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收入水平

不同收入水平（共7篇）

不同收入水平 篇1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扩大内需,重点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在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国,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尤为迫切。很多学者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进行了研究,但对中国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进行研究的较少。戴飏(2008)运用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借助《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对中国农村居民2003—2005年的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1]。刘芳等(2009)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预测了2008—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已经实现了由温饱型向小康型的转变,恩格尔系数会继续下降,但农民的消费仍呈现出基本生活需要型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优化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政策建议[2]。李正明等(2011)以现阶段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为前提,通过对农村居民消费状况的抽样调查,寻找扩大消费的空间和妨碍消费扩大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探讨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途径和方式[3]。韩卫刚(2004)指出制约农村消费需求增长的因素有很多,但针对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民,影响其消费的各主要因素存在明显差异,要区分不同收入层次,施以不同对策措施,启动农村消费[4]。在当前中国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关注民生的大背景下,研究农村不同收入群体消费状况,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乃至社会稳定都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农村不同收入户消费现状

2009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5 153.17元(如表1所示),高、中高、中等、中低、低收入户人均年纯收入比为7.95∶7.17∶2.91∶2.01∶1,其中,高收入户是低收入户的7.95倍,差距较大。收入差距导致消费差距,高、中高、中等、中低、低收入户人均年消费比为3.18∶1.95∶1.51∶1.22∶1,其中,高收入户是低收入户的3.18倍。从各项支出来看,高收入户远超低收入户,高收入户人均食品支出2 601.79元,分别是中、低收入户的1.68倍和2.35倍;高收入户人均衣着支出436.50元,分别是中、低收入户的2.08倍和3.22倍;高收入户人均居住支出1 731.07元,分别是中、低收入户的2.64倍和4.02倍;高收入户人均设备用品服务支出384.65元,分别是中、低收入户的2.16倍和3.26倍;高收入户人均医疗保健支出521.12元,分别是中、低收入户的2.03倍和2.95倍;高收入户人均文教娱乐支出722.31元,分别是中、低收入户的2.44倍和4.63倍;高收入户人均其他支出177.53元,分别是中、低收入户的2.43倍和4.28倍;由于高、低收入户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方面的差异较大,所以在交通通讯方面的支出差距最大,高收入户是中、低收入户的2.78倍和4.79倍。

再来看不同收入户消费结构差异(如表2所示),2009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0.97%,农村居民生活已经达到小康水平。恩格尔系数随着收入等级的上升呈现下降趋势,即食品占消费支出比例与收入呈负相关性。高收入户为34.76%,已进入富裕阶段,其他四组恩格尔系数都超过40%,说明这些收入户已经达到小康水平,其中低收入户恩格尔系数为47%,还处于小康的低水平阶段,高收入户比低收入户低12.24个百分点,说明高、低收入户生活水平和消费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医疗保健支出比重也与收入等级呈现负相关;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其他支出比重与收入等级呈明显的正相关性,即收入等级越高,消费比例越高;除了中等收入户,其他各收入户居住支出比重与收入等级呈正相关;衣着、设备用品服务支出比重基本上与收入等级无关,比重值比较平稳。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5]。

资料来源:由《中国统计年鉴(2010)》计算得出。

三、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一)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构建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计算分析应用源于经济学家Lunch提出的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6],其具体数学模型为:

式(1)中i为商品或劳务的种类,Vi为消费者对第i种商品或服务的消费支出;Pi为第i种商品或服务的价格;Xi为消费者对第i种商品或服务的基本需求量;Y表示消费者人均可支配收入;PiXi是对第i种商品的基本需求支出;βi为消费者的收入除去各类商品或服务基本需求支出后的余额中追加用于第i类商品或服务的比例,称为第i类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其中0<βi<1,0<∑βi<1,∑PiXi为各类商品或服务基本需求支出总额。

将(1)式整理后得:

令∑αi=∑PiXi-∑βi∑PiXi=∑PiXi(1-∑βi),可得到∑PiXi=∑αi/(1-∑βi)

从而得到对第i类商品(或劳务)的基本需求为:

(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检验

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中国农村五种收入户2009年人均年纯收入和各项消费支出数据,运用ELES模型,以年纯收入为自变量,食品、衣着等为因变量,借助统计软件SPSS13.0进行回归分析,各年回归方程的参数估计以及t检验值如表3所示。

注:tβi为βi的t检验值。

从回归估计的结果看,在α=0.05的显著水平下,各类消费的回归方程均通过F检验,解释变量也均通过了t检验。并且各项R2值都在0.980以上,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同时,2009年各项消费支出方程的斜率均在0和1之间,符合模型中关于0<βi<1的要求。所以,笔者使用ELES模型对中国农村不同收入户消费支出进行分析是可行的。

四、中国农村不同收入户消费需求实证分析

(一)边际消费倾向与平均消费倾向分析

如表3所示,中国农村居民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487,说明农村居民纯收入每增加100元,消费增加48.7元,储蓄增加51.3元。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农村居民更愿意通过储蓄以应对未来的不时之需,抑制了中国农村消费需求的提高。在各类边际消费倾向中,食品(0.139)位居第一位,即在增加消费的48.7元中,用于增加食品的最多,农村居民仍把食品改善作为提高生活质量的主要类别;居住(0.124)位居第二位,说明农村居民在温饱满足后就考虑房屋的建筑与购买,居住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占据重要地位;交通通讯(0.069)与文教娱乐(0.054)分别位居第三、第四位,说明随着纯收入的提高,农村居民注重出行与交流的便利,也对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子女教育方面的需求日益旺盛;医疗保健(0.033)位居第五位,说明农村居民由于收入的约束,对自身的健康尚不够重视;衣着(0.029)、设备用品服务(0.026)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说明农村居民在收入增加后,用于服装、衣料、鞋、袜和耐用消费品、家庭日用品及家庭服务方面的支出较少。

平均消费倾向指任一收入水平上消费支出在收入中的比率,如表4所示,2009年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0.775,即农村居民纯收入中有77.5%用于消费。从各收入户来看,平均消费倾向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有规律的下降态势,这符合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凯恩斯认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是消费的增加不及收入增加得多,由此可以推导出高收入户平均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户。进而可以引申出,如果一个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集中在少数高收入户,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就会降低,从而出现消费需求不足。农村低收入户平均消费倾向高达1.52,高收入户平均消费倾向只有0.608,前者比后者高出91.2个百分点,相差2.5倍。较大的平均消费倾向差距一方面说明农村不同收入户对消费需求拉动作用的强弱不同,另一方面说明贫富差距扩大会导致整个社会平均消费倾向的下降,影响中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

资料来源:由《中国统计年鉴(2010)》计算得出。

(二)需求收入弹性分析

ηi表示弹性,根据公式ηi=βiY/Vi和已知数据可求出中国农村居民需求收入弹性(见表5)。2009年,各收入户各项需求收入弹性都大于0小于1,表现出缺乏弹性的特征,如果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各收入户将会增加各类商品或服务的消费。各项需求收入弹性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而提高,即对应于每一项商品或劳务,弹性系数大小与收入高低呈正相关,收入越低,弹性系数越小;收入越高,弹性系数越大。具体来看,交通通讯弹性最高,农村居民对交通通讯需求量的变动对收入的变动反应最为灵敏,当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时,会大幅增加对交通通讯的消费。文教娱乐的需求收入弹性位居第二位,说明农村居民对文教娱乐日益重视,在收入增加后,在满足交通通讯后,就会满足各类教育、文化娱乐、书报等消费。居住位居第三位,这符合农村传统的消费习惯,即不论吃、穿如何,只要有经济能力,就喜欢面子工程,即建房子,故居住支出对收入的反应比较灵敏。家庭设备、衣着弹性较低,说明衣着、耐用消费品和家庭日用品消费对收入反应不灵敏,这些消费对农村居民而言属于生活必需品。医疗保健弹性位居倒数第二位,这是由医疗保健公共产品的特性所决定的,农村居民一部分医疗保健是通过公共医疗得到满足的,故医疗保健表现出必需品的特性。食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最低,即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受收入变动的影响最小,符合食品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特性。

(三)基本需求支出分析

基本需求支出是指为了保证劳动力再生产对物质产品和劳务所需的基本消费量的货币支付能力,反映了居民最低消费需求,即式(5)中的PiXi。2009年,中国农村居民各项消费支出都高于基本需求支出,说明农村居民各项基本需求都得到了满足,从不同收入户来看,差异较大(见表6)。低收入户各项消费支出都低于基本需求支出,说明农村低收入户各项基本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同时,中低收入户衣着、家庭设备、文教娱乐、其他这四项的支出低于基本需求支出,即中低收入户这四项的基本需求还没得到满足。这说明农村收入差距问题依然严重,不但低收入户需要救济,一部分中低收入户也需要救济。2009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基本需求总额估计值为2 827.26元,占同年人均消费支出3 993.45元的70.8%,即农村居民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所需支出占消费支出的70.8%,用于发展和享受的超基本消费支出比例只有29.2%。从各项基本需求占实际消费比重来看,食品比重最高,为79.52%,反映了农村居民对食品的需求还是以基本消费需求为主,刚性最强。医疗保健、衣着、家庭设备类的基本需求支出比重分别位居第二、第三、第四位,为72.81%、72.81%和71.07%,这与这三大类价格上涨有关,农村居民需要支出更多的货币用于这三项基本需求支出。居住和文教娱乐基本需求支出比重较低,说明这两类消费中用于发展和享受的消费所占比例较高。交通通讯基本需求支出比重最低,为58.66%,说明中国农村居民对交通通讯承受能力较强,也说明交通通讯在农村发展潜力较大。这与前面的弹性分析相吻合,即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居住这三大类需求收入弹性较大,基本需求比例较小。

五、结论及建议

综上,笔者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中国农村各收入户收入与消费高度相关,提高各收入户收入会提高各收入户消费水平。第二,中国农村整体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食品、居住、交通通讯与文教娱乐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位居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位,说明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在这四个方面的支出会不断增加。第三,平均消费倾向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有规律的下降态势,且高、低收入户差距较大,说明农村不同收入户对消费需求拉动作用的强弱不同。第四,各收入户收入弹性大于0小于1,且弹性系数大小与收入水平高低呈正相关。交通通讯的弹性最高,其次是文教娱乐,说明这两项将是农村未来的消费热点。食品收入弹性最低,刚性最强。第五,不但农村低收入户各项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且中低收入户一些基本需求也没得到满足,农村收入差距问题依然严重。农村居民用于发展和享受的超基本消费支出比例较低,其中食品基本需求占实际消费比重最高,交通通讯最低。

基于上述结论,为了提高中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提出如下建议:

1.提高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收入。如上所述,低收入户平均消费倾向较高,收入的提高对促进消费需求的作用非常强,其对消费的拉动作用胜过各收入户收入的普遍提高。同时也要提高中低收入户收入。这两类收入户对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提高生活质量都有极大的愿望,但收入的低下制约了消费需求的满足。所以,增加这两类收入户的收入,对促进消费需求的作用不可估量。同时,对于缩小收入差距,保持社会稳定都有重要意义。

2.针对农村不同收入户,分层促进交通通讯、文教娱乐消费。中国农村居民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的边际消费倾向和需求收入弹性都比较高,属于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所以,发展这两项消费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推动作用较大。同时,要针对农村不同收入群体,提供层次不同的产品,分层促进消费。就交通通讯来说,要加强道路、邮政和网络建设。随着农村居民对电脑需求的提高,对网络的需求也日益旺盛,要向农村居民提供便宜、便利的网络服务,既为农村居民致富打开了一条广阔的途径,又可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为低收入户提供公共交通服务,为中等收入户提供出租车服务,为高收入户提供汽车服务。就文教娱乐来说,要加强图书馆、博物馆、戏剧院、学校等的建设,保障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并在农村建立培训中心,促使农村居民形成勤于学知识、掌握一技之长的风气,既可提高农村居民素质,又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形成收入增加—消费提高的良性循环。总之,交通通讯与文教娱乐消费的增加必然会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持久、稳定的推动力。

3.发展食品生产。从消费分类上看,食品消费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且弹性最小,即不同收入户在食品方面的消费都较强,加强食品类生产对于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作用较大。所以,要在农村进一步发展食品生产,并大力发展食品加工业,为农村居民提供便捷的餐饮服务。同时,要加大在农村食品市场的执法力度,确保农村居民能享用到安全、放心的食品。

4.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农村居民储蓄较多,这与当前中国尚不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有关。继续推进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扩大新农合覆盖范围,简化报销手续,增加报销范围。逐步在农村建立和城镇居民一致的养老制度,使农村居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只有解除了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农村居民才能放心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摘要：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对2009年中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基本需求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等边际消费倾向和需求收入弹性较高,食品弹性最低;农村低收入户各项基本需求都没得到满足,且中低收入户一些基本需求也没得到满足,收入差距问题依然严重。应提高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收入;针对农村不同收入户,分层促进交通通讯、文教娱乐消费;发展食品生产等。

关键词：农村居民收入,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基本需求

参考文献

[1]戴飏.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实证分析[J].新疆农垦经济,2008,(3).

[2]刘芳,焦中信,梁保松,李炳军,孔琳.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及变化趋势分析[J].河南农业大学学报2,009,(6).

[3]李正明,岳琳.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途径和方式研究——基于农户消费情况的抽样调查[J].消费经济,2011,(2).

[4]韩卫刚.区分不同收入层次,启动农村消费[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4,(4).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0)[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6]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不同收入水平 篇2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工资性收入差距,转移性收入差距

引言

伴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农村释放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资源,一方面缓解了农村劳动力的紧张状况,提高了土地的生产率;另一方面为城镇地区的经济建设提供大量劳动力,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步伐,中国经济一度呈现出高达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目前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大国。同时,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由1979年的17.91%提高到2014年的54.77%,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在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表现出明显变化,按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测度的不平等程度,由1997年的2.47∶1上升到2014年的2.75∶1,收入不平等程度却呈现出加剧的趋势。2014年基尼系数为0.469,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收入不平等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问题。因此,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当前政界和学术界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深入的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逻辑机理,为制定和实施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以在城镇化过程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避免因收入差距过大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城镇化过程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学术界对中国城镇化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依据不同的前提假设和不同的视角,得出不同的结论。林毅夫、刘明兴(2003)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1],陈迅和童华健(2007)从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角度[2],肖卫(2010)从分工演进和交易效率的视角[3],均认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陆铭、陈钊(2004)从地方政府实施带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角度,指出城市化对缩小统计意义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性作用[4]。姚耀军(2005)[5]、曹裕、陈晓红和马跃如(2010)[6]、廖信林(2012)[7]也均持有上述观点。程莉和周宗社(2014)认为,滞后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互为格兰杰原因,滞后城市化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短期内具有正效应,长期内具有负效应,而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对滞后城市化的减小具有正效应,但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滞后城市化的减小则会产生负效应[8]。郭军华(2009)认为,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非简单的促进或抑制,其效应还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本身的水平[9]。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认为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特征[10],而周云波(2009)却认为呈现出“倒U”型[11]。遗憾的是,已有研究在分析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时,并未对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进行细分,也并未对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不仅分析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还深入的分析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差距、经营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以及转移性收入差距对其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以及城镇化水平与各类收入差距的不同特征关系。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各类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但其增长速度不同,且各类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也不同,其对整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也不同。从表1和图1可知,一方面,当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率超过城镇居民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反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城乡各类收入差距的大小呈现出较大变动,并且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本文认为,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应针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差距采取有针对性的缩小收入差距策略;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时,应针对不同收入差距类型,采取相应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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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分析

鉴于中国当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本文构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研究中国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

假定城乡二元经济中只存在两类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本文借鉴巴罗(Barro,1990)的内生增长模型[13],城镇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u为城镇经济的产出量,Au为城镇经济的技术进步,K为城镇经济的资本量,由于城镇经济以现代经济为主,其资本投入包括城镇居民的资本投入和农村居民通过金融投资方式形成的资本投入,Lu为城镇经济的劳动量。假定城镇经济是规模报酬不变的,α为城镇经济的资本边际产出弹性。

由于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仍以农业为主,主要依赖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而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农村经济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r为农村经济的产出量,Ar为农村经济的技术进步,T为农村拥有的土地量,Lr为农村经济的劳动力。假定农村经济是规模报酬不变的,β为农村经济的土地边际产出弹性。

由于生产函数具有不变的规模报酬,经济是竞争性的,因此城镇经济和农村经济各自的工资和资本的边际收益为:

进而我们得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其中,Iue和Ire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Iuc和Irc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Iut和Irt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

依据徐宽(2003)[14]计算基尼系数的方法,鉴于本文的研究主体只有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类,本文构建的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收入占人口总收入的比重令城乡收入差距为则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可以写成:

求城乡居民基尼系数对城镇化率的导数,即

其中,分母大于零,即

当χ>1时,城镇居民收入大于农村居民收入,即,开口向下,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呈现出“倒U型”;当χ<1时,城镇居民收入小于农村居民收入,即,开口向上,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呈现出“U型”。

2 实证分析

2.1 模型构建和数据分析

为了深入的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来源,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gapit为城乡收入差距,wit为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ecit为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asit为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trit为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wit·idd为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地区的交互项。μit为均值零、方差为常数的误差项。

本文利用中国2005~2013年3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来源进行实证分析。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和高质量性,各变量数据均是选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均采用城镇居民各类收入与农村居民各类收入之比进行衡量,均是经过城镇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缩小之后的实际量。该指标越接近于1,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该指标大于1,说明城镇居民收入大于农村居民收入;该指标小于1,则说明农村居民收入大于城镇居民收入。城镇化水平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行衡量。本文计量实证均采用stata13.1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见表2。

从表2可知,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和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均值较大,可能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和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可能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具体因果关系应依据实证分析结果而定。从城乡各类收入差距的相关关系可知,城乡各类收入差距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说明各自变量间并不存在严重的相关关系,故不必担心多重共线性问题(见表3)。

2.2 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对模型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从其估计结果看,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相差不大。Hausman检验给出的统计指标为6.14,其P值为29.3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不显著地,无法拒绝原假设,认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无差异,本文同时给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在对模型进行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可知,组间异方差沃尔德检验和组间同期自相关检验的P值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模型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本文选用全面的FGLS方法对模型进行修正,回归结果为FGLS-Ⅰ所示。FGLS-Ⅱ在FGLS-Ⅰ的基础上,加入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地区的交互项,同时进行变系数模型估计,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地区差异。具体估计结果见表4。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

FGLS-Ⅰ和FGLS-Ⅱ的回归结果中,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明显不同,说明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因考虑地区因素,而其他变量不存在明显差异。鉴于本文研究的重点,将对FGLS-Ⅱ的结果进行具体的阐述。从计量回归结果可知,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提高一个单位,城乡收入差距将提高0.0866个单位,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是统计上显著地,说明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将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不显著。由于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大部分小于1,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也基本上处于1附近,以及城乡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很低,从而造成其提高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并不显著。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将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也不显著。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导致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的差距很大,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由于转移性收入占比较低,可能造成其不显著。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地区的交互项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说明工资性收入差距的确存在地区的不同。从模型的地区个体效应的回归显著性可知,基本上所有省份的个体回归系数均是显著地,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存在地区效应。综上所述,工资性收入差距仍是影响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但不容忽视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而转移性收入存在严重的城市偏向。

从图2可知,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出不同形状的非线性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本文运用中国1997~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5给出了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关系的回归结果,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结果均存在异方差问题,运用FGLS方法进行估计;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运用OLS方法进行估计;而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存在自相关问题,运用Newey-West估计方法,选用滞后阶数为6阶,进行计量回归。具体估计结果见表5。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5可知,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而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U型”关系,所有回归系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计量回归结果与变量间相关关系分析结果相同。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类型的不同,则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也将有所不同。因此,在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时,应进行具体的分析,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不仅从理论层面对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还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就城乡各类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以及运用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就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发现:(1)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仍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城乡转移性收入存在严重的城市偏向,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2)城乡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效果并不显著;(3)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应针对不同的地区进行具体分析;(4)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而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U型”关系。因此,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并非相同,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时应具体的分析。

提高常州农民收入水平的结构途径 篇3

和全国及其江苏平均发展水平相比较,常州农民的收入不但水平比较高而且增长速度也比较快。2006年,常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全面小康水平,是江苏和全国平均水平的1.38和2.23倍。与2000年相比较,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 253元增加到3 587元,增长了59.2%;江苏农民人均纯收入由3 595元增加到5 813元,增长了61.7%;而常州农民人均纯收入由4 429元增加到8 001元,增长了80.7%。也就是说,这6年常州农民的收入在绝对数较高的基础上取得了比全国和江苏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的增长。但和全国其它先进地区相比较,常州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还是有着较大的潜力,本文对此作些粗浅探讨。

1 向山东、浙江、特别是苏州学习,着力提高常州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

1.1 面对地少人多的现实,常州要坚定地走减少农民,发展现代农业之路

从长远来看,在常州这个寸土寸金的发达地区,就是要通过蔬菜、水果、花卉、园艺提高土地产出,同时要通过发展特色农业、设施农业、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无锡阳山镇改水稻为水蜜桃种植,2004年农民收入7 580元,其中七成以上来自水蜜桃。无锡滨湖区农民杨裕兴种60亩菊萄,纯收入超过30万元,亩均获益超过5 000元。一产家庭经营可以成为农民增收的源泉。

1.2 在提高二产家庭经营收入方面要扶持和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工业,走自主创业之路

扶持和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工业,走自主创业之路,是形成最有活力、最有潜力的一种农民增收途径。目前苏州农民自主创业已初步形成气候,并走出了一条具有苏州农村特色的农民自主创业之路。原来有传统工业、手工业的地方,农民发展工业企业和家庭工业,形成一镇一品特色。如太仓市磺汪镇原有化纤加弹业的基础,前几年镇党委发动能人带头,带动农民发展化纤加弹生产,目前全镇上规模的加弹厂有1 652家,员工1万多人,2005年全镇农民人均收入达10 228元。常州原来有传统工业、手工业的地方,也可以鼓励农民发展工业企业和家庭工业,形成一镇一品特色。

1.3 在提高三产家庭经营收入上可以走发展旅游服务业和物业服务业之路

常州应当向苏州学习,在风景旅游景区周围一些村的农民可以向旅游服务业发展。苏州各地农村响应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服务业跨越发展”的号召,千方百计发掘本地区山水人文优势,使农村旅游业有了新的突破。据统计,2006年接待游客2 10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25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实现收入125亿元。吴中区利用本地山水人文优势和特色农业优势,发展环太湖山水风光游、农业观光游、生态休闲游,西山明月湾、涵村坞茶园、东山古尚锦茶坊等一个个旅游项目先后在太湖边冒出,最近又开出集美食、休闲、度假于一体的越溪旺山生态农庄、东山陆巷沙滩山船餐、三山岛和明月湾“农家乐”等多个大型生态旅游休闲项目,优化了农村经济结构,拓宽了农民增收的发展空间。

2 向苏州和昆山学习,着力提高常州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2.1 构建城乡统一的农民就业机制,大力提高农民的就业机会和本领

苏州在构建城乡统一的农民就业机制中,有几项制度建设深受农民欢迎,值得常州学习借鉴。一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管理机构、劳动力有形市场和信息网络。过去劳动部门、劳动力市场和信息网络只管城镇劳力,不管农村劳力,为适应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机制,从2004年起,明确规定各级劳动管理部门具有涵盖城乡劳动就业的管理职能,并在乡镇一级普遍新建了劳动和社会保障所、职业介绍所,在村一级设置了劳动和社会保障协管员;对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农村劳力,凡有就业意愿的,都可在劳动部门领取与城镇劳力同样的就业登记证;市、县(市)、区劳动部门举办的劳务市场,向所有持证的城乡劳动力开放,一视同仁,竟争就业。二是政府出钱为农民买岗位。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就业竞争力较弱,作为城乡统一劳动政策的补充,政府对农民就业落实了一些特殊政策。如吴江市作出规定,凡使用本地农村劳动力超过企业员工总数10%,并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为员工缴纳社保费的企业,由政府给予奖励,补贴社保费的50%;凡单位70%的保安、保洁、保绿等公益性岗位,使用本地农村劳动力的,政府按员工数给予岗位补贴;职业中介机构成功介绍本地劳动力就业一年以上的,按介绍劳动力数量,政府给予奖励。又如,昆山市专门拨出3 000万元专项资金,其中用于技能培训、采购就业岗位等2 000万元,负责对四残人员家庭、低保农民家庭、零就业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2 200元的农村贫困户家庭和失地农民进行技能培训,有序地安排到政府采购的公益性就业岗位,使他们各得其所,取得一定的工资性收入。目前,该市有95%农户至少有1人在非农企业就业。三是建立免费职业培训制度。在培训中加强对本地农村劳力转变就业观念教育和提高就业技能。据统计,2005年全市共培训农村劳动力110万人次,培训致富带头人2万多人次。常熟市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培训服务网络,遍布全市228个村和社区。该市新港镇共培训失地农民4 321人,从缝纫、电脑、维修、烹饪、毛衫设计等培训班结业后,有75%的学员应聘就业。四是建立村厂挂钩劳务合作制度。一般的做法是,企业在所在村租厂房或在征用土地签订协议时,由当地政府与企业协商,确定一定比例的本地劳动力到企业就业。如太仓市沙溪镇已有30多家企业安排本地劳动力占职工总数20%以上。也有的企业为支持当地新农村建设,安排本地年龄偏大、文化偏低,家庭经济困难的劳力,从事企业门卫、保洁、食堂辅工、绿化养护等工作。这种由政府出面帮助农民就业的新机制,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能够有序流动、充分就业,为农民增加稳定的收入创造了条件。

2.2 规范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

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分配原则。目前,苏南乡镇企业的经营实绩与分配严重脱节。比如,无锡市农民在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在增加,但工资收入占销售收入和利税的比例却逐年下降。从2000年到2005年,无锡市乡镇工业的销售收入增了1.56倍,创造利税增了1.60倍,职工人均创营业收入增了81.1%、创利税增83.3%,而亿元销售收入工资含量下降28.9%,亿元利税工资含量下降30.0%。五年来,无锡市乡镇企业职工创造剩余价值的绝大部分为经营者占有,如依照2000年职工人均创税同比例得到工资推算,2004年,无锡市乡镇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可达16 107元,比现有水平高4 827元[1]。常州也是如此:2006年,常州市农村工业总产值、实现利税、利润总额分别比2000年增长300%、384.3%、611.2%;农村私营及私营控股企业完成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销售产值分别比2000年增长603%、472%、634%。但是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只是增长了102%。现在是到了改变职工产出持续增加,收入比例持续下降现状的时候了。在2007年年初正式启动实施的《“富裕常州”建设纲要及三年行动计划》中讲到要积极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发展和谐的劳动关系,加强工资指导,完善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时,提出要建立完善企业职工收入随企业效益提高而增长的机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每年调整一次最低工资标准,全市企业职工人均年收入增长12%以上,严禁克扣拖欠职工工资,继续加大对非公企业组建工会的工作力度,推动工资集体协商成为多数企业决定工资分配的主要方式。如果这些措施能完全实施到位,无疑会较大幅度地提高常州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

3 向深圳和昆山学习,着力提高常州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按照深圳的经验,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靠发展集体经济,江阴华西村的发展更是说明了这一点。2003年,华西村实现销售收入105亿元,比上年增长了59%,上缴税收超过3亿元。村有集体财产30多亿元,中心村人均超百万元。这是华西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当年超6 000美元的坚实基础。到了2006年,华西村实现的销售收入超过400亿元,人均纯收入达10 000美元以上,这同样是靠集体经济的迅猛发展。但同时,发展个私创业经济也是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的有效途径,比如,2003年华西村就拥有私人资本5亿多元,人均30多万元。所以,提高常州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同样可以两条腿走路:长远来看,要靠大力发展农村“三大合作”组织来大幅度地提高常州农民的集体性财产性收入(目前常州农民的人均集体性资产只有3 000多元,而深圳是人均20万元,常州要大幅度提高农民的集体性财产收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短期来看,发展个私创业经济则是增加常州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不二法门。在这方面,昆山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近年来,昆山市农民投资性收入增长较快,2006年农民来自创业性、经营性、股息和红利、物业性的投资性纯收入人均为1 453元,比2005年和2004年分别增加333元、637元,增长29.7%、78.1%,年均增长33.4%,占纯收入比重为15.4%,分别提高2.3个百分点和4.7个百分点。2007年1—6月,农民来自这四方面的投资性现金收入人均为1 452元,同比增加332元,增长29.6%,占现金收入的比重也由去年同期的14.5%上升今年的16.5%,其中:创业性现金收入人均为211元,同比增加31元,增长17.2%;经营性现金收入人均为516元,同比增加144元,增长38.9%;股息和红利收入人均为69元,同比增加26元,增长61.0%;物业性收入人均为454元,同比增加71元,增长18.7%。

4 向苏州学习,着力提高常州农民的转移性收入

2006年全国农民的老保、医保、低保参与率分别约为12%、50%和75%。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常州的情况要好得多,2006年常州农民的医保参与率是98%,2007年上半年,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99.3%,超过年度目标1.3个百分点,全市农村居民参保人数达202.25万人。而低保覆盖面达到了100%,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覆盖、新型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等工作均在积极有序推进中。但是和苏州比,常州的差距还是十分明显的,苏州现在所达到的水准将是常州今后几年努力奋斗的方向。目前苏州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农村各类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实行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对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劳动力,实行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原有的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及其以上的老年农民,则实行社会养老补贴制度[2]。据统计,2006年苏州市农村劳动力累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达到180万人,覆盖率达91.70%,全市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和社会养老补贴的农民达到80万人,覆盖率99%(常州只是提出到2011年新型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达到90%以上),2006年全市共发放老年农民养老金7.7亿元。建立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结合的基金筹集机制,按参保对象每月100元左右的标准缴付基金,其中各市(区)和镇财政投入50%,个人投入50%,经济实力强的村,集体还补助一块。四年来,全市共积累基金25亿元。据统计,苏州全市纳入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的有90万人,已积累基金25亿元。目前男60周岁、女55周岁的农民,每月可领取200元以上不等的基本生活保障金。全市农村生活困难的农民有49 526人,全部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系统。2006年政府投入保障资金6 013万元,比上年增加525万元,增长9.6%。困难农民年人均获得政府低保金1215元。全市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已覆盖所有村96%的农村人口,2006年人均保险基金140元(常州刚超过100元),昆山市还率先实行了城乡居民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包括全市统筹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和特困医疗救助三项基金。“大病补充医疗基金”农民也可与城镇居民一样享受每人每年最多可报20万元的待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从原来参保者人均200元提高到了260元,市镇两级财政各负担90元,村级集体负担20元,农民负担60元。

参考文献

[1]朱铭．无锡农民的增收空间[J]．上海农村经济，2006(4)：31．

不同收入群体消费过度敏感性研究 篇4

近几年, 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日益呈现出疲软之势, 中国的消费率 (最终消费支出占当年GDP的比率) 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3年的49.8%, 并且低于巴西、印度、南非以及俄罗斯等典型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率。由此可见, 有效需求不足已是目前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 那么如何刺激居民消费并保持其稳步增长成为了国家和学术界关注的话题。“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 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 顺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趋势, 完善消费政策, 改善消费环境, 不断释放消费潜力, 促进经济增长。此外, 学术界对于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很多学者基于绝对收入假说 (Keynes, 1936) 、相对收入假说 (Duesenberry, 1949) 、持久收入假说 (Friedman, 1957) 等经典经济学的消费理论, 提出了刺激消费要提高居民收入、降低利率、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等 (陈中新, 2011) 。还有些学者在借鉴经典消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从居民收入的分配政策 (刘国光, 2002;刘钦国, 2007) 、消费信贷环境 (陈中新, 2011) 、收入的不确定性 (许桂华, 2013) 、消费者行为 (万广华等, 2001) 等多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内需不足及其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提出要发挥税收调节作用, 缩小贫富差距, 完善信贷消费体系,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建议。此外, 更多的学者认为, 居民的消费对收入尤其是本期收入的变动反应更为敏感, 因而由谨慎消费心理而造成的消费过度敏感性是近年来制约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国内外学者相关的理论研究及其建议, 为完善经济理论、推动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目前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居民总体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方面, 针对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 研究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将对国内外与该课题研究相关的成果进行综述。

二、消费过度敏感性研究的基础理论

多年来, 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一直都非常重视居民的消费问题, 尤其对居民的消费与其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并且提出了相对比较成熟的理论。Keynes (1936) 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 认为消费与当期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函数关系, 消费与当期收入同方向变动。此外, 绝对收入假说在解释计划经济时期的消费者行为方面效果很好 (臧旭恒, 1994) 。随后, 库兹涅茨 (1942) 研究发现, 消费与收入总是维持在一个固定比率, 平均消费倾向相当稳定, 总是在0.84与0.89之间徘徊, 这就是“库兹涅茨反论”。在此之后, 很多新的消费理论应运而生。相对收入假说认为, 消费受当期收入水平的影响, 同时过去的消费习惯以及周围其他人的消费行为也会影响着消费决定 (Duesenberry, 1949) 。

自二战以来, 作为西方研究消费者行为主流理论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 (简称LC-PIH) 指出, 消费依赖于居民的持久收入而不是当期收入, 其中持久收入是指跨期一生收入的平均值, 因而消费的变化是可以预测的 (Modigliani, 1954;Brumberg, 1954;Friedman, 1957) 。然而, 将理性预期方法与消费行为理论相结合的随机游走假说认为, 消费的变化是无法预测的, 消费的预期增长率与个人收入的预期增长率无关, 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对消费没有影响 (Hall, 1978) 。此外, Hall提出的理性预期持久收入理论 (REPIH) 表明, 本期消费只与前期消费有关, 其他任何变量都无法解释或预测消费。Zelds (1989) 、Caballero (1990) 运用预防性储蓄假说诠释了消费的过度敏感性。Carroll (2006) 提出, 在确定性情况下居民消费的最优化行为取决于其一生的总收入, 而在不确定性情况下其最优化行为通常追随收入曲线同步波动。

三、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计量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于消费与当期收入关系的研究并没有产生过大的分歧, 大多数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消费对收入是过度敏感的, 即消费与当期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lavin (1981) 对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分析, 最早发现了消费与同期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并把它称为消费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Johnson (1983) 利用澳大利亚的数据做了定量研究, 也发现了消费对收入存在“过度敏感性” (Daly, 1981;Hadjimatheou, 1981;坎贝尔, 1989;曼昆, 1989;Muellbauer, 1983;Cuddington, 1982;Rod Alessie, 1997;Tullio Jappelli, 2000;Annamaria Lusardi, 1997;Luigi Pistaferri, 2000) 。骆祚炎 (2010) 、尹光霞 (2011) 等通过研究居民的收入结构、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等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 证明了居民消费存在过度敏感性。Deng and Jin (2008) 使用时间序列数据, 采用“λ假说”检验, 提出我国城镇居民对其当期收入是过度敏感的。而同样地,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也存在着过度敏感性 (金晓彤, 2002;隋艳颖、夏晓平, 2009;高梦滔、毕岚岚, 2010;张邦科、邓胜梁, 2012) 。艾春荣、汪伟 (2008) 研究发现,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变动对预期收入的变动呈现出过度敏感。然而, 贺京同、霍焰、程启超等 (2007) 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探究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 指出:行为因素会影响居民的消费, 从而使我国居民消费对收入的敏感性并不强, 具有平滑性。

在分析过度敏感性方面, 学者采用的分析方法相似。一种是通过理论模型来分析过度敏感性。王合绪、夏阳 (2000) 使用固定系数模型, 隋艳颖、夏晓平 (2009) 和孙凤 (2002) 等采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的方法分析了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特征, 消费与收入具有协整关系, 但是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韩立岩, 1998;杭斌, 2001;赵文奇, 1996) 。刘钦国 (2007) 按照收入的多少将城镇居民家庭进行分组, 宋冬林、金晓彤、刘金叶 (2003) 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和可变参数模型对城镇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和经验分析, 发现在不同收入层之间, 消费敏感性呈“W”形分布。高月梅 (2011) 采用可变系数的Panel Data模型对农村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程度进行了实证检验, 发现农村居民消费对本期收入存在显著的过度敏感性, 且不同区域的农村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程度不同, 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另一种是通过研究相关系数来分析消费过度敏感性。Campbell和Mankiw (1991) 提出了“过度敏感系数”, 并且对美国1948~1985年的宏观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发现美国居民的消费敏感系数在0.4~0.5之间。杭斌和申春兰 (2004) 通过构造状态空间模型, 周建 (2005) 采用变参分析的方法探究了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过度敏感系数的情况, 发现消费敏感系数较稳定。还有一些学者探究了相对谨慎系数, 李勇辉、温娇秀 (2005) 测算出我国城镇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是5.0271, 而易行健、王俊海、易君健 (2008) 发现我国农村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为11.53。张安全 (2012) 运用面板数据研究得出, 农村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约为6.4, 而城镇居民的相对谨慎系数则为12.3。还有一种是将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进行比较分析。张邦科等 (2012) 通过假说检验表明, 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对当期收入都是过度敏感的。王芳 (2007) 利用Panel Data模型研究发现, 我国城镇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消费都存在过度敏感性, 并且呈现倒“草帽”型分布形态。李凌、王翔 (2009) 研究表明, 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反应的对称性是不一样的。此外, 李凌等 (2009) 通过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研究, 发现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高于农村居民, 而非耐用品支出的消费过度敏感性低于农村居民。张艾莲、刘柏 (2013) 则提出, 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体现了居民消费与当期收入的关联度, 城镇居民消费的过度敏感性高于农村居民, 消费的短视行为比较明显, 消费行为过于谨慎。

四、不同收入群体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原因

(一) 不确定性对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影响。

不确定性主要是指未来收入和预期消费支出的不确定。国内外学者对不确定性如何影响消费过度敏感性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他们普遍认为不确定性会使消费过度敏感性增强。在不确定性影响消费者谨慎性的程度方面, Madsen和Mc Aleer (2000) 提出不确定性是导致消费者偏离LC/PIH假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居民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了决定消费如何变化的重要因素 (万广华、张茵、牛建高, 2001) 。当居民面临的收入或消费支出不确定性增强时, 消费者变得更加谨慎, 预防性储蓄将会增加, 从而消费对当期收入更加敏感, 即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增强 (Blanchard、Fischer, 1989;Leland, 1968;孙凤, 2001) 。臧旭恒、裴春霞 (2004) 认为, 未来不确定性的程度与消费者的谨慎动机的强度密切相关。周少杰 (2010) , 杜宇玮、刘东皇 (2011) 利用相关数据分析, 发现无论从我国总体还是分城镇和农村来看, 我国居民都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李辉、徐会奇 (2011) 通过实证研究也发现, 我国居民消费决策具有预防性储蓄的特征, 并且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存在异质性。此外, 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会影响我国居民的储蓄, 是抑制城镇居民消费的因素之一, 而农村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比城镇居民更高 (樊潇彦、袁志刚、万广华, 2007;王辉、张东辉, 2010) 。

(二) 流动性约束对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影响。

有一种观点是将λ作为受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所占比例。信贷市场不发达、失业等会使部分消费者受到信贷的约束, 从而无法实现消费在各个时期的最优分配。Zelds (1989) 、Deaton (1992) 深入研究了流动性约束与消费行为的关系, 提出信贷约束会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 并且使得消费对同期收入更加敏感。Flavin (1981) 对美国的宏观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发现, 流动性约束是导致消费对收入过度敏感的重要原因。王合绪等 (2000) 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流动性约束的存在。骆祚炎 (2007) 认为, 流动性约束使得消费者用当期的收入进行消费, 因而流动性约束下的消费与当期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 即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欧阳俊等 (2003) 提出,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均具有显著的流动性约束特征, 并且流动性约束是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居民家庭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杭斌、申春兰, 2009) , 对居民短期消费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王东京、李莉, 2004) 。杭斌等 (2004) 认为, 降息对消费的刺激作用的强弱与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有很大的关系。降息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也是产生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原因 (骆祚炎, 2007) 。但利率不是产生消费过度敏感性的主要原因 (刘钦国, 2007) 。居民通常为了避免在下期受到流动性约束而选择在当期不动用储蓄甚至是增加储蓄, 因此消费就呈现出了过度敏感性的特征。

(三) 其他因素对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影响。

近几年来, 国内外学者从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以及综合这两者甚至文化与习惯等多方面对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进行了研究, 丰富了居民消费行为研究的成果。王合绪、夏阳 (2000) 认为, 统计中的总计误差、短视行为、预防性储蓄以及流动性约束等都可以解释消费的过度敏感性。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还可以用不确定性与流动性约束来解释 (彭文平、杭斌, 2001;申朴、刘康兵, 2003) 。还有学者提出, 城乡居民的消费习惯差异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率的重要潜在因素, 而消费惯性则会影响居民家庭消费和储蓄的决策, 消费惯性的增强会降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 进而影响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 (邹红、喻开志, 2011;杭斌、郭俊香, 2009;杭斌, 2011) 。此外, 有些学者认为, 居民家庭债务的过度膨胀也会影响居民的消费水平 (Dynan and Kohn, 2007;Mc 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2) 。陈太明、杜两省 (2014) 则提出, 剥离全国层面城乡居民消费和收入的总体波动后, 省级城乡居民的消费过度敏感性明显降低, 封闭经济约束假说适用于解释我国省级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变动。

五、政策建议

(一) 政府政策的制定应该注意对不同收入等级的居民区别对待, 实施差异化的刺激消费政策。不同收入层次的消费者, 其消费行为也不尽相同, 因此要根据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政策, 提高各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需求, 从而扩大社会的总需求。

(二) 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健全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 稳定居民收入的增长预期, 改善信贷环境, 倡导信贷消费, 促进我国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 降低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和消费的流动性约束。

(三) 完善宏观体制,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加大收入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 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 平衡居民的消费结构, 促进国内消费需求, 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J.Y.Campbell and N.G.Mankiw.The Response of Consumption to Income, a Cross-Section Investigation[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1.35.

[2]Zeldes S.Consumption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2.

[3]骆祚炎.城镇居民收入结构、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与消费过度敏感性[J].财贸研究, 2010.2.

[4]申朴, 刘康兵.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过度敏感性的经验分析:兼论不确定性、流动性约束与利率[J].世界经济, 2003.1.

[5]宋冬林, 金晓彤, 刘金叶.我国城镇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实证检验与经验分析[J].管理世界, 2003.5.

不同收入水平 篇5

关键词：农民收入增长,金融支持,农村金融发展

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 是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关键, 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金融的支持, 逐渐完善农村金融体制, 增加对农村的金融支持, 创新农村金融产品, 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切实提高农民收入。

一、农户收入与支出水平与结构分析

调研对五个行政村进行了调查走访, 发放了调查问卷, 调研对象包括24家涉农企业、个体户和553户农户, 涉及人数2千余人。

(一) 农户实际收入水平与结构分析

1. 农户收入水平情况

农户的收入状况能够直观地反映出当前农村的经济水平, 以下是根据金融问卷统计出的农户收入数据。根据统计结果, 调查农户人均收入为3575.71元、5357.14元、8928.14元、18750.28和28571.42元, 分别占到了所有农户的11.46%、25.87%、36.46%、18.4%和7.81%。根据2013年统计年鉴的数据, 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为8896元和26955元。调查地区农户收入水平同比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收入水平, 但是低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

2. 农户收入结构分析

数据来源:根据金融问卷统计 (此处人均收入以户均人口计算)

调查地区人均收入3575.71元, 即样本中收入最低的农户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种植与养殖业, 部分来源于进城务工。人均收入为8928.14的农户收入则主要来源为种植、养殖和进城务工。随着收入的上升, 外出打工以及做生意所占的比例增大, 这里的生意指小型零售业等。人均收入为13392.85元的农户收入只有16.67来源于种地。在收入较高人群中, 乡镇企业占了绝大部分比例, 为样本数的53.36。特别当人均收入达到28571.42元时, 种地的农户数量只占13.33%。收于人口老龄化等原因, 多数从事农业生产的为50岁以上中老年人, 而多数20-30岁人群更多选择进城务工、经营小生意等方式。因此在家从事耕种的农户越来越少, 这是近些年来在农村值得关注的显著变化。特别是前几年, 甚至每村都有几户的农田被闲置、果树等被砍等现象。随着政府及时出台了减税免费、种粮补贴等一系列的惠民政策, 提高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逐渐改善了农田闲置这一局面。此外,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伴随着外出打工的人增加, 回乡创业的年青人数也有了增加, 在有了一定积蓄后, 有些农村青年尤其是具有相对较高的知识水平的一些人, 看到了新农村发展的契机, 选择了回到农村, 发展创业, 因此在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乡镇企业的数量较以往有了增加, 且收入水平均较高。

(二) 农户支出水平与结构分析

通过对不同收入下农户消费支出项目--各种消费 (平均) 支出及比例的数据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 但仍然存在生活较困难人群。

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 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 50-59%为温饱, 40-50%为小康, 30-40%为富裕, 低于30%为最富裕。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首次降到40%以下,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农村居民的总体收入和生活水平正在逐步提高。调查地区户均收入15000元以下这部分人群基本处于贫困状态, 说明仍然存在生活水平较为贫困的群体。

2. 生产经营的支出所占比例在农村居民支出中所占比例较大, 且在高收入群体中呈现上升趋势。

对于低收人群来说种子、化肥、农机具的购买和维护的支出较高, 而对于以进城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居民中, 由于务工基本不需要上述支出, 同时也不需要进行经营性投资, 所以生产经营支出所占比例较小, 而随着收入的增加, 这一部分人群的收入中主要来源包括小生意和乡镇企业, 而这都需要进行经营性投资, 所以这一部分支出比例明显增加[1]。此外, 对于多数农村居民来说, 医疗和教育支出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仍然比较大。

二、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分析

(一) 农村居民收入以传统农业和进城务工为主

通过农户收入状况分析, 可以看出:

第一, 农户收入较低。农户的收入渠道往往只有务农和外出务工。对于传统农作务种植的农民来说, 由于产品附加值较低, 所以收益不大, 且由于农业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和农产品市场价格变动等原因, 收入又不稳定。。而以进城务工为主要收入的那部分农民来说, 又由于受技术、知识等原因, 几乎都是从事体力劳动, 收入不高, 且对于年龄较大的人来说难以承受, 因此总的来说农民目前的收入较低。

第二, 农户收入渠道有所拓宽。在和以往调研结果相比较, 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中个体和中小企业经营所得的比例有较明显的增加。对于创业的年轻农民来说, 收入比种地和进城务工高得多, 且不需背井离乡, 在保持较高收入的同时还兼顾照父母和子女。对于金融机构来说, 进行产品创新, 满足这部分融资需求, 风险较低, 对于农民和金融来说都是有利的, 而且还可以斛决多种社会问题。

(二) 农户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在调查中发现, 农户资金需求的风险较高, 农业面临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导致农户的收入不是持续稳定的, 所以农户有时候需要借入资金维持农耕的正常运行农户的金融需求最主要的是能及时获得金融资金, 而农户想要申请贷款存在着不少困难。虽然国家出台了相关的贷款政策, 但是审核程序严格、周期长。而从农户贷款分析中我们发现单个农户对资金需求量不大, 资金周期往往都在一年之内, 这与农户金融需求特点是矛盾的。政策的可执行度不高, 如对农户信用等级认定的标准, 在现实操作中就显得比较困难。这一系列的原因, 致使不少农户很难及时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农户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及时满足。

(三) 金融产品创新不足, “多种经营”贷款满足率低

县域农村金融市场主要以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银行为主, 商业银行在乡镇没有分支机构, 农村金融服务缺少竞争。同时, 农村融资渠道狭窄和贷款品种少, 贷款仅能满足农民一般的种植、养殖需求, 与目前农村多元化发展很不相称。特别是缺少针对目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金融产品。另一方面,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乡镇企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得不到有效满足, 农民增收潜力受到制约[2]。

三、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对策及金融支持建议

(一) 政府要充分发挥服务职能, 提高农民收入

1. 政府要设法增加农户农业收入。

要政府从多方面入手, 引导、帮助农户种植一些高产值的作物, 发展新型现代农业, 帮助农户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第一, 政府对于较新的技术和产品, 政府可以免费向农户发放或进行技术培训, 达到推广新技术、新产品的目的, 以此来促进农业生产的技术含量和生产效率的提升, 提高农户收入。第二, 政府要加强生产资料市场的管理, 加大农资市场监控, 应采取经济的、法律的和有效的行政手段, 减小农资价格波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第三, 要加大对农户购买生产资料直接补贴的力度, 提高补贴标准, 扩大补贴覆盖面, 设法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

2. 降低教育成本, 减轻农户负担, 继续推进农村医疗改革。

非义务教育费用对于农村家庭来说仍然负担较重, 政府应该继续致力于进行教育费用改革, 开创多种教育贷款模式, 使知识服务农村, 促进教育与农村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二) 增加农民收入渠道, 加强农民职业培训

1.当前农户收入渠道主要是打工收入和务农收入, 收入渠道相对单一, 限制了农户的收入水平。政府应当认真落实促进农民减负增收的政策措施, 努力增加种养业、林业收入, 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 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 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2.政府应加强对农户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使农户的谋生手段多元化、高级化, 拥有更多的从业选择, 获得更高的收入。

(三) 完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 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

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促使金融市场实现良性循环, 反之则不利于金融的发展, 在某种层面上会出现金融抑制现象。

1. 切实维护好农村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 培养农村金融机构的积极性。

健全法律制度体系。降低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门槛, 打破正规金融机构的垄断格局, 活跃农村市场竞争, 促使各部门在竞争中快速发展, 优胜劣汰。

2. 加强农村金融产品创新, 有效满足农民多层次金融需求。

对金融机构支农服务提供优惠政策, 推动和规范农村小额信贷。小额信贷已被证明是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和金融发展的一种有效方式。农村地区市场脆弱, 政府要适当干预, 维护农村金融市场的成长, 要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政府办事效率;银行要构建完善的小额信贷体系, 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 既要严防负责人的寻租行为, 又要对贷款农户信用状况全面考察, 保证银行资金的安全, 银行要切实做好对农村地区支持工作, 保障农村信贷资金的充足性。

3. 发展多样化的民间金融组织, 适当引入竞争机制, 有利于河南省农村金融体系的健全和农村金融效率的提高。

发展农村租赁公司、农村贷款担保公司、农村金融机构存款保险公司等, 降低民间资金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门槛, 在监管当局的指引下, 吸引更多的本土和外来资金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提高资本运作效率[3]。

作者简介:

张文娟, 女, 1980年1月出生, 汉, 辽宁省葫芦岛人,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 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金融系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学。

参考文献

[1]黄伟, 农村金融需求状况调查分析[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2012 (07) :6-10.

[2]崔玲, 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现状调查与金融支持对策[J].西部金融, 2009 (02) :45-49.

河北省失地农民收入水平提高措施 篇6

一、提高失地农民征地补偿收入

(一) 扩大征地补偿范围, 提高补偿标准。

失地农民征地补偿范围必须包括失去土地后的直接资产损失和就业与社会保障功能丧失及生活费用增加所导致的相关间接损失。各项补偿要充分体现公平原则, 补偿费要尽量体现市场价格。就当前阶段而言, 河北省相关涉农区县征地实践中若完全达到上述补偿范围确有困难, 至少应将农民的承包经营权损失和就业与社会保障功能丧失所造成的间接损失予以充分保障, 以保证失地农民生活稳定。目前, 在河北省征地补偿是失地农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也是征地问题的核心, 故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成为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关键。因此, 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还应将土地与同区域、同时间段、同类建设用地市场价格作类比, 参考该类土地市场价格争取将更大比例土地增值收益让渡给失地农民。

(二) 优化征地补偿款分配。

征地补偿款分配问题是失地农民利益保障的重要环节。针对征地实践中存在的乡镇和村集体截留补偿款过多、补偿款分配混乱、村集体留用补偿款使用不透明等问题, 建议河北省市或相关区县政府以条例、规范或办法形式尽快出台关于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款分配的制度规定。制度应明确处置征地补偿款的权力, 征地补偿款的使用途径、支付时间、发放对象和方式。只有完善征地补偿分配办法、规范分配行为, 才能充分保障失地农民利益、体现土地产权的经济收益。

(三) 健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未来河北省应加快土地流转法规建设、明确农村土地产权归属、彻底改变农地产权模糊的现状, 从制度上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在明晰产权、强化用途管制、严控总量前提下, 河北省应积极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改革试点, 逐步实现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化, 进而保证与国有土地获得平等的市场收益。

二、努力解决大多数失地农民就业问题, 并确保其收入稳定

(一) 探索就业安置方式, 开发就业岗位。

政府部门要转变工作思路, 强化制度创新, 积极通过税费减免、社保补贴、岗位补贴等经济激励手段引导和鼓励用地单位及其他相关企业吸收失地农民就业。河北省各区县政府还可结合本地实际考虑采取产权入股安置、实物安置、政策扶持自主创业安置等多元安置方式帮助失地农民实现就业。政府部门应积极通过职业讲座、就业培训、舆论宣传、心理疏导、典型示范等方式帮助失地农民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 充分认清当前就业严峻形势, 努力提升主动就业意识。

(二) 强化失地农民技能培训, 鼓励自主创业。

目前, 劳动技能偏低成为影响失地农民顺利就业并保持收入稳定的重要因素, 故开展形式多样、针对性与实用性强的职业技能培训则显得尤为必要。通过建立“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的培训机制切实提高失地农民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并增强其职业技能水平与再就业能力。针对失地农民个体在年龄、文化层次、技能水平、职业选择等方面的差异, 政府应积极鼓励和引导有创业意愿的失地农民自主创业, 将其纳入创业政策扶持范围, 促进以创业带动更多就业。

三、完善并提高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性收入

(一) 完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

河北省城市化进程中尽管为失地农民提供了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基础的养老保障制度, 但在保障制度选择、保障对象划分、保障基金筹集等方面仍有待调整和优化。针对河北省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缴纳个人承担比例过高问题, 未来应进一步明确政府在解决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中的责任主体地位, 由市县两级政府承担保险基金缴纳的主要责任。

(二) 健全失地农民医疗保障。

河北省失地农民大多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未来应依据就业和生活情况变化合理设计和安排他们分类选择相应医疗保障体系。鉴于当前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医药费报销范围过窄、报销比例偏低问题, 还应努力完善其他形式合作医疗制度。政府部门还应加快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捐助为辅的医疗救助制度, 尽量保证所有失地农民病有所医。

(三) 落实好最低生活保障。

强化实施保障失地农民基本生存权和利益底线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尤显必要。选择上应重点关注基本生活有困难的失地农民, 并且建立保障标准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联动机制, 争取逐年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地方政府应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失地农民多样化保障需求, 通过政策引导和调控努力提供多元化的制度保障安排。

摘要：河北省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加快推进, 2013年城市化率已达到48%, 失地农民数量仍将继续增加。失地农民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 其问题的本质是生计问题。本文主要研究提高河北省失地农民收入水平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失地农民,城市化,征地补偿

参考文献

[1]程同顺, 杜福芳.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以河北省市华明镇“宅基地换房”为例[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1.3.

[2]韩烨.长春市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 2012.

不同收入水平 篇7

关键词：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回归分析,SPSS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农村居民的收入大幅提高, 其年平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了2011年的5153元, 然而伴随而来的还有收入不平等的快速上升。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的发展报告, 在120个国家和地区中, 中国的基尼系数位居85位, 已经接近某些社会严重分化的拉美和非洲国家水平, 其中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更为突出。与此同时, 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 不同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的拉大。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地区不均衡发展战略, 导致资本人力要素流向政策所倾向的东部沿海地区。众所周知, 适度收入差距的存在有利于激发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 使得经济体制的激励机制得以发挥, 对于整体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但过大的收入差距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甚至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本文旨在通过比较我国各地农民收入的差距和农民收入变化的规律, 从而分析在农民收入水平不同的地区, 收入增长速度的特点, 以便总结形成地区收入差异的原因, 为我国建设新农村, 减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实现地区协调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一、提取数据

在进行区域划分时, 采用现在比较流行的划分方法, 即把中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

通常, 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包含三个部分, 即基本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其中, 转移性收入主要是指政府部门给予的经济支持, 这取决于各地区政府部门的财力状况和政策, 因而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外生变量。而财产性收入主要是指由于农民出租自有住房或进行投资所带来的收益, 农民要想获得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主要取决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因而这项收入只需要用经济发展因素来加以定性分析。因此, 我们对于农民收入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基本收入部分, 基本收入是由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两部分构成。通过查找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我们以1978~2010年相关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 进行相应的回归分析 (具体数据见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

二、实证分析

在上述定性分析的基础上, 为了能够顺利的展开回归分析, 我们将引入如下变量:Y表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单位:元) ;X1表示农业成灾面积与受灾面积之比;X2表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总播种面积之比;X3表示农业从业人口数与农村总从业人口数之比。

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a.预测变量: (常量) , x3, x1, x2。

b.因变量:y

由表1可知, 回归方程的F值是35.920, P值是0.000, 可见方程整体是显著的。

由表2可以看出, 变量X1、X2、X3的VIF值均小于10, 可以认为模型中的变量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

同时, 通过剔除多重共线性的残差的相应统计量和残差带有正态概率曲线的直方图 (见图1) , 可以看出残差符合基本假定, 因此模型的设定是有效的, 估计结果也是可信的。

由以上分析结果可得,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回归模型为

Y=10290.318-17.743X1+7.250X2-109.492X3

根据上述回归模型可知,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主要受当年农业成灾面积与受灾面积之比, 粮食播种面积与总播种面积之比, 农业从业人口数与农村从业总人口数之比的影响, 而且固定其他因素, 当年成灾面积与受灾面积之比每减少1%, 农村居民收入增加17.743元;粮食播种面积与总播种面积之比每增加1%, 农村居民收入增加7.25元;农业从业人口数与农村从业总人口数之比每减少1%, 农村居民收入增加109.492元。

三、结论及建议

日益扩大的各地区农村收入差距不仅仅是“三农”自身的问题, 还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而当今, 缩小地区性收入差异, 实现中国经济均衡、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因此, 如何防止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及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