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司法

少年司法（精选5篇）

少年司法 篇1

一、少年司法工作存在的问题

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各有关机关均依法建立了少年司法的专门机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理念方面存在的问题

首先,保护与惩戒的尺度把握不当。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碍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公安机关对一些轻微案件,主要以批评、教育为主,不使用侦查措施等。其次,现行的少年司法制度,更多强调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保护,对预防犯罪重视不够。一些司法部门结合具体的工作职能,做了一些探索,如将教育融于办案过程,对未成年人进行法制教育;帮助违法犯罪未成年人解决复学、就业、生活问题,但常遇到有关部门不配合。再次,现行少年司法制度偏重于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保护,而对未成年被害人重视不够。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害人都是未成年人的案件,在没有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属谅解的情况下,对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和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认识较模糊,造成该保护的不保护,不该保护的瞎保护。

(二)公安机关在少年司法工作上存在的问题

有的看守所专门设立了未成年人监室,集中关押涉案未成年人。对未成年人集中关押确实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与挽救,但也带来一些实际问题,增加了办案成本和押解风险。有的看守所探索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管教方式,如制订年度教育计划、引导在押人员学习相关知识、吟唱红色歌曲、建立流动图书室、开展军训管理监室模式;有的看守所专门配备了心理咨询师,定期开展心理学知识讲座,进行心理疏导及心理干预。

(三)检察机关在少年司法工作上存在的问题

在检察阶段,基本能够做到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和及时告知未成年人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在法定代理人因各种原因无法到场情况下,合适成年人的选择、费用的支付等没有具体细则,普遍做法是选择素质较高,具有公益心的人作为合适成年人。《若干意见》规定,合适成年人到场应征得未成年人同意或按其意愿,在未成年人不同意甚至抵触的情况下,合适成年人到场并不能发挥应有作用,有悖立法原意。

《若干意见》规定,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一般应当分案起诉和审判。但由于目前分案起诉没有统一的标准,何时分案、分诉、分庭审理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固定的运行机制,检察院和法院在衔接上存在一定的错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分案起诉工作。

(四)审判机关在少年司法工作上存在的问题

开庭时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制度,已经落实的比较到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普遍采用了圆桌型或U型审判方式,以营造温情又庄严的审判环境。法院为没有聘请律师的未成年被告人及时联系法律援助中心提供法律援助已成为一项常规工作。目前,一些法院也与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和律师事务所联合,聘请一些懂得心理学知识,专职或主要从事为未成年人辩护业务的律师来担任辩护律师,以提高法律援助质量,发挥在庭审阶段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作用。

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尚无条件用专项资金聘请专家进行社会调查和作为合适成年人参加庭审,只能由热心公益事业和妇联、团委等青少年保护组织的人员承担社会调查。如有的法院系统采用辩护人调查,社区代表调查,妇联干部、团委干部等作为特邀陪审员调查和法官复核调查等方式。但社会调查的范围较广,掌握不好会泄露未成年人的信息,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若干意见》规定社会调查由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负责,而效力高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都可以对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如果几个部门的调查结果不一致,如何采信社会调查报告将困扰司法实践。另外,《刑事诉讼法》没有将社会调查报告规定为一种证据形式,社会调查报告性质效力的认定也不同:有的认为是量刑的参考之一;有的认为可以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有的则认为是判处缓刑的主要依据。

由于缺乏具体的犯罪记录如何封存、封存的范围等问题实施细则,“有关单位”、“国家规定”规定得过于笼统,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没有明确犯罪记录封存与《公务员法》、《兵役法》等的衔接。有的法院专门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档案室,专人管理,经严格审批后才可查询。

相当一部分涉少刑事案件被消化在了侦查、检察阶段,法院审理的涉少刑事案件逐渐减少。一些法院的少年刑事审判庭开始审理一些其他案件,工作人员也常被抽调从事临时性工作,本该用于钻研少年司法业务的时间减少。

(五)司法行政机关在少年司法工作上存在的问题

各地司法行政机关都有完善的法律援助机构,对于没有聘请律师的未成人能够及时提供法律援助。由于缺乏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矫正的法规,各地进行了有益探索。例如,在社区矫正前的调查评估过程中,适当放宽要求,从有利于未成年人接受矫正,有利于成长的角度,做出评估报告;设立由司法所会同矫正人员家庭、所在学校、单位共同建立,并指定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的工作人员参加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小组;单独组织未成年人的教育;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不得录入连接互联网的电脑;社区矫正工作档案和执行档案设为秘密级等。但社区矫正人力、物力不足,特别是具有一定的综合知识,能对未成年人进行有效矫正的专业人员不足。受限于中国现阶段社区成熟程度,尤其在广大农村,由人员配备少又担负大量其他工作的司法所负责社区矫正,使社区矫正流于形式。

在少年司法组织机构建设中,编制难以解决,影响了现有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少年司法队伍的稳定壮大。司法机关也普遍缺乏既具备法律知识,又具有心理学知识的专业人才。

二、对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建议

(一)在全社会培养和深化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理念

树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优于惩治未成年人犯罪的理念。建立以家庭、学校为载体,全社会参与的未成年人法制教育体系;以村(居)民委员会、派出所为主体,定期走访,及时了解辖区内有不良行为未成年人情况;建设财政支持的文体娱乐场所和公益就业培训机构,提高未成年人就业技能增加就业机会。

(二)梳理现行涉少法律,构建独立的少年法律体系

分散规定的涉少立法形式不系统,不能突出少年司法制度应有的独立性,也不便掌握运用。应梳理涉少法律,编纂成册。尽快出台未成年人分案起诉、审判、合适成年人到场、犯罪记录封存等实施细则。逐步建立专办、均衡、衔接的“一条龙”式少年司法体系,条件成熟时,构建独立于成年人的少年法律体系。

(三)立法规定政府购买社会服务

不能仅靠志愿者的义务活动,应由国家财政购买社会服务,系统规定国家财政提供社会服务的范围、对象、条件、程序等,由各级政府为保护未成年人相关工作提供专项经费。

(四)设立专门的社会调查组织

规定调查员的资格条件,比照人民陪审员运行机制,吸收社会人士,建立调查员库,由司法机关随机抽取组成调查小组,由政府财政承担必要的经费,以保证其权威性。

(五)发挥社区矫正在未成年人教育监管方面的作用

1.发展和依靠志愿者组织,承担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工作

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由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组织和指导功能,但也需动员、吸纳社会力量参与,特别是吸纳了解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特点的专业人士参与。因此,应整合社会资源,加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力度。

2.扩大社区矫正范围,弥补部分未成年人缺乏教育监管的漏洞

社区矫正对象有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四种。应将检察机关决定附条件不起诉、因年龄不够而不构成犯罪、做不起诉处理以及具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纳入社区矫正范围。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应区别于成年人,既要适合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又要设立严格保密制度,规定参与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人员的资格、监管方式等,不影响未成年人的正常生活。

(六)改变《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规定笼统不利操作现象

1.由专门人员办理未成年人案件

公安、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应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持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人员办理,或邀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人员作为合适成年人。对于违反法律规定,泄露未成年人隐私的人员和单位,规定处罚措施。

2.探索建立专门的接收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学校

工读学校已所剩无几,一些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在普通学校又不受欢迎,导致这些未成年人流入社会,走向犯罪。应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在矫正其不良行为的同时完成义务教育。

3.建立失足未成年学生复学维权机制和就业机制

应在有立法保证的前提下,明确各部门职责,司法机关和团委、妇联等形成合力,增加执行力,确保失足未成年人复学就业,预防重新犯罪。

少年司法 篇2

对于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的差异性，有很多不同的表述，但最核心的一点是两者的立场不同。前者是儿童本位，即为了确保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少年司法中的实现；而后者是社会本位，即根据犯罪人危害社会行为的大小给予相应的处罚。

做一个简单的比方，少年司法是“向前看”，而刑事司法则是“向后看”：少年司法以行为人为中心，“向前看”追求失足少年的健康成长；而刑事司法则是以行为为中心，“向后看”行为人危害社会的行为并追求定罪量刑的准确性。

由于少年司法关注的是少年健康成长的“需求”，而不是根据其“危害社会行为”予以惩罚，因此少年司法具有去刑事化的特点。简单说就是不把“犯罪”当犯罪行为看，而认为是“罪错”，而且认为这种“错”不仅仅是孩子的错，也是社会之错、学校之错、国家之错。而在刑事司法的眼中，行为人的行为是“恶”，应当以“恶”（刑罚）治“恶”。

正因为如此，少年司法的运作具有“功夫在案外、案结事不了”的特点，它需要评估涉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需求，并聚集社会资源共同满足这些需求，以实现该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健康成长的目的。少年司法也由此具有了“专业司法”而非“量化司法”的特点，即往往无法以办案量或者其他量化性指标进行评价，而需要以满足少年健康成长的“专业性”来进行衡量。

现代少年司法制度具有二元结构的特点，这种二元结构制度设计表现在两个方面：

1、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的二元结构。即强调少年司法的独立性，以确保少年司法的特殊性得到尊重。正因为如此，少年司法具有与刑事司法二元分立的特点。当然，这种二元分立在不同的国家实现程度不一样。在英美法系国家以及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是完全独立的，甚至在概念术语上都强调要区分开。

当然，即便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完全二元分立的国家，也会在两者之间建立一个联结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弃权”。虽然少年司法突出保护优先，以教代刑，但如果未成年人的行为太过恶劣，除了年龄之外看不出他与成年人有什么区别，那么则可以采取放弃管辖权（waiver）的方式，按照“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把该恶性未成年人丢给刑事司法当作成年人来对待，给予与成年人同样的待遇包括处罚。

2、少年司法与儿童福利（社会支持）的二元结构。由于少年司法认为未成年人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其健康成长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结果，因此其运作具有评估涉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需求并给予相应满足的特点。然而，涉罪未成年人的需求是多样的，需要通过聚集社会资源来满足这些需求，以实现该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健康成长的目的，这些社会资源也被统称为社会支持体系。可以说，如果离开了社会支持体系的支持，少年司法的实际运作即和刑事司法没有本质性差异。

在国外，少年司法的社会支持体系，主要表现为“儿童福利体系”，因为福利部门在社会支持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提供社会资源的责任基本上由福利部门承担。在我国，被称为“社会支持体系”。必须正视的是，在我国现阶段少年司法的社会支持体系具有多样化的特点，而且在多数地区还很不健全。

少年司法与刑事司法之间通过“弃权”来衔接，而少年司法与社会支持之间的衔接则是通过“转介”。“弃权”，即将严重涉罪未成年人转送成年人刑事司法系统当作成年人来对待的过程。“转介”即基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要求，将已经进入少年司法体系中未成年人的需求，转给非司法机构服务与满足的过程。少年司法负责发现少年健康成长的需求并且转介这种需求，而社会支持体系则负责承接这些需求，并提供专业性的服务。

找准需求，确保儿童利益最大化。

为了确保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少年司法中的.实现。在司法机关传统职能之外但又为少年司法运作所必需的社会支持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是未成年人刑事诉讼需求，即完成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活动所必需的非司法机关力量的介入，主要包括社会调查、心理测试、合适成年人参与、人民陪审员参审等。二是未成年人的考察帮教需求，主要包括采取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期间的考察帮教、附条件不起诉期间的考察帮教、社区矫正期间的考察帮教等。三是未成年人的身心康复需求，主要包括心理辅导需求和医疗需求。四是未成年人的就学需求，即为未成年人提供教育支持。五是未成年人的就业需求，即为未成年人提供就业服务。六是未成年人的生活需求，即为未成年人提供衣食住行的支持。

上述六大需求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首先，从需求发生的阶段来看，刑事诉讼需求和考察帮教需求主要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之中；而身心康复、就学、就业、生活需求则可能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在刑罚执行期间，还可能发生在回归社会期间。其次，从需求的专业性来看，刑事诉讼需求、心理测试、社会调查、考察帮教和身心康复需求对专业性的要求程度非常高，往往需要专业机构与专业人员才可提供；而就学、就业、生活需求相对而言要弱一些，一般性的社会志愿力量亦可提供――当然这并非绝对的。

当然，由于少年司法具有走向“综合”司法的趋势，在办理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案件过程中（尤其是未成年人民事案件），也具有司法转介的需求，这些需求与未成年人罪错案件相比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

超越“全能司法”。

需要通过司法转介机制交给社会支持体系提供服务的各种需求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不属于司法机关的传统职能范围，但又是少年司法追求确保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实现所必需提供的服务。

在社会发育不成熟的背景下，司法机关在少年司法发育的早期阶段曾经一度采取的是“全能司法模式”，即涉案未成年人所有的需求均由司法机关自身提供。因此，早期少年司法官也具有全能司法官的特点，无论是法官还是检察官均不例外。例如，未成年人没地方住，司法机关负责提供甚至带到司法官自己家里住；未成年人没钱，司法机关捐钱；没学上，司法机关直接去联系学校；没有工作，司法机关负责安排；心理有问题，司法机关自己提供心理辅导……《法官妈妈》这部电影非常生动地展示了早期少年司法的全能司法特色。尽管司法机关的这些事迹值得赞赏，但这种典型的全能司法模式绝非现代少年司法制度的特点。因为，全能司法模式一方面超出了司法的职能范围，另一方面司法的这种越俎代庖也具有不专业、无法持续的不足。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在少年司法的发育早期，由于社会发育尤其是福利体系发育很不成熟，这种全能司法模式也具有不得已性。

近些年来，我国社会发育逐步成熟，儿童福利、国家亲权的理念也开始被接受，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也开始得到重视，全能司法有了解脱的可能性。在现阶段，如果仍然坚持全能司法模式，让少年司法官成为全能型司法官，则只能理解为少年司法理念的滞后。现代少年司法制度要求少年司法体系与社会支持体系的共同配合，以实现涉案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追求，而转介机制的建立则是衔接少年司法体系与社会支持体系的必然结果。

对少年司法改革之应有认识 篇3

近些年来，少年司法改革正日益成为我國司法改革的重要一环，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甚至被上升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究其原因，这固然与我国司法制度建设进入深化阶段有关，但也与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特殊价值正日益被高层所认识密不可分。

一、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司法现代化、文明程度、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尺

1899年美国伊利诺斯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标志着少年司法制度在人类社会的正式诞生。这一事件被著名法学家庞德赞誉为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以来，英美司法制度最重大之进展，并引发了世界性的“少年法院运动”。百余年来，少年司法制度被大多数国家作为其司法制度建设之高度优先事项，也被国际社会视为衡量一个国家司法文明、现代化、人权保障状况的标尺。少年司法制度之所以被作为一种“标尺”来看待，是与19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所形成的儿童中心主义儿童观相适应的。这种儿童观超越了种族、文化、政治体制等各种差异，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最广泛认同。儿童中心主义儿童观的核心是奉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要求将儿童作为人权保障的“精选人群”和高度“优先人群”。作为一种合乎逻辑的推论，如果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中连违法犯罪的少年都不能给予特别、优先保护，惶论其他。

从这个角度来看，少年司法改革具有较为明显的政治效应，而且这种政治效应已经显现出来，并逐步被有关部门所认识。近些年来，我国在少年司法领域与国际社会交流频繁，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成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为纠正国际社会对我国司法制度、人权保障的偏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少年司法改革具有改善司法机关社会形象的显著社会效应

中国有着悠久的恤幼传统，以教育、感化、挽救失足少年，加强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为改革直接动因的少年司法改革容易赢得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好感与尊敬。司法的高度专业性容易造成司法机关与公众之间的隔阂，但由于人类对未成年人的自然情感，少年司法的运作相对容易被公众所理解和评价。因此，少年司法制度有助于提高公众对司法机关的知晓度，打破司法神秘主义，消除对司法机关的误解与隔阂，由此改善公众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在目前司法机关的社会形象不佳的情况下，少年司法改革与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这一作用更应引起重视。

从二十余年来少年司法制度建设的实践来看，少年司法改革的这一社会效应已经让司法机关有所感受。例如，少年法庭已经成为改善法院形象的重要窗口。最近一些年来，法院工作常常收到各方面的批评，法院工作的各个方面都有批评意见，但是唯独少年法庭工作没有。少年法庭工作因此被肖扬院长称为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中“一块温馨的园地，一片希望的沃土，一面鲜艳的旗帜”，并被高度评价为实现审判工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典范。再如，未成年人检察同样对于改善检察机关社会形象，提高检察机关的社会影响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上海市为例，二十余年来上海市未成年人检察机构与检察官所获得的社会荣誉之多、规格之高，引人注目。

三、少年司法是司法改革(特别是刑事司法改革)的先驱者和试验田

从少年司法百余年来的发展历史来看，少年司法具有作为司法制度进步先驱者、司法改革试验田的特殊作用。刑事司法中的诸多人道、理念先进的制度均首先是在少年司法中或者主要是在少年司法中针对罪错少年适用，而后再推广于普通刑事司法之中。例如恢复性司法、缓刑制度、不定期刑制度等。针对这一特点，林纪东曾经指出：“少年法之理论，与传统之刑事法理论(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及监狱法理论)，虽多距离，然对旧日之刑事法，正有推陈出新之作用，刑事法之改正，将于少年法始肇其端。”少年司法的这一独特功能也逐步被我国实务部门所认识。例如，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经将少年法庭高度评价为“人民法院改革的典范、法官职业化的典范”。

少年司法之所以具有这样一个独特的功能，与公众对未成年人所具有的宽容与怜爱的自然情感有关。一时尚难以被普遍接受的人道制度、特别制度往往可以在少年司法领域首先被接受和试验，进而通过其在少年司法中的成功与示范效应再推广于普通司法之中。我国近些年来司法改革中诸多有创建的做法和制度进步，正是借助了(或者正在借助)少年司法这一独特功能。例如，人民陪审、法庭教育特别程序、刑事和解、前科消灭制度改革、附条件不起诉(暂缓起诉)等。

四、少年司法制度建设对于国家预防和控制犯罪具有特殊的意义

少年司法制度在国家对犯罪的正式控制体制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有的学者甚至称之为“国家预防和减少犯罪的重大战略措施”。少年司法制度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地位，与其所具有的以下特点密不可分：

首先，少年司法制度规讯的对象是罪错少年，其目的是教育、感化和挽救罪错少年，阻止其发展为恶性犯罪人。犯罪学研究发现，对社会治安造成最严重威胁的是惯犯、累犯以及职业犯而不是偶犯和初犯，而惯犯、累犯、职业犯罪人的初次违法犯罪基本上开始于少年时期。也就是说，如果少年违法犯罪能够得到有效的矫正，那么也就意味着最严重威胁社会治安的群体被提前预防和控制住了，而少年司法制度正具有实现这一目的功能和价值。

其次，少年司法制度具有宽容而不纵容，在惩罚与放任之间建立中间机制的特点，避免了刑事司法制度养大了再打，养肥了再杀的显著弊端，严密了犯罪控制机制。基于刑罚的谦抑性、人道性等价值要求，各国刑法均普遍设置了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对于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儿童危害社会的行为，并不会启动刑事司法制度进行干预。同时，刑法仅惩罚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于那些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但尚未达到犯罪程度的行为，或者具有演变、诱导犯罪危险的行为，同样不会启动刑事司法制度进行干预。刑事司法制度的这两个特点可称之为“养大了再打”、 “养肥了再杀”。而少年司法制度则具有提前干预、先行预防的特点，可以有效避免刑事司法制度的这两个弊端。

再次，少年司法制度遵循“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奉行的是犯罪预防和矫正的理念，追求

的不是对犯罪的单纯惩治，这样一种“隐蔽而迂回”的犯罪控制策略，更契合现代社会以人权保障为前提的犯罪控制机制的要求，代表了犯罪控制机制的发展方向。

五、少年司法制度是社会转型时期强化社会控制的重要机制，具有加强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稳定的特殊功能

许多学者在评价少年司法制度功能的时候，仅注意到了少年司法所蕴涵的人权保障机能和犯罪控制机能，而往往忽略了其作为一种特别社会控制机制的功能。表面上看，少年司法制度的规训对象仅为少年，但实际上，它借助于“少年”顺利地将社会控制的触角伸向了其身后的家庭，以及少年这一群体所处的社会阶层。通过对少年的规训，可以达致强化社会控制的结果，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社会控制机制瓦解的过程之中。少年司法制度诞生的历史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现代少年司法制度诞生于19世纪末期的美国，这正是美国社会转型的加速时期。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成功地在“爱的名义下”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游离出传统社会控制体制的阶层(如流动人口、移民群体、城市贫民等)纳入了干预与控制的对象范围，对于重建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控制机制、强化国家的正式社会控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通过少年犯罪的治理来重建适应转型社会的新的社会控制机制，通过对少年的规训来强化对游离出传统社会控制机制人群的控制，是许多国家在现代化加速期社会治理的一个共同特征，也是许多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的成功经验。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少年法院运动何以会在20世纪初期迅速发展成为世界性运动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后毛泽东时代社会秩序与社会控制机制的重建也正借助了對青少年犯罪的治理。近些年来国家日益重视少年司法改革，也与少年司法制度的这一特别功能逐步被高层所认识不无关系。例如，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就被列为“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的重要举措之一。

美国学者帕金翰(David Buckingham)指出：“保护儿童的呼吁被当作一项强而有力的手段，用来动员群众的支持。对于那些怀有各式各样动机的人来说，成人的政治策略通常是借着童年的名义来实行的。”尽管帕金翰采取的是批判性的立场，但是对于少年司法改革的倡导者而言，除了警示作用外，亦不乏启示作用。如果认识到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这一特殊功能，我们将更能理解包括未检制度在内的少年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参考文献]

姚建龙，超越刑事司法：美国少年司法史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97

姚建龙，评最高人民法院少年综合庭试点改革[J]，法学，2007，(12)

王银胜等，少年审判要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佳统一[N]人民法院报。2003--03--03.

林纪东，少年法概论[M].国立编译馆，1972，15.

王银胜，少年审判要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佳统一[N]，人民法院报，2003—03—03.

王牧，少年司法制度是国家预防和减少犯罪的重大战略措施[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7，(1)

少年司法 篇4

日前, 天津市宝坻区司法局与公安宝坻分局、区教育局、团区委、朝霞街道等部门在高家庄中学共同举办法治警示教育活动启动仪式, 拉开了宝坻区校园“反对邪教, 拒绝毒品”法治警示教育活动的序幕。

活动中, 法治校长为全校600余名师生们做了“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警示教育讲座, 学生代表宣读了“反对邪教, 拒绝毒品, 做遵纪守法好少年”倡议书。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向全校每名师学生发放了《给青少年的一封信》, 教育青少年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从小遵纪守法, 远离犯罪, 长大做社会有用之才。同时, 还通过每名学生带回《致家长的一封信》, 引导家长树立良好形象, 做好孩子第一任老师, 为孩子健康成长构建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广大师生还观看了反邪教和禁毒展览, 并在国旗下进行了“远离邪教毒品, 争做文明青年”和“尊法学法用法, 远离违法犯罪, 争做遵纪守法小公民”签字仪式。启动仪式后, 法治警示教育活动将在宝坻区各中小学全面展开。

少年司法 篇5

各位领导、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参加我们中学组织举办的青少年法制教育现场会活动，刚才校长在会上介绍了开展法制教育的经验，我觉得很有特色，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实效性和趣味性，对我县学校开展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下面，我代表县普法办就学校如何进一步抓好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提几点建议：

（一）要加大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视力度。真正把青少年法制教育纳入教学计划。要把法制教育放在与德育教育、学科教育同等重要的位置，作为一门必学科目。教育行政部门要把学校的法制教育开展情况列入考核内容，定期组织检查，真正确保法制教育师资、时间、内容、教材“四”落实。

（二）法制教育内容要丰富，形式要多样。学校要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活动，结合“12.4”法制宣传日等活动，对学生进行生动、直观的法制教育。如组织学生参加禁毒宣誓大会、播放禁毒宣传片，举办法律知识竞赛，组织有奖征文，组织模拟法庭，开办法制宣传园地，印发普法小册子，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参观监狱，旁听有关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审判活动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活动，增强教育效果，激发学生的学法热情。

（三）要架起学校与家庭、社会互动的桥梁，形式齐抓共管的局面。加大对学校周边环境的整治，从根本上消除危害青少年健康的各种精神污染，为广大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要通过家访、召开家长会、举办家长学校等形式，建立起学校与家庭的家庭知道学生在校表现、学校知道学生在家庭的表现，同时对问题家庭的孩子和后进学生给予特别的关注，进行跟踪教育，利用社区的属地管理和资源优势，利用假期组织各种形式的社区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四）要充分发挥普法讲师团和法制副校长的专业作用。我现有普法讲师团成员名、法制副校长名。这支主要由律师、政法干警及相关专业人士组成的队伍，是我县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师资力量，我们要充分利用他们结法律法规的熟悉，以上课为主，多种形式相结合进行，宣传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义务教育法》等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使青少年学生知道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懂得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分清罪与非罪的界线，达到知法、守法、护法的目的。

在这里，我希望同学们通过参加今天举办的法制教育现场会活动，借鉴好的经验，结合自己的实际，开拓思路，抓出成效，把我县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推上一个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