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权说

2024-08-16

代表权说（精选5篇）

代表权说篇1

思想政治必修2政治生活第57页第一段, 有这么一段表述, “人大代表代表人民在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国家权力, 除审议各项议案、表决外, 还享有提案权和质询权”。人大代表的审议权、表决权、提案权、质询权到底属于“权利”还是“权力”, 很多学生和教师都感到很困惑。

一、两种观点的争论及依据

第一种观点认为, 应该是“权利”。依据很充足,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以下简称《代表法》) 第三条规定:代表享有下列权利: (一) ……参加审议各项议案、报告和其他议题, 发表意见; (二) 依法联名提出议案、质询案、罢免案等; (三) 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表决……

第二种观点认为, 应该是“权力”。依据也很充足: (一) 同是这部《代表法》第一条开门见山规定:为保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行使代表的职权, 履行代表的义务, 发挥代表的作用, 根据宪法, 制定本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职权, 参加行使国家权力。教材表述的前半句显然是从第二条第三款中概括出来。 (二) 从现代汉语语法的角度考虑, “代表人民在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国家权力, 除行使……还享有……质询权”这个句子很清晰地表明审议权、表决权、提案权和质询权属于人大代表代表人民行使的国家权力。

二、法理学上的解读

现代汉语中“权利”是一个舶来品, 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广泛使用“权利 (right) ”与“权力 (power) ”, 且含义都很明确:人民享有权利, 政府行使权力。在我国, 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一词, 也一般指对公民和作为民事关系主体的法人所享有的权利, 但很多法理学教材中所讲的权利又包括了国家机关在执行公务时所使用的职权、权限、权力和职责。权力一词或者是指“国家权力”, 或者是职权的同义词。综上所述, 也就是说权利与权力两词的关系, 有时可以通用, 有时又有区别。区别是, 权利指公民、法人所享有的权利, 权利与义务相对;权力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所使用的职权, 职权与职责相对。

三、评析

基于以上法理学分析, 从权利与权力通用的角度讲, 第一种观点的表述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种观点显然也是正确的,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 代表人民在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当然是国家权力。争议似乎可以结束, 但笔者认为这种二者皆可的态度, 实际上是模糊了人大代表的地位身份及其“权利义务”, 必须正本清源。

(一) 在我国汉语词汇和法律规定中, 权利和权力, 特别是公民的权利和国家权力是有严格区分的

首先, 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公民使用的是“权利”一词, 如第二章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对中央国家机关使用的则是“职权”, 而没有用“权利”一词, 如第六十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第八十九条规定“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其次, 公民的权利通常关系个人利益, 有些权利可以为或者不为。国家机关的职权通常代表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 不能抛弃, 否则失职或违法,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这些权力时, 多伴随着国家机关的强制力。

(二) 在我国人大代表的地位具有多层性

首先, 人大代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 享有作为中国公民所应该享有的一切权利, 并履行相应的义务, 不能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代表法》第五条规定:代表依照本法的规定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和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 都是执行代表职务……代表不脱离各自的生产和工作。以上条文可以看出, 在我国, 人大代表执行代表职务主要是在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的工作和在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活动时。非执行代表职务时, 人大代表的身份是公民。

其次, 人大代表是“民意委托者”, 是选民与选举单位推选出来的委托代理人, 人大代表与选民或选举单位存在政治上的委托关系。《代表法》很好地理顺了人大代表与选民或选举单位的法律关系。相对选民或选举单位, 《代表法》规定人大代表主要享有下列权利:第三十三条规定“代表……参加……代表活动, 代表所在单位必须给予时间保障”, 第三十四条规定“代表……执行代表职务, ……享受所在单位的工资和其他待遇”, 第四十四条规定“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代表的权利, 支持代表执行代表职务”。与此相对应人大代表必须对选民或选举单位履行相应义务, 如《代表法》第四条规定:代表应当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努力为人民服务。《代表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代表应当采取多种方式经常听取人民群众对代表履职的意见, 回答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对代表工作和代表活动的询问, 接受监督。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应当以多种方式向原选区选民报告履职情况。

再次, 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 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职权, 参加行使国家权力。《代表法》第二条第二款和第三款明确规定上述内容。显然人大代表和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关系与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关系是类似的, 是职权与职责的关系。

综上所述, 思想政治必修2政治生活教材第56至57页正文对人大代表的表述多是从人大代表和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关系角度出发的。教材正文直接回避了人大代表与选民或选举单位这层法律关系, 而只是在57页的探究材料中模棱两可地设计了一个“镜头三”, 也没有明确指明是选民与选举单位。教材的这种回避很容易给学生造成一种误解, 人大代表与选民或选举单位没多少关系。面对社会上人大代表当上人大代表以后严重脱离选民或原选举单位的不正常现象, 我们的教材难道不应该补上这一课吗?否则, “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要求和“代表意识”只能是一句口号。

参考文献

[1]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孟盛.人大代表如何代表民意——专访中共四川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张星炜教授[J].廉政瞭望, 2010 (5) .

代表权说篇2

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采用西方“三权分立”和“两院制”的政治制度模式，除去由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的决定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要从制度上克服西方“三权分立”的局限性，创立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体制。

“三权分立”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原则。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一原则对于否定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是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理论根据，以财产私人所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两党制、多党制为制度支柱的，其最终目的是保证和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从本质上来说，“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分工和利益分配，资产阶级是绝不会把自己的统治权分给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

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三权分立”的局限性。曾任美国国会参议员的富布莱特在讲到美国的“三权分立”时就说过：“我们的政治体制今天运转起来非常不灵，在民主党控制国会而总统是共和党人时，宪法规定的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内在抗衡就要大大加剧，国会常常不能就预算达成一致意见，也不能有效地削减财政赤字，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我们政府权力分立体制所固有的行政和立法之间的抗衡。”在西方议会制国家的“三权分立”中，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实际上是相互混和而非相互分立的”。

概括起来说，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主要存在以下弊端：“三权分立”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基本矛盾，难以形成人民和社会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的制度化机制；在“三权分立”之下，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和民主的主体，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处于对立状态，公民权利经常遭到国家权力的侵犯同时也成为抵抗国家权力的力量；以权力相互钳制为特征的“三权分立”互相掣肘，彼此扯皮，降低甚至丧失了效率，使国家机器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政府职能和角色的转变，“三权分立”发生了“行政权强化、立法权式微、司法权政治化”的嬗变，传统“三权分立”原则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中逐渐走向衰亡。

人大代表说“人”的城镇化篇3

然而，代表委员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城镇化如何释放扩大内需的潜力。

201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如何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近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与宿迁市委书记蓝绍敏、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周岚、淮安市市长曲福田、南京市高淳区武家嘴村党委书记武继军四位全国人大代表就以江苏为样本的新型城镇化改革试点进行了探讨。

城镇化因何受困

城镇化的本质可以看做是改革旧有的“人地”关系。农村土地流转集中，打破原有分散经营的农耕方式，机械化设施与现代化技术的应用，提升农业规模、产值，节余出大量的劳力。“人”的过剩，则通过合村并居、新建城镇集中安置。同时，村庄合并节余出的土地通过指标置换，又能为各级政府带来滚滚财源。

这是一次对农民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颠覆性变革。

当城镇化改革大幕拉开之时，人们谈论着如何刺激内需、保持宏观经济发展速度，憧憬着万亿投资商机的开启、各相关产业的繁荣前景。在这场关乎“三农”的大变革中，作为被改革的主体，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呼声却难得听闻。

曲福田说，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面临诸多突出问题与矛盾。“半城镇化”现象突出，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2.6亿进城农民工尚未市民化，亟待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产城融合度不高，不少地区出现“空城”现象，城镇化面临产业“空心化”难题，亟待以产兴城、以城聚产、产城互动。“城市病”日趋严重，需要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和形态。城乡二元体制与结构矛盾依然突出，需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武继军认为，“洗脚进城”的城镇化模式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失地农民进城后，虽有居住和养老的基本保障，但没有相对固定的工作，没了生活来源，长此以往就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就地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不再一味向大中城市转移，而是坚持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同步推进，把散落的农村居民点聚集发展为新社区，并逐步转化为新城镇，实现农民工人化、农业产业化、农村社区化，让农民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逐步与市民同权。这一模式的核心价值是确保了转移过程中农民的最大利益。

周岚说，受城乡二元结构与重城轻乡传统思维影响，过去城乡建设的重心在城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法律法规更健全，而乡村地区的专门法规仅有国务院1993年颁布施行的《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又明确将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设活动排除在管理范围之外。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乡村建设缺乏足够法律保障支撑。

创新在产城融合与城乡统筹

中国城镇化改革的试点，最初基本是自上而下地推动，整体路径往往如出一辙，即“土地集中+人口集中”。在此种整体路径下，一些地方政府也在尝试转换思维模式，通过地方性政策尝试更多考虑民众的现实需求与利益。

淮安市处于苏北腹地，周边缺少大城市和经济增长极，淮安人均GDP刚过7200美元，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基础还不强，还不能形成足够的产业辐射、支撑城镇化发展。

对于淮安市市长曲福田而言，淮安市城镇化的主要经验就是：近年来大力推进产城融合，立足地方实际，在多个维度探索创新。

曲福田认为，淮安小城镇与苏南相比小而分散，大多仍处于极核发育阶段，中心城市与县域城镇发展存在失衡现象，城镇化支撑力不够。淮安把发展县域经济作为关键举措，以县域经济的提档升级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淮安实行的“飞地经济”政策，引导各县区重点打造一批百亿元级特色产业基地，金湖石油钻采、盱眙钢管轴承、涟水食品酿造、洪泽盐化工等一批特色产业集聚集群目前已经显现效应。

在工业化发展的同时，淮安农用地占比、基本农田保护率分别高达66.2%和86.5%，同时水域面积占市域总面积的25%左右，生态环境敏感性较强，可开发后备资源不足。因此，集约集聚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更显重要。

对于宿迁市市委书记蓝绍敏来说，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即农民市民化。宿迁的“一轴两副九市”城镇发展战略，通过建设九个小城市，“真正把城市布到农村、布到农民身边”。

蓝绍敏介绍说，宿迁跳出过去资源过度向城市集中、城乡二元割裂的发展思路，九个小城市，形成分层拉动、梯度带动、互促互动的格局，让农民身边有城乡统筹的辐射源、带动源、吸引源。

宿迁还建立了有利于城乡统筹的要素配置机制，明确县（区）财政每年对镇村社会事业、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逐年提高到公共财政预算支出总额的30%以上，土地出让收益中用于“三农”的支出不得低于40%，用于拆旧区农村居民安置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用地指标不得低于省下达挂钩指标总规模的30%。从制度层面上推进了城乡统筹发展。

武家嘴村如何实现“洗脚上楼”

今日江苏高淳县武家嘴村的村民都住进了别墅或公寓楼，喝自来水、用管道天然气，居住区有下水管道，村里参照城市模式创建学校、文化中心等公共设施。

上述这一切的基础来自近年来武家嘴村依托传统产业优势做大船舶制造、水运、现代农业服务业，2013年，武家嘴村实现生产总值35.7亿元，村级集体经济可支配收入5000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9.9万元。

武继军说，在就地城镇化方面，除了“硬件”，武家嘴村不断做优“软件”，九年制全免费的武家嘴实验学校，已经成为高淳区教学质量最好的学校之一。高淳区，甚至南京市很多学生想到这所学校上学，那只能算“借读”，不仅名额有限，还要缴纳费用。

武家嘴村还引导村民参与村务民主管理，以多种形式参股村集体企业，提高村民的民主管理参与度和资产性收入。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变市民的实际含金量。武家嘴村除村民新农保、新农合费用全部由村集体承担外，还建立了村民养老补助制度，60岁以上就可以领取，90岁以上老人每月补助800元。看病就医的费用，村里按照“医保报多少，村里就报多少”的政策直接兑现，村民看病的报销比例可以达到80%。

呼吁顶层设计，立法加强乡村建设管理

以牺牲环境和社会公平为代价换取发展速度的做法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的城镇化发展由速度扩展向质量提升转型势在必行。

事实上，从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在未来城镇化发展方向上，中国就释放出了推动城镇化发展由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明确信号。这种转型将以何种路径实现，代表们对顶层设计充满期待。

周岚认为，立法加强乡村建设管理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方面，国家对乡村规划建设管理的要求更加明晰。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要求科学引导村庄演变发展：“哪些村保留、哪些村整治、哪些村缩减、哪些村做大，都要做到规划先行”。

另一方面，近年来住建部会同相关部门在乡村规划建设、人居环境改善、传统村落保护、乡村文化和特色景观保护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各地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乡村建设经验和实践成果，具备了立法的必要基础。

曲福田提出，要找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结合点。地方层面，应支持基层实践创新，在户籍、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等方面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探索创新。

代表权说篇4

在我感受中, 研究会是一个学习场所。在过去的几年, 中国医疗保障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我们不仅在短短的时间内, 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 并且在完善基本医疗保障, 提高保障程度和合理控制医疗费用方面也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 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 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在渐进式改革中, 我们总是存在着许多疑惑, 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和天马行空的论调, 让我们感到云里雾里, 一头雾水, 不仅带来了许多的困惑, 还给我们设下了许多陷阱。然而, 有幸的是在这里我们能够聆听各位领导和“大师”的精彩的演讲和独到的见解, 如东进会长的“医疗保险支付制度改革是中国医疗保险改革的牛鼻子”、“城乡医疗保障发展是中国医疗保障改革的关键”;何平所长对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理性和深刻的思辨, 先军秘书长对中国支付制度的深入而系统的辨识以及郑树忠副局长提出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 要从简单的控制医疗费用增长目标转向更好地保障参保者权益等等。这些真知灼见, 总是给我很多启发, 使我收益良多。有研究同道称赞我说, 梁教授这几年医疗保险研究的功力见长。而我深以为, 这是因为我有幸学到“大师”的思想。

研究会也是一个互动的平台。在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云集了中国医疗保险的官员和学者, 就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各抒己见, 就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开展最前沿的探讨, 怀着探索中国医疗保障改革更加符合发展规律性的基本共识, 进行最为充分的交流、交锋和交融, 使我能够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中国新医改的难点和发展取向。有领导说, 梁教授敢说且说得比较有道理。我深以为, “敢说”缘于中国医疗保险研究会所创造的良好环境, 我们别无私念, 只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理想, 说错了, 没关系;没有顾忌, 所以敢说真话。“有道理”缘于我在医疗保险研究会, 扮演好了自己的角色, 做好了一名勤恳的整理员和搬运工。只是将我们各位领导和专家的真知灼见汇总起来, 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