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共享机制

利益共享机制（精选12篇）

利益共享机制 篇1

精密机械教学产业园 (以下简称“产业园”) 是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推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一种全新发展模式。目前在园区中校企实现深层次合作的困难主要在于:一是学校如何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二是企业如何主动参与学校的人才培养。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一方面是由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从外推进校企合作;另一方面是园区建立校企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 从内实现校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良性局面。

一、实现利益共享的核心思想

(一) 利益共享机制的内涵

利益共享机制是利益共享的运作规则, 是利益共享的制度化形式, 即在合作主体之间达成利益分享和分配的契约, 通过制度化手段规范合作利益的分配方式, 合理分配合作成果, 分担合作风险, 补偿合作损益, 从而实现合作主体的互利和共赢。在产业园中, 学校的利益点是:培养高技能人才;根据生产实际进行技能培训;企业给予学生适当的生活补助。企业的利益点是:学生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在园区获取政策、技术服务支持;学校为企业培训在职员工等。政府的利益点是:通过产业园这一平台促进当地经济水平提高。产业园只有从地方政府、学校及入驻企业的利益诉求出发, 建立健全利益共享机制, 整合各利益主体的现实利益诉求, 完善利益分配, 规范利益补偿, 满足彼此需求, 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

(二) 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的原则

1. 价值认同原则

价值认同是价值主体之间通过变化着的关系 (对话、交往、混乱) 使自身的价值观念或价值结构获得重新定位和重新调整的过程。在教学产业园中, 学校和企业是两个没有竞争关系的社会组织, 尽管各自的组织机构、管理体制机制、资本运作方式、生产产品、文化理念、社会责任、利益诉求等都存在差异, 但是, 两者之间存在技术推广与技术应用、人才培养与人才聘用的供需关系, 这种天然的依存关系就构成了教学产业园中校企合作的共同基础和价值认同。在校企合作中, 企业和学校只有尽力实现文化共融、资源共享、价值共认, 才能建成以教学产业园为载体的“教育价值共同体”。

2. 优势互补原则

在产业园中, 学校可以为企业提供场地、基础设施、信息资源、后勤服务资源等;企业可以为园区投入一定的设备和原辅材料, 为学生或教师提供生产、研发或服务岗位。这样既可以减少园区实训设备维修、更新和实训耗材的经费, 也可以为教师提供学习项目研发和新技术的机会;而企业可以利用学校的“人力资源”获取经济效益。

3. 联合开发原则

园区通过政策引导企业充分认可、主动依靠并积极参与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 为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创造条件, 努力实现校企合作的无缝对接, 降低企业人才培养成本;为促进校企产、学、研互动结合, 园区要针对企业发展需求进行科研项目研究, 为企业寻求新的利益增长点发挥积极作用, 也为职业院校教师的业务素质提升创造条件;为建构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知识和技能体系, 园区需助推专业群与产业区对接, 围绕地方产业集群区人才需求建设专业方向和培养人才, 并定期研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激励政策、管理措施、建设方案、教学内容。

4. 风险共担原则

企业和学校作为园区人才培养工作的主体, 均在不同程度上承担着风险。企业面临的风险是: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动态性和滞后性, 导致学校不能为企业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同时, 特定人才无法及时到位也为企业带来一定程度的风险。学校面临的潜在风险:学校为满足入园企业的特定人才需求, 就要开展完全符合企业生产实际的教学, 按照入园企业特色制定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实训基地, 同时学校还要配置与教学相适应的硬件设施, 而当企业的经营出现问题, 导致学校资金和教学资源面临一定的风险。

二、构建利益共享机制的实现路径

利益共享机制是实现产业园中校企之间长期稳定合作的保障。建立和完善利益共享机制既可以激发企业的合作意识与合作动机, 又可以加强校企的交流和协作, 促进彼此资源和要素的流动。

(一) 构建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

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各参与主体获得充分合作收益预期的保证。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在平等对话和协商的基础上争取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对合作收益分配进行讨价还价, 达成书面或口头的约定, 形成均衡的局面。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和协商机制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学校和企业的话语权及其利益表达的有效性。

在建立利益表达机制方面, 教学产业园首先要保证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 保证参与合作的各利益主体都能以公平、平等的地位参与协商, 共同商讨合作协议和校企合作运行机制的设计思路与实现路径。其次, 园区应该优先有所作为, 例如, 人力资源提供, 税费减免, 技术服务, 员工优惠培训等优惠政策以满足企业实际需求, 获得企业合作的自愿心。最后, 校企之间要加强沟通交流, 重点增进校企领导人之间、管理骨干之间、技术骨干之间的合作交流。

(二) 构建激励相容的合作机制

1. 构建教学产业园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在教学产业园区建设信息化管理平台以促进各利益主体信息交流、优势互补、资源同享、利益共赢。信息化管理平台由以下几个模块组成:园区行政管理模块, 实现园区各项行政事务的信息化管理;教学管理平台, 实现园区工学结合教学阶段的教学和学生管理;公共服务平台, 及时发布政府涉及本行业的政策信息, 行业内最新的技术信息、生产供求信息、人力资源信息以及其他相关的公共服务信息。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可以避免信息数据的重复建设, 促进信息共享。

2. 创新服务机制

为了更好地服务园内入驻企业, 产业园要进一步创新服务机制。一是建立培训服务机构。高职院校为入驻企业员工提供技能培训和科研指导, 也可以为本校的毕业生的后续发展提供教育, 同时园区的职业教育应将校企文化相融, 创建品牌专业。二是建立协调机制。管委会在当地政府的主导和精密机械行会的指导下, 建立企业服务办公会制度, 定期解决企业发展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遇到的问题;三是建立研发服务机构。高职院校和企业间的产学研互动是一种有效的发展模式, 企业通过与高职院校的合作, 增强了本身的科研能力, 高职院校通过与企业的合作, 使科研成果得以产业化, 产生经济效益。

3. 构建师资培养和知识流动机制

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和知识的流动对教学产业园的“产品”质量、专业技术的创新、当地产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教学产业园的发展离不开大量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也少不了知识的交流, 所以要制定相关政策, 支持教师定期参加培训与企业合作交流。

4. 构建多渠道融资平台

资金基础是产业园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由于园区在建设初期需要大量的人才、设备、资金等多种资源, 再加上其融资能力弱, 单纯地依靠政府提供资金必然会影响教学产业园的后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 产业园可以在管委会的指导下, 与入驻企业签订场地租赁协议, 企业以股权、期权交换所需资源, 还可以通过建立专业技术培训机构, 将教学产业化。

(三) 完善利益补偿机制

校企合作中, 企业虽获得了一定的资源和服务, 但还要面临人才质量、人才流动等不确定性的投资风险, 因此需要教学产业园建立利益补偿机制来进一步激发企业主体的合作动机, 促进教学产业园的协调发展。利益补偿机制的构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构建企业优惠政策

政府、行业等相关职能部门可以提供一些有利于园区校企合作的政策, 如企业兼职教师课时补贴, 顶岗实习生工伤保险补贴、税收减免等。教学产业园可以为企业提供环境、资金和研究设备, 协助校企共同研发具有市场潜力的新产品, 促使高职院校的技能教育紧跟时代发展。

2. 人才优先选用机制

在教学产业园中, 入园企业要同职业院校共同培养人才, 这是入驻企业的义务和责任;学校则要根据行业、企业的人才规格和动态需求制定配套的人才培养计划和培养内容。在校企合作中, 企业获得的最直接和最大的利益就是人才, 然而, 人才质量和人才的流动的不确定性, 要求建立企业对人才的优先选用机制, 保障合作企业的用人需求。

3. 建立收入保障制度

建立收入保障制度是对园区各级领导和员工的激励, 是保障教学产业园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教学产业园中的主要人员是高职专任教师、企业兼职教师、高职学生。对学生给予补贴和一定的保险保障;给予教师工作量津贴和技术培训;高薪聘用企业兼职教师。

(四) 构建监督与考核机制

监督与考核机制是指教学产业园的利益主体针对教学产业园管理者的运行结果、行为或决策所进行的一系列客观而及时的审核、监察、督导与考核的行为。为了规范教学产业园的运营行为, 维护政、校、行、企的利益, 教学产业园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不断完善监督与考核机制。

1. 发挥管委会的监督职能

在教学产业园中, 建立教学产业园管委会 (以下简称“管委会”) , 统一负责教学产业园公共事务的管理和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 制定相应的教学产业园管理规定, 对入园企业进行考核评价, 不断吸收调整入园企业的类型和层次。发挥管委会监督职能的关键是政府要赋予管委会独立监察权, 管委会应对管理人员偏离决策目标的行为予以纠正, 监督管理人员正确行使其权力, 维护教学产业园各主体的利益, 实现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目标。对不称职的管理人员予以解聘, 对入园企业侵犯教学产业园教学利益的行为通过行政手段或法律手段给予制裁。

2. 创新政绩考核与晋升机制

制定教学产业园内部校企合作管理与实施办法, 明确管委会、企业和院校在校企合作中的责、权、利, 制定政绩考核与晋升机制, 把校企合作成效和企业对人才培养的满意度作为园区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和人事考核的重要依据。

摘要：精密机械教学产业园是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推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一种全新发展模式。实现精密教学产业园中校企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局面的关键是建立园区中利益主体的利益共享机制。在遵循价值认同、优势互补、联合开发、风险共担的四个原则下, 通过研究利益表达机制、合作机制、利益补偿机制、监督与考核机制, 构建利益共享机制。

关键词：精密机械,教学产业园,校企合作,利益共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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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振文.文化消费与核心价值认同[J].中国市场, 2011 (14) :149-151.

[3]杭瑞友, 葛竹兴, 朱其志.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价值认同的思考[J].教育与职业, 2012 (12) :18-20.

[4]周晓刚.工学结合模式下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新途径[J].继续教育研究, 2013 (8) :44-45.

利益共享机制 篇2

（草）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维护和保障群众利益决策机制，切实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要求落实到各项工作中，使各项决策更加科学、民主，更加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推动崇义加快发展、转型发展、绿色崛起。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维护和保障群众利益决策机制的意见（试行）》（赣发[2011]12号）和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维护和保障群众利益决策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结合我校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十八大精神。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牢固树立服务于师生，服务于教学的理念。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改进干部作风，提高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决策水平，始终保持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加强群众法制教育，引导群众依法反映诉求和维护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以人为本。一切决策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决策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扬民主，优先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到保障和改善民生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三）坚持依法办事。坚持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打造法治政府；加强政策和法律法规教育，引导群众依法反映诉求和维护权益，纠正缠访现象。

（四）坚持统筹兼顾。一切决策注重把握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共同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增强决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均衡性。

（五）坚持民主公开。一切决策注重吸收群众参与，尊重群众意愿和民主权利，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广大群众的共同利益；严格执行重大决策公示制度，充分落实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保障公共权力透明运行。

三、决策范围

（一）涉及多数教职员工切身利益的关于职称评聘、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民生问题的重大决策；

（二）涉及多数教工切身利益的关于重大规划、基础设施和市政建设项目的决策；

（三）涉及多数师生切身利益的关于改革改制事项的决策；

（四）涉及多数师生切身利益的关于公共资金、资产和资源处置的决策；

（五）涉及多数群众切身利益的其他重大决策事项。

四、主要任务

（一）建立健全集中民智、反映民意的决策形成机制

1、畅通民意反映渠道。采取多种途径畅通民情民意反映渠道，准确掌握群众所思、所忧、所盼。深入开展干部下基层“送政策、送

温暖、送服务”工作，完善“学情制度”，完善“校领导接待日”，完善“信访热线”，进一步拓宽群众诉求渠道。完善“校长信箱”、设立舆情信息直报点，建立健全信息收集、处理、反馈、回访完整的社情民意工作链。建立健全领导干部接访制度。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轮流到校领导接待办公室接访，工作日每天安排一位校领导；学校主要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每月至少安排1次，各部门单位领导干部随时接待群众来访。对校领导接访日期、主题采取一定形式提前公示。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长效机制。[牵头单位：办公室；责任单位：校党委组织部，校党委委宣传部，2、实行重大决策咨询、专家论证和听证制度。对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事项，决策前必须开展政策法律咨询、专家论证和社会听证。在咨询论证中，承办单位应向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咨询相关政策和规定；设立县级重大决策事项专家论证委员会，从相关领域选择5名以上专家，对决策备选方案开展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论证；对重大决策事项，应提交3个以上可供比较的决策备选方案。

3、推行重大事项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合法性审查制度。严格贯彻执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意见》（赣办字[2010]21号）。对本意见决策范围的重大政策制定或调整前，应当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重点评估政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安全性。凡未经风险评估或经评估认为风险不可控的，不得作出决策。对经评估预测风险可控的决策事项，承办部门要及时制定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工作预案。

4、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和民主权利。对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事项，必须以适当方式充分征求群众意见。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重大决策事项，应当充分征求被征地农民、被拆迁户和社会各界代表的意见，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对大多数群众不赞成或抵触情绪大的事项不得进入或暂缓进入决策程序。涉及企业改制、职工裁减和安置等重大决策事项，应当提交企业职工代

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审议，并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职工代表或职工出席，且获得全体职工代表或全体职工过半数赞成票通过方能有效。涉及群众共同利益的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的处置，应当按照村（居）务公开民主管理程序，提交村民（居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居民）会议审议，并经过三分之二以上参会人员同意方能作出决策。涉及权益纠纷的国有资产处置，应当通过充分调查，明晰产权，化解纠纷后方可作出处置。

5、规范决策议事规则和程序。决策议题的提出和确定必须遵循相关规则和程序。要认真执行党委、政府决策议事规则和程序，并不断完善。对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事项，未经广泛听取民意、充分调研、政策法律咨询、专家论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及合法性审查的，不得列入议题。重大决策事项必须提交党委常委会（党组会）或政府常务会（部门行政会）讨论，涉及全局和长远的问题必须提交党委全委会或政府全体会议讨论决定。严格落实省委、市委关于党委（党组）实施“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要求和《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省人民政府令第168号）。认真执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建立重大决策事项讨论情况记录备案制，将讨论意见、表决结果和表决方式记录在案，作为决策检查和问责依据。重大事项决策，应及时向上一级党委、政府请示或报告。涉及较大地域范围或相当数量群众切身利益、利害关系的重大政策文件，应严格执行《赣州市重大政策文件备案审查办法（试行）》（赣市发[2009]10号），出台前应向上一级党委、政府办公室报送备案，涉法和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同时向上一级政府法制办和同级人大常委会报送备案，备案审查通过后，方可实施。

6、建立重大决策公示制度。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事项，除依法需要保密，以及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危及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需要立即作出决策的以外，决策正式出台前都要将决策方案通过媒体向社会公示，制定规范性文件或特别重大决策公示时间不少于20天，其他重大决策公示时间不少于10天。公示内容包括：决策方案的主要内容，制定决策的理由、主要依据等。对公示过程中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要进行认真整理和分析研究，合理的要吸纳到决策中，不合理的要做好解释说明工作，公示后社会各界异议较大的，应停止或暂缓出台。要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492号）有关规定和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要求，通过党务公开网、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向有关新闻媒体和社会公布决策情况，使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

（二）建立健全权责明确、高效畅通的决策落实机制

7、实行决策落实责任制。对重大决策事项要明确责任主体、任务分解、工作目标和时间进度要求，形成权责明晰的决策落实工作机制。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对重大决策事项的落实，要亲自部署、亲自过问、亲自协调、亲自督办。按照权责统一的原则，形成多层次抓落实的目标体系和岗位责任制。建立任务分解制度，对重大决策事项的落实进行分解立项，提出完成工作的目标、任务、时限、基本要求以及考核评价方法，使重大决策和部署变成具体工作目标，量化到岗，细化到人。建立健全重大决策落实情况报告制度，决策执行单位要及时上报落实结果。

8、切实提高决策落实效率。决策主体应当及时了解掌握重大决策执行情况，协调解决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进一步完善落实决策的措施。对涉及多个部门的决策事项，决策主体应明确主办单位和协办单位以及各自职责，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沟通，形成决策落实的工作合力。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电子公共服务平台，提高决策信息透明度，让群众及时知晓和参与监督，确保各项决策落到实处。要科学设计工作流程，减少中间环节，制定硬性标准，减少自由裁量权，防止决策实施过程中出现扯皮拖延、打折扣、执行走样等现象。创新决策落实的方法和机制，提高决策落实情况的透明度，加强对各项决策落实过程的实时监控，切实提高决策落实的效率。

9、建立健全群众教育疏导机制。要深入开展政策、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群众法治观念，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帮助群众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对群众要求合理，但法律法规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不够完善的，要抓紧研究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予以解决；对群众提出的应当解决但因客观条件不具备，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要主动向群众说明情况，解释清楚，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适时予以解决；对群众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要进行说服教育，做好深入细致的疏导工作。要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不能突破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不能为求得一时一事的解决而引起攀比和新的矛盾。

10、建立健全群众矛盾化解机制。各部门单位要充分发挥“送政策、送温暖、送服务”工作联系群众、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作用，大力落实全覆盖、常态化的要求，每年抽调一定数量的干部深入到村（社区、企业），并长期保持联系，全面了解民情，帮助解决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积极发挥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社会调解的作用，大力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努力化解基层矛盾；同时，切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基层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强化群众性自治组织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使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11、完善决策成效评估和纠错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决策执行情况跟踪与决策效果反馈制度。重大决策实施后，决策机关应采取抽样检查、跟踪调查、专家评估及群众满意度调查等方式，收集分析决策实施相关信息，及时了解决策执行情况，全面客观评估决策实施效果，注重评估成果运用。完善决策失误纠偏纠错机制。决策执行单位发现决策有偏差或者执行中存在问题导致决策目标全部或部分不能实现的，应及时报告决策机关，提出调整、补充、修正和完善相关决策方案的建议，使决策更为科学合理，更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对群众反映强烈、实践证明造成群众利益受损的错误决策，应立即停止执行，并采取补救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错误决策造成的损失。

（三）建立健全考核严格、纪律严明的决策保障机制

12、完善决策执行情况监督检查考核制度。各级部门要加强对本级和下一级重大决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建立健全对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执行情况定期检查、专项督查、情况报告等制度。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决策职责履行和行政效能的监督检查，审计机关要加强对重大投资决策执行情况、财政性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情况和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监督，司法机关要加大查处重大决策和执行中涉及的违法案件力度。各项决策承办单位要把决策落实情况作为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接受群众和媒体监督。通过发挥各类监督主体的作用，形成督促决策落实的监督合力。进一步完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把重大决策执行情况纳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考核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总体评价和领导干部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13、完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按照“谁主管、谁决策”、“谁决策、谁负责”和“谁执行、谁负责”的原则，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执行权和执行责任相统一。建立健全决策责任倒查机制，对脱离实际错误决策、违反程序乱决策、玩忽职守疏于决策，不执行、延误执行或者擅自改变决策，以集体决策为名谋取个人或部门利益等行为，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造成严重损失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按照党纪政纪相关规定、《江西省贯彻落实〈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实施办法处理。

14、完善非正常信访行为教育处置制度。教育和引导群众正确行使公民权利和履行义务，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加大对违法上访行为的处置力度，依法规范信访行为。对决策符合大多数群众利益，但少数群众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而缠访、闹访、干扰党政机关工作秩序、扰乱公共秩序等非正常上访行为，要予以劝阻、批评、教育，直至训诫；对信访活动中少数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合

法权益的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对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群体性缠访、闹访活动，要依法从重处理幕后策划、唆使、鼓动者。要高度警惕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和敌对势力插手人民内部矛盾的图谋，依法严厉打击其利用信访活动所进行的破坏性行为。

15、完善查处损害群众利益案件的机制。加强对损害群众利益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深入开展教育、医疗、涉农资金监管、食品药品安全等涉及民生重要领域的专项治理，健全专项治理损害群众利益突出问题长效机制。严格依纪依法办案，严厉查处以权谋私、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重点查处损害群众经济权益、政治权益、人身权利的案件，侵占各种惠民补贴、土地补偿、扶贫救灾等专项资金以及擅自处置集体资产资源、侵吞集体收益的案件，违法违规征地拆迁、严重侵害群众人身权利的案件，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严重侵害群众切身利益和生命安全的案件，教育、医疗、农资、住房建设等领域乱收费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每年底，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将案件查办情况向社会公开。建立健全对损害群众利益案件查处的部门协作机制，充分发挥职能部门在维护群众利益方面的作用。综合运用党纪政纪法纪手段，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相统一。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各部门单位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建立健全维护和保障群众利益决策机制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大力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法制化。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处（室）、各部门单位要建立健全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积极建立健全维护和保障群众利益决策机制，切实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要求。

（三）明确工作责任。各部门单位要认真厘清决策权限，制定参照标准，完善决策程序，分解决策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互联网经济：共享背后的利益博弈 篇3

下班高峰期，小刘赶去参加朋友的聚会，然而下了地铁一直拦不到出租车，心急如焚的她使用Uber发出打车请求。几分钟后，她便搭上专车及时赶到聚会地点。

“使用专车叫车挺方便的，‘随时随地、随叫随到’。加上一些优惠券活动，感觉还挺实惠。”和小刘一样，大都市里的许多年轻人开始享受着专车所带来的便利。事实上这类共享经济模式越来越多，它们受到热捧的同时却也受到质疑甚至讨伐。

风生水起的专车市场引发全民大战；BAT三巨头正努力保住自己的领先地位；互联网+时代的普惠金融离社会大众越来越近……但不管怎样，互联网经济在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互联网经济一枝独秀，成为转型的动力。”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所长，国内首家互联网咨询机构互联网实验室联合创始人王俊秀认为，互联网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从工具、基础设施、到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互联网经济体，完成了巨大的变革。他还预测，到2020年时，互联网经济体将会成为全球新的增长极。

“互联网+”新业态：备受质疑的专车

“互联网+”不断培养着新的业态，专车就是其中之一，它在出租车和私家车之外开辟出了一个专车市场，引起了各个利益方的竞争。“专车市场给多元化市场新的尝试，但不可避免要引发新的矛盾。”王俊秀说。

专车服务拓宽了民众出行选择，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打车难”的问题，也使得更多车辆发挥能量。迅雷产品总监兰军撰文这般写道，“Uber帮助发掘出了车辆的剩余价值，发掘出了驾驶者更多为社会服务的能量，拓宽了解决道路交通问题的渠道，在未来，我们也许可以通过这样的办法，让道路运行更为合理有序，让更多的车辆发挥作用，而不是静静的趴在车库。”

然而，以专车为诱因的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层出不穷，各地交管部门也多将“专车”业务按“黑车”查处，认定私家车通过打车软件拉活属于非法运营。对于新出现的专车服务，出租车司机与“专车司机”之间更是口水仗不断：有人说它搅动了出租车市场，有人认为它扰乱了现有的行业秩序；有人认为“专车春天”来临；也有人觉得是昙花一现。

开出租车近8年的黄师傅就非常愤慨，他觉得出租车和专车眼下就是不公平的竞争，为此还参与了广州近期的一次罢工。“市场就这么大，专车一来就抢了我们的生意，而且通过补贴，价格比出租车还便宜。虽然专车会给平台交些钱，但肯定没有我们出租车上缴公司的份子钱多。”

广州某媒体交通线马记者则向《小康》记者透露，“目前我所了解的专车市场还是比较混乱，比如滴滴、快的专车都主要挂靠在一些汽车租赁公司，司机准入门槛比较低，准入审查不严容易引发公共安全事故，这需要出台相关的法规对市场进行新的调整。”今年6月，马记者就采访报道了一起广州专车“性侵”案。

交通运输部日前向媒体透露，针对出租汽车行业的深化改革指导意见以及《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在制定当中。随着出租车与互联网专车专项指导意见以及管理办法出台，目前出租车与专车火爆对峙的现象或将得到解决。

共享经济，越走越近

不管专车现在境遇如何，是否吃得开，共享经济正逐步与民众越走越近。“互联网没有永久的老大哥，你想不到的竞争者会在另外一个领域出现。专车搅动出租车市场，现在谷歌开发打车免费，不断颠覆原来的垄断竞争的概念。”王俊秀说。

“共享”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共同享用。共享经济是民众公平、有偿的共享一切社会资源，彼此以不同的方式付出和受益，共同享受经济红利。这种以共享经济为概念的平台正在互联网上走红，虽受政策所限，其可靠性也曾遭质疑。Uber和Airbnb分别是出租车业和酒店业共享经济最具代表性的两家企业。

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主席杰里米·里夫金认为，协同共享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在21世纪的下半叶甚至会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人类社会主导的经济形态。那个时候，生产率极高，物联网发达，导致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数十亿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互联网上共享能源、信息和实物，所有权被使用权代替，“交换价值”被“共享价值”代替，人类进入新纪元。

带着共享经济和大数据驶进中国的Uber，的确也在创造就业，这在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尤为重要。2013年10月，Uber进入50个城市，到了2014年10月，Uber已进入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50个城市，相当于一年中平均1.8天进入一个新城市。

未来最大的能源是大数据

“现在互联网与原来互联网相差很大，智能性越来越强，背后则是强大的大数据。大数据为何会出现，这跟互联网发展密切相关，与社交网络密切相关。”王俊秀表示。

对于互联网界进行着持续性决斗的马云与马化腾，孰赢孰输？各方议论纷纷且莫衷一是。王俊秀却说，结果由“大数据来判断！”他认为大数据的建设影响着互联网企业的成长与发展，阿里巴巴与腾讯的竞争，大数据将判断它们谁会走得更远。

5月26日，在“2015年贵阳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暨全球大数据时代贵阳峰会”上，马云和马化腾对于大数据产业都有着宏观的判断与分析。马云表示“未来所有的制造业都将会成为互联网和大数据的终端企业，未来的制造业要的不是石油，它最大的能源是数据。”

据了解，今年3月，阿里巴巴宣布推出国内首个面向政府开放的大数据产品——阿里经济云图，也被称为地方政府决策的新智库。一旦申请并开通进入阿里经济云图的权限，各级政府可自助查询当地多维度的电子商务经济数据，为政府实现互联网经济分析与决策提供支持。

贵阳峰会上，马化腾发言表示“互联网+”是一种能力，他说：“正是这种信息能源促进了传统行业和互联网不断的融合发展。我们今天看到‘互联网+’的发展与大数据、云计算也是密不可分的。”近期，腾讯也和贵州省委省政府达成了战略合作意向，以大数据信息产业为重点，围绕贵州省正在打造的大数据内容中心、大数据服务中心，以及大数据金融中心，共同推进互联网与贵州各个行业的融合发展。

“互联网领域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不要以为互联网是简单的一个工具，事实上互联网是活的，越来越多人用的时候它就更活。”王俊秀谈到。

利益共享机制 篇4

一、构建面向农村的金融倾斜机制

构建有利于农村融资的金融倾斜机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农村融到资金, 从而使农村切实享受到融资带来的好处。我们认为, 构建此种机制需要采取如下措施:

1. 实现“三个有机结合”:

把政策性银行支农做大、把商业银行支农做强、把民间金融支农做活。笔者认为, 要实现这三个有机结合, 需要采取如下措施:

(1) 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的支农作用, 特别是要注重运用政策性融资弥补农村经济发展中需要资金但难以筹集到资金的产业的发展, 使得政策性金融在支持农村发展的广度上取得突破。但我国目前政策性银行在支持农村产业做大方面还有很多路要走。以农业发展银行为例, 其业务基本局限在粮、棉、油的收购贷款上, 支农功能单一化格局十分明显。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市场化的背景下, 由于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购销主体的多元化, 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更是严重萎缩, 贷款总额显著下降, 其对农村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自然受到削弱。此外, 国家开发银行等为农村地区提供的政策性资金规模和项目覆盖范围都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特别是在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等增加农业生产力的开发性和基础性功能等方面还存在缺失。

(2) 把商业银行支农产业做强。我们认为, 这一方面的核心含义就是要利用农村优势产业、特色产业具有较好发展前景的情况, 吸引商业贷款进入这些领域。特别是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农村龙头企业, 通过发挥其自身的优势, 借助商业资金来大力发展自己。

(3) 充分发挥民间金融的灵活性以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相对于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银行的资金供给, 民间金融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一方面, 民间金融作为非正规金融其抵押机制是十分灵活的。比如, 一些正规金融机构不看好的权利产品, 都可以成为民间金融的抵押标的:如劳动抵押、青苗抵押、林木抵押、果实抵押、活畜抵押等等;另一方面, 民间金融对违约行为的监督和解决也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非正规金融对交易和约执行情况的监督主要是一个与日常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 由于这无需专门的人员采用特有的技术进行监督和管理, 因此不但监督费用很低, 而且纠纷解决的费用也很低。这主要是因为一旦发生违约行为, 常常采取双方协商或中介人和解的方式, 而很少进入诉讼程序。由于民间金融的这种灵活性, 正好契合了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发展进程中“小而全”等特征, 因此它能够以多样的形式、灵活的资金融通方式,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 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覆盖率。

与城市人口相对集中和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的情况相反, 农村可谓地广人稀且生活水平普遍不高, 同时, 农户的资金需求在层次上可以说是十分丰富的:既有几百元、几千元的融资需求, 也有上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融资需求, 因此, 如何让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惠及到这些不同层次的农民群体, 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如果听任金融机构的自我选择, 那么金融机构肯定只会扶植那些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户, 对那些住在偏远山区的、经济条件不好的农户, 其融资的可能性则几乎为零。因此, 我们要采取适当的扶持政策和激励措施,

培育适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专业性金融公司、资金互助组织等金融主体, 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 以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覆盖率。

3. 构建农村融资风险的分担机制。

由于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农户经济实力的限制等原因, 农村金融机构在农村市场的运作被视为是一个高风险的领域, 因此要引导资金顺利流向农村、农户, 就必须在降低融资的风险上下功夫。一个办法就是构建农村融资风险的分担机制。以金融支持农业发展为例, 农业是一个市场弱势产业, 如果没有相应的风险保障机制, 商业性的资金很难进入农业领域, 在此种情况下, 如果能够构建一种农业风险分担机制, 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业资金需求的压力, 农业保险就是构建这种融资风险分担机制的具体体现。因为有了农业保险, 农业的市场弱势地位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 进而将降低商业资金进入农业领域的风险。值得关注的是,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

4. 构建农村扶弱金融的利益补偿机制。

资本的流动是十分讲究效益性的, 农村、农业、农民作为弱势地区、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 不光其资金吸纳能力有限, 而且其吸纳的资金要保值和增值也十分的困难。但是农业又是国家基础性产业, 农业不发展, 社会稳定都是问题, 更别说现代化的实现。在这种情势下, 构建一种农村扶弱金融的利益补偿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利益补偿机制的运作指导理念是:运用财政的支持, 满足商业性金融机构对农村融资时的利润需求和安全性需求。在具体操作方面, 利益补偿机制涉及税收优惠、贴息、延长期限等多种形式, 政府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适当的取舍。针对风险很高的扶弱贷款, 应该实行浮动利率, 由银行选择浮动的幅度, 财政则根据基础利率的一定比例给予补贴, 以确保承办银行和受扶对象均获得实惠。

二、构建面向西部地区的金融倾斜机制

西部开发对我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化, 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 各地区经济联系的不断增强, 如果西部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其直接后果是影响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 间接后果是影响我国现代化的进程。西部要发展, 资金须先行。因此, 构建面向西部地区的金融倾斜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而言, 采取如下主要措施:

1. 建立专门针对西部的发展基金。

该基金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满足开发西部的需要, 同时发挥其资金的聚集效应。因为根据经济学理论, 如果某一笔比较大资金投入到某一个地区, 会大大改善该地区的投资环境, 形成对资金流动的导向性作用。这一基金的主要用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支持和服务于西部地区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 (2) 利用该基金支持西部企业引进东部地区甚至是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3) 支持构建西部的资本市场,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西部资金外流的现象; (4) 采用“贴息”办法来刺激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投资; (5) 使用少量的资金, 吸引大量的社会民间资本; (6) 建立专门支持西部大开发的金融机构, 从而增强对西部地区的金融支持覆盖的“广度”; (7) 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以拓展开发西部的资金渠道 (包括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渠道) , 并鼓励各种金融机构采用灵活的方式对西部开发进行金融支持。

2. 建立面向西部企业的融资租赁公司。

金融租赁在解决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设备投资中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这种方式可以增加一国的社会投资总额, 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除了是一种优良的融资方式外, 还能够同时引进先进技术与设备, 将融资与融物有机结合起来, 这是它特有的优势。此外, 金融租赁是对传统融资方式的革新和补充, 能够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筹资方式多样化的需要。为什么要在西部地区建立融资租赁公司, 其主要的理由在于虽然西部的企业可以利用东部的融资租赁公司租赁设备, 而且东部地区的融资租赁公司可能实力更为强大———这似乎与成立西部的融资租赁公司是相背离的, 但我们认为, 在西部地区成立融资租赁公司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既能让西部企业顺利得到自己所需的设备, 并节约相应的谈判成本 (这主要是由于空间上的接近) , 也能保障西部本来就有限的资金不再流向东部地区。因为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西部的企业依赖东部的融资租赁公司, 其势必给这些公司缴纳租金, 这笔资金显然就是西部地区资金的纯流出。而在西部成立融资租赁公司, 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3. 构建有利于西部融资的东西部金融合作机制。

要让西部地区公平分享到融资利益, 必须在国家的政策层面、金融体制层面和金融人才培养的层面对西部地区进行倾斜, 以确保资金流动有利于西部的配给。

一是在国家政策层面而言, 东部沿海地区不光要帮助西部地区争取政策 (特别是在具体的操作层面) , 而且要帮助西部地区解读中央的政策, 而不能老是在改革过程中亦步亦趋。同时, 在政策形成后, 西部地区要学习东部地区制定配套政策的经验, 合理、高效地引导资金进入西部地区。

二是西部地区要学习东部地区先进的金融体制改革经验。现代金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既涉及到一些宏观性的问题, 也涉及到一些微观性的问题。例如, 国家为什么选择在上海、深圳成立证券交易所, 为什么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性的金融中心, 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这些地区的金融体制管理和改革走在全国的前列。因此, 西部地区如何学习东部地区在金融体制管理和改革等方面的经验, 使西部地区形成相对较好的融资制度环境, 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三是西部地区要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学习东部地区, 特别是如何吸引和培养优秀的金融人才方面, 西部地区更是要花大力气来研究。在知识经济时代, 所有的竞争归根结底都可以认为是人才的竞争, 谁拥有最优秀的人才, 也就意味着谁控制了竞争的制高点。要做到这一点, 一方面需要东部地区对西部金融人才进行倾斜性培养;另一方面也需要西部地区重视金融人才的培养, 要主动、多批次地往东部地区派出人员进行培训, 而不能有机械的“等、靠、要”思想。

4. 加强推广小额信贷。

小额信贷是指专向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度的持续的信贷服务活动, 它以贫困或者中低收入群体为特定目标客户, 并提供适合特定目标阶层客户的金融产品服务。从目前的实践来看, 小额信贷最大困难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政策环节上还没有一个相对市场化且有利于小额信贷发展、同时又有利于严格管理的法律法规; (2) 非政府组织在做小额信贷的过程中, 缺乏足够高素质的机构去做长期、专注的工作。在这种前提下, 很容易出现行政推广, 但根据中国多年的改革经验, 行政推广的模式往往并不尽如人意。尽管有这些困难, 而且目前小额信贷的发展也远非一帆风顺, 但我们认为, 小额信贷是一种打破现有的融资体制, 使得西部地区分享到融资利益的重要方式。当前我们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是要从政策、法律和相应的机构安排上保障小额信贷的推广和成功。

三、构建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倾斜机制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融资利益公平分享的一个标志。如何构建一种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倾斜机制, 使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得到有效的克服, 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依法组建金融公司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关键。

考虑到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偏好, 有学者提出建立中小银行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例如德国, 通过成立中小型金融机构, 为中小企业提供了适当而稳定的贷款。但是, 由于我国规范中小银行的制度环境不健全, 仅仅出于竞争的需要或者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需要就贸然去建立中小银行, 恐怕不太现实。基于此, 一个切实可行的路子就是现有的商业银行拿出一部分资金设立金融公司。这种金融公司由于其浓厚的“本地色彩”而获得对所在地经济的深层了解, 从而具有一定的信息优势。目前一些投资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及中小企业投资公司, 就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这种金融公司。对这些金融机构依法进行规范以促进其发展, 是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2. 设立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专门政府机构。

首先, 这一机构应在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起到协调政府、银行、中小企业这三方主体的作用;其次, 这一机构应鼓励社会成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中心, 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进行担保服务;最后, 这一机构应依法引导保险公司开辟新的险种———对中小企业的还款进行保险。这一制度安排应该说是非常具体和切中要害的, 对中小企业融资也是十分有利的。

3. 成立面向中小企业的信贷机构。

在商业银行中设立专门面向中小企业融资的机构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切入点。事实上,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由国有商业银行主导的融资体系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商业银行的改革虽然十分迫切, 但操作起来还是困难重重。而成立金融公司也非朝夕之功, 因此, 相较之下, 依托现行的银行体系, 在其中设立专门面向中小企业融资的机构, 就比较容易操作。应该说, 在商业银行中成立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贷款机构是将国家对中小企业的扶持真正落到了实处。要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 具体厘定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 并将之作为对商业银行的一项考核指标确定下来。

4. 合理确定中小企业上市的门槛。

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关注的:首先, 要根据我国中小企业的特点, 降低公司股本总额的要求;其次, 要依法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最后, 要以降低企业债发行的门槛为突破点, 改变目前主要由国有独资企业、国家信誉担保的企业债的发行格局, 同时, 中国证监会应尽快针对中小企业发行债券制定一个具体的标准, 并主要从企业规模、资金投向、企业信用等方面审视中小企业是否有资格发行企业债券。

四、结论与思考

金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因此, 要公平分享改革成果, 有效消除社会贫富差距, 构建一套公平、合理的融资机制是十分重要的。好的融资机制应当是既能保障融资主体能够融到资金, 也能够督促已经融到资金的主体尽可能地让资金保值和增值。就此而言, 建立促进融资利益公平分享的资金倾斜配给机制亦很重要。

温家宝总理认为, 现在已经到了财富的分配比财富的生产更重要的时候。因此, 笔者认为, 倾斜性的金融机制并不是一个常态社会的制度需求, 它针对的是一个贫富差距已经大到监界程度的社会。要构建此种倾斜的金融配给机制, 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其途径有三:一是要构建面向农村的金融倾斜机制;二是要构建面向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倾斜机制;三是要构建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倾斜机制。需要指出的是, 金融倾斜性配置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是反资金逐利性的, 甚至可以说是反哈耶克所讲的“自生自发秩序”的, 因此, 这种应对措施一是只能作为一种应急措施;二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机制很可能是一个治标而不治本的措施。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在我国现阶段, 治标和治本都具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 因为治标的问题不解决, 治本的难度也会大大提高。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发展成果分享法律机制研究” (编号:05&ZD029)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并得到重庆市高校首届创新团队“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法制研究”建设计划资助。

参考文献

[1].王群琳.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缺陷与创新.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

[2].严清华, 吴广灼.金融: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求是, 2007;27

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 篇5

第一，建立健全畅通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健全的利益表达机制是建立利益协调机制的基础。没有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其他的利益协调机制也就无从谈起。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沟通失灵，容易积累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群体利益呈现出多样性，不同利益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整合协调不同群体或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这在客观上要求建立和形成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以利于各社会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体的意愿、意见、建议通过相应诉求表达渠道得到反映，进而达到整合协调社会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为此，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广开言路，倾听群众呼声。制度具有根本性、稳定性、长期性，要通过社会管理制度创新，为广大人民群众搭建起利益诉求表达的制度性平台，如领导干部接待群众制度，党政领导干部和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联系群众制度，信访制度以及信息公开制度、听证制度、协商谈判制度、公民投票制度等，都是公众利益诉求表达的基本制度，应在实践中尽快完善，在公众利益诉求表达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另外，还要建立健全工会、妇联、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在利益诉求表达和权益维护方面的作用。

第二，建立健全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机制。确立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根本要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它要求把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目前，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严重阻碍公平正义的实现。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首先要突出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鉴于目前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偏低的现状，政府应加强督导，强化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公平分配，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防止资本利润对劳动收益的过度侵蚀，真正做到劳动收入与劳动贡献相匹配。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工资集体协商谈判制度。在信息不对称、投资拉动依然是经济增长重要动力的背景下，资本依然处于强势支配地位，力量分散的劳动者则处于弱势被动地位，在分配关系中往往存在大量的资本侵蚀劳动者利益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完善相关法律，把工资集体协商由选择性规定变为强制性规定。再次要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性收入和工资总额的增长幅度不应低于企业利润总额的增长幅度，要切实保证职工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随着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实现同步增长，分享企业发展成果。

第三，建立健全利益统筹与调节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源禀赋及自然环境等差异，加之市场这一“无形之手”的作用，出现贫富差距难以避免。这就需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加强宏观调控，统筹协调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城市与农村、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个人集体国家等之间的利益关系，尽可能达到利益相对均衡，促进共同富裕。首先，要统筹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在税收、金融、财政等政策上更多地向落后地区和农村倾斜，支持和帮助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的发展，并形成发达地区帮助带动落后地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最重要的是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支持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的发展。政府还要通过加大公共教育政策、公共卫生政策、充分就业政策、反贫困政策等创新力度，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其次，切实加大税收调节收入力度。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制定科学合理的税收政策，通过征收累进所得税、财

产税、遗产税等税收政策，抑制高收入人群收入的过度膨胀，缩小贫富差距。再次，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减震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意义重大。要通过制度创新，健全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要致力于逐步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制定规划，分步实施，把尚未纳入社保体系的农民工和农民逐步纳入社保体系。最后，要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积极培育慈善组织，着力建设慈善队伍，开发多种慈善救助项目，充分发挥慈善组织在救助困难群体方面的作用。

第四，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征地、拆迁、建设性移民等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部分个人或利益群体利益受损，有必要根据不同情况，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实践表明，近年因征地、拆迁补偿问题而引发的利益矛盾呈急剧上升之势，大量的群体性事件由此而引发。因此，利益补偿问题应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应注重以下几点：首先，利益补偿必须做到公平合理、足额到位。对当事人利益受损情况须作出准确的评估，根据受损情况给予当事人公平合理足额到位的补偿，基层政府和村集体不得截留补偿款。其次，公益性项目和商业性项目要区别对待，不能相互混淆。再次，国家应适时对相关补偿标准作出调整，不合理的要使之合理化，过时的要重新修订。特别是随着物价水平的上升，补偿标准要相应提高。最后，要统筹兼顾各方利益，特别是要维护好受损群众的利益，通过平等协商寻求补偿方与受损方的利益平衡点。在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受损群众的合理利益诉求。利益补偿合理与否要以是否符合国家政策和受损群众是否满意为衡量标准。

失地农民利益导向机制初探 篇6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生的持续改进，各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加速推进，征用土地的规模越来越大，失地农民的数量越来越多。如何妥善安置失地农民，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关系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关系到和谐建设的成败。

一、失地农民的现状

失地农民是继城镇企业下岗职工之后出现的又一庞大的困难群体，他们失去的不仅是土地，还有就业岗位、居住房屋和生活保障，成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安居无房”的“四无”人群。

失地农民主要集中在城郊结合部和工业园规划区。造成农民失地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征地进行城区扩建和工业开发，其它原因有民间自由转让、外出打工自愿放弃土地等。总体而言，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比较严峻，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思想观念落后。目前对被征地农民采取的主要补偿方式是货币安置，由用地单位一次性支付给被征地农民。有些农民缺乏理性考虑和长期打算，在拿到征地补偿费后，没有进行合理安排——投资于生产性和保障性支出，而是大量用于修建房屋、子女教育等生活性和消费性支出上。这样容易坐吃山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

2就业形势严峻。失地导致失业，就业压力大增。失地农民的自身文化和专业技能不高，就业观念狭隘，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靠自身的能力和条件重新就业十分困难。他们所从事的也一般是环卫、绿化、保安等低收入工作。其中年龄偏大和无一技之长的“纯农民”就业最为困难。

3长期保障缺失。土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承载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失去土地意味着失去了基本生活来源，失去了长期的社会保障。现行的征地安置办法没有充分考虑失地农民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广大失地农民尚未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失地农民失地返贫现象比较普遍。

4生活水平较低。征地补偿的有限性和失地农民收入来源的不稳定性使失地农民生活水平普遍偏低。现阶段的征地补偿中，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之和一般不超过土地年产值的30倍，约相当于当地公务员3—5年的工资标准。未来随着补偿款的消耗和物价的自然上涨，生活水平还会下降。另外，由于土地被征，原有住房一并被拆，无形中又增加了一笔建房或租房成本。

除此之外，征地过程中的某些不规范行为也会影响这些农民的后续生活质量。比如以租代征，以租用农民集体土地的形式进行非农业建设，规避法定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批程序，擅自扩大建设用地规模，同时逃避缴纳有关税费、履行耕地占补平衡等法定义务；标准过低，用地单位有意无意降低补偿标准，由于信息不对称，涉地农民并不了解补偿款是否足额、符合标准，一旦土地被征，转为商业或工业用地后，再找相关部门协调或向用地单位追偿就比较困难了。

二、当前征地补偿的主要方式

1货币补偿。这是目前最主要的补偿方式，国家按照一定的标准，向涉地农民支付土地补偿金和个人安置费，以取得土地的使用权，被征地农民与所征土地完全脱钩，并被永久性推向劳动力市场。这种征地方式简便迅捷，操作性强，但没有对涉地农民日后的生活和社会保障进行考虑，在解决发展所需土地问题时可能产生新的社会隐患。

2社保安置。是将征地补偿金和个人安置费的全部或部分，用于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的一种安置办法。这种安置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失地农民今后的社会保障问题，对加快城镇化进程和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率有积极意义。

3调地安置和异地安置。调地安置是通过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调整土地，使被征地农民重新获得土地的安置办法。异地安置则是将土地补偿费等交给安置地，由安置地统一安排涉地农民的生产、生活。这两种方式旨在保证涉地农民在土地被征后，不致成为真正的“失地”农民，从而减少征地对其生活生产的冲击；但随着耕地的逐年减少，调地安置和异地安置的空间越来越小。

三、完善失地农民导向机制的建议

1提升失地农民技能水平，促进多样化就业

鉴于当前失地农民已经存在和今后几年还会逐渐增加的事实，多渠道促进失地农民就业，是保证农民“失地不失业”的主要思路，也是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在实际操作上，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对于年龄较大、缺乏资金，且无一技之长的失地农民，应加强政府的关怀力度，由政府出资举办相应的技能培训，力促掌握一技之长；同时，与各企业进行协调，尽量帮助这些农民在原住地附近找到适合的岗位。原住地在城郊结合部的，可以到城里择业；离工业园区较近的，可以去工业园区就业。对于有一定资金、年纪较轻的失地农民，应加以政策引导，出台扶持措施，鼓励自主创业。这样既能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又能吸收一定数量的失业人员，还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可谓一举三得。有些城市还专门兴建了下岗职工创业园，在园里创办企业，投入资金不多，优惠政策不少，十分适合这类打算创业的失地农民。

此外，应尽快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培育各种劳务和金融中介机构，将就业市场和信息中心办到失地农民集中的地区，为其及时提供各类就业和创业信息。

2选择合理社会保险方式，构建失地农民社保体系

尽管促进就业在近期能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生产，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因为理论上务农农民可以耕作到六七十岁，而进企业就业的农民工则很难工作到60岁以后，在目前就业压力普遍较大的形势下，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因此，在征用土地时即提前筹划农民失地后的养老保障措施，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险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农村保险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社保，采取自愿缴纳的形式，一般按城镇下岗职工保险方式投保，以城镇居民生活标准计算应缴费额，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一般指男性45周岁以下，女性35周岁以下)都可以参加保险。但由于社保缴费标准较高，有保险需求的农民基本都超过了年龄限制(有些地方超过年龄的另需补缴一定的保险费)，加上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此类参保农民很少，覆盖范围十分有限，而且这种趋势在今后几年内难有大的改观。另一种是农保，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和管理，农村经济组织、集体事业单位和各业劳动者共同承担养老保险费的缴纳，按农村消费水平缴费，标准比社保低，退休后所获得的养老保险待遇也相应比社保低。这种保险方式的开支在农民承受范围之内，比较符合农村实际，但不大适合已被征地的农民，因为这类农民流动性比较大，收入也很不稳定，只能作为近期的过渡形式。除此之外，近年在有些地方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方式，叫“土地换社保”，将被征地农民60—70％左右的土地补偿费和全部个人安置费，加上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款项，换取社会保障。这种方法有效防止了一些失地农民拿到补偿金后缺乏长远打算，坐吃山空的现象，代表了今后一段时期内失地人口保障措施的发展趋势，可以积极借鉴，吸收其中合理的内核，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具体办法，以长期有效地解决失地农民因年老、失业和疾病而带来的各种困难。

3优化土地补偿设计方案，保证失地农民长期受益

利益共享机制 篇7

现代经济已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创业投资机构作为对以高科技为基础的初创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的服务机构,其在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研发成果转化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高科技初创企业往往具有风险大、投资回收周期长等问题,如何降低创投机构的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活动有效性是创投机构运营管理面临的重要课题。在创投过程中,创投机构之间除了通过资金合作,降低持股比例以规避可能发生的损失风险以外,信息掌握程度的高低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投机构的风险承担水平。对于初创企业信息的全面了解以及对创投活动规律的把握能够有效地促进创投机构风险管理活动,提高其投资绩效。

信息搜集处理活动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 创投机构之间通过构建基于信息共享的合作网络有助于提升创投机构对于信息的掌握水平,增强信息可信度,充分发挥各机构在信息搜集处理能力方面的比较优势。Sheng Wu及Cathy S Lin等认为,企业间通过信息共享有助于信息增值的实现,信息只有在共享基础上才有助于最大程度发挥其效用[1]。 Davenport和Prusak提出,信息共享是一个双向活动,共享行为能够提高共享主体双方信息存量,从而达到双赢的效果[2]。因此,研究创投机构信息共享网络参与主体合作动力、过程及其利益分配机制,对于促进创投机构深化合作,提高创投服务与风险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理论实践意义。

已有的关于创投机构合作行为研究,主要关注创投机构、孵化器与创投企业三方合作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合作网络稳定性问题[3,4,5,6],而对创投机构之间信息合作行为以及合作利益的分享机制关注不足。任何参与信息共享活动的参与机构,其根本目的都在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只有当企业从信息共享中获得的利益大于等于自我信息垄断时的收益,创投机构才愿意将自己掌握的信息拿出来与其他机构分享。因此,信息共享网络内的创投机构之间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合作网络构建可能性以及运行稳定性。Paul van den Brink等基于利他主义和效用相关论,提出信息共享行为具有显著正外部性,当共享信息主体的得益与信息接收者得益密切相关时,主体之间信息合作行为就会得到强化[7]。针对联盟利益分配问题,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其中Shapley值法是被广泛关注的方案之一。本文基于Shapley值法的分配思路,根据信息合作网络各参与主体对信息共享活动的贡献进行利益分配,各参与创投机构的收益是其贡献的加权平均值,而权重与参与信息贡献的创投机构数量有关。在修正后算法中,本文在确定分配权重上考虑了创投机构之间在信息搜集成本、信息共享意愿以及信息共享风险等方面的差异,其分配结果能更准确地反映创投机构对于信息共享网络利益的贡献程度,从而激励创投机构积极参与信息共享。

1 创投机构信息共享限制性因素

在信息完全条件 下,创投机构 能够准确 识别投资对象,达到投资 资源的最 优配置。然而现实中,创投机构 与被投资 企业之间 存在高度 的信息不对称,被投资企 业对自身 状况拥有 较创投机构更多 的信息资 源,进而引发 一系列逆 向选择与道德风 险问题,导致创投 资源的误 配以及投资效率 的降低。在这样的 情况下,创投机构通过对 彼此掌握 的信息进 行共享,能够有效增加自 身对投资 对象信息 的掌握程 度,改善其在投资运 作过程中 信息劣势 地位,在一定程 度上克服信息不 对称产生 的效率问 题,从而增强投资资源配置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尽管创投机构之间进行 信息共享 具有许多 好处,但事实上信息共 享行为更 多是在小 范围、有限度地 进行,其行为意愿也 常常受到 各种限制 性因素影 响而降低。综合来看,阻碍信息 共享行为 的限制性因素主要有以下4点。

1创投机构间所掌握信息资源的互补性。信息共享行为主要通过创投机构获取此前自身未获取的共享信息资源,扩张自身信息资源数量实现。因此, 共享信息的创投机构之间信息结构差异越大,信息资源互补性越强,其共享行为带来的各自信息资源扩张效应越强,信息共享网络构建的收益越大,其信息共享行为意愿越强。反之,共享信息的创投机构之间信息结构差异越小,信息资源互补性越弱,共享行为产生的收益越小,信息共享行为意愿越低,共享网络的构建难度越大。在相同信息结构条件下,创投机构的信息共享行为无法创造任何收益。

2创投机构间信息资源的价值不对等性。信息共享行为收益的大小一方面依赖于信息数量多少, 另一方面则依赖于单体信息的价值高低。倘若信息共享网络参与主体之间所共享信息价值存在较大差别,而在信息共享网络收益分配时未考虑信息价值差异因素,那么共享信息价值较大的创投机构将无法通过共享信息获取足额回报或所获取回报水平较低,同时也会产生分配不公平感,对其共享行为意愿造成损害; 反之,参与信息共享的创投机构之间信息价值相当,即便依据共享网络收益均分的原则,参与信息共享的创投机构仍然获得等量收益,分配不公平感较低,有助于保持并增强各创投机构信息共享行为意愿。

3创投机构间 信息搜集 成本的非 对称性。 信息共享行为意愿的另一个考量因素是信息搜寻耗费的成本。由于不同创投机构在信息搜寻能力等方面的 差异,其获取等 量信息所 付出的成本耗费 也存在较 大差别,对共享信 息行为净 收益构成影响。当信息共享创投机构之间信息搜集成本耗费 水平相当,在依据均 分原则对 共享网络收益进 行分配时,创投机构 的分配不 公平感较低; 如果创投 机构信息 搜集成本 存在较大差异,如果仅仅按均分原则对收益进行分配, 信息搜集成本较高创投机构的成本耗费无法得到必要补偿,势必降低 其参与信 息共享网 络产生的净收益,从而导致 其信息共 享行为意 愿的降低。

4信息共享行为产生的信息泄露风险。信息泄露风险大小与信息掌握主体的数量呈正相关。当创投机构在较大规模信息共享网络中分享其掌握的信息资源,信息遭到泄露的可能性较大,从而对信息共享行为收益构成损害。当参与信息共享网络的创投机构收益分享机制不完备,处于收益分配优势的创投机构对于信息泄露敏感度较低,其对所获取共享信息的安全防护意愿及措施也相对较弱。此时,收益分配居于劣势的创投机构则会因为担忧共享信息泄露而放弃参与信息共享网络。

基于上述分析,当创投机构之间信息资源结构、 信息价值、信息搜集成本以及信息泄露风险接近或对等的情况下,对创投网络收益的简单均分并不会降低创投机构的信息共享意愿。但是,一旦创投机构在上述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部分信息共享网络参与主体的信息共享意愿便会降低,共享网络的稳定性及可持续性就会受到破坏。因此,在网络参与主体存在较大差异的条件下,如何构建一套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是维持参与主体信息共享意愿,降低分配活动产生的不公平感,增强信息共享网络有效性的关键所在。

2 利益分配计算模型

2. 1 夏普里值法

Shapley值法是一种在多人合作博弈情况下,用以解决分配对策问题的数学方法[8]。Shapley值法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上: 一是n个人从事某项经济活动时,对于他们之中若干人组合的任一种合作方式,都能得到一定效益; 二是当人们利益活动具有非对抗性时,合作中人数的增加不会导致效益的减少,即集合体内部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 这样,当全体n个成员共同合作将产生最大效益, Shapley值就是对n人合作最大效益进行分配的一种方案。

对于一个联盟I = { 1,2,3,…,n} ,如果 S ∈ I,都存在一个实集函数V,满足:

V( Φ) = 0

当 S1∩ S2= φ 时,V( S1∪ S2) ≥ V( S1) + V( S2)

其中,S1、S2∈ S,这里称V是I上的特征函数。用向量 φ( v) = [φ1( V) ,φ2( V) ,…,φn( V) ]表示合作后收益分摊,其中 φi( V) 是第i个合作者应获得的收益,若满足以下3个公理:

1对称性。每个局中人获得的分配与他被赋予的记号无关,对 S的置换τ和 i ∈ S,有 φτ( i)(τV) = φi( V) 。

2有效性。合作总效益在n个局中人之间完全分摊,即,N,V( N) ,代表合作产生的收益综合。

3集成性。对于所有的合作博弈U和V,那么

基于满足上述公理的分配,Shapley构造出以下分配函数:

| s |是子集s中包含元素个数; w( | s | ) 是分配权重; φ( s) 是子集的效益; φ( si) 是子集s中剔除参与人i后的效益。

2. 2 改进的 Shapley 值法修正模型

2. 2. 1 考虑信息搜集成本因素

设创投信息共享网络的有效成本与所得总体利益分别为Ci和 φ( N) ,其中有效成本是指创投机构为搜集信息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支出。这些支出与传统会计核算的成本可能存在出入。若只考虑投资成本因素的各创投机构的利益分配额Ci为:

2. 2. 2 考虑信息共享意愿

由于不同创投机构信息掌握数量存在较大差异,需要公平合理评估各个创投机构共享信息占其掌握信息总量比重的大小,并据此判断创投机构信息共享意愿。若只考虑信息共享意愿来进行利益分配,各个创投机构的利益分配额 θi为:

σi表示机构i信息共享程度。

2. 2. 3 考虑信息共享风险

信息共享网络会增加信息外泄的可能性,削弱创投机构所掌握信息资源价值,提升创投机构经营风险。若只考虑信息共享比例来进行利益分配,各个创投机构的利益分配额Ri为:

2. 2. 4 综合考虑各要素后的 Shapley 值模型

创投机构信息共享网络的最终利益分配值应在效益贡献的基础上,根据各机构信息搜集成本、信息共享意愿和信息共享风险进行调整。设定调整系数k( 0 < k < 1) ,kC为信息搜集成本调整系数,kθ为信息共享意愿调整系数,kR为信息共享风险调整系数。则各创投机构最终利益分配大小为:

3 夏普里值法在创投机构信息共享网络利益分配中的应用

为了便于理解和分析,设定某一创投机构信息共享网络由三个成员构成,A、B、C分别代表信息共享网络的大规模创投机构、中规模创投机构、 小规模创投机构。信息掌握水平与创投机构规模正相关。A、B、C单独搜集处理信息所带来的收益分别为20、10、5。如果其中两家创投机构合作进行信息共享所带来的收益为 φ( AB) = 60,φ( AC) = 40 ,φ( BC) = 20 ,三家一起合作构建信息共享网络带来的收益为 φ( ABC) = 100。为了求解 φA( v) 先确定包含A机构的所有子集S1: { A} ,{ AB} ,{ AC} ,I。 对SA进行遍历,将计算结果列入表1,将表中最后一行相加得到 φA( v) = 47. 5。同理,可得 φB( v) = 32. 5,φC( v) = 20。

可以验证,此时 φA( v) + φB( v) + φC( v) = 100,且。说明三家机构建立信息共享网络得到的效益比单独一家或任意两家合作的效益多,这有助于提升创投机构之间合作积极性以及合作网络的稳定性。

上述Shapley值的算法,是一种理想化状态下的分配方式。考虑到创投机构的信息搜集成本、信息共享意愿和信息共享风险差异后,可对Shapley值算法进行简单的修正。

假定在A、B、C三家创投机构建立信息共享网络中,其信息搜集成本分布依次为1 300万、1 200万和1 500万,信息共享比例分别为20% 、30% 、 50 % ,信息共享风险分别为0 . 06 、0 . 12和0 . 18 ,经过专家评估后 确定kC为30% ,kθ为20% ,kR为50 % 。

这里若单独考虑信息搜集成本进行利益分配, 可得各自利益分配额分别为 φA( v) = 32. 5,φB( v) = 30,φC( v) = 37. 5。若考虑信息共享意愿来进行利益分配,各自利益分配额分别为20、30、50。若考虑信息共享风险,则各自利益分配额为16. 67、33. 33、 50,如表2所示。

最后将信息搜集成本调整系数、信息共享意愿调整系数、信息共享风险调整系数纳入计算框架,经计算最终的利益分配值分别为47. 5、32. 5和20,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在信息搜集成本调整系数kC的影响下,由于小规模创投机构缺乏规模经济效应, 其信息搜集成本分摊比例高于平均值1 /3,故C公司利益分配额增加,而大规模创投机构A与中规模创投机构B的信息搜集成本分摊较低,故A、B的利益分配额减少。在信息共享意愿调整系数kθ的影响下,小规模创投机构由于自身掌握信息总量较为有限,其共享信息占其信息总量比重较高,信息共享意愿较其他创投机构强烈,故利益分配额有所增加,而A、B信息共享意愿相对较弱,其利益分配额均有所减少。在信息共享风险调整系数kR的影响下,由于小规模创投机构C信息资源的有限性,其共享信息发生泄露对其经营影响较大,为了补偿信息共享可能导致的风险损失,故其利益分配额增加,A和B由于规模较大,信息共享对经营风险的影响相对较小, 故其利益分配额有所减少。这种利益分配的调整,更符合经济逻辑,小规模创投机构信息共享水平以及面临信息共享风险往往高于大规模创投机构,因此在利益分配上应对这些因素予以考虑。因此,经过调整的利益分配更容易被信息共享网络中各创投机构特别是小规模创投机构接受。

4 结 语

充分的信息掌握能够有效防范创投活动所具有的高风险属性,由于信息搜集的规模经济效应,创投机构之间通过合作构建信息共享网络能够提高信息搜集活动有效性,增强创投机构对风险的防范能力。 由于创投机构在规模、信息搜集能力等方面的差异, 创投机构之间所建立的信息共享网络在利益分配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创投机构在信息搜集成本、信息共享意愿以及信息共享风险等方面的个体特征,才能使利益分配结果更公平合理,信息共享网络更具稳定性。

本文从创投信息网络共享视角出发,构建信息共享网络下各创投机构利益分配模型。通过理论研究与案例分析表明,创投机构信息网络共享总体上能够增加各个机构的利益分享额,但在分配利益时,不应单一考虑“贡献”因素。对于小规模创投机构而言,由于其风险抵御能力差,信息搜集能力有限等特点,仅凭贡献分配收益会降低小规模创投机构加入网络的积极性,降低网络稳定性。故在收益分配时应根据创投机构自身信息搜集成本、信息共享意愿以及信息共享风险等对利益分配额进行调整,适当提高小规模创投机构在网络中的分配份额。

利益共享机制 篇8

版权, 即著作权, 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创作者对其所创作的作品享有的权利。概念中的作品是指具有独创性的各种形式的创作成果。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等。版权的狭义概念, 指作者就其所创作的作品而享有的权利。广义的版权, 还包括作品传播者的权利, 如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权利。这叫做邻接权或相关权, 是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在传播作品的过程中, 就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成果所享有的权利。

版权是作者的财产权利与精神权利的统一体。其中, 精神权利是与作者人身密切相关的权利,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只能由作者本人享有和行使。财产权利, 是可以让作者或其他权利人控制作品的使用, 从而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

在我国, 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 版权属于一种民事权利, 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前言中, 明确规定“知识产权是私权”, 因此版权作为知识产权的一种, 在理论上当然也被确认为是一种私权, 具有民法上财产权的性质, 是应该受到特别保护的权利。

二、信息资源共享的概念

信息资源共享是由信息资源、信息传播机构和利用者三部分组成的。其中信息资源是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信息传播机构在信息资源共享中则发挥着桥梁、媒介的作用, 用户充分利用信息资源则是信息资源共享的目的。在信息资源共享体系中, 信息资源共建和信息资源共享是其在实践中的两个过程。信息资源共建是信息资源共享的物质基础, 而信息资源共享则是信息资源共建的目的, 是整个信息资源共享体系中的最终结果。作为图书馆等社会公共信息服务机构来说, 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利用需求, 以充分实现信息资源的价值。

通过分析, 我们可以对信息资源共享作如下定义:信息资源共享是指拥有一定信息资源的各个部门, 通过共建和共享活动, 最终实现信息资源的充分利用, 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

“信息资源共享”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基本方针, 也是信息化社会的基本要求。信息资源共享是迅速提高社会对信息资源的获知能力和利用率的最佳途径, 其目的是使每个组织和个人都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资源。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在发表的《数字化环境下版权立场》中强调:“信息是为所有人的, 无论何种形式的信息均应被公共获取, 版权不应当成为信息与思想获取的障碍。”我国《著作权法》虽然把保护版权作为其主要目的, 但其终极目标是“为了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而信息资源共享可以说是实现这个终极目标的手段和途径。

三、版权保护和信息资源共享利益冲突的法理分析

《牛津英汉大辞典》将“利益”定义为:“个人或个人的集团寻求得到满足和保护的权利请求、要求、愿望或需求。”《应用汉语词典》将“冲突”定义为“相互矛盾或抵触, 不协调”。故此“利益冲突”的含义应为“个人或个人的集团寻求得到满足和保护的权利请求、要求、愿望或需求发生了矛盾或抵触, 不协调。”

版权是个人基于其智力创造性劳动成果而依法所享有的权利, 为权利人所独占或垄断, 具有专有性和排他性, 代表的是权利人的私人利益。而图书馆等公共信息服务机构是建立在信息开放、扩大交流的基础之上的, 具有普遍性和共享性等特点, 代表的是广大公众的公共利益。在既要保护私人利益, 又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 就必然会产生一些冲突。掌握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 有利于为实现版权保护和信息资源共享这一双重价值目标提供解决的机制与方法。

作为社会共同体中的一部分, 人与人之间必然会经常性地发生利益冲突, 为解决或避免这些矛盾, 法律创设了“权利”这一基本概念, 所以利益冲突在法律上就表现为权利冲突。各种利益关系中的人都被称为“权利主体”, 而具备价值性 (能对人构成法律认可的利益) 、可控性 (能为人所利用) 、稀缺性 (其上利益不足以平均分配) 、非人格性 (人自身以外) 的客观事物则被称为“权利客体”。依据法理学的观点, 权利是有一定的“边界范围”, 权利主体对权利的行使是权利人享有法律设定的边界范围内的自由。权利的这一特性表明, 权利主体的权利效能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超出这个范围, 就可能构成侵犯他人权利, 或者是与他人权利发生冲突。

传统的法学理论一般认为, 权利与权利之间是可以划清界限的, 严格依法界定并保护一个主体的合法权利时, 实际上也就界定和保护了他人的权利。但是科斯通过其“权利的相互性”理论对传统法学理论提出了挑战。他在分析“公害”及其他类似侵权案件时指出, 传统的做法是要求公害施放者对其引起的公害给予损害赔偿, 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 但实际上却掩盖了选择的实质。通过分析, 科斯提出了他著名的“权利的相互性”理论, 即任何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都是相互冲突的, 一方主体权利的实现意味着另一方主体权利不能实现, 即法律在保护一种权利的时候, 必然会侵犯到另一种权利。

具体到版权保护与信息资源共享领域, 也可以运用“权利的相互性”理论来进行分析:如果我们只注重保护版权人的权利, 则会影响公众对信息的获取和信息的自由流动, 必然导致信息闭塞, 从而损害社会公众利用信息资源的需求;而如果只注重维护公共利益而不顾及版权人利益的保护, 则必然会使版权人创作积极性下降而使信息生产原动力不足, 最终导致全社会的信息贫乏。

因此, 权利设置的功能就是运用法律的力量在各主体之间对特定客体所产生的利益进行配置。科斯认为, 在出现权利的相互性时, 如果交易费用为零, 无论初始权利配置给谁, 最终的结果都将是一样的:产值的最大化, 或避免最大的伤害。但现实生活中, 不可能有交易费用为零的理想状态, 因此不同的初始权利配置, 将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总产值。因此科斯主张, 在权利冲突时, 法律应当按照一种能避免较为严重的损害的方式来配置权利, 或者反过来说, 这种权利配置能使产出最大化。所以我们就要对版权保护与信息资源共享之间的各方权利进行合理配置, 从而避免损害, 使其产出最大化, 既满足版权人又满足社会公众的利益要求。

在法哲学视野中, 权利之间的关系大致有三种形态:一是同主共存形态, 即根植于同一客体的各项权利归属于同一主体;二是异主共存形态, 即根植于同一客体的各项权利属于不同主体, 但各权利之间通过构造相容管道, 使得彼此的权利和睦共存, 各得其利;三是异主抵触形态, 即根植于同一客体的各项权利归属于相异主体, 彼此之间没有构建起相容管道, 致使一方权利主体的权利行使阻却了他方权利主体的权利实现, 从而引发权利冲突。就版权保护与信息资源共享之间的利益冲突来看, 就属于异主抵触形态, 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两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 构建起相容管道, 以实现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共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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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共享机制 篇9

在公司治理过程中, 财务利益冲突是财务治理中最终需要解决并且在日常过程中要着重加以考虑的核心问题。对于企业来说, 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最终都将通过企业财务利益冲突的有效解决来完成。而所谓的企业财务治理是指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 并且为实现公司长远目标, 进而形成一整套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 以平衡各方责权利关系。所以, 从本质上讲, 财务利益冲突的含义是在相应的界定范围内, 公司各利益相关者所要求的权利主张不能达成博弈均衡而形成的一种矛盾对立的局面。在此过程中, 财务治理的内容是如何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 财务治理的主体是利益相关者。因此在公司治理中, 为解决财务利益冲突的问题, 财务治理中设计出一种制衡机制, 用来解决各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 以提高公司的治理效率。然而, 由于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收益函数不一致、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财务利益冲突, 信息优劣不对称必然会在企业各相关利益者之间发生。

二、基于利益相关者的企业财务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

(一) 投资者与上市公司的财务利益冲突

进入二十一世纪,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资本市场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经济取得巨大进步, 但是, 由于市场经济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金融市场的监管能力相对不强, 相关法律法规不尽完善, 从而造成市场失灵和少数股东权利落空。公众股东几乎没有机会选择具有良好利益冲突防范机制和股权结构相对合理的公司进行投资, 此外, 投资者选择投资对象的自由还受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对证券市场的垄断, 证券市场的竞争机制无从发挥作用, 因此无法通过资源配置淘汰那些利益冲突严重的不良公司, 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二) 企业经营者与所有者的财务利益冲突

由于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 导致实际拥有公司控制权的管理层并不拥有剩余收益的索取权, 也就是剩余索取权和企业控制权相互分离。代理人会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 做出对自己有利的盈余管理行为, 这主要反映在会计计量、确认、记录以及报告盈余信息过程中。因此, 他们更在意如何在聘任期内使自身的收益最大化, 而不会有动力去利用他们的权力追求股东收益的最大化。其表现主要为:在收益分配时, 倾向于将这些资金置于自已控制之下, 不向外部投资者分配现金, 以保障经营者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影响;在会计处理时, 他们可能与注册会计师合谋进行信息欺诈, 骗取所有者的信心, 经理层往往面临巨大经济利益诱惑, 如在工作中随意增加消费性开支和运行成本, 以享受在职消费好处;在筹集行为中, 损害股东利益, 蓄意设计使股东原有的剩余索取权产生稀释;企业经营者为了职工的短期利益和自身的利益, 轻积累、重分配, 从而影响到债权人的权益。

(三) 政府与企业的财务利益冲突

政府作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者, 在对企业的各种政策制定与实施上可能设租, 其本身也有经济利益的需求, 于是最终侵蚀企业的利益。同时由于经济人的本性, 企业的偷税漏税时有发生, 于是进而侵蚀政府的利益。另一方面, 企业寻租以及政府设租, 影响企业的财务利益, 最终加剧企业的财务利益冲突。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微观利益主体, 其财务目标是要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然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必然导致股东财富的减少, 这样一来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相悖, 企业可能对社会责任不作为。于是, 造成了企业与政府的财务利益冲突。

(四) 债权人与企业的财务利益冲突

代理风险与代理成本也存在于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 因为企业与银行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关系, 因此往往银行所要承担的信用风险, 要比股东所要承担的代理风险 (这里所指投资风险) 还要大。因为信息严重不对称, 银行为主的债权人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虽然债权人作为企业资金的主要供给者, 债权人在负债人发生财务危机或是出现财务困难时企业的财务管理进行一定的干预, 对于防范损失和风险作用不大, 并且往往是事后行为, 不能全程跟踪。

三、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财务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探讨

(一) 协调解决各利益主体的信息不对称

1. 协调解决企业与债权人的信息不对称。

要最大限度地降低银行与企业的财务利益冲突, 从系统的角度看, 必须采取以下策略:

一是加强对已发放贷款的企业进行监督与跟踪。首先是对借款人的申请信息进行再核查, 看企业财务是否虚报, 贷款申请是否隐瞒重大事实。其次是贷款到期要及时监督贷款企业按合同规定按时偿还本金和利息。最后是监控贷款使用方向和用途, 如果发现有违反资金安全的行为要责令整改, 主要跟踪并监控借款人是否按借款合同规定使用贷款, 确保资金的保值增值。

二是全面构建企业诚信档案。为最大限度地防范企业道德风险的发生, 进一步降低企业与银行的信息不对称, 银行要加快自身企业信息数据库建设, 充分利用目前快速便捷的网络资源, 最终在本系统内构建一个全面企业诚信档案, 尤其要建立全面的企业对银行还贷历史信息和企业会计、企业法人、律师、以及法官的诚信档案。并在必要时对诚信企业进行激励或者及时向社会公布企业的相关材料和诚信记录, 比如在政策范围内对失信企业进行惩罚, 如提高利率及拒绝贷款等, 或者对诚信企业实施优惠利率。

2. 改善企业自身治理结构的信息不对称。

为了更好地解决企业自身治理结构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

一是引入民营资金进入国有企业。民营化是国有上市公司改革的方向, 股权多样化是提高企业运行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上的保证。在我国国有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应该降低国有股的股份份额, 优化股权结构, 让民营资金所有者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 提高民营股权的比例, 一方面可以增强股东与企业经营者的利益联系, 另一方面可以维护股东的自身利益, 降低企业经营者与企业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民营资金的介入, 可以淡化企业的行政色彩。为此, 应该降低民营资金进入的交易成本, 完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法律体系, 保证民营资产合法利益, 确保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的公开、公平、公正。

二是建立一套公司利益经营者与自身收益统一的激励约束机制和一套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机制。企业要建立多种形式的薪酬体系, 如年薪制、奖金、职业待遇、期权收入制等;在制定企业效益、战略目标与经营规模时, 要根据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 与企业各层管理者的收入、晋升等利益挂钩;将企业绩效考核与企业战略目标相结合, 采用关键业绩指标 (KPI) 、平衡计分卡 (BSC) 等先进的考核手段和管理方法来作为企业考评工具。

(二) 构建企业的财务利益协调保障机制

1. 建立健全企业失信惩罚及资信管理机制。

首先是健全对违约失信行为的惩罚机制。对于信贷行为中的企业和银行而言, 为了促使企业能够在贷款到期后及时还贷, 使失信企业或个人在失信时受到相应的惩罚, 必须建立健全企业失信的惩罚机制。对于根本无法还贷的企业需要引入破产制度, 使社会个人或企业都不能也不敢对债权人失信违约。

其次是建立健全企业资信管理体系。我国的社会信用服务体系尚处于发展阶段, 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较还相对落后, 因此就会直接导致我国各市场交易主体行为普遍异化。因此, 成立社会信用评级公司, 降低企业与银行间的财务利益冲突, 最大限度地解决由于银企间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弊端。

2. 健全会计造假惩治机制。

首先是强化刑事责任, 民事处罚、刑事惩治并重来替代过去行政问责的方式。其次是大力推动事务所从“有限责任”向“无限责任”转变, 加大注册会计师及其事务所的风险责任, 引入民事赔偿机制, 加大注册会计师的过失成本, 用这些方法来强化审计职业者的谨慎执业, 以及社会风险意识与责任意识。最后是强化注册会计师的社会监督, 强化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监管, 强化上市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作用等。

(三) 构建企业的财务利益均衡机制

1. 强化企业财务约束与财务激励的合约化。

一是合理配置企业监事会与董事会权责。目前, 我国大部分国有上市公司政企不分, 或者分离不彻底。结合我国国情, 引入党委退出经营的机制应该说是较为合理可行的做法, 并使党委转向对企业经营的监督, 在此基础上促进监事会成员的多元化, 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 将企业债权人、党委、部分股东以及工会纳入其内, 在企业治理层面真正实现政企分开。

二是防止“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发生, 对经营者的有效约束, 防止经营者利用其自身的信息优势操纵市场、粉饰财务信息。

三是促使企业所有者的财务目标与经营者的经营目标一致, 促进制度激励与管理激励的合约化。在实践过程中企业通常采取一定的管理激励, 可以为实现企业的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协力合作, 即经营者即财务资本的合作, 在制度上确保企业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权益安排得当, 如包括股票期权、年薪制等在内的财务激励等, 促使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效用函数趋向一致, 实现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

四是充分发挥企业内部审计对企业财务的监督职能, 强化企业的内部审计, 通过企业内部审计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财务约束, 明确企业经营者的责任道德, 最终来促使各利益相关方的行为取向一致。

2. 完善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机制。

实践证明, 未来公司治理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发展方向将是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结构。因为企业产权主体对效率的追求的强化离不开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企业利益协调与治理, 企业各产权主体的信息不对称的降低离不开对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共同关注。而我们通常所关注的共同治理模式则充分强调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护, 在这种利益协调模式中, 企业关注的不仅有债权人, 还关注股东的利益、企业职工等在内的所有企业利益相关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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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邓汉慧, 张子刚.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 (J) .科学管理, 200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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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心合.财务理论范式革命与财务学的制度主义思考 (J) .会计研究, 2007 (2) .

养猪补贴利益运行机制探讨 篇10

一、养猪补贴面临的问题

(一) 养猪补贴资金来源单一

养猪补贴是一种公共财政政策, 是国家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 具有矫正养猪业外部效应、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养猪业生产的作用, 促进了养猪业可持续和谐发展。养猪补贴的公共财政性质决定了国家应该成为养猪补贴的主体。因此, 养猪补贴的资金来源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政策价值取向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财政是养猪补贴的唯一来源。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一些社会团体、组织和企业也可以并且应该成为养猪补贴的重要主体, 如扶贫慈善机构、养猪合作经济组织等。当前, 我国养猪补贴制度尚缺乏引导社会团体、组织和企业等参与养猪补贴的机制, 补贴几乎全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承担, 资金来源单一, 而且补贴的力度明显不足。

(二) 养猪补贴缺乏统一规划和科学性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 养猪补贴除了要在养猪农户、养猪生产组织和相关企业等利益主体之间合理分配外, 还要用于降低养猪生产资料的价格以及贴息贷款等流通领域方面。同时, 对于养猪科技教育和推广, 养猪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调整养猪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 也应给予补贴, 而这些方面正是改造传统养猪业、增强养猪业发展后劲的关键所在。我国当前养猪补贴在以上几方面尽管都有所涉及, 但还是存在明显的结构失衡, 缺乏统一规划和科学性, 导致补贴利益分配不合理, 直接影响了补贴的实际效果及其作用的发挥。

(三) 养猪合作组织缺位

当今社会, 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无处不在, 在各种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中, 有制度保障的利益集团占据较大优势。在西方, 利益集团又称利益团体、压力团体等, 是指由抱有某些共同目标并且努力去影响公共政策的由个人组成的团体。在养猪补贴分配的博弈过程中, 通过制度安排提高养猪业的组织化程度, 建立能代表养猪投资者、生产者利益, 反映养猪业主要意愿的利益集团, 显得尤为重要。目前, 我国虽然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但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尚属初级阶段, 影响力有限, 很多养猪投资者、生产者还没有组织起来, 缺乏发言权和政策影响力。这样, 很多养猪投资者、生产者在养猪补贴过程中无力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利益冲突中处于弱势地位。而一些非养猪业的利益群体, 凭着自身在利益分配渠道中的优势地位, 运用各种手段对补贴资金进行截流和侵蚀, 造成补贴资金的流失。

(四) 养猪补贴保障机制乏力

养猪补贴需要通过制度安排来加以落实, 保障养猪投资者、生产者的利益不受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威胁和侵害。养猪生产面临的很多风险, 可以通过养猪保险来进行有效规避。养猪保险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 需要国家财政予以支持。我国当前养猪保险补贴制度的覆盖面和力度仍然严重不足, 养猪风险无法得到有效的规避。此外, 由于养猪补贴的本质是一种利益的补贴, 实施过程中容易受到道德风险的威胁和侵害, 如行政机关的寻租行为, 其他市场主体的非法剥夺和侵害等。而当前我国对养猪补贴的立法相对滞后, 目前为止尚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养猪补贴法》, 不利于保障补贴资金的有效分配。

二、构建养猪补贴良性利益运行机制

(一) 拓展养猪补贴资金的来源

资金来源不足是我国养猪补贴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虽然近年来国家对养猪补贴的投入力度有所提高, 但仍远远不足。养猪补贴制度的发展急需拓展资金的来源。补贴资金的来源应分为纵向资金来源和横向资金来源。纵向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 增加养猪补贴资金的绝对量, 实现工业反哺养猪业, 促进养猪业的可持续发展。横向资金来源是指通过制度安排拓宽资金来源的渠道。针对我国养猪补贴资金来源单一的状况, 可以通过立法逐渐引导一些社会团体、组织和企业等参与到养猪补贴中来, 给予它们相关政策上的优惠, 充分发挥它们在补贴中的积极作用。还可以将财政补贴和银行信贷支持结合起来, 积极发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 为广大养猪投资者提供信贷支持。

(二) 养猪补贴应具有倾斜性

养猪补贴利益的分配应向直接补贴措施和调整养猪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等方面适度倾斜, 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恰当的地方。通过对养猪业不同主体的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 使养猪投资者、生产者成为养猪补贴制度的最大受益者。

在我国养猪补贴制度中, 倾斜性的利益分配格局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使补贴利益分配从间接补贴向直接补贴倾斜;二是要明确养猪补贴不应是一种应急措施, 应重视对养猪业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建设补贴, 重视加强养猪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 加强对养猪业从业人员的基础教育和技术培训工作, 推动养猪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增强我国养猪业的整体竞争实力。

(三) 发挥合作性组织在养猪补贴机制中的作用

我国是一个养猪大国, 养猪投资者、生产者多而分散, 组织化程度低, 因此, 创建养猪投资者、生产者的利益代表组织, 完善利益代表机制, 是保证养猪补贴制度充分发挥作用的有效途径。在养猪补贴中, 多而分散的养猪投资者、生产者的利益代表主体应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养猪投资者、生产者通过自愿合作组成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他们在养猪补贴中的谈判地位, 改变其在利益博弈和政策博弈中的劣势地位;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国家与养猪投资者、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交流, 降低补贴制度运行的成本, 提高补贴的效率。在养猪补贴中, 我国还应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立法上除专业合作社外, 还要赋予股份合作社、专业协会等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一定的法律地位, 明确它们的性质、业务范围, 给予各合作组织必要的经营、民事主体资格, 并应在补贴制度中将合作组织作为养猪补贴的受益主体, 充分发挥其在养猪补贴中的积极作用。

(四) 重视御险性养猪补贴

谈农民利益获得机制的重塑 篇11

关键词：农民权益；损害表现；利益获得

中图分类号：C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5--0120—02

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公平正义缺失容易造成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加剧，进而酿成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影响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国家稳定。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为社会各个群体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公正的起点，保持社会公平正义，使社会全体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其中保证农民的利益获得尤其重要。

我国农民为中华文明史的发展和新中国的诞生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他们却一直是最大的社会弱势群体。在建设小康社会、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今天，解决农民问题已是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用以维护农民利益，使农民经济收入有所增长，政治活动逐渐丰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农村改革发展的推进，在农民权益保障方面，仍然存在着权利缺失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民权益的实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权利方面。中国农民的处境一个根本性且结构性的根源，就是小农经济格局以及人口相对于土地资源的紧张性。如果在有限的土地上，没有商业利益的小农农业经济，农民是没有出路的。再加上由于乡镇企业或者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发展，导致许多农地被征收。然而许多农民失去耕地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使农民经济权益上受到损害。

第二，政治权利方面。虽然法律上赋予农民政治参与的权利，但是实际上他们通过制度性的政治参与却是不足的。虽然他们可以通过村委会的选举与自治参与村务的自我管理，但村委会毕竟不是正式的政府，其参与的公共资源分配层次很低。重大公共资源分配是在各级政府实现的。虽然农民可以通过选举人大代表来代表自己利益，但是农村每一人口的选举权只相当于城市每一人口的1／4，再加上农民没有统一的群众组织，这就很难在利益博弈中维护自己的权益。 第三，社会权利方面。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成为农民诸多社会权益丧失的历史性原因。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户籍”制度造成了一种身份的烙印，农民户口不仅天生象征了一种社会地位的低下，而且在劳动就业、人事管理、住房分配、醫疗保障、义务教育等方面，农民不能享有和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虽然现在许多地方开始了“户籍制度改革”，但是仍然以经济条件作为前提设置“准入门槛”。城乡二元结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提升较慢，难以享受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

农民权益受损的本质在于农民在政治上的弱势。因为没有其真正利益的代表，无法自我保护，容许了在经济权益上和社会权益上对农民的侵犯。因此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和创新，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其主体作用，以引导农民进行政治参与成为保障农民权益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农民的政治参与渠道主要是通过选举来完成。，农民可以通过选举村委会、乡镇县人大代表进行政治参与。然而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单一，加上选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农民权益不能得以充分保障。因此在重构农民利益获得机制时应拓宽农民政治参与渠道。

第一，在选举制度改革方面。利用并改革地方人大选举制度，使之成为激发农民合法结社的动力，提升农民的公民权力意识与能力。

按照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选民或者代表，10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这条规定为农民以及农民团体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给予了一个合法的机会。虽然选民提出的候选人根据该法第三十条还要经过选民小组酝酿、讨论、协商而产生正式候选人名单，但是至少农民和农民团体根据法律是可以提出他们认为能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选人的。在此种可能的条件下，如果农民能有自己的组织和团体，那么组织或团体的代表在选民小组协商时也应该参与协商，这样才能真正确保其候选人不会被剔除到正式候选人名单之外。

在中国农村的村委会选举过程中，农民已经自下而上地实现了许多选举制度的创新，这显示中国农民对于民主追求的动力十分强烈。且经过十多年的村委会选举，中国农民对于选举也已经熟悉。应该让农民作为公民的权益在正式的政治体制内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第二，保障农民结社权利方面。允许农民成立农会组织，并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赋予农会法定权力。

成立农会是维护农民经济、政治利益的需要。随着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农村社会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具有相同或相近利益诉求的农民逐渐形成了利益和意识共同体。农会可以集中代表和体现其所拥有的农民会员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不仅如此，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进程中，农民追求自由、自治和自主的精神得到张扬，其自我服务的意识逐渐觉醒和增强。一些地区已经出现的由农民组成的专业协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的成功经验和章程为建立农会提供了实践支持和理论参考。

保障农民结社自由必须以农会制度的建立为中心。中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些相关法律来具体规范工会、红十字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律师协会等社会团体，却没有相应的一部“农会法”来规范农会组织。所以需要制订“农会法”来规范农会组织，这样有利于国家和政府管理、监督、引导和帮助农会组织，有利于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

具体来讲，“农会法”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成立农会的许可和登记。农会筹备组织应当向当地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申请成立登记并接受审查。(2)农会成立的条件。一般各国和地区都规定一定数量的最低成员要求、场所、经费的条件。我国的“农会法”在这方面应更多地考虑中国目前的现实国情，不能作过高要求。(3)农会的目的和宗旨。农会不能以政治性为唯一或主要的目的和宗旨，而应当是以发展农村经济、科技、社会福利以及维护农民利益为主要目的和宗旨。(4)农会吸收会员的要求。农会可以对吸纳的会员有资格要求，如农业劳动者(即农民)、年龄、地域、主要从事的农业项目(如种植某一类作物或养殖某一类禽畜)。农会应当是开放式的，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者都应接收入会。(5)农会的活动范围。应当对农会的活动范围作出列举，主要与农村经济、科技、社会福利以及维护农民利益相关。当然还要有一个弹性条款以涵盖未列举的部分。(6)农会的内部事务与财务管理。这一部分包括对农会的内部管理、领导、管理人员的选举方式以及财务会计制度等内容。(7)农会的合并、解散。有成立就免不了有由于各种情况而发生解散、合并等的情形，“农会法”对此也应有所规定。

第三，鼓励政治参与方面。在现有法制架构中改善制度，拓宽结社、参与、与对话的渠道。

首先，要完善村民自治体系。村民自治是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最为便捷的途径，因而充分利用村民自治这一乡村民主政治的制度资源，拓宽农民政治参与的基础渠道是非常有必要的。譬如让农民之结社团体推派代表参加农村公共议题之听证会，增加进行“对话”或者“谈判”的机会，对牵涉农民权益的公共资源分配进行有意义、有序的参与和协调。

其次，要注重农民对民主自主意识的培养。农民是农村基层民主的主体，要通过各种有效措施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特别是对民主理解的文化素质，在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大形势下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构建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激励机制，不断扩大村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培养农民按制度办事能力，从已有的民主制度建设中寻求参与的途径和方式。 再次，要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其一要完善舆论监督机制，提高新闻媒体对农民的关注度，切实保障农民通过新闻媒体来实现政治参与权利；其二，要充分发挥农村经济文化组织等对调动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重要作用，要善于加以引导。

完善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篇12

一、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存在问题

( 一) 利益表达主体自身的缺陷

当前我国农民的利益表达水平整体较弱,尤其在自身合法权益面临侵害时,往往采取非制度化甚至是偏激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这主要归因于农民没有相对的知识水平和意识能力来通过合法的手段维护自身利益,同时利益表达主体的组织化水平低下也是导致其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另外农民采取哪种利益表达形式主要是根据其熟悉的法治观念来进行判断。假如农民的法治意识不足,那么他们所采取的利益表达形式可能是制度外的甚至是非法的。相反农民具备相应的法治观念,他所采取的就会是合法有效的利益表达形式。

( 二) 利益表达客体存在的缺陷

政府本质上可以代表与个体相对应的每个人的利益; 其次个人利益需要服从全局利益,实质上就是部分服从整体利益。由于个人利益归属于整体利益,所以个体的利益表达有时会被忽略了。政府的职能部门都是由不同人员所构成,而其本身就是社会中的一员所以必然会有利益需求,由此使得矛盾化的双重身份出现。

二、完善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农民只有通过健全的利益表达机制,顺畅的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利益,才能更好的维护自身的权益。为了更好的建设和谐社会,保障农民的利益,有必要构建和完善我国的农民表达机制。

( 一) 主体方面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服务型相关单位职能转型速度的加快, 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背景下,农民的主体意识正在不断加强。全国很多地区的基层民众也在当前社会“以人为本”价值观的影响下,对于自身的合法权益更加重视。本文认为应当从加强农民文化水平和法制观念入手,同时使农民建立基层组织,毕竟组织的力量和声音大于单个的个体,通过所在组织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或许更为有效。

1. 加强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建设

农民属于相对分散的弱势群体,无法形成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协会、组织,更做不到用呼声来改变政策的走势。因此要提升农民利益表达的影响力,就要尽可能的让农民参加到涉农体制、政策的设计当中去, 就必须要求农民群众聚集在一起。所以要实在的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构建足以保障自身权益的协会组织。

2. 通过加强文化和法制建设

各地区的基层部门应当加大对基层文化与法制教育意义的认识,通过开展一些基层文化活动或普法宣传来提升农民的法制意识,使农民对自身所要表达的相关利益政策有着清醒的认识,如此不仅能够提升基层部门的工作效率,同时还能最大程度避免一些不必要基层矛盾事件的发生。

( 二) 政府方面

政府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构建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最为直接的,确保农民更好地进行利益表达实为基层政府的首要职责,对此,从政府角度出发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树立以民为本的正确思维方式

虽然近些年我国一直在加强政府部门的行风建设,并且整顿极为频繁,但一些服务态度较为恶劣的现象依然严重。要杜绝这样的情况,就要树立基层政府的服务意识,全面提高服务水平。这就需要政府部门采取有效整顿措施,深化转变刑侦人员的工作作风,改变其固有的传统思想,树立全心全意服务为民的意识。首先,要大力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 唯有如此,才能打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条件,要确立明确的目标,明确做好服务才是政府的本职。其次,全面贯彻落实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这也是强化行政人员服务意识的必经之路。

2. 规范地方政府行为

首先,落实领导责任制。实行领导责任制主要依靠的是相关单位的信息化管理,而农民利益表达相关单位信息化管理的根本是为了保证农民利益的表达得到保质保量的得到处理,不但对其问题的解决速度以及解决成果加以保障,还要遵循相关单位管理的基本章程以及相关规范内容,因此,需要大力建设相关单位的信息化管理体系,优化并完善领导责任制,而且切实的落实和实施,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基层矛盾纠纷的化解有处可循。

3. 完善公民信访制度

根据当前状况来看,信访制度仍存在较大的缺陷。而随着信访事件数量的迅速上升,信访制度的缺陷也逐渐体现出来,要想有效的处理好这类问题就要求不断地健全和改革信访制度。首先,落实信访部门的合理规划。针对当前部门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应成立同各个部门相对应的专业的信访部门,再通过纪委来监管党的信访部门。政府部门、人大部门、司法机关要依靠自身的专业机构来处理好相应的信访事件[2]。其次,构建联系信访模式。通常人民群众向信访部门所反映的情况都较为复杂,而且都需要涉及到多个部门。因此想要处理好这类问题,就必须将各个部门有效的结合在一起。通过应用联系信访模式来使得党、司法、政府等部门协同参与,一齐接访。

三、结论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只有更好的关注弱势群体才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也能更好的建设和谐社会,提高我国的整体水平。要想更好更快的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明进程就要更好的关注农民的主权意识,努力提升农民的文化会平和个人素质,与此同时更要不断的扩大和完善农民表达的渠道,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参考文献

[1]董加成,安之等.《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中国财政经版,2014,21(2):125-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