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资金分配（精选7篇）
财政资金分配 篇1
医疗作为人们生活中必须经历的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公共服务, 医疗资源分配的社会安排能否达到社会利益的平衡将直接影响这种资源所要发挥的效用。医疗领域的不确定性及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应发挥的作用, 使政府对医疗服务应给予支持与干预, 而国家对医疗卫生的财政分配, 正是调节医疗资源分配的有力杠杆。
一、医疗卫生的财政分配原则
医疗作为一种公共资源, 其分配的总原则便是公平。要实现这个总原则, 就必须有具体的原则保证其落到实处。因此, 医疗卫生财政的分配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资金分配均等原则。本原则指医疗卫生财政资源应在各个病患间较为平均的分配。现实中, 便是要求拨付给各个病人的医疗资金相近。这是实现公平总原则的最为基本的标准, 也是实现医疗卫生资源公平原则的基础。
2、坚持财政中立, 同时财政支出有所倾斜的原则。财政中立指医疗财政资源应该在各个地区间较为平均的分配。现实中, 地区发展必然有不平衡现象, 导致财政收入也有差异。财政中立要求, 不论地区发展有何差异, 各个地区人民的人均医疗财政资源应尽可能接近。
3、财政投入有效化原则。本原则是指医疗卫生财政资源应该在各个医疗卫生领域间有效的分配。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 经济发展程度不够高, 如何以最少的财政资源满足医疗需求十分重要。实现财政投入有效化, 要求在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中, 必须把财政资源重点投入需求量大的部门。具体地说, 就是应该重点投入于常见疾病的治疗, 保证人民看得起病, 而不是单纯追求治疗技术高、难度大的疑难病症。这是对其他原则的补充, 也是落实公平总原则的内在要求。
二、我国医疗财政分配现状及存在问题
伴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 我国医疗体制经历了由社会福利向市场主导的转变, 医疗卫生的财政分配现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将对各省区的医疗卫生财政分配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一) 我国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卫生系统:改善绩效》中, 在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进行的绩效排名中, 我国排位落后, 这无疑表明我国医疗财政体系有着较大的不足。
1、各地区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总量不足。
(1) 2006年全国人均财政卫生经费支出仅为100.36元, 全国财政卫生经费总支出是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6091‰, 东部地区最低, 仅为4.7726‰;与10年前 (1997) 相比, 该比例东中西三地区分别增加0.0505‰、1.3156‰和1.6998‰, 东部地区增幅最小。 (2) 2006年全国财政卫生经费支出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百分比仅有4.26%, 比1997年减少1.5755%, 东部地区减少幅度最大为1.6153%。 (表1)
可见, 无论是从人均财政卫生经费支出, 还是从财政卫生经费支出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百分比看, 各地区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总量都很小, 这10年我国的经济获得高速增长, 但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支持力度并没有明显提高, 尤其是东部地区。表2中的数据也进一步说明了我国医疗卫生财政投入总量严重不足:1999~2005年我国医疗卫生费用筹资构成中, 政府预算卫生支出最高的是2005年, 但也仅为17.9%, 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3%, 这个水平不仅低于欧洲的福利国家, 也低于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 (表2)
2、各省区财政卫生经费支出差异显著。
由表1和表3可见: (1) 1997年及2006年我国财政卫生经费支出的区域构成表现为东高中低状态。2006年全国财政卫生经费总支出为12, 959, 969万元, 东部、西部和中部分别占50.76%、25.83%和23.41%, 东部地区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同年财政卫生经费支出的地区构成最高是广东7.991%, 最低的为宁夏仅有0.541%。 (2) 2006年31个省区地区财政卫生经费支出和人均医疗财政经费的标准差变异系数都很大, 分别为60.38和78.67, 说明各省区财政卫生经费支出的差异显著, 尤其是人均财政卫生经费。 (3) 2006年东部地区的人均财政卫生经费支出为128.55元, 中部地区最低仅为72.58元;同年北京、上海地区的人均财政卫生经费分别为550.65元和338.83元, 远远超过其他地区。2006年31个省区中, 人均财政卫生经费最低为湖南仅为54.58元, 仅为北京地区的9.91%。 (表3)
可见, 无论是从财政卫生经费支出的区域构成, 还是从区域人均财政卫生经费支出看, 各省区的财政卫生经费支出差异显著。
3、人民医疗负担大。
由表4可见, 2004年、2006年按可比价格价格计算的城镇居民医疗卫生保健支出分别为4, 139.900亿元和4, 236.1704亿元, 增幅为2.325%, 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1.029%;2004年、2006年按可比价格价格计算的农村居民医疗卫生保健支出分别为1, 010.300和1, 116.937亿元, 增幅为10.555%, 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却下降1.123%。可见, 城乡居民医疗卫生保健支出增长幅度都大于其收入水平, 人民医疗负担很重。 (表4)
资料来源:有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资料来源:有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2006年北京各大医院的病人平均住院支出为每次1.5万元, 这几乎与当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相比之下, 欧洲等地的公立医院甚至不设收费处。从直观感受上, 许多在医院发生的事情也体现出医疗财政的投入不足。例如, 一些大医院中经常出现病人逃跑的现象, 有些医院甚至出现了追款员这一职业。
总而言之, 我国医疗卫生财政投入总量虽有增加, 但还严重不足。不仅远低于行政支出, 甚至低于教育支出。使得我国的医疗公平无法保证, 违背了公平总原则。
(二) 医疗资源分布问题
1、各地区医疗资源匮乏。
表5给出了1997年和2006年各个省份 (港澳台除外) 的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和卫生技术人员数。资料显示, 各省区的主要医疗资源都十分匮乏。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但各省区的主要医疗资源仍然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 除千人床位数略有增加外, 每千人卫生机构及卫生技术人员下降, 其主要原因依然是政府对医疗卫生财政的支持不足。 (表5)
2、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
由表5和表6可见: (1) 主要医疗资源的区域分布呈现在东高西低状态, 尤其是卫生技术人员。1997年东部地区卫生技术人员的区域构成是41.47%, 2006年上升为44.23%;2006年东部地区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最高为3.9968人, 而中西部地区分别为3.4485人和3.1456人。 (2) 1997年和2006年31个省区地区的每千人医院、床位和卫生技术人员数的标准差变异系数都很大, 说明我国各省区拥有的主要医疗资源差异很大, 尤其是千人卫生技术人员。 (3) 北京、上海等地的每千人医疗卫生人员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如2006年每千人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最高的北京地区为8.027人, 而最低为贵州地区仅为2.191人, 仅为北京地区的27.299%。 (表6)
3、医疗卫生财政分配不均衡, 导致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衡。
2006年31个省区财政卫生经费支出额与其卫生机构数、床位数和卫生技术人员数的相关系数分别0.58、0.76和0.79, 对应的t统计量分别为3.90、6.40和7.06,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 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见, 因医疗卫生财政分配的不均衡, 导致了医疗资源的省区分布不均衡。
医疗卫生财政分配的不均衡导致的医疗资源不平衡不仅仅表现在资源数量上, 更表现在资源质量上。如2007年北京、安徽、云南的三级甲等医院数分别为48个、10个和13个, 由于医疗财政投入的差异, 使得北京三级甲等医院数字超过了安徽和云南数字总和的两倍。而北京的人口却仅是这两省人口的10%。医院的级别代表着医院所有的医疗硬件水平和医生的医疗水平。至2007年底, 北京的卫生机构和各类医疗资源都远远高于全国水平, 这一系列情况直接导致了全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差距极大。可以看到, 由于医疗卫生财政分配的差异, 各个地区所享受到的医疗水平不仅在数量上, 更在质量上有着非常巨大的不同, 使得整体的医疗水平差距更大, 这就违反了公平总原则, 也违背了资源分配均等原则和财政中立原则。
(三) 医疗卫生财政分配与资源分配不均衡引发的社会问题。
资料来源:有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有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不可否认, 现阶段医疗财政投入, 使得我国部分医疗水平达到了国际水平。然而, 医疗财政投入不均衡现象的出现也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
首先, 由于医疗财政投入不均衡导致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大量医疗落后地区病患前往发达地区就医。这就产生了“号贩、医托”, 加剧了求医的不便。而来自二流医院乃至非正式医疗机构的医托, 直接威胁到人民的健康, 使得医疗诈骗犯罪案件数量大增, 严重扰乱了医疗市场秩序, 使得人民的健康权利受损。
其次, 由于医疗财政投入不均衡导致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使得许多人迷信大医院。尽管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医疗基础建设的投入, 推进社区医疗, 但由于人们迷信大医院, 许多人并不前往社区医院。据统计, 每年去大医院就诊的人中有近80%患常见病, 在社区医院完全可以解决。那些有着丰富治疗经验的医生, 却必须去处理这些普通医生就可以解决的病症, 而刚毕业的医生却没有机会锻炼自己。这就导致了一种现象, 许多需要专家就诊的病患因为一号难求而失去机会, 而需要经验的医生无法通过诊断积累经验。这不仅是对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 也破坏了医疗智力资源培养的良性循环。
综上所述, 地区医疗卫生财政投入不均衡现象引发的问题, 一方面使得医疗卫生财政投入不足地区的人民得不到足够的医疗保证;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医疗卫生财政投入充足地区的负担, 也导致该地区人民就医的不便。
(四) 医疗卫生财政投入方式和领域不完善
1、投入方式不完善。
近年来, 我国对医疗卫生财政投入日渐重视, 推进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然而, 投入方式存在许多问题, 最大难题是许多地区地方政府财力困难。以福建为例, 全省9个地市中有6个经济发展滞后, 58个县 (市) 中, 41个无法保证工资正常发放, 需要省级财政转移支付补助。而中央财政仅按中西部地区50%的标准对福建参合农民进行补助。按国家要求, 2008年政府补助标准要提高到80元, 中央对中西部参合农民补助40元, 但对福建仅补助20元, 因此福建各级财政受到很大压力。
2、投入领域不够科学。
现今我国的医疗卫生财政投入量虽然有增加, 但是投入领域缺乏合理性、科学性。例如, 我国SARS后投入大量经费解决公共卫生问题。全国一下兴建了十几个需求不大的P36实验室, 这种重复建设, 使得浪费和不足并存。
我国医疗卫生财政投入的不科学还体现在:资金大量投入一些高尖端的医疗领域而忽视了基础医疗。这种高尖端治疗需求量不大, 却要耗费大量资金, 而基础的医疗药品补贴, 普通的住院补助和医疗保障支出的资金仅仅占较小的比例。这样就使得大量普通病患需要自己支出医疗费用, 而无法充分享受到医疗卫生财政投入增加带来的好处。
三、我国医疗卫生财政分配问题解决对策
(一) 建立规范化的医疗卫生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解决医疗卫生财政分配地区差异的途径就是规范化的医疗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这个过程中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模式:一是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平衡地方政府财力, 间接地保证地方政府投入医疗的财力。二是建立医疗专项转移支付, 直接规定下级政府必须将该项资金用于医疗。第二种方式给予了医疗较大的优先权, 防止经费被挪用, 便于监督和管理。由于在我国现行的行政、财政体制背景下, 均等化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受现实条件制约, 在短期内不可能建立, 因此第二种模式是我国的可行模式, 是解决投入地区差异的最好办法。
(二) 推进医疗卫生财政投入多样化。
推进医疗卫生财政投入多样化, 需要明确各级政府在医疗卫生财政投入中的相关职责。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 新增的财政收入更多地流向高一级的政府, 但是各级政府的医疗财政投入责任并没有与收入结构的调整相适应。因此, 应加大省级和中央政府在医疗财政中的投入责任。其中, 中央政府应该着力解决地区发展差距问题, 解决医疗卫生财政投入重大特殊问题的资金投入;省级政府应该承担平衡本地区医疗水平差异的投入, 负责本地区的医疗保险资金投入平衡;市级政府是医疗卫生财政经费的管理者, 负责医院运作经费及日常维修与更新资金投入。
同时, 改变政府的单一投入体制, 转化为多样化投入, 如引进社会福利团体投入;鼓励企业、个人向医院捐赠, 并从政策上规定对医疗的捐款可以免税;鼓励民营资本及国外资本兴办医疗机构, 扩大医疗机构和国外的交流;提供相关补助, 在许可的范围内可以使得这些机构赢利。这样, 可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医疗财政投入方式。
(三) 改革医疗卫生财政投入机制, 增加基础医疗领域的财政投入。
首先, 由于目前我国医疗经费主要支出的接受主体仍然是医院, 这就容易引起医疗机构为提高自己名气而加大对难度大、资金需求量小的领域的投入, 导致投入领域不科学。为改变这样的问题, 笔者认为, 今后医疗卫生财政投入应增加对病患的直接补贴, 加强对基础医疗的投入。从世界许多国家的医疗卫生财政管理体制来看, 较成功的例子都是实行不同程度的费用分担, 制定合理起付额度, 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其次, 应该加强财政投入的导向作用。例如, 当医院增加对基础医疗投入时, 可以适当的提供较高水平的补贴, 而对那些难度大、耗资大而需求小的领域不提供补贴。同时, 建立若干数量有限的专业医院将这些难度大、耗资大而需求小的项目转移到这几个医院, 实现疑难病症和普通病症分医疗机构治疗的目的。第三, 我国目前在医疗卫生财政资金投入方面尚未形成一个整体的系统, 现阶段的任务是制定相应的法规条例, 对资金进行全面管理, 避免重复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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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任苒.公共卫生的作用及政府职责, 2005.
财政资金分配 篇2
一．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很多突出问题，如国民收入不平衡，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土地开发冲动与调控目标相互矛盾，居民收入占GDP 比重持续下降从而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等。此外，由于市场秩序不规范、竞争条件不平等等原因，使得不少生产性企业效率低下，转而从事炒房、炒股等分配性努力，扭曲了资源配置格局和利益关系。这些问题的存在，已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对此进行的测算结果显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中，企业所得增长较快，居民所得增长较慢，政府所得波动不大；再分配格局中，由于各种制度外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的快速增加使政府所得份额上升明显，企业在再分配格局中居于弱势地位，居民所得继续呈下降趋势。各主体内部分配结构的变化特点是：政府部门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支结构不平衡，地方政府的非预算收入激增；企业部门内部垄断行业利润增加大于竞争性行业，利润向少数行业集中；居民劳动报酬份额不断下降且会在较长时间内延续，居民部门内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的演变大体分为向居民倾斜（1978—1995 年）和向政府、企业倾斜（1996 年以后）两个阶段。2000—2007 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65.5%下降到57.5%，下降8 个百分点，政府和企业占比则分别提高5.2 个和2.8 个百分点。这一期间，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态势，不同行业就业人员之间（尤其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更是不断扩大，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幅明显放缓。就此看，不是城市经济发展太快了，不是房地产业发展太快了，而是城市普通居民（包括企事业单位职工、普通公务员）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化发展进程和内生性有效需求的提升要求。
通过我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格局与世界部分国家的对比，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政府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格局中收入比重都较大。这反映了我国政府部门干预经济的程度较高。相对于企业和居民而言，政府在市场上的地位不仅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更表现为强势的市场参与者和利益竞争者。从分配格局上看，政府部门对经济的强势干预对企业部门的影响要大于对居民部门影响。企业所得在初次分配中比较适中，而在再分配中居于弱势地位。主要是由于来自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部门）的非规范的各种费用负担较重，导致以制度外收入为代表的各种收入流入政府部门而提高了政府在再分配中的份额，并降低了企业所得份额。约束某些政府部门的非规范收入并使之透明、公开、公正，积极推进“费改税”改革，对企业显得尤为必要。居民所得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份额都较低。居民初次分配份额较低，意味着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相对应的资本收入份额会较高。由于资本所得的投资倾向要高于劳动所得，而消费倾向低于劳动所得，所以初次分配格局中居民份额较低就决定了我国今后几年的发展模式将仍然以投资和出口带动型为主，而非消费拉动型。居民再分配份额较低反映了政府收入调节职能的缺位和作用的不完善。2000～2006 年，我国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由526 亿元增至2121.5 亿元，在GDP中的比重由3.31%增加5.28%，而2006 年美国政府仅社会保险福利支出一项占GDP 的比重就高达12%。我国政府收入调节职能尚需加强。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的失衡现象为我国经济可持
续发展埋下隐患。政府所得对企业所得的挤压，使得企业持续扩大投资动力不足，使国内投资出现政府主导倾向，受政府部门政治周期的影响，经济发展波动幅度会增大，最终会影响经济增长效率。政府所得对居民所得挤压，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空间；另一方面政府的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相对滞后，居民不得不更多地自己考虑医疗、养老和教育等支出，两方面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储蓄倾向上升，从而影响了国内居民消费。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使得我国经济增长对国外需求依赖性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现存制度问题
这些现象的出现说明了我国在收入分配制度上还有一定的欠缺。2010年5 月10 日，《经济参考报》“深度”版刊登的《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的一组调研报道引发了社会巨大反响。在引发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公诟病的几大因素中，理应成为调节收入差距的税收杠杆被认为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拉大了贫富差距。《经济参考报》记者进一步的调查表明，由于目前的税收监管在富贵阶层面前存在一定的“盲区”，由此造成了贫富阶层实际税负不公。有关专家指出，如果不首先解决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难题，出台再好的政策也将是一纸空文。应在加强税收征管的同时，设计更合理的税制结构以改变目前税收在收入分配差距上出现的“逆调节”，避免“该收的收不上，不该收‘挖地三尺’”的税收困局。
其实许多富人是靠偷税漏税迅速发家的。除了通过虚报收入、不开发票等虚假手段逃税，一些纳税人还利用现有的税收制度漏洞“合理合法”逃税，如长期不分配企业利润，纳税人还通过多头“收入”来逃避税收等等。不少税务还对一些小餐馆收税只简单数桌子、点人头。不少税务干部承认，为了完成税收目标，他们只能把着力点放在容易征管的企事业单位和小企业、小摊贩身上，该收的不该收的都想方设法收上来，“挖地三尺”收“过头税”的情况并不少见。这几年税收征管的矛盾和摩擦越来越多，主要来自于与小户的税收征管矛盾。“事实上，我们也觉得不合理。”基层税务干部无奈地表示。该收的收不上，但税收的任务却是层层下达，年年增长。为此，税务部门就只好对不该收的税“挖地三尺”。这就造成税收对中低收入者管控苛刻，甚至出现收“过头税”的情况。据介绍，目前税收征管对小规模纳税人管得过死，扼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目前国税增值税中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已由过去2000 元调整到现在5000 元。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5000 元的起征点对很多小规模纳税人而言也显得过于苛刻。
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税收“逆调节”亟待扭转。如今的富人收入越高，越有资源和关系偷逃税款，由此进一步增加其财富集聚的速度。而本应获得税收支持的中小企业和小商贩，却被迫课以重税，发展速度和步伐缓慢。这无疑会导致富者越富，穷者愈穷，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调节收入分配。有税务干部表示，目前税收征管的难点主要是企业老板、自由职业者等高收入群体。一方面，由于这些企业和个人善于利用目前市场交易和税收征管的漏洞，进行避税逃税。另一方面，由于一些企业对解决地方就业发挥了较大作用，因而不同程度受到了地方保护，也影响了税收征管。这就造成原本国家该拿的拿不到，个人应缴的却不用缴，国家与个人口袋分配失衡，税收调高的杠杆未能发挥有效作用。
炒房现象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城市房地产业发展，近年来出现的种种异象以及对于房价问题产生的太多争议，事实上正是我国收入分配制度领域多重矛盾的一个集中表现。如果不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仅仅从高压的行政手段和财
税措施解决目前高企的房价问题，不仅会产生很多经济运行后遗症，也最终不能提高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不能解决普通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当前，从提高经济效率、增强发展后劲着眼，从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实现和谐发展的角度考虑，都需要尽快把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作为重要抓手。三．制度改进方案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我们应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高度，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充分认识提高职工工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职工工资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但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还存在着普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偏低、低收入职工比重过大的突出问题，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和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根本因素，消费需求不足归根到底是由于劳动报酬占比偏低。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加快提高职工工资的重要性。
提高职工工资收入首先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制度是政府调节企业工资分配、保障低收入劳动者取得合理报酬的重要手段。目前，最低工资制度在实施中面临不少问题。一是最低工资制度刚性不强。虽然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中均有规定，但具体实施主要是通过国务院相关部门的政策性文件来指导的，约束力较小。二是最低工资调整机制不健全。最低工资如何设定、如何调整，有关法律规范中只有原则规定，各地在确定最低工资标准时参考因素不一，一些地区没有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及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三是一些用人单位规避最低工资制度。相当多的企业把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作为职工“标准工资”，一些企业以食宿费、福利费充抵工资，有的企业采取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定额等手段变相违反最低工资规定。四是最低工资标准偏低且提高较慢。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例，是衡量最低工资水平的重要指标。目前绝大部分省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低于当地平均工资的40%，而国际上一般为40%至60%。同时，最低工资增速大大落后于经济增速和职工平均工资增速，这也是普通职工和农民工工资偏低、低收入职工比例偏大的重要原因。五是近1/3 的职工工资徘徊在最低工资标准附近。据全国总工会2009 年底的调查，职工月工资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相比，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占4.8%，高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50 元以下的占10.9%，高出50 元至100 元的占12.5%，三者合计占28.2%。考虑到超时劳动的普遍存在，制度工时内实际工资在最低工资标准附近的职工更多。
加快建立健全最低工资标准。正常调整机制提高职工工资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而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形成最低工资标准正常调整机制，促进最低工资水平持续稳定提高。
提高最低工资制度的立法层次。尽快制定最低工资条例或修改最低工资规定，适时研究制定最低工资法，对最低工资制度作出更具体、更明确的规定。加大监管力度，强化对违反最低工资制度的制裁措施，及时纠正和严格查处压低实际工资、变相违反最低工资制度的行为。建立最低工资标准定期上调机制。应明确规定，除特殊情况外，最低工资标准每年调整一次，每次调整不应低于GDP 和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率。提高最低工资占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制定时间表，促使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普遍达到社会平均工资40%—60%的水平，确保最低工资标准
跟上经济社会发展。各地在研究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幅度时，应充分考虑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方面支出增长的因素。充分发挥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的作用。由政府牵头，劳动行政部门、工会、企业共同组成三方委员会，适时提出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意见和实施方案。研究确定特殊形式、特殊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完善对实行计件工资制、提成工资制等特殊工资形式的劳动者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研究制定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以更好地体现最低工资标准的适用性。
我们需要像治理房市乱象而实施多管齐下的精准政策一样，多层面、多环节、多角度系统认识已经形成的社会阶层多元化的收入分配格局，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切实解决收入分配领域中的问题。需要把握的原则是，既要增进公平，也要兼顾效率；既要尊重历史，又要考量现实；既要重新审视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倾向性问题，又要深刻评估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的方向。
参考文献：《从国际视角看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常兴华
《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必要手段》--李滨生
《税收监管“逆调节”加剧收入分配不公》--记者 杨玉华 冯雷丁文杰
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的实现
方案设计
班级:0809121 成员:01 袁永
06 张兵
财政资金分配 篇3
【关键词】财政分配；公平公正；二次分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绪论
政府在收入分配上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这两个途径来实现的，税收的主要对象应该是高收入人群，财政支出中的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应该是低收入人群。而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尤其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逐渐过大，这些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针对这一现状，在收入分配的二次分配中，笔者以为政府财政应该发挥其应有的调控作用切实保障社会各阶层的实际收入分配更加公平，保障社会更加稳定和谐。
一、财政的基本职能阐述
公共财政是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以国家为主体，集中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职能包括经济职能和政治职能，具体来说主要是以下的四种职能：
1、资源配置职能
财政是一部分社会资源的直接分配者，更是全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者。财政资源配置职能主要表现如下：（1）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之间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2）在政府部门内部配置资源；（3）对非政府部门资源配置的调控 。
2、收入分配职能
财政收入分配职能具体表现在：（1）划清了财政分配和市场分配的范围和界限；（2）加强税收调节；（3）规范工资制度；（4）通过转移性支出，让全体社会成员维持基本的生活和福利水平。
3、调控经济职能
（1）为了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财政调控经济职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别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
（2）采用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等制度，帮助社会来维护促进经济活动的稳定。
（3）通过财政投资和补贴等，大力发展农业、能源等公共设施和基础产业，为经济发展带来良好的基础和环境。
（4）逐步在治理污染、生态保护以及文教、卫生等方面加大财政收入支出，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针对财政着力调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政府财政应该着重突出其收入分配的职能。政府部门在财政支出预算和实际执行预算的过程中往往会考虑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这就是财政支出效率和财政支出公平应该更加倾向于哪一方面的问题。当然，在笔者看来，财政支出应该针对每一个国家、地区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确定相对稳定的支出方向。比如，在国家财政相对贫乏的情况下，可以在面对财政效率和财政公平上稍倾向于财政效率，把财政主要用于经济建设方面，以提高财政的使用收益；再如，在国家财政相对富裕而且社会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时，政府则应该考虑把更多的财政用于民生建设、民生支出，用以调控收入差距，以实现财政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社会公平就是要求社会财富占有的平等和收入分配的平等。”
二、当今阶层收入差距现状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巨大的差距：
（一）行业间收入差距较大。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经济数据，中国行业最高收入与行业最低收入的比值是6倍，而国际上的收入差距标准大约为3倍，这说明，我国行业间收入差距水平较高的。最主要的高收入行业集中在电力、电信、烟草、金融、保险等领域，这类行业的收入要比其它行业的收入高出2～3倍。这仅仅是实际工资的对比，如果将职工福利待遇和工资外收入等相加起来比较，则这种差距将会扩大到6～10倍。而且，在工资增长速度方面，高收入行业要比较低收入行业，如建筑业、采掘业、农林牧渔业等行业快很多。这样看来，在行业垄断的背景下，唯有垄断行业才有能力大幅度提高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工资分配秩序的“潜规则”就形成。
（二）区域收入差距显著。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都有各自的地域经济和文化特色。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相比较，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都呈现出显著的差异。特别是近年来，东西部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还在不断上升。由于经济相对发达，沿海地区的居民收入更高。另外，在外资流入量较多的地区，居民收入的增长空间也会相对较大。根据2013年发布的相关的报道，上海是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达到40188元，而甘肃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地区，只有17157元。
（三）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存在差异造成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要比农村快很多，也就使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加大。例如，国家统计局2012年2月24日发布的《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4200元。2013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9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位数为7907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高达3倍以上。若在经济统计分析中，将城镇、农村居民所拥有的福利及其实物补贴，如财政补贴、养老金保障、公费医疗、失业保险等也计算内，那么，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就会更大。
产生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有很多，笔者以为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政策上利用部分农村资源大力发展城市经济，以及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政策上支持东部地区优先发展，鼓励一部分人优先富裕。有政策上的鼓励和支持，当然城市经济就会与农村经济拉开较大的差距，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水平也会有较大的差异。
三、政府财政发挥政策倾斜性支出调控收入分配失衡
（一）税收调节措施。
“向国家负担缴纳义务的轻重，直接影响到缴纳主体的生存和发展”。税收调节措施是指税收在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对个人收入的形成、分配、使用、财富积累与转让等实施全面调节的制度。税收调节可分为直接调节和间接调节。直接调节的税种分为所得税与财产税，而商品税是属于间接调节的税种。在所得税中，由于“个人所得税的‘量能负担’，对富人多征税，对穷人少征税，甚至不征税”，因而能有效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目的。在财产税中，房产税、车船税等都具有重要的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对某些特殊消费品或消费行为课税，一般能起到调控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同时，笔者也建议我们国家能否适时建立起相对完善的遗产税制度，对获得遗产财产多者多征税，而对遗产财产获得少者征税少或者不征税，这样达到调控差距的最终目的。所以，“税收作为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不公的最后手段”，起作用更显突出。
（二）对欠发达地区大力投入的措施。
对贫困、落后地区进行扶贫开发，引导发达企业向贫困地区迁移，需要有系列优惠政策的支持。当然，政策的实施主要以财政手段为主，以行政手段为辅。笔者认为这些财政支持主要依靠中央财政来实现，根据我国目前的分税制度，一般来讲改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可能依靠地方财政来实现，一方面中央财政在宏观上具有示范导向作用，可以引导社会资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引导城市资源向农村转移，因为“中央政府掌握越多的资金分配，实现均衡的可能性就越大”；另一方面，改变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只有在中央财政才有能力保障相应配套措施的最终贯彻。
四、结语
调控阶层收入分配差距，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发挥财政政策倾斜性支出是实现实际收入水平公平的有力措施之一。政府考虑财政支出效率的同时，通过财政的公平性支出也必将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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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小川.《国家税收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周全林.《税收公平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陳共.《陈共文集》（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纪沫，严焱，陈工文译.《公共财政》.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
[6]徐霜北.《文明演化与政策秩序》.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香港高等教育的公共财政分配 篇4
高增值的服务型经济要求劳动者掌握多种技能, 并能通过不断学习, 适应各种变化。但21世纪初香港市民的受教育水平却不太高, 具有副学位 (1) 及以上学历的只占18%, 远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53%的平均比例[1]。作为缺乏天然资源、人口仅700万的城市, 香港的优势只能建立在全体市民的才干上, 而非少数有幸进入大学的精英。
为了在短时间内培养更多适应高增值服务型经济的人才, 2000年香港政府宣布扩大高等教育规模, 计划十年内使之容纳60%的高中毕业生。2006年, 香港提前超额完成这一目标, 适龄学生参与高等教育的比例提高到66%[2], 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2012/13学年, 香港共有33万人接受各级各类高等教育[3], 占适龄人口的比例超过70%。
一、高等教育发展战略
香港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普及化, 走的是一条“集中政府财力, 鼓励社会参与”的道路。
(一) 集中资源于优势领域
根据特区政府预测, 21世纪初的香港高等教育要实现十年内容纳60%高中毕业生的目标, 需增加48万平方米的教室面积[4], 加上各种教师、教学、行政和后勤支出, 单靠公共财政难以满足。相反, 由于高等教育资源有限, 特区政府更应有效运用公共资金, 按照“择优”原则, 投入少数有卓越表现的高校, 确保其得到适当的资助, 使其在各自的领域里达到国际一流水平[1]。
这里所指的“少数有卓越表现的高校”, 即通过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以下简称教资会) 接受特区政府资助的高校。在香港, 这样的高校共有8所, 即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作为一个非法定团体, 教资会既无法定权, 亦无行政权, 8所高校根据自身的条例和校董会决议高度自主运行。但教资会作为这些高校的拨款机构, 可以借助拨款方式的转变, 影响各校的战略与运作。
为了避免资源的重复分配, 特区政府对8所高校的角色定位各有差异, 有些在教学上更具优势, 有些在研究上更为精深。而且, 虽然个别高校可能在多个学科领域名列前茅, 但总体而言, 不同的高校侧重于不同的学科领域。如此, 香港特区政府便可通过高校间的各展所长和相互配合, 构建一个在教学和研究上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等教育体系。
2004年, 教资会在与8所高校充分讨论的基础上, 发布报告《香港高等教育:共展所长与时俱进》, 明确阐述了8所高校的角色定位[5]。第一, 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提供一系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香港大学的课程范围涉及文学、理学、社会科学、经济和工商管理等, 香港中文大学的课程范围减少了经济学科。两所大学都要从事尖端科研, 在自身专长的研究领域内具备国际竞争力。第二, 香港科技大学也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 范围则重于理学、科技、工程、管理和商学。它虽然也要在自身专长的研究领域内具备国际竞争力, 但不需从事尖端科研, 而以培养科技人才和创业家为主。第三, 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提供的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科课程和少量副学位课程, 并就部分专业学科和应用学科提供研究生层次的教育;研究方面则侧重于应用研究。第四, 香港浸会大学和岭南大学聚焦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科教育, 同时提供部分学科的研究生教育。前者的课程涉及文学、工商管理、中医学、传理、教育、理学和社会科学, 后者主要为文学、商学和社会科学。开展的研究均以教学相长为目标。第五, 香港教育学院面向教师, 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教师培训课程, 从事有助于香港教育发展的研究。
大体而言, 我们可以将第一类高校称为研究型大学, 第二类高校称为研究-教学型大学, 第三类高校为教学-研究型大学, 其余高校则归为教学型大学。其中, 研究-教学型与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区别在于, 前者相对更偏重研究。需要注意的是, 教资会本身可能并不赞同这种分类方法, 因为他认为任何一所大学要想提供好的教学, 都必须以开展研究为基础。所以在它看来, 这8所高校只有角色分工上的区别, 并无层次高低上的差异。事实也是如此, 在2013-2014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的世界大学排名中, 香港各类高校———无论是“研究型”还是“教学型”———都在500强中占有一席之地[6]。在这种择优原则的支配下, 教资会资助高校的新生学额虽从2000/01学年的2.8万名上升到2012/13学年的4.1万名[7], 增幅为46.4%, 但与高等教育整体规模扩大相比, 这种上升极为有限, 因为同期香港各级各类高校的在校生人数从11.6万人[8]增至33.0万人, 增幅高达184.5%。事实上, 教资会在多份报告中都建议, 将政府资助的高校新生学额维持在现有水平, 以免摊薄资源。
(二) 通过社会参与实现多元化
在维持教资会资助高校精英特色的同时, 香港特区政府积极鼓励社会参与高等教育, 大力提供副学位教育, 满足市民多样化的需求。如此, 规模扩大后的高等教育体系中, 本科教育不再独领风骚, 学生可以学习各种时间较短、收费较低、以职业为导向的副学位课程, 自己承担大部分甚至全部教育成本。
过去为了满足人力资源的需求, 教资会资助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办副学位课程。这类接受政府资助的副学位学额, 占了当时副学位总额的大半。高等教育公共经费“择优资助”原则确立以后, 香港特区政府决定主要通过增加副学位招生名额, 实现高等教育的扩张。而此等学额的提供, 主要集中于私营机构, 政府只在相关课程修读人数较少但仍有保存价值, 或成本太高以至私营机构难以开办时才给予资助。在此背景下, 2000/01-2009/10学年, 政府资助的副学位新生学额从6928个增加到10508个, 增幅为51.7%, 自费副学位新生学额则从2621个激增至24441个[9], 增加了8倍多, 占副学位新生总学额的比例从27.4%上升到69.9%, 成为副学位教育的主流。
与副学位教育相同, 香港特区政府还决定将完全通过授课完成学位的授课型研究生教育转为自费形式, 除非相关课程满足上述与副学位教育相同的资助要求。如此, 政府便可将经费集中于少数高校, 投入研究型的研究生教育。
2011/12学年, 特区政府资助的副学位课程在校生和授课型研究生分别占相关类型在校生总数的30.0%和9.3%, 而特区政府资助的本科在校生和研究型研究生占相关类型学生总数的比例, 分别达到67.7%和94.3%[10]。
二、反映角色定位的择优分配
高等教育公共财政的“择优资助”原则, 也突出体现在教资会对8所高校的经费分配中。总体而言, 教育一直是香港特区政府开支中的最大项目, 约占公共开支总额的1/5。2012/13学年, 香港的教育公共开支达778.0亿港元, 占香港的国内生产总值的3.8%, 其中26.3%被投入高等教育[11], 教资会负责分配其中95%以上的经费。教资会向8所高校拨发的经费, 类型多种多样,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三类:一是用于教学的整体补助金, 在2012/13学年教资会负责分配的199.4亿港元中, 大约占110亿港元;二是用于研究的整体补助金, 2012/13学年约为34亿港元[12];三是用于研究的指定用途补助金, 通过多种形式竞争发放。前两类拨款之所以被称为“整体”补助金, 是因为它们虽然依照一定的公式计算而得, 但发放起来以3年为一周期, 整笔拨至各校, 以便其配合不断变化的情况自行使用。高校在获得整体补助金后, 一般也以“整笔预算”的方式分配至各学院。第三类指定用途的补助金, 则拨至各校的专门账户, 专款专用。
在核定各校的拨款数额时, 教资会一方面引入竞争机制, 以反映择优资助的原则, 另一方面力求确保各校严格按照角色定位办学。当然, 不同类型的拨款, 竞争程度有所不同, 但高校只有通过竞争, 表现出自身独有的优势, 不断强化自己独特的角色定位, 才可能获得政府更多的资助。
(一) 用于教学的整体补助金
三年一轮的拨款周期开始之前, 教资会要求各校递交“学术发展建议书”, 结合自身的角色定位, 设计未来3年的规划。“学术发展建议书”中, 最紧要的内容是按学科和层级划分的学生人数, 这是决定用于教学的整体补助金的关键。2012/13学年, 8所高校中, 由政府资助的相当于全日制学生的人数共89923人, 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这两所综合性大学约占40%, 而两校中相当于全日制的研究生人数占8所高校研究生人数的约60%。香港科技大学作为一所研究-教学型大学, 研究生人数虽远低于前两所大学, 却仍大幅高于其他5所高校。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这两所教学-研究型大学偏重于本科教育和副学位教育。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也以本科教育为主, 但规模要小得多 (见表1) 。
注:因四舍五入, 各项之和不一定等于总数数据来源: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统计数字http://cdcf.ugc.edu.hk/cdcf/search Stat Site Report.do.
若将8所高校2012/13学年由政府资助的相当于全日制学生的人数, 按学科进行划分可看出, 各高校侧重的学科门类确实有所不同 (见表2) 。这种学科分布方式, 明显反映了前文的角色定位。与用于研究的拨款相比, 用于教学的整体补助金竞争性不高。这造成高校越来越看重研究表现, 不利于维持高标准的教学质量。自2009年起, 教资会在各高校一年级本科招生名额中, 预留4%-6%作为“优配学额”, 按照高校学术发展建议书的评审结果重新分配。评审过程中, 高校须从战略角度, 检讨其学术发展方向, 找出可以减缩或扩充的课程范围, 订立优先次序。教资会认为, 此举既能加强各高校的角色定位, 又可促进高校提升教学质量[9]。研究生教育阶段, 2012年起的5年内, 50%的研究型研究生学额将按各校历年获得政府研究资助的多寡及在研究评审中的表现等竞争分配[13]。
注:因四舍五入, 各项之和不一定等于相当于全日制学生的总人数数据来源: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统计数字http://cdcf.ugc.edu.hk/cdcf/search Stat Site Report.do.
(二) 用于研究的整体补助金
用于研究的整体补助金的发放, 很大程度上遵循“择优”原则, 因为“香港的研究工作必须集中于某些范畴, 才能汇聚优秀人才和研究实力, 跻身国际领导地位”[9]。所以教资会每隔一段时间, 便对8所高校开展“研究评审”, 并根据评审结果拨发款项。
研究评审中, 各高校以学科为“成本中心”, 根据其研究产出计算“研究指数”, 并与其他高校同学科的成本中心做比较, 判定其相应的学术表现。研究指数的80%取决于高校递交的研究成果, 其余的20%取决于研究投入 (即研究经费是否来自外部竞争性拨款) 和研究价值 (如是否获得奖项或企业合同) 。每名在教资会资助高校全职工作满3年的学术人员, 都要递交4份研究成果, 形式可以是学术论文、专著、会议论文、专利、艺术品、表演记录、录影带、软件或建筑绘图等。根据学科划分的成本中心共包括13个大类和73个亚类, 每个大类都有自己的评审小组。
最近一轮研究评审于2006年举行,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这3所以研究为主导的高校研究指数最高 (见表3) , 同时, 各校也有自己的研究专长。总体而言, 香港在自然科学、医学及卫生科学、生物学和工程学方面, 已达到国际卓越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 研究指数的高低并不完全等同于研究水平的高低。如根据2013-2014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的世界大学排名, 香港大学的医学院在亚洲各大学的临床医学、基础医学与卫生学中排名第4, 但其医学及卫生科学的研究指数却低于香港浸会大学。这是因为评审小组在评价研究成果时, 还要参考各校的“研究战略声明”。在这份声明中, 高校根据其角色定位, 陈述自己的研究愿景、优势和未来的长期规划。所以研究指数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各校不同的角色定位。
(三) 用于研究的指定用途补助金
用于研究的整体补助金大多被用来购买研究所需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 而用于研究的指定用途补助金则主要资助高校学术人员开展各项研究, 完全通过竞争形式发放, 更能反映教资会“择优资助”原则。用于研究的指定用途补助金主要分为四种。
数据来源: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http://www.ugc.edu.hk/big5/ugc/publication/press/2007/pr02032007.htm.
第一种是设立于2009/10学年的知识转移活动补助金, 用于申请专利、开展宣传、成立公司等知识转移活动。该补助金每年总额5000万港元, 高校须同时拨发资金加以配对。高校所获知识转移活动补助金的多寡, 一方面取决于其研究的活跃程度, 所以2012/13学年, 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这两所研究型大学, 获得了超过半数的知识转移活动补助金;另一方面, 高校与工商界的联系也至关重要, 所以强调应用型研究的香港理工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获得的资金, 超过或接近研究-教学型的香港科技大学 (见图1) 。
数据来源: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统计数字http://cdcf.ugc.edu.hk/cdcf/search Stat Site Report.do.
第二种是“主题研究计划”。该计划启动于2010年, 资助各种研究期限较长、战略上有助于香港发展的研究, 每年资助金额约2亿港元。2012/13学年, 香港大学获得5200万港元的拨款, 占拨款总数的46.1%, 在8所高校中独占鳌头。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获得的资助接近总额的一半, 其中, 后者因角色定位更加本土化, 更贴合该计划的旨趣, 获得资助额大幅超过前者。岭南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则分文未得 (见图2) 。
第三种是“卓越学科领域计划”, 旨在推动各校立足于已有的研究基础, 对获得国际认同的学科领域, 投放更多资源, 以跻身世界学术翘楚之列。1998年, 首轮“卓越学科领域计划”启动, 8所高校共递交41份申请。最后, 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各成功申请一个项目, 两者又与香港科技大学成功申请了一个联合项目, 3个项目共获得为期5年的1.26亿元的资助。也就是说, 3个项目均由以研究为主导的大学获得。项目涉及的主题包括经济与企业策略、植物与真菌生物科技, 以及信息科技[14]。至2012/13学年, 在教资会推行的六轮“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中, 共有18个学科领域共获得9.49亿港元资助, 除上述的3个学科领域外, 主要涉及医学、生物科技、海洋科技、分子材料和电子器件模型与模拟等, 与香港的优势研究领域相一致 (见表3) 。这些研究计划均由上述3所大学领衔, 协同其他高校共同开展[1]。
第四种是资助优秀研究项目的“优配研究金”。2012/13学年, 770个研究项目共获得5.24亿港元资助[15], 每个项目的平均资助力度超过68万港元 (见表4) 。“优配研究金”竞争性较高, 而且随着择优资助原则的确立, 近年来的角逐更为激烈。2001/02-2011/12学年, 8所高校提出的研究申请从1630个增加到2378个, 但立项率却从43%降至32%。就各高校立项数占立项总数的比例而言 (见表5) , 2011/12学年, 以研究见长的香港大学的相应比例逐年提高, 目前占立项总数的份额超过1/4。同为研究型大学的香港中文大学以及研究-教学型的香港科技大学的立项数, 各占立项总数的约20%。若将这3所高校的项目数相加, 则占立项总数的2/3。专注于应用研究的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 立项数各占立项总数的约12%和14%。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作为以教学为主旨的高校, 立项数合计约占立项总数的7%。这种项目分布方式, 符合教资会对各校的角色定位。
数据来源: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统计数字http://cdcf.ugc.edu.hk/cdcf/search Stat Site Report.do.
数据来源:香港研究资助局, http://www.ugc.edu.hk/chs/doc/chs_rgc/publication/annual/rgc_ar2012_sc.pdf.
就研究经费的学科分布而言 (见表4) , 首先, 2012/13学年中, 生物及医学、工程学和自然科学获得的拨款最多, 前两者分别占总额的近30%, 后者约占20%, 反应了香港的学科优势所在。其次, 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各获得了约占总额30%的资金, 彰显了这两所大学注重研究的特色。再次, 8所高校各有侧重。例如, 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偏重生物及医学, 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以工程学见长, 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教育学院着重开展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 说明教资会的角色定位对8所高校具有较强的指引。
注:括号中数字为各高校立项数占当年立项总数的比例。数据来源: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统计数字http://cdcf.ugc.edu.hk/cdcf/stat Entry.do?language=SC.
三、几点思考
首先, 香港的高等教育公共经费, 主要用于教资会辖下的8所高校。为了让这8所高校无论在教学还是研究上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香港特区政府投放了大量资源。2003/04-2012/13学年, 教资会拨发的经费总额从114.9亿港元增至199.4亿港元, 增幅高达73.5%。因此, 香港高校在人员聘用、设备改善、基础建设和服务提升等方面拥有较大的运作空间。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过程中, 香港特区政府虽然投入颇多, 但更多依靠社会的广泛参与。特区政府遵循择优原则, 将公共财政资助的学额控制在有限范围内, 全力发展潜力最大的高校和学生, 而保障其余学生的受教育权利, 则多由私营部门承担。总体而言, 副学位和授课型研究生教育以学生自费为主, 政府着力投入本科教育, 满足学生基本的学历需求, 同时大力资助研究型研究生教育, 为高增值的服务型经济塑造人才。在此政策主导下,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 香港特区政府和纳税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 分担的成本不算太多[16]。与此同时, 政府也期望通过私营部门的参与, 使香港的高等教育变得更为多元。
在鼓励私营部门积极参与的同时, 香港特区政府利用从副学位教育和授课型研究生教育中节省的经费, 加上其他财政投入, 为接受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学生提供多种资助, 除面向贫困学生的助学金和贷款之外, 还有车费补贴及覆盖所有学生的学费贷款。2012/13学年, 香港特区政府共向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发放资助39.3亿港元 (1) , 相当于当年政府高等教育拨款总额的1/5, 从而在公共财政投放相对集中的同时, 推进了高等教育公平。
其次, 香港地域有限, 高校数量不多, 只有善用择优原则, 对高校分层分类, 使其在各自擅长的领域中尽力发挥, 方可形成一个优势互补的高等教育体系。为此, 教资会在与高校充分协商的基础上, 为各校订立了角色定位, 并在诸多报告中反复强调, 这一角色定位短期内不会变化。教资会相信, “根据这个方式发展高等教育体系, 最终将更有利香港的整体发展” (1) 。
分配高等教育的公共资金时, 教资会将其划分为两类:用于教学的经费和用于研究的经费。前者根据各校以角色定位为基础的“学术发展建议书”, 拟定不同学科各层级学生的名额;后者一部分按各校的“研究战略声明”及相应的“研究指数”分发, 另一部分在各校的教学人员中竞争分配。无论哪类, 学生数量多、研究能力强的高校, 总能占有更有利的地位。2012/13学年教资会拨发的资金中, 香港大学占23.8%, 香港中文大学占23.5%, 香港理工大学占17.5%, 香港科技大学占12%, 香港城市大学占10.8%, 香港浸会大学占6.7%, 香港教育学院占3.5%, 岭南大学占2.2%。正是因为这样的大力投入, 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这两所高校才能聚集最优秀的人才, 配备最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设施, 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 并在世界大学排名中取得佳绩。
最后, 用于教学和研究的整体补助金是香港高校经费的主要来源。虽然其总额按公式计算得出, 却以3年为周期整笔下拨, 以便发挥高校在经费使用上的自主权, 以便高校及时应对各种新的机遇和挑战。
基本公共卫生资金分配方案 篇5
资金分配以及奖惩制度
（试行）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公共卫生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自2009年启动以来，我镇辖区范围内得到了普遍开展，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为进一步规范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促进全镇各村室卫生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结合我镇公共卫生工作实际情况，依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项目服务规范》及市、区《公共卫生资金分配方案》、《绩效考核办法》。经我院公卫办研究，制定了一套包括12项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内容的《绩效考核办法》。对各村室全面工作每季度考核一次，年终进行总评。并依照本办法制定公共卫生服务资金发放标准如下：
资金补助=全镇补助总金额÷全镇总人口数×村服务人口数×考核得分百分比
奖惩如下：
一、每次考核评比后三名者罚款依次为200元、400元、600元
所罚资金依次奖励给前三名村室。
二、全年拿出总资金的10%作为年终优秀村室及先进个人奖励。
三、实施方案中扣除的部分补助资金直接计算到个人。
注：
1、考核满分为100分。
2、村服务人口数为实际体检数，只有个人信息的不计入其内。
3、每次考核暂扣资金，与再次考核满意后给予补发，否则纳入总资金统一管理。
xx中心卫生院
财政政策与当前工资分配格局改善 篇6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然而,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 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收入分配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安排。正如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1848) 所言:“财富生产的法则和条件具有自然真理的性质……财富的分配不是如此。这是一件只和人类制度有关的事情……要取决于社会的法律和习惯。”从分配次序来看, 收入分配一般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有人将社会慈善称为“第三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市场发挥作用的基础性分配, 根据各生产要素在财富形成中的贡献及效率对社会在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财富进行分配。再分配是政府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 通过财税措施对收入分配的某些环节进行调整和修正, 完善收入分配格局。虽然再分配作用重大, 但它无法改变初次分配奠定的基本格局。从当前中国国情来看, 缩小收入差距的当务之急是改革初次分配环节。
财政政策不仅能直接干预再分配, 而且对初次分配也能产生引导作用。合理的财政政策是调节初次分配、改善当前工资分配格局的重要政策工具。目前, 中国已是全球第二经济大国, 且财政收入增速多年大幅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公共财政积累了较大财力。以2011年为例,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 比上年增长9.2%, 全年公共财政收入103740亿元, 增长24.8%。快速增强的财政实力为政府完善公共服务职能, 加强宏观调控能力提供了保障。财政政策应该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本文试图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财政政策, 改善当前工资分配格局,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二、工资形成机制的理论分析
古典学派认为工资取决于劳动需求和生活资料价格两方面因素。亚当·斯密 (1776) 指出:“劳动的货币价格, 必然受两种情况的支配:其一, 是对劳动的需求;其二, 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大卫·李嘉图把工资归结为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把工资学说与劳动价值论联系起来。马克思 (1865) 在此基础上, 提出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 “劳动力的价值, 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其核心思想是按劳分配, 同时强调劳动报酬也遵循价值规律, 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波动。
新古典学派用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供求均衡论解释完全竞争条件下工资的形成。边际学派认为劳动和资本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它们各自的产品价值, 同时也就决定了它们各自所取得的收入, 劳动的报酬即工资等于雇主雇佣的最后那个工人所增加的产出。马歇尔把工资看作劳动这个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 即劳动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均衡的价格, 工资水平的决定是生产要素供给和需求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
凯恩斯主义继承者提出“效率工资”理论, 认为劳动生产率依赖于厂商支付给工人的工资, 厂商为提高效率而增加工资, 造成市场无法出清, 出现失业。新制度学派强调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 认为信息不完全、市场分割、歧视和习惯等制度因素在工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随着劳动力市场双方组织力量的成长, 在非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上, 工资不再由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竞争来决定, 而是通过劳资双方的集体谈判来决定, 谈判的结果取决于双方各自的谈判技巧和谈判力量。
综上所述, 作为劳动力商品价格的工资, 其决定的原因是复杂的。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约束条件造成工资形成机制的差异。总的来看, 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水平的下限, 市场竞争、企业激励形式、政治体制、风俗习惯等因素都影响工资形成。
三、我国当前工资分配格局
从我国当前国情来看, 劳动力价值、供求、制度、技术等因素共同作用, 造成了三个劳动群体不同的“金字塔”式工资分配格局。
(一) 垄断型国有企业工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国有企业逐步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分配机制。在“国退民进”的大趋势下, 民间资本投资门槛不断降低, 但仍有一些行业处在国有经济垄断之下, 如电信、石油、电网、电力、烟草等。国有垄断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国计民生, 在理论上应该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 而非部门利益最大化。然而现实中我国垄断型国有企业凭借卖方强势地位大量攫取消费者剩余, 获得巨额利润。以此为基础, 根据“工效挂钩”的分配政策, 垄断型国有企业员工自然获得高工资。截至2012年, 我国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最高为15%, 大部分利润留在企业内部。一些垄断型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手段限制资本与劳动力自由流动, 使企业内部独占高工资。一些地方甚至在电力、烟草行业形成家族世袭现象。另外, 政策优惠、金融支持、巨额补贴也助长了垄断型国有企业高工资。
(二) 竞争型国有企业、非国有大型企业工资形成
一般竞争性国有企业和非国有大型企业职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一般工资水平。这类企业所在领域资本可以自由流动, 通常面临较为激烈的市场竞争, 员工工资主要取决于企业业绩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国有企业中的中国建筑、民营企业中的大商集团、股份制企业中的TCL集团等属于这类企业。通过多年发展, 这类企业多数已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形成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和企业竞争力。在市场竞争中, 这类企业依靠自身提供的良好产品和服务获得一般利润甚至超过同行其他企业的超额利润, 员工也获得较高工资。另外, 这类企业通常会根据凯恩斯主义“效率工资”理论采用股权激励等手段激励员工, 调动员工积极性, 因此员工可以在工资之外分享企业利润, 获得较高报酬。
(三) 非国有中小型企业、农民工群体工资形成
非国有中小型企业、农民工群体由于过度竞争、无议价权等原因处在“金字塔”式工资分配格局的最底层, 形成低工资。一方面, 非国有中小企业面临十分激烈的市场竞争, 企业实力较弱, 融资困难, 利润较低, 员工工资水平也较低;另一方面, 在非国有中小企业就业的员工处于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整体形势进一步压低工资。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 截至2011年底, 我国农民工数量达2.5亿人, 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6亿。中国还未到达“刘易斯拐点”, 所谓“民工荒”只是结构性的, 很多农民工不愿就业正是出于对低工资的不满。另外, 中小企业工人组织程度低, 而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目前尚无代表自身利益的劳方组织, 因此与资方相比处于劣势地位。集体谈判制度缺失、无劳动力议价权强化了非国有中小型企业、农民工群体低工资的不利地位。
综上所述, 我国当前“金字塔”式工资分配格局如图1所示。
四、发挥财政政策在改善当前工资分配格局中的积极作用
结合当前宏观经济和财政形势, 为改善工资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差距, 财政政策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作用。
(一) 结构性减税优先支持中小企业和民间投资
中小企业是民间投资的主体, 承担80%左右的就业, 是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而它们竞争激烈、利润微薄, 在工资分配中处于劣势。作为当前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 结构性减税在推行过程中要优先支持民间投资和中小企业。在增值税转型改革的背景下, 一是要落实各种已出台减税政策, 规范征税程序, 减少税务人员自由裁量和寻租空间;二是要实施多样化减税政策, 在营业税改增值税基础上, 采取降低税率、再投资退税等多种优惠;三是对科技创新型、节能环保型中小企业直接减免税费, 支持其转型升级, 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贡献力量。四是对小微企业、家庭创业免征所得税, 扶持它们成长壮大, 培养未来税基。
(二) 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契机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
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有利于机会均等, 缩小工资差距。由于户籍制度、行业垄断等原因, 劳动力市场被人为分割, 市场信息不能被充分传递。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在于户籍背后绑定各种福利, 本质是公共服务不均等。目前我国城乡、区域、人群间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差异非常明显, 社会福利碎片化, 劳动力流动受到限制。“十二五”时期, 我国将在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险、社会服务、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这八个领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此为契机, 要逐步实现居民在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 允许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同时, 加快垄断行业改革, 逐步放宽民间资本投资限制, 破除垄断特权, 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工资形成机制。
(三) 个人所得税应偏重资本和财产性收入而非工资收入
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功能是调节收入分配, 在理论上应向高收入者多征税, 向中低收入者少征甚至不征税。以美国为例, 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纳税额占个人所得税总额的60%以上。而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结构与发达国家明显不同, 50%以上税额来自工薪阶层, 个人所得税更像工资税, 违背税制设计初衷。与工资差距相比, 我国资本和财产性收入差距更大, 多数低收入者只能依靠工资生活。针对国情, 个人所得税要进一步改革, 征税重点是资本和财产性收入, 而非工资收入, 尤其是资本市场收益、房产收入等, 让高收入者真正成为纳税主体。
(四) 以改善民生为导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 财政支出有不同的重点。“十二五”规划建议曾指出, 在当代中国, 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 就是坚持科学发展, 更加注重以人为本, 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要以改善民生为导向, 限制行政性支出、建设性支出, 强化政府公共职能, 增加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保障、就业服务等公共服务支出。在财政收入连年增长的形势下, 新增加的财政收入要更多用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摘要：财政政策不仅能直接干预再分配, 而且对初次分配也产生引导作用。由于各种原因, 目前我国初次分配形成三个劳动群体“金字塔”式工资分配格局:垄断型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利润获取高工资, 竞争型国有企业、非国有大型企业依靠市场竞争获取一般水平工资, 非国有中小型企业、农民工群体由于过度竞争、无议价权形成低工资。通过结构性减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个人所得税改革、优化支出结构等契机, 财政政策可为改善当前工资分配格局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财政政策,初次分配,工资分配格局
参考文献
[1]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 (上卷)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
财政资金分配 篇7
(一) 我国不同区域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整体经济保持高速发展, 但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导致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从城镇居民的情况看, 中部、东北地区城镇居民年可支配收入基本相当, 西部地区略低, 但都落后于东部地区。2009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约为西部地区的1.47倍。从农村居民的情况看, 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大大高于其他地区,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最低。2009年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约为西部地区的1.87倍。农村居民区域间收入差距问题比较明显。
(二) 不同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行业间的竞争加剧, 特别是由于国有行业垄断的影响, 使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开始渐渐拉大, 尤其是一些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职工工资较高。近年来石油、电力、金融证券、航空、通讯、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都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有人说, 一个收电费的一年都能挣十几万, 而农、林、牧、渔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高效益的行业有能力为员工提供企业年金、住房公积金、补充医疗保险、特殊津贴等福利, 并且其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更高, 这更加拉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三)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1.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扩大。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 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数提高得缓慢, 年均增长率下降幅度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逐步拉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 虽然城乡居民绝对收入额迅速提高, 但绝对收入差距迅速拉开、相对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很大, 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9 109元, 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5 919元。
2.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反映的差距。
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 一般随居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都有所下降, 但是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还是高于城镇居民, 说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与城镇居民仍有所差距。
(四) 居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中国城乡居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从城镇居民家庭情况看, 2007—2009年最高10%收入组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最低10%收入组的8.74倍、8.82倍、8.91倍。从农村居民家庭情况看, 2007—2009年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分别为低收入户的7.27倍、7.53倍、7.95倍。由此可以看出, 居民内部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间收入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 又会造成其对教育文化、医疗保健、交通通信等项目的消费水平差异, 从而引发“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
二、运用财政支出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财政具有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三大职能。财政应积极承担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责任。首先, 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 并与工资分配、价格分配都有着密切联系, 发挥财政促进居民收入合理分配的作用, 是财政本质所决定的。其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职能是财政的主要职能, 财政通过对社会产品的再分配来调整社会各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 最终实现社会共同富裕。最后, 财政支出的重要原则是公平原则, 政府可以通过调节财政支出对象及结构, 均衡地照顾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实现社会的相对公平, 促进社会财富分配的相对合理。在调节居民收入公平分配的问题上, 财政主要可以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发挥作用, 运用财政支出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三、调整财政支出政策, 促进居民收入合理分配
我国现行财政支出政策存在很多问题。如财政社会性支出规模有限, 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比重较低并主要流向了城镇居民;政府在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下岗职工生活保障、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城农民工相关保险等方面的功能有所缺失。卫生事业支出也亟待加强, 改革开放以来, 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很容易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偏低, 且支出结构不合理, 城乡之间的公共产品供给不均衡, 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不能满足需求,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基础薄弱。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不科学, 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从税收返还方面看, 中央对地方上划的税收按基期年如数返还, 并逐年递增, 实质上是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收入能力弱的地区得到的返还额依旧很少, 起不到均衡地区财力的作用。中国在中央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拨款方面, 有条件的拨款往往多于无条件的拨款, 往往要求地方政府拿出配套资金。中西部贫穷落后地区难以拿出配套资金, 就难以得到中央政府的拨款, 导致区域经济差距扩大。因上述原因, 我国现行财政支出政策必须做以下调整, 来缩小居民各种收入差距。
(一) 加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和监管,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我国随着经济高速发展, 财政收入越来越多, 财政支出规模越来越大, 财政收入超GDP增长,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 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0万亿元以上, 加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和监管,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就成了一个大问题。现实中财政资金浪费现象比比皆是, 例如人浮于事效率低, 公款大吃大喝, 滥发奖金, 公车私用, 公费旅游, 建豪华办公楼, 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甚至贪污腐化等, 损害了政府形象, 浪费了财政资金, 减少了财政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因此要加强行政事业等支出绩效评价和监管, 精简人员, 减少财政性经济建设支出, 防止产能进一步过剩, 将省下的资金用于民生支出, 同时也要加强对财政民生支出监管, 防止挪用和截留等现象, 使有限的资金确实用于提高居民收入和缩小收入差距上。
(二) 增加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1.发展农村经济, 增加财政支农补贴的力度, 促进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的根本动力在于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应在立足村情的基础上, 积极寻求农村的自然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潜力, 培育和扩大主导产业, 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高效农业等现代农业生产方式, 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应进一步完善粮食生产直接补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综合补贴等财政补贴形式, 提高扶贫开发水平。
2.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首先, 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支出的形式, 加大对民间资本的吸引, 形成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体制。其次, 加大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力度, 全面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的生活费补助政策, 改善教师工资待遇。最后,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发展农村公共卫生事业。通过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积极探索科学规范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运作方式, 提高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水平。
(三)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
1.优先发展教育投入机制, 努力实现全社会教育公平。
保证财政对教育事业投入的资金增长机制, 尽快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进一步落实免除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政策, 支持解决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就学问题。加强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支持职业教育发展, 重点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事业。
2.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居民应对风险能力。
一是建立可持续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探索新型资金筹集模式, 进一步提高退休人员工资, 防止养老保险基金空账运行的弊端。二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健全社会救济和救助体系。三是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 加大城乡医疗救助支持力度,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四是完善失业保险制度, 扩大失业保险的范围和补助标准, 积极开展补充保险和倡导商业保险。
3.运用财政政策, 积极促进就业与再就业。
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支出政策, 一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吸纳就业, 另一方面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工作, 鼓励自主创业。重点做好就业困难人群、零就业家庭和受灾地区劳动力就业的帮扶工作, 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给予政策扶持。
(四)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1.明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 科学确定有条件转移支付中对配套资金的要求, 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应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 中央政府承担全国性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支出, 地方政府承担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具有跨地区“外溢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责任, 分清主次责任, 由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按照一定比例共同承担。属于中央事权的项目, 由中央财政承担配套资金。对属于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的项目, 应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确定不同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额。对属于地方事权的项目, 为了鼓励地方推进工作, 中央财政因地制宜给以不同的奖励与补助。
2.优化转移支付结构, 强化转移支付的均等化作用。首先, 适当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 尽量将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乡财政奖补资金、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转移支付形式整合到统一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 并科学确定标准财政支出与收入。其次, 规范和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进行清理整合, 减少立项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使专项转移支付能够体现民主、公开、透明、时效性的特点。最后, 逐步取消税收返还制度。税收返还制度不能体现均等化的目标, 不能起到均衡地区财力的作用, 所以可以将其整合到一般性转移支付中, 促进中国转移支付结构优化。
3.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应向中西部地区和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欠发达地区倾斜, 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在对这些区域进行资金支持时, 应着重关注对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等项目的补助, 提高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居民生活水平, 缩小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
摘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高速发展, 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方面却存在着城乡间、居民内部不同群体间、区域间、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 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安定。我国必须调整财政支出政策, 积极运用财政支出的各种手段, 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 缩小各种居民收入差距, 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居民收入分配,财政支出,转移支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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