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对华贸易

2024-10-24

韩国对华贸易(共7篇)

韩国对华贸易 篇1

中韩两国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体,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作为继韩国之后迅速崛起的亚太经济大国,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合作日益增多,成为亚太经济圈的主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两国领导人会晤的次数不断增多,加上我国的世界大国形象不断完善,中韩两国的经济贸易交流迅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随着我国高科技产品加工能力的提升,韩国以电子产品和汽车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给我国的加工行业创造了更多的机会,这对两国在高位技术产品方面的贸易交流创造了条件。

一、中韩之间的贸易现状

在中韩两国建交后,两国的经济贸易往来经过爆炸性的成长,已经建立了全面的合作发展关系。在2000年以后,中韩两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这给中韩两国的经济贸易增长创造了条件。随着两国领导人的频繁互访以及人员来往的增加,两国的关系得到了全面发展,而韩国也承认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为两国的经济贸易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随着韩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其技术含量高的商品在我国的市场竞争中有较大的优势,使得两国的经济来往有更多的机会。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市场开放性的提升为两国的贸易来往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另外,由于中韩两国相邻,所以中韩两国的经济贸易有距离上的优势,这也是中韩两国贸易良好发展的重要原因。

据统计,中韩两国的双边贸易在2003年到2013年之间从623.23亿美元增长到2742.38 亿美元,增长的倍数是3.34 倍,平均每年增长39.43%。除了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之外,两国的双边贸易活动金额一致呈现增长态势。在2003年到2013年之间,中国对韩国的进口额由431.28亿美元增长到1830.73亿美元,而出口额有200.95亿美元增长到911.65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24%和354%。而随着中韩两国的双边贸易迅速发展,中国迅速发展成为韩国的重要经贸合作伙伴。

在中韩两国的双边贸易中,占比较高的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其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在我国对韩国出口的贸易活动中由2003年的36.95%增长到2013年的58.26%。而韩国对我国出口的贸易活动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占比则从2003 年的61.15%增长到2013 年的73.03%。而两国贸易中排行第二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交易金额逐年下降,其中我国对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2003年的时候在两国贸易活动中的占比为42.46%,而到了2013 年的时候下降到34.02%。而韩国对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2003 年的时候占比为32.68%,到了2013年的时候则下降到19.89%。在中韩两国的双边贸易中,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出口占比最低,而随着两国合作时间的增加,资源密集型产品在两国的进出口贸易活动中也逐渐减少。

随着中韩两国经济贸易合作项目的不断增多,目前韩国已经成为我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我国也成为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并成为韩国出口市场最大的国家。而在中韩两国国民收入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两国的商品贸易正在向更小的领域发展,这也为两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条件。

二、韩国对华贸易投资的现状

(一)韩国对华投资现状及趋势

1、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可以看做是中韩两国贸易合作的萌生阶段,因为两国在贸易合作方面以探索性合作为主要的方式,缺少大型经济合作项目。在两国建交一段时间后,一些有关民计民生的大型贸易合作才开始进行,并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变化而呈现出较为活跃的状态。这一阶段的两国贸易活动不断增加,基本上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活动,对两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太大的作用。但对于两国的贸易活动发展而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始。

2、萎缩阶段

为了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对外国投资者的结构进行了调整,加强了对外来投资者的保护,以便获得更多的外来投资。这样的整体贸易策略使中韩两国的经济贸易活动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但由于韩国在此时暴发了较为严重的外汇危机,导致韩国对我国的投资金额锐减,虽然这一时期韩国对我国的投资有所增加,但增长的趋势减缓。这一阶段的中韩双边贸易没有出现严重的衰败现象,但对于两国的经济交流而言有严重的影响。

3、恢复阶段

这一阶段的出现主要是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我国的内需市场更加开放,而此时的韩国金融市场也逐渐稳定,所以韩国在对华贸易方面取得了较好的发展。虽然这一阶段暴发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但中韩两国的经济贸易活动受到的影响并不大,直到现在仍有较好的发展趋势。

(二)韩国对华投资的特征及变化

1、以制造业为主

由于中韩两国的经济贸易一开始就有很多制造业的加入,而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由于市场的限制,其它的行业不能进入到中国市场,所以制造业一直是韩国对华投资的最大行业。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其它行业的投资逐渐增长,但除了服务行业增长较快,其它各行业增长缓慢。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科技发展速度较慢,在方式不能跟上韩国的科技发展,导致两国在科技方面的贸易活动存在较大障碍。

2、投资的区域范围不断扩展

在中韩两国的经济贸易出现的时候,韩国的投资者一般是以我国东部等与其距离较近的地方为主要投资区域,这也是因为我国的东部经济发展较快。并且在距离韩国较近的地方可以节省很多成本,对韩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有较大的优势。但随着中韩两国贸易合作的不断深入,韩国逐渐进入我国的西部市场,投资中心开始向重庆和成都等西部地区转移。这是因为我国的西部开发逐渐成为经济建设的主要内容,而西部地区的矿物资源储量较大,可以有效解决韩国国内资源储量较少的问题。

3、投资方式的转变

韩国在对华的贸易投资一般以独资为主,这样可以更好地管理对华投资的整体情况。而这样就使得韩国在我国的投资项目中本土人员的数量较多,给投资活动带来一定的限制。独资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较大的风险,一旦出现资金上的问题,将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影响两国的经济交流活动。而随着两国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韩国逐渐采用中国人管理中国投资项目的方法,为韩国对华投资规模的扩大提供了较好的前提条件。其中投资的方式也由独资逐渐转变为大型集团的多方合作,这样既能为更多的韩国企业提供发展机会,也保证了在华企业发展的稳定性。

三、韩国对华贸易的商品结构变化分析

(一)商品加工阶段的商品结构变化分析

在中韩两国经济贸易合作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两国在贸易中的商品结构不断变化,这为两国的经济合作创造了新的机会。在进入20世纪后,我国的半成品产业迅速发展,其中汽车和电子通讯领域的零配件加工尤为活跃。由于半成品产业是两国经济合作的中间产业,所以能将两国的商品制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韩国在我国的半成品加工投资快速增加,而在中国生产的零部件的返销数量也逐渐提升。根据目前的发展形势,并结合我国资源丰富的情况来看,韩国以后的对华贸易商品结构将会更加趋向于零部件的加工。这样既能缓解韩国本土能源不足的问题,使对能源有较强依赖性的产业不断发展,也能让两国的能源方面的合作得到加强,实现两国的全面合作。

(二)按照加工程度区分的商品结构变化

根据我国与韩国建交来的贸易合作统计,韩国对华贸易商品一直是以半成品和零部件为主,其中零部件的交易不断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而半成品的贸易合作有缓慢减少的现象。除了2009年出现全球金融危机时,零部件的交易数量有所减少之外,零部件的贸易活动一直不断增加。随着我国PCD公司的不断发展,以及电脑和手机配件需求量的不断增加,零部件的进出口贸易将会越来越多。而随着中国制造行业实力的提升,一些国外企业也更乐于将零部件加工的任务放在中国进行,这样既能减少生产成本,还能将生产的商品放在中国的市场上销售,可以获取更多的利益。

(三)商品技术水平进出口结构变化

自中韩建交以来,两国的贸易进出口中低位技术产品的增长率相对稳定,没有较大的变化。而随着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高位技术产品的贸易市场不断发展,除受到2009 年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外,其它时候都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增长,并逐渐在中韩贸易中取代低位技术产品的地位,成为主要的进出口产品。近年来受到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提升的影响,中韩两国的高位技术产品贸易活动更是取得较大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高新技术发展速度较快,能够从多方面满足韩国对制造行业的需求。而随着我国的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高科技产品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加,这也给两国的高位技术产品贸易活动提供了可能性。

(四)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比不断增加

在中韩两国的双边贸易中,中国对韩国出口的技术密集型产品数量明显少于进口,这主要是因为韩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已经进入成熟阶段,而我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正处在迅速发展的阶段。但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技术密集型产品在我国的工业生产中将逐渐成为主体。所以在之后的中韩双边贸易中,会因为我国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而出现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双方贸易中的占比不断上升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增多、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效益将会得到显著提升。所以两国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会不断加强在技术密集型产品方面的经济交流。

四、讨论与建议

电子通讯行业在近几年发展迅猛,所以韩国对华贸易的商品将会逐渐趋向于半成品和零部件两个方面。而对于中韩两国的贸易合作而言,最初的低位技术产品进出口是两国贸易合作的开始,为两国的贸易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随着科技的发展,两国在高位技术产品方面的贸易活动将会逐渐增加。

对于两国的双边贸易而言,需要进一步提升紧密度。因为从实际的情况来看,两国的贸易紧密度正在不断下降,这会导致两国的贸易交流活动出现瓶颈,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实质的发展,对两国的经济建设都极为不利。所以一方面需要两国重视对两国双边贸易中存在问题的解决,减少两国贸易活动中的利益摩擦。这样能够保证两国的基本利益不受损失,从而更好地实现两国的经济交流。另一方面,从2014 年以来,两国在自贸区问题的具体磋商中不断达成共识,这样将能有效加强两国的经贸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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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在冠(KIM,JAE GWAN).关于韩国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的研究[D].复旦大学,2012

韩国对华贸易 篇2

一、韩资对两国贸易的影响

从进口角度看, 我国从韩国进口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我国国内购买力不断增强。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国内市场以10%的年平均增长率大幅扩张, 经济规模不断扩大。197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 (GDP) 为3645亿美元, 2010年为397983亿美元, 在世界范围内GDP总量的排名从第十五位上升至第二位。我国国内的生产供给不能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 必然要增加海外进口。尽管我国的产业结构在不断调整, 出口结构也在不断优化, 但目前中韩两国产业互补性仍强于竞争性, 对进口有一定促进作用。

其次,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引致大量进口。我国劳动力价格较为低廉, 韩企为寻求更高的利润率对我国进行投资, 而多数投资企业都把我国作为加工和出口的中转站, 这些企业在我国主要从事加工贸易, 将产品加工组装后再转销至第三国。其中交易量最大的是零部件进口, 中韩两国产品内贸易的开展使得中间产品所占比重大幅上升。当然, 中韩两国出口目的国不同也有市场差别化的原因。韩国在我国投资生产的商品多销售到东欧各国及发展中国家, 而在韩国本土生产的高阶商品的主要出口对象国为美国、欧盟及日本等发达国家。

第三, 两国经贸合作顺利开展, 民间交流更加密切。韩国媒体2007年5月公布的资料显示, 长期在中国居住的韩国人以每年6万人的速度增加, 现已达70万人。目前, 两国人员往来超过500万人次, 每周有近800个航班穿梭于两国之间。中国赴韩留学人数已达到2万多人, 韩国来华留学生也迅速增加, 在华留学生有1/3来自韩国。两国人员的密切来往进一步促进了贸易的发展。随着两国邦交更加深入, 人民交流更加友好、和谐、便利地发展, 由此引致的进口贸易需求正在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 从出口角度看, 我国对韩出口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 与韩国进口结构较为互补。多年来我国对韩出口量最大的几种商品分别是纺织原料及其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矿产品、植物类产品、化工类产品和机电类产品。我国农副产品物美价廉, 对韩出口不仅满足其消费者的广泛需求, 且对于稳定韩国国内物价、促进其经济结构调整也起到重要作用。随着我国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 企业本身的竞争力也在不断上升, 如我国海尔LCD TV等家电产品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迅速占领了广大海外市场。

其次, 我国对韩出口主要是由韩国对我国直接投资, 特别是对制造业直接投资引起的。其中包括两点主要原因, 一是为了充分利用我国优良的投资环境。许多韩企在我国设立生产基地, 再将其生产出来的产品, 主要是一般消费品返销至韩国。如2005年下半年韩国爆发“大白菜危机”就是一个例子。不仅是农产品, 中韩两国一衣带水, 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也吸引了大量韩国投资者在我国投资设厂,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二是大量中间产品也以逆进口的方式重新出口至韩国国内市场。这主要是因为厂家通过变换原产地的方式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 将中间产品通过逆进口方式输入韩国, 在韩国进行产品最终的加工组装, 以韩国作为最终产地将产品出口至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在内的第三国。

二、实证检验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韩贸易开展有重要作用。现在我们通过实证检验进一步分析韩国对我国直接投资对中韩两国贸易的影响。

选取的数据包括我国对韩出口额X, 对韩进口额M,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C, 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K, 实际利用韩国直接投资额FDI, 人民币对韩币实际汇率REER。其中, 韩国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韩国统计厅, 其他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选取年份从两国建交元年1992年始至2009年。为消除异方差, 对各统计量取对数, 并设立模型如下:

为避免伪回归, 对各统计量进行单位根检验, 发现各统计量都是非平稳的, 但在一阶差分后都平稳, 且不含有截距项及趋势项。通过Johansen检验, 我们发现 (1) (2) 两个方程的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用Eviews6.0对两个方程进行线性回归, 可得出以下结果:

从模型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模型拟合度较高, 达到99%, F值很大, 且通过了其相伴概率。FDI的系数在两个方程中均通过了t检验, 说明韩国对华直接投资在长期内确实对中韩两国进出口有显著影响, 且与这些变量之间呈同向变动。

三、结论

美对华贸易保护行动呈现新特征 篇3

贸易救济案接踵而至

美国商务部3月20日做出两项终裁, 认定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输美二苯代乙烯增白剂存在倾销行为, 认定中国输美镀锌钢丝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美国商务部同时还初裁认定, 中国输美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接受了2.9%至4.73%不等的补贴, 并定于今年5月17日公布对此类产品反倾销调查的初裁结果。

由于美国另一大贸易管理机构——国际贸易委员会通常会跟随美国商务部的裁决, 这意味着随着上述裁决的作出, 美国在未来对这些产品征收反倾销或反补贴关税已基本尘埃落定,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同一天,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还通过了日落复审裁定, 认定从中国市场进口的金属硅将在可预见的时间内给美国相关产业造成持续的损害, 由此美国将继续对此类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就在一天前, 美国商务部刚刚终裁认定中国输美钢制车轮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一周前, 美国还联合欧盟和日本就中国稀土等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诉诸世界贸易组织 (WTO) 争端解决机制。

从3月13日到20日, 仅仅一周时间, 美国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救济行动就多达六起, 时间之短, 频率之高, 实属罕见。除了对外实施贸易救济行动, 美国近期还从内部采取行政和立法措施, 强化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能力, 包括设立跨部门贸易执法中心, 快速出台《1930年关税法》修正案等。

贸易保护呈现新特征

从国情咨文演讲到成立跨部门贸易执法中心和出台关税法修正案, 再到而今一天四起贸易限制措施, 美国这一系列密集的对华贸易制裁行动堪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风暴, 凸显近一段时间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已急剧升温, 并开始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

第一, 美国采取了“防守”与“进攻”并举的方式。在“防守”方面, 设立跨部门贸易执法中心将强化对国内贸易法律的执行, 调查中国产品对美出口是否存在不公正的竞争优势, 是否对美国相关产业造成伤害等。同时, 通过对中国产品接连发起“双反”调查, 阻止有竞争力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在“进攻”方面, 美国贸易代表柯克近期多次指出, 美国政府今后将帮助美国企业和产品打开他国市场, 特别是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机械产品和服务产品市场。而新成立的跨部门贸易执法中心的一项工作就是监视竞争对手在汇率政策、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情况, 提高美国在推行市场开放方面的能力, 为美国企业创造竞争和扩张的机会。

第二, 除了常见的“双反”调查, 美国今年以来还频频动用隐蔽性更强的“337调查”手段, 以保护专利为名打压中国产品。仅2月下旬以来, 就有15家中国公司涉案, 产品包括激光打印墨盒、照相手机、平板电脑、可调节能荧光灯等。据统计, 2011年美国对中国企业发起的“337调查”多达16起。

由于“337调查”不仅监督国际贸易, 也管控美国国内的州际贸易, 因此该调查表面上并不针对某个国家或地区。作为一种事实上的技术壁垒, 这种调查具有更强的隐蔽性。而且, “337调查”的处罚比“双反”调查更为严厉, 最坏的结果将是彻底丧失进入美国市场的资格。

第三, 除了自身发起的“双反”和“337调查”等单边贸易制裁行动, 美国还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利用世贸组织等多边平台对中国稀土等原材料出口管制施压, 试图打着“尊重国际规则和程序”的旗号行贸易救济之实。

不利影响难以避免

透过这些组合行动清晰可见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既要狙击对美国产业构成威胁的进口产品, 也要确保美国亟需的战略产品进口畅通。华盛顿著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驻中国前首席代表黄育川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 现在有一种趋势正在形成, 即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越来越多, 对贸易开放的热衷度在下降。

从动因来看, 美国对华贸易救济行动增多的背后, 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因素外, 更有大选政治操作的考量。除了总统大选外, 美国参众两院今年也面临换届, 因此从白宫到国会均在竭力打造公众利益捍卫者的形象。而在美国部分政界人士眼中, 以创造就业为由祭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是争取选民最有效的手段。

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以罕见的力度采取对华贸易行动, 不仅将直接重创中国涉案的出口企业, 更会加剧未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

花旗集团分析师蒂莫西·阿尔库里说, 按照美国裁定的补贴幅度, 中国主要的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生产商将需要为已发货的产品支付500万至1000万美元费用, 而预计5月份的反倾销惩罚将会更严重。

鉴于中国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涉案金额高达31亿美元, 以及美国的调查行动可能具有示范效应, 中国涉案企业必须利用美国5月份公布反倾销调查初裁结果之前的时间, 通过反诉等行动积极维护自身权益。

黄育川预计, 中美贸易摩擦在大选年可能会更加频繁。柯克日前在国会听证中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 今年奥巴马政府将对中国等贸易伙伴发起更多的贸易救济调查, 将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等平台敦促中国更大范围地开放市场。

美国智库凯托学会贸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丹尼·伊肯森表示, 贸易战没有获胜方, 美国政府明智的举动是避免两败俱伤的消极举措和减少与中国的贸易摩擦。另据美国廉价太阳能联合会估算, 若美方对来自中国的光伏电池及组件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 未来3年美国将损失5万个工作岗位。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 尽管美国政治人物言辞强硬, 但美国也深知其经济离不开中国市场的支撑, 因此强硬表态未必会全部转化为实际政策, 中美之间爆发大规模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大。

浅析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篇4

一、美国对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主要手段

以往,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侧重于使用反倾销这一国际通行手段, 为了其反倾销政策的顺利推行, 美国在中国加入WTO的双边谈判中强行塞入一个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从1995年起, 中国已经连续12年成为遭遇美国反倾销最多的国家。2005年7月27日, 美国众议院旨在对中国商品征收反补贴税的《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获得通过, 该法案突破了反补贴税只适应于发达国家的限制, 将美国现行反补贴法的适用范围扩大至中国这一发展中国家, 随后于2006年10月, 美国对生产于中国的铜版纸产品开始征收反补贴税。

除反倾销、反补贴等现行国际贸易规则允许的保障措施外, 美国还针对中国采取了诸如技术标准、检验检疫和环境标准、劳工保护标准等方面的严格贸易壁垒。美国还运用国内贸易法规“特别301条款”和“特别337条款”以中国没有对知识产权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为由不断采取贸易报复和制裁。

在这些花样繁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空前活跃的同时, 目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关键手段还是使用压迫人民币升值这一“杀手锏”。刚刚在美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通过的《鲍克斯-格拉斯利法案》, 形式上是要对中国征收所谓的反倾销税, 实际上是要压迫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消除美国的贸易逆差。因为人民币升值并不改变中国的比较优势。而且, 人民币升值过快, 中国的产业竞争能力削弱了, 印度、越南等国家的廉价产品也会跟进, 美国的贸易不平衡不能靠人民币升值解决。

二、美国对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主要原因

在理论上, 美国的政治家不可能不知道自由贸易优于保护贸易。但是, 一方面, 他们要为谋求美国利益长袖善舞, 而美国利益是由各个不同的集团, 主要是经济集团构成的, 在美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的时代, 那些商业集团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是相互冲突的。另一方面, 政治家们要赢得竞选的胜利, 必须屈从于某些特殊经济集团。这符合美国贸易政策制定中的选票政治, 而它的特点决定了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往往是逢场作戏, 具有一定的摇摆性。美国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既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背景, 也有其利用国内贸易法与WTO规则的不完善等因素。

首先, 当前中美两国贸易摩擦的源头来自世界经济不景气。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 世界经济一直不景气, 2001年美国经济还出现衰退。这一方面导致全球贸易萎缩, 另一方面使全球钢铁等产业的产能过剩进一步恶化, 2001年已有多家美国钢铁公司倒闭并导致大量钢铁工人失业。由于新技术的采用和国内需求结构的改变, 美国钢铁业早已经进入了夕阳时代, 其就业人数从1980年的40万人下降到2002年的15万人。但从1980~2002年, 美国钢铁行业共发起123起反倾销调查, 占同期全美发起反倾销调查总数258起的47.8%。因此, 争夺贸易份额和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提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的重要日程上。

其次, 贸易保护抬头与美国国内政治气候相关。在美国中期选举年, 参议院议员要改选1/3, 众议院议员要全部改选, 共和党与民主党将为夺取国会两院的主导权而争斗, 特别是共和党要充分利用其执政的便利条件来争夺两院的席位。布什政府增征钢铁税, 其政治目的显然是争取西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等产钢州的选票;布什总统签署新的农业法, 也是要得到中西部和南部等重要农业州的选票。

再次, 美国贸易法是美国实施贸易保护措施的重要手段。美国政府战后在外贸总体政策上的基本取向是推行全球贸易自由化, 但涉及到国内一些具体产业或部门时, 则采取保护措施。20世纪70年代以来, 随着贸易逆差的扩大, 美国外贸政策逐渐由力主自由贸易向强调互惠的公平贸易转向。这一变化主要表现在美国贸易法中保护条款的增多。条款中自由贸易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交替使用, 成为美对付外国竞争的两套不可缺少的武器。美国贸易法的保护主义具有以下重要特点:一是强烈的单边性。例如, 按照美国贸易法301条款, 对于侵犯美国贸易协定中权利的外国政府的做法, 或者“不公正、不合理的、歧视性的”、“给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的”外国政府做法, 美国贸易代表采取单边制裁行动。又如, 美国在国内法与国际协定的相关规定冲突时, 往往使国内法优于国际协定。二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美国贸易法中有基于非经济原因的法律制度, 如国家安全、人权贸易、劳工权利等。美国在1996年甚至抛出所谓的“赫尔姆斯-伯顿法”, 对同古巴保持经贸关系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三是干预外国经贸政策。美国贸易法不仅对付私人的贸易做法, 如倾销、侵犯知识产权等, 也旨在解决美国认为对其有不利影响的外国政府的政策、做法, 如外国未制定实施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外国政府不公平、不合理的做法等。

最后, WTO规则的不完善也为贸易保护提供可乘之机。其一, 世贸组织成立后, 有关协议并未制定取消灰色区域措施的具体时间表。其二, WTO仍沿用GATT“原则中有例外, 例外中有原则”的灵活运用的特点, 极易诱发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因为少数发达国家对这些例外条款的利用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例如, 根据GATT第22条的例外, 一些发达国家便以保护公共道德、人畜甚至植物的健康与安全, 以及保护国内市场供应等为由, 对进口产品及原材料施以不同于本国产品的待遇, 或加以限制。其三, WTO规则中没有针对贸易与环境问题的专门文件, 这就为发达国家放置以环保为由头的“绿色壁垒”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及我国的应对措施

随着中国对外经贸的发展, 对世界经济事务参与程度的加深,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无疑产生越来越大的冲击。目前由美国引发的国际贸易摩擦加剧, 已经并将继续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经贸产生不利影响。美国政府在贸易领域内表现的单边主义行为, 表明其背离了推动贸易自由化的承诺, 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复苏和正常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

中国政府已表明了坚决反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 并根据WTO规则采取相应措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助于中国产品在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市场遭到指控时获得公平待遇, 也有利于中国在受到保护主义措施冲击时根据WTO规则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当然, 加入WTO不能自动消除贸易摩擦的影响。这不仅因为WTO不禁止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 而且因为一国贸易量越大, 受贸易摩擦影响的可能性也越大。这是一个规律。因此, 对于国际贸易摩擦, 躲是躲不过的, 必须积极应对。

首先, 要加强对WTO贸易规则及主要国家贸易法的研究和了解, 在国际经贸活动中以法律规范自己行为的同时, 防止别国特别是美国等滥用国际和国内贸易规则, 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贸易主管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 企业主体、行业协会应积极学习国际贸易知识, 掌握国际贸易规则, 加强国内贸易立法如制定《反倾销法》等。

其次, 积极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化解国际贸易摩擦。由于中国在这方面尚缺乏经验, 我们要在熟悉WTO争端解决机制这一游戏规则的同时, 研究争端解决的案例, 吸取其他WTO成员利用争端解决机制的经验和教训。

再次, 在应对和处理国际贸易争端方面, 要加强政府、法律界和企业之间的沟通、协调与合作。特别要加强事前跟踪监督, 尽快建立相关产业的预警机制和数据库, 做到防患于未然。此外, 改变我国产品的标准落后于国际要求的状况, 提高出口技术标准, 实现全程生产和管理的国际标准化, 使我国产品跨越“技术壁垒”。

最后, 在国际上加强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以务实外交为指导思想, 加强国际间的沟通和协调。解决贸易争端的方法一般有三种:磋商解决、向WTO提起诉讼、打贸易战。而真正的贸易战很难发生,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也缺乏效力, 所以国家之间贸易纠纷和摩擦主要靠双边磋商和谈判来解决。通过交流和谈判, 努力打破区域贸易壁垒, 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

摘要:美国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发展到目前, 制裁大棒一再指向中国。中美之间的争端既是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聚焦点, 又呈现出一些与20世纪不同的新动向。本文通过对美国对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主要手段、主要原因的分析, 进而提出我国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思路和措施。

关键词:贸易保护,手段,原因,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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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对华贸易 篇5

一、西班牙对华贸易商品结构的概况

据欧盟统计局统计, 在2007-2012年期间, 西班牙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机电产品、化工产品、贱金属及制品、运输设备、矿产品、塑料及橡胶、活动物及动物产品、纤维素浆及纸张、皮革制品及箱包、纺织品及原料。其中, 机电产品、化工产品、贱金属及制品以及矿产品一直稳居前五位之列。这十大产品的出口总值占西班牙对华出口总值的85%以上。其中2010、2011和2012年, 该数值分别为88.46%、85.16%和85.97%。从2007到2012年, 前五位产品的出口总值与对华贸易出口总值的比值基本维持在60%以上;尤其是机电产品, 在这六年里, 一直是西班牙对华出口最多的产品, 且其出口值远远高于第二位产品。但是, 从数值上我们可以看到, 前五位产品所占的比例存在下降的趋势;同时, 机电产品的出口比例也在逐年下降。 (见表1)

(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国别报告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default.asp)

据欧盟统计局的统计, 在2007-2012年期间, 西班牙自中国进口的主要产品为:、鞋靴伞等轻工业、皮革制品及箱包、塑料及橡胶、光学钟表及医疗设备、陶瓷及玻璃。这十大产品的进口总值占西班牙自华进口总值的89%以上, 且从2008年开始, 该数值就一直高于91%。其中, 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贱金属及制品、家具玩具杂项制品、化工产品是西班牙从中国进口的五大产品, 这五大产品的进口总值占自华进口总值的72%以上。与对华出口商品的情况相似的是, 机电产品也是西班牙从中国进口最多的产品, 其进口值与自华进口总值之比保持在30%左右。而且, 其进口值也是远远高于第二位产品。不同的是, 西班牙从中国进口产品前五位所占总值的比值在这几年变化不大, 机电产品的进口比值也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 (见表2)

(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国别报告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default.asp)

二、西班牙对华贸易商品结构存在的问题

(一) 对华进出口商品存在互补, 但互补性不强

从上文的数据中, 我们可以看到的西班牙对华出口的主要产品是机电产品、化工产品、贱金属及制品、运输设备和矿产品;而自华进口的主要产品是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家具玩具杂项制品、贱金属及制品、化工产品, 两者存在互补。但我们可以看到, 西班牙对华进出口的主要产品都包括了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贱金属及制品。根据表1、表2的数据, 我们可以推算出西班牙对华出口有42%以上是集中在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贱金属及制品这三大产品;而西班牙自华进口有54%以上同样是集中在这三大产品 (见表3) 。也就是说, 西班牙对华进出口商品的互补性不强。

(单位:%)

(数据来源:国别报告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default.asp)

(二) 对华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低

我们采用贸易竞争力指数 (Trade Competitive Index, 简称TC) 来分析西班牙对华主要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水平。贸易竞争力指数是指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这是一种用于考察一国某种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简单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TC= (X-M) / (X+M)

其中, TC代表某国某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X、M分别代表某国某种产品的进、出口额。TC (-1, 1) , 如果TC0, 表明该类商品具有国际竞争力, 越接近于1, 竞争力越强;TC, 则表明该类商品不具国际竞争力, 越接近于-1, 竞争力越弱;TC=0, 表明此类商品为产业内贸易, 竞争力与国际水平相当。具体的说:TC取值为 (-1, -0.6) 时有极大的竞争劣势, 取值为 (-0.6, -0.3) 时有较大竞争劣势, 取值为 (-0.3, 0) 时有微弱竞争劣势, 取值为 (0, 0.3) 时有微弱竞争优势, 取值为 (0.3, 0.6) 时有较强竞争优势, 取值为 (0.6, 1) 时有极强竞争优势。

根据上述公式, 我们计算出西班牙对华出口主要商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见表4) , 得出西班牙对华出口的主要商品的竞争力非常低。其中, 矿产品具有较大的竞争劣势, 机电产品和化工产品具有微弱的竞争劣势, 只有运输设备和贱金属及制品有微弱的竞争优势。

(数据来源:国别报告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default.asp)

三、完善西班牙对华贸易商品结构的建议

从上文的阐述中, 我们不难看出, 西班牙出口到中国的商品自身不具备竞争优势或只具备微弱的竞争优势。因此, 要完善其对华商品结构, 必须调整其出口商品。

(一) 了解中国市场, 出口中国市场稀缺的产品。

由于语言、文化等方面的限制, 西班牙长期不重视中国市场——其传统的海外市场集中在拉美和欧洲。因此, 相比而言, 西班牙对中国市场的了解程度没有德国和法国熟悉。再者, 西班牙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时期比较晚——大部分市场已被占据。因此, 西班牙在进军中国市场时面临着德国、法国的强大竞争。以2012年为例, 西班牙出口到中国的主要产品为机电产品、化工产品、贱金属及制品、运输设备和矿产品, 而德国对华出口的主要产品是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光学钟表医疗设备、化工产品和贱金属及制品。西班牙对华出口的机电产品为9.31亿美元, 而德国出口到中国的机电产品为330.58亿美元。西班牙和德国对华出口商品相似且西班牙对华出口量远远小于德国。因此, 西班牙应加强对华的经济合作, 了解中国市场的需求情况, 从中国市场稀缺的产品入手, 降低其出口产品面临的竞争。

2.重视其优势产品的出口

据欧盟统计局的统计, 西班牙主要出口商品包括:机电产品、化工产品、贱金属及制品、运输设备、矿产品、纺织品及原料、食品饮料和烟草、塑料橡胶、植物产品、活动物动物产品、纤维素浆纸张、陶瓷玻璃以及动植物油脂。根据上文的公式, 我们计算了这些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TC) , 发现从2008年到2012年, TC一直维持在零以上的产品是运输设备、植物产品、陶瓷玻璃和动植物油脂。2010-2012年, TC保持在零以上的产品增加了贱金属及制品和纤维素浆纸张。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 西班牙具备贸易竞争优势的产品是运输设备、植物产品、陶瓷玻璃和动植物油脂。但这些优势产品对华的出口量却相当小, 且绝大部分在对华出口产品的排名中处于前五名以外 (见表5) 。尤其是植物产品, 其对华出口量之小让其被排斥在前15名之外。因此, 西班牙应提高这些优势产品的对华出口, 尤其是在植物产品、陶瓷玻璃和动植物油脂这几类产品上。此外, 西班牙的旅游服务、金融服务的水平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 因此, 西班牙可加强其旅游、金融产品对华的输出。

(单位:%)

(数据来源:国别报告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default.asp)

总而言之, 西班牙要想缩小其对华贸易的逆差, 就应该在其对华商品结构上作出努力。政府应改变传统不重视中国市场的观念, 加强与中国政府的沟通, 争取其优势产品的准入许可证。同时, 西班牙政府和企业应加强对中国市场的了解, 加大对其产品的宣传力度, 让更多的中国民众接受西班牙品牌。

摘要:自2005年开始, 西班牙大力发展对华贸易。其对华贸易总量总体上保持上升的趋势, 但其在对华贸易中存在巨额的逆差。西班牙对华的只要出口产品是机电产品、化工产品、贱金属及制品、运输设备和矿产品;自华进口的产品是机电产品、纺织品及原料、家具玩具杂项制品、贱金属及制品和化工产品, 两者存在互补但互补性强, 且西班牙对华出口的商品缺乏贸易竞争力, 因此, 西班牙须调整其对华商品结构, 出口其优势产品。

关键词:西班牙,对华贸易,商品结构

参考文献

[1]包诠真.中国与西班牙贸易浅析[J].商业经济, 2009 (8)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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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西班牙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西班牙在华投资项目情况[Z] (2011-06-28) .h t t p://e s.m o f c o m.g o v.c n/a r t i c l e/z x h z/zhxm/201106/20110607622004.shtml

韩国对华贸易 篇6

1 文献综述

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很多, 早期主要的理论观点有蒙代尔的“替代关系”和小岛清的“互补关系”。在计量分析方法的发展下, 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实证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 多数研究侧重于相关分析, 并不能说明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另外, 这种方法不能排除非平稳时间序列的“伪回归”现象。

对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关系的研究不是很多。田银华、朱文蔚 (2005) 通过协整理论研究了美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进出口长期和短期的均衡关系, 但他们采用的中美进出口数据是来自于2005年美国总统报告的美方统计数据[6], 而本文采用的是中方统计的数据;孔舰 (2008) 、黄蔚、彭真善 (2007) 以及王洪庆、张浩、朱荣林 (2005) 研究了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但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向美国出口贸易总额的长期均衡水平偏离的调整方向或速度与本文研究的结论有所不同。

因此, 本文以1987年~2008年的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额的数据为样本来分析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存在的长期和短期关系。

2 计量方法和模型

关于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协整理论与误差修正模型作为经典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是1980年以来计量经济学模型建模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这一方法构成了本文研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美进出口贸易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以及短期动态调整关系的理论基础。

2.1 计量检验结果

(1) 数据描述

本文主要用了如下几个重要的时间序列:历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 (EX) 、历年中国对美国的进口额 (IM)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FDI) 。由于引入对数后将更容易得到平稳数据且不会改变时间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 所以对上述变量分别取自然对数, 得到新的变量分别为lnEX、lnIM和lnFDI。中国对美国进出口的年度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 COMTRADE Database) 的中方统计数据,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2)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对中国向美国的出口额 (EX) 、中国对美国的进口额 (IM)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FDI) 的自然对数值lnEX、lnIM和lnFDI进行单位根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 lnEX、lnIM和lnFDI在10%的显著水平上都是非平稳的, 但lnFDI和lnIM的一阶差分在1%的显著水平上都是平稳的, lnEX的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水平上是平稳的。这一结果表明它们是一阶差分平稳的, 可以进一步检验它们之间的协整关系。

(3) 协整检验结果

通过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分别列出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美进出口的回归方程:

其中, C为常数项, e1t、e2t为残差项, OLS回归结果表明上述方程均存在正的自相关, 需要进行自相关校正, 并对校正后方程的回归残差e1、e2进行ADF检验, 检验结果为:e1、e2在1%的显著水平下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因此, 可以认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美的出口、进口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即协整关系。

2.2 误差修正模型

利用滞后一期的残差e1、e2作为非均衡误差项ECM1、ECM2, 将它们分别代入误差修正模型中, 根据AIC准则确定进入方程的滞后期变量, 并删除那些不显著的滞后期, 以获得最终的模型结果如下:

LnEX和lnFDI的误差修正模型:

LnIM和lnFDI的误差修正模型:

注:***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大于20%水平上显著

两个方程的回归决定系数比较低, 说明模型缺损了一些重要的解释变量, 但并不影响已有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方程的回归决定系数除了D (LNFDI) 对D (LNIM) 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5%的显著水平检验。AIC和SC值都很小, 所以整体解释力很强。

3 结语

经过上文以1987~2008年的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美国的进出口额的数据为基础, 进行分析以上检验, 得出结论如下:

(1) 协整分析结果表明,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美出口和进口之间都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由协整方程可知,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FDI) 变动1个百分点, 会带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0.287个百分点的同方向变动和进口0.218个百分点的同方向变动。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流入推动了中国对美出口和进口的增加。本文的研究表明,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美出口和进口存在互补关系, 但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对中国向美出口的促进作用略大于对中国向美进口的促进作用, 从长期上看, 也从美国FDI流入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加的问题。

(2) 由误差修正模型得知, 在短期内, 对美国的进出口都可能偏离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长期均衡水平。但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都很快, 这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美国进出口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短期波动对出口变化的影响显著, 而对进口变化的影响相对不显著, 这可能与我国的“出口导向”政策、外资企业“两头在外”以及加工贸易的发展规模有关。同时, 理论上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应该反方向变动, 然而实证分析显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的贸易替代效应相对不显著, 经过一段时期 (约三年) 之后,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从美进口才会有替代作用, 但在长期,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我国从美进口仍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Mundell R A: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7, 47, (3) :321~335.

[2]小岛清, 周宝廉译.对外贸易论[M].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7:121~135.

[3]田银华, 朱文蔚.美国的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协整分析[J].当代财经, 2005, (10) :94~98.

[4]杨来科, 廖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J].财贸经济, 2006, (12) :72~76.

[5]孔舰.中美贸易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J].福建论坛, 2008, (3) :25~29.

韩国对华贸易 篇7

根据中国贸易救济网的资料统计, 截至2009年, 美国对华共发起了23宗“双反”调查案件 (详见表1) 。这些“双反”案件主要呈现如下特征:

1.“两反调查”并轨进行

这23起案件尽管都是分别立案, 但是立案之后的工作却是同时进行、合并调查。例如:在立案之后, 应诉企业需要填写调查问卷, 反倾销和反补贴的两份问卷是在同一时段填写的。此外, 美国商务部对反补贴和反倾销的终裁也是在同一时间作出。最后, 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是否存在损害的裁定也是合并作出。这些都显示出美国对华“双反”调查是并轨进行, 合并调查的, 因此, 应诉企业的难度大大增加。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贸易救济网http://www.cacs.gov.cn/整理而成。

2.“双反”立案调查愈加频繁

从表1可以看出, 美国对华实施的“双反”调查, 2006年仅1起, 2007年激增到7起, 2008年为5起, 而2009年达到了10起。可见, 美国对华“双反”调查越来越频繁。美国的这一举动, 势必引起其他国家效仿。据统计, 截至2009年6月30日, 全球对中国的“双反”调查案件已经达到30起。全球对华“双反”案的增加显示出了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对其他国家的示范作用, 因此, 我国必须重视美国对华的贸易保护措施。

3.“双反”调查产品集中在钢铁行业

美国实施“双反”调查的产品集中在钢铁行业, 上述23个被调查的产品中, 除了铜版纸、复合编织袋、热敏纸、亚硝酸钠、柠檬酸、带织边窄幅织带、镁碳砖、钾磷酸盐和钠磷酸盐外, 其它的14个产品均属于钢铁产业。美国频频对中国的钢铁行业实施“双反”调查, 与其国内钢铁行业不景气有着密切联系, 从而暴露了美国保护其国内工业的真正意图。

4.税率奇高

本文对已经终裁的22起案件 (铜版纸案胜诉除外) 的税率进行了统计, 这22起案件所征收的最高税率全部超过了140%, 最高的合并税率高达701.47%。奇高的税率显示了美国对华实施“双反”调查的决心, 同时也对中国被诉产品设置了更高的“门槛”。

二、相关法律解释

早在20世纪80—90年代, 美国一些产业已对中国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 但当时都被美国政府予以否决, 其根本原因在于开启“双反”调查和采取措施必然会导致重复征税, 这是世贸组织规则所不允许的。

1.世贸组织相关规定

在美国对华首宗“双反”调查案中, 中国曾就此事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此案因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最终裁定铜版纸无损害而取消了对中国企业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决定, 为此世贸组织也就不予追究。世贸组织尽管没有对该案作出裁定, 但是从美国主动让步的做法不难看出, 他们对“双反”调查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中能否胜诉也毫无把握。

根据世贸组织《SCM协定》的相关规定, “补贴”只有同时满足3个条件才能成立: (1) 提供了财政资助; (2) 资助是成员领土内的公共机构提供的; (3) 授予了某项权利。协议并不对各国采取的补贴一概进行管制, 只约束“专向性”补贴, 即给予特定企业或产业的补贴。而中国遭到美国“双反”调查的大多数企业并非国有企业, 并不符合《SCM协定》中关于专向性补贴的相关规定, 美国对华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双反”调查是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

世贸组织协定在洽谈过程中确定了其基本原则, 包括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等, 以确保各国处理好相互间贸易关系。《反倾销协议》《SCM协定》实际上就是公平竞争原则的重要体现。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和《SCM协定》在限制国家干预、防止不公平竞争的同时, 也在防止另外一种倾向, 即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本身成为公平贸易的障碍, 也就是政府滥用这两种手段达到保护国内产业的目的。为此, 世界贸易组织为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规定了严格的程序, 而美国对华发起的19起“双反”调查案违反了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和相关规定, 应该予以制止。

2.美国相关法律

纵观美国的相关法律文本和法律实践, 其中存在很多针对中国的歧视性条款。

首先是非市场经济问题。在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中, 美国以中国市场体制尚未建立, 价格无法反映成本, 要求将一些成员对华实施的歧视性反倾销国内立法多边化和合法化, 即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时, 不考虑中国产品的价格和成本, 直接使用第三国的替代价格。近年来, 中国政府把非市场经济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 通过外交手段, 向各国申请, 要求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自2004年4月14日新西兰第一个承认我国为市场经济国家以来, 至2009年5月20日已经有97个世贸组织成员承认了我国为市场经济国家。然而, 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却始终没有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而这些国家和地区恰恰是对华反倾销比较多的。综上所述, 美国“非市场经济”条款实际是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的手段之一。

其次是对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双反”调查。实际上, 早在20世纪80年代, “非市场经济国家”是否适用于美国的反补贴法就已经存在争论。1983年, 美国钢铁生产商针对自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进口的碳钢盘条提出了反补贴调查申请。对此, 美国商务部于1984年5月作出终裁, 认为反补贴法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原告乔治城钢铁公司不服, 上诉至美国国际贸易法院。1985年, 美国国际贸易法庭经过司法诉讼程序, 推翻了美国商务部关于反补贴法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裁决, 判决原告胜诉。美国商务部不服国际贸易法院的判决, 向美国联邦巡回法院上诉, 认为国际贸易法庭对法律精神的理解不当。1986年9月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作出判决, 撤销了国际贸易法院的判决。这就是著名的乔治敦城钢铁案。由于判例法是美国国内法的重要渊源, 因此该案便成为美国国内的一项判例法, 即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不适用美国的反补贴法。基于这种法律体系, 一直以来, 美国始终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将中国纳入“非市场经济国家”范畴。因此, 尽管美国对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实施了大量的反倾销措施和保障措施, 但一直未实施反补贴措施。

在当前美国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情况下, 对于倾销幅度的计算采用的是替代国的做法, 在倾销活动当中已经包含了补贴 (假如存在) 在成本当中的反映。而美国对中国实施“双反”调查, 既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 采用替代国的高额成本来计算成本, 得出不合理的倾销幅度, 对中国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同时又将已经计算出的补贴重新来核算, 额外再计算补贴成本。这种重复计算、重复征税的做法不仅是对WTO《反倾销法》和《SCM协定》的滥用, 更是对中国企业的不公正和歧视。

三、美国对华“双反”调查的具体措施

美国已经终裁的12起对华“双反”案件中, 合并税率最高竟达到701.47%, 奇高的税率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美国商务部在认定和计算时存在着严重的技术性错误。

1.贷款的认定

《SCM协定》第一条明确规定了补贴的范畴, 从规定可以看出, WTO所限制的是政府行为, 但是美国商务部在调查的过程中却将中国的所有银行对企业的贷款, 均视为政府行为, 用《SCM协定》第一条A款的相关规定予以限制。这种将企业运作中很正常的商业贷款行为也视为政府补贴的做法很明显是一种歧视性的甚至是错误的行为。另外, 在美国商务部看来, 这种贷款行为尽管是对某一家企业的, 但是其他相关联的公司也同样获得了某种利益, 从而应该遭到制裁。这种观点也是严重错误和不公正的。根据《SCM协定》第二十七条第14款的规定:发达国家应该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 “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特定的出口补贴行为进行审查, 以检验该补贴是否符合该国的发展计划”。而美国在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审查时, 完全无视中国的国情, 作出了诸如“中国银行对企业的贷款为政府补贴”等错误论断。

2.利率问题

在计算中国产品的补贴额度时, 美国认为, 中国对出口收汇荣誉企业规定的优惠利率违反了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不可否认, 中国对部分企业确实存在一定利率优惠, 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税务总局2000年出台的《出口收汇考核试行办法奖惩细则》的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对出口收汇荣誉企业的人民币贷款利率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利率基础上适当下浮, 最高下浮幅度为10%。”实际上, 这种优惠利率完全是一种货币工具, 在美国等其他国家也是非常常见的。特别是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美国也曾出台了一系列优惠利率政策来提振楼市。因此, 美国将中国的一些优惠利率视为补贴是错误的。除此之外, 美国商务部还认为, 中国政府对银行领域存在巨大干预, 因此, 银行所提供的贷款不能代表真实的利率水平。为此, 美国商务部摒弃了中国的通行利率, 而是按照其他国家的平均贷款利率来计算, 这种做法也是完全无视中国国情的做法, 也是错误的。

四、结语

美国在对华“双反”调查过程中, 完全无视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 在国内法律和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如此多的针对中国的歧视性条款, 完全是一种贸易保护行为。究其原因, 一是为了保护本国工业。自1993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以来, 中美贸易摩擦不断, 特别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美国各行业都出现了严重的衰退, 国内经济萎靡不振。为了保护本国工业, 美国试图以限制从中国进口产品来达到工业复兴的目的。二是为经济不景气寻找“替罪羊”。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美国政府一直受到国内民众的强烈指责, 特别是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已高达8.5%, 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美国必然希望找到一个“替罪羊”来推卸责任。三是霸权主义思想作祟。自1945年美国成为新的霸权国以来, 在世界政治、军事、经济等各领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然而, 随之而来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经济衰退期, 美国的霸权地位也开始动摇。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 中国对经济的治理成绩卓越, 受到世界各国的称赞, 使得美国霸权地位再次受到挑战, 这些都促使了美国对中国高举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

参考文献

[1]Julia Ya QIN:WTO Regulations of Subsides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theChina Accession Protocol[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Vol.7, No.4, 2004.

[2]Francis Snyder.The Origins of the Non-market E-conomy[J].European Law Journal, 2001 (9) .

[3]郭寿康, 赵秀文.国际经济法[M].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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