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性标准

适用性标准（共12篇）

适用性标准 篇1

1 引言:WTO成员“忽视”丹麦开放标准通报

丹麦国会于2006年通过了《关于在公共部门的软件中使用开放标准的协议》。根据该协议, 丹麦公共部门在采购新的软件时, 必须使用政府选定的开放标准。2007年, 丹麦政府根据《TBT协定》要求向WTO通报了该协议。开放标准政策在2007年前后, 已经成为信息技术领域一个重大的政策议题。除丹麦外, 荷兰政府、德国慕尼黑市政府、美国马萨诸塞州政府、英国布里斯托市政府等都制定了强制实施开放标准的政策。马来西亚、巴西、南非等也都制定了推广和鼓励适用开放标准的措施。阿根廷和巴西还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提交了就开放标准问题开展讨论的提案。在这种情况下, 丹麦WTO开放标准通报应该在WTO引起热烈的讨论。然而, 时至今日, WTO对于丹麦开放标准未作任何讨论。

一般而言, 针对一个新的标准政策通报, WTO成员往往就其与《TBT协定》的一致性进行讨论。其中主要包括是否采用国际标准、不采用国际标准是否有“正当目标” (legitimate objective) 、是否对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限制等。本文认为, 由于《TBT协定》内在的缺陷, 以及信息技术标准政策的复杂性, 按照上述思路在WTO内就丹麦开放标准政策进行讨论, 最终很可能无果而终。所以, WTO成员对丹麦开放标准通报采取了“鸵鸟政策”, 完全回避了这一重要通报。本文将就《TBT协定》相关核心条款内在的不确定性, 及其对信息技术标准的适用性进行分析, 以便就WTO成员对丹麦开放标准通报的回避立场做出解释。

2《TBT协定》:没有牙齿的协定

《TBT协定》第2条是该协定的核心。根据第2条规定, 成员的技术法规应当以国际标准为基础。同时, 《TBT协定》给予成员为实现安全、健康、环保等管理目的, 而偏离国际标准的权力。不过, 偏离国际标准应仅以满足实现“正当目标”为限, 且不得对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限制。但《TBT协定》本身并没有就“国际标准”、“正当目标”等给出更为明确的规定。这给《TBT协定》的理解和实施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2.1“国际标准”的界定

关于什么是国际标准, 《TBT协定》仅在附件1第4条中规定, “国际机构或体系”为“成员资格至少对所有成员的有关机构开放的机构或体系”。《TBT协定》对于国际标准的这一界定显然不够清晰。实践中, 世界上三个主要标准化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和国际电信联盟 (ITU) 被普遍认为是国际标准化组织。不过, 这一实践中的认同, 并没有在协定中得到明确的说明, 也没有在争端解决中得到确认。另外, 美、欧在国际标准组织的界定问题上一直存在激烈的冲突。欧盟认为ISO、IEC和ITU等国际组织应当是《TBT协定》意义上的国际标准化组织, 并主张TBT委员会对此予以明确。美国一直对此不予认同。2000年, TBT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际标准、建议和指南的委员会决议》。该《决议》确定了制定国际标准应遵循的透明、开放、公证、协商一致、有效相关、协调、关注发展六项原则。美国认为, 国际标准的界定不应以哪些机构制定的, 而应以标准是否符合这六项原则为依据。

美、欧在国际标准界定问题上的冲突有着深刻的背景。欧盟政府在标准化活动发挥了很大的协调作用。欧盟政府通过政府指定的三个标准化组织:欧盟标准化组织 (CEN) 、欧盟电工委员会 (CENELEC) 和欧洲通讯标准学会 (ETSI) , 统一制定欧盟的技术标准。同时, CEN和CENELEC还和ISO、IEC签署了协议, 进行标准化方面的信息交流和合作。欧盟成员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有27票。这些都使得欧盟对国际标准化组织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相对于欧盟, 美国的标准化活动更象“一盘散沙”。美国标准化一直遵循市场自由主义原则, 政府不得随意干预。美国标准化活动主要由企业自行承担, 企业往往组各种协会或联盟开展标准化活动。美国的标准化组织尽管也积极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内的活动, 但同时也经常自行其是, 甚至同国际标准化组织进行竞争。此外, 美国认为美国的标准化组织成员资格对全球开放, 其制定的标准在全球得到广泛的应用, 因此本身就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美国的标准化组织模式和理念, 显然不利于美国在ISO、IEC和ITU内与欧盟竞争。因此, 美国明确反对欧盟关于在《TBT协定》内明确ISO、IEC和ITU等国际标准化组织地位的建议, 而主张凡是符合TBT委员会通过的制定国际标准六项原则的机构都是国际标准化组织。这样一来, 美国境内的大量标准化组织都有可能成为《TBT协定》意义上的国际标准化组织。美国在其WTO提案中也曾明确指出, 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 (IEEE) 、UL实验室、美国材料与检测学会 (ASTM) 制定的标准均为国际标准。

近年来, 随着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联盟标准在标准化领域的影响日益递增。目前主要的联盟标准组织有万维网联盟 (W3C) 、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IETF) 、结构化信息标准促进组织 (OASIS) 等。这些标准组织以美国信息技术企业为主, 并对全球开放。其组织形式更为灵活, 能更快地对复杂和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市场做出反应。这些联盟标准在全球信息技术领域影响很大, 在互联网领域很多联盟标准的影响甚至超过了ISO、IEC等制定的标准。主要通讯公司除了在ITU进行角逐外, 也分别成立了联盟机构, 如欧盟通讯公司主导的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 (3GPP) 和美国高通公司主导的3GPP2等。针对联盟标准的影响在全球不断扩大的现状, 欧盟开始积极考虑在政府法规和政府采购中援引联盟标准,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仅援引CEN、CENELC和ETSI这三个标准化机构制定的标准。欧盟在其WTO提案中也提出, 如满足已经在市场上得到广泛使用、其知识产权许可条件不会对标准实施造成障碍等条件, 联盟标准可被视同为国际标准。联盟标准与美国的标准管理体系类似, 且世界上主要的联盟标准化组织均由美国公司主导, 美国显然将大力支持联盟标准。值得注意的是, 国际标准化组织也开始与联盟标准组织开展合作, 如ISO规定如联盟标准已经在市场上得到广泛使用, 成为可以公开获得的技术指标 (publicly available specifications) , 则该技术标准可直接进入ISO标准的投票程序。可以说, 无论是美、欧这两个主要WTO成员, 还是国际标准化组织, 都对联盟标准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基于美国和欧盟在标准化管理理念和模式上差异, 以及联盟标准带来的新情况, 美、欧在WTO内关于国际标准界定的分歧, 在短时间内恐难达成一致。WTO关于国际标准的界定也将持续处于模糊之中。

2.2 开放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关系

目前, 世界各国及相关国际机构对于开放标准的定义不尽相同。一般而言, 开放标准应至少满足两个条件:开放的标准制定程序, 和对标准中含有的知识产权技术较为宽松的许可条件。丹麦的开放标准政策认为, 如果一项标准是开放的, 这意味着:

(1) 这项标准必须是公开可获得的, 并且在所有细节都进行了记载备案; (2) 这项标准必须是可自由实施的, 无论现在或将来, 其在执行和使用时不受经济、政治或司法的制约; (3) 这项标准必须在一个开放的论坛中 (标准化组织) 通过开放的程序进行标准化和维护。在政策操作层面, 丹麦政府通过指定的方式, 确定哪些技术标准为开放标准。

就丹麦开放标准政策与《TBT协定》的一致性而言, 首先要看开放标准是否偏离了国际标准。这就重新回到国际标准的界定问题上。如果按照美国的说法, 只要证明丹麦指定的开放标准符合TBT委员会确定的六项原则, 就不能认定其偏离了国际标准。但这种做法是否会得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支持, 尚没有定论。毕竟, TBT委员会确定的六项原则仅属于委员会层面的决议, 对WTO成员没有直接的约束力。即便WTO争端解决机制援引TBT委员会这一决议, 在操作上也存在很多困难, 因为无论开放标准的界定, 还是TBT委员会决议中的六项原则, 都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 缺乏操作性。如果按照欧盟的说法, 丹麦开放标准很明显偏离了国际标准, 因为丹麦指定的7项标准中并非都是ISO、IEC、ITU这些国际组织制定的。根据《TBT协定》第2.9条关于通报的要求, 只有当不存在国际标准或技术法规与国际标准不一致时, 才有必要向WTO做出通报。因此, 丹麦之所以向WTO做出通报, 显然也是遵循了欧盟关于国际标准的界定, 认为其开放标准偏离了国际标准, 才向WTO通报。实际上, 既然丹麦开放标准政策仅适用于公共部门, 丹麦可以援引《TBT协定》第1.4条关于政府采购中的标准政策不受《TBT协定》约束的规定, 而回避通报问题。丹麦既然按照《TBT协定》要求选择向WTO做出了通报, 其目的很有可能是“以身试法”, 将开放标准和国际标准对立起来, 并“胁迫”WTO就开放标准问题进行讨论, 以明确开放标准在WTO内的法律地位。不过, 开放标准尽管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议题, 但主要国家尚没有在国家政策层形成定论。在这种情况下, 成员一般不会在WTO这样有明确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组织内开展实质性讨论。WTO成员“忽视”丹麦开放标准通报也就不难理解了。

2.3 如何理解“正当目标”

除了是否偏离国际标准外, 丹麦开放标准是否符合《TBT协定》, 还应看偏离国际标准是否为实现国内管理的“正当目标”所必需。

《TBT协定》第2.2条列举了五个偏离国际标准的“正当目标”:国家安全要求, 防止欺诈行为, 保护人类健康或安全, 保护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 及保护环境。但协定中的“inter alia” (包括但不限于) 说明这些目标并不是唯一的, 而只是例示性的。争端解决机构的解释也就此予以确认, 认为这些目标是一个“开放的例示性清单” (illustrative, open list of objectives) 。也就是说, 成员可以基于其管理需求, 提出有别于上述五个目标之外的其他管理目标。如在2002年欧盟沙丁鱼一案中, 对于被告欧盟提出的正当目标“市场透明、消费者保护和公平竞争”, 原告秘鲁、争端解决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均没有异议。

丹麦在其开放标准通报中提供的“正当目标”为:促进软件市场的竞争、为公共部门和公民提供更多的软件选择等。根据目前的有关讨论和政策立场, 丹麦开放标准确实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但这样一来, “正当目标”的界定在信息技术标准领域难免有过于宽松之嫌。比如, 1996年,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对强制实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和音频标准意欲达到的目标, 给出了这样的说明: (1) 确保所有相关方有足够的信心和确定性, 以促进向数字电视的顺利转换; (2) 增加消费者可得享的新产品和服务; (3) 保证法令促进技术创新和竞争; (4) 使管制最小化, 并确保管制不超过必要的限度。其中,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对音频标准的强制实施。美国强制实施的音频标准并不是当时的国际标准ISO/IEC 13818, 而是以美国杜比公司技术主导的标准。如果说美国强制地面传输标准尚与上述四个目标相关的话, 强制实施偏离国际标准的音频标准恐难利用《TBT协定》中的“正当目标”进行辩解。标准实施中的观望是投资者普遍存在的问题, 任何标准的实施都涉及相关方的信心和确定性问题。这似乎未必能成为强制实施标准的必要条件。FCC在其文件中也没有说明为什么强制实施音频标准可以增加消费者得享的产品和服务。至于如何通过标准政策促进技术创新和公平竞争, 则是目前正在激烈讨论中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 美国一贯的做法是让市场决定, 而非进行政府干预。所以, 美国强制实施音频标准, 是为满足“正当目标”所必需, 还是变相的贸易保护, 值得做进一步的探讨。WTO成员目前尚没有对此提出明确的质疑, 美国强制实施数字电视音频标准是否符合《TBT协定》也无从得知。

实际上, 随着信息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 相关的管理问题不断出现。其中的管理目标能否成为《TBT协定》意义上的“正当目标”, 又将进一步增加《TBT协定》的不确定性:

(1) 公平竞争作为“正当目标”

从竞争的角度讲, 厂商可以通过将其私有的知识产权技术纳入标准, 并利用标准的推广谋取更大的市场控制力量。这一标准化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已经成为目前一个重大的竞争政策关注。可以说, 丹麦从维护公平竞争的角度强制实施开放标准, 并非没有道理。但丹麦的这一做法却给《TBT协定》的解释带来了诸多难题。首先, 如前所述, 丹麦开放标准政策将开放标准和国际标准对立起来。从理论上讲, 如果国际标准是按照TBT委员会确定的六项原则制定的, 国际标准本身应该有助于维护公平竞争。丹麦开放标准政策以维护“公平竞争”为偏离国际标准的“正当目标”, 说明丹麦不认同国际标准符合六原则、国际标准即有助于公平竞争的逻辑。第二, 丹麦开放标准政策是否符合《TBT协定》, 还应看是否对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限制, 即满足“必要性” (necessity) 或“成比例” (proportionality) 要求。或者说, 是否还存在比丹麦政府通过指定的方式确定开放标准, 对贸易影响更小的“替代办法”。也许, 如欧盟2004年微软垄断案那样, 依据反垄断法强制公开接口标准的技术信息, 是一个替代办法。但反垄断的解决方案是否对贸易影响更小, 以及是否通过关于《TBT协定》的讨论引入标准中的知识产权涉及的反垄断问题, 本身就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如中国曾于2005年在TBT委员会提出“标准化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提案, 因遭到美国的激烈反对而被搁置。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处理开放标准涉及的公平竞争, 特别是知识产权相关的反垄断问题, 将是WTO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

(2) 互操作作为“正当目标”

标准对于实现信息系统之间的互操作, 乃至信息社会的顺利运行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仅通过市场机制利用标准实现互操作, 具有失灵的风险。这是因为, 实现互操作未必是实现企业私有利润最大化的选择, 基于不同的竞争地位和策略, 企业有时会刻意选择不兼容的策略, 从而给互操作造成障碍。考虑到在实现互操作方面市场失灵的情况, 即便崇尚市场选择的美国, 也已开始通过政策干预实现特定领域的互操作。比如, 卡特琳娜飓风和9.11事件暴露了美国公共部门之间因通讯系统不兼容导致的延误。2004年, 美国首次发布了《公共安全通讯互操作要求》 (Statement of Requirements (SoR) for public safety communications interoperability) , 就公共安全部门通讯系统接口标准做出要求。

不过, 基于互操作考虑的“正当目标”适用的范围, 是否可以扩大到商业领域, 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应该说, 基于网络效应和互操作考虑, 包括政府部门和商业领域在内的所有信息系统使用统一的标准, 是一种理想选择。但到目前, 美、欧等主要国家都主张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商业领域的互操作。因此, 即便互操作在特定领域可以被认为是《TBT协定》意义上的“正当目标”, 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进行以互操作为目标的政策干预, 是否符合《TBT协定》要求, 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总之, 由于《TBT协定》关于采用国际标准和偏离国际标准的“正当目标”等核心规定均存在较大模糊性, 该协定的约束力难免大打折扣。信息技术标准本身比较复杂, 且与信息技术标准相关的管理目标也正在激烈的讨论中, 称《TBT协定》本身是“没有牙齿的协定”并非没有道理。

当然, 如同1995年美国石油案所示, 由于《TBT协定》本身也纳入了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GATT基本原则, 《TBT协定》自身或者与GATT一起适用, 还是对成员国有实质性的约束力的。此外, 对于明显偏离国际标准且无说服力的措施, 如欧盟对沙丁鱼的标识要求, 《TBT协定》的约束力还是很明确的。

3 结语

《TBT协定》是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 WTO成员斗争和妥协的“一揽子”) 产物的组成部分, 诸多条款规定比较模糊。《TBT协定》制定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 不可能考虑到信息技术标准的特殊情况。因此, 该协定对于信息技术标准的适用性更为有限。WTO目前关于标准规则的谈判, 一方面可澄清《TBT协定》的模糊之处, 另一方面也可增加该协定对信息技术标准的适用性展开讨论。但从目前的进展情况看, 该谈判在短时间内不仅不会就国际标准的界定等模糊问题做出实质性的澄清, 而且更增加了新的内容, 也为《TBT协定》理解和实施新增加了不确定性。

丹麦的开放标准政策在WTO内被“忽视”。由于TBT协定的模糊, 我们无法明确预见其他类似纠纷被诉述WTO争端解决之后的结果。我们有必要加强TBT协定对信息技术标准适用性的研究, 以便为我国制定信息技术标准政策提供规则依据。

摘要：丹麦政府2007年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通报了在公共部门强制实施开放标准的政策。尽管开放标准在当时已经成为信息技术领域一个重要的政策议题, 但时至今日, WTO成员没有就丹麦开放标准政策进行任何讨论。WTO成员“忽视”丹麦开放标准通报主要原因是: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 (TBT) 对通讯技术标准适用性不明确, 围绕该通报的讨论难以产生有意义的结果。丹麦开放标准通报说明了《TBT协定》在解决技术标准、特别是信息技术标准相关贸易纠纷中的局限性, 以及加强信息技术标准适用性研究的重要性。

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开放标准,国际贸易

适用性标准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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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行的合肥下辖乡镇通行的拆迁补偿政策——仅适用于非城市规划区

根据笔者办理的案件经验来看，磨店、大圩、撮镇、店埠、上派等乡镇以及合肥市区内的城中村、棚户区改造，目前政府一般给出以下补偿政策，即使被拆迁范围属于城市规划区。属于城市规划区的集体土地上房屋，在下文探讨。

（一）计算有效面积

按照《合肥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规定，人均最多60平方米有效面积，计算有效面积后的剩余面积，不予补偿，已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农房建筑执照》的除外。

举例：自有房屋面积300平方米，家里有三口人，有效面积为180平方米。

（二）选择货币化补偿

1、按照《合肥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规定，用所在区域房地产市场评估基准价×有效面积予以补偿

2、也有部分地区用房屋实际面积×800元/每平方米至1000/每平方米元左右，进行货币化补偿

（三）选择房屋安置

1、人均30平方予以安置，超过的有效面积进行货币补偿。可按800元/平方米申请增购，增购面积为人均15平方米建筑面积

举例：自有房屋面积300平方米，家里有三口人，有效面积为180平方米。可以获得90平方米的房屋安置，可以最多增购45平方米，剩余的90平方米给予货币补偿。

二、法律规定的：被划入城市规划区的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标准

目前合肥各个区下的乡镇基本都被划入了城市规划区，只要属于城市规划区，就不应适用上述的《合肥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即不是按照人口，而是按照房屋实际面积进行货币补偿或者房屋安置。

（一）已被划入城市规划区的集体土地上房屋，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而不是人口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

（二）可选择按房屋价值进行货币化补偿——与人口无关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

举例：自有房屋面积300平方米，家里有三口人，周边房地产市场价格6000元/每平方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可以达到300平方米×6000元/每平方米计算货币补偿,与家里有几口人无关。

（三）可选择按房屋价值进行产权调换——与人口无关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提供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并与被征收人计算、结清被征收房屋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

三、律师提示

根据笔者办理拆迁案件经验，以及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已经划入城市规划区的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完全有可能按照国有土地上拆迁补偿政策予以补偿。

但是，在实践中，往往拆迁办的工作人员会不停游说，说现在签订协议可以获得额外奖励，如果错过时间了，不仅没有奖励，房子还要被强拆，甚至没有补偿。

因此建议广大被拆迁人，如果对补偿标准不满意，应当选择合理合法的方式维权，同时需要注意，拆迁维权也是有期限限制的，超过起诉期限会丧失胜诉权。具体可参照《房屋拆迁补偿起诉有期限》一文。

四、引用的法律依据及规范性文件：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二条 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时未就被征收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安置补偿，补偿安置时房屋所在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土地权利人请求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标准的，人民法院一般应予支持，但应当扣除已经取得的土地补偿费。

2、《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十七条 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

（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

（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

（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

第十九条 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

第二十一条 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

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提供用于产权调换的房屋，并与被征收人计算、结清被征收房屋价值与用于产权调换房屋价值的差价。

因旧城区改建征收个人住宅，被征收人选择在改建地段进行房屋产权调换的，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提供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的房屋。

3、《合肥市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

第七条 征收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应当对实际居住于被征收房屋并在被征收房屋所在地已依法享有承包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下称被征收人)进行补偿安置。已在其他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项目中获得房屋安置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得重复安置。

征收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的补偿安置方式分为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两种。第八条 征收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分别按照下列情形计算有效面积：

(一)被征收房屋面积大于人均6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按照人均60平方米建筑面积计算有效面积。若被征收房屋已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农房建筑执照》等合法证照且证载面积大于人均6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按照证载面积计算有效面积。

(二)被征收房屋面积小于人均60平方米大于人均3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按照人均实有面积计算有效面积。

(三)被征收房屋面积小于人均3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被征收人可以按照200元/平方米申请补齐至人均30平方米建筑面积后计算有效面积。但是，因私自交易等原因造成被征收房屋面积小于人均3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按照实有面积计算有效面积。

被征收房屋计算有效面积后的剩余面积，不予补偿。

第九条 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其被征收住宅房屋依据本办法第八条规定计算有效面积后，对被征收人按照人均30平方米建筑面积实行产权调换，产权调换后的剩余有效面积按照被征收房屋单位平方米造价结合成新予以补偿。因交易等原因造成被征收房屋面积小于人均30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按照交易后剩余面积实行产权调换。单位平方米造价按照市人民政府公布的标准执行。

产权调换后，被征收人可按800元/平方米申请增购，增购面积为人均15平方米建筑面积。

第十条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按对应安置房屋所在区域房地产市场评估基准价乘以应安置面积予以补偿。应安置面积应依据本办法第九条进行结算(含人均可以购买的15平方米建筑面积)。第十一条 与被征收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有关的下列人员，可以认定为本办法的被征收人，但已享受房改售房(含集资建房和经济适用房)等住房福利政策的除外：

论“无逮捕必要”的适用标准 篇3

关键词：无逮捕必要；适用标准；准确运用

“无逮捕必要”是指检察机关针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的请求，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涉嫌犯罪，可能判处管制、拘役、独立适用附加刑，或者虽然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但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时，对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的请求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严格把握逮捕条件，充分适用“无逮捕必要”，是审查逮捕阶段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必然要求。但如果滥用，同样会导致执法不公、执法不严等腐败现象产生。因此，检察机关必须实事求是，掌握“无逮捕必要”的适用标准，准确运用、发挥其应有的法律和社会作用。

一、要准确把握逮捕强制措施的适用标准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五）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这五项中，（一）（二）（四）项为继续危害社会的危险，（三）（五）首先是为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危险性。其次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不足以防止发生这种社会危险性。二者之间是层进关系，即在满足第一个层次的条件后，还需要满足第二个层次的条件。在运用强制措施时，应当首先考虑适用取保候审，只有适用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才能考虑适用逮捕措施，不能只要构成犯罪就一捕了事。

二、要准确把握“无逮捕必要”的适用标准

1.犯罪情节轻微无逮捕必要的不捕

因邻里、亲友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犯罪后认罪悔过，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并达成和解协议，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不予羁押不致再危害社会或妨害诉讼正常进行的；在过失犯罪或故意犯罪中情节较轻、依照法律规定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适用缓刑、独立适用罚金等刑罚的案件，一般都可以作为无逮捕必要不捕的适用范围，常见种类为盗窃、故意伤害、交通肇事、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等，以及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符合条件的案件、未成年人犯罪及单位犯罪案件。

2.特殊主体无逮捕必要不捕

一是看是否属于法律认知和辨别是非程度差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罪行较轻，有悔过表现或者自首、立功表现并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社会帮教措施，没有社会危害性或社会危害性较小，不妨害诉讼正常进行的。二是看是否属于又聋又哑、盲人以及无再犯罪能力的残疾人、老年人犯罪、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的。三是看是否有不适宜羁押的严重或传染性疾病或是怀孕、哺乳婴儿的妇女。以上均为刑法意义上的特殊主体，其犯罪的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小，再犯罪的风险小，同时，需要一定程度的司法保护。

3.法定、酌定从轻、减轻情节无逮捕必要不捕

在审查批捕中重点审查是否有法定或酌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主要审查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看是否属于预备犯、中止犯、或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协从犯，犯罪后自首、有立功表现的；二是看过失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属于犯罪后能够积极认罪并有悔罪表现，积极赔偿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三是看是否是主观恶性较小，属于初犯、偶犯、从犯、胁从犯；犯罪后是否有悔过表现，符合法定、酌定从轻减轻条件的；四是看是否因防卫过当造成重大损害或者避险过当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犯罪后有悔罪表现并积极赔偿损失的；对于多次犯罪、连续犯罪、累犯及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的犯罪嫌疑人，不适用无逮捕必要情形。

三“无逮捕必要”情形的社会危险性分析

社会危险性是指犯罪嫌疑人给社会带来新危害的可能性。判断有无逮捕必要性的关键是有无社会危险性以及社会危险性是否严重。没有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没必要逮捕，社会危险性轻微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足以防止其发生社会危险性，也没必要逮捕。因此，判定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有无或者大小的各种因素，应当作为关于无逮捕必要判断标准的重点或者主要内容。

1.轻微刑事案件的社会危险性分析

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亲友纠纷以及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的犯罪，特别是一些犯罪是由于被害方过错引发、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等，这些犯罪嫌疑人通常没有恶劣的犯罪动机，大多是一时激愤引发犯罪，一般都能认罪悔过，向被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达成和解，取得被害人谅解。当事人的怨恨消除，被害人的损失也得到了补偿，再犯罪的风险极低，社会危险性基本消失。

2.特殊主体的社会危险性分析

特殊主体中较多的是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他们在各方面还不成熟，思想幼稚，辨别是非的能力差，法律意识淡薄，他们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往往是受到了社会不良风气的诱导和影响，一念之差触犯刑律。他们本身的犯罪动机简单，主观恶性小，社会危险性小，同时，由于他们尚未形成稳定的思想意识，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能够通过建立特殊的法律保护措施来教育、感化、挽救，最终能够使他们回归社会，健康成长。盲聋哑人及不能自理的残疾人、老年人犯罪，因为身体因素或年龄因素，其再次危害社会的能力有限，怀孕哺乳婴儿的妇女则需在怀孕情形消失或哺乳期过后，再视情况考虑是否适用羁押措施。

3.法定、酌定从轻、减轻情节下犯罪的社会危险性分析

一是初犯、偶犯、过失犯。其犯罪具有偶然性，社会危险性较小，对这类人员应立足于教育、挽救；在过失犯罪中，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希望危害结果发生，没有反社会的动机和目的，主观恶性小，社会危险性小。二是犯罪中止、自首、立功。犯罪中止是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主动消除了可能发生的社会危险性；犯罪人的自首是反映其对犯罪行为的认识和悔罪表现，反映了犯罪人畏惧法律的威严，其危险性减小或消除；立功更能反映犯罪嫌疑人改过自新的心理和行动，不但不具备危险性，而且能通过立功行为帮助消除潜在的社会危险性。三是从犯、胁从犯。从犯是在犯罪中处于次要地位，作用较小或起辅助作用，其主观恶性或者（下转第70页）（上接第68页）说其社会危险性有时也是较小的。胁从犯是被胁迫参加犯罪的犯罪分子，是为了避免遭受现实的危害或不利才不得不参加犯罪，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仍有自由意志，参加犯罪仍然是他自行选择的结果，但被胁迫的状态，反映出他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大，因此其社会危险性较小；四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防卫过当是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前提下，為制止不法侵害、保护合法权益而实施的，防卫过当一般表现为过失犯罪。避险过当与防卫过当一样，其主观恶性很小，其社会危险性较小。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可能继续实施犯罪或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等社会危险性的，即使符合上述条件，也应当依法予以逮捕。

参考文献：

[1]冯兴吾，莫莉.“无逮捕必要”机制新构建[J].中国检察官，2010（15）.

[2]张智辉，邓思清.逮捕制度的价值取向[J].河南社会科学，2009（06）.

[3]王野飞.论审前羁押的司法控制[J].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04）.

[4]闵春雷，刘铭.羁押的理性控制——羁押实质条件之完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05）.

适用性标准 篇4

关键词：XBRL,分类标准,财务报告,上市公司

XBRL网络财务报告是财务报告在网络时代所作出的重要发展和改革，XBRL报告消除了传统财务报告信息产生不及时、应用成本较高、信息分享不及时、数据检索不便捷等缺点，增强了财务报告透明度，提高了信息使用效率。而分类标准作为XBRL技术框架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是编制XBRL报告的依据，也是生成和解读实例文档的关键。随着财政部《通用分类标准》的颁布与实施，我国XBRL技术的研究日益推进，这一先进的网络报告技术在我国适用情况如何，我国当前的通用分类标准是否科学合理，都值得研究。本文将采用通用分类标准元素覆盖率指标对之进行检验。

一、样本选取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改进了样本选取方法。由于财政部已相继发布金融业、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扩展分类标准，本文把与之相关的金融保险业、采掘业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样本中剔除，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1）》的行业分类标准，将剔除金融保险业和采掘业外的11个基本行业门类，根据其2012年度营业收入规模，对每个行业选取营业收入排名前5名和后2名的上市公司，共选取了71家上市公司（其中6家未能找到2012年年报数据）。

对所选样本公司，本文采用了人工翻阅其2012年PDF年报的方法，并对比通用分类标准进行人工判断，工作量较大。之所以翻阅PDF年报，而不是在上交所、深交所XBRL展示平台查阅实例文档，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首先，交易所提供的XBRL报告披露模板对实例文档存在一定的约束和限制，导致实例文档和PDF报告存在差异，实例文档不能完全反映披露实务。

其次，上市公司依据的分类标准并不是财政部发布的通用分类标准，上交所采用的是证券业分类标准，直接用实例文档来进行元素匹配，会导致结果存在偏差。

再次，目前我国实例文档在数量上虽然颇具规模，但披露项目较少。比如上交所披露的11个项目中最主要的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只包括四项：(1)本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2)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3)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4)报告期末公司前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其中第(1)项仅提供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股东净利润等5个会计科目查询。

另外，通用分类标准中共定义了89项附注项目，本文从中挑选了与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相关货币型和数值型的55项元素项目（见表1），作为通用分类标准元素代表性指标。其余诸如“附注——首次执行会计准则”由于研究意义不大，在选择通用分类标准元素时将其剔除。

二、适用性评价指标——分类标准元素覆盖率

我国目前的会计年报中，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格式比较统一，分类标准中也都对其进行了定义。而各上市公司财务附注项目披露差别较大，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是分类扩展研究的重点。而其中数字型的财务元素，与通用分类标准元素的选取标准不同，用元素映射方法研究意义不大。因此，本文仅统计了最有一致性和可比性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附注项目中货币型、数值型的财务信息元素。

通用分类标准元素覆盖率是指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中的元素对于会计实务披露元素的覆盖程度。将一份企业财务报告中信息元素与通用分类标准元素一一映射，有一部分与通用分类标准中55项元素项目重合，本文将其定义为通用元素；企业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所有数值型的财务信息元素，本文将其定义为企业披露实务元素。通用分类标准元素覆盖率就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覆盖率=通用元素总数/企业披露实务元素总数

将每个行业7个样本公司的覆盖率加权平均，即可得出各行业通用分类标准的行业覆盖率，行业覆盖率越高，说明通用分类标准在这个行业的适用性越强，反之越弱。通用分类标准元素覆盖率的计算方法如右图所示。

限于篇幅，本文以“应收账款账龄结构”为例，列出了香梨股份“应收账款”附注“账龄结构”的通用元素和企业披露实务元素总数的计量方法。通用分类标准元素清单中，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分为以下几项：一年以内（含一年）；一年至两年（含两年）；两年至三年（含三年）；三年以上。香梨股份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如表2所示：1年以内（含1年）、1～2年、2～3年与通用分类标准元素重叠，定义为“通用元素”；3～4年、4～5年、5年以上则是企业扩展元素。因此，通用元素的总数为3，企业披露实务元素总数为6。

三、适用性评价结果分析

1. 行业间的分类标准覆盖率。

按照通用分类标准覆盖率的计算方法，本文共统计了71家样本企业2012年财务报告中共计45 286个报表项目，11个行业通用分类标准覆盖率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本文所有样本公司行业覆盖率的均值为39.89%，标准差为0.043 9。样本公司披露实务中实际披露的元素中平均近39.89%都是通用分类标准中的元素，即通用分类标准平均覆盖了将近40%的披露元素。个别行业的最低覆盖率为32.34%，说明通用分类标准在行业中覆盖率最低的报告实务仅覆盖了超过其披露元素三分之一的元素。而最高覆盖率到达48.25%，即最高覆盖率的行业报告实务中有将近一半的元素没有包含在通用分类标准中。通用分类标准涵盖的元素在行业报告实务中占到了较大的比重，这是XBRL财务报告可比性的重要基础。

各行业的平均覆盖率为0.398 9，全部的11个行业中，有5个的行业平均覆盖率大于全样本覆盖率的均值，这5个行业分别为：农林牧渔业、制造业、电力和供水供气业、传播与文化产业、综合类。房地产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社会服务业、信息技术业行业覆盖率均值低于全行业均值。

2. 会计元素的通用分类标准覆盖率。

财务报表中的55项报告项目因其所对应会计核算业务的差异，披露元素的程度也存在差异，如表4所示。经过计算，会计元素报告项目覆盖率的平均值达到了39.49%，也可以理解为如果样本公司各项目出现概率相同，那么每个会计报告项目中有39.80%被通用元素覆盖。55个项目覆盖率最大值为0.855 8，对应的会计科目是预计负债；最小值为0.0003，对应的会计科目是应收利息。覆盖率高于70%的会计科目有4项，从高到低分别为预计负债、投资性房地产、盈余公积、资本公积；覆盖率低于20%的项目有6项，从高到低分别为长期应付款、其他流动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应收股利、持有至到期投资、应收利息，不同的会计科目项目间，通用元素覆盖率差异较大。

四、结论

本文选取了71家上市公司共45 286项财务信息元素，将其与通用分类标准元素进行映射，统计结果显示，所有样本公司行业覆盖率均值仅达到39.89%,55项会计元素报告项目覆盖率均值达到了39.49%，现有通用分类标准在企业报告实务中覆盖率较低，其适用性有待提高，通用分类标准还有较大扩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黄长胤.XBRL财务报告分类标准的层级扩展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适用性标准 篇5

北京市地方执行标准出台，以80平方米中小户型为主，单套总价最高32万元

现实问题

本报讯经济适用房建筑面积应控制在54平方米至117平方米之间，楼层净高不低于2.4米。昨天北京市规划委透露，《经济适用住宅设计标准（试行）》已出台，作为北京市地方标准执行。在这份标准中的部分条款规定还能比较有效地防止将相临两套住房打通成为“豪宅”的行为。

虽然有关部门曾表示，将不再建设天通苑、回龙观这样的超大经济适用房项目，但这份标准中还是指出，经济适用住宅建设应具有一定规模，并且满足城市规划配套指标的要求。

而针对部分项目单套面积过大的问题，该标准也首次明确规定，新建经济适用住宅的面积标准按户型分为三类：一室一厅的，使用面积应在40至45平方米，多层的建筑面积在54至60平方米，高层的建筑面积在60至66平方米；二室一厅的，使用面积应在55至60平方米，多层的建筑面积在74至80平方米，高层的建筑面积在82至88平方米；三室一厅的，使用面积应在70至80平方米，多层的建筑面积在94至107平方米，高层的建筑面积在104至117平方米。据规划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其中使用面积与建筑面积指标均未包括阳台面积，如果利用坡屋顶空间的跃层户，其面积标准还可以有所提高。

“规划部门将严格按照《经济适用住宅设计标准》进行审批，建设部门也从两方面进行控制”，对于这项标准，市建委负责人表示，今后，用房项目原则上以80平方米的中小户型为主，单套总价款不超过32万元，“购买内城经济适用房主要是控制面积；购买外城的，面积适当放宽，控制单套总价”。

部门说法

北京标准高于国家标准

规划委方面称标准考虑到了北京的实情

北京市规划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全国所有的城市中，北京经济适用住宅开发建筑规模最大。1998年至2003年年底的5年时间里，经济适用住宅竣工面积为1113万平方米，中央、国务院系统、大专院校、驻京部队等建设竣工面积为413万平方米，共约1526万平方米，平均每年竣工面积达到250万平方米左右，但至今还无可执行的建设标准。

由于很多开发商在建设过程中掌握的经济适用住宅建设标准不一致，在社会中形成大小不

一、标准不

一、各自建设的局面，需要制定一定的标准以规范。

《北京市经济适用住宅设计标准》要求略高于国家标准。它以面积标准为最核心内容，既控制面积下限，也控制上限。制定者既考虑到了全国经济适用住宅的标准，又考虑到北京的实际情况。

该标准既提出要广泛使用成熟的先进技术、材料和设备，又强调适用、经济、美观、安全、舒适，提高居住质量的原则。还强调了经济适用住宅设计的环境建设与公共配套设施。

解读·舒适保障

使用舒适程度不能打折

厨卧起居室要能采光

“经济适用房虽然便宜，但是使用舒适程度不能打折”，根据该标准规定，每户住宅应有良好的采光、日照、通风，卧室、起居室、厨房应直接对外采光。每户住宅的卧室、起居室应具备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厨房应有外窗，具备自然通风条件，暗卫生间宜有机械排风设施。

分户墙及楼板要隔音

分户墙及楼板应满足隔声标准要求，临街住宅的门窗应有隔声措施。此外，新建经济适用住宅的供热方式将采用可分户计量和分户控制的采暖系统，改变原有的集中供暖方式。

楼层净高最低2.4米

在层高方面，多层、高层的经济适用住宅层高应为2.7至2.8米，净高不低于2.4米；利用坡屋顶内空间作卧室时，其净高不低于2.1米的面积不应小于房间面积的一半，且最低处净高不宜低于1.5米。

提倡装修施工一次到位

标准还规定，经济适用住宅建设提倡室内装修施工一次到位，以避免二次装修时造成对结构的破坏和材料的浪费。住宅楼入口或单元入口应设电控防盗门和访客对讲装置，有条件时宜设可视对讲装置。

净面积最低标准（单位：m2）

解读·预防投机

可防止出现变相豪宅

据介绍，为防止购房者与开发商串通，将相临两套房屋打通，改造成为“豪宅”。标准规定，经济适用住宅每户应为独立套型，各种使用功能应具有相应的独立功能空间，每户住宅都应有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卫生间、储藏空间和阳台。

规划委相关人士认为，这项特别规定对部分想钻政策漏洞的经济适用房购房者具有一定防范作用，可以比较有效地防止变相“豪宅”的出现。

专项维修资金将实现网上缴

新管理系统即将运行，明起培训房产开发商

本报讯今后北京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将启动新的管理系统，实现网上归集、划转、审批等手续，为此，市建委小区办将于明日起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管理系统操作培训，报名咨询电话64409565.据介绍，这套新的管理系统能够使维修资金涉及到各个主体，包括市、区县行政管理部门、银行、开发企业、物业管理企业、业主、业主委员会等，都能按照各自的权限在网上实现资金的归集、划转、使用与记账、审批、分摊、结息、查询、监督管理等功能。

通过培训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可以尽快了解维修资金的有关政策并熟练掌握系统操作要领，以便进行楼盘造册。楼盘造册是维修资金管理系统正常使用的基础，只有房地产开发企业在管理系统上完成楼盘造册后，才能实现业主直接到银行网点缴纳专项维修资金，通过网络系统查询自己分户账内的资金状况等功能

申办对象资格：

满足下列条件的家庭可申请购买一套经济适用住房：

1、有当地城镇户口（含符合当地安置条件的军队人员）或市、县人民政府确定的供应对象；

2、无房或现住房面积低于市、县政府规定标准的住房困难家庭；

3、家庭收入符合市、县人民政府划定的收入线标准；

4、市、县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凡已享受房改政策购房、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或参加了集资、合作建房的人员，不得再次参加集资、合作建房，严禁任何单位借集资、合作建房的名义，变相实物分配或从事商品房开发。

申办材料：

需要提供家庭户口本、身份证、所在单位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家庭收入证明和住房情况证明

办理程序：

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持家庭户口本、身份证、所在单位或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家庭收入证明和住房情况证明，向市、县人民政府经济适用住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二）市、县人民政府经济适用住房主管部门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人的核查。符合条件的，予以公示。公示后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在经济适用住房申请表上签署核查意见。

（三）申请人持经过签署核查意见的经济适用住房申请表向开发建设单位选购经济适用住房。购买面积原则上不得超过核准面积。购买面积在核准的面积以内的，由于套型原因，略超标准面积的，按标准的价格购买；购买面积超过标准面积的部分，由购房人按当地相同区位商品房价格补交差价。超面积部分的差价款由售房单位上交市、县政府财政部门。

（四）申请人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后，按规定办理权属登记。房屋、国土资源部门在办理产权登记时，应当分别注明经济适用住房、划拨用地。其中如有超标准面积补交相应差价的，也应当注明补交差价的面积。

办理依据：

陕西省实施《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细则

陕西省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

来源：宝鸡新闻网

12月13日，陕西省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去年全省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工作座谈会后各地贯彻落实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全省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工作。会议由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庄长兴主持,副省长潘连生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潘连生副省长在讲话中指出，目前，陕西省人均居住建筑面积23平方米，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十分重要，任务十分艰巨。他要求，一要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把住宅建设的重点放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和困难群众的住房上；二要落实领导力量，理顺承办、管理、监督机构；三要尽快研究出台加快建设的有关文件；四要安排必要的投资和土地，每年建设一批经济适用住房并公开销售，并公布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标准线；五要作好宏观统计、分析、调控。各市、县政府要把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作为政府一项重点工作来安排。

潘连生指出，经济适用住房作为具有政府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实施只有几年时间，法规制度还不够健全，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地方政府重视不够，责任没完全落实到位。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没有研究出台有关文件，没有把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这项关系到多数实际利益的工作摆到议事日程上；二是投入等有关政策不落实，政府责任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三是宏观监督管理不到位，建设标准没严格控制，购房对象也没把严。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陕西省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健康发展。

潘连生强调，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陕西省经济适用房建设，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

1、落实建房资金和政策，明确政府责任。政府对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要有明确的责任目标，在年度建设规模和可供房源上，涉及到财力投入和政策支持，主要是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划拨、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半征收、银行建立住房信贷予以支持。这些优惠政策的落实到位，经济适用住房才能适应中低收入家庭的经济水平，保障性质才能体现出来。与此同时，政府还要认真解决城镇居民房屋拆迁和农民土地征用遇到的各种问题，在施工期间不得出现政府拖欠工程款问题。

2、编制发展规划，搞好供求平衡。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主管部门要会同计划、规划、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根据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水平和市场需求，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经济适用住房发展规划。经济适用住房“十一五”建设计划，在2006年3月底前完成。

3、准确定位供应对象，加强市场监管。经济使用房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住房，只能对中低偏下收入家庭‘雪中送炭’，而不是对所有居民的‘锦上添花’工程。经济适用房的保障范围，必须突出政策性和保障性，界定在中低收入家庭之内，保障分阶段、有目标，具体由各城市政府根据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商品住房价格、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居住水平和家庭人口结构等因素确定。在2006年6月30日之前，各城市必须向社会公布经济适用住房销售对象的范围。

4、加强项目审核，控制房价波动。经济适用房建设享受政府的政策优惠，不是纯市场行为，其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而不是企业自主定价。政府要通过严格控制和降低建设成本单价和总价。建设标准要控制在户平均建筑面积在60-80平方米，最大的户型不超过120平方米。要加强对销售价格的审核与管理，从而保证政府的政策优惠真正惠及广大中低收入家庭。各地应严格经济适用房上市准入条件，上市转让期限自取得经济房所有权之日起不得低于三年。凡违规利用经济适用房土地转为商品房开发的，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对相关企业清除出市场。

5、做好土地供给，节约利用土地。调整土地供给结构，要从严控制高档房建设用地，优先向经济适用住房和普通商品房倾斜。一般情况下，各地经济适用房用地应不少于同期住宅建设土地总面积的20%，确保足够的用地量，增加经济适用住房的供应。在城市建设改造中，2006年起，省上将按各市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1：1的比例配套增加各市用地指标。各市制定并严格执行经济适用房项目法人招标管理制度，建立项目库，为滚动开发创造条件。

6、坚持“经济适用”为原则，认真做好设计建设。经济适用房的经济性和适用性是综合来衡量的，不仅仅体现在它的面积和价格上，还体现在它的设计开发和生活成本上，更体现在房子的质量、使用年限、使用效率等诸多方面。经济适用住房的规划、设计、施工、用材和管理，应充分考虑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在满足最基本的居住需要条件下，要降低单位面积的建设造价，使其与商品房拉开差距，让它成为中低收入居民买得到、买得起，购物、上学、出行、文化、健身等比较方便，比较满意的住房。

7、规范集资、合作建房，强化社会监督管理。集资、合作建房是经济适用住房的组成部分，应纳入当地经济适用房建设计划和用地计划管理。其建设标准、优惠政策、上市条件、供应对象的审核等均按照经济适用房的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参加集资、合作建房的对象，必须严格限定在本单位无房户和符合市、县政府规定的住房困难家庭。严禁任何单位借集资、合作建房名义，变相搞实物分配或商品房开发，造成在住房方面的新社会分配不公。

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适用标准探析 篇6

关键词：捕后羁押；人权保护；启动主体

早在2009年7月，湖北省宜昌市检察机关对被羁押人员羁押必要性评估工作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是我国羁押审查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是新《刑事诉讼法》。该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该条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捕后羁押继续审查的工作职责，确立了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可以看出，该规定是一种权利救济手段，目的是为了保护被羁押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没有必要羁押的被羁押者不被羁押，发现和纠正超期羁押，降低羁押率，维护司法公正。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标准细化的必要性

第一，是切实履行国际承诺的迫切需求。我国早在1998年就加入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原则，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其他阶段出席审判，并在必要时报到听候执行判决。”然而有资料显示，近几年来，我国刑事犯罪羁押候审率一直在85%以上的高位徘徊，最高甚至达到90%以上[1]。也就是说目前我国未决羁押是常态，监外待审是例外，同时在我国逮捕率基本等同于羁押率。这显然与公约规定是冲突的，执行好羁押必要性审查就向早日履行公约内容迈进了一步。

第二，是贯彻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升我国人权保护国际形象的迫切需求。我国《刑事訴讼法》第2条增加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把人权保障作为刑诉法的一项重要任务规定下来。实践中逮捕羁押侵犯人权的问题不容忽视，表现形态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超期羁押。其一显形超期羁押。即明显违反刑诉法的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阶段的羁押时间超过法定的羁押时限。其二是隐形超期羁押。即对不符合延长羁押期限法定条件的予以延长，对没有法定退回补充侦查理由的退回补充侦查，或者有关机关的办案人员通过个人之间的联系，以表面形式的程序转换将已届满的羁押期限予以延长等变相超期羁押。其次不当羁押。即对不应当继续羁押的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仍予羁押。有时从侦查到审判的羁押期限超过应判处刑罚，有时经过诉讼程序推进中的侦查、审查和法庭审理，所涉嫌的犯罪由重向轻的方向转化，而羁押期限已超过应判处的刑罚。[2]

二、对策建议

要顺利实施羁押审查制度，就必须明确审查适用标准。该制度的在实践过程中需要细化的标准有很多，主要包括审查启动主体适用标准、审查对象适用标准、审查内容适用标准以及审查程序、启动周期使用标准等。鉴于篇幅有限不能一一探讨，主要就启动主体、审查对象、审查时间和审查内容的适用标准进行分析。

第一，羁押必要性审查启动主体应为人民检察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以及人民法院，在实践中要确保这些机关及个人的都能顺利的启动该程序。首先，根据新法第93条的规定可得知，人民检察院是启动主体之一；其次，新法第9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七规定：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说明理由。人民法院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决定。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依照本解释规定处理；不同意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基于上述条文可以解读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逮捕措施，相关机关要对申请做出决定就必须启动审查程序来寻找依据，那么此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当然的是启动主体之一；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决定逮捕的被告人，应当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内讯问。发现不应当逮捕的，应当变更强制措施或者立即释放；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被逮捕的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变更强制措施：①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②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③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据此，人民法院当然的具有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义务。

第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时机，侦查阶段应在逮捕后一个月立即启动，在审判阶段随时启动。逮捕是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羁押时间长，从执行逮捕后到作出一审判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长可被羁押十九个半月月，本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细化了逮捕的必要性条件，对逮捕权采取了审慎的态度，所以羁押必要性司法审查应注重维护刑事诉讼法的统一实施，注重保障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没有特殊情况，不宜在作出逮捕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再作出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因此，在案件的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一般为两个月至七个月，因此应当在犯罪事实基本查清、证据基本确实充分的基础上，一个月之后，进行羁押必要性司法审查较为适宜；当案件进入到公诉环节、审判阶段，可以根据案件的需要和变化，随时启动羁押必要性司法审查程序。[3]

参考文献：

[1]刘建鹏.新刑诉法规定的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权探析.东方法眼

[2]卢乐云.构建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应关注四个问题.法律图书馆

[3]王腾飞.如何完善羁押必要性司法审查机制.华律网

适用性标准 篇7

所谓国际标准结构是由美国经济家钱纳里由“世界发展模型”计算出来的反映人均国民收入在100-1000美元发展区段经济变化规律的一个图表, 钱纳里将其称为世界发展模式的“标准结构”表, 主要结论是:需求和生产结构的改变在人均收入300美元是以初见端倪, 超过人均收入300美元这一临界点后, 产业结构变化最快、最大, 总的结构变化值75%-80%发生在人均300-1000美元之间这个区段。对照这个表可以大致看出人均多少美元时, 产业结构处在什么阶段上, 各产业部门在其总构成中应占多大的比重, 由此确定产业结构合理与否。中国学术界关于国际标准结构是否适用于中国存在争议。

2 我国对国际产业结构在中国适应性的争论

目前我国学者对这一理论主要有三种观点:

2.1 支持该观点

目前大部分学者用这一标准来判断地区和国家产业结构的合理性。

2.2 对该观点提出异议

宋海林指出国际标准结构是“是一种判断产业结构是否合理的粗略体系, 而不能成为其判断的根本依据。”他们认为套用国际标准结构来检验其本国产业结构合理有一定的合理成分, 但它他与我国实际情况存在偏差, 所以该标准只是判断我国产业结果是否合理的一个大致框架和参考, 我国统计结果与国际标准之间的偏差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于中国统计方法不同而造成的。

2.3 不赞成传统的产业结构理论

国内学者赵儒煌对产业结构演进规律提出新的说明。他在文章的“摘要”中说:“当代一些发达国家虽已超越了工业社会, 向‘服务化’方向发展, 但现实中的‘服务化’, ‘后工业化’却非‘经济发展’的伴生物, 而是经济衰退甚至危机的孪生子。因此, 传统理论存在不科学性。实际上经济社会只存在两种产业社会形态—农业中心社会和工业中心社会;产业结构的长期趋势是围绕主导部门波浪式循环发展, 而非继起;而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 就是主导的物质生产部门增长较快、比重不断提高的时期。”他认为, 传统理论的局限性表现在:首先, “从时间出发所提出的绝对量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前提, 已失去了其现实意义, 成为‘虚设’。”其次, “其理论具有时限性”, 即取材于较短和较早的时期里的数据来论证观点, 并忽视科技进步对服务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的影响。再次, “产业结构理论各派探索者, 往往从‘经验’的素材中选择那些‘适当’的实例来论证其观点。”

3 国际结构标准不全适用于我国的实际情况

本文偏向于第二种观点。即国际结构标准不全适用于我国的实际情况。的确大量的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回归而得出的发展模式的复合回归确实能反映产业结构的一般变动规律, 从而可以用来作为认识各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参照系, 通过这种“标准结构”对比, 有助于发现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偏差, 进而加深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认识, 然而这种“标准结构”的参照系, 只能做为一种依据。

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国情。如国内资源禀赋的不同, 当时所处的国内国际政治环境不同, 总体发展战略不同, 需求习惯和发展经济的战略和策略不同, 进入现代经济发展阶段的时点不同, 民族文化差异等等。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本国产产业结构与国际标准结构发生偏差, 即使撇开这些因素, 较大的偏差存在不一定说明一国产业结构就是不合理。具体来说, 有以下几点原因:

(1) 从质和量相统一的要求看产业结构既是产业间量的比例上充分合理, 又是对产业间质的联系上的有机耦合。产业结构的量是指产业间投入产出关系, 产业增长速度的高低, 产业发展规模的相互配合以及产业经济效益的数值指标等等。产业结构的质是指:产业间功能耦合状况。如产业链之间的效应。产业的素质及其产业技术水平、产业结构的增长力度及弹性度。产业成长的组织机制等等。产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 是由各部分相互作用, 相互制约的性质决定的。质的规定性决定着量的结构范围, 产业结构的量的比例确定必须依据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的特殊性。因此在分析分析判断产业结构的状况时, 仅以僵化的先验的比例模式判断是不可取的。

(2) 从时间序列上看, 产业结构协调即是静态比例的合理化, 又是动态关联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家霍克斯曾经指出“结构不是静态的, 支配结构的规律活动着, 从而是结构不仅形成结构, 而且还起构成作用”。

(3) 产业结构的协调是一定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协调。这的比例关系的判定, 既要科学的依照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序列, 又要透彻分析本国国情, 不能机械搬用。

(4) 从国际市场的联系看, 产业结构是否正常, 既要体现结构完整性, 又要体现对外开放性。

(5)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 判断一国产业结构是否正常既要包括经济学意义上的合理化, 也要包括社会学意义上的合理化。

因此, 我们不能简单的根据“国际标准结构”做出判断。下面通过中日韩三国的数据进一步说明: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9) 。

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的产业结构与所谓标准模型相比有偏差。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化, 这一偏差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1990年代中后期, 中国产业结构仍然显示出与工业化过程构变动的一般规律的差别。我们可以以国际结构标准与中国产业结构状况进行对比。中国2006年人均GDP为2460美元 (中国国家统计局) , 因此我们选择人均收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的标准产业结构状况与中国进行对比 (见表2) 。

资料来源:H·钱纳里等:《发展形式1950-1970》,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7年。

对照钱纳里的标准结构和“大国模型”我国二次产业比重较高。这当能反映出中国产业存在着一定问题。但我们对比其他一些国家的产业结构相关数据也会发现一些经济发展好的国家也同样存在标准结构较大的偏差。比如日本, 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例如, 通过观察日本自战后的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第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到至今仍在进行三次产业结构调整的相关数据, 我们发现1990-2001年以来, 日本三次产业构成中第一、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构成中所占比重呈现出逐步下降趋势, 而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构成中所占比重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1990年, 日本第一产业在三次产业构成中所占比重为2.5%, 而2001年该比重降低到1.4%, 下降幅度达到44%。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构成中所占比重由41.2%一直下降到30.6%。日本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构成中所占比重一直较高, 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一直较低。2000年, 从三次产业的就业构成来看, 日本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一直居高不下。1990—2001年日本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由33.6%下降到30.5%。由此可见日本与“标准结构”存在较大的偏差。

韩国的初级产业低于标准结构, 第二产业高于标准结构, 如果按国际标准结构分析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不正常, 但事实上这些国家的经济都有很大的变化, 它们惊人的发展速度令很多国家望尘莫及。这与分析的结构相违悖。以此我们却很难从中得出他们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结论。

4 对中国利用“国际标准结构”分析的一些改进方法

介于第三部分谈到的原因, 我国在判断和分析产业结构调整时, 应该使用多维标准考察。采用多维标准、多目标决策、统计、模糊数学和综合评判等数学方法, 能够对产业结构合理性的分析方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首先, 可加入产业结构影响环境状况和产业结构影响自然资源利用两个判断基准来完善可持续发展理论下产业结构合理性判断基准:依据产业结构影响环境状况判断基准和产业结构影响自然资源利用判断基准, 通过采用绿色投入产出模型, 结合环境经济学的理论, 建立了产业结构影响环境状况和产业结构影响自然资源利用程度的度量指标, 并根据这些指标建立了产业结构影响环境状况和产业结构影响自然资源利用合理性的分析方法。其次, 在结构分析中引入对外贸易的相关指标。通过该指标可以反映出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反映出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进而从该角度判断产业结构的合理性。第三,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原因等, 地区的差距大, 因此在判断产业结构时还要重视产业结构在地区间和区域内的产业结构分布的情况。通过引入相关分析方法, 综合各地区的产业结构数据, 在整体上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作出判断。最后, 我认为还应该结合考虑我国社会的合理化。目前, 我国比以前更加关注公平, 一个好的产业结构应该有利于实施公平原则。正常的产业结构要即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 有利于农村积极。中、东、西部互动, 互相发展。

通过在应用国际标准结构时引入一些新的分析方法, 可以对我国的分析方法进行改进。以此为依据, 当产业结构不合理时, 需要对它进行调整, 使其转向合理, 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这也是产业结构合理性分析的目的。

摘要：目前我国大部分学者用国际标准结构来判断地区和国家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套用国际标准结构来检验本国产业结构合理有一定的合理成分, 但它他与我国实际情况存在偏差, 还有的学者不赞成传统的产业结构理论。通过对中日韩三国的数据分析来进一步说明观点, 并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方法。

关键词：国际标准结构,钱纳里,多维标准考察

参考文献

[1]吕文婧, 胡雁雁.产业结构的就业比较分析[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3, (2) .

[2]吕铁.关于我国工业增长速度的比较分析[J].管理世界, 2000, (3) .

适用性标准 篇8

关键词：XBRL银行业,扩展分类标准

一、引言

2011年12月, 银监会发布了《银行监管报表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 (XBRL) 扩展分类标准》, 用于提升银行非现场监管报表数据的标准化水平, 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改进财务报告的编报和使用。这个分类标准是在2010年10月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基础上, 从行业层面扩展元素内容以更好地适用于银行业的财务报告内容。然而, 扩展后的分类标准也可能因为不当的扩展而降低信息披露的准确性, 降低不同报告主题之间信息的可比性 (Botitz.J.E 2005) 以及增加审计的难度 (Plumlee 2008) 。上官鸣等 (2013) 认为使用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时, 银行业财务报表在主要内容和项目、报表数据单位以及项目重分类三大方面上存在较大的细节差异。银行甚至可能为了监管需求和行业要求, 编制两套报表, 一套为按自身原有模板编制的报表, 另一套则为针对行业财务报告模板, 将原报表一些披露项数据进行重新处理和归集编制的报表。银行监管报表XBRL扩展分类标准的提出是否适用于现阶段的银行实务报告?会不会由于不适用导致报表信息的缺失?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二、文献综述

目前, XBRL作为会计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热度近年来持续升高。在分类标准方面的研究, Matthew Bovee (2002) 为探究美国分类标准与实务报告是否适合, 搜集美国10个行业共67家工商企业公司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研究, 发现分类标准与实务报告匹配合适, 并在各行业间表现不同, 建议推出行业扩展分类标准。高锦萍和张天西 (2006) 通过比对除金融保险业外的12个行业中117家企业的数据, 发现我国XBRL财务报表分类标准定义的信息元素与公司报告实务披露的项目间的差异还较大, 并且各类差异在行业间无差别, 分类标准需要完善。Poolion (2009) 对分类标准适当性的评价提出了标准, 包括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接轨, 内容要涵盖所有通用财务数据元素, XBRL在计算链接库的关系要正确以及可比性的要求四个方面。在行业扩展分类方面的研究, 李争争和张天西 (2013) 以石油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 通过元素的复用和扩展频数的质量评价手段, 认为行业扩展模式在分类标准的效率和不足以及可比性上具有绝对优势, 能够更好地提高财务报告质量。结合2011年推出的公告, 本文将针对银行业的扩展分类标准进行研究, 旨在了解现阶段银行实务报告与银行业扩展分类标准的适用程度。

三、样本选择与研究方法

(一) 样本选择。

根据2013年公布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编报规则>的通知》 (财会[2013]11号) , 作为试点单位需要将2012年的财务报告按照银行监管报表XBRL扩展分类标准进行报送的共有18家银行。其中昆仑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未上市, 所披露的报表为财务报告摘要, 并不完整, 所以剔除这两家银行, 仅采用之外的16家上市银行数据。在数据采集方面, 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其网站上提供了上市公司的XBRL实例文档, 但是实例文档中的信息仅作为展示与参考使用, 并没有完整反映披露实物。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 本文假设企业的PDF版本的财务报告都是由XBRL文档映射形成的, 具有充分完整性。所以, 本文通过手工翻阅2012年PDF版本的财务报告进行数据搜集。

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信息披露实行强制性披露, 主表的表内项目反映的信息基本由证监会强制披露, 各家银行在这方面的披露差异不大。然而, 对于财务报表附注中的内容, 证监会和财政部并没有强制性规定, 都是企业自愿进行披露, 会由于企业规模、发展模式、方向以及业务个性等多方面有所不同。因而, 以财务报表附注项目用来评价XBRL财务报告与实务中的适用程度, 对XBRL的实际发展更有意义。

(二) 研究方法。

已有的文献显示, XBRL适用性的质量一般从效率和不足两个方面进行评价。元素复用率由黄长胤和张天西 (2011) 提出, 是指通用分类标准中的元素被企业在其披露实务中复用的比例。高锦萍和张天西 (2006) 使用元素匹配法, 通过匹配分类标准中的财务信息元素和企业实务披露的财务信息元素之间的差异, 发现我国XBRL财务报告分类与公司偏好的财务报告实务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异, 分类标准还需进一步完善。

本文运用元素匹配法, 定义元素覆盖率这一概念。具体做法是:将单个银行财务报表附注中含有的元素进行标记, 与银行业扩展分类标准元素清单进行逐一比对。若报表附注元素按照银行业扩展标准元素进行反映匹配, 则定义为匹配元素;若报表附注元素并未在银行业扩展标准元素中提及, 则定义为差异元素。差异元素越少, 在绝对量上说明适用性越好。然后, 将匹配元素与财务报表附注中的披露元素之比定义为元素覆盖率。元素覆盖率越高, 在相对量上说明适用性越好。在元素标记与匹配时, 本文遵循以下原则:第一, 银行业扩展标准元素中含有以下元素类型:文本块、文本、时点货币型、数值型、股份数、维度化的表格、维度化的轴、维度化表格轴上的成员、维度化表格的列报事项。其中维度化的表格、维度化表格的轴与维度化表格的列报事项都是标明元素层级以及列报格式的元素, 对报告的实际内容并未做出贡献。所以在匹配元素时, 将这几种元素予以忽略。第二, 元素类型必须与银行业扩展标准元素类型一致才能记作匹配元素, 即使披露了其他类型的元素, 可以推算或推测出也不予以认可。第三, 元素匹配时, 各家银行内报表对财务报表中的科目或者一些项目列报内容的一级标题并不相同, 本文参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认可实际上披露了相关内容只是名称定义有所不同的元素。

四、统计结果

按照银行业扩展标准元素覆盖率的方法, 本文统计了16家银行共计12 814个报表附注元素, 统计学分析计算如表1所示。表1的上半部分可以看到, 总差异数较多, 最小差异元素数为112个, 最大差异元素数达到286个, 均值达到了183.25个。从整体数据看 (未在表中列示) , 差异元素总数在112-200个之间的有11家, 在200个以上的有5家。从表1的下半部分可以看到, 纵使差异数多, 元素覆盖率还是较高的, 最低的元素覆盖率为67.9%, 最高的元素覆盖率为84.27%, 平均元素覆盖率达到77.12%。从整体数据看 (未在表中列示) , 元素覆盖率在67%-70%之间的有2家, 元素覆盖率在70%-80%之间的有9家, 元素覆盖率在80%以上的有5家。从数据上来看, 银行业报表扩展标准元素行业元素覆盖率超过四分之三, 最低的上市银行也达到了三分之二, 在各家银行中规模、业务倚重等多方面因素不同, 差异元素数均值也达到183.25的情况下, 还能达到这种程度的覆盖率, 充分说明在相对值的角度上来说, 元素的使用率较高, 适用性很好。

表2将表1中的差异元素根据所对应附注的内容分为资产负债表项目、利润表项目、现金流量表项目和其他项目四个方面进行详析。我们可以发现, 从绝对值的角度而言, 不同类型项目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其中资产负债表项目差异元素 (均值为85) 最多, 一方面是由于资产负债表项目附注最多, 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资产负债表项目元素的分类涵盖得并不完整。其他项目差异元素 (均值70.875) 也较多, 可能的主要原因是银行业务较多, 分部类型和业务分类较繁杂, 加上想侧重披露的业务单元和警示单元也不尽相同, 导致了各家银行报表的繁简不一, 而产生了这部分的差异。

五、结论

目前按照银行监管报表XBRL扩展分类标准披露的银行财务报告实务元素覆盖率较高, 均值达到77%以上, 说明该标准对于现阶段的银行报告适用性较高。然而, 报表实务中披露的元素与银行业扩展标准元素中的差异元素也较多, 总均值达到183.25, 说明该标准还有提高的空间, 可以根据现阶段以及今后银行财务报告涉及的元素进行进一步完善, 使其更适用于银行业财务报告的披露。

参考文献

[1] .高锦萍, 张天西.XBRL财务报告分类标准评价——基于财务报告分类与公司偏好的报告实务的匹配性研究[J].会计研究, 2006, (11) .

[2] .赵聪.XBRL财务报告分类标准质量评价[D].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适用性标准 篇9

为得到性能好的涂层,涂装前需进行预处理除去基体表面的油污、氧化皮、旧涂层等污物。常用的表面预处理方法包括表面净化、预加工和粗化等[2]。为达到涂装前基体表面粗糙度和清洁度的要求,国内船厂主要依据GB/T 13288[3] 涂装前钢材表面粗糙度等级的评定和GB/T 18570.3-2005[4]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表面清洁度的评定试验第3部分: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灰尘评定(压敏胶带法)来评定粗糙度等级和灰尘等级。船舶涂装处理后的分段件在大合拢过程中会因为焊接处理造成涂层的破坏,由于现场条件的限制,大部分船厂只能采用打磨的方式处理这些破坏区域,达不到喷砂处理的要求,这对涂层性能会有较大影响。另外,ISO 8502-3[5]标准规定船舶涂装前灰尘等级为“不可见”,其分布情况大约在“2-3”级,而GB/T 18570.3-2005规定允许涂装的条件是“允许灰尘痕迹存在”[6],其分布情况大约在“3-5”级,较多灰尘的存在会对涂层性能产生较大影响。

工程适用性导致基体表面预处理方式不同,为了研究其对涂层性能的影响,本实验主要考察粗糙度和清洁度2种表面状态,粗糙度获得方式分别为喷砂和砂纸打磨,清洁度根据GB/T 18570.3-2005[4]的规定,制备出不同灰尘等级的试样。对所得试样进行涂装,分别考察粗糙度和清洁度对涂层硬度、光泽度、附着力、耐冲击性、耐蚀性的影响。

1 实验

1.1 材料及仪器

实验用基体材料为热轧A3钢,所用涂料为中远关西涂料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氯化橡胶防腐漆S,产品编号为0411004。实验仪器为天津市信通光达科技有限公司的便携式光泽度计XGP60°,北京时代先锋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TT220数字式磁性测厚仪,中国天津材料试验机厂制造的QCJ型漆膜耐冲击性测试仪,QHQ型铅笔划痕硬度仪,QFZ-Ⅱ型漆膜附着力试验仪以及HSR200-3型金刚石触针电感式轮廓测量仪。

1.2 试样制备

首先除去钢板表面的油污和铁锈,分别采用喷砂和砂纸打磨2种方式考察粗糙度的影响。为达到船厂喷涂所需的粗糙度要求,本实验采用实际生产中的边界砂粒尺度,即16目和80目棕刚玉,喷砂时压缩空气压力为0.7MPa,喷砂角度为60～80°,喷砂距离为100～200mm[7]。打磨所用砂纸分别为60#和400#。根据GB/T 18570.3-2005的规定,制备出不同清洁度等级的试样,使钢板表面灰尘等级分别达到“1” 、“3”和“5” 3个等级。

添加3%的氯化橡胶专用稀释剂搅拌均匀后,使用Detu F75型喷枪,喷涂压力为0.4～0.7MPa,喷涂时下一道压住上一道的1/4～1/3,以免出现漏喷现象。待涂层干燥、固化后测得涂层平均厚度约为100μm。

1.3 测试方法

采用HSR200-3型金刚石触针电感式轮廓测量仪测量基体表面粗糙度Rz。Rz是基体表面10个峰谷高度(5个峰值和5个谷值)的算术平均值,采样点距离为8mm,每个试样测量5次,并取平均值。

根据GB 1720-79(89)[8]漆膜附着力测定法的要求,使样板在0.8kg的负载下均匀转动指针,圆滚线划痕标准图长约为7.5cm,用漆刷除去划痕上的漆屑,以4倍放大镜检查划痕评级所得结果。按照GB/T 20624.1-2006[9] 色漆和清漆 快速变形(耐冲击性)试验 第1部分:落锤试验(大面积冲头)的要求,使用1kg的冲头对涂层进行冲击试验,记录涂层开始破裂的数值。依据GB/T 6739-1996[10]漆膜硬度铅笔测试法的要求,将铅笔固定,使其在0.75kg的负载下以45°向下压在漆膜表面上,记录涂层开始出现划痕的铅笔等级。

2 结果与讨论

2.1 粗糙度对涂层基本性能的影响

采用喷砂和砂纸打磨后基体表面粗糙度Rz值如表2所示,可见喷砂处理比砂纸打磨能获得更大的表面粗糙度。因为较大的表面粗糙度能增加涂层与基体的啮合性,增加涂层附着力,提高涂层的使用性能,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增加粗糙度对延长涂层寿命是有好处的。杨晖[11]认为粗糙度太大或者太小都不合适,应存在一个合适的范围。根据GB/T 6822-2007 [12]船体防污防锈漆体系的要求,Rz最好在30～75μm范围内,且粗糙度不应超过涂层厚度的1/3为宜[13]。

由表3可知,粗糙度对涂层光泽度的影响不大。根据GB/T 6739-2006[10]色漆和清漆铅笔法测定涂层硬度,硬度等级约为HB/F等级,处于9B-9H序列的中间档次。实验结果表明:粗糙度对涂层硬度基本无影响,涂层硬度属于涂料的固有属性,与粗糙度无关。按照GB 1720-79(89)[8]漆膜附着力测定法测定涂层附着力,实验结果表明:喷砂处理所得粗糙度较大,附着力等级为“1”级,处于“1-7”等级中最优级;砂纸打磨的粗糙度较小,且随着粗糙度值的减小附着力由“2”级降到“3”级。由于喷砂处理会使基体表面产生不规则形状的凹坑,这些凹坑方向各异,没有固定的取向,有利于减小涂层形成时的内部收缩力;同时,喷砂会对基体表面造成很大的冲击力,使其产生塑性变形,造成晶粒内位错密度增加,这些都有利于涂层在金属表面的附着[14]。砂纸打磨所得的粗糙度较小,基体表面趋于光滑,没有明显的表面轮廓,涂层与基体的结合力较弱。由GB/T 20624.1-2006[9]色漆和清漆快速变形(耐冲击性)试验第1部分:落锤试验(大面积冲头)测试结果显示,随着基体表面粗糙度的降低,涂层破损的冲击高度也降低。采用16目棕刚玉喷砂的试样粗糙度最大,使其涂层破损的冲击高度为325～350mm;使用400#砂纸打磨的试样粗糙度最小,其涂层喷砂的冲击高度也最小,为250mm。由此说明涂层的耐冲击性与基体的粗糙度有很大关系,归根结底是与涂层的附着力有很大关系,此外,耐冲击性也与涂层硬度,即涂料本身属性有关。

2.2 清洁度对涂层基本性能的影响

基于GB/T 18570.3-2005与ISO 8502.3对允许涂装的灰尘等级的不同,制备出灰尘为“基本不存在”、“不可见”和“可见”3个档次的试样,不同灰尘等级对涂层性能的测试结果如表4所示。灰尘等级不同,光泽度变化不大。涂层硬度也基本无变化,处于F/H等级。随着灰尘等级的增加,基体表面灰尘增加,涂层的附着力逐渐降低,由较好的“2”级降到较差的“5”级,说明基体表面的浮尘增加,阻碍了涂料与钢基体的完好结合,降低了涂层附着力。随着灰尘等级增加,涂层的耐冲击性由275mm降低到225mm,由于涂层与基体的啮合强度降低,涂层附着力减小,涂层的耐冲击性也下降。因此,建议将GB/T 18570.3规定的涂装前灰尘等级由“允许灰尘痕迹存在”改为ISO的灰尘“不可见”。

观察粗糙度和清洁度对涂层硬度的影响可以发现,涂层的硬度相差并不大,这更加说明涂层硬度是涂料的固有属性。由于基体表面粉尘对基体表面轮廓影响不大,即清洁度不像粗糙度那样可使基本表面产生轮廓分明的凹坑,使涂层与基体的结合强度增加。所以在同等条件下,粗糙度的变化比灰尘等级的变化对涂层附着力和耐冲击性影响更大。

2.3 涂层耐蚀性

为考察不同处理方式对焊缝表面区域涂层耐蚀性能的影响,对处理后涂层进行70℃海水浸泡90d,依据GB/T 1766-2008色漆和清漆涂层老化的评级方法对涂层进行腐蚀等级评定。

实验前后涂层宏观形貌如图1所示,图中白色矩形框内为焊缝表面处理区域。打磨和喷砂2种方式处理后获得的涂层浸泡前宏观形貌基本无差别,如图1(a)和(a′)所示。随浸泡时间延长,涂层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腐蚀。喷砂和打磨处理后试样在浸泡初期涂层光泽度显著下降,失光率约达70%,浸泡后期光泽度变化趋于平缓,约为1,如图2所示(DM表示打磨处理,PS表示喷砂处理)。由表5可知,打磨处理的涂层耐蚀性较差,涂层起泡、锈点和剥落等方面都比喷砂处理的涂层严重。涂层起泡主要是由水渗透引起,锈点是腐蚀的结果,而氧通过涂层的扩散往往是涂层生锈的决定步骤[15]。打磨处理后基体表面粗糙度相比喷砂处理的小,导致涂层与基体的结合力降低,海水和氧气更容易渗透。

注:GB/T 1766规定涂层起泡密度、锈点数量和剥落面积用“0-5”6个等级表示,“0”代表无,“5”代表最严重;起泡大小、锈点大小和剥落大小用“S0-S5”6个等级表示,“S0”代表无,“S5”代表最大;DM代表打磨,PS代表喷砂

上述实验结果表明,在工业生产中,大合拢后焊缝表面处理方式的不同以及国标规定的灰尘等级比ISO的偏大,都会对涂层的性能造成较大影响。

3 结论

通过比较打磨和喷砂处理后涂层的基本性能,可以看出喷砂处理后试样在附着力和耐冲击性方面均优于打磨处理的试样。

国内大部分船厂通过打磨的方式处理大合拢后涂层破损区域,虽然能获得与喷砂处理相近的涂层表面形貌,但是涂层在70℃海水中浸泡90d后出现了大量的气泡、锈点和剥落,打磨处理的试样破坏程度约为喷砂处理试样的2倍。因此,建议国标应强制规定船厂使用喷砂的方式处理焊缝附近涂层破损较大的区域。

浮式LNG装置适用标准探讨 篇10

1 FLNG标准体系的划分和标准选用原则

FLNG标准体系按适用范围可分为国际法律法规、国际标准、国家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等[3]。按适用效力可分为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规范、推荐性规范和设计指南等。设计遵守的优先次序是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规范>推荐性规范>设计指南。

FLNG所采用的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选用原则是[4~7]:①所选用标准的适用范围应在设计范围之内;②优先采用针对LNG行业和浮式装置建立的国家法律法规、国家强制性规范和标准、专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③无LNG和浮式装置国标、行标而有LNG和浮式装置相关的国际标准 (ISO) 的, 优先采用LNG和浮式装置国际标准;④无LNG和浮式装置国际标准的, 可采用企业标准、推荐性规范和设计指南等;⑤LNG相关标准, 优先采用顺序为:液化天然气标准、石油天然气标准、石油化工标准、一般通用标准。

2 国际FLNG标准现状

“运动状态”是FLNG与陆上LNG生产设施最大的区别所在, 陆上有关LNG的设计标准不能完全适用于FLNG, 进一步研究与FLNG相关的标准势在必行。

浮式装置的定义是浮于水面且系泊于海上的用于油气处理、储存及装卸的海上设施。FLNG作为浮式装置一个新分支, 目前, 国际上尚无针对FLNG的标准规范, 但与其相关的标准已比较成熟, 主要来自国际海事组织、国际船级社协会和各标准化组织制定的标准。

2.1 国际FLNG相关法规

国际海事组织 (IMO) 决定着船舶的法定标准, 是船舶工业最重要的强制性标准。IMO制定的公约 (规则) 是国际技术法规, 必须由各个缔约国通过履约和立法过程强制执行。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SOLAS) 和国际船舶防污染公约 (MARPOL) 堪称“船舶工业最重要的强制性标准”, 因此FLNG都必须严格遵守, 见表1。

2.2 国际FLNG相关标准

FLNG方面的其它标准来自各国标准和世界标准化机构组织制定的相关标准, 主要包括各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造船企业标准等。

2.2.1 各国国家标准及法律法规

国际LNG方面的标准主要来自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欧洲与LNG相关的英国BS标准共16项, 其中被欧盟 (EN) 采用的BS标准有13项, 法国标准有14项, 内容涉及LNG的一般特性、设备及安装、低温管道、法兰、船岸交接、装卸臂试验和设计、防火等方面的标准, 此类标准中较为常用的是EN 1160《液化天然气的一般特性》和EN 1474《液化天然气设备安装、装卸臂试验和设计》已被我国国家标准等同采标, EN 1473《液化天然气的安装和设备陆上装置的设计》和EN 1532《液化天然气设备与安装船岸界面》被我国国家标准修改采标。

美国有关LNG的法律法规和系列标准涉及LNG的生产、储运、安全防火等多个方面。美国有关LNG项目设计、施工和安全方面的法律有1部 (即美国法典第49主题, 简称49UCS) , 联邦法规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简称CFR) 有3部 (编号分别为49CFR193、33CFR127和33CFR165) , 国家标准有6项:ANSI/API 2530第1~3部分, ASTM D4784NFPA 57和NFPA 59A, 其中1~4项标准涉及LNG计量, 5~6项标准涉及LNG安全。NFPA 59A是世界各国LNG项目最常采用的LNG安全标准之一, FLNG可参考执行。

日本在LNG方面的标准和法规共10项, 大多集中在LNG接收站和港口航运等方面, 在LNG生产设施方面的标准相对较少。

2.2.2 国际各标准化组织标准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为协调各国的LNG标准化工作于2006年成立了标准化工作组 (WG10) , 收集到世界各国LNG标准约50多部。对天然气工业ISO各标准进行研究后, 对FLNG装置有参考价值的国际标准汇总, 涉及关键设备的应用及采购、海上管道系统设计和安装、海上装置风险评定等内容, 共12项, 见表2。表2未列入已被我国国家标准等同或修改采标天然气的分析和计量方面的ISO标准。

除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外, 国际电工协会IEC、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美国石油学会API等相关标准也有一定借鉴价值。

2.2.3 世界各国船级社标准

欧美各家船级社是各国参与国际公约、规范和标准制定的重要技术支持机构, 是船舶技术、信息、规范的集大成者。欧美的船舶工业至今仍然保持着高端技术的船舶市场, 占据着部分液化天然气船舶 (LNG) 建造市场;另一方面, 多年来沉淀下来的工艺、技术、标准优势, 使欧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全球船舶工业的技术中心、信息中心、规则制定中心。

欧洲船级社以挪威船级社 (DNV) 为代表, 其以船舶和海工技术见长, 其标准规范分3类:海上服务规范 (OSS) 、操作系统的海上标准规范 (OS) 及推荐做法 (RP) 。OSS共18项, OS共35项, RP共56项。针对FLNG的特殊性, 对DNV系列标准分析汇总, 见表3。

美国船级社 (ABS) 为世界船级社“三巨头”之一, 其在船舶机构材料、船用设备 (锅炉、压力容器、电站动力设施) 、船体构造与设备布置、管道材料与焊接等方面具备成熟的船舶和海洋工程设施规范。具体可参见美国《钢制船舶建造和入级规范》第1~7分册。

3 国内FLNG标准现状

我国的LNG行业发展较晚, 标准体系不够健全, 发布的国家和行业标准较少, 基本处于国际和国内标准并用时期。FLNG是国际天然气行业中的前沿产业, 是浮式装置的一个新分支, 尚未实现工业化, 国内尚无FLNG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3.1 国内FLNG相关法规

目前国内尚无针对FLNG的法律法规, 但一系列与LNG和浮式装置相关的环保和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 FLNG必须遵守, 详见表4。

3.2 国内FLNG相关标准

目前, 国内发布和前期研究的LNG国家和行业标准共33项, 分为通用标准、分析计量标准 (等同采标ISO) 、生产储运标准、安全标准和节能标准等。此类标准均是在借鉴国际和国外标准的基础上修订或者等同采用的, 尚不能满足LNG行业的需要。FLNG可参照的标准汇总见表5。

FLNG与传统LNG行业的主要区别体现在“浮式装置”。在浮式装置领域, 中海油一直走在行业前沿[8], 其制定的行业标准系统、全面, 涉及工艺、安全、消防等多个方面, 其中适用FLNG装置标准的见表6。

注:以上标准以现行有效版本为准

注:采标一致性程度及采用标准编号一栏中:IDT-等同采标, MOD-修改采标, GB-国家标准

在企业标准方面, 中海油走在国内LNG行业的前沿, 编制了27项企业标准, 以指导LNG项目的各阶段工作:前期研究、预可研和可研阶段、设计阶段、建设阶段、验收阶段和试生产运行阶段等。

4 结论

目前, 针对FLNG的标准体系尚为空白领域, 只能参照同类LNG装置或者FPSO的相关标准。国内针对LNG和FPSO的法律法规, FLNG必须强制执行;有关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产品、分析计量和安全环保方面的国家标准较为成熟, FLNG可以采用;生产储运标准因海陆区别较大, 可结合LNG、FPSO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同时, 参照国际LNG标准和各船级社等先进标准。

注:以上标准以现行有效版本为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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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邢云, 刘淼儿.中国液化天然气产业现状及前景分析[J].天然气工业, 2009, 29 (1) :120-123.

[4]邢云.构建中国液化天然气产业法规标准体系[J].化工学报, 2009, 60 (S1) :1-9.

[5]陈赓良.对构建液化天然气产业标准体系的认识与建议[J].石油工业技术监督, 2007, 23 (3)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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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楼明, 叶锐钧.我国液化天然气标准的现状和展望[J].石油工业技术监督, 2009, 25 (4) :23-24.

适用性标准 篇11

【关键词】DME（测距机）；ILS（仪表着陆系统）；导航；着陆标准；机场

DME（Distance Measuring Equipment 测距机）是高精度的近程脉冲测距导航系统；ILS（Instrument Landing System仪表着陆系统）是引导飞机进行精密进近和着陆的导航系统，由ILS设备确定的机场着陆标准即ILS着陆标准。DME和ILS都是重要的导航设备，ILS着陆标准与天气条件、导航设备状况等有关，而在此我们仅对ILS、DME地面无线电设备的失效情况进行相应的讨论。

首先看一下什么是导航，所谓导航即引导飞机沿着预定航线安全、准确、准时地到达目的地的技术。选择一定的导航方法，并且选取具有精度优良和可靠性高的导航设备对于实现精确导航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能否有效可靠定位是决定导航有效性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可靠定位即利用导航台站准确确定航空器所在地理位置的能力。

DME系统是由机载测距机系统和地面DME信标台组成，测量飞机与地面测距信标台之间的斜距。利用斜距信息可以为飞机导航提供如下服务：1、定位，2、航路间隔，3、进近到机场，4、避开保护空域，5、在指定位置等待，6、计算地速和到台时间。DME信标常与DVOR信标合装在同一台站，在现行陆地区域导航运行上广泛运用，在机场区域DME信标也可与ILS 的下滑信标（GP）合装，加强定位精度，替代指点标台。一般机场有1-3 套地面DME信标台。

ILS导航系统，其工作体制为M型等信号测角方式。飞机上具有相应机载设备满足ILS进近的需要，如：精密进近航道指示器等。地面ILS设备组成除了相应的进近灯光系统，还包括：航向信标台（LOC）/航向台（LLZ）位于跑道中心线的延长线上，通常距跑道端约250-400M，向跑道两侧发射两个呈扇形的等强度无线电波束，为飞机对正跑道中线下降提供方向引导，即提供水平制导。

下滑信标台（GS）/下滑台（GP）则设在跑道入口内约300M，距跑道中心线约75M-200M，发射两个等强度呈扇形的无线电波束，分布在与地面成3的下滑道的上、下两侧，提供相对跑道入口的下滑道引导，即提供垂直制导。

指点信标包括指示下滑道截获的外指点标（OM），指示一类着陆点（到达一类精密进近的最低决断高处）的中指点标（MM），以及指示二类着陆点（到达二类精密进近的最低决断高30M处）的内指点标（IM），所有指点标台均垂直向上发射扇形波束，载波均为75MHZ。指点信标为飞行员在降落时提供飞机的位置信息，确定飞机相对跑道的粗略距离，以便飞行员做出决断。外指点标距跑道端约5海里处，一般位于最后进近定位点上，飞机飞越时，驾驶舱内相应蓝灯闪亮并有400HZ声音信号；中指点标距跑道端约0.5海里，飞机飞越时，驾驶舱内琥珀色灯亮并有1300HZ声音信号，提醒机组现在飞行高度约60米；内指点标距跑道端约300米，飞越时，驾驶舱内白灯闪亮并有3000HZ声音警告，提醒机组现在高度30米。CCAR-91规定：NDB或精密进近雷达可以用来代替外指点标或中指点标。标准仪表进近程序中批准使用的DME、VOR、NDB定位点或监视雷达可用来代替外指点标。对于内指点标的适用性和替代方法，由局方批准的进近程序、运行规范或文件确定。由此可见，若ILS中加装了DME来提供飞机距跑道的位置距离信息，则三个指点标可以少装或不装。

利用ILS进近的程序即ILS进近程序，它包含5个航段：进场、起始进近、中间进近、精密进近和最后复飞。

ILS进近程序成功的关键要素在于：ILS进近在到达公布的下滑道截获位置前，能保持飞机稳定进近。在稳定进近至高度降到300M以下时，必须具备稳定的航道跟踪或着陆方向，稳定的下滑道跟踪和下降率，稳定的速度、着陆形态、安定面配平以及发动机功率，并对正跑道。

综上所述，一类ILS无线电导航设备是由航向台（LLZ）/航向信标台（LOC）、下滑台（GP）/下滑信标台（GS）、外指点标（OM）、中指点标（MM）组成，二三类ILS则必须加上内指点标（IM），当OM、MM与远、近NDB台重合（或合装）则代号为LOM、LMM，所有台发射信号均为扇形波束。DME台发射脉冲信号，通过测距可以定位，控制間隔，引导进近，当DME与ILS组合后，可以代替OM或MM，减少指点标台设备安装，向飞机提供定位信息，供飞行员做决断。

下面我们通过具体案例来进行分析：

三亚DME（代号IKK、频率109.5MHZ）不提供使用，其余设备工作正常，此时08号跑道的ILS着陆标准是否可用？

分析三亚无线电导航和着陆设施表以及ILS仪表进近图可知，在其他设备正常的条件下，飞机可以通过抱龙NDB台或三亚VOR/DME 台，在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的指引下实现进场，并完成起始进近及中间进近；08号跑道有与NDB台合装的LMM，代号K，无外指点标台，IKK（DME台）与下滑台GP合装，虽然IKK失效，由于测距设备和下滑道设备是完全不同的两套设备，故GP08是正常工作的，08号跑道航向台LLZ08工作正常，机场拥有两套DME设备，可以实现双重测距定位，在一套DME设备IKK失效情况下，可用三亚VOR/DME（代号SYX）中的DME来代替，同时可以用08号跑道的LMM台进行定位检查，这样依据SYX的DME台，又可以组成完整的ILS设备，所以08号跑道的ILS着陆标准是可用的。当然，如果SYX的DME也失效，则08号跑道的ILS着陆标准是不可用的。这些我们可以在三亚08号跑道仪表进近图中看到。

通过案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出，ILS无线导航设备由航向台、下滑台、指点标台组成，并不包含DME设备，但当用一部DME设备来定位，取代指点标台，DME成为ILS设备一部分，当其失效，如果既没有相应指点标台，又没有其他DME来定位测距，替代该DME台，则ILS设备不完整，依该设备建立的ILS着陆标准不可用。

适用性标准 篇12

关键词：反向混淆,认定标准,适用

一、反向混淆的概念

商标的反向混淆, 即后使用人通过更强的宣传和推广手段使用与前使用人商标相似的商标或其他标识, 运用其商业影响力导致前使用人失去可能的从商标权中获取商誉和其他权利的可能。通常在大规模的造势之后, 消费者会认为该商标属于后使用人, 或者直接认为前使用的企业是后使用企业的分支或存在其他商标许可使用的情况。在反向混淆案件中, 在先商标权人要么尚未使用其商标, 要么使用强度不大、商标在市场上的影响小, 而侵权者则在大范围、高密度地使用相同或相似商标, 以致在先商标最终被在后商标所“淹没”。[1]与普通商标混淆相比, 后使用人非但不通过使用前使用人的商誉或企业知名度来带动经营来获利, 相反, 后使用人以其强大的市场地位和市场份额对前使用人的商标权产生很多负面作用。譬如消费者可能更多地受到后使用人的刺激去购买相关产品, 在他们看到商标权人的货品或服务时, 会产生它们是仿冒品的错觉, 因此为权利人商誉的建立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商品被后使用者 (一般是大型企业) 反向混淆对于中小企业维护其商标利益和开拓市场是极其不利的, 法院是否能利用反向混淆理论对其进行司法保护对于其发展至关重要。但可惜的是, 由于中国尚未对其做出清晰的立法界定, 以致带来反向混淆适用上的困难, 使得中小企业的正当商标利益难以得到切实的保障。

二、反向混淆在国内认定标准的模糊性

我国法律对商品混淆的法律规定不充分, 对商品反向混淆更是没有清晰界定, 法官只能凭借经验, 发挥自由裁量一个案件是否属于反向混淆的情形。在判决中依然只能援引法律对商标侵权的一般规定。因此, 立法上的模糊性给法院适用反向混淆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我国法律对反向混淆的认定存在以下的特点:

第一, 我国立法没有正面提及“混淆”理论, 以“相同”或“近似”作为其替代性判断标准。如我国《商标法》第52条第一款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时, 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以相同或近似的标准来判断是否构成侵权, 事实上也是通过混淆理论对具体行为进行判定。另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对商品相同和商品相近的具体标准做出了解释, 从消费者的角度规定了视觉效果, 文字和图形等具体考量要素, 使这二者得以在具体实践中运用。这两条对商标相同或近似做出的规定, 就是“混淆”理论的具体运用——判断商标构成混淆所具体考虑的因素。由以上司法解释和文件虽然对“混淆”概念有一定程度上的规制, 但是对于“混淆”概念的规定不论是范围上, 还是细腻程度上都有待发展和完善。

第二, 对于商品“混淆”立法以概括式和抽象式为商标法不罗列具体要件, 而交给商标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来规定, 司法实践中则根据个案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和处理。《商标法》没有列明其具体构成要件给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难。案件的判决主要依赖法官个人对案件实体事实的判断, 无法避免判决结果的任意性。特别是在中国整体上还未对“反向混淆”这个形成中的理论加以清晰认识的今天, 这种法律的概括性规定很可能造成对此概念判定上的混乱, 导致那些发展中的中小企业的权益无法得到必要保障的情形。

第三, “反向混淆”与“正向混淆”没有清晰的区分界限。这是以上两个因素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既然法条是以概括的方式进行规制, 那其二者的构成要件就没有在法律中以规则的方式进行列明。法律仅将混淆的可能性作为商标侵权的标准, 并未明确限定发生混淆的方向。[2]如果将反向混淆和正向混淆放于同一条款中规范, 则在实施条例和司法实践中应该强调二者使用要件不同, 并反对反向混淆的具体要件做出特别解释。[1]这样才能使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不仅考虑正向的商标侵权所导致侵蚀企业利润和侵害其商业形象纠纷, 同样也应该关注商标权利人是否因为商标被更强势的适用而在市场上失去对商标控制的情形。

由于中国立法的不明确性, 使得我们判定的难度在加大。相对于此, 由于美国发现反向混淆的情形较早, 规定也较之成熟和系统。因此, 笔者认为在国内立法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借鉴美国的“反向混淆”的理论来保护可能受到损害的权利人是极为重要的, 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就是要使我国商标理论中的“混淆概念”向“反向混淆”扩张, 在司法实践中允许使用“反向混淆”来作为起诉的依据。

三、美国反向混淆理论的适用

美国商业的发展带动了一系列立法的完善, 凸显了商标权在商业擂台上的地位和重要性。作为首个提出反向混淆理论的国家, 从“bigfoot”商标纠纷案开始, 反向混淆理论就在美国不断被完善和丰富, 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且鲜明的适用体系。美国的法院比较严格地规定了反向混淆的适用情形, 其必须具备几个方面的条件:1.后使用人的商业强度足以覆盖权利人。2.适用反向混淆的商标必须具有可保护性。3.两商标间具有混淆的可能性。

(一) 适用商标反向混淆的主体条件

禁止反向混淆原则保护的是在先商标权利人不被后使用人通过广泛的市场推销获取商业优势, 而盗取商标可能给先使用人所带来的品牌利益。一般是发展中的中小企业对商业实力强大的企业所提起的诉讼, 为了避免消费者误以为产品是后者所造, 从而保护其企业的商标利益。所以, 商标权人必须证明后使用人能够通过铺天盖地的市场推销、营销、广告等方式适用诉争商标, 并被大众消费者知晓, 否则法院就不能支持原告反向混淆的诉请。

(二) 商标保护性判断

1976年, 美国第二上诉巡回法院在审理Abercrombie&Fitch Co.v.Hunting World案时, 提出了迄今仍予以引用的商标分类权威, 该分类是根据商标与其所表示的商品或服务之间的关联程度进行的排序。经过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最终把商标分成五类, 包括:臆造词汇、任意性词汇、暗示性词汇、描述性词汇和通用名称。[3]前三类因具有固有显著特征, 因此应予保护。通用名称, 是表示该产品是什么的标志, 自身并不具有颜色和图形组合的显著特征, 因此不能予以保护。

在美国, 《商标审查指南》是美国专利商标局审查员所遵循的审查指南和程序, 其1200章到1216章对于商标的实质要件做了非常具体和细致的规定, 对于法院的商标可保护性判断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 混淆可能性判断要素

“在反向混淆分析中, 应贯彻一个观念, 即在得出该案属于正向混淆或反向混淆结论前, 必须存在混淆可能性”。[3]而判定混淆可能性存在的标准就成为法院适用反向混淆的关键一环。对于此美国1961年在Polaroid Corp.v.Polaroid Electronics Corp.一案中美国第二巡回法院提出判断混淆可能性的八大因素, 即Polaroid标准。虽然对这个规则有一定的后续发展, 但对其规定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八个因素包括:商标的强度、两个商标之间的相似程度、产品之间的相似程度、在先所有人跨越产品之间距离的可能性、真正的混淆、被告在采纳和使用自己商标中的真诚性、被告产品的质量、购买者的经验和世故。[4]

但由于反向混淆的标准包括主观与客观因素的, 以及事实和法律因素的双重结合, 因此即便有非常细致的标准, 对于反向混淆的适用还需要依据个案进行审查, 深刻了解案情, 捋顺其中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非盲目遵循先例或是把反向混淆标准的简单带入。所以, 不存在决定性的混淆可能性判断因素, 当事人应尽可能提出更多有利于己的证据以证明混淆可能性的存在, 法院也应综合考虑混淆可能性判断的各个因素, 不能仅凭某个因素武断定案。[3]

四、我国对反向混淆适用标准的借鉴

(一) 完善法律对反向混淆标准的确认

现行商标法仅从混淆的表象进行规定而忽视其本质的做法, 可能会使法院在认定真正复杂案件事实的时候产生困难。据此, 商标法应该对具体到反向混淆的标准进行更加严密的规定, 可以借鉴美国的反向混淆可能性的认定标准, 作为法院适用反向混淆的实用依据。细致地规定出包括混淆标准在内的混淆因素, 以此作为法院适用的参考标准。

(二) 扩大反向混淆的适用范围

根据我国《商标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我国不保护非驰名未注册商标的专用权。所以, 即使这些中小企业有商标的先使用权, 由于其客体要件的缺失, 法院也无法使用反向混淆对其予以保护。这样显然不利于成长中的企业的繁荣发展。尤其是对于已经建立一定商誉的商标, 这是企业至关重要的无形资产, 如果因为其没有被注册就被商业强度更甚的后使用人轻易覆盖, 对于那些小企业的开拓和发展无疑是雪上加霜, 对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健全是有负面影响的。众多中小企业的商标在实力雄厚的大企业的大规模宣传造势的“淡化”下迅速丧失控制, 消费者在面对一大堆被反向混淆的产品之时, 必定也不会花更多的检索成本去寻找并非有十足保障的小企业的产品。

五、结语

当今的中国, 大量跨国公司挤占市场, 许多中小企业因为并没有在消费者中打响名号, 被边缘化几近破产。这些企业要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必须重视商标价值和利益, 树立起自身品牌的商标文化。当然, 外部的法律支持也非常关键, 《商标法》作为市场经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法律依据, 应该明确制止反向混淆行为的发生, 并且应该规定发生后的救济可能。法院能够得到适用反向混淆的明示标准对于保护中小型企业的商标利益是极为有利的。在理论发展方面大胆创新, 学习先进, 而在适用时谨慎判断, 保护民族中小企业树立中国市场, 构建自己的品牌效益。

参考文献

[1]彭学龙.商标混淆类型分析与我国商标侵权制度的完善[J].法学, 2008 (5) .[1]彭学龙.商标混淆类型分析与我国商标侵权制度的完善[J].法学, 2008 (5) .

[2]王海英.商标侵权中的反向混淆[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08 (6) .[2]王海英.商标侵权中的反向混淆[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08 (6) .

[3]欧春利.商标反向混淆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 2011.[3]欧春利.商标反向混淆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