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毒在中国的蔓延

2024-08-31

梅毒在中国的蔓延(精选4篇)

梅毒在中国的蔓延 篇1

一、传销概论

“传销”来自英文Multi-Level Marketing一词, 可直译为“多层次营销”。其基本理念是:企业利用一连串独立的直销商将商品零售出去, 每一位直销商除了可获得零售利润外, 还可通过自己所推荐、训练而建立的销售网来销售企业产品, 以获得差额利润。

目前中国所称传销是一种非法行为, 是“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 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 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 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 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 骗取财物, 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行为”。

二、传销在中国农村的蔓延方式分析

根据社会学的功能性划分标准, 可以将传销人员分为四类:组织者、领导者、积极分子以及参加者。如果将传销体系比作金字塔, 那么组织、领导者处于塔尖, 这两类人员的特性是人数少, 对传销本质认识透彻, 能力较强, 能够掌控传销活动的运作, 以传销为营利工具;积极分子则是居于中层, 这类人员对传销性质的认识程度差异较大, 也不具有掌控整个传销体系的能力, 特性在于他们痴迷于传销致富的“神话”, 是传销的忠实支持者与“中坚力量”。一个传销组织必须依赖数量众多的积极分子的宣传和发展才能得以生存;参加者位于塔底位置, 损失最大, 数量最多, 但是受蒙蔽程度低, 教育改正机会大, 后遗症较小。

(1) 农村自行发起的传销活动较少。传销是从城市延伸至农村, 大多数传销案例中农村只是传销组织的一个发展领域, 而不是它的起源地。即使后来有些案例是由农民自行在农村发起, 但是整个传销的运行和操作理念也完全是沿袭早期的城市传销模式, 没有太大的变化。 (2) 参加传销的农民中, 积极分子占相当大的比重。挣扎在求富无门与不满生活水平低下的矛盾中的农民更容易被传销的“一夜暴富”, “辛苦几年, 幸福一辈子”等说法所蒙蔽, 因而会出现一些农民在传销组织被强行解散后, 仍然到处寻找其他传销组织以致富的现象。另外受限于知识水平, 他们难以认清传销真面目, 而是认为自己搞传销“没偷没抢”, 是正当的赚钱, 于是还出现了有些村干部发动全村农民一起搞传销, 发财致富的现象。所以目前中国农村传销的主要蔓延方式是在农村大力发展积极分子, 然后依靠积极分子, 带动传销组织在农村的发展。

三、传销积极分子入罪的必要性分析

(一) 传销积极分子以个人利益至上, 不择手段的敛财行为对中国农村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1.危害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 (1) 传染速度快, 牵涉范围广。在中国农村的“熟人社会”中, 以家庭伦理为纽带组建的信任圈是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流的主要途径。农民作为传销积极分子更易在他所处交际圈推广传销, 这些理念也更易被接受, 而一旦某个交际圈的成员受到传销“污染”, 则会很快扩散到其他交际圈, 让人防不胜防。正如宁夏农民丁玉忠所说:“真没想到, 我的两个哥哥参加了非法传销组织后, 连亲弟弟都不放过!” (2) 负面影响大, 难以回归本土社会。这些农民传销积极分子破坏正常人际交往活动后, 难以再获信任, 无法融入原有的生活环境, 然而受文化、素质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又很难融入城市生活。

2.危害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1) 对外出务工人员的经济影响。传销组织针对农民工这种急于摆脱艰苦的生活而又求富无门的尴尬境地, 大肆宣扬传销的快速致富性, 欺骗农民工加入传销组织。这些农民工不但放弃了得之不易的工作, 而且在诱骗下将积蓄投入传销致富的谎言中, 最终一无所有。 (2) 对留守人员的经济影响。受返乡农民工暴富的言传故事所影响, 留守农民难以认清传销的真实面目, 加之利益的驱动, 放弃农业生产而加入传销组织的大有人在。丧失了收入, 使得原本就困窘的生活更为艰难。 (3) 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主要是由外出务工收入和留守人员的劳动收入构成。现在农村经济的发展资源不但被传销组织侵吞, 还要为因传销而贫穷的农民的生存埋单, 可谓是压力重重。

3.危害中国农村的传统道德体系。 (1) 对信任观的破坏。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 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对普通农民来说, 他们更容易相信亲朋好友之间交流的信息, 因为他们相信:“熟人”不会欺骗自己, 与“熟人”合作风险更小, “熟人”间的情谊会让自己更加稳妥地获得应得利益。而传销积极分子的“杀熟”行为严重亵渎了这种朴素的信任观, 这种损害难以弥补。 (2) 对价值观的破坏。传销积极分子的私利至上、不择手段、金钱至上的观念, 与传统的互惠互利、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的精神背道而驰。

综上, 这些积极分子的“杀熟”行为对中国农村经济文化、道德观念等造成了严重损害, 值得我们重视, 如果处理不好, 则会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隐患。

(二) 对传销积极分子的现有处理方式

目前, 中国对传销人员在传销活动中的违法犯罪行为直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但是对传销积极分子这种传销身份的处理态度比较模糊, 没有统一的处理标准。而各地的处理方法主要分为两种, 一是行政惩罚, 二是教育遣返, 区分标准是根据积极分子的获利情况以及活动情节。行政惩罚主要是罚款和拘留, 而这两者对于传销积极分子来说威慑力和约束力显得不足。教育遣返对普通参加者较为适用, 对不择手段求富的积极分子来说效果甚微。因而出现了许多积极分子在被遣返后又悄悄加入其他传销组织的现象, 这也是传销禁而难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传销积极分子入罪的刑事理论依据

1.刑法具有保障性功能。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问题, 常规手段无法解决时, 刑法就是最后手段, 是最后的保障。传销问题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 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经过上文分析, 传销积极分子对传销在农村的蔓延起着关键作用, 他们对农村的危害不亚于源头的组织领导者。而现有处理方式的不足, 又使得传销积极分子具有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宣扬传销的更好借口, 使得农村传销难以得到控制。组织、领导传销罪的设立, 明确表示了中国刑法已经对传销进行干预, 而此罪更多地是针对传销在城市中的危害后果, 而对农村传销的危害性没有足够的重视。

2.刑法具有行为指引性。刑法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最强的指引性, 尤其是否定意义。根据经济学的观点, 人们通常关注的是行为后果, 并以此衡量行为的风险性。传销积极分子之所以在法律明确规定了传销是非法活动后还有恃无恐地转战各地, 正是因为这种行为后果让他们可以接受, 成本太低。现在刑法可以否定了传销的组织领导者, 但是对积极分子的“暧昧”态度, 会让他们无法放弃传销致富的诱惑。即使解散了他们, 但他们会寻找机会, 再次拥立另一个组织领导者成为传销一霸。并且传销积极分子极可能“裂变”为新生力量, 当他完全熟悉了传销的操作理念和程序后, 为了发财, 就会“占山为王”。如果不及早使用刑事手段否定和指引传销积极分子的行为, “裂变”后才考虑到刑法的价值, 成本太大。

目前中国打击传销犯罪的措施主要是在城市传销危害深重的背景下制定的, 对传销从城市延伸至农村的趋势以及传销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危害程度没有充分认识, 从而遗漏了对传销积极分子的刑事处理, 不利于对农村传销的打击和控制。当然仅凭刑事制裁是难以根除传销积极分子的存在, 我们更多地是看重刑法对传销积极分子行为的否定意义。而传销积极分子观念的转变以及农村传销的真正消失不仅需要法律法规等强制手段, 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对传销危害性的宣传力度, 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 消除暴富观念, 才能真正从思想上根除传销的引子。

摘要:传销凭借数量众多的积极参加者在中国农村大为肆虐, 不仅危害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还严重腐蚀着传统乡村社会道德体系, 隐患重重。而目前对传销的打击手段不能有效约束这些积极分子, 不利于遏制传销在农村的蔓延, 因而应根据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考量传销积极分子入罪的必要性问题。

关键词:农村,传销积极分子,入罪

中国城市蔓延问题分析 篇2

中国目前共有655个城市, 其中地级市 (含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地级市, 下同) 共287个, 县级市368个。因为中国的城市是在行政单位意义上确定的, 一般情况下其行政管理区域面积不变, 但其行政管理区域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区域, 因而普遍采用建成区面积表示其城市的有效区域更为准确。地级市承载了最大量的城市人口, 仅2007年居住地级市市区的人口达到3.72亿人, 约占全国人口的28.12%。根据Sierra Club关于城市蔓延的报告, 当城市土地消费增速超过人口增长速度时, 即人口密度下降时, 便存在城市蔓延。考察中国地级市1994年~2007年人口密度变化情况, 得到地级市的人口密度呈现明显的逐步下降趋势。在这段时期内, 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人口增速, 因而也存在明显的城市蔓延现象。

具体考察不同地区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的变动情况。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动和其他因素影响, 部分城市数据在相邻年份差异很大。因而通过1994年和2007年的某个城市数据计算长期年平均增长率, 再对不同地区范围内的城市取平均值, 得到结果如下表。如表中所示, 全国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57%, 市区人口年均增速为2.44%, 市区非农人口增速为3.37%。分地区来看, 东部地区的建成区面积、市区人口和市区非农人口年均增速最快, 其次是西部地区的城市, 中部城市最低。不同地区间建成区面积的年均增速与市区人口年均增速之间的差异不大。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5-2008年, 经计算得到。

Draper于1937年首先提出城市蔓延的概念, 此后城市经济学家便着手研究城市发展和蔓延的原因。最先提出了经典的单中心城市发展模型 (Alonso-Muth-Mills Model, 简称为A-M-M Model) 。Henderson和Mitra在此单中心模型的基础上发展了多中心模型, 并由Glaeser等加以完善。多中心城市发展模型同样强调交通成本下降对城市增长的促进作用, 但其与机理单中心模型描述的不同。多中心模型认为交通成本的下降使得建造一个城市次中心的固定成本降低, 从而通过增加次中心的数量使得城市向外扩张发展。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期, 政府土地政策对城市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各个城市均大力开发和建设各类开发区, 以较低的成本征用土地, 用于城市经济发展, 出现了很多滥用土地、违规操作的问题。各级政府设立的开发区的种类复杂、数量繁多。根据国土资源部网站公布的数据, 截止2006年, 全国共有1568个国家级和省级的开发区, 占地953268公顷。其中国家级开发区共有222个, 省级开发区1346个, 平均每个地级市拥有的开发区占地约3441公顷。这种注重开发区建设的土地使用政策, 对我国城市的发展产生及其重大的影响。

西方学者普遍认同城市蔓延所表现出的各种问题在国内都已明显出现, 如土地的低效利用、扩展形态的无序、蛙跳式发展、交通拥挤以及开敞空间的损耗等, 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 加大了居民的出行成本, 还对城市的健康发展构成潜在阻碍。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以及城市化进程的高速推进关键时期, 加之国内的各项制度安排与西方差异很大, 必然导致城市蔓延现象的表现、机理等都极富中国特色, 该项研究的进行就显得非常必要。

城市增长和蔓延是全球普遍存在的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进行城市化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何做到控制大中城市蔓延发展的态势, 而实现紧凑型增长 (compact growth) 或精明增长 (smart growth) , 对于当前的中国至关重要。因而, 转变目前土地征用政策, 加快土地转让的市场化进度, 提高土地的使用成本, 从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等, 城市化、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 2009 (10) :4-21

[2]Sierra Club, Sierra Club report on Sprawl[EB], San Francisco, CA, 1999.

[3]Henderson, V.and A.Mitra, The new urban landscape:Developers and edge cities[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Economics, 1996.26 (6) :613-643.

梅毒在中国的蔓延 篇3

在今天, 众多机构的金融部门, 甚至其他部门仍然面临着攻击者利用各种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以下简称“DDo S”) 和数据泄露的敲诈勒索。

攻击者采取的策略非常简单:他们攻击某一公司的网站, 进而阻止用户访问;或是通过入侵公司网络, 劫持雇员和客户的敏感信息, 并向公司发出数据泄露的警告。攻击者通常要求公司付款, 以叫停攻击或删除数据。

美联邦调查局 (以下简称“F BI”) 纽约办事处网络部代理助理查德·雅各布斯 (Richard Jacobs) 引用市场观察的报告称, 今年4月, 攻击者借助D D o S向包括部分大型银行和证券公司在内的10 0多家金融机构发起勒索。此外, 当局仍发现了大量勒索行为。据相关报道, 部分机构因攻击已损失了数千万美元。FBI则表示, 即便攻击者只是口头说说并没有掌握实质资料, 一些受害者还是会如数付款。如此一来, 将会导致攻击者向受害者勒索更大的数额。“通常情况下, 一旦犯罪团体发现受害者并无付款意向, 他们就会撤走。然而, 这并不能担保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雅各布斯说道。

攻击呈现上升势头

DDo S并不是新型网络犯罪渠道。执法部门专家一直向相关机构发出警告:切勿答应攻击者的要求。

“攻击型勒索由来已久, ”BH咨询都柏林总部信息安全专家兼欧洲刑警组织网络安全顾问布莱恩·霍南 (Brian Honan) 表示,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早期, 该类型攻击曾兴盛一时。今日, 它和犯罪分子卷土重来, 并在美国和欧洲呈上升势头。某种程度上而言, 勒索之势的重启和蔓延已增强了DDo S按需服务的可用性和易用性。”

“要发动DDo S攻击并不难, 可如今的攻击越来越有组织性, 也更唾手可得。例如, 不法分子可以用它向某一银行发起攻击, 尤其是大型金融机构, 它们是重点勒索对象”, 高德纳咨询公司分析师兼金融欺诈研究专家阿维娃·利坦 (Avivah Litan) 说道, “这类攻击以迅猛之势扑向大型银行, 而小型银行方面也出现不少混合型攻击。但因不想勒索丑闻被公之于众, 银行对此均不愿多谈。”

有时, 攻击者还会兑现执行DDo S攻击或泄露数据的“承诺”。今年早期, 自称“世界主宰”的黑客团队要求法国临床实验室Labio支付两万欧元, 否则他们将会泄露人体血液检验结果。当时, 由于Labio拒绝付款, 黑客随即公开检验结果。

警惕“佩德罗·巴蒂斯塔”骗局

兑现威胁的只是少数, 至少部分的威胁只是虚张声势。例如, 最近数月, 一葡萄牙攻击者或名叫“佩德罗·巴蒂斯塔”的中间人企图敲诈美国联邦储蓄银行。该名叫巴蒂斯塔的中间人向研究员发送了一封邮件, 并声称已获得访问和更改联邦储蓄银行My SQL数据库的权限。该数据库用于存储客户信息。

对于是否收到巴蒂斯塔发送的勒索邮件或勒索要求, 该银行至今未作出回应。

芬安全公司首席研究员米科·海庞恩 (Mikko Hypponen) 则表示, 这是个“佩德罗·巴蒂斯塔”骗局。“自2013年以来, 该巴蒂斯塔用户一直与安全专家接触, 向专家售卖漏洞和已窃取的数据库, ”他进一步说明, “与其接触的专家发现, 该用户没有或只有少数资料可交付。他也许能借助资料隐码注入攻击来获得部分信息访问权, 但仍无法获取相关重要信息。如此看来, 这只是某种形式的骗局。”

五大防骗措施

安全专家表示, 机构不能草率应对该类骗局。霍南解释道, 要应对DDo S威胁需要采取更系统化的举措。基于目前的情况, 霍南给出以下建议。

反应:严肃对待威胁并启动事故应急小组应对攻击或威胁。

防范:检查DDo S防御系统, 以确保系统能应对攻击者带来的威胁压力。必要情况下, 签订相关合同, 订购或购买防御DDo S服务或工具, 为防御系统助力。

警报:向机构数据中心和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发出威胁警报, 以尽早降低损失。

报告:向执法机关报告威胁——即便攻击者没有兑现威胁, 这也有助于情报人员收集资料, 追踪罪犯。

规划:不断检查业务连续性计划, 以应对攻击导致的业务中断。一旦发生攻击, 亦能避免对业务造成过度干扰。

同样, 利坦建议进行技术规划, 这是抵御威胁或当前攻击的重要方法。另外, 机构的DDo S防御系统若是无法抵御攻击, 则须制定完备的后备策略, 将客户引向攻击者未发现的后备站点。“在面临攻击的情况下, 一旦和原网站功能相当的小型网站已建立, 相关机构就能立即转移客户。即便攻击者一而再地发动DDo S攻击, 该机构也不必面对勒索, 因为此前已成功转移。部分大型银行已采取此举措, 并取得不错的成效。”

梅毒在中国的蔓延 篇4

一、“破窗效应”产生的原因分析

当我们走进教室, 往往只看地面是否干净, 桌面是否整洁, 但是如果你往暖气片的缝隙中望去, 或许你会发现这样一幕———暖气片的缝隙中塞满了演算纸、塑料袋、方便面袋, 甚至用过的卫生纸, 而旁边的学生往往视而不见, 或者说司空见惯。在以班为单位的各种活动中, 往往会遇到“一个和尚挑水吃, 两个和尚抬水吃, 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现象, 你不干, 我也不干, “破窗效应”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集体活动中, 往往因为一两个学生态度不积极而造成负面影响, 进而扩大至整个班, 使班心涣散, 如一盘散沙。那么,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是开局不慎。班集体管理中的每一个“第一次”都或多或少地折射出学生的思想动态、行为趋势。如何对待第一次没按要求完成作业的学生, 如何对待第一次迟到的学生, 如何处理第一起学生之间发生的校园欺侮事件, 如何处理考试中的第一次作弊行为, 如何面对学生的第一次“早恋”, 等等, 这些都需要班主任深思熟虑, 公正客观地解决。每一个“第一次”发生的不良行为如果处理不当, 就会使负面影响蔓延, 甚至辐射到其他活动中, 一石激起千层浪, 形成“破窗效应”。

其次是班集体管理制度不严格。正因为制度不健全, 或者定了制度而没有实施, 才导致一些学生钻了空子, 如法炮制:你往暖气片的缝隙里塞垃圾, 那我也塞, 反正没人知道, 知道了也没人说什么, 怀着一种法不责众的心理破坏班集体环境卫生。作为班主任, 如果事先没有制定一个明确的规章制度, 投机取巧的学生就会越来越多, 班集体管理也将难以正常实施。

再次是错误处理不及时。教育有效性的关键就在于及时、“一针见血”和彻底。不及时的教育就像隔夜的炒饭, 一旦错过了学生熟悉的兴奋点, 就很难再在学生心中引起共鸣。教育不及时, 还会使学生误以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没什么大不了, 教师都不“介意”, 还有什么可怕的?于是滋长了再次犯错的胆量, 种下错误行为扩散的种子, “破窗效应”开始蔓延。

最后是教育方法贫乏。教无定法, 我们一直倡导因材施教, “90后”学生大多数具有自我保护意识强、有个性、思想不成熟、耐挫能力差、情绪易激动等特征。对待不同性格的学生要用不同的方法实施教育, 不能切入要害的说教, 就如隔着靴子挠痒———没感觉, 说多了反而会增加学生的逆反心理, 为今后的教育设置路障;不彻底的教育则容易留下后患, 由于班主任误以为教育成功而放松警惕, 反而为新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错误的发生提供了土壤。

二、避免“破窗效应”在班集体管理中蔓延

那么, 如何有效地防止“破窗效应”在班集体管理中蔓延呢?我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保护好每一扇“窗”。没有种子就不会有果实, 没有阳光就不会有花朵, 没有河水就不会有鱼儿, 没有“破窗”就产生不了“效应”。保护好班集体的每一扇“窗”, 使每一个学生都有事可做。比如, 不让暖气片的缝隙里出现第一张纸, 不让墙壁被涂抹上第一笔痕迹, 不让地面出现第一块口香糖, 不让第一股不正之风在班集体蔓延……

二是及时修理每一扇“破窗”。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 都传递着一种信息, 这种信息会导致不良现象的无限扩展。同时, 必须高度觉察和警惕那些看起来是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过错”, 如果对这种“破窗”行为不闻不问、熟视无睹、不及时“修理”, 就会纵容更多的人“去打破更多的窗玻璃”。因此, 班主任应该洞察秋毫, 及时处理每一起突发事件、遏制每一种不良行为、关爱每一个“问题学生”, 把一切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

三是制定完善的班集体管理制度。班集体必须有一整套完善的管理制度, 使学生“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古语说“篱牢犬不入”, 只有以严格的班集体管理制度扎紧“篱笆”, 才能防止不良行为的滋生、蔓延。比如, 针对考试作弊行为给予及时处理, 既要进行情感教育, 又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这种行为的危害, 让学生从内心深处承认错误, 心甘情愿地履行诚信考试的义务, 接受批评, 其他学生引以为戒。制度完善, 执行有力, 班集体管理得以顺利实施, 那么, “破窗”也就难成“效应”。

四是抓住“闪光点”, 遮蔽“破窗”。如果“破窗现象”已经出现, 那么教师不妨换个角度思考问题, 从其他方面寻找突破口, 抓住“闪光点”, 遮蔽“破窗”。比如, 经常听教师说起, 班里的某某学生“调皮捣蛋, 任性而为”, 或者是某某学生“懒惰成性, 屡教不改”, 事实上, 这些学生只是在某一方面存在思想和行为问题 (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很多) , 他可能在别的方面具有值得欣赏的言行, 我们为什么要抓住他身上的这扇“破窗”不放而不去寻觅一下他身上的“闪光点”?用“闪光点”遮蔽“破窗”, 也许你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关爱每个学生, 呵护他们敏感的心灵, 你会发现, 其实每个学生都很优秀。

五是将“破窗效应”转变为有益于班集体管理的“蝴蝶效应”。“蝴蝶效应” (The Butterfly Effect) 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 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和引发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破窗效应”往往是针对不良现象所产生的扩大性影响而言, 比如前面提到的有人往暖气片的缝隙里塞废纸, 会引起其他学生的效仿, 导致教室环境卫生遭到破坏等。如果此时有一个学生将废纸捡出来, 做出榜样, 或者在班会课上开展“共同行动, 让班集体的暖气片干净美丽”的主题活动, 则将改变现有的不良风气。相信没有哪个学生愿意在肮脏的环境中学习, 一个榜样带动全班学生积极向上, 让学生们从“要保持教室卫生”转变为“不忍心去破坏它”, “蝴蝶效应”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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