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适用性论文

理论适用性论文（共12篇）

理论适用性论文 篇1

皮埃尔将治理理论说成是20世纪晚期政府管理理论中的主流观点。虽说治理理论起源于西方, 但皮埃尔的这句话其实说明了治理理论已经超越了其本土的地理限制。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可谓是迅猛, 其出现的频率也不亚于西方理论界, 尽管时间上稍晚于西方。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的治理理论到底如果, 我们就必须揭示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一、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国内对于治理理论的主要论点主要集中在四大方面:第一类认为治理理论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 通过引入第三部门、市民社会等群体和参与者来实现治理。该类别的学者普遍肯定了政府在治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第二类认为必须通过发展市民社会、第三部门等分政府组织来实现。此类别的学者把治理的关注点集中于非政府部门的发展和培育上。第三类认为要实现治理必须通过政府内部的沟通机制、层级结构的改革。他们认为治理的最终实现只能靠政府内部自身的改革。第四类认为治理的实现需要多方的博弈。此类学者承认多元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也强调主体间互动的必要性。

二、案例分析一——温州商会

温州商会被吴敬琏称为“真正的民间商会”。温州商会的产生与发展是与温州模式同步生长起来的。如今的温州商会已经能够独树一帜了, 这不仅因为它们在行业内部协调、帮助政府进行行业管理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而且也是因为它们确实有别于那种官方性很强的行业组织。温州商会因为它们在行业内部协调、帮助政府进行行业管理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而且也因为他们确实有别于那种官方性很强的行业组织。目前温州绝大多数商会对自身自治程度有较高的评价。温州商会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相互之间的权力依赖关系可以体现为:温州商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授权和支持, 温州商会的发育和职能发挥都得到了政府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肯定和确认。与温州商会的发展需要政府支持相对应, 地方政府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诉求也需要温州商会的积极配合。

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经济发展和本政府的发展, 除了要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以外, 还必须使产业能够在政策发展以外, 形成有效的产权结构和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通过有效的产权保护和良好的投资环境更好地配置经济、社会资源, 从而提高本地区行业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在明确了投资主体的预期收益, 从而激励投资主体的生产积极性, 扩大生产利润, 扩大地方政府可分享的剩余额。由此可以看出, 在温州商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虽然有官方的默许, 鼓励甚至直接操办, 但仍然有显著的自生自发的特征。这或许能成为市场经济为国家之外的社会领域提供了空间的证据。但具有自主性的温州民间商会也为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变化提供了条件, 而它在“地方治理”中的实际作用也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肯定。

但是, 温州商会的镶嵌性特征也不容忽视。商会主管单位的确立和变化、商会对业务主管单位的选择倾向、商会的党建工作和一业一会的规定均决定了政府在温州商会中的镶嵌性, 使其不能完全独立于政府。

三、案例分析二——宁波海曙区的居家养老服务政策

尽管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定性的结论回答治理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 适用到什么程度。但是治理实践已经存在于中国, 在地方的社会政策层面上就有一个显著体现——宁波海曙区的居家养老服务政策。

宁波市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浙江省平均水平, 海曙区老龄化的发展速度非常迅猛。面对这种情况, 2004年宁波市海曙区颁布了《关于海曙区社会化居家养老工作的指导性意见》, 提出按“政府扶持、非营利组织运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思路, 建立新型的社会化居家养老服务体系, 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全面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主要内容就是由海曙区政府出资, 向非营利组织——星光敬老协会购买居家养老服务, 社区落实居家养老服务员, 每天上门为辖区内600余名老人服务。

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同时, 还有其他配套政策, 海曙区政府将这种服务概括为“走出去”和“走进来”的“两走”居家养老模式。“走出去:就是指对一些行动便捷的老人提供娱乐学习场所, 供其交流和休闲娱乐。“走进来”就是指对一些高龄的、行动不方便的老人, 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 由专门的服务人员上门对其服务, 从而解决老年人的起居饮食等生活困难。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比较典型地呈现了治理中的网络特征。政府、NGO和社区在购买居家养老政策的决策和推行中, 形成了一种网络状的协作局面。

四、总结

从案例中可以看出, 治理理论在我国某些领域还是有其存在价值和存在空间的, 但困难也有很多。这主要是因为治理理论离不开两个必备的因素: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平等的伙伴关系;民主、协作和妥协的精神。正是由于这两点, 治理理论在我国这样的土壤发展显得尤为困难: (1) 目前, 中国总体上并不存在着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 即便有所谓纯粹的公民志愿性团体, 但数量极少, 几乎没有规范性的规章或者文件, 更不说将其纳入程序化的轨道了。 (2) 现存的政治制度是党政一体、议政合一的政治体制, 在这种政治体制下, 多元化主体很难独立成长并且壮大。即将多元化的利益发展纳入一元化的框架之中。所以, 通过利益多元化推动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极为不现实的。 (3) 从目前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进步来看, 中国的国家结构方面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在一定程度上国国家建设仍然具有革命的某些特征, 一元化的体制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将长期存在。民主、合作与妥协在中国政治文化土壤中培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摘要：治理理论, 作为一个具有丰富而深刻内涵的崭新理论是近几年才刚刚兴起的, 一经出现, 就迅速在国际学术界和各种国际组织及政治领域流传开来并被广泛使用。文章以温州商会和宁波海曙区的居家养老服务政策为案例, 揭示了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关键词：治理理论,适用性

参考文献

[1]俞可平著.《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

[2]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9年.

[3]郁建兴, 王诗宗, 黄红华等.《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基于浙江省温州市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年.

理论适用性论文 篇2

[摘 要]治理理论是上世纪8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全新的理论，它的共起主要是为了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带采的社会问题。在我国进行市场经济体瓤改革的适程中，也存在着在政府和市场失灵的地方，治理理论是解决我们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可资借鉴的一种比较先进的理论。但是，我们在运用它时奔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们要努力解决这些阿题，从而为应用治理理论创造备件。

[关键词]社会管理；政府管理；治理理论；服务型政府

一、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及动因

西方经济衰退的大环境是治理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出现了滞涨的局面；70年代初期的石油危机达到了新的高峰，经济发展不稳定，福利国家的职能扩张，政府财政赤字严重，经济建设投资乏力；80年代，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开始普遍衰退。这种不景气的经济环境激发了人们对公共部门的规模和绩效、对巨大的公共赤字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的关注。由此，人们不得不对传统的管理模式进行反思。

在西方国家，人们对公共部门旨在提高政府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所应担当的角色的新认识，迫使政府对原有的公共部门管理进行改革。在许多国家。政府和公民越来越认识到：在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应当角色互补。私营企业长期处在竞争的环境中，为了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它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和方法等不断革新，以便提高生产率和服务质量，赢得更多的顾客。私人企业这种管理机制、革新精神及其较好的改革成果无疑对政府和公共部门形成了示范效应，给其施加了改革的压力。

世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和公民社会的壮大是治理理论产生的重要因素。随着各国民主化改革力度的加大，公共部门逐渐意识到其权威的社会根源性，还权于社会、还权于公民成为政治改革的趋向。人们的主体地位得到肯定和关注，民众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也随之强化。人们日益增长对政府的监督意识，迫使公共部 1 门进行改革以完善自身。而社会利益的分化组合也需要公民社会的参与治理。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对立为特征的传统管理模式逐渐被摈弃。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对推动治理理论的产生起了革命性作用。一方面，它使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播更为便利，缩短了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相对距离，导致了所谓的“鱼缸效应”——政府和公共部门的活动就像鱼缸中的金鱼一样无时无刻不受到公众的审视和评判．从而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回应性和依赖性。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也增强了公民和社会在信息和知识方面的占有量，从而揭掉了政府部门的神秘面纱，削弱了传统政府的优势地位，对传统的垂直型单向度的权力运作模式提出了挑战，使得以参与管理、民主管理为核心的治理模式成为现实。

全球化趋势的发展成为治理理论产生的重要诱因。全球化对国家主权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家主权出现了弱化的趋势。国家日益受到像钳子一样上下压力的夹攻，有一些力量试图把政治权力从民族国家向下转移到次国家的区域和集团中去。有一些力量则试图把权力从国家向上转移到跨国性的机构和组织中去，从而对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全球化改变了政府的运作环境，各国不同程度地出现在传统的政治理论架构下管理能力的不足与弱化，人们开始对传统的国家理论进行反思，对传统的官僚体制进行质疑，一种有着普遍适用性、全球化性质的公共行政理论应时而生。

二、国内外的研究比较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了“治理”一词新的含义，其涵盖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治理”与“统治”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治理”源于“统治”，又发展于“统治”，其基本内涵也在与“统治”的比较中得到深化和确证。

英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与“统治”（Government）有共同的词根“Govern”，这两个概念彼此曾长期交叉使用。但相比之下，“统治”是政治学中常用的政治术语，主要指依靠国家权力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民主制度以前管理社会的主要方式。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民主时代以后，专制时代依赖权力来统治社会的办法已经不能适应社 会发展的需要，“治理”概念才逐渐走进社会管理括动之中，主要用于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并首先在发达国家推行。就目前而言，尽管“治理”一词已经被广泛使用于社会公共管理领域，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及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其基本涵义至今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西瑞指出：治理与政府统治不是同义语，它们之间有着重大区别。他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换句话说，与政府统治相比，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机制。根据治理理论学者格里·斯托克的概括，到目前为止，对“治理”的理解共有五种主要观点：一是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二是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三是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四是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网络。五是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限于政府的权力，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

国内学者也关注对“治理”的研究。有学者指出：治理一词的基本涵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所以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也有学者在对全球化及全球治理问题进行分析后，将庞杂的治理理论体系集中地阐述为政府管理、公民社会、合作网络三种途径，并提出：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又可称为网络管理或网络治理，指的是为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

三、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治理就是对合作网络的管理。又可称为网络管理或网络治理，指的是为了 实现或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等众多公共行政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治理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共治。政府要不断创新管理方法和手段以提高管理的效率。它强调管理对象的参与，认为无论是公共机构还是私人机构，只要得到大多数公众的认可，就是其所属层面或所在范围的社会权力中心。

四、治理的内涵及其特征

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中，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调适并能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安排。

世界银行的定义：治理是在管理一国经济和社会资源中行使权力的方式。治理的内容主要有：构建政治管理系统；为了推进发展而在管理一国经济和社会资源中运用权威的过程；政府制定、执行政策以及承担相应职能的能力。

联合国开发署的定义：治理是行使经济、政治和行政的权威来管理一国所有层次上的事务。它包括机制、过程和制度。公民及其各类组织在这个过程中表达利益、行使合法权利、承担其义务以及弥补他们之间的差异。

罗茨R Rhodes)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他还列举了行政学界关于治理的六种涵义：(1)作为最小国家的管理活动的治理。它指的是国家削减公共开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2)作为公司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指导、控制和监督企业行为的组织体制；(3)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4)作为善治的治理。它指的是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5)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它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与互动；(6)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与互利基础上的社会协调网络。

权威机构“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的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 的研究报告中，把治理界定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从治理概念的基本含义和治理理论所强调的重点来看，治理理论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第一，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可以成为社会权力的中心，“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因此治理意味着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

第二，治理过程的互动性。传统的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治理在强调国家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以及确立共同的目标等方式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第三，治理范围的广泛性。治理模式不同于传统的以领土为界的民族国家管理模式，它涉及的对象要宽泛得多，由于治理的权威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非政府的、跨国界的民间组织，所以治理的范围既可以是特定领土界限内的民族国家，也可以是超越国家领土界限的国际领域。

第四，治理的有效性。这主要是指治理把企业运作模式引入政府机构，按企业模式重塑政府。治理强调政府管理的成本，重视管理的绩效，把效率的提升放在行政成本降低、效益增长的双向思考之中。因此，“善治”(good governance)便成为当前各国政府改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了。

五、治理理论的适用条件

治理理论作为一种处于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国家新近兴起的一种社会管理理论及模式，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其他国家，它的作用的发挥都是需要以一定的条件为基础的。这些基础性条件包括经济上的、机制上的、制度上的、文化上的以 及理论上的等等。

(一)从运作机制上讲，运用治理理论需要以“信任——服务——合作”为特征的社会合作管理机制

在统治型、管理型和服务型这三种社会治理模式下，存在三种社会治理的机制：以“权威——依附——遵从”为特征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权力机制；以“契约——控制——服从”及“竞争——管理——协作”为特征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契约机制；以“信任——服务——合作”为特征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合作机制。当代治理的实践形态不同于“中心——边缘”结构的传统社会治理。它的运行机制是“从权力的物理形态和他律的法律形态转向主体的公共伦理形态”。因为当代治理理论是一种多中心的治理，它强调的是政府部门和其他治理主体共享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在这个治理结构中没有权力依附关系，所以治理面临着将脱离民族国家统治秩序的治理主体组合进一个问题共同体的问题，而这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多个治理主体间的政治认同。治理主体间的政治认同对于主体间确立游戏规则，治理权责的分配，公民自治价值的形成，主体间关系的重构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而政治认同的建立需要以相互承诺的信任基础。所以，政府和非政府之间应该是一种以信任为基础，以服务社会为目的的合作关系，那么其治理机制也必然是一种合作政治模式。

(二)从治理结构上来讲，运用治理理论需要独立、健全的非政府部门与有限的、服务型政府共享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

既然治理是各行动主体通过互动、反思，共同制定社会政策，履行管理责任的一种社会管理模式。那么治理的结构就应该是由有限政府和独立、健全的非政府部门构成。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良好治理的过程就是还政于民的过程，或者是治理民主化的过程。治理民主化内在的要求对政府进行改革，削减凯恩斯主义政府所拥有的无限的政治经济权力，建立起一个服务型政府，将削减的政治经济权力下放给第三部门、私营部门和公民个人，而政府只扮演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外在效应的消除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等角色。除了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在权力上进行再分配以外，非政府部门还必须在经济上、组织上、人事上等取得独立，这是非政府部门行使权力的一个前提。另外，为了提高治理能力，非政府部门还必须健全其组织体系和各种组织制度，从而更好地承担起治理的责任。

6(三)从制度环境上来讲，运用治理理论需要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保障

詹姆斯·N·罗西瑙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指出：“不同于统治只依赖于正式的规则体系，治理不仅依赖于正式的规则体系，也依赖于非正式的规则体系，而且更依赖于正式和非正式混合的规则体系。”制度可以理解为人类交往的规则和规则体系，它分为正式的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正式的制度是通过人的理性设计出来的，它往往与强制力相联系；而非正式制度是从人的经验中演变而来的。统治是一种“中心一边缘”的治理模式，在这里政府是中心，其他的行动主体都是依赖于政府的，它们没有自主性，没有自治的权力。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只要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处理并不复杂的公共事务，并维持这种治理结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利益变得日益多元，公共事务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复杂，有时还涉及到伦理问题，例如公共物品的提供，阶层的共治等问题。这时仅靠正式的制度安排已经无法处理所有的公共事务了，因为正式的制度无法消除机会主义，无法处理伦理问题。这时就要求助于非正式制度，运用其道德、伦理、舆论上的力量去避免和处理一些正式的制度安排无法处理的问题。因此，只有当各种各样的制度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和谐整体，它们才能有效地形成秩序，一方面抑制人际交往中的机会主义，另一方面提升制度体系的公信力。

(四)从权责分配的角度来讲，运用治理理论需要合理分配各行动主体问的权责

多中心的治理不同于“中心一边缘”结构下的社会治理，它要求的是各个行动主体之间密切配合，协同治理。在多中心的治理结构下，这些行动主体都有自己的权力和责任。但是治理要顺利地开展下去，最终实现善治的目标，就必须将治理建立在治理主体之间权责的合理分配的基础之上。如果它们的权责分配不清楚或者不合理，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就会陷入这样的一种困境：有的行动主体拥有很大的治理权力，但是却承担很小的责任；而其他的行动主体虽然治理权力很小，但是却承担了很大的责任。结果就是权大责小的治理主体可以不顾资源的浪费，不顾其他行动主体的利益得失，不顾社会伦理地开展活动；相反，权小责大却不得不在一些问题上患得患失。最终，治理结构中的平衡会被打破，多中心的治理又会重新倒回到“中心一边缘”治理。所以，治理需要各行动主体在理论上 7 和实践中合理地分配权责。

六、当代中国在运用治理理论时所面临的困难

（一）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并未得到彻底的改革

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为解决我国所面临的内外困境而借鉴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建立起来一种高度集中的、指令化的、层级控制严格的一种政治经济模式。这种政治经济模式在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社会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随着政治经济发展的深入，这种政治经济模式的弊端也日渐暴露。这种模式下，政府参与市场生产，控制社会发展，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低，市场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最终结果是经济得不到发展，社会活力不够，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二)非政府部门不够独立，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政府部门，还不能够担负其治理责任

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非政府部门尤其是一些非政府公共组织，例如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民办非企业组织等，都由政府控制和管理。这些非政府组织在财政上依赖政府的拨款，在组织上依照政府的组织体系进行活动，在管理上依赖政府的指令，其领导人大部分也是由政府指派，其活动的内容大多也是政府的政治任务。这样的非政府部门是无法承担其治理的任务，社会治理结构仍然是一种“中心一边缘”结构。

(三)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契约精神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平等自由的契约精神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但是应该看到的是传统的臣民意识、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平均主义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影响着人们对政治的参与。要培养理智审慎的政治文化、个人独立自由的精神，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四)各行动主体之间还缺乏政治认同，治理所需的社会合作机制还未形成 长期以来，政府都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并运用其手中所掌握的强制力进行社会管理。虽然政府一直宣称其公共性，但这只是政府为了挽救其合法性危机而在策略上的调整，政府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自己的利益。政府处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它是不愿意将自己的权力分配给其他的行动主体的，因为这样政府的利 益有可能受到损害，更谈不上对其他行动主体的政治认同了。

七、在中国运用治理理论的对策研究

虽然，我们国家在运用治理理论时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且还有一些适用条件不够成熟。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随着我们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完善、社会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制度的不断健全以及市民社会的不断成长，治理理论的适用条件会逐渐在我们国家具备、成熟。所以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以为治理理论的在中国应用创造条件。

(一)政府要不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科学界定其职能范围

治理理论的基本要求以及某些国家成功实现向治理模式转变的经验都表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规范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进行治理变革的基础。所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科学界定政府职能，规范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提升政府职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成为我国进行治理变革的当务之急。所以，我国政府要按照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化政府、责任性政府的要求有步骤地进行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大力减少政府行政性审批事项。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到“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不断地向市场、企业、社会及公民放权、分责，放弃不必要的生产职能。将具有排他性的产品以合同外包、特许经营等方式交给市场和企业去生产；加紧对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改革，逐步理顺它们与政府的关系；还要加大基层民主的建设力度。而政府只成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外在效应的消除者、收入与财产的再分配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

(二)要加强培养非政府部门的独立意识与能力

上面提到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这其实就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需要非政府部门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但是，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还比较弱小，长期以来是依赖政府而存在，缺少独立发展的意识与能力。所以，面对治理理论所要求的政府与社会共同承担社会治理任务的要求，它们难免会感到力不从心。所以，我们应该着力加强培养非政府部门的 独立意识与能力。如何培养，笔者认为，首先必须用完善的法律法规来保障非政府部门的地位，将其权利与义务制度化，使其在承接政府转移的治理功能的过程中有法可依。其次，要在组织、财政、人事方面放松对非政府部门的管制，使其能够独立按照自己的诉求与方式进行工作，而不是依赖于政府的行政指令。最后，就是要加强对非政府部门管理层的培养，增强他们的工作能力，从而更有效地、独立地领导非政府部门进行治理工作。当然，这过程中一定要循序渐进，否则就会造成治理职能的缺位。

(三)要逐渐建构起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机制

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机制是治理的基础，因为治理的过程就是各行动主体之间围绕着公共利益或者是集团利益就公共政策而展开的一种互动，这种互动其实就是一种协商民主。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这种社会合作机制还有待完善，政府对于其他行动主体而言依然是掌握统治权力的唯一合法主体。所以，这种情况必须不断地改变，建构起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机制。这种合作机制的建构，首先必须以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双方之间的政治认同为基础。而这种认同又必须以制度化的职能界定为前提。所以，我们必须先要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的治理职能用制度界定清楚，避免双方出现治理权限上的冲突与不信任。然后在这样前提下，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以协商代替指令，以主动代替服从。其次，还要建构起一种交流、协商机制，使双方在这种机制中能够相互交流信息，就公共利益或者各自的利益展开协商，讨论治理的方案。从而使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机制在这种交流、协商机制中慢慢地建构起来。

(四)要不断完善各种正式、非正式制度

对于治理而言，它需要的不仅是正式的制度，更需要非正式的制度以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混合。因为它们可以在不同层面上“解决交易成本和市场不完全性的问题”，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和确保合理的行为预期。如前所述，正式的制度来自于人的理性设计，主要指的是法律法规；非正式制度来自于人的习惯和经验，主要是一些规范性的行为准则。在正式制度层面，我们首先要不断地推动法制化进程，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且按照时代的要求不断地进行制度变迁，使制度更加地贴近时代的要求。尤其是我们要在推动治理转型的制度上加大建设和变迁力度。从而在不同层面构建新的治理模式，界定各行为主体的权限、责任，10 建立主体间的互动机制等进行原则上或者是具体的规定。而对于非正式制度，则需要政府部门不断向服务型、法治型政府演进，非政府部门独立认识与能力逐步得到提高后，公民社会日渐强大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机制建构的过程中以社会契约、道德准则等形式进行潜移默化地养成。当这些制度逐步具备时，我们在应用治理理论时就有了制度的保障了。

八、结语

治理理论是有别于统治模式的一门新兴的社会管理模式，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分析框架，提出了除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条社会管理道路，其理念已经开始应用于西方福利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有其一定的适用性。但是对它的借鉴，要建立在对国情充分考虑的基础之上。因为，我们应用它的一些条件还不具备。但是，从长远来看，只要能够科学界定政府职能，培育出具有独立意识与能力的非政府部门，建立起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机制，完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治理理论就可以在中国得以应用。

参考文献：

[01]任志安.超越知识管理：知识治理理论的概念、框架及应用[J].科研管理，2007年1月.[02]范铁中.西方国家治理理论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J].理论前沿，2007年第13期.[03]侯庆敏.第三部门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研究[D].2006.[04]杭健,裴君博.从治理理论谈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J]时代经贸（学术版）2007,5(6).[05]董中保.西方治理理论对当前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J]烟台教育学院学报 2005,11(3).[06]黄辉.刘祥国治理理论与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7(3).[07]吴志成.西方治理理论述评教学与研究[J]2004年第6期.[08]奥利弗·E·威廉姆森．治理机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09]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10]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1]阿里·卡赞西吉尔．治理和科学：治理社会与生产知识的市场式模式[J]．国际社会科学，1999，(1)．

物权法中物权行为理论的适用性 篇3

关键词：物权法；物权行为理论；适用性

德国民法中提出的物权行为，对世界各国物权法理论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物权法》编制时，对是否使用物权行为理论进行深刻地探讨，法学家们各抒己见，观点不一，到今天依旧无法定论。本文对物权行为理论对我国适用性做出辨析，认为物权行为理论应该被我国民法采纳。

一、物权行为理论的内涵

德国法学家萨维尼首次提出的物权行为理论主要包含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又被称为是分离原则，是指物权的转换需要一个脱离交易、赠送、买卖等债权行为之外，而以物权变动为基础的法律规定，从而在理论体系内，物权行为的存在不包含在债权行为之内。德国民法中，物权行为无因性是以独立性为基础的，“没有分离，即没有抽象性”。

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是指物权行为的效力不受自身原债权行为的约束，债权行为的发生、撤销或者失效，也不能影响到物权行为正常运作，依旧可以独立地行使物权变动的法律条例。由于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物权行为不仅在其表面形态上存在独立性，而且在行为效力上也具备独立性。物权发生变动与否，没有必要找到其原因行为才对法律效力作出判断，只需要从物权行为着手即可证实。

二、物权行为理论之辨析

1.德国民法典》是以物权行为理论为基础

德国民法的基础内容主要包括了以大陆法系的物权和债权二分权利，总则编中和法律行为有关的概念是从物权与债权行为中提取而形成的上位概念。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是法律行为的基础，如果物权行为不具备独立性，那么其法律行为将无法进行；如果债权行为包括了大部分的法律行为，那么总则编中法律行为的出现将会变的没有依据。不仅如此，那些与法律行为密切联系的法规条例，如行為主、客体、代理等内容，将会全部被债权行为所编制。如此，《德国民法典》总则编将无法合理的存在于民法体系当中。

2.物权行为理论更加发挥民法体系的优势

物权行为理论的应用使得民法体系更加完善、融洽性与逻辑性更强从德国民法立法条例中，我们能够发现，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使其与债权行为发生性质上的分离，二者形成了独特的规定和适用范围，使社会各种法律之间的联系更加清晰，条例更加具备逻辑性。

3.物权行为理论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对交易安全的保护

根据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的规定，物权行为的效力与债权行为二者存在独立性，就是债权行为无效，目前生效的物权行为效力并不受影响。这样来看，交易双方在交易的过程中，根本不需要对标的物的真实权利情况做出细致地研究，其检索内容仅包括在交易当中，这样对交易双方来讲都可以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交易的过程中就算是双方发现债权行为有缺陷，但是其物权行为仍具备效力，从而使交易第三人能够明确地行使自身的权利。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打破了传统的交易模式，简化了物权交易过程，增加了交易的快捷性，而且还能够对交易安全做出保障。

4.物权法中所有权的善意取得问题

在《物权法》中的第106条中，针对所有权的善意取得做出了规定，从法律角度来看，转让的法律意义就是所有权的变动。所有权的转让是由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来决定，其最终的结果是为了实现所有权的转让，因此，善意取得属于法律内容中的所有权变动，其法律性质是物权的变动，并非债券的变动。我国《物权法》的制定充分考虑了关于物权行为的相关理论，但是并未在法律意义上进行承认或者否认。在保护交易安全的领域，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原则和善意取得制度是各司其职，相互补充的。善意取得制度只适用于让与人合法占有但无处分权的情形，而物权行为理论则以有权处分为前提，后者较为充分和全面，而善意取得制度又解决了善恶的问题，两者是互补的关系，不能相互替代。

三、我国民法应采用物权行为理论

我国法学者对物权行为理论存在争议，肯定与否定并存，到今天依旧无法定论。笔者持有的态度是我国民法需要应用物权行为理论，并对否定态度做出相应的辩解：难以否认，物权行为理论包含着非常独特的法学观点，思维的方式也不同平常，概念理论抽象性极高，使人难以理解；在现当今社会的交易中，尽管善意取得制度会为交易提供一定的保护能力，但是它也存在相当严重的缺陷；物权行为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保障交易的安全，在某些条件上确实降低了原所有权人的效益；所有权制度在物权法中同样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在实际交易中，很少出现和使用；对物权行为理论持肯定态度，能够帮助我国民法体系尤其是物权法理论做出进一步的完善和改革。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民法也同样需要应用物权行为理论。即使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我们也需要认同它的合理性，一切可供选择的法律制度都会有漏洞。制定的法律，只要突出一种重要的、基础的常见事物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和规定，便可体现它存在的价值。我国民法对物权行为理论做出肯定，从而更好地保障了我国人民交易的安全性。

参考文献：

[1] 许德风. 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 以民法方法为重点[J]. 中外法学. 2008（02） .

[2] 葛云松. 物权行为：传说中的不死鸟——《物权法》上的物权变动模式研究[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07（06） .

[3] 綦磊. 物权行为理论之基础问题研究[J]. 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0（11） .

论事故频发倾向理论的适用性 篇4

1.1 研究背景:本理论体系的发展史

事故频发倾向理论的历史渊源,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20-50年代。1918年美国工程师Vernon最早提出[1],并由格林伍德、法墨和查姆勃提出了本阶段的论点:事故频发倾向是指个别容易发生事故的稳定的内在倾向,而工厂中少数工人具有事故频发倾向,是事故频发的主要原因[2]。这一阶段的最显著特点是:所有的研究都围绕劳动者个体,而非某种生理、心理现象而展开。学者们的主要任务在于回答事故倾向者究竟是否存在的问题,即事故是否集中于少数人的问题。

第二阶段,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该理论体系的关注重点从人的个体,缩小到人格的某一方面。要回答的问题也变成了:人的某种性格是否跟事故的发生有关?本理论的存在价值已经从甄别事故人格,转换到了确定并干预人因对事故的影响这个层面上[3]。

1.2 研究现状:学界的派系分歧

在安全科学领域中,从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理论像本理论体系一样在学界充满了长时间的争议与分歧。关于此理论是否适用,学界的众多见解汇集成为两种流派。

第一种是反对者,主要由拥护泰勒工业制度的工程师组成。在泰勒工业理论中,机械与能量是整个生产过程的主导,人处于整个生产系统的末位[4]。因而人的因素并没有重要到能够导致事故的发生。很多文献提出了有力的调查证据:某些行业中,事故涉及者被调离后,事故发生率并未降低[5]。在国内,有学者[6]感叹:“‘事故频发倾向理论’可以休矣!”

第二种是支持者,包括了信奉人本主义的安全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学者。他们的论文指出:人的因素不可忽视:在造成事故的各种因素中,人的因素是占有绝对地位的[7]。他们的逻辑是:许多操作对操作者的生理心理素质都有一定的要求,如果人员不能符合这些要求就会发生失误,出现不安全行为。他们也在某些行业进行了统计与试验,提出了大量的证据来证明:把“危险人物”调离关键岗位之后,企业伤亡事故明显减少了[2]。

1.3 待解决的问题:在纷争之间寻找更具真理性的结论

上述两派各自的论证思路都符合逻辑,而且两派的调查证据都禁得起事实推敲。但按照辩证法的真理论原理,虽然广义上的真理是相对的,但是在特定条件下,真理在辩证意义上是唯一和绝对的。有效性和失效性不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同时出现。那么一种既被一些事实证明、又被一些事实推翻的理论,必然要依据事实发生的条件不同而被解构。通俗来讲,我们应当寻找使得该理论有效的条件及无效的条件,进而探讨该理论的适用范围。

2 研究方法

要解决事故频发倾向理论的适用性问题,走旧有两派的老路,使用证真法是不行的。使用证伪法同样行不通,因为两派都是相当成熟的理论流派,任何一派的理论体系和证据体系都具有相当高的真理性,难以辩驳。

根据上文提到的真理论原理,一个假说被提出:该理论体系在带有某种特征的行业中是有效的,而在其他行业中其真理性则急剧下降。

要证明这样的假说,下述研究方法是可行的:充分收集并总结支持与反对该理论的典型行业,论证其行业特点,即可得出适用范围:适用于正面论据所代表的行业,不适用于反面论据所代表的行业[8]。

3 研究过程

3.1 正反两方面有代表性的证据

3.1.1 正面例证

(1)酒店雇员的职业安全状况与人员心理的控制点有关[9];

(2)对医疗事故的调查结果证明事故的发生与医院职员的性格有关[10];

(3)交通事故与肇事者的认知能力有关[11];

(4)电工的职业伤害与个人认知能力有关[12]。

3.1.2 反面例证

(1)对海上石油行业的调查证明,受伤次数多的工人数没有超出泊松分布[13];

(2)对铁路调度员的调查,证实了调离事故多发者不能减少事故发生率[13];

(3)对采掘业矿工的调查证明事故的发生与人员的控制点无关[14];

(4)自动化木工厂事故的发生与人员性格无关[15]。

另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大亚湾核电站大修过程中的人因事件约为全年人因事故总数的60%,而一年之中大修时间仅为两个月,故大修月均人因事故占全年总人因事故的30%。正常生产运行阶段的十个月中,月均人因事故只有全年总人因事故的4%。故检修期间的事故率与人因的相关性极强,运行期间的事故率与人因的相关性很弱[16]。这是事故倾向性人格既有生效期间又有失效期间的例证。

3.2 对证据的分析

支持事故倾向的例子,都发生在以个人能力作为职业活动的主要动力的行业。这些行业虽然也都使用了现代化的机械与设备,但是这些设备主要以手持工具为主。设备的操控与工作方式的选择,都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从业者的支配权相当突出。劳动者的素质,也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着该行业的安全状况。这种劳动组织方式中,高科技设备只是一种人体体力的拓展与替代物,而人的双手仍然是生产过程的根本控制力。它有着手工业时代的影子,不妨命名为人本工业。

反对事故倾向的4个例子的通性在于:首先,这些行业的生产动力都是远远高于人力的巨量能量。而且这样的能量一旦发动,是按照既有设计程序定向运行的,从业者只能对其进行有限程度的监督和调控,无法随意改变既定的运行方式与工艺流程。其次,由于这些行业运行方式的庞大与复杂,个人因素相对于设备因素和环境因素而言,变得相对渺小。高科技装备所扮演的角色,除了人体体力的拓展和替代物之外,还以控制系统的形式与人的意识对接,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控制者与指挥者的角色,而劳动者的地位则由直接控制者变成了监督者和调节者。这种以生产系统为主导的生产方式,不妨命名为系统工业。

最后大亚湾核电站的典型案例清楚的说明了问题的所在。在同一个安全管理模式与机械设备条件下,为什么在大修和正常运行期间人因事故比例有巨大差别呢?设备检修的工作模式,是将整个生产系统停运和拆解,对不同部件加以检查和维修,是需要人来直接参与判断、拆装和修造的,符合前述人本工业的内涵。而正常生产运行过程中,系统按照早先设计好的流程程序运转,职工遵照既定的规程进行检查和微调,系统成为了生产全过程的主流,属于前述系统工业的范畴。此时,人因的地位下降,人因的缺陷也可以由系统本身的健壮性和本质安全性加以弥补。故而在运行时段,人因的缺陷在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一系列原因中,处于了较为从属的地位。

4 对该结论的理论论证

为使逻辑严密,有必要从事故致因理论的角度上,论证上述思想的合理性。

4.1 控制点致因论对上述分析结果的支持

安全控制点理论(Locus of Control)认为,不同的人对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及其结果的决定性根源有不同的定位,从而使人格有了内控型与外控型之分:内控型人格的控制点在个体的内部,他们相信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取决于自身的努力程度,所以相信自己能够对事情的发展与结果进行控制。而外控型人格的控制点在个体的外部,他们认为事情的结果是由个人不能控制的外部力量所支配,个人的努力无济于事,因而更倾向于放弃对自己生活的责任[17]。许多研究表明,在人本行业中内控型人格的事故率远远低于外控型人格,如医院职员[10]。而在采掘业[14]或者一些高度自动化的行业,控制点类型与事故的关系并没有那么明确。

对于系统工业而言,巨量能量、先进的生产设备与控制系统一旦与劳动者的生物能和人脑控制力相结合,生成了人机结合的自动化系统,劳动者的心理与生理能力就会得到极大的拓展(机器设备强化了生理的工作能力,计算机控制系统增益了大脑的控制力)。于是,许多对个人而言属于人体外部的控制点,对增益后的人机系统而言可能就会处于体系的内部。换而言之,超越人体人脑能力之外的严峻任务,对人机结合体来说可能就会变得轻而易举,这就导致了控制者的心理由高风险的外控型变为了较安全的内控型。

对于人本工业而言,人是生产过程的绝对控制者,对于安全状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在这样的状况下,一个自信自强、积极努力的内控者和一个自我否定、听天由命的外控者,其事故频率有所差别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人本工业中的机器设备构造相对简单,能量相对低下,对劳动者能力的增益也相对较小(多数手工工业体系对劳动者控制力的增量为零,完全靠人脑进行指挥),外控点无法以人机集合的方式转化为内控点,故外控型人员的事故倾向无法得到补救。

总之,控制点理论对本文的思路是支持的。

4.2 社会不适应症致因论

社会不适应症(Social Maladjustment)是一类人格与思维方式的总称,在人际交往方面表现为无法融入团队、不善协作、不善相处、以自我为中心,待人冷漠等。这种特征在司机[18]等很多行业都被证明与高事故率有直接关系。

在人本主义工业领域,由于一项复杂工作的所有的步骤都是由不同的劳动者依据各自主观上的配合意愿依次完成,所以对劳动者之间的配合默契程度有较高要求。此时如果某个劳动者无法达到协作的要求,就可能导致整个工作任务的失败,甚至伤害自己或他人。故而在人本工业领域,一个带有社会不适应症人格的职员是明显的事故倾向者,只有将这样的人排除在协作团队之外,才可能保证整个团队的安全。

但是在系统工业领域,由于现代DCS系统(Distant Control System远程控制系统)在调度领域与工艺控制领域的广泛应用,生产过程对团队协作的依赖有所降低。执行某项复杂任务时,计算机会根据已经安排好的操作程序依次发出指令,就地端执行机构则根据控制端指令进行依次动作。现代系统工业领域,电脑与电脑间、电脑与机械间的联网协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人与人的协作。从业人员所负责的工作,只是给出初始指令,监控动作流程和验收操作结果而已。因此,即使一个带有社会不适应症人格的从业者,也可能在没有合作人的情况下,通过DCS系统完成多地点多步骤的复杂操作。

可见,社会不适应症致因论对本文的论证也是支持的。

4.3 攻击性人格致因论、冲动致因论以及冒险精神致因论

这三种理论在事故指引理论中是属于较为浅显并具有单因素属性的学说,与本文结论的逻辑关系也比较清晰。这三种理论认为,事故都是由从业者的不良心理状态所导致的不良职业行为所引发。

人本工业中,有攻击性的、冲动的、冒进的员工确实比沉着冷静的员工更容易伤亡,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无庸赘述。

在系统工业中,工业控制系统和执行机构会对人员的指令进行分析,确定无误后再进行动作。如在DCS系统中,针对某些带有危险性、可能引发事故的操作步骤,如果没有达到特定条件(如安全措施到位,保护性设备启动,达到了足够的工艺条件等),这些操作是被系统设备自动禁止进行的。这就从很大程度上遏止了员工主观上的极端想法,因而在人本工业中属于事故倾向者的攻击性人格、冲动型人格和冒进主义者在系统工业中很可能就不能再划入事故倾向者的范畴。

综上所述,现代事故频发倾向理论体系中的所有理论,都对本文的论证进行理论上的支持或保持一致性。

5 研究结论

根据以上的例证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在讨论事故频发倾向的时候,现代工业可以分为人本工业和系统工业两种类型。

(2)人本工业指以劳动者的个人能力为技术基础,以劳动者主观工作计划为直接组织形式,以个人生理或心理因素为事故主要影响因素的工业形式。

(3)系统工业指以设备水平为技术基础,以系统化自动化的工业控制系统为直接组织形式,以设备的健康程度以及软硬件的本质安全属性为事故主要影响因素的工业形式。

(4)在人本工业领域,劳动者在特定场景中存在着可能引发事故的身体或心理特征,具有这些特征的劳动者即为事故频发倾向者。在系统工业领域,系统的设计制造者应在设备投产之前就从本质安全化的角度杜绝操作者不良身心状态的影响。一个成熟健全的系统工业体系是不存在事故频发倾向者的。

(5)关于学派分歧,事故频发倾向理论的真理性是带有行业区分度的,不宜简单的一概而论判断为正确或错误。对于属于人本工业领域的诸行业,或综合性行业中带有人本工业性质的工种,该理论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对于系统工业领域,该理论不适用。

理论适用性论文 篇5

曹广涛

（韶关学院外语学院 广东 韶关 512005）

摘要：从应用性人才培养的要求出发，探讨了地方高等院校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更新的必要性，以韶关学院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为例，建构了地方院校应用性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体系，总结了该实践的创新性、取得的成效，揭示了改革能够顺利开展所必需的若干前提保障。

关键词：大学英语；地方性高等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

2002年教育部启动新世纪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改革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是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4年1月试行稿，2007年8月正式稿)。[1]在该教学文件的指导下，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蓬勃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据统计，2003年至2011年，共评出大学英语国家级精品课程38门[2]5。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课程定位、教学体系、课程设置问题逐渐显露出来。地方性大学在大学英语课程改革与建设方面与重点院校相比效果不明显。从“十一五”期间评出的国家级和省级精品课程的数量就不难发现，地方性本科院校进入国家级精品课程建设行列的一门也没有，进入省级精品课程建设的也寥寥无几。突出问题是教学教学模式和内容体系还没有形成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自身特色。因此，地方性高校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改革与教学内容更新成为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一 地方性高等院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发展走向

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本世纪初教育部批准一批具有多年办学经验的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决定以这类学校为基础，发挥该类学校多年办学形成的应用特色，创建地方性本科大学，培养生产一线的高级应用型人才，直接为地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以加快地方经济的发展。

韶关学院是2000年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的广东省5所省市共建的地方性本科大学之一，在校生20000人，设有文、理、工、经、管为主的47个本科专业，培养生产一线的高级应用型人才。毕业生大多都选择在省内就业。广东省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产业型企业密集，旅游服务业发展迅速，国际交流日益广泛，对生产一线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呈强劲需求的势头。调查显示，英语综合运用能力，尤其是听说能力已成为应用型本科人才必备的工作能力之一。

显然，根据上述调查所反映出来的应用型人才的社会需求，地方高校应该相应明确自身的办学地位，采取分类办学、分类指导的原则，加强对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综合研究，结合所在地的实际，办出特色，在人才培养目标、培 基金项目：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地方性高校大学英语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实践”(粤教高[2011]3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曹广涛（1971-），男，河南

人，广东韶关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英语教育、英汉比较与翻译。

养规格、办学模式、专业设置、特色专业、实践教学等方面，与综合性重点院校要有所区别，才能切实提高教育质量，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具体到大学英语教学，也是如此，必须在应用上下功夫，才能符合人才培养要求。

二、改革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与更新教学内容的理论依据

建构主义理论是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改革和教学内容更新的最重要理论依据。建构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外界刺激与认识主体内部心理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的知识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中借助他人的帮助通过意义建构而获得的[3]。建构主义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和个性化教学，通过恰当的教学组织模式和教学内容给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材料和学习形式，能让学生接受多方位的感官刺激，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满足学生不同的学习需求，可以提高学习效果。

分级教学理论，在中国最早源于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美国的著名心理学家布鲁姆也曾提出，“许多学生在学习中未能取得优异成绩，主要问题不是学生聪明欠缺，而是由于没有适当的学习条件和合理的帮助造成的”。[4]这里所说的学习条件，就是指学生把握知识必需的学习时间、给予的个别指导和全新的学习机会等。分级教学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这种“学习条件”。

由美国教育家Robert E.Salvin, David W.Johnson, Cathy N.Davidson等提出的合作学习理论是落实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合作学习理论重视目标设计，强调师生、生生的合作，其基本形式为小组活动，以团体成绩为评价标准。[5]应用型大学英语教学采用合作学习的模式，是一种较好的教学策略，它不同于传统教学的填鸭模式，而是非常重视学生参与，教师的主要角色是组织者、引导者和评价者，更能调动和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合作性，其教学效果比传统的竞争性和个体化学习更为有效。

克拉申二语习得理论也是构建大学英语教学新体系的重要理论来源。克拉申认为最好应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来学习第二语言，学生能接触并掌握真实的或自然的语言。克拉申同时认为在课堂教学中，学生获得的是显性的知识，实际交际中主要需要隐形的语言知识。[6]大学英语教学新体系重视构建大学英语自主学习和体验英语学习竞赛实践环节，以营造英语学习环境，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运用语言进行交流的机会，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

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改革、拓展课程改革、学生自主学习和分级教学改革的政策支撑。《课程要求》对大学英语课程设置提出了要求：“各高等学校„„应将综合英语类、语言技能类、语言应用类、语言文化类和专业英语类等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有机结合，确保不同层次的学生在英语应用能力方面得到充分的训练和提高。„„要充分体现个性化，考虑不同起点的学生，既要照顾起点较低的学生，又要给基础较好的学生有发展的空间；既要保证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的英语语言水平稳步提高，又有利于学生个性化的学习，以满足不同专业的发展需要。教学模式应朝个性化学习、自主式学习方向发展”，“确立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学生应该能够“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材料进行学习”。

三、应用性大学英语教学体系的建构与实践

我们依据上述理论，制订了大学英语改革的具体方案。主要包括：

[1]

1）制定了具有特色的教学大纲。教学大纲是实施改革的指导性教学文件。这项研究共涉及5个教学文件建设：《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大纲》和配套的《大学体验英语听说自主学习大纲》、《大学体验英语活动学习大纲》和《大学体验英语听说自主学习指导手册》、《大学体验英语活动学习指导手册》。该大纲依据国家颁布的《教学要求》，结合本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定位，根据入学时英语单科成绩实施分级教学，滚动动态管理，实行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考试成绩评价标准。

2）创建“三位一体”教学模式 我们改革单一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探索基于多媒体课堂教学＋听说自主学习＋体验英语活动相结合的“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多媒体课堂教学模块改革包括两方面的研究，一是内容，二是手段与方法。我们根据当代最新的外语教学理论“任务型教学法”，把主教材《大学体验英语》综合教程提供的 “大学生活”，“走进社会”，“放眼世界”，“热点问题”四大主题材料，设计成对学习者有刺激的听、说、读、写、译的交际任务。同时，通过pair-work(两人合作)、team-work(小组合作)和class-presentation(成果汇报)完成语言实践，做到生生互动和师生互动，使学生参与学习的全过程。

听说自主学习模块是本项目研究的特色所在，代表着最新的教学理念。我们采取技术人员与语言教师想结合，同步辅导和跟踪辅导想结合的办法，解决了课堂教学与自主学习两层皮的问题。通过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研制的计算机口语考试平台系统，解决了学生人数多难于实施口语考试的难题。

体验英语活动模块是本项目研究的另一特色。该模块教学以四大表演赛（英语电影配音表演、戏剧表演、英文歌曲合唱表演、现代小品表演）和四大语言技能竞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英语写作大赛、英语演讲比赛、英语阅读比赛）为主要活动方式，以各院系为单位先组织初赛，经过选拔参加院系的复赛，最后由院系推荐参加全校的决赛，解决活动的广泛性、可参与性和可监控性问题。这个教学模块占学期总评成绩的10%，以参与活动的次数和效果为考核标准。这种有组织、有计划、多形式的体验英语活动弥补第一课堂因学时少、容量大、难以达到学以致练的不足，使第二课堂成为消化、实践和扩展第一课堂所学知识的基地，使知识变为能力，有效促进学生的知识结构、技能结构和能力结构的同步提高；同时又可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创新意识、团队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实施分级教学、动态管理的教学组织形式

调查发现，制约地方高校大学英语改革发展的瓶颈之一是教学组织形式。我校新生英语入学水平参差不齐现象比较严重。高分与低分之间相差70分左右，尤其是音乐、体育、美术专业的新生，语言知识和技能不具备普通生学习的起点。此外，不同专业的新生也有一定的差异。我们探索的分级教学，动态管理的教学组织形式，区别普通专业和特殊专业，对不同的教学对象或同一专业但入学起点不同的学生提出A、B、C三层次的教学要求，并实施A、B、C三级滚动管理机制。

4）探索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性结合的考核方式

我们改变了期末考试“一锤定音”的传统做法，创建了新的大学英语的评估体系。根据“三位一体”教学模式，我们探索三结合、一加强的考核方法，即过程评价和期末考试相结合，笔试与口试相结合，学习过程和学习效果相结合，加强过程的管理与监督。过程评价占学期总成绩的40%，分为听说自主学习20%，体验英语活动10%，课堂表现和课外作业10%，期末笔试60%，考题设计加大考核应用能力的主观试题的比重，主观试题达45-50%。体验英语活动总

评成绩以参与活动次数和获取的奖项等级为考核标准。

5）开发和使用大学英语学习网站

根据大学英语“三位一体”教学模式，我们启动了韶关学院大学英语学习网站的建设。该网站设有教学大纲、教学设计、电子教案、教学录像、自主听说、体验活动、网络课程、教师在线等栏目。学生通过该网站可了解本课程的要求与目标，内容与方法，模式与环境，以及有关的信息，便于他们制定学习计划，调整学习策略，与教师及时沟通与交流。网络课程栏目为学生课下自主学习提供丰富的资源，有课堂学习配套的大学体验英语网络课程、教学设计和电子教案和自测题，有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模拟题，有典型课堂教学的录像等，便于学生巩固和扩展课堂学习。教师在线栏目便于师生互动。我们依托拓展英语教研室的技术力量，不断更新现行的大学英语学习网站的构架和部分学习资源、增加技术含量、使硬件环境能支撑学习网站正常运行，成为学生喜爱的不可缺少的学习交流平台。

6）设立大学英语拓展课程模块，更新教学内容，开发大学英语拓展教材。广东省生产一线应用型人才英语能力社会需求，为完善目前实施课程内容体系，为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改革提供了佐证和进一步改革的依据。我们适时地修订“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增设商务英语、科技英语、舞台英语、中国文化英语导读、粤北文化英语导读、英语视听说、职场英语、英美文学导读等课程组成的拓展教学模块，探索“基础+拓展”大学英语四年不断线的教学内容体系，并组织编写出版了大学英语系列拓展教材。同时，我们根据音乐、体育、美术专业的特点和学习需求，与同类院校联合开发出版了适合音乐、体育、美术专业使用的基础英语教材。

四、创新性与改革成效

2006年，我们制定了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建设实施方案”，对大学英语课程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与建设，开始探索地方性高校应用型本科教育英语课程内容体系与教学模式。我们借助现代教育技术, 注重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目标，构建了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和内容体系，其主要创新点如下：1）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全方位强化学生的听、说、读、写、译技能训练，引导学生向培养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方向发展。2）体验式听说自主学习和体验英语活动营造英语学习的大环境，满足了学生个性化自主学习的需要。3）分级教学的动态管理体制符合因材施教的精神，可培养学生刻苦学习的良好风尚和不断进取的优良品质。4）“基础+拓展”大学英语四年不断线的教学内容体系可使地方性高校的大学英语课程走出应试教育的误区，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大学英语课程要求。

我们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到目前为止已历时6年，完成了2006级、2007级、2008级、2009级的实践教学，并取得明显成效。2008年本课程跨入省级精品课程建设行列，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明显提高，大学英语四级一次性通过率提高了20多个百分点，在2009年和2010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中，我校获广东赛区一等奖和特等奖。教师的个人发展也取得成效，大学英语教师多人次获得全国优秀教师、韶关市优秀教师、韶关学院‘教坛新秀’、十佳授课教师、韶关学院多媒体教学比赛一等奖、韶关学院教学突出贡献奖一等奖、韶关学院方润华奖教奖。大学英语教学团队被学校评为优秀教学团队，名列榜首。我们主编的大学英语教材获得国家精品教材奖。大学英语教学团队还成功申报了“2006年广东省高等学校英语教改与实践培育项目《网络环境下的大学英语课程改革与建设》”。该项目2008年底结项,被评为广东省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优秀结题项目;课程组还成功申报了 2006-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子课题 “《大学体

验英语》任务型教学模式与内容设计”，研究成果已经被高等教育出版社列入出版计划。我校的改革成效引起本省乃至外省地方高校的关注。改革以来，广东、天津等省市先后有几十所学校负责人来我校参观交流，外语学院现任领导和省级精品课程《大学英语》课程负责人等，也多次应邀在湖南、广西、江西、福建、内蒙、浙江、贵州等省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讨会上介绍改革经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结语

韶关学院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展开并在短期内取得较大的成就，主要归因于以下几个前提保障：1）学校的政策支持。学校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大学英语课程的全面改革,2007年下发了“《全面推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与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2009年下发了 “关于印发《韶关学院大学英语课程建设工作计划》的通知”。当然，只有先通过艰苦努力做出一定的成绩之后，才能更为容易获得校领导和各职能部门的认可和支持。2）领导班子的全力投入。外语学院两届领导班子均鼎力支持大学英语改革的思路，打通英语系和大学英语部，充分实现人力财力智力等方面资源共享，有力地推动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2009年外语学科被学校列为重点扶持学科。2010年大学英语教学团队被学校确立为优秀教学团队。3）经费保障。2006年起，学校先后投入300万专项经费建立了大学体验英语听说自主学习中心及口语考试平台和大学英语学习网站。除此之外，从2006年起，每年学校拨款6-10万元作为大学英语改革与建设的专项经费。另外，大学英语精品课程的校级和省级项目经费和学校配套经费有16万元。优秀教学团队建设经费2万元；教学奖励每年有1万元。同珠三角地区高校，甚至同内地一些富裕地区相比，经费投入虽不算多，但解了燃眉之急，使教学改革得以顺利开展。4）创新性。对于21世纪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而言，没有创新就没有出路。5）德高望重、全力投入、综合能力高的课程带头人。韶关学院外语学院安晓灿教授正是这样的带头人。作为教育部高职高专教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资深专家，安晓灿教授在大学英语教学管理和教改领域辛勤耕耘，富有魄力和感召力，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精品课程建设、教材编撰、教学团队建设等方面成绩卓著。

总之，正如王守仁教授所指出的那样，21世纪头十年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是以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为特征，建立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支撑的大学英语教学新模式，重视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提倡形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相结合。[2](p1)我们的大学英语改革正是沿着这条轨道开展并取得较大成效的。在第二个十年里，面对大学英语课时、学分的普遍压缩，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将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指导，总结经验，再接再厉，主动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完善地方性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方案，努力开创大学英语教学新局面。参考文献

[1]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Z].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1-12.[2] 王守仁.关于高校大学英语教学的几点思考[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1（1）：1-5.[3] 俞国良．创造力心理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189-194．

[4] 郭勇.浅谈大学英语教育中的分层次教学[J].高师英语教学与研究，2010（2）：16.[5] 黄律环.合作学习理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运用[J].高师英语教学与研究，2010（2）：19.[6] 胡壮麟.论中国的双语教育[J].中国外语,2004(2):4-9.Theory and Practice of Local University’s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Reform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Applied Talents

理论适用性论文 篇6

关键词： 动态系统理论    二语习得    研究方法

1.引言

二语习得自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已建立了众多理论、假说和框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究其根源，这些研究所遵循的基本理念大都是“自牛顿以来一直统治着科学的线性、简化论思路”（李兰霞，2011：409），即“将语言学习复杂的问题分解，还原为系统内单个因素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武和平、魏大为，2013：80），这就导致这些研究只关注二语习得的某一方面，缺乏对二语习得的整体认识。动态系统理论（DST）的出现，为二语习得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

2.动态系统理论与二语习得

2.1动态系统理论简介

动态系统理论，又被称为混沌理论，复杂系统理论或涌现主义理论。它源于经典力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随着现代控制理论的发展，动态系统的应用从经典力学领域拓展到其他领域（沈昌洪、吕敏，2008：65）。应用语言学领域关于动态系统理论的研究始于Larsen Freeman，她于1997年发表“chaos/complexity science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一文，对比介绍了语言系统作为一种复杂系统的特点，为动态系统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2.2动态系统理论的特性对二语习得现象的解释

2.2.1對初始状态的敏感性

对初始状态的敏感性是动态系统理论的核心特征之一，也被称为蝴蝶效应。蝴蝶效应由气象学家洛伦兹于1963年提出：一只亚马逊河流域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就可能导致美国德克萨斯出现一场龙卷风。此效应说明，在一个动态系统中，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其初始状态极为敏感。初始条件下的微小变化经过不断放大，就会对其未来状态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

在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二语习得的初始状态是二语发展的先决条件（武和平、魏大为，2013：82）。Sparks等人的研究表明，语音意识是母语阅读习得的最佳先导之一，而母语的语音及词汇意识对二语词汇的识别具有重要影响（沈昌洪、吕敏，2008：66）。

2.2.2系统的全面连接性

动态系统理论认为，一个动态系统由多个变量构成，它们相互作用，共同影响整个系统的发展变化。

在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二语习得系统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下辖不同子系统，受众多因素影响。这些子系统既包含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系统，又包括学习者、地域、环境等社会系统。它们在多个层面上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贯穿于二语习得过程的各个阶段。

2.2.3 动态系统内部的自组织性与语言石化现象

动态系统理论认为，所有动态系统内部都存在自组织性。由于这一特性，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会经历两种状态：一种是“相斥状态”，此时整个系统会处于变动之中。另一种是“吸引子状态”，即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因此系统会在一定时期内趋于稳定，甚至在某一状态停滞（De Bot et al.，2007：8）。

在二语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在某一时间段，即使保持二语的输入，二语水平也没有明显提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语言石化现象。Larsen-Freeman（1997）同意石化现象反应相对稳定状态的观点，她从动态系统的角度指出，石化现象是由于二语习得系统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因此是系统发展的必然结果。

2.2.4动态系统的非线性特征与语言磨蚀现象

所谓非线性，是指“不规则、不成直线的关系，通常指不合常规的运动或突变”（莫海文，2011：93）。在动态系统中，各个变量在多个层面上交互影响，某个变量的细微变化甚至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变化，这就使得整个系统的发展路径变得不可预测，输入和输出不再具有恒定的比例关系，整个系统随之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

在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二语习得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过程，其特点就是退步及对已经掌握的语法规则的遗弃（Lightbown，1985）。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学习者有时会感觉到自己二语能力有所退步，即出现语言磨蚀现象。从动态系统理论的角度看，语言磨蚀现象被视为学习的逆过程。在整个二语发展过程中，语言磨蚀的过程不是线性的，发生在学习者身上的磨蚀现象也不尽相同。

3.动态系统理论对二语习得研究方法的影响

动态系统理论对二语习得的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简单的线性研究方法，为二语习得领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更全面科学的研究方法。

3.1综合考察多个变量

对于二语习得的研究，长期以来存在先天论和后天论之争。先天论以乔姆斯基为代表，认为语言习得主要依赖普遍语法和语言习得机制;后天论则以行为主义理论为代表，认为语言的习得主要依赖语言输入。动态系统理论由于受上述四大特征的影响，从全面的角度出发，整合了先天论和后天论的观点，既关注普遍语法的主观因素，又重视行为主义的客观因素，将认知系统与社会系统相结合，因而对二语习得的研究更加全面。

3.2重视对个体差异的研究

由于每个动态系统的构成要素不同，且这些要素在多个层面上复杂互动，相互影响，因此每个系统都存在发展轨迹，个体差异不可避免。在二语习得过程中，由于学习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区和家庭，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经济背景，因此每位学习者都有二语发展模式，对语言学习者差异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受此观点的影响，动态系统理论影响下的二语习得研究不仅重视分析群体表现，更重视分析个体行为。

3.3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

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二语习得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呈现出非线性的发展特征。笔者认为，要想更好地理解二语发展的非线性特征，就需要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一方面，通过共时研究了解二语习得在某一时间段的发展特点，更好地分析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复杂互动。另一方面，通过开展更历时研究，拉长研究周期，更好地把握语言的发展趋势。

3.4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以往对二语习得的研究大都采用定量研究，从宏观层面刻画语言的发展过程，导致二语习得研究在处理动态系统问题时往往无法捕捉个体学习者认知或动机方面的细微变化（郑咏滟、温植胜，2013）。动态系统理论下对二语习得的研究方法既有定量，又有定性，既避免了对二语习得研究的整体论，又避免了简化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在二语习得的整体论与简化论之间架起了桥梁（De Bot et al.，2007）。

4.结语

动态系统理论融合了以往对二语习得研究的诸多观点，将二语习得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进行研究，从而为二语习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但是，作为应用语言学界发展的一个新视角，动态系统理论在二语习得方面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大多数研究停留在理论解释层面，而缺少基于该理论的实证研究。如何将这一源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较好地应用于应用语言学领域，仍将是语言学习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De Bot K.，W.Lowie & M.Verspoor.“A Dynamic Systems Theory Approach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J].Bilingualism Language and Cognition，10，2007：17-21.

[2]Larsen-Freeman，D.“Chaos/Complexity Science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J].Applied Linguistics，18，1997：141-165.

[3]Lightbown，P.M.“Great expectations：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esearch and Classroom Teaching”[J].Applied Linguistics，6，1985：173-189.

[4]李蘭霞.动态系统理论与第二语言发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3）：409-419.

[5]莫海文.二语习得：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J].山东外语教学，2013（3）：91-95.

[6]沈昌洪，吕敏.动态系统理论与二语习得[J].外语研究，2008（3）：65-68.

理论适用性论文 篇7

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的提出背景

1940年, 美国档案学者菲利普·布鲁克斯最早提出了“文件生命周期”这一概念[1]。当时的美国一度处于文件爆炸阶段, 大量有用或无用的文件堆放在办公室, 得不到及时整理。而“文件生命周期”概念的提出, 为销毁无价值文件的行为奠定了理论基础, 受这一思想的影响, 美国国家档案文件局销毁了大量没有价值的文件, 推广建立文件中心, 以实现对文件的精简, 减少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20世纪80年代后, 学术界对文件生命周期的概念、理论有了更加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 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20世纪80年代, 西方档案学者提出“文件连续体理论”, 其核心是一个文件连续体模型, 主要内容是用一个多维坐标体系描述文件的运动过程。这一坐标体系一般包括四个坐标轴:文件保管形成轴、价值表现轴、业务活动轴和形成者轴。与文件生命周期相比, 文件连续体理论进步之处在于:首先、研究角度不仅注重文件本身, 更注重与文件形成的业务活动和业务环境。考察的也不是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的整个运动过程, 而是文件由最小保管单位到组成最大保管单位的过程及规律;其次, 文件连续体理论用立体方式揭示文件运动的过程及规律, 解决了电子文件的复杂性带来的一系列难题;再次, 文件连续体理论将文件看做一个没有阶段划分的连续性与整体性相结合的统一体。这一提法适应了电子文件阶段性日趋模糊的特性;因此, “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倡导者认为, 文件连续体理论的优势大大高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已经不适宜电子文件的管理了。

文件连续体理论的提出, 给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甚至开始动摇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为现代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地位。我国档案学术界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文件连续体理论”也展开了激烈辩论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总体上可归纳为“取代论”、“补充论”、“兼容论”、“互补论”、“共处论”、“第三条道路论”和“指导与被指导论”等。

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争论原因分析

1.档案的内容和外延的不同。不少档案学术界人士把电子文件作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受到挑战的罪魁祸首。的确, 电子时代的到来, 促进了一种新型的记录方式———电子文件的出现。同传统的纸质文件相比, 电子文件存在着以下几个特点: (1) 信息的非人工识读。只有通过计算机特定的程序来解读。 (2) 系统依赖性。电子文件的制作、处理, 以至归档后的全部管理都必须借助于计算机系统才能实现。 (3) 信息与特定载体之间的可分离性。电子文件可以在不同的载体上同时存在或相互转换。 (4) 信息的易变性。由于电子文件的易删改或存储介质的不兼容等原因, 容易造成电子文件信息内容的变化。 (5) 信息的可操作性。电子文件中的数字信息是动态的、可变的、积极的信息, 可以方便的改变其存在状态[1]。

电子文件的这些特性将档案的内涵和外延大大的扩大化了。传统意义上的档案, 指的是社会组织和个人在以往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清晰、确定的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而电子文件的广泛出现打破了这一格局, 档案不再专指丧失现行作用的文件还有可能是正在使用中的文件。档案外延的变化, 使得档案的概念也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档案理论体系的基础随之发生着变化, 不少档案学者根据档案外延的变化, 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质疑, 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已经不适用现阶段档案工作的发展趋势了, 应该用“文件连续体理论”来取代[2]。

2.文件运动阶段的界定。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文件从形成到销毁, 或作为档案永久保存是一个完整的运动过程, 在这个完整的运动过程中, 根据文件呈现出的不同价值和作用可以划分为若干个阶段, 并以此来确定文件的价值、保管场所和管理方式[3]。

而文件连续体理论的支持者认为, 电子文件不再像纸质文件那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处于后一阶段的文件有可能向前一阶段转移, 而且与传统纸质文件相比即使有划分阶段也有明显的区别。例如, 国际档案理事会电子文件委员会在其制定的《电子文件管理指南》中把电子文件的生命周期分为设计、形成和维护阶段。

笔者认为, 对于文件运动阶段界定的不同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文件连续体理论的主要争论焦点之一。主要表现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将文件的运动状态详细地划分为产生、保管、利用、归档或销毁等几个状态;而文件连续体理论仅仅给文件的存在状态定义为过程, 而没有去区分运动过程中文件之间具体状态的改变, 保持了文件在运动过程中的时间、状态的连续性, 突出地适用了电子文件的管理特点。对于文件运动状态的界定方式的不同, 使得文件连续体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文件连续体理论的优势大大高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已经不适宜电子文件的管理了[3]。

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电子时代仍具有强大生命力

笔者坚持认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电子时代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观念基于以下几点:

1.文件运动阶段划分是客观存在的, 电子文件也难逃此“劫”。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在文件运动的整个过程中具有阶段性。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 将文件运动过程划分为不同阶段。但是质疑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适宜电子文件的学者们大都把焦点放在了文件的阶段划分上, 认为这种人为的阶段划分已不适应现代电子文件[4]。实际上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倡导的是根据文件的价值划分文件运动阶段。正如谢伦伯格所说的文件在整个生命运动过程中呈现出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 或者其他学者所论述的其他价值变换。不能否认的是, 文件价值在文件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是有规律的、周期性的变化着, 这就使得文件的运动随之出现了规律性、周期性的变化, 从而显示出一定的阶段性[5]。这点对电子文件同样是适用的。诚然电子文件有着许多特殊性, 但并没有改变其价值属性。电子文件在整个生命运动过程中发挥的价值规律也和传统的文件一样, 在形成之初具有对形成单位的第一价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呈现出对社会的第二价值。这种价值属性的变化, 也就使得电子文件在运动过程中仍然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6]。

2.电子文件与保管场所、保管方式仍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应当承认电子文件的特殊性使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揭示的文件价值与服务对象、保管场所和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对应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这些对应关系只是部分变化而非全部消失, 电子文件与保管场所、保管方式仍具有稳定的对应关系。

3.文件连续体理论的出现并非是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变革。

文件连续体理论和文件生命周期之间有着明显的共同特点。首先, 二者的研究目的相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和文件连续体理论都是通过描述文件运动的客观过程, 揭示文件运动的科学规律, 力图找出文件管理的有效方法。其次, 二者的概念基础相同, 都是“广义文件”。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把文件理解为具有从生成到归宿的完整过程的事物, 把文件看成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产生和使用的一切信息记录。同样, 文件连续体理论也是建立在“广义文件”基础上来反映文件从最少保管单位直到最大保管单位的整体运动过程。再次, 二者基本内容大致相同。文件连续体理论同样包含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三个基本点, 因为文件连续体理论实际上是对文件运动过程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对文件运动的阶段性以及各阶段文件相关因素之间的对应关系的包含。

4.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电子时代仍具有强大的指导价值。

电子文件也是文件的一种, 具有文件的基本特征。因此, 普通文件档案管理的一般原则对电子文件的管理具有指导作用。文件连续体理论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挑战和冲击都不是颠覆性的,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能够通过自身灵活的调整和修正, 更好地适应电子文件运动的特点, 进一步增强自身在电子文件时代的指导作用[7]。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提出, 给档案管理实践工作带来了理论指导。虽然电子文件大量出现, 使得文件生命周期理论遭受严峻挑战, 特别是在文件连续体理论提出后,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受到众多学界人士质疑。笔者认为, 在电子时代下,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依然保持作为当前档案整理的基础理论地位。

参考文献

[1]冯惠玲.电子文件管理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2]张晓.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局限性[J].档案管理, 2002 (4) .

[3]黄霄羽.西方档案学支柱理论发展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4]关宏玉.电子文件时代文件运动理论再思考——论文件连续体理论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共生”[J].云南档案, 2009 (11) .

[5]况会英.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质疑——读《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有感[J].档案与建设, 2009 (4) .

[6]程妍妍.国际电子文件生命周期模型[J].档案学通讯, 2008 (4) .

理论适用性论文 篇8

财政联邦主义认为通过财政分权, 由一组分散化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分工提供公共产品具有显著的优势。其一, 地方政府可以更切实地掌握本地居民的多样化的偏好, 从而更好地满足居民的需求偏好。由于信息约束的限制, 中央集权政府按照统一标准提供的公共产品很难满足居民多样化的偏好, 而地方政府在公共支出决策过程中, 能够根据本地资源状况, 掌握支出项目的真实成本, 提高决策合理性[1];其二, 由地方政府分散化提供公共产品可以提高供给效率。这种优势是通过两种机制实现的, 一是用手投票机制, 即通过选民合法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在地方公共产品需求方面, 比中央政府更具信息优势, 而且选举机制本身对政府官员的行为构成了约束和激励, 要求地方政府提供最适量的公共产品以满足居民需求[2];二是蒂布特 (Tiebout) 提出的用脚投票机制, 即各个辖区政府提供各不相同的税负和公共产品组合, 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不同的辖区居住, 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最优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这些都是传统财政联邦主义学者提出的观点, 其结论是建立在一系列严格假设条件之上的, 包括人口流动不受限制、存在大量辖区政府、各辖区政府税收体制相同、地方公共产品无外溢性、市场信息完全等, 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支出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 因而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支出和税负组合, 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

二、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处于转型时期, 有自己的国情, 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与其他发达国家有着很大差别, 即使财政体制改革也向分权化发展, 其改革阶段面临的问题还是有着自己的特点, 受自己国情的影响和制度的制约。因此, 传统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往往不能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分权给予合理的解释, 于是, 很多学者提出了与传统财政联邦主义不同的观点, 丰富了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加拿大学者伯德 (Bird) 的研究发现在某些发展中国家, 各级地方政府通常对国家财政十分依赖, 往往容易产生收支赤字并大量举债, 财政分权有可能造成宏观经济的严重问题[3]。

传统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并不能完全套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中国这种正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 许多学者对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 形成了所谓“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认为中国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属于“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 中国的财政分权同西方的联邦主义相比, 更加注重分权化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 即从制度上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 形成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微妙平衡, 也就是说, 中国的财政分权达到了维护市场型联邦主义所追求的效果。相对于改革以前的高度集权体制, 财政“包干制”给地方政府提供了强烈的财政激励, 地方政府必须通过自己的财政努力来实现收支平衡, 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 地方政府开始真正关心地方经济。

但是, 学术界对于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观点也存在不同意见。有学者就认为财政“包干制”的形成, 意味着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属于财政联邦制, 但是, 实际上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正式从制度上加快了财政联邦制的进程。有学者认为从财政学意义上讲, 中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政府层级和地方政府系统, 目前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已经具备了财政联邦主义制度安排的雏形, 不过这种雏形还相当不成熟[4]。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 中国的财政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的财政体制有着诸多不同之处, 并提出“事实上的准联邦制”的观点[5]。有学者甚至认为, 中国的财政分权并未形成所谓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 因为中国的财政分权即使有助于经济增长, 但却恶化了各级政府在教育、卫生等领域的投入, 反而导致居民福利的下降[6]。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同样的结论, 他们发现在中国, 财政竞争导致配置在卫生和教育的公共支出减少, 特别是在贫困地区, 明显恶化了当地居民的福利状况。

三、转型期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体制特征[7]

1. 由中央政府主导的财政分权。

中国的财政分权是由中央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而推行的分权, 我国的地方政府没有财政制度的立法权限, 对于财政体制的调整, 地方政府只有建议权, 没有决定权。分权的范围、程度都由中央政府根据自身财政状况而调整。财政分权本身具有明显非制度化、不稳定的过渡性特征。这种过渡性特征助长了各级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

一方面, 中央政府首先是规则制定者, 其次才是财政竞争的参与者。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 省级政府与县级政府等上下级政府之间形成了不对称的博弈关系。中央政府根据自身财政状况多次调整财政体制, 缓解财政困境成为推动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动因。“甩包袱”成了上级政府的常用手法, 最终导致了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财力与事权严重不匹配的现象;另一方面, 作为博弈的另一主体, 下级政府面对上级政府的这种行为, 也会相应的采取软预算约束, 形成倒逼机制, 即他们认为中央政府不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袖手旁观, 因为长期的地方财政赤字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乃至威胁社会稳定, 中央政府只能给予补助。因此, 在正式的财政制度之外还存在大量的非正式的财政关系, 地方政府往往致力于增加游离于正式的财政制度之外的收入, 于是“以费代税”、“乱收费”等非法公共融资现象曾一度十分严重。可见, 中国的财政分权并未出现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所需要的制度条件。

2. 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内的财政分权。

地方政府之间财政竞争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政治竞争的表现形式。因为地方政府官员既面临着潜在的政治精英的替代压力, 也有进一步升迁的激励, 在官员委任制的制度条件下, 获得党的首肯是地方政府官员的首要目标。在目前国内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心的大环境下, 地方经济的发展成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指标。所有地方官员都力图促进本地经济的增长以获得升迁的机会, 因此, 地方官员实际也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他们的个人目标体现为追求地方经济最大化的目标, 为了达到发展地方经济的目标, 必须争取更多的要素, 于是政府间财政竞争就进一步展开。周黎安 (2002) 运用“委托—代理”模型, 对1980—1993年间中国大陆28个省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显示各省的经济绩效与地方官员的升迁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性。

3. 在人口流动受限制条件下的财政分权。

尽管目前户籍管理制度已开始松动, 但是, 中国人口流动仍然受到各种限制, 通过户籍制度制定的歧视性政策仍然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主要手段。来自中国国内地方保护的调查报告显示, 在总共八个方面, 共42种地方保护的形式与手段中, 反馈最多的前五项都是旨在限制劳动要素流动的措施, 分别是“当地政府要求企业招工优先考虑本地户口居民”、“外地职员子女在当地入学成本太高”、“外地职员到当地落户解决户口较难”、“因为政府相应职能不完善, 难以为外地职员提供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限制技术人员, 特别是重要的技术人员流动。”[8]显然, 户籍制度尽管并不是从表面上限制人口流动, 但是实质上通过对非常住居民的歧视政策大大限制了外来人口的发展, 从而限制了人口的充分流动。

人口流动性受到限制的状况影响和制约着地方政府的行为。首先, 地方政府更重视资本所有者对公共产品的偏好, 忽略普通人口的偏好。目前, 各地竞相吸引的是人才和“人财”, 即拥有较多人力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人, 而不是普通的人口。各地政府一方面出台各种招纳高学历人才的优惠政策, 另一方面却对进城务工人员实行歧视性政策, 使他们无法同城市常住居民一样享受到相同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产品;其次, 解决本地人口就业成为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四、结论

虽然中国经过财政承包制和分税制改革, 形成了分权化的财政体制, 但是, 尚未具备联邦制国家的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机制。因此, 面对转型期中国的特殊国情, 冠以任何形式的“联邦主义”称号, 都难以准确描述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特征。笔者认为, 有必要对中国的现实进行深入分析, 构建一个有效的理论分析框架, 为研究转型期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起到解释现状、规划未来的作用。

参考文献

[1]Oates Wallace E.Fiscal Federalis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2:35-45.

[2]Wilson John D.Theories of Tax Competition.National Tax Journal, 1999, Vol.52, no.2:269-304.

[3]Bird R.Intergovernmental Finance and Local Tax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Some Basic Considerations for Reformers.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5, Vol.10:277-288.

[4]刘云龙.民主机制与民主财政[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1:294-295.

[5]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公共服务供给中各级政府事权财权划分问题研究:下[J].经济研究参考, 2005, (26) :2-18.

[6]乔宝云, 等.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J].中国社会科学, 2005, (6) :37-46.

[7]张恒龙.转型期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一个竞争与均等化视角的分析框架[D].上海:上海社科院博士论文, 2006:63-69.

理论适用性论文 篇9

1 梵·迪克话语分析理论在新闻研究中的视角创新性

首先, 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一书中所构建的新闻话语分析理论主张以跨学科维度来研究新闻, 即对新闻的话语和新闻的制作、理解过程从语言学、话语分析、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进行分析。书中提及多种学科:语言学、符号学、宏观社会学、微观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等。

其次, 新闻话语分析理论将新闻当作一种公共话语来研究分析, 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在少数学者开始对从语言学、符号学角度分析新闻萌发兴趣时, 作者便开始着手构建系统的新闻话语结构理论。此举不同于美国的学者所做的社会学 (宏观和微观) 分析, 也不同于欧洲学者的政治社会学 (意识形态) 分析。这些欧美学者大都建立在新闻内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 的基础之上, 采取直观、经验主义、量化的研究方式, 但很少对新闻文本的话语结构特征进行定性的深究, 以发现新闻话语所显出的类似于其他文本的普遍性特征以及不同于非新闻文本的特有的结构。因此, 新闻话语分析可以填补这一研究空缺, 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这无疑是体现跨学科研究的魅力的一个实例。

另外, 除了对新闻话语本身的分析外, 作者还运用心理学深入探讨了被早期新闻研究学者们长期忽视的话题, 即新闻制作和新闻理解中的新闻结构与认知过程。

2 梵·迪克话语分析理论的主要内容

话语分析主要是对话语这一语言实际运用层面进行系统的分析, 主要从文本和语境这两个视角切入。文本视角是对各个层次上的话语结构进行描述, 梵·迪克将前期《话语语法要略》和《话语与语境》两本著作中所提到的话语语法理论应用到新闻话语结构分析上, 分析新闻话语的超结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首先, 梵·迪克分析新闻话语的宏观结构, 即分析文本中各句、各段落、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主题, 即话语的主旨和要点, 对于新闻话语尤为关键, 所以梵·迪克就从新闻话语的宏观结构来研究其主题的实现方式, 即利用基于宏观语义学的宏观结构 (semantic macrostructure) 来分析新闻文本的主题结构。梵·迪克构建出一个树形图来表明命题群是如何组成文本的语义宏观结构的, 整个宏观结构组织有等级性, 每一同等级的宏观命题群都可以从属于更高一层次的宏观命题。而这些等级关系是由宏观规则 (macrorules) , 即删略 (deletion) 、概括 (generalization) 和组构 (construction) , 来进行规范界定。梵·迪克利用以上的语义宏观结构来研究报纸新闻话语的主题或话题得出了以下结论:新闻话语的主题通常以标题的形式表现出来。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话语, 新闻话语中主题实现的最显著特征是其组装性, 即所包含的每一个主题只在局部出现, 而不贯穿于整个文本。并且新闻话语中实现主题的结构组织形式基本有三种: (一) 、自顶而下或倒金字塔式 (top-down processing) , 即高层次、抽象的信息先表达出来, 更低一层次的细节信息随后; (二) 、相关性控制式 (relevance controlled) , 即信息相关性大的先出现, 次要的细节随后给出; (三) 、循环组装式 (cyclical in installments) , 即信息详述在每一抽象信息后出现以帮助读者理解, 这一详述规则 (specification rules) 在整个文本中循环、重复得以运用。基于以上的新闻宏观结构特点, 新闻话语的主题可以通过删略 (deletion) 不影响对其余新闻文本理解的细节信息来得到, 宏观命题的等级性关系可以基于我们对相关事件常识性知识来确定归属关系, 即利用组构 (construction) 规则来推导其关系。总之, 推导新闻文本的主题时, 语义规则和大量的认知再现 (即对新闻事件和行动结构的常识性知识和具体新闻实际事态的理解) 共同在起作用。

接着, 梵·迪克研究新闻话语的总体形式特征, 即新闻文本的超结构 (supersturcture) 。他提出了新闻图式结构假设, 试图确定新闻是否具有其约定俗成的图式 (shemata) , 研究并通过分析一些新闻实例论证这一图式结构的普适性。

对此, 梵·迪克构建以上图式结构概括了新闻报道中提供信息的不同功能的常见范畴[2]。新闻话语采用这些范畴来传递信息 (从左至右地叙述每一范畴的高层次信息, 自上而下地表述各范畴更低层次的信息) 。新闻通常不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事件发生的先后过程, 而是以倒金字塔、以图式为动力、依靠相关性的方式提供信息[2]。

最后, 梵·迪克对新闻文本进行局部、微观结构的分析。第一, 新闻的宏观结构与其他话语的不同决定了新闻话语的局部语义一致性和一般叙事话语有所不同。新闻话语的主题可以不连贯地表现出来, 这意味着前后命题不总是存在着直接的条件或功能一致性, 新闻话语的局部语义一致性体现在前后命题之间的局部细节详述的内容关联中 (content relations) 。第二, 新闻的隐含意义往往可以反映出新闻报道的角度和立场, 读者可以通过语义上的隐含、预设、暗示和联想等加以理解, 但这样的分析理解往往需要了解大量的社会和政治知识。一般可以从词汇、语法层面对新闻文本中带有隐含意义进行研究。除了语义一致性和隐含意义外, 作者还对影响新闻话语风格的因素和新闻话语修辞手法做了研究和总结。

话语分析不仅包括文本分析, 还包括文本和语境之间的互动过程的分析, 因此梵·迪克继而从话语的语境视角来分析新闻话语的制作过程。对于新闻的制作过程, 大众传播学领域的学者们已经从社会学角度对新闻常规程序、制度控制、群体特征、普遍的新闻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不同层面的研究和探讨, 但很少有学者研究新闻文本本身的制作过程, 鉴于前人研究视角的空缺, 梵·迪克仍是从文本分析切入, 从微观角度、认知社会学角度, 即结合语言学和心理学对新闻的制作过程进行研究。对于新闻的文本制作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 比较源文本和新闻文本, 并且了解源文本收集的场所 (访谈、新闻发布会等) 的特征;另一方面, 运用认知理论来解读源文本向新闻文本转换的过程。从以上两方面出发, 梵·迪克运用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对于文本信息加工过程的认知研究成果, 并结合语言学的文本结构分析, 微观地再现了新闻制作过程中对大量相关文本和谈话进行选择、加工和再现的过程。在记者对源文本进行选择、复制、概述、改写、风格和修辞再表述等操作时, 会受到五个认知因素的影响:个人对事件理解认知模式、对源文本的可信度及权威性的认知模式、包括图式和宏观结构等新闻文本特征影响下的文本制作、读者的认知模式、包括新闻制作日常规范和交稿日期等的制作语境的认知模式。最后, 梵·迪克对传播效果这一新闻学者经常研究的话题也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 即从记忆的角度分析新闻话语结构对受众理解和记忆等认知过程的影响。

3 就梵·迪克新闻话语分析理论在新闻研究中的适用性与赵为学先生商榷

从2004年陈力丹教授提出“预感他的研究方法对我们的传统研究将是一种冲击”[3]到现在, 国内大都学者都积极肯定了梵·迪克话语分析理论为新闻学带来的宝贵的研究视角, 但目前国内的学者大都停留在介绍这一理论上, 不太有人讨论其在新闻研究中的局限性和有待发展的方面, 只有赵为学曾撰文论到话语分析在新闻分析上的局限性。赵为学认为话语分析理论在新闻学研究方面的应用有其局限性。他提出“新闻传播学的实践性品格及其内含的科学性和独立性, 决定了不能满足于对新闻传播话语境下一般的话语分析”, 但在文章后面他又说“引入话语分析这一可能的前景, 具体体现在能够帮助我们时间新闻传播学最重要的三大品格——实践性以及内含于其中的科学性和独立性”[1]。看似矛盾的说法经仔细揣摩便发现其实并不矛盾。赵先生想要表达的是, 要利用话语分析理论来分析新闻传播, 前提是需要将其进行“新闻传播学学科化转型”, 以“增强其实践中的动态适应性”。但这里我想说的是, 其实话语分析并不是他在文章中所说的静态的分析。这一点从《新闻作为话语》一书中并可看出, 在研究新闻制作和理解方面时, 梵·迪克很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只是停留在静态的文本分析中, 一定要深入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实践活动中去,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他曾在1984年春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进行了一次新闻实地调查[2], 跟踪记者的新闻实践活动来对新闻文本的动态形成过程进行记录和研究。赵为学认为受福柯深刻影响的话语分析只是静态分析, 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现在的话语分析理论在很多学者倾力学术贡献下已经有多方面的进展, 比如费尔克拉夫 (Norman Fairclough) 所提到的多维度、多功能、历史、批判的分析方法[4], 就可以打消此种担忧。但在文章最后, 赵为学还是充分肯定了话语分析理论的包容性能在新闻学研究中找到一席之地, 并且帮助新闻学实现科学性品格。

针对赵为学对话语分析理论在新闻学研究中所能扮演角色的讨论, 我的观点是, 正如话语分析的确像梵·迪克所说的, “话语分析是一门从语言学、文学理论、人类学、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及言语传播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发展起来的新的交叉学科。”[2]但话语分析并没有意要替代一些学科传统的研究方法, 它只是如费尔克拉夫所说的“本书的目的之一是说服读者相信这样的观点, 话语分析是一种值得进行的有趣分析”[2], 话语分析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而且这种方法因着话语在人类活动领域的普遍存在性而显得特别有包容性和普适性。而至于如何更好地将话语分析应用到各领域的研究, 就是一个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了。我认为跨学科研究应该是术业有专攻的各学科学者通力合作, 利用各学科自身独有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某一事物深入探讨, 提出各自独到的见解, 然后再聚首共享研究成果, 以期达到对事物更立体、更全面、更本质的理解;而不是重心放在建立一个容纳尽可能多的学科的所谓的新学科, 而忘了自身学科的安身立命之本。所以, 在发展学科时, 更多的还是要从学科的安身立命之本挖下去, 但在研究某一具体议题时, 可以采取跨学科、多学者合作的方式, 或者学者涉足多种学科, 在多学科的背景下, 来得出尽可能全面深入的成果。综上所述, 话语分析要独立成为一个学科, 而这个学科又是融合多种学科的新兴学科, 这样的逻辑本身就是杂乱的。从而, 说是新闻话语分析理论不如说是新闻研究的话语取向, 在这一点上我和赵为学先生有着相同的看法。

4 新闻话语分析理论在国内研究的现状

国内对新闻话语分析的研究目前仅停留于对话语分析理论的成果介绍, 语言学学者们多数做的是“语内分析”, 少有涉足“语外分析”, 而新闻学学者们也都只是利用话语分析理论对单篇或一组新闻进行文本分析, 并没有全面铺开的多维度分析。这种现状的原因经分析有二:一是语言学学者不懂新闻学, 新闻学学者不懂语言学, 所以都无法真正将话语分析理论运用到新闻研究中去, 这也是说真正做到在前文讨论过的跨学科研究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二是利用话语分析理论深入对某一具体的新闻实践环节进行的实地调查研究耗时、耗力, 而新闻学的实践性又决定了没有具体的实践研究就无法挖掘出宝藏。这一点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一书中, 梵·迪克在描述实地调查时也曾提过 (“费了相当大的力气才获得他们的首肯”[2]) , 所以要真正突破话语分析理论在研究新闻实践的局限性还不只是理论的适用性问题, 更是关乎学者对此的钻研热情。但鉴于话语分析所能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相信会给新闻传播学带来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并服务于新闻传播的实践活动。

参考文献

[1]赵为学.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话语分析的应用:现状、局限与前景[J].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15 (4) :90-99.

[2]托伊恩·A·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M].曾庆香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66.

[3]陈力丹.深刻理解“新闻”——读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J].新闻大学, 2004 (4) :89-90.

理论适用性论文 篇10

1 生态位

“生态位”(Niche)通俗地讲指的是生物体或种群处于生态系统及生态链中的位置,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 从Grinnell[2]最先使用并所指的“空间生态位”,到Elton[3]所指的“功能生态位”,再到Hutchison[4]通过数学抽象,认为生态位是允许一个物种生存和繁殖的特定环境变量的区间或一种生物与其他生物和生态环境全部相互作用的总和,包括基础生态位和现实生态位等概念的“多维超体积模式”,并进一步发展出了生态位态势理论[5]、动态理论[6]、构建理论[7]、品牌生态位理论[8]等,构成了丰富的理论体系。 生态位理论的优势在于全方位、动态地分析生物体或种群在生态系统生态链中的位置状况,从而跳出既有思维框框,调整战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达到生态所指“和谐、健康、有序”的自然状态。

生态位理论除了广泛运用于生态学中,在行业生态,特别是企业生态[9]、教育生态[10,11]研究中的良好运用提示生态位理论已经成为研究人类社会各系统的一个分析工具[12]。

2 生态位理论在医疗行业可持续发展中的适用性分析

之所以生态位理论可能为解决医改难题另辟蹊径,笔者认为原因在于生态位理论在医疗行业可持续发展中具有背景适用性和理论适用性。

2.1 背景适用性分析

2.1.1医疗行业发展面临的困难 、 机遇和挑战使生态位理论用于医疗行业可持续发展具有背景适用性 据《2012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人均卫生费用从2005年662.3元到2011年1801.2元,增长了1.72倍。 据国家第四次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应诊未诊率高达37.6%,患者应住院而未住院率高达21.0%,后者的主因是经济困难,占70.3%; 在住院患者中,主动提出提前出院率为36.8%,其中支付不起相关费用的理由仍占54.5%。 “看病难、看病贵”仍为城乡居民所关注严重的社会问题,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虽略有下降,但不满意的最主要原因仍是医疗费用高[13]。 尽管导致看病贵的原因很多,除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医疗技术水平提高、财政投入不足、医疗保险制度不健全等因素外,一些公立医疗机构体制机制落后、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仍是重要原因。

近年来,全国各地伤医事件频发,其中2012年3月黑龙江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3年10月浙江温岭、2014年2月黑龙江齐齐哈尔北钢医院等甚至发生杀医事件,让医患关系再次成为焦点。

《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 (国发 〔2013〕40号 ) 倡导发展健康服务业 , “ 十八大 ” 报告提出“鼓励社会办医”,国家发改委、卫生计生委、 人社部联合发出《关于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503号)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为社会资本投资医疗机构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保障,无疑均给公立医疗机构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看病难、 看病贵” 问题仍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医患关系不和谐现象突显,社会资本办医带来的新机遇和挑战,均需要反思医疗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新一轮医改大背景下,医疗行业如何适时调整发展策略,谋求可持续发展? “生态位”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新视角。

2.1.2行业生态变化使生态位理论用于医疗行业可持续发展具有背景适用性据《2012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2005~2011年,医疗机构入院人数增长了1.13倍,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入院人数增长率(125.37%) 高于医院(110.55%),但2009年起,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入院人数呈负增长(-8.17%),医院入院人数仍呈正增长(26.71%),提示更多患者从基层涌向医院;医疗卫生机构数总体呈增长态势,2011年较2005年共新增72 183家,其中医院新增3276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新增68 515家。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流动”。 随着大数据移动、云计算、电子医疗等技术成为现实,百度(健康公益联盟)、惠普 (康体佳健康联盟 )、IBM(智慧医疗 )、微软 (嵌入式合作伙伴计划)等IT行业巨头已经或正在涉足医疗行业。 作为拥有大量优质医疗资源的公立医疗机构,将面临移动医疗带来的挑战。

行业生态的变化倒逼着医疗行业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生态位”,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医疗行业的“生态位”研究,更多地考虑存量的结构功能调整与增量的布局适宜性,可能为医疗行业如何可持续发展提供答案。

2.1.3生态文明的要求使生态位理论用于医疗行业可持续发展具有背景适用性 “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内在需要, 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十八大”进一步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落实到行业层面,医疗行业生态作为生态大系统中的一类生态系统,同样需要实现生态文明。 因此, 有必要从生态文明的高度,以“生态位”为切入点,思考并解决医疗行业可持续发展问题。

2.2 理论适用性分析

2.2.1隐喻方法说明生态位理论用于医疗行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适用性生态系统经常被用作其他复杂系统的隐喻[14]。 隐喻基于相似性或类似性比拟 ,在不同范畴及领域的事物之间建立对比或对应联系[15], 探索其内在机制[16]。 一般都把隐喻视为描述科学理论构成要素的一种有启示的范式[17]。 显然 ,医疗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当前重要的复杂性问题,因此可以把医疗行业比拟成生态系统,借助生态位理论,更加有效地描述与探索医疗行业系统的复杂性现象及其内在机制,有助于医疗行业及卫生管理部门跳出以往医疗行业的内部视角,从生态文明高度,看清医疗行业内每个机构所处的环境及生态系统构成状况,分析医疗机构乃至医疗行业形势,解决其新医改大背景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2.2.2生态位理论所遵循的生态学原则说明其用于医疗行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适用性生态位理论所遵循的生态学原则包括整体性、持续性、动态平衡性、 能量流、合作关系、适应性、多样性和共同演进[18]。 如表1所示, 生态学原则是各类生态系统共同遵循的, 基于此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思维模式可以应用于医疗行业,提示生态位理论用于医疗行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适用性。

2.2.3生态位理论的发展沿革说明其用于医疗行业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适用性有学者将生态位理论引入到企业研究中,发展出企业生态位理论,分种群[20]和单体[21]两个角度阐释,前者强调“生态位宽度”与企业适应性,属宏观生态位;后者认为企业生态位是企业与环境互动匹配后所处的状态, 属微观生态位[9]。 企业生态位可以用维度[22]、 宽度[23,24]、 重叠度[23,25]、 密度[22]、适宜度[16]等来描述,以解释两个企业生态位竞争排斥的情况。 尽管可能因国外医疗行业与企业的相似性,以及国内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复杂性与行业特殊性,导致国内外医疗行业生态位理论的研究均不多见,但生态位理论却较多地被用于教育这类公益事业的研究中,如学校组织生态位[26]、 高等学校生态位与生态竞争力[27]研究。 鉴于教育与医疗具有相似的公益性质和愿景目标,教育行业生态位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生态位理论用于医疗行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提示生态位理论用于医疗行业持续发展具有理论适用性。

注:生命的和社会的生态学原则根据美国学者 Linda 等[19]的描述整理;教育的生态学原则根据刘贵华等[18]的研究整理;医疗的生态学原则是笔者根据医疗行业实际特点总结

3 讨论

3.1 医疗行业可持续发展研究需要拓展视角

科学研究的规律揭示,一个问题的研究往往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视角展开。 以医疗行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为例,内部视角多涉及组织、规制、资源、结构、过程、结果及各要素关系的研究;外部视角多涉及医疗行业运行的影响因素及相互关系的研究。 然而,针对医疗行业这样的复杂系统,上述内、外部视角可能具有天然的局限性,也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此有必要加以拓展。 隐喻方法提示医疗行业作为复杂的系统,可以借鉴生态学的相关理论、方法、手段及成果。 生态位视角的引入,有利于医疗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跳出传统视角和行业局限,有助于看清问题的本来面目,进而找到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3.2 医疗行业可持续发展研究需要新理论支持

从理论发展的轨迹看,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和深入,新理论将不断产生,并不断地证明或修正以往的理论,促使理论逐步发展完善,最终构建出理论“金字塔”。“理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医疗行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同样需要理论创新,需要新理论支持。 实践证明,完全的理论创新比较困难,理论移植式的创新则相对更容易、更多见,也是前文所述“隐喻方法”的具体运用。 “生态位理论”移植于生态学,在背景适用性分析的基础上,根据“隐喻方法”原理和生态学原则,其用于医疗行业发展研究具有理论适用性, 是医疗行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需要,也是理论发展的本质要求。

4 结论

随着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医疗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突出,鉴于医疗行业的复杂性,跳出行业本身,站在生态文明的高度客观审视, 可能更容易找到问题根源及解决方案。 生态位理论的适用性分析,说明其可以为医疗行业可持续发展与医疗改革实践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持。

摘要：为探讨生态位理论对医疗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适用性,通过基于文献研究与理论分析的适用性分析法研究,提示生态位理论在医疗行业可持续发展中具有背景适用性和理论适用性,医疗行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可以跳出行业本身,站到生态文明的高度客观审视,可能更容易找到问题根源及解决方案,生态位理论及其视角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货币危机预警模型理论与中国适用 篇11

作者简介：马德功，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工程系教授，

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张畅，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马敏捷，男，四川大学数学学院，应用数学专业本科生。

摘要：概率模型､STV模型､KLR信号分析模型､DCSD预警模型､ANN模型等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货币危机预警模型。FR 概率模型的准确性､非差异性及所提供的样本数据受到置疑;STV模型克服了FR概率模型非差异性缺陷，但难于找到相似的样本国;KLR模型预测准确率较高，缺陷在于非结构化的经济模型;DCSD模型综合了FR Probit和KLR特征，但其检验并非纯粹的样本外检验;ANN模型在定量分析方法上有进展，但也存在系数估计等缺陷。综合比较与分析，FR模型基础上的因子-Logistic货币危机预警模型比较适用于中国。

关键词：货币危机;预警模型;因子-Logistic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F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12-0010-04

一､主要货币危机预警模型

目前国际上最有影响的预警模型大致可以分为计量模型和非计量模型两类，前者有STV横截面回归模型､ARCH模型､VAR模型､主成分分析法､相关性分析法､判别分析法模型等，后者有KLR信号分析法､受限因变量的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DCSD模型､ANN模型等。

1．FR概率模型，即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该模型由Frankel和Rose于1996年创立，这一模型特别检验了资本流入特征与货币贬值之间存在联系的假定。它假设金融事件是离散且有限的，而货币危机的发生则是由多种因素引发的。这些因素包括GDP增长率､外国利率､国内信贷增长率､政府预算赤字/GDP､实际汇率高估程度､经常项目/GDP､国际储备/进口额､外债总额等等。如果用Y表示货币危机这个离散变量，向量X表示引发因素，β是相应的参数变量，那么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可以用X的联合概率P来衡量了，具体用公式表示为

2．STV横截面回归模型。Sachs，Tornell和Velasco建立了STV横截面回归模型考虑了国别差异因素，一定程度上克服了FR模型的局限性。因为该模型使用的数据为横截面数据，或称面板数据，然后对这些数据作线性回归，因此称之为横截面回归模型。该模型在实际回归模拟时，将自变量设置为6个，包括实际汇率贬值幅度､国内私人贷款增长率和两个虚拟变量与实际汇率贬值幅度､私人增长率两两组合形成的4个新变量，加上截距项，共有7个参数需要估计。关于因变量，该模型将其定义为危机指数，用国际储备减少的百分比表示。通过一组样本数据，可估出模型中的7个参数，如果检验通过，模型可以建立。然后将引发因素的取值代入模型，就可计算相应的危机指数。

3．KLR信号分析模型。KLR信号分析模型是由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t创建的一种重要的预警理论，现在几乎成为经济预警中的标准模型了。其核心思想是，选择一系列指标并根据其历史数据确定其阈值，当某个指标在某个时点或某段时间偏离均值的程度超过其阈值，就意味着该指标发出了一个危机信号;危机信号发出越多，表示某一个国家在未来24个月内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中，一个时期内指标预测危机的能力被称为信号水平时期，这个时期就被定义为危机前的24个月。一个信号显示后在24个月内出现危机的信号称为一个好信号，在24个月之内未出现危机的信号则称为一个坏信号或噪声。实际发出的坏信号的份额除以实际发出的好信号的份额即为噪声—信号比率，阈值则被定义为最小化的噪声—信号比率。预警指标发出危机信号之后，最直接的处理办法就是将各个预警指标发出的信号数简单加总。假设共有n个预警指标，第I个指标在第t期发出信号与否用Sit表示，则简单加总合成指标可表示为

二､危机预警模型的比较与分析

预警模型将货币危机定义为名义或实际汇率在短期内发生大幅度变动。这样的定义容易识别出货币危机的发生，有利于货币危机样本的确定。由于Probit模型考虑的样本众多，同时把大量可能引起金融危机的经济､金融指标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捕捉了更多的共性。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能够很容易预测出危机的概率，能够同时考虑到所有变量，但是这一优点又使其很难识别出单个预警指标的影响。此外，货币危机的爆发点正是从稳定走向混乱的分叉点，预警指标在过去超出其阈值的表现将不会得到“延续”，如果系统稳定，那么外推可能会是有效的;如果系统是不稳定的，或者稳定的系统演化到了临近分叉结点的附近，那么无论预测模型对历史数据拟合得多好，外推总是不可靠的。

Probit模型或Logit模型的局限性表现在：(1)对银行危机及其传染效应的影响难于识别，从而影响了该模型的预警效果。(2)“三重估计”导致“信息过度使用”，降低了模型预测的准确性。(3)没有考虑国别差异性。单纯以名义汇率贬值程度确定危机发生与否，没有考虑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程度不同，各国名义汇率无法比较。在确定引发因素､样本数据方面对不同的国家没有区别对待。(4)模型仅预警货币危机，研究范围狭窄限制了模型的应用范围。

STV模型优点是克服了FR Probit概率模型没有考虑国别差异的缺陷，其不足则表现为，(1)该模型的应用要求找到一系列相似的样本国，操作上很难做到;(2)该模型考虑因素范围过于狭窄，只考虑汇率､国内私人贷款､国际储备与广义货币比率等因素;(3)该模型在危机指数定义方面有失偏颇，综合考虑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和外债危机，却将危机指数仅仅用国际储备减少的百分比来表示。

KLR信号分析法较之前两种方法较为完善，操作性较强，预警准确性也较高。首先，该模型给出了投机性攻击的定义，不仅包括成功的攻击也包括失败的攻击。同时，该模型还针对通货膨胀的问题选择了不同的方法，在高通货膨胀时期(即连续六个月通货膨胀高于150%)使用了不同的标准来定义货币危机。其次，KLR信号分析模型选择了较多的指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过Kaminsky的完善，增加了引发银行业危机的一些指标，综合考虑了货币危机与银行业危机的预警问题。此外，在预警模型建立方面，信号分析模型更具说服力，特别是合成指标将干扰/信号比率作为权重，更能反映单个指标对危机发生的作用程度。

KLR信号分析模型的局限性体现在：(1)主要以宏观经济环境为背景，没有考虑到政治性事件与一些外生事件对货币危机爆发时间选择的影响。(2)通常都无法获得反映金融机构特征的高频月度数据，如银行资本的充足性与银行监管的力度等，从而该模型不能表明引发货币或银行业危机的长远因素。(3)该模型不是一个结构化的经济模型，而是一个不精确的､简化形式的关系式，从而不能获得为什么或如何影响危机概率的信息。如在货币危机发生前通常会出现汇率的过度高估，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一汇率高估是由于为了稳定通货膨胀而实施的汇率计划还是由于私人资本流入量剧增所导致。(4)尽管信号分析模型可以预测出一个国家(地区)在未来24个月内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但这并不代表在未来24个月内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一成不变。实际情况是某几个月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比预测的要大，而另外几个月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要比预测的小。

DCSD预警模型综合了FR方法与KLR方法的优点，同时相互抵消了一部分各自的不足之处，利用月度数据来确定哪些变量决定了未来24个月内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并通过运用类似FR的经济框架中的方法，DCSD模型最大程度地利用了KLR模型提供的月度预警指标的预测能力。该模型优点表现为：(1)考虑到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模型可以更好地将不同变量整合为一个综合概率;(2)该模型允许危机风险相对预测变量线性增长;(3)从样本外预测绩效的角度来分析，DCSD模型的样本外表现明显较好。

较之前面四种方法，ANN模型具有大规模并行处理､自适应自组织､联想记忆功能及容错和稳健性等特点因此它在货币危机预警系统中的应用，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技术上都是对传统货币危机预警系统的一种拓宽和突破，解决了传统模型难以处理高度非线性的､关系不明确的､复杂的以至于难以用数学模型描述的问题。ANN模型的主要优势是其灵活的规则和捕捉变量间复杂的相互关系的能力。然而，这种灵活性也可能成为一种缺陷，在数据数目较多和需要一定的网络层数来模拟数据的前提下，这种方法会比其他方法有更大的过度适应的风险。该模型的另一缺陷是，ANN模型的“黑箱”特性。因为无法进行系数估计，而且变量间的相互关系非常复杂，就很难确定哪一个指标出现异常及指标的预测能力。此外，ANN模型在应用过程中容易陷入局部最优，从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三､我国货币危机预警模型设计

比较上述各类模型的优缺点及其在我国的可适用性，本文选择在FR Logit模型基础上尝试构建我国的货币危机预警模型——因子-Logistic预警模型。

通常把货币危机发生的情况定义为Y =1，货币危机未发生的情况定义为Y =0，这样取值为0､1 的因变量可以写为：

其中，是与诸因素xi无关的常数项，是回归系数行列的转换，它表示诸因素xi对p的贡献量。即我们只需用因子得分作自变量进行回归。这样既解决了多重共线性问题，又不过多损失有关信息。

参考文献：

[1]FrankelJeffrey and Andrew Rose． Currency Crashes in Emerging Markets：An Empirical Trea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6，（41）： 351-368．

[2]Sachs，Tornell and Velasco． The Mexican Peso crises： Sudden death or death foretol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6，（41）： 265-283

[3]Kaminsky，G． S． Lizondo and M． Reinhart． Leading Indicators of Currency Crises[z]． IMF Working Papers，1998，45 （1）： 1-48

[4]Berg Andrew，Eduardo Borensztein and Catherine Pattillo． Assessing Early Warning Systems：How Have They Worked in Pratice﹖[Z]． IMF Working Papers，2004，52

[5]胡燕京，高会丽，徐建峰． 金融风险预警——基于BP人工神经网络的一种分析[J]． 青岛大学学报，2002(12)：28-34

[6]唐旭，张伟． 论建立中国金融危机预警系统[J]． 经济学动态，2002，（6）：7-12

(责任编辑：姜天鹰)

理论适用性论文 篇12

传统的贸易理论包括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均是以代表性厂商为微观基础进行研究的,代表性厂商的对称性便于求解一般均衡。而大量微观数据的经验性研究发现,新贸易理论模型并不适用于解释实际情况。新贸易理论将所有企业看做同质的、出口的,而实际情况显然与模型假设相违背:生产相同产品的企业中,并不是所有企业都会出口,且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在生产效率、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上都有很大差异。基于大量的经验性研究,以异质性企业为基础的新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综述

Melitz(2003)提出的模型,成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即新新贸易理论的基础。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企业动态产业模型以Hopenhayn(1992)的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垄断竞争动态产业模型为基础,并扩展了Krugman(1979,1980)垄断竞争贸易模型,同时引入企业生产率差异。在消费者偏好方面则参考了Dixit and Stiglitz(1977)的CES效用函数。该理论提出两个假设,一是企业具有异质性,边际成本是外生的;二是企业要进入一个行业前必须付出一定的不可撤销的初始投资也叫沉没进入成本(sunk entry cost),企业自身的生产率水平在进入行业后才得知,如果企业选择出口则需再次支付成本(iceberg transportation cost),企业每期都可能因亏损而退出行业。

Melitz模型的主要结论是: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均衡条件时,认为企业存在一个零利润生产率 Φ*,如果生产率高于 Φ*,企业就可以获得利润,如果低于这个水平,企业就会退出市场。Φ*的提高会降低行业中企业的数量,一旦 Φ*一定,行业中的企业数量就不会变化。因此封闭经济中的贸易并不能提高企业的的产效率。当经济由封闭转向开放时,贸易能够引发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能继续为本土市场生产甚至退出市场,一个产业部门的贸易开放将会导致工资和要素价格升高,生产率低于国内 Φ*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生产率高于国际 Φ*的企业将能够承出口的初始投资并开始出口,生产率介于二者之间的企业将继续为本国生产,这被称为贸易的自我选择效应。资源会从生产率低的企业流向生产率高的企业,实现优化配置,企业总数减少。贸易通过提高零利润生产率而使整个产业的生产率提高,这被称为贸易的再分配效应。

其它学者也曾采用异曲同工的模型来研究企业异质性问题。Jean(2002)假设企业的边际成本为离散的序数排列。Asplund and Nocke(2006)则假设异质性企业的生产率服从马尔科夫过程。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与Melitz(2003)基本一致。

理论模型形成之后,学界对理论模型进行了两个方面的研究和拓展。一方面是是理论模型的拓展,异质性企业模型被广泛运用到各种以异质性企业为围观模型的理论中去。另一方面是经验研究,学者们利用各国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对Melitz模型进行校准模拟和计量检验。

三、数据、模型及方法

1、数据来源及筛选

本文数据样本来自于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了全部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笔者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筛选。

首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共收录了30 个制造业行业,在检验出口企业与生产率关系时,要剔除资源依赖性和垄断性的制造行业16 个。第二,剔除掉明显统计有误的样本如工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固定资产总值以及工业增加值等出现负数的情况。第三,删除企业员工总数低于8 人的样本。经过筛选后,剩余企业样本188285 个。本文将出口交货值大于0 的企业称为为出口企业,共有53437 个样本,出口交货值等于0 的企业称为非出口企业,共有134848 个样本。按地域将所有企业分为三组分别为东部地区(de)、中部地区(dm)和西部地区(dw)。

2、基本模型

企业生产率、资本组成、人力资本和所在区域等多方面都可以反映出企业的异质性,对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影响。本文目的是检验异质性企业模型对我国企业出口的适用性,将以上各变量考虑到其中,形成以下计量模型:

模型个变量含义如下。因变量ex表示出口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出口则为1,否则为0;自变量分别为:productivity—企业生产率、state—国有资本份额、individual—私有资本份额、hmt—港、澳、台投资资本份额、foreign—外商投资资本份额、ln(k/l)—资本/ 劳动对数。de—地区虚拟变量,企业位于东部地区则为1,否则为0;dw—地区虚拟变量,企业位于西部地区则为1,否则为0。其中最为重要的解释变量是企业生产率。生产率有几种不同的和衡量方法,本文将采用两种方法来计算。一种是劳动生产率LTFP,Melitz(2003)模型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因此可以用劳动生产率来作为企业生产率的衡量指标,计算方法为LTFP=ln(Y/L),其中Y为企业的工业增加值,L是企业的员工人数平均内值。第二种是几十年hi全要素生产率ATFP,其计算方法为ATFP=ln(Y/L)-sln(K/L),其中K为企业固定资产总值,s为参数,这里取s=0.3。如果劳动生产率的符号为正,则可证明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出口。其它的控制变量如所有制形式和企业所在地区等,都会对企业的出口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企业的资本与劳动比率反映了企业的要素密集度,由于我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出口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因此预测该解释变量符号为负,也就是资本比劳动的比率越高,企业越不容易出口。

(注:括号中为t、z值*p<0.05**p<0.01***p<0.001。)

3、计量方法

该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是一个虚拟变量,故而本文选取离散被解释变量情况下的二值选择模型。分别采用线性概率模型LPM、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来对模型进行估计。并将计算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的边际效应和模型准确预测比率,然后对三种计量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应用Stata12 软件运用LPM模型、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对方程进行了估计。表1 为用劳动生产率LTFP作为生产率来进行回归的结果。

表1 中第一列、第二列和第三列分别为LPM、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估计的结果。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指标得到的结果与表1 非常相似,采用两种生产率估算方法得出的结果基本相同。从模型的估计效果上来看,所有的解释变量系数都在0.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三种估计方法结果符号基本一致,估计效果较好。但是,我们发现,三种模型无论是利用劳动生产率作为成产率指标还是利用近似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指标,其系数都为负数。这也就说明,生产率对出口的贡献为负,即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不容易出口,而生产率低的企业约容易出口。这与新新贸易理论中的基本结论相违背,说明中国可能存在着异质性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关系的“悖论”。为了检验这一情况,笔者进行了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各行业生产率均值对比。对比结果显示,除饮料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出口企业生产率略微高于非出口企业之外,其它行业的企业生产率非出口企业都明显高于出口企业,总体均更为明显。结合回归结果中资本比劳动对数这项结果同为负来分析,产生这种悖论的原因可能是中国出口企业的产业结构决定的。由于资本比劳动比率对出口的贡献为负,可知在中国资本密集型企业不易出口而劳动密集型企业更易出口,劳动密集行企业通常为加工业,生产率水平相对不高。因此构成了中国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反而不出口的悖论。这一实证结果可以一定程度上说明新新贸易理论中企业出口的“自我选择”效应在中国不适用。

对于企业所有制形式的差异与出口关系,港、澳、台和外商投资份额对出口的贡献度明显大于国有资本份额和私有资本份额。这与实际情况相符合,我国的出口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比非常大,出口中有超过一半的来自外商投资企业。

在地区差异方面,非常明显地,东部地区的企业更容易出口,这与实际情况十分吻合,我国出口企业中绝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占全国出口份额的八成以上。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层面的数据,即14 个行业,共188285 家企数据,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引入了两种形式的企业省产率,同时引入资本组成形式、要素比率和地区等控制变量,研究新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实证结果表明,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更不容易出口,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企业更容易出口。这说明Melitz(2003)异质性企业模型在中国并不适用,确实存在国内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悖论。

从资本组成上看,外资所占份额大的企业更容易出口;从地区上看,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更容易出口;从要素比率上看,在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更容易出口。

这些实证结果也说明,在我国,从事出口的多为生产率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新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的悖论主要是由于中国自身的产业结构造成的。

摘要：2003年Melitz提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不断发展。本文基于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层面的数据对新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实证研究。主要检验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要素生产率、资本组成形式、要素比率及企业所处地域等因素对中国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生产率水平较高的企业反而不容易出口,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适用于中国。此外,外资份额比重大和东部地区的企业更容易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