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进程

法治进程（精选8篇）

法治进程 篇1

1 回顾中国法治化的历史进程

中国能够走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中, 主要是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首先, 1949年10月1日到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 在这个过程中制定了一些法律和法令, 为了加强国家的政权, 社会的秩序。在1954年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包括后来的法律条款, 都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 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和经济制度。制定了国家法制的基本原则, 奠定了中国的法治建设。其次, 在八大召开后到“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实现, 中国开始迈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八大的提出, 让社会主义中国展现了一片好景象。当然在此期间, 由于反右运动的扩张, 让新中国的法制建设走下坡路, 法治观念不被肯定。后来,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民主和法制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十年之间, 人民代表大会不能召开, 需要停止, 整个国家陷入了动乱状态。然而,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下发生了转变, 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后, 多数人都认识到了, 一个国家需要稳定, 安居乐业, 必须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抓起。达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根据这一时期相关法律的颁布, 使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了新时期。

从1993年以后, 中国着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为法治建设打下了坚定的经济基础, 1994年国家领导听了一系列关于依法治国于实践问题的专家讲座。1996年2月8日下午, 第三次法治讲座在南海召开, 这次讲座的意义极其远大。在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 讲“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方略写入了法修正案。在党的十六大召开后, 更加完善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法治更加的完整, 也全面落实了依法治国的战略。从这些历史进程发现, 走过的是一条人治到法治的路。

2 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启程

法治作为一种文明制度的范畴, 需要和一个国家的国情结合在一起的, 自从和改革开放几十年一来, 在做好法治的过程中, 始终不能忘记要追求符合国家的法治文明。后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指出:“民主、靠法制, 并向人民保证,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是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 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经过鸦片战争不断侵略, 西方国家的文化也在间接的抨击着中国传统、落后的文化, 同时, 也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各种手段强迫清政府签订一些不平等的条约, 让中国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带来了沉痛的打击和耻辱。只因为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性, 是因为, 两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有、体系有差异, 对此才会产生这样的纠葛, 巨大地影响着中西方的同上合作, 只是单单一种形式维持着。这是观念差异带来的后果, 导致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中西方的生活观念、法律道德观念也不同, 引发着各种事件的发生。当然, 从不同的方向来看, 有利有弊, 两次的鸦片战争让中国发生的扭转。因此, 我们对西方的法制文化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和了解, 为中国的法制建设打下了基础条件, 不仅仅要靠文化, 还需要经济、政治的配合。当然。也需要清醒的认识到在长期的法制之下, 我国开始了法制的调整。在1979年3月到6月底, 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像全国人大提出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第七部法律草案, 标志着我国立法工作中断了二十多年后重新恢复并取得重大突破。再加上十一届三中全会, 整个国家的法制建设步入了正式的轨道。

3 对三十年的实践认知

(1) 强化党的领导。回顾历史, 改革开放一来我国的法治文明的建设之路, 获得了一些对实践的认知, 这不仅是对走过道路的认知, 同时, 也是未来发展需要走的路。首先, 需要加强党的领导建设,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 是想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基本保障。因此,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只要将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就充分体现了我国的法治文明建设。

(2) 坚持依法治国。回首历史, 经历了人治到法治, 走过了太多的路, 从封建社会到新中国成立, 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到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 从“制”到“治”, 走到了今天, 这是艰难的一步。然而, 法治建设不仅要有法可依, 而且还需要符合当下的时代精神, 建立在民主之上, 要清楚知道法治需要保障人人平等。通过一系列的法治改变了中国以前的旧面貌, 同时, 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同时, 它也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3) 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众所周知,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已经是国家的方略和社会的共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水平就不断的呈现上升趋势, 也取得了显耀的成就。但是如何保持这种趋势, 需要我们考虑。根据经验, 我们需要坚持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改革开放, 所以法治是不能遗漏的。根据1997年9月12日, 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 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是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标志, 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不管什么, 这都是来自人民的心声, 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法治不仅是党的选择, 也是人民的选择, 更是人民的需要。

4 结论

法治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 也会促使人的发展, 党在十五大提出, 需要将依法治国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然而, 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以人为本, 在法治的基础之上保障人的自由和谐发展。因此, 需要坚持“以人为本”, 利用健全的法律制度为人民提供自由发展的保障。更加全面的了解中国的法治, 不仅需要知道中国法治给我们带来的优势, 还需要了解中国法治给我们带来的弊端和局限性。中国也应该建立在实践的过程中, 更深的方面将法治建设目标成为自己国家的状态体现的文明, 不断的完善, 而实践才是能够不断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最后, 还需要把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变成建设制度文明的目标, 这样才能推动中国法制化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1]李虎.西方法治的政治基础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J].赤峰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4) .

[2]郑言.正确看待新中国60年的法制建设[J].探索, 2010 (1) .

[3]韩正明.法治建设进程与法治理念之关系考察[J].科学·经济·社会, 2014 (1) .

法治进程 篇2

近代之前，文物毁坏多限于国内，而战争后，由于我国人缺乏文物保护意识、法制观念淡薄，外国人利用各种手段，将所获大批文物偷运出境，致使我国文物流失前所未有的严重。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1840年战争至上世纪90年代，这一百五十年中，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致使中国大批文物流失海外。

在此期间，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

2.1 清末时期

战争结束了清朝的闭关锁国，西方近代文明伴随着列强的.入侵逐渐传入我国。

近代地质学和考古学的兴起，使国人对文物的范围及价值有了新认识，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及政治制度的同时，其文物保护思想，使国人对文物的价值重视起来，并萌生了文物保护的理念。

他们意识到文物的流失将导致国内珍宝丧尽，出现“文明证据空山河”的局面。

当时的民政部也意识到，虽然“我中国文化之开先于列国，古昔圣哲，连肩接踵，所遗之迹，应亦倍蓰于他邦”，但由于古人向不知爱惜，再加上近代以来“海外洋商不惜巨资，赴我内地购买古代碑版、石刻、图画、造像之类，运至本国庋藏……夫我自有之而不自宝之，视同瓦砾任其外流”，致使我国“至今而求数千年之遗迹，反不如泰西之多者”。

长此以往，将“不惟于古代之精神不能浃洽，而于国体之观瞻，实多违碍”。

于18提出了《保护古迹推广办法》。

《保护古迹推广办法》，较之前法令仅限于钟鼎等器物或皇家陵寝及御用之物，文物范围有所扩大;将文物古迹分门别类，并根据各类的特点制定相应的调查和保护措施，或设法原地保护，或创设博物馆分类储藏。

它提出的古庙名人画壁，不得因形迹模糊重行涂饰，以致失本来面目，这一保护理念延续至今。

但《保存古迹推广办法》也存在一些不足，对文物保护范围的界定，虽然较之前有所扩大，但仍多囿于传统的帝王陵寝、名人字画、石刻等，尤其注重刻有文字者。

但无论如何，《保存古迹推广办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对文物实施专门保护的政府章程，在中国文物保护法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开启了文物保护的新篇章。

2.2 民国时期

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成立了中华民国，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体。

中华民国成立后，我国虽然作为一个近代国家呈现在世人面前，但西方列强并没有改变对我国的侵略政策，对我国文物的掠夺丝毫没有停止过。

196月14同，民国政府发布了“限制古物出口”的大总统令。

“限制古物出口令”内容较为简短、笼统，但它却表明民国政府将以国家名义对文物实施保护，明确了国家对文物的态度。

“限制古物出口令”是民国发布的第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保护文物的文件，但它在形式上只是一道指令。

193月，内务部下达了“切实保存前代文物古迹”的训令，要求各地“所有前代古物，均应严申禁令，设法保护”。

该训令确定了盗窃、私自买卖以及毁坏古物的不合法性，要求各省民政长对此“从严究办”。

这是民国成立后，政府发布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保护古物的训令，正式开启了全国性的文物保护工作。

随后，内务部制订了《保存古物暂行办法》。

该办法针对文物毁坏、售于外人，从保护范围、种类、保护方法和责任人等方面进行相应规定，对当时的文物保护起着指导性作用，对制止文物流失毁坏发挥了一定作用。

《保存古物暂行办法》是民国政府成立后制订的第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文物保护专章，对全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具有指导性作用。

2.3 南京政府时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反动派掌握了国家政权，力图在内政、外交等方面做出一番改观。

面对文物严重流失，1928年9月，内政部以“我国各地所有名胜古迹及各项古物，关系民族文化，至为重要。

近年以来频经兵燹，损毁遗失所在多有，亟应厘订保存办法，以重文物而免损失”为由，公布了《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

《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了较大的进步，有条、有款，共分为十一条，条下又有所细分;用分类的方式界定了名胜古迹古物的范围;保护对象除了之前的古迹古物外，名山、名湖、山林等名胜也被纳入其中。

但关于地下文物采掘及归属问题、外国人在中国的考古调查活动以及文物出口等，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而难以妥善解决。

《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的颁布，使我国近代文物保护正式采用法令的形式加以规定，推动了文物保护的法制化进程。

但它仍属于行政范畴的部门规章，还不是正式的法律，且内容上仍有待补充完善，对于当时有关文物流失最重要的事宜，如考古发掘、文物出口等内容仍未做出明确规定。

1930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古物保存法》，结束了我国大半个世纪以来文物保护无法可依的局面。

《古物保存法》及其相关法规的制订，使我国的文物保护有了法律依据，限制了外人的非法采掘活动和文物流失现象，推动了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

但《古物保存法》对文物保护“大多为原则性的规定，对于违反规定者如何处理少有有明文，因而执行的成效不彰”。

因此，在随后几年内，国民政府相继制定、颁布了《古物保存实施细则》(1931年)、《暂定古物范围及种类大纲》(1935年)、《采掘古物规则》(1935年)、《古物出国护照规则》(1935年)、《外国学术团体或私人参加采掘古物规则》 (1935年)、《古物奖励规则》(1936年)等专门规章。

但不管怎说，《古物保存法》是中国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公布的第一部文物保护法，是近代以来层级最高的文物保护专门法规，正式将文物纳入到法律保护的范围内。

它的颁布开启了文物保护的法制化开端，为新中国的文物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我国古人的文物观以及各朝律令对文物有关规定的梳理，可以看出，数千年来我国文物观念几经变迁。

我国近代文物保护法制化实现的过程，源于我国近代学术不断发展、文物观念的不断进步，正是科学考古学、地质学、新史学等学科的发展，才促使国人对文物逐渐有了正确认识，文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在学界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实现了文物保护的法制化。

参考文献

[1] 鲍小会.中国现代文物保护意识的形成.文博，(3).

[2] 黄翔瑜.民国以来古物保存法之诞生背景试析(1911-1930).国史馆馆刊，(4).

[3] 纪庆芳.民国政府的文物保护政策初探.商丘师范学院学报，(1).

[4] 江琳.从文化建设角度看近代中国的文物保护.历史教学，(9).

试论法制进程中的“法治大竹” 篇3

摘 要：依法治国，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县涉及的工作包括依法治乡（镇）、依法治村等。这些作为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它们的建设快慢直接影响着全面建设法治社会的速度和进程。

我县在过去多年的普法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依法治理工作为全面实施依法治县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我县加快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有力的推进作用。但是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区域发展的差距不断加大，沿海城市发展优先于内地，矿产资源丰富的区域优先于贫瘠的区域，整个社会在经济、文化、法制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越来越明显，为了加快我县法制建设，促进我县整体全面发展，需要对我县当前的法制建设作全面剖析，再给出对策。下面就相关问题展开论述。

关键词：法制；法治；依法治县

一、当前县域城市法制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县城与县城之间是普遍存在差异的，但是也许多共同的地方，要搞依法治县工作就要依县情治县，充分县域城市的特点，不仅要看现在，还要看过去，更要看未来。搞治理就像看病就医，要找到问题，找对问题，治理得当，方法得当，要下对药，下好药，难治的病要长治，不应图于形式。

当前县域城市在法治方面普遍还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人治思想在执法中还比较严重

我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旧中国留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封建专制传统，民主法制传统较少，“法自君出，权力至上”的人治思想根深蒂固、影响甚远。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为建设社会主义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成效，但由于受当时“左”的干扰，封建遗毒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算。在一些地方有些党政机关和干部仍然存在权大于法、言胜于法大的现象。依法行政、依法办理各项公共事项的思想观念还比较淡薄；相当多的公民守法、用法、维法的意识不强。依然存在“黑头（法律文件）不如红头（政策文件），红头不如口头（领导意见）”的问题。要想将从“人治”完全过渡到“法治”确实有一个从习惯势力到理性认识的过程，需要全体公民观念的深刻改革，对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党的领导干部确实有一个转变观念的问题。

（二）法律宣传力度还不够，宣传仍不到位

法治的前提是法律，法律的宣传有效与否，直接影响着法治的成效。目前我国在法制宣传普法教育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也有了明显提高，但是離党和国家的要求，离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发展不平衡，依然存在薄弱的环节，依然有部分领导没有把法制宣传教育作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来做，而仅仅将其作为治乱、治差的临时性措施，没有把普法作为广大群众依法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发挥主人翁作用的渠道，而仅仅将其作为要群众守法听话的工具。有的领导存在单纯完成任务的思想，在普法学习的深度、效果上打折扣，还存在一方面教育群众守法，另一方面自己却有违纪的行为或问题，挫伤了广大群众学习法律的积极性。个别领导干部还存在唯恐人民群众了解掌握了法律，说什么对法律“不可不宣传，不可多宣传”，给法制宣传工作增加了难度。影响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资金投入不够、法制宣传教育仅图形式、教育形式简单、教育意义不深入、宣传队伍自身对法律的认识不到位、解释不周全也是造成法制宣传不到位的原因。另外，法制宣传教育没有走出去，没有走到乡村，没有走到田间地头，造成了法律与人们群众脱节。

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行依法治理县，离不开普及法律知识、离不开广泛深入的法制教育宣传工作。依法治国的工作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工程，由此决定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各级政府应当树立长期作战、长期努力的思想准备。

（三）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还不够高

自从“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在全国实施开展以来，我县的执法队伍基本素质前所未有的有所提高，数量也在增加。但是，在实际执法过程中，还存在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不公正办案，使得群众蒙受冤屈，告状无门的现象。有的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公然执法犯法，大搞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甚至阻挠办案，严重影响法律的正确实施。更有甚者，少数执法人员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越权介入经济纠纷，参与绑架“人质”，勒索钱财，或者大搞“金钱案”、“人情案”等等。部分干警的敬业精神、责任心和业务素质偏低，甚至与黑帮结合，做后台，疯狂敛财，欺压百姓现象时有发生。以上这些情况也是造成执法人员低素质的主要原因。另外，相当一部分人依然靠着“过硬”关系进入政法领域，而那些正规高校法律专业的毕业生难以分配到政法战线。

要实现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县，公正执法，提高执法水平，保证办案质量，就必须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通、道德优良的执法队伍。

（四）执法监督执行力度还不够

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或者虽然有监督主体，但是没有有效的运行起来。那么执法主体就会胡作非为，侵犯人民权利。

当今，执法种类纷繁复杂，执法对象数量众多，执法过程中容易出现渎职、乱职、超越职权等违法现象。此时，执法监督主体的作用尤为重要。当前的执法监督主体包括人大、人大常委会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媒体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等。但是在实际执法过程中，监督主体普遍存在监督怕伤感情、怕得罪人、怕承担责任、怕报复等种种思想顾虑，不敢监督或者不愿监督，监督实践中往往讲成绩多，谈问题少的现象。“执法监督效力差，由于监督措施不力、监督手段不硬，监督主体只注意在监督权的督促力上下功夫，在监督权的处置部分运用不好，缺乏刚性，导致一些被监督单位对监督意见无动于衷，敷衍了事，拖延不办”[1]。

二、完成法治县城工程需要完成以下工作

（一）充分結合当地县情具体开展依法治理工作

实行依法治县就要充分结合县情。全国各县之间在历史条件、地理位置、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千差万别的特点，各县有各县的县情。以大竹县为例，大竹人口上百万，农村人口较多，经济文化不够发达，常年在外务工的人较多等特点。所以我们在贯彻依法治国方针时，就不能完全照搬、套用别个县的模式，应当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治理。

在具体工作中，我县应当注重农村、基层的依法治理，在有关法律知识宣传的普及方面，应当充分考虑到众多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众的接受能力，采取易于为广大群众接受的方式。结合县情开展依法治县，是贯彻依法治国方针的需要，只有各县都开展了适合本县县情的依法治县，依法治省、依法治国才能受到成效。

（二）要抓基层、打基础、搞好基层依法治理

基层是社会组织的最小单位，是我们党组织和政权组织的细胞，是与群众联系最为广泛、最为密切的纽带和桥梁，同时也是矛盾表现较为集中、较为复杂的焦点。基层依法治理抓好了，把法律法规真正落实都基层，才能使群众感受到依法治理的效果和好处，从而提高群众的法制观念和参与依法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推动依法治理的不断扩展和深化。基层依法治理搞不好，各种矛盾、问题、困难就会越积越多，群众的埋怨、意见就会越来越大，势必增大依法治理的难度，影响甚至延缓整个依法治县的进程。因此基层依法治理是依法治县的基础工程和关键环节，依法治县必须从基层抓起，最终也要落实到基层。

基层依法治理，不论是农村的依法治乡、依法治村、依法治社，还是城市、城镇的依法治企、依法治街、依法治店、依法治校等，都必须从解决群众的意见集中、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入手，治理一件，见效一件，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对问题比较复杂、执法状况比较差、干群关系紧张的地方和单位，要重点进行依法治理，防止矛盾激化。

农村是个很特殊的地方，法律的落实需要依村而治，依法治村。农村，要大力推广“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依法治村经验，认真执行村委会组织法和其他法律法规，健全和完善村委会选举制度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使关系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如粮食征收、农用生产资料分配、集体经济项目的承包、计划生育、宅基地审批、村集体提留、干部作风等问题能够依法、依政策、依村规民约得到公开、公正的处理。要坚持法制教育与依法治理相结合，全面推行依法治村、治乡、治县。在农村要依靠村民委员会深入开展依法建制、民主管理活动，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促进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全面开展依法治厂、依法管理企业工作，在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运用法律手段强化管理，搞活经济，增强市场竞争力。“依法治理，搞好基层，要真抓实干，要一个村一个村的抓，一个企业一个企业的抓，一个学校、一个商店地抓，紧抓不放，一抓到底”[2]。在抓基层依法治理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各行业、各单位的依法治理工作，积极推行依法治县活动。各地都要从实际出发，确实重点治理的部门和问题，选择突破口，抓住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依法整顿，不断提高依法治理的质量和社会效果。

（三）不断强化执法队伍素质，保证法律有效落实

随着依法治国战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不断有新的法律法规颁布，现行的法律也在不断被修改，这要求执法队伍也不断再学习、再教育、不断充实和提高知识水平。

当前，我国县域城市执法队伍总体素质还不算高，在执法队伍中学过法律、懂得法律的专业干部还相对较少，其中受过严格高等法律教育的专业人员更少。因此，必须大力加强法学教育，对现有人员中不懂法的，应加强培训力度，同时要采取多种途径录用人才。如：通过专业考试录用大批专业人才，在招考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法律素质，以避免将一批高素质专业人才拒之门外。要积极鼓励普法工作人员参加法学方面的达标培训、考试。如参加函授、自学考试等，在时间和经费上给予支持，使大部分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取得相应学历，不断提高工作层次和学历水平。

从长远来看，依法治国对法律人才的数量、质量还需要很大的提高，执法工作人员必须要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他们应当对各部门法都有系统的学习，且能胜任任何一个法律部门工作的人才。

（四）不断强化法律宣传，改革宣传方法

当今，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是要普通大众要知法、守法。但是由于法律部门众多，理解的难度较大，导致了很多人对法律知之甚少。这成为在法律宣传上一个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对经济相对落后的县域城市，法律的宣传更具挑战性。这就需要我们要建立一支素质达标的法律宣传队伍，要求他们在相关法律实务部门从事过相关具体工作。同时在宣传时，充分考虑群众的知识水平低，对法律的理解不足的特点，细心讲解，耐心解释。

基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重点要面向社会，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具体可以如下：

一是设立普法学习的阵地。依托各涉农社区远程教育播放室和法制文化广场、青少年法制教育第二课堂学习阵地。结合重大政策法律、法规出台，深入开展各类主题法制宣传活动，提高普法实际性。二是创新普法宣传模式。一改往日被动普法为主普法，通过开展“农民工学法活动周”、“法律援助进军营”“律师进社区”等活动针对不同人群，采取法律培训、法律讲座、法制漫画、手抄报、法律咨询、以案说法等流动方式，进行普法宣传。三是拓展普法宣传途径。深入开展“法律六进”，实施送法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单位、教育全县公民觉学习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增强公民的宪法意识，依法办事，进一步提高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五）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加大执法监督力度

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与完善监督机制、监督力度密切相关。为了使各项法律法规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必须有效落实执法监督。这种监督力度首先应当是对各级国家机关的监督，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因为国家机关和领导干部是否严格执法、守法、依法办事，对法制建设影响的程度远大于普通民众，只有国家机关和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才有助于全社会依法办事良好风气的形成。

（六）坚持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要求行政职权法定、职务法定、权限法定。没有非法律制定的权力，超出法定权力，即为违法。在当今，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现象层出不穷，其涉及面较广。即使法律对私权予以了保障，如在《行政诉讼法》中规定了“行政机关在侵犯公民私权时，公民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3]。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公权力的势力强大，私权利的主体弱小，在行使权利时阻碍连连。

所以，一直以来，处理好人民权利与公权力之间关系是法治建设的关键。在权利面前，行政权力应当主動让位，在权力不涉之处，便是权利。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根据宪法，公民行使权利不受他人的非法干涉，国家公权力是有限的，不仅范围是有限的，而且运作也要受到其他国家权力的制衡，国家机关只是公权力的行使者，法律没有授予它权力，它就没有权力。

宪法的实现，最根本的标志就是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良性协调。在二者关系上，公民权利第一，国家权力第二。因此，国家权力的取得必须合法化，没有正当程序的授权不能产生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必须受到公民权利的制约，国家权力行使的自由裁量不得侵害公民权利，最终要达到国家权力回归人民。只有认真对待宪法，处理好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彻底认识到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权利不是来自于国家的恩赐，而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国家权力的存在和行使，应当以公民权利的保障为出发点和归宿。

（七）保证“调解”成为化解群众矛盾纠纷的主要方法

“调解”是保证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近亲、邻里之间的问题不易采取诉讼手段，这是保证生活的和谐。非近亲、非邻里之间的纠纷也要采取调解手段，这是保障社会和谐。但是在民事纠纷调解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调解的策略、方法、技巧运用是否得当，将直接影响调解的成败，因此在坚持依法调解的原则下，必须采取灵活多样的调解办法，调解过程中，还要根据当事人的反馈不断做出调整、修正某些错误的认识，改正调解的策略、方法和技巧。

三、总结

现在正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时期，全国各省、市、县都在轰轰烈烈的开展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建设活动，当前县域城市的法治建设速度与市一级、省一级相比还比要慢些，阻碍也要多些，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但是还要看到自身的优点，在做具体工作时要认清形势，把握县情，深入开展，借鉴学习，把握人才，领略形势，正确认识自身的不足，把问题、矛盾放在面前，不要隐藏，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能够加快发展法治建县的工作。

参考文献：

[1]孟俊修，杜江，彭长卿著.《依法治省学习纲要》.四川人民出版社.第47页.

[2]孟俊修，杜江，彭长卿著.《依法治省学习纲要》.四川人民出版社.第90页.

法治进程 篇4

一、明确基因知情权

在后基因组时代, 随着基因技术的向前迈进, 社会对个人信息存在着多方面的需求。每个公民作为与外界交往的社会个体, 在从社会获得一些资源的同时也必须向社会输送一些关于自身的一些信息, 以共同构筑社会发展所需资讯的动力。在生产力发达的当代, 人类对凭借生产力发展改造世界的需求比以往更加突出, 而这种联系的纽带就是包括基因信息在内的信息交流, 收集和利用。探索基因隐私权的保护方法也应当以公民基因信息为基础的利益矛盾领域进行解析。

在我国民法中, 目前没有基因权的直接相关规定。在一些部门法之中有关于基因权利的规定。关于隐私权方面的规定比较集中且可供事务研究的部门法典型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内容基本集中在关于消费者商品的信息上。只有在民法物的信息畅通的情况下当事人才愿意从事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医学领域中经常注重本人的知情权, 在医疗诊断中, 在临床治疗过程中、以及在医学实验过程中, 本人独有知情医疗过程和内容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主要还是从自然法学中衍生出来的、较为抽象的“规则”。在实定法中关于公民的知情权是一个空白。所以在今后的法治社会中的基因权利冲突解决机制中应当意识到知情权是极易被忽视的一个权利。在基因研究中, 这个问题现在尤为突出, 并且会对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而激化。因为人体上可以从多处取得样本, 的化验信息极易被他人获知并泄露。在知情权的内涵上, 应当包括本人对自己的基因权利有知悉的而权利, 而且还包括对自己的生命信息不去知情的权利。我国立法中应当借鉴在基因权利立法方面发达的国家关于当事人对于自身身体的奥秘已经知晓的, 或者不曾知晓的的信息的规定。这些信息有可能还不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去获取, 依靠相关的专门机构和组织才能获知。这些机构或组织即成为基因信息的掌握主体, 他们在法律层面就是应当如实告知本人相关信息的义务主体。法律应当规定:

( 一) 个人有权向专门的基因检测机构提出申请, 获得自身基因信息的权利。专门的机构应当除了如实告知外, 还应当承担保守基因信息秘密的义务。

( 二) 法律也应当规定保障公民自主地决定是否进行基因检测的权利。其他主体不得在本人不知道的情况下为某种目的进行基因检测。

( 三) 法律的调整范围应当逐步扩展到基因研究领域, 在这个领域受实验对象应当具有知情同意权。a/基因研究者应当向受实验者提供基因基因项目研究的目的、时间、地点、具体内容、风险概率、使用方法、保密协定、损害赔偿等信息。b/保障受实验者正确理解相关的研究信息。保障语言和信息传递方式的便捷和畅通。提供的信息应当在当事人理解的基础上尽可能如实详尽。c/在当事人充分理解前述两点的基础上保障当事人是否参加基因科学研究的自由, 保证其不受威胁和利诱, 杜绝作出违背自己意愿的民事行为。

( 四) 对基因研究的法律调整的主体范围不应当仅仅适用于公民和家庭等微观层面的个体, 还应当将知情权调整范围扩大到群体为主体的更广阔范围。发挥法律调整社会中相同法律行为的规制功能和提供公权力主体执法的充分依据。

( 五) 废止知情权的概括性行使, 一次知情权只能从一次具体的基因研究或实践中产生。

二、明确基因隐私权

研究基因权利体系,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基因隐私权和知情权。隐私权指自然人对属于自己私人生活范畴的事项依法自由支配并排斥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隐私作为一种法律概念及权利, 是西方法治的产物, 后广为世界各国接受。在大陆法系下对隐私之保护, 是从人性尊严出发, 主要由一般人格权之“非财产法益”性质来加以定位的。隐私权是一种封闭性的抵制性的权利, 抵制外界对信息的获取、知悉和对外传播, 而知情权则是一种拓展性的积极权利, 目的在于拓展认知世界的能力和视域, 试图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获取与之相关的或关注的事物信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人类认知世界和探知世界的能力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可谓是今非昔比。人类不断地欲想获得更多重要的信息并进行技术性处理以形成一定的科学依据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 以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情势下个人作为社会属性的生命个体也不可避免地被列为信息调查、收集和分析的对象, 这是公民参与社会分工所形成的必然性结果。因此, 在对这种权利关系的解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隐私权和知情权的法律保护问题。

从我国目前的部门法体系和立法工作现状来看, 我国法律体系没有关于隐私权的具体法律保护的规定, 在基因领域更加没有涉及到。在我国现行宪法中有规定中国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原则性规定。《民法通则》中第101 条有规定关于公民名誉、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规定, 并不含有具体的隐私权的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在20 世纪九十年代公布过“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之他人名誉受损, 应当定性为侵害他人名誉”的司法解释。所以这些都是关于公民隐私权的零散的规定, 建立独立的隐私权乃至基因隐私权机制, 我国法学研究人士和司法界正在形成共识。我国一些重要的法学家现在参加民法典人格权法编的过程中已将基因隐私权的相关规定纳入到了人格权法编。这其中已经有明确的规定: “未经本人同意, 不得公开自然人的身体基因密码。”可见基因隐私权随着生命科技的发展, 越发显现出重要的地位, 作出基因权利的相关规定是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所以要在现有关于隐私权研究和发展的基础上应当进一步做到:

( 一) 法律规定的内容上对隐私权的内容进行扩充, 以立法形式确定新型的隐私权———基因隐私权。

( 二) 对于基因隐私权, 法律规范应当将基因隐私权被侵犯的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等构成要素全面包括进法律规范。

( 三) 明确基因隐私权的主体是自然人, 基因隐私权应当被包含在民法隐私权之中。明确规定基因隐私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 四) 明确基因隐私权的客体是公民个人的基因资料信息。

( 五) 明确基因隐私权的内容可以参照民法隐私权的规定, 包括基因隐私保密权、基因隐私利用权、基因隐私维护权、基因隐私支配权。

( 六) 对于侵害公民基因隐私权的行为可以比照普通民事行为的违法后果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经济赔偿等法律责任。情节严重的侵权主体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 七) 各基因信息接触组织和机构应当严格保管公民个人的基因信息资料。禁止无关的行政部门、组织和人员接触基因信息。对作废的基因信息资料和实验研究样本应当进行无害化匿名处理。

( 八) 法律应当规定为公共卫生需要、国家食品药品监管需要、国家数据统计需要等领域可以合理公开基因信息的例外情形。

当代法治环境下的医疗发展必将催生医疗部门法和日臻完善的医学法律体系的形成。

三、明确冲突根源

权利之间会产生冲突归根到底是由于利益分布不均衡和利益位阶不同所产生的。例如生命权的利益位阶就高于财产权利益, 在调整并整合各个利益时要尽量在设计上达到衡平状态, 必须采取最轻微侵害手段或尽可能微小的限制。例如人的生命权财产权位阶要高, 那么财产利益就要让位于生命利益, 也就是由于生物性要素的人格利益 ( 如生命等) 优先于非生物性要素的人格利益 ( 如隐私) 。必须明确的是权利作为一种法律关系是客观的, 并没有高低上下之分, 有区别的是这种关系所指向的富含价值判断的利益。

法学给社会带来了一个权利规则的有力揭示和建构进路, 即任何权利的确定都是人为的自觉和不自觉的一种社会化规则体系建构, 体现了一种时代的建构性。它排除了其他非法律的规则体系, 虽然具有片面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当代实定法关于当代基因隐私权的规则保护体系的发展。人对其基因享有的民事权利方面的立法还处于刚起步阶段, 从理论上而言, 人对其基因享有的隐私权、知悉权等权利, 国际组织的有关文件对此已有所确认, 相应的国家立法还处于滞后状态, 应制定清晰、合理、严谨的法律体系来规范人对于基因的权利, 同时, 也应规定权利人对基因的相应的保障责任, 任何经由基因资讯的主体都有维护人类基因信息的责任。同时研究机构与研究者个人对于其支配之下的基因物质、基因、细胞等等, 不能任意地运用、抛弃或释放, 必须负起更严谨的应尽保密义务。

在实践上, 制定或解释法律, 规制新兴的生命科技权利时需要顾全多元利益之间的平衡, 旨在建立起长期合理性的法律规范体系。对于长期法律规范体系的构筑最根本的是合理分配社会主体的利益, 但处理时是一种相互融合性的保障机制、利益分享机制和商谈机制, 力求达到各个机制之间的多元平衡, 以解决利益的冲突而不是一种非输即赢的博弈制度。基因科技的未来法律制度架构也不能局限于法律规则和原则进行推论。法律规则和原则的逻辑思考较多地运用于法院司法实务, 这个范围较之当代社会生活还是比较狭窄的, 也不能从本质上有效解决基因科技发展引发的社会利益问题, 所以应当避免局域性的法学思考, 应当立足于整个法治化社会并且面向未来的体系完备并且具有前瞻性的制度架构。

我们对基因权利冲突的分析研究是一种阶段性的目标, 而终极目标是寻找到这些冲突的有效解决途径, 特别是法律制度化建设尤为突出。只有相关制度建立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基因权利冲突带来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因为立法确实是一种具体的权利配置 ( 衡平) , 化解冲突的有效路径, 但是法律规范总会体现出一种滞后性的特征, 不能完全规制日新月异的权利冲突。所以首先要解决制度性构建问题, 从制度层面上分析隐藏在利益冲突背后的法律关系问题。通过建立利益冲突的衡量解决运行机制, 使其调和与共融, 不再对抗是法律制度设计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建设相关法律制度设计时要考虑基因人格的平等、隐私、自主高于对他人的基因财产利益。在劳动和保险领域, 法律制度所涉及也应当将其平等权放置在首位, 其效力应优先于基因财产利益, 在法律连带关系中要规范家庭成员、基因族群的个体与共同体利益衡平途径。

四、结语

随着我国“法治中国”战略的推进和深化, 与高新生命科技发展相关的生命权利问题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倍受关注。基因权利的法律体系正在不断完善, 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权利关注和研究的时代。当代高新生命科技的发展使人类看到了生命科技开辟的美丽新世界。与此同时, 人类也享受到了高新生命科技带来的幸福和便利, 但也面临着新的生存和发展的危机以及法律关系的新课题。高新生命科技为人类实现生命权利价值提供了多样化的路径, 同时也须面对许多由此而生的负面影响。基因信息权利就是征途中的重要基点之一, 它其中所蕴含的隐私权的保护及其衍生的基因歧视相关法律问题、社会治理问题的研究在当下生命科学领域是一个研究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它为促进多元化的社会合作、促进法治化正义的实现、相关制度化保障机制的形成、基因科技立法的理念与商谈机制的建立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牵引作用。基因科技的发展在创造了伟大的医学成就的同时, 它也已经纳入到了法治化的发展轨道, 努力构建权利冲突研究与解决机制是探索法治社会发展目标。在未来的医学领域和法学领域关于它的新型权利的研究将产生重大的理论前沿意义和法治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罗胜华.基因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118.

[2]姜柏生, 杨芳.高新生命技术的民法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206.

[3]姜柏生, 杨芳.高新生命技术的民法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209.

[4]罗胜华.基因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119.

[6][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285.

[7]王康.基因权的私法规范[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290.

[8]罗胜华.基因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117.

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法运用 篇5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评说学界对民间法的争议和观点，阐述了研究民间法的意义和价值。立足于法律社会学的基本学理与方法，探讨了民间法在中国法治进程中运用和实践的可能与机制。

关 键 词：国家法，民间法，法治，乡土社会

目前学界关注民间法到了十分热火和强劲的地步。然而，系统、全面地对民间法进行阐述和分析，真正写出有历史的厚度、有理论的高度和有法律实证分析通俗度的专著还并不多见。本文借鉴和采用法律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在全面掌握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强调对历史的尊重，强调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强调传统与现代的打通，强调突出问题意识和学术创新，强调回到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着力对民间法在乡土社会中的价值与地位，运作与实践提出一些核心的、重点的问题来进行思考。

一、研究民间法的意义和方法

在西方法社会学和法人类学看来，法既是一种抽象逻辑，但更是一种社会经验。法的根本价值不在于它的概念体系，而在于它的实际社会运作。在他们看来，“法有许多的面”，国家并不是法律存在的必要条件，除了国家法之外，还有各种形式的非国家法，任何社会的法律制度都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显然。“民间法的法的内涵是与社会学法学和人类学法学的法观念相一致的，或者说，正是这些法学理论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视法为国家的专利这种比较僵硬的法观念的批判和突破才使民间法概念的诞生成为可能。”1

从历史的视角看，在中国的历史语境里，特别是在传统的乡土社里，中国人的行为更多的是被地限定在人情、礼俗、宗法、习惯等规范秩序内，甚至内化为乡民内心深处，成为比国家法还管用的无形的指令模式2民众对国家法之外的所谓习惯、民俗、伦理、道德等民间法更感兴趣。从现实情况看，国家在推行法治的进程中，虽然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执法行动以及大张旗鼓的普法宣传，但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变人们的价值偏好。在现实社会中，许多人依然偏好“民间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由于国家法自身的缺陷和供给不足、路径不畅、成本太大、预期不明等客观因素，人们总是感叹国家法律很不起作用，“很多制定出的法律只是看上去漂亮的‘间架性结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学者敏锐地指出“长期以来的法学研究，以国家权力为核心，以官方法典为依据，但却忽视了中国社会存在的多层次的习惯法规和多元的权力体系，一句话，人们专注于‘官方的’，轻视了‘民间的’。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3苏力先生也提出“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最重要的.并不是复制西方的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的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经过人们反复博奕而证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否则的话，正式的法律就会被规避、无效，而且可能给社会秩序和文化带来灾难性的破坏”。4显然，对国家法理性建构神化的失望与破灭，对法制在实践中运作的担忧、无奈与反思，对潜藏于主张理性设计的法律思想中的某种乐观主义、精英主义的畏惧或反弹。推动着一些学者跳出“法律出自于国家”的思路，从社会的立场来观察和思考真正意义上的法和对社会真正管用的法。这也验证了法律的生命力不在逻辑而在经验，法治的重点不在国家而在社会。

遗憾的是，在我国的法治建设过程中，习惯、惯例以及民间法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和排除。民间法是非常有条件地进入到国家法律的视野，习惯或惯例要经受十分的挑剔，其地位也是十分的边缘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我国，法治建设属于比较典型的政府推进型模式，强调运用国家强力对社会秩序进行规制，强调重要的问题是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人民，采用全民普法式的集体规训，在很多人的潜意识深处，有一种对所谓落后、保守的民间法进行自上而下的征服和改造的企盼，在所谓“将一切社会关系统统纳入法治轨道” 的强大舆论支持下，试图将一切社会问题都以“依法治国”、“依法治省”、“依法治县”、“依法治村”的模式进行简单的格式化。支持这种想法的背后，实质是具有明显的制定法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烂漫色彩，这种以立法为中心的单纯理

法治进程 篇6

关键词　法治化　跨越式发展　依法行政　保障

法治秩序是文明的秩序，它不仅仅要求个体的公民服从法律，也要求掌握权力的人服从法律，在法律的范围内运用权力，从而使公共权力得到合理运用。法治要求政府所做的事都是有法律授权的，要求政府必须根据公认的、限制自由裁量权的一整套规则和原则办事，要求对政府行为是否合法的争议应当由完全独立于行政之外的法官裁决，要求法律必须平等地对待政府和公民，要求基于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需要而对国家权力本身施加必要的限制。

当前我国正处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势头良好，机遇大于挑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二十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以往形成的不合时宜的行政管理方式日益严重的阻碍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前形势要求各级政府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进一步加大建设法治政府力度，切实增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能力，不断提高制度建设质量，有效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程序，全面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营造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实现政府法治化，是时代赋予当前我国政府的历史使命。

法治政府是相对于人治政府专制政府而言的，是崇尚法律并对法律负责的政府。它必须是以法律为基础，以宪政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保障人权为目的，以保障自由为宗旨的政府。它要求政府从决策到执行以及监督的整个过程都纳入法制化轨道，权利与责任紧密相联。是集有限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廉洁政府，阳光政府，高效政府，服务政府于一身，并用法律加以固定的政府。

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只有建设法治政府，才能建设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在2004年公布实施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国务院明确提出了要“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法治化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不断得到落实，法律法规不断健全，依法科学民主行政得到有力推进，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和权利意识逐年提高，政府活动逐步走向法治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该正视所面临的问题：

1、行政立法上存在的问题。政府作为“管理者”、父母官”，公众作为“被管理者”、子民”的观念根深蒂固，并反映在行政立法中；行政立法冲突严重，这主要表现为行政法规与法律之间、部门规章与法律、行政法规之间、部门规章之间、地方政府规章与部门规章之间存在大量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与法治政府的统一政府的要求是格格不入；行政立法质量不高，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得国内行政立法的需求量攀升，导致行政立法速度加快，以致呈片面追求速度态势；行政立法的程序公开透明不够，民主参与不足，在我国立法活动应体现人民的意志，反映人民的要求。但现行行政立法大多不向人民群众公开所要予以规范的内容，群众对内容既不知情，又不能参与制定程序表达自己的意见，大多是由行政机关自己说了算，确立的制度反映民意不够。

2、行政执法上存在的问题。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最直接相关的、最大量的、经常性的管理活动，是建设政府法治化的重要环节，也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难点所在。推进政府法治必须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但我国行政执法的整体状况不容乐观，暴露出的问题主要有：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不高；法律意识不强；行政执法主体不规范；行政执法体制不畅；行政执法程序不明等。

3、行政司法上存在的问题。从行政司法本身所具有的不同法律特征这一角度上，行政司法可分为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调解。目前，我国行政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行政司法的人员法律素养不高；行政司法活动不公正；行政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和专门性不强；行政司法的程序整体上不够完善；行政司法的司法审查范围不宽。司法的最终性是法治国家的典型特征之一。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几乎都要接受法院的最终审查。在我国，不少行政司法行为被排除在司法审查范围之外，如人事争议仲裁被视为内部行政行为，不接受司法审查等等。

政府法治化，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法治政府构建的成败关乎我国经济转型关键时期产生的种种问题和矛盾能否被顺利解决，关乎我国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成功与否。因此努力建设法治政府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题中之意。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要以事关依法行政全局的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以增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提高制度建设质量、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保证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为着力点，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为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是当务之急，它迫切要求政府投入比以往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法治政府建设的工作上。他具体要求政府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做好法治政府的建设工作：

1、以提高认识为前提，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社会制度的一项根本性的变革。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必须要求通过法律手段来规范市场经济中各种利益主体间的相互利益关系，从而使各种法律关系深入到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仍然仅仅依靠运用简单的行政指令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难以有效地解决经济领域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纠纷和利益冲突。因此，依法行政，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法治政府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2、以提高干部法律意识为重点，深入持久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各级领导干部及公务人员作为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者、领导者和管理者，能否驾驭市场经济，能否代表人民群众管理社会经济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法律意识的强弱，法律素质的高低。因此，作为政府及行政执法部门的领导，要进一步认清形势，更新观念，做到自觉学法、用法、守法，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维护法律的尊严。要认真学习法律法规，以提高法律素质，增强法制观念。要树立三种理念：法律至上理念；程序法治理念；权利本位理念。

3、以提高执法人员素质为关键，全面强化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依法行政，要造就一支政治合格、业务精通、法纪严明、吃苦耐劳的行政执法队伍，就必须加强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教育，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各级行政执法部门，要以一线执法人员为重点，全面加强法纪教育和法律服务意识教育，端正执法态度，树立正确的执法观念。严格推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和持证上岗、定期轮岗、不合格者下岗的制度。对不严格履行职责或不符合行政执法要求，不宜从事行政执法的人员，要及时调离行政执法队伍。对于知法违法者，不管是什么单位，什么人，都要依法严惩。

4、公开透明行使行政权力。法治政府也是阳光政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十七大报告的鲜明表述彰显了党对权力运行的科学态度，以“看得见”的方式运行权力，是人民对权力运行者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对权力运行进行监督的最直接方式，只有把政府的决策、立法、行政和执法过程向公众开放，确保公众充分的知情权，才能有效监督和约束政府，使政府的行为不损及百姓利益。

5、营造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建设法治政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探索，因此要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不仅仅需要规范政府，保障公民权利，还要求不断提高公民意识和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依法行政的实行，离不开广大行政相对人的支持。政府及其部门要深入持久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一项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重大任务。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紧围绕党的十七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和任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坚定不移地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促进懂法、守法、用法、护法社会氛围的形成，实现政府的法治化。

法治政府是以人为本的政府，是公平正义得到切实维护的政府，是社会治安秩序良好的政府，是人民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的政府。和谐稳定、健康有序是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法治政府建设所要达到的理想效果。法治政府能够从多方面保证社火改革的稳步推进，支撑我国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顺利实现。

1、法治政府坚持以人为本，致力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更是经济发展的保障和前提。没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也就无从谈起。而法治本身就是为公平正义而存在的，以人为本是法治的本质和理想，实现公平正义是法治本质的体现。法治政府的建设能够充分发挥法治的作用，运用法治这种最强大的制度力量，把以人为本从理想变成现实，把社会公平正义变成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状态，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之上没有特权，法律之外没有民主，法律之内最大自由，人权得到尊重，财产获得保障，生命受到呵护。如此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从而得以顺利进行。

2、法治政府能够保证良好的社会治安状况。社会治安状况越良好，人们越有安全感；而维护社会治安的基石与保障就是法治。一个法治化的政府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化解各种纠纷，打击各种黑恶势力、惩处违法犯罪，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证经济社会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也就为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保障。

3、法治政府能够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得到最大满足。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是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公民具有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依法保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这些文化权益，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才有可能让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基本满足的前提下享有真正的幸福感，人民群众才会衷心的拥护党的领导，支持国家的各项经济与社会发展与改革的方案。法治政府的建设能不断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文化事业，更好地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依法享有的文化权益。我国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也就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也就拥有了发展的强大的动力。

建设法治政府实现政府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关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它要求政府要时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断开拓创新，研究新形势，解决新问题。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为人民服务。加快我国政府法治化的进程，为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提供不竭动力。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注释：

周建国.构建和谐语境下的服务型政府之法治建议[J].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54-60.

法治进程 篇7

一、目前我国乡土社会中解纷机制的现实状况

“乡土社会”最先由费孝通先生提出, 可以概括为以我国广大农村为主体的, 以礼俗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秩序分明的传统型熟人社会。德国社会学创始人费迪南德·滕尼斯对“乡土社会”调整规则论述为“在公社关系下, 行为主要是由习惯和传统所控制。”①目前我国乡土社会中的冲突主要涉及刑事领域、民事领域、行政领域。其中以民事领域最多。

乡土社会是一个较城市社会相对封闭的社会, 纠纷解决的方式直接影响到以后双方之间的关系。因此, “以和为贵”是乡土社会的重要准则也是在处理矛盾时首要的观念。其次, 乡土社会的成员在解决矛盾冲突时倾向于选择非讼是出于诉讼成本的考虑。大多数成员认为日常纠纷是小事, 如果有公权力的介入就变成了“大事”, 这种朴素的“怕见官”思想依然深深地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中。再次, 在其民事纠纷中诉讼标的均不是很大, 在诉讼中同样需要经过较为复杂的程序。内心的固守性及无公权力介入的自发性解决方式的便捷性也使其不愿意将公权力引入到纠纷解决机制中。

以广大农村为代表的乡土社会在解决冲突时通常选择的方式有私人了结、村干部调解、有威信的第三人调解以及提起诉讼等。首先, 私人了结这种纠纷解决方式虽然尽可能的体现村民的自治性, 但是对于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没有遏制, 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要求相背离。其次, 村干部调解是在纠纷出现时由村干部介入解决, 但有时村干部的法治观念及不合理中立性反而会激化矛盾。再次, 有威信力的人调解。家族的长者处理案件时的原则类似于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的公平原则。这种方式能够对当事人予以心理上的说服, 是一种松散的“家长式”的处理方式, 也是使用最多、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最后, 提起诉讼。与其他机制相比, 这种方式的使用是少之甚少。

二、当代中国乡土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的困境

法治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的一种治国方略, 也成为广大市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公众追求。与发达地区的市民社会不同, 在以广大农村为主体的乡土社会中, 法律或诉讼并没有成为人们解决纠纷的首选模式。大量的法律规避现象的存在直接影响着法律的权威性, 并阻碍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有效运转及其功能的实现。

首先, 传统法律思想在乡土社会中依然有很大的影响。“中国文化中的人伦色彩几乎使一切制度色彩黯然失色”②中国传统社会重视亲情伦理, 受到“重礼轻法”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 当前乡土社会的人们依然习惯于用情感、伦理、道德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不重视法律的规定, 更不愿意在公权力面前寻求公平, 甚至不分场合的过分强调情理。法律不健全以及司法中的不公正现象直接影响到乡土社会法治化进程, 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具规模, 但涉农法律的制定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

其次, 乡土社会中普通民众的权利意识淡薄。尽管传统的权力本位观念和义务本位观念在逐步削弱。但各主体的法治观念依然淡薄, 包括普通民众和农村基层干部。要实现中国乡土社会的法治, 必须重视法律文化的塑造和宣传, 使人们加强对法律的信仰和信任感。对村民自治的认识不足, 并且很少有参政意识, 缺乏应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基层执法者受到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影响, 很多民众理解的法律仅限于刑事法律, 认为自己只要本分的生活就用不到法律。对于基层执法者而言, 他们受到几千年传统思想的影响, 缺乏服务观念, 直接影响到法律在公众心中的信仰程度。

最后, 乡土社会的经济发达程度制约了其法治化的进程。现阶段农村的市场经济虽然与传统型纠纷解决方式已经不协调, 但是还未发展到冲破其束缚的程度。民众的收入情况和贫困阻碍了其选择成本较高的诉讼程序, 使他们对诉讼望而却步。并且目前社会无偿的法律援助也有一定的要求, 甚至有流于形式的可能。

三、促进我国乡土社会法治进程的对策思考

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根植于广大传统型农村地区, 若想从实质推进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建设, 就要从经济、文化等方面着手, 以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 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为过渡, 引导乡土社会中的公众树立法律信仰, 从实质上推进其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一) 加强乡土社会的法治启蒙教育

1. 积极引导乡土社会民众建立法治信仰和权利至上的观念

农村法治意识的树立及提高是一个过程, 不仅仅依靠大量的形式法治宣传及教育活动, 更重要的是依靠基层行政和司法工作者身体力行的遵守法律。这些工作人员对法律的信仰程度直接关系到法律的权威性及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程度。在培育法治意识时还应该注意到量变和质变的关系不能急于求成, 应该是循序渐进的。长期人治的历史、权力本位和义务本位的模式造成了民众畏法息讼的心理, 只知道隐忍, 无视权利重视义务。权利和义务相统一, 在权利至上观念的培养中不仅要从内容上告知民众的权利, 还要告知权利受到侵害后的救济途径。如果没有合理的救济途径, 权力至上的观念还会被束之高阁。

2. 在乡土社会中注重培育公民及基层工作者遵守规则的意识

对规则的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人治观念的影响, 也便于权利主体通过规则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只有基层工作者不再是人治的理念, 自觉带头遵守规则, 敬畏法律, 才能树立规则在公众心理的权威性。规则意识的增强也利于加强对行政和司法行为的监督。借助实践理性和程序理性来推动法律的运作, 逐步改善人们对法律的失望, 形成和谋求规则之治。

(二) 加快新农村建设, 增强乡土社会法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1. 加快新农村的经济建设, 彻底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结构

十八大报告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路子。城乡二元体制是中国三农问题的体制根源, 也是农村法治发展的体制障碍, 必须彻底打破二元体制, 才能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 为农村法治的完善开辟道路。乡土社会中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以为法治建设的推进奠定物质基础。近年来的新农村建设及人口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法治观念和法制解决方式在乡土社会成员中的传播, 从而推动农民法律意识的进一步提高。

2. 充分发掘乡土社会中的本土资源, 丰富其法治进程的基础

为了树立法律在农村民众中的公信力就必然要注重成文法律和民间传统习惯之间的融合点。如果一味重视法律移植, 而忽视法律的本土资源, “正式的法律就会被规避、失效, 而且可能会给社会秩序和文化带来灾难性的破坏。”③只有得到习惯、惯例等非正式制度的支撑和配合, 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才能够真正的在乡土社会中取得实效。乡土社会中的法治既不是对民间法的完全摒弃, 也不是其完全自治, 而是二者在分工基础上的融合, 在权力本位的理念下正确选择纠纷处理的便捷方式。只有这样, 才能从实质上意义上推进法治中国在乡土社会中的进程。

3. 加快乡土社会基层民主法制建设, 健全村民民主自治制度

除法治学习外, 要在实践中提升乡土社会村民的参与度, 要让村民切实行使民主权利, 如选举权。在决策时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 努力提高民主决策的科学水平。通过民主监督的开展增加工作的透明度, 调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同时, 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加强对村民自治的指导与引导, 引导村民运用现代化的解纷方式解决纠纷, 在使民众享受主人翁责任感的同时, 从内容和实践上推进乡土社会的法治进程。

(三) 引导健全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途径

1. 贯彻《人民调解法》, 完善人民调解制度

我国的《人民调解法》已经于2011年1月1日起实施, 该法调整的内容是民间纠纷, 包括乡土社会中的民间纠纷。以河南省某调解节目为例。该节目采取公益调解方式, 注重对当事人的说服, 让其从心理上接受。因而对民间调解有很大的说服力, 甚至有很多执行难的法院判决, 经过人民调解员对当事人予以心理上的疏导后而予以执行。人民调解制度易操作、见效快, 在解决民间纠纷的同时也将法治的精神的理念在乡土社会中传播。但是该法在城市中已经初见成效, 在农村社会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在乡土社会中特别是村民自治组织中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在尊重民俗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这更有利于在社会公众中建立法律信仰。

2. 构建多元化的权利救济体系

我们提倡法治化的解决方式反对的是违法的解决方式, 并不是反对非法律程序的解决方式。相反, 我们在推进乡土社会法治化进程中应该确立公权力救济的核心性, 这样才能确保司法是我们定纷止争的最后一道屏障。同时, 肯定社会性私力救济在解纷时的基础性积极作用, 又要强调和重视非诉讼的协商、调解、和解、仲裁等解决方式, 这是符合目前我国乡土社会解纷的现实。

四、结语

“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 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④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社会阶层和结构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现代法治和传统法律文化出现碰撞是在所难免的的。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同时考虑并利用本土资源, 将其进行合理的融合, 才能在实质和内容上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步伐。

摘要：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确立为我国新时期法治建设的新目标, 但传统型法律文化中蕴含的解纷机制在乡土社会依然占据主流, 法律和程序性诉讼解纷机制往往被规避。本文拟在分析乡土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现状的基础上, 深入探析民间传统型解纷机制向现代法治社会转换过程中的束缚, 并试着对其法治进程中的障碍提出解决方案, 以便促进乡土社会法治化。

关键词：乡土社会,纠纷,法治,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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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进程 篇8

关键词：儒家文化,公民道德素质,法治化进程

和平与发展一直以来都是当前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两大主题。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和平世界和谐社会的发展所表现出的文化底蕴来源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体系发展、不同社会体系制度等的融入与共存。这样, 人类社会发展才能接纳与理解对方异域文化的不同社会发展体制、不同文化体系等, 共同促进社会发展。而代表东方文化的传统儒家文化学派思想也在“反本开新”, 尝试改变困境。同样, 西方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也在试图发扬其文化精髓与基本精神, 对其西方体系文化进行深刻反思。这种社会发展趋势要求下的东西方文化的融汇及涌动, 也体现出了当前知识经济格局下的地球村正在接受现代或后现代主义精神的公民文化建设发展走向。因此, 当前客观重新审视传统儒家文化对我国公民文化走向发展与法治化建设进程的重要影响, 对当前积极塑造公民法治意识与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综合水平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公民道德素质与法治秩序

从东亚、东欧、南美等一些转型国家的法治化进程发展工作中,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现代国家及社会法治体系发展理念都和传统文化思想逐渐背离。这是因为社会时代在发展, 困扰现阶段国家法治化进程实现适应性的转型突破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市场化的大环境下, 常出现的问题就是社会需求与个性游走的矛盾问题。同样, 在传统道德体系下我们对社会发展转型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犯罪率提升与社会秩序失控现象也予以深切关注。一方面, 仅是根据国情简单地植入现代法规制度, 或是完善法律体系规范内容, 也并非能够就必然性地给社会秩序规范发展带来法治化成效。另一方面, 我国社会公民在法治化进程发展中扮演着主体要素, 只有公民意识具备法治责任观念, 才能逐渐提高公民道德综合素质水平。由此得出结论, 我国法治化进程发展能够实现法治成果上的突破, 必须要立足实际, 考虑社会公民主体在道德信念与法律信仰方面的社会主义精神构建, 进而才能实现由“臣民”到“市民”, 再到“公民”这一法治化进程意味下的社会角色定位, 使公民这一社会主体成员能够自觉守法, 将“纸上的法律”转化为“活法”, 人民心中信仰的“自由法”, 为控制我国法治化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社会失范”问题提供法规事实依据。

同样, 就是当前在法治社会体系相对健全与完善的国家, 对和谐社会发展、社会民主法治、公民法治意识塑造、公民道德素质综合水平等方面都予以加倍和重点关注。比如, 在20世纪30年代, 美国曾经颁布过《公民的形成》, 直到30年后又相继推出了《公民文化》, 由研究社会公民主体转变成公民文化体系的研究历程。然而, 在我国关于公民文化和法治化和谐社会发展等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对薄弱, 与社会发展趋势下的民主法治建设要求很是不协调。由此而言, 公民的道德素质综合水平大幅提升与能够积极遵法规、守法纪的法治执法效果仍然未能在全社会结构层次中普遍形成。当然, 如果较为粗浅性地分析这种社会现象的直观原因则是与我国公民主体法治观念相对薄弱、法规信仰走下坡路、社会失范现象突破等因素有关。基于此, 国家在“十二五”、“十三五”中的普法建设规划中, 也将公民意识与公民道德素质培养塑造作为重要研究课题。特别是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历程中我们一直以培养“四有”公民作为一项奋斗目标。虽然国家近几年来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针对公民法治意识与公民性品格塑造进行了着重明确, 但只有公民主体能够积极依法、守法, 建立法治法规信仰等才能有效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实施, 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提供实施保障。

二、儒家传统文化对公民道德素质提升的深层影响

在全球性的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中, 任何国家及民族视阙下都以“民粹主义”思想观念来“发扬”传统文化传承思想可以说都是徒劳的。当然, 诸如外来文化对国家传统文化予以“大换血”也只能是枉然与空想。这是因为, 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在历史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融入的本土传统文化说其根深蒂固也不为过, 会像血液一样注入到民族品性之中, 并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展现出不同的正负作用。故此, 对于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研究如何提升公民主体道德素质综合水平, 塑造法治公民意识等而言,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儒家文化确实对其有着深层次的影响作用。具体表现为:

(一) 自主与自律。

随着当前国内市场对外开放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愈发明显, 市场竞争强调软硬实力兼备的公平化竞争占据主体地位。在此市场竞争发展趋势下, 我国精神文明等文化体系建设也一直在主张产权明晰、自由民主、责任明确的现代化文化体系发展格局, 强调以“人本主义”为主, 为社会主义法规体制展现自由平等、权利平等、公平民主等的价值取向而努力。而西方文化传统中, 受几百年来的资本主义体制发展所影响, 社会发展孕育了较为浓厚的自主精神, 但自律意识却又相对薄弱, 可谓对法治社会建设而言有利有弊。然而,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体系中, 其学派思想下的“仁”却是核心代表思想, 尽管具有根深蒂固的人文主义色彩, 但却又着实体现“人”在社会发展形态中的社会价值所在。不过, 在“仁”的核心作用思想下, 又存在等差有序的“礼”, 故而难以将“人”真正放归到主体地位之中, 所以会对“个人”发展造成不利, 使社会结构形态中的每个人并非具有真正的自主意识与独立性, 由此也将会沦落到“三纲五常”的附庸地位。总体而言, 这属于一种社会发展视角下的社会文化价值压抑取向形制, 并非对二元结构转型过渡而来的市场经济发展有利, 特别是市场化体制运作下强调的破除等级、确立主体意识、提倡自由竞争等, 都会对其产生负面障碍影响。

(二) 个性与共性。

儒家文化学派思想固守“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等的贵和中庸精神, 提倡的是一种人和自然、社会与人的和谐统一。但由于过度追求“和谐”, 着眼于现代, 社会公民主体的独立价值展现和自我追求却会遭受一定束缚。不过, 我们应实事求是, 在传统儒家思想下的贵和、中庸思想并非没有其优势可言, 它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以团体主义具有的“求合”或协作精神取向, 这也是现代市场化运作发展所必要的一种共性精神, 也同样是共性约束个性所建立的必要有效形制。

三、扬弃儒家传统文化, 推进法治化进程中公民道德素质水平提升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强调民主与法治一直以来都是一种时代追求。但由古至今, 道德与法律之间也确实是在用以调整社会关系, 并相互依托且二者都不能偏废。只不过道德更为注重自律与自觉, 法规更为注重强制约束。同样, 我们也知晓儒家文化实际上属于一种非常典型的伦理哲学文化, 更为注重道德信仰力量, 在治国策略上也是强调以道德治国, 突出的是以政为道;在人伦关系上也更为强调“仁、礼、义”;在统治形制上, 也提倡的是一种民主思想, 拥护明君贤相。虽然处在这种传统文化思想下对社会公民主体道德综合素质作用而言有着一定积极影响。但其对市场经济发展而言, 却又有着较大的负面消极作用。特别是由其伦理哲学思想下的家庭本位观念、德化人际关系、青天意识等, 也会阻碍现代法治社会进程中的民主精神及法治信仰观念形成, 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公民道德素质综合水平提升, 应能摒弃其思想中的“糟粕”, 弘扬其传承文化中的“精髓”之意, 提倡反本开新。

我们经常会将“全球性文化”发展的中心思想定义为自主、自律、民主、自由的“公民文化”。同样, 我国法治化进程中考虑到儒家传统文化学派思想的深层影响作用, 就应当摒弃或剔除其与当前社会发展趋势要求及公民文化发展不利的一面, 强调摒弃文化糟粕, 发扬儒家文化传统中的精髓思想, 提倡道德与法治同步发展, 以克服其学派思想对自主精神或是个性化追求的贬损, 扭正其中重德轻法的根深蒂固思想与消极作用。如此一来, 在国家法治化进程中才能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及道德体系建设等战略实施, 使公民具备法治公民意识。

当然, 社会公民主体自我意识较强或是个性化意识浓厚时, 实际上的儒家文化学派思想说教也是空洞的和没有意义的。因此, 应当采取适应社会趋势发展要求与实际、活泼的有力对策才能达此目的。基于此, 要积极利用媒介渠道、政治思想工作推进、文化艺术宣传等渠道来引导社会公民主体认清世界发展趋势, 以清晰认知到全球性文化体系发展性质, 包括法治化进程发展要求, 公民道德素养等, 从而才能在重新审视与扬弃儒家文化传统学派思想的有力基础上, 促进我国法治化社会进程收获明显实效。

四、结语

总之, 要为社会公民主体提供更为自由、宽松的生活条件或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础环境, 能够使社会公民通过政策、法规等的引导作用提高法制公民道德综合素质水平, 就应当削减传统儒家文化学派思想陈腐与扭曲的一面, 以促进公民法制意识形成, 提高道德综合素质水平, 推进社会文明进步及法治化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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