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学家在中国

民族音乐学家在中国（精选3篇）

民族音乐学家在中国 篇1

本刊记者:赵院长您好!中国音乐学院作为中国民族音乐的理论研究、创作实践、表演实践人才培养的最高学府, 以弘扬传统音乐为己任, 在民族音乐的理论研究、教育、创作、表演、传播方面已走在当代中国的最前沿。中国音乐学院在培养人才的大前提下, 这些年来如何协调、融合理论研究、创作实践、表演实践三者的内在联系?

赵院长:对于我们这个学校的历史, 你们的主编曾老师应该是非常了解的。曾老师曾经就读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院, 原来就和中国音乐学院在一个院里。在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之前, 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大概是这样定位的:1949年以前, 从教育理念到人才培养模式, 基本依据西方音乐教育体系;1949年以后, 又融入苏联音乐教育体系——当然, 苏联的体系也是以西方为基础的。那么, 有没有民族音乐教育的专业呢?有。但它是支离破碎的, 不入主流或被边缘化的。

到了1963年, 文化部的主要领导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中国刚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 经济开始恢复, 因此, 文化的发展自然而然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经济发展, 必然也要有如同今天说的这个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因为文化发展, 必须要有自己的系统。所以, 当时成立中国音乐学院, 就是要建立一个中国民族音乐的教育体系——一个理论、创作、表演这几个方面结合的体系。这个问题在1963年被提出来后, 1964年便成立了中国音乐学院。

今年是我们中国音乐学院的五十周年校庆。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首任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后任代院长的人民音乐家马可 (1) 同志 (首任院长为人民音乐家安波 (2) ) 在中国音乐学院成立大会上就说, 我们的任务, 就是建立民族音乐的教育体系;安波同志也说, 如果不去建设这个体系, 中国音乐学院就没有办法教学, 没有教学的依据。这就是说, 我们要建立一个特色非常鲜明的、有中国人的音乐话语体系和话语支撑的这样一个体系。

当时动作很大:中央音乐学院的民乐系 (中央音乐学院当时有民乐系)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 (就是今天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前身) 全部规划到了新诞生的中国音乐学院当中。

这件事是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的。除机构的调整外, 全国各地从事民族音乐理论、创作、表演的大师都先后调进了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音乐学院在民族音乐的理论研究、作曲、表演三大结构中建立了五个系:音乐理论系、作曲系、声乐系、歌剧系、民族器乐系。

比如, 歌剧系是学习、探索民族化歌剧的, 也就是走《白毛女》、《小二黑结婚》那条路。当然, 咱们的歌剧, 跟西方歌剧比较起来, 在音乐结构上还比较简单。但人民大众那时候是非常喜欢的, 在过去的革命年代中发挥着重要的号召作用、进步的引领作用。因为成立了这么几个系, 有这样一个队伍、这样一个架构, 从1964年起, 不到两年的时间, 在国内已产生了巨大影响, 并有相当多的成果。

所以, 中国音乐学院的建设, 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体系的建设。在以后几十年的发展岁月中, 我们的历任院长们就是以这样一个体系的建设去考虑和探索的:不只是培养表演和作曲, 因为它一直是一个体系的建设的延伸, 因此, 理论研究同样重要。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 我们又开始增加了艺术管理系、音乐教育系。其中, 音乐教育系就是培养传统音乐传承教育方面的人才。

2000年, 由于行政管理格局的调整, 在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这个背景下, 教学格局也有所调整——中国音乐学院增设了钢琴系、指挥系、管弦系等, 前几年还成立了音乐科技系。但是, 不论成立什么系, 总还是围绕着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来建设的。比如, 钢琴系主要的特色是别的学校没有的——主要是去发展中国的钢琴音乐, 聚集它的创作和演奏去向世界传播;管弦系同样是创作、表演中国的管弦乐。但是, 要发展钢琴和管弦乐这样发源于西方的艺术——人家有几百年的历史, 成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 我们还必须得把它学好。若不把它学好, 是不可能真正发展中国的钢琴音乐和管弦音乐的。

所以, 我认为, 走中国民族音乐化的道路, 在中国音乐学院乐学院是一个传统, 是它的历史使命。别的学校也可以做做, 也可以有自己的特色, 但中国音乐学院不能不做, 这是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如果它不做这个, 就没有必要办这个学校。这是具有特色的体系建设。当然, 这个体系的建设的建设, 中国音乐学院要主动、自觉地把全国带动起来, 包括我们的“两会、一节” (3) , 都是在围绕这个体系建设都是在围绕这个体系建设, 把全国的相关学校都团结起来, 来共同完成这个大事业。

所以, 中国音乐学院走中国民族音乐的特色之路, 是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其次, 理论研究、创作实践、表演实践这三个环节, 必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不存在我们哪个环节比较突出、比较强。这三个环节, 如果不相互支持的话, 它们不可能向着一个整体目标发展。所以中国音乐学院这些年来, 虽然在表演方面培养的人才很多, 但一定不要忘了, 这是一个体系的建设成果。外界不要以为学校就只是教表演。中国音乐学院的定位是一个教学科研型的学校。我认为, 我们突出表演人才的培养, 是建立在强大的理论和创作支撑的基础上的强大的理论和创作支撑的基础上的。我们把创作比作整体学科建设的发动机, 理论研究是思想库, 表演才能作为一双翅膀飞起来。这就是整个思路。

本刊记者:从学院的“两会、一节”中, 我们看到了中国音乐学院是在围绕学院办学特色和“构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办学目标, 做传统音乐传承传播的大事业。您作为学院的掌舵人, 请您谈谈其下一步发展思路和目标是什么?尤其是在民族/传统音乐的传承与传播方面?

赵院长:刚才我们提到“两会、一节”——其中的“两会”, 一个是“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区域音乐文化教学研究学术研讨会”, 一个是“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这两个会都是两年开一次, 主要是以开会的形式与各个学校加强联系和学术交流。事实上, 中国的少数民族音乐也是中国的传统音乐的有机组成, 为了强调, 把这个课题划分一下, 而且特别重视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和传承。因为中国音乐学院的名字还有一个内涵:既然带着“中国”, 就应该是56个民族的音乐学院——这里面有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这56个民族都有权利享用国家的优质音乐教育资源, 都有权利获得来这个学校学习的机会;另一层含义更深, 就是要构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 如果没有56个民族的音乐资源的话, 那构建起来的能叫中国民族音乐的教育体系吗?56个民族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撑, 这些资源就是我们教育教学的资源和学生学习的资源——培养他们合理的价值观、音乐观的资源。

所以, 我们的“两会”, 就是围绕这个目的来做的, 且如前面说的, 要大家共同努力。仅凭中国音乐学院一个学校, 是不可能去完成这样的伟大事业的。因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或说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是由不同区域/民族的音乐文化构成的。如果每个地区的院校都能积极主动地把区域音乐文化作为最有特色的传承工作来做, 就能把整个体系支撑起来。所以, 我们通过“两会”等平台努力加强和地方院校的联系和交流, 共同来做好这件事情。两年一次很正常, 效果也很好。

“一节”就是“北京传统音乐节”。此事缘起如下——我刚来那几年, 我们中国音乐学院的几位教授, 如李西安教授、樊祖荫教授、谢嘉幸教授等, 来一起商量要打造一个综合的、实践表演的平台和理论交流的平台, 目的是给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提供一个开阔视野的平台, 同时也是一个传统音乐教育的平台, 并通过这个平台把优秀的民族音乐资源及其魅力进行展示。当时我们就想, 北京市里有一个“北京国际音乐节”, 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个“北京现代音乐节”。其中, “北京国际音乐节”基本上都是在传播世界各地的音乐, 但其中并没有多少中国音乐的位置, 显得似乎有点音乐文化上的“不自信”;而中央音乐学院的“北京现代音乐节”, 内容是前沿的现代音乐, 而现代音乐也基本上是西方的——它的“现代音乐”的定位还未脱离西方的“现代”。

那么, 在那样的定位中, 就容易导致我们国家的音乐文化生活的导向里面缺少了中国的传统民族音乐文化——而这个传统, 为我们保存着保存着对于未来有着重要创造价值的鲜活的基因。为此, 我们决定要创建一个自己的传统音乐节, 并在商议后定名为“北京传统音乐节”。第一届“北京传统音乐节”的口号就是“重新认识传统, 尊重传统, 再发现传统”。在此之下, 再组织几个板块, 以后就形成了这样的格局——每一届形成一个主题, 然后有几个板块。

第一届开幕式的主题是“北京音乐八百年”。我们知道, 北京从元大都开始, 文字记录其建都有八百年的历史, 很多的音乐体裁在北京产生, 而且后来和北方其他地区的交流也多。文献记载中的一些东西, 我们通过研究工作把它复原, 策划了一个“北京音乐八百年”的主题, 然后设计了几个板块, 如“四方水土”、“八面来风”等。这里面有区域音乐, 还有少数民族音乐、世界民族音乐、中国传统音乐等。第二届的主题叫“五彩丝路”。“丝路”不光是指陆路的这个丝绸之路, 它的概念放大了, 除了海上的丝绸之路以外, 大凡和中国进行过交流与沟通的其他音乐文化, 其相关的内容我们也放进去了——也就是把“丝绸之路”作为了传播、交流的载体。第四届, 就叫“大河颂”, 我们把人类的音乐文化的缘起和传播方式, 借助河流的走向及其孕育两岸艺术文化的传播途径展开——包括印度的恒河、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中国的长江、非洲的尼罗河等, 以此分成不同的板块, 并把相关国家的传统音乐请来, 在不同的河流区域中展示不同的传统音乐文化。

这次, 在今年10月, 配合着校庆, 将设计一个叫作“国乐魂”的主题, 从国乐传承的角度展开——从刘天华开始, 特别是在学校里面的传承。中国的国乐 (民乐) , 进入到高等教育当中的时间很短, 其正式成为课程, 可以说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了。正式将“国乐”作为一个学校当中的专业来建设的, 是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的民乐系。当时虽然在建设, 但是被各界重视的程度不够。而其实质性的学科建设, 还是在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以后。

音乐节在刚开始办的时候, 可能更多考虑的是它在学科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 但是随着实践的深入, 逐渐拓展了它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发展、走向世界走向世界, 乃至城市文化建设方面的影响。

这“两会、一节”, 将来我们还要把它们继续办下去, 办得更强、更好, 办成一个鲜明夺目的传统音乐艺术教育、传承与传播的品牌。

本刊记者:我们了解到, 在“两会、一节”的基础上, 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传播研究中心”于今年5月份正式成立了, “中心”成立的意义、远景和发展策略是什么, 可否请您给我们进一步介绍一下?

赵院长: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传承与传播研究中心”这个名称, 是在考虑了好几个方案的基础上, 最后确定下来的。它是在过去的工作内容的基础上, 和学院的特色定位结合起来考虑的。“研究中心”的工作让谢嘉幸教授主持。谢教授年龄到了, 退了, 但是给他建立一个中心。他目前身体也好, 干劲也大, 而且思想也很解放, 对传统也有很深入充分的认识。这个“研究中心”是一个音乐研究机构, 挂靠在音乐研究所, 主要每年做研究规划的课题, 把“两会、一节”的内容也放在其中——即“两会、一节”的办公、组织、执行处在研究所。

在这个“研究中心”里, 我们已经在开始关注音乐的传播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引起重视了。过去我们所讲的传播是在一个狭义的概念上的, 不像你们是研究所有的音乐传播现象的。我们音乐学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目前对传播的领域, 特别是新发展出来的这些传播问题和现象已经注意到了, 但是关注得还不太够。

我们学校如果还不注意音乐传播这个问题, 如果不把它纳入到中国音乐教育体系里面去考虑的话, 恐怕和现在时代的发展和要求就有差距了。因为在学校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也就是十年前, 中央领导同志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当时温家宝总理在给学校的贺信里面, 就把这一条写上了, 就是:“民族音乐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这个是从一开始建校就有的目标, 最后还加上了四个字“走向世界”。对于我们来说, 现在我们有协同创新中心, 也有传播、传承的“研究中心”, 中央领导同志又赋予中国音乐学院一个新的使命——它不光是传是传承自己的, 它还要向世界去传播中国音乐。

中国音乐文化传统对当今的世界音乐文化格局而言,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也要思考在世界多元文化中, 中国音乐文化应当做出什么贡献。我们需要立足传统, 只有立足传统, 才能对世界音乐文化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而且, 如果我们不继承传统, 不了解传统, 我们的文化自信何来?但是, 如果仅仅知道自己的传统, 不知道世界的音乐文化, 不把自己放在世界音乐文化当中去认识, 同样也不会自信。因此, 另一方面, 我们要有世界的眼光, 没有世界眼光, 就不可能认识到我们的音乐文化对世界音乐文化的意义。如果拥有世界眼光, 我们的胸怀是开阔的, 即使“和而不同”, 也是尊重不同的音乐文化的。我们要用宽广的胸怀, 去做出中国人的贡献, 给人类的音乐文化的进步和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做出贡献。

总之, 我们不但要将中国音乐学院全力打造成为中国民族音乐人才培养的高地、中国民族音乐科研和信息基地基地, 还要将它打造成为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对外交流的基地——即向世界传播中国音乐文化的窗口。也就是说, 要在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中国音乐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方面有所作为。在文化交流全球化的背景下, 我们在经济实力提升的同时, 还需要提升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心——况且, 经济要可持续地发展, 也必须要有文化深厚的支撑。举行文化活动本身也是一种表达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的有效方式, 也有助于突出传统音乐文化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应有的地位。

我们当下又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机遇期, 那就是国家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的教育也必须要抓住这个机遇的教育。我们要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有文化自觉一个和自信的人、有世界眼光的人、胸怀宽广的人, 也希望学生们能够作为中国音乐的传播和传承、弘扬、走向世界的种子, 播撒到各地去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完成中国音乐学院的学生应该完成的使命。

我们的“研究中心”要把我前面提到的、过去的那几件事再做扎实、做强大, 在理论的层面, 为整个的学科建设发展提供思想, 并搭建一种新的平台。它的任务还是很重的, 也是很有意义的。

本刊记者:赵院长, 我们阅读了您的相关论著后, 看到了您作为一名学者, 有着开阔的胸怀和视野, 秉持多元文化价值相对论的理念, 并以学者的冷静、客观、中庸, 对民族音乐研究怀有深厚的感情, 研究成果严谨、细致、丰厚。您为什么对民族音乐研究这一领域情有独钟?能否结合您的成长经历, 给年轻的学子们分享您的感悟?

赵院长:过去我学音乐, 学的全是西方音乐。比如, 在大学里, 我和声学学得不错, 毕业留校 (新疆师范大学) 以后, 本来系里想让我教和声学的, 但是当时已经有一名老师在教这门课了。而当时教育部刚发布了师范院校的教学大纲, 其中, “民族民间音乐”这个课没有人教, 大家都不教。曾老师可能也知道, 当时人们对民族民间音乐的认识, 是一个不自信的状况。跟西方的东西相比, 好像不能在一个平台上对话。当时我就想:“好, 我就开始准备这个课吧!”

在准备这门课的过程中, 机遇是什么呢?当时杜亚雄来了——他到新疆来采风, 他以前的一个同学就把我介绍给他。我跟着杜亚雄先生出去实地调查了大概有一个多月, 他在新疆的那段时间搜集的材料, 就是为了写《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里面的新疆部分。这次调查用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观点和视角呢?这不像过去采风是作曲采风, 录了音, 回来将音调特点什么的勾勒一下, 再作为人们创作的主要依据。这次完全是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借鉴了民族学和语言学的视角, 用这些视角, 再加上音乐学本身的知识, 去观察这些民间音乐、去调查这些民间音乐。在这个过程中, 我一下子感受到, 民间音乐, 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知识宝库!民间音乐真是太伟大了!

我们对民间音乐的观察视角不一样了, 我们和民间音乐接触的亲密度不一样了……那种融入式的方法, 那种和民间艺人近距离交流、接触的互动方式, 使我进入一个全新的科学实践的空间。那时候, 交通也不方便, 我们背着沉重的采访器械, 风里来、雨里走……尽管很累、很苦, 但是这个学科震撼了我。它有这么多的知识!我觉得, 学了这些知识以后, 过去那种比较狭隘的胸怀, 一下子就拓展了, 视角和眼光一下子就打开了。自此, 我更加热爱民族民间音乐这个领域, 尤其非常喜欢民族音乐学!紧接着, 1983年到1984年, 我就在中国音乐学院的创研部进修了一年民族音乐学。

那时曾老师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也住在我们院里, 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他们辩论的文章, 其中有关于民族音乐学问题的文章——对这个学科的名称、定义、概念体系、内涵等方面, 不断地进行讨论。在大家讨论的过程中, 我对民族音乐学有了更多的认识。然后, 从1987年开始, 我就把过去的一些感兴趣的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首先就是新疆蒙古族音乐的问题。我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待过7年。这7年的经历非常丰富, 很有意思。我开始研究新疆蒙古族音乐。我是1987年开始的硕士生阶段的学习, 当时就研究蒙古族的和新疆的音乐。那个时候, 我努力按照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去实践, 在导师的指导下, 去具体地操作一个民族音乐文化的单元。这是一个系统的工作, 对我的锻炼还是比较大的。我的硕士论文是《蒙古族额鲁特部民歌特征的鉴别与解释》, 后来发表在了《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上面。对我个人来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训练。

后来我调到新疆艺术学院, 上“民族民间音乐”这门课。上课时, 重点考虑的是区域的音乐文化, 其他的就给学生们教一些基本的东西, 主要是对新疆音乐进行研究, 把新疆音乐放到中国音乐的整体当中来看。

我在扬州大学博士毕业的时候是1998年。黄翔鹏先生在生前曾对我说, 希望我博士毕业后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去。而周吉当时到了扬州, 陪我喝了一晚上酒, 就谈让我回到新疆去的事情, 我被他的精神所感动。我父母也是这样的。我父母说, 新疆培养了你, 你就应该回到新疆去工作。我2006年才来的北京。2005年我在美国待了半年。

我准备从新疆调往北京时, 当时提出来过来以后就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了——那时候我已经是新疆艺术学院的院长, 我想我不做领导了, 就做一个在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方面作学术研究和教学的老师吧!但是, 领导研究了以后还是让我来担任副院长和常务副院长——当时的院长是金铁霖教授。

我的音乐之路, 其实和家庭没有什么联系。因为我父亲是从事法律的, 1979年因国家法制建设, 他被从新疆调到全国人大法工委, 从事立法工作。父母他们和音乐都可以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喜欢音乐是在上中学的时候——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来我到新疆博尔塔拉自治州, 也是以知青的身份下去的。下去以后在农村待了一年。那里成立新型的文艺单位, “换血”的时候就把我们十几个人引进去了。中间经过了一次整编, 突出了民族特色, 汉族人只留下了两个, 进来了一大批当地蒙古族的。汉族和蒙古族就住在一起。我们那时就像亲兄弟一样, 所以我还学会了他们的风俗习惯、语言。

本本刊记者:我们曾经在您之前的文章中看到了您强调了音乐学习过程中的综合素质的问题, 请问您, 这一点在当下的民族音乐学习中有什么样的意义?现今民族音乐的学习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赵院长:强调综合素质的话, 音乐学这个专业本身, 特别是民族音乐学, 它之所以能够对这个学科的知识体系有所贡献, 就是因为它能和其他的学科主动地去接触并吸收其养分——吸收观察的视角、具体的方法、方法论上面的东西, 来帮助完善自身——它的特色、它的学科建设等方面。它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它的名字本身就体现了它是结合了民族学和音乐学的。我最近有一个想法, 就是民族音乐学这个学科在院校的教学里面, 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 对这个学科的健康发展影响很大, 学科对知识体系的贡献也会大打折扣。就是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音乐”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时候越来越少。比如“Ethnomusicology”, 有人说, 变成“Eth NO music ology”——没有“音乐”的“音乐学”了。首先, 它应该把音乐看作一个人类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的不可替代的认知方式, 它有它独特的方法, 因为它用音乐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东西也是人们对世界认识的结果, 是世界观的反映。就像过去我们认识世界只是靠一些数理的公式——我们是从小学、中学上来的, 世界的物质的构成是什么样的, 都是通过一系列的公式来认识的。那么人文社会科学, 比如哲学、经济学, 也都是一系列的范畴, 用来认识它的。但是音乐这种方式所表达出来的认识成果是其他方式所替代不了的, 它们应该是互补的。所以, 音乐学的研究, 研究音乐的人, 要思考音乐学这个领域能够给这个知识体系做出什么贡献, 要意识到这一点。现在很多文章看起来就像一个人类学报告, 但在人类学里面看, 它又还只是“ABC”的问题——并不解决音乐学里面应该解决的问题。从人类学的角度看, 它也写得很一般, 只不过可能别人一看, 觉得“哦, 你还涉及音乐”罢了。民族音乐学, 最终还是要解决音乐学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民族音乐学当中最有特色的研究资料应是科学的、完整的、全面的、真实的田野调查资料。这个基础工作做不好, 就会得出一个空洞、庞大的结论。甚至有的人就像一个旅游者一样去简单观察了一下, 就是所谓搜集了他的论文的材料——这种情况也不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 民族音乐学材料有可能和文献形成互证, 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把西方的理论拿来生吞活剥。把一个现成的理论拿来以后, 就套用到国内这么具有多样性的环境、这么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民族中来, 套用到各种各样的音乐文化上面去——简单地套用, 生硬地套用, 结果得出来的是一个结论。

本刊记者:民族音乐的生存和发展, 始终体现着音乐与社会、音乐与社会文化体系的关联互动和音乐的传播活动。民族音乐总是在社会文化体系 (如生产、民俗、宗教、群体聚合等方面) 中发挥特有的功能。我们在您的相关研究中, 看到了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走出的不同的传承、发展道路, 以及民族音乐在流传中的变异现象等。在当前的社会中, 音乐传播研究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请赵院长谈谈,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 民族音乐研究的发展将迎来什么样的新契机?或者说, 音乐传播研究如何助力于民族音乐研究在当下的新的发展?

赵院长:其实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所研究的民族音乐学, 它是一个开放的学科, 不断融汇着新的知识领域。从这个学科的形成历史和它成长的过程来看, 它都是借助其他学科的资源来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综合和立体化地来认识研究对象的。我记得2002年在北京广播学院 (现中国传媒大学) 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上, 冯光钰先生提交的一篇论文叫《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播变迁与“同宗”现象》, 这篇论文强调、呼吁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民族音乐学的意义。

冯光钰先生做过同宗民歌研究, 还做过曲牌研究。别看他是从单个曲牌入手, 他研究的可是曲牌在不同地区的分布, 他对每一个曲牌做背景介绍的时候都关注到音乐传播这样的问题。

事实上, 我也一直在关注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在我的研究中反复出现。比如, 我研究跨界、跨国民族的音乐文化——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这方面的。在做了一些文献工作以后, 我和王小盾老师一起做了田野调查, 一共四个月时间。回来后, 又在西北地区做了一些调查。我从这里面悟出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 跨界民族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研究他们的音乐, 可以拓展很多我们对音乐问题的认识。像少数民族, 过去我们研究它, 只是研究境内的这一部分。而且, 通过编写“集成”等这些工作, 境内的材料已经掌握得非常清楚了。但是它是历史形成的现象, 要把民族音乐的发展脉络梳理出来, 中间缺失的环链还很多。特别是少数民族音乐、民间音乐等, 还都是口头传播的。跨界民族音乐就给我们提供了把这些环链修复起来的很多的材料。这些材料让我们可以把跨界民族作为一个参照系来看。比如, 清代“陕甘起义”的回民, 他们是清代同治年间“跨界”出去的, 他们的音乐文化所保存的样式, 就是清代同治年间在西北地区流传的面貌——这不是我们想象的, 而是通过一个一个问题的实证来证明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很有意义。

比如说, 我博士论文里面有一节, “中亚东干民歌传承的方式”, 里面提到几个现象。《茉莉花》这个民歌也在那边流传。但是当时苏联的音乐家协会出版的一张唱片上, 这个“茉莉花”的名字被叫作了“毛李子花” (音译) 。这个“毛李子花”就是东干人 (1) 的概念。录音的人把东干人对这个民歌的解释在唱片上全都印出来了——他们说, “毛李子花”说的就是野李子树开花的时候, 一个年轻的人想着他远方的情人……这是非常浪漫的一种写法。这就是《茉莉花》的中亚版本。它的变化过程, 在我的研究中被整个梳理了一遍。首先, 这个歌传到了西北, 有移民的载体。再看“茉莉花”这个名字, 从语言上分析, 从词汇上分析——西北人喜欢在一个物件后面加一个轻微的“子 (儿) ”话音, 比如说, 将“眼镜”称为“眼镜子”, 其他还有“杯杯子”什么的……加一个“子 (儿) ”, 就比较亲切。从语音方面来说, 在西北方言里, “茉莉花”发音上又成了“毛李花”, 再加上“子”这个词缀, 就变成了“毛李子花”。但是这个词义没有变, 还是指向那个“茉莉花”, 只不过西北人把它叫作“毛李子花”。“跨界”了以后, 一百多年过去了, 而中亚这个地方也没有茉莉花, 于是, “毛李子花”这个意思就被转移到其他事物上去了。整个过程经历了从语音上的变化到词义上的变化, 语音这个时候只是声音的外壳了, 内容则就完全就变了。但是, 它的基本旋律没有变化, 而且唱词还保存着清代唱词的基本面貌。

从理论上来说, 这类研究拓展了、完整了我们对少数民族音乐的认识, 也给中国民族音乐史中难以描述的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材料、新的方法——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新的方法。也就是说, 一个同源民族“跨界”的这个过程, 可以让我们从中去寻找历史上怎么样延续自己的传承的传承。在不同的空间, 共时上有什么延展和变化。从学科上来说, 对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建设而言, 这也是拓展学科发展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进一步说, 对跨界民族所进行的音乐文化研究的意义, 有时候并不仅仅是停留在学术的层面, 而是远远超越了民族音乐学学科本身, 关系到政治、经济、宗教乃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

说了这么多问题, 都和音乐传播有关系。如果专门做一个题目, 换一个视角, 研究跨界民族音乐文化传播, 或者从音乐传播学的视角来看跨界民族音乐文化的共时的延展和历时的延续, 那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而且今天我举的一些例子都是很有意思的, 将来我们的音乐学研究, 特别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 必须自觉地注入这种传播学的视角。这一定会提升我们理解问题的能力, 让我们看问题更加全面、深刻。

在学校的学科建设方面, 也要及时关注这样的问题题。特别是今后如果有机会, 咱们可以组织一个题目, 来讨论这些问题。音乐学学科从方法、视角和实际上, 比起过去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果在音乐学的研究中不关注这个问题的话, 恐怕是脱离了实际。

本刊记者:感谢赵院长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感到, 今天在您这里酣畅淋漓地聆听了一堂中国传统音乐和民族音乐学前沿课, 我们相信这对我们今后的栏目和专题设计都有所启发, 也相信不同的读者在这里面也从多方面有所收获!在此衷心祝愿中国音乐学院与相关兄弟院校的“构建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的事业继续做强做大, 更加辉煌!也衷心祝贺中国音乐学院50周年华诞!谢谢赵院长!

注释

1马可, 作曲家、音乐学家。江苏徐州人。长期从事戏曲音乐和歌剧艺术以及两者相互关系的研究。主要创作领域涉及管弦乐曲、电影音乐、歌剧 (如在《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中担任主要作曲者) 、秧歌剧 (如《夫妻识字》、《周子山》) 、歌曲 (如《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是民主青年》、《咱们工人有力量》、《吕梁山大合唱》等数百首) 等。——编者注

2安波, 作曲家、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山东牟平县 (今烟台市牟平区) 人。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音乐组组长。主要作品领域涉及秧歌剧 (如《兄妹开荒》) 、歌剧、儿童歌舞剧、戏曲编曲、歌曲、民歌改编等等。——编者注

3指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学术研讨会、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区域音乐文化教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北京传统音乐节。另, 2012年第四届北京传统音乐节开始设立“太极传统音乐奖”, 该评奖有时与前三者合称为“两会、一节、一奖”。——编者注

4东干人, 生活在中亚地区的穆斯林民族之一, 为中国西北地区回族的后裔,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70年代两次大规模迁居中亚。目前散居在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 其语言和风俗习惯等方面还保留着清代的中国西北地区文化的风貌。——编者注

民族音乐学家在中国 篇2

管理员 发表于： 2017-12-08 10:27 点击：29 2017年12月5日至6日，主题为“深化法治交流合作，共建共享‘一带一路’”的中国—东盟法学家联谊会暨中国—东盟法律论坛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举办。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强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法学法律界创造了广阔舞台。要更好发挥中国—东盟法学家联谊会和法律论坛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强法治合作，增进法治共识，完善机制建设，推动中国—东盟法治交往迈上新台阶。

12月5日至6日，中国—东盟法学家联谊会暨中国—东盟法律论坛在南

宁举行

会议现场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陈冀平主持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显明、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柬埔寨司法部部长昂翁•瓦塔那、印度尼西亚总检察长穆罕默德•普拉赛特约、文莱首席大法官基弗拉维、越南法学会副会长杨诚北、东盟法律协会秘书长雷吉娜•帕蒂利亚•格若兹、马来西亚马来亚首席法官丹斯里艾哈迈德•马洛、泰国中央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院院长苏维查•娜加瓦拉、新加坡最高法院大法官艾迪阿都拉、缅甸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钦貌基、老挝最高法院副院长坎帕•森达拉等东盟国家法律界高层官员出席论坛并分别在开幕式、闭幕式致辞或作主旨发言。

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乐泉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王乐泉在致辞中指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深入推进促使中国和东盟各国经贸与人员往来更加密切，彼此之间的法治合作需求不断增大。今年是东盟成立50周年，明年我们将迎来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我们共同举办中国—东盟法学家联谊会暨中国—东盟法律论坛，共商中国—东盟经济发展与合作的法律问题，共话中国—东盟法治合作长效机制，可谓恰逢其时。

王乐泉强调，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把全面依法治国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对深化依法治国实践作出系统部署，开启了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征程。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利益在增加，相互需求也在增加。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发展的过程中，法治合作是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东盟法学法律界应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对话，增进理解与信任，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国计民生、区域合作方面的重要作用，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契机，全面深化法学研究、法律服务、信息交流、人员往来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东盟法治交往迈上新台阶，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陈冀平主持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

陈冀平在主旨发言时指出，法治互信是政治互信的重要基础和重要内容，是中国—东盟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深刻认识法治在对接“一带一路”与东盟发展战略、推动中国—东盟合作发展中的作用;不仅要强调法治的保障作用，而且要强调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既要重视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也要重视国内的法治建设;既要加强经贸领域的法治建设，也要加强其他领域的法治建设和法治自身的发展;既要注重法治对“一带一路”的推动作用，也要注重“一带一路”对法治建设的促进作用。要积极推动中国—东盟商法一体化进程，建立健全中国—东盟法律冲突协调机制、风险法律防范机制、民商事争端解决机制、法治信息共享机制，助推中国—东盟合作发展乘风破浪、“一带一路”扬帆远航，不辜负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担当。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彭清华在致辞中说，广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省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优势。此次论坛从法治方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广西更好地服务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新的重要机遇。广西将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法律培训基地以及中国-东盟法学家联谊会暨法律论坛等重要平台和渠道的作用，从法学法律信息沟通、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以及加强执法司法交流、防范贸易投资法律风险等方面与东盟深化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兼秘书长鲍绍坤出席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张鸣起出席并主持主旨发言，宣读《法治

合作南宁共识》并作闭幕致辞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姜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姜伟在致辞中指出，作为互信、互谅、互利、互助的战略伙伴，中国与东盟国家司法界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提升合作水平，为优化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法治环境、深化“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和保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徐显明强调，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迈入起点更高、内涵更广、合作更深的钻石十年之际，中国检察机关愿与东盟法学界司法界一起，深化合作共识、深挖合作潜力、加强法律政策对接，为共建共享“一带一路”提供更为优质高效的法律保障和服务，为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刘振宇表示，中国司法行政机关将通过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和机制、加强理论研究和数据信息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促进法律和司法领域交流合作等措施，积极投身“一带一路”建设，为“一带一路”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徐显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司法部副部长刘振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鲍绍坤、张鸣起，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连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黄世勇，自治区副主席、公安厅厅长胡焯，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自治区法学会会长温卡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克，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崔智友，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法学会会长散襄军，山西省法学会会长左世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大法官赵宏等出席。

张鸣起在闭幕式上指出，本届论坛是在中国—东盟政治互信和务实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举办的一次中国—东盟法学法律界高水平对话。此次论坛代表层次多元、范围广泛，议题丰富、成果丰硕，在深化法律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方面达成了新共识，形成了新思路，提出了新对策。将对推动中国—东盟国家法治合作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强大的智力支持，为实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论坛上形成的《法治合作南宁共识》成为中国与东盟法律界人士开展未来合作的行动共识，将与之前论坛通过的其他文件一道，为助力中国—东盟法律论坛转型升级，推动中国—东盟全方位、常态化法治交往与合作指明方向、引领道路。

本届论坛由中国法学会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学会、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西南政法大学承办。论坛上，中国和东盟国家30余位发言人围绕“中国—东盟经贸发展与合作法律问题”“中国—东盟法律合作与保障机制”“中国—东盟法律资源共享机制”三个主议题及十二个相关分议题展开讨论。

来自中国与东盟十国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务工作者及专家学者200余人出席论坛。论坛结束后，中国—东盟法律培训基地第十一期研修班在西南政法大学举办。研修班为期两周，来自东盟国家20多名法官、检察官、律师、学者等将参加研修班，学习中国法律制度。

民族音乐学家在中国 篇3

1 液态金属黏滞性测定的历史回顾

黏滞性是表征液态金属中原子间力和动量传递即原子输运性质的重要物理量,是液态金属流体力学的基本特征,是反应金属熔体的重要物性参数之一和研究金属液态特性的重要途径.研究液态金属黏滞性不仅能够揭示液态金属黏滞性的物理机制,而且对材料制备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因此,国内外诸多学者曾致力于这一课题的研究.

历史上,金属液体黏滞性的测量方法分为流动法和衰减法[5].最早采用的是毛细测量法即流动法.此法仅适用于熔点1127℃～1227℃以下的金属,而且对金属纯度要求很高,实验时极易由于堵塞毛细管而造成测量结果的失误.

1860年,德国物理学家亥姆霍兹(Helmholtz H,1821-1894)和俄国的皮奥特罗夫斯基(Piotrowski CG,1876—1929)运用衰减法设计了双线悬挂旋球法测定液体黏度,适合于测量大温度范围的黏度,因为实验时保持恒温,故容易读数,使液体黏滞性的测量有了历史性的转变[6].但这种方法计算很复杂,又常导致一些错误的结论,依旧存在误差大、精度不高等缺点.

1890年,库埃特发明了同心圆柱式黏度测量装置.这种方法是将待测液体充满在两圆柱之间,外筒匀速转动时,液体将使内筒的悬挂细线扭转,通过测定扭矩即可计算出液体黏度.但是,这种方法测量时,会由于液体剪切层的流动不稳定引起内筒所受力矩随转速而非线性变化,因为未得到广泛使用.

1907年,拉登布格尔的沉球式黏度实验克服了斯托克斯实验遇到的困难,但测量方法对液体是否做稳定的流动等条件要求过高.当时,所有这些测量方法都因金属具有较高的熔化温度而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测试精度也不理想,因而成为流体力学重点解决的难题.

2 江仁寿关于液态金属黏滞性的实验设计与实验测量

2.1 惯性棒双线悬挂球实验设计

1910年,安德雷德开始流体力学黏滞性的研究,他的《金属的黏滞性流动及有关现象》(On the viscous flow in metals,and allied phenomena)一文发表在皇家学会会刊上,江仁寿正是在这一时期跟随导师从事液体黏滞性的测定与实验研究.当时的实验室很是简陋,测定液体黏滞性装置只有一个球形玻璃瓶,装水后悬挂作旋转振动,观察周期和衰减来计算黏滞系数.江仁寿每天泡在实验室里,熟悉实验仪器、实验过程及影响实验因素的分析,他利用一个多学期的时间,对测定液体黏滞系数的理论和实验有了自己的见解.江仁寿通过研究发现:电磁法起动后,实验仪器转动会带动其他装置摆动从而影响测量的精确度.而如果改进装置就可使外部阻尼减小到忽略不计,进而数据的精度会大幅度提高.于是,他设计完成了一套带有惯性棒的双线悬挂球球形容器(图1)[7].

惯性棒双线悬挂球形容器是在容器内装上待测液体,以共振幅衰减来计算液体的黏滞度.惯性棒的作用是避免容器发生任何摆动,使容器只有纯转动.同时,他还发现了精确的机械起动法,用照相记录容器扭振幅度的方法,从而利用共振振幅衰减来计算液体的黏滞性,较大地提高了测量液体黏滞性的精确度.与传统的毛细管法相比较,实验不仅操作简单,而且具有适用于高温、高压环境的优点,又无需考虑毛细管法所必需作的各种修正,测量误差约在理论值的0.5%以内.

2.2 液态钠、钾及钠钾合金黏滞性的实验测量

江仁寿首先试测了不同温度的水的黏滞性(表1),证明了经他改进的旋球法具有很高精度和优点,实验数值得到了国际公认[8].

当时,对液态金属黏滞性的测量数据甚少,江仁寿基于对水黏滞性的测量,选择原子结构及晶体形状简单的钠和钾作为研究对象,测量单晶钠和钾金属液体的黏滞性补充实验比较数据.

为了不影响黏滞性的数据测定,他对实验装置进行改进(图2)[9],该装置适用于在各种温度下的真空测量黏滞度的方法,后来被广泛地应用于测定其他液态金属.

实验前,江仁寿首先对金属在300℃真空下进行提纯.实验步骤如下:(1)对盛金属液体的玻璃球直径进行校准;(2)在实验中保持金属箱中惯性棒恒定并测定其转动惯量;(3)测定液态钠、钾金属的热膨胀效应.(4)采用照相记录法测定、计算盛金属液体的球形容器振幅的对数衰减;(5)以蒸气套代替电炉作热源,测定实验时的温度,根据黏度公式ηm=4mv/(3σ)计算黏滞系数.

实验时江仁寿发现:当温度接近熔点时,金属的晶体结构依旧保持不变,然而,黏滞性却出现反常.他通过大量的实验最后得到影响黏度测量准确性的因素,结果测得:钠和钾在熔点时的黏度值分别为63mp和52mp(在CGS单位制中,黏度系数单位为泊,符号为p,在SI单位制中,黏度系数为帕斯卡秒,符号为Pa·s),即0.0063 Pa·s和0.0052Pa·s,而实验值分别为0.00695Pa·s和0.00537Pa·s,实验值与测量值误差较小.通过实验测定,证明了钠、钾即使在熔点处的实验结果也较好地符合安德雷德的黏度公式,完成了论文《用旋球法测定流体的黏滞性》和《液态钠和钾的黏滞性》,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期刊上,国际上称为“江氏”黏滞性数值.

1960年,江仁寿指导研究生平一梅、田阴棠采用惯性棒双线悬挂球完成了℃～300℃的温度范围内合金NaK的黏滞性测定[10].NaK在常温下一般呈液态,沸点高,比热和导热系数大,且吸收中子本领小,所以在反应堆中是一种颇有前途的载热剂.因此,液体NaK的黏滞性测定,一方面是工程技术所需要,另一方面又可为正在发展的液体理论提供必要的数据.江仁寿指导他们利用图2实验装置,采用空球法对3种NaK (K含量分别为49.55%,51%,74%)样品的黏滞性进行了测定.实验表明,这3种液体合金在所测的温度范围内,相当统一地遵守安德兰规律

其中,B和e为常数,T为绝对温度.

空球法是把空球装满液体悬挂起来,让它在真空中做衰减振动,通过记录空球的对数衰减确定液态的黏滞性,在理论和计算上较复杂,但是对化学性质活泼的钠钾合金而言,既便利又可靠,是对单质碱金属黏滞性测定的重要发展.

3 江仁寿关于金属液体表面张力的研究

1955～1960年间,江仁寿主要从事金属液体表面张力的研究.他注意到国外学者们曾用电子论对金属液体表面现象进行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就.但是,通过理论分析,他发现国外学者仅仅考虑了电子论,忽视了液体金属的的分子力.即他认为这些观点都是电子论的,只计算电子在单分子层中的平均动能而没有考虑分子,从而忽略了液体表面是一个液体的内外综合现象.对于这一问题,江仁寿认为有必要从分子观点重新认识,开始对金属液体表面张力进行研究[11].

液体表面是能量的场所,这是由于表面分子与内部分子比起来,处于特殊的地位.1940年,江仁寿曾与研究生王治樑根据电子论对金属液体提出假设——固体溶化后(尤其在熔点附近),分子依旧以原来特征频率对缓慢移动的平衡点做振动,然后他结合安德鲁德教授导出的熔点金属液滞公式与液态准晶体结构、表面层两个假定,得到一个近似金属液体在熔点时的表面张力Sm的公式

其中,C是常量,M是原子或分子量,v是特征频率.

他把金属液体表面层看作二度固体,假定表面分子以v做二维简谐振动,应用热力学关系,从能量观点得出液体在熔点时的表面张力公式,计算出40余种元素在熔点的表面张力,通过分析金属液体表面张力的数值,列出了表面张力特别大的金属(表2)[12].由于当时关于金属液体的表面张力缺乏实验参考数据,仅有的数值也不十分精密可靠,精密、系统地测定金属液体的表面张力是一项急迫的工作,江仁寿有关液体表面张力的实验结果为刚刚兴起的半导体材料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除此,江仁寿还指导青年教师对典型的液体金属汞的接触角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经多次实验,发现在真空下,毛细管中水银的弯月面消失变为平面,即接触角为90°,并推断其他液体也会如此,这对液体表面现象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4 结语

金属熔体黏滞性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黏度的内涵,而且可以深入认识金属的液态物性-液态结构-固体性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对探索金属熔体变质、晶粒细化、精炼等金属熔体处理技术的作用机理具有重要作用.目前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山东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都开展了液态金属方面的试验及研究,但由于缺乏高精度的黏度数据及配套计算参数等,对液态金属黏滞性的研究还十分薄弱.

江仁寿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专注于液态金属物理性质黏滞性的研究,采用设计、改进的实验装置对水、钠、钾及金属合金黏滞性进行测量和研究,对液体金属熔点的表面张力进行了系统研究,首次在国际上精确测定了液态金属钠钾合金的黏滞性及液态碱金属的黏滞性,并被公认和采用,对中国近代流体力学、分子物理学以及非平衡态理论发展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姚远.西北大学学人谱.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280-281

[2]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物理学卷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371-377

[3]尹晓冬,周金蕊.安德雷德的三位中国学生——江仁寿、钱临照、周如松成就研究.大学物理,2013,32(9):43-50

[4]白秀英,姚远.物理学家江仁寿生平与其金属黏滞性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209(22):326-331

[5]周晓薇,陈金玉.液态金属黏滞性的研究进展.沈阳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21(4):255—259

[6]刘燕,耿浩然,孙民华等.液态金属黏滞性的研究现状与展望.铸造,2000,49(12):875—878

[7]戴念祖主编.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萃.长沙:湖南教育出社,1933.439—448

[8] Andrade ENdaC,Chiong YS.On the determination of viscosity by the oscillation of a vessl enclosing a fluid.Proc Roy Soc,1936,48(2):247-260

[9] Chiong YS.Viscosity of liquid sodium and potassium.Proc Roy Soc,1936,157(891):264-277

[10]平一梅,田荫棠.液体合金NaK的黏滞性.物理学报,1966,22(7):749-756

[11]江仁寿.金属液体的表面张力.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7,(1):99-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