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式改革

渐进式改革（共12篇）

渐进式改革 篇1

摘要：我国采用了渐进式改革的方式, 从计划经济体制平稳运行到市场经济体制, 提升了经济发展水平, 极大地改善了居民生活质量。本文重点梳理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历程, 对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取得的经验成果进行展现, 对下一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渐进式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市场经济体制

从计划经济体制平稳运行到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采取渐进式改革, 不同于东欧和前苏联的“休克疗法”。Sachs等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认为, 中国围绕“局部均衡”进行改革并由此形成“中国模式”, 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进行, 却不能持续;而“休克疗法”展现的是“一般均衡”, 改革在经济、政治等多领域同时进行, 并带有可持续性。

中国幅员辽阔, 人口基数庞大, 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经济发展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不平衡, 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且地区性差异明显,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通过改革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统筹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后, 采取渐进式改革, 使我国成功地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并取得重大的成果。

一、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及成果展现

1. 渐进式改革特点

对于渐进式改革特征形成两大共识:

第一, 增量改革引导下的逐步推进。渐进式改革并不以一步或短时间内扭转旧体制下的利益和社会结构作为改革的主要方式, 而是阶段性、逐步瓦解涉及经济体制在内的起阻碍作用的问题, 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增量式改革是在政府控制与监督下, 逐渐在起到主导作用和率先改革后发挥作用的部门展开, 并进一步推广到其他领域。例如, 在对国有企业改革方面, 逐步放松对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控制力, 又保证对国有企业的控制, 并逐步焕发出国有企业的活力。

第二, 局部试点到推广过程中的理论创新。推行的渐进式改革并不是盲目地在全国范围之内统一进行, 而是先在小范围内进行试点, 通过试点进行创新探索。改革开放初期, 经济特区的建立旨在探索现代开放型城市建设理论, 率先建设深圳、汕头、福州、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并在经济特区普遍取得良好成果后, 通过总结经验, 积极创造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开放模式。

2. 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展现

(1) 建立并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极大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独具特色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标志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得到了广大共识。在所有制方面,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以实现。国有经济依然在关键重点领域得到快速的发展, 主体地位得到不断强化。非公有制经济在焕发市场经济活力、解决就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分配方面,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方式, 推动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在政府调控方面, 积极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进行市场调控, 尤其是建立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多项基本保险制度, 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内容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等。

从1978年到2013年年末,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最初3645亿人民币增至56.9万亿人民币, 增长150多倍,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30元增加到26955元, 增长62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8896元, 增加66倍,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0%, 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粮食产量从2004年起到2013年实现“十连增”,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于2013年达到46.1%, 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78年的2.3%上升到2014年的27.8%, 我国成为对国际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国家。

(2)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 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对外开放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也是我国经济打破计划经济封闭状态积极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表现。从最初经济特区设立, 到14个沿海城市和经济开放区建设, 再到内陆地区对外开放, 以点带面, 以面成片。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 到2013年突破4万亿美元。中国对外贸易不断提升的表现, 体现了中国国家力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形成全面开放格局。”新丝绸之路的提出与建设, 是新型大国关系下的新型对外开放形式, 是我国为加快国际资本流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 协调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 积极拓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而作出的努力。

二、我国从渐进式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历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端,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案) 》标志着从农业领域率先改革, 完全可以看做是我国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开端。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 逐步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 解放思想, 活跃市场, 并确立“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 而并不是激进式地跳跃到市场经济, 充分体现了我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 是符合我国特殊国情而做出的正确选择。

到20世纪80年代末, 伴随着改革的推进, 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 通货膨胀严重, 出现商品抢购风潮, 价格体系遭到破坏等, 经济领域的寻租活动逐步影响到社会各方面。为克服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十三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在治理经济环境与整顿经济秩序”。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事物变化发展中蕴含着矛盾, 需要我们尊重客观规律, 伴随着改革的进程不断发现问题克服矛盾, 逐步推动质变。“计划经济”一步过渡到“市场经济”必然蕴含着巨大的跳跃与矛盾, 需要采取渐进式的温和推动的方式, 最大程度上避免激进式改革所必将导致的社会矛盾。

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的总体目标, 标志着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提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作用;要求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政府职能, 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控作用, 为改革过程保驾护航;深化对外改革, 逐步向全面开放过渡。这一时期进行的渐进式改革为我们提供了自我修复、自我发展的时间, 可以说进行的改革在与时间赛跑。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丰富完善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等。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商品经济”概念的提出, 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再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完善经济体制建设, 充分体现了中国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的脉络, 表现出理论与实践不断结合, 不断实现自身的创新。

三、全面深化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 表明我国改革将在新的历史阶段下开启全新的旅程。

1. 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

《决定》明确我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总体目标旨在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不断科学合理, 不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而经济体制改革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现代化市场体系,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实现财税体制改革, 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 并努力开拓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一步确定了市场的地位,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决定机制主要蕴含在供求、价格和竞争三者有效结合并发挥作用, 市场决定性作用依赖于“着力清除市场壁垒,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减少政府过多干预与监督不到位等问题, 改变政府对资源直接配置的角色, 转变政府职能, 有效合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2. 进一步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及其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出发点是改革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 改革成果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人民生活水平获得明显改善, 但城乡差距、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和人均收入差距等问题依然严峻。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成果, 维护更为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权益, 依然需要不断深化改革, 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体系。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把维护好满足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工作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健全完善收入分配体系, 逐步减小收入差距;推动资源区际优化配置, 实现协调发展;构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不断推进教育医疗事业改革。

3. 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保障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不断推进法治化进程, 不断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决定》提出去行政化改革, 逐渐将市场机制引入到事业单位运行过程中, “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市场竞争机制可以推动行政单位合理配置资源, 减少行政化干预造成的弊端, 打破思想束缚与制度约束, 提升行政事业单位运行效率。与此同时, 在法治建设方面提出具体方向、措施和目标。“强化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更加依赖法治体系, 发挥法律制度的约束力。权力运行过程中滋生的腐败现象成为影响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弊病, 加强廉政建设、制约权力运行和构建监督体系成为反腐建设的关键。“要坚持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2]林毅夫, 蔡昉, 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J].经济研究, 1993, (9) .

[3]杨作书.从历届三中全会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走向.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2) :12-20.

渐进式改革 篇2

1986年，劳动合同制和失业保险体系为标志的就业体制开始，这是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矛盾的必然选择。

a.大量的隐性失业及不健全的社保体系使多余人员分流困难

b.劳动力社保关系未理顺，市场就业意识未形成。

c政府还未能转变自身职能

d.就业形势严峻，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限制成为暂时的需要，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长期未能消除。体制市场化存在多方面的制约。所以，我国只能实施渐进式的就业体制改革。

2劳动力市场存量

即一个 国家，地区的总体失业水平，取决于各种劳动力市场状态之间的流量相对流动比率，是各种流量之间综合作用的结果。对此分析，可帮助弄清楚单个劳动力失业者的时间间隔长短，及造成失业率上升或下降的因素是什么，从而采取适当的对策与措施降低失业率

• 上述区分较为简单，一般被政府用作统计标准，掌握最基本的宏观经济

变量（失业率，劳动参与率）及变化趋势，但有缺陷，有时会影响对宏观经济现象把握的准确性，因而引起了经济学家的讨论。

（1）低估劳动力未被充分利用程度

• 其一是对就业与失业的划分，未考虑非全日制工作者。

在统计上看作是全日制工作者，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满工作日的。（自愿减少工作量的美国89年达到2110万，被迫的非全日制工作490万）我国近年发展成为新的就业形式（钟点工，季节工，临时工）正在成为一种降低失业的有效途径。

• 其二是失业者定义的难界定

（要求劳动者一定是积极寻找工作）事实上很多失业者寻不到工作后失去信心，不再找工作。在统计上，这类人被列入不在劳动力人口。而实际上，他们只是长期处于失业的状态。属于一种被掩盖了的失业现象。还有人找不到工作宁愿选择参加各种各种职业培训或提前退休，从而成为非劳动力人口，也掩盖了失业，并降低了失业人数的统计数据。（内退和息工人员）目前各国长期失业者丧失信心不再找工作的问题已经成为一大顽症。（啃老族的问题，可以讨论）（美国在调查周内工作15小时，法国20小时，低于此标准属于失业。我国缺乏劳动时间界定失业的明确标准，失业者多是长期没有工作的人）

• 其三是就业的简单数据无法测量有多少人被低层次雇佣。

指一个人被迫接受一项工作，工资较低，劳动能力未得到充分利用。而当社会处于充分就业时，他可从别的工作中得（到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发挥

2）可能夸大失业状况的情形

• 其一是一部分人未积极寻找工作，理论上应该属于不在劳动力人口。但

为了领失业保险金，采用欺骗造假证据，变为失业人口。

• 其二是有的政府登记为失业人口并领救济金的人，实际上有收入来源，属于地下经济的范畴，未被列入统计对象，处于就业状态。我国近几年，下岗失业人员“隐性就业”现象与地下经济有些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不包括非法经济活动）

• 其三是有些登记为不在劳动力人口的，如半退休的想找工作的人，一类

是想找一份课余工作的学生，一类是假病退的人，如果登记为失业者的话，会夸大失业状况。

渐进式机构改革，且试且行 篇3

近日，最受关注的新闻，无疑就是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正式公布。此次机构改革，虽然与此前某些民间流传的版本相比似乎留有余地，但综合来看，不再保留铁道部、卫生部，组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大食药监”等大手笔，仍颇有震撼力，有些调整内容也出乎人们的预料。

作为新一届政府产生并履职前的配套动作，此次力度并不小的“微调”，具有显而易见的信号意味。这意味着，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改革，正在以更大力度，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成为趋势，政府将以更大的勇气自我革命，向市场、社会放权，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严格事后监管。

具体而言，此次公布的改革方案，优先着力于解决现实社会中最紧迫、群众呼声最强烈的若干方面，体现了重点突破、务实平稳的指导思想。“被改革”的几个部门，其整合、撤并体现出清晰而强烈的“理顺职能”的决策意图。最明显的莫过于拆分铁道部。鉴于各界对这一计划经济独特“遗迹”的争论，对“铁老大”的改革一直受到高度关注。从铁路内部原先的公检法自成体系，到铁路法院划归地方；从1986年、2000年、2008年三次铁路改革的无疾而终，到如今彻底的“管运分离”……如今，“交通部管不了铁路”的奇特景象即将画上句号，政府的公权力谱系更为合理，而政企分开后的地方铁路单位也将放开手脚，更好地适应市场规律和市场需求，有利于激发内部生机活力。

亦因这种渐进式改革的务实特性，对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我们也不妨厘清几个概念、明确几个预期。

其一，我们想要的是“小”政府还是“优”政府。这里的“优”当然特指“高效低耗”。很显然，我们之所以一直呼吁“小政府、大社会”，一是以往计划模式框架下的政府太大、太微观，挤占了社会组织和市场的发育空间；二是以往职能部门、公共权力的叠床架屋、“诸侯主义”拖累了监管能力和效率。作为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管理难度和复杂程度远非人口仅几千万乃至几百万的国家可比，一味强调减少部委数量并不能治本。我们要的“小政府”，绝非“弱政府”，而是要打造一个小而强、小而优、小而廉的行政权力构架。

其二，如何让机构改革的“物理变化”变为“化学变化”。正如专家所言，“不仅要拆庙、建庙，更要让庙里的神仙换换脑筋”，部门合并目的是转变其职能，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的重组，如何“说服”既得利益者真正放弃现有的势力范围，主动适应新的角色，将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不仅要做思想工作，也需要改革的魄力和推进的智慧。此次组建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既精简了原先重叠的机构（国务院食安委办公室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又整合了相关职权（国家质检总局“管食品生产”和国家工商总局“管食品流通”的环节），对祛除目前该领域存在的“屁股指挥脑袋”弊病应能起到实效，利于构筑“大食品安全”的网络。但如何剥离、重组这些权力，清晰划分权力的边界，避免新的“踢球”和“抢球”，仍需进一步努力。

其三，渐进式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引致地方各级相关职能部门的相应调整，如何积极稳妥地理顺上下管理关系，也将是一篇大文章。

（据《广州日报》）

论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与困境 篇4

一、“中国模式”是一种在保持社会稳定有序中的“渐进式改革”模式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现代性孕育着稳定, 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亨廷顿强调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他认为, “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 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1]。按照这一观点, 笔者认为, “中国模式”是一种在持续保持社会秩序前提下的渐进式改革发展模式, 保持社会稳定有序是改革的重要前提条件。改革是对社会利益的重大调整, 其复杂性、艰巨性都对社会稳定构成巨大压力。因此, 在改革方式的选择上必须考虑如何把对社会稳定的压力, 尽可能降低到社会和公众可承受的范围内, 从而实现平稳转轨。如果采取过于激烈的方式, 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社会震荡, 恶化改革的社会环境。中国模式不同于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 也不同于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之后的“激进改革”, 是一种稳健的在保持社会安定有序的条件下的渐进式改革, 充分考虑到社会和人民可以承受的程度。特别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从而保证了改革的顺利推进和社会发展的活力与效率。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有一个鲜明的特点, 即坚持在稳定的环境中推进改革, 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中国从实际出发, 采取循序渐进的改革, 把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循序渐进改革的特点是先易后难, 先试点后推广, 从点到面、由浅入深, 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循序渐进的改革没有触及现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基本制度, 而是以现有体制中薄弱的环节或不适应的地方作为切入点, 从局部到整体, 以一种试验的方式和逐步过渡的策略推进改革。循序渐进改革的改革措施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可以把改革的风险掌控在改革的过程之中、化解在成效之内。在循序渐进改革的过程中, 党和政府可以比较容易地监控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 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调整方针政策, 坚持在稳定中求发展, 以发展促稳定,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在不断深化改革的同时确保社会稳定发展。

二、“渐进式改革”:中国改革的基本方略

“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方略, 也是中国改革的一大特点, 具体表现在:在改革开放顺序上, 改革采取了先生产后流通、先经济后政治文化社会其他领域, 开放采取了先东部沿海后沿江沿边和内陆地区的策略;在改革开放路径上, 采取了从下到上、先易后难的路径;在改革开放进程上, 采取了先点后面推广的方式;在改革开放的利益分享结构上, 采取了先改革增量, 然后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激励办法。渐进式改革的优点表现在:群众比较能够承受, 也有利于锻炼广大群众的承受能力;引起的震荡小,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改革的领导者积累和总结经验, 探索和开拓改革的新途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稳定有序的政治秩序, 激发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中初步显示出它的优越性。

渐进式改革大大降低了由改革带来的风险成本, 使得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实现平稳整体推进。但是, 这种方式由于先改先行和后改后行带来了团体或个人在占有资本、资源、市场等方面的机会不均等, 无形中就形成了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过程中, 这些既得利益集团 (部门或个人) 利用公共权力、公共资源、金融资本等关键要素, 获得了比别人要多得多的“好处”, 并借助自身在体制和决策上的优势地位, 垄断资源、扭曲市场、忽视社会公共福利, 刻意强化集团和个人的既得利益而阻碍改革。因此, 要想消除市场扭曲, 促进公平竞争, 创造均等的机会, 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有学者认为, 中国发展所遵循的是“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路线, 这种“政策主导型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区别于“民意主导型”的、由体制外力量所推动的权利驱动或利益集团驱动的民主变革模式, 其改革政策主要由来自执政党和官僚精英等体制内的力量所推动, 以改善治理效果为目的。依照这种观察, 中国的发展取决于“决策模式的变革”。因此, 有学者关注中国决策模式的变化, 指出在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 专家、传媒、利益相关群体和人民大众发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关门模式”和“动员模式”逐渐式微, “内参模式”成为常态, “上书模式”和“借力模式”时有所闻, “外压模式”频繁出现, 这表明中国党政决策方式开始走向多样化[2]。类似的观察和评论也支持了上述观点, 他们认为, 中国政府在决策结构上已经从个人专断转向多元参与, 在决策能力上已经从经验决策转向科学决策, 在决策机制上已经从非制度化决策转向制度化决策, 这些变化不仅表明中国政治运行机制的重要发展, 而且产生了许多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结果[3]。

三、“渐进式改革”在当下的困境与难题

有学者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提出了质疑, 如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撰文认为, “很多人在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前就下了一个大的结论, 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东欧休克疗法的改革远远要好。但是我觉得从学术研究的角度,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讲, 当时的结论很显然是为时过早。今天回过头来看, 他们下的结论如果说不是错误的话, 也至少是值得怀疑的。今天我们看到什么局面呢?你通过渐进式改革, 先改经济然后再考虑改政治。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 我觉得当时很多人在逻辑上犯了一个错误。”[4]陈志武指出, 先通过经济改革获得效益与财富后, 改革的动力就会逐渐弱化, 其他改革如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就越来越大了, 使得改革难以为继;做出判断渐进式改革比休克疗法的改革更好的结论的人, 他们的逻辑上欠缺的地方就在这儿, 因为没有考虑进去人的本性。针对这一观点, 笔者认为, 任何一种改革模式或方式都有其利弊, 既不能认为激进式改革就一定是不好的, 也不能以为渐进式改革就百好而无一弊, 在这点上, 没有最好的, 只有最适合的, 即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或好处, 这是我们衡量改革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从实际来看, 中国独特的渐进式改革方式, 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 有效防止了激进式改革可能给经济增长带来的“J型曲线”效应或更为糟糕的“L型曲线”效应, 也得到了社会普遍的理解和支持, 保持了社会的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渐进式改革可以是一个大国在“稳定优先”的前提约束下, 规避改革风险的有效办法, 它实际上是对改革的代价采取了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分散风险。

回首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渐进式改革战略, 在保证原有利益格局不受到急剧性冲击的前提下, 使市场制度能够以“边际演进”的方式获得生长。在这一过程中, 市场的力量和益处通过“涓滴”效应和“墨渍”效应, 逐渐在传统体制内渗透和扩散, 从而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转型创造了水到渠成的条件[5]。当然, 渐进式改革方式也导致新旧两种体制相持的时间相对长一些, 会产生一些新的矛盾。首先, 由于改革是渐次推进的, 这就给旧体制以足够的时间来与新体制抗衡, 双方在摩擦和较量的过程中, 旧体制仍旧会在一些方面起作用, 而且有可能会牵制或者侵蚀新体制, 从而增大改革的难度。其次, 由于采取边际演进的累积性的步骤, 两种体制并存和僵持的时间比较长, 这就为在两种体制之间“套利”提供了可能。那些可以从套利中得到好处的既得利益者, 可能会与传统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一道, 成为抵制改革进一步向纵深推进的力量, 这也将增大改革的难度。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目前中国需要由上向下推进的改革领域越来越多, 基本都涉及到上层建筑和深层次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涉及的范围广, 利益关联群体多, 改革需要支付的成本高、难度大。比如进一步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改革财税体制, 限制行业和部门垄断, 继续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平, 完善资源环境价格形成机制, 建立健全教育、医疗、养老、救济等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还有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等等, 所有这些继续采取以往从下到上、先易后难、先点后面的改革路线和方式, 显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另外, 当前中国面临的改革开放环境与一二十年前已有很大的不同, 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目标也与以前有本质的区别。因此, 在新的发展时期, 必须选择新的改革开放路线。从当前看,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不能改变, 但在改革上应该采取“从上到下、以难带易、内外联动、重点突破”的路线[5]。实行这种改革路线, 就是要破解改革难题, 找准影响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和重点领域, 自上而下地推进改革, 创新发展思路, 集中力量统筹经济与社会及政治改革, 统筹城乡、区域改革, 统筹对内对外改革开放联动, 为中国持续平稳快速发展创造好的制度条件。

参考文献

[1]塞缪尔.享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8-41.

[2]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 2006, (5) .

[3]王磊, 胡鞍钢.结构、能力与机制:中国决策模式变化的实证分析[J].探索与争鸣, 2010, (6) .

[4]陈志武.中国渐进式改革并不比休克疗法好[N].东方早报, 2010-12-23.

渐进式改革 篇5

一、循

国企因循国家体制，循政治体制，循人事制度，循薪酬制度，循稳稳之道。求：国企名副其实，个人位子得保，权力能予运用，效益日趋下滑，亲属佑护得当，天下太平大吉。循此道，必自取灭亡。

循国企之制度，用国家之资源，谋社会之福，群众之便利，国进之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循环往复，国富民强。反之，穷则思变，循政治之道，左右逢源，在其位，谋其政，高瞻远瞩，大公无私，谓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反之“当权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暑”。

循人事之制度，应观其言、察其行，言行考察。有：聘其位，不予利之碌碌无为者;

谋其位，窃企利之魍魅小人者;

居其位，谋拆借之虚度光阴者。

循薪酬之制度，市场经济千变万化，飞速发展，观念翻新，而薪酬制度几十年守成不变，论资排辈，同岗不同酬，干多干少一个样，谈何进取，不合理的薪酬制度是企业创新发展最大的瓶颈。

循稳稳之道，乞嗟来之食，充碌碌之饥，抱残守缺，前畏狼，后惧虎，倦而居之。只求一隅而偏安，苦苦守成终不成。

二、序

学习国家政策，了解市场规律，前瞻市场动态，洞悉市场商机，果敢投资经营，创新管理机制，有序有方略，循序方可就，顺势者天道昭昭。

企之机，序谓理，理清、理明、理出天地。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理“解”。梳理得网络脉络之盘根错节晓悉，纳万象百态与心中，一举一动一得一失俱明。序则有形，意为得。

序人事，人与人与人为众，一口彐为事，人事可理解为：众人一人一口事或成或败，人事是至关之重要。人事序，颇费心;

阅人者，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企之阅人，商机遁失，无多时日，智者用人，一面洞察。

序薪酬，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薪为劳者所酬，劳之多酬之丰，人皆谓劳之，反则不明，生闲怨，波及远，累及深。

三、渐

渐思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之思想转变，循序渐进。宣传教育，有针对性地宣传教育，再宣传教育。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而再，再而三，随势者转，隋势者呆。

渐制度，制谓人之桎梏，久而久之，思不知其变，已受其制;

导其思，引其道，渐变其制，渐变渐引渐导渐进。度，审时度势，受命度情，观其行度其人，渐知渐明渐行渐胜。

渐薪酬，国家在发展，经济在进步，消费在提高，薪酬之变应渐行，定级调整、物价调整、工龄调整、奖励调整、效益调整、考核调整。

渐稳稳，人进我退，人退我进，人驻我扰，人疲我打，工心为上，攻城为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寓教于事。说之、频之，掠其心夺其志，昭彰日月，其垒必自破。

四、进

进心、进思、进谋、进福、进利。心一松散，万事不可收拾;

心一疏忽，万事不入耳目。进心是第一要义，心若无，则皆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贻，进思是第一阶梯，若无思，则皆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进谋是第一取向，若无谋，则无取。不昧已心，不拂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子孙造福，若无福，则无久。利国、利民、利人、利已，若无利，则无成。

观企真相，如剥茧抽丝，一直到底;

治企之疴，似奄息病人，补宜温和;

惩企之蛙，借势以利导，温水烹之;

渐进式改革 篇6

关键词：行政体制改革模式；国家与社会关系；双强模式；渐进式改革

中图分类号：Ｄ62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949Ｘ(2007)－12－0014－02

改革是涉及亿万人生活的大事，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其成功与否直接制约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政治学理论的角度来讲，改革涉及的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以及从正确处理二者的角度出发找到符合我国国情的改革模式。

一、由来已久的国家和社会关系问题

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最早可追溯到公元1世纪西塞罗提出的“Ｃｉｖｉｌｉｓ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公民社会)”的概念。在西塞罗那里，它表示一种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14世纪以后，欧洲人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Ｃｉｖｉｌｉｓ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以表示从封建体制外生长出来的商业城市文明，这继承了西塞罗的含义。紧接着，洛克第一次将“公民社会”做为逻辑推]中的一个分析概念来使用，将其等同于从自然状态下经过订立契约而形成的政治社会。孟德斯鸠设立了分立自治及相互制衡，指出社会由政治社会予以界定，但作为政治社会的强大君主制受制于法治，而法治则需按分权原则独立的“中间机构”来加以捍卫。黑格尔是西方社会历史上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进行明确区分的理论先驱。在他那里，公民社会的道德地位比较低，代表的是私人特殊利益，“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而国家则代表了普遍利益，是绝对精神在地上的完美体现，公民社会是从属于国家的，也只有从属于国家，才不致陷入道德沦丧和社会混乱。之后，马克思的“公民社会”概念更多的吸收了黑格尔的用法，用以指称私人利益关系领域，“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但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国家、政府与社会的二元论观点，摒弃了对公民社会做伦理评价，他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国家－－公民社会”的分析模式倒过来，形成“物质生产－－公民社会－－国家”的模式，不是通过国家而是通过公民社会去解说国家，从而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体系。

二、我国国家和社会关系模式的基本]变

从中国政治的历史]变来看，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权力至高无上是中国政治结构的主要特点，因此，一元主义和全能主义国家被视为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模式。新中国建国初期，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一直是持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实际上是突出国家的地位，压制社会的正常发展，但实际上政府官僚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办事效率低下，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国际地位也没有得到提高。到上个世纪80年代，当中国改革由“国家崇拜”向“市场崇拜”转变之后，中国的政治改革也转为追求建构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然而，对于大多数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来说，矛盾在于国家正是启动和推进现代化的主要力量，削弱国家的作用实际等同于削弱推进现代化的动力。这一矛盾又催生了另一模式的出台，即“强国家－强社会”模式，这一模式跳出了以往仅仅对政府规模和人员数量进行改革的误区，强调政府职能的合理转变，主张政府小而能、小而强，社会大且能、且强，即“双强模式”。但目前这类研究大多建立在宏观理论的]绎上，而从这一层次来检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却常受到材料、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并且容易流于静态的学理分析和描述，结果使这种“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存在于理想状态下。因此，如何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如何寻找到一个能具体地展现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构建过程的“现实样本”显得十分必要。

三、中国未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强国家－强社会”模式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进入全面改革，中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小政府－大社会”问题的讨论之

后，不少官方人士和学者都主张，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构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关系模式，他们强调自发秩序的可能性与合理性，认为只要消除政府的控制与干预，通过博弈或重复博弈就可以构建理性制度。这种倡导事实上忽视了中国还处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中前期，市场经济的运作需要政府的强制力量才能够提供市场经济运行的最基本条件，因此小政府难以推动大市场的形成，也难以承当市场经济发展必须的若干职能。所以笔者认为，这种“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才是构建中国未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目标模式。

四、“双强模式”下我国行政改革的走向渐进式改革模式

现代民主政治是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而且只有建立在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马克思认为，代议民主制只有在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真正分离时才能产生和存在；美国学者摩尔则强调社会成熟程度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在中国这样的一个有着悠久的专制传统的国度里，要想实现民主，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显得更为重要，但是相对于经济改革来说，政治改革的渐进之路要复杂得多，思路是相通的。

当前中国政治学界大体会接受“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推进政治改革”这一思路，但二者之间应该插入一个中介－－公民社会。从中西方各国的改革经验来看，不管用什么模式分析政治变革，期间都有一个突变期，有的突变期发生在公民社会已发展的基础上，如英美的政治；有的发生在市民社会欠发展的基础上，如法德的政治革命；有的发生在公民社会未发展的基础上，如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革命。相对说来，突变期处在公民社会已发展的基础上较为渐进一些，温和一些。中国的政治变革过程不能简单地与上述模式相比附，因为中国已经有了一次社会主义政治革命，现在的任务是在发展公民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政治。这一过程比前述任一模式都要温和得多，渐进得多，所以我们的政治改革应该在坚持这种“双强模式”的前提下采取渐进式的模式。

我国目前大体处于由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的过渡，从今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长足进步，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不断推进，但是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在这个关键时期，党和政府应该把好政策关，把握好改革的基本方向，控制好改革的强度，是改革事业成功了渡过这一过渡期，顺利完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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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Ｍ]．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７．

渐进式改革 篇7

20世纪90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集团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 并对区域及其相互关系产生深刻影响[1]。随着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的逐渐推进, 区域整合模式日渐清晰。国内外对于区域整合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理论发展与实践探讨[2]。在这些研究中, 大多数的实证分析均基于大尺度的区域整合如国际区域整合、省际区域整合、近域城市整合、组群城市整合等, 县级尺度的研究非常少。基于大尺度的区域整合研究较好地反映了区域大格局的发展变化, 但是很多跨行政区划的整合特征很难显现, 因此, 从县 (市) 级尺度研究区域的整合就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始于1978年以市场化导向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其以较为平稳的方式对整个社会制度结构进行全面改造, 是对整个经济秩序和经济生活的根本变革[3]。渐进而有序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 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和发展道路, “中国模式”是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立足中国国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选择, 是一种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4,5,6]。

由于区域 (国家) 所处的区位条件及社会、经济、自然条件不同, 它们的发展总是处于非均衡状态之中, 而非均衡状态下区域内外的有序的状态即是区域间的整合, 这意味着专业分工与区域间的和谐发展[7,8]。我国自2000年以来的区域合作模式主要表现在人口聚集、经济发展、企业迁移等多个方面, 进行多方面的区域整合与合作对于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增强综合实力、减小区域之间的差异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依据当前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格局以及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对我国发展格局的要求, 可以推断当前中国依旧为典型的以东部沿海、长江流域等为重点发展轴线, 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 成渝城市群、武汉经济圈、西宁城市带为基本发展点的“点-轴”发展体系[9,10]。因此, 人口与社会经济的整合亦应当与该规律趋同, 首先从重点发展中心开始聚集, 依托发展轴线向外依次推进。同时, 传统的基于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区域整合与合作研究, 忽略了各地带内部的巨大差异[11], 不能针对各个地区进行有效的分析与论证, 而采用县域数据怎能够清晰的表明区域中心的发展实力与聚集程度, 以及对周边地区的吸引力, 用更小的单位揭示了中国县域整合的发展演化过程。

以县 (市) 为基本研究单元, 选取2002年、2005年、2009年3年的统计数据, 该数据主要来源于三个年份的《中国县 (市) 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和《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对于以上两者均未涉及的区级的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 但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数据难于获取, 故并未列入本次区域紧凑度计算的范围之内。

2 2009年全国各县 (市) 的发展格局

2009年全国各个县市人均GDP与人口密度的空间发展格局大体依旧呈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趋势, 但是在东中西三大地带内部各指标的空间分布也存在较大的差异。2009年全国各县市的空间格局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2.1 经济发展和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呈集聚整合趋势

从各县 (市) 人均GDP的分布 (图1) 来看, 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地区由于煤炭等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用人均GDP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外, 呈现明显的聚集趋势;在东北中部地区、京津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等也有明显的整合趋势, 与中国当前城市群、经济区等的发展相一致。

人口密度的分布 (图2) 东高西低的趋势非常明显,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中东部地区内部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部分地区人口密度处于极高端水平。人口在东北中部地区、京津地区、山东省部分地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聚集发展与人均GDP的聚集趋势协同发展。

因此, 从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来看, 当前中国的空间格局为在东部沿海及部分中部地区集聚整合趋势明显。

2.2 东部沿海地区区域整合趋势明显

2009年三年中国县域人均GDP的空间分布格局中可以看出, 东部沿海地区和北部沿边地区存在几个明显的经济发展中心, 如北京、天津、山东东北部、上海、深圳等, 周边经济发达的县市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从外围向中心逐渐整合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在东部沿海的北京、上海、深圳区域聚合的趋势最突出。纵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不难发现, 除了聚集于东部沿海对外开放地区之外, 中部地区的武汉、郑州、长沙、成都、昆明等地的经济集聚也日渐清晰, 此外, 重庆、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等西部地区也存在较快的发展。

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也主要在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集聚, 北京、天津、上海、深圳等依旧是人口分布较为密集、人口整合较为发达的县市, 其周边县市与中心县市的人口密度从中心向外围逐渐递减, 即越靠近中心县市人口密度越大, 表明中心县市对周边地区具有较强的整合吸引力。中西部地区的部分县市人口密度也较大, 但该现象在东部沿海地区最为突出。

2.3 经济发展和人口主要在沿海、沿江、沿线、沿边地带进行整合, 经济增长轴线和人口聚集轴基本显现

分别提取人均GDP≥12000、≥20000和GDP≥30000的县 (市) (图1) , 可以看出,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 (市) 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沿长江地带、北部沿边地带以及我国西南部的部分地区, 经济发展在国家综合发展轴线地区整合的趋势已经成为当前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流;我国人均GDP具有点状分布特点, 较突出的地区主要包括:1) 北部沿边地区, 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山西北部地区部分县 (市) , 该类地区受煤炭等矿产资源开采的影响GDP增长水平较高, 地广人稀, 因此人均GDP较高, 从资源、产业、空间、人口等各个方面均有较强的整合趋势;2) 京津地区, 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的部分县市, 人均GDP高于30000元/人的有42个, 该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全国各地的社会经济及各方面均在此聚集;3) 长江三角洲, 包括上海市、江苏东部、浙江南部地区的部分县市, 上海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门户地区, 对劳动力、产业等均有较强的吸引力;4) 珠江三角洲, 包括深圳、广东省东部部分县市, 近年来由于国家政策的倾斜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发展点与经济发展轴共同构筑了我国“点-轴”体系的空间格局。

分别提取人口密度≥2、≥4及≥6的县 (市) (图2) , 可以得出2009年中国各县市人口密度分布格局具有明显的轴线发展特点, 人口密度较大的县市主要集中沿东部沿海发展轴、京广沿线轴、长江发展轴三条发展轴线排列, 尤其是作为中心县市的轴线分布格局更为强烈。1) 东部沿海发展轴, 在该轴线分布的主要的整合中心包括北京、上海、深圳、长春等, 各大人口密度中心吸引周边县市形成沿海地区快速增长县域发展轴线;2) 京广沿线轴, 沿着京广沿线, 人口密度较高的县市聚集而成的中部条带状发展轴线;3) 长江发展轴, 以南京、武汉、重庆等部分城市的重点县市作为发展几点, 人口逐渐向该轴线集聚整合。

因此, 从经济整合与人口整合两个方面来看, 我国的综合整合趋势呈现以东北地区、京津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为发展点, 以东部沿海发展轴、北部沿边发展轴、长江沿岸发展轴、京广沿线轴等为发展轴的空间整合格局。与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两横三纵”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格局基本吻合, 具有明显的区域协调性。

3 21世纪以来演化趋势

3.1 区域整合中心由东向西逐渐推进

从人均GDP全国分布空间格局来看, 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心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甚至是西部地区推进。2002年, 人均GDP的发展中心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上海、深圳等地, 中部、西部虽然也有部分地区人均GDP水平较高, 但仍未形成区域发展中心的规模 (图3) 。到2005年, 随着我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 郑州、武汉、重庆等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日渐加快, 周边县市逐渐向该类地区融合, 区域中心的地位日渐突出。到2009年,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区域中心由东部向中部、西部地区推进演化, 巩固了部分地区区域中心的地位, 另外新的区域中心也开始发展起来 (图1) 。

2002年中国人口密度的区域分布格局已经基本定型, 人口密度较高的县市80%以上分布在东中部地区 (图3) , 但是应当看到各个县市的人口密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递增的趋势, 且人口密度高的县市按照由东向西的规律进行推进。最明显的就是广东省部分县市、宁夏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成都、重庆等地, 人口密度增长迅速, 对周边县市的吸引力亦逐渐增强, 区域整合中心的地位得到巩固。

3.2 经济增长和人口分布具有不断集中的趋势, 且趋同趋势增强

2002-2009年, 人均GDP与人口密度分布均与国家城市化发展战略空间格局基本一致, 且总体经济差异与人口密度差异逐渐减小, 也就是说大部分地区中心地区人均GDP与外围区域的差异逐步减小, 人口密度同其周边地区的差异也减弱, 即人口密度比较接近的地区在空间上分布越来越集中, 整合趋势增强。

自2002年以来, 除北部内蒙古自治区等沿边地区的部分省份是我国人均GDP发展水平较高外, 东北中部、京津地区、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均以重点市域为中心向外围蔓延, 扩展范围逐年递增, 人均GDP的量也随之变化 (图1, 3) 。例如, 2002年珠三角中心地区人均GDP仅在30000元/人左右, 而到了2005年成长为70000元/人, 2009年甚至达到200000万, 较之2002年增长了近7倍,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质的飞跃。从三年的人口密度对比来看, 人口密度分布的点轴系统模式凸显, 与人均GDP的发展类似, 从2002年到2009年6年的时间内长江三角洲中心县市的人口密度增加了3.5倍, 而珠江三角洲地区甚至增加了5倍左右。由此可见, 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密度的增加在空间分布格局上趋同分布规律一致, 在量的增加上也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性。

3.3 各个县市之间的整合逐渐打破了省级行政区划的限制, 实现了跨区域合作

由于受到中国严格的行政区划的限制, 过去区域之间的整合与合作仅局限在省级行政区划以内, 很少有县市脱离本省的管辖与制约, 参与其他省份的区域合作。但是随着国家政策的推进, 省域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既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共同发展, 促进区域的整体竞争力, 又能有效实现区域的分工, 避免恶性竞争, 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最终实现互利共赢。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其规划初期的范围仅包含广州、深圳、珠海、佛山等, 总人口4230万, 土地总面积41698km2, 各个县市人口密度较低, 人均GDP也仅仅在30000元左右, 邻近县市之间的区域合作已初见端倪。随着“大珠三角”、“泛珠三角”战略的实施, 合作县市的范围逐渐向外围全方位拓展, 为珠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具有高度适应性和开放性的空间载体。到2009年, 珠江三角洲已经发展成为我国三大重点发展中心之一, 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参与区域合作的县市增加到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等省域范围。

4 结论

1) 2009年, 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趋势不明显, 但局部地区呈现集中整合趋势;东部沿海地区区域整合趋势最明显, 中西部地区部分县市的区域中心地位凸显;经济发展和人口主要在沿海、沿江、沿线、沿边地带进行整合, 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的“两横三纵”的城市化发展战略相互协同, 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2000年后, 渐进式改革进入区域整合阶段以来, 中国的人均GDP与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逐渐演化集聚的趋势, 受到振兴东北工业基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决策的影响, 区域整合中心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推进, 基本确定了我国的“点轴”式的发展格局。在近10年来的集聚整合过程中, 经济增长和人口分布具有不断集中的趋势, 同时, 二者在空间分布格局上趋同分布规律一致, 在量的增加上也呈现高度的正相关性, 趋同趋势逐渐增强。

3) 中心县市与外围县市的联系更加密切, 各个县市之间的整合逐渐打破了省级行政区划的限制, 实现了跨区域合作, 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促进区域的分工与合作、避免恶性竞争, 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摘要：自2000年以来,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进入区域发展整合中的区域合作时期, 经济区、城市群、大都市区等的兴起逐渐成为各地区争取中央政策和国际资源投入、整合边缘地区的重要手段。以2002年、2005年、2009年3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 以各个县 (市) 为基本单位, 将县域人口密度数据、经济数据与图形数据相结合, 计算了全国各个县市人均GDP与人口密度, 并运用GIS软件对渐进式改革模式实施以来21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分布状况进行了分析, 进而分析了2002年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 可得出以下结论:1) 2009年以来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各县市在部分地区有明显的集中整合趋势;2) 中国的人均GDP与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逐渐演化集聚的趋势, 基本确定了我国的“点轴”式的发展格局;3) 经济增长和人口分布具有不断集中的趋势, 且趋同趋势增强;4) 各个县市之间的整合逐渐打破了省级行政区划的限制, 实现了跨区域合作。

关键词：渐进式改革,县域差异,区域整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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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茂权.点轴开发理论的渊源与发展[J].经济地理, 1992, 12 (2) :49-52.

房产税改革如何渐进 篇8

国家发改委负责起草的文件是对国务院各部委2010年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重点的汇总集纳。今年4月份, 财政部在其2010年工作要点中就提出要“完善房产税制度”。但国务院同意的最终表述是“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 字词之间的差异有很多解读空间。区别于资源税改革方案的直接“出台”, 房产税改革“逐步推进”的表述则预示着改革不能一蹴而就, 必然会分阶段、分步骤的实施。

河北经贸大学会计学院教授郭宏表示, 其实在我国, 房产税并非一个新的税种, 房产税在1986年就已出台, 不过征税只面向企业和商业用地、厂房等。因此此次房产税新政, 应当叫做改革而不是新政实施。他表示, 此次改革, 只要删除现有法规中“对居民非经营性用房免征房产税”这一条即可。郭宏同时认为, 现实操作上面临的困难, 短期内无法解决, 可以说房产税出台容易落地难。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税收室主任张斌也表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 条例由财政部负责解释, 施行细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改革只需把征税范围扩大到住宅。

对不动产开始征税的改革从动议至今已经有近七年。2003年10月, 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当时, 中国的商品房价格并不高。可见, 开征房产税的目的, 并不着力于调控房价, 而是强调“规范”。目前, 我国房地产业涉及的税费金太多, 既不规范也不合理, 房产税改革可以整合名目繁多的税费金, 形成规范统一的税种。以社会发展的眼光看, 税费的规范和精简, 也是一种进步。

从这个角度上分析, 开征房产税有推进房地产税费改革、优化税制结构, 增加地方财政经常性收入的考虑。而到了今天, 这对于解决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意义已经非常重要。因为, 房产税有利于保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更好地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 让中央和地方都最大受益。

但是, 一次全部归并难于操作, 尤其是土地出让金, 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影响较大, 一旦衔接不当, 容易造成地方财政困难。因此要最终使房产税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可能需要对相关税费金进行多次合并, 这也将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

房产税改革的渐进之路还有赖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土地国有, 因此购房者买房, 实际上支付给政府的不是购地款, 而只是70年的土地使用租金。那么, 向一个没有全部产权的土地上的房子征税, 从法理上是说不通的。同时, 如果既征收房产税, 又不取消土地出让金等重合的税费, 房产税的征收实际是重复征税。

尤其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土地已经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 1994年财税改革形成分税制框架后, 地方政府过于注重办企业和粗放型扩张GDP, 过于依赖“土地财政”收入, 开征房地产税, 可以使地方政府得到一种大宗、稳定的支柱税源。目前, 房产税在全国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比较低。2009年, 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920.97亿元, 房产税完成803.64亿元, 两个税种占地方本级收入的比重仅5.3%。

业内人士认为, 即便房产税向住宅开征, 房产税收入增加的部分, 也远远不及土地财政高。如何把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这也是个渐进的过程。而此番政策明确将施行细则、征税标准等下放了,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可以预期的是, 有些地方政府会在政策执行中加入自己的想法。

专家认为, 房地产税是在房产保有环节开征房产税, 可以在房地产供需双方行为合理化导向上形成一种约束, 可以增加住房市场上中小户型的需求比例, 减少房屋空置率和投资、投机行为, 而且具有财产税再分配调节作用。至于房产税该怎么改, 是否将征收范围扩大至普通住宅, 改成面向所有不动产征收, 中央文件并没有明确。考虑到人力物力、地域和征收范围三个因素, 房产税的改革必然是个渐进的过程。

从房产税改革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上来看, 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由于我国从事房产评估的中介机构规模小、人员少、公众信任度不高, 难以承担巨量的房产评估重任。单纯依靠税务部门工作人员, 也是不切实际的, 培养一支合格的房产评估人员队伍, 需要时间上的准备。

全国房产情况的复杂也是可以料想的, 千变万化的户套数、户人数、户人均居住面积等怎样界定, 况且现在也没有全国性的房产交易部门、民政部门、公安部门等联合统一信息平台, 无法确定一个家庭内究竟有多少住房。这单靠房管部门的数据, 恐怕无法实现, 更加无法甄别哪些房应该是在征税范围的。

只有全国房地产信息进行联网, 才能确定一个人真正拥有多少套房产。但目前的情况是, 不同城市间没有共享房地产信息, 甚至同一城市市区和郊区都还没有联网。譬如, 一个上海人如果在上海城市只买了一套房, 但在温州、苏州等城市买了多套房, 征不征税, 怎么征?

而从税收部门角度来讲, 房产税的开征, 也需要一系列新的结构和平台的搭建。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 银行虽然已经成立了个人征信系统, 但是与房地产市场以及税收系统还不具有联动性和共享性。此外, 对不缴税的法律惩戒措施和执法力度等如何界定也是问题。总之, 在纳税主体的确认与甄别、不同类型房屋的评估标准、征管的方式方法、交易环节的税费转嫁等方面都有大量工作需要完成, 在短期内无法完成这些任务。

房产税改革的渐进体现在地域上。与此前的各种重大改革措施一样, 房产税的改革方案必然要选定部分地区进行试点, 然后再向全国推行。但是在试点地区的选择上是有讲究的, 试点地区必须有代表性, 但是社会影响不宜太大, 以防试点不成功。最近的消息是上海征收房产税方案已经上报中央。

房产税改革的渐进体现在征收范围上。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 实施初期, 对一般的消费性住房不考虑实征;独立别墅、豪华公寓则可先行实征;对居民一定面积以下的第一套自用住房, 可以考虑永不实征。现行的房产税只针对经营性用房的保有环节征收, 主要征税对象是商业地产。

从试点的角度考虑, 将改革范围先期控制在商业地产内具备诸多优势:商业地产类型单一, 纳税主体便于确认, 大都是开发商或企事业单位;商业地产价格波动幅度不如普通住宅那么大, 交易价格透明, 易于评估;商业地产在城市中相对集中, 级差不明显, 评估结果易于与市场交易价格比照。如果房产税征收范围扩大到普通住宅, 在目前环境下, 势必影响到购房人和房产持有人的预期, 极有可能造成房地产市场的剧烈动荡, 导致价格变动过快, 反而不易于房屋价值评估的展开, 严重影响试点的效果。

渐进主义与中国电信体制改革 篇9

关键词：电信,渐进主义,体制改革

一、渐进主义概述

渐进主义是基于理性主义和有限理性主义发展而来的。理性主义从经济角度出发,围绕政策资源的投入和政策目标达到最佳化及政策效益达到最大化所建立的分析模式。这个模式运用到公共政策领域,就必然要求政策制定者掌握政策的众多环节过程,每一环节都要考虑到各种可能性。正是这一分析模式的“理性要求”,引起政策学界的关注和社会的认同,也正是这一分析模式所需基本条件的绝对化,引起了重大的非议。赫伯特·西蒙、查尔斯·林德布洛姆等人都对理性分析模式提出了强烈批评。赫伯特·西蒙在批评理性分析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有限理性主义。西蒙认为,在政策制定中,希望决策者完全达到一种理性、最佳的结果是不切实际的。决策者事实上不可能具备全部有关的信息资料,而往往是在掌握一定资料的情况下便开始规划政策。因此,现实中的决策者一般都是选择有限几个比较满意的方案进行比较,确定相对最佳的方案。林德布洛姆则在有限理性主义基础上更进一步,在批评理性主义的同时,建立了渐进主义理论和公共政策渐进分析模式。

公共政策渐进分析模式的核心思想可以这样表达:由于人类有限理性和现实中公共政策特点的制约,公共政策很难达到全面性革新和绝对理性。所以,新政策的制定只是先前政策的局部调整和边际性变革,体现为一种“继续渐进”的过程。林德布洛姆认为,政策制定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一步接着一步、永远没有完结的渐进过程”。这一过程体现出“修正政策和目标的可能性……任何采纳这一方式的政治体系都会建立一种高度的灵活性、恢复力和持久性,从而大大提高为解决复杂问题而制定良好政策的能力……这样,尽管或许没有一个政策措施是壮举,但接连而来的小进展却可能使社会发生迅速变化。”

渐进决策过程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后一政策与前一政策之间平滑过渡,每一次政策都是对前一次政策的完善和恰当修补,政策始终只有量和外部的变化,却缺乏本质的变化。其实,渐进过程中的政策,前后政策虽然衔接相比其它政策分析模式更平滑,但也存在着局部的波动、脱节、剧变甚至倒退。渐进模式中可能每一步政策之间看不出质变,但这正是渐进分析模式的特点,它正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针对当前政策“小修小补”最终改变了政策的本质。

二、电信体制改革的渐进主义分析视角

邮政和电信等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与一国的战略紧密相差,如果没有一个高效、安全、廉价的邮政服务体系以及电信产业,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就不可能起步。因此,如何建立与完善并提升一国的邮政和电信产业,一直是现代每个国家的大事之一,我国也不例外。

我国自古就有官方兴办的驿道制度,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它都是领先于世界的。正是靠着马匹在驿站间的奔跑,才能将这个庞大国家的巨量信息汇集到中央,再将中央的政令发布至全国。离开了驿道制度,很难想象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如何在中国存在下去。清朝末期,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意义上的邮政和电报电话设施,并相应地在一些发达的开放港口城市建立邮政与电信体制。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新中国建立后,在过去的基础上,于1949年11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邮电部,主管全国范围内的邮政与电信产业。其后为了便于分类管理,提高效率,人民邮电部下所属两局——邮政总局与电信总局,时而被拆分,时而又被合并,最终于1973年6月1日,恢复邮电部,邮政与电信重新合并。邮电合一的体制一直坚持了下来,直到90年代,随着对外开放格局的基本形成,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下,人民大众也对传统的邮电合一、官商不分的体制提出了质疑,我国的电信体制开始涉水。本文对电信体制改革的渐进政策分析正是从这个时间段开始。

中国老百姓对中国电信是既恨又爱,恨的是垄断经营、官商不分带来的效率低下、服务低劣、费用高昂,但又一刻离不开它。国门打开之后,人们对比发现,原来国外的电信费用是如此低廉、服务态度是如此之好、市场竞争是如此完善,于是对电信体制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改革电信体制既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一个高效、低廉、高技术的电信基础设施对于一国的长远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电信体制改革就这样一声不响地拉开了帷幕。

我国的电信体制改革既没有完全照搬美国模式将AT&T一拆为七,从完全的垄断剧转为完全的竞争,但是由于这两个“企业”之间的性质不同,加上技术的变革、政经体制的差异、时代的变迁,因此美国模式在我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我国选择了根据中国实际情况,一步一步,先培植人民邮电的企业性质,再慢慢引入竞争,尽量降低改革带来的振动和给大众带来的无所适众。

为了打破邮电合营的局面,我国首先在机构设置上作了变动。1994年2月和3月,邮电部下属两个局——数据通讯局和移动通信局,主动适应了新技术的挑战。1 998年3月原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及广播电影电视部、航天工业总公司、航空工业总公司的信息和网络管理的政府部门合并成信息产业部,原邮电部长吴基传出任信息产业部部长。1998年4月信息产业部决定,在全国实现邮电分营。至此,从机构设置上,邮政和电信正式分家。

邮政电信分营后,国家开始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电信体制改革,1994年7月中国联通正式成立,给予其所有经营牌照,电信业开始引入竞争,这是渐进政策模式下走出的第一步。然而中国联通成立后的4年多时间内,由于其规模过于弱小,加上中国电信官商结合的身份,一直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移动电话拥有率一直在5%左右徘徊,无法与中国电信形成竞争性市场。针对这种情况,1998年9月基本完成原中国电信寻呼业务的剥离工作,成立国信通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电信的规模和实力进一步削弱,中国联通的竞争能力进一步增强。

这次改革后中国电信业基本引入了公平竞争体制,但好景不长,IP电话新技术的出现,又给这个体制“吹皱一汪春水”。1999年5月7日吉通在全国12大城市开通IP试验网,开始发售IP卡,吉通开始为人所知并逐渐扩大影响。吉通的前身是1994年1月12日由电子工业部成立的负责“金桥工程”建设的数据公司。毫无疑问,如果缺乏公平竞争的体制,吉通纵使有再好的技术也无法在全国范围内试验,老百姓从吉通IP卡中又获得了电话资费的优惠。为了更好地增强移动电话市场的竞争性,1999年7月我国基本完成原中国电信固定电话业务与移动业务的分离工作,组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这次改革是数次改革中较为彻底的一次,但仍没有跳出“渐进主义”的框子,老百姓在此过程中获利最大,原先高昂的初装费有了大幅度的下降,移动电话也因为有了联通的竞争而开始走向平民化。

经过数次改革,公平开放市场竞争的格局开始显现,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中国网通、中国铁通等运营商也在这一时期内纷纷出现,电信市场的竞争愈来愈激烈,用户有了更多的选择。“渐进主义”模式允许政府试错,对新出现的事物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态度,静观其发展变化过程,时机成熟再作出决定。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电信为了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分享移动市场这块蛋糕,打了一个“擦边球,在全国各地推广小灵通业务,落后的技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小灵通使用的频率与未来的3G频率存在重合部分,但是考虑到市场现状,信息产业部并未采取压制措施,而是任其发展成熟。

继原中国电信“竖切”后的又一次大手脚是2001年12月11日国务院批准的新电信体制改革方案,中国电信现有资源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和河南、山东共10省的电信公司归属中国电信北方部分,其余归属中国电信南方部分。北方部分和中国网通、吉通重组为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南方20省的电信公司将组成新的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电信与中国网通虽然从地域上划分清楚,但业务上却没有地域限制,同一个家庭,如果他愿意,既可以申请中国网通的电话,也可以申请中国电信,还有中国联通和中国铁通可以选择。渐进政策模式指导下的微小变革最终积聚了巨大的能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电信产业的布局和体制。不但基本建立了符合市场竞争的电信产业市场,而且形成了几大电信运营商良性竞争的局面,各运营商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稳步发展,规模和资产都有了大幅度地提高,普通大众则获利最丰。

三、断续而非平滑的渐进

以有限理性主义为基础产生的公共政策渐进分析模式,既贴合社会实际,又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社会稳定。但是,这一分析模式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一个发展迅速、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或某个政策领域中,渐进政策模式不能基本满足社会需求。其次,渐进决策容易导致保守观念的产生,使政策制定者安于现状,阻碍发展与变革。我国的电信体制改革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在此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反映出渐进模式的共性。

1、渐进是断续的渐进,而非平滑的抛物线状。如联通组建后,面临的一个直接问题便是融资和设备招投标问题,由于没有先例,联通只能自己摸索。为迅速筹集网络建设资金,联通采取了后来被称之为“中中外”的特殊融资方式,即由联通股东单位所属的一家中方企业与境外公司设立中外合作或合资企业,后者再与中国联通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合同;合资(合作)公司提供资金,双方在一定区域内联合投资通信网络,建成后由联通公司经营,双方按约定的比例分享现金流。由于电信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当时国家又无力扶持,所以一开始对联通的做法不公开表态,静观其变。但是随着电信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联通这种融资模式明显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如不停止,必将影响其它运营商的健康发展和整个电信产业的规范化。

2、渐进决策可能导致政策滞后,无法应对迅速变革的社会背景。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后,来自国际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并且电信技术变化非常快,新技术和新业务层出不穷,采用渐进的政策模式就容易跟不上事件发展的步伐,错失良机。因此,2004年11月,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三大高管的互换,似乎又在向人们传递着一个消息:全球化以及3G网络应用带来的挑战,电信体制又将走向另一个改革关头。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附1:中国电信业格局调整大事记

1994年2月邮电部数据通讯局成立

1994年3月邮电部移动通信局成立

1994年7月中国联通正式成立,电信业开始引入竞争

1998年3月原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及广播电影电视部、航天工业总公司、航空工业总公司的信息和网络管理的政府部门合并成信息产业部,原邮电部长吴基传出任信息产业部部长

1998年4月信息产业部决定,在全国实现邮电分营,初步决定按按业务将原中国电信“竖切”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通信和无线寻呼公司

1998年9月基本完成原中国电信寻呼业务的剥离工作,成立国信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1999年5月7日吉通在全国12大城市开通IP试验网,开始发售IP卡,吉通开始为人所知并逐渐扩大影响。吉通的前身是1994年1月12日由电子工业部成立的负责“金桥工程”建设的数据公司

1999年7月基本完成原中国电信固定电话业务与移动业务的分离工作,组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2000年春国务院正式批准组建“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这是原国家主体电信企业按照固定网络、移动网络、卫星通信和无线寻呼业务进行切割的重大步骤之一

2000年3月信息产业部开放IP电话业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铁通获得牌照

2000年5月16日兰州电信开始“小灵通放号”,受到许多用户追捧,表明中国电信打算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来参与移动电话市场的竞争。然而由于小灵通占用宝贵的频率资源,它所使用的频段是1900MHz-1915MHz,包含在国际电信联盟分配给3G的频率1885MHZ-2025MHz中,存在合法性危机

2001年3月1日铁通正式挂牌

2001年12月11日国务院批准了电信体制改革方案,中国电信现有资源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和河南、山东共10省的电信公司归属中国电信北方部分,其余归属中国电信南方部分。北方部分和中国网通、吉通重组为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南方20省的电信公司将组成新的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2004年11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高层主管互换。原联通董事长兼总裁王建宙调任中国移动集团总经理,原中国移动集团副总经理王晓初调任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总经理,原中国电信集团副总经理常小兵则调往中国联通集团担任董事长、党委书记

附2:各运营商基本资料(改革前后对比)

原人民邮电:员工2100万,固定资产6000亿元,1998年业务收入超过1800亿元。拥有世界第一大网络。

中国联通:13.4亿元起步,如今总资产突破2050亿元,年业务收入超过670亿元。移动电话用户市场占有率由5.7%扩大至35%。

中国铁通:2004年1月20日,铁通公司由铁道部移交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至2003年底,总资产突破424亿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它是根据国家关于电信部署和要求,在原中国电信移动通信资产总体剥离的基础上组建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于2000年4月20日成立。资产规模超过4000亿元,GSM用户1.77亿。

中国网通:截至2003年底,资产总额已超过2500亿元。

参考文献

[1]《财经》杂志丛书:管制的黄昏:中国电信业万亿元重组实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王骚.政策原理与政策分析[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

[3]赵小剑.电信拆分迷茫的下一步[J].财经,2001(17).

[4]赵平.中国电信改革路拆分与重组的10年心情[N].中国经营报,2004-5-29.

[5]信息产业部办公厅综合调研室整理.我国电信领域改革开放大事记[M].

[6]刘燕.电信业地震:联通将被拆分或并入网通?[N].中国经营报,2004-11-22.

渐进式改革 篇10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创建于20世纪初清末宣统年间, 当时已制定了《所得税章程》。新中国成立后,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格限制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所以直至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才正式通过了我国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 开征个税。其后, 我国又对个人所得税法做出了5次修正, 进步在于1993年10月对个人所得税法第一次修正, 将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1]; (3) 时下“灰色收入”绝非偶然事项,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带领课题组于2005～2006年完成对全国几十个城市和县的2000名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家庭收入调查后于京表示:“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灰色收入总计4.4万亿元”, “占了城乡居民收入总额8.3万亿元的一半还多”[2]。这一数字令人吃惊, 但更让我们忧患的是该收入仍在上升, 却至今游离于个税征税范围之外。

1.3 减除费用标准存在着调高时的滞后性、被动性和设计上的一刀切

个税制度改革先后两次提高了减除费用标准, 但却映射出其局限性和不成熟性: (1) 滞后性、被动性调高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 成为我国个税的税负偏高重要原因之一。征收个税的初衷在于调节社会贫富差距, 其意味着高收入者多纳税, 低收入者少纳税或者不纳税, 而且税收上升应基于一个国家经济指数的提升, 但事实并未如此, ①1992年, 月工薪收入在800元以上的只占就业者总数的1%, 而到2002年, 已经达到52%, 而800元的起征点不变, 也就是说工薪阶层承担了大部分个税负担[3];②未及时调高减除费用标准, 造成税收不协调地增长。据统计, 至2007年, 我国税收收入增速已连续10年高于GDP增速[4]。 (2) 个税制度改革的另一个严重缺口便是减除费用标准在制度设计上采用一刀切的方式, 始终未将家庭人口因素考虑在内。但事实上不同的纳税人供给着不同的家庭人口, 导致纳税人名义所得与实际可占用的所得的不同, 所以按照传统方式, 仅仅依据单个纳税人的名义所得和统一的个税减除费用标准进行应纳税额的计算必然形成和加剧纳税人税负不公平。

个税改革的局限性如此之多, 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必须从现有政策的疏漏出发进行制度创新,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个人所得税制度建设上已有的和将来可能出现的诸多问题。

2 我国个人所得税政策的改革的创新点

2.1 依据国情转变分项税制模式是个人所得税政策改革的出发点

分类所得税制是指对同一个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的各种所得, 按其所得的不同来源将其分为不同类别的所得, 并对每一类所得按照单独的税率计算其纳税额的制度。这种模式计征简便, 征收成本低, 当纳税人收入单一且水平较低时宜于采用, 但当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且收入逐步上升时, 分类所得税制就难以控制税源, 也难以衡量不同纳税人真正的纳税能力。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我国仍然采用分项征收制, 势必造成前文所提及的个人所得税负的不公平。因此, 逐步走出分项税制, 建立以年为单位计征个税的综合税制模式应成为我国个税政策改革的出发点。

2.2 完善个人所得税计征范围是个人所得税政策改革的创新点

个人应纳税所得是个人所得税税基的第一个基本要素, 其完整性来自于一个国家按照税法确定的个人所得税征税项目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分析前文所提及的个税计征税范围不完整, 原因在于: (1)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一直采用列举法确定征税项目, 造成没有列举的项目一般不能征税, 因此造成前文中炒股、炒房类的资本项目下的个人财产转让所得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诸如个人经济赔偿所得、个人外汇交易所得等未被列举的收入游离于个税计征项目之外。 (2) 现行税法对变相取得的个人收入计税的规定模糊, 未将个人投资者动用企业资金支付本人及家庭成员与生产无关的消费性支出以及购置汽车、房地产等大额财产性支出以及其他变相取得个人收入明确列入个税计征范围; (3) “灰色收入”的可税性一度成为税务界争论的热门话题。但是, 不论收入来源和取得收入的手段是否合法, “灰色收入”在结果上呈现出的是非法所得个人的收入。从事不良服务行业的人们, 只对自己的合法收入纳税, 实际上将他们个人收入的重点隐入了个税法所调节不到的角落[5]。鉴于上述诸多原因, 完善个税的计征范围必然成为个人所得税政策改革的一个创新点。

2.3 建立合理的个税减除费用标准是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又一个创新点

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和成本是个人所得税税基第2个基本要素。依笔者之见, 合理的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标准应涵盖以下因素: (1) 该减除标准必须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6]。但当前制约因素诸多: (1) 按年度计算, 就要求将代扣代缴改为预扣预缴个税, 并由税务机关在年底汇算清缴、多退少补, 为此, 税务机关要达到的硬性条件便是实现地税务机关全国联网; (2) 在目前个人所得项目逐步增多的情况下, 仅靠税务机关一臂之力尚无法对纳税人收入信息进行全面核查, 为此, 从外部条件上讲, 需要强化税务机关与金融、证券、房地产交易等部门配合与沟通。所以, 个税向综合制改进不能急功近利, 应坚持“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原则, 解决好以下问题:

3.1.1 合理界定应纳入综合计征与分项计征的个人收入范围

对于该问题不同国家做法不同, 但一般归为两类: (1) 将收入按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性质来划分, 对前者实行综合计征, 对后者实行分类计征; (2) 将收入按经常所得和偶然所得的性质进行划分, 对前者实行综合计征, 对后者实行分类计征。

笔者倾向于后者, (1) 将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承包 (承租) 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职业性炒股、炒房所得等具有经常性和连续性收入列入综合所得的征收项目, 并重新制定统一适用的类似于工薪所得现用较轻累进税率, 但其中不可忽视的是, 国家必须通过立法将个人投资者动用被投资企业资金支付本人及家庭成员与生产无关的消费性支出以及大额财产性支出, 以及其他变相取得的非付现性个人收入列入生产经营所得范围之内; (2) 对利息、红利、股息等其它偶然性所得, 仍按比例税率实行分类征收, 值得注意的是初始意义上的其他所得是指除了税法例举征税的10项所得以外, 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当前从实现个税政策的创新点出发, 其他收入还应包括当今在各个行业普遍存在的个人灰色收入。这样, 既能从根本上解决由于纳税人不同、所得项目不同、支付方式和时间所导致的税负不公平, 又能减少和杜绝纳税群体利用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的办法变相逃税的可能性。

3.1.2 实现个税代扣代缴向家庭申报方式的转变

以家庭为单位计量和申报个税理论上公平合理, 但目前税务机关还做不到对纳税人的家庭信息进行逐一核实, 因此, 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本着代扣代缴为主, 家庭申报为辅的申报方式, 同时革新计税方法, 朝着主要向高收入者和富裕家庭课税、对低收入人家庭免税或课以低税的方向迈进, 包括:

(1) 综合计征法下, 以家庭为单位重新界定个税减除费用标准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以家庭为主体计征个税, 其税基①一个家庭减除为了取得收入的费用和生计费用之后的课税所得, 即应对能反映个人纳税能力的纯家庭所得部分课税;②应克服旧税制造成的税负增长远大于GDP增长, 使低收入居民成为个税重点纳税对象的前科, 反映出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③个税减除费用必须顾及由于CPI上升给居民个人实际所得的负影响。为此, 笔者愚见, 个税改革应通过立法建立一个囊括上述诸要素在内的社会平均个税减除费用公式, 按年计算该费用, 适用公式组如下:

公式1:家庭人均年应税收入= (家庭年总收入÷家庭成员系数) , 其中:

家庭成员系数建议采纳以下设定:单身纳税人的系数为1, 一对无子女夫妇的系数为2, 有一个未成年子女的夫妇家庭的系数为2.5, 从第2个未成年子女开始, 每增加一个子女, 家庭系数应再增加一个系数, 一般为0.5, 但该系数的设定要与我国人口政策与计划生育国策相结合, 要与我国民族、援边以及扶贫政策相协调。一般来说, 对于父辈以上两代及两代以上为独生子女的应调高, 相反应调低;对于少数民族、边疆以及被认定贫困县区的居民应适当调高。

公式2:人均年收入增长指数= (本年度人均年收入-上年度人均年收入) /上年度人均年收入, 其中:

人均年收入= (GDP-折旧-企业间接税-企业的转移支付+政府补助) /人口数, 该指数由国家按年测定并公布;

公式3:社会平均个税减除费用=基期社会平均个税必要性减除费用× (1+人均年收入增长指数%) × (1+CPI增长指数%) , 其中:

①基期社会平均个税减除费用应国家每隔几年统计测定一次, 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一般分为4个部分:ⅰ个人基本生活费用和本人教育费用扣除;ⅱ赡养老人及抚养子女费用扣除;ⅲ子女教育费用扣除;ⅳ特殊疾患扣除。

②CPI增长指数按照前后两年的由国家测定并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对比计算;

公式4:家庭人均年应税所得=家庭人均年应税收入-社会平均个税减除费用-个别家庭人均减除费用, 其中:

个别家庭人均减除费用针对于个别家庭于本年度内意外非正常性支出而言, 但其扣除必须经过税务机关审批、认证并记录归档。

(1) 按计征方式的不同重新设定个人所得税率

建立以综合征收为主、综合征收与分项征收相结合的个税税制, 在税率方面要解决以下问题:①现有税率体系造成税目繁多、多套税率并存现象;②工资薪金九级超额累进税率, 最高税率为45%,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为此, 个税改革应朝以下方向迈进:①与税制模式的改革相结合, 将列入综合计征范围的个人所得和分类计征的个人所得分别征税, 将综合计征的个人所得使用统一税率。②在是采用比例税率, 还是采用累进税率或者二者并存等税率形式设计上, 综合计征应以达到适当调节个人收入、高收入者多纳税为目的, 选择超额累进税率。③税率高低标准要重点考虑我国财政收入的需要、居民税负承担能力以及本国税率要与其他国家税率水平相适应等制约因素, 使税率高低适度。因为目前各国中央政府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多在30%～40%之间, 如美国为38.1%, 英国、匈牙利、埃及、墨西哥为40%, 日本、泰国为37%, 韩国为36%, 印尼、阿根廷为35%, 印度为30%[7];所以, 重新设计个税税率结构, 应在提高个税必要减除费用标准的基础上, 建议维持现行低税率 (5%) 部分, 在中高档税率部分, 将45%向下调降至40%或35%, 从而构建一组由5%～35%或40%之间的累进税率。

(3) 实现个人所得税的分期预缴和年终清算汇缴

处理好平时预缴和年终汇算清缴的关系, 提高征收效率, 降低税务局征收成本和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同时, 要处理好由于纳税人的纳税地点与所得来源地不一致而引起的地区之间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问题[8]。为此, 必须采取3项重要的配套措施:①由于个人的收入来源于国内外的不同地点, 涉及到全国范围的税务管理和国际税务关系, 根据各国通常的做法, 个人所得税应当由国家税务局系统征收管理;②国家税务局系统征收个税必须实现全国联网征收, 纳税人必须实名申报, 按月预缴个人所得税;③年终清算时税务机关应逐一完成如下工作:a.按年核实居民家庭成员年内的增减变更情况并确定其家庭成员系数;b.测算本年度人均年收入增长指数;b.测算本年度CPI增长指数;d.年终汇算清缴时将居民本年度应纳税总额与分月累计预缴额作对比, 多退少补。

3.2 推进与个人所得税政策改进相关的社会制度的改革

3.2.1 规范居民纳税编码、建立家庭信息库管理, 实现居民纳税信息的网络化

(1) 为保证居民在个人所得税申报上终身使用惟一的全国统一编码, 建议以公民身份证号为主导、将其与居民的户口证件号码、社会保障号码及信用卡号绑定, 建立全国通用的纳税索引体系; (2) 为了以家庭为单位准确确定个税减除费用标准, 个人纳税信息库必须引入并逐步完善家庭信息库, 为此, 需要大力加强民政部门、公安户籍管理部门及派出机构与税务部门的协调性, 将本年度内居民婚丧嫁娶、生儿育女情况的信息及时传输给税务机关, 使税务机关的年终汇算清缴有据可循。

3.2.2 责成金融机构实施居民财产收入显性化管理, 责成企业完善收入分配的监管制度

建立纳税人财产登记制度, 使个人全部收入汇集在个人税号之中。大量现金支付, 加大税源控制的难度。因此, 实现税务部门与金融部门、支付单位及相关单位的协查机制, 应该使纳税人的存款帐户唯一, 促使纳税人的隐性收入显性化[9], 从法律上明确金融部门协税的义务与责任,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和解决税源不透明、不公开、不规范问题, 大大减少灰色收入逃税的可能性。另一方面, 企业应向税务机关真实申报其费用开支以及收入分配情况, 完善相关领域的监管制度, 降低和杜绝企业投资者借用企业经营支出和实物分配的盾牌变相取得个人非现金收入、从垄断利润中获益的可能性。

3.2.3 建立和完善个人纳税信息系统, 达成社会诚信监督体系

从制约机制上讲, 除了法律、制度体系的刚性制约外, 另一种与之并存并且其制约作用甚至优胜于刚性制度的方式便是社会舆论和良性道德观的柔性制约。因此, 笔者认为, 我国应启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在实现全国联网征收个税、以及建立以个人身份证为媒体的实名申报制基础上, 将每个公民如实纳税以及一生中全部纳税额记录归档, (1) 作为其纳税信誉等级评定的依据并赋予诚信纳税人必要的权利并给予奖励, 使其因诚信而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和社会荣誉, 为其以后的再就业、职务升迁、申请银行贷款及其他日常生活提供良好的证据, (2) 也使个人欠税或是被罚记录形成的社会舆论的威慑力。最终在诚信监督的基础上, 实现全社会诚信为本, 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摘要：我国开征个税以来, 先后对个人所得税法做出了5次修正, 但是个人所得税改革在一直延用分项计税法弊端诸多、计征范围不完善以及个税政策改革的滞后性、被动性等方面仍存在着局限性;依据我国国情, 笔者认为敦促分项计征及时向综合计征转化、完善个税计征范围和积极制定出具有连续性、能顾及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指数跌涨以及家庭负担等诸多因素的合理的个税减除费用标准应是我国个税政策的制度创新点;随后本文以此创新点为向导探讨了实现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渐进改革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局限性,创新点,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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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叶晓红.“灰色收入”的可税性[J].财会研究, 2008, (1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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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佐.个人所得税改革热点问题[EB].中华税网, 2007-11-24

渐进的国企改革 篇11

回顾三十余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国企改革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中心环节，其改革的成败关乎国民经济的走向和命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体制在改革探索中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其中国有企业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改革历程。

《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走访经济学界专家及国企内部人士，梳理发现学界和业界普遍将此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改革背后烙印着时代发展需求的痕迹，而最终共同呈现出一种“国企改革的中国范式”。

第一阶段（1978年至1993年）：初步试水“扩权让利”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宋养琰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指出，建国之初，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当时以前苏联模式为蓝本，初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自此，我国的国企诞生，实行高度的国有化、计划化，有助于迅速实现资源的集中利用，也有助于构建国民经济体系，加速工业化进程。

随着改革开放，国企原有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其高度垄断、效率低下、创新不足、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等弊端日益凸显，最终走向经营不善、严重亏损的困境。

这一阶段改革以“放权让利”、“两权分离”为重点，着力于调整和规范国家与企业间的委托经营关系。首先体现在1979年政府让渡生产自主权、原料采购权等14项经营权给企业。

更为关键的变革发生在1987到1992年，由于触及企业产权问题，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应运而生。宋养琰分析：一种思路主张将国企改革限制在原有财产关系之内，进一步推进经营权改革。相对应地，期间国企经历了两轮承包和租赁改革。同时存在动辄国企所有权改革的大胆主张，于是有了股份制改革与之对应。

尽管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国企经营权层面改革，是一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能受益的“帕雷托改进”。但由于股份制发育不足，并未触及所有权改革，所有者虚置的根本弊端并未消除，加之承包制所固有的承包基数确定随意、承包者行为短期化等因素的影响，致使国企改革一度陷入摇摆、徘徊、迷茫之中。

第二阶段（1993至2002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

国企改革开始致力于调整和规范国家与企业间的出资关系，应当以党的第十四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届时，《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首次提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产权结构改革，将国企打造成“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

此后，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明确了国有经济“抓大放小”的调整目标，重点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带头作用。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推动企业调整重组。以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加快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改组步伐。

“特别是1998到2000年。”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企改革历程研究课题组组长张林山对《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说：“国企实施了改革脱困三年攻坚，通过债转股、技改贴息、政策性关闭破产等一系列措施，为企业减负，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经过几年实践，国企布局和结构取得了积极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国企在“三大行业”、“两类企业”中有明显加强，总量增加，质量提高，且管理大有改善，从而促进国企在这些部门较快发展。更现实的是一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和资源枯竭的部门退出了市场。不仅推动了国企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也促进了企业优胜劣汰机制的建立。

长远来看，放开搞活了一大批中小民营企业。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提供的数据，1997年以来，各地、市、县级的国有小企业的60%左右转为民营企业，并给以借贷放宽支持，促其发展。

至此，国有企业真正开始走向市场，成为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然而由于大量中小国企兼并重组、大批国企员工下岗分流，部分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第三阶段（2003至2013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

依照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央、省、市（地）三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相继挂牌成立，经本级人民政府授权，分别代表其对所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国有资产监管组织体系初步建立。

这一阶段改革以“建立出资人制度”为重点，着力于调整落实政府层面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职责。

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许保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国资委成立后，不断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进入由出资人主导的新阶段。

在分批核定大部分国企主业的基础上，依照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原则，通过联合重组、主辅分离辅业改制等系列举措，促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重点行业集中，加快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

业内普遍将其看做是，国企进入黄金发展期的开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得以加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得以落实，国有企业规模迅速扩大，经济效益、运行质量显著提高。

在过去三十余年的国企改革史中，各层面作了大量探索、实践、设计、调整，形成了独特的改革轨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将其概括为“国企改革的中国范式”。他分析概括了这一范式的特点：

第一，长期遵循实用主义思维，在很长时间里刻意回避产权改革，但不断推行激进的控制权改革；

第二，长时间的激进控制权改革自发地走向渐进的产权改革，使产权改革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特性，导致国企改革较多地对内部人依赖和由内部人主导；

第三，产权改革渐进地和摇摆不定地推进，具有机会主义特征和不确定性，并且与企业的业务、资产、债务重组交互推进；

第四，很多母子型结构和集团化的国企选择碎片化的、各自突围的产权改革方式，即保留母公司的国有制不触碰，子孙公司等下级法人实行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产权改革；

渐进式改革 篇12

本文结合黑龙江大学网络工程专业特点,通过对学生理论知识的教授,不断提高学生应用理论知识的能力,采用层层递进立体式教学方法,通过实验、实践、实习、实训“四实一体”的方式逐步加强学生能力,使其适应社会需求,增强学生社会竞争力。

一、网络工程专业教学现状

网络工程专业旨在培养具备计算机网络软硬件基本理论和技术,从事计算机网络信息安全应用、计算机网络管理和维护、网络系统设计开发与集成的高层次网络工程专业技术和科研人才。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强调理论专业课的重要性,通过理论学习,为以后的实践教学打好基础。因此,在学院开设了如数据结构、软件工程、 操作系统、组成原理、网络协议、通信原理、计算机网络等理论专业课。通过学习相关的理论课程,加强实践的能力,因此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中突出了各种计算机网络、网络设备、Web应用、网络数据库系统的集成和开发以及相关的科研、设计、调试、维护运行和管理的初步能力的培养。同时学院还将实践教学活动分成校内和校外两部分进行。学校在学院建设了重点实验室,同时学院设立了H3C网络认证工程师实验室、Cisco网络认证工程师实验室等。由学校和学院共同投入了多台实验室设备。其中联想Think Station E30工作站4台,联想万全R520服务器3台, 路由器20台,Cisco Catalys WC-3560V2-24TS-S三层交换机1台,S3610交换机台,计算机多台,能够满足计算机网络技术、路由器交换技术、网络安全技术、网络工程技术实训等课程实践教学的需要,完成网络工程专业的专业实习。另外,学院还在黑龙江海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大连华信软件开发公司、黑龙江惠业人才服务基地等多个企业建立了校外实训基地。大四网络工程专业的学生可以在第七个学期课程结束后,进入以上这些实训基地进行为期三周的实训。

二、“四实一体”递进式教学的实施策略

网络工程专业是一个对实践能力要求非常高的专业,学生毕业就要从事实际工程规划设计或进行程序设计,所以对学生的培养,不能只是传授专业知识,而是更要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在教学活动中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创新,提高适应社会的综合能力,即强调自我获取知识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共同培养。自主学习能力是现代社会高素质人才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教会学生学习和获取知识的策略比教给学生一些具体的知识显得更为重要,要让学生在“练”中深化理论知识,激发学习热情,强化自身素质的提高。创新能力是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锻炼出来的,只有通过自己动手做,才能发现相应的问题,而通过解决该问题,进一步会想到如何优化解决该问题的方法,从而提出新的思路和手段,达到创新的目的。本文提出在教学活动中,融入“四实一体”即实验、实践、实习、实训为一体,采取四年递进式的教学模式。

(一)网络工程专业教学面临的问题

在学院的计算机专业课中,分成纯理论课(如计算机导论、软件工程等)、理论结合实践课(如各类语言课)、纯实践课(如项目实践课等)三类。从大一开始就涉及这三类课程。然而有时候到了大三,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仍然会发现,有很多学生理论课学习很好,但涉及动手实践的课程就不愿意学习,这一现象成了较为突出的问题。为什么经过两三年的学习,仍然有很多学生不愿意上机实践,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主要原因在于学生不能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的项目中。理论课的知识是零散地分散到每一章,而实际的项目是整体的,涉及的知识是多方面的,学生没有锻炼出这种将理论与最后的项目开发结合起来的能力。随着课程的逐步推进,学生会觉得越来越跟不上进度,越来越没有信心。 这就需要更好地对实践课程进行课堂内容的安排,应该根据不同的年级,递进式地开发出不同的实践课内容, 逐步提高本专业学生的学习能力,使他们能够最终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二)“四实一体”递进式教学的实施程序

网络工程专业旨在培养应用性的人才,因此“四实一体”递进式教学方法非常适合。“四实”即实验、实践、 实习,实训。将“四实”融为一体,采取大学四年分时间、 分层次,按照“四实一体”的模式,开展立体式教学。

1.实验教学:该阶段主要是通过实验环节,使学生掌握相应的理论知识,并进行一些简单的程序开发,通过建立自主学习、锻炼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实践环节奠定基础。该阶段属于大学低年级的设计环节, 由于大学新生所学的知识相对来说较少,因此,在安排实验环节上应该用短小、简单的题目作为设计,从而使学生逐步理解编程的思路、能够熟练地调试简单的程序,能够跟上实验课的进度,从而喜爱上简单的编程。在设计实验考核的过程中可以分为独立实验考核和小组实验考核。参加独立实验考核的学生有一定的编程能力,能够独立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实验小组考核可以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从而为后面的教学环节做铺垫。以上两种考核方式,可以保证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在编程过程中的位置。

2.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是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学生通过前一阶段的实验教学, 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编程方法和手段,知识面逐渐拓宽。 因此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竞赛如数学建模竞赛、 项目课程设计,使学生学会将以往相对零散的理论运用到相对完整的实际项目中,培养学生逻辑思维方式,开拓学生思路,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企业实习:企业实习是人才培养中的重要环节, 在该阶段的学生能够真正地进入企业,去体会实际的工作流程。对学生在企业学习阶段的培养目标、培养标准、 培养计划、入选企业、工程实践条件、师资配备等方面都应做出明确规定。在实习单位的选择上,主要面向相关专业领域知名企业或研究单位。通过与企业合作的多种方式,建立一批稳定且高水平的校外实习基地。实习阶段不能只是简单地放在学生毕业前夕,这种实习往往会流于形式,达不到更好的效果,因此,学院在学生大二开始就已经开始到黑龙江海康软件工程有限公司、大连华信软件开发公司、黑龙江惠业人才服务基地等多个校外实习基地进行实习,让学生充分了解企业对现今学生的具体需求和要求,将自己已有技能运用于社会,使学生认识到知识的扩展性,能力的局限性,以此激发学生自身学习动力,提高自身实际操作能力。

4.实训环节:实训是指在学校控制状态下,按照人才培养规律与目标,对学生进行职业技术应用能力训练的教学过程。实训的最终目的就要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最终达到学生满意就业、企业满意用人的目的。 合理的实训教育应该是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的课堂教学往往以教师讲授为主,在教学过程中以教师为中心,教学效率高,更适合理论类课程的教学;企业定岗实习时把学生直接安排到工作岗位上,在工作中学习,更适合以动手操作为主的职业训练。而实训结合了两者的优势,通过模拟实际工作环境,教学采用来自真实工作项目的实际案例,教学过程理论结合实践,更强调学生的参与式学习,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学生在专业技能、实践经验、工作方法、团队合作等方面提高。

(三)“四实一体”模式对教师的要求

“四实一体”模式的提出,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将会带来师资力量的改善。在工程化理念下,应该重视师资队伍的网络工程行业专业工程背景,鼓励教师“工程师化”,从而切实提升每位教学一线专业教师的工程能力素养,强化一线工程知识背景。这需要本专业进行长期的师资队伍建设,而师资队伍建设的制度化、 规范化,将对实践教学体系的形成有很大的助推作用。 随着授课内容的不断更新,本学院可以培养自己的专职教师,也可以聘请相关企业工程师作为兼职教师,开授目前最为前沿的网络工程课程,使学生所学知识紧跟社会需求,同时也促进了本专业教师学习新的知识,紧跟时代步伐。另外,对于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来说,要突出工程化的培养理念,鼓励教师参与教育教学改革,编著适合专业自身发展和学生特点的实践教学类教材。出版的教材绝大部分是围绕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突出应用型教育特点,有效支撑一线工程师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