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适用性（共12篇）
中国适用性 篇1
皮埃尔将治理理论说成是20世纪晚期政府管理理论中的主流观点。虽说治理理论起源于西方, 但皮埃尔的这句话其实说明了治理理论已经超越了其本土的地理限制。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可谓是迅猛, 其出现的频率也不亚于西方理论界, 尽管时间上稍晚于西方。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的治理理论到底如果, 我们就必须揭示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一、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国内对于治理理论的主要论点主要集中在四大方面:第一类认为治理理论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 通过引入第三部门、市民社会等群体和参与者来实现治理。该类别的学者普遍肯定了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第二类认为必须通过发展市民社会、第三部门等分政府组织来实现。此类别的学者把治理的关注点集中于非政府部门的发展和培育上。第三类认为要实现治理必须通过政府内部的沟通机制、层级结构的改革。他们认为治理的最终实现只能靠政府内部自身的改革。第四类认为治理的实现需要多方的博弈。此类学者承认多元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也强调主体间互动的必要性。
二、案例分析一——温州商会
温州商会被吴敬琏称为“真正的民间商会”。温州商会的产生与发展是与温州模式同步生长起来的。如今的温州商会已经能够独树一帜了, 这不仅因为它们在行业内部协调、帮助政府进行行业管理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而且也是因为它们确实有别于那种官方性很强的行业组织。温州商会因为它们在行业内部协调、帮助政府进行行业管理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而且也因为他们确实有别于那种官方性很强的行业组织。目前温州绝大多数商会对自身自治程度有较高的评价。温州商会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相互之间的权力依赖关系可以体现为:温州商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授权和支持, 温州商会的发育和职能发挥都得到了政府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肯定和确认。与温州商会的发展需要政府支持相对应, 地方政府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诉求也需要温州商会的积极配合。
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经济发展和本政府的发展, 除了要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以外, 还必须使产业能够在政策发展以外, 形成有效的产权结构和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通过有效的产权保护和良好的投资环境更好地配置经济、社会资源, 从而提高本地区行业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在明确了投资主体的预期收益, 从而激励投资主体的生产积极性, 扩大生产利润, 扩大地方政府可分享的剩余额。由此可以看出, 在温州商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虽然有官方的默许, 鼓励甚至直接操办, 但仍然有显著的自生自发的特征。这或许能成为市场经济为国家之外的社会领域提供了空间的证据。但具有自主性的温州民间商会也为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变化提供了条件, 而它在“地方治理”中的实际作用也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肯定。
但是, 温州商会的镶嵌性特征也不容忽视。商会主管单位的确立和变化、商会对业务主管单位的选择倾向、商会的党建工作和一业一会的规定均决定了政府在温州商会中的镶嵌性, 使其不能完全独立于政府。
三、案例分析二——宁波海曙区的居家养老服务政策
尽管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定性的结论回答治理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 适用到什么程度。但是治理实践已经存在于中国, 在地方的社会政策层面上就有一个显著体现——宁波海曙区的居家养老服务政策。
宁波市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浙江省平均水平, 海曙区老龄化的发展速度非常迅猛。面对这种情况, 2004年宁波市海曙区颁布了《关于海曙区社会化居家养老工作的指导性意见》, 提出按“政府扶持、非营利组织运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思路, 建立新型的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全面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主要内容就是由海曙区政府出资, 向非营利组织——星光敬老协会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社区落实居家养老服务员, 每天上门为辖区内600余名老人服务。
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同时, 还有其他配套政策, 海曙区政府将这种服务概括为“走出去”和“走进来”的“两走”居家养老模式。“走出去:就是指对一些行动便捷的老人提供娱乐学习场所, 供其交流和休闲娱乐。“走进来”就是指对一些高龄的、行动不方便的老人, 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 由专门的服务人员上门对其服务, 从而解决老年人的起居饮食等生活困难。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比较典型地呈现了治理中的网络特征。政府、NGO和社区在购买居家养老政策的决策和推行中, 形成了一种网络状的协作局面。
四、总结
从案例中可以看出, 治理理论在我国某些领域还是有其存在价值和存在空间的, 但困难也有很多。这主要是因为治理理论离不开两个必备的因素: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平等的伙伴关系;民主、协作和妥协的精神。正是由于这两点, 治理理论在我国这样的土壤发展显得尤为困难: (1) 目前, 中国总体上并不存在着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 即便有所谓纯粹的公民志愿性团体, 但数量极少, 几乎没有规范性的规章或者文件, 更不说将其纳入程序化的轨道了。 (2) 现存的政治制度是党政一体、议政合一的政治体制, 在这种政治体制下, 多元化主体很难独立成长并且壮大。即将多元化的利益发展纳入一元化的框架之中。所以, 通过利益多元化推动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极为不现实的。 (3) 从目前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进步来看, 中国的国家结构方面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在一定程度上国国家建设仍然具有革命的某些特征, 一元化的体制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将长期存在。民主、合作与妥协在中国政治文化土壤中培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摘要：治理理论, 作为一个具有丰富而深刻内涵的崭新理论是近几年才刚刚兴起的, 一经出现, 就迅速在国际学术界和各种国际组织及政治领域流传开来并被广泛使用。文章以温州商会和宁波海曙区的居家养老服务政策为案例, 揭示了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关键词：治理理论,适用性
参考文献
[1]俞可平著.《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
[2]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9年.
[3]郁建兴, 王诗宗, 黄红华等.《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省温州市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年.
中国适用性 篇2
2年那金色的秋天，怀着青春的梦想，我走进了这座英雄的城市，在人和校园的三尺讲台上，度过了难忘的四年春夏秋冬。虽然故乡在巴山秦岭那一边，但走进繁华的解放碑，聆听清脆的钟声，仿佛融入了时代搏动的节奏，仿佛听到朝天扬帆的劳动号子，仿佛闻到了大巴山旱莲的清香……
青春的梦想伴随解放碑的钟声升腾。清晨，踏着路旁的花草露珠，是谁?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美丽;傍晚，天上闪烁的星星连着渝中半岛万家灯火，是谁?让这座城市显得那样平安祥和。
解放碑的钟声告诉我，是无数的劳动者双手创造了城市的美丽;
解放碑的钟声告诉我，是无数青春的梦想铸就这座城市的.辉煌。
一次又一次清脆的钟声,敲打着一个个青春的梦想。我的青春梦想在那明亮的教室里，我的青春梦想在那校园绿色的操场上，我的青春梦想在那春风暖人的集体之中。
课堂上，青春的梦想在这里体现。教师的智慧劳动让孩子懂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感恩情怀;在优美的诗文中，一句一段一标点，像一种神奇的魔力，抓住孩童的心灵，让爱的阳光充满孩子们爽朗的笑声。
绿色的操场上，青春的梦想在这里升腾。教师的辛勤劳动让孩子像初飞的雏鹰展翅飞翔，一次次生动的拔河比赛，一次次开心的单脚跳游戏，让快乐伴随孩子们起跑在童年的绿茵场上。
温暖的集体中，青春的梦想在这里延伸。教师的无私劳动让自己感到梦想力量的伟大。不论是深入教学第一线的校长，还是白发苍苍的老教师，为毕生的教育梦想，默默无闻地奉献自己的一生。无论工作多累，时间多紧，沧桑的脸庞总是露出会意的微笑。一种执着的教育追求，在一代又一代的脚步里，编织了一幅劳动最美的壮丽历史画卷。
再一次走进解放碑，我爱这座城市，更爱这一群为梦想拼搏的老师。
许多老师告诉我，解放碑是重庆标志性建筑，见证了历史，展望了未来，开拓了明天。
钟声里，穿越历史的天空，我们的劳动见证了“富民兴渝，科学发展”的教育梦想。
钟声里，遥望两江潮涌的浪花，我们的劳动凝聚着“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教育梦想。
钟声里，聆听校园朗朗的读书声，我们的劳动注视着“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的教育梦想。
美在心灵，美在行动，我愿用青春的旋律，奏响新时代的钟声。
让青春的钟声告诉未来：人生无悔，青春无限。
权益结合法在中国的适用性探讨 篇3
【关键词】企业合并适用性税收
一、引言
在当今资本市场中，收购和兼并已经成了企业迅速发展壮大的不二选择。著名的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利茨曾说：“当今世界上很少有大企业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兼并和合并活动而发展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公司主要靠内部积累成长为巨型公司”。{1}在西方国家，企业发展经历了五次较大的合并时期，对其经济发展也有很大的促进。虽然并购在我国的资本市场历史中鲜少提及，但其也经历了开始和高潮阶段。伴随进一步完善的中国资本市场以及股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的股票全流通已经实现，为兼并和收购扫除了一些障碍。金融危机的发生，也为我国资本市场理性发展和提供价值发现功能创造了机会。因为创业板的推出，企业并购一时风头正劲，可以想象，未来中国的资本市场上，兼并和收购将是家常便饭。
然而，一个至关重要的点，即企业并购中会计方法的选择，国际上还存在着很多争议。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于本世纪初公告称，取缔权益结合法，购买法将是企业合并的唯一会计方法。{2}跟风一般，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也随即对权益结合法采取了同样的态度。{3}我国最新的企业会计准则（2006年）中明确指出，企业合并可以适用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适用权益结合法。
二、权益结合法在我国继续存在的合理性
（一）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何摒弃权益结合法
权益结合法的缘起，始于20世界早期，当时关于企业留存收益的会计处理争议甚嚣尘上。其最初被运用于法律上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的实体之间的收购兼并。那时的会计业界有一个基本准则，即，新成立的公司不应存有留存收益，其留存收益只应来源于公司之后的经营活动盈利。但是，就是在20年代，美国出现了只是公司形式变化，实质未有改动的企业合并类型。在这些案例中，将被合并公司的留存收益融入合并企业似乎是合乎逻辑的。同理，新成立的公司资产也应按合并前的账面价值进行确认。即，不产生新的会计计量基础，通过权益结合法使用账面价值加并两个公司的资产、负债以及权益，使得在账面上呈现了“各参与合并的公司似乎在合并前就是一体经营的会计实体”。
到了三十年代，只要企业合并符合上述两个条件，新企业合并之初带有留存收益被视为合规。在实务中以合并前的账面价值作为合并后企业在会计计价基础渐渐确立。因此，权益结合法植根于在合并前即存在强关联的公司的收购兼并。
但是，权益结合法的弊端在美国逐渐显露。由于权益结合法导致开业初即有留存收益，使得每股盈余增加，目标企业股东可享免税待遇。这致使企业非常积极地满足权益结合法的适用要求。几乎同时，权益结合法的识别标准逐渐被侵蚀，权益结合法几乎能普适于任何企业合并。
但是，事实上美国在六十年代时，上市公司间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能真正意义上适用权益结合法的企业少之又少。因此，出现了上市公司之间蓄意在合并前构造强关联属性，套用权益结合法的现象。
为了防止采用权益结合法的企业合并后释放权益结合法的风险，约束企业滥用权益结合法，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才逐渐废止了权益结合法。
（二）我国的特殊历史背景决定权益结合法不可废除
在我国最新出台的企业会计准则中明确指出，权益结合法在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仍然适用。参考相关文献，目前对同一控制的定义大致如下：参与合并的双方在合并前后受控制于相同的一方或多方。{4}而国外到目前为止尚未对“同一控制”进行统一定义，且少数的定义大都采用枚举法。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在西方发达国家鲜少出现，但在我国似乎已成主流。中国资本市场的上市发行制度，笔者认为，是直接导致国内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多发的根本原因。处于利益的考量，中国证券主管部门在上世纪90年代采纳了额度制上市的方式。分配到上市额度的国有企业，往往会从企业资产中选择一部分分拆出来成为公众公司。而母公司随带着未被剥离的资产，并不上市。鉴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国的上市公司身后，往往有一个实力雄厚的未上市母公司集团。
这样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分拆上市，在之后的运作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首先，分拆上市使得上市公司不能完全实现独立运作，他像是一个没有断奶的孩子，甚至不能在市场上进行独立的竞争。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拆上市，在日后弊端渐渐显露。首先，上市公司脱离不了母公司的控制，像一个未断奶的孩子，不能独立做主；再者，上市公司不具备独立竞争能力，使其时常受制于母公司，从生产到经营，到财务再到人事，方方面面都尽在母公司掌控之中。缺少透明度和制约又使得母子公司之间容易发生关联交易、担保、资金占用等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公司治理失控问题。通过母子公司之间的合并从而实现整体上市，不仅有助于解决原上市公司竞争力缺失问题，而且还避免了利益输送，完善了治理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企业合并后可以大大增加企业的实力以及融资能力。因此，预计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还将是我国资本市场上企业合并的主流。由于中国的大部分企业不需要在合并前蓄意构造一种强关联的属性，因此在中国的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使用权益结合法，是符合权益结合法产生的初衷的。
（三）在我国单一使用购买法的弊端
基于上文对于两种方法的比较，购买法较权益结合法的报告利润要少。结合我国的融资和监管环境，盈利能力指标低下，往往使得企业处于较难融资的境地。如果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只能使用购买法，这势必会降低企业间合并的积极性。这是监管层所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他们急欲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因此，在当前的历史背景下，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采用权益结合法无疑是最佳选择。
（四）对税收的影响
由于权益结合法不确认收益，因此在合并的过程中不产生额外的税费，但由于购买法需要确认每一笔资产和负债的损益，因此对于合并方以及被合并方来说，存在一笔较大的税费支出。
综上，不管是从权益结合法的定义，还是从目前我国的现状来说，权益结合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甚至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会是我国资本市场上企业合并的主要会计选择。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理论结合国情，才能创造出符合我们中国的路。
注释
{1}雷辉.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3），66一77。
{2}徐明译.《美国公认会计准则》，经济出版社，2008（2），第141页。
{3}许昕译.国际会计准则[M].北京：经济出版社，2009（1），150-151。
中国适用性 篇4
传统的贸易理论包括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均是以代表性厂商为微观基础进行研究的,代表性厂商的对称性便于求解一般均衡。而大量微观数据的经验性研究发现,新贸易理论模型并不适用于解释实际情况。新贸易理论将所有企业看做同质的、出口的,而实际情况显然与模型假设相违背:生产相同产品的企业中,并不是所有企业都会出口,且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在生产效率、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上都有很大差异。基于大量的经验性研究,以异质性企业为基础的新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综述
Melitz(2003)提出的模型,成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即新新贸易理论的基础。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企业动态产业模型以Hopenhayn(1992)的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垄断竞争动态产业模型为基础,并扩展了Krugman(1979,1980)垄断竞争贸易模型,同时引入企业生产率差异。在消费者偏好方面则参考了Dixit and Stiglitz(1977)的CES效用函数。该理论提出两个假设,一是企业具有异质性,边际成本是外生的;二是企业要进入一个行业前必须付出一定的不可撤销的初始投资也叫沉没进入成本(sunk entry cost),企业自身的生产率水平在进入行业后才得知,如果企业选择出口则需再次支付成本(iceberg transportation cost),企业每期都可能因亏损而退出行业。
Melitz模型的主要结论是: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均衡条件时,认为企业存在一个零利润生产率 Φ*,如果生产率高于 Φ*,企业就可以获得利润,如果低于这个水平,企业就会退出市场。Φ*的提高会降低行业中企业的数量,一旦 Φ*一定,行业中的企业数量就不会变化。因此封闭经济中的贸易并不能提高企业的的产效率。当经济由封闭转向开放时,贸易能够引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能继续为本土市场生产甚至退出市场,一个产业部门的贸易开放将会导致工资和要素价格升高,生产率低于国内 Φ*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生产率高于国际 Φ*的企业将能够承出口的初始投资并开始出口,生产率介于二者之间的企业将继续为本国生产,这被称为贸易的自我选择效应。资源会从生产率低的企业流向生产率高的企业,实现优化配置,企业总数减少。贸易通过提高零利润生产率而使整个产业的生产率提高,这被称为贸易的再分配效应。
其它学者也曾采用异曲同工的模型来研究企业异质性问题。Jean(2002)假设企业的边际成本为离散的序数排列。Asplund and Nocke(2006)则假设异质性企业的生产率服从马尔科夫过程。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与Melitz(2003)基本一致。
理论模型形成之后,学界对理论模型进行了两个方面的研究和拓展。一方面是是理论模型的拓展,异质性企业模型被广泛运用到各种以异质性企业为围观模型的理论中去。另一方面是经验研究,学者们利用各国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对Melitz模型进行校准模拟和计量检验。
三、数据、模型及方法
1、数据来源及筛选
本文数据样本来自于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全部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笔者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筛选。
首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共收录了30 个制造业行业,在检验出口企业与生产率关系时,要剔除资源依赖性和垄断性的制造行业16 个。第二,剔除掉明显统计有误的样本如工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固定资产总值以及工业增加值等出现负数的情况。第三,删除企业员工总数低于8 人的样本。经过筛选后,剩余企业样本188285 个。本文将出口交货值大于0 的企业称为为出口企业,共有53437 个样本,出口交货值等于0 的企业称为非出口企业,共有134848 个样本。按地域将所有企业分为三组分别为东部地区(de)、中部地区(dm)和西部地区(dw)。
2、基本模型
企业生产率、资本组成、人力资本和所在区域等多方面都可以反映出企业的异质性,对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影响。本文目的是检验异质性企业模型对我国企业出口的适用性,将以上各变量考虑到其中,形成以下计量模型:
模型个变量含义如下。因变量ex表示出口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出口则为1,否则为0;自变量分别为:productivity—企业生产率、state—国有资本份额、individual—私有资本份额、hmt—港、澳、台投资资本份额、foreign—外商投资资本份额、ln(k/l)—资本/ 劳动对数。de—地区虚拟变量,企业位于东部地区则为1,否则为0;dw—地区虚拟变量,企业位于西部地区则为1,否则为0。其中最为重要的解释变量是企业生产率。生产率有几种不同的和衡量方法,本文将采用两种方法来计算。一种是劳动生产率LTFP,Melitz(2003)模型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因此可以用劳动生产率来作为企业生产率的衡量指标,计算方法为LTFP=ln(Y/L),其中Y为企业的工业增加值,L是企业的员工人数平均内值。第二种是几十年hi全要素生产率ATFP,其计算方法为ATFP=ln(Y/L)-sln(K/L),其中K为企业固定资产总值,s为参数,这里取s=0.3。如果劳动生产率的符号为正,则可证明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出口。其它的控制变量如所有制形式和企业所在地区等,都会对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企业的资本与劳动比率反映了企业的要素密集度,由于我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出口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预测该解释变量符号为负,也就是资本比劳动的比率越高,企业越不容易出口。
(注:括号中为t、z值*p<0.05**p<0.01***p<0.001。)
3、计量方法
该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是一个虚拟变量,故而本文选取离散被解释变量情况下的二值选择模型。分别采用线性概率模型LPM、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来对模型进行估计。并将计算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的边际效应和模型准确预测比率,然后对三种计量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应用Stata12 软件运用LPM模型、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对方程进行了估计。表1 为用劳动生产率LTFP作为生产率来进行回归的结果。
表1 中第一列、第二列和第三列分别为LPM、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估计的结果。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指标得到的结果与表1 非常相似,采用两种生产率估算方法得出的结果基本相同。从模型的估计效果上来看,所有的解释变量系数都在0.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三种估计方法结果符号基本一致,估计效果较好。但是,我们发现,三种模型无论是利用劳动生产率作为成产率指标还是利用近似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指标,其系数都为负数。这也就说明,生产率对出口的贡献为负,即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不容易出口,而生产率低的企业约容易出口。这与新新贸易理论中的基本结论相违背,说明中国可能存在着异质性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关系的“悖论”。为了检验这一情况,笔者进行了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各行业生产率均值对比。对比结果显示,除饮料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出口企业生产率略微高于非出口企业之外,其它行业的企业生产率非出口企业都明显高于出口企业,总体均更为明显。结合回归结果中资本比劳动对数这项结果同为负来分析,产生这种悖论的原因可能是中国出口企业的产业结构决定的。由于资本比劳动比率对出口的贡献为负,可知在中国资本密集型企业不易出口而劳动密集型企业更易出口,劳动密集行企业通常为加工业,生产率水平相对不高。因此构成了中国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反而不出口的悖论。这一实证结果可以一定程度上说明新新贸易理论中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在中国不适用。
对于企业所有制形式的差异与出口关系,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份额对出口的贡献度明显大于国有资本份额和私有资本份额。这与实际情况相符合,我国的出口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比非常大,出口中有超过一半的来自外商投资企业。
在地区差异方面,非常明显地,东部地区的企业更容易出口,这与实际情况十分吻合,我国出口企业中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占全国出口份额的八成以上。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层面的数据,即14 个行业,共188285 家企数据,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引入了两种形式的企业省产率,同时引入资本组成形式、要素比率和地区等控制变量,研究新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实证结果表明,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更不容易出口,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企业更容易出口。这说明Melitz(2003)异质性企业模型在中国并不适用,确实存在国内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悖论。
从资本组成上看,外资所占份额大的企业更容易出口;从地区上看,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更容易出口;从要素比率上看,在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更容易出口。
这些实证结果也说明,在我国,从事出口的多为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新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的悖论主要是由于中国自身的产业结构造成的。
摘要：2003年Melitz提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不断发展。本文基于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层面的数据对新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实证研究。主要检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要素生产率、资本组成形式、要素比率及企业所处地域等因素对中国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反而不容易出口,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适用于中国。此外,外资份额比重大和东部地区的企业更容易出口。
中国适用性 篇5
5月6日下午1点半，信大持续每周二例行的学术研究会在9号楼302如期举行。本次进行汇报的是王海峰和吴彩英两位老师。他们汇报的题目分别是《探索家装行业发展新趋势——云装修》和《基于C# +Xamarin的跨平台移动开发的研究》。
王海峰老师就家装行业刚刚兴起的新鲜事物——云装修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向在座的各位领导和老师进行了阐述。
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大潮，家装与互联网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消费者则越来越希望互联网发挥更多的功能，例如寻找优秀的施工单位，满足个性化自由设计，以及足不出户掌握装修进程和装修的质量„„消费者的迫切期望和云计算的兴起，催生了诸如极客美家等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云”企业，导致一向严重依赖线下交易的家装行业都开始触及“云”的概念。“云装修”依托互联网技术，其核心内容包括云设计、云体验、云施工等。通过它，不但能让业主拥有更大选择的空间，让业主的消费更加透明，还能让业主自选工程经理并对施工过程进行全程监督。
张子刈校长坦言，关于“云装修”，目前虽然只是少数几家公司在为数不多的城市进行实践，其真实的效果和意义还有待检验，但是通过“云装修”，确实可以提升消费者的体验和企业的服务水平。在下一步的研究过程中，要深入分析“云装修”对于我校室内设计人才有哪些专业能力方面的要求，相应的能力培养应如何展开。
吴彩英老师汇报的内容是跨平台移动开发，她说，当前移动互联的迅速崛起，使得移动应用得到迅猛增长，为移动开发提供了具大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对于企业而言，移动平台(android、ios、windows phone)的增多，移动设备尺寸的层出不穷使得移动开发的成本越来越大 ——无论是开发者进行学习的时间成本还是培训成本；对于开发者而言，由于平台所需要的开发语言不同，他们必须要学会不同的语言及开发工具，大量的学习时间影响了其对程序本身的开发。
在这种矛盾愈演愈烈的时候，Xamarin跨平台移动开发应运而生。它是一个跨平台开发框架，提供跨平台开发能力，开发人员透过它开发工具与程序语言，即可开发出ios、Android 与Windows 等平台的原生(Native)App 应用程序，不须分别使用各平台的开发工具与程序语言。
货币危机预警模型理论与中国适用 篇6
作者简介：马德功，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工程系教授，
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张畅，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马敏捷，男，四川大学数学学院，应用数学专业本科生。
摘要：概率模型､STV模型､KLR信号分析模型､DCSD预警模型､ANN模型等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货币危机预警模型。FR 概率模型的准确性､非差异性及所提供的样本数据受到置疑;STV模型克服了FR概率模型非差异性缺陷，但难于找到相似的样本国;KLR模型预测准确率较高，缺陷在于非结构化的经济模型;DCSD模型综合了FR Probit和KLR特征，但其检验并非纯粹的样本外检验;ANN模型在定量分析方法上有进展，但也存在系数估计等缺陷。综合比较与分析，FR模型基础上的因子-Logistic货币危机预警模型比较适用于中国。
关键词：货币危机;预警模型;因子-Logistic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F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12-0010-04
一､主要货币危机预警模型
目前国际上最有影响的预警模型大致可以分为计量模型和非计量模型两类，前者有STV横截面回归模型､ARCH模型､VAR模型､主成分分析法､相关性分析法､判别分析法模型等，后者有KLR信号分析法､受限因变量的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DCSD模型､ANN模型等。
1．FR概率模型，即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该模型由Frankel和Rose于1996年创立，这一模型特别检验了资本流入特征与货币贬值之间存在联系的假定。它假设金融事件是离散且有限的，而货币危机的发生则是由多种因素引发的。这些因素包括GDP增长率､外国利率､国内信贷增长率､政府预算赤字/GDP､实际汇率高估程度､经常项目/GDP､国际储备/进口额､外债总额等等。如果用Y表示货币危机这个离散变量，向量X表示引发因素，β是相应的参数变量，那么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可以用X的联合概率P来衡量了，具体用公式表示为
2．STV横截面回归模型。Sachs，Tornell和Velasco建立了STV横截面回归模型考虑了国别差异因素，一定程度上克服了FR模型的局限性。因为该模型使用的数据为横截面数据，或称面板数据，然后对这些数据作线性回归，因此称之为横截面回归模型。该模型在实际回归模拟时，将自变量设置为6个，包括实际汇率贬值幅度､国内私人贷款增长率和两个虚拟变量与实际汇率贬值幅度､私人增长率两两组合形成的4个新变量，加上截距项，共有7个参数需要估计。关于因变量，该模型将其定义为危机指数，用国际储备减少的百分比表示。通过一组样本数据，可估出模型中的7个参数，如果检验通过，模型可以建立。然后将引发因素的取值代入模型，就可计算相应的危机指数。
3．KLR信号分析模型。KLR信号分析模型是由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创建的一种重要的预警理论，现在几乎成为经济预警中的标准模型了。其核心思想是，选择一系列指标并根据其历史数据确定其阈值，当某个指标在某个时点或某段时间偏离均值的程度超过其阈值，就意味着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危机信号;危机信号发出越多，表示某一个国家在未来24个月内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中，一个时期内指标预测危机的能力被称为信号水平时期，这个时期就被定义为危机前的24个月。一个信号显示后在24个月内出现危机的信号称为一个好信号，在24个月之内未出现危机的信号则称为一个坏信号或噪声。实际发出的坏信号的份额除以实际发出的好信号的份额即为噪声—信号比率，阈值则被定义为最小化的噪声—信号比率。预警指标发出危机信号之后，最直接的处理办法就是将各个预警指标发出的信号数简单加总。假设共有n个预警指标，第I个指标在第t期发出信号与否用Sit表示，则简单加总合成指标可表示为
二､危机预警模型的比较与分析
预警模型将货币危机定义为名义或实际汇率在短期内发生大幅度变动。这样的定义容易识别出货币危机的发生，有利于货币危机样本的确定。由于Probit模型考虑的样本众多，同时把大量可能引起金融危机的经济､金融指标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捕捉了更多的共性。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能够很容易预测出危机的概率，能够同时考虑到所有变量，但是这一优点又使其很难识别出单个预警指标的影响。此外，货币危机的爆发点正是从稳定走向混乱的分叉点，预警指标在过去超出其阈值的表现将不会得到“延续”，如果系统稳定，那么外推可能会是有效的;如果系统是不稳定的，或者稳定的系统演化到了临近分叉结点的附近，那么无论预测模型对历史数据拟合得多好，外推总是不可靠的。
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的局限性表现在：(1)对银行危机及其传染效应的影响难于识别，从而影响了该模型的预警效果。(2)“三重估计”导致“信息过度使用”，降低了模型预测的准确性。(3)没有考虑国别差异性。单纯以名义汇率贬值程度确定危机发生与否，没有考虑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程度不同，各国名义汇率无法比较。在确定引发因素､样本数据方面对不同的国家没有区别对待。(4)模型仅预警货币危机，研究范围狭窄限制了模型的应用范围。
STV模型优点是克服了FR Probit概率模型没有考虑国别差异的缺陷，其不足则表现为，(1)该模型的应用要求找到一系列相似的样本国，操作上很难做到;(2)该模型考虑因素范围过于狭窄，只考虑汇率､国内私人贷款､国际储备与广义货币比率等因素;(3)该模型在危机指数定义方面有失偏颇，综合考虑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和外债危机，却将危机指数仅仅用国际储备减少的百分比来表示。
KLR信号分析法较之前两种方法较为完善，操作性较强，预警准确性也较高。首先，该模型给出了投机性攻击的定义，不仅包括成功的攻击也包括失败的攻击。同时，该模型还针对通货膨胀的问题选择了不同的方法，在高通货膨胀时期(即连续六个月通货膨胀高于150%)使用了不同的标准来定义货币危机。其次，KLR信号分析模型选择了较多的指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过Kaminsky的完善，增加了引发银行业危机的一些指标，综合考虑了货币危机与银行业危机的预警问题。此外，在预警模型建立方面，信号分析模型更具说服力，特别是合成指标将干扰/信号比率作为权重，更能反映单个指标对危机发生的作用程度。
KLR信号分析模型的局限性体现在：(1)主要以宏观经济环境为背景，没有考虑到政治性事件与一些外生事件对货币危机爆发时间选择的影响。(2)通常都无法获得反映金融机构特征的高频月度数据，如银行资本的充足性与银行监管的力度等，从而该模型不能表明引发货币或银行业危机的长远因素。(3)该模型不是一个结构化的经济模型，而是一个不精确的､简化形式的关系式，从而不能获得为什么或如何影响危机概率的信息。如在货币危机发生前通常会出现汇率的过度高估，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一汇率高估是由于为了稳定通货膨胀而实施的汇率计划还是由于私人资本流入量剧增所导致。(4)尽管信号分析模型可以预测出一个国家(地区)在未来24个月内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但这并不代表在未来24个月内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一成不变。实际情况是某几个月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比预测的要大，而另外几个月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要比预测的小。
DCSD预警模型综合了FR方法与KLR方法的优点，同时相互抵消了一部分各自的不足之处，利用月度数据来确定哪些变量决定了未来24个月内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并通过运用类似FR的经济框架中的方法，DCSD模型最大程度地利用了KLR模型提供的月度预警指标的预测能力。该模型优点表现为：(1)考虑到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模型可以更好地将不同变量整合为一个综合概率;(2)该模型允许危机风险相对预测变量线性增长;(3)从样本外预测绩效的角度来分析，DCSD模型的样本外表现明显较好。
较之前面四种方法，ANN模型具有大规模并行处理､自适应自组织､联想记忆功能及容错和稳健性等特点因此它在货币危机预警系统中的应用，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技术上都是对传统货币危机预警系统的一种拓宽和突破，解决了传统模型难以处理高度非线性的､关系不明确的､复杂的以至于难以用数学模型描述的问题。ANN模型的主要优势是其灵活的规则和捕捉变量间复杂的相互关系的能力。然而，这种灵活性也可能成为一种缺陷，在数据数目较多和需要一定的网络层数来模拟数据的前提下，这种方法会比其他方法有更大的过度适应的风险。该模型的另一缺陷是，ANN模型的“黑箱”特性。因为无法进行系数估计，而且变量间的相互关系非常复杂，就很难确定哪一个指标出现异常及指标的预测能力。此外，ANN模型在应用过程中容易陷入局部最优，从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三､我国货币危机预警模型设计
比较上述各类模型的优缺点及其在我国的可适用性，本文选择在FR Logit模型基础上尝试构建我国的货币危机预警模型——因子-Logistic预警模型。
通常把货币危机发生的情况定义为Y =1，货币危机未发生的情况定义为Y =0，这样取值为0､1 的因变量可以写为：
其中，是与诸因素xi无关的常数项，是回归系数行列的转换，它表示诸因素xi对p的贡献量。即我们只需用因子得分作自变量进行回归。这样既解决了多重共线性问题，又不过多损失有关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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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旭，张伟． 论建立中国金融危机预警系统[J]． 经济学动态，2002，（6）：7-12
(责任编辑：姜天鹰)
中国适用性 篇7
关键词：现代信用风险度量模型,发展缓慢,评析
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管理的核心之一。近年来, 随着金融工程理论的发展, 国际银行业在风险管理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实践中创立了许多识别和量化风险的模型和技术, 逐步建立起对银行风险从识别、衡量、评价到控制管理的一整套体系。如何将现代风险量化模型和管理技术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信用风险管理技术和体系, 对于加强国有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信用风险度量技术在我国发展缓慢的原因
1990年后, 国外信用风险度量技术突飞猛进。但是到目前, 我国的信用风险体系还没有建立完善。究其原因, 就得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开始分析:
1、破产结构性增加。
我国没有个人破产制度, 新的企业破产法也只实行了一年, 实际的破产案例也没有多少。事实上, 国有企业有政府的维护, 不在乎破产的危险, 即使破产损失的也是国有资产, 与己无关。大型国有银行也不怕破产, 一旦出现危机, 他们知道政府一定不会坐视不管, 必然要注资进行不良资产剥离, 有恃无恐。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只会产生对企业或者银行无视破产的激励, 这就无法引起各种机构对信用风险的重视。
2、非中介化。
非中介化能给机构提供更多的信息, 但是由于各大银行各自为政, 信息依然是闭塞的。不久之前虽然成立了征信系统, 但是刚刚开始运行的系统能提供多大的帮助还有待观察。至少在目前为止, 信息不对称十分严重已经在业界达到共识。
3、信用价差更具竞争性、抵押品价值
波动、表外衍生品信用风险管理的需求和基于风险的监管资本要求。这也是信用风险模型发展的原动力, 因为这类波动带来的将是不可估量的收益或者亏损, 对银行来说正是“生死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但是, 基于我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很低, 就算银行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也没有足够的金融工具可以做避险。由于国家严格控制利率汇率以及强制外汇结算, 在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 机构的操作空间太小, 处于被动地位, 无法有效规避风险。在证券市场中, 目前有部分上市公司实现全流通 (我国股市第一家能实现全流通的三一重工, 实现的日期是2008年的6月17日) , 在股权改革之前很多企业价值与股价脱节, 不能予以正常估值。即使有很多上市公司已经实现全流通, 但是由于市场有效性非常差, 也不能真实反映其价值。并且二级市场政策风险巨大, 股价波动剧烈, 却没有相应的股指期货。而在现已运行多年的期货市场中, 不正常的大额交易扰乱市场也时有发生。
可以看出, 在我国, 无论是监管环节还是市场本身都是极不成熟的。这些都是信用风险度量技术在我国发展缓慢的原因。
二、对各模型的具体评析
(1) KMV (EDF) 模型
KMV模型基本原理是:企业所有者相当于持有违约或不违约的选择权, 债务到期时, 若企业资产的市场价值超出其负债价值, 企业愿意还债, 将剩余部分留作利润;如果企业资产价值小于负债水平, 出售全部资产也不能完全偿债, 企业会选择违约, 将公司资产转交给债权人。理论依据是:Merton资产价值理论, 信用风险由债务人资产价值驱动。
这个模型在我国并不适用。首先, 它就把企业当作一个理性经济人, 但在现实中, 由于我国法制体制不健全, 企业违约受到制裁不够严重, 极易产生道德风险。而且在追偿时, 法院即使判债权人胜诉, 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异常艰难, 有时打官司的费用甚至超过债务本身, 这也使得许多机构不愿意打官司, 无疑是激励了道德风险。企业不仅会在资不抵债时违约, 即使有盈利也敢于违约。
其次, 在技术上, 利用期权定价方法求解公司资产价值和波动性, 是缺乏有效方法检验精确性的。在实际中, 之前也提到, 我国上市公司并没有实现全流通, 甚至在股权改革之前, 股价与公司价值之间是脱节的。而近年, 热钱涌入, 流动性泛滥, 引发股市大起大落, 居然与企业本身业绩关联不大。在这种机制的背景下, 股市沦为上市公司的圈钱工具, 并不能反映公司的实际价值。另外, 对于非上市公司来说, 股票无法在二级市场上流通, 公司的市场价值更是难以确定。
最后, 模型只假定公司债务结构静态不变, 对不同类型的债务缺乏细分。我们知道, 我国幅员辽阔, 很多大型集团公司分公司会分布在好几个省区, 旗下业务也是五花八门。模型只是把债务和资产作比较, 没有注意到, 不同笔的债务是用作不同的业务发展, 并不是说, 借给一个集团公司的所有债务都是同一情形, 可能有的业务成功盈利能够还债, 而有的业务就血本无归。因此, 在实际操作中, 应该是把不同债务区别对待。
(2) 信用度量术模型
基本原理:计算信用风险的VAR值 (即在给定的置信区间上、给定时段内, 信贷资产可能发生的最大价值损失) , 通过预测借款人信用等级的变动, 得出信用等级转移概率矩阵。假定借款人一年后有8种可能的信用状态, 即从AAA级到D级 (违约) , 则一年后借款人由初始信用等级转移到各种可能等级的概率称为信用等级转移概率, ∑转移概率=1。 (假定前提:同一信用等级内债务人的资信状况相同, 即具有相同的转移概率;实际信用等级转移概率等于历史平均转移概率)
贷款估值部分没有什么问题, 采用折现率=1+无风险利率+信用风险价差, 以及估值通用的折现公式是合适的。
不过, 除去这个模型在技术层面上的局限性之外, 此模型在我国的实用性也并不强。从国外使用的矩阵中我们看到, 无论是A/K还是标普, 都采用了十几年间的数据, 穆迪更是采用了五十多年的数据。而我们知道, 这种类型的统计样本太小是不行的。
从最初的债券发行至今已有二十余年, 样本容量似乎是足够了, 但是样本的“质量”不能不令人质疑 (主要原因是我国债券种类单一) 。把国债排除在外之后, 最先发行债券的都是国企, 直到近几年发债券的企业也以国企居多。由于投资人一致预计, 大型国企有国家在背后支撑, 不会让这些控制经济命脉的国企倒闭, 给投资人的信号就相当于, 买国企债券和买国债一样有保障。市场上的主要债券和国债几乎属于同一个级别, 数据没有多样性, 有效性就很难保证了。我国为了维护市场的稳定, 在债券发行方面审查十分严格, 信用不好的企业难以取得发行权。不过, 如同编制假财务报表的上市公司一样, 一些公司行贿政府官员得到资金支持, 最终无力偿付的案子也不是没有。这样一时天堂一时地狱的资信状况, 不能不令人担忧。如果一定要从历史数据来解析我国债券的情况, 只能说:AAA级债券总是AAA级, D级债券总是D级 (该还的总能还, 不还的总不还) 。另外, 加上政策性因素, 投机因素, 利率因素, 经济周期等影响, 这样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很难令人信服。
(3) 宏观模拟方法:麦肯锡模型
麦肯锡模型的基本思路是:研究信用等级转移概率与宏观因素间的关系, 直接将转移概率与宏观因素之间的关系模型化, 利用调整后的信用等级转移矩阵 (附有宏观因素条件的转移矩阵) 求出对经济周期敏感的VAR值。麦肯锡模型的隐含假定:转移概率在商业周期不同阶段之间是稳定的。
此模型考虑了总体经济环境对转移概率的影响, 希望将宏观因素纳入模型中, 修正信用度量术的偏差。但是在技术上, 模型对转移矩阵的调整过程是否优越还有待验证。在应用上, 模型需要有国家甚至各行业的违约数据作为基础, 正如上面提到的, 在我国目前能找到的这些数据, 无论是信用等级转移概率矩阵还是宏观数据, 都是很难得到有价值的结论的。因此笔者认为这个模型也不适合我国国情。 (4) CSFP信用风险附加法
C S F P信用风险附加法的基本思路是:违约率的不确定性和违约损失的不确定性都很显著, 应按风险暴露大小将贷款组合划分成若干频段, 以降低不精确的程度。其后, 将各频段的损失分布加总, 可得到贷款组合的损失分布。
对违约率不确定性的描述借鉴财产火险理论, 每处房屋遭遇火灾可视作独立事件, 且其概率很小, 假定每笔贷款的违约概率较小, 且贷款违约事件相互独立, 贷款组合违约概率 (组合中发生违约事件的次数) 的分布近似于泊松分布。对违约损失不确定性的描述仍借用火险理论, 房屋失火的损毁程度可能会有很大区别, 贷款的违约损失程度同样很不确定。由于逐笔度量损失程度较困难, 可按贷款的风险暴露将信贷组合划分为若干频段 (次级组合) 。
笔者认为这个模型比较适合我国目前的情况。信用度量术将违约率视为离散变量, 信用风险附加法将违约率视为连续变量, 只考虑违约事件, 要估计的变量少, 数据要求较简单。
模型缺点是忽略信用等级变化, 但是我国的信用等级评级起的作用并不是很大, 忽略信用等级对模型预测影响也不是很大。因为我国市场化程度并不高, 属于比较封闭的经济体, 主要的波动是来自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这种波动是系统性风险, 一旦调控产生危机, 最受影响的还是大型国企, 这好似政府又必须出面解决, 如此反复。可以看出在我国这种基本国情的影响之下, 发生的违约是几乎都是离散的。违约次数服从泊松分布的假定可能与我国贷款违约事件相互独立实际情况反而比较吻合。而且用这个模型可以忽略掉很多无法估测的政策性因素, 简化了不利于建模又影响不大的因素, 使模型的实用性得到提高。对于风险损失, 鉴于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和政府行政干预, 贷款的违约损失程度很不确定。很多企业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 即使业绩不佳也很能得到从银行资金, 且敢于制造虚假账目, 一旦东窗事发, 几乎是血本无归。利用精算的方法建模, 风险损失全部计算在内, 更能吻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5) 死亡率模型
死亡率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借鉴保险精算确定寿险保费的思想, 对各信用等级债券和贷款死亡率及损失率作专门研究。
模型第一步就是利用历史违约数据, 估计债券 (贷款) 寿命周期内每一年的边际死亡率MMR。关于这一点的评述之前已经强调多次了, 这一项工作需要大量的有效的数据流。而在我国先阶段的资料数据中, 历史违约数据的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 需要大规模的包括各等级的债权工具的历史观测值样本这一条件也难以满足 (我国大多数银行还处在收集数据建模阶段) 。作为模型根基的基础数据都失效, 由此都出的其他结论就难以令人信服。因此笔者认为这个模型在我国也不适用。
三、总结
综上所述, 基于我国目前脆弱的金融体系, 不成熟的市场, 尚待健全的法制体系以及计划控制占主导的经济形势来看, 数据的不可得性以及无效性, 是制约一些优秀的信用风险模型在我国得到应用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CSFP信用风险附加法比较适合我国, 并不是认为这个模型完美无缺其他模型漏洞百出, 而是此模型的理论和原理更接近于我国的实际情况。
相信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相关制度不断完善, 我国也会开发出新的更个先进更实用的信用风险模型。
参考文献
[1]、郭敏.现代信用度量模型比较与实用性分析[J].北方经济, 2006 (16)
[2]、郝金洪.现代信用风险度量模型与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J].特区经济, 2005 (12)
[3]、耿华丹.现代信用风险度量模型评析[J].商业时代, 2005 (18)
论任务型英语教学在中国的适用性 篇8
然而在实践中, 却常常出现学生对“任务”不感兴趣的情况。笔者在和一线师生交流的过程中发现, 有学生甚至将教材承载、教师设计的一些活动形容为“无聊”“没意思”等。任何一个有责任的教育工作者都应当对实践中的这些问题引起重视。这些情况提醒我们反思一个一直被忽略的问题:任务型英语教学在中国到底是否适用?如果它本身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 那我们对任务型英语教学的强调和提倡, 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英语教学当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然而遗憾的是, 无论学术界的研究还是一线教师的经验总结, 都没有对这个问题予以必要的关注。因此, 本文拟从任务型教学的哲学基础、语言学基础和自身特点三个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哲学基础——实用主义哲学的教育尝试
任务型教学遵从的是“做中学”的教育模式, 这一模式源自于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杜威即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杜威认为, 传统教学的弊端在于割裂了学科之间的联系, 呆板的学科知识损伤了学生的兴趣, 因而导致教学的弊病。应打破学科界限, 采取“做中学”的教学方式, 让学生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学生的任务不是学习各种知识而是完成这项工作, 在完成工作的过程当中, 工作涉及的知识就能自然而然地得以掌握。杜威的这种教学思想被称为“活动教学”。任务型英语教学和杜威的活动教学思想一脉相承。“方法不适用语言本身而是用于解决问题的活动”, 但是“这样明白无误的专注问题要素......必然会将注意力引向表达问题要素的语言要素”。[2]这段论述清晰地表明了任务型教学的实用主义哲学特质:任务型教学并不将学习者的注意力引向某种特定的语言形式, 也不根据不同语言教学途径的语言项目来安排课堂活动, 而是以创造最接近真实生活的语用环境, 让学生在运用语言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就掌握了语言。
让人疑惑的是, 杜威的活动思想虽有其深刻性, 但已被多年实践证明不能作为主流教学方法, 活动教学带来的学生知识系统性不强这一弊病是其最大弱点。因而在世界各国, 分科教学依然是教学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形式。在我国, 由于长期以来知识传授方式过于僵化、死板, 因此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 活动教学思想又有所抬头, 任务型教学法因而被一再强调。但是, 任务教学法一直没有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兴趣”是杜威活动教学思想中的一个核心, 即学生从事的活动必须是自己感兴趣的活动, 学生才能积极、主动、投入地做, 从而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掌握某些知识和技能。这种方式在一对一的师徒授课中或许有效, 但在大班额的教学环境中, 尤其是中国人口众多, 中小学课堂几乎都是“人满为患”, 即便有所谓的“小班化教学”, 也是动辄二三十人, 如何保证众多的学生能够对同一个“任务”感兴趣, 并能在教师给予的同样多的时间内去尝试并完成?如果保证不了这一点, 那么英语教学当中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厚此薄彼”的现象:有的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全身心投入, 有的学生则勉强参与, 甚至应付了事, 这样不仅有违教育公平的理念, 也造成有的学生的任务完成不充分、不到位, 难以起到其预设的效果。当然我们可以事先了解不同学生的不同兴趣, 分别设计出让每个学生都感兴趣的不同任务, 但这样不仅成倍地加大了教师的教学负担, 也极大地降低了教学的效率——同样的内容要通过多个任务、多次尝试才能完成, 这样反而使得教学成了教师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二、语言学基础——二语习得理论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
任务型语言学习基于一语习得和二语习得极其相似的思想或二语习得等于一语习得假设, 因此学习过程的自然性是任务型教学内在的本质属性。[3]但是需要指出, 外语学习和二语习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Krashen曾对二者进行了如下区分:习得是一个“自然”的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可以从周围的语言背景中随时获得语言刺激, 而且处于一种“对语言的规则从未留心”的状态;而学习则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 通常存在于课堂环境中, 处于一种“有意识地进行学习”的状态。[4]例如, 对在英国或美国学习英语的中国人来说, 只需要“在自然的交流情景中进行参与”这样一个“底线”就能保证语言的掌握了;但课堂外语教学只能提供满足“学习”的要求的环境, 例如, 通过认知的方式掌握单词、语法、句型等英语知识, 通过一些带有强烈“人造痕迹”的“交流”锤炼交际能力。Ellis指出, 二语习得和外语学习之间的区别在于第二语言在群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 第二语言“扮演着一种体制化的、社会化的角色”, 也就是说, 第二语言“发挥着让个体在群体中得到承认的功能”;而外语学习“在社会交往中并不扮演主要角色, 仅仅是在课堂中学习而已”。[5]因而Ellis得出结论认为, 不同的环境和角色下应该有不一样的语言学习方式和内容, 其中一个主要的差别就是语言输入的不同。[6]
国内也有论者提醒, “由于外语学习的环境与之截然不同, 将二语习得环境中的研究结论直接套用到英语学习情景中, 就难免显得轻率”。[7]众所周知, 只有当个人处在目标语言所在国家的时候, 二语习得才能产生, 因而学习者随时随地都可以从周围母语人群中获得大量标准、地道的语言, 即直接接触到第二语言。而相比之下, 外语学习无法为学生提供足够丰富、地道和正确的语言输入, 这是学习相较于习得的一个明显缺陷。在一个有帮助的环境中进行二语学习和在自然环境中的掌握是不一样的。任务型英语教学法只是模仿了二语习得的表面现象, 却无法提供二语习得的内部机制——语言环境的差异无法通过40分钟的课堂教学得以弥补。因此, 将二语习得理论加之于中国的英语教学, 就显得不太合适。
三、自身特点——“个体差异”与制度性教育的冲突
任务型英语教学的一个特点就是任务并不是课堂教学的目的, 而是课堂活动的内容。[8]也就是说, 任务型教学看起来要求学生完成各项任务, 但事实上任务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真正的目的是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使用语言, 从而自然而然地掌握语言。在这种情况下, 学习者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什么时候会注意到什么语言形式, 什么时候会学习到什么语言形式, 就不可能由既定的教学大纲或者课程标准来决定, 也不可能由布置任务的教师来决定。而只能“由学习者的‘内置大纲’来决定”。[9]所谓“内置大纲”, 实际上是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称为“中介语”的系统, [10]中介语是学习者自成一体的逐渐完善逐渐接近目的语的发展的语言体系。这一语言体系具有“个体癖习”, [11]即不同个体的中介语的特点和发展过程是因人而异的。由于任务型英语教学实际上更多的是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习”, 因而不同的学生, 学习的过程和结果必然是有差异的。或许最终这些学生都能够“殊途同归”, 达到同样的英语水平, 但是在教与学的不同阶段, 学生发展的方向和水平都可能存在巨大差异。
任务型英语教学的这一自身特点和我国的教育体制之间就产生了冲突:我国现行的教育采取的是“教—学—考—录”模式, 即教师一步一步地教, 学生一点一滴地学, 定时举行考试, 根据考试结果进行评价和录取。因而这种教育体制必然要求保证教学的同步性, 即教学内容、难度、进度都必须一致, 否则考与录两个环节就难以实现。然而由于任务型英语教学可能导致学生学习的过程差异, 因而“统一进度”是任务型英语教学无法完成的一项任务, 这就可能导致有的学生在考试当中占得先机, 而另一些学生则只能收获失败。需要强调的是, 考试失败的学生并不一定是不认真完成任务、不积极参与学习的学生, 他们可能只是在任务完成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学到的东西正好不是考试要考查的东西而已, 而这种情况必然给我国本已严峻的教育公平问题带来新的挑战。
综上所述, 任务型英语教学在其哲学基础、语言学基础和自身特点方面都不符合中国的英语教学实际情况, 因而不宜盲目推广, 更不能寄望于通过普及任务型英语教学法解决当前英语教学中一些广泛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对当前教学方法科学化的研究当中, 而不是用活动来代替教学, 也许能够为英语教学的革新做更多实在的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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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中国的适用性 篇9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中国的可行性分析
(一) 中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必要性分析——贸易自由化的陷阱
按照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差异建立起来的贸易格局的确为我国带来了巨大收益, 但问题在于, 我国的这种贸易结构能否长期化, 完全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是否绝对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事实上,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后, 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化政策, 集中发展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 同时为了满足中国国内需求, 大量进口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 以缓解国内供需矛盾。这一方面导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 由于世界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不断下跌, 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却有上涨的趋势, 所以严重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中国贸易条件有不断恶化的危险。实际上, 从最初的重商主义到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论, 从超保护贸易到新贸易保护主义,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之初, 几乎无一例外地实施过不同程度的保护。即使在发达国家大力鼓吹自由贸易的今天, 贸易保护也一直在大行其道。所以, 自由贸易只是发达国家实现其利益的工具, 完全的、绝对的自由贸易是不存在的, 从这个角度讲, 我国应该改变现行的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 否则经济增长就会陷入低水平循环的陷阱, 在国际贸易利益这块日益膨胀的“馅饼”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
(二) 中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可能性分析
1.关于规模经济
战略性贸易政策隐含着一个重要的前提, 即国内市场的规模必须足够大, 能够使被保护的厂商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来降低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这一标准限制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运用。我国虽然也属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 但我国疆域辽阔, 人口庞大, 目前经济增长较快, 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因而存在在局部领域利用规模经济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可能性。然而, 从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部门比较齐全、具有巨大规模经济效应的现代工业, 但这些产业是在国家的高度保护下建立起来的, 不仅规模小, 生产效率低下, 而且由于地方保护主义造成了市场分割, 工业布局不合理, 无论从内部规模经济还是外部规模经济方面, 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因此, 我国在制定贸易政策时, 一方面应该认识到自由贸易能够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 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我国的行业状况还没有形成与发达国家相竞争的实力, 绝对的自由贸易只会增强发达国家战略性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所以我们应该参考发达国家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 适当地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 来提高我国的竞争力。
2.关于不完全竞争
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中国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竞争愈来愈激烈, 但这并不说明中国的国际、国内市场已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从国内市场竞争环境来看, 由于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 国家几乎对所有政府认为是重要的行业实行垄断, 如电信、运输、金融等行业, 造成这类行业价格居高不下, 效率低下。从国际市场来看, 少数几家大型跨国公司控制全球贸易, 从钢铁、汽车、电子、通讯等高端产品贸易到矿产品、农产品等初级产品贸易都存在着严重的不完全竞争。在这种情况下, 单纯靠市场的作用或政府的作用无法达到资源配置最优, 必须二者适当结合, 才能保证我国贸易利益的实现。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中国的运用具备了第二个前提。
二、战略性产业的选择标准
既然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质上是一种贸易保护政策, 然而同其它贸易保护政策不同的是,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保护对象非常有针对性, 主张国家对本国的“战略性产业”进行贸易政策上的保护与扶持。究竟应该如何确定“战略性行业”, 西方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家提出了两个标准:一是看该行业是否存在“垄断租”, 即该部门的资本或劳动的回报率是否特别高。如果该行业存在高额垄断利润, 那么进口国就可以运用贸易政策来抽取或分割其垄断租。二是看该行业是否具有很强的外部性, 若某一行业能够产生强大的技术外部效应和货币外部效应, 政府就应该对其进行扶持, 以降低本国厂商的进入成本或阻止外国厂商进入该行业。参考上述两个标准, 在我国, 高新技术产业如微电子、航空航天、国防、精密化学、生物工程及新材料等应属于战略性产业。另外, 汽车、电子及通信通讯设备制造业、钢铁、部分化工行业及机械制造业等虽不属于高新技术产业, 但是由于其存在比较强的外部性, 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很强的带动作用, 而且这些行业高端产品的进口存在高额垄断利润, 所以也应把它们作为战略性产业来对待。
三、中国战略性产业的贸易政策选择
(一) 战略性进口政策
1.战略性进口关税政策
对于我国来说, 许多高端产品的进口都由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垄断, 从理论上讲, 我国可以借鉴战略性关税理论, 对其进口征收高额关税, 强制其自行吸收掉部分或全部关税, 增加我国的福利水平。但是, 在目前的税率水平下, 通过调整关税税率抽取的垄断租金已极为有限。然而, 这并不表示战略性关税政策在我国无用武之地。实际上, 战略性贸易政策为我们在调整关税税率时提供了一种参考, 即在制定关税税率时, 我们应该对具有规模经济的进口产品制订较高的关税税率, 以吸收其垄断利润, 阻碍这些产品的进口, 同时为我国的战略性产业提供巨大的国内市场。另外, 对这些行业的原材料进口应该制定较低的税率, 以降低成本, 提高其竞争力。所以, 我国应该形成从原材料、中间产品到最终制成品, 从比较优势明显产品、比较优势不明显产品到缺乏比较优势产品的梯级关税结构。从目前情况看, 对一些过渡性保护产品 (如汽车工业和饮料工业) , 有比较优势产品 (如纺织和服装等) , 以及高新技术产品及装备, 完全可以进一步降低其进口投入品的税率来实现关税对产业和产品的有效保护, 以更积极地发挥关税效应。
2.战略性非关税政策
在关税壁垒已经很难形成进入障碍的情况下, 对于汽车、电子等规模经济效应较强而我国还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产业, 采取非关税壁垒进行贸易干预, 无疑是一种更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非关税壁垒的种类繁多, 而且不同行业又具有不同的特征, 实行什么样的贸易政策不能一概而论。对于航空航天、船舶、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 它们的发展可以推动国家技术创新能力, 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在, 是国家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的主要来源与体现, 它们的发展需要巨额的社会先行资本。然而, 由于其进入门槛极高, 能否发展取决于一国的经济规模和政府的能力, 而不能单纯靠市场的力量, 故而, 在这类产业的成长初期需要政府的高度保护与扶持。而对于汽车、电子及通信通讯设备制造业、钢铁等战略性产业, 由于我国还没有形成自主研发能力, 在核心技术上无法同外国垄断企业进行竞争, 仍然要给予其一定程度的保护。在具体的贸易保护措施上, 除了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管理等传统的非关税壁垒手段外, 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实践, 采用新的、弹性更大的贸易壁垒如海关估价、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手段, 有效地实现进口保护。
(二) 战略性出口政策
1.完善战略性产业的出口补贴政策
对本国战略性产业进行生产或出口补贴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鼓励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通行做法。我国对国内企业的生产补贴和出口补贴由来已久, 主要体现在所得税制、对企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以及对出口企业的补贴等等, 这些补贴措施曾极大地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发展。但是, 由于出口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等专项性补贴为ASCM所禁止, 为避免其它成员国提起反补贴调查, 故也应该予以调整。要建立和完善符合ASCM的政策制度, 实施对战略性产业的基础研究资助政策, 支持建立技术开发研究中心, 以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
2.完善战略性产业的出口退税政策
出口退税是一项WTO所允许、而又非常有效的鼓励出口的手段。但是, 我国现行的出口退税制度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如退税不彻底、退税环节多、手续繁琐、退税时间长等, 使得这一鼓励出口的手段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应用, 这些问题在我国的高科技产业及其它战略性产业的出口中仍然存在。因此, 我国应当完善出口退税制度, 为战略性产业的产品出口实行足额退税, 提高出口退税的效率, 为战略性产业的出口创造良好的环境。
3.为战略性产业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及其它服务
为战略性产业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其它服务也是战略性出口政策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主要是指应该培育战略性产品的出口基地, 为我国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战略性产业的产品出口基地提供完善的交通、通信、能源、环保等方面的服务, 并为其出口企业提供配套服务。如, 由政府设立专门机构, 对战略性产业如何突破发达国家贸易壁垒, 尤其是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提供技术指导与支持;在国外建立商业情报网, 为战略性产业的出口企业提供所需情报;由政府出资组建贸易中心和贸易展览会, 促进战略性产品的出口;组织贸易代表团出访和接待来访, 发展对外贸易等等。
四、中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 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尽管中国市场潜力巨大, 但是由于各地的战略性行业存在地方行政上的垄断, 所以,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不仅缺乏市场基础, 而且很难利用国内市场的巨大规模形成自然垄断, 也就无法实现成本的降低。因此, 我国在对特定产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时, 应当以中央权威打破地方保护, 形成全国统一、完善、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在这个大市场内部, 允许先进企业跨地区兼并落后企业, 通过企业自身实力的竞争, 对于战略性产业允许形成一定程度的垄断。
(二)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受到WTO的约束
战略性贸易政策以国家干预贸易为导向, 明显与WTO的基本规则相矛盾。然而, 如果考虑到WTO规则的例外和我国加入WTO的具体条件, 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中国还有一定的实施空间, 尽管这一空间极为狭小。我们应当在WTO体制允许的范围内, 合理发挥政府在贸易中的特殊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主要包括:在出口方面, 提供信贷、投资、基础设施、技术引进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扶持本国的出口产业;促进本国企业合作, 提高整体竞争能力;利用政府优势, 搜集国际市场信息, 为出口企业提供指导等。在进口方面, 灵活利用WTO体制所容许的进口损害防御措施、幼稚产业的保护条款、国际收支保障条款, 进口商品的选择性限制条款、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发展中国家例外等等, 来实现对国内战略性产业的有效保护, 保证本国进口的稳定和正常发展。
(三) 干预效率低下会造成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困难
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政府的效率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 它要求政府必须是理性的, 是社会公平、公正和公共利益代表的“道德人”, 在制订政策时全知全能, 全面、充分地掌握信息, 并能在恰当的干预时机、采取恰当的干预政策、以恰当的干预强度来干预贸易。然而, 正如市场不可能实现完全竞争一样, 政府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中国正处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 存在着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同时并存的状况, 政府在干预贸易的过程中, 很难克服信息不完全和政策执行不到位的缺陷, 加之战略产业本身就非常难以衡量, 这就使得政府很可能以政治标准而不是经济标准来确定战略性产业, 对这些产业所给予的补贴和保护也很可能被其它利益主体所攫取。为克服这一缺陷, 我国应该成立专门的机构来对国家干预贸易进行信息搜集、资料分析以及政策制定, 在执行贸易政策时, 各级政府必须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提高干预的效率。
(四) 要尽可能避免厂商的非生产性寻租行为
我们在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厂商的直接非生产性寻租活动的干扰。首先, 由于地方政府成为寻租主体之一, 它通过与中央政府谈判谋求特殊政策从而获得租金, 而且还可以通过设置地区间贸易壁垒来创造租金, 因而其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市场经济中以企业或利益集团为主体寻租的激烈程度。其次, 政府提供特殊关照以扶持国内少数企业成长的政策可能会使被保护的厂商陷进了“政府保护——不思创新——竞争无力——进一步保护”的寻租怪圈。另外, 政府对某一行业的保护还会造成该行业的过度进入, 使得该行业厂商数量过多, 规模狭小。结果, 过多的小规模的厂商在不思进取的情况下不仅很难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反而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因此, 中国在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提升产业竞争力方面对政府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摘要：战略性贸易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国际贸易理论的重大突破, 它主张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 可以采取战略性措施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当地干预, 以提高本国福利。对于发展中国家,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运用尽管受到严格的约束, 但是在局部领域存在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可能性。中国应该综合考虑自己的国情及国际市场经济法律环境, 恰当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提升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可行性分析,贸易政策选择
参考文献
[1][美]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国际经济学[M].海闻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中国适用性 篇10
一、哲学基础———实用主义哲学的教育尝试
任务型教学遵从的是“做中学”的教育模式, 这一模式源自于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实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杜威认为, 传统教学的弊端在于割裂了学科之间的联系, 呆板的学科知识损伤了学生的兴趣。应打破学科界限, 采取“做中学”的教学方式, 让学生从事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学生的任务不是学习各种知识而是完成这项工作。在完成工作的过程中, 涉及的知识就能自然而然地得以掌握。杜威的这种教学思想被称为“活动教学”。任务型英语教学和杜威的活动教学思想一脉相承。任务型教学的实用主义哲学特质在于, 任务型教学并不将学习者的注意力引向某种特定的语言形式, 也不根据不同语言教学途径的语言项目来安排课堂活动, 而是创造最接近真实生活的语用环境, 让学生在运用语言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掌握语言。这既是任务途径原理关于任务的规定, 也是对构成课程标准和课堂活动内容的任务的要求。
让人疑惑的是, 杜威的活动思想虽有其深刻性, 但多年以来却不能成为主流的教学方法。在世界各国, 分科教学依然是教学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在我国, 由于长期以来知识传授方式过于僵化、死板, 因此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 活动教学思想和任务型教学法被一再强调。但是, 任务型教学法一直没有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兴趣”是杜威活动教学思想的一个核心, 即学生参与的活动必须是自己感兴趣的, 这样学生才能积极、主动、投入地进行, 从而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掌握某些知识和技能。这种方式在一对一的师徒授课中或许有效, 但我国人口众多, 中小学课堂几乎都是“人满为患”, 即便有所谓的小班化教学, 也是动辄二三十人, 在这种大班额的教学环境中, 如何保证众多的学生能够对同一个任务感兴趣, 并能在教师给予的同等时间内去尝试并完成?如果保证不了这一点, 那么英语教学中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厚此薄彼”的现象:有的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全身心投入, 有的学生则勉强参与甚至应付了事。这样不仅有违教育公平的理念, 也造成因为任务完成不充分、不到位而达不到预设的教学效果。当然我们可以事先了解不同学生的兴趣, 分别设计出让每个学生都感兴趣的不同任务, 但这样不仅成倍地加重了教师的教学负担, 也极大地降低了教学的效率———同样的内容要通过多个任务、多次尝试才能完成, 这样反而使得教学成了教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二、语言学基础———二语习得理论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
任务型语言学习基于“一语习得和二语习得极其相似”的思想或“二语习得等于一语习得”的假设, 因此学习过程的自然性是任务型教学内在的本质属性。[1]但是需要指出, 外语学习和二语习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学者Krashen曾对二者进行以下区分:习得是一个“自然”的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可以从周围的语言背景中随时获得语言刺激, 而且处于一种“对语言的规则从未留心”的状态;而学习则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 通常存在于课堂环境中, 处于一种“有意识地进行学习”的状态。[2]例如, 对在英国或美国学习英语的中国人来说, 只需要“在自然的交流情景中进行和参与”这样一个“底线”就能保证语言的掌握了, 但课堂外语教学只能提供满足“学习”的要求的环境, 如通过认知的方式掌握单词、语法、句型等英语知识, 通过一些带有强烈“人造痕迹”的“交流”锤炼交际能力。学者Ellis指出, 二语习得和外语学习之间的区别在于第二语言在群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 第二语言“扮演着一种体制化的、社会化的角色”, 也就是说, 第二语言“发挥着让个体在群体中得到承认的功能”;而外语学习“在社会交往中并不扮演主要角色, 仅仅是在课堂中学习而已”。[3]因而Ellis得出结论:不同的环境和角色下应该有不一样的语言学习方式和内容, 其中一个主要的差别就是语言输入的不同。[4]
国内也有学者提醒, 由于外语学习的环境与之截然不同, 将二语习得环境中的研究结论直接套用到英语学习情景中, 难免显得轻率。[5]众所周知, 只有当个人处在目标语言所在国家的时候, 二语习得才能产生, 因而学习者随时随地都可以从周围母语人群中获得大量标准、地道的语言, 即直接接触到第二语言。而相比之下, 外语学习无法为学生提供足够丰富、地道和正确的语言输入, 这是学习相较于习得的一个明显缺陷。在一个有帮助的环境中进行外语学习和在自然环境中的掌握是不一样的。任务型英语教学法只是模仿了二语习得的表面现象, 却无法提供二语习得的内部机制———语言环境的差异无法通过40分钟的课堂教学得以弥补。因此, 将二语习得理论加之于中国的英语教学, 就显得不太合适。
三、自身特点———“个体差异”与制度性教育的冲突
任务型英语教学的一个特点就是任务并不是课堂教学的目的, 而是课堂活动的内容。[6]也就是说, 任务型教学看起来是要求学生完成各项任务, 但事实上任务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真正的目的是让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使用语言, 从而自然而然地掌握语言。在这种情况下, 学习者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什么时候会注意到什么语言形式, 什么时候会学习到什么语言形式, 就不可能由既定的教学大纲或者课程标准来决定, 也不可能由布置任务的教师来决定, 而只能“由学习者的‘内置大纲’来决定”。[7]所谓“内置大纲”, 实际上是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称为“中介语”的系统。[8]中介语是学习者自成一体的逐渐完善、逐渐接近目的语的发展的语言体系, 不同个体的中介语的特点和发展过程是因人而异的。由于任务型英语教学实际上更多的是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习”的过程, 因而不同的学生, 学习的过程和结果必然是有差异的, 至少在教与学的不同阶段, 学生发展的方向和水平都可能存在巨大差异。
任务型英语教学的这一自身特点和我国的教育体制之间就产生了冲突。我国现行的教育采取的是“教—学—考—录”模式, 即教师一步一步地教, 学生一点一滴地学, 定时举行考试, 根据考试结果进行评价和录取。这种教育体制必然要求保证教学的同步性, 即教学内容、难度、进度都必须一致, 否则考与录两个环节就难以实现。然而由于任务型英语教学可能导致学生学习的过程差异, 这是由其自身属性决定的, 因而“统一进度”是任务型英语教学无法完成的一项任务, 这就可能导致有的学生在考试中占得先机, 而另一些学生则只能落败。需要强调的是, 考试失败的学生并不一定是不认真完成任务、不积极参与学习的学生, 可能只是他们在任务完成的过程中获得的、学到的不是考试要考查的而已, 而这种情况必然给我国本已严峻的教育公平问题带来新的挑战。
综上所述, 任务型英语教学在其哲学基础、语言学基础和自身特点方面都不甚符合中国的英语教学实际情况, 因而不宜盲目推广, 更不能寄望于通过普及任务型英语教学法解决当前英语教学中的一些广泛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对当前教学方法科学化的研究中, 而不是用活动来完全代替教学, 也许能够为英语教学的革新做更多实在的工作。
参考文献
[1]张思武.国内任务型语言教学/学习理论研究检讨——《英语课程标准》任务型语言学习研究四题之二[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2) .
[2]KRASHEN S D, SCARCELLA R C, LONG M H.Child-adult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Rowley:Newbury House Publishers, 1982.
[3][4]ELLIS R.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5]王卉, 周序.审视我国英语教学中的低龄化现象[J].教学与管理:小学版, 2010 (2) .
[6]LONG MH, CROOKES G.Three approaches to task-based syllabus design[J].TESOLQuarterly, 1992, 26 (1) .
[7]张思武, 余海燕.论任务型语言学习与交际语言教学的本质区别——《英语课程标准》任务型语言学习研究四题之三[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9) .
中国适用性 篇11
经过多年实践,中国之声广告部做到了时时把握中国之声媒体自身变化的全新特点,挖掘出很多独特的“优势卖点”,特别是在具体品牌客户投放方面探索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营销做法和投放模式,促使企业与媒体合作的顺利进行。
品牌形象广告,
助力企业全面提升传播势能
优势媒体投放的“聚焦法则”已经成为企业持续塑造全国性强势品牌的不二法则。覆盖全国的中国之声保持着无可替代、不可比拟的优势,这一点从徐工集团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这个客户上得到展现。徐工重型多年来靠实力说话,以品牌制胜,不断实现自我突破。作为一级生产资料,徐重的宣传目标并不是占领普通消费者,而是广泛地通过中国之声这个国家权威媒体渗透品牌概念,引领业内以及高端人群的关注,让徐重的品牌真正实现“上传下达”,从而提升品牌传播的势能。2008年徐工集团实现了与中国之声的全面合作,锁定了早报摘后第一条的宣传位置,结合特定的节目和时间段位,全面宣传企业形象及特色产品,充分显现出徐重的行业地位和品牌重量。在近三年的广告合作中,徐工集团坚持了广告聚焦法则,选择中国之声在竞争中抢占黄金点位,成为中国之声最有影响力的合作伙伴之一。
电话直销广告,
带来企业销量快速增长
广告主做宣传的直接目的就是使其产品顺利进入消费领域,促进产品的销售,完成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不断循环。电话直销广告便是实现快速销售的一种形式。随着私家车的不断增长和“堵车经济”现象的出现,结合中国之声在移动目标群中接触率高的最新特性,大量投放电话直销广告便成为了众多企业通过广播抢占城市市场的重要手段,中国人保财险与中国之声的合作就是一个例证。
2009年车险竞争越发激烈,中国人保财险转换了以往的宣传策略,把在中国之声的品牌宣传调整为车险电视广告音频的直销宣传,力求广电通吃,全面占领城市市场。其采用由演员代言的电视同频广告有效地唤起受众记忆,形成了一种立体的、覆盖各级市场的电话直销传播体系。
2010年,中国之声以强大的覆盖、高端的媒体品牌和移动人群聚合收听的优势吸引了人保财险的进一步合作。作为上海世博会合作媒体的中国之声为上海世博会全球合作伙伴的人保财险提供更加优质的媒体资源,强强联合有效地促进了人保车险的市场宣传效果,实现了抢占先机赢在高端起点的优势叠加效应。
多版本设计,
传导给市场不同诉求点
中国之声的轮盘滚动式播报,有利于广告时间位的即时性安排,使得广播广告制作成本低、快速制作发播、可随着诉求对象不同和地域性不同的营销需要随时改变广告形式和内容等特性得以完全实现。
和电视广告制作基于成本考虑短时间内广告主不能轻易改变版本相比,广播不仅完全可实现在一天里播放广告主产品的多个版本的需求,而且制作成本很低,进而有效地帮助广告主实现投资回报率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例如汉王电子书在中国之声进行的广告投放就是以市场反馈为基础,随时调整广告时段以及广告版本,探寻出了适合汉王投放中国之声的最优模式。2009年,“汉王电纸书”主推上市,在和中国之声的初期合作的头两个月内,共更换46版广告,其中不同场景设计就超过30个,调整时段27次,讲述不少于20个产品的诉求点,多角度呈现了汉王电纸书产品的特色。灵活多变的广告内容,不断向最优时段调整的广告投放,使得产品与中国之声黄金资源紧密结合。广告播出后,全国各级市场反馈积极,汉王最终在短期间内实现了行业领跑。
内销招商,
客户全国渠道快速建设
构建渠道,在一个全新的区域打开市场,是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必经阶段,也是整个广告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随着“长尾理论”的盛行,广告主逐渐看到众多小市场聚集起来所产生的惊人销量,意识到了中国4—6级市场的潜力。但是广告主新开拓一个渠道市场所消耗的销售成本、人力成本以及时间成本极大,特备是在地县级市场上的产品铺货和深入存在困难,他们又该如何突破这个瓶颈呢?
中国之声的广告营销抓住了这个市场机遇,凭借其调频、中短波和互联网等多种方式覆盖全国的优势,特别是在全市场的影响力,将客户的广告信息能迅即传播到地县级市场,从而帮助广告主成功打通低成本扩张的渠道。
“三棵树,马上住”是中国之声最为经典的广告语之一,深受广大听众喜爱。通过中国之声的宣传,在全国涂料市场上品牌认知度极高。2008年,三棵树启动了全新的销售战略,借助中国之声覆盖面广、权威性强、影响力大的特点,面向全国招商。据企业招商办统计,当时三棵树每天近百次的招商咨询电话中,有80%以上来自中国之声,目前,三棵树以每天5个新店的开张速度在全国县镇攻城掠地。2009年8月,三棵树与中国之声签订了“行业独家战略合作协议”,继续以每年50%的宣传投入证明他们看好中国之声的信心。
短版广告,
随时唤起目标听众需求
7.5秒是广播广告非常理想的时长,可以让听众在短时间内成功构建起对产品的认知,唤起听众的需求。新版的中国之声,全天新闻播报犹如一列高速运行的列车,节目格局的先进设计打造出中国之声广告宣传的全新依赖平台,从以前的“长版广告”正在向“短版广告”过渡。
在中国之声应用短版提醒式广告的典型案例就是石药集团。2009年与中国之声携手的石药集团,选择了7.5秒广告投放模式,将产品广告宣传短板化、多频次,追求听众随时听到产品广告、需求随时发生的效果。在具体的宣传形式上,石药采用了早、中、晚黄金时段两个7.5秒版本串播,设置在在每个广告时段首尾,意在和节目紧密连接,结果是使其从众多高端品牌宣传中脱颖而出,迅速在移动人群、时尚白领、学生群体中得到广泛认同,为产品的推广提供了坚实的保障。独特的创新投放带来了1+1>2的传播效果,也引发了业界的深入思考。
事件营销广告,
带动商家无限商机
中国之声作为新闻频率,有着非常良好的事件营销平台,对热点事件快速反应,集群投入,直击现场,全程追踪,解读跟进,形成了一次次大规模的集群作战式报道模版,打造出最佳的事件营销接口,而每一次主题事件的成功营销也验证着中国之声平台的巨大价值。
近年来,中国之声事件营销广告收益占到整体广告收入的30%以上,是中国之声广告类型中最具活力,增速最快的部分,也是未来“品牌营销”的关键点。如:2008年中国之声在“神七飞天”的大型直播中首创了企业广告紧跟神七升空后播出,利用广播区别于电视、平面及网络媒体的媒体优势,创造了高于日常近10倍的广告价值收益;2009年8月,中国之声与中国银行再度携手宣传“全民健身日”,广告内容集品牌性、公益性与市场效益于一体,是2009年中国之声最具时效性、主题性和社会影响力的事件营销。这一事件性销售不但为中国之声带来了经济收益,也有效地将后奥运资源嫁接到广播本身,融入到中国之声自身的品牌、推广和活动中去,取得了相得益彰的理想效果。
中国适用性 篇12
关键词：价值投资,中国证券市场,适用性
一、价值投资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马克思是最早对价值投资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 他认为股票价格会随他们索取的收益大小和可靠程度而变化, 同时股票价格由预期收入决定, 因此又具有投机的性质。在马克思研究的基础上一些西方学者作了进一步的研究, 1934年由格雷厄姆与多德合写的《证券投资》中也提出这个理论, 他们认为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与股票价格会有所背离, 股票价格围绕内在价值这个稳定点上下波动, 且股票价格长期看来有向内在价值回归的趋势;其内在价值决定于经营管理等基本面因素, 股票价格则决定于股市资金的供需情况, 在不同的决定因素下, 内在价值高于股票价格的价差被称为“安全边际”, 即当股票价格低于或者高于内在价值即股票被低估或者高估时, 就出现了投资机会。
巴菲特是价值投资者的最杰出代表, 他不同意现代股市效率理论中的那种认为“股价反映了, 市面上的所有信息按照这个观点, 获得超过股市的利润是不可能的, 因而投资者不必花时间去分析企业。”对此巴菲特本人的成绩作了最好的驳斥。在1959年到1969年的10年里美国股市的年平均收益率为8%, 但是巴菲特的年收益率达到30%, 即使扣除投资管理费之后仍然达到24%。
国内文献对价值投资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综述和实证检验上。王艳春和欧阳令南 (2003, 12) 先从理论上论证了我国股市已经具有很好的投资价值, 然后从实证分析上市公司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与投资收益率的关系, 得出价值投资适合中国证券市场。刘玥宏在《价值投资策略在中国证券市场的适用分析》 (2010, 3) 一文中提出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不足, 导致价值投资不是很适用。何艳在《价值投资策略在中国市场的适用性分析》 (2010, 2) 中提出由于价值投资基础不稳固, 而且通常与蓝筹股联系, 我国分红很少使得价值投资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还很低。
二、价值投资理论在中国证券市场的适用性探讨
价值投资理论认为股票的价格围绕其价值上下波动, 其内在价值又决定于经营管理等基本因素。从理论上而言, 股票价格与每股净资产, 每股净收益, 每股经营现金流等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实际来看却并非如此, 股票价格严重偏离内在价值, 而我们用相关的估值理论对企业进行估值往往不符合事实。
从2010年的股市来看, 潜在价值不错的股票都大大地被低估了, 价格一路走低, 最典型的就是银行股。按6月20日的收盘价, 以2010年的一季报测算14家上市银行这年动态市盈率平均为9.71倍, 其中, 小于10倍的有9家, 最小的是交通银行, 仅7.48倍;而大于11倍的仅有3家:宁波银行14.17倍, 中信银行12.56倍, 招商银行11.74倍。若以市净率计算, 全部小于3倍, 平均2.03倍, 其中在2-3倍之间的有6家, 在1-2倍之间的有8家。从估值角度来看, 确实很低了。以当前9倍、10倍PE水平来看, 即便是在港股市场上, 也处于底部区域了, 因为在港股历史上, 大盘估值基本上是在10-20倍PE之间波动。与此相反, 创业板中许多基本面不怎么样的企业却一路走高。因此价值投资理论在中国证券市场的适用性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再如十年前的2001年6月14日, 上证指数首次摸高2245.43点。2011年12月14日, 沪深股市又创新低。早间两市低开, 沪指直接跌破2245点重要支撑位, 下午收于2228.52点。12月13日沪指跌破2300点整数关上证综指重新回到2001年水平, 这毫无疑问在股市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让人质疑价值投资理论到底还有没有实际价值。
三、价值投资理论在中国不具有适用性的原因分析
(一) 灰色操作和内幕交易严重
价值投资者以分享企业的业绩收益为主, 投资业绩较为固定, 一般在20%~30%之间, 机会好的时候能达到50%~60%。但一些所谓的投资高手, 通过运作一些主题、概念和个股, 欺诈“绵羊散户” (投入股市资金较少的个人投资者) , 得到远远高于价值投资的收益率。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非价值投资者都在欺诈“绵羊散户”, 但在之间还是存在很多灰色中间地带, 如行业轮动、波段操作、跟庄做庄、内幕消息, 其收益率远远高于价值投资。所以, 很多人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倾向选择更高资本回报的投资策略。灰色操作主要表现在恶炒ST股, 劣币驱逐良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 退市制度形同虚设。
自A股上市公司退市制度2001年启动以来, 沪深两市主板因触犯监管规则而退市的公司共有42家, 占比不到2%, 多数公司在长期停牌之后, 都能通过重组借壳等方式重新返回到股市。而创业板成立两年以来, 还未出现退市的公司, A股总市值全球排名第二, 2008年以来无一家公司因触犯监管规则而退市, 由此可见退市制度形同虚设。
2. 内幕交易现象严重。
内幕交易表现有以下三点:一是内幕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 或者根据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买卖证券的行为;二是内幕人内幕交易员向他人泄漏内幕信息, 使他人利用该信息获利的行为;三是非内幕人员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或者其他途径获得内幕信息, 并根据该内幕信息买卖证券, 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证券的行为。
3. 操纵市场现象严重。
操纵市场主要是指某一个人或者某一集团, 利用其资金优势、信息优势或者持股优势或者滥用职权影响证券市场, 人为地制造证券行情, 即抬高、压低甚至稳定某种证券的价格水平, 使证券市场供需关系无法发挥其自动调节作用, 诱使一般投资者盲目跟从、参与买卖, 从而成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市场。目前我国的这种现象还是挺普遍的。
(二) 非市场因素使价值投资内涵的偏离
由于非市场因素导致普通投资者在进行价值投资时经常会出现认知与行为的背离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1. 股价已高, 投资者自己已知股价存在严重泡沫, 却做出下列行为:死抱被炒高的垃圾股不放;博傻买入。
2. 股价已低, 投资者自己已知股价被严重低估, 却做出下列行为:
(1) 卖出止损; (2) 犹豫不决, 不敢买入。
资本市场就仿佛是一个商业市场, 它以经济利益为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中国股市如此, 企业却并非如此。首先, 大量的地方国企受地方政府控制, 明目繁多的兼并重组、资产注入、大股东占款和关联交易, 种种行为与市场经济中的理性经济行为相去甚远, 让投资者很难理性地分析企业的真实价值。其次, 民营企业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开展经营活动, 大部分民企的经营业绩并不由其经营管理水平所决定, 而是取决于各种难以衡量的“关系资源”, 各类房地产、矿业企业尤其如此。
(三) 政府的隐性担保以及缺乏多样化的投资渠道
政府作为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身份, 使政府过多的干预股票市场, 尤其在股票市场出现危机时, 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 维持股票市场指数在一定的水平。这实际上让投资者获得了某种“隐性担保”。在政府的“隐性担保”下, 投资者会认为在这种隐性担保下其投资损失是有限度的, 不存在退市等危险, 其损失预期很大程度上减小了, 因此其投资策略可能变得更加激进, 对市场上的价值投资的研究所做的努力会减少, 投机气氛浓厚。由于目前中国金融市场还不发达, 投资工具少, 而作为在证券市场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债券市场依然处在初始阶段, 规模小, 品种少, 目前主要的品种是国债, 这种状况的存在使中国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较弱。就股票市场本身而言, 投资工具也非常有限, 国外股票市场上流行的股指期货、期权等有利于避险的投资工具在中国并不存在。而大量资金进入尚不成熟的股市, 致使股票供求失衡, 股票价格与基础价值关联性不强, 且大起大落, 使得大量投资者以追逐价差为投资的主要目的。
(四) 普通投资者在进行价值投资时会出现难以忍受的“社会痛苦”
当股价已高, 他们准备卖出时, 看到其他投资者在拼命买入, 市场一片看多, 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和心理痛苦。他们觉得说不定自己的判断与社会大众的判断有偏差, 他们会产生另外一种想法:再等等股票价格会继续升高, 因此就可以赚更多的钱。这两种相反的想法会给投资者造成巨大的压力, 他最终选择了价值投资就会承受“社会痛苦”;而当股价已很低的时候, 准备买入时, 看到其他投资者在拼命卖出, 市场一片看空, 也会因此受大众的影响, 会对自己的想法产生怀疑, 若是坚信价值投资, 也必定要承受一定的社会痛苦。
(五) 对企业内在价值的准确评估难度很大
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严重, 导致对企业内在价值的准确评估难度大。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一是会计凭证提供的信息失真;二是会计账簿生成的信息失真;三是财务会计报告提供的信息失真;四是审计报告信息失真。信息失真的原因有四点:一是法制观念淡薄, 执法不严, 处罚不力是会计信息失真的动力;二是会计人员地位低、素质差;三是单位领导人的主观操纵做假;四是审计监督体制不完善, 助长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恶性循环。
投资成功必需的三个条件:一是必须在投资研究分析上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二是必须具有学习并应用正确思考分析决策模式的能力;三是必须具有避免情绪破坏保持理性思考的定力。但是普通投资者根本不懂如何正确分析公司股票, 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分析研究, 只是到处问别人, 非常轻率地买卖股票。还有一点就是普通的投资者对股价涨跌太敏感, 没有情绪定力。因而导致对企业内在价值的判断出现差错。
(六) 趋势投资策略和技术分析方法支配着普通投资者的头脑
趋势投资策略和技术分析不是一门科学, 如果它是一门科学那就可以作为可靠准则, 因此每个人都能通过适时买卖股票而不断赚钱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在实际的投资过程中技术分析并没有给投资者带来什么获利机会但它为什么总是对投资者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其实这只是股市投机者贪婪浮躁和急功近利心态的虚幻寄托, 他们在市场上谋求成功的策略并不是对投机的节制而是对利润的追逐, 不管过去如何他们总是劝慰自己现在能够创造利润并保持它, 因此他不问青红皂白地贪婪地抓住每一个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貌似有用的方法。这会得出另一个有趣的结论:技术分析只不过是一种投机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投资的工具。所以在我们的投资策略里不应把技术分析放在重要的位置至少不能把它放在主导的位置, 能真正让我们在这个市场长期成功的分析方法是基于事实的价值分析, 因为只有在这种分析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可靠性和必然性。
(七) 做空机制的缺乏, 证券市场的不完善
中国股票市场在起始的运行制度设计时, 没有将做空机制纳入到体系之内, 这可能是基于避免过度投机的考虑, 但股票市场缺乏做空机制, 会使股票市场风险有抬高的趋势, 反而会导致投资者的投机倾向。在只有做多才能获利的机制下, 当股价向下调整至市场持股成本时, 投资者卖出持有股票的意愿较低, 股价很难向下调整, 由于整个市场的持股成本较高, 由此导致股价底部不断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 股价趋高, 股票失去投资价值, 股票市场积聚的风险越来越高, 使参与其中的投资者行为被迫短期化、投机化。还有我国证券市场有许多我国证券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机制和法律法规比较落后,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过度集中和产权主体不明晰。
(八) 政府在股市中“抽水”严重
政府作为监管者, 在股市中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而是通过各种渠道来收取费用, 例如投资者不管买入卖出都要收印花税, 就印花税问题以一个普通客户来看, 通过一次完整交易, 包括买入与卖出, 收取的费用其中被政府以税和费形式大约就占到总费用的40%;假如他是大户证券公司的, 则被政府收取的费用大约占比是68.75%。因此政府才是股市中最大的得利者。之所以有人觉得股票交易费用太高, 通过上面数据就很明显, 费用的大部分是被政府收走了, 如果政府想藏富于民就应该降低印花税, 或是取消交易所规费。
四、创造价值投资理论在中国证券市场适用性的条件
(一) 加强中国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 发展还不够成熟, 稳定性不足, 证券信息并不是总能够有效地传递到投资者, 使得市场的有效性大致处于无效至弱式有效的状况, 容易受到短期巨额资金的冲击, 且存在较严重的灰色操作现象。这就需要中国证监会需要加强监管力度, 尤其是要加强对操纵股市方面的监管力度, 从而使市场机制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二) 完善我国的退市制度
笔者认为中国目前面临退市难的原因有四点:一是上市资格稀缺导致公司不愿退市;二是仅以利润作为退市判断标准过于单一;三是“借壳需求旺盛;四是不同板块缺少不同退市标准。为了更好地实现证券市场优胜劣汰的功能, 优化资源配置, 使得价值投资理论更适用于中国的证券市场, 就应该促进上市公司管理层不断改善经营、提升业绩, 进一步完善退市制度。
(三) 用分红增强投资者的积极性
中国股市的首要问题就是投资者的积极性和信心问题, 由 (下转第78页) (上接第75页) 于中国投资者的投资不能, 投机不易, 导致股市低迷, 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和积极性就要从分红开始, 有两种方式, 股价增值和股利, 应提高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比例, 还有加强监管, 用政策规定分红的比例和数量, 只有这样才能使投资者有足够的投资信心, 才能促进股市的发展。
(四) 投资者自身素质的提高
投资者要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 不要跟风随大流, 一味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投资者要认清股票的价值, 要知道股价最终还是由企业的内在价值所决定;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不能因为一时的盈利和亏损而导致心情的巨大起伏, 这样有害身心健康。只有认清事实, 具有敏锐洞察力, 从容淡定才能长远地投资下去。
(五) 政府应当有所作为, 多放水而不是抽水
政府应该做到放水养鱼。现在的上市公司投机性都过强, 市净率过高, 这为资金市场带来了泡沫和不稳定的潜在因素。政府在做政策性调整时应该更加慎重。
五、结论
综上所述, 中国的证券市场没有遵循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投资理念。其中推行价值投资理念遭遇的不利外部因素主要是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 发展还不够成熟, 市场的有效性不足;而影响价值投资理论发展的内部因素主要是上市公司股价与内在价值的偏离, 内幕交易等灰色操作, 因此导致投资者趋于短期的趋势投资而非长期的价值投资;还有投资者自身的一些因素等, 都是阻碍价值投资理论在中国运用的原因。所以总的说来目前在当今中国推行价值投资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10YJAGJW015)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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