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对华投资（通用8篇）
韩国对华投资 篇1
伴随贸易投资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国际资本流动也越发自由, 国际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国际投资的形式完成的。作为全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 (FDI) 最多的国家之一, 我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吸收大量FDI并从事转口加工贸易, 对外贸易不平衡现象也愈发引人关注, 即在对美国等国实现巨额贸易顺差的同时, 对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却始终维持逆差。自1992年中韩建交后, 我国对韩首次出现2.2亿美元贸易逆差, 到2010年我国对韩贸易逆差高达696.3亿美元, 中韩贸易逆差18年间激增317倍, 累计达3810亿美元。尽管中韩贸易逆差在一定程度上是两国对香港转口贸易的统计口径不一致, 及韩国政府对其国内市场的贸易保护政策所致, 但是韩国对我国直接投资在中韩两国贸易不平衡现象中仍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韩资对两国贸易的影响
从进口角度看, 我国从韩国进口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我国国内购买力不断增强。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国内市场以10%的年平均增长率大幅扩张, 经济规模不断扩大。197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 (GDP) 为3645亿美元, 2010年为397983亿美元, 在世界范围内GDP总量的排名从第十五位上升至第二位。我国国内的生产供给不能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 必然要增加海外进口。尽管我国的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 出口结构也在不断优化, 但目前中韩两国产业互补性仍强于竞争性, 对进口有一定促进作用。
其次,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引致大量进口。我国劳动力价格较为低廉, 韩企为寻求更高的利润率对我国进行投资, 而多数投资企业都把我国作为加工和出口的中转站, 这些企业在我国主要从事加工贸易, 将产品加工组装后再转销至第三国。其中交易量最大的是零部件进口, 中韩两国产品内贸易的开展使得中间产品所占比重大幅上升。当然, 中韩两国出口目的国不同也有市场差别化的原因。韩国在我国投资生产的商品多销售到东欧各国及发展中国家, 而在韩国本土生产的高阶商品的主要出口对象国为美国、欧盟及日本等发达国家。
第三, 两国经贸合作顺利开展, 民间交流更加密切。韩国媒体2007年5月公布的资料显示, 长期在中国居住的韩国人以每年6万人的速度增加, 现已达70万人。目前, 两国人员往来超过500万人次, 每周有近800个航班穿梭于两国之间。中国赴韩留学人数已达到2万多人, 韩国来华留学生也迅速增加, 在华留学生有1/3来自韩国。两国人员的密切来往进一步促进了贸易的发展。随着两国邦交更加深入, 人民交流更加友好、和谐、便利地发展, 由此引致的进口贸易需求正在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 从出口角度看, 我国对韩出口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 与韩国进口结构较为互补。多年来我国对韩出口量最大的几种商品分别是纺织原料及其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矿产品、植物类产品、化工类产品和机电类产品。我国农副产品物美价廉, 对韩出口不仅满足其消费者的广泛需求, 且对于稳定韩国国内物价、促进其经济结构调整也起到重要作用。随着我国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企业本身的竞争力也在不断上升, 如我国海尔LCD TV等家电产品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迅速占领了广大海外市场。
其次, 我国对韩出口主要是由韩国对我国直接投资, 特别是对制造业直接投资引起的。其中包括两点主要原因, 一是为了充分利用我国优良的投资环境。许多韩企在我国设立生产基地, 再将其生产出来的产品, 主要是一般消费品返销至韩国。如2005年下半年韩国爆发“大白菜危机”就是一个例子。不仅是农产品, 中韩两国一衣带水, 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也吸引了大量韩国投资者在我国投资设厂,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二是大量中间产品也以逆进口的方式重新出口至韩国国内市场。这主要是因为厂家通过变换原产地的方式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 将中间产品通过逆进口方式输入韩国, 在韩国进行产品最终的加工组装, 以韩国作为最终产地将产品出口至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在内的第三国。
二、实证检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韩贸易开展有重要作用。现在我们通过实证检验进一步分析韩国对我国直接投资对中韩两国贸易的影响。
选取的数据包括我国对韩出口额X, 对韩进口额M,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C, 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K, 实际利用韩国直接投资额FDI, 人民币对韩币实际汇率REER。其中, 韩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韩国统计厅, 其他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选取年份从两国建交元年1992年始至2009年。为消除异方差, 对各统计量取对数, 并设立模型如下:
为避免伪回归, 对各统计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发现各统计量都是非平稳的, 但在一阶差分后都平稳, 且不含有截距项及趋势项。通过Johansen检验, 我们发现 (1) (2) 两个方程的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用Eviews6.0对两个方程进行线性回归, 可得出以下结果:
从模型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模型拟合度较高, 达到99%, F值很大, 且通过了其相伴概率。FDI的系数在两个方程中均通过了t检验, 说明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在长期内确实对中韩两国进出口有显著影响, 且与这些变量之间呈同向变动。
三、结论
从中韩两国贸易情况来看,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无疑促进了两国贸易的发展, 贸易量不断增大, 涉及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也越来越多。由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我国吸收了许多先进的技术, 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也随之调整, 两国经济上的合作潜力不断得以发挥。尽管我国对韩贸易一直处于逆差, 但这是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并未造成结构性贸易失衡, 应予以理性看待。另外,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发布的《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 我国在吸引韩资的同时, 应注意其投资项目的可持续性, 大力倡导低碳经济, 以谋求中韩两国间经贸合作的更大发展空间。
美拉韩国紧锁“对华反潜岛链” 篇2
大肆渲染“中国军力威胁” 韩国海军前作战司令金盛万近日撰文称，美国发布新国防战略的同时，再次明确指出“中国军力威胁”。尤其是随着中国航母形成作战能力，“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和实力增长让包括韩国在内的周边国家颇感压力”。他指出，中国近年来提出建设“大洋海军”的计划，并奉行针对沿岸900千米公里范围内的“积极近海防御战略”。到2020年，中国有可能会将这一范围扩大到2000千米公里。金盛万认为，除航母外，中国海军庞大的潜艇部队让同样在大力发展“大洋海军”的韩国“面临战略空间被挤压的危险”。
韩国《自主国防》指出，解放军在中国渤海湾建有两个部署有战略导弹核潜艇的海军基地，那里部署了与俄罗斯66713型核潜艇相似的8000吨级094型核潜艇。中国海军目前至少拥有65艘潜艇，其中可能有4艘搭载潜射核导弹的战略核潜艇、7艘攻击核潜艇和55艘常规柴电动力潜艇，其中以山东半岛某军港停泊的潜艇数量最多，且种类最齐全，而那里距朝鲜半岛仅咫尺之遥。《自主国防》揣测，中国现役最先进的094型战略核潜艇可能已经完成实战部署，“该型核潜艇搭载有至少6枚可打击美国全境的巨浪-2型导弹，经过多次技术改良后，这种导弹的性能得到提高。同时不排除094型核潜艇还搭载有射程趋1500千米公里的巡航导弹的可能性”。
《自主国防》臆测，中国选择在靠近韩国的华北地区部署094型核潜艇及其他型号的先进潜艇，意在警告经常出入日本和韩国的美国航母战斗群，不要“轻举妄动”。当然，这一措施，必引起美国“相应的反弹”，其中之一便是与韩国加强针对中国的反潜合作。
韩国《周刊朝鲜》援引美国反潜战专家伯拉曼的话称，由于美国自身的潜艇数量在递减，而中国潜艇部队正在高速发展，未来15年间，中国潜艇有可能对驻亚太的美国海军形成局部优势。为遏制中国崛起，美国加强了对中国潜艇的防范，构筑了3条“岛链”，而韩国正好位于“第一岛链”上。
有韩军人士表示，韩国东面的日本海水（400米）较深，是适宜各类潜艇活动的海域。西面的黄海和南面的东海水（100米）较浅，潮汐间的落差较大，洋流较急，有大量暗礁和人工礁石，因此不适合潜艇活动。不过无论在哪片海域，由于中国北海舰队近在咫尺，“有事”时中国潜艇对韩国都存在威胁。尽管韩国海军每年都在日本海定期举行反潜战术训练，但在实战中要探测到潜艇存在很大困难。毕竟韩国反潜的假想敌长期定位于水平较低的朝鲜潜艇，对中国潜艇的情况知之甚少。有韩国相关人士预测，考虑到韩国地处对马海峡与济州海峡的咽喉，“如果韩美联手展开反潜合作，中国潜艇的威胁将会被遏制”。
美刻意强化韩国军事地位 有韩军人士表示，2010年3月发生的“天安”舰事件证明，韩军在反潜战方面存在致命缺陷，此后韩国投入巨大财力、物力进行“反潜力量整建”。尤其是韩国破天荒地欢迎具有水下反潜与深海侦察功能的美国“海狼”级核潜艇驻泊釜山港，这标志着韩美反潜合作进行到新的阶段。有专家指出，美军在难以部署大吨位核潜艇的韩国周边水域冒险部署这类潜艇，显示美国刻意强化韩国的军事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试图向中国发出这样的信息：‘第一岛链’周边水域不是中国潜艇的乐园，美国与日韩等军事盟友的合作将遏制中国水下力量的发展”。
《朝鲜日报》指出，正是在美国的调教下，韩国军队的反潜能力稳步提升。
美韩这样做的目的并非完全针对力量有限的朝鲜潜艇，而是为了应对“朝鲜半岛统一”之后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
报道披露，韩国海军不仅从美国引进了P-3CK反潜巡逻机，还引进了具备广域探测功能的浮标式监视系统及海底埋设型监视系统，以保证能实时对黄海、东海及日本海周边的水下音响进行监测。韩国海军还将所谓“离於岛”（即中国苏岩礁）海洋科学基地灵活运用于军事领域，发挥其前哨基地的反潜警戒作用。
韩美在釜山基地联合指挥部举行海军会议，决定成立旨在强化两国海军联合反潜作战能力的“联合反潜分析班”，并决定增加有美国航母反潜机联队参加的联合演习，提高双方针对朝鲜半岛周边海域的反潜战力。
不过，韩国军方的一位有关负责人表示：“仅依靠（韩国）军事力量来应对急剧增强的中国军力存在局限性，应该制定新层面的安全战略，一方面以韩美同盟为基础，另一方面寻求与中国进行多种模式的军事合作。”
韩国对华投资 篇3
一、中韩之间的贸易现状
在中韩两国建交后,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经过爆炸性的成长,已经建立了全面的合作发展关系。在2000年以后,中韩两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这给中韩两国的经济贸易增长创造了条件。随着两国领导人的频繁互访以及人员来往的增加,两国的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而韩国也承认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为两国的经济贸易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随着韩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其技术含量高的商品在我国的市场竞争中有较大的优势,使得两国的经济来往有更多的机会。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市场开放性的提升为两国的贸易来往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另外,由于中韩两国相邻,所以中韩两国的经济贸易有距离上的优势,这也是中韩两国贸易良好发展的重要原因。
据统计,中韩两国的双边贸易在2003年到2013年之间从623.23亿美元增长到2742.38 亿美元,增长的倍数是3.34 倍,平均每年增长39.43%。除了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之外,两国的双边贸易活动金额一致呈现增长态势。在2003年到2013年之间,中国对韩国的进口额由431.28亿美元增长到1830.73亿美元,而出口额有200.95亿美元增长到911.65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24%和354%。而随着中韩两国的双边贸易迅速发展,中国迅速发展成为韩国的重要经贸合作伙伴。
在中韩两国的双边贸易中,占比较高的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其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我国对韩国出口的贸易活动中由2003年的36.95%增长到2013年的58.26%。而韩国对我国出口的贸易活动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占比则从2003 年的61.15%增长到2013 年的73.03%。而两国贸易中排行第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交易金额逐年下降,其中我国对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2003年的时候在两国贸易活动中的占比为42.46%,而到了2013 年的时候下降到34.02%。而韩国对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2003 年的时候占比为32.68%,到了2013年的时候则下降到19.89%。在中韩两国的双边贸易中,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出口占比最低,而随着两国合作时间的增加,资源密集型产品在两国的进出口贸易活动中也逐渐减少。
随着中韩两国经济贸易合作项目的不断增多,目前韩国已经成为我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我国也成为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并成为韩国出口市场最大的国家。而在中韩两国国民收入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两国的商品贸易正在向更小的领域发展,这也为两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条件。
二、韩国对华贸易投资的现状
(一)韩国对华投资现状及趋势
1、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可以看做是中韩两国贸易合作的萌生阶段,因为两国在贸易合作方面以探索性合作为主要的方式,缺少大型经济合作项目。在两国建交一段时间后,一些有关民计民生的大型贸易合作才开始进行,并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变化而呈现出较为活跃的状态。这一阶段的两国贸易活动不断增加,基本上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活动,对两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太大的作用。但对于两国的贸易活动发展而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始。
2、萎缩阶段
为了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对外国投资者的结构进行了调整,加强了对外来投资者的保护,以便获得更多的外来投资。这样的整体贸易策略使中韩两国的经济贸易活动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但由于韩国在此时暴发了较为严重的外汇危机,导致韩国对我国的投资金额锐减,虽然这一时期韩国对我国的投资有所增加,但增长的趋势减缓。这一阶段的中韩双边贸易没有出现严重的衰败现象,但对于两国的经济交流而言有严重的影响。
3、恢复阶段
这一阶段的出现主要是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我国的内需市场更加开放,而此时的韩国金融市场也逐渐稳定,所以韩国在对华贸易方面取得了较好的发展。虽然这一阶段暴发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但中韩两国的经济贸易活动受到的影响并不大,直到现在仍有较好的发展趋势。
(二)韩国对华投资的特征及变化
1、以制造业为主
由于中韩两国的经济贸易一开始就有很多制造业的加入,而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由于市场的限制,其它的行业不能进入到中国市场,所以制造业一直是韩国对华投资的最大行业。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其它行业的投资逐渐增长,但除了服务行业增长较快,其它各行业增长缓慢。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科技发展速度较慢,在方式不能跟上韩国的科技发展,导致两国在科技方面的贸易活动存在较大障碍。
2、投资的区域范围不断扩展
在中韩两国的经济贸易出现的时候,韩国的投资者一般是以我国东部等与其距离较近的地方为主要投资区域,这也是因为我国的东部经济发展较快。并且在距离韩国较近的地方可以节省很多成本,对韩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有较大的优势。但随着中韩两国贸易合作的不断深入,韩国逐渐进入我国的西部市场,投资中心开始向重庆和成都等西部地区转移。这是因为我国的西部开发逐渐成为经济建设的主要内容,而西部地区的矿物资源储量较大,可以有效解决韩国国内资源储量较少的问题。
3、投资方式的转变
韩国在对华的贸易投资一般以独资为主,这样可以更好地管理对华投资的整体情况。而这样就使得韩国在我国的投资项目中本土人员的数量较多,给投资活动带来一定的限制。独资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较大的风险,一旦出现资金上的问题,将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影响两国的经济交流活动。而随着两国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韩国逐渐采用中国人管理中国投资项目的方法,为韩国对华投资规模的扩大提供了较好的前提条件。其中投资的方式也由独资逐渐转变为大型集团的多方合作,这样既能为更多的韩国企业提供发展机会,也保证了在华企业发展的稳定性。
三、韩国对华贸易的商品结构变化分析
(一)商品加工阶段的商品结构变化分析
在中韩两国经济贸易合作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两国在贸易中的商品结构不断变化,这为两国的经济合作创造了新的机会。在进入20世纪后,我国的半成品产业迅速发展,其中汽车和电子通讯领域的零配件加工尤为活跃。由于半成品产业是两国经济合作的中间产业,所以能将两国的商品制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韩国在我国的半成品加工投资快速增加,而在中国生产的零部件的返销数量也逐渐提升。根据目前的发展形势,并结合我国资源丰富的情况来看,韩国以后的对华贸易商品结构将会更加趋向于零部件的加工。这样既能缓解韩国本土能源不足的问题,使对能源有较强依赖性的产业不断发展,也能让两国的能源方面的合作得到加强,实现两国的全面合作。
(二)按照加工程度区分的商品结构变化
根据我国与韩国建交来的贸易合作统计,韩国对华贸易商品一直是以半成品和零部件为主,其中零部件的交易不断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而半成品的贸易合作有缓慢减少的现象。除了2009年出现全球金融危机时,零部件的交易数量有所减少之外,零部件的贸易活动一直不断增加。随着我国PCD公司的不断发展,以及电脑和手机配件需求量的不断增加,零部件的进出口贸易将会越来越多。而随着中国制造行业实力的提升,一些国外企业也更乐于将零部件加工的任务放在中国进行,这样既能减少生产成本,还能将生产的商品放在中国的市场上销售,可以获取更多的利益。
(三)商品技术水平进出口结构变化
自中韩建交以来,两国的贸易进出口中低位技术产品的增长率相对稳定,没有较大的变化。而随着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高位技术产品的贸易市场不断发展,除受到2009 年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外,其它时候都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增长,并逐渐在中韩贸易中取代低位技术产品的地位,成为主要的进出口产品。近年来受到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提升的影响,中韩两国的高位技术产品贸易活动更是取得较大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高新技术发展速度较快,能够从多方面满足韩国对制造行业的需求。而随着我国的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加,这也给两国的高位技术产品贸易活动提供了可能性。
(四)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不断增加
在中韩两国的双边贸易中,中国对韩国出口的技术密集型产品数量明显少于进口,这主要是因为韩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已经进入成熟阶段,而我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正处在迅速发展的阶段。但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技术密集型产品在我国的工业生产中将逐渐成为主体。所以在之后的中韩双边贸易中,会因为我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而出现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双方贸易中的占比不断上升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增多、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效益将会得到显著提升。所以两国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会不断加强在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的经济交流。
四、讨论与建议
电子通讯行业在近几年发展迅猛,所以韩国对华贸易的商品将会逐渐趋向于半成品和零部件两个方面。而对于中韩两国的贸易合作而言,最初的低位技术产品进出口是两国贸易合作的开始,为两国的贸易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随着科技的发展,两国在高位技术产品方面的贸易活动将会逐渐增加。
对于两国的双边贸易而言,需要进一步提升紧密度。因为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两国的贸易紧密度正在不断下降,这会导致两国的贸易交流活动出现瓶颈,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实质的发展,对两国的经济建设都极为不利。所以一方面需要两国重视对两国双边贸易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减少两国贸易活动中的利益摩擦。这样能够保证两国的基本利益不受损失,从而更好地实现两国的经济交流。另一方面,从2014 年以来,两国在自贸区问题的具体磋商中不断达成共识,这样将能有效加强两国的经贸合作。
参考文献
[1]李载成.韩国对华贸易商品结构变化趋势研究[D].南京大学,2011
[2]马维维.中韩贸易条件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青岛科技大学,2014
[3]金缀桥,杨逢珉.中韩双边贸易现状及潜力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5,01:81-90+128
[4]董腾.中韩双边贸易发展现状及发展潜力的实证探讨[J].中国市场,2015,46:208-209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的回归分析 篇4
吸引外资可以增加东道国的资本积累, 提高资本形成率;可以引进新技术, 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可以提高东道国的出口产品的效率, 带动本国出口, 刺激本国进口。可见, 吸引外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使更多的外资投向本国。各国纷纷想方设法尽可能地提供种种优惠, 以强化本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 当然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20多年来, 中国已成为国际投资的热点。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额直线上升, 从1993年开始, 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自1979年以来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9-1986年起步阶段。这一阶段, 我国吸收的外商投资主要来自港澳地区, 大部分投资集中在广东、福建两省及其他沿海城市;同时内地吸收外资开始起步。1987-1991年持续发展阶段。1987年, 制定了指导吸引外商投资方向的有关规定。这一阶段, 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结构有较大的改善, 外商投资的区域与行业有所扩大。1992年以来高速发展阶段。1993年以来, 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实际金额已居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位, 世界第二位。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 1999年和2000年出现下滑, 但200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又重新达到568.78亿美元的高水平。随着我国加入WTO, 市场将更加开放, 外商直接投资在数量和行业上将会有新的突破,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更显突出。那么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其影响程度如何?这将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2 影响外商投资的经济因素分析
外商选择投资国时, 主要会考虑如下因素:成本因素、市场因素、投资环境。首先是成本因素。古典区位理论认为成本最小化是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包括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 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成本中的劳动力工资成本。劳动力工资成本与外商投资成负相关。我国具有突出的劳动力工资成本比较优势, 吸引了众多的外国投资者。其次是市场因素。Woodwardard (1992) 研究表明, 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以及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位置, 与该地区的外商投资成正相关。一些相关的研究也表明, 市场容量及人民消费水平是决定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经济因素。第三是投资环境。投资环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要素, 它包括投资具有影响的某一特定区域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基本物质条件等各方面的内容。对投资环境的选择, 首要条件是要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结构, 其中包括发达的交通网络, 通讯网络以及水电煤等的供应状况。
针对上述经济因素, 分别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统计量,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分析它们对外商投资中国所起的影响作用。所选择的自变量如下:我国职工年平均工资 (元) 来衡量成本因素;城镇居民年消费总额百万 (元) 来代表市场因素;人均GDP和进品商品总额 (百万元) 来衡量投资环境。因变量:外商直接投资 (百万元) 。
3 实证分析
在本文中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来对影响外商投资的经济因素进行计量分析。考虑回归模型:Y = Xβ+ε, 其中β为p×1的回归系数向量, X=[x1, …xp]nxp为样本观测矩阵, ε为n×1的随机误差向量, Y为n×1的因变量向量。回归系数β即是回归模型β1, β2等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如果公式采用矩阵表示法, 则有:
Y=β0+β1X1+β2X2+……+βkXk+εi
如果因变量Y与自变量X关系密切, 那和n个观测点 (Xn, Yn) 确定后, 总平方和SST则为定值。这时, 回归平方和SSR在总平方和SST中所占的比例越大, 回归模型解释误差的能力就越强。这种能力则称为判定系数, 用R2表示。因此, 判定系数的公式为:
R2=SSR/SST= (SST-SSE) /SST=1- (SSE/SST)
(SSE为误差平方和) 因为0<=SSE<=SST, 所以0<=R2<=1。
判定系数R2有直观的解释意义。例如, 当R2=0.8时, 表示当知道Y与X有线性关系时, 可以改善预测程度的80%, 换言之, 可用X解释Y的80%误差。若R2越接近1, Y与X的关系程度就越高。用SAS计算得出结果显示如下:
Standard
Variable Estimate Error Type II SS F Value Pr > F
x1 23.65448 12.27679 1052445303 3.71 0.0732
x3 0.99943 0.27143 3843463452 13.56 0.0022
x4 -39.20372 13.59230 2358363107 8.32 0.0114
R-Square=0.7376
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职工年平均工资,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进品商品总额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线性关系。因为从SAS的显示结果中可以看到 R-Square = 0.7376, 比较接近于1, 说明该模型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应出自变量与因变变量的关系。而X2并没有在模型中出现则是因为X2该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明显的关联, 所以在SAS的运算中被剔除了。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线性回归方程:外商直接投资=23.65448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0.99943 (进口商品总额) -39.20372 (平均工资) 。
从该项方程中可以看出, 外商直接投资是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进口商品总额成正比关系的, 而与平均工资成反比关系。并且从它们的系数中可以看出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变化一个单位时, 外商直接投资将变化23.65448个单位, 进口商品总额变化一个单位时, 外商直接投资将变化0.99943个单位, 平均工资变化一个单位时, 外商直接投资将变化39.20372个单位。
4 结论与建议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 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国家, 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所以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 这是由于中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所决定的, 属于中国固有的特点, 非人为因素。但是投资环境属于人为因素, 是可以通过采取措施来积极改善, 从而更好地吸引外资。应该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外商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作为改善投资环境的侧重点。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入驻的场地、道路、供电供水和通讯设施的管线铺设等方面投入的力度。同时配合相应的政策, 积极鼓励外商投资。
摘要：加入WTO后我国的经济正在加速发展, 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外国资金流入, 外商直接投资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先论述了外商对华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三个阶段, 然后对影响外商对华投资的几个重要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 并由此提出更为有效的对策。
关键词：投资,回归分析
参考文献
[1]杨大楷.中级投资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2]张平, 韩复龄.中国投资前景报告[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5.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因素的回归分析 篇5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投人中国,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不可否认,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 即 (1) 促进我国现有固定资本存量的增长, 使经济建设当中资金短缺的问题得到缓和。 (2) 使我国国内产业的技术含量得到提高, 促进了当地产业的科技水平的提高并促使东道国的产业升级。 (3) 外国直接投资使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4) 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 (5)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
二、影响外商对华投资的经济因素分析
外商选择投资国时, 主要会考虑如下因素:成本因素、市场因素、投资环境。首先是成本因素。古典区位理论认为成本最小化是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包括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 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成本中的劳动力工资成本。劳动力工资成本与外商投资成负相关的关系。我国具有突出的劳动力工资成本比较优势, 吸引了众多的外国投资者。其次是市场因素。Woodwardard (1992) 研究表明, 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以及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位置, 与该地区的外商投资成正相关。一些相关的研究也表明, 市场容量及人民消费水平是决定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经济因素。第三是投资环境。投资环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要素, 它包括投资具有影响的某一特定区域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基本物质条件等各方面的内容。对投资环境的选择, 首要条件是要有良好的基础设施结构, 其中包括发达的交通网络, 通讯网络以及水电煤等的供应状况。
针对上述经济因素, 分别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统计量,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分析它们对外商投资中国所起的影响作用。所选择的自变量如下:我国职工年平均工资 (元) 来衡量成本因素;城镇居民年消费总额百万 (元) 来代表市场因素;人均G D P和进口商品总额 (百万元) 来衡量投资环境。因变量:外商直接投资 (百万元) 。
三、实证分析
在本文中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来对影响外商投资的经济因素进行计量分析。考虑回归模型:Y=Xβ+ε, 其中β为p×1的回归系数向量, X=[x1, …xp]nxp为样本观测矩阵, ε为n×1的随机误差向量, Y为n×1的因变量向量。回归系数β即是回归模型β1, β2等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如果公式采用矩阵表示法, 则有:
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求解, 则:
如果因变量Y与自变量X关系密切, 那和n个观测点 (Xn, Yn) 确定后, 总平方和SST则为定值。这时, 回归平方和SSR在总平方和SST中所占的比例越大, 回归模型解释误差的能力就越强。这种能力则称为判定系数, 用R2表示。因此, 判定系数的公式为:
R2=SSR/SST= (SST-SSE) /SST=1- (SSE/SST) (SSE为误差平方和) 因为0<=SSE<=SST, 所以0<=R2<=1。判定系数R2有直观的解释意义。例如, 当R2=0.8时, 表示当知道Y与X有线性关系时, 可以改善预测程度的80%, 换言之, 可用X解释Y的80%误差。若R2越接近1, Y与X的关系程度就越高。
回归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职工年平均工资,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进口商品总额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线性关系。因为从SAS的显示结果中可以看到R-Square=0.7376, 比较接近于1, 说明该模型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出自变量与因变变量的关系。而X2并没有在模型中出现则是因为X2 (城镇居民消费) 该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明显的关联, 所以在SAS的运算中被剔除了。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线性回归方程:外商直接投资=23.6544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0.99943进口商品总额-39.20372平均工资。
从该项方程中可以看出, 外商直接投资是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进口商品总额成正比关系的, 而与平均工资成反比关系。并且比它们的系数中可以看出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变化一个单位时, 外商直接投资将变化23.65448个单位, 进口商品总额变化一个单位时, 外商直接投资将变化0.99943个单位, 平均工资变化一个单位时, 外商直接投资将变化39.20372个单位。
四、结论与建议
1. 改善外资利用现状
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决定了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反响一直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但是中国要谋求发展, 谋求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就必须优化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基础产业和服务业, 加大自主创新力度, 降低对国外企业的技术依赖性。因此必须以政府为主导, 通过相应的产业经济发展政策, 引导外商投资趋于有利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方向。具体的, 政府需要进一步细化产业指导目录, 将优惠政策放在我国急需发展的农业、能源、环保、高科技及中间服务业等行业上来,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进行差别化的激励, 促使外商投资主动转向这些行业, 完成产业结构的优化。
当前得到外商投资较多的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 这一方面固然是由我国劳动力充足的现状所决定的, 而另一方面, 政府招商引资工作急功近利、追求短期经济增长却忽视长远发展的做法也是导致外资投向出现倾斜的重要因素。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较强的外部性, 可以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共同发展, 提高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政府应当加强将外资导向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工作力度, 出台合理有效的引导机制, 推进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此外, 政府还应当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监管力度, 做好对外资利用的导向工作。当前我国比较重视对跨国公司进入条件、投资方向、控股程度进行限定, 但是经过程序复杂的前期审批工作之后最为关键的后期监督工作却往往被忽视, 这一方面造成外商的投资风险, 另一方面是造成外资企业污染破坏环境的最关键因素。因此, 外商对中国的投资多为短期获利行为, 而且对企业造成的对环境的负面效应并不加以控制, 一旦出现问题或经营环境的变化立刻抽出资金。中国的《外资企业法》、《劳动合同法》里早已对企业清算、撤离的方式都做出了明确规定, 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了一些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引渡条约等合作条约, 在此基础上, 我国应当加大对外资利用的监督导向, 提高外资引入与利用的质量2改善投资环境, 引导外商向中西部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区域不平衡格局的形成, 中国的政策因素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中国在较长时间内实行由东向西、由沿海到内地的梯度开放战略和优惠政策的倾斜, 导致东部地区在经济基础、科技水平、投资环境等方面均优于中西部地区, 外商更倾向于投资东部地区。而西部大开发进行的时间尚短, 不足以扭转已经形成的区域差异, 且不符合外商投资的长期利益, 自然也就无法改变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性。
因此, 我国应当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 改善其投资环境, 促使外资自然流向这些地区。本文认为, 应当从改善中西部地区投资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双管齐下。硬件方面, 一方面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 为外资企业的进入、开办、运营和发展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应当加快建设当地的通讯运输网络, 保障物资与信息的正常流通。软环境方面, 应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2. 完善相关政策, 维护产业安全
首先, 应当从提高本国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和积极性入手, 出台鼓励高新技术发展的产业政策, 为有能力提高生产技术和产品科技附加值的产业部门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其次, 转变招商引资的传统思路, 面对国外资本进入的新形势和新特点, 果断摒弃已经对外资质量和规模产生限制作用的原有外资引入方式, 加强对外资引入模式和内容的创新, 不仅要引进生产设备等硬件设施, 还要加强核心技术、人才培养、管理机制等软知识的引入, 从根本上改善我国产业安全的现状。第三, 建立以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为指导的贸易政策创新总思路, 实行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战略, 做到低保护与温和的出口鼓励政策相结合, 强调政府对结构转变的积极干预, 强调进出口政策作用力的适度和彼此均衡, 使总体的贸易制度中性化。
摘要：随着中国加入WTO, 中国的经济正在加速发展, 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外国资金流入我国, 外商直接投资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本文先论述了外商对华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三个阶段, 然后对影响外商对华投资的几个重要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 并由此提出几点更为有效提高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对策。
关键词：投资,回归分析
参考文献
[1]杨大楷:中级投资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
[2]张平韩复龄:中国投资前景报告[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5
[3]陈继勇等: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与对策 篇6
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化
(一) 投资规模的变化
日本对我国的投资始于1978年,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 到1990年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规模达到5.03亿美元, 这一阶段是日本对华投资的初始阶段, 投资高潮是80年代初中期对我国经济特区的投资。1991～1997年是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日本展开对我国沿海一带的投资高潮, 1997年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额上升为43.26亿元。1998～2000年是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调整阶段, 投资规模大幅下降, 2000年下降到29.16亿美元。2001～2005年是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缓慢增长阶段。随着我国加入WTO, 更多的行业和领域对外开放, 并且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 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 日本掀开了对我国新的投资热潮, 2005年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增加至65.30亿美元。2006年以后, 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进入收缩阶段, 2007年下降为35.89亿美元, 后缓慢上升, 至2010年为42.42亿美元。
(二) 投资动因的变化
长久以来, 我国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丰富的资源是世界各国对华投资的主要考虑因素, 尤其对像日本这样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且资源短缺的国家, 这更是选择投资东道国的先决条件。但随着日本对华投资策略的改变, “市场动机”逐渐成为了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考虑因素。事实上, 日本企业在不同时期对华直接投资的动因均有所不同。80年代后期我国吸引日本直接投资的是廉价的劳动力;90年代前期除了廉价劳动力外, 还有基础设施完备与市场经济化;90年代后期又增加了零部件供应因素;2000之后, 中国加入WTO, 市场的扩大和研发力量的增强都成为吸引日本直接投资的因素。
(三) 投资区位的变化
总的看来,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区域从集聚区的中心城市向外围城市扩张。80年代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主要以经济特区为主, 90年代主要以沿海地区为主。多样化的日本企业投资则较集中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 汽车及其零部件的生产也较集中于北方, 而电子电器以及金融服务等领域的投资则较集中于南方。这样, 2000年之后逐渐形成了以大连、北京、天津、青岛为核心的环渤海地区, 以上海和江苏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以及以深圳、珠海、广州、福州、厦门为核心的华南地区这三大日资集聚区。然而, 随着集聚企业的持续增加, 导致三大集聚区内部逐渐出现了拥挤现象, 出现了像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成本的上升以及环境污染这样的问题。于是日本企业开始把投资转移到集聚区域内部的外围地带, 投资区域逐渐向外辐射。
(四) 投资行业的变化
1、对我国制造业的投资。
近些年, 日本企业在华直接投资虽然仍以制造业为主, 但由于技术含量不断提高, 这些日本企业逐渐将技术研发、零部件配送的程序转移到我国进行。一方面, 提高了我国与日本企业技术衔接的紧密程度;另一方面, 也完善了日本企业的生产配送体系, 使得产业本土化更为完全。日本企业对我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 在技术、资金密集程度上往更高水平发展。
2、对我国非制造业的投资。
日本企业过去对非制造业的直接投资, 只是试验性地增加对我国的第三产业的投资, 如批发业、物流业、工业区开发等。由于政策原因的限制, 日本企业在金融、电信等项目上的投资寥寥无几, 在保险以及运输等领域的投资甚至为空白。但由于我国加入WTO后, 服务贸易领域更加开放, 日本企业对华服务业的投资趋势加快, 相关投资的份额逐步增加, 尤其是对商业、金融保险等产业的投资增长最为明显。
(五) 投资主体的变化
过去, 对我国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主要是日本的中小型企业。但是最近几年, 日本大企业在华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大, 数量也开始增加。2003年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中的83家日本企业, 有58家已在我国投资———包括全部汽车行业、电子电器行业的企业, 以及多样化经营的综合公司。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
(一) 投资环境的变化
开放后的中国, 投资环境不断改善, 经济实力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 政府政策对外资的倾斜, 是吸引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力量。在90年代之前, 在我国投资的大部分日本企业采取以建立出口加工基地为主, 产品主要返销日本或第三国市场这一阶段性投资战略。90年代之后,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及生产收入水平的提高, 我国的消费市场急剧扩大, 针对外资的政策也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加入WTO后, 我国享受到了成员国的平等待遇。这为我国吸引外资创造了良好的体制和政策环境, 也降低了外资进入我国的交易成本和体制风险, 这就对日本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同时, 相关外国投资法律的通过并实施, 为我国创造了开明的政策环境, 促进了国外直接投资的流入。
随着集聚企业的持续增加, 导致三大集聚区内部出现拥挤现象, 随之产生了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成本的上升、环境污染等种种问题。把投资转移到周边城市, 不仅能降低生产成本, 而且仍然位于中心地带的上下游产业链条之中, 同时也不会对运输成本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 不少日本企业开始向集聚区域内部的外围地带转移, 从而在区域内部产生一种类似于中心——外围的投资结构。这样, 日本企业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域就不断扩大, 从最开始集中在沿海, 逐步向内陆城市扩展。
另一方面, 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上升, 使得劳动力成本在我国失去了过去明显的比较优势。尽管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依然低于整个亚洲的平均水平, 与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以及新加坡等新兴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日本企业在我国市场的收益还是出现了明显的缩减, 加之政策的优惠幅度逐渐下降, 有一些日本企业撤出对我国的投资。
当然, 国际经济环境也是影响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影响日本, 使日本减少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同样, 2007年美国的次债危机以及当前的欧债危机都影响到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
(二) 日本企业投资动机的变化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 日本在华直接投资, 都是遵循着“边际产业扩张论”。然而, 进入新世纪的日本, 由于经济持续低迷、国内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以及产业创新能力的不足, 产业结构高级化进展缓慢, 导致其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改变这一局面, 日本在其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 开始注重寻找有利于自身创新能力培养的合作伙伴。我国凭借着近年来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市场的巨大潜力, 无疑成为日本合作伙伴的合适候选。由于我国存在广阔的市场而且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中, 而随着欧美国家竞相在华投资建厂, 日本企业已经不再是先进技术的唯一拥有者。因此, 围绕我国迅速成长的市场, 日本企业如果像过去那样只利用我国廉价丰富的劳动力进行直接投资, 在与欧美企业的竞争中就会处于明显的劣势。如今日本企业注意到要占领我国市场, 技术转移和经营当地化方面的重要性, 就连一向在技术转移方面比较保守的日本企业, 如丰田、铃木等, 也在华建立部署自己的研究开发部门, 其目的非常明显, 就是要全力提高企业竞争力, 占领我国市场。
(三) 日本的产业转移结构的变化
随着我国劳动成本的增加以及日本企业重新调整全球生产布局的需要, 日本企业在加速进行在华产业转移的过程中, 产业转移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日本企业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投资增大, 其中化工、电子信息产业、汽车业等行业的投资上升较快。
三、应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的策略
和其他国际投资一样, 日本企业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战略的调整, 是一把“双刃剑”, 在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同时, 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 我国应该对日本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变化制定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最大限度的发挥日资的促进作用, 同时尽量减少不利影响。
(一) 完善我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政策
近年来, 针对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动机的转变, 伴随我国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 日本企业对我国投资中不乏许多高技术含量的投资。但是, 我国对于高新技术的知识产权的保护还存在很大的不足。实际上, 在对华投资的同时加强包括生产制造技术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 已成为日本企业在华投资的一个重要诉求。一方面, 日本产业界承认我国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立法上所做出的出色努力;另一方面, 不少日本企业也抱怨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 相关的法律未能有效地得到实施。因此, 我们要消除知识产权方面的地方保护主义, 加大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 增强我国国内的知识产权意识, 建立企业重视知识产权的商业环境。而这些措施都需要依靠不断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来实现。
(二) 引导日资投向我国鼓励发展的地区
由于吸引日资的地区出现了日益严重的拥挤现象, 同时也呈现出向周边城市发展的趋势。针对目前日本企业在华直接投资地点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现状, 我国更要推动中西部地区有关外商投资政策, 尤其是针对日本企业在华直接投资政策, 制定适用于中西部特定区域的特殊引资政策及法规。例如, 可以先重点开发中西部有优势的中心城市, 积极开展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区域性配套协作, 从而逐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这样既可以缓解集聚地的拥挤现象, 也可以带动其他城市的经济发 (下转第40页) (上接第97页) 展, 缩小日本企业在我国投资地区间的差距, 促进地区间经济的均衡发展。
(三) 大力增强我国的技术储备
在劳动力成本已经失去过去明显的比较优势的情况下, 我国需要从提高劳动力质量入手, 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力来吸引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尽管目前我国对教育部门的投入正在不断增加, 但无论是从总量上还是比例上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还是有一定差距。我国应当继续保持并逐步加大对教育部门的投入, 尤其是高等院校的投入, 以增强我国的人才技术储备, 提供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四) 鼓励我国国内企业自主创新, 提高科技竞争力
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以及满足日本企业重新调整全球生产布局的需要, 日本企业的产业转移结构发生了变化。日本企业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投资增大, 其中化工、电子信息产业、汽车业等行业的投资出现了较快增长。因此, 加强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对吸引更多日本企业在华直接投资尤为重要。同时, 这样也会提高我国企业对技术的吸收能力, 从而提高自身技术水平。
摘要：日本一直是我国主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日本不断调整对我国的直接投资, 其结果对我国有利有弊, 我国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这些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以提高外资利用效果。
关键词：日本,直接投资,变化,原因,对策
参考文献
[1]王丹, 从菡芝.论近十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J].经济研究导刊, 2010, (07) .
[2]翟冬平, 张为付.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地位、特征与趋势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10, (08) .
[3]钟淑云.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现在与动向分析[J].粤港澳市场与价格, 2009, (02)
[4]吴明宇, 刘向楠.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与未来几年展望[J].才智, 2009, (16) .
浅析对华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篇7
外国直接投资(FDI)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已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外国直接投资的存在和发展对东道国和母国的经济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在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持续增长。2008 年之后,随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加剧,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了14%,降至16 970 亿美元,但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流入量则持续增长。
近年来,流入中国的FDI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从历年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来看,2000 年为407 亿美元,2005 年为724 亿美元,2010 年为1 147 亿美元,2012 年达到1 210 亿美元,呈现出十三年持续增长的趋势。越来越多的FDI流入中国,与一系列的因素有关: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庞大的市场规模,完善的基础设施,低廉的要素价格和生产成本,投资促进、激励措施等。
之前的学者在研究影响FDI流入中国的决定因素时,大多建立在投资者将选择能够使他们利益最大化的投资点的假设之上。实际上,从东道国的角度来分析外资流入的决定因素对于FDI理论的发展来说非常重要。本文的研究尝试从东道国的角度,从经济因素、自然禀赋、法律法规三个方面来分析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二、对华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
(一)经济因素
1.市场变量
市场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的发展规模,另外一个是市场的需求水平。中国持续保持的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着国内需求的扩张,这是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之一。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部表示,中国巨大而富有潜力的国内市场是吸引外国投资者的主要原因。中国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巨大市场,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逐步提高,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都不断增强,中国居民的消费层次和产品的多元化使得中国市场更加丰富,而外商在中国投资获利也更有保障。对于市场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可以使企业更加充分地利用其垄断优势。同泰国和马来西亚相比,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庞大的国内市场有潜力为全球的跨国公司提供巨大的销售市场,这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更有吸引力。在中国内部,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福建、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是消费水平较高的省份和城市,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大,西部地区无论是发展水平还是需求水平都比较低,相应的引进外资比较少。例如,来自美国的直接投资偏好东部沿海地区,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比较高的人均消费水平,比较高的人均消费水平标志着比较大的市场容量,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此地区的投资更有可能获得高收益。
2.基础设施
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它主要包括农林牧渔业、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水利管理业、能源工业以及城市公共服务业。
基础设施的完备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另一决定因素,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加速要素的流动与聚集,更好地吸引外资。中国学者魏后凯等(2001)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基础设施是外资选址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地势平坦,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在吸引外资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中西部地区多为山地地形,交通建设受到限制。在铁路和公路里程上,也依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最少的是西部地区;电信网主干线也主要分布在东中部地区,且设备先进,而西部地区分布密度小,设备陈旧。东部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完善,且信息发达,这有助于减少市场搜寻成本和获得市场的信息成本,可以随时根据市场反馈信息尽快调整产品设计,使产品当地化,促进跨国公司在东部地区的直接投资活动。
(二)自然禀赋
1.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因素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另一决定因素,人力资本因素包括人力资本的成本以及人力资本的素质等方面。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选择中国的目的之一就是利用中国国内廉价的劳动力。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以及市场规模等方面具有优势,但中国相对廉价且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资源是中国吸引外资的一个有力优势。从理论上说,劳动力成本与外商直接投资额呈负相关关系,劳动力价格高,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经营利润就会降低,则该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就会降低;反之劳动力价格低,则降低了企业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经营利润,相应地也会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因此,从成本因素的角度考虑,人力资本成本的高低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人力资本的素质,包括其科学文化水平、学习能力、努力程度等因素,对于引进外资也有重要影响。中国学者沈坤荣(2002)研究发现,充足的高素质人才,可以促进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生产扩张,降低培训成本,加快产品的本土化进程,对外商投资有很强的吸引力。人力资本在企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寻找高效工人的成本就越低。在中国,一般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集中的地区也就是在人才集中的地区。
2.自然资源
自然资源的拥有和分布状况,不仅直接制约着工业结构,而且也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重要因素。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禀赋较好的国家,自然资源丰富,特别时拥有未来高科技工业发展所必需的一些稀有金属资源。如果跨国企业能够直接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生产,就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例如,中国与美国的许多跨国公司20 世纪80 年代初签订联合开发石油合同。美国的直接投资在这是主要进入的是能源开发领域,美国企业从这些投资项目中获取很大收益。可见,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对包括美国跨国公司在内的全球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三)法规政策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受国内外资政策的影响很大,外资政策决定了中国外资的开放程度。中国从1979年起不断修改和完善外资政策,对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中国已经先后颁布了有关外商投资的200 多项法律、条例、规定和办法,其内容范围包括直接投资、海关管理、技术引进、工商行政管理、涉外经济合同、进出口管理、税收、劳动工资制度等各个方面,对合同责任监督、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质量控制等立法正不断与国际接轨。另外,外国投资商还会考虑外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政策的稳定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避免重大变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循序渐进地开放国内市场,鼓励外资的政策也保持连续性,这也是中国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的重要因素。
三、结论
韩国对华投资 篇8
日本公司最大的投资目的地是中国。据商务部外资统计，2009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为41.17亿美元，较2008年增加12.73%。目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呈现出如下新特点：一是投资从简单加工转向深加工和技术开发。随着中国国内生产水平的提高以及日本国内竞争能力的下降，大的日本跨国企业纷纷在中国设立研发基地。二是日本对华投资逐渐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伴随中国入世后商业和金融、保险业的开放，日本对华服务领域投资比重不断加大，服务业跨国公司纷纷投资中国。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路径分析
唐绍祥等(2007)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进一步的细化，指出FDI技术溢出效应包括：行业内溢出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和由于人员流动而产生的溢出效应。
（一）行业内的溢出效应也被称为竞争和示范效应。
Blomstron指出，跨国企业进入会改变当地的市场结构和竞争格局，从而促进当地公司进行学习和自身改进以提高效率。日本的外商投资企业大量进入我国以后，使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生产和经营方面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我国国内企业为了在竞争中发展，就不得不加快企业改革和技术进步的步伐。
（二）行业间的溢出效应，又被称为关联效应。
产业关联效应指的是一个产业的生产、产值、技术等方面的变化引起它的前向关联关系和后相关联关系对其他产业部门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从而可以分为前向关联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Lall (1980)总结了可能导致后向关联效应的行为，认为跨国企业可能通过下述方式提高供应商的生产效率：帮助有潜力的供应商建立生产设施;为提高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提高技术协助或相关信息;提供或帮助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为供应商的关联和组织提供培训和帮助;帮助供应商寻找更多的客户。日本大量企业投资中国，产生了极大的产业关联效应。如：2009年11月，日本最大的液压产品生产企业油研工业株式会社在沈独资设立新工厂，油研株式会社本地建厂与沈阳企业建成上下游产业链，将提升沈阳机床和机械装备产品内在品质从而扩大市场。
（三）人员流动而引起的“劳动力溢出效应”。
日资企业在中国提供了超过900万人的就业机会，中国已成为日本海外投资企业吸收当地就业人数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日资企业一般会派遣经营管理和工程技术人员来华工作，在与中方人员共同工作的过程中，中方经营管理人员能较好掌握技术和经营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这些员工离开这些企业去其他企业就职或开设自己的企业，他们将在日资企业掌握的技术就会使得本土企业受益。如索尼公司对每年新加入的应届毕业生推出“新进毕业生培训计划”。
三、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86-2009年为样本区间，借助Eviews5.0软件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计量分析。
（一）模型构建及变量选取。
根据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的产出由其所投入的资本K、劳动L决定，但考虑到资本投入又可分为国内投资和FDI两个部分，FDI又可以分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和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对华直接投资两个部分，故对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加以变型得：
GDP=F (FDIJ, FDIO, DK, L) =A×FDIJα×FDIOβ×DKγ×Lθ (1)
为避免变量计量单位差异而引发异方差和伪回归现象，对(1)式取对数得：
LnGDP=C+αLnFDIJ+βLnFDIO+γLnDK+θLnL+ε (2)
其中，C为截距项，α、β、γ、θ分是FDIJ、FDIO、DK、L的弹性系数，ε是误差项。若α为正，表示FDIJ存在正溢出，反之则为负溢出。借鉴已有研究方法，各变量取值如下：
1. 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万元)。
2. DK代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
3. FDIJ代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金额(万元)。
4. FDIO代表其他国家对华直接投资金额(万元)。
5. L代表国内就业人数(万人)。
（二）计量分析
计量分析结果见表1:
由表1，所估计的模型为：
LnGDP=2.62+0.52*LnDK+0.07*LnFDIJ-0.12*LnFDIO+0.71*LnL
从表1可以看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具有正技术溢出效应(α=0.07)，即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会带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07%。
四、结论与对策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具有正的技术溢出效应。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要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日资企业投资中国会降低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从而可能形成行业垄断, 这不利于国内企业利用日本跨国企业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这就要求有关部门运用市场经济规则引进新的竞争者, 并通过加快反垄断立法, 规范日本跨国企业行为, 抑制其形成垄断, 形成公平而充分的竞争环境, 真正实现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二是要加强企业间关联。企业间关联是促进并吸收外资技术溢出的有效渠道, 在吸引日本外资时, 应注意加强并完善我国企业与日本企业在其价值链上的后向联系, 增强我国国内的配套生产能力, 从而在价值链中占据有利位置, 实现干中学, 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三是要鼓励企业研发, 加强创新。政府要加大研发投入, 鼓励企业有意识地进行目的明确的技术活动, 给予国内企业在高技术产业和研发领域的投资提供优惠措施, 加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提高企业对于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 这有利于国内企业吸收日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并将其进一步转化为技术能力。
参考文献
[1]刘昌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新衰退与新动向、新特点[J].现代日本经济, 2005, (3) :1-6.
[2]吴昊.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日贸易的影响[J].现代日本经济, 2005, (5) :21-26.
[3]唐绍祥, 张云华, 周新苗.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