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式改革分析

2024-09-07

渐进式改革分析（通用4篇）

渐进式改革分析篇1

摘要：我国采用了渐进式改革的方式, 从计划经济体制平稳运行到市场经济体制, 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 极大地改善了居民生活质量。本文重点梳理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历程, 对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取得的经验成果进行展现, 对下一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渐进式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市场经济体制

从计划经济体制平稳运行到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采取渐进式改革, 不同于东欧和前苏联的“休克疗法”。Sachs等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认为, 中国围绕“局部均衡”进行改革并由此形成“中国模式”, 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进行, 却不能持续;而“休克疗法”展现的是“一般均衡”, 改革在经济、政治等多领域同时进行, 并带有可持续性。

中国幅员辽阔, 人口基数庞大, 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经济发展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不平衡, 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且地区性差异明显,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通过改革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统筹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后, 采取渐进式改革, 使我国成功地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并取得重大的成果。

一、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及成果展现

1. 渐进式改革特点

对于渐进式改革特征形成两大共识:

第一, 增量改革引导下的逐步推进。渐进式改革并不以一步或短时间内扭转旧体制下的利益和社会结构作为改革的主要方式, 而是阶段性、逐步瓦解涉及经济体制在内的起阻碍作用的问题, 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增量式改革是在政府控制与监督下, 逐渐在起到主导作用和率先改革后发挥作用的部门展开, 并进一步推广到其他领域。例如, 在对国有企业改革方面, 逐步放松对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控制力, 又保证对国有企业的控制, 并逐步焕发出国有企业的活力。

第二, 局部试点到推广过程中的理论创新。推行的渐进式改革并不是盲目地在全国范围之内统一进行, 而是先在小范围内进行试点, 通过试点进行创新探索。改革开放初期, 经济特区的建立旨在探索现代开放型城市建设理论, 率先建设深圳、汕头、福州、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并在经济特区普遍取得良好成果后, 通过总结经验, 积极创造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开放模式。

2. 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展现

(1) 建立并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极大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独具特色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标志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得到了广大共识。在所有制方面,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以实现。国有经济依然在关键重点领域得到快速的发展, 主体地位得到不断强化。非公有制经济在焕发市场经济活力、解决就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分配方面,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方式, 推动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在政府调控方面, 积极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进行市场调控, 尤其是建立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多项基本保险制度, 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内容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等。

从1978年到2013年年末,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最初3645亿人民币增至56.9万亿人民币, 增长150多倍,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30元增加到26955元, 增长62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8896元, 增加66倍,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0%, 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粮食产量从2004年起到2013年实现“十连增”,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于2013年达到46.1%, 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78年的2.3%上升到2014年的27.8%, 我国成为对国际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国家。

(2)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 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对外开放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也是我国经济打破计划经济封闭状态积极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表现。从最初经济特区设立, 到14个沿海城市和经济开放区建设, 再到内陆地区对外开放, 以点带面, 以面成片。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 到2013年突破4万亿美元。中国对外贸易不断提升的表现, 体现了中国国家力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形成全面开放格局。”新丝绸之路的提出与建设, 是新型大国关系下的新型对外开放形式, 是我国为加快国际资本流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 协调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 积极拓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而作出的努力。

二、我国从渐进式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历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端,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案) 》标志着从农业领域率先改革, 完全可以看做是我国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开端。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 逐步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 解放思想, 活跃市场, 并确立“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 而并不是激进式地跳跃到市场经济, 充分体现了我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 是符合我国特殊国情而做出的正确选择。

到20世纪80年代末, 伴随着改革的推进, 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 通货膨胀严重, 出现商品抢购风潮, 价格体系遭到破坏等, 经济领域的寻租活动逐步影响到社会各方面。为克服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十三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在治理经济环境与整顿经济秩序”。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事物变化发展中蕴含着矛盾, 需要我们尊重客观规律, 伴随着改革的进程不断发现问题克服矛盾, 逐步推动质变。“计划经济”一步过渡到“市场经济”必然蕴含着巨大的跳跃与矛盾, 需要采取渐进式的温和推动的方式, 最大程度上避免激进式改革所必将导致的社会矛盾。

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的总体目标, 标志着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提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作用;要求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政府职能, 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控作用, 为改革过程保驾护航;深化对外改革, 逐步向全面开放过渡。这一时期进行的渐进式改革为我们提供了自我修复、自我发展的时间, 可以说进行的改革在与时间赛跑。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丰富完善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等。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商品经济”概念的提出, 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再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完善经济体制建设, 充分体现了中国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的脉络, 表现出理论与实践不断结合, 不断实现自身的创新。

三、全面深化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 表明我国改革将在新的历史阶段下开启全新的旅程。

1. 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

《决定》明确我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总体目标旨在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不断科学合理, 不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而经济体制改革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现代化市场体系,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实现财税体制改革, 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 并努力开拓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一步确定了市场的地位,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决定机制主要蕴含在供求、价格和竞争三者有效结合并发挥作用, 市场决定性作用依赖于“着力清除市场壁垒,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减少政府过多干预与监督不到位等问题, 改变政府对资源直接配置的角色, 转变政府职能, 有效合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2. 进一步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及其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出发点是改革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 改革成果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人民生活水平获得明显改善, 但城乡差距、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和人均收入差距等问题依然严峻。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成果, 维护更为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权益, 依然需要不断深化改革, 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体系。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把维护好满足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工作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健全完善收入分配体系, 逐步减小收入差距;推动资源区际优化配置, 实现协调发展;构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不断推进教育医疗事业改革。

3. 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保障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不断推进法治化进程, 不断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决定》提出去行政化改革, 逐渐将市场机制引入到事业单位运行过程中, “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市场竞争机制可以推动行政单位合理配置资源, 减少行政化干预造成的弊端, 打破思想束缚与制度约束, 提升行政事业单位运行效率。与此同时, 在法治建设方面提出具体方向、措施和目标。“强化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更加依赖法治体系, 发挥法律制度的约束力。权力运行过程中滋生的腐败现象成为影响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弊病, 加强廉政建设、制约权力运行和构建监督体系成为反腐建设的关键。“要坚持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2]林毅夫, 蔡昉, 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J].经济研究, 1993, (9) .

[3]杨作书.从历届三中全会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走向.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2) :12-20.

渐进式改革分析篇2

摘要：渐进式改革是计划经济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分阶段、有序地推进改革,即循序渐进地改革。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不采用全部推倒重来的改革方法，而是完全保留原有金字塔等级结构，通过原先等级构架中的领导人组织市场取向的改革，并在市场机制逐渐扩大的基础上渐渐减小等级规则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我国的改革一开始表现为放权让利的改革，逐渐过渡到价格和产权制度改革，进而导致政治体制变革。

关键词：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经验，问题

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

中国经济改革的特殊性在于：第一，它是与工业化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面临着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转型。第二，它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或基本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宪法制度的逐步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在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中逐步确立的，新体制的建立是通过不断试验逐步形成的。第四，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它是市场化和现代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简而言之，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

中国经济改革的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必然要在改革中寻求传统与现代、计划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局部与整体、改革与发展、公有与非公有、国有与非国有的结合，归根结底，要在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之间寻求平衡和协调，在稳定与发展中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因此，在总结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和探索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时，市场化的方式和方法、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并不是问题的实质，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如何结合以及这种结合的内在根据、具体形式、主要后果和一般前景。归根结底，我们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框架内，市场化改革能不能持续推进下去并获得最后的成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就是在不断解决这一难题的实践中形成的，它的成功之处在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初步寻找到了一条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具体途径。

二、对于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几个环节

（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所有制是经济体制的基础，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条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党认真总结了以往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并在十五大上把这一方针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从而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面临着这样一个前人所没有解决的世纪性难题，即公有制经济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因而，能否实现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从根本上决定着改革的方向和前途。传统的观念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是不可能兼容的，中国改革的实践否定了这种观点。中国的改革经验证明：

第一，商品关系是内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仅公有制经济中的乡镇经济、社团经济、合作经济和各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可以直接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即使是国有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也存在着财产关系、人力资本和经营权益上的明显差别，因而也还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发生联系，受市场机制的调节。经过20年的深入改革，我国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了独立的面向市场的经营主体，在多种经济成分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许多关键性部门中仍发挥着主导作用，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第二，在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固定、简单和机械式的对应关系，处理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应当从实际出发。例如，在公共产品中，国有企业基本上是非竞争性的；在垄断性企业中，国有企业是不完全竞争的；在一般性部门和企业中，国有企业是完全竞争的。从总体上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既要考虑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又要体现市场机制的要求，把计划与市场、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其主导作用。

第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和排斥的，需要共同发展。各种所有制形式都是与特定的生产力相联系的，都具有相对的效率优势。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以及它们之间的需要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竞争，可以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于推动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正是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这种兼容性，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由于传统国有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如企业难破产，工人难失业，政企难分离，历史包袱过重等，使得单纯从国有制改革入手推进市场化必然会面临很多困难。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则可以绕过这些难题，创造出比较充分的市场关系和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大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并会对国有企业改革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但是，在强调非国有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绝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完全否定国有经济改革的意义实际上等于完全否定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应当看到，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却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导向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而且，即使从制度创新的方面看国有经济也不是毫无作为的。国有经济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问题甚至还很严重，但是，与传统的国有体制相比，经过改革后的国有制经济在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十分明显的。在商品市场上，国有企业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在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方面，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有了相当的进展。由于国有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因而，没有国有经济改革的这种配合而单纯依靠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任务，还面临着许多矛盾和困难，有待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努力。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承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统一性，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任何摩擦；同样，承认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摩擦也不意味着否定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具有自己特殊的属性和功能，它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公平和在更大的程度和范围上实现社会自觉有计划发展的物质基础。否定公有制的这些特殊属性或者完全用市场机制的要求代替公有制的作用，实际上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基础。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结合的目的是要把公有制的优点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中国的经验证明，实现这一目的是完全可能的。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与前苏联和东欧的激进式改革相比，中国的政治改革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目标不是实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因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保持了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改革政治体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国的这种政治结构和政治改革战略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它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第一，政治结构是否合理最终只能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标准。实践证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集中，可以减少改革中摩擦和冲突引起的损耗，有利于党和政府从全局的利益出发推进改革。

第二，在政治秩序相对集中和稳定的条件下推进改革，有利于党和政府从全局的长远的利益出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一的协调，可以有效地组织和动员社会的各种资源和各方面的力量，排除内部和外部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

第三，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稳步推进民主化更符合社会发展内在要求。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自上而下的命令型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扩大了各级基层单位的自主权，形成了独立的利益主体和利益结构以及竞争、开放和平等的社会关系，从而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渐进式改革中不同社会阶层在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通过“做大蛋糕”进行的体制调整，得到了绝大多数社会阶层的拥护，为改革的持续推进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证明，经济与政治、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需要密切配合，协调推进。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由于货币化和市场化在迅猛发展，也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保留，就可能为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的普遍蔓延提供温床。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决策的分散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又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有权威的政治结构，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改革与发展的顺利进行。所以，既要民主，又要权威；既要自由，又要集中；既要变革，又要稳定，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面临的最深刻的矛盾。能否有效协调这些矛盾，是对渐进式改革的最大的挑战。对于这些矛盾，我们不能用限制市场化进程或牺牲党和政府的领导作用的途径来解决，而必须依赖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协调和配合。必须在积极推进经济市场化的同时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强化人民群众对政府机关的监督和约束，从根本制度上抑制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蔓延。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三）改革的理论与改革的实践

中国的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执政党对于改革的看法，即关于改革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方向和进程。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一个尖锐的矛盾，即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成熟的条件下，人们如何能够形成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另一方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如果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目标毫无了解，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有什么意义？这个矛盾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那天起就始终困扰着社会主义者们，社会主义运动中很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都是由这一矛盾引起的。教条主义把理论视为神圣不变的教义；经验主义把经验视为真理的源泉。这两种片面性都是由于不能正确处理这一矛盾造成的。特别是严重的教条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更新，造成了经济社会的日益停滞，成为推进改革的最大障碍。因此，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正确的指导思想，也是决定渐进式改革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正确的理论和思想只能以实践为基础，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成了推动改革的第一面旗帜。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党的思想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政治路线，以“三个有利于”为原则的检验改革成败的标准，都鲜明地反映了中国改革中的实践理性。由于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成功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自发性与自觉性、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矛盾，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创造出了有效的实现形式。很多人都注意到，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具有明显的自下而上和演进主义的特点，个人、企业和其他基层单位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制度创新极大地影响着改革的进程。改革的发动虽然是自上而下的，但这不过是对社会生活中早已存在的改革要求的一种承认；改革是在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但各个具体部门、地区和单位的改革措施、内容和步骤却丰富多样；改革中提倡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自下而上的局部性试验往往引导着自上而下的全局性变革；完美的设计，精确的计算和全面的规划，往往还没有形成就被实践抛到了后面。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却具有更实际的意义。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不仅可以减少集中决策由于信息不足而导致的风险过大的危险，而且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体制下形成的集中的利益结构、信息结构和决策结构，反映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改革的要求，调动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为改革的持续推进提供了强大动力，创造了广阔的空间，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品格。

但是，在强调自发性变迁的积极作用的时候，我们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使保守主义观点开始流行起来，这种保守主义的观点认为，由于人的知识是有局限的，而且是以分散的不完整的形式为许多个人所掌握，因而，社会的进化只能自发地进行，集体利益和集体理性只是一种虚幻，对社会进化的有意识设计和控制必然导致灾难性后果，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就是自发秩序的产物。这种观点是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经验的一种错误理解，是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根本否定。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有组织的制度变迁，党和政府的政策和法令主导着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框架内，制度的进化过程显然要比其他任何社会都更多地要求社会理性干预，更多地受有组织力量的控制。自发性与自觉性、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关系会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发生变化，但是，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始终不可缺少。抛开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要求不说，社会的进化也并不完全像保守主义认为的那样，是个人之间无意识作用的产物，只能自发演进，而不能人为建构。相反，任何合法的社会规则都是通过国家来制定和实施的，都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人类社会既是演进的，又是建构的，既是自发的，又存在着选择性，这才是进化的实质。如果制度变迁只能演进，不能建构，那么就不可能有任何集体的行动和强制性的变迁，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明确的改革目标、改革政策、改革的法律和方案以及有组织的活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实践、统一的领导与自发的变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就是实现这种统一的具体实践。

（四）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从本质上看是一个由集中到分散、由集权到分权、由管制到自由的转化过程，这是对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否定。中国20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优越性。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走向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但是，在否定传统集权体制的时候，有不少人却走到另一个极端，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完全归结为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对于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政府调节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有不少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政府的规模越小越好，职能越少越好。政府除了保护产权，制定竞争规则以外，不应当管更多的事情，改革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大市场，小政府”。这种看法虽然对于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而且存在很大片面性。实际上，判断政府优劣的标准不在于规模的大小和职能的多少，而在于它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市场经济而言，政府规模过大，权力过分集中，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官僚主义，抑制经济和社会的活力，但政府规模也不是越小越好。从早期资本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所承担的社会职能是越来越多了而不是越来越少了，政府的规模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政府的强弱对于国家强盛和社会的发展来说，已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发展中国家中，这一点更是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不可能打开现代化的大门。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一再证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保证国家的独立、领土的完整、社会的稳定、法制的严明，而一个软弱的政府则必然导致国家的孱弱、主权的丧失、法制的松弛、社会的混乱；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有效地代表公众的利益，抑制特殊集团和“诸侯利益”的过分膨胀，而一个软弱政府则会使特殊集团和“诸候利益”凌驾于社会普遍利益之上，从而成为腐败的俘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有效地维护市场的秩序，克服市场的缺陷，引导市场经济向符合社会长远和全局的利益的方向发展，而一个软弱的政府则既不能为市场机制的作用提供有效的规则和秩序，又无力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在稳定中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而一个软弱的政府则无力克服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使现代化的事业中途夭折。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的是能充分履行其经济和社会职能的强政府，而不是无所作为的弱政府和小政府；改革的目标不是“大市场，小政府”，而是“大市场，强政府”；改革的方向不是否定政府的积极作用，削弱政府的经济职能，而是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改革政府的调节方式。近2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既得益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效的宏观调控、适当的行政干预、明智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

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内在表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这种看法已经被实践所否定了，事实证明，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东西，它曾存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级不相同的社会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是中性的，它既不姓“资”也不姓“社”。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不能把市场机制理解成为一种可以脱离开特殊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而独立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某种技术性工具，可以在不同的制度下随意搬来搬去。相反，市场机制的内容、形式和作用的范围是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特别是宪法制度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它首先应当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关系特别是私人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规定。对于这种特殊的规定性不管人们做如何的概括，是公有制、按劳分配、共同富裕还是更大程度的平等，它都不可能完全建立在自由市场和自发秩序的基础上，自由市场不可能自动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我们必须在积极赞成和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去努力寻求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能够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优点结合起来的制度安排。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和难点所在。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的基础之上，把社会理性与个人自由、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国家的主导作用与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和根本优势。充分体现这一特点，发挥这个优势，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结论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迁的整体性过程，它的内涵之深刻，影响之广泛，意义之深远都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中国的经济转型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了同一个时代。尤其引人瞩目的是，这样的历史巨变发生在具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悠久的文化并处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里，因而，中国的改革道路既显得无比复杂，又充满了与众不同的魅力。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的社会试验，完成这一试验绝非易事。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实质和基本经验是：必须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形成一种稳定、持续、动态的合理关系，避免在它们之间产生不可解决的严重冲突和无法化解的累积性矛盾，实现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有机统一。中国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可行的，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在改革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论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与困境篇3

一、“中国模式”是一种在保持社会稳定有序中的“渐进式改革”模式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现代性孕育着稳定, 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亨廷顿强调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他认为, “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 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1]。按照这一观点, 笔者认为, “中国模式”是一种在持续保持社会秩序前提下的渐进式改革发展模式, 保持社会稳定有序是改革的重要前提条件。改革是对社会利益的重大调整, 其复杂性、艰巨性都对社会稳定构成巨大压力。因此, 在改革方式的选择上必须考虑如何把对社会稳定的压力, 尽可能降低到社会和公众可承受的范围内, 从而实现平稳转轨。如果采取过于激烈的方式, 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社会震荡, 恶化改革的社会环境。中国模式不同于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 也不同于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之后的“激进改革”, 是一种稳健的在保持社会安定有序的条件下的渐进式改革, 充分考虑到社会和人民可以承受的程度。特别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而保证了改革的顺利推进和社会发展的活力与效率。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有一个鲜明的特点, 即坚持在稳定的环境中推进改革, 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中国从实际出发, 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 把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循序渐进改革的特点是先易后难, 先试点后推广, 从点到面、由浅入深, 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循序渐进的改革没有触及现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基本制度, 而是以现有体制中薄弱的环节或不适应的地方作为切入点, 从局部到整体, 以一种试验的方式和逐步过渡的策略推进改革。循序渐进改革的改革措施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可以把改革的风险掌控在改革的过程之中、化解在成效之内。在循序渐进改革的过程中, 党和政府可以比较容易地监控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调整方针政策, 坚持在稳定中求发展, 以发展促稳定,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同时确保社会稳定发展。

二、“渐进式改革”:中国改革的基本方略

“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方略, 也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 具体表现在:在改革开放顺序上, 改革采取了先生产后流通、先经济后政治文化社会其他领域, 开放采取了先东部沿海后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的策略;在改革开放路径上, 采取了从下到上、先易后难的路径;在改革开放进程上, 采取了先点后面推广的方式;在改革开放的利益分享结构上, 采取了先改革增量, 然后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激励办法。渐进式改革的优点表现在:群众比较能够承受, 也有利于锻炼广大群众的承受能力;引起的震荡小,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改革的领导者积累和总结经验, 探索和开拓改革的新途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稳定有序的政治秩序, 激发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中初步显示出它的优越性。

渐进式改革大大降低了由改革带来的风险成本, 使得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实现平稳整体推进。但是, 这种方式由于先改先行和后改后行带来了团体或个人在占有资本、资源、市场等方面的机会不均等, 无形中就形成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过程中, 这些既得利益集团 (部门或个人) 利用公共权力、公共资源、金融资本等关键要素, 获得了比别人要多得多的“好处”, 并借助自身在体制和决策上的优势地位, 垄断资源、扭曲市场、忽视社会公共福利, 刻意强化集团和个人的既得利益而阻碍改革。因此, 要想消除市场扭曲, 促进公平竞争, 创造均等的机会, 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有学者认为, 中国发展所遵循的是“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路线, 这种“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区别于“民意主导型”的、由体制外力量所推动的权利驱动或利益集团驱动的民主变革模式, 其改革政策主要由来自执政党和官僚精英等体制内的力量所推动, 以改善治理效果为目的。依照这种观察, 中国的发展取决于“决策模式的变革”。因此, 有学者关注中国决策模式的变化, 指出在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 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逐渐式微, “内参模式”成为常态, “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 “外压模式”频繁出现, 这表明中国党政决策方式开始走向多样化[2]。类似的观察和评论也支持了上述观点, 他们认为, 中国政府在决策结构上已经从个人专断转向多元参与, 在决策能力上已经从经验决策转向科学决策, 在决策机制上已经从非制度化决策转向制度化决策, 这些变化不仅表明中国政治运行机制的重要发展, 而且产生了许多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结果[3]。

三、“渐进式改革”在当下的困境与难题

有学者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提出了质疑, 如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撰文认为, “很多人在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前就下了一个大的结论, 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东欧休克疗法的改革远远要好。但是我觉得从学术研究的角度,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 当时的结论很显然是为时过早。今天回过头来看, 他们下的结论如果说不是错误的话, 也至少是值得怀疑的。今天我们看到什么局面呢?你通过渐进式改革, 先改经济然后再考虑改政治。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 我觉得当时很多人在逻辑上犯了一个错误。”[4]陈志武指出, 先通过经济改革获得效益与财富后, 改革的动力就会逐渐弱化, 其他改革如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就越来越大了, 使得改革难以为继;做出判断渐进式改革比休克疗法的改革更好的结论的人, 他们的逻辑上欠缺的地方就在这儿, 因为没有考虑进去人的本性。针对这一观点, 笔者认为, 任何一种改革模式或方式都有其利弊, 既不能认为激进式改革就一定是不好的, 也不能以为渐进式改革就百好而无一弊, 在这点上, 没有最好的, 只有最适合的, 即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或好处, 这是我们衡量改革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从实际来看, 中国独特的渐进式改革方式, 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 有效防止了激进式改革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的“J型曲线”效应或更为糟糕的“L型曲线”效应, 也得到了社会普遍的理解和支持, 保持了社会的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渐进式改革可以是一个大国在“稳定优先”的前提约束下, 规避改革风险的有效办法, 它实际上是对改革的代价采取了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分散风险。

回首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渐进式改革战略, 在保证原有利益格局不受到急剧性冲击的前提下, 使市场制度能够以“边际演进”的方式获得生长。在这一过程中, 市场的力量和益处通过“涓滴”效应和“墨渍”效应, 逐渐在传统体制内渗透和扩散, 从而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创造了水到渠成的条件[5]。当然, 渐进式改革方式也导致新旧两种体制相持的时间相对长一些, 会产生一些新的矛盾。首先, 由于改革是渐次推进的, 这就给旧体制以足够的时间来与新体制抗衡, 双方在摩擦和较量的过程中, 旧体制仍旧会在一些方面起作用, 而且有可能会牵制或者侵蚀新体制, 从而增大改革的难度。其次, 由于采取边际演进的累积性的步骤, 两种体制并存和僵持的时间比较长, 这就为在两种体制之间“套利”提供了可能。那些可以从套利中得到好处的既得利益者, 可能会与传统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一道, 成为抵制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的力量, 这也将增大改革的难度。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目前中国需要由上向下推进的改革领域越来越多, 基本都涉及到上层建筑和深层次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涉及的范围广, 利益关联群体多, 改革需要支付的成本高、难度大。比如进一步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改革财税体制, 限制行业和部门垄断, 继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平, 完善资源环境价格形成机制, 建立健全教育、医疗、养老、救济等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还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等等, 所有这些继续采取以往从下到上、先易后难、先点后面的改革路线和方式, 显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另外, 当前中国面临的改革开放环境与一二十年前已有很大的不同, 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目标也与以前有本质的区别。因此, 在新的发展时期, 必须选择新的改革开放路线。从当前看,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能改变, 但在改革上应该采取“从上到下、以难带易、内外联动、重点突破”的路线[5]。实行这种改革路线, 就是要破解改革难题, 找准影响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和重点领域, 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 创新发展思路, 集中力量统筹经济与社会及政治改革, 统筹城乡、区域改革, 统筹对内对外改革开放联动, 为中国持续平稳快速发展创造好的制度条件。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享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8-41.

[2]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 2006, (5) .

[3]王磊, 胡鞍钢.结构、能力与机制:中国决策模式变化的实证分析[J].探索与争鸣, 2010, (6) .

[4]陈志武.中国渐进式改革并不比休克疗法好[N].东方早报, 2010-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