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价值

2024-10-08

个人价值(共12篇)

个人价值 篇1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个人价值观和组织价值观的契合已经成为预测员工离职和满意度等变量的前因变量。契合理论认为,组织内契合度高的员工要比低的员工工作满意度更高,离职率更低(O’Reilly et al.,1991)。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根据该理论,组织招聘那些契合度高的员工,就可以降低管理成本,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提高组织的效能和绩效。但是,作为两个不同研究层次的概念,个人价值观为什么可以和组织价值观契合?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学者们重视。“个人价值观”是包含着个人对世界上包罗万象事物的看法和价值判断,是一个内涵丰富、涉及多门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组织价值观一般认为是组织成员能够共享并规范成员行为的指导准则,属于社会科学中管理学领域里的组织行为或组织文化的研究范畴,因此,从研究单位或者研究层次的角度上考察,这种契合的概念并不是描述或者测量两类价值观互动关系的准确术语,甚至是一个被误用的概念。本文拟从既有的价值观文献中比较个人价值观与组织价值观在结构上的区别,为契合理论以及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二、价值观的概念和结构

“价值观”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是研究价值观和价值观理论的先驱。在心理学上,价值观具有认知、情感、行为等多个方面的意义。从一般意义上讲,价值观是关于价值的观念,是关于客观事物是否值得“保护”“尊重”“重视”的看法和理解。人类学家Kluckhohn(1951)对“价值观”的定义始终影响着后来的研究。他认为价值观是一种外显的或内隐的,有关什么事是“值得的”的看法,它是个人或群体的特征,影响人们对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美国的心理学家Rokeach(1973)将“价值观”定义为,是一种持久的信念,认为在个人层面或社会层面的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或者存在目的要优于另一种相反的行为方式或存在目的。Rokeach对价值观的作用做了更明确的说明,指出了价值观既具有动机功能也具有评价功能,同时还具有规范性和禁止性,包括对态度和行为的指导作用。而且,他在价值观理论中提出了可操作性的研究工具,成为价值观理论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量表。

在20世纪80年代,价值观的研究吸引了更多学者的注意。Super(1970)认为价值观是个人想要达到的目标,这种目标或是一种心理状态,或是一种联系,或是一种物质条件;Feather(1980)把价值观视为某种抽象结构,它既是过去经验的沉淀和总结,也是个体从社会环境和物理环境信息输入的复制品。Feather对价值观的理解,强调了过去经验对价值观形成的影响,同时将社会环境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Hofstede(1984)认为价值观是一种偏爱某种情形胜过其他情形的普遍倾向(这个定义比较接近Rokeach)。Hofstede的观点突出了心理成分的重要性。Schwartz和Bilsky(1987)认为价值观是信仰的观念,是关于值得的终极状态或行为,是超越具体情境、引导选择或对行为及事物的评价和按照相对重要性的排列,并提出,“价值观是合乎需要的超越情境的目标,他们在重要性上的不同,在一个人的生活中或其他社会存在中起着指导原则的作用”。其中,Schwartz既注重个体的心理成分,也注重社会因素在价值观形成中的作用。

(一)个人价值观的结构与层次

价值观的研究起源于个人价值观的研究。Allport(1951)是这个领域中的著名的学者,他是最早对个人的价值观进行分类的学者,他把人的价值观分为了六大类型:(1)理性价值观,以知识和真理为中心,强调通过理性批判的方式发现真理;(2)唯美的价值观,以形式、和谐为中心;强调对审美、对美的追求;(3)政治性价值观,以权力地位为中心,强调权力的获取和影响力;(4)社会性价值观,以群体他人为中心,强调人与人之间友好、博爱;(5)经济价值观,以有效实惠为中心,强调功利性和实务性,追求经济利益;(6)宗教性价值观,以信仰教义为中心,强调经验的一致性及对宇宙和自身的了解。随着价值观研究突破了心理学领域,分析的层次也从个人扩展到组织,甚至国家和社会等。他还设计了一套问卷,让受试者对上述这六种价值观进行排序,研究者就可以归纳他们的价值系统。根据这种方法,研究者发现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对这六种价值观的重视态度各不相同。

Beyer(1981)提出了价值观研究包括个人、角色组、组织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等五个层次。Rokeach(1973)提出了个人、团体、制度、社会和文化等五个层次,并指出这些层面的价值观研究是有意义的。Perrow(1986)提出的分析层次是既有文献中最多的,包括个体、团体、部门、单位、组织、组织之间、组织集合、网络、产业、地区、国家和世界等12个层次。他的框架表面上比较完整和全面,但是,其中的几个层次,除了他自己的理论,其他的文献几乎很少提及。在个人价值观的研究领域中,以Rokeach(1968)和Schwartz(1990)的研究最具影响力。

Rokeach(1968)认为,人类的各种价值观是按一定的逻辑意义连接在一起的,他们按照一定的结构层次或价值系统而存在,价值系统是沿着价值观的重要性程度的连续体而形成的层次序列。Rokeach设计了一种测量价值观的方法———Rokeach价值观调查问卷(Rokeach Values Survey,RVS),将个人价值观分为终极价值观和工具价值观。终极价值观指的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用以表示存在的理想化终极状态和结果,他是一个人希望通过一生而实现的目标;工具价值观指的是道德或能力,是达到理想化终极状态所采用的行为方式或手段。

Schwartz(1990)也提出了较为完善的价值观分类,他认为人类存在着具有普遍意义的“共性”的价值观的心理结构。Schwartz将价值观与个体动机联系起来,设计了Schwartz价值观量表(Schwartz Value Survey,SVS),提出了包含57项价值观的10种普遍的价值观动机类型:权力、成就、享乐主义、刺激、自我取向、普世主义、仁慈、传统、顺从和安全。同时,他还提出,这些不同类型的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动态的关联性。随后Schwartz又将这10类价值观归纳为2个维度下的4种综合的价值类型。为了检验该理论的有效性,在44个国家进行了跨文化的研究,研究结果支持了该理论。

Schwartz对价值观的分类理论,是从人类存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共性”的价值观入手研究的,为价值观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支持和研究工具。

(二)组织价值观的结构

组织价值观是指组织评判事物和指导行为的基本信念、总体观点和选择方针。它是一种以组织为主的价值取向,是组织内部的绝大多数人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念。它可以是内隐或外显的,会影响到组织的行为方式、行为途径和行为目的的选择。

关于组织价值观的组成结构,美国学者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进行了探索。Peters等学者应用多案例分析方法概括了美国卓越企业的8种特质,也可以称为8个组织价值观:崇尚行动、接近顾客、创新精神、尊重员工、形成共识、做内行事、宽严并济、组织单纯以及自主自律。Hofstede(1990)也是应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提炼出了6个组织文化的构成要素:过程导向—结果导向、员工导向—工作导向、本地化—专业化、开放系统—封闭系统、宽松控制—严格控制、规范主义—实用主义。O’Reilly、Chatman和Caldwell(1991)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测量组织价值观的工具———组织文化剖面图(OCP)。OCP包含有54个价值观陈述来界定组织价值观。他们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方法,得到了组织价值观的7个维度结构:创新、稳定、尊重员工、结果取向、注重细节、团队取向以及进取精神。L.Guiso(2014)以标普500强公司为样本,来研究上市公司宣称的价值观。通过收集标普500强公司官方网站上有关公司的价值观、文化的信息,然后进行同义词归类、汇总的方法,得到了9个组织价值观的维度:诚信、团队合作、创新、尊重、质量、安全、公民资格、沟通和勤奋。

国内学者对中国组织的价值观的研究也颇有特色。郑伯埙(1990)对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进行了研究,归纳出了9个组织价值观的构成要素:社会责任、敦亲睦邻、顾客取向、科学求真、正直诚信、表现绩效、卓越创新、甘苦与共、团队精神。Xin(2002)等学者对中国大陆的国有企业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了十项有关组织价值观的因素:员工奉献、员工发展、协作、领导、实用主义、报酬、顾客取向、未来取向、改革创新和结果取向。孙海法(2004)对民营企业组织文化价值观进行了研究调查,提出了12个维度的民营企业组织价值观:团队协作、奉献精神、文化认同、要求一致、求真务实、重视人才、诚信为本、顾客导向、追求卓越、变革创新、社会责任、持续发展。魏钧和张德(2006)采用开放式调查、深度访谈等方式考察了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组织价值观。他们提炼出了组织价值观的8个维度:客户导向、社会责任、创新精神、变中求胜、争创一流、遵从制度、平衡兼顾、和谐仁义。

从上述中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上,除了少数可能是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价值观外,出现了很多跨越了文化的价值观,比如诚信、卓越、顾客取向、尊重员工、创新、结果导向(或务实)等。

三、个人价值观和组织价值观在结构上的异同

本部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维度的直观对比

我们将以上提到的关于个人价值观和组织价值观维度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采纳Rokeach的分类方法来对比。

根据结果,我们发现,组织价值观中的几个维度比如:创新、尊重员工、进取精神、正直诚信、遵从制度等,与个人价值观中的工具价值观类别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从这些共同拥有的维度来看,组织价值观更多地指向一种“如何做,怎样做”,组织希望通过组织价值观,引导员工按照一定的行为准则去处理和解决日常经营活动中遇到的内部的或外部的各种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组织价值观更多地指向了一种行为方式,这与个人价值观中的工具性价值观是类似的。

在进行比较和对比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一些组织价值观中的维度,找不到可以与之相对应的个人价值观。这些维度包括:团队合作、尊重顾客、注重质量、社会责任、追求卓越等。

注:表格中将国外学者提炼的组织价值观与Rokeach的工具价值观、中国学者提炼的组织价值观进行对比,阴影部分为三者相同或相似的类项。

(二)价值观背后的支持系统

根据Kluckhohn(1951)对“价值观”概念的理解,价值观要从价值观本身和价值观背后的支持系统这两个方面去思考。价值观背后的支持系统被称之为价值导向,是“影响行为的一套相当普遍的、有组织的构念体系。这套构念体系包括有关大自然的看法、人在大自然的位置的看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及对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时的一些值得做和不值得做的看法”。组织心理学家Schein(1983)继承了Kluckhohn对文化背后价值支持系统的理念,把“组织文化”定义为是一套基本假设。是一个组织在学会处理适应外界和整合内部问题的过程中,发明、发现或发展出来的。这些假设被证明行之有效,因而被认为是正确有效的,也因此被传授给新员工,作为理解、思考和感觉那些难题的正确方法。这套假设包括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现实与事实的本质、人性的本质、人类活动的本质以及人际关系的本质等五个方面。而且,Schein关于“组织文化”的定义对组织文化领域的影响如同Kluckhohn关于“价值观”的概念之于文化研究。如果从这两个方面来看,首先,个人价值观和组织价值观在价值观背后的支持系统方面,存在着一致性。具体来说,对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处理,更多的是一种伦理道德标准,这种标准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组织都是一致的。其次,就价值观本身来看,是对上述标准更加具体和细致的一种解读,与价值观的主体有关,不同的主体的关注点是有差异的。个人价值观是以个人为主的价值取向。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体现了一个人认为什么东西或什么事情是“有价值的”“值得做的”,进而影响对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组织价值观是以组织为主的价值取向,是企业文化中精神要素的核心内容,是对企业发展具有长期深远影响的价值观念的总称。它是一个包括企业精神、企业价值理念等要素在内的复杂体系,对企业发展起着“灵魂”和“导向”的作用。所以,无论是在价值观本身还是在价值观背后支持系统这两个方面,尽管属于不同的研究层次,个人价值观和组织价值观存在着相当的交集。

(三)从组织文化的形成来看两者的联系

按照Schein(1983)的解释,企业文化的假设很多是在组织建立之初,由创始人带来的,并在组织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嵌入整个组织系统中去的。在组织成立之初,创始人常常会建立一个关于如何实现成功的理论。在他们的头脑中有一个文化范式,这个文化范式的形成与他们自己的成长环境的文化有关,能够体现出创始人自己的个人价值观。创始人通过他的个人品格的力量来塑造这个组织的文化。组织在随后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还会获得属于组织独有的经验,而后根据这些成长经验,对原来的组织文化进行调整优化。因此,组织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终极的组织文化总是能反映出以下两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最初由创始人带来的设定和理论及团体通过自身经验后天获得的设定和理论。从组织文化的形成过程来看,一个新组织的文化与这个组织的创始人的个人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一个组织的创始人,通过他的个人品格的力量来塑造这个组织的文化。创始人所推崇和秉承的一些关于“做人”和“做事”的价值观或理念,会影响到他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和经营企业的方式,个人价值观和组织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融合互通。

参考文献

[1]孙海法,戴水文,童丽.民营企业组织文化价值观的维度[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2]魏钧,张德.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个人与组织契合度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06(6).

[3]Kluckhohn,Clyde.Values and value orientations in the theory of action:an exploration in definition and classification,Parsons and Shils(Ed.),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Cambridge[M].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1.

[4]Rokeach,M.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3.

[5]Schein.E.H.The Role of The Founder in Creat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Organizational Dynamics,Summer[D].Cambridge: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1983.

[6]Perrow.C.Complex Organization:A Critical Essay[M].New York:Random House,1986.

[7]Hofstede,Sanders.Measur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s: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udy Across Twenty Case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35).

[8]Charles A.O’Reilly,Jennifer Chatman and David F.Caldwell.People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A Profile Comparison Approach to Assessing Person-Organization Fit[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1(34).

[9]Shalom H.Schwartz.Are There Universal Aspects in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s of Human Values?[J].Journal of Social Issues,1994(50).

[10]Agle.Bradley R,Caldwell.Craig B.Understanding research on values in business[J].Business and Society,1999(9).

[11]Guiso,P Sapienza,L Zingales.The Value of Corporate Culture[J].In Pres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4(25).

个人价值 篇2

隐蔽性

企业为了宣传和管理的需要,一般都会主动公开企业的价值观,并利用一切的场合和机会广而告之。相反,企业的员工一般不会主动袒露自己的价值观;也不会贸然去刻意了解别人的价值观。可能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人价值观属于个人的“隐私”,出于自我保护心理,除非组织有要求,员工不愿意表露出来;第二、个人价值观已内化为一种潜意识,不容易在意识层面用语言文字表达清楚。只有在某种特定环境下(例如灾难)才会暴露出来。

差异性

俗话说“一种米养千百种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其思想观念,也就是价值观。从价值观的不同取向可以衡量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品位。

稳定性

一个人价值观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基本上要经历过一个“认知--自我评估--选择--强化--内化”的过程。一旦形成某种价值观,就难以改变, 呈相对稳定的状态。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成长到17岁时,心智基本发育成熟,世界观基本成型。也就是说,已形成基本稳定的价值观。

可塑性

价值观的稳定性是相对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经历过一些事件后,都有可能发生改变。事实上,每个人成长的过程,就是其价值观体系不断构建和自我修正的过程。

个人价值观的类型

1、理性价值观 它是以知识和真理为中心的价值观。具有理性价值的人把追求真理看的高于一切。

2、美的价值观 它是以外形协调和匀称为中心的价值观,他们把美和协调看的比什么都重要。

3、政治性价值观 它是以权力地位为中心的价值观,这一类型的人把权力和地位看的最有价值。

4、社会性价值观 它是以群体和他人为中心的价值观,把为群体、他人服务认为是最有价值的。

5、经济性价值观 它以有效和实惠为中心的价值观。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实惠的就是最有价值的。

6、宗教性价值观,它以信仰为中心的价值观。认为信仰是人生最有价值的。

个人价值 篇3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关系是既相互区别又辩证统一。社会价值固然重要,但个人价值也不容忽视。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必须改变原有的重社会价值、轻个人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模式。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个人价值 社会价值

0 引言

思想政治教育二元价值包括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辨证统一的关系。社会价值固然重要,但个人价值也不容忽视。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充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二元价值,为此我们必须改变原有的重社会价值、轻个人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模式,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但要象过去那样一如既往地重视社会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注意个人价值的实现,惟有如此,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本文试图运用分析归纳的方法,从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上探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的必要性。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是人和社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及其性质是否与人的本性、目的和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其教育活动和社会关系中合乎人的发展(尤其是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尤其是精神文明的进步)的目的而呈现出的一种肯定意义的关系。

1 人的全面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的充分实现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非常重要,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只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无比优越性;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也是辨证统一的,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的发展,是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有效方略;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我党在新时代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根据。而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充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价值。

2 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的充分实现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自然,我们党也就将社会的全面和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当今的主题,做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广义的社会发展指的是社会的整体发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社会的物质文明程度和精神文明程度的同步提高。只有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得到巩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抵制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才会有更坚实的基础,和谐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才能早日实现。要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充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价值。

2.1 经济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的实现 在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科学技术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科学技术的水平决定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从而也决定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发展科学技术的关键在创新,科技创新问题,说到底还是人才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合格的人才,不仅要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还需要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

另外,促进经济发展的其他因素,如改变增长方式,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不断深化体制改革和创新等等,都取决于我们能否培养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只有对劳动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激发他们的精神动力,塑造他们健全的人格,使他们形成崇高丰富的精神境界,健康良好的心理品质,在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的应有功能,才能使他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作用,我国经济才有可能持续、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2.2 政治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的实现 政治文明的发展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明发展包括政治意识文明发展、政治制度文明发展和政治行为文明发展三个组成部分。首先,政治意识文明的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的实现。政治意识是政治领域的一种精神现象,是公民对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的心理反映,包括人们在一定社会中形成的政治认识、政治态度、政治信念、政治习惯和政治价值等,它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政治主体的行为起着巨大的影响,它促进和制约着政治发展。

2.3 文化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的实现 在推进经济、政治发展的过程中,能否推进文化发展,能否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到能否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从而关系到能否实现持久、协调和稳定的社会发展。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作为一种生产力,她已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从而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但我们切记文化不管具有怎样的重要作用,它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物,它是由镌刻在历史丰碑上的无数伟人的名字所支撑起来的宏伟大厦。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离开具有高尚品德和渊博知识的个体,文化的创造和发展就会成为天方夜谭。正因为如此,要想使社会主义文化得到发展,就必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价值。

①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与发展的主体既然是个人,因此,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调动他们的创新积极性,培养他们相信科学坚持真理的品性,民族文化优良传统才能得到发扬,内容和形式才能得到积极创新,才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精神文明建设才有可能顺利进行。②弘扬民族精神也有赖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价值。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强个人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才能培养个人积极拼搏、开拓进取、发奋图强和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这些民族精神一旦内化为个体的思想道德品质,时代先锋和优秀楷模就会大量涌现,这会进一步促进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发扬。再次,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个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意识,培养他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抵御各种腐朽文化的侵蚀,社会整体的思想道德素质才有可能得到较大的提高,才有可能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精神风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才能实现。③文化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教育科学事业的振兴。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培养个人对迷信和伪科学的鉴别力,树立科学的信念,才能增强人们科学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在全社会形成学科学爱科学的良好风气,才能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素质。用科学武装起来的公民,不但会成为合格的劳动者,还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个人职业品牌核心价值理论 篇4

PPB-CV个人职业品牌核心价值理论认为个人职业品牌的核心价值是个人职业品牌的精髓所在, 是个人职业品牌的独特性、差异性、价值性的最高体现。核心价值是外界对象感受和评价的核心, 是外界对象用以区别职业者与其他职业者的最重要和主要的评价因素。

直接价值:是指职业者通过个人的工作所创造出的工作成果而被外界对象所感受到的价值。直接价值一般体现在职业者所服务的企业的业绩增加、经营收入提高、效率提高等方面。

关系价值:是指职业者在职业生涯发展中与现有的上级、同事、曾服务的企业上级和同事在工作中形成的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正常独特的关系以及与现有的、曾有的客户、商业合作伙伴、媒体、社会团体、政府形成的良好关系而为现服务企业所创造的价值。关系价值是职业者与外界对象关系的总和, 是由每一个外界对象与职业者发生联系的情感的总和。关系价值用以说明为什么很多著名的职业经理人能够获得众多的上级、同事、客户、商业合作伙伴、媒体、社会团体、政府的良好合作, 从而使其为企业创造出其直接工作更多的价值。

象征价值:是指职业者由外界对象感受和评价时而被赋予和定义为某一种职业群体的象征而使职业者能够具有的价值。象征价值表明职业者的最高发展境界是成为某一职业群体的象征, 从而使其能够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并利用社会资源为其价值体现提供更多的作用。同时象征价值的存在使得社会相当一批职业者以其为发展目标, 使得职业品牌者能够更容易地吸引优秀人才在自己的身边, 并使优秀人才愿意努力工作以获得职业品牌者的支持。

经过上面对PPB-CV个人职业品牌核心价值理论的阐述, 下面用案例来具体分析。

【案例:Google中国总裁李开复的职业生涯】

李开复博士曾就读于卡内基梅隆大学, 获计算机学博士学位。后担任副教授, 并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1988年, 商业周刊授予该系统“最重要科学创新奖”。在校期间, 李博士还开发了“奥赛罗”人机对弈系统, 因为1988年击败了人类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而名噪一时。李博士曾以最高荣誉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 获计算机学士学位。李开复博士同时还是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的院士。

李开复博士于1998年7月加盟微软公司, 并于11月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 (现微软亚洲研究院) 院长。李博士在语音识别、人工智能、三维图形及网络多媒体等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他的带领下, 微软中国研究院以新一代多媒体、新一代用户界面和新一代信息处理技术为主要方向开展基础研究。加盟微软公司前, 李博士曾担任SGI公司的多媒体软件子公司-Cosmo Software的总裁。此前他还曾在苹果公司工作了六年, 主管该公司的多媒体部门。李博士在C o s m o任职期间, 负责多平台、互联网三维图形和多媒体软件方面的研发工作。在此之前, 他曾担任SGI公司网络产品部门的副总裁和总经理, 负责多个产品系列的发展方向和公司网络产品策略的制定。李博士在苹果公司任职六年中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其交互式多媒体部门的副总裁, 他们后来开发出QuickTime, QuickDraw 3D, QuickTime VR, PlainTalk等产品。

2005年7月20日, 著名的搜索引擎开发者——Google公司, 宣布将在中国建立产品工程研究院, 聘请李开复博士担任Google全球副总裁及中国区总裁, 负责公司在中国的发展。

Google中国工程研究院于2005年第三季度正式成立。中国以其蓬勃发展的国民经济和大批杰出的大专院校, 正在成为计算机科学家和优秀工程技术人才的摇篮。在中国建立工程研究院正是Google对吸引与培育中国人才, 以及和中国的大学及机构合作的郑重承诺。聘请李开复博士出任这一重要职位彰显了Google在中国成功建立工程研究院以及国际化的决心。

Google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中国建立一座研发中心将加强向我们的用户和合作伙伴提供最好的搜索体验的能力。”Google还表示, 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表明该公司吸引和挖掘当地人才的强烈愿望以及与中国的大学和其它机构进行合作的决心。

“Google已经成为非常成功的科技领袖型企业。李开复博士具备非凡的技术智慧, 领导才能和商业头脑。他非常关心学生和中国的教育事业”,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 “他是能够为Google和中国都做出巨大贡献的理想人选。”

“李开复博士是著名的科学家, 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学生和青年一代。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四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任命他为名誉教授。我们热烈欢迎李博士的到来”,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邓勇, ”Google选择李教授体现出了中国市场的重要性和对中国人才的认可。”

李开复博士离开微软闪电加盟Google, 使当下整个IT界为之震惊而各种各样的观点铺天盖地涌出。拿李开复博士的职业生涯成长来分析, 不是想参与到有关这次跳槽是否会面临法律官司、其背后的动因以及微软与Google之间的江湖恩怨, 而是借李博士来分析个人职业品牌核心价值的三重价值要素。

首先, 李博士的工作成果是任何人都没法否认的。无论是在SGI, 还是苹果, 亦或微软, 李博士都做出了巨大的成就, 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其个人职业品牌的直接价值自然不必多说。

再来看李博士的关系价值。其实在上面李博士的介绍文章中已经清楚地表达出了李博士的关系价值。李博士曾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助理教授, 1998年7月加盟微软公司, 并于11月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 (现微软亚洲研究院) 院长, 在担任该职务期间从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招聘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并得到了给予了人才良好的培养和机会。

在微软宣布李博士为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时, 按照微软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的话说:“像开复这样同时具有一流研究能力、丰富的产品开发经验以及杰出管理才能的人, 确实能够推动这项伟大计划, 并成为这一计划带来更多创新的最佳人选。”

1998年, 微软中国研究院在成立之初, 李开复只身一人到中国, 而目前研究院已经拥有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名顶尖高手从事研发工作。两年间, 微软中国研究院成果甚丰, 共发表了156篇国际论文、76项发明、12项技术转移, 且集中于信息存取、语音识别、新一代多媒体技术等革新性的研究项目上。在中国的两年期间, 李开复除了留给人们一个有政治家风度、有科学家头脑的管理者的形象之外, 他更的另一项工作更是出色:两年中间, 他大约为超过2万人次的大学生做了演讲。

可以说, 李博士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时为自己奠定了丰富的人脉, 这其中有政府关系、媒体关系、社会关系、同事关系、外部企业关系等等, 正是李博士这些独特的、巨大的个人职业品牌价值中的关系价值使得李博士成为了Google最为看重的因素, 成为了Google中国的总裁。

如何提升个人价值 篇5

从自身学习修炼开始

古人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自身要具有价值的最好体现便是自己的学识情况。如果一个人没有才学,那么走到哪里都会被人看不起。特别是当你在工作中,碰到同事让你做某件事,你却一问三不知的时候,别人下次铁定就不会再找你。因为只有当你去拓展自己的知识时,才能扩大自己的发展空间。

加强各方面能力的培养

能力是所有用人单位都特别关注的问题。我们说,一个人能不能胜任工作,取决于他(她)的“能力”。这个“能力”不仅仅指某一方面,而是多方面能力的综合体现。除了专业技能,还应该具备一些其它方面的能力,如持续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生存能力、时间管理能力、情绪控制能力等等。

高校虽然也注重能力的培养,但由于环境及个人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大学毕业生的能力也仅限于某些方面。踏上工作岗位后,各种各样的问题会随之而至,往往让我们手忙脚乱,应接不暇。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能力提高了,个人综合素质也就相应的提高,工作也就越做越顺,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也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提高自己的岗位价值

很多时候老板在新设一个岗位时,并不清楚这个岗位到底有什么价值,特别是行政类工作。求职者入职后的情况如何,最终取决于求职者能让这个工作具有了什么样的价值,然后才能够让老板发现,这个岗位有很多有意义的工作,这样才能够让自己所在的岗位拥有更高的价值。

如果等着老板分派工作,大部分情况下,要么是零零碎碎的杂务,要么是很难完成的大型系统工作,这样的工作往往是不会让职场人获得什么收获的。因此,不管做什么行业,首先要从自己眼前的工作出发,来找出现有工作的不足并提出相关的改进意见,这才是提高自己职业价值的有效方法。

注重积累信心

每一个在职场纵横捭阖的人,都是有无数成功经历打底的。这些耀眼的高光时刻带给我们的,除了可以不断复制的操作经验外,还有一种同样重要的东西,就是信心。

为什么越是参加过多次国际大赛的运动员,越能显示出不一样的大将风度,而那些刚刚冒上头来的小队员,即便是平时练习了千百遍的动作,关键时刻也会哆哆嗦嗦地莫名失误?为什么面临重要决策的关口,有些人能当机立断,而另一些人则会反复权衡不知所措?一句话:见过世面。

30年个人价值的确立及其扩张 篇6

今天,不管是改革的批评者还是捍卫者,都很少关注这30年来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领域,这种缺失,除了精神的变化本身所具有的缓慢性和隐秘性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改革本身就被理解为一场世俗化革命,就是一场肉体对于精神、存在对于意识、现实对于理想的革命,精神世界被当作纯粹隶属于私人的、个体的事务,对于思想的反思和批判多少会让人联想起1949年以来各种名目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令人反感。1990年代以前,改革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和思想解放是同步的,思想的进步,领导、推动了改革。1990年代以来,思想界日益脱离了民众的心灵,而民众的精神和思想却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和回应,更谈不上归纳和升华了。只有在文学影视作品中还有一些零散的反映,但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我安慰,例如对成功人士、有钱人的善意嘲讽,教育人们相信安于本分、知足常乐的粗俗道理。

革命的遗产

革命摧毁了所有独立的社会团体,它的统治悍然深入每个家庭,它在事实上瓦解了家庭。家庭伦理和相应的情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为了拥抱国家,家庭成为公民们需要克服的障碍,能否脱离对它的爱和依附,成为每个民众步入政治生活的第一道关卡。因此,革命斗争突破了一切可能限制它的人性和情感因素。个人却也因此更为独立,对于年轻人的成长来说,其作用显得尤其重大。无论从日记中,还是影像资料中,当我们在今天看到那些斗志昂扬的红卫兵时,真会以为他们是从土地中、石缝中生产出来的。本该是最悲伤的时刻,但在他们脸上,也难以捕捉到对家人丝毫的眷恋。

革命道德直接建基于个人的心灵,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参加革命斗争而获得提升和净化。而且,它还直接面对每个人心中的欲望、私利。每个人时刻都面临着诱惑,每天都必须去和这些诱惑斗争。这使人们觉得生活时刻都充满了风险,也处处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在中国古代,理与欲从来没有这样激烈的对抗过,即使是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时代,天理也是立足于“性”或者“心”,“欲”自然包含在内,虽然它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而在革命进程当中,“欲”被当作对立面,被刻意提及,并高度强调。人们被时刻提醒注意它的强大存在,“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道德修身的主要功课。因此,革命虽然充满了活力,但就个体来说,当他单独面对自己的时候却常常是压抑的、虚弱的,常常会产生怀疑,以致人们难以单独地、冷静地面对自己,而只有在人群中、社会中的生活才是真实可信的,单独的个体很容易受到魔鬼的诱惑,冷静的独立生活是一种令人生疑的、需要救治的病态。实际上,革命道德需要的个人,并不是单独的、理性的个人,而是在人群中的个人。国家诱使个人从家庭出走,但绝非让他们更加独立、更为强大,而是把他们交给了广场。对革命而言,只有成为群众的一分子,个人才是可靠的、忠诚的。而个人也借此消除了离开家庭后的焦虑感和恐惧感,感受到了团体的力量和温暖,并欢天喜地地投入其中。在他们看来,公开、透明的群众生活就像阳光一样,照亮了紧张、阴冷的属于个人的世界。

但是,这只是革命中人心的一个方面,人们的真实生活还有另一种面相。正是因为这个面相很少被重视,我们有时把革命想象得过于严厉,有时又过于高贵,使它充满了戏剧化色彩。

这种激昂、喧闹的生活是人们“公开”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人们展示给“外人”的主要内容。在公开的部分,人们追随革命道德,在私下的部分,人们则更多地遵从自己的欲望。最初,人们还以私下的生活为耻,只是偶尔的、偷偷摸摸的。久而久之,人们就逐渐习惯了私下生活的广泛存在。每个人似乎都分裂为两个人,在两张面具下熟练地自由转化。那些拒绝分裂的人反倒为社会所排斥:忠于道德的人被认为不尽人情,公然只关注自己利益的人则被指责为不懂政治或者过于市侩。这种分裂是革命政治对我们民族价值体系的最大伤害,它使一切严肃的價值言说都变得极端艰难。

“私下生活”普遍化的时间在各个阶层中有所不同。大约来说,在农民心目中,大跃进之后,革命道德就基本坍塌了。饥饿和死亡使农民深切地认识到这种内圣外王道路的虚妄。他们用近乎公开偷窃集体财产和粮食来表达对革命道德的反抗。从那以后,农村的各种运动就不再具有强大的道德压力,它不再是政治斗争,也不是道德运动,而沦为宗族之间、家庭之间、个人之间斗争的工具。

在城市中,市民生活和他们的趣味始终没有被彻底征服。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即便在文革中,还有许多人收藏和倒卖毛主席像章,还有很多女性尽可能地改造革命服装,使之能更好地体现她们身体的美丽,却不太顾及“灵魂的美丽”。改革之后,最先复活的也正是这种市民文化,人们从中看到了洋气、美丽,或许还有温馨生活的诱惑。

国营工厂中工人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从总体上来说,在他们心中,道德理想国的覆灭要更晚一些,这或许与他们所享受的福利、所处的优越地位有关,也有可能与他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严格的纪律有关。直到今天,很多老工人还在缅怀那个时代。但是,实际上,工人们也很早就开始想方设法占公家的便宜,从多占福利到偷材料、干私活,不一而足。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伴随着改革的脚步,纪律开始松动,整个社会也活跃起来。那些个体的、私下的、不太光彩的行为开始建构和表达自己的正当性。因此,革命结束以后,我们绝不是回到了革命的起点,而是站在新的基础上:个人出现并逐渐强大起来,从此以后,家庭以及社会、国家都必须用这个新的材料建成。

1980年代的人心

1978年之后,民众开始为解除强压在自己身上的苦难而艰苦奋斗。比如:农村的饥饿和贫穷,城市里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造成的千千万万家庭的骨肉分离,革命斗争造成的对人伦情感的伤害。这些苦难在革命道德的映照下曾闪耀着荣誉的光环,革命道德解体以后,它显现出了其赤裸裸的、纯粹的苦难本色,这使得人们如同再次遭受凌辱,一天都不能再忍受下去。民众因此开始相信自己“私下生活”的方式是正当的。

选拔干部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所谓改革精神和开拓精神成为重要标准,一种务实的、强调经验的工作作风和态度在干部中间逐渐占据了上风。在干部考核的实践中,行政和经济才能变得越来越重要。最初,改革精神常常意味着与上级或者同僚的冲突,不过,这非但没有阻止改革的脚步,反倒加强了改革者的道德优越感和自我认同意识。他们常常心怀一种悲壮意识。

民众则明确了主宰自己生活的意愿和信心,并且部分地实现了他们的愿望。他们虽然力量有限,但对于想要改造和动员他们的人来说,却又足够强大坚韧,他们小心地固守着自己的领地,如同蜘蛛照管着蛛网。

1981年,五讲四美三热爱(五讲指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指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为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作为新的公民道德标准被大力提倡,以此来代替提倡利他主义和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这个带有鲜明世俗气息的道德标准,虽然它的条目在实践中没有被认真对待,但民众准确地捕捉到了它的精神实质:过好自己的日子,追求体面的生活。

由于革命摧毁了各种社会团体乃至家庭,当革命信仰崩溃以后,无所依托,也没有限制的个人直接承受着信仰被摧毁的痛苦,无处逃避。人为什么活着?潘晓的质问和张华事件,成为压在一代年轻人心头的最为严肃的问题。潘晓在信中写道:“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我请教了……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如说为革命,显得太空不着边际,况且我对那些说教再也不想听了;如说为名吧,未免离一般人太远……;如说为人类吧,却又和现实联系不起来……;如说为吃喝玩乐,……也没什么意思。”“过去,我曾那么狂热地相信过‘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为了人民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可笑!”

那个时代的青年是勇敢的,他们没有用放纵来发泄自己的绝望,而是确认了个人的正当性,并且从此出发开始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在今天的蛇口,依然竖立着一个简陋的标语牌,上面写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个带着鲜明的书生气味的牌子在中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它表明了那个时代的创业者对于试图对他们的精神和心灵说三道四的人,是多么厌恶,对行动又是多么热切,多么有信心。

个人及其价值正当性的确立是这个时代最重大的事件。人们坦然维护自己的利益,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人们不需要主宰者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个人开始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而这一点也正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泉。没有个人的正当性,就不可能有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活力——私营经济的壮大。

个人虽然获得了正当性,但它却没有捍卫自己的武器。更何况人们缺乏自我管理的经验、习惯,甚至动力。因此,个人的正当性依然是私下的、民众自我确认的和政府默许的。这一方面使得个人非常放纵,另一方面,个人又极端脆弱,甚至猥琐。这种“见光死”的状态,不仅遏制了个人的健康成长,更严重的是它使得个人扭曲、阴暗,缺乏一个时代开创者所应当具备的英雄气质,缺乏勇敢和真诚。不过,在1980年代,个人还不是那么狭隘、懦弱。有时它还会表现出某种乐观、进取的精神,对未来充满信心。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常常心怀梦想,敢于坚持自己的选择,并愿意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他们曾经尝试过探险、流浪、科学考察等生活方式。

在革命时代,个人曾经凭借信仰轻易地挣脱了家庭的牵绊。1980年代个人崛起的时候,个人却是务实的、理性的。它开始珍惜,乃至迷恋那种温馨的、充满柔情的市民家庭生活。个人的理性尤其表现在他们对自己当下世俗生活的重视上,他们对于一切说教表现得分外敏感,总觉得它是虚伪狡诈的。他们只相信自己能看到的事实,只相信切切实实能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东西。来自日本的表现小市民生活和情感的电视剧受到广泛欢迎,人们从中找到了久违的温情。这种感情在他们看来充满了人性,真实而且令人感动。尤其是刚刚在文革中长大,进入恋爱季节的一代。他们目睹了在政治斗争的环境中,父母爱情的失败,他们希望自己的恋爱婚姻是现实的、温馨的、浪漫的。琼瑶的小说满足了更小一点的孩子对爱情的想象,在今天看来矫情、做作的爱情表演,在那个时代却几乎是每个城市女孩的梦想。

在1980年代,民情虽然是务实、安静的,但他们的内心被种植了理想的种子,每天都在被施肥浇灌。他们对于是非、道德有着自己的标准,并且据此来对照自己当下的生活。在安静的民情下时时涌动着激荡的暗潮。民众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开始埋头于自己的私人事务,但他们内心却充满了雄心壮志,他们甚至在言辞上鄙视那些只知道自己发财的人,尤其在青年人当中(那个时代是不可能产生青春暴富族的)。他们尽可能地掩饰仅仅只顾及自己利益的行为,认为那是见不得人的自私行为。他们不甘于自己的卑微地位,甚至不认为仅仅发财就能改变自己的卑微,在内心中,他们认为自己是与人平等的,他们甚至梦想有一天可以真正的当家作主,扬眉吐气。那个时候的有志女青年往往仰慕那些超凡脱俗的有志男青年,尤其是那些有勇气、敢革新、有创见的男子汉,如果他有着坎坷的经历,又身处艰难之中,就更完美了。或者哪怕只是一个文学男青年,也会让人心动。而不是如同今天,女人们的目光牢牢锁定在“有车有房、父母双亡”者身上。1980年代,民众在肉体上已经安于安静的日常生活,平常,却不庸俗。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那些穿金戴银的暴发户,他们常常是众人鄙视和嘲笑的对象。而在1990年代后期的电视剧中,他们成了人们艳羡、赞赏的对象。

后1990年代:经济决定论下的个人

民众更加独立了,在精神上不再遵从知识分子的教诲,不再信服对方所提供的未来图景。他们对于来自任何人的说教都极为反感,起码讨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尤其是道德说教,在他们眼里更是虚伪可笑。因此,他们不再接受任何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指责和教导。没有任何有关未来希望的允诺可以引诱他们,他们只关注当下,只重视现实。面对悲惨的命运,他们宁可默默地承受,也不愿把摆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知识分子对民众的精神影响结束了。这首先是因为知识分子自身的转化,他们从民众的导师、从士和君子,转变成为专业人士,不再担负启蒙民众和为民众代言的责任,虽然,对于社会的批评常常得到民众的回应。但是在民众看来,他们也只是一个利益群体,或者是某个利益团体的代言人。民众认识到他们都是和自己一样的人,都是自利的,民众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点。

民众专注于自己的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专注于自己的财富,经济决定论成为他们新的信仰,他们认为经济能力可以决定一切,而事实上整个社会也无处不在迎合民众的这种新信仰。每个人都充满了创造财富的干劲,都在勤奋地工作。用不着什么特别的动员、刺激,每个人都能切实地感到背后有一根皮鞭在催打他们,使他们不敢停歇。这种经济决定论为经济发展扫清了一切障碍。

每个人都在忙碌,却又充满了不安全感,他们发现再多的金钱也弥补不了安全的缺乏,因为他们总是能看到更好的生活、更多的财富。或许还因为每当他们回头看到庞大的、不如自己的人群时,总感到恐惧。而那些已经有了足够金钱的人,当他们决定在追求财富的冲刺中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却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除了回头继续加入追求财富的行列,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可以过了。于是他们把赚钱谎称作事业。他们就像跟在阿甘身后奔跑的人群,当阿甘停下来的时候,他们体会到了真正的危机,只有继续跑下去才能摆脱令人不安的焦虑和无聊。

或许处于中间阶层的人们有着更为丰富的生活,他们会旅游、唱歌、泡吧、搞婚外情,甚至读书,听人讲“三国”、“论语”。但这一切从本质上讲都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逼仄、紧张的生活喘口气或者充充电,以便在未来的路上更有力气。就连最为私人的婚姻爱情也被经济决定论统治着,虽然人们并不会仅仅因为金钱而嫁娶,但在婚姻生活中,人们无处不感受到经济的压力,家庭每天都在要求人们努力赚取更多金钱。因此,它也不再是温情的避风港。人们之所以感到婚姻和爱情是自由的,只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经济基础作为前提条件已经早就在每个人的内心中生根了。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男人敢向一个女人求婚。在处境更为艰难的农村,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决定论怎样瓦解了整个乡村社会,甚至瓦解了他们的家庭。在很多地方,老人不但不再被尊重,而且一旦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便会被抛弃;如果他们擁有财富,就又成为子女们争夺的目标。他们的生活经验、维系家庭的精神价值作用已经被彻底抛弃了。

经济决定论下个人的生活虽然有些冷漠,但基本上还是和平宁静的。个人虽然仅仅着眼于自己的事务,但他们是自信的,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梦想。因此,在一些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地区,人们勤奋敬业、积极进取。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因为革命意识形态的瓦解而走向丛林战争。至少在经济事务中,在力量大致相当的人之间,人们开始习惯于遵守规则,开始尊重别人的利益和权利,懂得相互合作。因为长远地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虽然规则还很不健全,虽然强者还常常劫掠弱者,但毕竟劫掠不再戴上道德的面具。

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决定论倾向于平等,虽然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巨大差别,富人的生活令人羡慕,但他们并不高人一等。经济决定论也使我们的民情变得温和、务实,人们不再热衷于任何哲学上的普遍主义,而是更重视自己的常识和实践经验。

在经济决定论的塑造下,他们是温顺的。这点儿有限的自由使他们感到满足,并且非常珍惜,时刻害怕失去。他们既没有因为财富的增长而变得桀骜不逊,也没有因为过分自信而变得嚣张。这当然首先是因为经济的确在增长,他们获得了基本的满足。在强大的国家、复杂的经济社会面前,个人是那么渺小。最重要的是,精彩的经济生活也可以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发挥,他们也可以让别人羡慕自己,甚至获得尊重。

对于每一个个人来说,发财致富就是他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摆脱人生困境的唯一出路。他据此来形成自己的关系网。他凭借关于利益的常识来判断和认识世界,来组织自己的世界。在想象中,他自己居于这个网的中心,并且操控着这个网。他也据此来决定自己与公共生活的关系。经济决定论牢牢地把每个人封锁在个人事务的樊笼中,限制他的眼界,闭塞他的心智。当他的个人世界受到侵犯的时候,他就会动用自己的网络来化解危机,而不太相信制度和法律。在经济决定论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一个土围子,都如同一只蜘蛛。网外的生活使他感到茫然、畏惧。因此,就其根本来说,它也意味着陌生人是不可相信的,除非这个陌生人能被编制在自己的网络中。

这种原子化的生活状态,在人与人之间树立了一道看不见的鸿沟。与1980年代相比,人们变得更为冷酷,也更为坚强。根据自己的便利,人们加入不同的利益集团。这里没有硝烟,却不乏血腥。

随着个人逐渐站稳脚跟,它开始伸展自己的手脚,获取更大空间。它也开始伸张自己的力量。经过重新塑造的情感、心灵开始重新塑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有时开始窥探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已有的夫妻关系、家庭结构,师生关系都开始动摇。新生的个人开始挑战旧有的秩序,原先我们含糊地以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已经一钱不值。这并非简单的代际差别,并非幼稚与成熟的关系,而是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将带来新的关系,或许还有新的秩序。

个人价值的扩张与市民崛起的希望

回顾改革以来30年的历程,我们看到原有的建筑物每天都在改变自己,一些零星的、新鲜有力的小建筑物在它的废墟上缓慢壮大起来。

回顾这短短30年的历史,实际上这表面看起来连续、稳健的30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几乎已经完成了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以市民道德、情趣为底色的独立的个人逐渐从私生活的领域向外蔓延,它突破了一些对它的打击、蔑视。《色戒》《集结号》是它对我们历史的新的宣言书,它从自己的角度重新书写历史,建立自己的正当性。在它看来那些伟大的目标、浪漫的理想,都是不切实际的,或者是幼稚的,或者是政治家的骗术(如果有人要他们为那些伟大目标牺牲奉献一点儿什么的话)。只有自己的、当下的感受、利益、情感才是真实可靠的,哪怕仅仅是肉体的感受。他们恐惧、厌恶所有关于理想的豪言壮语,对于未来的许诺,这些在他们眼里仅仅是可有可无的背景,而且是没有什么对错是非差别的背景。他们也不打算去分辨,更不用说去改善了。因此,他们在有限的公共生活中也带有强烈的短视、现实的色彩。只是,他们在思想上越来越统一,紧紧地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绝不打算越出雷池一步。

他们当然不是道德高尚,有着伟大抱负的英雄,恰恰相反,他们时时处处会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那些弱者也会表现得无辜、软弱可欺,他们这样做,并非他们真正感受到了道德上的侮辱,他们只是在最大程度地利用人们的同情。把他们塑造为道德英雄,是对他们最大的误解,也是最严重的戕害。这会使得他们走上邪恶的道路,会以为自己的利益天然的就应该是所有人的利益,为了这个目标采取所有的手段都是应该的。我们不必指望这些市民会突然成为大公无私、充满公德意识的革命者,我们的时代没有为这样的人提供土壤,30年来,我们的社会没有为培育这样的人做任何事情,相反,我们每天都在消灭这样的人,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在一夜之间出现呢?但是,同样,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

人们的观念已经不同了,他们需要的不再是本分,而是要冲破本分,划出新的界限,制定新的规则。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比冲突更好地形成新的规则的办法了。限制一种力量的,往往是另一种与之平衡的力量。

我知道,在很多贤德君子的眼里,这种市民是软弱、粗鄙的,他们还远远不具备一个大国公民的精神属性。的确,他们的格调不高,就像厌恶罪恶的暴政一样,从不相信伟大的德行。他们也没有兴趣担当任何超越自己利益圈子以外的事业,这使得他们非常自私短视。贤德君子们为他们描绘的未来,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都丝毫不能打动他们,他们只索取那些对自己有用的部分。无论是穿越历史三峡,还是重建改革共识,都和他们无关。他们并不为这样的事业所激动,也不认为存在这样的历史目的。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他们逐渐扎稳营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他们珍视当下生活,而不是期待遥远的未来,或者巨大的变革。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和空间反抗的时候,他们也会毫不迟疑,并且会采取最为有效的办法。他们的精神扩张,是我们时代最为重大的事件。我相信,他们的扩张才刚刚开始,他们的势力才开始缓缓上升,有一天人们一定会惊诧他们的力量。

不论是对于我们伟大祖先的回想,还是对于正直公民的道德教诲,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在他们品德的对照下,市民顯得格外的低贱可怜。但一切新的创造必须以这种人为材料,也必须以这种务实、理性的个人主义为出发点,而不是幻想什么其他质料。

因此,这是一个没有哪个阶层来担当领导阶级的时代。市民精神本身不具有这样的强健体魄,最终他们会想望、依靠一个强人。但强人的政治必须建立在新的个人之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命运的确是要取决我们的好运,而不是我们的智慧和德行。

走了一百年的中国人开始停下来了,开始过自己的生活。当我们站在沙滩上向往海水的时候,海水已经漫过了我们的膝盖。人们的目光由遥远的、崇高的远方回到了自己身边,并且开始从这里出发重建自己的价值,也开始尝试重建自己的历史、自己的秩序。

学校体育对个人的价值 篇7

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重要的组成、有机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对于培养德智体等几方面都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具有重要的、不可取代的作用。随着社会发展, 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体育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学校体育为适应“素质教育”、“终身教育 ”的需要 , 必须解决和面对的问题是积极改革现行的、滞后的、不符合时代需求的学校体育的观念、思想、内容、方法、组织、评价体系、建立新的、发展的、适应时代发展的学校体育体系。

2、学校体育价值的内涵理解

体育价值取向是指体育主体在把体育作为一种社会客体的情况下, 根据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体育客体进行价值设定、价值预期时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它与人们从事体育活动的目的紧密相 联, 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体育活动的目的。一般来说, 体育价值取向有三种: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 (工具论) ;人本位的价值取向 (本体论) ;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双重的价值取向。鉴于学校体育的教育性价值, 社会主义教育目的是在思考学校体育价值取向时不可忽视的因素。国家规定, 社会主义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可以说, 学校体育的价值取向同个人价值目标紧系在一起, 是围绕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建设而构建的。

3、学校体育对个人的价值

3.1、以就业为导向的学校体育价值

体育的教学和训练的重要目的一方面有助于学生强健体魄, 另一方面在开发学生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基础上, 通过体育训练中特有的团队活动、情景训练、竞争训练等形式增强学生在今后职业生涯中的抗压能力, 正确认识社会和集体合作能力。

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需要, 在注重体质、心理等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形成学生不同的个性和创新能力将成为高职体育教育价值取向的未来走向。由此可见, 以高职院校为代表的学校在培养人才的基础上和社会需求相接轨, 实现就业和个人发展的统一。

3.2、从体育价值谈体育与健康关系

体育不仅仅增强人的体魄, 更是增强人的健康。可以说健康是一个相对个性化的范畴绝不能简单的用体质和运动能力代替健康水平和行为习惯。在当代, 体育的育人即增进学生的健康, 这是古往今来一直被人所追求的。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统一的整体。因此作 为追求健康的重要手段之一, 体育的价值也因此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

健身和娱乐是人本主义学校体育价值取向确立的实践基础作为源源不断生产健康的领域, 学校体育是最积极、最有益和最愉快的方式。健身和娱乐是学校体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营养源, 学校体育如果忽略了它的健身和娱乐功能, 它必然失去了存在的权利, 这也正是人本主义学校体育价值取向确立的实践基础。

学校体育能够增强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 给广大学生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为家庭的幸福奠定基础, 从而提高全社会的家庭幸福指数。相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我们社会的体育人口就会极大增加, 整个民族的健康水平就会极大提高。让我们肩负起历史的使命, 充分发挥学校体育的作用, 为培养健康的一代青少年努力工作, 为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做出贡献。

3.3、当代学校体育运动教育价值的理性重建

重建运动教育价值的逻辑起点是需要遵循人的生命发展需求和国民素质提高的愿望, 这也和当今课堂中的生命化教育紧密联系。因而在学校体育运动教育中, 应该建立个体生命安全尤其是应急避险的意识、意志以及应变行为模式, 应该尊重人的生命发展的最基本的权利和需求。在危急时刻培养学生沉重冷静的自救能力, 在这一基础上, 学校体育教育的价值得到了升华。

休闲体育是实现健康第一的切入点, 是提高学生生活品质的一大形式。也是高校体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它以形式多样, 表现各异, 实效有趣、宽松愉悦等特点适合当代大学的需求, 有助于学生形成长久的体育行为, 习惯和意识, 更能体现关注学生健康, 创造人文关怀的教学环境, 提高学生生活质量。高校体育中的休闲体育的发展, 是体育更趋人性化, 这不仅成为体育教育的内容, 也将是社会体育增长的新亮点。

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的成功举办 , 震撼了国人。与此同时 , 奥运理念也深入人心。与绿色奥运向适应的绿色体育越来越成为贯彻学校体育教育的一大理念。绿色奥运不仅仅指导在工业社会的无污染, 更指代公平公正、自然和平的态度倾向。体育活动应该在不失运动趣味性的前提下按照既定的规则进行, 培养学生的诚信、正义、公正、守纪, 延伸到其以后在人生各种舞台中品性的塑造。

3.4、学校体育对人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

学校教育是一个过程, 是它成为社会人的万里长征的一个小阶段, 人总是处在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受过教育的人是幸福和幸运的人, 因为他们优先获得了良性发展的机遇和条件, 并且这种发展是可持续的, 人类的发展立足于潜能, 其潜能的外显是一个需要不断发掘的过程, 教育能够开发出人的潜能中沉睡着的巨大资源, 受教育过程是人从生物生命意义到达社会文化意义, 从他律状态到达自律状态, 从片面发展到达全面自由发展的过程。

4、结论

(1) 在学校体育价值取向的定位上 , 我们要重视学生的基本需求, 立足于提高学生的体育基本素质, 而不是过于注重形式;我们的价值期望要与社会发展条件相匹配, 立足于中国国情, 而不是盲目追求社会需要。

(2) 学生时期贯穿着身体生长发育的过程 , 是身心健康和各项身体素质发展的关键时期。促进身体正常健康的发展, 形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学生需要的必须实现的学校体育价值取向。

摘要:目前, 学校体育的开展状况对它的未来发展前景是不乐观的, 对于学校体育价值的认识不清楚就是影响学校体育开展的原因之一。笔者通过文献资料法总结出学校体育对个人的价值。旨在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学校体育在个人方面的价值, 从而促进学校体育的开展并使学生对学校体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学校体育,个人,价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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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价值 篇8

一、“贡献价值系数法”的研究背景

目前,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多种个人价值计量模型,如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非购人商誉法、经济价值法、随机报偿价值模式等。这些方法主要以员工未来工资或企业未来收益作为个人价值计量依据,而不是以实际发生的数额为基础,计量方法有悖于传统会计原则,数据来源也存在较大的主观预期,现行会计制度无法将人力资源纳入会计要素加以确认、计量和反映;同时,现有模型纯粹用货币指标来反映人力资源个人价值,并没有与非货币指标有机结合,难免会影响到计量结果的准确性,对企业实务操作缺乏有效的规范与指导。

因此,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与企业运作的独特性,构建兼具科学性与操作性的人力资源个人价值计量模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提出的“贡献价值系数法”,基于人力资源本身具有的特殊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从会计凭证、明细账簿中获取量化数据,将价值计量与绩效考核巧妙地融为一体,是一种既能尊重现行会计核算体系,又能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的人力资源个人价值计量方法。

二、“贡献价值系数法”的基本观点

(一)人力资源个人价值的构成分析

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人力资源价值是人力资源由于具有潜在的创造性的劳动能力,通过必要劳动所创造的补偿价值和剩余劳动所创造的贡献价值的外在表现。就企业而言,人力资源补偿价值是补偿劳动消耗部分,体现为人力资源的投入成本,直接表现为员工所耗用的工资、津贴、福利费、培训费、离职费等支出;人力资源贡献价值体现为员工为企业所创造的新增利润部分。同时,由于人力资源价值具有动态性,应该将其固定在某一会计年度去考察,以该年度的“当期价值”作为计量依据,这与现行会计核算的年度规定一致,便于数据采集,操作性强。因此,人力资源个人价值=个人当期投入成本+个人当期贡献价值。

(二)“贡献价值系数法”的构建思路

个人当期投入成本可以从现行会计核算资料中汇总归集。而个人当期贡献价值的计量则是“贡献价值系数法”的重点与难点,应以群体当期贡献价值为基础,首先从企业当期整体贡献价值中揭示人力资源群体的真实贡献;然后乘以目标计量群的权重,获得目标计量群当期创造的贡献份额;再乘以某计量对象的权重,获得该计量对象的个人当期贡献价值。

因此,个人当期贡献价值=群体当期贡献价值×目标计量群在群体当期贡献价值中的权重×某计量对象在目标计量群中的权重。

为了把个人当期贡献价值从企业当期整体贡献价值中分离出来,需要企业向相关人员发放问卷调查表,运用层次分析法与关联矩阵法进行权重测定与综合评估,将人力资源的诸多定性因素定量化处理。本文由此提出“贡献价值系数”这一核心指标,即某计量对象所在的“岗位相对权重”与“岗位绩效评估值”的乘积。

三、“贡献价值系数法”在实务应用中的指标解析

为了阐明“贡献价值系数法”在人力资源个人价值计量中的科学性与操作性,本文详细解析该方法相关指标的经济含义,以期对企业的实务操作提供指导与借鉴。

(一)个人当期投入成本

个人当期投入成本是指企业为了招募、开发与利用人力资源所发生的各项支出,具体包括取得成本、开发成本、使用成本、保障成本、离职成本等一级成本项目。在现行会计核算中,尽管没有单独确认人力资源投入成本,但其数额在发生时已经分别计入相应的会计科目、账户中,企业可以从会计凭证、明细账簿中分类汇总、归集分配某计量对象的个人当期投入成本。

(二)个人当期贡献价值

个人当期贡献价值的计量涉及到3个重要指标,即群体当期贡献价值、目标计量群在群体当期贡献价值中的权重、某计量对象在目标计量群中的权重。

1.群体当期贡献价值。企业当期群体贡献价值是其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综合运用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所取得的效益产出。本文认为,企业某年度的息税前利润包括当年实现的营业利润、投资净收益、营业外收支净额、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借贷资本利息、应交所得税等项目,是人力资源利用物质资源共同创造出来的价值增值。而且,息税前利润没有涉及到企业利润的分配与调整,是企业当期群体贡献价值的货币表现。

人力资源群体当期贡献价值=息税前利润×人力资源贡献率。

2.目标计量群在群体当期贡献价值中的权重。本文按照人力资源所从事的工作性质以及在价值实现过程中的重要程度,将企业人力资源分为4类:普通员工、一般技术人员、一般管理人员、高级人力资源(包括核心技术人员、高层管理者与企业家等)。高级人力资源具备社会上稀缺的战略决策能力、技术革新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应作为目标计量群,确定其在群体当期贡献价值中的权重,而其余3类人力资源无需单独计量。

为了计算目标计量群在群体当期贡献价值中的权重,可以运用层次分析法来测评4类人力资源各自的权重。本文认为工作绩效、工作复杂性、工作强度、工作责任、工作经验、教育学历、技术职称这7大要素,是对人力资源进行分类时影响程度较大的指标。实际操作中,企业可以将其作为层次分析法的准则层建立递阶层次结构,组成一个测评小组,包括专家、上级、同级、下级测评。通过发放问卷调查表,用测评小组打分的方法可以获取因素两两比较的打分数据,从而构造判断矩阵对权重予以量化。

3.某计量对象在目标计量群中的权重。为了确定某计量对象在目标计量群中的权重,需要构建“贡献价值系数”。本文把层次分析法与关联矩阵法相结合,运用人力资源绩效考核技术将定性因素定量化处理,从而获取岗位相对权重与岗位绩效评估值,二者的乘积即是“贡献价值系数”。

(1)岗位相对权重。在进行人力资源个人价值计量时,以工作岗位作为衡量指标之一,可由企业依据每个岗位的重要程度确定岗位相对权重。

确定岗位相对权重的过程就是岗位评价的过程,而层次分析法对于合理选择岗位评价要素、正确获取评价要素权重、准确把握岗位相对价值等方面具有特殊的量化技术优势。选取指标主要注重4大要素,包括工作技能、工作责任、工作强度与工作环境,企业可以将其作为层次分析法的准则层建立递阶层次结构,同样需要向测评小组发放问卷调查表。

需要注意的是,岗位相对权重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变化过程。随着整体规模的发展与组织结构的变化,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对要素的选取作进一步的调整筛选,确保各要素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得到合理、公平的体现;同时,不同企业还应根据自身特点将每个要素进行细化。

(2)岗位绩效评估值。由于担任同级岗位工作的员工在各自岗位上的胜任能力不同,同一岗位的不同个体为企业创造不同的贡献价值。因此,就需要对某员工在其工作岗位上的绩效表现进行综合评估,确定该计量对象的岗位绩效评估值,具体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运用层次分析法测定岗位绩效评价要素的权重。人力资源在其工作岗位上的价值发挥既与自身基本素质有关,又与其活力水平密切相关,而活力水平受到企业的制度状况、管理模式与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此外,本文以人力资源当期实现的贡献价值作为计量依据,评价要素中还应纳入工作业绩这一重要指标。同时,为了更准确地测定权重,基本素质可以细化为体质、专业知识、操作技能、工作经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人际沟通技能等;活力水平可以细化为工作态度、协作精神、战略决策能力、科研创新能力、风险防范能力等;工作业绩可以细化为工作质量、工作效率、贡献程度等。此外,岗位绩效的评价要素应该具有动态性与可调整性,随着组织规模与成长阶段的不同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企业需相应调整要素体系,随时与实际情况保持一致。

其次,运用关联矩阵法评定岗位绩效评估值。该方法把评价要素体系与权重体系排列成矩阵表的形式,首先通过测评小组的单项评价,确定某计量对象在单个要素下的单项评估值(评价等级通常分为5等,评估值分别为5、4、3、2、1);然后通过加权综合评分,确定某计量对象在全部要素体系下的岗位绩效评估值。

(3)贡献价值系数。贡献价值系数=岗位相对权重×岗位绩效评估值,是本文构建“贡献价值系数法”的核心指标。

综上所述,通过岗位相对权重与岗位绩效评估值构建“贡献价值系数”后,某计量对象在目标计量群中的权重=该计量对象的贡献价值系数÷目标计量群的贡献价值系数之和。

四、“贡献价值系数法”在实务应用中的利弊分析

(一)“贡献价值系数法”在实务应用中的优越性

1.“贡献价值系数法”中,两个主要变量(个人当期投入成本、个人当期贡献价值)的核算数据都是从企业的会计凭证、账簿、报表中获取,与会计计量属性保持一致,数据收集比较容易,计量结果比较可靠,从而使人力资源价值计量与现行会计核算体系接轨。

2.“贡献价值系数法”以每个会计年度发生的的相关成本与新增利润为基础,避免了对折现率、折现年限的主观估计,也不必对未来工资报酬、未来净收益等变量进行人为预测,具备在企业实务中广泛应用的现实条件,可以适用于不同类型的企业,能够推动人力资源会计在我国的实施与发展。

3.“贡献价值系数法”计量的是人力资源完整价值,既包括了个人当期投入成本,有利于企业对人力资源进行成本控制与继续投资;又包括了个人当期贡献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力资源的创造能力与开发现状,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4.“贡献价值系数法”克服了人力资源个人价值计量过程中诸多指标难以量化的问题,通过对非货币指标评分并折算为货币指标的权重与评估值,将价值计量与绩效考核有机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能合理反映人力资源个人价值信息,又能为企业进行绩效考核与收益分配提供科学依据。

(二)“贡献价值系数法”在实务应用中的不足及对策

1.“贡献价值系数法”在企业实务应用中的准确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如利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权重赋值,利用关联矩阵法进行综合评价,仍具有较大的主观局限性。因此,测评小组成员的选择一定要谨慎,既能保证专家、上级测评的权威性与公正性,又能保证同级、下级测评的原则性与可靠性。

2.本文只是对“贡献价值系数法”的计量思路进行了介绍,其要素体系设计并未兼顾众多行业的异同。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具体应用该方法进行人力资源个人价值计量时,还需基于自身的经营模式与人力资源现状,对权重测评的要素体系作出相应的调整筛选,并予以细化。

儒家个人诚信伦理的价值纬度探究 篇9

关键词:个人诚信,诚信伦理,社会关系

伦理学的任务在于分析、评价和发展道德规范的标准和要求, 以处理和应对现实社会中的各种道德问题, 从而能够进行个体行为的标准与规范。而伦理作为特殊的社会现象具体体现为伦理价值、伦理规范和伦理秩序三个层面。在这三个层面中, 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伦理规范, 伦理规范是伦理价值的依附载体;同时也是现实伦理秩序形成的必然逻辑结果。20世纪后半期发生在中国的社会制度变迁深深影响到个人在思想文化层面的伦理观念与价值思维, 作为伦理道德的重要范畴———诚信思想在社会运行中的价值地位日益凸显, 因为诚信作为立人之本、交往之道、执政之基有其先决性的伦理价值道德品性。正如皮彻姆所说:“在道德生活中, 人们考虑最多的, 常常不是不断地固守原则或规条, 而是更倾向于可信的品性, 善良的道德感, 和依据真实的感情行事”。[1]然而, 产生、发展绵延两千多年, 世代相承的文化积淀———儒家诚信伦理所大力倡导的“以诚为本”、“不诚无物”、“无信不立”等伦理观念与道德准则对现代社会有特有的价值和作用。儒家诚信伦理诞生于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诚信缺失的春秋局势动荡时期, 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等各方面的影响, 对个人的道德标准和规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学》认为, 道德修养需经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步骤:即后人简称的“八条目”。儒家着重从规范个人诚信为切入点以求达到整个国家的诚信有序。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成中英曾指出:“中国儒家伦理道德坚持高度的目标原则, 讲理想;坚持高度的责任制原则, 讲德性;坚持公利原则, 不讲私利;坚持权利原则, 注重自我修养。这对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有很重要作用的。”[2]

汉代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中载:“信, 诚也, 从人从言会意;诚, 信也, 从言成声”。[3]按其对诚与信的诠解, 两者意义相通是可以互释的。现代《辞海》对“诚信”的解释是:“遵守诺言, 实践成约”。正如张载所言:“诚如信, 无私故威”《张载集·正蒙·天道》, 所以此文对于“诚”与“信”的解释按其相通之意。儒家个人诚信伦理作为儒家思想的基本范畴之一始终贯穿于儒家仁、恕、信、义、诚等伦理规范中, 旨在规范个体行为, 培养个人健康的交往心态, 通过内化儒家诚信价值观和道德准则, 以诚信为尺度建立个人与他人的良性互动和人际信任, 以此为契机最终达到以儒家个人诚信伦理规范为支撑, 促进经济秩序的良性发展, 稳定社会秩序, 维系个人与社会的和谐有序关系之目的, 促进个体与他人、社会的和谐、有序和统一。对儒家个人诚信伦理的价值纬度探析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层面来概述。

一、以“仁爱”精神为依托, 塑造个人诚信品格

仁即为协调人与人的交往关系, 其实质是由人推于己及于物, 仁者爱人, “仁爱”精神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基石支撑着整个儒学思想体系。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 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 宽则得众, 信则人任焉, 敏则有功, 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阳货》) 可见信是成就仁者的主要因素, 个人的诚信品格在其人际交往中至关重要, 并且个人只有做到诚实守信才能取信于他人。《论语·述而》中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把信作为仁教的中心之一。

作为一个伦理范畴, 诚信是“内诚于心”和“外信于人”的统一, 《礼记·大学》谓:“诚于中, 而形于外”。孔子认为:“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 小车无軏, 其何以行之哉?” (《论语·为政》) 特别强调诚信在人与人交往中的重要性, 輗乃辕端横木, 缚轭以驾牛者, 軏乃辕端上曲, 均衡以驾马者, 用车子的行走离不开輗和軏来比喻做人不能不讲诚信, 诚信乃是立人之本。且孟子也主张:“可欲之谓善, 有诸己之为信。” (《孟子·尽天下》) 自身确实具有善德称为“信”, 诚信才是完美人格的道德体现。“诚者, 天之道也;思诚者, 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 未之有也;不诚, 未有能动者也。” (《孟子·离娄上》) 意涵诚实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和做人的基本准则。《中庸》第二十六章载:“至诚无息。不息则久, 久则徵, 徵则悠远, 悠远则博厚, 博厚则高明。博厚, 所以载物也。高明, 所以覆物也。悠久, 所以成物也。”诚信还属日新月异的修养过程, 到了至诚的境界后, 仍需要不断地反思求诸己, 直至德合天地, 达到无为而诚, 久而不息, 与天之契, 则覆万物, 与地之契, 则载万物, 实现人与天地的高度统一, 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人的天然本性, 最终达到天地化育的境界。在此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所以个人在具备了“诚”的品格之后, 反诚意识也至关重要, “万物皆备于我, 反身而诚, 乐莫大焉。” (《孟子·尽心章句》) 宋代哲学家周敦颐更进一步指出, “诚者, 圣人之本。”“诚, 五常之本, 百行之源也。”[4]充分肯定了“诚”对于塑造个人品格及为人处事的关键作用, 个人只有长期坚持以诚信处世, 具有诚信品格才会赢得人们的普遍信赖和尊重, 以此为行为准则建立个人和他人的信任交际。

二、以诚信为尺度协调个人与他人的交往关系, 建立良性互动

在个人诚信品格逐步确立的同时, 还应以诚信为尺度协调好个人与他人的交往关系, 所谓“信人者, 人恒信之”是人际交往的普遍规律和基本准则。尽管诚信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于个体严格的伦理道义追求和行为规范, 但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 总要与他人交往才能获得生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5]这种合作交往更多地是建立在双方互相信任的基础之上, 体现为以诚信为伦理准则的双向互动合作。儒家个人诚信伦理特别重视个人与他人的这种诚信交往, “贤贤易色, 事父母能竭其力, 事君能致其身,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论语·学而》) 且孟子将人际关系划分为五种, 即“五伦”:“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孔子的学生曾参 (著名的七十二贤之一) 就特别重视对“信”的追求和反省, 他说:“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论语·学而》)

言而有信, 诚信交往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桥梁和准绳, 也是做君子的基本要求。君子一言, 驷马难追, 自己说过的话一定要兑现且知耻否则就会失信于人, 应努力做到言必信, 行必果,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论语·宪问》) 应始终保持言语行为的一致性, “始吾于人也, 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 听其言而观其行。” (《论语·公冶长》) 所以为仁者要想得到他人的信任支持一定要出言慎重不能出尔反尔, 做到身体力行和实践认可而不仅仅是言语承诺, 这也正是体现了仁的修养和道德水准。“古者言之不出, 耻躬之不逮也。” (《论语·里仁》) 而那些花言巧语、面目虚伪、表里不一的人是可耻的, “巧言令色, 足恭, 左丘明耻之, 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 左丘明耻之, 丘亦耻之。” (《论语·公冶长》) 这种人是得不到他人的肯定和信任的。故孔子云:“狂而不直, 侗而不愿, 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论语·泰伯》) 因此, 在个人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做到诚实守信是维系双方良性互动的基本法则。随着现代社会的整体推进和不断演化, 个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也随之复杂多变, 为促进个人与他人的健康交往, 个人在做到自身信守承诺的同时, 还要学会鉴别他人的行为是否真实可靠, 值得信任和交往, 只有对诚实可信之人做到身体力行和言行一致才能建立双方的信任关系。而对待真正的朋友知己应做到真诚友善的交流, 正确面对利益冲突, 以和为贵, 和谐相处, 坚持一切言行都必须信于义理, 也就是所谓的“信义”。即孟子说的, “大人者, 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 惟义所在。” (《孟子·离娄下》) , 在此是对人际信任关系的高度升华和概括, 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更深层次的道义追求和境界向往。

三、以个人诚信伦理规范为支撑, 维系个人与社会的和谐有序

个人诚信伦理的规范和个人诚信品格的形成以及以诚信为尺度建立个人与他人交往的良性互动归根到底是为维系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服务的, 和谐社会的实现需要个人诚信力量的支撑。社会生活领域的伦理关系复杂而繁多, 个人与社会的交往更需靠个人诚信伦理来维系。著名的思想家洛克 (Locke) 、霍布斯 (Hobbes) 等认为, 诚信是政府与社会秩序的主要原则基础, 是民主的前提条件, 而齐美尔、韦伯 (Weber) 等社会学家则认为, 诚信是社会组织的粘合剂, 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基础。我国学者焦国成认为“诚信是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基础”, 而“诚信的缺失将是一种社会灾难”。[6]

关于社会生活领域的诚信关系维系, 在加强公民个人诚信伦理规范的同时, 管理阶层的诚信建设更为关键。“道千乘之国, 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民, 使民以时。” (《论语·学而》) 执政者讲信用且诚实对待每一件事情, 给人民以信心, 节省开支爱护子民, 以此来赢得民心, 此乃治国之道也。若“言忠信, 行笃敬, 虽蛮貊之邦, 行矣。言不忠信, 行不笃敬, 虽州里, 行乎哉?” (《论语·卫灵公》) 管理阶层若不以诚相待, 得不到公民的信任, 公民同样不会诚实对待他们, “上好礼, 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 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则民莫敢不用情。” (《论语·子路》) 为政者只有好善于信才能得到民众的真心实情, 因此为维系君民的融洽关系, 做到彼此信任是最基本的交往要求。“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 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 则以为谤己也。” (《论语·子张篇》) 因此王滹南认为“民信之者, 为民所信也。民无信者, 不为民所信也。”[7]孔子对此的理解则为, 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 足兵, 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 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 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 孔子提出“民无信不立”的执政之道和治国之本作为执政者的治国理念是亘古不变的政治法则。

以上主要阐述了儒家个人诚信伦理在为政与治国方面的重要性, 而除此之外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秩序的维持同样需要个人诚信伦理的支撑。美国学者费兰西斯·福山认为, “信任是社会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因素”。[8]因为构建和谐社会既需要个人伦理道德的内化, 也需要经济条件的支持, 社会和谐的核心支柱是社会关系的和谐有序。“近现代市场社会, 诚信以契约为基本特征。在这样的社会, 商品交换的诚信只能依靠契约与合同, 并在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下得以展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诚信规范从潜意识形态发展为显意识形态, 并且日趋明朗和具体, 成为调节社会关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准则”。[9]并且在中国古代“儒商”以诚实守信作为经商之道已在历代传为佳话, 而今天受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和价值思维形式影响的中国商人同样需要“儒商”的诚信品质来维护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而在现实经济状况下, 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和个人私利观念的支配, 一些商人由于利益熏心而变得急功近利, 惟利是图, 不信任国家的经济政策甚至想方设法从政策疏漏中“获利”, 变成经济发展的附属品和牺牲品, 彻底失去了做人最起码的伦理道德底线。假冒伪劣产品遍布海内外致使企业最终趋向萎缩和破产, 严重浪费国家资源和损坏国家信誉, 受诚信缺失的影响, 社会发展本身所需要的健康稳定的经济秩序被打乱, 变得混乱而无序。日本现代法学家川岛武宜曾深刻指出:“市民社会的经济是以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为媒介的经济。在此交换契约和买卖契约成为整个经济的基础, ‘信守承诺’成了整个经济秩序得以维持的最根本的规范”。[10]因此为促进整个经济秩序的良性发展, 降低经济生活的负面影响和成本代价, 以儒家个人诚信伦理为社会价值观和道德准则, 提高个人修养层次规范个体行为, 建立高度和谐的人际信任和社会认同是现实社会的必然选择和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 .Rosalind Hursthouse On Virtue Ethics, Oxford, 1999:1

[2] .许启贤.怎样看待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J].教学与研究, 1994, 3

[3]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 1963:52

[4] .周敦颐.通书·诚上[A].黄宗羲.宋元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 1986:482

[5]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19, 第1卷

[6] .焦国成.关于诚信的伦理学思考[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2, 5

[7]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 1990:839

[8] .弗兰西斯·福山.信任[M].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1

[9] .王泽应.论诚信[N].光明日报, 2004-11-23 (第B1版)

寻找最能发挥个人价值的位置 篇10

“找工作难, 找一份满意的工作更难。”在高校扩招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影响下, 大学生就业难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在社会各界积极为大学生搭建就业舞台的同时, 大学毕业生自身在择业观念上也应该认识到:小舞台上一样可以唱出大戏。在求职过程中如果一味地贪高求远, 就会导致出力不少, 汗流不少, 却仍然一无所获的结果。

什么是好的工作?哪里有好的岗位?其实,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新时代年轻人的期待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我们不反对熟悉大棚甜瓜高产栽培技术的人去水稻领域里一试身手, 做袁隆平第二;也不反对失去臂膀和双手的人去学驾驶飞机, 做中国的杰西卡。但常识告诉我们, 在就业的过程中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得失、做到知己知彼很重要, 因为这样才能找寻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从而发挥出自己最大的力量。

如果将社会看做是一部机器的话, 那么社会上每个工作职位, 其设置也都像机器零件一样, 有其自身的规定性和要求。待遇丰厚的工作看似诱人, 但并非人人可做, 需要与之匹配的技艺和素质。即使那些很容易被小觑和忽略的职位, 也并非轻易就能干好, 不然古人就不会讲“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这样的话。

笔者身边有这样一个中专生, 毕业求职时, 其家长通过种种努力, 把他安排在一家公司做收发员, 而他每天的工作几乎就是喝茶聊天, 可谓清闲自得。但有一天, 当得知有公司招聘污水处理工时, 他毅然辞去现职赶去应聘。有人问他出于什么考虑。他说, 自己学的是污水处理专业, 只有回到这个位置才算是如鱼得水, 也才能让自己感到心安理得。

试想, 一个怀揣木匠技术的人, 偏偏来到铁匠铺供职, 不仅是疏远自己的专长, 恐怕也是人才资源的浪费。最近听闻全国劳务输出大市湖南省湘潭市, 有不少常年外出务工人员开始回乡创业, 投身到农产品加工、小城镇门面开发、竹木产业和特色养殖等项目中。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大背景下, 此举不仅可以缓解就业压力, 而且也能最大限度上发挥出人力资源的价值。

隐私经济:个人信息价值的黑灰白 篇11

“你的隐私只剩零了,想开点吧。”

1999年,为了给Jini技术造势,时任Sun公司CEO的斯科特·麦克尼利在发布会上环顾全场,对台下众多的媒体记者和分析师说道。他认为互联网分享将彻底“杀死”隐私。

但即便是13年后,互联网已深刻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今天,他的话依旧显得耸人听闻。隐私作为人类自由生活的基本权利,我们目前还看不到它消亡的未来。不过,如果把“隐私”换为“个人信息”,他的预测则堪称精准。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使个人生活能够全面信息化并联网分享,个人信息的透明化已难以阻挡。

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如何界定个人信息与隐私的疆界?电话号码、微博内容、通讯录、个人照片、浏览器Cookies……这些个人信息有些你愿意分享,有些你不愿分享,这是否能成为划分隐私与否的“红线”?

答案恐怕没那么好做出。当我们在办公室时,分享地理位置信息不是问题,一个小时后我们到家,却对它变得极为敏感。个人信息与隐私疆界的模糊让人头疼,用户亦因此很容易受到伤害。甚至有人担心,一旦发生隐私恐慌,用户把所有个人信息都打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标签,互联网的很多模式可能都要无疾而终,比如O2O,比如个性化推荐。因此,隐私疆界的划定是关系互联网下一步发展的重大命题。

另一方面,个人信息有供我们时刻使用的交换价值:我们使用手机大众点评,交换出去地理位置信息;我们使用QQ,交换出去好友关系;我们使用京东商城,交换出去联系方式。这些交换虽然难以用价格标示,却无一不让你觉得物有所值,否则你大可放弃它的服务。

问题在于,有时候你获得了服务,却不知道自己究竟付出了多少。2011年,德国学生MaxSchrems向Facebook索要了自己被收集的所有信息,结果他收到一张有1222个PDF文件的光盘,上面有他以往在Facebook的所有行踪,甚至包括已经删除了的信息。Schrems的恼火可想而知,他觉得这超出了等价交换的范畴。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个人信息的无意识透明无异于个人资产的无端流失。

但也由此可以看出,用户个人信息并非不能触碰的禁区,他可以接受用它来交换价值相等的服务,而这是解决互联网隐私问题的核心所在。不过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建立一套让交换更加有序、效率的机制。

也许,正在崛起的隐私经济学会是下一个诞生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域。

个人信息与隐私

谈起隐私,周涛有些郁闷。他的抱怨如此:“现在的人对互联网个人信息保护过度敏感,我没见过他们对医院病历和人口普查信息填写如此求全责备,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是不是对互联网隐私过于苛刻?”

这位电子科技大学30岁的教授,目前在百分点科技公司担任首席科学家一职。该公司拥有推荐引擎技术平台,核心技术之一是数据挖掘。但如果把个人在网络中产生的所有数据信息全看成隐私并加以保护,周涛的工作很难继续下去。

他很清楚“过度敏感”源自何处。“隐私”是极易让人产生恐惧感的词语,而网络用户倾向于扩大它的外延,把它和个人信息混为一谈。实际上,二者不是一回事。一个核心区别是,隐私属于个人信息范畴,但个人信息不一定都是隐私。

我们每天都在产生大量数据,很难做到把个人信息完全封闭起来,也很少有人真想这样做,因为那意味着他把自己包在了厚厚的“茧里”,不享受众多互联网服务的便利,不与世界接触,将自己变为信息“黑洞”。

奥萨马·本·拉登曾试图制造这样的“黑洞”,以躲避美军的信息追踪。某种程度上,他成功了,而另一种程度上,他致命地失败了。他躲在巴基斯坦首府伊斯兰堡城外的豪华别墅里,选择远离任何通信工具,没有电话,没有网络。他一度避开了美军。2011年5月1日,本·拉登在别墅中被击毙,一名美国高级管理官员表示:“该物业价值将近100万美元,却没有接入任何电话或网络服务,值得引起注意。”此时“黑洞”本身即已变为信息。

除了姓名、住址、电话等固定信息外,网络上还充斥着“去吃饭”、“去购物”甚至“去睡觉”等动态行为数据。它们有些由我們自己发布,有些则来自于朋友。想想有多少次,我们在微博中谈论自己的朋友,难道那不是在曝光他的个人信息?为了不生活在恐惧里,我们必须适应个人信息的曝光。

但对于隐私,由于它是一个难以触碰的公众敏感领域,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对它的保护。

一个很关键的判断是,个人信息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隐私?

周涛从自己的业务出发,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在互联网上对用户信息进行搜集分析,不能把线上ID与线下真实身份进行匹配,否则即是对用户隐私的侵犯;隐私界定不能以内容划分,因为主观性太强,而应把“红线”划在内容与身份之间。

这种观点并不新鲜,有些互联网公司甚至已经把它写入了自己的隐私政策声明中:

谷歌:除非您同意,否则我们不会将DoubleClickCookie信息与可识别您个人身份的信息结合起来;

苹果:实时地理位置数据是在不公开姓名的条件下以不对你的身份加以识别的方式收集的。

它们把不对用户线下生活造成困扰当作准绳。但请注意,此观点仅从企业角度出发,用户意见在其中是缺失的。对此,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王煜全谈道:“用户需要决策权。”他认为,隐私保护完全指望企业自律风险太大,用户需要掌控主动权,当企业需要采集个人信息时,当企业依据个人信息向用户推送服务时,需首先征得用户同意。

严格来说,业界目前对隐私并没有精确而可靠的定义。从实操层面来看,尊重用户控制权,以用户许可为唯一标准似乎是现在我们能做出的最佳选择。

美国著名计算机安全专家布鲁斯·施奈尔说:“人们愿意分享各种信息,只要它们在控制之下。”

Facebook见证过用户失去信息控制权后的怒潮。2006年9月,当“动态消息”功能上线时,超过70万Facebook用户进行了抗议。这一功能将用户行踪聚合显示在好友首页上,被人称为“像跟踪癖一样”。Facebook单向改变个人信息披露规则,它提醒人们,信息已不在控制之中。而当它在动态消息中引入一些控制选项——如允许用户选择不让自己的某些操作显示在好友首页上,这股抗议浪潮便迅速消失无踪。

Facebook年轻的CEO马克·扎克伯格一向对信息控制抱清静无为的态度,但此后他也不得不考虑更多的隐私控制。他谈道:“我们允许人们分享自己的东西,很大一部分信息变得越来越透明,但是仍有一大部分不可以对所有人开放。”

谷歌则不仅在服务中提供控制分享范围的选项,它甚至提供专门工具用于删除急需删除的网页,以体现用户对自我信息的最高决策权。

因此,在互联网语境下,用户的许可控制权处于最高地位。不被用户许可,或者即使企业与用户在事实上已进行信息与服务的交换,但用户不知情,或者不是“主观上”的等价交换的情况下,对用户个人信息的采集都涉嫌隐私侵犯。

个人信息是未来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块,但目前国内对它与隐私界定的模糊认识,使很多企业未来的商业模式、社会舆论都面临潜在风险。实际上,造成这些风险的陷阱我们已见到很多。

用户条款中的秘密

赵岗有两台手机,一台是iPhone,另一台是Android机。

他从2001年开始做手机游戏,2010年时公司重心转移到手机安全业务,推出了一款名为“安全管家”的软件。他把玩着手中的白色iPhone,指着远处办公桌上放着的Android机,说道:“它(Android)太开放了,太不安全了,我平时打电话发短信多用iPhone。”

他并非因为工作原因而故意耸人听闻。Android手机的隐私安全隐患确已到了必须让人警醒的地步。

你知道你手机里的每个应用调用了多少个人信息吗?这些调用是否都是必需的?如果我们在安装软件时,仔细查看权限调用列表,一定会大吃一惊。

一款名为“红袖书屋”的阅读应用,需要读取手机联系人数据,至于此数据与它的服务间有何关联,软件制作方未能给《商业价值》记者合理的解释;

一款取名“三国杀online”的游戏应用,需要知道用户精准(GPS)位置信息,但据记者了解,这与游戏服务本身并无直接关联;

一款下载量巨大的新闻资讯客户端,需要调用短信读取与发送的权限,但应用在使用过程中没有任何与之相关的服务。

在所有的权限调用中,手机联系人数据成为重灾区。游戏软件、桌面美化软件、各大输入法软件、各大社交软件,无不对其虎视眈眈,取用自由如入无人之境。

软件们在过度调用个人信息,很多信息却无助于改善它所提供的服务。它们的普遍心态是:存着吧,不拿白不拿,说不定以后能用上。它们并非不怕用户某一天将爆发的愤怒,可想想你安装软件时的习惯,是不是总迫不及待点击“确定”,对弹出的权限调用列表视而不见?这是用户无意识给自己布下的陷阱。软件商们将来也许会如此辩解:“当初你看过这些,我把决策权交给你,你本可以选择取消,但你选择了安装。”

这种说辞并非没有先例。今年2月,私密社交应用Path被指控未经用户许可私自上传通讯录至服务器,作为平台方的苹果亦被指监管失职。苹果发言人汤姆·纽梅尔答辩:“在未经用户许可的前提下搜集或者传输用户的通讯录是一种违反苹果指导原则的行为。”这一指导原则是当时苹果应用商店的17.1条款。

几乎每一家大的公司都会在隐私条款中列明对用户信息的获取、使用及授权给第三方的规则:

中国联通:对用户个人资料的有权使用人,不仅限于本公司,还包括经本公司合法授权、与本公司业务和经营活动有关的本公司的任何附属公司、联营公司、业务伙伴和专业顾问,以及向本公司提供与本公司业务和经营活动有关的行政管理、电信、计算机、付款、内容、信息服务或其它服务的任何代理人、承包商或第三方服务提供者;

支付宝:为有针对性地向您提供新的服务和机会,您了解并同意本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指阿里巴巴集團旗下所有公司)或您登录的其他网站将通过您的电子邮件地址或该手机向您发送相关通知;

谷歌:我们收集的信息包括设备信息、日志信息、位置信息、唯一应用程序编号、本地存储、Cookie和匿名标识符,我们会向谷歌的关联机构或其他可信赖的商家或个人提供用户个人信息,让他们根据我们的指示并遵循我们的隐私权政策以及其他任何相应的保密和安全措施来为我们处理这些信息;

新浪:如果您要求我们提供特定客户支援服务或把一些物品送交给您,我们则需要把您的姓名和地址提供给第三者如运输公司,我们的网站将会提供第三者网站的链接,由于我们不能控制这些网站,所以我们建议您细阅这些第三者网站的个人信息保密制度;

在有关Cookie使用的声明中,大部分公司都发出提醒,用户可以将浏览器设置为拒绝Cookie。但是,真正理解此含义的用户凤毛麟角。因为这些冗长而咬文嚼字的条款几乎没人会认真去看。于是它们就默认用户接受了其对第三方公司的信息使用授权,接受了Cookie追踪。用户成为了最不知情的“知情人”。

管见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价值观 篇12

文化差异是人们在不同的生态和自然环境中形成的语言、知识、信仰、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跨文化意识就是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对外语所反映的文化的认知和接受的一种态度。它在外语学习和教学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具有跨文化意识是学生获得真正外语交际能力的体现, 因为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的。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 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与某一特定的文化相对应并反映这一文化。而文化是一个体系, 它涉及到一种民族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文化具有民族性——一个民族使用共同的语言, 遵守共同的风俗习惯, 养成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性格。中国与西方由于在地域上相差甚远, 受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影响, 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因此, 我们要学好外语, 首先要具备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汉威 (R.G.Hanvey) 把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于表面的明显文化特征的识别, 人们的反应通常是认为新奇、富有异国情调。第二阶段是对于细微而有意义的, 与自己的文化不同的文化特征的识别, 反应通常是认为不可置信或难以接受。第三阶段是通过道理上的分析可以接受。第四阶段是能够做到从对方的立场出发来感受其文化。要真正实现Hanvey的这四个阶段是十分困难的, 不过, 在教学中, 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尽可能地引导学生进入“神入”, 即第四阶段。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各个方面, 本文仅从价值观这个侧面来谈谈中西文化差异。

二、东西方文化中价值观的差异

北外朱维芳教授几年前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发现中国学生对外籍教师课外言行有如下看法:

1.违反好客常规:外籍教师对客人没能表示出应有的热情和关心。答卷者认为他们不尊重人际关系, 无理, 对他人缺少关心。另外一种解释认为他们尊重客人自己的选择。

2.对陌生人有不必要的礼貌:这类案例表达了外国人对社会地位低的陌生人的关系和礼貌。学生的解释有:尊重个人权力, 崇尚平等, 有自控力。

3.个性化的随心所欲:这类案例描述的是影响了外籍教师形象的不合身份的言行举止。学生解释为:不谦虚, 缺乏尊严, 也有的学生解释为对人性的自由追求。

4.遵纪守法:这类案例描述了外籍教师对公共秩序和规章制度的严格遵守。学生解释为:有教养的文明之举, 这些举动既保护了个人的权力又维护了他人的权力。

5.自主独立以及个人空间的特殊需求:这类案例描述了外国人要求独立、自主和个人隐私。他们行为的界定是个性化的, 而不是社团集体化的。学生们认为他们固执, 任性。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独立自主的行为。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许多外籍教师对中国学生的过于谦虚感到难以忍受。这是因为, 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中, 我们一直是用“自贬”来表示谦虚的。在校园里,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对话:

老师:你这次考试考的挺好。

学生:马马虎虎, 凑合而已。

在汉语中, 这种“谦虚”文化的表达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鄙人”、“寒舍”、“便饭”、“拙作”、“斧正”、“愚兄”等等。中国人的隐含个性的价值取向, 与西方人的个性张扬、追求创新的价值取向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自本世纪8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东西方文化在世界观、信仰、价值观以及交际模式等方面的差异感兴趣。生活在这两种不同文化环境里的人, 所持有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行为的道德规范等都不一样。因此, 当来自这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时, 常常导致误解, 遇到理解对方行为的障碍。

个人价值至上文化也被描述成“我”文化, 英语里的“我”字是人称代词中唯一总是大写的一个, “我”字当头, “我”字第一, 在英语里比比皆是, 到处可见。也就是说, 在“我”文化的社会里, 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 一切个人从道义上讲都是平等的, 整个社会极力推崇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 即个人价值至上。个人的自我价值往往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与他人的不同。因此,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把“自我呈现”视为重要的社会活动内容。在这样的文化社会里, 每个人都学着体现个性化的自我:个人自信, 自我肯定, 自由表达内心情感而不受外界约束, 以及公开发表不同见解, 寻求他人的注意, 显露独特的自我。同时, 个人价值至上论者保护个人隐私, 强调在公开世界中个人的隐私需求, 并主张个人不受任何他人的干涉, 选择自己的思路和行为。

西方的个人价值至上论可以一直追溯到个人自由主义哲学。它的理论基础是人群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 有能力作出理性的选择。因此, 他们有权在“自由、平等、独立”的总原则下, 选择自己的生活。在这种个人自由主义的社会里, 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权力, 不违反保护全民平等权力的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 人们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

东方提倡的社团价值至上文化也被称为“我们”文化。在这样的文化里推崇的不是个人价值, 而是社团和集体的价值。社团的存在要比个人的存在更重要。在汉文化里, 古代人们谦称“我”为“鄙人”, 孔子推崇爱他人为“仁”, 孙中山提倡“天下为公, ”毛泽东主张“为人民服务”, 从古到今, 宣扬的都是这种“群体主义”。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强调群体意识, 儒家经典《礼记》中就对儒家的大同社会做过典型的描述, 称为“礼运大同”。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是仁。“仁”由二和人组成, 可以看出, 它含有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这层含义。它强调的是社会群体的统一和认同。在这样的社会里, 人们不是在寻求个性化, 而是要求每个人符合群体要求, 成为社团的一员。因此, 社团价值至上论者从不愿意引起他人对自己的注意, 也不愿意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正如Young (1994:51) 在描述中国文化社会模式时指出的:“对抗、威胁社会的安定, 发表相反的意见会使双方都丢面子。公开阐述思想会令人生厌, 对于错综复杂的上下级关系社会是不适宜的, 甚至是极其危险的。”在以社团价值至上的社会里, 提倡的是相互的支持和对集体的责任。超出集体约束的所谓个人自由是不被接受的。在这种文化社会里, “个人的事就是集体的事, 朋友之间是没有隐私的” (Young, 1994:139) 。东方的社团价值至上观是与孔子学说紧密相连的。中国文化以孔教为中枢, 以佛教为辅翼, 儒教极力推崇社会的有序与和谐。需要指出的是, 一个社会的文化内涵是复杂的, 不能断言某个社会是完全的个人价值至上或社团价值至上, 只能说某个社会更多地接受个人价值至上论或社团价值至上论, 但大多数说英语国家倾向个人价值至上论, 而中国倾向社团价值至上论。

三、东西方文化中价值观标准的差异

第一, 个人价值至上论者信仰平等, 他们在人际交往中注重平等待人, 不分社会地位高低, 不论与己关系的远近。与之相反, 社团价值至上论者的交际准则往往强调内外有别, 上下不同。因此, 在他们看来, 个人价值至上论者对待陌生人的平等有礼, 是不必要的礼貌。

第二, 个人价值至上论者提倡与众不同, 独立自主, 要求在公众社会的大环境里有块个人的自由领地或空间。这对社团价值至上论者来说, 自然会被认为是极端“自私”和“不可理解”的表现。

第三, 个人价值至上论者由于他们个性化的要求, 很少考虑别人的评价, 他们愿意并极力地表现自己。而社团价值至上论者却十分注意社团集体对个人行为的评价, 不愿成为众矢之的和评头品足的对象。因此, 在社团价值至上论者看来, 个人价值至上论者随意的自我呈现和个性化的表现是令人不快的。

第四, 个人价值至上论者对待社团、集体责任轻薄。因此, 他们对待“客人”所缺少的那份热情是由于他们认为每个“客人”作为个人, 应该自己作出选择, 给“客人”提供一次选择的机会即可, 不必再三要求, 主人对“客人”也没有特殊的责任。

结束语

文化交流的目的一是实现信息传递, 获取信息, 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二是吸纳对方文化、价值观念中的积极成分, 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在世界变成“地球村”的今天, 国际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 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日趋重要。在交际中我们应该注意以下三个因素: (1) 避免言行价值的主观评判。 (2) 相互尊重, 采取平等对话形式的交流。 (3) 摈弃先入之见, 扫除交流障碍。要达到平等的跨文化交际, 相互理解显得尤为重要。东西方文化不同, 语言也不同, 文化差异显而易见地体现在各自的语言表达之中。在跨文化交际中, 应该承认差异并允许差异共存。要使交际顺利进行, 就应以对方的价值来看待和评价对方的行为, 容忍、尊重并理解别人和自己的不同, 不能拿自己的语用规约做标准来衡量和评判对方的语言运用。要提高跨文化平等交际的功效, 就应使交际双方能充分发出属于自己文化的声音, 最大限度地相互接近和理解, 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沟通。

参考文献

[1]李常磊.英美文化博览[M].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2:78-79.

[2]邓炎昌, 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14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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