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语素

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语素（精选6篇）

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语素 篇1

一、引言

朱德熙(1982 :32-33)把汉语复合词的结构关系分为主谓、述宾、述补、偏正和联合等5大类,并指出其基本上和句法结构关系一致。联合式是汉语词语构造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上都有体现。关于联合式名词的研究大都包含在联合式复合词的研究中,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学界均有所研究。

古代汉语词汇研究中有诸多研究联合复合词的成果(陈爱文等1979,喻遂生等1987,张博1996,魏达纯1998,祖生利2002,鲁六2006)。关于语素序列,研究达成的共识则主要为 :内部语素次序有的同它们的声调密切相关,有的依语义色彩而定,有的据语素上下义来排,有的受中国文化因素制约,如封建等级制度、夫权思想、宗法制度和儒家文化等。

现代汉语学界同样对联合复音词给予了很多关注。除了探索内部语义关系外,还从更多角度来探讨内部序列的影响因素。周荐(1986)指出并列结构内词语的顺序问题不是语法问题,而关涉语音、语意两个方面,多决定于言语习惯。张文轩(1991)通过定量统计分析了并列式成语的四声序列。张国宪(1992)发现并列式合成词的语义构词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其语义构词原则大略有由尊及卑、由长及幼、由亲及疏、由善及恶、由先及后、由大到小等原则。廖秋忠(1992)指出,并列名词性成分排列原则的基础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心理 - 认知的,有的是社会 - 文化的,有的是语言或语境的,想用单一的基础来解释所有这些原则并说明种种并列顺序是不现实的。

对于联合式名词内部语素的序列原则,学者们虽开展了全面的描写和细致的分类,然而缺乏对某一类义,如指物联合式名词、指人联合式名词的专门分析,也缺乏对众多序列原则的整合性研究。

本文将选取《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以下简称《现汉》)中所有双音节指人联合式名词进行全面考察,以明确其内部序列的原则以及各原则所起作用的大小。

二、 《现汉》中的指人联合式名词

这里,我们所说的指人联合式名词是指两个语素都指人、其结构关系为联合式而且整体语义指人的名词,排除了由动词性语素构成的“教授”,由形容词性语素构成的“忠良”,由多个语素构成的“党政军”等词语。按照这一界定,我们发现《现汉》中共有110个。分析这110个词语可以揭示出指人联合式名词的内部语素序列的制约因素,这不仅关涉到语素的语义,也关涉到语素的语音,可以总结为两点 :

1)其中77个词语的内部语素存在伦理次序,此时有75个是依照伦理先后原则来排序构词的,占比97.4%,只有“班级”、“村镇”2个属于例外,是依照声调先后顺序。可见,伦理不对等的两个指人语素凝固成联合式名词时,伦理原则起着决定性作用。

2)另外33个词语的内部语素不存在伦理次序,其中有22个主要依照声调先后顺序排列,占比66.7%,有11个是依照声韵规律排列。可见,韵律对指人联合式名词的语素序列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

下面,我们主要详细论述第一点,第二点则另文探讨。

三、伦理原则的决定性作用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在构词上的一大凸显

当两个指人或组织的语素(简称指人语素)“A”、“B”凝固构成一个联合式名词时,其先后序列基本由“A”、“B”的伦理次序决定,在伦理上为先者居前,伦理上为后者居后。抽象形式如下 :

若伦理次序A在B前,则A、B构成的联合式名词形式为AB。

在指人联合式名词中,两个指人语素排序的决定性原则就是伦理原则,它是汉人认知人类社会中不同的人或组织以及进行排序固化后在语序中形成的根本原则,是汉族人心理认知习惯、社会文化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

众多历史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文化学家等基本上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农业社会。张岱年等(2004)、冯天瑜等(2005)都指出 :中国传统社会有三大特点,一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完备,二是以皇帝为权力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严密,三是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耕文明发达。这三大特点都受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关系的制约,从而形成一个追求“三纲五常”、“士农工商”的井然有序、等级分明的伦理型政治社会,“伦理”与“等级”是分析中国社会的关键词。梁漱溟(2011 :134)也多次指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

依照伦理原则排序构成的75个词,它们体现出来的伦理序列观念非常深刻、广泛、久远。这是中国社会“伦理本位”文化在构词上的一大凸显。我们将之分为四大类 :

(一)家庭领域

家庭是人活动的基本场所,家庭关系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它一方面主要表现在家庭内,另一方面可以扩大、延伸到社会领域。家庭关系主要在辈分、年龄、性别、亲疏上作区分,表现为 :辈分高、年龄大、性别为男、血缘关系亲的人要排在前面。《现汉》中主要有37个,在75个依伦理排序的指人联合式名词中占49.3%。见下 :

辈分上 :父子、父兄、父女、妇孺、妇幼、儿孙、婆媳、子孙、妻子、亲子、祖孙

年龄上 :兄弟、姐妹、姊妹、妯娌、伯仲、昆仲、炎黄、尧舜

性别上 :男女、弟妹、儿女、子女、夫妇、夫妻、父母、公婆、奴婢、秦晋

亲疏上 :亲朋、亲戚、亲眷、亲友、眷属、子侄、郎舅、姑嫂

它们是最简单形式,即两个单字指人语素直接联合而成。倘若将之放在整个古今词汇中来看,其扩展形式则非常多,大多为四个字,少数为三个字,它们是介于词和短语之间的结构,可看作固定短语。

《现汉》中尚未作为词条列出的有“母女、母子、母婴、爷孙、翁婿、叔侄、姐弟、兄妹、叔嫂、爸妈、翁姑、妻妾、嫡庶、兄嫂、昆弟、妻孥、舅姑”等。

(二)政法、军事等管理领域

社会领域中最重要的关系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社会要维持稳定,正常运行,必然需要进行行政、法律及军事管理。中国传统社会把家庭中的伦理关系运用到社会管理上便形成了权力关系。

管理领域中的伦理关系主要体现在行政、执法、抓捕、审判、处置等方面,相应表现为:行政级别高,行政区划大,政治地位高,有执法、抓捕、审判、处置能力,军事管辖广的人、组织,职位、职称、军衔等高的人要排在前面。《现汉》中主要有“臣民、帝王、干群、干警、官吏、官兵、皇帝、将校、将士、军民、士卒、士兵、宪警、班组、部队、部门、部委、村寨、村庄、城镇、党团、队伍、团队、国家、军政、氏族、市镇、乡里、乡村”等29个,在75个依伦理排序的指人联合式名词中占38.7%。同样,在这些简单形式之外还有诸多的扩展形式,如“帝王将相、公侯伯子男、天地君亲师、党政军、党政军学民、省市县”等。

《现汉》中尚未作为词条列出的有“君臣、士庶、将相、保甲、党群、督抚、官民、主仆、党政、警民、军警、校尉、社队、城乡”等。与家庭领域伦理关系的表现相比,管理领域中的伦理原则实质上已经转化为权力关系,如领导与被领导、统辖与从属的关系,或级别上的高低,权力上的大小。

(三)教育、文化等领域

教育领域也是重要的社会领域之一,人的社会化就是一个接受教育的过程。教育领域的伦理关系体现为 :教育者要排在被教育者的前面;此外,也遵循辈分高低、年龄大小、先男后女、先亲后疏和职位高低等伦理原则。《现汉》中主要是“教工、僧尼”等2个词。这主要是因为教育、文化领域里,指称人的单字语素极少。中国是尊师重教的国度,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父”、“弟子”等说法。

《现汉》中尚未作为词条列出的有“师生、师徒、师友”等。

(四)职业领域

职业的尊卑以及职称上的级别便是人的身份、地位、权力等的集中汇聚。职业领域的伦理关系体现在社会对不同职业尊贵的区别和同一职业内部级别的划分上,相应表现为 :职业尊贵的、职称级别高的人排在前面 ;此外也遵循年龄大小、辈分高低等原则。《现汉》中主要有“劳资、官商、员工、农工、娼妓、倡优”等6个词,在75个依伦理排序的指人联合式名词中仅占8%。这主要是因为在职业领域里指称人的单字语素极少。

按理说,职业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的差异。但是,历史上从来并非如此。职业的贵贱、尊卑与社会的关系最为密切,它反映了社会当权者对各职业贵贱的划分和认定。正是因为此,“劳动者”与“资本家”联合缩为“劳资”,而非“资劳”,就体现出社会主义社会的职业价值观,即尊重劳动者,把各职业阶层的劳动人民放在更高的位置,给予更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从而在构词上也表现出来,虽然在企业中,“资本家”、“企业家”、“老板”等人有着更大的经济等权力。这也反映了在造词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对语素序列的影响。

《现汉》中尚未列出的此类词语还有:医患。

除了上面四大领域外,还有一个词“宾主”可以看作是社会交际领域的,它体现了中国人对宾客的看重,讲求礼貌,好客,先说客人后说自己的伦理文化特征。

四、指人联合式名词在汉语中的特别价值

上面75个按照语素伦理次序排列的指人联合式名词,是凝固的整体,内部语素序列具有强制性,不能随意改换。词语内的语素序列之所以不能改换,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是词,整体凝固性极强,另一方面是因为词内的语素之间有明显的伦理次序,要按照先后顺序排列方能体现出中国人的伦理观。

这75个词语中前后两个语素不能互换,但是可以用短语来表达相近的意思。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语法单位不同,前者词汇化为词或固定短语,而后者是自由短语,如 :

父兄——父亲和兄长、兄长和父亲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发现此类指人联合式名词有着特别的价值 :

(一)反映中国人的典型伦理观

霍夫斯泰德(Gerald Hofstede)总结了五种不同文化维度:低权力 - 高权力距离、集体主义个人主义、阳刚性 - 阴柔性、对不确定性的规避强 - 弱程度、长 - 短期导向。(陈国明、安然2010 :213-214)中国大陆文化的特点是权力距离指数较高,个体主义指数较低(即集体主义指数较高),阳刚气质指数比较高。通俗地说就是重权力、重集体和重男性。这些文化特点在家庭、学校、工作、政治生活等各方面都有着重要表现。(慈玉鹏2010 :48-56)它们实质上都是源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首先是家庭伦理,随之而来的是家庭伦理扩展到政治、经济、教育、交际等各领域,正如梁漱溟(2011)所说“人生实存于各种关系之上,而家人父子乃其天然基本关系 ;故伦理首重家庭。出来到社会上,于教学则有师徒,于经济则有东伙,于政治则有君臣官民,遇事相助则有乡邻朋友”。从指人联合式名词内部语素的排列顺序上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这一特质,伦理序列观已经凝固到词语内部深处,整合性强。

(二)形式简洁

这类联合式名词远远比联合式名词短语要简洁得多,这是语言经济性原则的体现。将这一点与英语相比,则更能显示出汉语表意概念的形式简洁性,是汉语构词法与英语的最大不同之一。如“父母”在英语中要么是一个词“parents”,可这无法看出词内结构关系,也无法看出父亲和母亲的伦理次序 ;要么是用并列短语“father and mother”,形式上则繁复多了。在不管语境、比较抽象地泛指两者关系时,常使用这类联合式名词,如“报告分析指出,儿童抑郁症主要与学习压力、社会影响、家庭环境、师生关系等因素有关”中的“师生”。当需要凸显其中一个在双方关系中的主动性,适应特定语境时,则常用联合式短语来表达 :“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常见的形式,它侧重于凸显老师一方的主动性,多从老师的角度来谈师生关系,如“老师和学生——猫和老鼠”、“我跟学生关系不错”;“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则更侧重于凸显学生一方的主动性,多从学生的角度来谈师生关系,如“大学里要想不挂科,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很重要”。

(三)表义丰富多样

概念整合在语言中十分常见,可以发生在构词、短语、句法上。概念整合(conceptualblending), 可以产生 新创结构(emergentstructure),形成新创意义(emergent meaning)。(王正元2009 :50-57)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联合式名词的意义是两个语素意义的加合(或组合)。此外,还有整合性(或黏合)意义,或表示两者之间的关系意义,如“我们是夫妻”;或某些偏义复词中的一个语素意义丧失了,如“国家(国)、妻子(男子的配偶)”;或除了加合意义外,还有新的义项,如“儿孙(泛指后代)、官吏(政府工作人员的总称)”。

(四)凸显人际功能

系统功能学派的韩礼德(Halliday)(2011 :98-119)把语言看作是一种意义潜势(meaningpotential),一种造义资源,认为语言有着三大元功能 (metafunctions),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这类联合式名词除了表达概念意义外,还凸显了内部语素之间的伦理序列。为什么不能颠倒过来说?人们常将之看成是习惯约定,但是在深层次上还是受两个指人语素伦理次序的制约,反映出在参与者构成的事件场景中权势关系的不对等。

(五)内含的伦理原则可以类推构词或固定短语

该原则除了在联合式构词上有决定作用外,还能扩展到联合式短语上,对词语序列有极大的制约作用,如大学的“书记”和“校长”在一起时多是说“大学书记、校长”。此外,它可以预测两个相关的指人或组织的词语简缩为一个固定短语(或半自由短语)时的先后序列,如“厅级干部”和“处级干部”就可以简缩为“厅处级干部”,而不是“处厅级干部”;“党员”和“群众”就可以简缩为“党群”,而非“群党”;“军队”和“警察”就可以简缩为“军警”,而非“警军”。

五、结语

在两个指人语素凝固成一个联合式名词或固定短语时 :只要两者存在伦理次序,则基本上是高者在前,低者在后。这是一条有着广泛强制性的规律,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语素序列的决定性作用,而指人联合式名词携带了丰富的中国伦理文化信息,在文化和语言上均有重要的价值。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指人联合式名词的语素序列实际上是语言结构像似性(iconicity)的体现,是两个语言成分(即两个指人语素)在组配、凝固、整合成一个有内部结构的语言成分(即指人联合式名词)时,对人类社会中伦理序列(即从高到低)的临摹。它表明,物理或社会结构 (physical or socialstructure ) 对人类大脑刺激后,进入受特定文化影响的心理认知 (mental cognition),最后将映射(mapping) 到语言结构 (language structure) 上。

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语素 篇2

【关键词】装饰色彩；传统建筑；运用；视觉冲击；建筑艺术

我国传统建筑色彩同经济社会制度的沿革互相照应，已产生了富有个性化而又趋于一体化的艺术风格，其最鲜明的标识便是色彩的政治伦理化，借以划分等级的“三六九等”，使色彩有了一种最为直接的社会化属性。当然，装饰色彩无论在宫廷类建筑还是我国各区域建筑中均有系统化表现，而园林建筑和民居类建筑在色彩方面的艺术诠释，正呼应了传统建筑的色彩文化，并为装饰色彩运用于传统建筑提供了全新选择。

1.装饰色彩概述

1.1装饰色彩的基本内涵

所谓“装饰色彩”是指视觉元素中相对活跃且最具视觉冲击感的部分，亦成为构成造型艺术的骨架，在我国传统建筑设计领域享有较高的地位。相较于写实性色彩，装饰色彩并非浅显角度上的还原建筑事物自身的色彩，而要经由人工装饰恰到好处地提炼出所需色彩，进而成功破除原生态化的色彩对建筑艺术设计所带来的思想藩篱，并凸显色彩的思想情感和主观感知，同时成功凸显色彩的本质化含义及艺术形态层面的审美感。不难发现，在传统建筑装饰领域，色彩已成为传达人的精神和视觉审美的桥梁，同时亦能补充信息、美化事物。所以说，装饰色彩自身所渲染出的艺术方式与视觉冲击功能无疑给人类的建筑装饰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在我国传统建筑装饰中的运用范围极为宽泛，可以说已囊括了建筑装饰、室内装修以及家具等不同层面。

1.2装饰色彩的一般特征

1.2.1装饰色彩的普及性和环境适应性如今，人类对装饰色彩的视觉审美往往受制于自身生存的环境，每个地域均有风格迥异的色彩特征，并依靠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和人工环境得以反映。从宏观层面看，社会所施行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乃至意识形态等，均是装饰色彩普及性的影响要素。色彩的普及可以说是一类特有的社会化现象，它无法摆脱既定的社会环境背景以及所处的历史条件而单独存在。普及色的诞生最初由上层社会和权威人士所共同倡导，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起到了心理暗示和精神引领的作用，人类追求标新立异的心理以及从众情绪，形成了普及色流行的强大精神合力。1.2.2装饰色彩的理性与感性如今，人们已能熟练运用物化原理等自然科学常识去探索色彩形成的奥秘，辅以心理学原理探寻色彩所产生的情感，并能对装饰色彩的表现样式进行深入浅出的探讨，由此窥见装饰色彩通常以系统化的科学规律作为存在的前提和依据，已能显示其理性的一方面。与此同时，装饰色彩亦能轻松驾驭左右人们心灵的思想情感，即便是在全部抽象的情形下亦能爆发出明亮的思维火花，可以说已演变为最易为人所接受的艺术化语言。从这个角度看，相较于其造型，装饰色彩又极具感性特质。1.2.3装饰色彩的`民族性和文化性色彩有时的确能体现一个城市的喜怒哀乐，亦是一种艺术符号，甚至真正体现在一个国家的旗帜上，成为一个民族乃至一国的精神象征。装饰色彩仅仅是色彩的再创造，它是人们主观层面思想情感的集中阐释，亦无法游离于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秩序而存于世。装饰色彩展现了一个民族的艺术秉性。在我国浩浩荡荡、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各个民族相互融合、包容互惠、和谐共生，衍生出了截然不同的风土人情、精神信仰乃至视觉审美文化，而这些要素，均能通过装饰色彩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善用五颜六色甚至千奇百怪的色彩，恰恰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风华别样的一段色彩谱系。

2.装饰色彩在我国传统建筑中的具体运用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木结构的建筑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为了美观和耐久，也为了加强建筑的艺术表现力，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古建筑在木结构方面，均以色彩涂料的方式进行了适当的覆盖，如天棚、屋顶、门窗和内墙等部位均被涂色，一些部位还以纹样和图案进行了系统的装饰，从这个层面看，传统建筑不愧是彩色的建筑。传统建筑的装饰色彩深化了建筑本体外观美的内涵，非但如此，装饰色彩亦在漫长的艺术长河中奔流不息，逐步形成并丰富了古建筑文化。古建筑文化亦在一定意义上寄托了劳动人民对建筑色彩的情感寄托、诠释了适合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的建筑色彩意涵。拿众所周知的北京天坛来说，作为古代帝王家族用作祭祀的建筑，天坛祈年殿的上檐被琉璃瓦所覆盖，琉璃瓦的整体颜色是蓝色的，与之相对应地，祈年殿的上层被装饰成黄色，下层则是绿色。若游客置身于天坛装饰色彩的艺术化探讨中，并同时结合天坛建造年代的历史背景，就不难联想到，蓝色预示着广袤的天空，预示着宏达气派与奔放豪迈；黄色则会让人联想到皇帝身上所穿的龙袍，代表皇帝至高无上的政治统治地位；而绿色则代表处在“权力金字塔”底层的普罗大众，确切地说是“臣民”。“祈年”在我国古代农业社会中自然有着更为深刻的含义，中国经历了绵延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天下苍生莫不“靠天吃饭”，并祈求苍天赐予五谷，保佑农业大丰收。而琉璃瓦之所以被涂上蓝色的色彩，主要用以代表高达广阔的天空。

3.中国传统室内装饰中的色彩

建筑材料最原始的色彩堪称早期室内建筑装饰色彩的本质属性。鉴于建筑艺术的推陈出新、日新月异，天然颜料已愈发受到业内人士的青睐，重新吸引更多建筑装饰师的眼球。纵观建筑装饰色彩的应用，色彩由起先以旨在巫术和种族繁衍的功利化倾向，逐渐演变成为以原材料保护为宗旨，后又转变成为以纯粹意义上的室内装饰为基本目的。色彩在建筑装饰艺术领域的应用变迁，有力地反映了人们逐渐由对物质生活的本能需求向色彩艺术化的精神审美的变化，进而不断满足了人们对美好建筑装饰品的心理需要。我国传统的室内装饰，或是浓烈有激情，或是淡雅朴实有余，均凸显了色彩在建筑装饰层面上的多样化。例如，只要看到中国传统的“大红色”，就会立即联想到重大节日的喜气洋洋、热热闹闹。若要从艺术史层面上加以追溯，早在秦汉时期，红色就已在建筑装饰领域崭露头角，但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萌芽状态，尚未主导传统建筑装饰的色彩走向。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国家社会出现了大分裂、大动荡，同时，民族融合趋势进一步加强，各割据政权对于建筑装饰色彩的风貌和诠释皆不同，建筑装饰在色彩方面的表达更为自由化和洒脱。进入隋唐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了巩固，并出现了封建君主专制社会历程中前所未有的盛世繁荣之景，传统意义的大红色已不单出现于建筑装饰色彩中，而是在陶瓷等手工艺领域中大加应用。宋元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科技和艺术发展迎来了发展高峰，作为民族大融合的又一重大历史节点，建筑装饰色彩的表现富有神韵，亦不拘泥于特定的某种色彩。明清是封建时代最后两个大一统的王朝，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与此同时，对外贸易日益频繁，建筑装饰的色彩表现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过程中更是保留了数千年的艺术底蕴，并富有高度的文化神韵。“中国蓝”以青花瓷中的蓝色最富盛名，中国的陶瓷文明几乎与中华文明和谐共生、相互促进。青花瓷是瓷器文化中的杰作和代表，被认为是陶瓷手工业的上等佳作。凭借青花瓷在我国艺术领域的精神影响力，蓝色被认为是中国风的又一色彩诠释，亦成为从古至今家居装饰中“中国风”的生动表现。在我国传统的家居装饰色彩点缀中，明黄色出现的频率相对较多，在当代家居色彩应用中，土黄、琉璃黄的灵活应用已颇成气候。我国传统角度上的黑色在建筑艺术范畴中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纯黑色，转而以平稳性能较好的深色或者重色向世人展示，其代表色彩便是水墨黑。“羊脂玉”是玉中之极品，在传统文化中预示着大吉大利、万事如意，其色泽白而不寡，亦是“中国白”的生动艺术化表现。总而言之，中国红、青花蓝、琉璃黄、水墨黑与玉脂白共同形成了我国传统装饰色彩的典型代表。

4.我国传统家具的色彩应用

今天的人们在一些以古代为背景的影视剧中，常会窥探当时的民居家具。放眼往昔，家具的色彩集中体现于以下三个层面:一曰，材料自身的色彩，最为典型的是石材、木材及金属等原材料，其固有的色彩;二曰，附加材料之色彩，譬如作为镶嵌材料的金银、贝壳、象牙等，其均被用作家具原材料上，同时使家具呈现出异彩纷呈、独具特质的色彩;三曰，人工涂抹的色彩，如家具经人工装饰后所涂上的油漆色。原材料自身的色彩可以说是对室内家具“质”的高度凝练，而附加材料的色彩以及人工色彩则凸显家具的“文”，使家具色彩凝聚了装饰者的艺术智慧。我国传统的家具在色彩的应用上相对低调和纯净，样式较为简易，却很分主要和次要。这种置色手段得以高度体现传统家具的色彩魅力。在运用附加色彩的过程中，不妨顾虑其在社会秩序中的影响及其代表意义。夏商周时期的家具色彩大都呈现青色，青铜家具“大行其道”，主要因为夏朝时期，我国已有青铜文化，青铜器在夏朝是一类非常重要的文化事物。据考古专家对漆器残片的考究，夏商周时的漆器色彩较为绚烂清晰，大都红底黑花，漆面显得乌黑发亮。春秋战国时的家具大都是漆木家具，以红、黑两色为主色调，辅以彩绘修饰。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庄子极力推崇天然原生态，再加上浪漫主义文学家屈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影响到该时期的家具装饰。秦汉时期作为我国漆器家具发展的全盛时期，尤其是两汉时期的漆木家具，其数目极为可观、品类极为丰富、分布区域较为宽泛，繁盛之景自然不在话下了。在两汉时期，装饰工艺整体犹如飞奔的野马，纵情驰骋、从不松懈，铸就了彼时家具色彩的多元化，譬如开始有了红、金、黑和灰绿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兴盛，体现于传统家具装饰上，完全破除了红、黑两色的思维框架，正式出现了以绿沉色等多色为主的装饰局面。历经隋唐盛世时期家具色彩文化的活跃，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家具色彩首次以绘画形式问世，当时的装饰艺术领域亦流行在屏风上绘画。到了“重文轻武”的北宋，我国雅文化有了蓬勃朝气，士大夫阶层为修身养性、培养“浩然之气”，开始摒弃家具装饰中五彩缤纷的色调，家具的着色不再纷繁，代之以单一、沉静为主，似乎又复归到“原始状态”。经历了宋末元初民族大融合、大发展，元代的家具几乎照抄照搬了宋时的家具色彩模式。明代十分考究家具的用材，并背弃了传统的白木与软木，代之以深色的硬木，如黄花梨木等。其色泽橙黄明亮，较为刺眼，进而使家具的线条趋向流畅化。到了封建社会的末世——清代，其家具以紫檀木见长，其色泽偏冷，以紫黑或紫红为主，经建筑师匠心独运地修饰，展示出了光彩夺目的艺术效果，极大地迎合了清廷达官贵人的心理。从宏观层面看，明清时期的家具大都离不开紫色和黄色，其均暗含了富贵的意涵，当然，金色、银色等亦是家具装饰中不可或缺的色彩元素。

结语

我国传统建筑装饰色彩艺术的发展和进步，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息息相关，亦体现了一定时期的建筑业、手工业、装饰业的发展阶段和水平。随着当今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加强，人们对建筑装饰色彩的心理审美要求逐渐提高，在科学总结和系统审视前人艺术成果的同时，更要深刻地把握装饰色彩运用过程中所传达的人文底蕴，从而使建筑装饰色彩的运用向纵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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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建筑 篇3

关键词：建筑形式；牌楼；文化内涵

踏遍广阔的中国大地，牌楼的踪迹随处可见，从长城内外到南海岛屿，从东海台湾到西域新疆，从首都北京到边陲云南，都能看到中国传统建筑的奇葩——牌楼的身影。由此可见，牌楼象征着悠悠古国的传统历史文化，承载着悠悠古国的深厚历史文化内涵，已经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的标志之一。千百年来牌楼始终屹立于中华大地，历经风霜饱经雨雪，他的建筑魅力如诗如乐，它是文学艺术的载体，结合书法绘画雕刻艺术，牌坊不仅用几何形体抽象的表现建筑艺术气氛，还能结合各种文学艺术形式再现生活情境，它“纪念碑性”的功能，体现的历史的追忆性，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沉重的历史感远远大于它本身的实用功能。

1牌楼的起源和发展

牌楼也叫做“坊”或者“牌坊”。它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一种极具标志性的开敞式建筑，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它是由单排或者多排立柱和横向额枋等构件所组成的。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结晶。牌坊造型独特，“似门非门，非门亦门”。它起源于原始氏族聚居村落入口处门型建筑。原始雏形名为“衡门”，是一种由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构成的最简单最原始的门。关于“衡门”，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最早记载是《诗·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据此推断，“衡门”最迟在春秋中叶就已经出现。牌坊的结构就成熟于春秋战国至唐代。在明清时期，牌坊的建筑水平就已经达到了顶峰。

2牌楼的分类

从建筑材料的角度分为：木牌楼、砖牌楼、石牌坊、琉璃牌坊、砖石合造牌坊、木石合造牌坊等类型。

牌坊就其社会功能来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功德类牌坊，为某人歌功颂德，记录他生平的，属于褒奖类的，为的是可以“流芳百世”为他记功记德，体现对故人或者重大历史事件的追思和纪念。如山东省新城镇“四世宫保”牌坊，多用于表彰贞节烈女的贞洁道德牌坊和为光宗耀祖之用的家族牌坊。二是道德教化牌坊，牌坊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带有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的象征，是物化了的封建礼教的一种形式，其目的是为了给人们树立道德的标志和楷模，以此来教化人们的思想。三类是空间分割的功能。带有标志性质，多立于村镇入口与街上，作为空间段落的分隔之用。给人的心理上来带一种空间上的过渡，从一个空间进入到另一个新的空间。四类是用来寄情的。牌坊的建立，标志着对一个人或者一个事物一个事情的纪念和怀念和对历史的追忆，无一不蕴含着人们复杂的情感。

3牌楼的文化

牌坊是人们精神的物化，有着意蕴深厚的文化内涵，是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载体，建筑艺术的结晶。牌坊建筑的发展，也必然受到中国儒、道、佛传统文化的熏陶。

儒家主张入世、进取，“立功立德立言”，重视礼教，并实现人生价值。历代统治者都利用儒家“仁”“礼”思想，兴建礼制建筑，强化封建统治和宗法制度。如祭祀天地，日月星辰、社稷、祭五岳、神祗的寺庙一般都建有牌坊，“学而优则仕”影响下的学官、书院牌坊，功名、仕科牌坊，“死、葬之礼，祭之以礼”影响下的陵墓、宗庙、祠堂等灵魂崇拜、祖先崇拜、圣贤崇拜的牌坊，“臣事君以忠”影响下的军工坊、政绩坊等，遍布全国各地。特别是表彰“从一而终”的节妇烈女坊，在各类牌坊中建的最多。如：祭天地的牌坊—北京天坛牌坊群、祭礼圣贤的祠庙牌坊——曲阜孔庙牌坊群等等。

道家《老子》主张：道生万物，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天人同源，天人合一。庄子主张：“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这些都是道家思想体系中的基本观点。

中国寺观建筑及其牌坊选址，往往远离城市，到幽静深邃的环境中去。如：泰山道教建筑的牌坊群、昆明金殿的牌坊群。佛教传入中国始于汉代。北魏孝文帝大力提倡儒学，也崇奉佛教。隋唐时佛教在统治阶级扶植下，进入鼎盛时期。佛教主张“有生皆苦”、“四大皆空”，惟有“遁入空门”、“出世”和“涅槃”（超脱生死），入西天极乐世界，让灵魂永生。许多佛寺前建有牌坊，由于受佛家思想的约束，而成为佛教文化的载体，如：五台山寺庙牌坊。

4牌坊的发展

20世纪以来，新建了许多牌坊而且都有其发展和创新。最著名的南京中山陵“博爱”坊，牌坊比例优美，造型挺拔，庄严肃穆，是中山陵入口的标志。1986年建成的华盛顿“中国城”牌坊，横跨大街，尺度巨大，宽约19米，高14.5米，将原型三间四柱的两个中柱取消变为垂柱，大胆创新，以利交通。正楼额上刻“中国城”三字，金碧辉煌，蔚为大观。昆明正义路北段路口，用夜间可发光的新材料新建了一座牌坊，也是去掉了两个中柱，这些都是牌楼中新创造的典范，为老牌坊中所没有的。

有些新建牌坊只求神似而重在创新，如：昆明世博园中“巴渝园”坊，造型简洁明快，极富新意；云南弥勒白龙洞牌坊式大门，神似北京“国子监”牌坊；北京高层现代建筑光华长安大厦底层，做了一座简化的“长安大戏院”牌坊，增添了大厦的中国特色，被评为优秀设计。

5结语

对建筑来说，重要的不是它建筑形式和建筑材料如何的变化而是历史文化。一个建筑承载了一段历史。老牌楼对于我们而言，它既是历史的遗迹，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时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杰作，毁之不再生，催之不可成。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让她们在今天现代社会中继续发光，正是一种现代文明的象征。我们应该加强保护。如果修复也应该“修旧如旧”，保持其原有的面貌，必须拆除时，应该争取异地重建，以延续历史信息，保留其历史文化风貌。牌坊还在发展，各个地方的牌坊的设计层出不穷，而且随着新型的建筑材料的发展，仿古牌楼越来越多，而且也越来越精致壮丽。在进行新牌楼的建造时应该要多加考证，尽量符合主体建筑和整个大环境的相协调统一。

参考文献：

［1］冯骥才.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古风老牌楼［M］.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

［2］诗·陈风·衡门.

［3］金其桢.牌坊中国［M］.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内涵) 篇4

中国传统建筑的主要文化内涵是什么?面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种种建筑文化的变异现象，我们需要增强民族的自信和文化的自省。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如何在这个黄金时代整合建筑文化、让中国创造的中国房子能够走向世界、面向未来？ 房地产行业已经取得了壮观的物质成果，但和***中央最近提出的建立创新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距离尚远。在建筑文化领域出现的种种变异现象，造成了房地产开发不顾民情、建筑文化传统面临断裂的严重问题。文化是建筑的灵魂。在新的时空和环境下，研讨建筑文化已经超过了学术的范畴，不仅对个人和企业成长有关，更与房地产产业的发展有关，也关系到中国建筑文化的崛起乃至对世界建筑文化应该做出的积极贡献。反思是总结的前奏，总结是前进的基础。在反思中国当代建筑文化的变异现象、追根寻源的同时，研讨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的本质及其发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中国建筑文化的三大误区 反思之一，中国建筑文化先天不足，后天多难。中国建筑文化在世界建筑体系中有悠久的历史，但是由于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约束、皇权政治的主宰，中国建筑在世界的影响力很低；加上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强权经济、政治的侵略，薄弱的中国建筑文化传统不断遭受到外国建筑文化的冲击。在不平等的中外建筑文化交流中，尽管产生过有特色的作品，但先天不足的中国建筑传统文化和国家的命运一样，是多难的、落后的。建国后产生出不少优秀的作品，特别是1959年通过北京兴建十大建筑，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对中国建筑文化传统有很大的发扬；但此后对复古主义的批判、受俄罗斯建筑文化的影响、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多年紧缩和调整建筑标准，以及文革中的“大批判”，都波及到建筑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本来是中国建筑文化发展的大好机遇，但却又受到“欧陆风”的侵袭；严重的“青黄不接”使西方建筑文化填补了我们发展的空间。由此引发出的建筑文化问题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暂时的，而是长远的。反思之二，对中国建筑文化业内至今定位不清，误区重重。对于中国的建筑文化传统是什么、在今天的城市化进程中究竟应该起到什么作用，存在着很多认识上的误区。误区一，认为中国建筑文化就是一种形式，主要是大屋顶、廊子、院子；不了解中国这些特殊建筑形式形成的内涵和人文精神，只会在现代建筑的楼体上硬搬某种廊子、亭子。误区二，认为中国建筑文化已经过时了。他们承认中国建筑文化很有特色，但认为这些传统已经与现代的技术和材料不相适应，是过时的文化 ；因此，在是否需要发扬传统的问题上犹豫不定。其实，梁思成先生早就提出，历史上每个民族的文化都产生了它自己的建筑，随着文化而兴盛、衰亡。任何新的文化、包括建筑文化，都离不开历史的沉淀和积累，只是我们怎样去把握和传承的问题。第三，就是体系的对立。有人认为中西文化体系各不相同，要搞现代建筑就不要讲传统，两者不可兼得。这种观念在房地产业界颇有普遍性，在建筑师中间也有很多人是这样看问题的。虽然他们在中国土生土长，但受现代建筑教育多于受传统建筑文化的教育，建筑传统的根基很薄，基本上是喜新缺旧，缺乏建筑文化修养。新一代的建筑师认识上的浅薄必然导致一方面迫于市场激烈竞争的压力，设法去满足政府领导和发展商的意愿，另一方面又要受到“明星”、“大师”的左右，在我们的建筑报刊、书籍、报告中，到处充斥着西方的建筑文化，许多建筑师难免受其影响，随波逐流。有一位著名的外国的建筑师曾这样说，我在中国的看到的建筑基本只有两种：要么是模仿、要么是彻底的破坏。外国同行都如此深刻地看到中国建筑文化存在的问题，现在，应该是为中国建筑文化传统重新定位、走出重重认识误区的时候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精髓在哪？ 反思自身，我们缺乏建筑

文化的自强意识和保护的政策。21世纪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流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希望直接借鉴西方现成的发展经验，加快自身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尽管我们意识到WTO打开大门以后，西方建筑文化的“狼”来了，但是，如何应对，如何与“狼”共舞，我们缺少思想上、组织上以及政策上的准备，没有适时提出建设方针和行政指导，基本上处于被动状态。这是造成我们现在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日本早在30年代就开始众多的设计大赛，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要有日本特色”。战后复兴时，主管部门和建筑师取得共识，要求新建筑物一定要传承日本的文化。即使科技和材料已经发生变革了，还要通过混凝土体现日本传统建筑的本质特点。80年代，在技术革新的大背景下，他们转为全方位地挖掘传统文化的核心，提升到从空间把握传统文化，通过内部构造的研究，对日本建筑文化做出了积极的传承。至今，日本众多新建筑开发仍在积极寻求保持深厚的日本建筑文化特色。不能不说，在日本现代建筑发展过程中，政策指引和保护措施是其建筑文化得以传承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中国和日本的历史不同，现代化的进程不同，但如果我们在“狼”来了之前对本土的文化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文化自强的精神，一旦西方建筑文化随着外资投入与技术引进进入市场，我们也不会丧失文化的竞争力，不会出现崇洋的攀比，也会在新一轮的建筑开发中让中国建筑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究竟哪些是中国建筑文化传统？其精髓在哪里？传统中哪些是值得借鉴和发扬的呢？我认为，其中包括：美学原则和建筑形态，崇尚天人合一的精神，注意环境与建筑交融，崇尚自然美和人性文化所演绎的悟性共鸣的园林景观的构成原则。中国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的传统文化并不落后，反而与西方文化的追求很相像。比方说我们许多古城的规划很有文化性和地方性，注意了环境的有效利用，成为了今日的风景名胜。而现在我们一般的城市规划和开发区大多只注意道路的宽阔，缺乏个性化。还有，我们的传统建筑、尤其是居住建筑，展示了人与自然共生的美德，这种美德就是现代西方建筑所探讨的生态性和共生论；而现在很多开发项目受政治、经济利益的驱使，忽视了这些美德，在豪华的小区、宏大的会所中，大多都在延续同一个模式，重复同一个思路，违背了因地制宜、因环境而宜的原则。现在流行的造园艺术也大多停留在公园式的建筑上，既没有发掘中国园林的生态平衡措施，也很少塑造人与自然的精神共鸣，造成了园林与文化的断裂。假使我们摆脱崇洋的迷信，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中国建筑文化将有不可估量的发展空间。意在寻根，志在崛起 当然，我们现在不是主张复古、倒退，也不是针对现有建筑文化的变异现象提倡大家搞义和团式的行为，而是意在寻根，在广采博收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发扬光大，从而启动当代中国建筑文化的核心竞争力，积淀民族的自信，提升自己的平台，真正变与“狼”共舞为引“狼”共舞。创造中国的建筑文化一定要引进西方的建筑文化。他们沉淀出的建筑文化有不少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但西方19世纪、20世纪的文化成就不可能是解决中国今日建筑大潮所遇问题的灵丹妙药，更不可能成为中国新的建筑文化。我们要以传统建筑文化为根，用中西建筑文化激发我们的创新。上海的金贸大厦因为启动了中国传统古塔的神韵而在投标中获胜。最近一批有胆识的开发商开辟了像“观唐”、“九间堂”这样一系列的中式住宅，融合中西文化，创新别墅市场，引领了中国建筑文化的潮流。在北京的长安街上也出现了演绎新的中国建筑文化的楼群。我自己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先后创作过蓝海酒店和中国文化中心等项目，也有一个体会：吸引、引进丰富多彩的外国文化，需要民族化、当地化；同时，继承建筑文化传统，需要结合现代的功能需求和科技发展对其加以现代化；两者不可偏废。当然，继承和发展

浅谈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篇5

关键词：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礼制；宗族观念；天人合一

建筑是使用木材、石料等建筑材料建造的供人们使用或居住的场所，从该定义来看，建筑包括房屋、桥梁、园林等多种类型。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建筑已经超越了其自身的功能，具备了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内涵，是人类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其物质存在，生动的保留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人们文明重要的物质载体。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一、“礼制”与中国传统建筑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礼制”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工具。孔子作为“礼制”的忠实倡导者，提出了“克己复礼”等多项主张，侧面反映出了礼的突出作用。我国传统建筑同样有着明确的等级划分，从建筑布局、结构设计到装饰布置，都有着鲜明的政治伦理标准，以凸显尊卑有别、上下有序的封建礼制，这就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礼”。

居民建筑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划分，各朝各代统治阶层甚至通过律法形成标准。各级官员办公或居住的府邸，均有严格的规定与要求。建筑装饰所体现的伦序等级非常明显，如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基座是一种常用的装饰方法，通常居民仅能用普通台基，而品级较高的官员则可以用高级台基，只有皇室与佛庙建筑才有资格用须弥座。须弥座原为佛像之下的底座，以须弥山之高大来象征佛的伟大与崇高。因此，皇家建筑以须弥座来凸显皇权至高无山的权威。屋顶式样同样也能代表居民等级，皇室与庙宇建筑多为四面坡顶，达官贵人的建筑多为歇山顶，而普通百姓的建筑多为硬山顶。除此之外，彩画、天花等室内装饰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划分，严禁违礼僭用。

二、“宗族观念”与中国传统建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族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儒家所提倡的宗法伦理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后，这一观念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宗族观念与思想都有着明显的体现。

中国传统居室建筑生动、形象地阐述了宗族家庭伦理。从平面布局来说，居民分布通常由多个单体建筑组合为庭院，多个庭院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村落。庭院是同祖同宗家庭共同生活的地方，而村落为同族同姓之人共同活动的地方。这种布局方式是以血缘为纽带，突出族群的重要性，有效提高了家庭凝聚力，体现出了传统家族特有的宗法特质。此外，居民体院内部布局同样有着丰富的内涵，为体现长幼有序、父尊子卑，通常将家长居住的正室建于正上方，并安排有家庭聚会与祭祀祖先的地方。正室两侧房屋归晚辈居住，与正室分属主从地位，体现了居住者的家庭地位。因主室属于家庭居室中最为尊贵的居室，有同宗集会的功能，所以人们通常以“堂”称呼父系亲属，而母系亲属不属于同祖同宗，无法算入同“堂”之后，因此称之为“表”。考虑到室正房偏这一观念，古代人们对称结发妻子的称呼为“正室”，而对妾的称呼为“偏房”。

三、“天人合一”与中国传统建筑

在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思想理念，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重视对人对外界的投入与关注。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非常重视人工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重视建筑与环境之间的映衬与相互影响，追求曲折尽致、虚实相生、意有回境以及情趣相生，以达到天人合一的高上境界。

不同地域的居民在建筑选址、结构、装饰风格等方面均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相融于当地的自然环境。西北地区为黄土高原地形，干燥少雨，当地居民居室多为挖穴为窑，形制古朴而苍茫；东北地区为平原地形，原野辽阔，天气干燥寒冷，当地居民居室多为雕梁画栋，厚重庄严；西南地区潮湿阴热，多蛇虫，当地居民居室多虚空而建，在片片竹林丛中有幢幢竹楼，拙朴雅致；江南地区湖泊纵横，当地居民居室多傍水而建，恬静柔美。建筑在应用色彩方面，南方植物种类较多，自然色彩丰富多样，所以建筑多采用自然原色，褐柱青砖、粉墙黛瓦，自然且优雅；而北方的自然色彩相对来说比较单调，所以建筑色彩热烈而浓重，绿窗黄瓦，红墙朱门，色彩鲜明而热烈。

四、结语

中国传统建筑是中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重要载体，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那些精美的建筑装饰，独特的建筑布局以及绚丽的建筑色彩，都使人们惊叹于中国传统建筑无与伦比的美。此外，中国传统建筑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引发了人们对于自然、人生与历史的深度思考。

【参考文献】

[1]马晨.我国传统建筑文化保护的若干思考[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03）.

[2]和雨，王玮琼.浅谈中国传统建筑装饰中的雕塑艺术[J].现代园艺，2013（04）.

[3]吕俐，孙晓璐.弘扬传统：中国建筑设计的振兴之道——访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马炳坚[J].中国勘察设计，2014（03）.

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语素 篇6

关键词：中国传统云纹；现代建筑；装饰

中国传统云纹是一种文化形态，代表着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且不同民族都有其与众不同的云纹形式，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美好心愿，甚至在古代建筑面上随处可见“云纹”的影子。近几年来，全球化促进了各国之间的密切联系，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并合理运用中国风，中国元素在现代建筑设计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如今，越来越多的设计师们都试图将“中国传统云纹”运用于现代建筑装饰中，他们往往借现代手法与材料将这些元素融入装饰设计中，不断展现出我国传统云纹的美感，云纹在现代建筑装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鉴于此，本文着重探讨中国传统云纹在现代建筑装饰中的运用。

1 “云纹”的象征性

在中国传统图案中，云纹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象征含蓄的意蕴和神幻性，冥冥之中将幸福美好的生活寓意传递给每一个人，温暖着人们的心灵。众所周知，云纹源于自然界中的云，它是由古人在掌握云的形态和规律的基础上对云进行抽象化提炼，并进行创新发展的成果。从形态上分析，云纹主要由飘逸的曲线和交错的结构组合而成。古代人们就特别喜欢把神话故事和自然界中的云联系到一起，这是因为古人一直崇拜自然界中的云的缘故，许多古人都会按照特定的组合形态将云纹刻在建筑装饰的表面上，同时还会将神仙、神兽等纹样填充于云纹中间，这样可以给人们带来无限的遐想空间。中国传统云纹具有强烈的象征性特点，它首先寄托着人们的心愿和梦想；其次，由于云与雨一直都是相伴而行的，且自然界中的云又与农民的耕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云纹还具有“丰收”的含义，再加上“云”又与“运”字同音，更加表现了一种时运到来、万事大吉的寓意，这一切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艺术风格。

2 中国传统云纹的装饰功效

中国云纹起源于旋涡纹样，旋涡纹样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一种纹样，其图案具有对称性的特点，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云纹的发展和变化，不同时期的纹样形式不同。大体上讲，中国云纹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从史前的旋涡纹饰逐渐发展为商周时期的云雷纹，接下来依次为春秋战国的卷云纹、汉代的云气纹、魏晋南北朝的飘带云纹、隋唐的朵状云纹、宋元的吉祥云纹、明清的团云纹和叠云纹等，各有千秋，充分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艺术才华。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传统云纹逐渐被艺术设计师们当成一种装饰品来对待，如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有效结合中国不同朝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把传统文化因素融入建筑装饰表面，最后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空间装饰艺术形式。

实际上，在传统文化盛行的当今社会，以传统云纹作为设计素材的建筑装饰设计已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为人们的居住环境增添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例如，一套四室两厅的大居室，在装饰的过程中，设计师将“中国传统云纹”作为主题，然后我们将会在整个屋内看到“云纹”的影子，那种气息是非常迷人的。同时，在客厅中配上红云图案和后现代感的钢丝吊灯，就可以从很大程度上打造中国风味较浓的时尚家居环境。不难看出，在建筑装饰中，像一些红色的“云纹”图案可以给住户营造一个非常浪漫温馨的生活空间，如将大红色的“云纹”画面装饰在客厅墙壁，一方面用红色来象征热情，另一方面用云给人们传递飘逸、轻松惬意的感觉，深层次地展现了住户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期盼。从这样的建筑装饰来看，只要将“云纹”图案科学地应用于建筑装饰设计中，就一定会实现十分完美的特殊设计风格，所以中国传统云纹的装饰功效是不言而喻的。

3 中国传统云纹在现代建筑装饰中的应用

3.1 “云纹”与人文环境的和谐

将中国传统云纹科学地应用于现代建筑装饰，首先要注重“云纹”与人的和谐关系。例如，在现代建筑室内装饰中，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最大限度地保持人与装饰设计之间的和谐性。因为人是装饰设计存在的必备要素，这就决定了“云纹”的应用必须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人们在独特建筑装饰空间中的感觉，不断满足现代人精神层面的需求。其次，“云纹”装饰要与建筑室内环境相和谐，即设计师要充分利用周边环境，尽可能地保持与“云纹”图案的有效融合。不管是建筑的空間处理上，还是材质的运用上，都可以将其与周边的溪水、山石、树木等事物相结合，从而实现房屋与自然能够交相呼应的审美效应，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完美融合。最后，“云纹”装饰要与文化相和谐，即现代建筑装饰越来越注重文化韵味，只有形成文化和装饰设计的完善搭配，融入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样的建筑装饰作品才具有强烈的文化内涵。所以，现代建筑装饰设计师在运用“云纹”图案时，一定要充分认识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做到中国传统云纹的运用与现代建筑所在地人文环境的和谐。

3.2 “云纹”与色彩、材料的统一

建筑装饰设计师运用“云纹”图案，应当注重图案与色彩、材料的统一性，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云纹”图案要与色彩表现相统一，即装饰设计师要确保“云纹”图案色彩相统一，达到完美境地，只有应用与之相呼应的色彩，才能实现图案与视觉的和谐。其次，“云纹”图案要与材料相统一，即要注重适当原则，材料的选择要与“云纹”图案达到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完美统一。再次，“云纹”图案要与人的活动相统一，即将中国传统云纹合理地运用于现代建筑装饰时，很有必要考虑室内居住的人群，考虑主人的职业、性格、喜好等因素，必须与之相匹配。

总之，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美丽瑰宝，传统云纹始终散发着无限光芒，它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装饰性作用，特别是在现代建筑装饰设计中的运用是一个关键性的突破。从某种程度上讲，云纹融合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深刻地再现了人类对于幸福生活的热切盼望。在现代建筑装饰中合理运用云纹这种经典传统文化的视觉符号，可以向现代人充分展示一幅秀美飘逸、迷人的装饰画，其艺术价值将世代延续，充实并丰富着现代建筑装饰艺术的内容，传承中国传统云纹的巨大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徐雯.中国云纹装饰[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

[2]刘晓娟.传统云纹的特征及其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J].艺术设计，2014（10）.

[3]许静.中国传统云纹设计的初步探析[J].艺海，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