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进程（共12篇）
改革进程 篇1
农村新课程改革关系到教育公平的实现与整个课程改革的成败。教育公平一直被许多有识之士所呼吁, 但由于国家政策与投入的倾斜等诸多因素, 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 城市与农村的不平衡相当严重, 而欠发达地区农村更是属于被爱遗忘的角落, 虽然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 但现状的根本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此次新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教育公平, 而农村新课程改革则是这一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 是新课程改革的重要部分, 毫不夸张的说, 它关系到整个课程改革的成败, 然而, 经费短缺、师资力量不够、教师素质低、观念落后、课程管理体制不合理等问题像一座座大山横亘在农村课程改革面前。要想加快农村课程改革的步伐, 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 继续做好以下几方面。
一、评价制度改革要落到实处
评价制度改革是新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制约新课程改革成败的“瓶颈”问题, 没有配套的评价制度, 素质教育就是空洞的口号。2004年9月《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文章, 文章回顾了南京市由于2004年高考成绩不是很理想而引发的讨论, 最后的结论令人震惊:许多人认为高考成绩不理想的“根”和“底”是素质教育!南京的一家晚报居然称此为《南京之痛》!作为中国七大文化古都之一的南京, 对课改的核心——实施素质教育的理解尚且如此, 说明课改的社会氛围是何等的恶劣!由此可以想见, 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都不及城市的农村, 新课改又面临怎样的尴尬局面。在传统的应试教育的评价制度下搞素质教育不仅不能起到改革的作用, 反而会因为达不到应试的目的而受到社会的质疑, 进而伤害到课程改革, 破坏了新课程改革的社会氛围。因此, 新课程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必须有相配套的评价制度改革, 教育相对发达的城市如此, 农村更是如此。
那么新课程改革背景下评价制度应该怎样改革呢 2003年4月出版的《普通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 (送审稿) 》则在《二、评价建议》中对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高中语文课程评价原则作了如下陈述, “评价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 “评价应以课程目标为基础, 面向全体学生”, “评价要充分发挥诊断、激励和发展的功能”, “评价要提倡‘评价主体多元化’”, “评价应根据不同的情况综合采用不同的方式”。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教育部针对社会对课改与高考的疑问, 于2002年下发了《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要求各地继续深化高考改革, 积极探索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高等学校招生办法。《通知》的出台, 无疑是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文件是有了, 然而现在的高校在录取新生时仍然以分数为主要标准, “评价的多元化”仍然是一句空话。农村地区人们的普遍观念都想通过读书、通过高考“跳出农门”, 高考制度改革没有落到实外, 课改就难以在农村学校进行, 因此, 加快高考制度改革已是刻不容缓。另外, 由于农村与城市差异大, 最好能构建有一定区分度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评价体系, 如中高考在整体改革的同时, 可以考虑让农村考生享受一定的特殊政策, 如降低录取分数、降低考试难度等等, 以体现真正的教育公平与公正。
二、加大教育投入
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 政府应实行政策向农村倾斜, 加大教育投入, 以避免农村课程改革的边缘化倾向。具体来说, 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和社会团体到农村, 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兴办学校;提供优厚的条件吸引城市教师和师范类大学毕业生到这些地区任教;各级政府要确保这些地区中小学的校舍与各种教学设备等硬件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教师编制与课程设置也要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彻底解决拖欠教师工资问题, 规范教师职业晋升制度, 为他们的进修创造必要条件。只有教育保障跟上了, 农村中小学的课程改革才有出路。
三、完善教师培训机制, 提高教师积极性, 促进教师的跨越性发展
新课程改革的关键是要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型教师队伍, 教师是最主要的课程资源。因此, 要推进新课程改革, 首先要实现教师的跨越性发展, 教师必须具备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良好的知识结构以及投身课程改革的热情。
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两方面的努力, 一是教师应积极利用现有条件, 加强学习, 努力实践, 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以适应新课程改革的需要;另一方面, 政府应提高教师待遇, 保证教师自我提升的积极性, 在此基础上完善教师培训制度, 改变一直以来培训流于形式的局面, 可以考虑立足基层的校本培训, 形式可以灵活多样, 因地制宜。通过培训帮助教师全面理解、领会和把握新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课程理念、改革目标及相关政策, 全面解读课程标准, 提高课程意识, 培养课程开发的能力。
四、立足地区资源, 与农村实际生活环境结合起来, 开发校本课程
校本课程开发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农村中小学校本课程的开发, 是改变农村教育“念书无用”的尴尬局面的有力措施。农村校本课程的开发, 应当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结合地方实际, 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尝试:第一, 结合现代农业生产的需要, 开发特色农业课程, 促进农村、农民和农业的现代化。第二, 利用农村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美的环境, 开发“绿色生态”课程, 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第三, 充分挖掘丰富多彩的民族民俗文化传统资源, 开发民间文化课程, 丰富学生精神生活, 培养民族精神, 弘扬民族文化, 促进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
但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 农村中、小学教育在国家基础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担负着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优秀人才的重要职责, 所以, 农村学校搞校本课程开发, 其指导思想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并为“三农”服务, 但也要兼顾为学科教育服务, 只有这样, 农村学校校本课程开发才有出路。
五、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在我国, 基础教育是一个全社会关注的大问题, 也是一个敏感问题, 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是新课程改革得以顺利实施的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因此, 农村的课程改革必须坚持民主参与和科学决策的原则, 建立教育部门、教师、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有效机制。要积极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 引导公众关心和支持农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为新课改营造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
六、建立城乡互动互助体系和课程资源交流体制
在短期内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农村课程资源短缺和教育水平不高的局面的情况下, 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制定相关政策, 创造条件, 鼓励城乡教育多层次交流与合作, 达到课程资源的合理配置。
首先, 鼓励城乡教育结对扶贫。城市学校可以把更新换代下来的教学设备, 如投影仪、配置低的电脑和录音机等捐献给农村中小学 (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中小学) , 还可以发动师生为农村捐献图书等, 这一方面, 可以为农村学生提供难得的精神食粮, 另一方面, 也能培养城市学生的爱心, 让他们更珍惜自己拥有的优越条件, 可谓一举两得。
其次, 建立城乡教育人员流动制度。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可以通过制定政策, 鼓励城乡行政领导、校长和教师双向交流, 如从工资机制、住房、评模晋级、提高待遇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 促使城市相对过剩的教师流向农村, 吸引更多的师范毕业生到农村任教。也可以建立城市重点学校与农村学校联谊制度, 帮助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课程改革顺利进行。
再次, 城乡学校共建教育基地。城市学校可以通过教育基地让城市学生接近大自然, 体验农村生活, 培养良好的意志品质、生活习惯和社会责任感。农村学校也可以组织学生走进城市, 体验都市生活, 激发学生的生活理想, 通过这一举措, 促进城乡学生的共同成长。
参考文献
[1]朱慕菊.走进新课程——与课程实施者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2]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培训问题研究课题组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通识培训丛书.
[3]新课程与评价改革.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4]李建平.聚焦新课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5]钟启泉, 等.解读中国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6]教育部:普通高中学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稿)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改革进程 篇2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改革开放和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一时期，伴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我国外汇体制改革也迈出了重大步伐，取得了显著成效。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89－1993年，重点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宏观调控的总体部署，整顿外汇管理秩序，积极探索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思路。
第二阶段为1994－1996年，主要是按照党中央部署，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实现了汇率并轨，实行银行结售汇制，从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顺利过渡到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
第三阶段是1997年以来的5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加入世界贸易的挑战，适应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外汇管理不断完善经常项目管理手段，调整资本项目管理政策。到目前，已建立起适合我国当前实际的外汇管理体制框架，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这对于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十三年来外汇体制改革的主要方面： 第一，由与市场共同配置外汇资源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宏观
调控下市场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方式。1979－1993年期间，我国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在外汇由国家集中管理、统一平衡、保证重点的前提下，适当留给创汇企业、部门和地方一定比例的外汇，逐步由改革开放以前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过渡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双轨制体制。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迈出重大步伐，取消了实行15年的外汇留成制度和40多年的外汇上缴制度，取消了用汇的指令性计划，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对中资企业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实行强制结汇。从1997年10月起，为方便企业经营，开始允许具备一定条件的中资企业开立外汇账户，保留一定限额外汇收入，由强制结售汇逐步过渡为部分强制结售汇。
第二，从人民币完全不可兑换过渡为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1994年以前，人民币完全不可兑换，所有用汇都必须经过行政部门审批。尽管当时存在外汇调剂市场，可满足部分计划外的用汇需求，但仍受调剂用汇指导序列的限制。1994年取消了经常项目对外付汇的大部分汇兑限制，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1996年又顺利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这是我国外汇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突破。正如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先生所说的：“这是中国在历史性变革和果断融入世界经济进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将进一步加强国内、国际对中国改革光明前景的信心”。
第三，从外汇调剂市场发展成为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1994年以前，各地均设有外汇调剂中心。这对于调剂外汇余缺、提高外汇资金使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市场分割，外汇资金横向流通不畅，汇率不一。1994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使外汇资金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大大优化了外汇资金的配置效率，而且奠定了人民币单一汇率的市场基础。
第四，人民币汇率由官方定价和市场调剂价并存的双重汇率制，转变为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1988年外汇调剂中心公开市场业务开办以后，形成了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与官方汇率并存。由于官方汇率与调剂汇率差价较大，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外汇秩序的稳定。1994年1月1日起，成功地实现了人民币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第五，与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相适应，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循序渐进地开放资本项目交易，在鼓励外商来华直接投资、规范外债管理制度、建立外债监测体系以及完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目前，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对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资本项下43个交易项目，我国完全可兑换和基本可兑换（经登记或核准）的有12项，占28%；有限制的16项，占37%；暂时禁止的有1
5项，占35%。
浮动汇率的类型
人浮动汇率是固定汇率的对称。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而自由涨跌，货币当局不进行干涉的汇率。在浮动汇率下，金平价已失去实际意义，官方汇率也只起某种参考作用。就浮动形式而言，如果政府对汇率波动不加干预，完全听任供求关系决定汇率，称为自由浮动或清洁浮动。但是，各国政府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或出于某种政治及经济目的，要使汇率上升或下降，都或多或少地对汇率的波动采取干预措施。这种浮动汇率在国际上通称为管理浮动或肮脏浮动。1973年固定汇率制瓦解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
1、按照政府对汇率是否干预，分为自由浮动汇率和管理浮动汇率
自由浮动汇率是指政府对外汇市场不加任何干预 , 完全听任外汇市场供求力量的对比自发地决定本国货币对外国货币的汇率。这种浮动也称清洁浮动。
管理浮动汇率是指政府对外汇市场进行公开或不公开的干预以影响外汇供求关系 , 使汇率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动。这种浮动也称肮脏浮动。
2、按照汇率的浮动方式，可分为单独浮动、联合浮动、钉住浮动和联系汇率制 单独浮动是指一国货币不与任何国家货币发生固定联系 , 其汇率根据外汇市场供求变化而自动调整。如美元、日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和少数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采取单独浮动。
联合浮动又称共同浮动 , 是指国家集团在成员国之间实行固定汇率 , 同时对非成员国货币采取共同浮动的方法。如在欧元推出之前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实行联合浮动。
钉住浮动汇率制度是指一国货币与外币保持固定比价关系 , 随外币的浮动而浮动。依据钉住货币种类不同，分为钉住单一货币和钉住合成货币两种。钉住单一货币浮动是一些国家由于历史上的原因 , 对外经济往来主要集中于某一发达国家、或主要使用某种外币，这些国家使本币汇率钉住该国货币变动。钉住合成货币是指一些国家为了摆脱本币受某一种货币支配的状况 , 将本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一篮子货币或是复合货币单位、或是以贸易额为权数计算出来的货币篮子（篮子货币是由与该国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的货币组成的）。
影响中国改革进程的华商 篇3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式宣告中国在实现了民族独立、推翻了封建制度、完成初级工业化后,朝着现代化方向,重新扬帆起航。邓小平同志在当时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绝大多数华侨都是带着爱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愿望来的,与纯粹的外国投资不同。”广大海外华商的报国之门,终于打开了。这一历史时刻距今已有30年。
1979-2004年,中国大陆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5621.01亿美元,其中近69%的外资来自华人资本(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华人),高达3699亿美元。华商资本与改革开放成为了“最佳拍档”,华商的商业优势与内地的市场机遇相互结合,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使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其影响直接造就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建立,影响了中国当代本土企业精英的诞生与崛起。直到如今,当羽翼丰满的中国企业准备“走出去”时,广大海外华商又成为了重要的中介桥梁与助推动力……
1979年,一部名叫《海外赤子》的电影在中国轰动一时,影片讲述了两代海外华侨情系祖国大陆的故事。在广州,一个叫曾宪梓的香港商人,正在参加一个关于介绍改革开放政策的会议,他无比兴奋。“搞活经济,改革开放”的消息对于这个接受了新中国的资助完成学业,无奈离开大陆,又在香港发了财的“海外赤子”来说,他回报祖国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曾宪梓立即向自己处在穷乡僻壤的故乡广东梅县捐献了两辆小汽车,几年之后,一座世界上最先进的领带工厂在那里落成。
同样,与曾宪梓一样,李嘉诚、包玉刚等人也在那一年的前后回到大陆的故乡,开始着手各自的“报国之路”。就在几年前,他们的愿望还是“无路无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式宣告中国在实现了民族独立、推翻了封建制度、完成初级工业化后,朝着现代化方向,重新扬帆起航。邓小平同志在当时的一次谈话中指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绝大多数华侨都是带着爱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愿望来的,与纯粹的外国投资不同。”广大海外华商的报国之门,终于打开了。这一历史时刻距今已有30年。
30年间,中国变化巨大。满街的自行车变成了满街的小汽车;人烟稀少的盐碱滩涂变成了工厂林立的工业基地;曾经的“第一高楼”国际饭店,如今淹没在周围的摩天楼群中犹如侏儒。不难发现,在飞速运转了30年的中国经济引擎背后,总有一个持续而稳健的推力——海外华商。这些“海外赤子”们,带着他们的资本、技术、经验、观念,将其转化成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血液与动力。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每个关键阶段,无论是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从“解放思想”落实为“招商引资”,从“实现四化”深入为“大国崛起”,华商总能发挥出他们的“关键一棋”。
1980年,泰国华人谢国民先生,带着他的正大集团率先回国投资,领取了汕头经济特区的第一号外商营业执照,本着“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对公司有利”的原则,积极为中国政府创造就业与税收。在设立厦门经济特区时,爱国华商李引桐先生根据国外自由港建设的经验,提出许多意见,均被政府采纳,如允许外资参与市政建设、外资银行进入、设置保税区、简化旅游手续和吸引台资等。1990年,中国改革进入缓冲期,王永庆先生与他的台塑集团,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祖国的支持,庞大的“海沧计划”揭开了10万台商投资大陆的序幕。1992年,印尼华商黄鸿年收购了上百家大陆国企,用14个月组建了一个庞大的企业帝国,并将其成功上市。使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资本运作”和“上市股权”的概念。这些人还包括邵逸夫、霍英东、林绍良、郭鹤年、陈永栽……他们带来了中国稀缺的经济资本,改变了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促进了经济产业结构的升级;他们引进了先进的技术与设备,一流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超前的国际化经营视野;由于他们,其同胞宗亲懂得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由于他们,其本土本乡得以筑桥铺路、经济腾飞。
百年前,他们漂洋过海、流落他乡,以吃苦耐劳的精神,积累了可观的社会财富,一旦祖国需要,他们便将这赤子之心奉献给了祖国。孙中山先生曾称赞他们说:“我海外同志,昔与文艰苦相共,或输财以充军实,或奋勇而杀国贼,其对革命之奋斗,历数十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无不有华侨二字。”这种习惯与精神已代代相传,绵延百年。据统计数据显示,1979-2004年,中国大陆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5621.01亿美元,其中近69%的外资来自华人资本(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华人),高达3699亿美元。华商资本与改革开放成为了“最佳拍档”,华商的商业优势与内地的市场机遇相互结合,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崛起,使中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其影响直接造就了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建立,影响了中国当代本土企业精英的诞生与崛起。直到如今,当羽翼丰满的中国企业准备“走出去”时,广大海外华商又成为了重要的中介桥梁与助推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华人的投资超过了外资在中国投资总额的50%,中国的改革开放,华侨的贡献功不可没。
改革:国家成长与国民成熟的进程 篇4
2015年6月底至7月初, 中国资本市场剧烈动荡, 交易指数大幅下挫, 巨额股票资金瞬间蒸发, 市场一片哀鸣。管理层对市场的判断从最初的正常调整原地急刹转为“股灾”。一时间, 经济危机前奏已现, 金融危机迫在眉睫的论调引发恐慌。希腊公投的糟糕结果不失时机地凑了一把火, 中国资本市场似乎走向末路, 全球目光亦聚焦到中国, 担忧、恐惧、幸灾乐祸等各种情绪蔓延, 让市场陷入戏剧性的波峰浪底的起伏之中。中国经济崩溃论、市场泡沫破裂论、恶意做空阴谋论、监管渎职论等“市场秘闻”甚嚣尘上。
“神仙”一多, 信仰就困难;看似正确的真相一多, 选择信“谁”就更困难了。好在, 关键时刻, 国家没有掉链子, 一连串的政策组合拳打得各路“神仙”晕头转向, 五六式云手更是行云流水稳稳托住了坐着电梯急速下行的市场、舆论和股民信心。这些举措, 不但稳住了市场, 更稳住了改革的基本面。
当恐慌与危机过后, 除了市场规则、监管手段等等金融术语和经济规律的总结之后, 也许更应该思考的是, 在改革这个国家成长与国民成熟的过程中, 国家与国民是否同步了?
自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远大目标, 让宏伟的中国梦一梦成真, 改革步伐逐渐加快。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全面深化改革, 我们具备有利条件, 具备实践基础, 具备理论准备, 也具备良好氛围, 要把握大局、审时度势、统筹兼顾、科学实施, 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坚定不移朝着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前进。”改革要既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 做到蹄疾而步稳。
改革是国家成长的过程, 它需要解决国家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发展战略, 构筑发展框架, 将一些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挑在改革的肩膀上。改革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让我们的国家真正的成长起来。但改革离不开挑战, 会遭遇挫折, 会带来不可避免的阵痛。
改革使得国家快速地在国际社会中成长起来, 但国民并没有随着改革的进程而变得日趋成熟。或者说, 在改革这个命题中, 绝大多数民众, 将目光的焦点聚焦到了“分享改革红利”上, 进而把改革中可能会遭遇未知曲折的责任更多的推到了政府身上, 形成一种安全、无风险的改革理想。
所谓的资本市场“改革牛”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形成的。改革使国家成长, 国家成长似乎就应该把所有的责任肩负一身, 把混乱状况变得井然有序, 用政府力量事无巨细地将改革的红利均分给每一个人。这种理想使得风险与收益在民众眼中产生了极大的视差——只见利益不见风险。改革促使国家成长, 要经历风刀霜剑的考验, 而部分国民依旧天真无邪, 嗷嗷待哺, 两者的不同步, 必然会导致在同一问题、同一危机、同一改革进路上截然相反的认识。
于是乎, 股灾之中, 在“政府骗人”、“改革无红利”、“监管盲人摸象”等等的判断中, 国民再一次能够在国家的庇护之下避开风险。但一旦身离漩涡, “一边喝奶一边骂娘”的习性又上头, 政府依旧两面不是人, 改革依旧只能有好无坏, “管你国家千般难, 一个字儿都不能少我的”思想似乎再次占了上风。国民在改革认识上之不成熟, 在与国家成长上的不同步可以从这次事件中得以窥见。
改革进程 篇5
析
【中文摘要】城市化进程中的拆迁补偿问题是征地拆迁中的主要矛盾,其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基于这一形势,从拆迁补偿的角度政府如何更好地破解征地拆迁难题,让拆迁群众真正得实惠,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课题通过结合实例,对拆迁补偿模式问题进行了探讨。对国内外拆迁补偿的主要方式进行了归纳综述,对照国外的先进经验,分析了当前我国征地拆迁补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厦门市湖里区旧村尤其是蔡塘社区为项目研究对象,对厦门市湖里区的土地、房地产等多方面的进行调查,运用市场比较法、假设开发法等方法通过量化计算和社会效益对比,对现行的拆迁补偿模式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了不同拆迁补偿模式的优缺点。在征求被拆迁群众意愿的基础上,明确政府征地拆迁应该因地制宜,采取多元化补偿模式,选择适宜的拆迁补偿模式,确保被拆迁群众的根本利益落到实处,把的资金和精力放在解决好被拆迁群众的生活出路上。同时,为征地拆迁补偿进一步优化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
【英文摘要】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urban-house removing compensation issue is the main contradiction in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which become the focus society and hot spot.Based on this situation, from demolition compensation
government how to better solve the problem, make masses get material benefit,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harmony and stability, has a very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Therefore, topic through the examples to tear open change compensation mode, and probes into the problems.On the main ways of compens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re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and compared to the foreign advanced experience,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land requisition compensation problems.The Huli District of Xiamen city old village especially Cai Tang commun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n the project, Huli District of Xiamen city land, real estate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investigation, market comparison approach, hypothetical development method based on quantitative calculating and social comparison, on the contrast existing compensation model, analyz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fferent urban-house removing
compensation.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masses were taken on the basis of willingness, clear whose house should adjus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take compensation mode diversification, selecting the appropriate mode, ensure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masses were taken into effect, put more money and energy on solve good masses were taken on the way of life.At the same time, for the compensation of land acquisition is optimized further put forward some feasible suggestions.【关键词】城市化进程 征地拆迁 补偿模式 【备注】索购全文在线加好友
：139938848
.....同时提供论文写作一对一指导和论文发表委托服务
【英文关键词】City urbanizationLand demolitionCompensation mode
【目录】城市化进程中征地拆迁补偿模式及其改革的探析文摘要7-8
Abstract8
前言
9-10
中征地拆迁补
偿模式的国内外研究进展10-1610-1210-11
1.1 国内研究现状
1.1.1 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的主要方式1.1.2 我国征地拆迁补偿存在的问题11-12
1.3 借鉴国外先进的拆迁补偿经验
16-1816-18
2.1 项目研究意2.2.1 研究思路
1.2
国外研究现状12-1414-16义161617-18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2.2 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2.2.2 研究内容16-17
2.2.3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3.1 湖厦门市湖里区征地拆迁的现状18-25
里区村庄的现状18-2018-19
3.1.1 湖里区村庄的特点分析
3.1.3 蔡塘社区
3.1.2 湖里区蔡塘社区概况的主要发展轨迹19-2020-25
3.2 厦门征地拆迁补偿现状
3.2.2 土
3.2.1 厦门市采取的主要模式20-21
地征用的主要依据21-2222-2323-2525-3925-34
213.2.3 征地补偿费用构成和计算方法
3.2.4 湖里区解决被征地村民发展出路的主要做法3.2.5 湖里区产权置换和安置房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4 厦门市湖里区征地拆迁补偿模式的对比分析4.1 产权置换与货币安置的量化计算4.1.1 蔡塘古地石安置房相关数据25
25-28
4.1.2 产
权安置的成本组成2829-30
4.1.3 货币安置的成本组成4.1.4.1 假设开发法4.1.4.3 确定估价
4.1.4 土地价格评估28-344.1.4.2 市场比较法30-32
对象的评估价格32-34分析34-3535-3936-3737-3839-42
4.2 产权置换与货币安置的经济成本
4.3 产权置换与货币安置的社会效益分析4.3.1 住房方面35-364.3.3 环境方面37
4.3.2 物业管理方面4.3.4 社会生活资源方面小结与讨论
参
4.3.5 社会稳定方面38-395.1 结论39-40
附件44
5.2 几点建议40-42
让信息技术促进教育的改革进程 篇6
内容摘要：信息技术终将成为教育改革的抓手，它可以缩短地区之间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促进教育的公平发展，让更多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受益；此外，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丰富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最后，信息技术可以很好地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完善他们的知识结构，并为学生在课外继续探索与研究提供保障。
关键词：信息技术 教育改革 抓手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我们的生活也愈加丰富多彩，只有跟上时代发展的脉搏，才能体会到在峰顶浪尖的快乐与刺激，教学也是这样，我们既要借鉴古人的教育教学手段及内容，但也不能忽略新兴教学工具与手段，而信息技术就是我们的抓手。
一.缩小教育不平衡的有效途径
教育的地域性不平衡是教育改革不可回避的现实，而如何缩小地区之间教育水平的差距呢？地区间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学校的师资水平的差距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改变的，但通过信息技术的普及，可以迅速拉近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因为信息技术革新所需的费用远远比更换教师队伍所费要少，所以，信息技术革新是教育改革见效快的有效途径。
现时教育变革所涉及的方面十分广泛，既有教育体制的因素，也有教育资源的差异，发达地区不仅有教育政策的帮扶，还有丰富的教育资源，而对于落后地区，信息技术是缩短与发达地区差距的有效途径，信息技术如何能够拉近与发达地区教育水平的差距呢？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着手，一方面教师的培训方面，一方面是教育资源的拓展方面。对于教师培训方面，可以让发达地区予以帮扶，不需要他们投入太多资金，他们可以选择一些优秀的教师，录制一系列优秀的学科课程，另者再加上一些优秀的教学资源，打包给落后边远地区，广大贫困地区的教师可以获得很好的收益，也避免了一些不务实的培训。对于现阶段所谓的幻灯技术，只要地方政府适当给予投资，或者通过社会募款都可以实现，这些基本设施可以很好地改善落后地区的教育现状。
二.丰富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随着科技迅速发展，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使用的范围与程度也在逐渐加深，对于发达地区来说，教育发生了更快的变革，如一些教育软件系统的开发，如数学建模、语文言语训练等改革，这些变革对于师生都十分有好处，教师的培训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而好的教育软件的开发及名师录课资源，为教师接受好的培训提供了平台，教育软件的开发现状还很欠缺，如笔者是一名语文教师，一直想提高自己的朗读吟诵能力，苦于找不到途径，教育培训部门没有这个项目，网上也找不到，优秀的大学进修也没有途径，如果国家能够投资这方面，让教育有更好的科研开发，实现机人对话，机器既可以指导教师朗读，也可以给教师朗读水平打分，让我们自己了解自身语言水平，还可迅速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目前，教师还没有感到危机感，一旦教育科研获得了巨大的投资，教育软件获得了充分的开发，教师将会面临失业的危机，所以教师更应充分了解信息技术，追上信息技术变化的浪潮，更好地将其作为自己提升实力的平台，也可在将来的职业竞争中立足。
三.快速提升学生自学能力的工具
我们知道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如果学生没有学习兴趣，尽管教师天天牵着鼻子去学，他们也会有“反叛”的一天，最终对于师生都没太多好处，此外，这样做也是违背教育规律的，而如果能将信息技术用于学生课后学习，会让孩子们实现新的突破，他们既可适当摆脱时空的束缚，处在一个相对自由的学习环境中；又可选择自己感兴趣或弱项进行学习与巩固，现在唯一的遗憾的是，没有很好的教学资源可供给孩子们使用。现时生活中，国家对教育的投资确实不少，但很多都投向了硬件设施，对于软件开发投资还不够，特别是一些有创造力和活力的资源，学生无法实现学科的专业性深入，这些教学活力资源的缺乏严重束缚了教育改革的深入，有些东西又不是普通师生所能左右的，需要更高的信息技术支持，现时的教育往往使平庸的学生与高智商的孩子逐渐向着同一水平发展，这样做不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学情去开展学习，如能开发高效的学科软件，并将学生高中阶段所需掌握的学科知识输入其中，只要学生掌握了这些内容，就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知识进行额外学习，教师也可根据学生的学情对他们进行不同的训练，学生不仅可以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度，又可在完成任务之后继续实现更高的突破。
改革进程 篇7
1 支付制度的改革进程
1995年至今, 镇江医保支付方式进行了六次重大调整, 经历了由“按项目付费”到总额预算下的以“就诊人头”为核心的复合式支付方式的转变。
1.1“按项目付费”到“按服务单元付费” (1995-1996年) 。
改变传统的“按项目付费”, 实施“按服务单元付费”的支付方式。第一年实施效果较好, 有效控制了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势头, 保障了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市区定点医疗机构业务收入只增长2.88%、门急诊人次增长1.22%、出院人次增长3.75%。但是, 到1996年, 该办法“只能控制单元费用个量, 不能控制医疗费用总量”的弊端充分暴露, 定点医疗机构普遍采取“分解处方、重复挂号、分解住院”等增加工作量的办法来增加医保收入, 医疗费用增幅过高, 医保基金收不抵支。
1.2“按服务单元付费”到“总额控制” (1997-1998年) 。
为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 确保医保基金收支平衡, 实行“总额控制、超支不补”的支付方式。“总额控制”对控制医疗费用具有刚性作用, 但“医院年初怕总控指标用不完, 大处方、大检查;年底又担心超总控, 小处方、推诿病人”的现象非常严重, 医患矛盾更加突出。“总额控制”下, 费用控制很好, 但医疗服务质量很差, 患者很不满意。
1.3 个人账户按实支付、统筹基金总额控制 (1999-2000年) 。
为调动医院改善服务态度、发展新技术新项目的积极性, 实行“个人账户按实支付、统筹基金总额控制”的支付方式。当年运行情况较好。后来, 医院发现个人账户可以按实结算, 不纳入总控, 于2000年开始争抢使用个人账户, 导致医疗费用大幅上涨, 患者过快进入统筹支付段, 医疗费用负担加重, 统筹基金超支严重。
1.4 总额预算、弹性结算、部分疾病按病种付费 (2001-2003年) 。
针对单一支付方式的弊端, 制定了“总额预算、弹性结算和部分疾病按病种付费相结合”的复合式支付方式。该方式根据上一年度实际情况确定工作量、次均费用预算指标, 年底工作量增加, 相应增加决算费用。结果, 医院又采取分解工作量方法, 争取更多结算资金。
1.5 以“就诊人头”为核心的多元化复合式的结算办法 (2004-2012年) 。
在二级以上医院的支付方式中引进了“就诊人头”和“人头人次比”指标。如果, “就诊人头”没有增加, 则“就诊人次”增加为无效工作量, 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医院承担了不合理医疗行为造成的医保费用超支风险。2007年, 对支付方式又进行完善, 建立了以“就诊人头”为核心的多元化复合式结算办法, 进一步充实完善医疗保险结算指标, 对不同定点医药机构实行不同的医疗支付方式:对定点一级医疗机构、零售药店和医务所室实行“总额控制”支付方式;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行以“就诊人头”为核心的总额预算管理支付方式;对定点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实行“总额预算、弹性结算和部分疾病按病种付费相结合”的复合式支付方式。对社区管理的慢性病, 按“慢性病管理人头”付费。
1.6 总额预算下的以“就诊人头”为核心的复合式结算办法 (2013年以后) 。
2013年, 完善政府多部门协调参与的医保基金预算管理机制。一级预算, 即医保基金收支总预算, 由人社局制定, 经财政、卫生局讨论一致报市政府批准。二级预算, 即对各级各类定点医疗机构、定点药店基金支出预算, 由医疗保险基金结算中心制定, 经人社、财政、卫生局审核批准实施。实施总额预算下的以“就诊人头”为核心的复合式结算办法, 按统一公式对各医疗机构医保基金预算指标进行计算和分配, 实现了预算指标分配的公式化、规范化。
2“三医联动”的指导思想
镇江20年来的支付制度改革, 始终坚持医保改革与医疗改革联动的指导思想。
2.1 以“指标体系”为框架, 引导定点医药机构建立自我管理机制。
在医疗保险制度实施过程中, 医保经办机构和定点医药机构之间始终是博弈关系, 前者不可能对后者的各方面都监管到位。因此, 支付方式中应建立一系列“指标”, 以“指标体系”为管理手段, 来规范定点医疗机构的行为, 使其建立起自我管理机制。每年年初, 医保经办机构将医保指标和一系列结算质量考核指标一次性下达给定点医疗机构, 让医院管理者年初就了解掌握各项指标。据此制定具体措施, 加强医保管理, 并在执行过程中不断调整, 确保全年指标在医保经办机构下达的指标框架内, 以提高医院年终结算的质量。医院在实现自己目标的同时也实现了医保的目标。各个定点医疗机构管理好了, 全市的医保管理也就好了。
2.2 用医保支付方式来影响和引导医疗行为。
国内外医保支付方式研究证明, 各种医保支付方式都会对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产生影响, 特别是各种单一的支付方式, 都有负面作用。如镇江1995-2000年之间所实行的单一支付方式, 均是第一年运行效果较好, 第二年变差。因此, 必须采取多种支付方式相结合的复合式支付方式, 克服各种单一支付方式的负面影响, 使各种支付方式像复方制剂一样, 发挥治疗协同作用, 拮抗副作用。引导定点医疗机构规范医疗行为, 医疗机构只有以病人为中心, 改善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才能吸引更多病人, 增加医院收入。
2.3 医保支付方式必须建立在定点医疗机构与医保经办机构合作博弈基础上。
由于医疗保险的特殊性, 医保资金是通过医疗机构这个载体支出来实现医疗保障目标的。对于医保资金使用来说, 医院就像“水龙头”“节流阀”, 医院管得紧一点, 医保资金就流得慢一点, 医院管得松一点, 医保资金就流得快一点。只有当定点医疗机构与医保经办机构处于合作博弈状态时, 才能调动定点医疗机构主动控费的积极性, 才能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
3 支付制度的核心作用
支付制度在维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 引导医院医生合理服务, 改善医疗服务质量, 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1 确保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医保支付方式与预算管理是医保基金管理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组成部分。预算管理是确保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重要手段, 是改革医保支付方式的前提, 医保支付方式是确保预算执行的重要保证。对某个医疗机构不能简单地实行“总额控制”, 应根据提供服务质与量给予补偿。为确保统筹基金年度内医保基金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必须加强医保基金预算管理, 建立医保基金预算管理机制。为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公开和医保基金公平、公正, 提高医保基金的透明度, 应建立政府协调、多部门 (人社、财政、卫生、发改委) 参与的医保基金预算管理机制。
3.2 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增长。
医保支付方式是有效控制医疗费用的手段。镇江20年来“走稳步、不停步”不断改革医保支付方式, 有效控制了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据江苏省卫生厅报表显示:2000-2010年, 江苏省城市医院的业务收入增长了417.06%, 而镇江只增长302.70%, 比全省平均水平低了115个百分点;2011年全省平均增长21.84%, 镇江15.71%;2012年全省平均增长21%, 镇江15.28%;2013年镇江只增长12%。
3.3 促进分级医疗体系的建立。
对不同的定点医疗机构实行不同的医保支付方式, 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倾斜, 配合双向转诊政策、“3+X”家庭健康责任团队签约服务和三位一体的慢性病防控模式, 引导参保人员“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健康管理进家庭”, 镇江就医格局初步形成。社区和大医院之间的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已取得明显成效, 2007年以来, 市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门急诊人次大幅增长, 社区医疗机构门急诊人数占比达55%以上,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普遍开设康复病房, 脑血管意外等病种病人大量从医院转社区康复治疗, 急慢分治正在逐步形成。
参考文献
[1]林枫.点数法:居民医保费用支付的另一种选择[J].中国药物经济学, 2007 (5) :66-69.
[2]林枫, 伏庆鸣, 丁金华, 等.镇江市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的实践和体会[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013, 29 (4) :258-260.
论清末警政建设的进程与政治改革 篇8
曾有国外学者云:“中国的国家制度是牢固的, 其权威性来自坚不可摧的意识形态基础和长期积累起来的历史先例,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政府体制能像它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1]186殊不知再好的政治制度也难以垂诸万世, 必须针对现实, 刻刻求其变动适应。唯有如此, 方能算得上是真正“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康乾期间, 清朝何等“超强”, 贵为“天朝上国”, 然1840年之后的一连串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 即把清王朝“折腾”得“遍体鳞伤”, “面目全非”。究其缘由, 根本就在于清廷未能适时与资本主义对接, 失去了社会转轨的机会。
面对西方列强不断侵扰却毫无还手之力及国内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现实, 为维系和延续其统治生命, 清政府也开始自愿或不自愿地推行适应性变革, 因而有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尽管两次变革均未能达其初衷, 但对于近代警政而言, 此一时期也即为理论引进和观念形成时期。虽然警政建设问题未能纳入戊戌变法项目当中, 但也有了“有违圣意”的初步实践———湖南保卫局。遗憾的是, 戊戌政变发生后, 湖南保卫局与南学会一同被视为新政的冒尖事物, 以“迹近植党”的罪名勒令解散。虽然继任湖南巡抚俞廉三为其正名, 称保卫局乃系变保甲之名而行保甲之实, 颇有成效, 尚无植党情事, 力图变通保留, 但清廷未予认可, 谕令“毋稍延宕”, 在朝廷的催促下, 1898年10月31日湖南保卫局被裁撤。
二、清末新政与近代警政建设的全面推进
戊戌变法失败后, 清廷处境更为窘迫。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及八国联军的入侵几乎陷清廷于灭顶之灾。屈辱条约的签订不仅加剧了经济负担, 而且政治上也陷入空前信任危机。内外交困的处境使当时的掌权者慈禧不得不痛下决心, 重拾“变法维新”旗号, 实施新政, 力图以变革挽救自身。1901年1月29日, 清廷颁布新政谕令, 同年4月21日成立统筹和推行新政的机构督办政务处, 开始施行新政。清末近代警察制度的创建正是伴随着此一“东风”而正式起步的。
清末新政“是以近代化为目标, 以循序渐进为手段, 通过文化教育、经济、政治的全面改革, 实现中国的富强独立, 实现社会的转型。这是近代中国提出的第一个比较完备的近代化方案”[2]2。而“办理新政, 莫要于巡警一事;巡警设, 则不特保安之效可彰, 亦于自治之基已立”[3]239。警政的办理自然不容怠慢, 是故, 朝廷谕令各省督抚“不准视为缓图, 因循不办”[4]4935。此后, “各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 从办理警察学堂、培训警务知识、改造旧兵弁的素质入手, 逐渐建起一支新型的警察队伍”[5]131。但因督抚们对近代警察制度并无真正深切的了解, 对创办警政的必要性也缺乏深入认识, 加之官僚习气太深, 凡事只知推、拖、应付, 表面上虽然说得头头是道, 实际上并未认真实行。即便“仿效设立巡警局、警务局”, 也“往往机械照搬, 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效果可言”[5]129。
日俄战争中, “弱小”的日本击溃“强大”的东北熊后, 国人惊愕之余审视其原因, 得出了“日俄之战, 实质上是立宪与专制之战, 日本的胜利就是立宪对专制的胜利”[2]116的结论, 因而立宪之呼声云起。时人称“立宪之声, 洋洋遍于全国矣。上自勋戚大臣, 下逮校舍学子, 靡不曰立宪。一唱百和, 异口同声”[6]221。媒介也评论说:“昔者, 维新二字, 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今者, 立宪二字, 又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 称“不数月间, 立宪之议, 遍于全国。盖至是而中国立宪之机, 直如火燃泉达, 有不能自已之势焉”[7]13。在这种情势下, 为顺应时代潮流, 清廷遂于1905年7月9日正式下发派载泽等分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谕令, 称“方今时局艰难, 百端待理, 朝廷屡下明诏, 力图变法, 锐意振兴, 数年以来, 规模虽具, 而实效未彰, 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请求, 未能洞达原委, 似此因循敷衍, 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 分赴东西各国考求一切政治, 以期择善而从”[8]1。
随着宪政步伐的迈开, 创办警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此时, 警政建设问题已不仅仅是维持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安全、革除地方积弊的“功用”需要, 它作为近代国家机器中的民政之一端, 同时也与新式教育等共同担负着为预备立宪奠基的重任。基于此, 清廷遂决意要“广兴教育”, “普设巡警”, “使绅民明悉国政, 以预备立宪基础”[4]5564。于是, 1905年10月8日, 清廷设立了中央警察机构巡警部, 借以管理全国的警政建设。原京师的工巡总局改为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 “不再是市政、司法和警察相混同的组织, 而是由巡警部或民政部直接指挥的掌理京城警政的专门机关”[9]305。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1906年9月1日) , 清政府宣示“仿行宪政”谕令, 称“各国之所以富强者, 实由于实行宪法, 取决公论, 君民一体, 呼吸相通, 博采众长, 明定权限, 以及筹备财用, 经画政务, 无不公之于黎庶……时处今日, 惟有及时详晰甄核, 仿行宪政, 大权统于朝廷, 庶政公诸舆论, 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8]43—44。而仿行宪政的第一步即是厘定官制。是故, 1906年9月2日即发布改革官制的上谕, 后经一段时间的筹划, 于是年11月正式启动中央官制改革。在这次改革中, 巡警部被民政部所“兼并”, 成为“民政之一端”。由于“巡警部改为民政部不是简单的名称更易, 而是在原来巡警部的基础上有所扩大”[10]31, 因而它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对各省警政的监督指导”[5]132, 从而大大推动了各省警政的发展, 警政建设迅速从省城和重要通商口岸向厅、州、县转移, 警政辐射区域进一步扩大。接管全国巡警以后, 民政部随即加大力度督促地方各省府厅州县及乡镇办理警政事务。光绪三十三年 (1907) , 民政部“奏准通饬各省酌裁民壮募练巡警”, 接着又奏请朝廷, 饬令各省仿照山西巡抚赵尔巽在晋省办理巡警的办法, 裁汰捕役, 改募民壮以充警兵, 以推行警政。要求“各省督抚将军, 通饬所属府厅州县, 查明民壮、捕役等项, 额设若干, 详报臣部。一面严饬酌量裁汰改设巡警, 增给饷薪, 各设警察传习所, 更番训练, 以应急需。至地方之繁简, 形势之险易, 民俗之驯悍, 经费之赢绌, 各处情形不同, 应如何增减变通之处, 由地方官酌量办法, 禀明督抚将军酌核奏咨, 以期逐渐扩充”[11]8795。
然因“各省没有全省统一的警察主管机关, 造成同一省内的各厅州县警察名目不一, 五花八门, 上下互不相关, 很不利于警政的发展”[5]132。是故, 清政府在光绪三十二年外省官制改革启动后, 于次年五月二十七日 (1907年7月7日) 谕令各省增设巡警道, 设置巡警道一员, 管理全省警察事务, 设警务公所为各省最高警察机关, 裁撤全国各地名称不一的巡警总局、警察总局, 划一地方警政机构。此后, 清末地方警政建设逐步走入正轨并渐趋一体化、正规化的重要一环。不仅使中央对地方的警政管理得到切实保障, 也使每个省的警政建设有了专门的管理机关, 保证了省内警务管理的一致性[5]134。
三、预备立宪的失败与警政建设的落幕
在警政建设开始步入规划发展时期之际, 全国各地的人民革命斗争日趋高涨, 立宪派也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面对此种事态, 清政府遂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一日 (1908年8月27日) 宣布九年预备立宪。宪政编查馆、资政院拟订了一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 将各省厅州县与乡镇地方警政的推展, 列入逐年应办要项之一, 预计用8年时间完成地方警察的创建。民政部据此于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三日 (1909年4月13日) 拟订了一个筹办地方警政的七年计划 (见下表) , 拟逐年分步进行建设。七年计划的提出, 在警政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意味着警政建设开始有规划地向基层推进。宣统二年 (1910) , 清廷迫于国内形势, 宣布将原定九年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五年。民政部亦相应调警政建设计划, 缩改警政建成期限。称巡警为内政之一端, 责任重要, 关系至巨, 诚为召集议员以前必须完成之最要事宜。案查宪分政分年筹备事宜清单, 宣统七年, 乡镇巡警一律完备等, 因现在缩改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 所有应行筹设乡镇自应提前赶办。并据各省奏咨于乡镇巡警有业经提前举办者, 本部通盘筹划, 详细核拟, 所有各省厅州县乡镇巡警限于宣统五年召集议院以前一律完备。遗憾的是, 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落实, 宣统三年 (1911) 辛亥革命即爆发。翌年2月12日, 隆裕太后被迫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 溥仪退居紫禁城中的养心殿, 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清末警政建设也随之落幕。
在清末皇权统治和君主专制不断修缮的情形下, 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在艰难中开始孕育与发展。
摘要：清末近代警察制度的创建与政治改革相始终。随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兴起而引入与实践, 伴清末新政进程的推进而推进, 但终因政治改革的失败而告罄。
天然气价格改革进程的思考与研究 篇9
在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过程中, 政府十分重视保障居民用气价格的相对稳定,主要措施是推动建立居民用气阶梯价格制度,区分基本需求和非基本需求,保障居民基本用气价格相对稳定,同时,在居民用气价格调整时,严格规范程序,事先广泛听取社会意见,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二、我国天然气价格改革进程回顾
三、天然气价格改革的建议
天然气产业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后,由于煤、油等替代能源价格市场化步伐加快,而天然气价格受到政府管制,使天然气进入长期比价严重偏低局面,天然气产业链结构化改革进展缓慢。 中央文件曾提出:“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 ”今年7月的天然气价格调整,从增量气的价格水平看,调价幅度从未有过,极大提升了以价格手段对供求失衡的调整作用,但存量气与替代能源的比价仍偏低,应尽快实现价格并轨。
首先,要扩大上游天然气资源开放,建立多样化具体实现形式。 近年来,我国在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向石油公司之外开放上,有了新突破。 但控制常规天然气资源、相对优质非常规资源的,仍主要是国有石油公司,这就使得潜在资源转化为现实资源的动力不足。 为化解这一矛盾, 需要加快上游存量资源的开放步伐,引入新的市场主体、创新原有市场主体形式,形成与不同资源品种、类型相适应,在不同层面市场主体有适度竞争性的格局,增加上游资源勘探开发、生产活力。
其次,推动天然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从生产商分离出来的制度建设。 从目前看,天然气生产商一体化建设运营天然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体制, 对天然气产业链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 《决定》提出:“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 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 ”这是第一次明确涉及天然气产业链管道等基础设施的改革目标。
第三,加快推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 天然气产业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后,由于煤、油等替代能源价格市场化步伐加快,而天然气价格受到政府管制,使天然气进入长期比价严重偏低局面,天然气产业链结构化改革进展缓慢。 《决定》提出:“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 ”今年7月的天然气价格调整,从增量气的价格水平看,调价幅度从未有过,极大提升了以价格手段对供求失衡的调整作用,但存量气与替代能源的比价仍偏低,应尽快实现价格并轨。
参考文献
[1]胡希.国外天然气产业规制改革研究[J].开发研究,2007;02
改革进程 篇10
结合本校的建筑施工教学实践分析了现阶段的建筑施工教学存在的不足。
1. 教学方式的缺陷
建筑施工的课堂教学的传统模式是采用“粉笔+黑板”, 现在, 为了提高教学效率, 大多数教师采取多媒体方式教学, 这种多媒体教学能播放大量的图片和录像, 同时可利用FLASH等专业软件将部分工程的施工过程和工艺做成动画在课堂上演示, 通过它能为学生提供大量的信息和资料, 扩大他们的知识面。虽然这种教学方式的优点很多, 但基本上也是属于“填鸭式”教学, 还是以“教师讲, 学生听;教师写, 学生抄;教师布置, 学生做”为主, 缺少与学生的互动与交流, 学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不能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而且多媒体教学还存在播放速度过快学生来不及接受等缺点。
2. 教师自身素质不足
建筑施工作为一门专业性和实践性极强的课程, 要求任课教师除了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外, 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施工实践经验。但建筑施工专业课教师, 特别是近两年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师, 大都缺乏实际工程经验, 讲课缺乏生动性, 对具体施工过程中的细节问题讲不透彻, 容易造成学生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
3. 实习条件的局限性
建筑工程施工实习是检验学生学习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方法, 也是学生在进入正式工作之前一个良好的适应工作环境的机会, 是学校教学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但因为建筑工程施工实习涉及的范围较广、工种复杂, 所以学生实习所需的场地面积很大、需要的设备也很多, 而实际的情况是, 许多的学校的教学条件有限, 根本无法满足这要求。因此,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很多学校都会采用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方式来进行建筑工程施工课程的教学实践, 但由于多数合作企业并不重视学生在企业的实习情况, 致使学生对进企业的积极性大大打折扣。综上可知, 根据学校学生的具体情况以及建筑工程施工专业在人才培养上的相关要求, 不断完善和创新传统的建筑工程施工教学模式, 解决学生实习条件的局限性问题, 不断提升建筑工程施工课程的教学质量已刻不容缓。
二、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
1. 分析现状, 增强专业思想教育
在平时的课堂教学活动中, 要加强对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 让学生对本专业的特点有具体的认识, 并且认识到设置建筑工程施工课程的实际意义;进而帮助学生树立坚定的目标, 激发学生的斗志, 使其通过不断地学习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2. 了解企业需求, 改进教学改革思路
通过了解市场人才的需求现状不难发现:与建筑相关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 一线施工人员的整体素质较低, 具有较高职业素养的基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少之又少。为此, 在进行建筑工程施工课程改革时可以将施工图的识读当做切入点, 根据建筑工程的具体施工顺序, 把建筑工程细分成各个分项工程, 把分项工程作为主线进行项目教学;除此以外, 还可以把教学项目进一步划分成业多个教学模块, 并结合具体的案例进行教学;这样的教学实践活动把教育、学习、实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不但可以促进学生思维的开发, 还能促使建筑工程施工课程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3. 实行“请进来”、“走出去”的教学模式
首先是“请进来”, 聘请经验丰富的现场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知名的专家学者走进课堂授课、举办讲座, 内容主要针对工程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现代建筑施工中的最新知识, 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其次是“走出去”, 带学生走出教室到实训基地, 对照实物讲解, 使学生增加感性认识;让学生通过砌砖、抹灰、钢筋绑扎等实际操作, 在实践中学习。通过直观教学法, 增加了学生的感性认识。加强了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的联系。
4. 不断加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落实“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
只有不断加强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 才能为在校学生创造一个更好的实习环境, 进一步促进学生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实习实训基地作为一个技能训练的场所, 其一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实习环境, 帮助学生加强自身的实践能力以及专业素质;其二也可以间接对教师进行培训, 教师通过教学实践可以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其三可以为职业资格、技能等级鉴定及职工岗位培训或再就业培训提供场所。为了确保学生在进入工作之后能更好地适应企业的环境, 要加快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 并且选取管理科学、技术水平高且工作环境好的相关企业, 与其建立良好的校企合作关系, 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与交流。此外, 要确保每一位在校学生至少有半年的顶岗实习时间, 并且参与至少一项的建筑工程施工全过程的实践锻炼, 让学生在真正意义上做到顶岗实习。
三、结语
在建筑工程施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要综合在校学生的具体情况, 在不偏离教材的基础上, 科学合理地整合学校、企业、社会资源, 创新性地使用模块化、项目化的教学方式, 进一步完善“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教学模式, 不断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 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企业对人才的需求。
摘要：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 建设工程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 建设速度不断加快, 对建筑工程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也随之不断加大。建筑施工课程应为培养方向服务, 符合时代的需求, 采用合理有效的教学手段和方法, 增强学生的整体素质, 培养其实践能力, 不断深入课程教学改革, 这些都是建筑工程施工课程教学需要考虑的问题。本文重点分析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建筑工程施工,教学手段,项目教学,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蒋红妍, 李慧民.“土木工程施工”课程教学的探讨[J].中国冶金教育, 2014, (1) .
改革进程 篇11
“奥巴马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与他是现任总统有关。因为，虽然人们也对奥巴马的政策和能力有所批评和怀疑，但至少人们知道，最坏也不过如此；要是选了罗姆尼，谁知道他会不会更坏呢？”冯春说，这说明，人对风险都有抵触情绪，宁可接受一个不怎么太好的，也不想对未知的事物冒风险。
由此想到中国，虽然处处需改革，处处要转变，但根据现在已知的各项公开信息，变化仍将是相对稳定的，而且几十年下来，中国已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程式化的运行机制，这让我们可以对中国体制运行的轨道有所把握。同时，不必担心改革步伐会过于迟缓，当遇到困难，一个稳定的系统会及时有所回应并加以改善。
但这并不表示他就没有担忧。“我觉得当前有进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主要表现就是法治的缺位，在我们本行业内也存在这种现象。社会参与者行动的标尺不是既定的法治规则，而是政府意愿。”冯春认为，如果未來有什么改变是最值得期待的，那就是政府管制的减少，行政垄断的消解，否则即令短期内能够维持稳定和增长，但也无法释放足够的活力。
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制度改革的路径 篇12
关键词：土地改革,城镇化
土地制度属于一国最基本的不动产制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始于农村的土地制度相关改革 (农村土地上的“双层经营联产承包责任制”) 不仅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农业基础层面的活力与动力, 也构成了其他诸多领域改革的前提和保障, 引领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但随之而起的城镇化快速发展与“经济起飞”, 对于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与挑战性问题。
1 核心难题在于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我国土地制度改革推进的难度之所以很大, 主要在于这一改革所涉及的层多面广, 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矛盾纠结缠绕, 利益平衡的难度很大。当前与土地制度相关而存在的诸多矛盾, 其深层次原因都与土地产权制度密切相关。土地产权制度走向何处, 是我国弥合“二元经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从所有权属性上来看, 我国土地分为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两种性质的土地。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无主荒地等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深圳已有改变) 。农村集体土地在实现承包经营制度框架之下, 中央近年来已先后提出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但“农字号”的土地始终是与城镇建成区分开的, 一旦需要“农转非”, 原则上就必须征用为国有土地, 完成审批及征用、补偿的全套程序。总体看, 现行土地制度框架是“公有二元”特征的, 把国有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并列的两种产权结构体系。名义上同属公有土地, 一为大公, 一为小公, 大公大到“全民” (国有为其具体形式) , 小公小到某一村民小组, 具体的权、责、利情况千差万别, 十分复杂。从现实来看, 这一产权制度结构体系, 产生了诸多矛盾或问题, 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2 目前的五大矛盾
2.1 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权利、责任“双重不对等”所产生的矛盾
一方面, 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权利不平等。这不仅表现在集体土地由于实行乡、村和村民小组“三级所有”所带来的所有权虚置与紊乱问题, 而且更为突出地表现在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上的不平等。长期以来, 我国严格限制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建设用地, 除特殊规定外, 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这也就意味着农村集体不能面向市场供地, 只有经国家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 才能由国家出面出让、转让和用于非农建设。因此, 与国有土地权利相比, 集体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都是不完整的。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做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些探索和制度调整, 但由于受诸多现实制约因素的影响, 尚未真正实现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权利平等。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权利的不平等, 又表现为制约农村发展和引发紊乱状态等诸多问题的原因。例如, 导致“小产权房”问题大量出现的主要动因, 就在于两种土地权利和收益的显著不平等。
另一方面, 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又存在责任不对等情况。在很多地方, 政府无法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时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而政府 (代表全民) 在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 是引起土地增值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政府不参与集体土地收益分配, 只强调集体土地权利, 而不让集体承担责任, 显然也是不公平的。这种责任不对等的现象, 是近年来现实生活中集体土地产权转让中日益频繁出现的显化问题。
2.2“二元”产权结构体系使土地利益协调和农民权益保护的难度大大增加
在土地利益协调和农民权益保护中涉及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配。土地“涨价归公”是颇具学理渊源的一个重要思路, 来源于孙中山著名的《民生主义》演讲, 其针对中国历史及其二十世纪初的土地问题提出了“平均地权、照价抽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的政策。该政策的理论基础认为, 土地可以私有, 但土地, 特别是城市土地的级差地租和市场涨价, 不是土地私有者带来的, 而是社会改善基础设施及其环境, 以及人口聚集所带来的。因而, 土地的级差地租和市场涨价应当归公, “以酬众人改良那块地皮周围的社会和发达那块地皮周围的工商业之功劳。”
但现实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 不可能是简单绝对的“涨价归公”, 或其反面的一律“涨价归私”, 而应按照“公私兼顾、增值共享”的原则, 处理好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 以及近郊区直接受益农民与远郊区未受益农民之间、农民的土地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等多重利益关系, 建立合理分配机制。两种产权结构体系并存, 特别是集体土地产权主体由于多种原因最易虚置, 增加了利益协调和保护农民权益的难度。无论是作为一级政府的乡镇, 还是作为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 都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事权利主体。在农村社会成员必然变化 (如生老病死) 和必然流动 (如异地嫁娶) , 以及近些年随着长年外出打工等形成的流动性增强的情况下, 集体土地产权如何在“集体”中的每个人那里得以体现和受到保护, 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2.3 集体土地产权主体虚置与土地流转相关的扭曲、作弊问题
集体所有权的虚置, 成为土地流转的严重制约因素和不规范因子。土地流转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能够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虽然近些年来国家逐步放宽政策, 并允许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 但在集体所有权虚置情况下, 农民并未拥有完全的土地使用权, 并且受乡镇规划、承包经营期限、具体操作程序等影响, 往往限制性扭曲了符合规模化和专业化经营要求的土地流转;而且名义上“一人一票”式所有权的极易落实和虚置, 又为侵犯集体土地权益的作弊与腐败打开便利之门。土地征收补偿不合理、强制征收、村委会成员利用土地牟私利等, 都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土地权益 (当然也包括其背后的全民公共权益) 。虽然近年来, 我国一些地方在农村采取股份公司、合作社等组织形式, 将股份量化到村民, 提升了“集体”内部的规范性, 但利益分配中的一些问题和矛盾 (特别是对外部而言) 仍远未得到根本解决。
2.4“公有二元”产权结构, 加大了政府管控与市场自主调节土地资源间的矛盾
在市场经济下, 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需要发挥市场的配置和调节作用, 以提高其配置效率。由于人多地少, 土地在我国现实生活中成为一种特殊的“自然垄断”资源;再加上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十三亿人吃饭问题, 如果完全依靠市场自发调节, 可能导致农地使用不当、农地和建设用地比例失调, 引发粮食安全问题。更何况城镇化带来的中心建成区的扩大, 必然引发市场式“试错”、无法有效解决“通盘规划合理化”问题, 因此, 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管控作用。然而, 在土地资源配置权利上, 政府与市场之间往往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矛盾之中。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如何找到合理的边界和分工、互补机制, 使政府与市场都能发挥积极作用, 共同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一般而言, 政府应该在保护耕地、保护各类土地产权、实施土地利用规划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市场应在土地资源配置上发挥主导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经验是土地可分为私有和公有 (国有) , 商业活动对私有土地的需求只能通过市场交易满足, 公益项目对私有土地的需求可通过国家征用 (有补偿) 来满足, 政府有规划权, 但在依法管控事项之外, 全部交给市场。然而, 在我国“公有二元”产权结构和现行体制下, 政府在“公”字号土地的使用、管理与交易中, 明显存在管控过度与管控不到位并存的现象, 市场的积极作用被抑制, 消极作用又往往未得到抑制。
2.5“二元”产权结构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成本上升与风险压力日趋明显
截至目前, 我国城镇化的推进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征地, 以现行的一套土地征收制度为支持。随着城镇化发展, 两种土地产权结构下的征地成本上升, “棘轮效应”加“攀比竞抬”式压力日益显现。首先, 政府主导城镇化的现实资金约束和风险日益增强。政府主导城镇化, 是以大量的建设资金为前提的。没有资金保障, 地方政府就难以为城镇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主导的方式也就难以运行了。我国现有征地制度的一大优势, 就是初始开发环节通过低价征收、高价拍卖的方式, 为政府推进城镇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然而, 随着农民土地维权意识的增强和各方“讨价还价”式博弈的变化, 政府主导城镇化与现实资金约束增强的矛盾日益显现, 因为城镇化很难再以初始阶段的低成本方式继续推进, 征地、拆迁费用攀比式的水涨船高不断增长, 使政府主导城市化的成本急速上升。农民、市民补偿诉求得不到满足而引发的冲突, 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表明, “二元”结构下政府主导城镇化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都在增加。
另外, 在一些城市发展中出现“自主城镇化”模式, 即在集体土地上建设城市和“农转非”项目 (如“小产权房”) , 突破了城市土地国有的限制, 与现行诸多制度产生冲突, 也为后续管理、产权登记、交易等诸多方面增加了极大难度。再者, 基本农田农地保护与城镇化用地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一方面, 由于人多地少, 实行农地保护制度, 是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 城镇化发展, 必然造成城镇扩张和建设用地的增加。这一矛盾在农地非农化带来的巨大价差诱导下, 进一步刺激了“征地”和“变地”冲动。一些地方千方百计将农田转为农村的或非农的“建设用地”, 造成乱征收、乱占地现象, 对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等构成了威胁。
由上述可知, 探讨如何改革我国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并存的“公有二元结构”势在必然。按纯粹理论分析, 土地制度改革的大思路可以有三种。
3 几种改革大思路的利弊分析
思路之一是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 取消集体土地所有制。这是不少学者的主张。这虽然能够解决集体土地产权虚置、保护农民土地权益、防止村组织以权谋私等问题, 但也会带来诸多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产生极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风险。
3.1 产生经济风险
从理论上说, 土地私有化所带来的产权明晰, 便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可能会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然而, 土地作为特殊资源, 在我国实践中很可能产生一些经济风险, 包括在不同地区, 受利益博弈等影响, 可能会出现相互矛盾的两种发展趋势, 一些地区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 (重演中国历史上的失地农民矛盾积累过程) , 而另一些地区的农民则可能拒不流转, 从而使农业集约化生产难以有效推进;再者, 私有化之后的土地流转, 受经济利益驱使, 可能会危及粮食安全问题。
3.2 带来社会风险
主要表现在:其一, 不利于解决劳动力转移和就业问题。在原有土地的劳动力无法得到有效吸收、转移的情况下, 如果以土地私有为产权基础放任资本大肆兼并土地, 可能会产生城市盲流, 影响社会稳定。其二, 将会导致我国城镇化过程中未来的“钉子户”式产权纠纷难题更为明显和加剧, 影响社会稳定。
3.3 引发政治风险
其一, 农村土地私有化而城镇土地已完全无私有化的可能, 在国民公众权利意识日益兴起的社会背景下, 农村土地私有化产生的城乡居民利益反差、心理失衡的社会效应, 将会直接影响改革环境的稳定性。其二, 由于我国明确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土地公有的观念根深蒂固, 土地私有化必将饱受社会和部分体制内人士质疑, 遇到的政治阻力将使其在现实中无法起步而徒增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因此, 在我国推行农村土地私有化思路的社会成本极高, 不可控因素太多, 经济、社会尤其是政治风险十分巨大, 可能产生种种难以预期的后果。这一思路难以形成方案, 不具备现实可行性。
思路之二是维持“公有二元产权”结构体系, 坚持并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这一思路是不对两种产权结构体系做大的调整, 因此, 优点是带来的直接负面影响较少, 短期社会风险较小, 改革较易推动 (这些年来实际上官方态度一直如此) 。然而, 在这种产权结构体系下, 虽然出台的一些政策, 如土地确权、两权分离、三权分置、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等, 能够缓和一些冲突, 但仍属于治标不治本, 无法解决前述分析中的一些深层面矛盾;“同地同权”的表述虽得人心, 但难以落到实操层面, 进退维谷。因而, 所谓坚持和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 实际上很可能是陷入矛盾积累过程, 路子会越走越窄, 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 不可成为未来的长期选择目标。
从理论上分析, 土地的“集体所有制”, 在最讲求“产权清晰”的市场经济和以市场交易为机制的现实世界中, 是无法长期有效运行贯彻到底的。因为一个“集体”, 如遇人员死亡、新生、婚嫁等, “一人一票”的总票数必然变动, 而土地权益所依托的土地实体, 却不可能随之有任何变动, 增人无法增地, 减人也难减地, 内部、外部人际间的权益自然是模糊难定的, 无法真正规范的。种种的不规范、扭曲与“作弊”的空间, 反而成为了常态, 并出现利益博弈的“灰箱”, 难言有长效的公正。
如果我们有了这一“捅破窗户纸”的基本认识, 还需要再加上另一重要判断性认识:现阶段我国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 与整体、长远考虑必须顾及的“平均地权、涨价归公 (以从享利乔治到孙中山的主张为代表) ”两大原则之间, 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同地同权”是有利于保护直接相关农村原住居民权益的原则, “涨价归公”是可能有利于全体国民特别是大量远离城乡接合部, 在一桩桩和一件件征地或土地交易事件中不可能直接受益的他地居民的原则 (当然有效“归公”的前提是政府职能必须正常行使) ;或言之, 前者是在“小圈子”内分权益的原则, 后者是在“全社会”中分权益的原则, 两者自然有冲突, 而且无法按照“二者必选其一”来求解。把以上的两个认识与判断合在一起, 引出的结论必然是:从长远考虑, 我国正确处理“土地权益”问题的出路应在于, 当下以社会可接受的机制处理一桩桩具体事件中“同地同权”与“平均地权、涨价归公”间的折中权衡方案 (现实生活中我们一直在“讨价还价”式地做这种事情, 但显然已越来越吃力) ;同时面对今后还要经历的几十年快速城镇化过程, 长久之计是争取创造条件把“土地集体所有制”转为产权清晰、无纠结状态的另一种可接受、且有利于可持续处理“涨价归公”问题的所有制形态, 以避免未来矛盾的更加积重难返。如果土地私有制无可接受性, 剩下的选择便已不言自明了。
思路之三是实行集体土地国有化, 先有法律框架、后加实际内容地逐步取消集体土地所有制。从长远看, 土地国有化思路既能够解决集体土地所有权虚置、土地权利不平等、小产权房等问题, 又能以“一次锁定、分步兑现利益”方式避免城市化的巨大资金支出压力, 减少因土地产权矛盾积累而引发的社会和政治风险, 还有利于顺利实施统一市场上的土地流转, 便于国家统一规划、管理, 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者曾提出这一思路, 包含这样的基本考虑。土地是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与之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是农村基本农田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制度, 和城镇化必然征用土地的“农转非”全套制度如何合理化。已可看清, 在我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无法与市场、法制完整匹配、路子越走越窄的制约条件下, 而所谓使土地“私有”的方向于政治上不可行;如何处理土地制度这一重大而棘手的难题, 是中国统筹城乡和实现民族复兴愿景面临的巨大历史考验之一。未来的改革大方向, 可以按照“排除法”, 选择“集体所有”、“私有”之外的唯一余项———国有制, 把必保的基本农田和其他所有土地, 都纳入“国有”法律框架。其中, 对基本农田确立永佃制, 在非基本农田用地上则一揽子、一次性、一劳永逸地处理好宅基地、“小产权房”等历史遗留问题 (物质利益补偿可以分步按合约实现) , 进而给予全体社会成员“国民待遇”;其后即有可能进入一个统一市场中土地产权的规范化、一元化状态, 就是我国全部土地都是国有土地, 其使用权可透明、规范地流转, 凡是土地使用权流转环节上的租金, 就进入国有资本预算 (基本农田另行处理, 实际上可不要求或象征性低标准要求务农者上交农地的地租) ;凡是其流转和持有环节上应征缴的税收, 就进入一般公共收支预算。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要素的流转、配置, 可以均进入无壁垒状态。政府应专注于做好国土开发、土地利用的顶层规划, 同时非农田建设用地由一套市场规则和特许权规则来调节其交易或特定用途配置。除基本农田用地“封闭”式流转和发展规模化经营之外, 真正把所有土地资源放上统一市场的一个大平台。这个前景, 是配套于城乡统筹发展和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历史过程的一个值得探讨的可选改革方向。
综合以上理论化、逻辑式的利弊分析, 我们认为, 实行集体土地的国有化, 即将全部土地纳入国有平台, 应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长远发展战略的大思路。但把集体土地国有化, 实践难度很大, 当然只能徐图进展。
4 土地国有化改革需解决的几个重要问题
实现土地国有化改革的预期目标和效果, 需要处理好几个重要问题。
4.1 土地国有化的路径选择
集体土地国有化, 是赎买还是直接收归国有?国家显然不具备一步赎买的实力。如果直接收归国有, 会引起社会质疑、反对, 不利于社会稳定, 并且在土地征收等相关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 很容易造成对农民权利的侵犯和剥夺。此外, 村委会职责的转变、乡村债务等问题都对国有化形成制约。因此, 必须妥善选择土地国有化的渐进实施路径。
4.2 构建以基本农田永久土地使用权 (永佃制) 为核心的农用地产权体系
在法律上确定国家作为土地终极所有者的地位之后, 基本农田土地使用人可行使永久使用权 (其实“分田到户”的土地承包制从“30年不变”到“永久不变”的表述, 已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 它又可具体分解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 形成二级产权。土地使用人享有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以抵押、租赁、入股、买卖等形式, 通过市场优化组合, 也可以合法继承、赠与等。这样不仅保证了国家在土地管理和最终决策上的权利, 而且又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给实际土地使用者较大的使用、流转权利, 防止国家管得过多过死, 从而有利于解决当前土地制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矛盾。
4.3 探索农民市民化的新路径
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进城定居农民的市民化。农民市民化, 不仅是身份的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农民能够主动参与城镇化, 分享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公共服务, 实现农民与现代化、城镇化的有机融合。这一问题的着力点又在于如何处理农民进城与土地的关系上。政府应打造包括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为农民的市民化消除障碍。对于农民进城的成本, 原则上应由政府、企业和农民三方承担。
4.4 政府在土地规划、管理中的合理权限问题
全部土地国有化之后, 应强化、优化国家通盘的土地规划权, 把原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规划和管理纳入其内, 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防止重复建设和各种违法建造等行为。同时, 还必须以“正面权力清单”方式约束政府公权, 使之不越界、不诿责, 有效防抑扭曲和设租寻租。
4.5 探索公平合理、社会共享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模式, 包括探索对“小产权房”等棘手问题的分类解决方案
只有遵循共享理念, 处理好各种相关利益关系, 实现土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 才能平抑因征地、拆迁补偿发生的矛盾, 为农民市民化和城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财力, 使全体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
前述中国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间的土地改革难题, 突出表现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道路越走越窄, 粗放的土地开发模式已难以为继, 必须另寻大思路。新近在深圳调研中我们发现, 关于难题破解的路径, 深圳市作为经济特区, 已有十分值得重视的开创性探索和弥足珍视的初步经验, 其方向和逻辑完全符合前文分析排列出的第三种思路, 即实行集体土地的国有化, 即将全部土地纳入国有平台。
5 重要实践启示:深圳的突破路径
深圳市作为特区, 城镇化进程起步后, 发展极为迅猛。通过两次城市化土地统征 (转) , 深圳整个市域的土地已实现全部国有。其中第一次是1992年的统征, 实现了原特区内土地的国有化;第二次是2004年的统转, 实现了原特区外土地的国有化。因此深圳法律框架下已不存在农村集体用地, 也不存在农民。但还存在少量农业地块, 而且由于城市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土地的历史遗留问题, 仍存在土地的二元管理现象, 即存在“原农村土地问题”和“原农民土地权益保障问题”。目前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际占用土地中, 仍有约300km2存在历史问题, 被称为“合法外用地”, 存在产权复杂、补偿不清、违法建设等问题交织在一起, 也存在当地不称为“小产权房”的小产权房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深圳市探索形成了“依现状明晰产权”及“以利益共享推动产权明晰”并行的改革思路,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深化城镇化进程中原农民土地权益的保障改革工作。
深圳市早在1996年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就已将规划范围拓展至全市域, 在一个完全国有的平台上, 不区分城市和农村, 统筹安排全市域土地, 配套公共市政基础设施, 并在其后《深圳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中采用统一标准, 为特区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举措有别于国家在城乡规划层面的做法。
在土地政策方面, 深圳市不仅按照政策标准支付补偿款, 对城市化后城市管理、户籍和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和劳动就业、学校教育等也进行妥善安排, 同时划定了非农建设用地、征地返还用地、支持发展用地 (同富裕工程、扶贫奔康、固本强基) 等多种原农村“留用土地”, 进一步保障和扩展了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的权益, 有效地使深圳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原农民分享改革开放的红利。在留用土地权益设计上, 从保障原农民和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平稳过渡为市民和现代企业出发, 明确非农建设用地和征地返还用地土地使用权权益以及入市流转途径。
深圳市的土地完全国有化, 可望一次性解决制度框架上的权益不公平矛盾问题, 具有重大的全局性启示意义。完全可以理解, 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局限, 宣布了土地的统征统转, 只是给出了“单一土地国有制”的法律框架, 必然遗留下许多问题。在此基础上, 深圳市探索在改革创新中逐步完善对原住农民的土地权益保障。
6 新形势下有关农民土地权益的改革创新举措
为解决深圳市土地资源紧缺问题, 有效盘活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资源, 合理保障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权益, 深圳市于2009年启动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形成了区政府试点实践、各职能部门政策支撑、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改革工作格局和“产权明晰、市场配置、利益共享”协同推进的改革核心思路。包括“依现状明晰产权”、“以利益共享推动产权明晰”、“两层算账整村统筹”。入市流转方面, 深圳市政府出台了拓展产业发展空间的“1+6”文件, 明确提出允许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继受单位尚未进行开发建设的、符合规划的工业用地进入市场交易。对于合法工业用地, 所得收益全部归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对于尚未完善征 (转) 地补偿手续的, 继受单位需先行理清土地经济利益关系, 完成青苗、建筑物及附着物的清理、补偿和拆除, 入市所得收益政府与继受单位“五五分成”或者“七三分成”, 继受单位持有不超过20%物业。
其中, “整村统筹”是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 针对已完全城市化后的特定阶段形成的一种综合发展理念;即按一定的行政管辖区, 整体考虑该地区的发展, 将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相结合, 通过对制约发展的各类限制性因素进行统筹, 综合考虑该类区域自然、人文、社会、经济发展的纽带和联系, 积极调动行政、法律、社会、政策等多种手段, 实现整个地区的完全城市化。“整村统筹”作为一种发展理念, 实践的不仅是一个村落的建设重建, 还包含了历史传承、经济发展、权力完善、社会治理、环境提升等更为丰富的内容。
“土地整备”是深圳土地改革进程中的又一创新。其既区别于土地储备, 也区别于土地整理或整治。由于针对的主要是城市土地的综合利用和开发, 土地整备将土地资产运营的理念贯穿全程, 将实现储备、整理、重组、再开发、运营等土地问题统筹综合管理。对于深圳市来说, 土地整备是积极储备土地、主动调整供地途径、改善城市环境、加强基层管理的一项工作需求。面向全国来讲, 土地整备是整合多方资源, 加大社会公共服务职能, 做好城镇化布局的重要举措;是从现状到未来的一种城市化路径, 实现产业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和环境的再城市化同步推进, 环境的再城市化。
7 关于“整村统筹”土地整备
“整村统筹”土地整备以原农村实际掌握的土地为主要对象, 以整体确定原农村土地权益为平台, 以制度创新为支点, 撬动城市建设、社区经济转型和基层社会建设的联动, 探索一条新型城镇化道路, 实现土地“一元化”管理。“整村统筹”土地整备打破了传统土地整备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 形成有政府提供政策支持、资金统筹, 以社区股份合作公司为实施主体的新模式。新模式通过社区与政府算“土地+规划+资金”的“大账”, 社区与居民算“小账”的方式, 由政府来统筹解决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地实施、产业用地的划拨、违法建筑处理和确权等问题;由社区来统筹解决辖区内建筑物拆迁、安居民置、物业管理等问题。以“整村统筹”土地整备为平台, 承接社区的“基层党建、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社区转型”等多个目标。
“整村统筹”土地整备主要内容包括:基础工作、专项规划编制、实施方案编制、专项规划方案与项目实施方案的协调配合。这四大主要内容:一是基础工作, 主要包括土地和房屋权属清理、项目测绘、基础数据核查、产权及相关利益主体意愿调查与分析、土地整备空间的需求状况等工作;二是专项规划编制, 主要明确社区的规划定位、社区内产业发展、生态建设、基础设施等内容, 制定规划空间的分级引导和管制机制;三是实施方案编制, 主要明确整备的“土地+规划+资金”三大核心要素、社区分期实践方案等内容;四是专项规划方案与项目实施方案的协调配合, 主要是将整备过程中的“土地+规划+资金”联动起来, 规划编制、权属管理、资金运作三条主线相互支撑, 实现专项规划方案和实施方案的协调统一。
为了解决“社区留用地”核定的问题, 统筹考虑土地、规划、资金等核心要素, 按照“分类确权”为主线, “以房确地”为核心的思路。深圳市以土地确权为基础, 以“利益共享、尊重客观历史, 保障社区发展”的原则确定。同时参照城市更新旧屋村的概念, 打破旧屋村认定的政策限制, 创新提出了原农村集中居住区的概念及认定办法, 解决了政府与社区在认定旧屋村过程中的争议。“社区留用地”核定办法规范了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建设用地核定工作, 从而确保“整村统筹”土地整备工作的顺利进行, 为深圳市推动原农村土地确权、规划实施、优化空间布局、特区一体化转型发展奠定了基础。
8 深圳市在“社区留用地”核定办法中的重要创新是“分类确权”、“以房确地”
“分类确权”就是在对继受单位国有已出让用地 (出让给继受单位的国有土地) 、非农建设用地 (含征地返还地) 、原农村集中居住区、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已处理用地等历史已批准用地认定的基础上, 构建重叠的指标或评级, 核算继受单位留用建设用地的总规模。社区留用地上的规划以项目专项规划批准为准, 对于无法落地的规划指标按照市场评估的价值给予货币补偿。
“以房确地”就是在“分类确权”认定与核算的基础之上, 对社区留用地的规模进一步验证和校核。一是对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历史上已批准用地进行确认, 结合批复的开发强度或合同约定的开发规模, 确定各类建筑的功能与总量;二是设定拆建比及各新区建筑量指标体系, 借助规划手段在空间上予以重新安排。整个过程是按照“历史已批准用地→留用建筑量→留用建设用地”的思路进行, 同时还结合了规划、资金等要素, 开创性地实现了规划、土地、资金互动的新局面。
9“整村统筹”土地整备的借鉴意义
首先, 深圳市“整村统筹”土地整备探索了一条在国有平台上整合处理、综合解决社区问题的思路, 在“一揽子”形式下分类解决了社区土地开发利用、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土地房屋确权、社区经济社会建设等一系列问题, 为深圳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时其先试先行的大胆创新可以为全国提供宝贵的经验。
其次, 深圳市“整村统筹”土地整备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土地确权和二次开发, 明晰政府、社区的土地产权, 维护土地权利人合法合理的正当诉求, 一揽子解决社区的未征未转地的开发利用、违法建筑处理等问题, 实质性地完成原农村土地到国有土地的改变, 实现原农村土地与国有土地之间的腾挪置换以及原农村土地规划功能的调整等问题。
再次, 深圳市通过“整村统筹”土地整备试点社区集体股份有限公司从单一、低端的厂房租赁经济模式向多元化经营转变, 经济收入主要来源将拓展至物业开发与经营、事业投资等领域, 推动社区集体经济转型发展。
最后, 深圳市“整村统筹”土地整备打破了传统社区封闭的发展模式, 将社区发展与新区城市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使社区真正融入到城市当中。社区发展可以为新区或开发区提供完善的公共配套设施、公共服务能力、综合管理水平和社区保障体系等优质服务, 推动整个区域的城市、产业、社会结构再造, 为新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 实现以“整村统筹”土地整备带动社区发展、以社区发展促进新区城市发展的目标, 实现社区与城市“双赢发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