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进程（精选9篇）
立法进程 篇1
近年来,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势头迅猛。商务部部长高虎城近日表示, 我国网络零售5年间增长将近30倍, 预计到2015年, 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将超过18万亿元, 网络零售额将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以上。商务部将积极推进制定《电子商务法》, 规范网购行业发展, 并加快统计监测和信用体系建设, 在“规则”和“平台”两方面下工夫。
网购呈现井喷态势
2013年的“双11”网购风暴再一次见证了近年来中国网络消费的爆炸式增长。2013年11月11日当天, 仅天猫商城支付宝的成交金额就超过了350亿元, 较去年同比增长83%。
数据显示, 2012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达到80163亿元, 同比增长31.7%;其中, 网络零售额超过1.3万亿元, 同比增长67.5%, 相当于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3%。
市场普遍看好未来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据波士顿咨询集团估计, 仅2011年中国就新增了6100万网民, 且4300万网民首次尝试网购。长远来看, 到2020年中国网购市场规模将超过1万亿美元, 超越其他所有国家。
缺乏监管维权艰难
然而, 在电子商务日益被消费者所青睐的同时, 因商品质量、物流损耗、网络欺诈等问题造成网购纠纷频发, 监管的缺失使得消费者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电子商务的特性决定了其体验不足的缺陷。”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表示, 毕竟电子商务还是虚拟的东西, 必须通过完善服务去弥补体验不足的问题。2014年正式实施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网购也要满足“7天无理由退货”的要求, 再加上有的商家提供上门退货、运费险等措施, 这些都会降低网购消费的风险。
除商品质量问题外, 网络欺诈的现象在网购中也越来越多。目前主要存在价格欺诈、质量欺诈和利用钓鱼网站欺诈等。
事实上, 消费者网购时一旦遇到问题, 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将会面临诸多困难。一方面, 商家因违法被惩处所付出的代价要远低于其通过违法行为所获利益, 无法起到惩戒警示作用;另一方面, 目前缺乏高效、便捷的维权渠道, 导致消费者维权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过高, 造成消费者维权难。
推进相关法规出台
为进一步规范网购行业发展, 商务部将积极推进制定《电子商务法》。“目前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正在着手准备将网购数据纳入我国的统计体系当中。”高虎城表示, 目前在网络购物方面, 我们缺乏权威统一的数据, 商贸流通领域的很多统计不尽完善, 因此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此外, 加强网购监管也将同步进行。国家工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副局长李军透露, 我国下一步将对网络销售的产品加强抽检和监管, 并制定相关的办法规定。
赵萍认为, 《电子商务法》的出台会使电子商务行业的发展更加规范, 而在此基础上还会出台更加细致的行业规范和行业标准, 使电子商务行业不再鱼龙混杂。她建议, 《电子商务法》要对从事电子商务交易的主体的介入行业资质有所认定, 建立备案制度。同时, 在交易过程中, 对经营方式、盈利方式等要进行规范, 比如, 对卖家提供的图片, 售前、售中、售后服务等要有最基本的规定。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立法进程 篇2
摘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下的“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做了具体的安排，包括实行生态补偿制度，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等措施。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没有关于“生态补偿”的统一定义，其主要是基于国际上通用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而来。
关键词：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条例
一、生态补偿在立法上的突破
生态补偿作为一种逐渐兴起的环境保护制度、一种新的经济政策手段被寄予厚望，我国对生态补偿进行了长期的实践探索，1953年建立的育林基金制度中体现的补偿思想，对生态补偿政策的出台和后来的实践起到了指引作用，目前我国已经在以森林为主诸多领域开展了实践工作。随着生态补偿实践的开展，立法工作也在不断地进步，向着更高效力的法律、更具体的法律迈进。
（一）、单行法方面取得的成绩
近年来我国在生态补偿法制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突出体现在各单行法中对生态补偿制度的涉及，规范性文件对生态补偿的进一步阐述以及地方政策法规的不断细化相关制度，确保生态补偿的实施，以森林生态补偿为例，我国森林生态补偿政策和法律的演变，“经历了早期实践——摸索前进与政策准备——试点先行——扩大范围实施的不同阶段”并伴随着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等不断地认识而不断发展。
（二）、《生态补偿条例》工作的推进
新《环境保护法》第31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国家加大对生态保护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落实生态保护补偿资金，确保其用于生态保护补偿。国家指导受益地区和生态保护地区人民政府通过协商或者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生态保护补偿。”从基本法上对生态补偿制度进行了确立，对其他法律的制定、修改作了方向性指导。2010年国务院《生态补偿条例》立法的启动对生态补偿立法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生态补偿条例》草稿（征求意见稿）的完成使立法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二、生态补偿在立法上的短板
目前我国生态补偿的立法工作虽然呈现繁荣趋势，但是与蓬勃开展、取得重大进展的生态补偿实践相比，我国在生态补偿立法方面明显滞后，存在重大缺失，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至今没有建立健全的生态补偿法律体系。我国目前的生态补偿立法存在两个重大问题，分别是法律结构的不平衡和法律内容的不完善。
（一）、法律结构——不平衡
1、《宪法》中没有涉及生态补偿的相关内容
《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有着最高的法律效力，在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现状下，序言中没有体现生态文明，总纲26条也没有生态补偿制度的体现，“生态利益”没有在《宪法》中和“经济利益”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2、专门立法的缺失
在制度建设上，生态补偿缺少专门立法，造成其环境法律体系中的缺位，虽然在有些单行法对生态补偿做了规定，但缺乏实施细则和下位法，由于立法的缺失，在广泛开展的生态补偿实践中，更多的是依据各类红头文件和地方规范性文件，政策成为了执行的保障。相比较法律，政策弹性大、不稳定，缺乏有效约束，造成实践中各种问题突出，虽然“这些规范性文件和规章为生态补偿试点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并不能满足全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立法需求。”
（二）、法律内容——不完善
1、原则性的规定导致缺乏操作性
我国现有的生态补偿立法还停留在原则性的规定，缺乏操作性，不管是《森林法》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金”还是《水土保持法》关于“水土生态效益补偿”亦或是《水污染防治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等都只有原则性的叙述，对于补给谁、怎么补、补多少、操作程序等都没有规定。
2、缺乏基础性制度支撑导致法律适用时的冲突、重合和法律的不稳定性
虽然我国的单行法基本上都有关于生态补偿的内容，但由于缺乏基础性的制度支持，造成相关规定不统一，导致法律适用时出现冲突或重合，“生态补偿的范围广泛，涉及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矿产资源开发、流域水环境保护、资源枯竭型城市等不同类型，对生态补偿具有管理权限的部门多、权力分散且有交叉，不可避免地出现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纠纷。”单行法之间缺乏协调，部门色彩浓厚，影响整个法律体系合理性的构建。同时，由于不同部门在实践中的重点不一样，在长时间实践的影响下，各个领域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系统，导致不同领域中的措施相互重叠，在实务中就存在湿地保护与草原、森林、流域的保护相重叠。同时由于立法层次低，也导致了政策法规的不稳定性
3、法律实效不足“宣誓性条款过多，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规定不清，使一些生态补偿立法沦为‘观赏法’。”纵观我国现阶段的生态补偿立法，生态资源保护单行法很难满足法律关系的要素“主体”、“客体”、“内容”方面的构成，没有对各主体做出明确的确定，大都是从国家、各级政府部门以及个人提出一些广泛的要求。同时在实施过程中大多采取全国一刀切的做法，脱离地区实际，不利于补偿工作开展地区人民积极性的提高，例如在退耕还林中全国的补偿标准中仅分为南北两个标准。我国《宪法》第9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集体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这一规定导致我国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模糊性，环境成为了公共财产，给补偿工作带来阻碍。
4、生态税立法的缺失
已经开展的生态补偿的实践表明，虽然我国现行生态补偿的财税政策主要有纵向财政转移支付、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生态税三大类，但是生态补偿资金的来源主要是依靠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2012年以来，中央政府每年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安排的生态补偿资金总额接近800亿元人民币。”横向的财政转移支付主要发生在流域生态补偿领域，包括福建省闽江、九龙江流域水环境保护项目，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补偿试点项目等。在生态税制度方面，我国没有独立的生态补偿税收，我国现行的资源税、消费税等虽与环境保护相关，却难以发挥调解作用。因此修改税法，开征生态税，为生态补偿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是摆在我国生态保护立法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加快立法进程，不仅要开征生态税，而且还有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并未生态补偿提供长效的稳定的资金来源，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一致的目的。”
三、完善生态补偿立法的建议
（一）、结构方面的建议
为完善生态补偿在立法结构上存在的问题，首先应从《宪法》上对生态补偿的相关内容予以确立。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是在《宪法》的基础上，以《环境保护法》为主体建立的，新修改的《环境保护法》以对生态补偿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确立，为进一步推进立法和实践工作的展开有必要将生态补偿的相关内容写进宪法，将生态文明建设写进宪法序言，推动其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争对生态补偿在环境法律体系中的缺位，国务院加快《生态补偿条例》出台的进程，使生态补偿形成“基本法——专门法——单行法”相对完整的体系，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依靠实践的带动，对行之有效的法律进一步提高其效力位阶，在《生态补偿条例》的基础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出台《生态补偿法》，使整个生态补偿机制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
（二）、内容方面的建议
政策的不稳定性和法律适用时的冲突以及重合呼吁专门法的出台，政策的不稳定性在于制定机关和法律效力的影响，之所以存在法律适用时的冲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在同一制度上缺少上位法依据，其二是同一效力的法律在制定的同时只考虑部门利益，忽视整个法律体系的协调性，整个法部门的利益。面对出现的上述问题，新修改的《环境保护法》对生态补偿制度的确立相信会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指导，在基本法对制度予以确立的基础上，加速《生态补偿条例》的出台。为避免法律冲突，还需对相关单行法中的内容予以修改和整合，使之生态化，同时对单行法中的确立的制度进一步具体化，突出可持续思想，使单行法和专门立法相结合，相互配合，循序渐进的促进整个立法工作的完成。
我国目前生态补偿实践的展开大多是以项目的形式开展的，为了提供实践中机制的操作性，生态补偿在不同的领域立法时可以考虑以项目为载体，通过法律程序将生态补偿的框架落实到具体项目中。同时在国家出台《生态补偿条例》的基础上，各省、市、自治区根据地区具体的情况制定较为详细的《生态补偿条例实施办法》，基本保证整个操作过程都有法律为依据。在不同的补偿领域，在单行法规定的基础上，制定相关的实施办法、资金管理办法，虽然不同领域的生态补偿存在补偿标准、补偿主体等方面存在差异性，但是其他领域在立法上和实践上的完善之处依然可以借鉴到自己的领域。在其他领域生态补偿资金管理上可以借鉴森林上的管理办法，从《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中吸收有益部分，根据不同领域特点制定出完善的管理办法。各项立法从不同方面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实现生态补偿的“恢复、维持、增强”的效果。
为了提高我国生态补偿法律的实效性，首先应明确自然资源的产权，“确认生态效益的权属问题是明确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关系主体责、权、利的关键性因素”，在明确产权的基础上在法律条文中清晰界定法律主体、法律义务、责任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补偿过程处在有效的管理中，保证政策落实的到位性、及时性。同时还需要确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保障整个过程中执法部门严格、顺利执法，对干扰执法的现象追责，保障从中央到地方一条线，连贯的执法、操作，落实具体政策的实行。同时给予补偿的地区差异性、类型的广泛性上，在分类型的基础上考虑空间分布，严格避免全国一刀切的做法。
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就开始了绿色税制改革，在我国目前缺少生态补偿税制的现实状况下，紧靠体现生态补偿原则的排污费、生态环境补偿费、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是远远不够的，修改税法，开征生态税费，为生态补偿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显得极为重要，因此我们要循序渐进的构建我国的生态环境税制，同时保证税收的设立于其他税种相互呼应，形成一个有机、和谐的绿色税收体系。
参考文献：
【1】秦玉才、汪劲主编：《中国生态补偿立法——路在前方》，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李爱年：《生态效益补偿法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3】赵胜才：《论区域环境法律》，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4】李长亮：《西部地区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5】王社坤：《生态补偿条例》，立法构想，载《环境保护》，2014年7月10日 【6】邱秋：《完善立法为生态补偿提供硬约束》，载《环境保护》，2014年3月10日
【7】邱秋：《完善立法为生态补偿提供硬约束》，载《环境保护》，2014年3月10日
【8】汪劲：《中国生态补偿制度建设历程及展望》，载《环境保护》，2014年3月10日
【9】张建伟：《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10】张丽君、张斌：《民族地区生态功能区建设》，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1期
立法进程 篇3
备受关注的“营改增”全面试点已于2016年5月1日正式启动。中国增值税从1979年起试行，已走过37年的历程。增值税在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增值税改革的关键步骤，都与改革开放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何对占税收半壁江山的增值税“动刀”
增值税制的每一次改革，都与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密切关系。1994年增值税制改革，就是为了建立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相适应的税制。
增值税取代产品税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税收对市场的扭曲。担心税收收入下滑，同时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当时的增值税选择了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不能抵扣的生产型增值税。这样的增值税不能全面解决重复征税问题，于是2009年开始了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但是，增值税改革仍然没有到位，固定资产抵扣范围还是有限的。这次改革将新增不动产进项税额列入抵扣范围，标志着消费型增值税制改革进入收官阶段；扩大了增值税征税范围，增值税全面取代营业税，更是进一步巩固了增值税在税收制度中的地位。
全面深化改革旨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突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定位的背景之中，税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税收要在改进经济效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扮演重要角色，要逐步提高直接税收入的比重。增值税制改革在深化税制改革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将有力地促进经济效率的改善。增值税所提供的税收收入几乎占税收的半壁江山，对这样的税种进行改革，本身就说明它在税制改革中的分量，也是税制改革快速进行的明证。
增值税制改革难度本来就不小。改革必然涉及利益格局调整，而且改革方案的选择，也需要专业的支撑。增值税制改革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决定了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全面试点能够推开，本身就很不容易。一些在方案设计中可能没有注意的问题也可能在试点中暴露，从而为改革方案的完善争取时间，为改革的正式实施提供更充分的支持。
增值税制改革的难度非常大。全行业覆盖的增值税制就不容易设计。金融业增值税制有大量的难题需要克服。增值税制改革遇上积极财政政策，又逢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方案的设计，就不能不考虑更加复杂的外部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会聚焦在“减税”上。新增不动产进项税额抵扣是实实在在的减税，是不会有任何争议的减税。其他的减税就要表现在进项税额扣除的范围确定上，表现在税率的确定上，为了试点的平稳进行，改革选择了行业税负不增加的约束条件。这就给“营改增”全面试点出了一道大难题。
行业税负不提高不等于具体企业税负不提高。但是，毕竟所有行业税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企业税负所组合而成的。全面试点方案显示出过渡性的规定，无一不注意行业税负的前后衔接，是在尽可能保持平稳的状态下，顺利推动“营改增”工作。无论从税率的选择，还是从征收率的设定，这种设计思路都可以清晰地看出来。行业税负不提高既是“营改增”全面试点作为积极财政政策中减税政策的重要内容，又是改革争取社会全面支持的前提条件。但是，为此所设计的改革方案难免复杂，也意味着未来增值税制改革有着较大的空间。
“营改增”全面试点的顺利进行离不开良好的税收征管工作。完善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要求国地税部门加强合作但不合并。这种做法较好地解决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问题。但是，有一种客观现实是：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纳税人由原来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并由国家税务局征收，这大大增加了国家税务局的征管压力。可以说，“营改增”全面试点，如果没有地方税务部门的支持，那么试点的任务是不太可能完成的。
因此，只有进一步加强国地税合作，试点的任务才有望完成。毕竟，“营改增”之后，国税部门仅仅是管户就增加了1000多万户，工作压力可想而知。只有进一步加强国地税合作，试点任务才能较顺利地完成。试点中，应进一步探索合作的模式与机制，充分调动国税和地税两个部门的积极性。税收征管的改善同时是纳税服务的改进过程，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过程，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国地税合作，必须将国税部门熟悉增值税的优势与地税部门对行业更了解的优势综合起来，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营改增”之后，国地税征管体制的进一步完善需要提上议事日程。试点伊始，国税部门加班加点，精神可嘉。与此同时，地方税务局在行业税收征管上的优势不能充分利用，实际上是征管资源的一种浪费。人随业务走，才是最有效的工作方式。如果能够推动国地税的有效合作，乃至融合，那么这将大大促进纳税服务效率的提升。“营改增”过程中的纳税服务是专业的公共服务，如果进行得好，这也可以为更进一步的对自然人的税制改革，乃至政府其他部门的改革提供样板。
“营改增”试点后，必须解决好地方政府收入的来源问题
多税率、多征收率才能保证行业税负不提高试点目标的实现，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增值税中性作用的发挥，扭曲了市场行为。在理解这么做的现实合理性的同时，试点之后中国必须加快增值税立法进程，增值税立法应该将简并税率并从总体上降低税负作为重要任务来完成。理想的增值税税率应该只有一档基本税率。考虑到现实的需要，增值税税率仍然可以选择一档基本税率加一档低税率的做法，并选择合理的免税范围。基于亚太地区增值税税率偏低的实际，基本税率最终定为10%左右、低税率定为5%左右较为合理。征收率也应只设一档，定为3%左右。
增值税税负因素仍是增值税立法中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实际税负，而不是名义税负；需要注意的是谁最终承担了税负，而不是名义上是谁在纳税。对于投资者来说，有意义的是资本回报率指标，而不是缴纳了多少税收。行业税负的概念可能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行业税负界限越来越模糊而失去存在的意义。只要是社会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税负转嫁的可能。税制改革需要密切关注税负转嫁的条件，将增值税立法与市场繁荣更好地结合起来。增值税立法当在释放市场活力、增进市场繁荣上做出应有的贡献。
“营改增”全面试点，必须解决好地方政府收入的来源问题。有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就必须有完善的地方税体系。营业税本来是地方第一大税种，“营改增”之后，營业税消失了。地方政府收入所出现的缺口必须得到弥补，否则这可能影响地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营改增”试点初期，可以将新增增值税收入作为地方税，但是随着试点范围的扩大，试点时间的拉长，再这么做的后遗症越来越多，地方和中央争夺税源的问题可能越发突出，对中央税收收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事实上，一部分营业税收入本来是中央的，将新增增值税收入作为地方收入，也是不合适的。在整个分级财政体制未动之前，通过提高地方的增值税收入分享比例是必须的。有人担心因此而导致市场分割并进而影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短期内的问题需要短期解决方案，否则过渡期的问题就可能导致全局问题的无解。增值税收入中央和地方五五分享规定的出台，是务实的。不同地区受此规定的影响不同，对应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改革必须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中国是一个大国，更应该如此。需要说明的是，当下的增值税收入分享还只是过渡期的做法。中央和地方税收收入的划分，更为稳定的财政体制，这还需要结合整个税制改革和其他财政制度改革的进程综合设计。
“营改增”全面试点是税制改革的重要一步。尽管方案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它毕竟迈出了税制改革的重要一步。接下来，直接税制改革也要稳步推进。针对自然人的税收征管难度极大，更不可大意。在取得最大的社会共识的前提下，加快税制改革，才可能尽快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税收制度。
《外国投资法》立法进程将加快 篇4
在3月20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上,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演讲时, 给出了加快《外国投资法》立法进程, 进一步提升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信号。
高虎城在演讲中, 对“十三五”时期对外开放格局的五大方面作了系统阐述, 他指出, 中国将提升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水平, 促进外资向中西部地区倾向, 推动中部地区利用外资转型升级, 鼓励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国内企业的改组和改造。同时, 加快《外国投资法》的立法进程。
促进和扩大利用外资
高虎城表示, 中国将提升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水平。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 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 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
按照“十三五”规划纲要的要求, 中国在外资方面, 将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 放宽准入限制, 鼓励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以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高虎城进一步指出, 目前中国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只占全国的16%, 对此, 商务部将抓紧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 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
此外, 商务部还将支持边境地区合作区、跨境地区合作区的发展, 加快沿边地区的开发和开放。
目前的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为2013年修订, 对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安徽省、江西省、湖南省等省份的优势产业进行列举, 外商投资目录内的产业时可以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
但从2015年的数据来看, 东部地区吸引外资继续保持良好势头。去年全年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551.6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8.9%。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出现下降, 其中, 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44.9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3.3%;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17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6.8%。中西部地区在全国吸收外资总量中占比为16.2%。
商务部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马宇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对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而言, 目前除了优势产业目录, 还应给予税收等鼓励性的优惠措施。
而对东部地区而言, 利用外资的重点则是转型升级。
高虎城说, 将创新开发区的体制、机制, 支持东部地区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创新基地, 放开建筑、会计、设计、审计等服务领域的外资限制, 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市场的准入, 鼓励外资更多地投向先进制造、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支持设立研发中心, 鼓励外资以并购方式参与国内企业的改组和改造, 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的合作。
对此,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目前, 中国企业对外并购要多于外资在国内并购, 2015年外资在国内并购仅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额的14%, 在这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开放。
在具体的措施方面, 商务部接下来将采取推动放宽投资准入、深化外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外资区域布局、提高自贸试验区建设水平、创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体制机制等举措。
立法进程将加快
高虎城表示, 《外国投资法》立法进程将有望进一步加快。
“2015年初我们将《外国投资法》草案上网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也收集到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和意见, 引起了我们高度的关注, 我们也正在逐一进行梳理和研究, 积极地予以采纳。”高虎城说。
据悉, 下一步商务部将加快立法进程, 向外商提供稳定、透明的、可预期的法律环境, 同时将依法行政, 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促进公平竞争, 健全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诉机制, 维护各类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随着国内外形势发展, 现行的“外资三法”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已经难以适应形势需要。外资三法修改的基本方向是“三法合一”。新时期的《外国投资法》应定位为一部深化体制改革的法, 扩大对外开放的法, 促进外商投资的法, 规范外资管理的法。
马宇曾就《外国投资法》形成与多家跨国企业进行交流, 他说, 这部法律改革思路是对的, 而目前外界关注和可能提供意见的方面主要集中在全面信息报告制度是否适宜、准入许可与安全审查是否应分别进行、成立中国对外投资管理委员会的必要性、地方政府审批外国投资的必要性等方面。
马宇认为, 《外国投资法》的形成, 取决于两大背景, 一是国内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二是“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要求。
马宇说, 全国版负面清单要在2018年正式实施, 其中针对外资的部分需要《外国投资法》的正式实施, 另外, 中国目前的双边自贸区包括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中美BIT谈判等, 都对负面清单提出了要求, 这也对《外国投资法》的形成提出了新要求。
据了解, 商务部将争取在2016年报送《外国投资法》至全国人大审议。
而早在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挂牌后, “外资三法”就在自贸区内暂停实施。这一暂停也扩大到国内四大自贸区。也为外资三法形成《外国投资法》提供了相应的经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5年自贸区新设外资企业数相当于2014年的1.5倍, 上海全市近一半外资企业落户在自贸区, 新设外资企业数占比从自贸区挂牌初期的5%上升到去年的20%, 新设外资企业平均注册资本相当于新设内资企业平均注册资本的两倍。
“坦率地说, 目前中国的开放水平还不够高, 开放程度还不够深, 开放领域还不够宽, 扩大开放仍然是我们最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高虎城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坦言。
浅析我国现代环境立法的历史进程 篇5
然而人类具有主观能动性, 不仅可以利用环境, 还可以改造环境以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了克服环境带来的有害影响, 人类逐步学会了运用科技、经济、行政、宣传和法律等手段来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生态污染和破坏。其中法律手段在这些措施中更为有效。这是因为它所特有的国家强制性特点是其他环境保护手段所不具备的。国家可以通过环境保护立法, 把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等都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 使之取得社会共同遵守的效力, 如果违反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环境立法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 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 以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完备的法律体系。[1]
我国现代环境保护立法的发展历史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我国环境立法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 我国环境立法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 我国的环境立法高潮到来, 真正涉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第四阶段, 我国法制建设进入全新阶段的环境立法。
一、我国环境立法的起步阶段
新中国成立伊始, 各项事业都处在初级阶段, 当时的环境立法只是针对某一方面、某一问题而制定, 创设的都是一些法律效力较低的规章制度, 而且大多数都是有关自然资源方面的保护法, 缺少环境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 因此当时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有序的环境法律体系。
中国现代环境立法是以中国参加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为开端的。中国从这次会议上认识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1973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制定会上制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这次会议对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机构的建立起着重要作用。会后国务院批转发表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 (试行草案) 》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设立精干的环境保护机构, 给他们以监督检查的职权。”[2]据此, 我国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和省市环保机构, 开始在全国开展“三废”和环境教育。但是由于十年动乱, 环境立法和执法工作步履维艰, 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在萌芽阶段便出现了枯萎的迹象。
二、环境立法的发展阶段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反思了“文革”时期全面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惨痛教训, 作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大决定。以此为开端, 我国在立法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对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97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次对环境保护作出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以宪法中该条款为依据, 1979年我国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 》, 这标志着我国第一部有关环境方面的法律问世。它引进了当时国际上流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污染者付费”的原则, 规定了环境影响报告 (之后经过修改和完善逐步形成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和排污收费制度, 同时还根据国情创设了“三同时”制度。“三同时”制度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相辅相成, 其目的是:根据“预防为主”的原则, 落实建设活动对环境产生影响的防治措施, 防治新污染源或破坏源的产生;并根据“以新带老”的原则, 促进老污染或破坏源的治理, 保证建设项目建成后所排放的污染物符合规定的排放标准, 或者不对周围环境造成新的污染和破坏。[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 》为环境资源法体系的完善和环境法制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法的基础, 使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了法治阶段, 从此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开始逐步建立。但是它的历史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该法只规定超标排污要收取排污费而未规定对某些污染物即使没有超标排放也应当征收排污费;未规定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制度;也没有设立专门章节规定法律责任, 只是对惩罚作了一些笼统的规定。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 1978年宪法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新宪法即我国现行宪法。《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 都属于国家所有, 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十条第五款规定:“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管理植树造林, 保护林木。”宪法中有关环境保护的这些条款, 确立了我国环境立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它是我国环境立法的基础和依据, 在环境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1983年底, 国务院宣布“环境保护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要求贯彻“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方针。“我们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就是因为它关系我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 关系人民生活质量能否不断提高, 关系中华民族子孙后代的生存、繁衍。”[4]总之, 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十分必要的。之后我国的环境立法工作取得了迅速发展, 到1990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制定了水污染防治法 (1984年) 、森林法 (1984年) 、草原法 (1985年) 、渔业法 (1986年) 、矿产资源法 (1986年) 、大气污染防治法 (1987年) 、水法 (1988年) 等。特别是1989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这是关于我国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综合性的基本法, 它对环境保护的重要问题作了全面的规定, 为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但它是在中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制定的, 存在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和较强的政府干预色彩, 没有重视发挥市场对环境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 其立法的指导思想和立法理念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面对新形势、新挑战, 制定一部符合我国国情、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环境基本法已成为大势所趋。[5]
三、我国的环境立法高潮到来, 真正涉及可持续发展理论
进入90年代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我国开始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我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的工业化基本上是因循西方“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的粗放式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进行的, 虽然我国的环境立法发展迅速, 但是我国的环境问题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反而出现愈演愈烈之势, 呈现出“局部有所好转, 整体还在恶化, 前景令人担忧”的态势。[6]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 并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我国的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高度重视, 1994年3月, 国务院批准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 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基本对策和行动方案, 要求建立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法律体系。1995年党的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九五”和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当中, 明确提出 “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 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在这种背景下, 我国环境保护法制建设的发展明显加快, 又出现了一个立法高潮。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制定、修改了《大气污染防治法》 (1995年)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1995年) 、《水污染防治法》 (1996年修改)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1996年) 、《矿产资源法》 (1996年修改) 等, 国务院有关部门也制定了大量环境方面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可以说, 到1997年我国环境法的体系已初步形成。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 这是我国新时期法制建设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7]依法治国的确立为我国制定环境立法、大力发展环境保护事业提供了可靠的法治保障。
四、我国法制建设进入全新阶段的环境立法
进入新世纪,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逐步推进, 以2002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清洁生产促进法》为标志, 具有环境保护法律意义的清洁生产制度在我国全面确立, 使我国清洁生产的实施有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更为我国清洁生产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力的支点。至此, 我国的环境立法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之所以说我国环境立法进入全新阶段是指前三个阶段环境立法一般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的基础上:即污染不可避免, 就像人工制造的剧毒化学药物尽管剧毒也不能不使用一样。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形成的环境法只能是以污染防治为中心并且是具有末端治理特点的法。而全新阶段的的环境立法的基本特点是引导社会尊重自然, 谋求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8]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主张, 即“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这对我国的环境立法是极大的支持和推动。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修改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2004年) , 新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 (2005年) , 再次修改了《水污染防治法》 (2008年) , 初次审议了《循环经济法 (草案) 》。到目前为止, 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上述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 对推进我国环境法治建设进程, 全面实现环境质量的改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007年, 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事业取得重大进展:全国单位GDP能耗比上年下降了3·27%, 节能8 980万吨标准煤;两项主要污染物即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比上年分别下降了4·66%和3·14%, 首次实现了双下降。这些成就的取得, 环境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9]
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要“建设生态文明, 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首次写入党的政治报告, 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新发展, 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的转变基本完成。
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组建环境保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于2008年3月27日正式举行揭牌仪式。环境保护部的成立对加强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 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环境保护的理念、战略和工作将更加全面深入地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去, 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强大的动力。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 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 以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完备的法律体系。人类发展到现在, 已经深深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 如果没有生态安全, 人类就会陷入严重的生态危机之中。要确保中国经济保持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 确保社会的长期和谐稳定, 就必须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 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重视环境保护立法工作。只要我们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目标,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环境立法道路, 我们就一定能够加快环境立法步伐, 切实提高环境质量, 为推进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和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黄菊, 李丽华.当代中国环境立法评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2002, (12) .
[2]金瑞林.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27.
[3]韩德培, 陈汉光.环境保护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79-84.
[4]李鹏总理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的讲话[J].环境工作通讯, 1996, (8) .
[5]徐祥民, 陈书全.中国环境资源法的产生与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20-26.
[6]解振华.在国家环保总局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大会的讲话[J].环境工作通讯, 1999, (02) .
[7]孙佑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立法的基本经验和存在的问题[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2008, (7) .
[8]徐祥民, 陈书全.中国环境资源法的产生与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4-5.
小议中国性骚扰立法化进程 篇6
关键词：性骚扰,立法化,妇女权益保障法
一、“sexual harrassment”的提出与我国性骚扰立法化进程
“sexual harrassment”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于1974年, 中文译为”性骚扰“。第一次提出这个名词的是一位美国女法学家Catharine.A.mackinnon, 打破了法学界的沉默。她第一次讲性骚扰定义为:“通过滥用权力, 在工作场所、学校、医院或其他公共领域, 以欺凌、恐吓、控制等手段向女方做出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言语、要求或举动的行为。”在Catharine提出“sexual harrassment”之后的很多年, 中国法学界并未因此而有任何撼动, 从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骚扰案开始, 中国人才开始慢慢认识到性骚扰这个名词, 通过各种媒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其中也不乏一些法学家。2001年6月, 陕西西安市的一位童女士以被上司性骚扰为由提起了诉讼, 这是我国所受理的第一起性骚扰案。自此之后, 我国又陆续出现了几起以性骚扰为由提起诉讼的案件, 但是大部分的案件都是以侵犯人格尊严进行审理, 而且几乎都以原告败诉而告终。第一起原告胜诉的性骚扰案件是2003年在武汉受理的一位教师何女士控告其教研室副主任对她有性骚扰行为的案子。高昂的诉讼成本下, 当真就只是讨来了一个“说法”, 对于被告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惩罚。对于性骚扰案网上开始出现激烈的讨论, 一方面要求立法的呼声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性骚扰问题还不到立法的程度。
虽然我国的各项法律、法规中并未出现过性骚扰的概念, 但在我国的《宪法》、《刑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已经包含了禁止性骚扰的规定。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侵害他人的人格尊严权、人格自由权以及其他人格利益的赔偿责任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1998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癸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执业医师法》时首次提出了“惩治性骚扰”。1999年3月4日, 包括陈癸尊在内的32为人大代表又向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交了《关于制定〈中国人民共和国反性骚扰法〉的议案》。议案中明确指出, “性骚扰在医疗过程以及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广泛存在”。2005年6月26日, 随着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提醒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性骚扰首次进入立法程序。该草案中的性骚扰有关的三条规定分别是:任何人不得对妇女进行性骚扰;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对妇女进行性骚扰, 受害人提出请求的, 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决定》 (自2005年12月1日施行) , 这是我国第一次将性骚扰明确提出并纳入到法律中。
该法一经推出立刻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被人们乐观的认为是保护妇女权益的“护身符”, 在实施之后却面临了一系列的尴尬, 由于仅做了原则性的阐述, 相关配套立法尚未完成, 使其在司法实践中成为了一纸空谈, 甚至有专家称反性骚扰立法是“忽悠”中国女性的“作秀法”。诚然, 此次立法本身存在着即为明显的缺陷和不足, 其仅仅是法律对于反性骚扰的一种原则性宣告, 但其仍具有开创意义。按照修正草案专家组组长巫昌祯的说法:“无论怎么说, 为‘性骚扰’立法都是一件填补了我国一个法律空白的事。”即使在可操作性上, 法案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但它的诞生是一种标志、一种规则, 一种有正义威慑力的标志, 一种有关成年人的规则。
二、国外性骚扰立法采取的做法对我国立法化的借鉴
以美国为例,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反性骚扰立法的先驱和最完备的国家, 其反性骚扰从立法到成熟经历了大概3 0年的时间。联邦法律确认了两种性骚扰类型, 一种是交换性性骚扰, 即享有权威的上级, 如主管对下属提出“性”趣要求, 以保留或获得工作上的利益为交换, 则下属有权对企业提出性骚扰赔偿。另一种是工作环境, 即员工、主管对某些员工基于性别的不恰当、不受欢迎的行为导致工作氛围胁迫、充满敌意或者攻击性。此外美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在性骚扰事件中对雇主责任的引入对于中国的性骚扰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美国还设有专门的投诉机构, 即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 (EEOC) , 其成为政府规制性骚扰问题的主要机构, 除了《平等工资法》外, 所有由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实施的法律要求个人再向法院提出诉讼前先向该委员会提出控告。该委员会现对控告进行调查, 然后代表权利受到侵害的人提起诉讼。不止美国, 香港《性别歧视条例》第63条也规定了简历平等机会委员会, 该委员会是有诉权的独立机构, 其有权进行正式调查, 或者要求颁布临时性禁令并未其实行为受害者安排代理。
从各国的实践来看, 结合我国的国情, 我国反性骚扰立法应首先在《劳动法》中男女就业平等条款下, 对劳动者在工作中享有不收性骚扰的权利予以规定, 使免受性骚扰称谓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可以设立专门的性骚扰纠纷解决机构, 或者将该项权力交与某些机构代为管理。同时制定切实可行的《性骚扰防治法》, 对雇主责任进行细化, 规定企业内部必须建立性骚扰的投诉机制, 必须对员工进行尽职性骚扰的教育培训等一系列义务, 行政主管部门对于雇主责任进行监督, 对于不履行法律义务的企业进行行政处罚, 工会组织应担负起受理申诉的职责, 对严重违反雇主责任造成性骚扰事件严重的企业, 支持受害人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企业承担雇主责任。
参考文献
[1].王雪梅.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性骚扰定义浅析[J]妇女研究论丛, 2006, (05)
[2].林辉锋.马叙伦与教育特税督办公署[J]西部法学评论, 2008, (01)
[3].刘红梅.旅游管理专业女大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遭遇性骚扰行为的分析研究——以湖南第一师范为例[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8, (S1)
立法进程 篇7
陈肇雄提出,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顺应世界发展大势, 符合各国人民愿望。一是有更加普惠的网络空间发展共识。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信息获取、创造数字机遇、实现普惠发展, 已经成为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议题。二是有更加协同的网络空间资源管理。关注彼此利益, 谋求共同治理, 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构筑了新的制度框架。互联网号码分配管理的职能移交, 成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热门话题。三是有更加强烈的网络空间治理合作诉求。网络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形式多样的网络犯罪滋长蔓延, 互联网恐怖主义日益猖獗, 对网络空间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寻求网络空间集体安全, 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合作, 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关切。
作为网络大国, 近年来, 中国积极推进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 确立了“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指导思想, 积极倡导建设“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在国家层面, 制定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 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宽带中国”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 开展国际跨境陆缆和海缆建设合作、国际网络安全应急合作等, 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立法进程 篇8
一、国际难民流动和冷战斗争
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美国在与苏联的冷战斗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由于美国深陷越战泥淖旷日持久,无论经济、政治都处于衰退状态,民众的反战之声也愈加响亮。美国民意调查显示,1965年时,认为美国卷入越战是个错误的百分比不到25%,到1968年年底已超过50%。到1968年,尼克松政府上台后,美国开始摆脱越战,并与中国开始正常化,推行所谓的“三角外交”。随后的几位总统也实行了相似的外交政策,从60年代末至80年代冷战氛围相对削弱。因而,在《1980年难民法》中,关于“共产党”等一类的字眼都消失了。新法案不再仅仅适用于“来自共产党国家”或中东地区;它现在适用于所有符合联合国公约和协定有关难民身份的规定。相较以前而言,美国《1980年难民法》表面上显得更加公平、公正。
印度支那难民涌入美国。美国于1975年结束了对越南的战争,在美国撤离越南之际,形成了第一次印度支那难民潮,大批为美国服务的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逃往美国。在美国撤退后,越共领导的人民军,迅速打败南越,统一了整个越南。并且,越南军队在统一后,联合老挝入侵柬埔寨,意力建立一个越南、老挝、柬埔寨联邦,印度支那三国民众背景离乡,走上流亡之路。这些难民基本上是乘船出逃,因而被称为是“船民”。其中,一部分难民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后被驱逐的华裔。这一次难民潮以泰国和香港为翘板,涌向以美国为代表的第三国,一部分最终定居下来,还有一部分最终回到了母国。1979年超过20万人来到美国,主要是印度支那人和苏联犹太人。1979年7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印度支那难民国际会议,商讨印度支那难民的安置问题。日内瓦会议后,与会各国都开始加强了对印度支那难民的安置。东南亚难民的涌入及难民安置会议召开,敦促美国加速进行《1980年难民法》的立法工作。
古巴也是美国接纳难民的一个重要来源地。到1983年为止约有100万古巴人移民到美国。1959年,卡斯特罗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直到1960年年末时,对于巴蒂斯塔政权的处置及没收不动产和个人财产的政策引发了古巴涌向美国的第一次难民潮。在1962年的高峰期,每周超过1800个难民抵达迈阿密。大多数学者认为,1959年后卡斯特罗的激进社会制度的改革是古巴第一次难民潮爆发的主要因素。1960年12月,美国联邦政府在迈阿密建立了古巴难民应急中心,并从总统应急基金拨款100万美元。1962年6月28日国会通过了《1962年移民与难民援助法》,制定了适当的基金项目。同时,由于经济封锁和自然灾害影响,许多古巴人进入美国。在1980年以前,与古巴的斗争成为美国对古巴人开放国门的一个重要因素。从1962年到1994年8月19日,超过100万古巴难民通过“假释”和“特殊入境地位”优先于其他国家入境美国。大量入境的古巴难民,也是美国国会制定《1980年难民法》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立法背景。
二、政治文化传统与现实政治需要
在美国国内,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也是进行立法的一个国内要素。在殖民地时期,英国清教徒带来了最早的清教徒式的自由。在马萨诸塞殖民地落户的清教殖民者,深信他们的殖民地是真正的基督教的化身,从而把他们对自由的精神的定义播撒进美洲的土壤之中。立国伊始,美国便对移民持一种较为积极开放的态度。西奥多·罗斯福认为,美利坚作为一个民族,是“许多旧世界的种族的代表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类型”,而所有来到新大陆的不同种族“在坩锅里熔化成一种新的类型是在1776—1789年形成的,华盛顿时代的人们已经把我们的民族性的一切要素都确定下来了”。正是这种经典的“大熔炉论”,使美国国门对难民大体上保持着畅通无阻。
同时,相比二战后的其他难民法,冷战斗争的意识形态有所削弱,人道主义思想充斥于《1980年难民法》。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冷战对抗形势的缓和,同时也由于美国各方面的衰退,美国暂时无力进行战略攻势,力图从另外的角度与苏联进行比拼,“人权外交”由此应运而生。人权外交,从威尔逊政府时期发端,到二战结束后,美国以人权外交的手段进行冷战斗争。直到1976年,卡特政府上台以后,卡特政府开始正式推行“人权外交”,1977年卡特在就职演讲中称:“我们绝对不能对自由在其他地区的命运无动于衷……我们维护人权的承诺是绝对的”,“对于美国来说,最崇高最有雄心的任务是帮助建立一个真正人道主义的正义和和平的世界”。美国从人道主义出发,开辟出另外一条道路与苏联在各个方面进行斗争,以实现美国对苏冷战的胜利。刻意突出人道主义的意图,使美国《1980年难民法》能够成功得以立法。
美国现实政治的需要。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大量难民涌入美国,美国在难民的后续安排上遇到了较大的问题。入境后的印度支那难民在居住方面往往具有很强的封闭性。从难民在各州的绝对人数来看,东南亚难民在加州的人数在各州的排行上都远远超过其他各州,达到40%左右甚至更多。其次是得克萨斯州,越、柬、老三国难民分别占11%、4%、6%左右。此时,美国还正处于经济滞胀的余波中,美国民众的就业与收入都遭到了打击。大批印度支那难民和古巴难民的入境,且印支难民凭借其吃苦耐劳的精神及对薪资要求不高,使大量本土美国人在就业和收入上更是雪上加霜。本土美国人要求减少难民的诉求,迫使政府调整对难民的入境政策。美国政府在巨大的经济、社会压力下,也试图改变以往的针对共产党国家的难民接纳政策,降低难民政策中的意识形态标准,选择接纳本国需要的难民,减轻美国的经济与社会压力,缓和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族裔间的磨擦与矛盾。
三、斗争与博弈:国会立法进程
立法活动很早就已开始,在1965年《移民改革与控制法》立法成功后,就有国会议员就独立的难民法提出立法诉求。据爱德华·肯尼迪回忆,《1980年难民法》的起源可以追溯至1965—1968年,当时爱德华·肯尼迪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司法委员会举行关于难民听证会时期。最终在1969年通过了一项《美国对世界上难民的援助》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大部分的建议被实施,但是,最重要的建议之—“国会应当积极为世界提供避难政策,确立合理的难民数额的立法”,却一直没有得以实现。
然而,这种形势被打破,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1978年爱德华·肯尼迪确认自己能够担任1979年第96届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职务。肯尼迪敦促相关部门共同塑造一个新的难民政策。并且,肯尼迪的建议后来成为了参议院法案的轮廓。建议的重点在于,终结司法部长滥用“假释权”的行为。
从1978年11月到次年2月,议员与行政部门的官员进行了密集磋商,并努力达成了共识。在参议院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持续的施压之下,在反复的谈判之后,可被接受的草案由爱德华·肯尼迪呈交给参议院。在众议院由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彼得·罗迪诺与众议院移民、难民和国际法委员会主席伊利莎白·霍尔兹曼呈交。《1980年难民法》的立法活动正式被列上议程。
就美国当时的政治气氛而言,支持与反对的议员大有人在。反对者认为,新的难民法,会不经意间打开数百万难民的“闸门”。支持者认为在现行法律之下,不存在对接纳难民的法律限制和国会限制。新法案将依据以往20年的难民平均入境水平,建立每年5000名难民的上限。法案也会建立突发情况期间控制难民入境的法律程序,对现存的假释权和假释权潜在的滥用进行必要的限制。同时,支持者也指出,其他国家对接纳难民已超过美国。5000名难民的上限代表少于每年流向美国的移民的10%,或每4000名美国人中才有1个难民。通过对比加拿大、法国和澳大利亚,都超过了美国的平均数量。并且,许多反对者害怕美国过于慷慨,但是1979年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印度支那难民的国际会议,将反对者的这一恐惧驱散。大部分与会国准备加倍接纳印支难民人数。日本增加后的财政捐款占处理东南亚难民事务预算的50%,美国减少的捐助相当于总支出的1/4。澳大利亚和法国超过美国安置印支难民的平均人数。这些现实使国会放心并促进了新法案的通过。1979年9月6日,法案在参议院以85:0得以通过。参议院的法案显示了原来的面貌。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彼得·罗迪诺和议员霍尔兹曼和汉密尔顿·菲什的领导下,于12月20日,法案在众议院以328:47的票比通过了草案。
众议院与参议院两个版本的难民法草案在一些重要的观点上存在争议,但是双方都存在共同的目标,希望《1980年难民法》能够成功立法。于是,双方带有足够的真诚与协商,由众议员霍尔兹曼在1980年2月主持了两院协商委员会,解决了两个版本法案中的21项不同之处,而参议员丹尼斯·德孔西尼领导了参议院协商者。2月26日,参议院通过了会议报告,随后众议院在3月4日也接受了该会议报告。3月17日,卡特总统签署了该法案。《1980年难民法》得以立法成功。
四、结语
美国《1980年难民法》是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难民法案。该法案是美国历史颁布的一项最为全面而系统的难民法。对该法案的出台背景与立法进程的研究,可以从多层次的角度去认知与发掘,也可以了解美国难民政策的政治性与人道性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的难民法是为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冷战斗争而服务。但是人道主义也是美国难民法立法要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在一定情况下美国的人道主义会占主导地位。无论何时,美国都不会放弃人道主义原则,进行赤裸裸的冷战斗争。
摘要：《1980年难民法》是美国难民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第一次将美国的难民政策系统化、独立化。20世纪80年代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削弱,东南亚“船民”与“陆地难民”的大量涌入,1979年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国内少数族裔群体的斗争与代表不同利益议员在议会的博弈等,构成了该法案立法的国际与国内两大背景因素。对于法案的背景因素及立法进程的探析,能更好地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认识美国社会。
立法进程 篇9
公交集团党委副书记郑跃东在会上通报了近期服务工作情况和第三轮三方满意度调查结果, 三方满意度调研综合得分85.02分, 同比上升0.37分, 连续两年保持了稳中有升的趋势。公交促进会会长陈一化从立法经历的三个阶段、条例修改情况、下步工作安排等方面作了介绍, 表示下一步将全力配合市交委开展调研, 推进立法进程。同时, 会议通报了乘客监督员活动情况, 并根据乘客监督员平时开展监督检查的情况, 对15名优秀乘客监督员代表予以表彰奖励。
与会代表积极发言, 在肯定公交发展的同时, 指出公交立法的必要性, 认为公交立法符合国务院出台的优先发展城市公交政策。建议立法推进工作要加强信息化建设, 强化安全管理等, 并从各自的角度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意见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