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精选6篇）
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 篇1
一、引言
继2002年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之后, 我国也相继出台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以下简称《基本规范》) 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 (以下简称《配套指引》。《基本规范》联合《配套指引》形成了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这显示了我国对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重视程度, 也标志着我国在企业内部控制领域与国际接轨。然而, 《基本规范》和《配套指引》中没有明确内部控制的概念和具体的认定标准, 这就导致企业在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和披露方面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 甚至在界定内控缺陷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方面存在自主选择问题, 由于企业管理当局出于各种不同目的, 管理当局很可能会选择有利于自身的信息来披露, 这不仅欺骗了其他利益相关者, 同时也不利于企业内部控制自身的完善。而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价与内部控制的完善都要以内部控制缺陷认定为基础。
二、内部控制缺陷认定现状
(一) 内部控制缺陷的分类
按照内部控制缺陷成因不同可分为设计缺陷和运行缺陷。设计缺陷是指内部控制中缺少某项必要的控制, 或存在但并不能合理保证控制目标的实现;运行缺陷是指内部控制设计合理有效, 但在内部实施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包括执行的人员不合适, 没有按预先设计的方式执行等。
按照内部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可分为一般缺陷、重要缺陷和重大缺陷。我国的《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也是按照这种分类的。该指引指出重大缺陷是一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组合起来可能导致企业严重偏离控制目标;重要缺陷是指一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组合起来, 其严重程度及经济后果小于重大缺陷, 但仍有可能致使企业偏离控制目标;一般缺陷是指除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之外的其他缺陷。这种按照缺陷严重程度来分类, 看起来逻辑清楚且较为合理, 但实际操作中难度较大。比如一般缺陷、重要缺陷和重大缺陷具体的划分标准是什么, 是定量还是定性, 是否所有企业采取统一的标准等。
国外也存在其他分类, 如Ge, Mcvay (2005) 研究中将重大内部控制缺陷分为账户类缺陷、收入确认类缺陷、账户核对类缺陷、职务分离类缺陷、培训类缺陷、高管类缺陷、期末报告和会计政策类缺陷、子公司类缺陷和技术类缺陷等九类。
(二) 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
《基本规范》指出, 内部控制缺陷为内部控制的设计存在漏洞、不能有效防范错误与舞弊, 或内部控制的运行存在弱点和偏差、不能及时发现并纠正错误与舞弊的情形。这定义并未给出明确的规定和标准, 这给实务操作上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在内部控制缺陷认定上, 王惠芳 (2011) 也指出, 对于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规范中, 存在原则式认定和规则式认定两种选择。原则式认定是指依据某项控制可能导致的结果来进行认定, 比如是否会导致企业目标偏离, 是否会导致资产流失等。这一规范需要企业在评价内部控制时进行主观判断, 自行决定内部控制缺陷的各类及披露的内容。该思路强调的是各个企业的内部控制不同, 内控缺陷也存在差异, 允许企业自主选择, 但也存在缺点, 即落实到实际操作时, 难度比较大, 另外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比较高, 要是企业素质中不上, 执行的效果也会大打扣。规则式认定是指通过列出一系列的关键控制点可能出现的缺陷种类, 企业在评价时一一对应进行比较, 在披露时也按照这些种类来披露。这一规范具有统一性, 实务中容易操作。减少了企业自主选择问题, 从而降低了企业在缺陷认定的披露时的随意性。但也存在缺点, 那就是不同的企业内部控制也不同, 尤其是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的差异性更大。在分析这两种规范的基础上, 本文认为, 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应采取原则式认定与规则式认定相结合。对于那些对所有企业普遍适用的内部控制类型采用规则式认定方法, 对于那些只适用于个别企业或个别行业的内部控制采用原则式认定方法, 这样避免了采取任何一种单一方法带来的弊端。
三、内部控制缺陷分类及认定标准
笔者认为可以将内部控制缺陷分为财务方面内控缺陷和非财务方面内控缺陷。财务方面内控缺陷是指与经济业务或事项的确认、计量和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缺陷。包括账户类缺陷、收入确认类缺陷、账户核对类缺陷和期末报告和会计政策类缺陷。这些缺陷将直接导致财务错报, 因此可以采用定量手段来界定这类缺陷。非财务方面内控缺陷是指除财务方面内控缺陷之外的其他内控缺陷。这类缺陷包括培训类缺陷、职务分离类缺陷、子公司类缺陷、技术类缺陷、董事会缺陷等。这类缺陷并不直接导致财务错报, 但其对企业的影响可能远远大于财务方面内控缺陷, 主要有影响整体公司的效益, 经营过程中的合法合规性, 及生产安全等。
对于财务方面内控缺陷可以采取定量的方法进行认定, 因为这类缺陷直接涉及财务错报, 涉及资产负债表的错报可根据错报相对于企业总资产或企业净资产的比例来界定相关内部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 (比如某内部缺陷导致财务错报涉及资产负债表的错报与企业总资产的比例达到3%则定为重大缺陷, 比例在0.1%以下则定为一般缺陷, 比例在0.1%~3%之间则定为重要缺陷) , 涉及利润表的错报的内控缺陷可通过该缺陷导致的错报金额占税前利润或税后利润的比例来界定其严重程度 (比如某项缺陷导致涉及利润表的错报占税前利润3%以上为重大缺陷, 比例占0.1%以下为一般缺陷, 比例在0.1%~3%之间的缺陷为重要缺陷) 。
对于非财务方面内控缺陷则采用定性的方法来界定其严重程度, 设定企业的关键控制点。关键控制点主要有对外担保、对外投资、购置和处置主要资产、重大借款、关联交易、募集资金使用、重大信息披露、对子公司管控等。
四、结论
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基础在于企业能够准确地认定内部控制缺陷, 而现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都假设企业自身具备了这一专业能力, 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一个十分薄弱的环节。要能够准确地认定内部控制缺陷就必须明确内控缺陷的概念、分类及其严重程度的具体划分标准。
参考文献
[1]陈武朝.在美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披露及对我国企业的借鉴[J].审计研究, 2012 (1) :103-109.
[2]田高良, 齐保垒, 李留闯.基于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影响因素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 2010 (4) :134-141.
[3]杨有红, 李宇立.内部控制缺陷的识别、认定与报告[J].会计研究, 2011 (3) :76-80.
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 篇2
李越¹，耿璟²
（1.湖北诚昌律师事务所，湖北 宜昌 443000；2.三峡大学 政法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摘要：我国目前工伤认定的程序制度以《工伤保险条例》为基础而建立，但该制度存在着程序繁琐冗长、行政程序的处理方式与准司法属性相冲突等缺陷。需要加强或者重建工伤认定程序，逐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劳动保障制度。关键词：工伤认定程序缺陷重建
一
我国一向重视劳动保护工作，建国之初的1951年就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1996年，劳动部颁布《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2003年4月27日，国务院颁布《工伤保险条例》。该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较为成熟的工伤保险立法，我国目前的工伤认定及赔偿制度均以该条例为基础而建立。《工伤保险条例》实施5年来，我国参保人数始终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劳动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在十七大新闻中心举行主题为“民生与和谐社会”的集体专题采访中回答国外记者时强调：“我国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工伤保险是一项强制性的社会保险，每一个企业都应当为他的职工办理工伤保险。”[1] 但随着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该条例已难以适应形势的变化。2009年7月24日，国务院法制办向全社会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工伤保险条例>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征求意见稿》对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不再规定认定为工伤，这是对工伤赔偿实体问题作出的重大调整。但作为调整我国劳动争议纠纷中赔偿数额较大、法定索赔程序周期最长的工伤赔偿案件的全国性法规，不但应当对工伤认定的范围等实体问题加以完善，更应当对工伤认定流程等程序问题加以规范和有序，以提高程序的公正性和效率。
工伤认定程序是指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劳动者或者其直系亲属的申请,依据工伤保险法律法规,确认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因执行职务而受到的意外伤害、所患职业病是否属于工伤的法定审查程序。在我国其性质应属于行政确认行为,即行政主体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有关法律事实给予确定和认定,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结论。现行的工伤认定在程序设计上存在如下缺陷：
1、程序设计繁琐、周期冗长。
根据目前《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为工伤赔偿主管机关。按照目前索赔程序设计，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首先要确认受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为逃避承担工伤赔偿责任，通常的对策是首先从确认劳动关系开始申请劳动仲裁，对裁决不服可以向法院起诉，进行一审二审，劳动关系确认后再认定工伤、对认定工伤进行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的一审二审，工伤认定后再申请劳动仲裁及一审二审或请求中院撤销。根据目前程序设计的法定审理期限：劳动关系确认。仲裁审限为45天，人民法院一审普通程序审限6个月（简易程序3个月），二审审限3个月；工伤认定。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认定60天，复议机关60天作出复议决定，行政诉讼一审普通程序审限3个月，二审审限2个月；申请落实工伤待遇。劳动争议仲裁审限45天，人民法院一审普通程序审限6个月（简易程序3个月），二审审限3个月。以上全部为有关国家机关的法定审理期限，不包括立案审查和延长期限，也不包括每个程序之间上下级机关送达法律文书中间衔接时间。更不包括当事人收集证据、准备材料的时间。即便如此，全过程时间也长达30个月。
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都是等着医疗费和生活费，迫于经济压力和精力，根本拖不起时间。虽然《民事诉讼法》和《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规定有先予执行的程序，但并无量化和规范化的操作规定，在实践中裁判者为防范职业风险很少采用类似方式处理。这种程序的设计拖延了赔偿时间，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工作又往往无法配合，司法机关一般对劳动仲裁案件因案情的不确定性不愿采取保全措施。同时，要求申请人提供等值的财产担保也使工伤职工无法及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用人单位往往利用冗长的时间采用逃避责任转移财产的方法，导致受害人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长期得不到赔偿，不得不在调解过程中放弃理论上应得的部分权益来换取实际上低于法定数额的赔偿。“如果一个法律仅仅给人们带来的是不便，甚至是损害，或是给大多数人带来的不便和损害，那么，只要没有实际的强制在场，这个法律即使被人们公认为是法律，也很难为人们自觉遵守，更不可能进入他们的心灵和身体，成为他们的信仰。”［2］
2、按照行政程序认定工伤导致事实难以确定。
工伤认定权在我国是作为一种行政权力而存在的,那么非行政主体,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法院等均无权直接作出认定或确认。
工伤认定权是行政权力的组成部分。工伤认定虽只是对发生在劳动者身上的客观事实是否属于工伤进行判断,并不对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进行处分。但是确认了工伤与否的法律事实，也就奠定了法律关系，预示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受害人据此可以要求责任人赔偿损失，人民法院也可据此进行判决。许多审判人员基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及对其合法性审查属于行政审判范畴的偏
颇观念，不加鉴别地依该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裁判的依据，容易造成诉累以及裁判不公。
在工伤认定司法实践中，用人单位一般对受伤事实、是否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很少提出质疑，大多对是否是因从事本单位工作而造成伤害提出质疑。而证据的形式又多为证人证言，因为证人证言的局限性和随意性，双方可以找到证明内容冲突的证人证言。在这种情况下，《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无须参照司法程序组织双方当事人质证，只需自行开展调查，《征求意见稿》也仍未规定仲裁审理过程中需要双方对证据进行质证。鉴于：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是按照行政程序在处理案件，而不是按照准司法程序的方式在处理案件，导致对事实认定的主观性增强，不能完全发挥证据的效力；目前工伤认定专业人员按照行政编制配置的体制，导致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不可能花费大量人力财力进行调查，而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来源于行政主体自行搜集的证据，受各种因素影响，其准确性必然是相对的。
3、工伤认定的撤销程序设计为行政复议与诉讼程序的弊端。
在《工伤保险条例》关于工伤认定条件列举不明的情况下，虽然审理工伤认定案件是尽可能地朝着有利于劳动者利益的角度理解，但该程序设计上的欠缺实际仍未能完全保障受伤职工（尤其是未参保职工）的权益。对没有为职工办理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在发生工伤事故后，劳动者并不能从工伤保险机构享受到工伤待遇，所有的赔偿和补助均来自于用人单位。未参保的用人单位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成为常态化的应对策略，不但加大了劳动者维权难度，同时也加重了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压力。
三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与《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均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最重要的立法宗旨。我国工伤认定的立法精神是最大可能地保障主观上无恶意的劳动者因工作或与工作相关活动中遭受事故伤害或者职业病后能获得医疗就治、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的权利。但上述工伤认定程序设计上的缺陷，导致立法目的很难全面实现。
我们欣喜的看到，《征求意见稿》在程序设计方面，已经开始了部分变革：“在发生工伤争议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十九条)［3］但仅仅如此依然不能完全解决程序繁琐冗长和行政程序的处理方式与准司法属性相冲突的问题。因此，我们建议从下列角度重建工伤认定和撤销程序。
既然案件事实的认定属于审判权范畴，对于工伤认定的撤销程序设计为行政复议与诉讼程序的弊端，我们可以参考2004年5月1日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仅仅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之一，不再援用1991年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设
定的行政复议前置的救济途径，对认定不服的不具有可诉性，法院也不能作为其定案的唯一依据，而是作为证据之一，需要综合全案的其它证据来进行质证和认定。
任何证据材料必须经法庭质证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可依职权考虑作为一般证据的工伤确认书是否采信，审查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工伤认定的证据效力，对工伤认定设定其不可诉性，无需进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同时也不必将劳动仲裁作为起诉的前置程序。
对未参保单位发生的工伤案件，可以考虑适用准司法程序进行开庭审理，直接由劳动仲裁庭（或人民法院）综合审查证据对是否属于工伤进行认定。允许未参保受伤职工或其家属直接按民事诉讼程序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寻求救济。
截至2009年6月，全国参加工伤保险职工已达1.4亿人，已经高覆盖到建筑、煤矿等高危行业，成为农民工参加人数最多的险种。目前因工伤赔偿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已成为重要的不安定社会因素之一。因此，应当尽快对工伤认定程序加以完善，以适应当前日益复杂的劳动和社会环境，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劳资关系的建立与完善。
注释：
[1] 《湖南：今年将有5500万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中国金融网，2009年4月21日 11点24分；
[2]《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苏力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P205；
[3］《对工伤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新华网http://.cn，2009年07月24日14点08分。
作者简介：
1、李越（1976—），女，汉族，湖北三峡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陕西省西安市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和行政史。
联系地址：湖北省宜昌市大学路三峡大学政法学院，邮政编码：443002，联系电话:***、0717-6495064，电子邮箱：cyw8619701@126.com。
2、耿璟（1979—），女，汉族，湖北诚昌律师事务所侵权部主任，武汉大学法学专业毕业，研究方向为侵权法和劳动法。
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 篇3
关键词：内部控制；难点；对策
一、内部控制缺陷认定的难点及对策
（一）舞弊行为的隐蔽性造成缺陷难以被发现
有时某项业务的执行虽然从表面上看符合内部控制要求，但这种表面现象其实是管理人员精心设计的，借以掩盖舞弊行为。如：某企业审计人员在对物资采购招标情况审计中发现，抽取的样本反映该企业在采购某类物资时一直采取邀请招标方式，且相应程序和手续均符合规定，于是认定为符合控制要求。但事后的外部审计发现，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该类物资采购一直是邀请固定的三家供应商投标，三家供应商中一直是由前两家企业所在地本地供应商轮流中标，且采购价格较高，而第三家供应商其实是在“陪标”。同时，在供应商网络内，能够提供同类产品的供应商还有7家，但采购人员从未邀请另外7家单位参与过投标。
相应对策：对于某些高风险业务领域内部控制审计，审计部门可以考虑聘请外部专家介入，帮助审计人员发现舞弊线索。另外，在审计过程中应适当扩大样本规模，以降低审计风险。
（二）对业务事项不熟悉导致缺陷容易被忽视
审计人员对被查业务不熟悉，在具体审计中综合分析不到位也会导致内部控制缺陷被忽视。如：某企业审计人员对科研开发业务内部控制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在对抽取的样本审计并向业务人员询问后，未发现企业当年购买用于科研的固定资产情况，于是审计人员对相应控制点认定为未发生业务。但复核人员对相应的科研开发项目进行分析后认为，此类科研项目没有相应的固定资产支持无法实施，于是要求审计人员进一步落实是否使用原有资产或存在新购资产未纳入资本支出计划问题。审计人员进一步审查发现，相应科研项目所用固定资产出厂日期为当年日期，经对该科研项目所有支出进行详细检查并延伸审计后发现，企业当年科研项目购买的固定资产均未纳入资本支出计划管控，而是以技术服务费的形式，由技术协作单位代为购买列入企业当年“研发支出”并形成账外固定资产。
相应对策：审计人员在开展审计前应做好充分准备，不仅需要搜集与审计事项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掌握制度规定，还应对审计事项业务运行过程进行研究，总结业务运行的一般规律。另外，审计人员除具有与业务审计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外，还应具备相当的综合分析和判断能力，善于发现违反常规的不合理因素，避免在审计过程中出现遗漏。
（三）新领域的拓展为缺陷认定带来挑战
为适应企业发展要求和市场需要，企业的经营战略或经营策略有时会发生调整，新业务、新领域的拓展为内部控制审计的缺陷认定带来一定挑战。如企业战略调整，一方面，内部审计人员对新业务不够熟悉，可能难以发现所有重大的控制设计上的缺陷；另一方面，企业高层往往有“抢到就是赚到”的思想，更加注重业务效率而忽视相应的控制，不愿采取严格的控制，而采取对提高效率有利的补偿性控制措施。另外，有些管理活动对企业来说虽然并非新事项，但可能属于首次介入内部审计的领域，如工会管理的安康保险资金、帮扶资金，职工临时集资建房资金的管理等。
相应对策：在实施审计前，审计部门应召集所有参审人员召开专题讨论会，对内部控制理论知识进行培训。同时，由于补偿性控制措施往往大多是弱控制措施，审计人员应当对所有补偿性控制实地查验其执行情况，避免执行不到位产生控制上的漏洞。
二、内部控制审计存在的不足及对策
（一）审计思路不开阔，局限于就控制论控制
有些业务控制不到位并非仅仅由控制设计和执行不当造成，而是管理方式出了问题。如某企业审计人员在对职工食堂用生活物资采购审计中发现，企业在农产品采购管理方面采取由中间商代购方式，企业采购人员按中间商采购价加价10%至15%后收货。由于企业无法准确知道中间商的采购价格，难以实施有效的价格控制，另外，企业给中间商加价由企业采购人员决定且比率不固定，采购人员权力过大，易产生“内幕交易”。由此，审计人员提出审计建议：一是对中间商采购价格进行跟踪或以当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定期公布的商品价格为基础对其报价进行复核；二是给予中间商加价的比率应固定，且需要经过适当审批。上述审计建议质量不高就是因为审计人员局限于就控制评价控制，而未从经营管理的角度考虑问题。
相应对策：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加强对相关专业知识特别是企业管理知识的学习，并深入研究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同时，在内部控制审计实务中不断开拓思路，内部控制审计目的并不是为了强化控制，要从帮助企业完善治理、增加价值的角度考虑审视问题。
（二）原因分析不透彻，拘泥于问题表象。
审计人员有时对内部控制问题揭示不够深入，原因分析不够透彻，造成审计效果不理想。如某企业审计人员对企业修理费管理和存货管理进行内部控制审计时发现，企业各二级单位存在较多“以领代耗”物资且未进行价值评估，而统一按账面价值的5%办理退库。审计人员认定企业未如实办理物资退库，影响损益真实性，并建议各二级单位加强相关物资管理。企业经理层对审计反映不够满意，于是安排专家组就此事项进行了调查。专家组在审计结果的基础上深入现场，发现上述物资超过70%是未曾用过的物资。经进一步调查发现，上述物资是各二级单位每年用本单位修理费指标结余购买，企业对费用节约考核奖励微乎其微，但费用超支考核等额扣奖，二级单位出于“以丰补歉”考虑用节余部分购买物资备用。究其根本原因，是修理费计划、考核管控机制出了问题。
相应对策：内部控制审计应避免流于形式，审计人员对于审计发现应深入分析，追其原因。要从企业管理体制、机制等更深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剖析，为决策者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不断提高审计质量。
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框架设计 篇4
2008年5月, 五部委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这在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2010年4月, 五部委又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 标志着符合我国实际情况、融合国际先进经验的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已然建成。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 (以下简称《配套指引》) 中指出, 内部控制缺陷按其本质分类可分为设计缺陷和运行缺陷, 按其影响程度分为重大缺陷、重要缺陷和一般缺陷。我国尽管在《配套指引》对缺陷的认定做了原则性的规定, 但仍存在很多尚待完善的地方。
二、企业对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存在困难
(一) 内控缺陷严重程度缺乏认定标准
《配套指引》第四章第十七条将内部控制缺陷分为三类:重大缺陷, 指控制缺陷可能导致企业严重偏离控制目标;重要缺陷指控制缺陷的严重程度和经济后果低于重大缺陷, 不过仍有可能导致企业偏离控制目标;一般缺陷指除重大缺陷、重要缺陷之外的其他缺陷。
《中国上市公司2012年内部控制白皮书》中披露, 2011年, 2340家上市公司中只有156家上市公司在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披露其存在内部控制缺陷, 占比6.67%;2184家未披露内部控制缺陷, 占比93.33%。而在156家披露了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中, 只有3家披露了重大缺陷, 有11家披露了重要缺陷, 有149家披露了一般缺陷。那么, 是绝大多数公司都没有一个重要缺陷或一般缺陷么?答案是否定的。
内控缺陷严重程度认定标准的模糊化, 使得企业对内控缺陷的认定缺乏可操作性。例如, 重大缺陷严重程度和经济后果本身就难以度量, 况且规范中并没有给出度量的标准, 那么, “重要缺陷的严重程度和经济后果低于重大缺陷”这一依赖重大缺陷认定的认定也就并不准确, 难以区分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而一般缺陷的认定标准更是依赖前两个认定, 如果前两个认定都不准确, 如何判定一个缺陷是“除重大缺陷、重要缺陷之外的其他缺陷”?缺乏标准的认定让企业无从下手, 也给一些企业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间。
(二) 有关内控缺陷的规范缺乏细化指导规则
《配套指引》里, 只有第六章第四十五条规定“企业应当制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 对监督过程中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 应当分析缺陷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以及在第四章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中规定了内部控制缺陷的分类和认定的一般程序, 并没有针对内控缺陷的规范出台细化的指导规则。如识别缺陷的方法, 如何根据缺陷判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什么样的缺陷必须对外报告, 如何在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披露内控缺陷都没有明确。
监管层出于监管对象在企业规模、经营规模、发展阶段、风险偏好、行业特征等方面有差异的考虑, 采用原则导向的认定, 留给企业自行选择确定适合本企业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权利。笔者认为, 对企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宜采用规则导向, 或者将原则导向与规则导向进行互补利用。
三、企业认定内部控制缺陷困难的解决方法探析
上述两个方面的内控缺陷认定困难, 是目前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急需解决的难题。因此, 此文试图给出企业认定内部控制缺陷困难的解决框架, 以给企业在实施内控自评时提供一些建议。笔者认为, 解决企业认定内部控制缺陷的困难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 不严格区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
《配套指引》中规定, 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 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和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内部控制缺陷与内部控制是否达到了内控目标是最本质相关的, 而财务报告只是五大控制目标中的一个。前人文献中大多先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分别识别, 如王惠芳 (2011年) 建议“会计层面内部控制缺陷与公司层面内控缺陷应明确定义和区分”, 刘建伟等 (2012年) 分别建立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但是笔者认为, 不应严格区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首先, 注册会计师会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 (如果在审计过程中注意到的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 将会在其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增加“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描述段”予以披露) ;而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内部控制, 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是企业董事会的责任。也就是说, 区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对注册会计师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企业需要对所有使内部控制偏离内控目标的内部控制缺陷予以关注。其次, 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重点应该放在对其影响程度的认定, 且一项内部控制缺陷很难严格区分是否与财务报告相关, 在一段时间内不影响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缺陷也许在下一时段就会转化为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缺陷。所以, 本文认为, 对企业来说, 不应严格区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
(二) 通过定量或二级定性化标准对内部控制缺陷进行更有依据的区分
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 参考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 确定企业内部控制缺陷的定量认定标准和定性认定标准。1.定量标准, 可以根据缺陷造成的直接损失占企业资产、营业收入或利润总额等的比率而确定。本文建立的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定量标准参照2007年日本颁布的《财务报告相关内部控制的评估及审计制度》的规定, 一项会计控制缺陷或多项控制缺陷造成的公司合并税前收益错报率大于5%为重大缺陷。2.定性标准, 可以根据配套指引五方面的企业内部控制要素对企业内控缺陷进行分类, 对应总结出五方面的内控缺陷。五类控制缺陷可根据企业最常发生的业务类型来设二级细目。
在操作过程中, 对重要的对外投资、购买和出售资产、对外担保、关联交易、募集资金使用和信息披露事务、对控股子公司管控等关键控制点也要进行密切关注, 见表1。
(三) 内控缺陷规范宜采用原则式与规则式互补的制定思路
原则式的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规范要求通过内控缺陷可能导致的结果来进行认定, 如是否会导致企业目标偏离, 需要企业自己判断, 前文第一部分已经述及这种方法的弊端;规则式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规范可以通过列举各种关键控制点中可能出现的缺陷, 让企业有据可依。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对内控缺陷标准的认定基本采用原则式, 本文认为企业可以采用原则导向与规则导向互补的制定思路, 在判定企业是否存在内控缺陷时可按照原则式的规范, 看内控缺陷是否会导致企业目标偏离;而在将内控缺陷具体分类时, 特别是按照定性标准进行分类时按照规范式将内控缺陷与定性标准或二级定性标准中的关键点一一对应。
四、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框架
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对于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要首先确定缺陷造成的损失可否进行量化, 其次再根据内部控制缺陷的定量标准和定性标准进行认定。在制定思路方面企业可以采用原则导向与规则导向互补的框架, 具体流程图如图1。
参考文献
[1]王惠芳.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困境破解及框架构建[J].审计研究, 2011 (02)
[2]刘建伟, 郑瞳.内部控制缺陷概念、分类与认定[J].财会月刊, 2012 (12) .
[3]王惠芳.内部控制缺陷认定:现状、困境及基本框架重构[J].会计研究, 2011 (08) .
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 篇5
由于近几年来商品房销售的火爆，商品房质量问题不断涌现，购房者与开发商之间因房屋质量发生的纠纷越来越多，由于商品房消费者与开发商之间经济地位上相差悬殊，消费者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就显得非常弱势。上述案例集中体现了我国商品房交易中购房人权益的保护问题和商品房质量纠纷问题。
关于购房人权益保护问题的讨论，已不是新鲜话题，许多专家学者也都发表过很多关于商品房购房人合法权益应受到重视并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加以保护的文章，本文仅就上述案例中涉及到的具体问题加以分析，以期给读者关于这方面问题的些许启示。虽然有关商品房立法较多，但是立法的层次较低，大多为一些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并且不同地方法规对商品房质量规定的标准并不相同，各个地方的规定也不成体系，房屋出现质量问题时，不同的主管部门之间相互推诿，业主也不知道去哪个主管部门反映问题。比如上述案例中楼道的公共区域供暖管道堵塞问题，业主已缴纳物业费，取暖费，公共维修基金，出现室内暖气不热的情况时，房地产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热力公司和装修公司都不负责处理这一问题。所以，房屋质量纠纷问题有时候不是无法可依而是相关法规之间没有明确各个主管部门的责任承担，出现问题后必将相互推诿扯皮。
商品房质量问题是商品房买卖中的核心问题，商品房开发商应当有保证商品质量的义务，要是主体不合格或者存在其他严重质量问题，购房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商品房质量，是指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合同对商品房特性的基本要求及满足程度，具体包括房屋安全、使用功能、耐久性能、周边环境保护等方面，近年来，在有关商品房的质量问题投诉方面，反映的质量问题主要有地基下沉，漏渗水，墙体裂缝，偷工减料，材质低劣，管线铺设等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规定，商品房质量问题大体包括两大类：房屋主体结构质量和房屋质量。其中房屋质量问题包括屋面防水工程；其他土建工程，一般包括地面、楼面工程，门窗工程等；电器管线、上下水管线的安装工程；供热、供冷系统工程，包括暖气设备、中央空调设备等安装工程。对交付的房屋出现质量问题的处理意见如下：1、因房屋质量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的，买受人可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采取加固补强的方式来完成对工程质量缺陷的修复；2、房屋交付后，出现质量问题的，在未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的情况下，出卖人应承担修复责任。出卖人拒绝修复或在合理期限内拖延修复的，买受人可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修复。修复费用及修复期间造成其他损失的，则应由出卖人承担，这是《建筑法》第60条、《合同法》第111条、《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31条、《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33条等所明确规定的义务。所以，根据以上规定业主聘请专业人员检查室内暖气管道并撬开室内地砖并修复的费用、业主为此事的误工费、由于暖气片不热室内温度过低致使业主家孩子重度感冒引起肺炎的医疗费用都应有责任方开发商承担。
上述案例中开发商在收房通知中明确如果业主没有在指定的时间验收房屋接受钥匙，视作房屋已交付给业主，而按照《××市房屋质量保证书》中规定房屋的交付是业主验房完毕并收到房屋钥匙为房屋质量保修期的起算点的。而在问题出现后，物业服务公司代替开发商辩称房屋质量保修期从开发商规定的2012年10月18日起算而不是从业主收到房屋钥匙的2013年9月3日起算，根据国务院颁布实施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条规定：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 建设工程的最低保修期限为：（一）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 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 二） 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 为5年；（ 三） 供热与供冷系统， 为2个采暖期、供冷期；（ 四） 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 为2年。”建设部颁布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对所售商品房承担质量保修责任。当事人应当在合同中就保修范围、保修期限、保修责任等内容做出约定。保修期从交付之日起计算。在保修期内发生的属于保修范围的质量问题，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履行保修义务， 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从以上规定中可以看出案例中业主房屋并没有超过保修期。案例中的业主已经缴纳了公共维修基金，公共区域暖气管道堵塞应该动用公共维修基金修复，不存在公共区域管道设施的产权归属业主个人也适用房屋保修期限的规定之说。物业公司是为业主服务的，业主是物业小区的主人，物业公司的职责是接受业主的委托对小区进行管理，其管理权源于业主的授权，因此，物业公司没有凌驾于业主之上的任何特权，但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又存在平等的合同关系，双方应按物业服务合同确定各自的权利义务，但大多数物业公司或业主对上述问题认识不清，上述案例中物业公司不但没有把业主视为小区的主人，反而替开发商和自身推卸责任，误导业主，而业主由于没有认清与物业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让物业公司逃避责任延长了维修时间。开发商与购房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开发商交付的房屋是经过有关主管部门检验合格的房屋，是各个部位都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并在合同中承诺业主室内暖气是经过专业检测且在2012年采暖季的检查中没有任何问题。由此，开发商已经构成违约，不但应当返还业主2012年度采暖季缴纳的采暖费而且应当向业主支付违约金。
业主的房屋聘请了专业的装修公司装修，室内的水电改造已完成，暖气管道的位置没有改动，但是物业公司对业已装修过的房屋不管管道有没有改动都不再承担保修责任，并且拒不承认业主室外的公共区域地下铺设的管道有堵塞嫌疑，业主在聘请专业的暖气管道疏通人员排除室内有堵塞问题后，检查出是由于室外原施工方在铺设管道的时候堵塞，完全是由于施工方的过错造成的，但是开发商拒绝赔偿业主聘请专业人员检查室内管道所支出的费用，由于检查埋在地下的管道是否堵塞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所需要的费用也相对较高。根据过错规则原则，如果是室内管道堵塞是装修公司的责任，业主自然要求装修公司赔偿。商品房不同于其他商品，它的结构复杂，质量问题往往是在业主入住之后才能发现。可业主一般在买房后先进行装修，如果装修完成后，发现房屋有质量问题，只能通过破坏房屋的装修才能维修，被破坏的装修以及重新恢复装修的费用应该由谁承担，本文认为由于开发商单方造成的质量问题，如果让毫无过错的业主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显然有失公平，所以有出卖人承担才公平合理，这样也可以对开发商起到警示作用，增加其对房屋质量问题的重视，房屋由于施工原因出现质量问题后，应该积极配合业主解决问题而不是推卸责任拖延时间。
本文认为开发商赔偿业主因房屋质量问题而支出的费用应当包括：因房屋质量缺陷造成房屋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和第三人人身伤害的，应该按照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法规赔偿；因房屋质量缺陷造成房屋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和第三人财产损失的，应按照实际损失的财产数额赔偿，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适用双倍赔偿的规定。这里涉及到房屋买受人是否可以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保护的问题。首先，确定商品房买受人是否受《消法》的保护，应当确定商品房是不是商品，一种观点认为建设工程不适用《产品质量法》，说明建设工程不属于产品，因此商品房也不是产品，进而房屋买受人不适用《消法》，在《产品质量法》中把建设工程排除在外是合理的，商品和建设工程在法律的定性上实际是两个概念，商品房是对房屋购买人和开发商房屋买卖关系而言的，是买卖合同的标的，当然是商品。而建设工程的开发商和承包商之间关于承包合同而言的，是承包合同的标的，此标的没有进入市场流通领域，如果此时出现质量问题，开发商找承包商索赔，就不适用《消法》，这时的开发商或承包商都不是消费者，但是一旦房屋卖于购房者，就成为商品房，商品房进入流通领域就成为商品。既然商品房属于商品，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服务消费中，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就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寻求救济，由于商品房有其自身的属性，消费者在举证商品房质量问题时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或是证据获取成本过高影响其权利的行使，因此江平教授提出依照《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比照医疗事故的举证，也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的建议。
既然商品房的消费者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那么其应当明确知悉这些权利的具体内容包括安全权，即开发商交付的房屋应当符合人身和财产安全方面的标准，出现质量问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包括维修，更换，退房等。总之，商品房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和合同约定的标准；消费者知情权方面，房屋买受人应当知悉与其购买的房屋相关的信息，不光包括房屋产权、面积、开发商资质等写在房屋买卖合同上的条款，还应包括房屋隐蔽工程的情况，电路的位置和走向，水管的位置和走向，暖气管线的铺设和位置以及如果这些隐蔽工程一旦出现问题时的责任承担问题，确保买受人能够在第一时间找到负责修复的部门；买卖商品房过程中的公平交易权方面，商品房消费者有权获得与开发商宣传相符的房屋，开发商在房屋预售过程中的任何不实夸大宣传都应受到相应的制裁，避免欺诈消费者，消费者有权要求开发商按照合同约定时间交付房屋并保证交付的房屋没有质量和权利上的瑕疵。
上述案例中开发商以收房通知中“视为业主已经收房”的条款作为房屋质量保修期的起算时间点，涉及到房屋买卖合同中的格式条款，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当事人协商的条款。其优点体现在简化交易流程，缩短了交易时间，相对提高了交易效率，节省了一定的交易成本，故被房地产开发商大量运用，但是因为未与对方协商，故往往可能存在陷阱，误导购房者从而侵犯其合法权益，因此，从维护交易公平、保护弱者权益的角度出发，对格式条款进行限制是很有必要的，这些限制包括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有说明提示的义务，应当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并按照对方的要求予以重点说明；免除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当事人主要义务排除对方当事人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显然无效。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另外，提供格式合同的开发商应当有提醒消费者注意的义务，我国《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可见，我国法律对格式条款的提供方在责任承担方面是倾向于保护接受格式条款一方的。
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 篇6
一、案例介绍
*ST水井, 全称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水井坊) , 始建于1958年, 是由四川制药厂独家发起并改组的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2月6日,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帝亚吉欧为境外上市的公司, 持有四川成都水井坊集团有限公司100.00%股权。公司主营酒类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属“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2014年, 白酒行业仍处于深度调整期, 行业景气度依然低迷, 市场整体疲软乏力。随着白酒产品消费降档, 中低端白酒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高端白酒市场拓展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在白酒行业日趋严峻的市场环境和竞争格局中, 2014年水井坊实现营业收入36487万元, 亏损30745万元,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41847万元, 分别较2013年减少了25%、100%、172%。
二、内控建设
2011年11月23日, 水井坊公布修订后的《水井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2012年3月31日, 水井坊公布《水井坊2012年度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称全面推进其内部控制建设;2012年4月28日, 水井坊公布《水井坊内部控制制度》、《水井坊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制度》和《水井坊内部审计管理制度》。
2014年, 水井坊提升风控合规意识, 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文件的要求, 确立了风控合规工作具体目标, 并组建了风控合规委员会。在风控合规委员会的指导下, 水井坊成立了风险内控部, 并由其牵头建立了以风险为导向的内控管理体系。2014年, 水井坊风险内控部配合审计机构完成对内部控制有效性审计, 协助水井坊各职能部门建立相关缺陷整改行动计划。同时还协调组建了危机管理团队, 开展《企业持续运营计划》制定等工作, 为水井坊创建具有竞争优势企业管理和运营环境奠定了较好基础。
三、冲突产生
水井坊前8年的审计业务都是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承接的, 由于其实际控制人聘任毕马威作为其审计事务所, 为避免重复审计, 水井坊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毕马威) 作为其2014年度内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毕马威由于以下两项事件与水井坊产生异议, 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一) 政府拔付的扶持资金的使用
毕马威2014年审计报告披露:水井坊原子公司聚锦酒业公司与郫县财政局签订备忘录, 约定其收到郫县财政局财政技术改造扶持资金共计人民币94006000.00元, “用于成都聚锦酒业有限公司工业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水井坊曾以临2011-02号公告“决定终止原六届董事会200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在郫县新征工业用地的议案》并终止拟在该地块上进行的酒业发展项目”, 上述被指明拔付的用于郫县的建设项目并未进行。而后, 水井坊子公司成都水井坊酒业有限公司在邛崃市实施了新产品开发基地及技术改造项目 (以下简称“邛崃项目”) 。水井坊将上述郫县财政局财政技术改造扶持资金作为与水井坊邛崃项目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从2013年开始在邛崃项目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2014年度, 水井坊将上述郫县财政局技术改造扶持资金在邛崃项目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年合并利润表的营业外收入为人民币6267066.72元。由于水井坊能否继续使用郫县财政技术改造扶持资金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毕马威无法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 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也无法确定可能需要进行调整的金额。
水井坊解释:根据备忘录, 为鼓励水井坊在郫县扎根发展, 并调动生产和经营积极性, 达到促进郫县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目的, 在厂区从郫县红光镇、郫筒镇搬迁至郫县成都现代工业港重新建设阶段, 郫县财政局将分期对水井坊子公司聚锦酒业予以扶持, 扶持资金用于聚锦酒业“工业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自2009年5月至2010年12月期间, 聚锦酒业共从郫县财政局收到九笔、合计金额为94006000.00元的扶持资金。
(二) 长期股权投资相关事宜
2014年12月31日, 水井坊对成都水井坊酒业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人民币108396662.19元, 该项投资的账面价值大于水井坊享有成都水井酒坊酒业有限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的份额, 存在明显减值迹象, 而水井坊确定该长期投资无须计提减值准备, 并且未能提供充分的支持性资料, 毕马威无法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也无法确定可能需要进行调整的金额。
水井坊董事会提供说明:2014年12月31日, 成都水井坊酒业有限公司资产总额343770698.11元, 负债370095719.95元, 净资产总额-26325021.84元;2014年度营业收入8400000.00元, 净利润-114515282.99元。水井坊根据估计可收回金额确定该长期股权投资于2014年12月31日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针对上述两个事项, 水井坊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意见书, 同意水井坊董事会意见。
四、缺陷认定
(一) 内部环境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水井坊内部环境方面的重大缺陷主要体现为水井坊公司治理运转失灵。水井坊独立董事和监事会都发表申明, 同意水井坊董事会对该事件的处理。在水井坊独立董事中, 至少有一名会计审计方面的专家, 应该理解毕马威出具非标报告的“苦衷”, 但无论是水井坊独立董事还是水井坊监事会都对水井坊董事会的处理无异议, 至少从公开揭露的信息看是这样, 说明水井坊公司治理存在重大缺陷。
在毕马威对水井坊2014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审计报告后, 水井坊董事会在2015年没有继聘毕马威, 而聘请普华永道作为水井坊2015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二) 风险评估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根据备忘录, 为鼓励水井坊在郫县扎根发展, 郫县财政局分期对水井坊子公司聚锦酒业予以扶持, 扶持资金用于聚锦酒业“工业港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水井坊取得的9400万扶持资金是以在郫县建立生产基地为条件的, 换句话说, 不在郫县扎根发展, 就没有取得扶持资金的资格。而水井坊在取得扶持资金后没有在郫县而是在邛崃建立生产基地, 且水井坊的实际控制人为外国投资方帝亚吉欧, 郫县拔付的9400万扶持资金有退回郫县财政的重大风险。
(三) 控制活动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根据水井坊董事会提供的说明, 2014年12月31日水井坊对酒业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人民币108396662.19元, 而酒业公司净资产为-26325021.84元。也就是, 账面价值1亿元的投资对应受资企业净资产为负数。按照中国会计准则, 该项资产应减记为零, 而水井坊根据估计可收回金额确定该长期股权投资于2014年12月31日无须计提减值准备, 但其又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估计可收回金额”的支持性证据, 说明水井坊在财务控制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四) 信息与沟通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企业不仅要有一个好的内部沟通, 更要积极主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水井坊取得郫县财政9400万元扶持款, 应当与财政部门有良好的沟通, 确定该款项可用于邛崃项目, 但从上市公司揭露的信息中未见到上市公司做此项工作, 说明水井坊在信息与沟通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五) 监督方面存在重大缺陷
内部控制按照合理的设计有效运行, 监督是内部控制自我调整的机制。水井坊董事会下属的审计委员会在收到注册会计师对水井坊内部控制出具的否定意见报告后, 仍坚持其内部控制有效, 在内部控制评估报告中未提到内部控制缺陷, 说明水井坊内部控制监督机制是失效的, 存在重大缺陷。
五、对策建议
(一) 统一内部控制评估报告格式与内容
当前, 我国实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时间不长, 上市公司按照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内部控制建设存在许多问题, 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内部控制评估报告的格式和内容, 改善内部控制评估报告格式能有效传递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的相关信息。建议建立统一的内部控制评估报告范式, 再按行业建立内部控制评估报告的范本, 促进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信息的传递。
(二) 提高企业对内部控制的思想意识
从水井坊的案例中可以看出, 上市公司对内控存在应付了事的思想态度, 对监管层倡导的内控流于形式。水井坊正是由于不重视内控, 没有提早识别出经营中所存在的风险, 当世界发生金融危机, 中国政府政策发生变化, 酒类消费下降, 水井坊连续三年发生亏损, 面临退市的压力, 不得不做出各种应对措施。2014年, 水井坊转变企业战略, 转换经营思路, 加强风险管理, 成立了风控合规委员会和风险内控部, 加强内部控制建设, 所以才有2015年上半年的扭亏为盈, 但前期经营亏损已成事实, 为了“保壳”, 才有种种违规操作。
(三) 开展注册会计师内部控制审计业务专项检查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定期组成专班, 对各家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内部控制审计业务的状况进行检查, 抽查其工作底稿, 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 不断提高中国注册会计师内部控制审计的执业水准。
摘要：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是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中最基础的问题, 然而在具体操作中存在许许多多实际情况, 使得现行内部控制法规体系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均缺乏具体可操作的细化规则, 上市公司对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执行走形式、走过场, 导致个别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ST水井就是其中的经典案例, 其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估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发生冲突。本文以*ST水井2014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为例, 分析其内部控制执行和缺陷认定存在的问题, 并从监管层、企业和中介机构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案例研究
参考文献
[1]杨敏, 贾文勤, 欧阳宗书, 李筱强, 胡兴国, 邱昱芳, 夏文贤, 米传军, 李静, 徐振, 谢安, 顾玲, 崔志娟, 胡为民, 阳尧.我国上市公司2012年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情况分析报告[J].财务与会计, 2013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