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改革进程分析

乡村改革进程分析（精选8篇）

乡村改革进程分析 篇1

引言

博洛尼亚进程 (英文:Bologna process) 是欧洲诸国间在高等教育领域互相衔接的一个项目, 以确保各国高等教育标准相当。体系得名于1999年欧洲29个国家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签订的博洛尼亚宣言。

博洛尼亚进程旨在建立可比较的学位体系, 建立本科和硕士为基础的高等教育体系, 建立欧洲学分转换体系, 促进师生和学术人员流动, 保障欧洲高等教育的质量, 促进欧洲范围内的高等教育合作。

一、博洛尼亚进程中俄罗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简述

为了实现俄罗斯高等教育与欧洲其他各国高等教育的融合, 2003年, 俄罗斯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在加入博洛尼亚进程中之后, 俄罗斯实行了多方面gage措施, 如:实行多级教育制度;建立拨款制度;俄罗斯高校实行“直线性” (连续性) 的教育制度;教育质量的保证和监督;增强大学生和教师的流动性, 加强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

虽然加入博洛尼亚进程是欧洲政治、经济、教育一体化的客观要求, 对于俄罗斯高校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加强学校竞争力和知名度, 及对学生和教师的学习、进修、培训、就业都有诸多好处, 但是由于俄罗斯学界有不少反对博洛尼亚进程的人。同时, 俄罗斯的很多高校教师和学生对于该进程知之甚少, 由于对于改革结果的不可预料, 因此俄罗斯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以下本文将着重分析博洛尼亚进程中俄罗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利弊。

二、博洛尼亚进程中俄罗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有利方面

博洛尼亚进程中俄罗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不仅有利于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国家间的人才交流, 增强教育竞争力, 更有利于俄罗斯经济发展。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分析俄罗斯本次教育改革的有利方面。

1、促进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人才交流

首先, 俄罗斯大学注重学生的知识培养, 缺少实践技能的训练。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单一的知识型高校毕业生的培养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经济竞争的需求, 因此俄罗斯加入欧洲教育一体化的进程, 为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学生、教师交流培养提供更好的平台。俄罗斯高校毕业生通过到欧洲其他国家高校的学习, 掌握适应社会需求的基本技能, 俄罗斯的高校教师也能够到欧洲其他国家高校培训进修。

其次, 由于博洛尼亚进程的目标是的欧洲国家教育一体化, 因此欧洲国家间将互相认可高等教育文凭和证书, 那么俄罗斯毕业证书文凭和职业资格在欧洲劳动市场得到认可, 俄罗斯高校毕业生更容易在欧洲其他国家谋得就业机会, 增加毕业生的就业率。

2、能更好的适应经济一体化的需要

“只有在与欧洲的内部与外部密切交往中, 俄罗斯的生活才造就了真正的伟大现象”。俄罗斯地处亚欧大陆, 其文化传承与希腊罗马文明, 跟欧洲同根同源, 与欧洲的教育文化融合更有利于俄罗斯经济的发展, 因此, 俄罗斯于2003年加入了博洛尼亚进程, 除了历史、地理、文化等原因外, 更是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要求。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俄罗斯与欧洲各个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 这就迫切需要从高等教育领域里加强合作。文化教育的交流合作将使俄罗斯的青年人学习吸收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理念, 同时吸引欧洲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来俄罗斯留学, 让欧洲各国更多的了解俄罗斯的文化历史以及经济现状。多年来, 俄罗斯的经济一直依赖于能源领域, 而其他领域则一直处于弱势。在这种情况下, 其经济的发展收到科技、人才等多方面的制约, 因此, 融入欧洲教育一体化空间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三、博洛尼亚进程中俄罗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弊端

博洛尼亚进程中俄罗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虽然有利于俄罗斯和欧洲其他国家间的人才交流, 增强教育竞争力, 也有利于俄罗斯经济发展, 但是俄罗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仍然存在着弊端。

1、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缓慢造成社会认同偏差

自2003年俄罗斯加入博洛尼亚进程以来, 由于改革力度缓慢, 现在俄罗斯大部分大学生是按照俄罗斯原来的5年学制进行学习的, 对于“4+2” (本科+硕士研究生) 的教育体系知之甚少或者完全一无所知。对改革认识的偏差大大增加了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风险。这样当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缓慢的情况下就将发生学位学分学制认定换乱的状态。俄罗斯社会对于高等教育改革的认识将直接导致毕业生进入社会的就业问题, 将有一部分学生的学位学制将受到不公平待遇。因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缓慢, 有志去欧洲其他国家就业的学生, 会因为学分学制学位不能达到博洛尼亚进程中所规定的标准而遇到很大困难, 与俄罗斯加入博洛尼亚进程以期加强同欧洲国家间的人才合作交流的目的背道而驰。

2、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当容易造成高等教育特色缺失

加入博洛尼亚进程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对于传统俄罗斯高等教育体制是一种巨大的冲击。俄罗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是变传统的单一教学制 (5年或6年一贯制培养模式) 为三级学位系统 (学士—硕士—博士) 。“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夫尼奇认为, 俄罗斯参与博洛尼亚进程不应当把欧洲的教育体制移植过来。萨多夫尼奇提出了‘俄罗斯教育质量及其基础性特点的丧失是非常危险’的观点。”[5]而是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来实现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 如何找到教育一体化与保持民族特色间的平衡点, 这仍然是俄罗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

结语

综上所述, 博洛尼亚进程中俄罗斯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对于俄罗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融入欧洲具有促进作用, 同时也能更好地实现人才交流, 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当然改革所带来的社会认同不足, 高等教育的民族特色缺失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

[2]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

[3]孟令霞:《博洛尼亚进程中的俄罗斯高等教育》, 《西伯利亚研究》, 2007, 08。

[4]索洛维约夫, 徐风林译:《俄罗斯与欧洲》,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138。

乡村改革进程分析 篇2

内容提要：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正式颁布实施，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大势所趋，以乡村领导关系为核心的传统乡村关系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必将对乡镇转变领导方式、转换工作作风构成强大的内在动力，对乡镇机构改革产生巨大的外在压力；另一方面，改革后的乡镇行政完全有能力适应以村级治理民主化为基础的新型乡村关系。关键词：村级治理乡村关系乡镇机构改革费改税

我国的基层政权设在乡镇，村则是农民群众实行民主自治的社区单元。从某种意义上讲，乡村关系既反映了国家行政与村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又体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相对独立的边界。建立何种乡村关系及乡村关系状况如何，实在是关系到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好坏的一项关键因素。当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实施后，村级治理的民主化方向不可逆转，传统乡村关系面临严峻挑战。此种背景下，笔者试图结合农村调查的切身体会，来略谈一下民主化进程中的乡村关系。

一、村级治理的民主化

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农村改革二十年的基本经验

时指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核心是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在展望未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时要求：“在政治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保证农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正是借十五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全国人大在屡次争议后，终于在1999年11月正式通过了已试行十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农村基层民主的强制性和规范化建设纳入轨道。依照《村组法》的规定，我国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村民选举，对村民负责。正式颁布实施的《村组法》的最大特点是强调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委会成员。在新《村组法》颁布不久，甘肃、山东、广东、湖北等省人大常委会即迅速根据《村组法》的有关要求制定并通过了地方性选举办法，这些具体选举办法的特点是对选举各环节作了细致规定，体现了吉林梨树县“海选”将候选人提名、确定和正式选举的权利全方位交给农民的基本精神。这些具体规定使得任何组织或者个人试图干预选举结果，农民都可以对照法律条条指出其行为违反了《村组法》和《选举办法》的某一款项。这样一来，《村组法》试行时因为程序制度不足所造成的乡镇行政干预村委会选举的后果难以再

存，农村民主化的方向必将大势所趋。此一点从新《村组法》颁布实施后各地民主选举的实践中可以清晰地体现出来。[1]我们在农村调查中也发现，许多对中央政策很敏感的农民也已经从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新闻联播以及报刊杂志上大体了解了“海选”的精神，对真正的民主选举充满期待。许多乡村干部虽然对“海选”充满忧虑，但大都认为大势不可抗，村级民主化不可违。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村级治理的民主化仅仅是展示了良好的开端。站在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行政的立场上，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可能造成乡镇行政在村一级无“腿”的问题，它们不可能有太多民主化的热情。但是，在国家强制推进村级民主，学术界与舆论界普遍欢迎，农民又有越来越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情况下，乡镇乃至县市一级很难再抵挡得住民主化的隆隆脚步，村级治理必将很快迎来一个民主化的未来。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并不只表现为民主选举，而且表现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即所有与村民利益相关的重大事项均应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不同意的事项，村干部即不能办。民主管理即让村民群众参与具体的村务管理，如由村民代表参加治安、调解、公共卫生等项事务的具体管理等。民主监督即由村民群众通过诸如村民代表会议、村民理财小组等等形式监督约束村干部，纠正他们的不良行为和违背村民群众意愿的错误做法等等。所有这

些方面综合起来，在村级治理中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网状结构，使得所有违背村民意愿的行为都很难发生。不仅过去严重败坏了党的声誉和影响了干群关系的村干部吃喝贪占没有了存在的空间，而且乡镇行政凭借对村级组织的控制而向农民增加的种种不合理负担也很难再提取上来。总括以上叙述，即依照《村组法》所描画的村级治理蓝图，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于乡镇行政乃至国家的社会实体，在此一实体内部，因为有详尽的制度手段和操作程式规定，村民可以有效建立与村干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村干部任何违背村民群众意愿的行为都会由于受到来自村民多渠道的约束而很难发生，村民群众可以成功地将自己的意愿借村干部的行为表达出来。

二、传统的乡村关系及其面临的挑战当前我国整个乡村关系依然是建立在传统人民公社体制基础上的。1988年颁布试行的《村组法》因为过于“粗略和原则化，导致村级组织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空隙过大，以致乡镇行政可以利用这种制度空隙来制造村级组织实际制度安排对成文制度意愿的偏离。”[2]换句话说，除个别例外，当前乡村关系从根本上讲，依然是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上下级关系，无论乡镇行政、村民群众或村干部自身，都明显缺乏自治意识，人民公社遗留下的历史记忆成为主导乡村关系的主要资源。笼罩在人民公社阴影下的传统乡村关系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具体地说，第一、当前乡镇行政为推行政务，亟需在村

一级有一强有力的支点，而此一支点的最佳选择即是村干部。无论是计划生育、殡葬改革、还是环境保护、维护治安，不凭借村干部的协助，乡镇行政的实施效果将大大折扣，甚至根本实施不了。乡镇行政的实施。第二、承包经营使得分散经营的农户成千上万。无论是向下传递党的方针政策，还是往上收提留税费，离开了熟悉千家万户情况的村干部，乡镇行政纵有再大的愿望和热情，也无力一一面对农户。正因为村级组织对于乡镇行政的如此重要性，使得传统乡村关系即乡村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具有了合理性，这也正是当前有人重提“村政”的主要理由[3]。不仅如此，因为《村组法》规定乡村关系为指导关系，乡村实际上的领导关系“名不正而不顺”，这就使得当前乡村关系既无法获得“村政”背景下的好处，又无法获得“自治”名下的好处。[4]当前乡村关系要么实行“村政”，要么真正“自治”。村政的好处是可以有效解决乡镇行政在村一级的支点问题，这一点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非常重要。但是，“村政”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第一、如何监督乡村组织的不良行为？因为“村政”对上负责，村干部必然很容易即可用欺上的手段来获得上级信任，更何况现在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渡时期，村干部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买通”上级，而将经济负担向村民群众转嫁，严重的时候，乡村干部可能会借转型时期的无规则来恣意妄为，渔肉百姓；第二、“村政”

不能解决社区资源动员的问题，即对上级负责的村级组织如何可以得到村民的信任？举办村里的公共工程时，群众如何敢于放心地将集资款项交给不对自己负责的村干部？第三、乡镇行政很容易利用“村政”这个下级来为他们私人谋取好处，诸如当前农民负担屡减不轻，强制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屡屡发生，又屡屡失败，大而无当的政绩工程屡屡上马又大多损失惨重，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可以通过“村政”这个下级来实施他们或轻率或有不良目的的决策。正因为“村政”无法解决以上问题，我国当前选择了民主化的村级治理路径。具体而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和农民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与参与积极性，使得村级治理的民主化方向已经很难逆转。村级治理的民主化至少有以下几点好处：第一、可以有效监督约束村干部的不良行为；第二、可以提高社区资源动员能力[5]；第三、可以抵制乡镇行政的瞎指挥。显然，无论“村政”或“民主化的村级治理”，都较现存的笼罩在人民公社阴影下的传统乡村关系具有优势。而就“村政”和“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两种方式比较而言，两者都既有优势，又有不足之处。我们以为“民主化的村级治理”较“村政”更为合理，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可以产生一种强有力的力量来抵制转型时期权力本身不断膨胀过程中滋生的种种问题。在转型时期，因为意识形态约束能力和制度本身的刚性均成问题，源自行政权力的种种不良因素都可能膨胀扩大，无论是借国家政权本身的力量还是借道德约束本身的力量，都很难约束这些不良因素的膨胀，唯一的办法是对权力本身进行限制和制约，从而使那些源自权力的不良因素无以生存。以当前农村现存的种种问题来说，无论中央想出多少办法来要求减轻农民负担、转换工作方式和转变工作作风，乡镇一级（不仅仅是乡镇一级）总可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往往是老问题还未解决，新对策又已产生，中央和农民对地方上的“对策”防不胜防。那么，为什么乡镇可以想出对付中央政策的对策，拒不改变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很简单，对于分散的农民来讲，乡镇可以指挥村来实施高压，可以以种种借口来实现它的别有用心的目的。这就是说，正是“村政”最具价值的乡村领导关系可能为乡镇行政权力的无所约束提供手段，而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则通过釜底抽薪，使得乡镇行政不转换工作方式和转变工作作风，就根本不可能维持下去，所有成为对策的借口都不能不转换成执行政策的压力和动力了。我们在长期的农村调查中深深地感到，转型时期试图以道德修养和成文制度约束权力，实为缘木求鱼。唯有以权力制约权力，单方面成为对付中央政策的“对策”才不致于肆无忌禅地四处横行。正因此，我们以为“村治”较“村政”为好。这里，要实行“村治”还必须解决两个认识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受制约的乡镇行政权力可能造成何等严重的恶果。第二个问题是：民主化的村级治理会对乡镇工作造

成何等程度的困难。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无论如何估计不受制约的乡镇行政权力所造成的恶果都不过份。以下以几件具体事项说明之。因为农民人均纯收入与“三提五统”挂钩，在当前的农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便不是依据农民实际收入来计算，而是依据上面要收多少钱来规定；面对市场的农民当然有权力决定种什么不种什么，但当前农村普遍存在乡镇强迫农民种什么，如何种的问题。若农民增收，乡镇领导干部就有了“政绩”（事实上强迫农民种不种什么的后果大都是农民减收），农民减收了就该自己倒霉，很少有谁为农民减收承担过责任；强制保险、达标升级、不负责任的建设决策等等，所有这些，若乡镇负责人没有经济利益上的企图，也大都是为了搞出政绩以备升迁。其后果是，不搞得民穷财尽、民怨沸腾，不受制约的乡镇行政权力就不会善罢甘休。[6]再回答第二个问题。当前乡镇行政的主要工作可以归结为两项：第一项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诸如计划生育、社会治安、民政优抚等方面的事务；第二项是收取诸种税费提留。当前我国经济已经基本结束以农助工的阶段，乡镇向农民收取的税费提留主要用于乡镇行政落实党和国家在农村诸种方针政策的费用和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但是，当前乡镇行政往往只收费不服务，收费本身成为了目的。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普遍被“提留收取”所替代，成为对当前农村工作的莫大讽刺。据调查，当

前从农民那里收取的税费大多它用。理论上是为农民服务的收费，却变成了养活大批闲杂人员的人头经费。这样就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既然不服务，收费干什么？再问：若不收费，当前成为天下第一难的税费收取是否可以变得容易起来？税费收取之所以成为天下第一难，根本原因是农民没有钱，税费收取额度远远超过了农民实际可以承受的限度。从全国总体情况看，1994至1887年，全国农村向国家提供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税收从433.2亿元上升到696.3亿元，农民人均上缴税金由48.7元上升至76.3元，年均增长16.1%，同期，全国农民向集体交纳的提留统筹从365.8亿元上升到645.5亿元，农民人均上缴集体的提留统筹由41.1元上升至70.1元，年均增长19.5%。而从1994至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为年均6%。[7]在农民没有钱的情况下，无论是“村政”还是“村治”都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可能造成乡镇行政工作困难的首要因素不是建立何种乡村关系，而是改革乡镇机构，精减乡镇人员，减少不服务的诸项收费。换句话说，构成为对未来民主化村级治理主要挑战和障碍的因素不在乡村关系而在乡镇本身，乡镇必须为民主化的村级治创造宽松的环境。好在民主化的村级治理本身不仅可能成为乡镇工作的障碍，而且可以成为乡镇机构改革的动力。

三、乡镇机构改革的空间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当前农民负担屡减不轻和税费提留屡收不起的根本原因是费多税少，由此造成了收费者和缴费者双方的随意性，此种观点认为，只要将农村费改税，可以《税法》来规范收税和缴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既解决随意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又解决税费收取困难的问题。这当然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姑且不论税费不同的功用，费改税必须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由谁来收税？第二、收多少税？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当前乡村税费收取主要采用了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由财税部门收税，由管理（服务）部门收费。财税部门和管理部门即乡镇的“七站八所”。过去农民出售公粮，“户卖村结”，无论是财税部门还是管理部门，它们都可以在“村结”时直接从农民售卖公粮所得款项中扣出，农民出售公粮得“白条”。近年强调“户卖户结”，财税和管理部门必须到一家一户农民家中收取税费。因为农户分散而庞大，其工作量远非乡镇七站八所所可以承担，因此，近年此种税费收取方式已较少采用，而大都转为第二种方式。具体地，第二种方式是“七站八所”将税费提留额度计算到村，然后，通过种种途径“攻关”乡镇行政，乡镇行政当然也无力承担税费收取所需要的工作量，因此，乡镇行政借用现行的乡村关系体制，与村主职干部鉴定税费收取责任状，对于按时或提前完成任务的村干部给予经济上的奖励，对于无法按时完成任务的村干部给予经济上的惩罚，严重的，由

乡镇行政以工作不力免去村干部职务。单就以上两种税费提留收取方式而言，一种是由部门直接收取，一种是由乡村组织代收，在形式上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户卖村结”时，部门扣款是以农民出售公粮为前提的，当农民交不起税费时，他就拒绝出售公粮，因此，“户卖村结”时对村干部最大的工作压力便是所谓与“派款”联系在一起的“催粮”。表面上看“催粮”是村干部在为粮食部门出力，实质上是在为部门收取税费打基础。换句话说，无论何种税费收取方式，面对千家万户分散的农民，离开了村干部，税费收取都不可能。问题在于：

1、通过乡镇与村主职干部鉴定责任状的形式来强制村干部收取税费的法理依据何在？

2、既然将收取税费的责任转嫁到了村干部身上，还要那些乡镇一级的税费收取部门干什么？据我们调查，当前乡镇一级仅财税部门，虽然在实际收取税费方面能起作用甚小，但它们依然是乡镇最为富有阔绰的部门，由乡村干部辛辛苦苦收取上来的税费，财税部门至少要花费近四分之一。换句话说，仅仅因为体制原因，农民就要额外多出近1/4的钱来养活不干事的部门。实行费改税显然只能改变费税的性质，并不能解决由部门收税的工作量，也就是说不能改变由村干部来收取税费本身的必然性。这同样不能解决以上两个问题。据实征收，有多少收多少，这是税制的基本原则。但当前由村干部来收税，事实上是将税额包到了村，实质上是包税制。《村组法》规定“乡统筹的

收缴方法”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即是说乡镇下达的“五项统筹”费额可以由村民自己讨论决定如何分摊，显然，乡对村是包税制，村对农户则可以是一般税制。这种办法的好处是大大减少了乡镇的工作量，而村内因为农户较少，相互之间比较熟悉，采用一般税制的工作量并不太大。实行包税制一举解决了村干部收税法理依据和专职收税部门的出路问题。即，将当前乡镇一级庞大而独立的财税部门收缩成为乡镇的一个会计单位，由此减轻农民的负担。再讨论第二个问题。因为当前收费部门事实上大多没有服务，而税费提留总额相对于农民实际收入太高，因此，农民无论税费，统统不愿交纳。将税费统收实在是不太合理的做法，原因是农民交费是为了获得较“自我服务”更多的公共服务，但当前乡镇一级服务部门遗留下来的“官气”太重，一方面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太差，农民有无这些服务无所谓，认为交费卖服务不划算；另一方面，要养活相对于劣质服务过于庞大的部门人员，部门就必须千方百计向农民收费。因为当前部门“官气”本身的问题，乡镇政府或上级部门不可能臵部门死活于不顾，大多千方百计从政策上给部门以优惠，对只收费不服务也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农民向部门交费事实上成了如税一样必不可少的负担。[8]因此，若不解决当前部门只收费不服务的问题，费改税就只能强化而不是削解部门的“官气”，增加而不是减少农民的负担。如此一来，具有讽刺意

味的将是农民不仅负担减轻不了，而且劣质的服务可能都不再有了。问题的关键是将现有的费推向市场，即是将公共服务推向市场。也就是说，应该将部门的“官气”削掉，让它们凭借服务来获得生存，农民为了获得较自我服务更多的公共服务，而自愿交费。费不应该是乡村强迫农民交纳，而应该是农民主动购买服务的支出。这就涉及到部门本身的改革。一旦费从乡村干部工作中或包税额度中清除，农民人均负担的税额就会大大减轻，收税和收费也就可以大大地容易起来。如上所述，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因其对乡镇行政不合理收费的抵制，构成了乡镇机构改革的强大压力和内在动力。其改革的方向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将功能重复的部分合而为一，具体若财税部门不收税，就应将其收缩为一个会计单位，而由收税效率更高的乡镇行政负责收税；第二、将绝大部分服务部门推向市场，不要与上级所设机构搞一一对应，不能在市场上生存下来的就坚决撤掉；第三、对于少数管理性的服务部门，应依职数定人员，多余闲杂人员全部遣散；[9]第四、某些地方在乡村之间所设管理区，可以撤掉，其人员除一部分抽回乡镇外，可以安排部分素质较高者到村级担任支部书记职务。改革后的乡镇机构做什么？其主要工作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诸项职能，因人设事的部门和事务，因个人目的而惯于借用的传统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在新型乡村关系背景下，既成为改

革的对象，也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前提。

四、民主化进程中的乡村关系村级治理的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的目标模式，在此进程中，农民政治认知与参与，村干部的自我定位，乡镇行政工作方式方法等等，都是有一个转变和适应的过程。换句话说，当前乡村关系本身依然充满着不确定因素，如何描述乡村关系的转换过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从总的趋向来看，当前村级治理民主化的趋向已经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充满立体感的未来乡村关系图景。第一、村级治理的民主化首先构成了对当前乡镇行政强有力的挑战。当乡镇行政不再能够控制村干部的人事任免权时，村干部终究会认识到自己应该对谁负责。有人调查发现，无论是由乡镇行政指定还是由村民群众选举，“选来选去还是那些人”。他们认为，既然群众选举的人正是乡镇希望当选的人，这就不会对乡镇工作和传统乡村关系造成什么影响。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选举本身具有的巨大力量。既然村干部是由群众选举的，在此过程中乡镇行政并无插手选举的机会，过去由乡镇任命且对乡镇负责的村干部何以会再对乡镇负责？不对乡镇负责的村干部并非事事都要与乡镇搞对抗。但当乡镇行政的强制命令与村民群众的真实意愿发生冲突时，村干部会否如过去一样服务于乡镇的目的？构成与村民群众意愿强烈冲突的乡镇指令大都是与中央政策精神相违背的东西，诸如屡减不轻的农民负担，屡禁不止的达标升级等等方面，将首先成为村的抵制对象。而构成当前乡镇行政强制村一级的诸种事项大致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为乡镇主要负责人为了个人目的而搞的所谓“政绩”工程以及所有为农民强烈反感的吃喝贪占。此些方面在面对村一级强有力抵制后，乡镇有能力自我消解，自我改造。也就是说村对乡镇的抵制可以在乡镇中逐步清除乡镇所可以控制的不良方面的行为；第二方面为来自上级部门的强制性任务诸如摊派、达标升级等等。此些方面无论乡镇行政本身如何想办法，在遇到村一级强有力的抵制后，乡镇便处于所谓“下顶上压”的困境之中，传统乡村关系下村级组织所遇到的困境由此上移至乡镇之中。处于困境中的乡镇行政无论如何都无法通过转变工作方法和转换工作作风将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但是，所有处于同样困境中的乡镇行政可以构成对上级（县一级）强大的压力，来自县级强制性指令中的由县级本身可以解决的部分，县级就必须面对并且想办法解决之。而更深层的来自更上级的不合理指令，即可如此类推解决之。[10]这样，源自村级治理民主化所构成的对乡镇行政强大的压力便会逐级上传，当此种压力足够大的时候，过去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不合理指令便自下而上层层被剥离和清除掉。过去成为对付中央政策的层层加码的“对策”当然也就越来越难有生存的余地。总括以上所述，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展示出了一幅自下而上良性改革和有序发展的内动力画卷。第二、村级治理 的民主化可以锻炼农民自我管理的能力，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当农民真心意识并体会到村是一级独立的自治实体以后，村集体发展的好坏与农民个体利益之间的紧密关系便不言而喻了。在过去的农村调查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普遍存在而又不可思议的现象，即无论村集体负债或者存有积蓄，村民都不以为与他们自己有多少[1][2]下一页

关系。正因此，村民虽然对村干部高息借款向上级交提留或有的村民故意拖欠集体提留等存有意见，但只要不让他多交积累，他们便无所谓了。村民对村集体的冷漠与村作为村自治实体应有的与村民之间的利益相关性之间的巨大差距实让外人难以理解。但是，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当前乡村关系特别是村级组织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就很容易理解村民为什么对村集体的冷漠了。一方面，乡村干部虽然理论上承认村集体财产是村民共有的，但事实上村干部发多少报酬，村集体搞何种公共建设，除非要向农民摊派，均很少找村民商量。传统乡村关系不仅使得任命谁当村干部的主动权掌握在乡镇手中，而且村集体资金如何使用，乡镇也有极大的发言权。相反，作为村集体财产主体的村民不仅无权支配集体资金如何使用，而且根本就没有机会了解集体资金是如何使用的。甚至村民要清理村集体的财务帐目都困难重重。[11]民主化的村级治理在改变传统乡村关系的同时，使得村干部与村民

群众之间，村集体与农户之间的互动及利益关系凸现出来。一方面，村民可以有效监督村集体资金的使用，村集体的赢利可以为村民带来看得见的好处；一方面，随着村民对村集体经济控制能力与信心的强化，他们必然逐步体验到自己利益与集体经济状况的密切关联，逐步承担起集体经济或发展或萎缩的责任。[12]如此一来，村民就不仅会关心自己应负担多少税费，而且会关心村集体积累的增减。一旦村民普遍将自己的利益与村集体的利益联系起来，则在由村承担应缴提留税费时，少数故意拖欠提留的农户就会受到来自其它农户强大的压力，这时，既不是由来自国家的力量，也不是由来自村干部的工作，而是由来自村民之间相互熟识与联系而产生的压力，将传统乡村关系背景下单纯依靠乡村组织甚至专政工具来完成的提留收取工作搞好。[13]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关键正是通过在相互熟识的村民之间形成共同的利益关联，而达成村民之间的相互监督与约束。不仅提留税费可以通过转换成与村民密切关联的村级集体积累而形成内在提取机制，而且其它许多原本需要乡镇强制完成的工作也可以通过转换成与村民利益关系密切的自治事务而形成内在作用机制。也许，正是民主化村级治理所可以形成的村内治理机制，可以为未来乡村关系打下颇为牢靠的基础。

[1]吴毅：《制度引入与精英主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99年第2期。[2]贺雪峰：《村级组织制度安排：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及其原因》，《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4期。[3]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等：《村级管理方式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第8期；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4][4]贺雪峰：《村级组织制度的评估》，《中国国情国力》1999年第4期。[5]贺雪峰：《村民参与与社区资源动员能力》，《社会科学》1998年第9期。[6]参见《南方周末》1999年10月29日，第一版、二版，七版。[7]参见赵新社：《农村税费制度为何要改》，《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2月3日。[8]李武武：《农民不合理负担的30种表现》，《调研世界》1999年第10期。[9]王安仁等：《乡镇机构改革势在必行》，《调研世界》1999年第10期。[10]徐勇：《民主化进程中的路径选择》，《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11]高晓晖：《一场深刻的变革，从最小的村“官”开始》，《今日名流》1999年第10期。[12]农村基层制度创新与税费改革问题研究课题组：《农村税费体制改革的研究》，《中国农村观察》1999年第6期。[13]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288页。

乡村改革进程分析 篇3

据了解,此次创新大赛活动将面向全国在校大学生展开,预计将覆盖1200所高校,超过100万人。据悉,个人和团队均可参与,参赛者首先通过百度百科编辑乡村词条获得参赛资格,将所帮助的乡村项目上网,并开设相应的百度空间及制定网络营销方案,然后在百度营销专家的指导和营销资源的支持下,实践营销方案,最后根据实际效果决出优胜者。大赛分为预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预赛决出100强晋级复赛,复赛最终胜出的30强,将参加12月的总决赛,最终获胜团队可获得高达20万的助学金奖励。

同时,对于大赛前100强团队,百度将提供价值20万的营销资源,而前30强团队则将获得价值100万的营销资源支持;而此次大赛也专门聘请了资深的网络营销专家及顶级创业专家,对100强团队进行一对一的专业培训。此外,百度还将为优秀选手提供上百个工作机会,2009年毕业生可以直接向百度申请工作,而对于非应届毕业生,百度将为其保留工作机会直到学生毕业。

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表示,消除信息鸿沟是百度始终坚持的社会责任。通过这次活动,百度希望利用自身强大的网络平台资源,携手中国大学生,有效提升农村的信息化水平,推动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百度也希望通过这次实践活动,为推动大学生的创业和就业做出贡献。

“随着‘大学生村官、‘返乡建设潮、‘志愿者三下乡、‘关注三农问题等活动的火热,已经有很多大学生群体将创业就业目光投向了农村。因此,如果大学生凭借自己掌握的新技术知识和对新信息工具的把握,到农村创业就业,那么必将成为中国农村加速数字化建设和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的一股中坚力量。可见,这次大学生乡村信息化创新大赛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模范效应。”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在启动仪式上发言道。

百度副总裁任旭阳告诉记者,“经过此次大赛,全国60万行政村中,80%都将拥有自己的信息化平台,广大农民也能切实享受到信息化带来的便利。为了更好地推动本次活动,我们不仅投入了价值5000万元的营销推广资源,还调集百度知道、空间、百科、贴吧、有啊、联盟等强势产品及用户平台共同推动中国乡村的信息化建设。”

据悉,与大赛同步,百度百科将发起“中国数字乡村大百科全书”的撰写活动,百度知道将召集来自社会各界的专家解答关于农村信息化的各种问题,对于最终落地实施的项目,百度“有啊”也将提供完美的网络销售平台支撑。此外,北极光等知名风险投资公司也已参与到此次活动中,他们不仅会全程对大学生给予创业指导和帮助,还将向特别优秀的项目提供风险投资,为项目落地提供资金保证。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问题 篇4

一、乡村治理的困境

1. 乡村治理资源匮乏

随着城乡差距进一步的扩大, 使一些较为有知识、有文化、有能力的村民流向城市, 他们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农村和土地上, 留在农村的大多数是文化水平较低, 村级社区公共事务参与能力较差的妇女、儿童及老人, 致使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困难, 乡村治理面临“人财物”大量外流的困境。出现一些村班干部素质较低, 不能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不能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 得不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村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也就影响了农村自治组织在民间的权威性, 从而影响了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村治理结构中的功能发挥。

2. 乡村文化的贫弱

乡村大多农民文化生活方式也比较单一。由于经济意识的增强, 大量的乡村人更加关注经济投资和经济收益, 不注重智力投资, 文化消费观念淡漠, 劳作之余, 农民的消遣活动大多集中在走亲访友、喝酒、打牌、串门、闲聊上, 许多村里的文化生活较为稀少。

3. 乡村治理机制不合理

(1) 民主自治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虽然农村普遍推行了村务公开制度, 但一些地区群众的参与程度不够, 事前、事中、事后公开不够, 造成村务公开不及时、不透明, 导致一些村干部贪污侵占久治不愈、村民集体上访等问题时有发生, 管理不公开的问题比较普遍;一些地区在村务管理上缺乏相对独立的监督机构, 即使有财务监督小组, 但往往很难发挥作用, 对财务以外的其他重大村务活动的监督有时也存在监督不到位的问题。

(2) 村民自治与乡镇党政机关关系亟待加以理顺

由于在现行压力型体制下县级政府经向乡镇下达的经济、政治、社会任务不断加强, 使处于国家政权体系末端的乡镇为确保任务的完成, 时常把任务派给村民委员会, 在相当程度上仍把村委会被看作乡镇政府的“一条腿”, 村自治组织的许多工作仍然是为乡镇政府办事。村干部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政府的代理人, 村民的意见难以表达, 村民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 当利益受到侵犯时。就会采取非制度化和非正常的途径来表达利益诉求, 从而激化社会矛盾, 影响社会和谐。

(3) “两委”关系定位不清, 形成权责交错的局面

从制度安排来看, “两委”关系是明确的, 村党支部处于领导核心地位, 村委会在党支部领导下依法组织村民自治。但实践中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之间存在工作不协调。有些党支部书记片面强调的“一把手”地位, 代替村委会决策, 干预村委会自治事务。有些村委会成员又片面强调自治, 认为村委会是众多村民选出来的, 有群众的拥护, 比由上级任命或几个党员选出来的村党支部群众基础强, 所以在思想和行动上不愿服从党支部的领导, 同党支部书记形成对抗, 严重影响工作, 也使村民自治和民主管理流于形式, 使村级工作权责混乱, 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的发展。

二、以统筹城乡发展思路完善乡村治理

1. 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

统筹城乡发展, 要求公共服务进一步向农村延伸。应当在农村地区, 扩大公共服务范围, 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各级政府要着眼于建立城乡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统一的制度, 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加大资源整合力度, 着重改变农村基础设施滞后和公共服务不足状况,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来缓解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 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2. 加快发展农村经济

民主政治属于上层建筑, 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所以, 要推进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 必须先从发展农村经济入手。要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提高村民的经济收入, 促进乡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在发展乡村经济时要本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 实行一村一政策, 制定出符合本村实际情况的发展路子。

3. 提高村干部和村民素质

当前, 农村村民自治组织领导人的政治素质、管理能力以及村民的文化、政治素质较低已成为各地村民自治制度推行的共同“瓶颈”, 加强他们自身的建设已是当务之急。要丰富治理资源, 需大力提高村民素质, 塑造具有现代意识的自治主体。要广泛开展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教育, 重视传播先进文化, 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弘扬民主精神。要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 宣传手册、地方小报以及张贴画、黑板报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 组织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向村民传授文化知识、讲解时事政治, 使广大村民得到文化熏陶, 培养村民的公民意识、参与意识、主人意识、平等意识;要对村民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教育, 使他们克服自给自足、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害怕竞争等小农经济意识, 从而树立起竞争、平等、效率、进取等现代经济意识;要通过宣传有关《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知识, 通过村民自治的实践活动提高村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 培养他们的民主、法治精神以及平等、自由、权利、义务、理性的思想观念, 促进整个农村社会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变革。要形成对村干部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培训的教育体系, 即通过各级党校、干校以及各种农村培训机构, 加强理论业务培训、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学习, 并通过外出考察、锻炼等多种渠道, 努力提高村干部的文化素质和业务能力。

三、构建适宜统筹城乡发展的乡村治理结构

1. 创新乡村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

改革和创新现行乡村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 一是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 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便于管理、群众自愿”的原则, 建设农村社区;二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 按照“优化组织设置, 扩大组织覆盖, 创新活动方式”的精神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 以增强党组织对乡村治理的渗透力,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三是进一步健全包括村民 (代表) 会议、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村民议事协商委员会等在内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四是有序发展农村各类社区民间组织如专业合作社、专业经济协会等经济合作组织和志愿者协会、老年人协会、文体协会等社会服务组织开展农村社区的自助、互助服务, 以完善农村的社会自治功能和民主管理制度。

2.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一是理顺乡镇与村的关系。合理划分乡镇权力, 规范乡镇行政行为, 按照“乡事乡办, 乡财乡理, 事权跟着财权走”的原则, 明确划分乡、村两级之间的财权和事权。乡镇政府授权村民委员会代办的一些行政工作, 需遵循责、权、利一致的原则, 给予相应的财力支持。这样既可以减轻村委会的行政和财政负担, 也有助于约束乡镇政府不合理的行政行为, 维持村委会的自治权。二是理顺村党组织与村委会的关系。村党组织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通过民主的方式和手段, 对村民自治实行领导, 但绝不能用村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来代替村委会的工作。党支部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 主要管理好党务工作和党支部自身的建设。村委会主要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调解民间纠纷, 协助维护社会治安, 向人民政府反映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三是理顺村委会与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关系。村委会要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力, 承担执行管理的责任, 依靠和组织村民对村中事务进行民主决策和管理。但村民自治不等于村委会自治, 村委会必须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使村委会始终处于全体村民的监督之下。

3. 引导、规范村民政治参与

一是始终坚持并完善村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 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完善村务公开的内容, 对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要求公开的事项, 都要按群众的要求公开, 特别是对新农村建设中有关涉及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都要及时进行公开;规范村务公开的形式、时间和程序, 在形式上要提倡群众与干部直接沟通对话, 在时间上向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延伸, 在程序上要积极探索更加科学、规范、有效的工作制度;发挥村务公开监督小组的作用, 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 对村务公开监督小组的产生方式、成员资格、素质要求、职责范围等作出明确规定。二是落实农民群众的决策权。发挥村民代表会议的作用, 村民代表会议是村级最高权力组织, 村民代表会议行使职能必须要有经常化、制度化作保障, 使其真正成为村民参政议政的有效载体;建立决策责任追究制, 强化村级事务民主决策的连续性和严肃性, 民主决策的内容、原则不因班子成员的变化而变化。村“两委”成员要模范执行决策的内容, 未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策,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擅自更改决策内容, 否则造成的损失由责任人承担。对极少数不遵守民主决策决定的村民, 也要有规约性的处罚措施。三是扩大农民群众的参与权。依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 组织村民结合实际讨论制定和完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的议事规则、财务管理制度等, 明确规定村干部的职责, 村民的权利和义务, 村级各类组织的职责、工作程序和相互关系, 明确提出对经济管理、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方面的要求, 让村民真正成为村级事务的主人。四是强化农民群众的监督权。加强对村级财务收支的民主监督;积极推进民主评议村干部活动;建立完善村干部的激励约束机制, 对工作中造成重大损失, 侵犯村民民主权利的干部, 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有权提出批评, 并要求限期改正, 对拒不改正的村干部, 要按照党内有关规定或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给予党纪处分, 或依法予以罢免。

乡村改革进程分析 篇5

城镇化进程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客观规律，现在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近年来，在我国坚持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在现实执行中，由于农村教育的不配套，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我就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教育现状这一课题在诸暨市陶朱街道白门下村展开了相关调查。本文中将谈谈我的调查结果以及相关思考，就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的农村教育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能更好地促进农村教育发展。

在文章的开始，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城市化进程与农村教育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农村教育可以使农民适应非农产业就业的要求，使农民有机会进入第二、第三产业；有助于农民适应城镇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教育能为城镇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促进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在调查过程中，我发现农村教育存在着以下较为明显的问题：

一、农村教育片面追求升学倾向

中国历来有着重教育的良好传统，特别是农村地区。随着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出台，农村学生进入高校的机会更大一些，高考就成了指挥棒，在学校方面，尽可能地让农村的孩子通过考试进入城市。从学生来说，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考大学。而作为家长，更是寄希望于考试，进大学，做城里人，光门耀祖。片面追求升学率，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

升学主义思想的存在主要是由于以下三点：一是，“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现代化的历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城市和乡村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境遇使得农民对自己的子女的最大希望就是能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获得社会升迁的机会，成为城里人，享受城里人的同等待遇，这是农民对自己孩子抱有的最美好的愿望。农民寄希望于自己的子女“跳出农门”，这就很明白地使学校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不得不追求分数，追求升学率之路，这也是农村片面追求升学率之风屡禁不止的根源所在。其二，“跳出农门”的思想普遍存在。农村学生渴望通过高考“跳出农门”，享受城里人的优厚待遇。农村孩子读书最大的动力也在于改变自己可能重复的做农民的命运，那么，升学就成了是他们的最直接的愿望就是。其三，是鄙薄职业技术教育的思想倾普遍存在。在诸暨地区，学校开设的职业技术教育业和课程都是为了当地的经济建设服务的，与农民“跳出农门”的愿望相违背。农民历来是在没有掌握多少文化知识技术的情况下从事生产，使他们对文化技术产生误解，对“科技就是生产力”缺乏理解，不少人认为子女学习农业技知识是没出息，还有的人认为农业知识没啥可学的，他们无论在思想情感，知识结构，劳动技能方都不能适应需要。

而在教育成本不断走高的前提下，要么不断升学脱离农村;要么辍学，留在农村。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片面追求升学率，“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大有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厌学、失学、辍学的现象时有发生。无论那种情况，都使得农村基础教育的办学目标越来越偏离农村。因此，必然形成和加深农村经济和社会与教育发展的失衡，使得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不断流失，农村教育变成了在农村办城市教育，这必然会制约农村城市化的进程。

二、离农问题

在白门下村，存在着大多数乡村都存在的问题，那就是较多农民进城务工问

题。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出现的“民工潮”是一种“离农”的现象，因为“离农”，不仅是一种工作的变动，空间的移位，也是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由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重大转变。已经搬迁到城镇的居民，要从“内涵”上实现这种转变；尚在乡村的居民，要迎接城镇化的挑战，继续准备向二、三产业转移和向城镇大量转移；留下少数务农者，也就是逐渐成为懂得现代科学技术、从事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高素质的劳动者，也可能是“离农”。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出现的“民工潮”，应采取包括教育培训在内的恰当的疏导政策，使其适应城镇化发展对专业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的需要，实现有序流动。

从教育结构来看，农村教育应该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个组成部分。但是，目前的结构以基础教育为主，基本上是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比重非常小。况且基础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也以向发达地区培养、输送人才为主，而不是为农村地区培养人才。

改革行情依托于改革进程 篇6

这个“新”首先表现在理论上的突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更全面，对改革有了新的、更高的定位。改革既要顶层设计、也要摸着石头过河，需要系统、协调推进。其次在实践中，政治局八项规定之后，各地相继跟进，党风、政风、作风、会风出现明显改观。法治是百姓安居乐业和经济发展的保障，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传递出了积极的信息。

始于政治局八项规定出台后的A股行情，其实就是一波改革行情。这波行情是因为看好中国社会各项改革深入推进的前景，故资金表现出了相当的乐观。对于这波行情不歇脚地向上拉，很多人大呼看不懂。回顾股市二十多年来的历史，确实还没有出现过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行情，因此行情不简单复制历史也就不出奇了。

脱胎于计划经济的中国的股市，经历了殊为不易的成长之路，投资者的喜怒哀乐都记录在了起起伏伏、易跌难涨的曲线里，曲线后面是看得懂或看不懂的复杂的社会与制度因素。中国股市不单是经济的晴雨表，还是社会的风向标，它不单反映了企业盈利能力变化这个最真实的经济变量，还反映了各种体制性因素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和干预。

所以，2013年及以后的中国股市的运行模式，并不是几个冰冷的、与普罗大众感觉相异的数字就可以决定的，这时的经济预测数据的意义大为下降。股市首先反映的是社会构架、然后才是经济效益。既然我们对多项数据的认同度如此之低，为什么还要把对市场的判断建立在它们有些莫名的、甚至离奇的变化上呢？

2013年的中国经济，应该更看重增长的质量而不是速度。好些机构开始将中国GDP增速的预测提到8%以上，在缺乏效益的增长下，在社会问题以及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得到好的解决之前，这种数据能有多大的意义？商务部已经建议政府工作报告不要再提进出口增速的目标了，我们也希望政府对2013年的GDP增速能淡化处理。

归总起来，对2013年有几大预期：

一是财税制度改革。2013年提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肯定不再是不痛不痒的结构性减税，应该有实质性、全面减税的举动。但这远不是财税制度改革的全部。中央与地方政府重新划分增值税的分配比例，显然与当初财权上移、事权下沉的做法是截然相反的，是思路的重大转变。同时，也是用有效的、更为明细的预算来约束政府行政开支的时候了，也是真正建立公共财政的时候了。

二是如何约束政府权力。政府权力过大使得市场经济出现变形、市场规律失效、经济效益降低。严格行政审批、改革项目投融资制度是切入口，但仅止于此还是不够的。对国企经济的改革也有深化的可能。

三是落实环境保护这一基本国策。PM2.5数据敢说实话了是一大进步，进步之后必然就是治理。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环保行业的机会，确实，这是一种战略性改变带来的机会，它还派生出新能源产业等方面的机会，但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较真的话，它会对现有产业产生重大冲击：高污染行业、落后产能不单有着生产成本上升的问题，甚至还面临生存的问题，这势必拖累GDP。在单位GDP能耗指标之后，国家又开始控制各省的用水总量。种种措施都在倒逼经济转型。这种成本我们愿意支付、而且支付得起吗？

四是金融制度改革。利率市场化的步伐显然会加大、加快，这对银行业是一大冲击。民营金融机构应该有更好的发展空间，现在在金改试点上的小折腾已经不能满足改革进程的要求了。人民币国际化及其不可避免地伴生的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或许该有较为清晰的路线图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对资本流动的过度担忧而实行过度管制，反而会不利自身的发展。

可以说，2013年改革的深化，带来的将是战略性机会，影响也是长远的。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全年以及今后的行情肯定会有波折，但只要改革的方向和力度能坚持，投资者的信心就将始终存在，这是行情的主线。

（作者系大型财经电视节目“交易日”首席评论员）

乡村改革进程分析 篇7

2000年, Lüder教授结合他人对初始权变模型的修改并融入自己的思想和观点, 再次开发了财务管理改革进程模型 (FMR) , 以诠释环境变量与政府会计改革的关系。

FMR模型由两个环境变量 (刺激和制度安排) , 三个行为变量 (改革驱动力、政治改革促进者和利益相关者) 和两个中间变量 (改革观念和实施战略) 组成, 其基本模型见图1。

本文结合FMR模型对葡萄牙政府会计制度供给进行研究,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描述对葡萄牙政府会计改革产生影响的环境变量, 行为变量和工具变量, 并解释他们是如何在近期改革过程中产生影响的, 并力求为中国将来的政府会计趋同提供理论依据。

二、FMR模型在葡萄牙的应用解析

葡萄牙政府会计近期正在进行激进的政府会计变革, 这个变革过程是国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改革中最主要的成果之一是《公共会计准则》 (Chart of Accounts for Public Accounting, 简称CAPA) 的颁布, 结合其政府会计改革的成果及原因分析, 葡萄牙的政府会计改革的权变模型 (即FMR模型) 如图2。

由图可见, 本文在葡萄牙的FMR模型中剔除了Lüder的FMR模型中的部分变量, 如“财务丑闻”、“咨询公司”和“专家团体”。因为目前这些变量至少迄今为止没有对葡萄牙的改革过程造成影响。也根据葡萄牙国家自身的特点加入了一些变量, 如刺激因素中加入了“政治体制的变革”和“支配性学说”, 制度安排中加入了“周边区域发展”。“政治体制的变革”首次被列入权变模型作为政府会计改革的刺激因素。同时由于“周边区域发展”对近期改革的重要影响, 它们也被包括在制度安排中。另外, “支配性学说” (企业会计更先进) 不仅影响着政治改革促进者的行为, 而且影响者改革驱动力和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和预期。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公众”被“公众中少数人”所取代。

三、FMR模型的变量分析

在葡萄牙FMR模型中, 同样由两个环境变量 (刺激和制度安排) , 三个行为变量 (改革驱动力、政治改革促进者和利益相关者) 和两个中间变量 (改革观念和实施战略) 组成。

1. 环境变量

(1) 刺激。在葡萄牙, 影响葡萄牙政府会计改革进程的刺激因素有政治体制的变化、财政压力、财政管理改革和一些学者认为企业会计占支配地位的学说。这些刺激因素会对政治改革倡导者产生影响, 影响政治家对政府改革进程的决策。继而, 笔者还认为, 支配学说可能会对改革驱动者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 也会对利益相关者对改革成果的预期产生影响。

(2) 制度安排。在葡萄牙, 影响政府会计改革的制度安排相对复杂, 包括法律体系、国家结构、行政结构、公务员的特征、国民文化和周边区域的发展。具体说明如下:

(1) 法律体系。葡萄牙属于大陆法系国家, 法律体系对于指导政府行为非常重要。法律体系可能会影响政府会计系统的灵活性, 法律系统的不灵活往往不利于改革或至少是减慢了改革的进程。笔者认为葡萄牙的法律体系有利于政府会计改革。这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 所有的改革都是由中央政府通过颁布新法、撤销旧法来发起的。其次, 《国家一般预算框架法》相当灵活, 只定义了公共管理预算和会计的基本程序, 允许其他具体政府会计规则的发布。但是, 另一方面, 葡萄的法律体系有时也要为政府会计改革实施的延迟负责, 主要是由于规则发布的程序非常繁琐。

(2) 国家结构。葡萄牙是一院制议会的统一国家, 宪法规定, 总统、议会、政府和法院是国家权力机构, 议会负责基本法律的颁布, 而具体规则由政府来补充和规范。在这种国家结构下, 如果执政党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的情况下, 如同葡萄牙的20世纪90年代, 任何问题都可能发生, 在共和国大会上通过法律可能变得无关紧要。因此, 笔者认为葡萄牙的国家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不利于政府会计改革。

(3) 行政结构。葡萄牙行政结构严格按等级划分, 每个部门分为各个办公室, 依次又有各综合部, 各综合部下又包含多个分部。例如, 地方政府办公室通过地方政府综合部指导政府会计和财务管理改革进程。虽然其主要的财政职能仍集中在中央, 但公共行政管理改革已经走向分权化, 地方政府职权得到加强, 在这种背景下, 葡萄牙行政结构的特征有利于政府会计改革过程, 更有利于政府会计的改革。

(4) 公务员的特征。在葡萄牙, 公务员的特征, 尤其是会计人员的素质水平有利于政府会计改革。在公共会计准则 (CAPA) 颁布之后, 葡萄牙中央政府花费巨资对会计人员实施培训和教育。

(5) 国民文化。在葡萄牙, 一方面, 从独裁统治转变为民主政治, 政府往往会响应公众的需求;另一方面, 公众被认为有一定程度的风险规避意识, 除了军事政变之外, 葡萄牙没有发生激进的变革, 即使在军事政变的情况下, 过程也相当温和。因此, 笔者认为尽管有40余年的独裁政权, 现在葡萄牙的文化氛围有利于改革。

(6) 周边区域的发展。周边区域的发展对葡萄牙政府会计改革也很重要。比如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政府会计改革就非常类似。事实上, 尽管两国的政治结构 (葡萄牙是共和国, 而西班牙是君主制国家) 和公共部门的行政结构 (西班牙是行政分区, 因此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还有地区政府) 存在差异, 但葡萄牙紧随西班牙政府会计改革进程, 并以其作为重要模版。

2. 行为变量

(1) 改革驱动力。改革驱动力包括职业团体、准则制定机构和学术界。

(1) 职业团体。在葡萄牙, 主要的职业团体是各种职业协会, 他们会影响政府会计改革, 但影响力很弱。因为他们是近期才成立的, 是民主化进程的产物。另外, 协会主要包括企业会计的专业人士。但近期这种趋势已经改变, 因为许多政府会计专家开始从事学术研究活动, 他们现在既属于职业协会, 也属于会计准则制定机构。

(2) 准则制定机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和专业协会一样, 在葡萄牙是近期才创建的, 不像其他国家 (如英美国家) 那样对政府会计有强大影响。但企业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存在。由于政府会计改革的目标是向企业会计靠近, 因此, 自1998年, 这一机构一开始就对政府会计改革的过程有重大干预。它发布指令规定政府会计的程序, 并干预改革的实施。

(3) 学术界。近期的政府会计改革改革可能也受到学术团体的微弱影响。特别是自1997《公共会计准则》颁布以来, 增加了大量的政府会计研究人员, 政府会计已经成为葡萄牙教学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 尽管目前已有的学术文献仍非常有限, 但笔者相信在葡萄牙已经开始有从事政府会计研究的专业学术团队。

(2) 政治改革的促进者。议会和政府成员是葡萄牙政府会计改革的促进者, 他们拥有立法权并加以实施。然而, 政府领导着整个改革进程, 特别是财政部是关键执行者, 在改革促进者的推动下开始改革进程。实际上, 虽然由各部门负责制定具体的会计准则, 但财政部是整个政府会计系统的主要监管机构。

(3) 利益相关者。这里的利益相关者指对政府会计信息, 特别是政府财务报告信息感兴趣的群体和个人, 具体包括议会、审计机构、职能部门、统计办公室以及公众中的少数人。

(1) 议会。笔者认为葡萄牙议会 (又称共和国大会) 对政府会计改革进程很重要, 因为它既是改革的倡导者, 也是利益相关者。作为利益相关者, 其使得预算、财务和会计信息更透明、可接受性更强、更可靠。事实上, 作为利益相关者, 共和国大会是使用会计信息系统的公共机构, 也是最后要对所公布信息负责的机构。在这双重立场下, 它对建立更高质量的会计系统有需求。

(2) 审计机构。审计机构在葡萄牙政府会计的形成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葡萄牙的主要审计机构是审计法院, 每个公共组织需要向其提交账户用于审计, 它对近期的政府会计改革非常重要。因此, 笔者认为它作为利益相关者干预了改革过程。

(3) 职能部门。各职能部门也受到了政府会计改革的影响, 特别是那些不得不利用会计信息的部门。葡萄牙政府会计改革代表了一种激进的变革, 特别是引入权责发生制和复式记帐法, 其原则和程序并未被政府会计的大多数会计人员所熟知, 这可能会使得一些人对变革产生抵触情绪, 尤其是对于一些认为这一改革只意味着一系列无用功的公务员。事实上, 在政府组织中很难克服的障碍就是实施文化管理所产生的问题。

(4) 统计办公室。统计办公室也对政府会计改革会产生有利的影响。在葡萄牙, 主要的统计办公室是国家统计局, 它负责所有的全国性统计。此外, 该机构也负责准备国民账户。以前的会计系统在利用国民账户计算公共管理价值时出现了一些问题, 因为政府会计和国家会计遵循不同的准则和会计基础。事实上, 在1995年欧洲建立国民经济账户体系之后, 葡萄牙作为欧盟成员国已经要求强制使用权责发生制系统的国家账户, 但政府会计系统 (国民账户公共管理会计信息的主要来源) 仍是收付实现制。

(5) 公众中的少数人。在葡萄牙, 传统上人们一直没有参与政府预算:第一, 因为他们并不关心, 第二, 因为他们不理解。因此, 公众没有干预政府会计改革进程。尽管如此, 笔者仍然相信公众中的少数人可能会干预。例如有些受过较高教育的公民, 他们中的一些人支付沉重的所得税, 可能会对政府预算和账户感兴趣, 因为可能会得到一些关于纳税人的钱如何运用的信息。

3. 工具变量

(1) 改革观念。葡萄牙政府会计改革观念的主要在于:以修正现有的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预算会计, 再加上财务会计和成本会计形成综合的政府会计系统。预算会计、财务会计和成本会计三个独立的子系统被整合为一个综合的会计系统。预算会计和以前相比有所不同, 使用复式记帐法, 与财务会计通过帐户“预算执行的应收和应付款项” (Debtors and creditors from the budget execution) 联结在一起。

(2) 实施战略。近期的葡萄牙政府会计改革的战略选择总体来说有利于其成功。一直以来, “自上而下”的方式被认为更加适当。然而, 葡萄牙改革促进者提出, 这并不是最好的实施改革的方式, 因为改革的范围之广和重要程度使其无法有效规避失败的风险。随后, 改革选取了一个参与式和中央指导相结合的方式。

因此, 根据分部会计准则, 在中央层面组成参与小组提供技术支持和说明, 并就出现的问题作出应答, 对技术上的注意事项和可能的法律变更提出建议。此外, 开展员工培训解决相关人员资格和素质的问题。还允许一个平均为2年的过渡时期, 在此期间政府主体仍然可以使用“旧”系统, 学习和开始实施“新”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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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ernardes A F.Contabilidade Pública e AutárquicaPOCP e POCAL.2011.

[3] .Bj Reed J S.Public finance administration.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 2008.

乡村改革进程分析 篇8

一、要制定乡村改造规划, 统筹推进乡村改造和建设

专家认为:“使城市与乡村生活之间恢复适当的平衡, 也许是现代人所面临的最伟大的任务。”当前, 搞好乡村城镇化建设, 发展农村经济, 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保持广西发展良好势头”的战略性任务。过去, 由于对乡村建设统筹不够, 资金投入少, 乡村建设落后, 造成乡村与城市生活条件形成差别。因此, 制定乡村改造规划, 统筹推进乡村改造和建设, 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首要任务。

广西乡村改造规划的实施, 要体现实效性, 要实现短期、中期、长期的改造和建设目标;要致力于消除贫困, 促进地区平衡发展。实施乡村改造, 要有所侧重, 要优先扶持贫困地区。乡村改造规划要解决好当前的问题:⑴领导的执行力问题;⑵乡村建设规划问题;⑶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问题;⑷乡村建设机构、人员、技术和管理问题;⑸乡村建设资金问题;⑹乡村资源开发技术项目、资金引进问题;⑺农业技术和农民就业问题;⑻产业的合理分布和土地利用问题;⑼集镇建设规模和人口分布问题;⑽居民点迁移合并集镇问题。实施乡村改造规划, 以实现在一个区域内均衡分布一定数量的中小城镇, 并通过发达的交通网络连为一体, 这样可避免孤立发展城市引起的农村地区衰落, 可以使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展和繁荣。

二、要严格执行集镇总体规划, 并制定集镇发展规划, 努力实现规划目标

在集镇总体规划的指导下, 认真制定目标明确的集镇发展规划, 这是推进乡村城镇化建设的前提。集镇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定集镇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 既要有生产和流通规划, 又要有集镇效益和环境的规划, 做到经济建设、集镇建设、环境建设三者统一规划, 协调发展, 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的效益。

一是集镇总体规划要严格执行。广西一些地方集镇之所以发展慢、建设水平低, 同规划执行不严格有密切联系。在今后的集镇建设中, 必须严格执行建设规划。因领导规划意识低, 随意或不执行规划建设, 使集镇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的, 要追究当地主要领导的经济责任和政治责任。对违章建设的, 要严肃处理, 以提高集镇执行规划的自觉性和有效性。

二是制定集镇发展规划要做到四个方面:第一, 生产和消费, 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筑造型与自然环境等都要考虑。第二, 集镇的经济发展, 如农业、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工业、商业、运输业、建筑业和服务业都要确定。第三, 集镇的社会发展, 如人口、就业、医药、卫生、托幼、养老、文化、教育、科技、消防等都要全面规划。第四, 集镇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 如道路、桥梁、供水、排水、供电、供热、房屋、排污、垃圾、绿化等都必须安排, 以完善配套设施, 发挥集镇功能效力。

三是集镇的规划实施措施要得力。要根据集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的要求, 对本地农、副、工、商各行业发展的趋势, 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向以及集镇的功能特点, 来具体确定经济、社会和集镇发展的三大目标, 并确定分年度实施的措施。要落实实施规划目标责任追究, 加强项目督查, 加大力度推进项目实施, 努力实现集镇建设规划目标。

三、要加大集镇改造力度, 完善配套设施, 提高集镇功能效力

广西集镇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乡镇政府所在地的集镇;第二层为农村集市。过去, 由于对乡村建设重视不够, 集镇发展落后。目前, 广西集镇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人口规模:第一种, 边远和贫困地区集镇, 人口为800-2600人;第二种, 沿江和交通干线集镇, 人口为2700-5000人;第三种, 沿海和较发达地区集镇, 人口为6000-10000人。而农村集市上居住的多为从事农业生产, 非农业人口极少, 是以集市为中心而形成的生活圈, 人口为350-500人。

广西集镇虽然是乡镇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但辐射能力弱, 消化、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少。多数集镇与周围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都比较少, 制约了集镇的发展。尤其是缺少经济实力的支持, 大农业、小产业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目前, 大量滞留于农业的劳动力中, 有一定数量处于“隐蔽失业”状态, 农村劳动力尚未形成向非农业转移的规模。而那些已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 由于初始积累不足和生产技术素质低, 也只能进入劳动方式简单、以体力支付为主的产业, 如采矿业、原材料初级加工业和建筑业等。这表明, 农村经济还带有原始、落后的特征, 它在集镇建设方面的反映, 则表现为低层次、低水平的状态。因此, 要加大集镇改造力度, 集中资金投入。要划出若干“改造行动区”, 要加强经济结构脆弱地区集镇改造, 支持经济薄弱的地区开发建设。要大力实施集镇改造计划工程。第一, 集镇产业、就业工程。以开发产品、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村就业率为主要实施计划。第二, 农村生产技术培养工程。以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为目标, 培养农民技术队伍。第三, 提高集镇功能效力工程。大力推进集镇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项目建设, 完善配套设施, 提高集镇功能效力。第四, 集镇扩大规模工程。根据当地资源条件, 做好集镇的发展规划, 扩大集镇规模, 提高集镇承载力。

要把“集镇改造计划工程”作为各级领导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作为广西“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保持发展良好势头”和践行“六戒”的重要内容来实施。

四、要改善集镇投资环境, 开发资源, 开辟农村就业门路

广西是土山、石山地貌, 平原土地面积少, 山区土地面积大, 因而, 多数集镇都处于山区。广西集镇资源丰富, 但长期以来没能得到开发利用。主要是因为集镇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落后, 有的集镇还缺水、缺电, 交通不便, 难以吸引投资商的开发建设。因此, 当前开发利用资源, 首先要改善集镇投资环境, 要制订集镇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计划, 政府要集中资金投入, 并分层次、分地区, 分年度实施计划。此外, 还要制定集镇建设激励政策, 在政府的支持下, 依靠集体和个人的力量, 大搞集镇配套设施建设, 提高集镇服务功能。要建成功能齐全、投资环境便利的集镇, 以吸引经济能人到山区集镇经商办企业。

广西农村经济发展落后, 目前, 多数集镇工业、商业、服务业发展不起来, 集镇建设无经济支撑, 在实施集镇设施建设计划的同时, 各地政府要根据当地的资源条件, 制订集镇产品开发计划, 把开发利用资源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重点, 有目标、有重点、有计划地引进资金、项目, 大搞乡村工业,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搞活商业, 兴办各类服务业。当前, 要开发利用资源, 大规模发展地方工业, 农产品加工业、造纸业、木材加工业、制糖业、种养业。

第一, 要建设中小型水电站。有水力资源的集镇, 要根据当地生活用电和集镇发展工业、农业、商业和服务业的用电量, 建设中小型电站, 以解决集镇建设发展用电的需要。

第二, 要新建水厂。根据当地集镇的建设规模的用水需要, 如生活用水、发展工业用水、农业开发用水、农村种养等用水量, 要有计划地建设中小型水厂, 以满足当地集镇建设发展的用水需要。

第三, 要建设一个机械制配厂。要按照当地工业和农业发展的需要, 建设一个既能制造又能修理, 产品多样、适合农村需求的小型机械制配厂, 为工业和农业生产服务。

第四, 要发展地方特色产品和农产品加工业。一要努力开发特色产品, 使集镇形成生产规模, 成为地方特色产品的生产基地。二要开发农产品。广西农业资源丰富, 农产品品种多, 不少产品营养价值高, 要运用先进技术大力开发新产品。要支持个体经营者,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形成各有特色农产品加工基地。

第五, 要建设中小型造纸厂、木材加工厂。广西山林面积大, 原始森林较多, 原木量大, 木材种类多, 近年来, 已有不少木材运往外地销售, 也有外地木材商和木材加工厂到广西林区定购。要依托资源优势, 发展林业生产。要在交通便利、土地征用方便、水资源丰富的地方建设造纸厂和木材加工厂, 以发挥林业在农村经济的优势。

第六, 要建设新糖厂。近来来, 广西桂西北农村地区改变了农业种植类型, 以种植甘蔗为主。很多农村地区在原有土地上大面积种植甘蔗, 每年甘蔗产量高, 这些甘蔗都集中运到辖区的县城糖厂。扩大甘蔗种植面积后, 由于糖厂原设计生产能力的限制, 加上农村地区运输路程较远, 糖厂又吸收不了大量的甘蔗, 很多甘蔗被积压而干水变质, 到榨糖时降低了白糖产量, 影响白糖的质量。因此, 要在农村甘蔗产区选择条件具备的地方新建一座糖厂, 以实现就近供应甘蔗, 就地榨糖, 提高白糖产量和质量, 以加快发展广西糖业。

改善集镇投资环境, 开发资源, 发展地方工业, 创办种类企业,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 以提高农村就业率。

五、要搞好集贸市场建设, 发挥集贸市场功能作用

目前, 广西多数集贸市场规模小, 功能效力低, 影响了农村商品流通。因此, 要搞好集贸市场建设, 发挥集贸市场功能作用, 活跃商品流通, 为农民进镇经商、创业创造条件。

集市居于乡村的中心, 是城乡之间一种初级市场, 又是接受城镇辐射的集聚点, 是“山中闹市”。因此, 建设好集市, 发展集市贸易, 不仅有利于打破封闭, 广开对外交流, 而且可以传递外界市场信息, 引导农民生产, 有利于激发人们的商品意识, 逐步把农民引入商品生产洪流。现在, 一些地方依托集贸市场, 发展资源加工业和与农业有关的小工业, 取得了小本求利、由少到多、由小到大、滚动发展的经济效益, 使人们通过产品向商品的转化, 看到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巨大潜能。当前, 发展集市贸易, 必须有赖于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因此, 一要加快乡村道路的建设, 形成交通网络;二要建设好集镇的水、电、通讯等必要的设施;三要加快发展饮食、旅店、娱乐、文化等服务事业;四要建立必要的储仓、各种加工设施;五要建立一个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社会服务体系和经营网络。

集贸市场是农村经济的心脏, 每天吐纳着大量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品, 以及来自远方的日用工业品, 对广大农民发展商品经济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人们可以通过集贸市场, 看到农村未来的经济发展。同时, 以服务集贸市场而经营的各种企业, 既能“消化”一批农村剩余劳动力, 造就一支“离土不离乡”的新型农民, 又能开拓农村消费市场, 活跃商品流通, 从而推动集镇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繁荣农村经济。

六、要大力扶持贫困地区集镇建设, 增强集镇自身发展能力

广西贫困地区集镇多数处于少数民族居住地域中心, 这些民族多是苗族、瑶族、侗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 由于历史、地理、经济原因, 集镇交通不便利, 生产仍处于落后状态, 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 集镇发展受到限制, 自我发展能力弱。目前, 这些集镇出现“四少”:一是公共福利设施少, 就是文化设施缺少, 购物商场缺少;二是生产设施少, 就是缺少生产经营企业, 无规模经济;三是服务设施少, 就是为群众生活服务的各种服务设施少;四是基础设施少, 就是缺少供水、排水、供电等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