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影响

曝光影响（共10篇）

曝光影响 篇1

放射摄片用胶片的感光乳剂层中含有卤化银,在受到光辐射后会产生光化学反应而形成潜影。在冲洗之后,潜影被还原成可见影像,进而可被数字化成剂量图像。因此,曝光是胶片辐射剂量测量的关键环节,该过程中存在很多影响测量结果的因素。多个研究发现,不同的曝光时间方式会导致放射摄片用胶片的光密度值(optical density,OD)发生变化。本文严格控制各种误差因素,通过实际测量来研究分次曝光方式对Kodak EDR2胶片OD值的影响,并评价其对调强放射治疗剂量分布验证的临床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设备

1.1.1 放射源:

采用Siemens Primus直线加速器产生的6MV X射线。

1.1.2 Kodak EDR2胶片:

属于慢感光胶片,其饱和剂量可达700cGy,是目前在调强剂量验证中应用最广泛的胶片之一。本研究中所有胶片的批次相同。

1.1.3 剂量仪和电离室:

PTW Multidose静电计和PTW 0.6cc指型电离室配合测量点剂量。

1.1.4 测量模体:

MEDTEC固体水模体的厚度为15cm,可以给胶片提供充分的背向散射。

1.1.5 胶片冲洗机:

Kodak自动洗片机的温度可以稳定在32℃,在暗室中能自动完成胶片的显影、定影和烘干。

1.1.6 胶片数字化系统:

采用Vidar VXR-16位扫描仪和Dose lab软件将胶片数字化,从而得到胶片上感兴趣区域的OD值。

1.2 实验方法

1.2.1 胶片的曝光

采用6MV X射线垂直照射位于固体水模体下5 cm处的胶片。对于同一个曝光剂量而言,总曝光时间越短,即剂量率越高,则分次暂停时间效应也会变得越明显,所以要尽可能使胶片到放射源的距离最小。根据Siemens加速器机械构造的限制,将胶片与放射源的距离固定为65 cm。同时使加速器的剂量率处在正常治疗的条件下,按照以下3种分次的时间模式,分别对每张胶片10×10 cm2面积上进行总剂量均为200 cGy的曝光:(1)分2次曝光:对于该组的每张胶片,总曝光剂量均为200 cGy,分为2次曝光,每次的曝光剂量均为100 cGy。每次曝光之间的暂停时间间隔分别为0 s,5 s,10 s,25 s,50 s;(2)分5次曝光:为了突出曝光的分次效应,将曝光次数增加到5次,并且延长暂停时间间隔。对于该组的每张胶片,总曝光剂量均为 200 cGy,分为5次曝光,每次的曝光剂量均为 40 cGy,每次曝光之间的暂停时间间隔分别为0 s,5 s,10 s,25 s,50 s,100 s,200 s;(3)分N次曝光:对于该组的每张胶片,总曝光剂量均为200 cGy,曝光次数N分别为1,2,3,4,5,6,8,10次,每次曝光之间的暂停时间间隔均为25 s。本研究中胶片的实际曝光剂量由与静电计相连的电离室测得,并且均控制在200±0.3%?cGy的范围内。另外,对于上述的每个曝光时间条件,均使用3张胶片进行重复测量。

1.2.2 胶片的冲洗

为了稳定胶片的剂量响应特性,从曝光结束到冲洗至少要相隔1小时以上。在洗片前要充分预热洗片机,在温度稳定以后,将之前曝光分次次数不同的3组胶片分为3批冲洗,以便将洗片过程带来的误差减到最小。由于冲洗环节对胶片剂量测量结果的影响最大,所以除了做好常规的质量保证工作之外,我们还根据Suchowerska的方法监控洗片机在工作过程中的稳定性:首先将若干张同一批次的胶片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曝光,并称之为监控胶片。然后在洗片过程中,将每张监控胶片和上述分次曝光得到的胶片进行交替冲洗。在胶片数字化之后,如果这些监控胶片OD值的变化范围在±0.5%?以内,说明洗片机的稳定性良好,即可以忽略掉对本研究中分次曝光胶片OD值的影响;反之,则要剔除在该时间段内冲洗得到的分次曝光胶片。

1.2.3 胶片净OD值的测量

在打开VXR-16位扫描仪电源90min后,以72dpi的分辨率扫描胶片,然后利用Dose lab剂量分析软件得到胶片中心的OD平均值和标准差,并扣除其本底OD值,就得到了曝光胶片的净OD值。

2 结果

2.1

如图1所示,在总剂量为200 cGy、分2次曝光的方式下,当每次曝光之间的暂停时间间隔从0 s变化到50 s时,胶片净OD值共减小了1.5%。另外,随着暂停时间间隔的增加,胶片净OD值有趋近于一个稳定值的趋势。

2.2

如图2所示,在总剂量为200 cGy、分5次曝光的方式下,当每次曝光之间的暂停时间间隔从0 s?变化到200 s时,胶片净OD值共减小了2.2%。另外,进一步证实了随着暂停时间间隔的增加,胶片净OD值逐渐会趋于稳定的现象。

2.3

如图3所示,在总剂量为200 cGy、每次曝光之间的暂停时间间隔均为25 s的方式下,当曝光次数从1次增加到10次时,胶片净OD值共减小了2.1%。

3 讨论

放射摄片用胶片剂量仪在辐射剂量测量过程中存在很多误差因素,比如胶片的批次、加速器输出的稳定性、胶片冲洗机的稳定性、扫描仪的预热时间和分辨率等等都会影响到胶片剂量测量的准确性。尤其是本研究中涉及的OD值变化范围较小,所以更要确保从胶片曝光、冲洗到数字化的各环节的准确性。

由于step-and-shoot调强放射治疗是利用多个子野进行分步照射的。当一个子野照射完毕后,照射切断,当调节到另一个子野后再继续照射,直到所有子野照射完毕。因此,在对其进行剂量分布验证时,胶片必然要受到多次的小剂量曝光。而Kodak EDR2胶片因为具备空间分辨率高、可快速获取照射野的二维剂量分布等特点,成为近几年来在调强放疗剂量验证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放射摄片用胶片,它的特性也自然成为人们研究的焦点。所以,本文通过实验测量研究了分次曝光的方式对EDR2胶片OD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总剂量不变的情况下,将曝光分为多次进行的方式会使EDR2胶片的净OD值减小。无论是曝光分次次数的增多,还是相邻两次时间间隔的增加都会引起胶片净OD值变小。不过这种变化非常微弱,即使在分10次曝光的极端情况下,EDR2胶片净OD值的减小也只有2.1%。因此,我们认为在调强放疗剂量分布验证中可以忽略分次曝光对EDR2胶片OD值的影响。Martens曾对Kodak XV胶片做过类似的研究,我们发现,与XV胶片相比,分次曝光的方式对EDR2胶片OD值的影响变小了。所以,EDR2胶片是一种更适合调强放疗剂量验证的胶片。

参考文献

[1]胡逸民.肿瘤放射物理学[M].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9:89-90.

[2]Childress NL,Salehpour M,Dong L,et al.Dosimetric accu-racy of Kodak EDR2 film for IMRT verifications[J].MedPhys,2005,32(2):539-548.

[3]Zhu XR.,Jursinic PA,Grimm DF,et al.Evaluation of Ko-dak EDR2 film for dose verification of intensity radiation thera-py delivered by a static multileaf collimator[J].Med Phys,2002,29(8):1687-1692.

[4]马金利,蒋国梁,傅小龙,等.冲洗时间因素对胶片剂量的影响[J].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2005,14(6):514-518.

[5]Childress NL,Rosen II.Effect of processing time delay on thedose response of Kodak EDR2 film[J].Med Phys,2004,31(8):2284-2288.

[6]余建义,金献测,易金玲,等.调强放射治疗胶片验证的胶片校准[J].中国医学物理学杂志,2007,24(5):319-321.

[7]Suchowerska N,Davison A,Drew J,et al.The validity of us-ing radiographicfilm for radiotherapy dosimetry[J].AustralasPhys Eng Sci Med,1997,20:20-27.

[8]马金利,蒋国梁.调强适形放射治疗剂量学验证体系的建立[J].中国肿瘤,2004,13,(8):485-489.

[9]Boyer AL.Use of MLC for intensity modulation[J].MedPhys,1994,21:1007.

[10]Ju SG,Ahn YC,Huh SJ et al.Film dosimetry for intensity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dosimetric evaluation[J].MedPhys,2002,29(3):351-355.

[11]Martens C,Claeys I,De Wagter C et al.The value of radio-graphic film for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intensity-modulatedbeams[J].Phys Med Biol,2002,47:2221-2234.

将曝光进行到底 篇2

1、什么是曝光

2、什么是正确曝光

3、感光宽容度

图一、由于没有考虑到画面以白色为主,需要增加曝光量，这张片子把浅粉白色的蝴蝶兰拍摄成灰白色，是一张曝光不足的失败片子。在拍摄的时候，如增加半档到1档曝光，将使这张照片得到正确的曝光量，表现出粉白色调的浪漫花语。

图二、这张片子虽然前景曝光基本正确，但是作为表现的主要部分，大面积天空的色彩和云彩细节因过曝而丢失。所以是一张曝光过度的失败片子。如果能以天空的曝光为基准，参考山脉和前景的曝光，就能得到一张朝阳斜照山脉、前景形成剪影、以紫蓝色天空和白云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宁静清晨照片。

图三、这张人物肖像照片，人脸部分曝光正确，很好地抓住和表现了人物神态。背景的暗化更强调了人物，是一张曝光正确的照片。

图五、因为明暗反差过大，云层曝光正确的同时，建筑物严重曝光不足，色彩细节全无，成了黑色的剪影。但这正是这张图片想要表现的效果，所以尽管建筑物严重曝光不足，这张图片仍然可以说是“曝光正确”的片子。事实上，当时人眼范围是基本上能看清建筑物的细节的。拍摄者利用了“感光宽容度”原理，正确的曝光云层，而让建筑物成为剪影，使片子有一种神秘而又威严的感觉。如果需要将建筑物色彩细节都能够表现出来，那么天空就会成为全白一片。

图六、考虑到感光宽容度问题，在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选择阴天拍摄，使得前后景的光线差别不大，因而拍摄出前景曝光正确，而后景也有细节反映出来的片子。如果在光线强的时间拍摄，可能前景曝光正确的同时，后景却几乎全黑没有细节。

摄影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在人生旅程，每个不可重复的一瞬，我们都可以用照相机把它永远定格，使这一瞬间成为可以长久保存和分享的美好记忆。

在自动相机出现之前，摄影往往被看成是一门专业的技术，而学习这种技术的过程又是那么地枯燥和困难。随着摄影器材技术的发展，自动相机的发展和普及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拍摄技术不再是摄影爱好者的门槛。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即使拥有了自动相机，面对绚丽的风景、美好的瞬间，拍摄出来的却常常是平淡无奇甚至是失败的照片，为什么？一张成功的照片，并不仅靠娴熟拍摄技术获得，还需要关注对外在内在表现的构思和构图取景。但掌握必要的拍摄技术，绝对是获得满意照片的基础。本文针对测光这一关键的基本知识，力图用浅显的文字和图例来阐述，希望能给初学摄影者有益的帮助。

首先我们来谈谈什么是曝光，非常浅显地说：曝光是胶卷或者数码感光部件（CCD等）接受从镜头进光来形成影像。我们在照相的时候，如果照片中的景物过亮，而且亮的部分没有层次或细节，这就是曝光过度（过曝）；反之，照片较黑暗，无法真实反映景物的色泽，就是曝光不足。

什么是曝光我们已经有所了解了，那么什么是正确曝光呢？其实正确曝光是相对的，在同样的光照条件下，物体的浅色部分和深色部分的反光度不同，要用胶片（或CCD等电子感光器件）正确的表现出物体，针对浅色和深色部分的曝光量也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在同一拍摄取景范围内，只要物体反光度不同，必然有部分区域曝光不足或曝光过度。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只要我们能做到想要表现的主体曝光正确，这张照片就可以说是曝光正确了。现在的相机基本上都有自动测光功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让我们拍摄到曝光合适的照片。但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出现曝光让人不满意的片子。往往是我们人眼能够看到的景物，拍出照片后，差距会非常大。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还需要了解感光宽容度的知识。

从最明亮到最黑暗，假设人眼能够看到以下范围（见图四），那么胶片（或CCD等电子感光器件）所能表现的远比人眼看到的范围小得多，而这个有限的范围就是感光宽容度。了解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就不难了解，为什么在逆光的条件下，人眼能看清背光的建筑物（暗）以及耀眼的天空云彩（明）。而一旦拍摄出来，要么就是云彩颜色绚烂而建筑物变成了黑糊糊的剪影，要么就是建筑物色彩细节清楚而原本美丽的云彩却成了白色的一片。

曝光影响 篇3

涉事企业在危机中的不同应对策略会显著影响消费者的认知评价、情绪反应及其相应的品牌购买意愿,涉事企业的命运也随之不同。从企业应对策略到消费者行为特定的传导机制的理论研究,如当前营销界关于产品伤害危机各类负面影响的研究已经很多[6,7,8],但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点在于没有考虑时间效应的存在会使得消费者的品牌购买意愿在危机前后产生某种变化,而这种变化反过来又可能会对涉事企业的策略选择产生相应的影响。本研究选择群发性不可辩解型产品伤害危机作为背景,重点考察危机中和危机平息后这两种时间节点下消费者对企业响应策略(介入时机、应对方式)的认知评价、情绪反应和行为意愿的显著差异,并试图利用解释水平理论来探索产生这种差异的本质性原因,为涉事企业“化险为夷”,甚至“转危为机”提供策略建议,继而为帮助企业尽早建立科学有效的危机预警及紧急响应机制和避免陷入更大范围的危机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和管理建议。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

该理论由Trope和Liberman(1998)提出,认为人对事件的反应取决于对事件的心理表征,人对认知客体的心理表征具有不同的抽象程度高低,即解释水平。不同维度下的心理距离对解释水平的影响都服从相同的规律,即事件的心理距离越远,人们描绘该事件的解释水平就越高[9]。心理距离相关的研究文献还表明,心理距离会显著影响消费者对危机事件的评价[10]:随着时间距离的增加,消费者的支持倾向会更加明显;而若时间距离越短,其反对倾向则会更显著;如果时间距离越远,消费者的支持倾向越容易,而反对倾向则越困难。遵循上述理论逻辑,在产品伤害危机的背景下,消费者感知的心理距离同样会负向影响消费者的感知风险。如Thomas和Tsai(2012)研究发现,个人可能会在心理层面尝试拉开与任务、事件和物体之间的距离,而且心理距离往往能降低负面情感的强度[11]。当产品伤害危机与自己的心理距离较大时,人们对危机相关信息的关注动机会更小[12],由此对产品伤害危机带来的感知风险也会相对比较小。此外,心理距离不仅会影响消费者对事件的评价,同时还能够调节消费者的行为意向[13]。由此,心理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企业在营销沟通中操纵的变量:当产品伤害危机发生后,涉事企业可以在营销沟通之中通过操纵企业内外部对危机事件的响应,有意地拉开产品伤害事件与消费者的心理距离,从而减轻消费者的感知风险,降低消费者已经产生的各种负面情绪。本研究基于解释水平理论,解释群发性危机情境下,系统分析消费者的认知评价与情绪反应对未曝光企业的应对策略动态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中介作用,如图1所示。

(二)研究假设的理论推演

1.涉事企业的应对策略对消费者品牌购买意愿影响的变化机制。按照解释水平理论,随着产品伤害危机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损失,消费者对危机品牌会产生负面情绪的长期积累,从而逐渐疏远了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心理距离,最终引起消费者-品牌关系的破裂[14]。与其他消费情景不同,产品伤害危机事件中的消费者购买体验、认知评价和情绪反应,从时间的角度上来看是分离的:消费者可能有着良好的购买体验,但在产品伤害危机事件爆发后,消费者可能会产生非常负面的认知评价和情绪反应。

就介入时机而言,以往的研究认为,涉事企业危机处理的方式应当快速、一致和公开[3,15]。企业危机处理过程中,消费者获得信息的来源、类型以及信息的一致性都将会影响危机企业的形象修复;Ulmer(2001)还在研究中发现,主动处理危机的企业能向利益相关者传递大量的所需信息,不主动的企业很容易失去消费者的信任,而在消费者获悉企业早已知晓却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去解决危机的情况下,消费者对企业的负面态度将会因为各种负面情绪的叠加而变得更加强烈[16]。此外,由于危机中消费者处于信息匮乏的状态,如果不能够及时有效地得到相关正确信息,那么谣言就会填补信息真空,从而强化消费者的负面态度,并且企业及时的反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消费者的负面态度[17]。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群发性产品危机动态变化时,与主动介入相比,未曝光企业被动介入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消费者危机中愤怒情绪的影响程度更高。

H1a:危机中,与主动介入相比,涉事企业选择被动介入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消费者愤怒情绪的影响程度更高。

H1b:危机后,与主动介入相比,涉事企业选择被动介入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消费者愤怒情绪的影响程度更高。

就介入方式而言,产品伤害危机爆发后,涉事企业选择赔偿型策略需要其付出很大一部分现金,成本相对较高;服务型策略则相反,仅需要企业付出较小的代价即可向消费者表明自身立场和态度。赔偿型措施本身是对已经发生的问题进行补偿,这是企业责任意识的一种体现。同时,采取赔偿措施的企业必然也会通过内部措施改进等方式去提高未来的产品质量,以避免再次发生类似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赔偿型措施的综合效果包含了服务措施的部分效果,而且赔偿型措施在短时间内似乎更容易得到消费者对涉事企业主动悔改诚意的心理认同,从而呈现出相对较高的购买意愿。此外,根据解释水平理论,随着危机的发展,距离产品伤害危机爆发的时间距离越来越远,涉事品牌在危机中的应对策略所表现出来的责任意识也会逐渐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重视,从而会引起消费者或高或低认知评价。然而,由于产品伤害危机中的信息在长时间后将被消费者逐渐遗忘[18],尤其是在涉事企业进行主动召回产品的情况下更为明显。因此,服务型措施的长期效果会比赔偿型措施更好,影响时间也更长。整体来看,在不可辩解的危机中,采取赔偿措施的态度,可以最大限度的从情感和物质上补偿受到伤害的消费者,有可能因此而获得消费者更多的谅解和认可。于是,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群发性产品危机动态变化时,与赔偿措施相比,未曝光企业选择服务型措施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消费者危机中愤怒情绪的影响程度更高。

H2a:危机中,与赔偿型措施相比,涉事企业选择服务型措施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消费者愤怒情绪的影响程度更高。

H2b:危机后,与赔偿型措施相比,涉事企业选择服务型措施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消费者愤怒情绪的影响程度更高。

产品伤害危机事件会使消费者处于相对不利的境地,危机事件的有效解决是消费者与企业信任关系破裂与重建的过程[19]。在这一过程中,消费者往往会因为危机事件本身的破坏性而产生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在以往的研究中,消费者的负面情绪被证实会对消费者的后续购买行为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在产品伤害危机情境下,消费者由于危机事件而产生对企业及其产品的非理性判断,将会进一步地影响消费者对企业应对行为认知评价,并最终影响消费者的负面情绪和抵制意愿。按照情绪回忆偏差理论[20,21],消费者对过去情绪的回忆可能产生正向或负向的扭曲,从而产生体验情绪的正向或负向变化,高觉醒度的情绪相对于低觉醒度的情绪更容易保留在记忆中并且对情绪的记忆有增强作用[22]。群发性危机事件中,相对于被动应对和服务型措施,涉事企业的主动应对和赔偿型措施将更有助于平息消费者因为危机事件本身而引发的高觉醒度的负性情绪,比如愤怒,因而更有可能通过对此类负面情绪强度的降低来挽回消费者在危机前后的品牌购买意愿。因此,可以推断当消费者在产品伤害危机中抱有较强烈的愤怒情绪时,这一情绪将很可能保留,甚至在危机平息后仍有所增强,从而不利于企业维持消费者的品牌购买意愿,而低觉醒度的无助情绪的记忆程度随时间的推移可能会逐渐削弱。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3:群发性产品危机动态变化时,消费者愤怒情绪较消费者无助情绪对消费者的品牌购买意愿影响更大。

H3a:危机中,消费者愤怒情绪较消费者无助情绪对消费者的品牌购买意愿影响更大。

H3b:危机后,消费者愤怒情绪较消费者无助情绪对消费者的品牌购买意愿影响更大。

消费者对危机的感知程度会影响其应对行为,而这中间是一个从认知到情绪到行为的复杂过程[23]。在产品伤害危机情景中,消费者会对涉事企业的应对行为产生知觉反应,并会在其头脑中形成对企业应对的时机特征、方法措施等信息的综合判断,继而会启动其记忆中与之相关的信息搜索及对比,并经由其自身的认知加工过程形成对涉事企业应对行为最终的认知判断和评价[24]。这种特定的认知判断将最终影响消费者在群发性产品伤害危机中的情绪反应和品牌购买意愿。此外,在产品伤害危机情境下,消费者由于负面情绪而产生对企业及其产品的非理性判断,进一步影响消费者对企业应对行为的认知评价,认知评价的高低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影响消费者的负面情绪,最终反映为消费者品牌购买意愿的变化。消费者对涉事企业介入时机和应对方式相对较高的综合评价水平将有助于消费者负面情绪程度不同的缓解,继而最终表现为对消费者危机中和危机平息后品牌购买意愿的影响。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4:群发性产品危机动态变化时,未曝光企业积极响应与合理介入时,消费者相对正面的介入评价会减弱其负面情绪,进而会提高其购买意愿。

H4a:危机中,与被动介入相比,涉事企业选择主动介入时,消费者相对正面的介入评价会减弱其负面情绪,进而会提高其购买意愿。

H4b:危机平息后,与被动介入相比,涉事企业选择主动介入时,消费者相对正面的介入评价会减弱其负面情绪,进而会提高其购买意愿。

H4c:危机中,与服务型措施相比,涉事企业选择赔偿型措施时,消费者相对正面的介入评价会减弱其负面情绪,进而会提高其购买意愿。

H4d:危机平息后,与服务型措施相比,涉事企业选择赔偿型措施时,消费者相对正面的介入评价会减弱其负面情绪,进而会提高其购买意愿。

2.消费者负性情绪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个体的情绪反应会受到包括环境事件、生理状况和认知过程等因素的影响[23],还会因为受到个体目标、信念等内部因素和他人的反应、产品特征等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而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其主观体验的不同,也即情绪强度的不同,最终表现为不同的内部心理反应及行为倾向[25]。在群发性危机情景下,产品伤害危机事件的属性、消费者的认知特点、涉事企业品牌声誉等因素等都会对消费者的认知评价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继而引致消费者情绪的变化[26]。消费者认知评价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消费者对涉事企业的情绪反应与认知态度的变化,从而影响到其对危机品牌后续购买行为的不同反应。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消费者对危机的感知程度会影响其行为反应,而这中间是一个从认知到情绪再到行为的复杂过程。也即,外界刺激情境并不直接引发行为的产生,个体对刺激情境的认知评价与情绪反应是从刺激到反应的中介过程。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5:群发性产品危机动态变化时,消费者的负性情绪中介了介入评价对危机中品牌购买意愿的影响。

H5a:消费者在危机中的负性情绪中介了介入评价对危机中品牌购买意愿的影响。

H5b:消费者在危机平息后的负性情绪中介了介入评价对危机平息后品牌购买意愿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选择

鉴于本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在于因果关系的探索和验证,即需要通过实验法能更合理地控制相应的实验环境,从而实现对本研究中所关注变量进行操纵的目的。因此,本研究具体选用实验室试验的方法进行整体研究,即通过危机情景的设置在实验室条件下采集相关数据,然后对相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处理,继而在此基础上对提出的假设进行逐一验证。

(二)变量说明与量表

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整个研究的效度和信度,本研究中的相关测量量表主要选择前人研究中已多次使用,并被充分验证过的相对成熟量表。只是在消费者介入评价变量的量表选择上,借鉴并改良了已有相关量表,进行了相应的量表检验并确定了最终的量表测量题项。

1.应对策略变量测量。“介入时机”和“应对方式”在本研究中被统称为“应对策略”,这是本研究中一个主要的操控变量。其中,依据涉事企业介入危机的时间顺序,介入时机被界定为曝光前的“主动介入”和曝光之后的“被动介入”;综合考虑涉事企业应对方式选择决策过程中的成本收益思维,本研究在对以往企业应对方式进行提炼的基础上,创新地将涉事企业的应对措施区分为“服务型”和“赔偿型”两类。

2.介入评价及其量表。本研究中的介入评价特指消费者对涉事企业介入时机和应对方式满意与否进行认知判断后的一种综合表达,即消费者对涉事企业在产品伤害危机中“应对策略”的整体认知评价,具体量表选择涉及企业应对策略的效果、及时性和主动性等方面共9个题项的正式测量量表。

3.负性情绪量表。本研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综合考虑产品伤害危机本身的事件属性和消费者的负面情绪反应,重点关注群发性产品伤害危机中经常出现的愤怒和无助情绪,所使用的负面情绪测量量表来自前人研究中已多次使用的成熟情绪量表[27,28,29],量表为7级里克特量表,无助情绪有4个测项,愤怒情绪有3个测项,共7个测项。

4.购买意愿量表。以往研究中针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相应测量量表已经非常成熟,本研究选用以前的学者们[30,31,32]在其研究中所广泛使用的购买意愿测量量表。量表为7级里克特量表,共有4个测项。

(三)实验产品与被试选择

本实验选用真实小米手机品牌有以下几点考虑。其一,手机是大众消费品,消费者对很多品牌都耳熟能详;其二,手机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密切相关,因而由手机品牌危机感受到的情绪反应会非常明显,而且直接会反映到其相应的购买行为上;其三,手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如电脑、电视等产品的品类特征,同时,近年来手机行业产品危机不断出现,此类企业的品牌信任危机问题已经引起了消费者以及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因此选择此类产品进行研究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其四,作为耐用消费品的手机,部分手机的价值不菲,一旦此类品牌出现危机尤其是群发性危机,给消费者带来的经济损失比较大,因此消费者对此类品牌的危机关注程度相对会比较高。

此外,针对这类产品的消费群体特征,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排除由于年龄、职业和收入等因素差异可能造成的实验结果偏差,相对更好地保障整个实验的内外部效度,本研究的被试分别从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某几所高校的在校大学生中随机选取。

三、实验过程与假设检验

(一)实验过程与信度检验

实验选择2(组间:主动与被动)×2(组间:赔偿与服务)的组间设计,构成主动赔偿、主动服务、被动赔偿和被动服务四个实验组。开始实验前,被试被告知参加一个消费者行为相关的研究,并提醒其独立认真完成相应实验,实验将采取完全匿名的方式进行,不会涉及到消费者的隐私。之后,实验正式开始,被试将依次看到一些电脑页面呈现的内容,主动介入和被动介入两种条件下呈现的顺序略有差异。实验中被试依次看到若干个页面,有的页面仅仅呈现信息和刺激物,有的页面需要被试完成相关的题项。

实验在北京和宁夏的几所高校招募大学生被试进行,被试按男女被随机的分配到各个组中去。从北京和宁夏两个地方共收集有效样本256个,其中男性116人,占总数的45.31%;女性140人,占总数的54.69%;年龄介于18到28岁之间的被试,占总数的98.20%;全部为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水平者。实验的四个组别最少的有40个有效样本,最多的有75个有效样本,平均样本数量60人,符合消费者行为研究的样本数量要求。本实验选择涉入度相对较高的手机品牌,目的在于验证群发性产品伤害危机条件下未曝光企业介入时机和应对方式对消费者在危机中和危机平息后的品牌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并深入探索消费者认知评价及情绪反应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对危机中购买意愿和危机平息后购买意愿的量表的效度分析显示,危机中愤怒情绪和无助情绪量表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909、0.832;危机中购买意愿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921,信度非常好;危机后愤怒情绪和无助情绪量表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876、0.832;危机后购买意愿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902,信度也很高。

(二)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为有效检验本部分的相关假设,本研究构建了四组不同的结构方程概念模型,分别是在应对方式不变时,不同介入时机下消费者介入评价对其危机中、危机后品牌购买意愿的影响以及在介入时机不变时,不同应对方式下消费者介入评价对其危机中、危机后品牌购买意愿影响的理论模型。本质上而言,这是对介入时机和应对方式类型不同的调节效应的进一步检验。为明确其差异,本研究运用AMOS软件采用多组群线性结构方程的分析方法对不同介入时机和应对方式的模型进行分析。

多组群线性结构方程检验的目的在于评估研究者提出的理论模型在不同样本群体间是否相等或参数具有不变性[33]。多组群参数不变性检验主要包括测量系数相同、结构系数相同、结构平均数相同、结构协方差相同、结构残差相同以及测量误差相同等检验。

由于本研究重点关注不同介入时机和不同应对方式对路径系数的影响效应,因此采用结构系数相同检验。其具体做法为:将两组结构方程的结构系数(即路径系数)限制为相等,得到χ2值和自由度;同时利用AMOS输出没有限制的无约束模型的χ2值和自由度,前面的χ2减去后面的χ2得到新的χ2,如果Δχ2检验结果是统计显著的,则调节效应显著。

如表1所示,对于介入时机不同而应对方式不变在危机中的模型检验结果表明,Δχ2=5.12,在0.001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路径系数等同检验假设不成立,即受不同介入时机影响,消费者介入评价对其危机中购买意愿模型的路径系数会发生显著改变,故调节效应存在。同理,其他检验结果均表明,Δχ2=21.16,在0.001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路径系数等同检验假设不成立,即受介入时机不同影响,危机后消费者介入评价对消费者购买意愿模型的路径系数会发生显著改变,调节效应也存在;Δχ2=27.32,在0.001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路径系数等同检验假设不成立,即受应对方式不同的影响,消费者介入评价对危机中消费者品牌购买意愿模型的路径系数会发生显著改变,调节效应存在;Δχ2=4.97,在0.001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说明路径系数等同检验假设不成立,即受应对方式不同影响,消费者介入评价对危机中消费者品牌购买意愿模型的路径系数会发生显著改变,调节效应存在。

注:***表示在0.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1)、(2)、(3)、(4)分别代表介入时机不同危机中、危机后以及应对方式不同危机中、危机后四个模型的检验结果。

1.涉事企业介入时机的选择对消费者品牌购买意愿影响的变化机制。由上文模型的恒定性检验结果可知,不同介入时机的调节效应存在。整体而言,由图2、图3、图4以及图5的验证结果可知,在结构方程恒定的情况下,不论是在不同介入时机下,还是在不同应对方式下,消费者介入评价对危机中的消费者品牌购买意愿的影响路径系数均略小于危机后的情况。换言之,与危机中相比,消费者介入评价对危机后消费者购买意愿具有更高的影响。由图2以及表2中的路径系数可知,与被动介入相比,涉事企业选择主动介入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其危机中品牌购买意愿更高(β被动=0.36＜β主动=0.41);与主动介入相比,涉事企业选择被动介入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消费者愤怒情绪的影响程度更高(β被动=-0.12＜β主动=-0.04);此外,与主动介入相比,涉事企业选择被动介入时,消费者的愤怒情绪对其危机中品牌购买意愿的影响程度更高(β被动=-0.17＜β主动=-0.08)。同时,由消费者的愤怒情绪路径系数大于无助情绪的路径系数可知(无论被动介入或主动介入均如此),危机中消费者愤怒情绪较无助情绪影响更大。由此证实:第一,与主动介入相比,涉事企业选择被动介入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其危机中愤怒情绪的影响程度更高;第二,消费者愤怒情绪较无助情绪对其危机中的品牌购买意愿影响程度更大;第三,与被动介入相比,涉事企业选择主动介入时,消费者会表现出相对更高的危机中品牌购买意愿。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由图3以及表3中的路径系数可知:与被动介入相比,涉事企业选择主动介入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其危机后的品牌购买意愿影响程度更高(β被动=0.42＜β主动=0.48);与主动介入相比,涉事企业选择被动介入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其危机后愤怒情绪的影响程度更高(β被动=-0.15＜β主动=-0.03);此外,与主动介入相比,涉事企业选择被动介入时,消费者的愤怒情绪对其危机后的品牌购买意愿的影响程度更高(β被动=-0.23＜β主动=-0.05)。同时,由消费者的愤怒情绪路径系数大于无助情绪的路径系数可知(无论被动介入或主动介入均如此),消费者愤怒情绪较无助情绪而言对其危机后的品牌购买意愿影响更大。

2.涉事企业应对方式选择对消费者品牌购买意愿影响的变化机制。由图4以及表4中的路径系数可知:与服务型措施相比,涉事企业选择赔偿型措施进行危机应对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其危机中品牌购买意愿的影响是有差别的。但是,通过其路径系数我们发现这种差别并不明显(β服务=0.39＜β赔偿=0.40);与赔偿型措施相比,涉事企业选择服务型措施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其危机中愤怒情绪的影响程度更高(β服务=-0.28＜β赔偿=-0.18);此外,与赔偿型措施相比,涉事企业采取服务型措施时,消费者的愤怒情绪对其危机中品牌购买意愿的影响程度更高(β服务=-0.33＜β赔偿=-0.13)。同时,由消费者的愤怒情绪路径系数大于无助情绪的路径系数可知(无论服务型或赔偿型措施均如此),危机中的消费者愤怒情绪较无助情绪影响更大。由此证实:第一,与赔偿型措施相比,涉事企业选择服务型措施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其危机中愤怒情绪的影响程度更高;第二,消费者愤怒情绪较无助情绪对其危机中品牌购买意愿影响更大;第三,与服务型措施相比,涉事企业选择赔偿型措施时,会使得消费者具有相对更高的危机中品牌购买意愿。

由图5以及表5中的路径系数可知:与服务型措施相比,涉事企业选择赔偿型措施进行危机应对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其危机后的品牌购买意愿影响程度更高(β服务=0.41＜β赔偿=0.48);与赔偿型措施相比,涉事企业选择服务型措施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其危机后愤怒情绪的影响程度更高(β服务=-0.21＜β赔偿=-0.17);此外,与赔偿型措施相比,涉事企业选择服务型措施时,消费者的愤怒情绪对其危机后的品牌购买意愿影响程度更高(β服务=-0.29＜β赔偿=-0.10)。同时,由消费者的愤怒情绪路径系数大于无助情绪的路径系数可知(无论服务或赔偿型措施均如此),消费者危机后愤怒情绪较无助情绪影响更大。由此证实:第一,与赔偿型措施相比,涉事企业选择服务型措施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其危机后愤怒情绪的影响程度更高;第二,消费者愤怒情绪较无助情绪对其危机后的品牌购买意愿影响更大;第三,与服务型措施相比,涉事企业选择赔偿型措施时,可使消费者表现出相对更高的危机后品牌购买意愿。

综上,假设H1、H1a、H1b、H2、H2a、H2b、H3、H3a、H3b、H4、H4a、H4b、H4c、H4d均得到了全部验证。

3.消费者负性情绪中介效应的检验。为进一步检验消费者负性情绪(无助/愤怒)的中介效应,本研究中刻意模糊介入时机和应对方式的不同,直接按照危机中和危机后两种情况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中介效应的存在性。本研究参考Holmbeck(1997)提出的中介效用检验方法[34],检查中介效应的四个条件能够同时满足。首先,如图6以及表6所示,路径“介入评价→愤怒情绪→购买意愿”以及路径“介入评价→无助情绪→购买意愿”中的系数均是显著的,这说明已经满足了他们提出的前两个条件。其次,为考察中介效应的第三个条件是否成立,我们构建基准模型,这个模型中仅存在“介入评价→购买意愿”这个路径。统计结果显示,基准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优度指标(其中,χ2=128.59,p=0.0000,RMSEA=0.068,CFI=0.95,NNFI=0.94,IFI=0.96),介入评价→购买意愿对应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56(t=7.13)。这说明介入评价对购买意愿具有直接影响,中介效应的第三个条件成立。最后,为了对中介效应的第四个条件进行考察,我们在图6的基础上增加由介入评价指向购买意愿的路径,形成完全模型。完全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指标较好(其中,χ2=106.27,p=0.0000,RMSEA=0.061,CFI=0.98,NNFI=0.98,IFI=0.99),且全模型中所有路径系数均是显著的,“介入评价→购买意愿”路径系数在全模型中由基准模型中的0.56变为0.39,中介效应的第四个条件也得到了满足。综上说明在危机中,情绪会对介入评价与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换言之,即时品牌情绪部分中介了介入评价对即时购买意愿的影响。假设H5a得到验证。

同理,按照上述中介效应检验的程序对危机后消费者情绪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首先,如图7以及表7所示,路径“介入评价→愤怒情绪→购买意愿”以及路径“介入评价→无助情绪→购买意愿”中的系数均是显著的,这说明已经满足前两个条件。其次,为考察中介效应的第三个条件是否成立,我们构建危机后的基准模型,这个模型中仅存在“介入评价→购买意愿”这个路径。统计结果显示,基准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优度指标(其中,χ2=152.97,p=0.0000,RMSEA=0.075,CFI=0.93,NNFI=0.91,IFI=0.94),介入评价→购买意愿对应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49(t=11.65)。这说明危机后的介入评价对购买意愿具有直接影响,中介效应的第三个条件成立。最后,为了对中介效应的第四个条件进行考察,我们在图7的基础上增加由介入评价指向购买意愿的路径,形成完全模型。完全模型的整体拟合优度指标良好(其中,χ2=138.42,p=0.0000,RMSEA=0.073,CFI=0.95,NNFI=0.98,IFI=0.99),且全模型中所有路径系数均是显著的,“介入评价→购买意愿”路径系数在全模型中由基准模型中的0.49变为0.40,中介效应的第四个条件也得到了满足。综上说明在危机后,情绪会对介入评价与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换言之,延迟品牌情绪中介了介入评价对延迟购买意愿的影响。假设H5b得到验证。综上假设H5得到了验证。

(三)结果讨论

实验实证研究了群发性产品伤害危机背景下未曝光企业应对策略(介入时机和应对方式)对消费者危机前后的品牌购买意愿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验证了消费者负面情绪在此机制发生作用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的存在,并为进一步探索涉事企业不同应对策略对消费者品牌购买意愿产生影响的心理机制进行了数据验证。具体来看:第一,本研究深入剖析和验证了危机中和危机后两种情境下,涉事企业主动介入比被动介入时更能催生消费者更高的品牌购买意愿,并且采用赔偿措施大多数情况下会比服务措施更加有效,会令消费者产生更高的介入评价,进而产生更高的购买意愿。第二,通过对比路径系数图后发现,消费者介入情绪中的愤怒情绪不仅对消费者品牌购买意愿具有负向影响,而且其能够较消费者无助情绪对消费者品牌购买意愿产生更大程度的影响。第三,实验还证实了危机前后消费者介入评价同样会对消费者的负面情绪产生影响。即在危机中,与主动介入相比,涉事企业选择被动介入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消费者危机中愤怒情绪的影响程度更高;与赔偿型措施相比,涉事企业选择服务型措施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消费者愤怒情绪的影响程度更高。而在危机平息后,与主动介入相比,涉事企业选择被动介入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消费者危机后愤怒情绪的影响程度更高;与赔偿型措施相比,涉事企业选择服务型措施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消费者危机后愤怒情绪的影响程度更高。也就是说,实验明确了当涉事企业采用不同应对方式和选择不同介入时机时,消费者介入评价对危机中以及危机后负面情绪的内在影响机制。第四,实验还进一步对比验证了危机中与危机后两种不同情况下,当涉事企业采用不同应对方式时,与服务型措施相比,涉事企业选择赔偿型措施时,消费者介入评价对危机中消费者的品牌购买意愿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但是,与服务型措施相比,涉事企业选择赔偿型措施时,消费者介入评价对危机后消费者的品牌购买意愿更有影响。对此,我们的解释是:这可能与相关企业整体的诚信度和服务质量有关,现在国内大部分企业服务质量和诚信度仍然不高,因欺客瞒报、夸大承诺而激化的服务纠纷仍时常发生。所以,与服务措施比较,当消费者面临赔偿措施这种比较直接的方式时,他们更愿意接受涉事企业采用的赔偿方案。最后,本研究通过重构两个危机中与危机后的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验证了消费者负面情绪对消费者介入评价与消费者购买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在本部分重构的四组结构方程模型中,通过对比危机中与危机后的结构方程模型与基准模型“介入评价$购买意愿”中的路径系数就可以推知消费者负面情绪的中介效应可能存在。但是,已有实证结果中已经表明消费者介入评价会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为了能够明确验证消费者负面情绪中介效应的独有性,故重新构建模糊应对方式与介入时机后的结构方程模型加以验证。

四、研究贡献与启示

第一,从动态研究的视角,重点比较了涉事企业应对策略对“危机中”和“危机后”两个阶段中消费者的情绪反应和品牌购买意愿的影响差异及其产生的内在机理,从而将产品伤害危机的相关研究从单个静态的研究引入持续动态的关注,更加贴近实际地考察产品伤害危机的负面影响及企业响应策略的效果,在理论上延展了企业最优策略的选择机制。

第二,将群发性危机情景下未被曝光企业的应对策略作为研究起点,并深入探讨危机中和危机后消费者认知评价与情绪反应对其消费行为的引致效应,打破了以往研究中主要关注“单个企业或品牌产品伤害危机溢出效应”的传统思维,重构了群发性产品危机过程中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理论模型,为综合考虑多品牌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产品伤害危机领域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本研究的管理启示主要有:

第一,对于不可辩解的群发性产品伤害危机,如果自身品牌本身存在问题却还未被曝光,总的来说是主动不会更差而往往是更好。面对危机,特别是群发性产品伤害危机,企业的管理决策者应选择主动介入,以积极主动的自信和负责任的态度向消费者说明自身的问题,以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增强消费者的信心,从而降低消费者的负面情绪,提高其购买意愿。

第二,群发性产品伤害危机中,涉事企业既要慎重考虑到底是否要在自身问题被曝光前主动介入,还要慎重考虑一旦介入,应该采取何种应对方式。企业的付出并不总是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管理者应当学会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待产品伤害危机中涉事企业的表现。正如本研究所发现的,付出很大成本的赔偿型措施并不总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消费者对企业选择的介入时机和应对方式有着他们自己的“介入评价”。产品伤害危机本身以及涉事企业在危机中的表现等因素一起构成外部刺激,消费者对这种刺激的不同认知和评价水平,往往会导致其不同的情绪反应从而表现为不同的行为意向,而且这种行为意向会随着时间和信息的改变而改变。

第三,消费者的负面情绪中介了介入评价对其购买意愿的影响,且消费者愤怒情绪较消费者无助情绪对其品牌购买意愿影响更大。具体而言,愤怒情绪促进会引发消费者的负面口碑、转换购买、企业抱怨等行为,而无助情绪会抑制应对行为,消费者情绪宣泄是手段,目的是恢复交换的平衡关系[35]。因此,面对消费者负面情绪,涉事企业应积极响应与合理介入,保持消费者相对正面的介入评价,进而减弱其负面情绪尤其是愤怒情绪,提高其购买意愿。不管是危机中还是危机平息后,企业应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应对消费者的情绪宣泄,在积极借助各种媒体渠道做出适当响应的同时,给予消费者补偿,以实现最大限度地维护品牌形象与客户资源的目的。

尽管本研究获得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发现,对现有产品伤害危机理论及消费者行为理论的研究深度和广度有了一定的拓展,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虽然本研究对消费者危机前后购买意愿的差异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探索,但由于消费者对企业应对策略的反应机制较为复杂,其内在关系远非本研究中相关变量所能穷尽。因此,后续研究可以在本研究的基本思路和视角下,继续尝试从企业、事件、消费者等层面探寻其他重要的解释变量,以求进一步厘清产品伤害危机背景下消费者情绪及行为反应的内化机制及其形成机理。

摘要：实验选择真实的手机品牌作为刺激物,通过构建四个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发现在群发性产品危机动态变化过程中,未曝光企业选择主动介入与赔偿型措施时,涉事企业可获得消费者更高的品牌购买意愿;涉事企业选择被动介入以及服务型措施时,消费者的介入评价对其愤怒情绪的影响程度更高;消费者愤怒情绪较无助情绪对其品牌购买意愿影响更大。此外,消费者的负性情绪会对消费者的介入评价与品牌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让曝光更完美 篇4

比较目的

曝光是摄影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技术，高质量的影像一般要以准确曝光为前提。一张普通照片要求达到整体色彩准确、影调丰富、层次分明、质感较强、清晰度高，景物中较亮和较暗部分也能分辨。如曝光不当，会直接影响照片的密度，反差、影调、层次、清晰度与锐度及彩色照片的色彩饱和度。目前，先进的TTL测光系统为准确曝光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但要真正达到这样高标准，是不容易的。因为，如果光源的强弱及光比很大，会造成被拍摄景物明暗变化、反差过大，往往超出胶片的感光范围或数码相机影像传感器的可记录范围。按18%灰板测光，或通过用测照度的方法，可以得到一张准确曝光的照片，最大限度地获取丰富的影调和层次，再现场景的完整影调。然而，当拍摄艺术照片，作者会有目的地在准确曝光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曝光量，造成“曝光过度”，或减少一些曝光量造成“曝光不足”，压缩暗部或高光部分的层次，从而进一步体现作者的创作思想、意图和感情，渲染作品的环境气氛，加强感染力，进一步展现照片的思想内涵，真正达到艺术形式与作品内容的有机统一。这些都要求摄影师对光的性质及照相机记录影像载体的感光性能有充分的了解。摄影师为了表现主观的意图需要，有目的地控制曝光的方法才是真正意义的正确曝光。

综上所述，准确曝光是一种客观的概念，而正确曝光则是一种主观概念。正确曝光既可以是准确曝光，也可以是在准确曝光的基础上为达到摄影者为表现主观的意图增加、减少曝光而得到。但是，准确曝光的基础上到底要增加或减少多少曝光量才能更好地表现创作者的意图呢？这就需要对所用感光体的感光性和宽容度有精确的了解。本次测试正是试图达到这个目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摄影曝光18%灰板是指标准灰板的反射率为18%，而不是标准灰板本身的灰度，这与印刷上的“18个灰”是不同的概念。摄影18%灰板色调接近印刷品或电脑制作照片中CMYK模式的“C：0，M:0,Y:0,K50%”。

使用设备

佳能EOS 30照相机一架、佳能EOS 300D机身一架、佳能EF50mm1:1.8Ⅱ标准镜头一只、佳能EF16-35mm1:2.8L镜头一只、美能达FLASH METER Ⅲ测光表一只、伟峰FT-666三脚架一只、柯达摄影18%灰板一块、爱普生R210彩色打印机标准校色片一张、柯达金100日光型彩色负片一卷。

测试方法

1、拍摄曝光全部采用手控（M）挡；

2、拍摄现场（图1、2）按18%灰板测光：感光度ISO 100、EV值15、标准曝光：快门速度1/125秒、光圈F16；

3、佳能EOS 30传统照相机拍摄顺序按数据从左到右,每次减EV值0.5挡;

4、佳能EOS 300D数码照相机拍摄顺序按数据从左到右,每次EV值减1/3挡，JPG格式，画质大，参数设置1；

5、胶卷采用柯达日光型金100彩色负片，（因为考虑到柯达日光型金100彩色负片使用面最为广泛的缘故）；

6、选这两款照相机做测试，是因为这两款照相机及普通彩色负片使用更广泛，用户群大多非专业，但对摄影相对要求较高的摄影爱好者;

7、由于佳能EOS 30手动调节转盘每次最少0.5挡，佳能EOS 300D数码照相机手动调节转盘每次最少1/3挡，所以我用传统照相机和数码照相机的拍摄曝光量分别为1/2挡和1/3挡;

8、照片采用柯尼卡R2数码彩扩机、柯尼卡数码金龙相纸,未做调整。

上面两幅图是通过阶梯曝光法拍摄由人像模特、18%标准灰板、彩色打印机标准校色片组成对象用负片拍摄（见图1）和用数码照相机拍摄（见图2）的结果。

实用案例

任何理论都是为实践服务的，而且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证实才是正确的理论，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

为了方便，使用佳能EOS 30照相机实验。我选择了光比很大的室内作为拍摄对象（见图3）。根据镜头视角包括景象部分测光：最亮处为窗户白纱[见图3-⑴]，照相机P挡显示光圈F5.6、速度1/500秒、EV值14；最暗处为电脑椅背[见图3-⑵]，照相机P挡显示光圈F2、速度1/4秒，EV值3；次暗处为黑包[见图3-⑶]，照相机P挡显示光圈F2、速度1/15秒，EV值7，地板阳光未直射较亮部分[见图3-⑷]照相机P挡显示光圈F2.8、速度1/60秒， EV值9。整个景象亮暗反差EV值相差14挡，远远超出数码照相机感光体所能记录的曝光宽容度。我既想保持最大的层次，又要保证主体在曝光准确范围内。我将测光定在照片3-⑼处，这样照片3-⑷曝光不足0.5挡，照片3-⑶处曝光不足3挡，在数码曝光范围之内，测光照片3-⑷、3-⑸、3-⑹、3-⑺、3-⑻、3-⑼、3-⑽、3-⑾、3-⑿点处数码曝光范围之内，即比3-⑶处亮度高不超过6挡。由于房间左侧窗户白纱和床铺物品高光处亮度过高，为了尽可能将景物层次表现出来，选3-⑴点测光值减低4挡拍摄一张照片（见图4）。图3与图4照片通过Potoshop合成，调整影调层次得到一张包含更大宽容度层次丰富的照片（见图5），照片中3-⑴白纱和3-⑵电脑椅背将影调排除在感光范围之外，为纯白和纯黑色调。

图3大光比环境分区测光示意

图4按最亮处测光拍摄

图5前两幅照片合成效果

综合评价

通过两款相机的拍摄照片比较：传统相机胶卷的宽容度较大，而用数码相机拍摄曝光宽容度相对小的多。用负片拍摄的照片与数码照相机拍摄的照片，按18%灰板测光值曝光组合光圈、速度无论负片（图1）或数码（图2）摄影都能达到标准色板和被摄人像整体色彩准确、影调丰富、层次分明，质感较强、清晰度高、被摄物较亮和较暗部分也能分辨，与原标准校色片相一致。

传统负片拍摄的照片（图1）曝光增加或减少时，影调变化较小，负片照片中的18%灰板按测光值增加9挡曝光量，还能看出淡灰；减少6挡18%灰板还未全黑，可包含17挡的光比范围。

数码照相机拍摄照片（图2）曝光增加或减少时，影调变化相对大得多。数码照片中的18%灰板按测光值增加3挡曝光量，灰板和PHTOSHOP信息板上已显示基本白色；减少4挡18%灰板和PHTOSHOP信息板上显示还有3-5个灰度，可包含8挡的光比范围。

传统负片拍摄的照片曝光过度比曝光不足有更大的宽容度；数码照相机拍摄的照片曝光不足略比曝光过度有更大的宽容度。

彩色负片拍摄的照片在印制过程中会损失很多层次，这也许是许多文献中介绍负片的宽容度与以上实验结论不同的原因。当然，这迫使要尽可能表现高光比的对象，只有通过各种方法达到降低光比的目的，可这不是本文研究范围之内了。

图A（彩色负片同底扫描扩印）

图B（数码同底调整扩印）

取同一张曝光准确的负片（图A）分别按暗部（图A上）、标准（图A中）、亮部（图A下）扫描扩印得到高光部及暗部层次，可见在扩印过程中损失了层次。

曝光台 篇5

项目:神奇万洁布

刊期:2015 年10 期、11 期

2.企业名称:青岛知遇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咏春排骨米饭

刊期:2014 年11 期、12 期

3.企业名称:湖北天地人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项目:九千杯醒酒糖、皇爵氏烟酒搭档口香糖、满精玛卡精片、皇爵氏大肚子减肥茶

刊期:2014 年11 期、12 期

曝光台 篇6

●临猗县安绿农资建峰连锁店经销的标称河北冀衡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50 kg/袋衡水湖牌复合肥料

●山西农资东阴加盟连锁店经销的标称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40 kg/袋美丰比利夫牌复合肥料

●临猗供销农资卓里供销社第一连锁店经销的标称鹤壁市农林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200 g/袋远史助农牌10%百菌清烟剂

●万荣县丰瑞农资公司里望销售二部经销的标称陕西国丰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300 m L/瓶康禾立丰牌0.3%苦参碱水剂

●运城盐湖区盐湖农资市场润丰农资有限公司农药部经销的标称浙江禾本农药化学有限公司生产的100 m L/瓶40%杀扑磷乳油

●临猗县阳煤丰喜农资卓里立建连锁店经销的标称一帆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100 m L/瓶施可得牌25%腈菌唑乳油

●运城市植保服务公司耀华农资经销部经销的标称成都科利隆生化有限公司生产的200 m L/瓶冠戈牌20%三唑锡悬浮剂

曝光台 篇7

项目:咏春排骨米饭

刊期:2014年11期、12期

2.企业名称:湖北天地人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项目:九千杯醒酒糖、皇爵氏烟酒搭档口香糖、满精玛卡精片、皇爵氏大肚子减肥茶

刊期:2014年11期、12期

曝光原因:以上两企业均出现重大诚信事故,建议读者立即停止与其发生任何业务往来。

作弊手段大曝光 篇8

方法一：隐形字法。在老师要默写之前，先两张纸重叠。默写的纸在下方，上方垫一张薄薄纸纸。。然然后后，，提提前前在在薄薄纸纸上上用用力力地地写写上上默默写写的内容。写完以后，拿开薄纸，你会惊喜地发现——刚刚写过的笔迹，已深深地“刻”在了即将默写的纸上。所以，待会儿测试时，你就可以按字迹来“默写”。

方法二：障眼法。此方法是一个比较“逊”的方法。首先，将答案写在一张卫生纸上。在考试时，悄悄放在手中窥视。万一被监考老师发现了，千万莫慌。你只要将它折成四折，擤一下鼻涕，然后明目张胆地将其扔进垃圾桶。这一招保证让老师们无话可说。

方法三：意外法。这种方法只适合在某些听写场合使用。有时，监考老师会让同桌之间立起一个书包。这时，你就可以故意将它碰倒，然后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快速扫视同桌的试卷。碰倒书包时，要让它倒向自己这一边。若倒向你同桌那边，便会遮住答案，影响你抄袭的效果，容易暴露。扫视后，再一脸无辜地放好书包，而后将答案写在试卷上。

方法四：借鸡生蛋法。酷似特务们接头的方法。在使用此方法前，必须跟你的同桌串通好。在遇到难题时，你将需要“求助”的题目写在纸条上，将它揉成一团。故意碰掉一块橡皮，再以捡橡皮为由，将纸团塞到同桌鞋内。同样，你的同桌也以同样的方式，写完答案后，“转交”给你。不过，此方法不适合多次使用，不然会被监考老师发现破绽。同学们使用此方法后，一定要洗手。

友情提示：以上方法已曝光，望同学们不必自投罗网。同学们，考试的唯一绝招是——勤学苦练，一切靠自己!

老师的话

唐建：鼠仓曝光 篇9

唐建成为年度中国基金业的“第一人”，而这个“第一”却不那么光彩。经中国证监会查实，上投摩根基金公司成长先锋基金经理唐建私设“老鼠仓”，酿成我国证券市场涉嫌内幕交易被查处的第一案

悲情指数：* * * *

“一粒‘老鼠屎’，坏了基金一锅粥”，有人这样调侃唐建事件。

5月16日，卷入“老鼠仓”漩涡的唐建，被其所在的上投摩根基金管理公司公开辞退，并极有可能成为中国基金史上因涉嫌内幕交易而被查处的第一人。在上投摩根基金公司督察部两位工作人员的监督下，唐建被勒令收拾包裹走人。一贯高调张扬的唐建，走时凄凉黯淡。

据披露，唐建自担任基金经理助理起便让其父和第三人账户，先于基金建仓前买入新疆众和(600888)，总共获利逾150万元。上投摩根称，免去唐建成长先锋基金经理等职务，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2003年，时年29岁的唐建被《新财富》评为计算机行业研究员第一名。其时，他在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任IT行业分析师，从业时间只有3年。

2004年，唐建进入上投摩根，负责IT、医药、电力设备等行业研究。第二年，唐建便担任研究部副总监、阿尔法股票基金经理助理，同时负责食品饮料、钢铁、有色及银行等行业研究。此时的他踌躇满志，事业一片艳阳天。

在业内人士看来，唐建的投资风格造成了如今的被动。唐建操作风格凶悍，短线买卖频繁，隔天买卖时有发生，更时常涌现涨停建仓的“经典”案例。据透露，去年成长先锋基金在连续多个涨停之后买入新疆众和，就曾受到证监会基金部的询问。

就在所有人担心七年前的基金黑幕是否重演时，唐建成为第一个出场的主角。

有业内人士称，“唐建太缺乏技巧，竟犯下如此简单的错误，为人太高调张扬，最终还是付出了惨重代价。”

一石击起千层浪。如果更多“老鼠仓”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市场影响将会升级。一家知名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爆出“老鼠仓”问题，那其他基金经理同样也可能有“老鼠仓”。如果基金经理沉醉于自己的“小算盘”，那基金投资人的利益便无法保障。

“唐建事件”提出了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究竟有多少基金经理在私下设立“老鼠仓”？这或许很难说清楚，经过多年更新换代，“老鼠仓”在形式上花样翻新，几乎已经无法界定。

多家基金公司从业人员也都表示，如果没有完善的管理机制，科学的监控体系，查处“老鼠仓”也难免流于形式，起不到根治作用。

“老鼠仓”其实是证券行业的潜规则，监管机构此次查处，可谓“杀鸡儆猴”。

本刊点评

曝光和查处“老鼠仓”，对于稳定和巩固证券基金市场发展基础，净化基金市场环境，增强投资者信心和热情，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

漫谈曝光组合技法(二) 篇10

1. 什么是光圈优先

在光圈优先自动曝光模式中, 当你设定了所需要的光圈值后, 照相机会根据被摄画面的亮度自动设置快门速度值, 以获得“正确”的曝光。这称为光圈优先自动曝光模式。 (注:这个曝光值未必是你所需要的“准确曝光”, 要看你选择使用的测光模式是否恰当。因为平均测光、局部测光和点测光在一定的光圈值条件下, 所给出的伺服快门值是不尽相同的, 在此种情况下可进行曝光补偿再次拍摄) 。

2. 光圈的功能现象

光圈优先在许多摄影爱好者印象中, 总以为使用小光圈就对了, 其实这是误解了光圈优先模式的功能。照相机镜头的光圈有三个功能:第一是能够控制曝光量;第二是能够控制某些光行差 (像差、像散、色差、色散、慧差等) ;第三是控制景深大小。光圈的F数值为倒数, 如4、16其实是1/4、1/16, 即较大的F数值呈现较小的光圈孔径。其现象是:光圈F数值愈大光圈孔径愈小, 单位时间内通光量愈少, 景深愈大 (焦点前后左右的景物清晰范围愈大) ;反之, 光圈F数值愈小光圈孔径愈大, 单位时间内通光量愈多, 景深愈小;它们成反比关系。但是, 在控制光行差方面并不是反比关系, 以光圈指数F8为基本点向两边延伸, 延伸越远影响成像质量的光行差越严重。因此, 我们通常把F8光圈称为“最佳成像光圈”。追求成像质量的商业摄影师, 都强调使用最佳成像光圈, 但是, 搞艺术摄影, 有时还要特意制造某种光行差, 以取得特殊视觉效果的图像作品。如题图。

3. 光圈优先的定值依据

与其说“光圈优先”, 不如将其说成是“景深优先”, 这样更便于初学者的记忆和运用。景深有大、小 (长、短) 之分, 无论拍摄什么题材, 要想所拍摄画面的清晰范围大 (即长景深) , 就选择小光圈 (11以上的大F值, 如16、22等) ;要想所拍摄画面的清晰范围小 (即短景深) , 就选择大光圈 (5.6以下的小F值, 如4、2.8等) 。那么, 8光圈以上有好几个小光圈, 8以下有好几个大光圈, 究竟选择哪一级光圈合适呢?这就需要摄影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摄影创作意图和现场光线亮度而定了。

我的操作原则是:8为主, 去两头, 定准确。

A.8为主。即在平常状态下光圈定值指数为F8, 对于单点被摄主体, 只要通过调整拍摄角度能够满足景深需要, 就不轻易开大或收小光圈以保证较高的成像质量。

B.去两头。即无论是需要短景深, 还是需长景深, 尽量不要使用最大光圈值和最小光圈值, 避免出现光行差。以拍摄花卉为例, 如图1《芍药花》光圈定值为F4 (感光度ISO200快门1/1000秒) , 这样虽然会以虚托实, 净化背景, 有效地突出了主体, 但是, 花朵最外层的花瓣出现了“象散”。图2《芍药花》光圈定值为F22 (感光度ISO200, 快门1/80秒) , 虽然花朵主体清晰度较好, 但是整体画面看上去比较杂乱, 而且作为背景的花叶也出现了明显的“象散”。所以, 我需要使用大光圈时一般收小一点, 哪怕是1/3级。如图3《彼得莲》我使用的是200mm～400mm的变焦距镜头, 光圈最大孔径为f F4, 于是定值为F4.5 (感光度ISO200, 快门1/250秒) , 画面简洁, 成像优质。与图1和图2相比可谓上乘之作。

C.定准确。即根据需要确定景深大小, 合理定值, 如用F11景深够用绝不用F16, 尽量提高快门速度。必要时, 可以通过提高感光度来保证一定的景深和快门速度。如图4《南戴河中华荷园》由于现场环境有鸟儿在空中飞翔, 为了记录这种良好的生态环境, 将光圈定值为F11, 快门定值为1/500秒, 为了实现这两个定值将感光度ISO提高到400。

需要提示的是:

第一, 当选择了某一级光圈F值后, 半按快门取景、聚焦时, 快门速度值在最长时间值30秒上出现闪烁时, 说明照相机在提示你该曝光组合所拍摄出来的图像将会曝光不足。这时有3种解决办法:一是先拍摄一次, 然后通过照相机LED显示屏查看被摄主体曝光是否合适, 因为, 在拍摄大面积暗调环境背景的低调画面时往往会出现曝光不足的闪烁提示。如图5《暗香》这样的画面, 当光线较弱时就会出现上述现象。二是你认为可以适当再开大光圈, 那就将光圈开大到30秒不闪烁为止。三是你如果为了追求长景深不想开大光圈, 那就将感光度ISO值向上调至30秒不闪烁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