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韩国

现代韩国（共12篇）

现代韩国 篇1

在韩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阅三国不及十遍者, 不与其论之”, 更有甚者, 有人说“韩国是三国志共和国”。韩国人对《三国演义》的喜爱可见一斑。《三国演义》在韩国更多地被翻译为《三国志》, 在流传到韩国的众多国外小说中, 它是唯一一部被无数文人墨客争相翻译, 并且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书。

目前公认为韩国最古老的三国小说刊本是17世纪的《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和韩濩 (韩石峰) 的真迹《蜀汉诸葛武候出师表》。四百年里, 不同时期的韩国文人在罗贯中原著的基础上翻译、改写, 出现了三十多个版本的《三国志》和一千余种三国研究书籍。此外近年来, 韩国民间还有《桃园结义》《单骑千里》《三顾草庐》《赤壁大战》等再现三国经典故事的漫画不断出版, 在汉城随处可见的有关刘、关、张、诸葛亮等的民俗信仰的相关资料。

较为有名的作家作品有:韩云龙的新闻连载版, 朴泰远的月刊连载版以及方基焕、朴钟和、郑飞石、金九容、李文烈、黄晳映、蒋正一的翻译版, 乃至金龙焕和高羽荣的漫画三国志。韩国近年来出版的《三国演义》韩文译本、评本、改写本达数十种, 其中以李文烈的评译本最为流行, 迄今销量已达数十万套 (每套10册) 。此外韩国国内还流行着传统音乐板索里《赤壁歌》。

1950年至今, 创作《三国演义》的作者数不胜数。其中代表作家有金东理、崔元顺、许尹成、金东成、李勇浩、金光洙、郑飞石、朴钟和、金久勇、黄炳国、黄锡英、李文烈、郑晓雯、赵成基、张文赫、李东赫 (朝鲜族作者) 等。

表3是从1913年开始到现在韩国出版有代表性版本的分析:

此外也有很多作家以多种形式刊印《三国演义》。下文将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版本进行考察。

首先, 介绍一下月摊朴钟和的《三国演义》。1968年出刊的朴钟和的《三国演义》是从对中国明代文人杨慎的临江仙的翻译开始的。1965年《月摊三国演义》开始在韩国日报连载, 到1968年为止总共刊登了一千六百零三次。朴钟和的《三国演义》是至今出版的《三国演义》中最能传达罗贯中原著小说精神的一部作品。

其文章最值得注目的特征便是文章中体现出的美。文中把郑飞石《三国演义》中原本仅叙述了一章的内容, 叙述了足足三章。此外, 把原著小说中的说明部分用台词、事件加以详细描述, 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再者是对人物的描写, 与其它《三国演义》不同, 文章把朴钟和特有的文章表达能力发挥了出来。当然, 他的小说最初出版时, 也有意译错误、单词使用不当等问题, 但此后的发行逐步得到了修正。他的小说的展开大体是以“赤壁-伏龙-凤雏”为定点, 在此之前描述曹操统一中原, 在此之后体现了孔明活跃的戏份, 这与罗贯中的小说中所进行的叙述方式一样, 以对蜀国和刘备的思想进行高度评价为宗旨。

1985年郑飞石的《三国志》第一次出版。2004年7月修订版面世。该版本内容简略, 凭借作者特有的风格使小说更加生动有趣。改订版一卷中有檀国大学韩武熙教授的解说, 每本都有对登场人物的介绍, 方便了读者阅读。在修正版中, 对于刘备与曹操的战争、赤壁大战、刘备的益州公约等, 在书中都加以图示并进行详细解说, 达到用视觉轻松理解复杂的军事政治状况的效果。他的小说不像其它《三国演义》版本那样详细地介绍楚汉灭亡和三国统一后的内容。他的《三国演义》叙事的顺序跟朴钟和的《三国演义》类似。

一个广为人知的版本是在韩国销售了一千二百万本的畅销作家李文烈的《三国演义》。李文烈的《三国演义》是韩国代表性的《三国演义》小说, 是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小说之一。李文烈的《三国演义》把作者读到的见解加入到小说当中, 体现了罗贯中的原著小说的个性。李文烈的小说对原文诗句与点评进行了损益并结合了自己的想法, 作者还对描写曹操的优点的部分进行了增加。但是作者的这种试图, 被评论者认为不符合原著精神。而在笔者看来, 李文烈对小说的加工是做了充分准备的, 作者以其特有的创作描写对事件加以渲染, 因此写的及其成功。从这点可以看出, 该书与其它版本的《三国演义》不同, 具有李文烈独有的特点。

与李文烈的《三国演义》相比, 黄皙暎的《三国演义》排除了所有主观判断, 是一部纯粹关注忠实于对原典精神进行翻译的小说。他曾在1986年评译了陈舜臣的《秘本三国演义》 (1976年) , 经过七年的不断努力, 于2003年通过出版社刊印了十卷的《三国演义》。韩国20世纪70年代和80代的《三国演义》小说, 大部分以来自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作为参考, 到了1992年与中国大陆建交后, 才直接参考了中国大陆出版社出版的书。黄皙暎的版本参考了上海江苏古籍出版的《三国演义》。他集中于对《三国演义》小说进行忠实原文的翻译, 尽可能排除自己的见解。可是他的小说因为沿袭了原有的错误, 还有文法上、单词上的失误, 因而受到了批评。2007年黄锡英通过Any Books, 出版了黄皙暎着、李忠浩插图的漫画版《三国演义》。

金九容作为韩国代表性作家也曾创作过《三国演义》。他的《三国演义》从1974年第一次被翻译到2001年修订版共有三个修订版, 松 (SOL) 出版社发行过由十册汇订成一本的单行册。金九容的作品也致力于对毛宗岗版本的忠实翻译, 按照毛宗岗本的体制原文由一百二十回构成, 就连每回的标题都和毛宗岗本一样。同时, 他也尽力翻译出毛宗岗本里含有的诗句所要传达的意思。

另有方基焕、李元燮两人共同执笔的《三国演义》版本。该书1992年由清华出版社发行, 由十册构成, 一册到五册是方基焕创作的, 六册到十册是李元燮创作的。从六册开始, 着重描写了秦朝的衰败与后三国时期, 作品中大量表达了作者个人的见解, 与原著的解说也有所不同。但是这部小说由两位创作风格不同的作家共同执笔, 是一部以他们特有的文体反映故事情节的小说。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作家以创新的内容与崭新的叙写方式发行《三国演义》小说, 部分作家不满足于对原作的单纯翻译, 更着力于研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小说所阐释的意义, 试图从文学层面接近与分析《三国演义》小说, 因而也出现了不少离开历史语境而评论失真的图书。具有代表性的有徐东云、张正日、金允惠着《三国志解读》, 漫画版的《三国演义》作家有金容焕、高羽英、李忠浩等。

现代韩国 篇2

—以韩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为例

东亚国家在20世纪下半也以来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15~20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经济起飞，被誉为“东亚奇迹”。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在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农业现代化也逐步完成。本文所引以为例的韩国就是如此。在60年代，农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7%，虽然落后于快速的工业增长，但也是很大的进步。到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农业增长率达到8.4%，接近当时9.1%的工业增长率。1有关数据显示，自70年代以后，韩国农业现代化程度日益提高。按照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数来看，韩国的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从1970年的28.05分增加到1998年的54.83分，增长了26.78分，增长了95.5%，年均增长2.3%。虽然农业现代化综合指数低于同期的日本，但增长速度快于日本（增长了87.8%，年均增长2.2%），末，韩国农业已处于初步实现现代化的后期，即将进入基本实现阶段。2何以东亚奇迹中的各国农业有如此快的发展速度呢？“国家推动论”或“政府体制论”认为东亚经济的关键在于有强有力政府的主导作用。历史经验证明，这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常走的道路。尹保云老师在《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教国家的道路》也认为朴正熙集团上台之后，韩国农业政策最大的变化是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本文拟选取韩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为例，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政府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的作用：韩国政府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分析；韩国政府在不同阶段如何发挥作用；对韩国政府在农业现代化中的作用进行全面评价，即结论。

一、韩国政府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分析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理论认为农业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认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经济成长对农业有农业有很强的依赖性，但同时他也认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农业一般仍处在传统农业阶段，不具备迅速稳定增长的能力，出路在于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但在二战之后，韩国农村面临严峻的形势，主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农村贫困落后、农村仍然处在传统社会状态，与外界隔绝，经济形态上基本上还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3另一个问题是农民的悲观失望情绪和宿命论思想。几十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和朝鲜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加上物质生活的贫困，使得农民对生活丧失了信心，没有了生产的积极性，农村喝酒打牌赌博盛行。这些问题导致韩国要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存在着很大的困难。

有学者曾将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表述为：通过科学技术的渗透、工业部门的介入、现代要素的投入、市场机制的引入和服务体系的建立，用现代工业武装农业、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现代管理方法管理农业、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农业，使农业在形态上成为科学化、集约化、社会化、持续化的具有当今世界上先进水平的现代农业。同时，他特别指出，在农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农业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现代生产要素引入或技术进步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要素优化配置或制度创新的过程。4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于1971年在已有的经济和农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个综合农业发展模型：诱导创新模型。他们把农业的发展看做是技术和制度变革的结果，在创造和开发适宜新技术的同时，要求替代稀缺生产要素的各种现代技术要素的投入；而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可以被看做是对于技术进步所开拓的资源有效利用的新机会的一种反应。在1985年，他们对原模型进行修改，提出了一个更完整的发展模型，它由四个要素构成：资源禀赋、文化禀赋、技术和制度，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动或差异都有可能影响到其他要素的变化。这一理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技1韩国银行.国民经济统计年报.1984张忠根《中日韩农业现代化比较研究》参见【美】Donald Stone:The Koreans:Contemporary Politics and Society ,West view Press,1990年，第73页.4 同2，第21页.术变革和制度变革作为经济制度中的内生变量，而这两个变量无疑也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过程中所“紧缺”的元素。韩国农民或农村面临的困难使得他们不可能提供这两个变量，以实现农业现代化。相对而言，政府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和力量，也只有政府能够把分散的资源和力量整合起来，用于农业现代化建设。

本文第二部分试图从这一模型（诱导创新模型）出发，着重分析韩国政府在农业现代化的不同阶段是如何逐步实现对技术和制度这两个“紧缺”变量的供给的。

二、韩国政府在农业现代化不同阶段中的作用

从二战后到二十世界末，韩国农业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为农业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和农业起飞阶段。在此，笔者着重分析李承晚政府与朴正熙政府的作用。

（一）、为农业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

二战结束后，在美国的操纵下，原朝鲜南部成立了李承晚傀儡政权，之后不久便宣布成立“大韩民国”。李承晚政府成立之后，完全受制于美国。为缓和社会矛盾，便在美国的干预下（土改方案是由美国专家设计的）进行了一次土地改革。1948年9月，“政府最终采纳了一项以有偿征用和有偿分配为基础的改革土地所有制的政策”，李承晚政府开始出售从日本殖民者手中没收的“归属土地”。自1948年9月“至1952年底，在268 988町步一般归属土地中，已有占90％以上的245 554町步土地，有偿地分配给727 632户农民”。5在1950年《土改法》作了一次修改，规定私人拥有土地最多不能超过7.5英亩。这个法案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朝鲜土地政策史上第一次规定平等原则。”6

土地改革削弱了地主的经济力量，扩大了自耕农比例，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土地占有结构。土改前，韩国的农户总数为200万户，其中地主和自耕农占14％，半自耕农占35％，佃农占5l％，佃农耕种地主的土地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64％。从土地占有情况来看，在全国232万町步的总耕地中，属于自耕农所有的仅85万町步，占总耕地面积的36％，其余147万町步均属于地主所有，由地主租给佃农耕种。7

李承晚政府的土地改革彻底解决了韩国农村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确立了农业生产中劳动者的土地私人占有权，促使了小农制社会的形成。以后的农村改革及其现代化进程都是在小农制的范围内进行的，为韩国进入农业起飞阶段奠定了基础。这次土改是军政府和李承晚政府对韩国经济发展所做的最有益的一件事，日本高度土地调查加上这次土改，对于破坏旧土地制度“相当于一次革命”。8

这次重要的土地制度变革在李承晚政府时期由于其忙于反共，谋求统一没有发挥其理论上应起到的作用。“他进行的土地改革，使韩国农村的收入较为平等，但也使66％的劳动力在60年代晚期仍然留在农村，这场土地改革的结果是使韩国的大多数家庭同样贫困。9这可以说是政府作用的反向证明，李承晚政府虽然提供了基本的土地产权制度，但在具体的制度供给和技术等政策方面没有发挥作用，更没有激起广大农民作为农村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这次土地改革仅仅为农业起飞奠定了基础，在1948到1960年的12年内都未能使得韩国农业起飞。

(二)、农业起飞阶段

60年代朴正熙集团上台后，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把农村纳入“指导的资本主义”运5曹中屏，张琏瑰.《当代韩国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第83页.FKI,Korean’s Economic Politics,1945--1985,Seoul,1987,p227.张世和.《战后南朝鲜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2页.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教国家的道路》[M]，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第45页.9 陈晓律.《世界各国工业化模式》[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行机制中，政府成为推动农业变化的杠杆。10但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朴正熙政权执政后的韩国农业发展可以以1971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60年代到1971年，1971年到20世纪末。60年代韩国农业出现了几次负增长：1962年为-6.0%，1965年为-1.0%,1967年为-5.6%，1970

11年为-2.1%。1965—1969年，城市居民平均年收入增长14.6%，而农户则为3.5%；而在1970

—1976年间，这种情况颠倒过来：城市工资户平均年收入增长4.6%，而农户则为9.5%。自朴正熙政府当权之后，就把经济发展放到首位，政府从经济发展的功能需要上组织农民，政府成为推动农业变化的杠杆。12因此这两个阶段农业发展状况的不同和政府在不同时期内的技术和制度供给，政策方向和强度有不可忽视的关系。

1、60年代——1971年

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政府实施优先发展工业的产业政策，农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工业的增长速度，但平均3.7%的年增长率并不是一个小数字。

军政府上台后，对农村的集权管理有明显的加强，但这种集权管理的目的不是政治上控制住农村，而是一层管一层的集权官僚构架自上而下地向农村推广新技术，引导农业革命。13除了加强原有部门对农业的指导、扶植功能外，军政府于1962年3月成立了“农业开发局”（ORD），它在各地都设有实验基地，并有各种设备良好的实验室。这个时期政府在农业上的投资虽然占国家总投资的比例不大，但是其农业投资的突出特点在于加强农业开发局系统的科研和推广工作。政府有13亿韩元用在1000个农业生产技术的研究项目上，占政府在农业方面投资加贷款总额的0.645%；11亿韩元用于农业指导上，占了0.64%。

具体而言，60年代政府发展农业的措施主要包括:①确立农业发展的计划和方向，制定农业发展战略;②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合作农，鼓励农民向企业农的方向发展;③改造传统的以大米、小麦为主的农业，发展大农业，提高农业的自给自足率;④建立农畜产品的商品化基地;⑤在农村建高速公路;⑥发动新村运动，普及农业生产知识和农业科学技术;⑦对农产品实现价格保护;⑧廉价供应农用物质;⑨向农民提供大量贷款和投资等。而鼓励农民向合作农、企业农发展，是韩国政府农业政策的一项重要的举措。14

同时军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农业的法律，如《农业合作法》、《土地开垦法》、《化肥管理法》等等。可以看出虽然军政府把重点投向工业，推动基础建设和工业品出口，因此政府在农业方面投资的比例较低，但朴正熙政权还是十分重视农业发展的，采取了大量措施保障农业。在后发国家，首先建立工业化的基础是正确的战略选择，农业由于起点低，技术落后，短时间内难以有质的变化。更何况政府发动了这么多的农业促进项目，但从1962年到1980年政府投资只有15.7%投资在农业上。15所以在这个时期，农业GNP平均增长率3.7%的成就主要不是依赖资金和技术的投资，而是依赖政府对农民的组织和动员。政府的组织和推动作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小农的分散性和保守性，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作为土地产权所有的小农的生产积极性。

2、1971年——80年代

尽管韩国政府在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但农业经济发展一直落后于计划的指标。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差距拉大，在决策者和公众眼中成为了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自1971年之后，朴正熙政府在国家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的条件下加大了对农10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教国家的道路》[M]，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第218页.数字来源：<韩>《政经文化》，1979年12月号.同10.同上廖卓娴.《试析朴正熙政权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2005年第29页.‘”朱仰:((工业发展的农业基础))(Young一ilChung，The Agricultural Foundation for Korea Industrial Development)，in Chung H，Lee and Yamazawa(eds)，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and Korea，New York and London，1990，P138。

村的投资力度，提高了技术和制度供给能力，施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和项目，开启了“新村运动”。

从1972年到1978年，政府开支中农业所占的比例由4%上升到38%，大量的资金投入是这些项目和运动得以开展并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70年代为了进一步促进农业的发展，韩国政府采取了大量的措施直接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施直接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①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化是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为了帮助农民使用更多的机械，政府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以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②农业用水建设。③化肥生产和供应。70年代，政府将肥料供应体制由官需和民需改为通过农协的自由贩卖制。④推广农业技术。韩国的农业振兴厅专门负责农业教育和技术推广工作，鼓励农业劳动力提高素质。例如，向优秀的农业高材生发给奖学金。实现生产和学习相结合的体制，使农业学校成为技术指导和推广中心。⑤实行农业贷款。政府主要承担了向农业提供贷款的任务。为促进农业的发展，韩国政府在农业金融方面给予农民很大的帮助。政府成立了农业金融机构，专门为农民提供金融 服务。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在1971年发动了“新村运动”，这个运动是推动70年代农业发展的动力。虽然朴正熙政府发动新村运动主要是想要农民自己搞，基本原则是农民自愿参加，依靠农民的自主精神，但由于朴正熙政权体制的特征，很快变成了行政强迫。政府不仅是发动者、引导者，在不同阶段提供财政支持，而且又专门的组织系统进行管理和指挥。中央有新村运动中央协商会，由内务部长领导，包括中央政府各部的部长，它的主要职责是决定决策方向、财政支援、以及为地方的项目计划提供指导方针。各道设有道协调会，道的长官任主席，其成员包括各机关长官，主要职能是协调各部门的工作计划及各种新村项目的资源分配。郡级设有郡新村协调会，负责推进和指挥各种新村工程。面有最基层政府管理机构“面新村运动促进会”，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和从村庄选出的代表，其职能是协调、指挥具体工作，分配物资，指导具体项目的制定和完成。这样原本自下而上的新村运动就变成了自上而下的农村发展运动，它的动力来自于朴正熙和中央政府，通过行政机构来逐级推动，基本项目的选择、标准以及款项的使用都由中央计划规定好，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很小。新村运动是在工业获得较大发展之后回头支持农业，把城市物质文明以及价值文明、生活方式推向农村。也正是有了朴正熙政府通过行政机构逐级推动，才能实现传统农村的解体，使农村走向不仅是生产方式的现代化，更有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有时候，一个社会系统自身太过坚固，必须经过外力强制才能摧毁，尤其是对价值观念落后、生产力不发达但又十分稳定的农村社会来说更是如此。

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新村运动持续了近十年，它以改造农村为核心，并扩大到了城市。新村运动的内容很宽，它的第一个任务是“农村启蒙”，要使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变化。朴正熙就曾指出：“村民们的实际参与、自力更生、合作、友谊和勤奋等精神是取得运动成功的保证。”因此政府在分配津贴时，特别强调村民们改造村庄的信心和积极主动性。第二个任务是“社会发展”，社会发展的目的是改造农民居住环境，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第三个任务是“经济发展”，有两项主要内容：增加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增加农户收入。自1977年以后，增加农户收入的工作同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生产、建立售销设施、以及农业机械化结合起来。新村运动的开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农村基础设施得到完善，农村机械化提高；农村经济得到发展，农民收入普遍提高；新村运动扩展到工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成效；建设和谐、文明的公民社会是新村运动的最大成就。

新村运动是以搞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相比于其它通过运动搞经济的例子，朴正熙政府时期的新村运动之所以成功可以说和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推动是分不开的。朴正熙政府虽然也是强制式的，但是中央政府的计划是通过科学的决策做出的，再加上行政机构的逐级推动，下层执行政府规划的有效性增强。同时，新村运动是在小农制的背景下搞的，土地是农民的私人财产，政府所有的政策措施切切实实的落到了农民自身的利益上，逐步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自信心。可以说，新村运动是对小农土地制发展动力不足的弥补。

三、结论：对韩国政府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的全面评价；

李承晚政府通过土地改革确立的小农制的土地所有制状况，是符合符合韩国人多地少的现实状况不得不选择的方案。对于韩国这个人口稠密的国家来说，小农土地制是其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安全的“蓄水池”，它既可以平稳的向城镇转移人口，又可以吸收城市工业危机造成的人口回流。这是李承晚政府为以后农村改革和运动供给的土地制度，把土地确定为农民的私人财产，是现代意义上的产权界定，并有法律的保障。

朴正熙政府在优先发展工业的产业政策下，没有忽视对农业的发展，在工业化取得一定成果之后，开始了对农业的大量资金支持和技术提升。朴正熙政府把农村开发纳入到“指导的资本主义”运行机制之中，政府成为推动农村开发的主要杠杆，在政策目标的确立、政策推进的组织领导、资金的筹措与安排、技术的开发指导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无论从政策目标的设计、实施的组织领导过程来看，朴正熙政府的农村政策都具有计划性、连续性与稳定性的特征。它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改造相结合，三位一体，相互促进，注重对人的改造，克服传统农村的保守性、分散性，扫除现代化的障碍。

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1、靠专制权力、以搞运动的方式推进政策实施的方式在实践中造成了简单化、作风粗暴和弄虚作假等情况；

2、政府对农业过度保护使农业缺乏竞争力并形成对政府的依赖，这使得韩国农村在新的形势下面临困境。,其取得的巨大成效也是不容否认的：(l)提高了农民收入。以1970一1979年10年间的统计数字来看，1970年户均收入825美元，人均137美元，1975年这一数字分别为1804美元和300美元，1978年则分别为3893美元和700美元，10年时间增长4倍，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实际增长2倍16。(2)改善了农村生活环境。这体现在农村住房的改善、公用设施的兴建、农村的城镇化及现代化设施的引进上。从70年代后期开始，除少数孤岛外，全国约35000个村庄几乎都通了汽车，98.7%的农村实现了电气化，所有农户都安装了简易自来水设施。1978年，全国所有的里和洞都通了电话，沿海岛屿居民也已经达到50人有一部无线电话的水平;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也进了农家17。(3)改造了农民的传统意识，振奋了农民的精神。收入的提高、生活水平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使农民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并积极地支持和参与到现代化事业中去。(4)解放了农村妇女，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5)缩小了城乡差距。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1967年农民收入相当于城市工人的59.6%，1971年为78.8%，1974年则为104.5%，农民收入超过城市工人，此后虽有反复，但城乡收人已实现基本持平。18

韩国现代是一把标尺 篇3

11月18日，第14届广州车展上，韩国现代中国营业事业部长李丙皓率一众高管到吉利、广汽等自主车企的展台考察。午餐时间，现代韩方高管们特别聚在一起谈心得、讲体会。今年自主品牌乘用车增长迅猛，韩系品牌最受冲击。

来自中汽协的数据显示，今年1-10月自主品牌乘用车共销售813万辆，同比增长20.1%，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42.6%，比去年同期提高1.7个百分点。特别是10月，吉利轿车月销量创历史地排到第五位，排在吉利后面的是北京现代。

早在今年初就有自主车企高管在公开场合宣称，要直面合资品牌的竞争，韩系品牌是第一个被挑战的对象。在很多自主车企心中，韩国现代是一把标尺，超过它就意味着一种胜利，至少在未来5年内不会被市场淘汰。

事实上，不仅是汽车业，当前从家电到手机，自主品牌都在与韩系品牌“贴身肉搏”，只不过自主车与韩系车的对决才刚刚开始。

下一个就是汽车

今年5月，华为在美国和中国正式对三星宣战，宣战的内容是三星一直引以为傲的知识产权。这件事令很多爱国人士激动万分，在他们看来，自主品牌手机终于摆脱山寨身份、迎来了与韩国手机对决的一天。

从数据上看，在手机市场，中韩双方的势力对比确实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来自IDC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3.349亿部，同比增长0.2%，而三星的出货量却同比下降了0.6个百分点，从8240万部下降至8190万部，市场份额也从去年同期的24.6%降至24.5%。而在同一时期，华为的市场份额同比增长了3个百分点，OPPO和VIVO也同比增长了3.3%和2.4%，出货量同比增长超过153.2%和123.8%。

在中国市场，随着华为异军突起，三星的销量也大不如前。有数据显示，当前三星手机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滑落至第五位，排在第一位的是华为。

三星之所以在中国市场日渐势微，与它没有抓住中国消费者新出现的消费需求密切相关。在华为主攻照相、OPPO主攻音乐、小米深耕软件优化的中国智能机市场，三星完全随大流的“金属一体化机身+本土化UI设计”各方面功能刚刚好的市场妥协没有任何亮点，而中国消费者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喜欢没特点的商品。

在家电业，韩系品牌同样没有把准中国消费者的“脉”。近年来，随着日系欧美家电逐步退出中国市场，韩系家电开始大规模进入。有数据统计，如今索尼、日立、松下、东芝等多家日系企业的总利润之和都不敌三星一家。国产品牌与韩系品牌正在家电领域激烈对决。

但是韩系品牌还是没有把握好产品的准确定位。以彩电为例，日前三星在中国推出的高端产品三星SUHD TV旗舰型号JS9900、JS9800，均为曲面系列，价格最高接近8万元；而LG推出的65英寸OLED电视售价接近6万元。这与中国大量高性价比的本土互联网电视品牌相比，毫无价格优势，而产品也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创造性功能。

现在最让韩系家电品牌神伤的是它的质量问题。来自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9个月，山东共抽样检测韩国家电产品34批，检测不合格16批，不合格率高达47.1%，质量安全问题突出。产业观察家洪仕斌说，三星手机爆炸门和韩系家电产品质量问题频发，恐将重创韩国品牌在中国的市场地位，这对国产厂商来说是一次弯道超车的机遇。

事实上，韩系品牌整体遭遇中国品牌“阻击”的态势已经发展到汽车领域。从去年开始，以北京现代和东风悦达起亚为代表的韩系车便遭遇市场“寒流”，分析韩系车销量下滑的文章铺天盖地。业内的观点主要在两点：一是靠性价比和外观取胜的韩系车在自主车企造车技术不断进步的冲击下，优势不在；二是韩系车的品牌力始终没能突破天花板，一旦自主车企实力提升，它自然受冲击最大。

其实，韩国现代总部也在积极寻找内因。今年北京车展，现代汽车派出了技术研发、车型设计、市场营销等几乎所有核心部门的骨干人员到自主品牌展台详细考察，取长补短。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次考察对现代汽车的触动很大，“韩方没有想到自主车企的造车技术提升如此之快，他们最想了解的是，自主品牌如何在保证产品质量的情况下，把成本控制得如此之低”。

第三层级竞争

对自主品牌崛起感触最深的是北汽股份总裁李峰，执掌北汽股份之前他是北京现代常务副总经理，既有韩企工作经历，又有自主品牌情结。

来北现之前，李峰曾在奇瑞汽车担任了近四年的销售公司总经理。彼时，奇瑞QQ风靡国内市场，10万元在很多自主车企眼中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价格红线。但从2014年的广州车展开始，李峰感觉自主品牌的气场变了，不仅一些高颜值、性价比高的车型被推出，而且自吉利博瑞后，10万元的天花板被一个又一个自主车型突破。

“怎么证明自主品牌在进步？两个维度：一是10万元的天花板被不断突破；二是自主车型的单车平均销售收入ASP与合资品牌不断接近。”李峰预计，到2020年在销售前十的车型中，应该会出现几款自主车型的ASP能超过合资车型，这就能证明已经有自主车企破了局，正往品牌向上的路径上走。

追求ASP最大化也是韩系车企的目标。在北京现代工作时，李峰曾提出过“PQB理论”，即一家汽车公司发展要经历价格驱动阶段（Price Driver）、品质驱动阶段（Quality Driver）和品牌驱动阶段（Brand Driver）。在2014年之前，中国汽车自主品牌都在靠价格竞争属于价格驱动阶段。但到2014年之后，自主品牌已经到了品质驱动阶段，不过这一阶段要花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走到品牌驱动阶段，而韩国现代至今还在品质驱动阶段努力，这也是为何自主品牌要迎战的第一个对手是韩系车而不是德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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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韩国现代对很多自主车企来说就是一把标尺，越过它就能证明企业已经通过了品质驱动阶段，即将进入品牌驱动阶段；没有越过这把标尺，企业只能在价格竞争的恶性循环中走向死亡。

著名咨询公司罗兰贝格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曾把全球汽车公司分为四个层级：第一是豪华汽车，以奔驰、宝马、奥迪为代表；第二是有价值的国际品牌，以丰田、大众、日产这类公司为代表；第三是以PSA、现代、起亚为代表的层级，这些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稍弱一些，但在中国市场有一定竞争力；第四层级在中国就是以自主品牌为代表。

“当前已经有自主品牌跳进第三层级，与现代、PSA展开竞争，我相信未来中国会有不止一家自主车企能够进入到第三层级。”李峰说。

那么如何战胜韩国现代？吉利汽车提出了越级对标的概念，即车辆的内饰、安全、造型等各个环节都以欧系车对标，卖韩系车的价格，只有这样才能逐渐被市场认可。以吉利博瑞为例，该车设计研发时的对标车型是雷克萨斯ES系列和奥迪A6L，但终端售价仅在11万-15万元区间。高质低价策略最终让博瑞一炮而红。

这实际上也是自主品牌手机和家电屡试不爽的策略：性能高一倍，价格砍一半。“只要小米、华为把手机性能优化地比三星好，价格比三星还便宜，消费者为什么还会选韩系品牌？”一位手机从业者说。

降低车辆的研发制造成本对现代来说确实是一个头疼的问题。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槛儿是，按照惯例每辆合资车都要缴纳10%的技术转让费等费用，而这10%就是当前自主车赢得韩系车的价格差，所以无论韩系车如何优化品控，未来在性价比竞争上都将处于劣势。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自主品牌都有宣战韩系车的资本。吉利控股集团CEO兼总裁安聪慧认为，当自主品牌走过高质低价进入到高质平价，且具备200万台的年产能之后，才具备基本的抗风险能力，算是一个真正的汽车公司。这是自主品牌进入第三层级需要迈过的坎儿。有人判断从第四层级到第三层级的上升途中，能够越过韩国现代这把标尺的自主车企不会超过5家。

韩国现代建筑发展简介 篇4

韩国现代建筑的真正兴起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战争的结束,促使留学国外,造诣较深的一批韩国建筑师归国服务,系统的现代主义建筑教育背景和国内的社会环境,使他们选择了现代主义的设计方法来进行国家的重建。在这一时期,有两位学成归来的建筑师对韩国现代建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位是从法国回来的金重业,他设计了法国驻韩国大使馆(图1)。另一位则是从日本归国的金寿根,他的代表作是自由中心。他们两位均受到科布西耶的直接影响。

从1960年代开始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在韩国建筑界被称为是“以地域主义为核心观念”的设计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韩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时他们迫切地需要通过对自身文化的宣扬来提升民族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于是在这一时期,韩国的现代建筑出现了大量的以传统建筑为原型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手法上大致表现为以下几种:一是通过对传统建筑形态的简化、变形、重构等方法来强调建筑的民族特征。如坐落在汉城的象征性轴线——世宗大道的世宗会馆(图2),仁川综合文化艺术会馆等,都采用了将传统的语汇进行现代的表述方法;第二种是借助与民族的特殊审美情趣来赋予建筑表现力。比如金重业设计的汉城奥林匹克体育公园的“和平之门”(图3),优美的双曲线与他早年的法国驻韩使馆如出一辙,加之结合韩国假面艺术创作的图腾列栓,巨型的天花装饰彩绘等,使整组建筑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第三种则是寻求传统建筑艺术的空间理念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契合点。如金锡澈设计的韩国艺术中心建筑群(图4),就充分地将建筑群体的外部空间塑造和建筑形态及内部空间联为一体。总体上来说,寻求现代建筑艺术与韩国传统价值观的和谐统一是这一时期建筑师所努力追求的方向。

20世纪90年代至今,韩国现代建筑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更为开放的时期。其突出特点表现为,一是对于民族文化的理解不再简单地拘泥于民族形式的转化,而是更为深入和多样化,建筑学本体的意义更为突出,二是建筑市场更为开放,有不少国外的设计事务所进入韩国,并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呈现。比如由博塔,努维尔和库哈斯联合设计的韩国三星集团的LEEUM美术馆(图5),Florian+ARU设计的Welcomm City等。同时韩国本土年轻一代的建筑师也迅速成长起来,这其中有曹敏硕创立的MASS建筑事务所,从2003年成立至今,他们的作品已遍及世界各地,其作品“Von Erlach House”和“Heyri Dalki Theme Park”(图6)还获得了美国“Progressive Architecture”奖,在上海世博会上MASS事务所设计了以韩国文字为主题的,带有强烈现代艺术风格的韩国国家馆(图7),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除此之外HIMMA建筑事务所的女建筑师徐惠林也是当代韩国最具先锋意识的建筑师之一,她赢得了许多国际竞赛。其作品屡屡突破地形限制,并展示出女性天生的柔美与艺术性,她的作品有Heyri艺术村的H-8地段住宅等(图8)。韩国当代另一位知名的建筑师是承孝相,他不仅是第一位获得韩国艺术大奖的建筑师,还是北伦敦大学的客座教授。他是一位具有哲学思辨意识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师,其著作有《建筑思维的符号——邂逅20世纪的不朽建筑》,《贫困之美》等。

总的来看,韩国当代优秀的现代建筑作品已经摆脱了形式的羁绊,而追求更为本体的自然、空间、生活、材质等元素,这是一种乐观和积极的建筑观,它融于全球化的大趋势当中,并作出了具有自身特点与价值的回应。

摘要：本文按照不同的时间阶段介绍了韩国现代建筑的发展历程,并揭示了韩国建筑的未来。

关键词：时间阶段,韩国现代建筑,发展历程,未来

参考文献

[1]杨志疆,艺术的世外桃源——韩国Heyri艺术村的规划与建筑设计,新建筑,2010(04)。p96-100

留学韩国看韩国人品格 篇5

韩国人谋上进3hV

日本人做事的专业认真，已是出了名的。韩国人做事也是如此，他们没有那么多客套，也不会玩什么花样，就是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的事，很有上进心。除了认真上进，他们也很正派。“当年，南京发生彭宇案，最开始报道出来的情形是，彭宇去扶跌倒的老人，却被老人家属说成是肇事者。在我的`韩国朋友看来，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他们从道德上无法接受。”3hV

韩国人爱游戏3hV

韩国人爱玩也是出了名的，即便在一个小县城，一个小演员临时搭台唱歌，周围的人也会很快地将气氛烘托起来，韩国人很容易被歌和酒点燃。这也是韩国综艺节目特别有游戏精神的原因。而那些上综艺节目的明星，临场应变能力特别强，也非常懂得制造气氛。这一点是中国很多明星比不了的，比如章子怡，她拍电影可以，但是让她上综艺，就可能很乏味。3hV

韩国人讲礼数3hV

讲究礼数，也是让人感触颇深的一面。韩国人非常注重礼数，在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会轻轻按着孩子的头，教他跪拜行礼。在韩国，陌生人之间碰面了，通常也会问好。但在中国，做到这一点还比较难。有一次我坐动车回长春，跟对面的乘客问了声‘你好’，对方特别惊讶的样子。在韩国，见面告别，大家都要相互弯腰鞠躬。一些正式场合，比如婚礼葬礼或者学术会议涉外活动，鞠躬是不分年纪辈分的。有时候，一场聚会散了，老人会给小辈鞠躬说再见。这个时候，年轻人会诚惶诚恐，边后退边鞠躬，像鸡啄米一样。3hV

韩国人重传统3hV

韩国人对传统还是特别重视。他们也过中秋，只是他们的中秋以祭祖为重。家里人会提前准备好祭品，打糕、松糕，还有各式水果。头天晚上准备祭文，主要意思是感谢祖先给了生命，后辈一定会好好珍惜，其中一句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祖先的灵魂从来没有消失，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中秋一大早，他们一家人就收拾停当，换好韩服，开始祭祖，三拜三叩。3hV

韩国人求细节3hV

人们常常说，细节决定成败。韩国人在细节上颇为讲究。他们的螺丝钉，头是方的，这样就不容易滚丢；他们的线手套，中间往往有一块红漆，这样用起来就不会打滑；韩国的一些搬家公司，收费很高，但也确实专业。搬家公司用的大塑料箱子，上面都做好了标签：厨房用品、卧室用品、冬季衣服、夏季衣服……东西打包好了，他们把箱子堆到窗前，楼下有一辆云梯车，有滑道、有平台，箱子、家具可以一件件滑下去，装车。3hV

韩国的出版流通现代化推进计划 篇6

一、出版发行结构上的落后状况亟待改变

在现行的出版发行结构中,退货率一般为20%,高的时候达到50%,物流费用占整个图书制作成本的30%。

从出版全行业的情况来看,出版社、批发公司、书店之间因为重复交易、重复投资造成的重复费用支出,成为了出版行业的巨大负担。不仅如此,由于图书杂志信息和交易资料没有实现标准化,有关出版物流通状况的准确资料不能获取,科学的出版策划和有效的市场营销不能展开,使出版的运作不得不长期处在“蒙事”、“拍脑袋”的低级阶段。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1999年,以政府部门、出版和发行团体为中心组成了“出版流通现代化推进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使命是推进出版发行的现代化和信息化建设。后来,接着运作这一事业的主体,变成了该委员会下属的成立于2003年4月的出版流通振兴院。为了加快出版发行现代化事业的进程,韩国政府从国库中拨款31亿韩元,韩国民间投资31亿韩元,总共62亿韩元(约合4340万人民币)。

二、事业的目的

1.构建作为知识信息化社会中枢的出版发行信息化系统，实现属于知识基础产业核心的出版产业的现代化。

2.改变由传统的纷繁复杂的出版发行结构造成的高费用、低效率的状态,建立与信息时代相称的讲求实效的流通系统。

三、事业的内容

2001～2004年,韩国出版流通现代化推进委员会和出版流通振兴院,围绕出版发行现代化事业实施了第一期工程,具体事情如下:

1.2001～2002年为第一阶段,构筑发行信息化的基础

为了实现出版物发行信息的标准化,作为数据库格式,选取了国际标准ONIX(Online Information eXchange),构建了拥有37.8万种图书信息的数据库,同时还开发了其他数据库管理系统,开设了诸多网站。

2.2002～2003年为第二阶段,开发发行系统

以第一阶段的成果为基础,大幅度扩充图书信息数据库,补充已出版图书信息9万种,增加新出版图书信息6.5万种,使这个数据库拥有53.3万种图书信息。开发大型发行公司的图书信息系统与开发电子商务系统相结合,使出版社、批发业者、书店之间的订货、发货、进货以及退货迅速而准确。

3.2003～2004年为第三阶段,巩固扩充发行系统

一方面,扩充图书信息数据库,在已有的53.3万种图书信息的基础上,又增加新出版图书信息1.5万种,使数据库中拥有的图书信息总计达到54.8万种。另一方面,与出版社、批发公司、书店的已有系统合作,开发构建出版社与书店的出版发行标准业务管理系统；与网络书店合作,共同灵活使用图书发行信息数据库﹔对中小书店提供POS系统,营造电子商务及活用图书信息数据库的良好环境。

四、有待继续进行的事业

韩国出版流通现代化推进委员会和出版流通振兴院从2001年开始的出版发行现代化事业,在2004年6月告一段落。但是,现代化的系统不能持续使用,就会失去实际意义。接下来,出版行业有待于进一步认识出版发行现代化事业的必要性,进一步有效使用图书发行信息数据库及其系统,而且,相关行业能否自由参与出版发行也是决定这个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2005～2007年,韩国出版流通现代化推进委员会和出版流通振兴院开始了出版发行现代化事业的第二期工程,主要内容是开展与发行流通有关的教育事业,开发RFID(无线IC标签)等。

链接：

韩国图书发行的交易形态

韩国图书发行的交易形态分为5种:委托、任置、纳品、买断和现金交易。

①委托:把图书的所有权和管理责任通过签订交易合同委托给批发公司,由批发公司批发给书店销售。委托一般附有退货条件。

②任置:类似于委托,但图书的所有权在出版社,批发公司只负有管理责任。

③纳品:图书交易者出于特殊目的向个人或团体销售图书,通过与出版社的协议采购图书。出版社通常按照比委托价格低5%的价格发货。图书交易者在1个月之内向出版社支付购书款(费用)。

④买断:为了积极销售图书,图书交易者买断一定数量的图书,原则上不退货。出版社通常按照比给批发公司、零售书店的委托价格低10%的价格发货。

现代韩国 篇7

将从2017年开始逐步启用的新课程将“核心素养”分为六大内容:一是具有明确的自身定位和自信,得以自主生活的“自我管理素养”;二是正确处理和运用各领域知识信息,从而合理解决问题的“知识信息处理素养”;三是以广博的知识为基础,融合多种专业领域的知识、技术、经验,创造新知的“创造性思维素养”;四是以对人的同情、理解及文化感受能力为基础,发现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审美感性素养”;五是在各种情形下有效表达自己想法和情绪并尊重和倾听他人想法的“沟通素养”;六是具有作为地区、国家、世界共同体成员所应具备的价值和态度,积极参与共同体发展的“共同体素养”。

“核心素养”体系的终端就是韩国奉行多年的教育目标——培养具有四大特征之人:确立自我认同感,主动开拓前途和生活的“自主之人”;懂得多角度思考,勇于挑战自我,不断创建新知的“创意之人”;在理解文化素养和多元价值的基础上,共享并发展人类文化的“有教养之人”;具有共同体意识,争当民主市民,懂得关爱的“共生之人”。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此次课程改革的具体措施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均衡培养学生人文、社会、科学技术的基础素养,加大选修课程设置力度,使学生可根据自身特点和未来愿景选择接受不同的教育;二是改革学习内容和结构,适当缩减学习内容,提高学习质量;三是设计多样化的学生参与型课程,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体验学习乐趣;四是注重学习过程的评价,使学生得以省察自己的学习,利用评价结果提高教育和学习质量;五是加强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评价之间的一贯性;六是在“特色高中”和职业高等教育机构积极应用国家从业能力标准,培养企业所需要的基础素养和职务能力。

韩国现代化之父——朴正熙 篇8

一、朴正熙传奇的一生

朴正熙, 1919年11月出生于庆尚北道善山郡的龟尾 (大邱广域市附近) 。他从小爱看传记小说, 崇拜拿破仑、希特勒等人物。1937年, 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大邱师范学校后即在小学任教;1940年改名“高木正雄”, 后入伪满陆军士官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军队中服役;两年后被保送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44年, 参加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946年, 回南朝鲜后入汉城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并留校任教。1948年, 美国政府把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新成立的韩国政府, 但是李承晚总统贪图权力, 操纵选举, 成为阻碍民主进程的专制者, 韩国人对新政府的专制和无能日益不满, 人民和政府的矛盾日益激化。为此, 朴正熙在1948年参加第十四团爱国官兵的“丽水起义”, 起义失败后, 其活跃在南朝鲜军界。

1961年5月16日, 朴正熙少将率领韩国军人发动政变。并在1963年当选为韩国第三共和国的总统并连任三届, 长达十五年时间 (1963年2月-1979年10月) 。在朴正熙统治期间, 韩国社会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 经济开始每年以9.2%的增长率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仅87美元猛升到1980年的1503美元, 出口每年上升32.8%, 从1962年的5670万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75亿美元, 韩国建设的成就逐渐引起世人瞩目, 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二、朴正熙现代化思想及现代化道路

就任总统后, 朴正熙发表六条誓言,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反对腐败;二是发展经济, 走专家治国的道路。据统计, 李承晚时期, 三分之二的中下层官员文化程度不及中学水平, 高级官员中绝大多数是一无专长的政客。朴正熙政变十年后的1971年统计表明, 当时韩国副部以上官员共203人, 对其中176人进行摸底调查发现, 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达172人, 100%会讲日语, 76%会讲英语。朴正熙明确表示“我要强调再强调, ‘五·一六’军事革命的关键因素是要实现韩国的工业革命。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民族复兴, 因此革命也设想进行政治、社会和文化改革。而我主要关心的是经济革命。”[2]29

围绕经济建设的中心, 朴正熙采取了如下具体做法:首先, 建立一个强大的经济发展指挥中心, 使全国经济学家、科学家、工程师、管理人员、企业家等有一技之长的有用人才, 都有了用武之地, 并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之中;其次, 制定一系列发展经济的具体计划, 大胆地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注入计划经济的因素。1962年1月1日, 朴正熙向韩国人民发布了“1962-1966年, 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 正式吹响了全力发展韩国经济的号角。为了编制第二个国家建设五年计划, 朴正熙动员了200多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参与其事, 由一位美国教授和一位韩国经济专家主管, 这个五年计划成为韩国经济腾飞的起点, 朴正熙政府总共出台并完成了四个五年计划;再次, 在政府中大量增加经济职能部门, 起用专家掌管经济, 包括副总理和经济企划院长在内的一切与经济有联系的部门官员的任命, 标准只有一个, 即必须是懂经济的行家里手;最后, 为了给韩国经济发展开辟道路, 朴正熙政府冲破阻力与日邦交。随着时间的推移, 韩国人日益认识到朴正熙当时的决断是非常英明的, 无论从地区安全和拉近与美关系等军事战略方面的利益, 还是从与日邦交给韩国带来的经济利益, 都卓有成效, 日本不仅取代美国成为韩国获取外国贷款最主要的来源, 而且也是韩国引进新技术和进行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3]63。

朴正熙的现代化改革思想导致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从1966年至1970年, 在59个发展中国家中, 韩国经济增长率居世界第一位, 出口增长率居第一位, 制造业雇佣增加率居第二位, 因此被视为模范增长国[4]307。在这一进程中, 国家的整个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61年, 朴正熙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序言中, 还讲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仍然是从事农业劳动, 但到1980年, 韩国从事农、林、渔业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4.9%[3]63。制造业和新兴的服务业成为韩国经济的主体, 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在20世纪世界经济史上也属罕见, 因此被称为“汉江奇迹”。

在韩国历任总统中恐怕没有哪一个人更使人非议, 褒贬不一。赞扬朴正熙的人都高度颂扬他在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及极大地提高了韩国的国际地位。谴责朴正熙的人大多都指责他的独裁, 但是从本质上而言他的“独裁”具有强烈的发展取向, 独裁专制是他们实现发展的手段, 历史事实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 不能否认的是在领导韩国从贫穷走向富裕的过程中, 朴正熙过分重视发展经济, 而忽视了社会福利的发展以及不重视民主和人权问题, 最终导致人民的不满并酿成他个人惨死的悲剧, 这恰恰是朴正熙的历史局限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洪永林.面对总统大选韩国又掀起“朴正熙热”[EB/OL].来自朝鲜日报中文网chn.chosun.com, 2006-12-6.

[2]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3]John·Kie-Chiang.Korean Politics:The Quest for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M].Com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现代韩国 篇9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 6·25战争题材小说与6·25战争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远离战争的新一代作家看待战争的文学视角自然也会与老一代作家有所不同, 而且作品的内容也非常多样化。

整个50年代小说被称为战后小说, 这个时期小说多为直接描述战争或战争体验以及战争留下的直接创伤、战后社会现象等。50年代战争体验小说中值得注目的是描述女性劳累的生活和沦落的小说占据相当数量。那是因为男性大多去参战, 迫使女性不得不走到了生活前线, 因此很多女性作家形象地描述战时战后女性的苦难生活。

从60年代至今所发表的6·25战争题材小说逐渐与战争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距离, 其小说类型开始有了变化, 呈现出多样化。

第一种类型为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的小说, 例如, 崔仁勋的《广场》、朴景利的《市场和战场》、洪盛原的《南和北》、李炳注的《智异山》、赵廷来的《太白山脉》、李文烈的《英雄时代》等这些小说不仅是代表一个时代的韩国问题小说, 也是重量级的观念小说, 深化了韩国小说的领域。《太白山脉》以解放、民族分裂、6·25战争为背景, 用小说的形式描写了民族历史的激变和悲剧性体验。

《广场》是崔仁勋的代表作, 这部小说通过主人公李明俊在南韩、北韩的生活体验, 对当时南北韩的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主人公李明俊因母亲离世, 父亲去了北韩, 独自留在首尔, 在大学读哲学专业。有一天李明俊因其父亲经常参加对韩广播的缘故, 被抓到审讯室拷问。他开始觉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南韩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与自由, 不仅没有大众的广场, 更因意识形态问题连本应该得到保护的个人密室也不存在了。于是李明俊毅然逃到北韩, 但是他发现北韩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只是对革命的模仿和传播信仰的工具, 公众所拥有的广场只是一个假象, 人民更是无法拥有自己独自思考的密室。北韩的虚假的广场和无法拥有个人密室的大众又一次让李明俊失望。经历体制压抑与爱情失败的李明俊最后踏上前往第三国度中立国的船, 但是在船上他看到蓝蓝的大海时仿佛看到了广场, 在海鸥的幻觉中跳海自杀。《广场》打破了韩国五十年代战后小说反共基调的束缚, 直面南北分裂现实, 对当时南北韩的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批判。

第二种类型为少年战争体验小说, 例如尹兴吉的《霪雨》、金源一的《深院大宅》、吴贞姬的《童年的庭院》等这些小说都以童年时期所经历的战争记忆作为题材的小说, 具有成长小说的性格。这些小说与朴婉绪的《那座山真的在那里了吗》等家庭小说一同扩大深化了韩国小说的领域。

尹兴吉的中篇小说《霪雨》就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之一。《霪雨》从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少年东万的视角叙述了互为亲家的金氏和权氏两家因战争而产生矛盾和对立的故事。战争之前奶奶和姥姥两家共同生活, 关系和睦融洽。朝鲜战争爆发后, 叔叔金纯哲参加了北韩的人民军, 而舅舅权伍文则当上了南韩国军的军官, 金权两家的矛盾由此而生。叔叔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生死未卜, 而舅舅则战死前线。奶奶和姥姥都将此不幸归之于对方, 原来融洽和睦的亲戚关系顿时变成了敌对关系。但两位同样失去儿子的老人最终和解, 连绵不断的霪雨也终于停了。小说《霪雨》描写了因6·25战争而产生的矛盾、悲剧、和解的过程。小说里连绵不断的霪雨象征着朝鲜战争, 就像潮气湿透人们身上一样, 对战争的恐惧和不安也无形中慢慢渗透到人们的身体和心灵, 在只有十岁的东万眼里朝鲜战争就像这场梅雨一样。

这类型小说的主人公大多为孩童, 他们在心里和思想上尚未成熟, 因此不具备辨别战争真相的能力, 战争迫使他们重新审视世界, 重新认识自我。这些小说关注了战争对少年命运的影响, 从人性被伤害的角度去解读战争, 从而揭露战争的残酷, 批判战争带来的危害。而且就像《霪雨》中作者安排最终奶奶和姥姥和解并互相原谅, 这表明作者在描述意识形态对立问题的同时, 也向读者表达了虽然战争带来了很多矛盾和仇恨, 但终将要相互和解的意愿。

第三种类型为以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时间为背景, 表出战争的创伤仍然存在的小说。例如, 文淳太的《纹身之地》、金源一的《寻找幻灭》、柳在用的《昨日响起的枪声》、朴婉绪的《红色病毒》等。这些小说描述了即使时间过去再久, 战争不只是历史中的过去, 战后的伤痕依然没有愈合, 而且伤痛还在继续着。

《纹身之地》的主人公是医大毕业班的学生, 作为志愿者参加乡村免费治疗活动来到一个农村。这里曾经是为美军服务的“洋娃娃”们生活的基地村。在这里主人公遇见了满身都是伤痕和纹身的老妇, 这些纹身都是美国军人刺下的, 心形等各种图案的纹身布满老妇的全身。老妇对主人公哭诉不想带着这些纹身死去, 对她来说带着这些过去肮脏的纹身一同入土比死亡还要可怕。在主人公的眼里老妇本身就像是一个大大的纹身, 看着老妇满身的纹身主人公感到羞耻, 而这羞耻心却变成了对老妇的憎恶。主人公断然拒绝了老妇做去除纹身手术的请求回了首尔。但是后来主人公还是决心自筹资金为老妇做除去纹身手术。当主人公带着这个好消息来到基地村时, 得知老妇已经出走十多天, 没有任何消息。主人公瞬间感到一阵眩晕, 因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 同时感到自己肉皮脱落般的心痛。《纹身之地》表达了虽然战争已过去数十年, 但是战争留下的创伤、痕迹依然存在。并且作者还通过描写主人公为自己所为感到羞耻, 表达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道德观、人性、对历史的正确认识都在慢慢恢复。

第四种类型为以现在为背景, 涉及分裂和离散问题, 但是其背景和活动领域扩大到国外的小说。例如, 金永成的《记忆的假面》、郑昭盛的《去雅典的船》、崔允的《爸爸监视》、洪尚和的《妈妈的心》、李文烈的《与弟弟的相逢》等这些小说有的描述了欲在国外与父亲相逢, 有的描述了与家人相逢的故事情节, 因此在构思上带有旅行小说形态, 也可以称为家人相逢小说。

例如金永成的《记忆的假面》中, 主人公为了寻找自己的生母和叔叔的踪迹, 去了日本、中国, 甚至是巴西, 试图通过具体的战争过程的记忆和资料来证实战争, 这是一种新的挑战。《记忆的假面》是金永成2004年发表的长偏小说, 主人公镇诚为一个50多岁的小说家。主人公镇诚为寻生母来到日本, 在朋友的帮助下四处寻找母亲下落, 虽然最终没有找到母亲, 却找到了妹妹。作者通过描写兄妹二人短暂的相逢、和解的场景, 表达了应该克服过去的伤痛, 试图去治愈战争留下的创伤的想法。之后为寻找叔叔去了巴西圣保罗和中国。作者通过很多与叔叔有交集的人们的记忆来寻找线索复原事实, 同时引用史料来证实这些记忆的真实性, 作者通过记忆和想象巧妙地刻画了战争的记忆。《记忆的假面》通过个人的记忆和其他相关人们的记忆, 批判了战争是整个民族的悲剧, 并把其领域扩大到全世界。家人是超越体制和理念的、任何价值之上的人与人的关系, 因此作者在强有力地追求人际关系的复原与和解, 反映了家人间的和解和人道主义精神。《记忆的假面》通过个人的记忆复原了战争的伤痛, 使人们能够洒脱地放下不幸的过去。

综上所述, 6·25战争题材小说的类型逐渐从意识形态问题小说转移到治愈战后创伤的小说, 其小说的内容不断多样化, 其表达的思想也逐渐深化。6·25战争题材小说以战争体验为基础描述战时战后难民的生活以及战争所带来的人生体验, 对民族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 同时开始描写和解与原谅, 涉及民族统一课题, 揭示了整个民族共同努力的道德范畴和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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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柄珉.朝鲜—韩国文学的近代转型与比较文学[M].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5.

[3]金允植等著, 金香, 张春植译.韩国现代文学史[M].民族出版社, 2003.

[4]韦旭昇.韩国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现代韩国 篇10

关键词：韩国,服饰文化,现代设计,影响

服饰作为与人类生存共同存在的最为基本的要素之一, 同与之相关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发展、风土人情和宗教文化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韩国的传统服饰在其发展历程中吸收了古代中国和古代蒙古的服饰特点并融入到自己本民族的服饰中。研究韩国传统服饰文化, 对中国服装设计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韩国服饰文化概论

韩国民族服装历史悠久, 韩服最初主要是受中国唐代服饰的影响。唐代时, 新罗与唐朝交往非常密切, 服饰特点几乎与唐朝相差无几。韩服的个性发展开始于李氏朝鲜中期。从那以后, 韩服特别是女装, 逐渐向高腰、襦裙发展, 与中国服饰的区别逐渐增大, 但官服, 朝服等重要礼服, 仍一直延续着较多的中国特色。

韩国服饰文化包括传统韩国服装和现代韩国服装, 韩服是从古代演变到现代的韩民族的传统服装, 优雅且有品位, 是韩国的传统服装, 也是韩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以传统韩国服装为例, 传统的朝鲜服饰大体上由上衣、裤子、裙子、靴、冠帽、腰带、耳饰、项圈、戒指、腕饰等众多因素一起形成基本的结构, 分为礼仪服和平常服.礼仪服主要在婚事或丧事等正式场合所用的服饰.平常服则是在日常生活中所用。平常服一般由上衣和裤子及筒裙等因素简单的组成, 具有朴实无华和简洁明快的民族审美特征。其基本形制是上衣下裳、上衣下裤和上下通裁。女装由短襦和高腰长裙组成, 属于上衣下裳制。短襦在前面交叉, 由长带结成蝴蝶结系住, 高腰长裙系在胸部, 脚上穿白色袜子和船形鞋。男装由宽袖短袄、背心和肥大的裤子组成, 属于上衣下裤制。有些场合需要穿上下通裁的长袍。在配色方法上, 韩国人擅长单色处理, 崇尚单纯、清雅的配色, 韩国人尚白为世人所知, 被称为“白衣民族”。

另外, 韩服从外形看, 属于宽松样式, 外围线条自然、放松, 有向外扩展的空间。从韩服的结构细节看:男女的式样基本相同, 韩服的短上衣非常有个性, 在两个前衣襟上各缝有长衣带, 女性短上衣的长带垂落在长裙前面, 有装饰的作用。从韩服特点来看, 韩服也以平面装饰为主, 韩服由于受中国民间刺绣的影响, 带有绘画艺术的特点, 图案栩栩如生。服装上的刺绣图案内容极为丰富, 有花、鸟、果、竹等自然图案, 也有“福寿康宁、富贵多男”的祈福图案。等等。

2 韩国服饰文化的特点

提到韩服, 人们不得不记起2005年11月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峰会, 韩国特意为出席会议的领导人制作了韩服。据介绍, 每件韩服的颜色和图案分别根据“阴阳五行说”选定, 各自代表不同的意义。如, 黄、青、赤、黑、白五色分别代表着东、南、西、北、中5个方位, 以及金、木、水、火、土五行。而图案方面, 制作者则选择了青松、竹子、云和牡丹为花样。青松和竹子代表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君子风范, 而云和牡丹则象征着远离世俗的超脱境界和华丽富贵。那么, 究竟韩服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 别出心裁的不对称设计是流行韩服中最典型的款式。如, 前几年开始流行的裸露一侧肩部的单肩设计, 给追求时尚的女孩子们带来极大的惊喜与满足。而这种不对称的设计理念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流行韩服上:领部的独特设计、前襟的不对称设计, 还有裙子长度变得不规则、不对称, 裙子下摆部分的设计不对称或完全的不规则而且成斜线, 这样穿起来更富有动感, 能给夏季流行服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其次, 宽松、随意舒适的风格也是韩服的一大特色。在韩国, 16岁至35岁的人群中, 除了制服和正统套装、礼服外, 大多数时间都是一派休闲打扮。韩国有一部电视剧叫《皇太子的初恋》, 剧中的成宥利是一个可爱的灰姑娘, 她的穿着风格就是运动型的:她的服饰给人以简单、轻便之感, 便于活动、易于舒展, 服装以吊带、无袖T恤、迷你短裙为主, 通常都配上运动挎包、帽子等饰品。健康而又不受拘束。衣着宽松、随意舒适的风格, 尽显年轻人的不羁和活力, 对于礼教森严的韩国社会来说也是一种低调的反叛。而今, 倡导个性自由的年轻人, 就是当下韩国时尚产业的生力军。

再次, 韩式服装最吸引人的地方还在于它所运用的夸张手法。这一手法极大地满足了大都市里的人们忙碌了一天后渴望宣泄的心情。极想张扬个性、放松心情、无拘无束, 并从中得到自由和快乐:宽就宽到极至的阔腿裤, 瘦便瘦到极至的紧身衣。你可以妩媚到极至:纯白色紧身背心, 嫩粉色的绣花长裤, 举手投足都散发着无尽的女性魅力;你也可以神秘到极至:黑色无带背心配黑色的阔腿长裤, 本色的鱼网长裙, 一个令人目光追寻的神秘女郎。

3 韩国服饰文化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中韩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加深, 韩国服饰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日渐加大, 并在我国掀起了巨大的“韩流”。相比之下, 无论从服装设计还是与其相关品牌的开发和推广, 中国距离韩国还有很大的差距, 人们不禁要问:中韩两国一衣带水, 其地理环境、饮食习惯、价值观念、文化习俗等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 为何会在服装文化上产生如此大的差距?这不得不归因于韩国服饰文化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首先, 韩国在对传统服饰中色彩与图案的处理上, 十分讲究颜色的运用。服饰颜色以白色为基本色, 象征着纯洁、神圣、高尚和善良, 也正是因为如此大韩民族被称为“白农民族”之称。在很久以前的朝鲜时代, 国家统治者穿着黄色服饰, 象征的是宇宙中心, 而平民则多身着朴素的白色服装, 这也是韩民族被称为“白衣民族”的由来。韩国服饰的色彩还根据不同的季节、材料、色彩和身份有所取舍, 并且深受阴阳五行思想影响, 以黄、青、赤、黑、白五色为正色。图案方面, 在韩国, 孩子一周岁的时候要举行祈求孩子无病长寿的仪式。这时孩子要穿周岁服。男孩子的浅色衣服, 一般是蓝色边粉红色短衣浅紫色裤子, 上面穿蓝色背心, 草绿色衣带。女孩子用深绿色或黄色做短衣, 周岁或特殊的日子里穿亮色童短衣。等等。

现代韩国 篇11

据了解，韩国归农人口2011年超过了1.05万户人家，是2012年的2.6倍之多，达历史最高水平。所谓的“归农”是指那些本来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搬家到农村去住的这种情况。这种归农现象基本上是从上世纪末，也就是韩国爆发经济危机开始的，近些年来发展很快，2010年韩国归农人口是4000多户，一年就增加了6000多户人家，23000多人。

韩国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国家，这种竞争尤其是体现都市里，因此很多人都对城市生活感到厌倦。从归农人口年龄上来看40、50岁的年龄段是占的最多的，这个年龄段是韩国战后婴儿潮时代诞生的人，这批人现在正面临退休的年龄，于是他们就选择到农村去过梦中的田园生活。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以前城市人到农村去住必须要种田务农，否则无法在农村生存，但是现在有了互联网，人们不必再为搬到农村无事可做而担忧了，比如说作家、设计师或者教师等等，其他很多职业都可以在农村来做。还有很多人干脆就在离家不远的农村买片地，自己亲自动手盖栋房，然后来往于城市和乡村的两个家，过着半田园的生活。

近年来韩国旅游业越来越活跃，韩国国土70%以上都是山地，江河湖海随处可见。随着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每到周末或者是公休日都会到附近的农村去度假，因此在农村从事餐厅或者旅店、咖啡厅等等服务行业的这种城里人越来越多。

城里人在农村可从事的行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开发商开始大片开发农村的商品房，所以现在在韩国的农村，童话一般的漂亮别墅式的房屋随处可见。

第三个原因是在农村生活各种支出比较小，生活压力相对要小很多，种种因素，使很多城里人开始搬到农村去住。

父母归农最棘手的问题是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一般父母会让孩子们在附近的学校上学，或者是让孩子上可以寄宿的学校，从小让孩子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成长是那些归农父母们最大的心愿，所以归农的父母对孩子们的教育问题非常用心，想方设法让孩子们不落后于竞争激烈的城里孩子。

现代韩国 篇12

Appenzeler博物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地方

Appenzeler博物馆坐落在韩国重要而繁华的崇东区(Chŏng-tong)的正中心。二十世纪末,重要的外交、政治、宗教、教育、和文化机构都被集中在靠近现在德寿宫(Tŏksugung)的这片区域,它是短暂Taehan帝国(1897-1910)的皇家宫殿区。尽管这片区域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大部分的建筑物还是没能保持住原有面貌,建筑的相关历史文献更是比预期中难以寻找。可喜的是培材学堂的东翼,即现在的Appenzeler博物馆,从1916年建成至今基本保持了原有的结构和立面,已被首尔政府评为“16号历史文化遗产”。

对于历史文化区以及环境敏感的遗产区,采取保护修复还是进行开发利用总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而Appenzeler博物馆项目也不例外。没有经济利益冲突的人希望老建筑可以得以保留,而有商业利益关系的人则希望对这个地方进行开发。Appenzeler博物馆这个项目目的明确,即通过文化氛围提升城市居民素养,而非房地产开发。

高楼隔着开阔的广场将培材老建筑环绕着,这为闹市中高层建筑与文化老建筑的并存提供了一个参考。当进入到Sŏsomun街,透过现代建筑的一角望过去时,不难发现建筑师对培林学校老建筑物的用心——即保证它不被周边高层所遮掩,整体风貌一目了然。而且砖砌的老建筑在一群精巧现代的玻璃盒子中并未显得不和谐,甚至坚固的砖砌建筑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崇东区(Chŏng-tong)的感染力。经过修复的老建筑变为了博物馆,使得崇东区(Chŏng-tong)多了一个有活力的新去处。俗语说“栗子成熟时总是先长壳再长肉”,当老建筑变成了博物馆,这个空虚已久的历史性建筑再一次有了新的生命。

Appenzeler博物馆的功能主要包括一个“实践学习”厅、两个永久展示厅、一个特别展览厅、一个会议厅、一个会见室和一个研讨室。考虑到建筑的总面积,大部分空间给了会议厅。这说明博物馆想提供一个可以讨论韩国教育、宗教、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场所,同时博物馆也希望关于韩国国际关系的讨论可以不要只局限与日本之间,而是能包括更多国家比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等等。

韩国传统文化和全球化教育的结合

培材学堂是韩国第一个西方现代教育机构,这个事实的意义何在?或者说什么是西方现代教育机构?被美国基督传教士创办的西式学校在韩国现代史上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这些问题只需去参观趟博物馆,就会得到答案。1885年4月5日的早晨,Henry Gerhart Appenzeller(1858–1902)抵达了港口城市仁川(Chemulpo),即现在的广域市(Inch'ŏn)。几个月后他来到首尔并于7月19日在崇东区住了下来。在那里,William B.Scranton(1856–1922)将Appenzeller介绍给想成为医生的Yi Kyŏm-na和Ko Yŏng-pil两个学生。Appenzeller分别于同年的8月3号和9月7号开始教他们英语,同时,受当时韩国皇室委托又开始教Yi Chong-un和O In-hak Lee,以及另外两个从乡下来的学生。1886年6月8号,一个外事办公室的高级官员带来了一份King Kojong(r.1864-1907)的礼物——个木制牌匾,上面由著名书法家Chŏng Hak-kyo(1832-1914)题字:“培材学堂”,寓意培养人才的地方。

不久,Appenzeller委托韩国建筑师SimŬi-sŏk(1859-1927)建造韩国第一个砖结构学校——培材学堂的校舍。1887年学校基本建成后,韩国、中国、美国和日本的学生就在一起开始了学习。King Kojong后来又送来10名学生,到1895年学校规模一直扩大,还设立了200名学生的政府奖学金。不同国度、年龄、身份的学生汇集在培材,除了古汉语和基督教义,其它的科目都是英语教学。因此,韩国120年前出现了“全球教育”。1889年,两名学生已经可以通过大学入学考试,1895年,Dr.Dalzell A.Bunker(1853-1932)在学校新开设了一个学院并负责课程。1896年,在传教士瑞得夫妇的帮助下,学校新增设了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两个科目。1899年9月8日的Hwangsŏng sinmun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招生广告,包括一年补习班、3年中学课程、4年大学课程,并且全部英语教学。当然这些努力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1893年Appenzeller回美国休假时遇到了一个以前的学生,已经供职于芝加哥世博会的韩国馆,这使他颇为自豪。在1904年俄日战争日本胜利后,只准讲英语的区域在逐渐缩小。尽管有挫折,但是在殖民时期(1910-1945),培材的全球教育一直在继续,像Sin Hŭng-u(1883-1959)和Syngman Rhee很多培材的毕业生,都出国继续深造。

其实培材学校在120年前就英语教学这一点并不值得深究,值得注意的是Appenzeler创办学校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的训练翻译官或培养员工,而是为了提高那些将会成为基督传教人员或是服务与学校、教堂、国家的人的文化素养。他希望通过将现代理论和韩国传统知识相结合做到这一点。培林学校的总课程也清晰的反应了创建者的思想体系和教学目的。Appenzeler认为英语之所以会大有发展是因为广大的英语写作者,所以韩国的学者也应该积极的运用韩语字母表中的汉字。他是当代犀利的评论家,只用古汉语(韩语字母表中的汉字)写作并为其发展积极努力。他本身就是热爱学习汉字的学生并专心的将圣经翻成汉字。此外,Appenzeler对汉字的热爱也促进了学生在韩国语言和文字上的兴趣,

比如当时的学生Chu Si-gyŏng,后来成为了重要的韩语研究学者,还有后来成为作家的Kim So-wŏl和Na To-hyang。在20世纪20年代,Henry Gerhart Appenzeller的儿子,Henry Dodge Appenzeler作为天鹅出版社的出版商也成为推动韩国语言发展的一员,出版物主要针对关注培林的文学爱好者。期刊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韩国文学的发展。

相对于让孩子们学习古典文化的传统学校,培材的学生更注重实践,比如通过解剖带血的牛头来了解生理结构。在这里学生通过实践学习化学和生物学、以及地理、世界历史、艺术、音乐、戏剧和体育等。总之培材学校为了培养优秀人才给学生提供了生动而饱满的教育。经济上需要帮助的学生在学校的印刷

厂帮忙印刷课本。此外Appenzeler还开设了其他的技术车间像制作刷子和鞋子的车间,允许有经济需要的学生来这里赚取学费。在博物馆内,参观者会看到当时学生印刷的书本,包括《天路历程》的韩版翻译;《Samin pilchi》——关于世界地理的;《Hunmong chahoe》——关于韩国语言的。培材学校印刷厂后来出版了《Hyŏpsŏng hoebo》——韩国第一个周刊杂志;出版了Tongnip sinmun——韩国-英国公报;还出版了Maeil sinmu——韩国第一个日报,最后这个印刷厂变成了Sammun出版公司。

丰富生动的教育与以讨论为主的民主教学法

与培材学校丰富生动的总课程和英语教学同样重要的是:教学注重讨论,注重民主的教学法。学生们通过互相讨论最后确认自己的选择。此外在一段时间内考虑到社会级别的严格分层,学校将座右铭定位——“最强大的人要服务于社会”。这显示了学校的民主观和平等观。Appenzeler对于那些要带仆人来上学的学生说:“学会不带佣人在身边才是你学习生涯的开始。”Appenzeler关于平等和民主的信念由SŏChae-pil(Phillip Jaisohn)(1864-1951)负责实施到行动中,他和学生组织起一个合作社团——Hyŏpsŏnghoe,即使在周六,社团仍然继续辩论的活动,同时Sŏ教他们如何演讲并鼓励学生去大街上对公众进行演说。

他们会有很多有趣的讨论题目,比如:“关于韩文和中文字符上混合使用的讨论”、“是否必须穿学校校服”、“女士是否应该接受教育”、“学生每天锻炼的必要性”、“让女性站出来大胆的对异性演讲”、“修理公路的问题”、“确认基督教为国家宗教”、“解放苦工”、“建造国家自己的铁路”、“合作社团的成员去公众场合演讲”、“社团的成员20岁之前不可以结婚”、“计量单位标准化”、“买东西不用还价”等等问题。可见Hyŏpsŏnghoe的成员讨论的问题面之广,几乎涉及到所有社会问题。其中讨论最为激烈的话题是“男子是否要继续留发髻”,最后的讨论结果是决定剪掉。中间还发生了个小插曲:在做完决定后,一个学生因为害怕逃出去藏在了附近的树丛中,最终他还是被找到了并减去了发髻。Hyŏpsŏnghoe社团的集会活动代表了社会的一个萌芽状态,它为其他重要的团体机构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比如后来的Tongnip hyŏphoe和Manmin kongdonghoe集会。

重视历史资料

在我们正在筹备博物馆开馆的某天,培材大学的南姆(Yoon Choong Nam)教授陪同哈佛大学的戴维(David McCann)教授前来参观。我那时只知道戴维教授对这个博物馆有兴趣,但具体情况并不了解。进入博物馆的院子,他走过去抚摸着建筑上的石雕工艺说,以前自己在韩国的时候经常来参观这个老学校的院子,也常常站在学校东翼建筑的前面静静的看。后来离开了韩国再没进来过。他第一次来韩国是在1966年作为一个和平队志愿者住在安东。在那里的一个小书店里,他找到了一本Kim So-wŏl写的诗集,就是这本诗集改变了他的一生(现在的戴维教授已经是比Kim So-wŏl还要权威的专家,在哈佛大学教授韩国文化)。当进入到按照培材老教室原样修复的体验大厅后,戴维教授说他几乎还能听到Kim So-wŏl的声音,他径直走到讲台上激动地喊着Kim So-wŏl的名字“Kim Chŏng-sik!”当在永久展厅里看到这位诗人的旧照时,McCann教授轻声叹息:“朋友,为什么你走的这么匆促,你应该再呆久一些……”

一周后,教授和他的妻子回来了,那日他的激动仍历历在目。我将唯一一本Kim So-wŏl的诗词合集原稿——《杜鹃花》给他看。教授像捧着一个婴儿般,他的心跳听起来似乎很快,他翻动每一页都是那么地小心。我又拿给他一些1923年Kim So-wŏl在学生时代发表在培材学校杂志上的诗集,他细心研究着这些杂志和诗集,研究了培材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做的翻译和一首叶芝。耶茨做的英文诗,他很激动。他认为So-wŏl以及其同代人已经很好的、透彻的理解了外国文学,而这些诗集就是最好的证明。作为文学的门外汉,这些我没有注意到的材料换来的教授敏锐观察出的潜在价值使我恍然意识到资料的重要性。回到哈佛后,戴维教授派来他的学生Wayne de Fremery,彻底的对这里的材料做了一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