费用扣除标准应将婚姻、医疗、养老、教育和住房等因素考虑在内;第二, 健全财产税。整合房产保有环节的税收, 将居民非经营性房产纳入房产税课征范围;逐步开征遗产税, 将遗留财产中的不动产、动产和无形资产列入课征范围, 同时为了避免通过赠送方式逃避遗产税, 应配合征收赠与税;第三, 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税的开征有利于提高居民缴纳社会保险的自觉性、建立可靠的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机制, 社会保障税的税率设计应与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相适应, 以便于社会保障费向社会保障税平稳过渡。

(三) 强化税收征管能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 居民的收入也随之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和隐蔽化, 当下的税收征管已经不能有效支撑直接税的征管, 应进一步强化税收征管能力。第一, 完善税收征管法, 明确自然人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 并将自然人需进行税务登记列入其中, 进一步规范自然人的纳税行为;第二, 建立联动机制, 税务部门应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 联网工商部门、房管部门、银行、证券公司等, 充分掌握自然人的税源信息;第三, 提高纳税服务质量, 加快税务征管人员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拓展纳税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切实做到“一切以纳税人为中心”;第四, 提高税收稽查的地位, 将税收稽查贯穿于税收征管的整个环节, 加大处罚力度, 从源头打击震慑违法行为。

参考文献

[1]郭月梅.渐进式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思考[J].税务研究, 2014.6.

[2]孙健夫, 朱天华.关于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的几个问题[J].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4.5.

行业比重 篇6

记者4月26日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今年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三农”的规模和比重都将超过去年。

据介绍,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等方面作出新的努力和新的贡献。加大投入, 比如今年将安排700多亿元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支持引水调水、骨干水源、江河湖泊治理、高效节水灌溉等重点项目。继续加大农村民生工程投入力度, 完善农村水、电、路、气、信等基础设施, 加快推动农村饮水安全、农村道路、电网改造、农村沼气、危房改造等方面的建设。今年要改造农村危房260万户。

据悉, 201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农业农村的比重达到了50.6%, 投资总量超过2 200亿元。

行业比重 篇7

1 收入分配的相关理论

社会收入分配也可以称之为居民收入分配，它与生产或经济要素 (功能) 收入分配不同，一般包括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两种分配形式。其中，初次分配通常就是我们所讲的国民总收入即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这一分配主要由政府通过国家权力以税金形式所得收入，企业通过净营业盈余形式所得收入，居民通过生产要素提供所得收入三部分组成。初次分配的形成主要依托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一般采取不干预态度，主要利用税收渠道和法律法规进行间接调控。初次分配是一种基础性的分配，一般发生在创造国民收入的生产领域，主要按照各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对产出所做的贡献进行分配，经过这一分配后形成的收入通常被称为“原始收入”，这一分配形式体现的是基础性分配关系。二次分配则是在初次分配之后进行分配的一种形式，国家出于社会公平角度的考虑而采取的一种分配方式，主要由离退休金、价格补贴、政府抚恤金和社会保障收入等内容构成。在我国，居民的总收入主要包括劳动报酬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收入和转移收入，其中劳动报酬收入一直都是我国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总收入的80%以上。

劳动报酬收入是整个收入分配格局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之一。劳动报酬通常是指在初次分配领域中实现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用人单位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劳动工资，一般由薪金、奖金、津贴等组成。在国家经济总量大幅度提升、国家税收随之增长的过程中，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的博弈直接影响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根据有关数据显示，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 居民收入的构成主要包括劳动工资和财产收入，其中劳动工资收入占90%左右的份额。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劳动报酬在我国居民收入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直接反映着劳动者的收入状况。因此，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衡量指标也就是看劳动报酬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状况，劳动报酬所占比重越高，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越公平。

劳动报酬这一经济学范畴的研究在马克思、马歇尔、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等人的分配理论中早已涉及，它属于生产要素功能性分配和初次分配的研究范畴。在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土地和资本三部分，其中劳动要素收入是工资，而利润、地租和利息则属于非劳动要素的收入。生产要素功能性收入分配主要是用来反映和解决在全部国民收入中各种生产要素所占份额的“合理”比例关系及有关变化规律的宏观经济问题。

2 我国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现状及其研究价值

劳动收入在我国分配格局中所占的比重主要是从要素分配份额的视角来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国民收入经过一次分配后形成劳动者报酬、资本所得和政府直接征取的税赋三大组成部分。劳动收入占比通常是指劳动者所获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 (即国民收入) 中所占的比重。现阶段，我国劳动者的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偏低，而且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

据有关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与国际平均水平有相当大的现实差距。劳动收入比重偏低的现实已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且劳动收入比重偏低的现状还有不断下降的发展趋势。这一现实已成为党和政府密切关注的重点领域，党的重要会议围绕该问题曾多次阐明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合理调整的必要性和实现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动态平衡的发展思路。因此，及时调整现阶段我国劳动收入占比过低现状，已经成为初次分配收入格局合理化的重要命题。

探讨如何提高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问题是有效化解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的收入差距难题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正处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依然存在，而劳动占比偏低是直接影响我国内需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通过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有效促进内需驱动力增强，进而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此外，劳动占比偏低又是诱发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积极寻求改变劳动收入占比现状，切实找到有效提高初次分配收入中劳动收入占比的现实路径，是实现初次分配中效率与公平协调统一的有效杠杆，同时也是，从源头上化解矛盾，从根本上破解贫富差距难题，进而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的良剂。

切实提高劳动收入分配比重也是政府摒弃收入分配调控误区的现实之需。在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力图通过改变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总体格局来提高劳动者收入是很困难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通过有关资料的分析，不难看出工资增长率是不会超过经济增长率的，因此尝试通过提高工资增长率还换取劳动者报酬的提高也是不现实的。纵观我国当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悬殊，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居民内部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较为突出，单纯依靠市场经济本身来调节劳动收入分配比重被资本要素压低的现状是十分困难的，政府在其中必须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

3 现阶段劳动收入比重偏低的影响因素

当前我国劳动收入比重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比较突出的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劳动力市场配给失衡和产业结构分布不合理

劳动和资本是经济活动中比较活跃的生产要素，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特别是依托市场配置资源和受价值规律的影响，两者的联系比较明显，甚至可以互相代替。现阶段，我国仍处于工业化的初期，为了突破这个瓶颈，我国正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资本短缺、劳动力过剩的时代背景下，物质资本的匮乏，必然导致人力资本回报率不及物质资本回报率高的结果。同时，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还没有实现向集约型转变，也必然出现资本要素回报率高于劳动力要素回报率的现象。

我国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的实施必然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是本来就存在的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现状雪上加霜，结果造成了严重的失业和半失业现象。这种劳动力饱和、素质不高的劳动者的现实，也形成了结构性失业，形成劳动力市场中雇主卖方地位和劳动者的买方市场。这一现象进一步扩散，也就必然导致企业内部收入分配向资本要素倾斜，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则相应降低，工资增速迟缓，乃至出现拖欠工资的恶果。资本加速注入对于迅疾拉动地方经济增长效果明显，这也致使在雇主与劳动者的博弈中，地方政府对资本要素的青睐。从理论上讲，企业效率的攀升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劳动要素的贡献，工资增长和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应该协调一致。而事实上则出现了劳动报酬未能与企业效益提升、利润增加同步的现象。

3.2 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双方地位不对等和制度设计不合理

作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企业，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作为一个不争的社会现实就是企业内部存在劳动力市场。在这一载体中，劳动者和企业之间就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的谈判和合约伴随始终。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不惜牺牲劳动者的利益，通过压低劳动者的报酬来降低生产成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企业和劳动者的相互博弈中，劳动者的弱势群体，企业的强势地位非常明显。处于劣势地位的劳动者为了更好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必须寻求一个能够与优势企业相对等的载体，以此保障劳动力市场交易的平衡，而这一载体就是工会，劳动者可以借助这一平台与企业资方讨价还价。但现实生活中，工会虽早已存在，但却一直未能在协调劳资关系和化解双方矛盾中发挥其应有作用，究其原因就是行政化色彩的残留和计划经济公有产权组织形式的影响。

我国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已经有相关的制度设计，如涉及保障劳动者报酬方面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中就有明文规定，工资标准应由集体谈判商定，然而在制度实施中，却出现了集体谈判组织机制缺位和用工单位执行力差的现实，导致大部分法律规约成为一纸空文。劳动者不满意自己的劳动报酬，却找不到具体维权的正常利益诉求渠道，结果必然出现以极端方式解决问题，导致劳动者与国家和企业的矛盾激化。

3.3 政府初次分配理念滞后和监管缺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理念一直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后来虽在认识上有所改善，在分配理念上有所调整，初次分配强调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然而在收入分配政策的实质导向问题上并没有根本改观。长久以来，分配观念一直把社会公平放到效率之后，过分强调积累增加，生产扩大，经济增长的优先位置，至于劳动收入偏低的问题则认为可以拿到二次分配中去解决。只强调做大“蛋糕”、而忽视如何分好“蛋糕”收入分配理念的指导下，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中也就必然出现初次分配领域中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致使企业分配的规范和监管乏力，资本侵蚀劳动成为了不可避免的现象，劳动收入比重偏低且不断下降的趋势也就不可避免。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扮演着克服单存市场调节失灵和进行有效微观规制及宏观调节的重要角色。政府正确的定位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重要角色是劳动者获得合理收入的重要保障条件。目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劳动收入的宏观调节机制仍不健全，政府的角色定位仍不准确，具体体现在：一是作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现代企业其自主经营权不断膨胀，单纯依靠市场信号调节，完全受供求关系的左右，直接致使劳动收入水平的高低完全由企业自主决定;二是政府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宏观调节和微观规制的调节劳动收入的的机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在消解劳资矛盾的过程中，政府不但没有成为劳动者的庇护者，反而充当了偏袒资方的第三方力量，在这种制度氛围下，势必造成劳动占比的降低和资方利润占比的提高。

4 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的现实路径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劳动占比偏低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初次分配中理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入手，通过改善劳动市场供求关系，不断强化劳动者的组织化程度和政府的监管力度，建构劳动工资动态增长制度和健全劳动报酬调控机制切实提高劳动收入比重。

4.1 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为突破口

长久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致使第三产业的发展明显低于一二产业的发展。另外，经济转型的强大压力，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脱离现实，集约型经济发展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向，这就必然在劳动力市场中出现了供给相对过剩和需求相对不足并存的局面。这些鲜活的现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迪：优化经济结构，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尤其是促进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加快推进城市化率，尽快实现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此扩大劳动需求，提高劳动占比。

发展方式的选择与劳动收入提高和经济增长息息相关，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片面强调物质利益需求的满足，直接导致劳动收入报酬比重下降。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变是劳动收入比重提高的重要战略支撑。今后，在经济发展方式选择方面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经济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寻求的经济增长和劳动收入比重提高的动态性平衡。综上所述，发展方式的转变确是有效提升劳动收入占比的现实选择。

4.2 增强工人的组织化程度，建力和健全劳动收入集体谈判制度

工人组织化程度的重要载体和企业或用人单位内部劳动力市场交易和利益平衡的平台——工会，它在保障职工权益和发挥企业民主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集体谈判制度是工会这一组织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机制。今后，在工会的建设过程中，应密切关注劳动工资谈判、集体合同制度的签订、厂务公开、企业民主管理和困难职工扶助等领域。在工会作用的发挥方面，应着眼于劳工就业岗位的维护和工资福利、劳动环境的改善，重点倾向于受损害的工人权益上。

西方国家在工人组织载体作用的发挥方面积累了一些列新鲜经验，经历了单纯依靠市场信号推行自由放任劳资关系向集体协商工资模式的转型，通过调整劳动收入占比状况大为改观。引入和完善劳动收入集体协商谈判制度是我国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的现实选择，通过这一制度安排改善劳资关系。切实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从而平衡劳资地位。

4.3 充分发挥政府在劳动收入调节中的作用

政府调控劳动收入比重的主要手段包括宏观调节和微观规制等方面。过去政府更多的倾向于通过单纯的财政手段调控工人的工资，未能充分发挥政府在保障工人权益中的作用。今后政府应该从宏观调节机制入手提高劳动收入比重，具体而言：一个是工资指导线制度的完善。政府调控和干预企业工资分配的重要手段就是制定工资指导线，这一制度也保持经济发展和企业工人工资同步增长的有效措施，同时又是直观反映年度间企业工人工资水平增长负担的标准线。通过工资指导线制度的不断完善，充分发挥政府干预企业收入分配的强有力作用，对于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关系的理顺和提高劳动收入占有份额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另一个就是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完善。最低工资的订立标准应该反映当地最差企业的工资水平，最低工资应该是动态变化的，应该与企业效益的提升同步，政府要充分发挥对企业的监控作用，督促企业严格执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切实保障满足劳动者基本生活需求的底线。

政府还要利用法律手段，通过制定和完善维护劳动者的权益的相关立法来调控劳动收入。一要在立法上明确劳资双方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平等地位;二要在法律制度上构建劳资双方民主协商机制。逐渐实现从正规的行业部门入手，不断扩大制度覆盖面，全面推行集体劳动合同制度;三要加大监察劳动执法的力度。政府损害劳动权益的违法行为及时查处，建立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制度，畅通企业员工在工资兑现和劳动安全方面的利益诉求渠道应对通过严格执法来规范和调节企业资方对待劳动者的行为，有效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

摘要：劳动收入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其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直接关系到劳动者收入状况和初次分配是否公平。当前, 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是现阶段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直接原因, 长期发展下去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深入分析劳动收入比重偏低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 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切实提高劳动收入的比重是有效破解收入差距难题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劳动收入,分配比重,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美]阿西马科普洛斯, 赖得胜译.收入分配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2]张车伟, 张士斌.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与问题[J].中国人口科学, 2010 (5) .

行业比重 篇8

1 土粒比重试验概述

1.1 土粒比重试验的原理

土粒比重是土的一项基本物理性参数,一般用于计算孔隙比和进行土类评价。土粒比重试验通过校正比重瓶来绘制温度与瓶、水总质量关系的曲线,从中查得各试验温度下的瓶、水总质量,根据这些数据进而求出土粒比重。整个过程比较烦琐,特别是校正比重瓶这一环节,不但过程缓慢而且要手工绘制图表,在恒温水槽中测量温度,在绘制好的标准曲线上查找相应的瓶水质量,人为因素较多,其结果误差也较大。因此在试验的具体操作中可以运用多项式拟合曲线的方法来校正比重瓶,并计算每个比重瓶在不同温度下的瓶、水总质量,这样就能够更快捷、准确地完成土粒比重试验。

1.2 土粒比重试验的方法步骤

第一,利用多项式拟合曲线的方法来校正比重瓶。第二,将比重瓶烘干,向比重瓶内装入一定量烘干好的土样,土样应该事先磨好。分别记录好比重瓶和土样的质量。第三,排除土中的空气。可以在已装有干土的比重瓶内注入纯水,并将瓶放在砂浴上煮沸。煮沸后瓶中注入同样煮沸且沸腾时间不少于20 min的纯水至满瓶,冷却,称重。第四,根据测得的温度,从已绘制的温度与瓶加水总量关系中查得瓶、水总质量。第五,根据土工试验规程计算土粒比重。本试验须进行2次平行测定,取其算术平均值作为土粒的比重值。

2 土粒比重试验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2.1 土样采集方法错误

由于错误的采集方法可能使土样遭到破坏,土壤分布不均匀,部分样品采集后没有在现场用蜡封堵,导致水分蒸发,土样不纯。如果采集土样时间在冬天,一定要有相应的防护措施,不然会造成土样受冻,使试验结果不准确。上述原因都有可能造成土样的土壤结构发生破坏,其含水量发生变化,影响到试验结果的准确性,所以对于采集方法有误的土样应该及时舍弃。

2.2 土粒与其他物质的作用

正常的土样可能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是结合水的影响。土粒所带有的负电荷会与其周围的自由水相互作用,形成结合水,结合水会吸附在土粒表面,使测出的土粒体积大于实际体积,导致测试结果偏小。第二是土粒间胶结物固化的影响。在烘干过程中,不可溶的胶质矿物、黏土矿物等易固化形成团粒,很难靠外力作用分散,即使是加热煮沸对团粒也不能起到完全分散的作用,导致计算出的土粒相对密度偏小。

2.3 温度的影响

温度对比重瓶法测土粒比重试验有重大的影响,由于热胀冷缩原理,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温度,就会使比重瓶的体积、水的密度发生变化,从而造成土粒比重试验结果出现相应的误差。因此,在试验进行之前,首先要明确试验用比重瓶的温度与质量的变化曲线,这一过程往往较为烦琐,加大了数据处理的难度。另外,我们从多次的试验经验中了解到,当手触及比重瓶进行操作时,比重瓶颈盖毛细水的渗出现象,必然会给试验带来相应的试验误差。

2.4 操作过程不规范

在试验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操作人员的操作过程不规范也试验结果缺乏真实性和代表性。在土样的采集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而使土样不能保持原样地送回到实验室,这更加影响了试验数据的真实准确性。因此实验人员应该根据要求对土样进行正规的处理,确保土样的完好可用性。

3 土粒比重试验的改进措施

3.1 正确采集土样

采集土样时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应在环刀内壁涂一层凡士林,目的是为了减少环刀与土样间的摩擦,避免土样散乱导致分布不均匀。第二,将环刀垂直下压,避免环刀偏向受压时环刀一侧出现相对压密,而另一侧出现样品与环刀间的小缝隙,造成土样的容重失真及压缩时压缩模量偏小。第三,环刀下压过程中边压边削,可避免土样受到环刀外侧壁与土样间的过大摩擦,使土样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密。第四,压入环刀后对土样的上下端面削平,对于软土要用钢丝锯修复平整,若用切土刀整平则刀面极易带起软土形成二次扰动,对其他土可采用切土刀削平。这四种措施都可有效避免土样在试验时受到扰动。

3.2 完全排除土样中的空气

为排除土中的空气,在已装有干土的比重瓶内注入纯水,并将瓶放在砂浴上煮沸。在注入纯水过程中应注意不可直接用吸球对着瓶子注水,水应沿着瓶壁慢慢注入,防止瓶中干土扬起灰土导致瓶中干土质量不准。同时应注意保证足够的煮沸时间,在煮沸过程中土液不得溢出瓶外同时要经常观察,防止土液溢出瓶外,可以在煮沸时,隔段时间用吸球加入少许纯水。对于测定含有可溶性盐、亲水性胶体及有机质的土必须用中性液体(常用煤油)代替纯水,并用真空抽气法代替煮沸法来排除土中空气。采用真空抽气法时,必须保证真空度要达到1个负大气压,抽气时间不得小于1 h,直到悬液内无气泡为止。

3.3 注意试验细节

在比重瓶法试验操作中,往往会因为细节问题导致试验结果不准确。第一,在煮沸的瓶中注入同样煮沸的纯水时,注意不要有土液溢出。第二,在冷却过程中,要待到瓶中土体完全下沉,并且瓶中的纯水清澈透明。第三,在称总重时,一定要用比重瓶塞塞好瓶子,使多余水分自瓶塞的毛细管中溢出。将瓶外水分擦干时,也应注意先将瓶子擦干,最后将毛细管上的水擦干,毛细管上的水要在旁边擦,否则会将毛细管中的水吸出,从而影响试验的准确性。

3.4 多次测量取平均值

在进行土粒比重试验时,为了保证试验数据的真实可靠,去除偶然因素给试验造成的影响,本试验须进行多次平行测定,取其平均值作为土粒的比重值。在比重瓶法试验操作中,比重瓶的校正也是关键步骤,只有绘制出正确的曲线,后面查得的数据才会更接近真实值,所以理论上来说,在这一步骤中,最少要取八组不同的数据。此外由于仪器、视觉、绘图存在误差,最好同一项试验由一人做、一人读、另一人过后再校核。

4 结语

土粒比重试验作为土工试验的重要内容之一,其试验结果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工程的质量和安全。当然,试验往往都会存在一定的误差,在日常的实际工作中,可能会因为土壤自身的复杂性和试验员的操作问题而出现一些特殊情况,人员也应该对土粒比重试验方法进行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争取减少试验误差给人们带来的损失。

参考文献

行业比重 篇9

中国经济发展“电商化”趋势日益明显:2014年全年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9.7%, 达到2.8万亿元;中国电商交易规模和创新应用再创历史新高, 网络交易量直线上升, 社会零售品消费市场“电商化”比重首度超过10%, 从2010年的3.3%增长到2014年的10.5%。

近年来, 以网络零售为主的电子商务持续保持快速发展。2002年, 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总额仅为1万亿元;2014年, 电子商务交易总额 (包括B2B和网络零售) 约13万亿元, 同比增长25%, 在全球电商市场里名列前茅。

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高新民预测, 到2020年, 我国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将逼近50万亿元, 约为2010年的10倍, 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子商务交易市场, 其中网络零售交易额将超过10万亿元, 占社会零售总额比重将达16.3%。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指出, 近年来从消费品到大宗商品, 从卖纽扣到卖房子, 一切都在“电商化”, 目前正向医疗、教育等垂直服务领域深度延伸。

统计数据显示, 传统产业转型网购零售收益日渐明显, 发展速度超出预期。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一二线城市网购零售增速已达20%至30%, 比例远超全国平均值。通信专家项立刚表示, 未来电子商务与传统零售的融合将进一步扩大。

业内专家用“辉煌”来形容十几年来中国电商的崛起。然而, 值得警惕的是, 在电商令人瞩目的辉煌业绩和传统产业“电商化”的背后, 长期存在的痛点和问题亟待解决:价格“躲猫猫”, 先提价后降价;快递变慢递, 消费“爆棚”造成物流高压;假货“满天飞”, 低价诱惑隐含购物风险;隐私被泄露, 网络诚信体系缺乏监管……

此外, 电商的税收漏洞也饱受诟病。由于电商征税制度的缺失, 具有商品体积小、网点分散、非注册经营、交易主要靠电子支付等特点的电商卖家不开发票、不上税较为常见, 影响了市场管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