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文化论文

机构文化论文（共11篇）

机构文化论文 篇1

疾控文化建设是创建和谐疾控中心的重要任务, 也是新时期疾控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更是树立单位价值观和群体意识, 调动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 增强单位创新力和竞争力的一项系统工程。在疾控机构发展的关键时期, 加强疾控机构文化建设, 提高疾控机构的核心竞争力, 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加强疾控文化建设的意义

推行疾控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环境的需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是实施卫生防病、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主力军。在利益多元化、思想多样化、关系复杂化的今天, 市场经济的大潮冲淡了公益性单位尽职尽责的职业使命, 疾控机构要有大作为, 维护良好社会声誉, 就必须以文化塑造形象, 以文化提高服务水平, 以文化拓展生存空间。

(一) 导向作用

疾控中心是在我国延续了几十年的卫生防疫体系上发展来的, 受长期以来预防体制的影响, 职工的创新意识、竞争意识、服务意识、团队意识、价值观念等相对比较薄弱, 这制约了疾控机构的改革, 延缓了疾控机构的发展进程。随着时代变化, 社会对疾控体系形成了新的需求与期待, 而文化建设是很好的切入点。文化建设可以对疾控的工作管理方式和疾控工作人员的价值观及工作行为起到导向作用, 引导疾控工作者更好地协调个人与各方面关系, 确保疾控机构拥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二) 凝聚作用

通过疾控文化的宣传、渗透、培育, 可以将疾控内部的各种力量统归于共同的目标和方向.自觉提升理想信念, 规范服务行为。通过文化这一黏合力, 以统一的价值观为标杆, 就可提高个人的思想信念、情感追求及责任使命感, 并将个人的利益与疾控事业的大目标相结合, 从而产生一种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形成“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的局面。

(三) 激励作用

疾控文化建设强调以人为本, 尊重职工各项利益, 科学化的人文化的管理, 以此激发疾控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使职工自觉地将自身利益融入疾控中心的整体利益中, 从而达到与疾控事业共荣辱的思想境界。

(四) 监督作用

基于民主与集中成形的科学合理的疾控文化, 一旦到疾控全体人员的认可, 就可在群体中产生共鸣, 促成工作团队内部形成尊重、坦诚、进取的环境, 继而达到自我规范、相互约束、彼此监督的和谐境界。

二、疾控机构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现今文化建设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在疾控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避免的是, 疾控文化建设中也存在着一定的误区, 这使得文化建设的实践性出现了偏差, 制约了文化建设的发展。

(一) 精神提炼较为宽泛

文化是各种因素的综合体或合成体, 其建设必须具有明确的目的和目标作为先导。目前, 各级疾控机构正努力推进文化建设, 但其精神目的和物质目标的确定需要一个长期的提炼过程。在文化建设之初, 大多是结合实际, 笼统宽泛地提出一个疾控精神方面的大方向, 但如何将其进行分解细化、落到实处、实践更新还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 否则文化建设只流于几个名词、一句空话。

(二) 个性特色不够明显

疾控机构不同于其他社会公共服务机构, 也不同于其他医疗机构, 要使本机构文化建设更具针对性与实效性, 就需培育和形成一种独特的疾控机构文化。目前, 各级疾控机构还缺乏主动性, 往往是被动于具体服务项目或服务内容的更迭或增加, 把增加服务项目作为文化特色的建设抓手, 这是对文化建设的误解。

(三) 职工参与面较窄

文化建设讲究全员参与, 而不仅是管理层或设计者的单方想当然行为。机构文化建设过程中, 设计层提出的建设方案必须由职工自觉去参与执行。而目前往往是设计者过分刻意讲究文化的语言性、标语化、广告化, 使得文化建设中目标确立大而空, 高而远, 脱离工作实践, 目标执行多落于纸上, 处于静态中, 不能得到基层职工的广泛响应。

总之, 构建良好的疾控文化环境对疾控中心的不断壮大有着战略意义, 但其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制约了文化建设的有序推进。要想文化建设真正为疾控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指引方向, 提供动力和活力, 就需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才能增强疾控中心的技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

摘要：文化建设在管理机制中多处于“隐性”地位, 其作用日益彰显, 并逐渐得到管理者的重视。本文在详实剖析疾控机构文化建设重要意义的基础上, 结合多年工作实践, 尝试分析目前疾控机构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积极探索疾控文化建设新思路。

关键词：疾控机构,文化建设,意义,问题

参考文献

[1]陈明书.企业文化创新——以海尔为例http://www.zy txs.com/paper/pp16550.html.

[2]张伟.浅谈企业安全文化建设http://www.zytxs.com/p aper/pp16986.html.

关于我国文化中介机构的思考 篇2

[关键词] 文化中介机构 界定 功能 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 G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4） 03-0016-03

[Abstract] The cultural industry is the sunrise industry in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cultural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 has become the key cultural industry chain. The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basic function of the cultural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 and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 to focus 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 and promote cultural industry prosperity.

[Key words] Cultural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 Definition Function Necessity

从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生产、分配、消费高度集中，统一按计划运行，基本上没有中介组织生存的空间。我国文化中介机构组建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其组建大致有两种途径：第一种是由政府职能转变而来，承担政府的某些职能；第二种是由民营文化企业自发组建，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由于体制性制约，我国文化中介机构发展十分缓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文化市场的日趋繁荣，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中介机构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文化产品和服务交易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1 文化中介机构界定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文化中介机构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是沟通和组织文化产品和服务进行交易的媒介体。具体而言，文化中介机构是指在文化经济市场中，为交易双方提供信息、促成交易而收取佣金等报酬的文化服务机构，以及各种行业协会，涉及文化信息、文化产品、文化人才、文化生产传播资料、设备和技术等文化市场要素，从事文化的策划、居间、行纪、代理、咨询、出租等经纪活动，由自然人、法人在取得必要的文化经纪资格证书，在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并领取文化中介机构的营业执照而成为文化市场的经营型主体[1]。文化中介机构可以分为交易型、准则型和管理型。交易型文化中介机构包括经纪类、代理类、交易类，如文艺演出经纪、文化产品销售代理以及文化拍卖组织等。准则型文化中介机构主要包括咨询类、认证、评估和担保类，如技术咨询、投融资担保、信用担保等。管理型文化中介机构主要是指民间文化组织、行业协会等社团类文化中介组织，这类中介组织承担着政府的一部分职能，能够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

2 文化中介机构的基本功能

2.1 服务功能

服务功能是文化中介机构的一项重要功能，其服务对象主要包括政府和文化经济主体、法人和公民。

我国一部分文化中介机构是由政府职能转变而来，承担着政府的部分职能，特别是管理型文化中介机构，例如出版行业协会承担着贯彻落实政府的有关政策，促进出版行业的健康发展的职能[2]。另一方面，文化中介机构联系面广、信息渠道多、掌握的信息量大，能够凭借专业性特征，依靠专业人才和专业技术及时、迅速地获取市场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分析、归纳和整合，最终形成信息资料数据库。因此，文化中介机构的信息反馈功能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此外，文化中介机构可以为经济主体、法人和公民提供全方位、多领域、多层面的服务。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交换过程中，文化中介机构涉及的领域宽广，信息传播速度更快、更便捷，通过创造性智力劳动和服务，能够促进文化信息交流渠道多样化，为交易双方提供更多接触机会，扩大文化信息传播范围，促进文化商品交易。文化中介机构既服务于文化生产者，将文化产品和服务及时卖出，又服务于文化消费者，及时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文化中介机构还可以发挥“把关人”作用，对文化市场需求进行因势利导，引领文化消费时尚，掀起各种文化消费热潮，从而能够培养文化消费群体，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

2.2 沟通功能

文化供给和需求是文化商品流通领域中的两个重要方面，文化生产者专注于文化产品的生产，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需求市场、对产品和服务进行策划以及更好地营销等[3]。文化中介机构是文化产品和文化市场沟通的桥梁。它活跃于文化生产、文化交换、文化消费三大领域，能够传播文化产品信息、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流通，调节文化供需。文化中介机构也是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文化中介机构一方面与政府部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政府的政策方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与文化经济主体、法人和公民交往密切，比较了解他们的要求和呼声，文化中介机构可以代表文化企业与政府对话，充当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文化中介机构不仅可以发挥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以及不同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还可以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关系的强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文化生产者、文化经营者和文化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和利益更加突出，例如制造虚假广告、侵权盗版行为会损害不同文化主体的合法利益，文化中介机构通过调节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缓解或者避免矛盾的激化。协调不同文化主体的利益，维护不同文化主体的合法权益是文化中介机构的重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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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证功能

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受各种经济利益的驱动，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一方面，尽管文化中介机构的全部职能是提供文化中介服务并通过提供服务获取报酬，但文化中介机构的服务不同于其他商业服务，这种服务是居间性的、双向的，既要对政府负责，又要对文化企业负责，服务的质量和内容要接受政府的管理和社会监督。因此，公正性和客观性是对文化中介机构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文化中介机构是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依法成立的独立法人组织，其从业人员具有明显的专业优势，能够对有关的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的落实进行查证核实，对市场主体发布的各种文化经济信息进行核实并发表客观公正的核查报告，还可以为政府制定行业规范提供咨询等。文化中介机构的地位和性质是促进文化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公平和公正，促进文化经济秩序的规范化。此外，文化商品一方面是物化的精神产品，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市场交换实现的文化精神产品和娱乐服务的总和，其经济价值难以度量，所以文化中介机构的作用不仅可以沟通供需双方，提供信誉保证，它们还对文化产品的价值认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4]。

2.4 监督功能

市场经济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对经济运行进行间接调控，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政府职能转变后，一部分权力还给企业，一部分权力交给市场，一部分权力放给社区组织，一部分职能就转给中介组织[5]。然而，市场经济本身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弊端，一些文化企业习惯于计划管理，政府转变职能后，经济管理主体暂时空缺，我国文化市场体系发育不完善，文化生产者、经营者不成熟，必然会导致盲目竞争，因此，需要文化中介机构承担政府的某些社会职能，对文化市场运行进行监督和协调。文化中介机构的监督是一种综合性监督，且独立于行政管理之外，在某种意义上比政府监督更有效、更贴近市场，特别是非营利性文化中介机构，比如行业协会、同业公会、商会等，它们依据法律法规，制定并执行行规行约和各类标准，对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竞争手段、经营作风进行严格监督，鼓励公平竞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3 培育和发展文化中介机构的重要性

3.1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我国文化中介机构起步较晚，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市场机制的不断健全，政府职能正在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文化中介机构作为政府和文化经济主体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承担政府分离出来的一部分职能，发挥管理、沟通、协调和服务的功能，使政府从微观管理的任务中解脱出来，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统筹规划、政策引导、协调服务上。大量文化中介机构存在，能够加快我国文化产业的政企分离、政事分离和企事业分离等体制转型，同时，也能促使相当部分文化生产经营和服务单位逐步实现所有制、经营模式和服务内容等方面的转变，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6]。

3.2 培育和规范文化市场，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由于文化中介机构具有独立性、专业性、服务性等特征，随着政府职能由微观向宏观，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文化中介机构将在培育和规范文化市场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媒介”功能的发挥有利于文化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化，文化产品流通更加便捷，从而有利于各种文化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文化市场主体的竞争力，为文化扩大再生产创造条件。文化中介机构直接面向消费群体，能够准确地了解文化市场的需求，并能够因势利导，培育文化消费群体，引导文化经济消费。在文化市场中，文化中介机构能够发挥“经济警察”的作用，监督文化企业生产，调节文化市场纠纷，协调政府和文化经济主体以及各种文化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和规范文化市场经济秩序。文化中介机构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文化中介机构一方面能够完善文化产业市场的结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把各种零散的、分散的市场主体组合起来，建构跨行业的文化市场，吸引非公有制资本加入，形成混合所有制的文化市场主体，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3.3 增强文化软实力，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目前，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文化软实力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文化“走出去”与“引进来”已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中国文化“走出去”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提高我国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并占有更多市场份额；二是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我国加入WTO以来，国际文化交流和合作更加活跃，文化中介机构在提高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推动力量。通过举办展览、版权贸易、艺术表演以及民间文化往来等多种交流和合作形式，我国文化贸易发展趋势越来越好，例如杨丽萍的《云南印象》和中国舞台剧《少林武魂》，凭借民族特色和良好的策划、包装和运作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文化产品虽然已经走出去，但距离文化输出大国还有很大的差距，这需要文化中介机构和全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

3.4 推动全民参与文化建设，提升全民文化素质

文化中介组织最基本的特征是社会性，又称“民间性”或“非政府性”。大量文化中介机构的存在，充实文化市场的主体，壮大文化市场的力量。在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文化中介机构已成为除政府、文化企业之外的第三大引擎。因此，文化中介机构本身作为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正在积极参与社会文化建设。

此外，文化中介机构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参与文化建设的渠道。建设现代文化市场体系需要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需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各阶层力量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文化中介机构具有传播文化信息、促进文化商品流通、培养文化消费群体、引导文化消费等功能。因此，文化中介机构的存在能够使更多人接触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得到提高，将会需求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这样，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够参与文化建设，为文化建设出谋划策。

3.5 提升我国文化中介机构整体发展水平，解决诸多现存问题

近年来，随着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改革，文化市场日渐繁荣，文化中介机构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快速发展。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中介机构相比，我国文化中介机构还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发展不平衡，在北京、上海经济发达地区文化中介发展较好，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则发展比较缓慢。第二，行业管理和自律缺位，我国大部分行业协会仍依附于行政主管部门，难以实现真正意义的自主。不少文化中介机构行为不规范，服务质量低劣甚至存在着非法执业、无照经营等现象。第三，从业人员素质偏低，缺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虽然国内有些院校开设了文化经纪专业，但专业还不成熟。第四，人们对文化中介组织的认识不足，文化中介组织长期处于不良的舆论环境中，其社会地位和社会威信有待提高。第五，与国外成熟的文化中介机构差距大，尤其是跨境服务的大型文化中介机构。因此，要注重培育和发展我国文化中介组织，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随着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文化产业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柱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中介组织的发展水平是衡量文化市场繁荣程度和文化产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尺[7]。文化中介组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的今天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加大对文化中介组织的培育使其在文化产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推动文化产业走出国门，更好地走向世界。

国际司法机构的文化与节奏探析 篇3

一、概念的界定及问题的提出

(一)文化、法律文化、国际法文化、国际司法制度的文化

“文化”作为一个多元的混合体,其概念就像他的形成和发展一样复杂。国外的经典教科书中都有描述。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这样解释文化的含义:“除了自然科学之外,‘文化’这一术语主要在三个相对独特的意义上被使用:艺术及艺术活动;习得的、首先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符号的性质;作为发展过程的文化。学者阐述:“所谓文化或文明,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它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

“法律文化”最早是由美国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提出,他把政治学上的“政治文化”的概念移植过来,将法律文化界定为人的主观意识的范畴。“政治文化”的概念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

“国际法律文化”首先是“认同文化”,即各个国际社会的参与者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的认同。其二,是“遵守文化”。即:各个国际法的参与者对所谓的“软法”的遵守及执行。其三,是包容文化。而所谓的国际司法机构的文化,就是国际法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国际司法机构是顺应国际法发展趋势的一种重要的以法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表现形式,包括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此处的“文化”主要指国际司法机构内部工作人员由于区域分布的不同而导致的文化差异,包括:法系不同、语言的不同、工作背景不同。

(二)国际司法机构节奏概念

在英文世界的研究者中,“节奏”一词是效率的代名词,指国际司法机构的办案效率。然而,在中文的语境下,“节奏”一词是存在着多重含义的,并且,通过英文世界的研究者的分析,国际司法机构文化的差异所带来的,也不仅仅是办案效率的低下,还存在着更为深层次的值得思考的理念问题,“节奏”一词除了“速度”外,至少还应当包括如下两层含义:其一,国际司法机构的整体的和谐状态。其二,国际司法机构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自洽性(这个词语是哲学上的一个用法,笔者将其引用在这里,意在更清晰的说明国籍法的连贯性及前后的一致性、不矛盾性。)”。

二、国际司法机构的文化

(一)国际司法机构中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文化的差异

国际司法机构的法官组成是复合的,代表各个地区和法系的文化,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明显的差异,有可能给主要由来自这两个法系的法官所组成的国际司法机构带来影响。

有学者指出,“法官们将他们所受的培训带到他们服务的法院之上,作为司法机构,便会找寻不同的和独一无二的方式去调和不同的体系,尤其是关于程序和证据规则方面。”在一些国际性法院中,来自不同法系的国家可以相处的很融洽,但在大多数情形下,不同法系文化的融合,会产生冲突。在程序与证据规则方面,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之间的不同传统也明显的影响到了国际刑事法院。在采用书面证据的态度方面,来自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与来自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也存在不同的观点。英美法系的法官承认不适应在审判过程中书面证据所起的作用,而倾向于选择英美法中的证人口头证明。而来自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表示从书面证据之中,可以发现许多东西。

国际司法机构之中除了法官的文化差异可以产生一些冲突之外,来自不同法系的律师也存在差异。

(二)国际司法机构中语言的差异

国际性的司法机构吸纳了多种语言,语言的差异存在诸多争论。有人指出“如果你赞扬国际法官的背景、出身及观点的多样性,就必须包括语言的多样性。”但是,更多的观点还是如欧洲人权法院的一位法官所评论的:“语言问题困扰着所有的国际法庭!”国际司法机构语言的差异性会带来如下几个问题:不同种类语言的地位问题国际司法机构的一些法官发现,那些以英语作为母语的法官发现他们在其他同事之中占有优势地位;国际司法机构不同种类的语言的使用还可能带来翻译上的麻烦;语言的翻译可能带来一些技术上的谬误可能会“翻译主导法官”。

(三)国际司法机构中法官不同背景带来的文化差异

国际司法机构工作的法官在选任之前主要有如下几种职务:国内法官、学者、国内的或者国际的行政人员,有时还包括在其他国际司法机构从事过法官职业的人员等。

有学者对此做过简略的概括:对于这几类人各自的优势,“外交家会明确指出案件之中的大政方针,同时,指明判决所存在的潜在影响。学者们可能会将判决结果与国际法的总体框架联系起来,他们试图做出正确的并且与法律规定相符合的判决。国内的法官知道如何判决。”同时,每一群体都有缺点:“外交家通常会遵从政府意志并注重整体利益,经常主张维持现状。学者们则很难与其他成员达成一致意见,他们的观点过于抽象并且复杂。国内的法官对国际法知之不多,并且不欣赏国际法,与其他群体相比,他们的世界化的程度不够。”

三、国际司法机构的节奏

(一)各主要国际司法机构的“节奏”简介

在国际司法机构之中,“节奏”一词的最为本源意思仍然是“效率”。而在实际的审判过程中,国际司法机构的效率问题也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改善的问题,冗长的审案期限,及案件久拖不决现象的大量存,已经使得有的人开始讨论“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的问题。

国际法院办理案件的冗长程序是众所周知的,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拖延可能是有当事方造成的。“当然,国际法院审理案件拖沓的主要原因还是其自身的工作程序问题。”他们(指国际法院的法官)可以花几年的时间进行双方的书面和口头审理,之后审议,并由法官做出判决“并且”国际法院(ICJ)的法官会单独做很多工作,他们的集体工作阶段是十五名法官全员出席的。因此,从国际法院建立以来,其所在审理的案件从提起诉讼到做出最终判决平均费时四年。

在欧共体法院,存在同样的问题,这不仅表现在案件的判决上,也表现在回应国内关于适用欧盟法的“先决裁决”问题上。

欧洲人权法院是一个案件量大且积压多的机构,仅2005年1月,便有45000起案件向其提起。积压案件数量的日益增大是导致其审理案件程序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委员会与法院的非全时性及审理程序上的重复是导致程序缓慢的直接原因。据1994年的统计,欧盟法院平均每个案件的审理需要5年半。

在所有的介绍的国际司法机构之中,在审判的速度上,只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即:WTO争端解决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磋商阶段时间为60天。之后可以申请设立专家组,专家组办案的期限最多不能超过9个月,对专家组的报告无法通过(这种情况通常不会出现),可以将专家组报告提交到上诉机构,上诉机构处理案件的时间最多不得超过90天。由此看来,与其他国际司法机构动辄几年的审判实践相比是一个进步。

(二)国际司法机构文化与节奏关系

现在看来,国际司法机构的文化差异对于节奏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理解:其一,不同的法系文化对于国际司法机构节奏的影响;其二,是语言上的差异对于国际司法机构节奏的影响。

法系差异对于“节奏”的影响可以体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其一,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可能导致在法官在集体评议过程中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引起案件的拖延。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国际司法机构都要求所有的法官都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二,集体判决的达成很难,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

语言的差异对于案件节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审理过程之中,每一个国际性的司法机构的工作语言至少为英语和法语两种。一些区域性的国际司法机构最多可以有四十几种,这些语言虽然不可能都是工作语言,但在审判过程中,诸多语言的翻译仍然是必要的。这些翻译过程是极其复杂并充满着风险的,语言差异引起的对法律和事实上的不同理解,在引起争论的同时,在另一个方面也是耗费时间的一个过程。

综上所述,国际司法机构的文化与节奏是很复杂的问题,不同性质的机构存在着不同的情况,若要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还应当实地考察每一个国际司法机构,才有可能提出更有意义的思路。这正如一位欧洲人权法院的法官在回应那些对于法院审判速度的批判时所说的那样:“我想邀请那些批判我们的人来法庭并坐下来听听关于种族灭绝案件的审判,看看他能不能做得更快!”

摘要：国际司法机构的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与文化、法律文化、国际法文化都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现在看来,实践中存在的国际司法机构的文化差异主要包括:国际司法机构法官不同法系之间文化的差异,国际司法机构所使用的不同语言的差异及法官不同背景的差异。这些差异会使国际司法机构在工作过程中遇到种种问题,尤其是可能导致国际司法机构的审案节奏的缓慢。加强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协调,在国际司法机构内部形成一个法官的“知识共同体”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国际司法机构,文化,节奏

参考文献

[1][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M].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英]泰勒.文化之定义[M].顾晓鸣,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3]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赵海峰,等.国际司法制度初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M].潘汉典,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7][日奥]倪征.淡泊从容莅海牙[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泰山文化品牌研究会机构介绍 篇4

本团体的名称：泰山文化品牌研究会。

本团体的性质：

民办非企业单位，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由前任新加坡国际长寿研究组织总干事、香港AAG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姜智镡、泰安市政协委员、泰山学院副教授王秀芹共同发起，泰山区文联副书记副主席包小义，泰山文化协会副主席、泰山学院副研究员周郢、高级公共营养师段文卫等自愿组成。对泰山文化品牌进行研究、培育、宣传和推广。

本团体的宗旨：

研究、宣传、创新和推广泰山文化品牌；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本团体接受泰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业务指导，接受泰山区民政局的监督管理。

本团体的住所：泰安市环山路北。

本团体的业务范围

(一)研究、宣传、创新和推广泰山文化品牌；

(二)邀请组织海内外专家、学者、知名人士到泰山考察、学习、研究泰山文化，宣传泰山文化品牌；

(三)组织泰山文化研究者到外出举办讲座等；

(四)组织以泰山文化考察为目的的泰山及周边文化景点的养生旅游等。本团体的会员种类：单位会员、个人会员。

申请加入本团体的会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本团体的章程；

(二)有加入本团体的意愿；

(三)在泰山文化品牌研究推广方面具有一定的造诣和影响；会员入会的程序是：

(一)提交入会申请书；

(二)经理事会讨论通过；

(三)由理事会或理事会授权的机构发给会员证。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本团体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参加本团体的活动；

(三)获得本团体服务的优先权；

(四)对本团体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会员履行下列义务：

(一)执行本团体的决议；

(二)维护本团体合法权益；

(三)完成本团体交办的工作；

(四)按规定交纳会费；

(五)向本团体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本团体，并交回会员证。会员如果1年不交纳会费或不

资产评估机构合伙文化塑造的思考 篇5

资产评估机构是以人和、智合作为典型特征的组织机构。然而在我国评估机构的执业过程中，由于合伙人失和而导致评估机构乱出报告，致使事务所被迫接受检查，甚至事务所被迫撤销的案例层出不穷。在评估机构的运作和管理过程中，不同的合伙人如何能够融合到一起，如何以合伙文化凝聚机构，提升资产评估行业的竞争力，成为摆在合伙企业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合伙文化的含义

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一个组织中，文化可以具体为某一组织经过反复实践所形成的该组织特有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思想情操等内在品质。

合伙机构是按照一定的目的和形式而构建起来的社会组织。合伙文化就是合伙机构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并且为合伙成员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具有本合伙组织特色的价值观念、团队意识、工作作风、行为规范和思维方式的总和。

二、资产评估机构塑造合伙文化的意义

（一）增强评估机构的凝聚力

在评估机构中，不同的合伙人如何能够融合到一起，如何能够赢得机构内部成员的信赖与支持，是评估机构得以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合伙文化能够通过培育合伙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建立起成员与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依存关系，使个人的行为、思想、感情与整个合伙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塑造评估机构的合伙文化，有助于机构内部形成相对稳固的文化氛围，有助于在机构内部成员间凝聚成一种无形的合力，以此激发机构成员为合伙组织的共同目标而努力。

（二）提升评估机构的竞争力

加入WTO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越来越多评估机构的蓬勃兴起，使得激烈的竞争成为威胁每一个资产评估机构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问题。因此，评估机构必须要借助一种隐含于内而又彰显于外的理念和文化，始终以高标准的理念和文化对待自己向社会提供的每一项评估服务，这才是评估机构能够生存发展下去、提升本身竞争能力的最根本保证。

（三）树立评估行业良好执业形象的推动力

我国自1989年进行第一个资产评估项目开始至今，资产评估行业仅有十几年的发展历史。目前，在资产评估行业内部仍然存在着执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专业胜任能力不足、执业操守缺乏的现象。塑造评估机构的合伙文化，有助于评估行业树立良好的执业形象，同时对于提升评估行业的社会公信力及影响力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资产评估机构合伙文化塑造的内容

评估机构合伙文化塑造的内容可以分为内部文化塑造和外部文化塑造两个层次。内部文化塑造主要是针对如何处理好机构内部的人际关系而言；外部文化塑造是指文化载体的建设。

（一）评估机构合伙文化塑造的基础——合伙人之间的关系

合伙制评估机构在成立之初，合伙人都是怀着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的，但是合伙人之间因合作不好而影响机构发展的例子却比比皆是。因此，要充分考虑合伙人之间配置的整体效应，能否相处融洽，能否平衡利益摩擦。要做到多谈专业，少谈经济回报，以增强凝聚力。

（二）评估机构合伙文化塑造的关键——合伙人与项目经理的关系

在评估机构合伙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合伙人要适时适度的让渡管理权，使项目经理们能够在一个合理的文化制度背景下对评估机构的人力、物力资源进行最佳配置，以达到成本最小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最大化。

（三）评估机构合伙文化塑造的重要内容——合伙人与资产评估师之间的关系

合伙人与资产评估师之间的关系定位不能简单的看作是“老板和伙计”的关系。合伙人应该把评估师视为自己的事业伙伴，应当多考虑员工的利益。合伙人应当在评估师获得收益的满足、人格的尊重、发展的机遇的基础上，与评估师建立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这对于以人和、智合作为组织特征的评估机构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评估机构合伙文化塑造的载体——品牌文化建设

媒介机构与FANS的文化研究 篇6

一、媒介建构的“粉丝”的刻板形象

刻板印象是指“选择并建构简化的、泛化的符号, 用它们来对社会群体或是群体中某些个体进行区分。”然而其隐含的事实是, 被选择的符号对涉及的群体进行了普遍的预设。

如2007年人们所熟知的一个事件便是“杨丽娟追星事件”, 正是因为媒体的大肆报道, 这个事件成了人们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 杨丽娟也一举成名, 成了如今的粉丝代表。网络上充斥着与此事相关的各种消息, 通过研究当时媒体对此事的报道, 我们可以发现, 各类媒体为吸引眼球, 在标题和内容上都加以渲染, 诸如《女粉丝苦追刘德华, 逼老父跳海自杀》、《疯狂追星惨剧, 全家赴港家破人亡》、类的标题比比皆是, 在报道的内容上, 也有很多类似“病态”“不忠不孝”“盲目”“疯狂”“走火入魔”等的词句。这些词句却为受众勾勒了“粉丝”消极、负面的形象, 使受众心中形成了关于“粉丝”盲目崇拜, 疯狂不理智甚至危害家庭的刻板印象。

如同大众媒介对“粉丝”的报道, 往往只是选择类似于“杨丽娟事件”的能吸引大众眼球的事实进行报道, 并没有注意到“粉丝”这个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这也就导致了呈现在受众视野里的每一个“粉丝团”的成员都是一模一样的。然而, 不是所有的“粉丝”都盲目崇拜, 他们中也有很多理性的人。所以说, 媒体在进行议程设置的过程中, 应该注意差异性, 虽然在重视市场的环境中, 新闻报道必须能吸引眼球,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也要求媒介工作人员必须有所选择, 对新闻进行再建构, 客观、中立、真实的报道事件, 尽可能多方位, 多角度, 多层次的呈现事实, 这样才能较为全面的报道事实, 才能不做“无差别的判断”。

二、“粉丝”和“粉丝文化”的转变

(一) “粉丝”与媒介关系的转变

在之前, “粉丝”是单纯以媒介产品的受众和消费者的身份出现的, 媒介为粉丝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由此催生出了粉丝文化。然而现在, “粉丝”、“粉丝文化”与媒介的关系也不再是简单的单一的传受关系, “粉丝”团体开始掌握主动权, 策划并且干预偶像事业, 他们会自行设立一些偶像活动的平台, 从而吸引媒体的报道,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大众媒介的信息来源。再者, 根据人际传播的晕轮效应, “粉丝”们常常会因为喜爱某一明星而喜爱他们所代言的一些商品, 并会对此进行再传播, 扩大媒介的传播效果。

(二) “粉丝”内涵和外延的转变

在大众媒体这个大熔炉里, “粉丝”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着变化, 由影星、歌星领域转变到其他领域, 如体育界于丹, 易中天等学术人物也有了自己忠实的粉丝团体。同时, 政治精英也紧跟着潮流, 有了自己的粉丝, 如最近出现的“什锦八宝饭”, 他们是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的粉丝, 我们也可以把这一现象的出现看做是一个转折点, 它标志着“粉丝”的关注焦点从娱乐领域和消费领域逐渐转移到了政治领域。可以说, 在现在这个时代, 所有年龄阶层的人都可以成为“粉丝”, “粉丝”的外延变得越来越广, 而“粉丝文化”也变得越来越丰富。

(三) “粉丝”和偶像关系的转变

八九十年代“追星族”的队伍, 明星与追星族之间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到了全民选秀时代, “粉丝”已经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追星族”这一概念。2005年的超级女声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粉丝们手中握着可以决定选手去留选票, 他们的地位发生了质的转变, 粉丝成了间接的“决策者”。

三、“粉丝”和“粉丝文化”转变原因的剖析

(一) 大众媒介的推动

媒介对明星制造产业支持和宣传:在整个大众文化领域, 明星制造几乎是一个定理, 一个确保市场收益的保险, 而在明星制造的背后有着大量的参与人员, 如经纪人、出版商、媒介宣传人员, 甚至包括文化学者, 他们共同建构了明星制造产业。在明星制造过程中, 媒体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媒体造星时, 他们往往会给“粉丝”一个决策权, 即由粉丝的投票决定选手的去留, 这就使得“粉丝团体”的地位发生转变。也正是因为媒介的力量强大, 粉丝的本位意识增加, 他们才会积极策划和设计一些活动平台, 吸引媒体的报道, 为偶像增加关注度, 从而转变了粉丝文化。

(二) 民意窗口的开启

随着媒介条件的成熟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 民众开始注意自身的话语权, 而随着民意窗口的开启, 也成全了粉丝的这种“自我声张”。粉丝积极利用各种渠道表达自己对于偶像的感情, 并将同样喜欢该“偶像”的粉丝团结起来, 组成粉丝团体, 他们拥有同样的信念, 有同样的目标, 而量变必然导致质变, 这样庞大的一个群体必然会引来媒介和民众的注意, 为“粉丝”的转变提供了前提条件。

四、总结

无论健康、极端, 还是疯狂, “粉丝”现象受到公众的广泛承认并迅速蔓延成了不争的事实。媒介是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 应该把握好一个“度”, 多方面, 多角度的呈现事实, 而媒介工作人员也应该秉承新闻专业主义原则, 客观, 真实的报道事实真相, 杜绝大肆渲染, 增添噱头等做法, 使得“粉丝文化”能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利萨.泰勒, 安德鲁.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李珊.漫谈大众文化中的粉丝产业.

机构文化论文 篇7

一、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重视工人创作员队伍的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 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上亿产业工人当中, 蕴藏着巨大的文化潜力, 从编剧、歌唱、舞蹈、文学作品、艺术模特等等, 可谓藏龙卧虎之地。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去挖掘, 是否去组织, 去发展, 是否给予人财物的巨大支持。在国有企业改制中, 大量的厂间文艺人才流失, 部分到了民间艺术团体, 部分下岗改行, 部分已经到了退休年龄。面对这个局面, 我们不能有为难情绪。要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迎难而上, 克服困难, 把中国工人阶层的文化事业搞好。中国工人, 这是我们执政党依靠的政治基础, 时代需要听到他们的歌声和文艺话语权。我们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 从全局出发, 处理好这个迫切问题, 让工人的歌声、朗诵声充满世界。因此, 调集工人创作人员、培训工人演职员队伍、抓好脚本建设、搞好审查推广等等, 都是文化事业的当务之急。

二、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重视工人题材作品的创作

我们的屏幕上, 现今已经很少工人群体作为主角的剧目了。才子佳人、股票大亨、房地产阔佬、女媛名伶们等等, 风流倜傥于作品和舞台。但是, 我们应该看到, “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那么, 一切的创作, 就都是“经济效益”的翻版。但是, 社会科学和艺术创作及其工人形象, 毕竟是不可缺少的历史元素。文艺作品具有传史的功能, 历史不可倾斜和偏颇。所以, 我们必须站在全面的历史观上, 正确处理文艺作品的题材问题, 容不得半点马虎。要对历史负责, 对人民负责, 对工人阶层负责, 对于我们的根本政治信念负责。因此, 有关部门在搞“年度题材规划”时, 就应该将工人题材列为重点, 加以扶持, 搞好落实和推进。

三、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重视工人文化机构的恢复和巩

固

众所周知的原因, 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 许多工人文化馆和工人艺术团体都转并了, 部分下岗工人流连于牌桌、录像厅之间。这个问题, 已经影响到千百万产业工人文化素养的培养、提升问题。在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之际, 我们必须研究工人文化机构的恢复和巩固问题, 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提倡公益性, 加以积极保护, 并且予以检查督促、支持、落实。

四、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重视工人群体的文化培训和演艺队伍的锻炼

演艺是文化发展的表现, 若脱离了文化素质的培养, 那么演艺事业就成了空中楼阁。所以, 必须在工人夜校的基础上, 发展工人业余大学等行业培训机构, 形成工人教育体系, 紧密结合当前工业科技革命的新形势, 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使各地的产业工人队伍都得到轮训, 循序渐进, 提高产业工人的文化素养, 形成继续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局面。早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就对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作出了专门部署, 强调“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 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 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 建设宏大文化人才队伍、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十八大”的进一步部署阐述, 让我们信心更增, “宏大文化人才队伍”中, 必定有我们工人兄弟们的矫健身影, 并且为宣传“中国制造”事业做出积极促进之贡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 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 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 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 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 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在工人文艺骨干群体中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这样, 我们的工人文化事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结束语

总之, 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 要认真学习和贯彻“十八”大精神, 重视工人创作人员的培养和创作员队伍的建设。始终坚持文艺要为人民服务, 坚持“双百”方针, 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努力为我们的美好梦想———早日建成小康社会, 富民强国服务。

摘要：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必须重视工人文化机构的恢复和巩固问题。要抓好工人创作员队伍的建设、促进工人题材作品的创作、重视工人文化场馆的投入和完善, 以及工人群体的文化培训和演艺队伍的锻炼等, 真正掀起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工人文化热潮, 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 让产业工人大军的整体文化素养和文体活动得以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关键词：工人文化,建设,繁荣

参考文献

[1].吴万敏.大力发展职后教育:民航高等职业教育服务“民航强国”的功能拓展.民航管理, 2008 (3)

机构文化论文 篇8

1 对象与方法

1.1人员情况调查显示,被调查对象文化建设主要负责部门为党办、办公室、工会、人事和健康教育科等职能部门,其人员总人数为169人,其中文化建设专职人员51人,专职人员占总人数比例为30.18%。主要的协助部门包括规财处、防控科、医管科、工青妇组织、人事处、后勤处、科技处、老干部处、医务科等。

1.2 方法 全部资料采用 SPSS11.0 进行分析。

1.3文化培训和交流活动2010-2012年,被调查机构共开展110项培训和交流活动,参加活动5 016人次。其中省级疾控中心开展65项活动,参加2 513人次,计划单列市疾控中心开展6项活动,参加582人次,专病防治机构39项,参加1 921人次。根据活动内容将其分为廉政建设、党政学习、行风素质、技能培训、精神文明以及文体活动6大类,其中行业素质类活动最多,如开展行为规范讲座、管理能力培训等,其次为精神文明类,如开展单位文化建设会议等。见表1。

从培训交流活动的年度分布看,2010-2011年,培训交流活动呈上升趋势,2012年由于只开展了前半年,但从趋势上推测,应能够与2011年持平或超过2011年。见表2。

注:由于部分活动没有填写时间,因此根据时间统计的活动次数和参加人次少于总活动次数和总人次数。

对于省级疾控中心文化培训交流工作地区分布,东部地区每个被调查机构平均开展活动5次,中部为2次,西部8次。每次活动平均参与人次东部为73人次,中部和西部分别为79人次和1人次。西部机构平均开展活动次数高于东部和中部,但平均每次活动参与人数最少,远少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见表3。

1.4开展文化建设工作情况2010- 2012年7月,被调查机构共开展222项文化建设活动,参加人次为31 656人次,支出经费982.76万元。其中省级疾控中心开展121项活动,参加19 024人次,经费支出781.46万;计划单列市疾控中心开展27项活动,参加7 012人次,经费支出为91.44万;专病防治机构开展74项活动,参加5 620人次,经费支出109.86万。根据内容将文化建设活动分为文体活动、爱心奉献、精神建设、文化研讨、党团活动、庆典节日和专业技术7大类。其中活动开展最多的为文体活动,包括联欢会、运动会等,其次为精神建设类活动;参加人次最多的活动与其一致,但经费使用最多的活动主要为文体活动和党团活动。平均活动参与人次较多的为文体活动和爱心奉献类,如捐款等活动,平均活动经费使用较多的为党团活动和文体活动。

在经费来源,自筹部分占139.34万(14.18%)。财政经费主要包括党建经费、防病经费、工会会费,精神建设经费、文化建设经费、项目经费、行政经费以及职工捐款等,其中主要为行政经费75.7万(7.70%),平均活动参与人次为142次,平均活动经费使用为4.43万元。见表4。

从时间分别看,2010-2011年,文化建设活动呈上升趋势,2012年由于只有前半年,但从趋势上推测,应能够与2011年持平或超过2011年。见表5。

对于省级疾控中心文化建设工作地区分布,东部地区每个调查机构平均开展活动近7次,中部为6次,西部7次。平均每次活动使用经费东部为10.05万元,中部为2.30万元,西部为2.94万元。每次活动平均参与人次数东部为206人次,中部和西部分别为101人次和108人次,中东西部机构平均开展活动次数基本持平,但东部地区每次活动平均经费使用和每次活动平均参与人数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见表6。

2 讨论

2.1疾控文化的概念和范围有待明确目前疾控机构对文化概念和范围的理解不同,文化建设开展情况良莠不齐。文化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狭义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对于疾控文化,有研究表明,疾控文化是疾控员工在单位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2]。也有研究认为疾控文化是卫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疾控机构及人员在从事疾控工作中共同特有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道德标准及行为规范[3]。疾控文化包括十余种文化内容,其中主要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等四个层面[4,5]。但对于每种文化内容的具体内涵并没有提及。借鉴医院文化研究,物质文化包括环境、设备、院容院貌、服务设施等;制度文化包括管理体制、政策法规、规章制度、工作守则及管理目标等;行为文化包括全体员工水平、言行举止、穿着装束、精神风貌、风度气质等;精神文化包括精神、奋斗目标、价值取向、理想信念、服务理念等[6]。因此开展文化建设必须首先明确文化定义和范围,不能局限于暂时性的文体活动和简单口号或标语的制定,应将文化建设作为一项系统性建设,作为重要内容列入单位长期发展规划中并严格落实。

2.2疾控文化建设全局性和均衡性有待加强文化建设注重文化理念,文化理念推动文化建设的发展。调查发现,文化理念有机构内部和机构外部理念之分,对于机构内部,文化理念不仅仅是简单的口号,应能够触动团队灵魂,结合职工思想动态。对于机构外部,应能够发挥系统引领作用,侧重未来疾控发展方向并具备一定前瞻性,文化理念不能因循守旧,应该与现实相结合,与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另外,疾控系统文化建设是涵盖思想、信念和行为等多层次的系统整体的工作,全国系统的疾控文化建设应注重全局的发展。

2.3文化建设与专业发展结合力度有待加强目前没有对专职的文化建设岗的定义和要求,在人力和经费方面具有一定局限性。文化活动主要围绕文体、党政、行业和廉政建设活动,与专业结合较少。应扩大专业队伍对文化建设的意义及影响力的认识,将其与专业技术和工作紧密结合,强化专业技术人员的精神意识和重视程度,通过文化建设规范专业人员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提升整体队伍的能力水平和精神境界。

2.4文化建设研究与发展有待进一步探索目前,疾控文化建设存在的普遍问题包括文化个性不强、职工参与性不强、重形象轻内涵等,因此对其内涵、形式,发展方向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文化这一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因此开展文化建设必须与当前卫生经济发展大环境相结合,在此方面可以借鉴医院文化建设。

摘要：目的 了解全国省级疾控机构文化建设现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以SPSS 11.0统计软件进行一般描述性分析。结果 省级疾控机构文化建设主要负责部门为职能部门,业务部门较少参与文化建设工作。文化培训交流活动中行业素质类活动最多,其次为精神文明类,西部机构平均开展活动次数高于东部和中部,但平均每次活动参与人数最少,远少于东部和中部地区。文化建设活动中文体活动开展最多,其次为精神建设类活动。中部及东西部机构平均开展活动次数基本持平,但东部地区每次活动平均经费使用和每次活动平均参与人数明显高于西部地区。结论 疾控机构文化建设开展情况良莠不齐,疾控文化的概念和范围有待明确,疾控文化建设全局性和均衡性有待加强,文化建设与专业发展结合力度有待加强,文化建设研究与发展有待进一步探索。

机构文化论文 篇9

关键词：诚信文化,近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

1 导言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充分暴露出一些金融企业在金融创新、经营管理中采取了种种不诚信行为来获取不正当利益,而最终损失却由普通民众、社会来承担,凸显了金融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牢固树立和坚持诚信金融文化的必要性,表明了金融创新应扎根于诚信金融文化的重要性。

诚信文化发轫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延伸发展,成为影响主体行为、构建社会秩序的重要道德范畴,对中国经济、社会行为与制度演进有深远影响。金融业作为经济的核心,以货币、信用为根本,立足于诚信社会的根基,与诚信文化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和需求性。诚信金融文化融合传统诚信文化与金融实践的特性,于明清金融革命中衍生发展成形,并反过来指导金融实践特别是以晋商票号为代表的微观金融主体行为,催生了基于诚信金融文化的金融制度创新,形成金融实践提炼总结金融文化,金融文化影响指导金融实践的传导闭环。金融制度创新是金融发展的核心内涵之一,文化因素对金融制度创新是显著的。

本文首先梳理了诚信文化的起源、与儒家思想的关系,探讨了诚信文化与金融体系的适应性,继而指出了诚信金融文化的内涵要素。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了近代金融机构基于诚信金融文化的三方面重要制度创新,即金融机构内的股份制与公司治理机制创新、客户信用为先的信贷制度创新、金融机构间的信约公履制度创新。最后,指出了诚信金融文化对当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三方面启示。

2 诚信金融文化的核心内涵

2.1 儒家思想与诚信文化

“诚信”一词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盟誓,盟誓是人类进行自我约束的最初形态。人类早期的“信”观念建立在人对神的信赖基础之上,来源于对神或天的恭敬虔诚态度。如《尚书·太甲下》“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此时的诚信指虔诚,对神要诚实、守信。后来向人际关系转化,同时指向对人的态度。春秋时期,儒家思想将“信”作为五常之一,与仁、义、礼、智共同成为约束人的重要道德范畴。

在儒家思想中,诚信是道德规范、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是安身立命之根本。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车輗,小车无车軏,其何以行之哉”(1),曾子在《论语·学而》中也提出“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2)讲的都是诚信的原则,《孟子·离娄上》提出“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中庸》更是将诚信本体化:“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即认为“诚”是天的属性,“人之道”是对“诚”的追求。周敦颐也说“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3)宋代理学使诚信文化进一步成熟化。朱熹提出一个由内至外,由小至大的为道之序:格物、至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诚意是重要内容。诚信文化一脉传承。

诚信有两重含义:一是主观的行为态度,即现在所说的诚。含义是为人诚实守信。反之为无诚信。此时,诚是诚实,信是守信,也是诚实。二是客观的人际关系体系,即现在所说的信。含义是人们相互信任。反之称为这个社会缺乏诚信。此时,诚是诚实,信是信任。诚是因,信是果,也是目标。

诚信文化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诚信成为人们立身立业不可缺少的环节。人是社会性动物,基本存在方式是群。结成群的前提就是合作、相互信任。人的本性中如果没有诚信元素,将无从立足于大自然。而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频度、深度、广度大大扩展,决定了社会交往对诚信文化的高依赖度,否则,带来的高交易成本很难承受。

2.2 诚信文化与金融体系的适应性

金融体系作为货币与信用的综合,服务于商业活动,更是与诚信文化具有天然的适应性和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内容。

第一,信用体系的根本在于诚信。从经济的角度理解“信用”,它实际上是指“借”和“贷”的关系。信用实际上是以偿还付息为条件的借贷行为,是与商品经济和货币紧密联系的经济范畴,是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借贷行为之所以发生,借方之所以能借得到贷方的一笔钱或一批货物,大部分是因为对方对你的信任,因此,“信”是信用建立的本源,人与人之间、群体、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的根本在于诚信。

第二,货币的一般等价物和财富储藏属性决定了金融体系对诚信文化的天然需求。货币不同一般商品,具有一般等价物属性,具有交换任意商品的功能属性,在便利交易的同时也决定了自身的高流动性。而且,货币具有财富储藏属性,是财富分配、调剂、跨时空转移的介质,比一般商品更具社会影响。因此,金融作为以货币为媒介的信用行为,对诚信的依赖度远超一般信用行为。当个体间的金融行为扩散至整个社会群体,形成金融体系时,其对整个社会的诚信文化有天然需求。

第三,金融体系的风险约束严重依赖于诚信文化。金融体系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借款方在期限到期时能否如期全额归还本金和利息,这就要求借款人切实具有诚信。此外,金融体系的风险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单个个体的非诚信行为可能影响传染其他个体,继而诱发大范围的信用违约。因此,金融体系的风险约束特别是信用风险的管理严重依赖于金融主体遵循诚信文化。

2.3 诚信金融文化的核心内涵

金融文化,是与金融业相关的人的行为,是主导着金融活动过程中的金融精神,反映为金融理念、金融习惯、金融行为。金融文化源于金融实践,随着金融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没有金融实践,产生不了金融文化。中国金融文化的真正起步是明末清初以后,随着金融业的迅速发展而逐步产生的,其主要内容即是诚信、以义制利、和谐、谨慎、创新等。

诚信金融文化是指金融机构、金融业在金融活动中始终秉承诚信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这种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成为金融机构、金融体系的核心根基,在行为和实践中充分体现。

诚信金融文化的核心内涵包括以下四部分。

第一,诚信是金融活动的根本准则和前提要求。金融机构在对内经营管理、对外竞争合作、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过程中应始终把诚信视为根本和前提,视信用为生命,只有在不违背诚信原则的前提下才能追求其他,比如利。近代金融机构始终把诚信作为首要根本,清末,优秀晋商的代表乔家大院的乔致庸就对信义与利润作过次序排队:那就是“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在金融活动开展过程中,诚信准则一以贯之。

第二,诚信是金融服务及产品的核心内涵。在金融服务与产品创新过程中,诚信既应是对创新行为的规范要求,更应是金融新服务、新产品的核心要素。近代,票号在金融服务及产品创新中绝不敢有丝毫欺诈,汇兑、贷款、代理等业务始终从客户的利益出发,力求最大满足客户需求,以“诚”感动客户,赢得信任。

第三,诚信是对金融主体的本质要求。诚信金融文化要求金融主体真诚待人,信义为重。近代,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坚持诚信无欺,礼貌待客,诚实守信者可成为“相与”,世代友好;山西票号还要求入店徒弟们必须牢记:“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博嫉恨,喜辛苦,戒奢华。”[1]首要是重信义。清代“平遥票号创设于道光初年……,能以久存发达者,实因抱信义勤俭之宗旨”。[2]连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也给予“晋商笃守信用”的礼赞。

第四,诚信是金融制度机制创新的重要出发点。金融制度机制创新始于诚信,在制度设计要素上充分将诚信文化融入,将其作为制度设计的重要内容。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近代金融机构在股权制度、公司治理机制、客户服务机制、同业合作机制等方面基于诚信进行了特色化设计。

3 基于诚信金融文化的近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理论把制度变迁分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所谓“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是指由个人或一群人,受新制度获利机会的引诱,自发倡导、组织和实现的制度变迁,又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所谓“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充当第一行动集团,以政府命令和法律形式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又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近代,金融体系中政府力量相对薄弱,政府行为较少,市场主体力量相对强,近代金融制度创新更多是以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主。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以票号为代表的近代金融机构基于诚信金融文化在股权制度、公司治理机制、客户服务机制、同业合作机制等方面开展的多种制度创新。

3.1 股份制与公司治理机制创新

3.1.1 股份制创新

在明末清初,中国已有一些商业企业和金融机构,采取了股份制进行了资本筹集,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所有权归投资人所有,经营权授权给其聘用的大掌柜掌控。这种股份制与西方的股份制比较有很大的不同,其基本内容主要是银股与身股结合。人身股机制,即从大掌柜(总经理)到业务骨干,根据能力大小、所在岗位、业绩贡献等确定某掌柜或某伙计股份若干,企业业务骨干的劳动作为资本而“顶股”,叫“人身股”,与货币资本股一起参与分配。人身股与货币资本股享有索取企业利润的同等权利,一起参与企业利润分配。职工只要工作勤奋,没有过失,成绩优秀就可以顶股。一经认可,就将其名字录入“万金账”即股份账,参与分红,从而使得大掌柜以至分号掌柜、大小管事、伙计、学徒无不竭尽全力为票号卖命。

之所以能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人身股”的产权制度创新,与诚信文化紧密相关。大掌柜对股东诚信,牢记“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赢得股东对大掌柜的充分信任和股权激励。股东与大掌柜之间订有契约,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不论投资者东家,还是受聘者大掌柜,双方均恪守信用,充分体现诚信文化和契约精神的重要内容。

3.1.2 公司治理机制创新

公司治理机制方面,东家对大掌柜授以经营管理的全权,号中的财务、人事、经营等权力全部交给大掌柜,史料记载,东家“将资本交付管事(即大掌柜)一人,而管事于营业上一切事项,如何办理,财东均不闻问,既不予定方针于事前,又不施其监督于事后,此项营业实为东方之特异之点。”[3]之所以能做到对经营者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与财东秉承传统诚信文化、视“诚信”为人立身之本的理念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讲,正是基于诚信金融文化和社会理念,才使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机制得以充分发挥功能。

3.2 客户信用为先的信贷制度创新

以票号为代表的近代金融机构,为客户发放贷款时,重人信用大于重物信用。票号放款,以信用放款为主,其次是保证放款,很少抵押放款。票号重信用、轻抵押的信贷制度,表示其重视客户的信用,而不看重抵押品的多寡,真正把客户的诚信情况作为考察客户贷款归还可能性的根本性要素,这是基于诚信金融文化的。在明清时期,大商家以信誉为生命,而且资力雄厚,再加之无合适抵押物,以信用作为贷款核心考察要素的信贷制度创新既是真正从客户角度出发,也是深刻把握了诚信文化内涵的。

3.3 金融机构间的信约公履制度创新

近代,金融机构间严格执行的信约公履制度,也是基于诚信金融文化的重要制度创新。明清时期,中国北方金融机构间实行镖局、标期、标利制度,商号之间商品赊销的货款清偿和货币借贷的归还期限,一般按标期确定,到期必偿。标期是商业行会规定的按照镖局押运商品和现银由甲地到乙地的时间计算的期限作为债务清偿期。标期分年标、季标和骡标(即月标)。从西口(杀虎口)、东口(张家口)到山西金融中心太谷县是季标。太谷县一县一标,称为太谷标,周围各县为太汾标(太原府和汾阳府两府),太谷标在前,周围各县在后,标期一到,一切债务必须立即清偿:第一天是银两债券债务清偿,第二天是铜钱债券债务清偿,第三天是银行间“订卯”———即银行间债券债务清偿。不能清偿者叫“顶标”。凡顶标者,即为没有信用商家,以后无人与之往来,即行破产。这种制度,成为山西商人不易之规,这就是晋商的信约公履制度。[4]

信约公履制度的根本是社会诚信,金融机构基于诚信的金融文化和行业自律,自动履行债权债务清算,严格遵守清算期限,按照社会通行的粮标、骡标、季标和年标约期履行清偿债务的义务。可见,诚信是商品交易的基础,诚信文化是金融机构生存、金融制度创新的前提。

4 对当代金融机构的启示

4.1 诚信是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根本准则

现代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金融制度创新时应始终将诚信作为根本准则,在金融制度创新的目的上,明确以信义约束利,突出诚信的重要性;在金融制度创新的流程环节上,突出诚信金融文化的嵌入;在金融制度创新的激励约束上,匹配诚信文化的专项支持,从而促进金融机构制度创新能真正以诚信为规范,以诚信为内核。

4.2 诚信是金融机构内部制度创新的核心源泉

微观层面,金融机构内部制度创新应着力以诚信金融文化为出发点,在制度机制设计时融入诚信要素,使诚信内化为制度发挥作用的重要推动力,使得金融制度创新具有鲜明的诚信文化烙印。例如,可尝试在商业银行信贷制度创新中更加强调信用要素识别判断的重要性,而相对弱化对抵质押要素的考察,使得信贷真正回归本源———基于信用的贷款。再如,在法人治理机制完善方面,董事会对经营层的委托代理可尝试引入诚信成本,即在经营层高管薪酬中单列设置诚信专项保证金或股权激励,进行延期支付,董事会不干涉日常经营,只定期听取经营层汇报,董事会下审计部门不定期开展针对经营层汇报的稽核审计工作,如发现诚信违规情况,诚信专项保证金惩罚机制生效,高管薪酬加倍扣减。通过类似基于诚信金融文化要素的制度创新,促进诚信文化在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4.3 诚信是金融机构对外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

宏观层面,金融体系内制度创新如金融合作机制、支付清算机制、行业自律机制、金融监管制度创新应在诚信体系的构建、诚信金融文化的培育等方面寻找着力点和突破口,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建设,增强诚信文化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约束力,在此过程中,政府可以创造诚信环境,积极引导,充分发挥金融制度内生变迁的主动性。

参考文献

[1]孔祥毅.金融贸易史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2]卫聚贤.山西票号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3]山西票庄盛衰之调查[J].中外经济周刊,1925(7):119.

[4]孔祥毅.镖局、标期、标利与中国北方社会信用[M]//孔祥毅.晋商与金融史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8.

[5]孔祥毅.金融票号史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6]孔祥毅.晋商与金融史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7]陈其田.山西票号考略[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机构文化论文 篇10

[关键词] 贵和文化；近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

[DOI] 10.13939/j.cnki.zgsc.2015.08.008

1 导 言

近年来，中国金融机构盈利能力、经济效益得到快速提升，整体实力稳步增强，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机构在内部和谐、外部协调方面却有较大改进提升的空间，表现在：金融机构内部员工的积极主动性、主人翁精神未充分发挥，部分退休员工发出不和谐声音；对外，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群体难以获得金融支持，相反，少数低效率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占有了绝大多数信贷资源，金融资源配置呈现不合理。同时，宏观层面，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发挥仍然有较大空间，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不和谐、不协调的地方表现得日渐明显。种种现象，指向一个重要问题：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机构如何更好地营造内外部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如何更好地树立以和为贵文化，如何真正发挥贵和文化对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推动作用？

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贵和文化的源起、沿革与核心内涵，探讨了贵和文化与金融机构本质特性的统一性、适应性，继而从四个层次分析了基于贵和金融文化的近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最后，指出了贵和金融文化对当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的四方面启示。

2 贵和文化的源起、沿革和核心内涵

2.1 贵和文化的源起、沿革

贵和文化，即以和为贵，是起源于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贵和文化讲求主体与外部构建稳固、和谐、协调的关系，继而促进主体行为的作用发挥和目标达成。贵和文化深深植根于传统中国社会，是中国人几千年以来的一整套特定的思维范式和行为准则，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人、群体、组织的行为。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爱和中庸。他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身处世的标准应当是忠义、诚信、礼节、德政，以此建立一种稳固、和谐的人际关系，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①。 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认为，包含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中庸》云：“万物并有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正是儒家所构想的“太和”景象。孟子提出“人和”，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是获取成功的关键性条件。

孔子思想后，汉代董仲舒和宋代朱熹沿袭发展了孔子思想的贵和理念，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明清时期浙东学术同样对和谐、贵和的理念的进行了延展扩充。“经世致用”是浙东学术的基本学术精神，而追求“和谐”则是浙东学术的基本价值观念。尤其是王守仁和黄宗羲，他们立足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为实现社会和谐，终身孜孜不倦地作探索：王阳明把自己的“致良知”学说最终归结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提出所谓“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思想，创新了儒家的“和谐”理念。黄宗羲学说则形成了一个具有启蒙意义的、试图引导社会重新走向和谐的思想体系。他们的学术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贵和文化。

2.2 贵和文化的核心内涵

贵和文化核心内涵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即自身与自身的贵和，表现为内在性；第二层次即自身与外在的贵和，表现为外部性；第三层次为外在与外在的贵和，表现为环境性。

一是自身与自身的贵和。自身内部各要素和谐共处，有机组成，相互支持，进而促进自身整体功能的提升与发挥。

二是自身与外在的贵和。自身在与外在自然、其他个体、外在社会间的交流作用中，呈现和谐运转，促进自身、自然、社会功能的合理有效发挥。

三是外在与外在的贵和。外在自然与外在社会和谐，为自身发展创造提供和谐环境，促进自身功能发挥。

3 贵和文化与金融机构本质特性的统一性、适应性分析

金融机构的本质特性是利用货币、信用，调剂资金余缺，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支持，促进其发展，同时，从支持的对象中获取利息收入、中间业务收入。金融体系发展的本源在于贸易、经济的发展对资金融通、资金跨时空转移、风险管理提出了需求，在此背景下，如何迎合客户需求，真正与外部环境、要素相和，实现内外统一，是金融机构能否取得发展的根本路径。这就需要金融机构在内部整合发挥好各要素的功能，促进内部和谐，进而发挥统一协调能力，与外部环境、客户协调，在协调中更好地服务客户，增强客户满意，进而获取利润。

因此，可以说金融机构本质特性与贵和文化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和适应性。金融机构本质特性要求内外部贵和文化的支持作用，同样，贵和文化的作用在金融机构、金融体系中也能够得以充分发挥。

近代，以晋商代表的近代金融机构深知贵和文化的重要性。例如，晋商认为，中为道，和为本，经商能否成功，实际是与人打交道，与物打交道，处人、理事、经营，坚持道御经营，和贯始终。晋商商谚说：“义是生财道，和是化气丹”；“与人到处无非议，生意之间即是春”；“仁义礼智信信中取利，温良恭俭让让内求财”等，其例数不胜数。

4 基于贵和金融文化的近代金融机构制度创新分析

4.1 机构内的贵和机制

以票号为代表的近代金融机构普遍重视机构内员工和谐合作，形成贵和机制。票号很尊重“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古训。重人和，首要是重视金融机构内部的人的团结，人的凝聚，人的群体价值。晋商的组织制度创新——两权分离和人身股制度就是这种和谐精神的充分体现。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为股东，出力者为伙计，“东伙共而商之”。在具体经营管理中，掌柜全权负责，东家不问号事，东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掌柜“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相互信任，伙计尽心竭力工作，东家、掌柜、伙计各司其职，共同支持①，充分体现了企业内部“和为贵”的精神，充分发挥机构内部各主体的积极主动性，促进票号整体的效益提升。

4.2 机构与客户间的贵和机制

金融业的业务活动，每天都要与人打交道，存款人、贷款人、汇款人、贴现人、提款人等，经手的都是钱，必须执两用中，以礼待人，和贯始终。明清货币商人始终坚持“仁义礼智信信中取利，温良恭俭让让内求财”，笃信“和气生财”，重视与客户的和睦相处。他们还互相认定诚信交往的老客户为“相与”。对于“相与”，诚信合作，世代相传，即使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必善始善终，同舟共济。

4.3 同业贵和的机制

同业合作机制。明清时期，广泛地流行晋商创造的银钱拨兑和转账结算，可以归化城的宝丰社为例。“边地银少用巨，乃因利乘便，规定谱银，各商经钱行往来拨账，借资周转，此谱银之所由勃兴也。其作用虽如货币而无实质。……拨兑行使情状亦与谱银相类，所不同者仅为代表制钱而已，市面通称为拨兑钱，即前之城钱也。周使惯例，数至一吊即可拨兑，吊以下使用现钱。各商均在钱行过账，营业始能运用。”其时“钱行及各商行均可发行号帖，以资周使。”①同业转账结算与银行划拨清算，使得商号之间结算效率大大提升，资金往来的成本大大降低。在此过程中，同业机构之间相互信任，互相支持，同业合作得以深化。

同业竞争的行业自律机制。近代金融机构注重行业自律，兴建关帝庙祭祀，以其信义教育同行；修建会馆，建立同乡会、行会，定期和不定期聚会，商量会事，制定行规，处理商务纠纷，办理商务立法和执法事宜，维护同业竞争的公平正义。如在包头归化城三贤庙有一块“严禁沙钱”的铜碑，是山西货币商人行会宝丰社为维护正常货币流通，搜缴私铸沙钱熔毁后立下的严禁沙钱流通的“永久性布告”。②

同业相处的和谐文化。晋商笃信“和气生财”，重视与同业的和谐相处。在同业往来中，既要保持平等竞争，又要相互支持和关照，主张“和为贵”，善待相与。建立“相与”关系，须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往来，否则婉言谢绝。“相与”之间鼎力支持，长期合作。

4.4 与政府间的贵和机制

以山西票号为代表的近代金融机构在制度创新时非常注重构建与政府间的贵和机制，甚至于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异常紧密的关系，以致畸形发展，丧失商业金融性质，后期受此拖累。政府方面，山西票号代理了清政府的国库，代汇公币、代存公款，代收捐税、代垫军饷，资助政府平息内乱、应对外患；私人方面，票号创新了士子应试借款、官员外放垫款、捐纳垫款等业务，拉近了与官僚间的关系，以致形成“上至公款如税款、军饷、边远各省丁漕等，下至私款如官场之积蓄，绅富之储蓄，无一不存票庄之内”。③为达成此目标，票号上下非常注重与政府的关系往来，分号经理往往与王公大臣、督抚、官员结交密切。

5 对当代金融机构的重要启示

5.1 金融机构应创新机构内的贵和机制，促进内部和谐

当代金融机构应在产权制度、组织模式、企业文化等方面着力创新，构建机构内和谐机制。一是建立完善员工持股制度、高管期权激励制度，激励高管、员工发挥主人翁精神，全身心投入工作，奉献企业；二是完善内部和谐的组织建设，推进工会、员工之家等平台建设，为员工交流合作、和谐共处提供组织保障；三是积极推进和谐企业文化建设，营造公平、民主的管理氛围，鼓励员工发挥主观能动性，建言献策，集思广益，主动工作、能动工作，激发员工创造性，促进企业发展。

5.2 金融机构应塑造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真正做到与客户和谐

当代金融机构应在经营中牢固树立并着力践行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从目标客户定位、客户需求分析、产品服务创新、流程效率提升、营销服务改善等方面入手，多措并举，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综合金融服务，提升客户满意度，真正做到与客户和谐。坚持执两用中，以礼待人，赢得客户的忠诚支持，构建起与客户的长久合作关系，同舟共济。

5.3 金融机构应加强同业合作，完善行业自律，促进同业和谐

当代金融机构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功能，加强同业交流沟通，完善信息共享机制，深化同业在业务、产品、人才、对外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共同发出行业声音，增强行业影响力，共同维护行业利益；完善行业自律，加强行业内监督，打击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行业公平竞争次序，促进同业和谐。

5.4 金融机构应构建与政府、宏观调控部门、监管部门的和谐关系

金融机构应加强与政府间的交流合作，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提供有力金融支持；优化信贷资源配置，调整信贷结构，引导促进政府融资结构、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着力构建与“一行三会”等宏观调控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的良好关系，积极落实央行窗口指导、利率政策、行业信贷政策，监管部门业务监管政策、风险监管政策等，加强交流沟通，营造良好沟通氛围，赢得支持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孔祥毅.金融贸易史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

[2]孔祥毅.金融票号史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3]孔祥毅.晋商与金融史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4]卫聚贤.山西票号史[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5]陈其田.山西票号考略[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6]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机构文化论文 篇11

1 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文化建设的研究现状

随着生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基础设备的不断完善, 中医药作为天然药物的代表, 不断受到药物界的广泛关注。 最近十多年来, 国家、省级、市级政府不断加大对中医药科研的投入, 根据不完全资料统计[3], 国家科技和专项计划对中医药科科技的投入, 其中, “九五”时期1.30 亿;“十五”时期增加到6.45 亿;“十一五”时期加上中央财政投入专项资金共计10.25 亿, 并建设了16 家国家级中医药临床研究基地。

但是, 我国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文化建设的现状依旧不容乐观, 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的文化建设依然是一个薄弱环节。 分析其原因主要是:①目前我国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采用的管理模式一直是医药分开的管理模式, 并没有将文化建设的内涵融入到中医药科研管理工作中, 进而引起卫生管理部门与中医药科研管理部门的严重脱节;②我国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的文化建设不适应中医药领域新形势的发展要求, 主要表现为:学风浮躁、论资排辈等现象依然存在;未全面理解中医药价值的内涵及重要性, 未充分发挥中医药科研人员的团队精神;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进行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中医药专业的队伍建设后继人员缺乏。 从事中医药领域的专业人员, 很多都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改行从事西医药的相关工作, 根据不完全数据统计[4], 某市现有的中医药在职人员2085 人, 其中, 大中专学历的占80%以上, 而高级职称的中医药在职人员不到6%;并且, 中医药临床资深的专家较少且年事已高, 50 岁以上的占近40%, 而30 岁以下的仅占8.4%。

2 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文化建设的内涵及重要性

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中的文化是其在长期的经营和管理实践中所形成的环境氛围、精神境界、价值观念以及广大工作者所认同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规范。

在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中, 文化建设的有效推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医药科研事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近年来, 文化建设逐渐成为国内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关注的热点, 文化建设是影响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发展的内在因素, 也是其深层原因;同时, 文化建设对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的发展有导向力、激励力、约束力、凝聚力等重要的提高作用, 且这在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的兴衰发展中将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

3 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文化建设的有效对策

3.1 在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的文化建设中树立正确的理念

理念是人类正常思维活动的成果, 是客观现实在人脑中的本质反映。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是我们作为中医药科研人员应树立的正确理念, 也即是中医药科研人员围绕中医药领域事业的发展这个中心展开工作, 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对一个具体的中医药单位来说, 就要服务于中医药领域这个行业; 对一个具体的中医药工作人员来说, 就要服务于此中医药单位的需要与发展, 服务大局体现的是中医药相关人员的集体主义。

3.2 在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的文化建设中要积极开展主题活动

为了使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文化建设的内涵及重要性深入人心, 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就显得很有必要。 主题活动要与文化建设紧密相关, 根据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的具体情况选定。 比如:2011 年中国中医药科学院就开展了 “我为中医药发展提建议”为主题的献言献策活动;中医药实验中心最近连续都开展了 “七一建党日”、“纪念改革开放30 年”、“庆祝建国60 年”、“庆祝建党90 年”等主题活动, 带领全体员工奔赴抗日革命根据地、革命老区延安、红旗渠等红色旅游区, 开展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等创业和奉献精神的再教育活动, 使文化建设的内涵及重要性深入人心。

3.3在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的文化建设中要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在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的工作中, 除去休息日之外, 我们每天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工作单位中度过的。 很明显, 良好的工作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心情状态, 这对提高工作的效率显得尤为重要。 在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的文化建设中, 其重要环节之一就是加强环境建设:具有特色的中医药科研院的院徽、院歌等;悬挂或张贴明显的标志物指引;建筑物布局合理, 道路安全平整, 院内的绿化覆盖面积合理;通风良好, 光线充足, 防火标志物明显, 卫生间舒适清洁等。

工作环境除了外在的硬件外, 还有就是工作的文化氛围。在快乐和谐的文化氛围下, 员工们更愿意为科研院的发展献言献策, 也只有在一个和谐的文化氛围中, 员工的心中才会萌发出奉献的强烈欲望, 为所在的科研院出谋划策, 进而使其在同行业中更具竞争力。

3.4在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的文化建设中要树立典型人物

典型人物从另一个新角度给予科研院的员工们积极的影响。我们都知道, 雷锋精神充分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内涵, 这种精神影响了接下来的几代人。与此同时, 在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中, 树立这样的典型人物是很有必要的, 真正让全体员工感觉到模范人物就在我们的身边。

中医药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其他类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样渊源流长, 是我国广大人民同各种疾病作斗争的智慧与经验的伟大结晶, 即便是在高科技现代化的时代里, 中医药依旧值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继承和进一步发扬。在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中开展文化建设, 要坚持“以医化人, 以文化医”的原则[5], 各级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要从实际出发, 积极开展文化建设活动, 从这些文化活动中总结出相应的规律和方法, 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文化建设的具体设施。 在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中开展文化建设, 对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来说是一项长期且重要的任务, 这就要求相关的管理机构人员要将文化建设贯穿于中医药科研工作的始终, 真正将文化建设落到实处, 为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注入一股稳定且持久的活力。

摘要：中医药是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瑰宝之一, 在中国的医药行业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近年来, 在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如何开展文化建设一直是这一领域内的重要课题。笔者从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中的文化建设的研究现状入手, 阐释了文化建设在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通过文化建设在中医药科研管理机构中的有效应用, 促进中医药科研事业正常、有序、持续、稳定地发展。

关键词：中医药科研,文化建设,研究现状,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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