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论文

日本侵略者论文（精选8篇）

日本侵略者论文 篇1

一、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政机构

20世纪初年, 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了俄国, 夺得中国南满的控制权, 也接收了旅顺和南满铁路的所有权益。1905年9月26日, 日本在旅顺成立关东总督府, 次年8月1日改为关东都督府, 管理关东州和掌握有关保护、管理南满铁路的事宜, 下设民政部、陆军部, 集军政民政于一身, 军政部下面有“满州独立守备队”, 即“满铁守备队”, 守备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1906年6月, 日本在奉天成立总领事馆, 管辖陆续在东北各地设立的领事馆, 负责处理日本在东北的全部外交事务, 拥有领事裁判权和设警权, 各地领事馆均设有警署, 署下设基层机构, 警察权逐渐扩张到旅大租借地和满铁附属地以外的广大地区。同月日本在东北成立南满铁路株式会社, 次年3月公司下成立满铁调查部, 不久又成立东亚经济调查局、满州史地调查部、地质调查部等机构, 4月满铁正式经营, 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和情报搜集等间谍活动。1919年4月, 日本为了消除欧美等国家的疑虑和缓和内部矛盾, 改关东都督府为关东厅, 分军务另设关东军司令部, 实行军民分治。至此,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形成了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领事馆、南满公司四大机构, 对应管理民政、军政、外交、经济社会和情报等事务。

二、关东军司令官在中国东北最高统治权的取得

1931年, 关东军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 抢得超越其他三个侵略机构的优势地位。关东军随即炮制了一个《满蒙问题解决方案》, 试图建立“领土包括东北和蒙古, 以宣统为元首的新国家”, “国防和外交由新政府委托日本帝国管理, 交通通信等产业亦由日本帝国管理”[1]115。1932年3月1日关东军以“满州国政府”名义, 发表《建国宣言》, 宣布“满州国”成立。10日, 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换文”的方式签定了日满密约:伪满日后国防和治安由日本国维持, 经费由伪满负担, 伪满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管理, 以及新路的修筑均由日本或日本指定的机关管理, 日本驻军认为必要的设施均予竭力解决。参议府及其他中央与地方官吏日本人均可任职, 且由关东军司令官保荐, 若要解职需经关东军司令官同意[2]26。9月15日日满签订正式条约《日满议定书》, 关东军司令官控制东北的地位得到了条约的公开承认。

1933年8月8日, 日本内阁通过《满州国指导方针要纲》, 即“八八决议”。确定了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基本方针为“内部指导原则”, 赋予关东军司令官统辖东北的所谓“内部指导权”。1934年9月, 日本政府发布《关于驻满行政机构改革》的内阁会议决定, 把在满的管理机构从“四头政治”改为“两位一体制”, 即由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 并赋予驻满大使对满铁、关东厅有行政监督权。1936年9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制定《满州国的根本理念与协和会的本质》, 明确指出伪满皇帝溥仪是“基于日本天皇之圣意而即位”, 必须服从作为“天皇代理人”的关东军司令官, 并把关东军司令官视为“师傅”和“监护人”。

三、日本侵略者操纵伪满政权的几条主要途径

1. 实行总务厅制和次长制控制伪满的行政。

伪满实行中央集权制[3]90, 根据伪满“组织法”和“国务院官制”规定, 国务总理是奉皇帝之命掌管国家行政, 各部大臣是其属官, 具体管理所主管的行政事务。然而, 非“满洲国”组织法所规定国务院成员的总务厅长官, 在“满洲国”运作中却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 且插手国务总理所涉的所有事务[4]213, “满洲国”的所有权利都被集中于总务厅, 总务厅也由此成为处理行政事务的最高机关[4]213。以总务厅为中心, 中央各部局均设有总务司掌管该部局重要权力, 司长一律由日本人充任, 司内各重要科长也由日本人充任。各省市也设总务厅, 县设总务科, 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日系行政权力网络。1937年, 在伪满中央各部及各省、县等机构中普遍推行与总务厅制相匹配的次长制, 各部局的总务司长改为次长, 各省总务厅长改为省次长, 各县日本人参事官改为副县长。关东军司令官掌握着伪满的人事行政大权, 具体由总务厅长执行, 除日系官吏人事权由关东军司令官掌握外, 满系官吏荐任以上的任免都要由关东军司令官批准, 调动也须事先同关东军司令官协商, 获得同意后方能批准[3]99。

2. 设立军事顾问系统掌握伪满军政大权。

“满洲国”成立后, 国防由关东军全面负责, 表面上根据伪《政府组织法》, 在伪国务院下设军政部, 组建了由投降日军的东北地方军阀武装、招募的无业游民、收编的土匪等组成的部队。1932年4月15日伪军政部发布《陆海军条例》和《划定警备担任区》两个法令, 把伪满所有部队统一整编了起来, 统称为“国军”, 受中央管辖, 分设奉天、黑龙江、吉林、热河四个警备区。1934年7月21日又改设为5个军管区, 此后陆续增加, 至1945年已设有11个军管区。伪皇帝溥仪是“满洲国”海陆空军的最高统帅。然而, 伪满军政部实权由日本人次长掌握, 军队的真正统帅是关东军司令官。

伪满初筹军政部时, 关东军即派出了一小批顾问作为“指导”[5]189。随后组成正式顾问团, 在伪满军政部设立军事顾问部, 由关东军直接管辖。顾问部设最高顾问, 统管一切军事事务;最高顾问之下设高级顾问, 分科领导军事业务;高级顾问之下设顾问。顾问制推行于各个军管区的军旅团, 乃至各军校、军工厂。在各军管区司令部、江防舰队、宪兵司令部、军校等军事单位遍设军事顾问部, 主事者为主任顾问, 掌管各该军事单位的军政、军令等全部大权, 也负责监视司令官的言行和本军事单位军官的思想表现。在主任顾问下面, 设有专任顾问, 分别掌管对应各项事务。在部队旅、团、营、连各级军事组织中都安插有日本人教官, 这些教官按相应的职级分别掌管该级军政, 并与顾问部直接联系。军事顾问职权很大, 所有的公务都先由专责顾问做好方案, 然后由负责翻译的部门译成汉语, 再经由主管顾问指示办法, 做成提案后经主管顾问盖章认可, 再由高级顾问审核, 通过后再转给司长、次长审核认可, 随后交最高顾问拍板定夺, 最后交军政部大臣发布[5]226。伪满的军政、军令、训练、征募等工作以及制定基本的法令规章等都由顾问系统管理。

3. 通过“帝室御用挂”等操纵伪皇帝溥仪。

1934年, 关东军把随侍溥仪的侍从武官改设为“帝室御用挂”, 调来了与溥仪较为相得的吉冈安直担任此职。吉冈从此成为关东军安置在溥仪身边导演傀儡戏的牵线人, 此后十余年间, 吉冈都以监护人的身份控制着溥仪。对溥仪的控制, 从政治到生活无所不包, 正式场合的讲话、召见拜见者等均要经过“帝室御用挂”的批准。1934年3月, 关东军改伪满执政政治为君主立宪制, 溥仪摇身成为一位世袭的“皇帝”, 根据新的《政府组织法》, “皇帝”下属机构增设宫内府和侍从武官处。宫内府总揽帝室全部事务并负有辅弼“皇帝”之责, 与其他政府机构一样正长装门面, 次长掌实权, 宫内府次长一直由日本人充任。为了控制皇宫, 宫内设有日本宪兵室, 宫廷警卫也多由日本人担任, 关东军还派日本特务充任警卫处长。名义上是保卫皇宫和溥仪, 实则是监视。从“帝室御用挂”、宫内府次长到宪兵、警卫形成了操纵溥仪的监视控制网。1936年9月, 关东军发布了所谓的国策“根本指导思想”:伪满“皇帝”以天皇的意旨为宗旨;关东军司令官为天皇的代理人, 负有监护和辅导“满洲国”皇帝之责任, 并在内部指导政府[6]104。1942年伪满的《旬报》声称“日满两国的关系, 就象父子的关系”[4]219。由此可见, “满洲国”实质上处于儿国的地位, 伪满溥仪“皇帝”的儿皇帝身份也就属于“货真价实”。

4. 利用党政合一增强对伪满社会的控制。

伪满政权成立初, 东北各地反满抗日分子异常活跃, 其人数多达几十万, 日满军警四处讨伐, 惶惶不可终日[7]123。对此, “满洲青年联盟”骨干山口重次等人试图成立一个能“统一国民思想, 进行思想战的全满统一的国民组织”[8]37, 以民族“协和”的精神从思想上消除中国东北人民的反抗意识。1932年4月, “满洲国协和党”在奉天成立, 随后该组织迅速膨胀, 成员遍及满铁沿线, 并发展至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9]227。但由于清朝是被“党”推翻的, 溥仪等总是谈“党”色变, 因而极力反对在伪满建党;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虑及政党会削弱自己的权力, 进而影响军事独裁统治, 因而也反对在伪满有政党存在。于是7月把“协和党”改组为“协和会”。

协和会一直受关东军直接控制, 是与政府机构平行的一个独立体系, 在实际活动中与政府机构逐渐产生了矛盾。1934年9月, 为了推动协和会与伪满政权机构的合作, 关东军对协和会进行了改组。协和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罗致了大批官吏, 还让这些官吏兼任各级委员和协议员, 使协和会带上浓重的官方色彩, 并逐渐演变成为类似政府机构的组织, 从而促进伪满政府与协和会的表里一致而协调起来。1936年7月, 协和会制定的新的纲领和章程规定:协和会是“唯一永久的举国一致的实践组织”, 是伪满“国家机构之一”;伪满政府则是以“建国精神, 即协和会精神为基础组成的机构”。1941年4月, 伪满进入战时体制, 协和会进一步改组, 实现了伪满从中央到省市县旗各级政府长官同时也是相应协和会组织的长官, 从而彻底实现了伪满的党政合一, 促进了各级政府行政工作与各级协和会动员工作的一体化。从而增强了关东军的社会全面控制和动员能力。

摘要：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 主要以派驻关东军司令官, 并通过在伪满实行总务厅制和次长制控制伪满行政、通过设立军事顾问系统掌握伪满军政大权、通过“帝室御用挂”等操纵伪皇帝、通过促进党政合一增强社会动员能力等途径加以实现。

关键词：关东军司令官,统治权,统治途径,伪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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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Z].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3]中央档案馆.伪满傀儡政权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 [Z].中华书局, 1994.

[4]张辅麟.伪满政权傀儡性再认识[J].社会科学战线, 1991 (3) .

[5]傅大中.伪满洲国军简史[M].文史出版社, 1988.

[6]天津编译中心译, 日本广播协会编.皇帝的密约[M].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9.

[7]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 日本满洲国史编撰刊行会编.满洲国史[M].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内部出版发行, 1990.

[8]小山贞知.满洲国协和会的发展[M].中央公论社, 1941.

[9]姜念东.伪满洲国史[M].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0.

日本侵略者论文 篇2

虽然对于我们现在的青少年来说，那段悲惨的历史已经远去，但我从书上，电视上看到过你们罪恶的行径，是那么的凶残、无耻。你们轰炸我们的城市、工厂、车站……烧光农村人家的房子，让无数无辜的人们流离失所，饥寒交迫。你们烧杀抢掠奸淫偷盗真是十足的恶魔。

难道你们这样做就能收获快乐吗?你们的良心能安宁吗?

你们这种贪婪无耻的行为和魔鬼又有什么两样?你们侵占我们的领土，杀戮我们的人民，抢夺我们的资源，制造战争，摧毁本该发展的社会，你们是历史的罪人。

侵略——让多少无辜的平民伤亡，给我们国家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你们难道不清楚吗?这难道就是你们所想看到的吗?

我们想要一个和平的世界，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如果你们放弃贪婪、自私、无耻和残忍，让我们以合作的形式，正当的做生意，就能达到共同发展的目的这难道不好吗?

我听老师说，自己也在新闻里看到，现在的日本人又开始不安分了，开始在我们的东海，甚至南海闹事，想制造事端，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愤慨。我想告诉你们：今天，我们中国正处于快速的发展时期，我们每天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如果你们不觉醒，不悔改，胆敢再发动战争破坏我们的家园，破坏我们美好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将勇敢的站出来与你们战斗到底。

愿

战争永远不要再出现

20xx年4月5日

日本侵略者论文 篇3

“日本鬼子可坏了。”奶奶亲口告诉我，那年，她在火车上被日本鬼子无端抓走，他们怀疑奶奶是八路军，一连几天对奶奶施加酷刑，又灌辣椒水又坐老虎凳。他们就是这样惨无人道地任意迫害一个无辜的中国老百姓，一个手无寸铁的普通中国妇女。他们害怕共产党八路军，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共产党八路军。

还有一件令人难忘的往事。小时候我不知听母亲、哥哥姐蛆以及亲戚们给我讲了多少遍。父亲（见图）三十来岁时在北京铁路局行李房工作，有位一起工作的同事叫郝蓬雨，他隔三岔五地不来上班。可是日本人查得很严，父亲就常常为他编造不在的理由，比如出去办事了，或者回老家了。其实父亲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老缺勤，只是觉得都是中国人，当然要袒护。一来二去时间长了，日本人对父亲起了疑心。那时候我家住在前门内，也就是现在国家大剧院南侧的一条胡同里，还是一个死胡同尽头的独门独院。有一天父亲正在家吃饭，突然日本鬼子来敲门。爷爷去开门，他们气势汹汹地点着父亲的名字让跟他们走。爷爷说他不在家，日本人不信，执意往里闯。父亲意识到情况不妙，趁机藏到佛堂里的佛桌下。日本鬼子闻进各屋子搜了个遍，最后踢开佛堂门，看到里面供着佛龛，竟然没敢进去，父亲才算躲过一劫。全家人商议决定，父亲不能再去北京铁路局上班了，可在家待着也不安全呀，再说不挣钱一家老小吃什么呀。正好父亲一个表弟在山东济南税务局工作，于是父亲连夜离家奔赴山东，抛下我爷爷奶奶、母亲和十来岁的哥哥姐姐无法顾及了。就这样，在那战乱时期一家人只能妻离子散。那时通讯不发达，书信往来很困难，就这么煎熬了好几年。

直到1948年，郝蓬雨找到我家，向父親公开了他是地下党员的身份，并建议父亲跟他一起南下。说实在的，父亲当时对革命没有认识，他保护郝蓬雨只是出于朴素的民族感情，出于正义，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那是他做人的本分。对于南下的建议，来得太突然，父亲不愿再经受一家人四分五散的离别就谢绝了。郝蓬雨后来的情况也不得而知了。

这就是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我们一家，也是中华大地上一个普通家庭遭受的迫害。在那恐怖的年代里遭受到更严重迫害的家庭难以计数，作为中国人绝不能忘记那段耻辱！

日本侵略者论文 篇4

一、阜新煤矿万人坑形成的历史原因

历史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中,掠夺的是煤炭等宝贵资源,而留下的却是中国人民的苦难和堆堆白骨。 日本侵占阜新时期,共造成7万多名劳工死亡。 在阜新留下了4处大规模的万人坑。笔者通过在阜新矿业集团档案馆馆藏日伪档案中研究发现,阜新煤矿万人坑形成的历史原因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实行“ 人肉开采”政策,事故频繁发生,造成大批劳工死亡。 日本帝国主义奉行“ 以中国劳工生命攫取资源”的政策。在对待“ 煤” 与“ 人”的关系上,坚持“ 要煤不要人”的原则。他们通过把头招骗、摊派劳工、勤劳奉仕,抓捕战俘等手段,每年弄来几万人强迫下井挖煤。在平安矿的日本职员高田公开说“ 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死了的没关系,砸死一个,十个的有”。采煤没有必要的安全措施,事故不断发生。据伪康德七年三月《 劳务统计月报》第21页的《 工伤发生原因调》记载,仅一个月,阜新各矿发生事故329起,事故死亡人数不等。 新邱一坑一次就死40多人,四坑一次渗水就死15人。 伪康德八年的冬天, 太平四坑一个采煤掌子上83人干活, 放炮时一炮崩露了天,83人全部埋在里面……

二是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造成大批矿工未老先衰,英年早逝。 日本帝国主义在煤矿实行“ 把头制”, 封建把头与日本资本家相勾结,使矿工受到“ 双重剥削”。 把头用尽各种手段,残酷剥削矿工。 资料显示,有10多种名目,矿工在把头的皮鞭下超负荷劳动。 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使无数矿工累死、饿死、病死,将还有活气的人扔进死人仓库。 矿工吃的是发霉的棒子面等,苦涩难吃,又无多少营养,干一点活就眼冒金星。 据民国三十四年《 矿工死亡原因》 一表中,记载全年在医院死亡1995人中,因胃肠病而死亡者则有582人,可见当时矿工伙食之差。 工人病了无人管,死了就往外一扔,被狗吃的不少。 1942年从山东抓来300多劳工都死了 ( 阜新矿务局档案馆1960年第5卷第82- 32页) 。

三是实行野蛮的政治压迫,使无数矿工致死致残。 日本帝国主义对矿工的管理,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劳务管理,而是实行企业管理与军事镇压一体化的法西斯统治。 1942年以后,由于矿工反满抗日斗争逐渐激烈,日方设立了劳务系、宪兵队、警察署“ 三位一体”的管理与统治,对工人的言行进行或明或暗的监视,形成了一道极严密的法西斯统治网,杀人无数。“ 喂狼狗”是最野蛮的杀人手段。据当时的辅导所伪警备队长李根贤供认,1942年底,冻死、病死的“ 犯人” 很多,尸体堆在死人房里,最多时有60人左右,而这些犯人多是“ 特殊工人”。所谓特殊工人,大多是日军在华北俘获的八路军。据统计, 1941年初至1943年5月,押送到阜新的“ 特殊工人”有9300多人, 这些“ 特殊工人”大部分被折磨至死。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阜新, 给阜新人民带来巨大损失和严重后果,多少矿工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一层白骨千层恨,层层白骨血海仇。阜新共有四处万人坑,分别是占地8万平方米的兴隆沟万人坑, 占地4.5万平方米的米家寓窝万人坑,占地17.5万平方米的五龙南沟万人坑和占地20万平米的孙家湾万人坑。 1968年,阜新矿务局在孙家湾的万人坑筹建“ 阶级教育展览馆”, 根据矿区的老工人回忆,发掘出3个群葬大坑,在原址建起两座遗骨馆。 一称“ 死难矿工遗骨馆”,两坑共埋尸110多具,分双行将4尸下肢交叉相压,尸体单层平放。两坑露出尸骨中均有肢体残缺者并有的肢骨、椎骨、肋骨折断或颅骨穿洞、断裂。 由此可见死难矿工所受之残酷折磨;一称 “ 抗暴青工纪念馆”,掩埋137具尸体,死难矿工是关押在日本警备队中参加过新邱下菜园子大暴动的“ 特殊工人”。 另外,还有7个遗骨典型,一个白骨厅。 1968年9月3日,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的阶级教育展览馆和日伪统治时期死难矿工纪念碑落成,后又增建了阜新煤矿矿史陈列馆。 1992年12月20日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命名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5年4月11日被阜新市委、市政府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孙家湾万人坑自1968年发掘建馆以来,接待全国各地的观众达上百万人次, 国际友人50多人次。 1995年8月11日“, 日本第六次侵略史实调查友好访华团” 一行5人前来参观,并向死难的中国劳工祭奠致哀。

二、阜新重新修缮万人坑及开展研究的意义

2014年10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看了辽宁阜新万人坑的有关材料后,作出了重要批示。 内容如下:

“ 国家确立的抗战纪念设施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是激发爱国热情,凝聚人民力量,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场所,应当受到严格保护,辽宁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文物局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迅速落实对阜新万人坑死难矿工纪念馆的维修改善工作。尽早恢复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功能。明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中宣部、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 切实负起主管部门的责任,对国家确立的抗战纪念设施进行一次排查,有类似阜新情况,必须抓紧维修,切实做好保护利用工作,充分发挥其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按照习总书记的批示,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会同国家文物局等相关部门,制定了阜新万人坑修缮的总体方案,并立即开展了修缮工作,新馆将于2015年9月3日正式开放。

重新修缮阜新万人坑并开展研究,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只有认真研究和真实地展现这段历史,才能澄清历史真相,正本清源。 残酷杀害中国人民,奴役中国劳工,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期间犯下的主要罪行之一。日本侵略者为掩盖其侵略中国的罪行。在1945年8月战败撤退前夕,将载有其侵略罪行的档案几乎全部销毁,其中就包括屠杀中国人民和奴役中国劳工的档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了解并亲身经历过日本侵略者奴役的劳工幸存者已经越来越少,尚在世者也已进入耄耋之年,如不将“ 万人坑”这样的遗址保存下来并加以研究,日本侵略者奴役中国劳工的历史真相就有被湮没的可能,这是一种历史责任的使然,具有紧迫性。

其次,万人坑问题的研究与宣传,将为我国人民尤其是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永久的素材,促进人们进一步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在我国,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的青年一代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历史的认识正在淡化。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由于外资的大量引进和涌入,一些年轻人甚至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如果当年不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跑,也许会帮助我国建设得更好些,所以产生这种天真的幻想,是因为这些年轻一代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种种侵略行径缺乏了解。 而在日本国内,日本右翼势力也在大肆宣传当年日本侵略中国, 是帮助中国进行开发建设。 1963年,日本满史会编著出版了《 满洲开发四十年》 一书,专门宣传 “ 开发”东北的种种所谓功劳。 而如果日本不投降,继续留在中国,那么他掠夺到日本的钢铁和我国的煤炭将会转化为增添日本国力的资本和用来屠杀亚洲人民的枪炮,其结果是必将有更多的民众沦为奴隶,而我们之中的任何一员都可能成为万人坑中的牺牲品。

再次,对万人坑的研究与宣传,有助于日本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日本人对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恶历史的了解与认识,从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增进两国人民的睦邻友好关系。 在日本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已经结束70年后的今天, 日本的右翼势力仍在极力否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对于日本侵华留下的万人坑,大多数日本人编辑的反映日本在中国所作所为的书中,或予以回避或极力加以否认。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主要源于战后,由于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未得到彻底的清算。因而多数日本人对其罪行缺乏了解,更不了解万人坑及其成因。 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不应该回避自己的历史,不管这历史是荣耀的,还是丑陋的。 正确认识历史,是中日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的重要基础, 我们相信,随着对万人坑问题研究的宣传和不断深入,将会有更多的日本人增进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了解与认识,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摘要：本文以雄辩的历史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者侵华期间在阜新残害中国矿工,造成7万多矿工死亡,形成四个万人坑的罪恶行径。在对万人坑形成的历史原因进行分析的同时,提出了加强对万人坑进行宣传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日本动漫产业：实现全球“侵略” 篇5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动漫制作和输出国，日本享有“世界动漫王国”的美誉。从铁臂阿童木、花仙子到火影忍者、奥特曼、圣战士，从机器猫、樱桃小丸子到网球王子、Hello Kitty，从《龙猫》到《千与千寻》，无数日本动漫作品和动漫形象为世界人民所熟识并喜爱。

1996年，日本政府明确提出要从经济大国转变为文化输出大国，将动漫等文化产业确定为国家重要支柱产业。十几年来，动漫产业作为日本文化产业的代表，已经和日本电器、日本汽車并列，成为影响世界的三大日本制造。而与此同时，日本动漫产品也开始成功走向世界，成为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之一，在全球传播日本文化，彰显日本的影响力。

现状：六成动漫为日本制造

近十年来，日本动漫产业平均每年的销售收入达到2000亿日元，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实际上，加上动漫衍生品的销售收入，广义的动漫产业在日本GDP中的比例平均在18%以上。最高峰时期，整个动漫产业占日本GDP的比例甚至超过了20%，成为比汽车工业还赚钱的产业。

除了国内市场，日本积极往海外拓展。多年来，日本文化产品大量出口，其中动漫成为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之一，在全世界拥有大批爱好者。据初步统计，目前全球播放的动画节目约有60%是日本制作的，世界上有68个国家和地区播放日本电视动画、40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其动画电影，许多日本动漫形象如阿童木、机器猫、樱桃小丸子、Hello Kitty等成为各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明星人物。

日本第一家动画制作公司、东映动画的总裁Okawa Hiroshi早在1956年就说：“不像缺乏国际吸引力的日本电影，我们期望通过动画的‘动’和‘画’来抓住观众的心，打进海外市场。”果然，他的愿望实现了。即便是在美国、欧洲这些存在着巨大文化和语言障碍的地方，年轻人也狂热于日本动漫。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动画开始羽翼丰满进军国际市场。开路先锋当属手冢治虫（Osamu Tezuka），上世纪60年代他的《铁臂阿童木》在美国和亚洲市场上的热播，让世界上开始认识日本动画；此后，电影《魔神Z》在欧洲大行其道；90年代的《龙珠》和《宠物小精灵》冲击了美国市场，日本动画的出口大幅度上升。《宠物小精灵》是日本第一部在海外获得商业性成功的动画片。1999年底电影版的《宠物小精灵》在美国上映，创造了票房的第一；电视版的《宠物小精灵》系列剧在世界上60个以上的国家播放，从海外给日本带来了380亿日元的收入，是日本国内收入的两倍；另外，《宠物小精灵》价值12亿日元的游戏卡遍及世界各地；小精灵动画人物使用授权又分别在日本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上创造了1万亿日元和2万亿日元的收益。

此后，日本动画产业风生水起，在国际舞台上大施拳脚，展露异彩，每年都有非常成功的动画影片输出海外。20世纪90年代，在海外市场上获得良好业绩的大多是日本的电视动画，而2001年《千里千寻》的轰动，成功地打造了日本电影动画的声誉，使更多的日本动画电影在国际市场上取得辉煌。

模式：从动漫到衍生品开发

日本动漫市场的生态结构是：制片人制作卡通动画片——代理商销售——影视系统播放——企业购买卡通动画产品形象并开发衍生产品——商家销售产品。动漫市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动画本身的播出市场；二是卡通图书和音像制品市场；三是动漫形象的衍生产品，包括服装、玩具、饮料、生活用品等。其中，衍生产品的周期比前两个层次更长，甚至更赚钱。所以，日本动漫界很注重衍生产品的开发和营销。以日本东映集团为例，该公司在投入制作一部动画片之前，已做好周边产品的开发规划；在动画片放映之际，相关产品也开始热卖，资金回收、市场开拓、卡通形象推广等系列工作都同时开展。

还有很多动画片在推出之前，衍生产品已经上市。以音乐剧、动漫而衍生出来的产品，像Hello Kitty、网球王子、机器猫、樱桃小丸子等形象被制作成玩具、文具或印在生活用品及各种服装上，深受日本及各国少年儿童喜爱。

政策：动漫被归于立国方略

日本政府的大力扶持是日本动漫产业发达的重要动力之一。

1996年，日本政府公布实施《21世纪文化立国方略》，明确提出要从经济大国转变为文化输出大国；2003年，制订观光立国计划；2007年又提出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为落实这些战略，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将动漫等文化产业确定为国家重要支柱产业，通过推行工业化大生产、建立文化产品产业链、扩大文化产品出口等，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为了扩大日本动漫在国外的影响力，日本外务省还曾拨款24亿日元从动漫制作商手中购买动画片播放版权，将这些动画片免费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电视台播放。

日本政府重视文化专业人才的教育和培训工作，一些高校专门开设动漫制作专业，地方政府也经常举办各类免费的讲座。

前首相麻生太郎：动漫狂热爱好者

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是狂热的动漫爱好者。据称，他的专用车后备箱每天都装着刚出版的漫画，每周不论多忙都要精读几十本漫画杂志。2006年，麻生提出“文化外交新构想”，主张通过动漫艺术“打磨日本的形象，推销日本的梦想”，使外国观众一听到日本动漫就立刻联想到“明快、温暖、漂亮和酷”。

不光麻生对动漫狂热，据日本三菱研究所调查，有87%的日本人喜欢漫画、84%的人拥有与漫画人物形象相关的物品，动漫迷组织的动漫俱乐部多达数百，并定期发行会刊。

日本侵略者论文 篇6

一、日本警察与伪满警察双重机构并存

日本警察机构是日本实行警察统治的核心力量。到1937年日本警察机构已经达到1.3万人。1934年日本在东北的警察统治分属于关东局系统和大使馆系统。关东局警务部 (内设警务、警备、高等警察、卫生等4课) 管辖的警察机构有:关东州警察部 (内设警务、高等警察、保安、刑事、防空、卫生等6课) 和关东州厅警察部所辖的州内的旅顺、大连、沙河口、大连水上、金州、普兰店等8个警察署、大连消防署以及满铁附属地的新京、范家屯、奉天、辽阳、鞍山、大石桥、营口、瓦房店、本溪、凤凰城、安东等17个警察署[2]4。关东局警察还兼管13个警察署和12个警察分署。总计, 关东局警务部管辖的日本警察署38个, 消防署1个, 警察分署12个, 警察人员5300名[2]5。大使馆系统警务部下属13个日本警察署和35个警察分署, 共有日本警察1340余名[2]1。日本警察已经遍布于东北各地, 虽然日本最初派警察到东北是打着保护日本侨民的旗号, 实际上这些警察机构和日本殖民势力一起对东北人民进行残暴的殖民统治。

伪满警察是日本警察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关东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直接补充关东军的武装力量的同时”伪满警察“还发挥着仅仅依靠武力所不能起到的镇压人民的作用, 是为使人民屈服于侵略势力而组建的, 因此, 在很大程度上, 警察是由关东军直接领导, 关东军高踞于警察之上, 有关警察的组织、构成、人员配备等全部由关东军指挥和命令”[3]439。伪满警察在设立之初, 警察官全是中国人, 总数约7万人[4]135。为了加强对伪满警察的控制, 不断往伪满警察中调入日本警察。从1932年到1936年, 增派到东北各地的日本警察达到4200余名[5]489。1937年末, 中国人有70256名, 日系人有7480名, 合计77364名[4]240。随着日本军专注于对苏作战准备, 伪满警察成为镇压反满抗日力量的主要承担者, 警察的数量不断地在增加。

二、警察力量的加强

东北沦陷时期, 日本的警察统治无论是在警察机构的数量上, 还是在警察的人数上都是在不断加强。

1937年伪满行政机构改组后, 日伪警察的中央与地方机构都有所增加。伪治安部警务司由1936年的5科1室 (包括总务、特务、保安、司法、规划等科和督察官室) 增至1938年的7科2室 (包括警务、警备、特务、检阅、保安、刑事、教养等科和兵事恩赏室) [6], 1939年增设了6个伪警务厅。到1940年, 东北城乡有伪警察署812个, 派出所1641个, 分驻所3508个[6]41。

日伪警察的数量也迅速增加。把日本警察转化成伪满警察是扩充警察数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所谓的“废除治外法权”后, 将在日本警察机构中的日本警察约5000名转为伪警察[6]39。这些日本警察, 绝大部分成为伪满警察中的骨干, 对伪满警察机构起到控制作用。到1938年10月, 伪警察的总人数已由1937年的7.7万余名增加至10.15万余名[7]463。随着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的风起云涌, 日本不断增加警察数量以对抗日斗争的镇压。1940年4月, 从日本国内现役警察中, 招来161名, 分配到伪首都及各市警察厅, 充当伪经济警察与劳务警察[8]81。警察成为执行日本在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主要工具。

在警察机构与警察数量扩充与加强的同时, 警察统治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增加了职能警察, 如:伪特务警察、伪外事警察、伪治安警察、伪交通警察、伪刑事警察、伪卫生警察、伪经济警察、伪劳务警察。这些名目繁多的警察已经渗透到东北社会的各领域, 以监视东北人民的生活, 不让东北人民有反满抗日的言论。

三、警察统治的罪行

在东北沦陷的14年中, 日伪警察总计十余万人。对东北人民进行了血腥镇压与惨无人道的屠杀, 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人间地狱。东北沦陷的14年历史, 是东北人民血与泪的悲惨记忆。

第一, 对东北地区进行“维持治安”。“维持治安”就是镇压反满抗日力量。“维持治安”是由特殊警察队、县警察队、森林警察队承担。镇压反满抗日力量主要是由县警察队来完成。他们虽然是警察, 但是却拥有步枪和轻机关枪等先进武器。警察不仅可以带武器而且还有着“临阵格杀”的权力。这样就有权力来任意屠杀反满抗日势力。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 在同年的9月制定了“暂行惩治盗匪法”, 其中第7条、第8条规定:军队当剿讨肃清成股盗匪时, 除得临阵格杀外得由该军队司令官依其裁量斟酌措置;高级警察所指挥之警察队当剿讨成股盗匪时, 除得临阵格杀外, 当场拿获盗匪而事态急迫有不能犹豫之情形时得由该高级警察官依其裁量斟酌措置[4]。在1942年被废止, 取而代之的是“治安维持法”。但“临时格杀”的规定“暂时仍然有效”[4]98。

第二, 进行“大讨伐”。日伪警察对反满抗日势力的“大讨伐”可以分为第一期 (1931年9月———1933年夏) 、第二期 (1933年秋——1936年10月) 、第三期 (1936年10月———1945年8月) 共三个时期。

从第二期开始日伪警察成为对反满抗日力量进行镇压的急先锋。在第三期, 由于日伪警察在数量上以绝对优势镇压东北反满抗日力量, 东北抗日力量不得不在东北边境上进行。

为扑灭三肇地区的抗日烈火, 伪哈尔滨警察局及肇东、肇州、肇源、安达等县的警察, 组成警察游击队与特搜班, 协同日伪军讨伐队, 对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第十二支队和爱国民众进行疯狂讨伐, 杀害抗日军民数10人, 抓捕290余人, 被抓捕人中又杀害90余人[9]。

日伪警察配合日伪军队对反满抗日力量的武力镇压, 使东北的抗日活动由高潮转向低潮。抗日爱国民众由1932年夏的36万减少到1933年8月的6.5万人, 1934年11月甚至减少到2.45万人[10]126。这些抗日英雄把热血洒向了这块黑土地。尤其是1936年10的“三省联合讨伐”日伪警察联合日本军队向东北抗日爱国力量进行全力镇压。但这没有扼杀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东北抗日力量分成小股, 不断向地形复杂的山地或中朝边境转移, 避免与日满军警发生正面冲突, 以保存实力。如:1939年春, 杨靖宇、金日成、崔贤等人率领的共产党游击队约3000人活跃在接近朝鲜国山地[11]49。到1939年, “大讨伐”投入的警察队约2万人[11]32。攻击的目标也正是杨靖宇所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 1940年2月杨靖宇壮烈牺牲。

日本侵略者论文 篇7

《盛京时报》, 1906年10月18日由《顺天时报》公司在奉天 (今沈阳) 创办, 日本满洲铁路公司资助, 中岛真雄曾兼任总办, 它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报纸, 也是日本在华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该报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过程中“胜似十万毛瑟”, 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等140多个伪满国要员于70年代集体编撰《满洲国史》时, 仍称赞该报为“在满日本人的先驱者。”

据《中国报学史》载:“《盛京时报》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 发刊于奉天。”据辽宁省图书馆藏《盛京时报》刻刊号, 该报创始于1906年10月18日 (清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 , 于1944年9月14日改名为《康德新闻》,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时停刊。《盛京时报》在发刊词中写道:“识时学者以国民教育为国家富强之标准, 识务本之论也。然国民教育分为两端, 一学堂, 一报章是也……夫两省之大, 竟无一完全报章, 致令民气凋敝至于今日, 此真可谓长叹已!吾辈不揣简陋, 所以发行盛京时报者, 即此故也。”字面看来, 办报的目的是帮助中国开启民智, 但其本质却是通过此报对东北施以思想控制和政治影响。

《盛京时报》初为每日对开4版, 不久增加为6版, 后为对开两大张8个版。内容丰富、收罗广泛, 设有评论、中国时势、民国要闻、日本近情、欧美时事、各国电讯、东三省要闻、经济专栏、物价行情等多个栏目, 还刊登具有浓厚东北地方色彩的社会风清琐闻及各类广告, 后期又陆续创办了家庭、青年、妇女、儿童等副刊。民国以后, 各地军阀加强对新闻言论的控制, 张作霖对国人创办的报纸取缔甚严, 但《盛京时报》凭借其享有的殖民特权获得发展的机会, 对当时我国内政、外交、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历史等情况及发生的重大事件, 均有详略不等的报导。在主要依赖报纸获取外界信息的20世纪上半叶, 《盛京时报》的存在和发行对东北地区产生过较为深远的影响。

二、洋行广告

广告可以给报纸带来巨大收益, 其社会影响力也极大, 早在1906年10月18日《盛京时报》初创时, 即刊行该报价目和告白刊例, 分别规定“每张铜元二枚, 全月五角, 半年三元, 全年六元, 邮费酌加”;“一行五号二十一字起码, 登一日者每行二角, 登十日每日每行一角五分, 登全月者每日每行一角, 登长年者价目面议。”

《盛京时报》第一号第一版有11则广告, 分别是金正银行、大仓洋行告白、冈村洋行广告、延寿大药房、老福顺堂独门咳嗽药、武洋银行启告、大日本药房暨医院广告等。广告范围之大, 交易商品之丰富显而易见。其中日本广告9则, 占82%, 而洋行广告所占比例过半。洋行经营的物品丰富且繁杂, 对大众日常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

洋行的经营范围广泛, 从居家必备的生活用品, 到枪支弹药等暴力器械, 再到极有现代气息的保险业, 经营品种不局限于日常生活所需, 主要可分为以下类别:

1、日常生活用品

洋行广告中, 日常生活用品的最多且与大众生活联系最密切, 如加藤洋行出售香皂, 关东洋行出售各种文具、烟酒, 永顺洋行专营布匹, 隆记洋行代理豆子、豆饼、豆油等食物, 广濑洋行经营砖瓦, 武井洋行经营各式纸张。而一些新式商品采用图文并茂的宣传方式, 如关东洋行出售的最新式携带电灯, 往往给报刊阅览者留下极深的印象。

2、军火等非法商品

在1906年10月18日的报纸中, 大仓洋行和冈材洋行公开销售刀剑、火药、枪炮等军用物品, 称其有“上等火药枪炮, 物美价廉”, “无不精益求精, 以期永需不坏”。20世纪初期, 中国东北正值各派军阀为推翻北洋政府而战乱时期, 日本的洋行公开出售军用物品, 为这些军阀招兵买马, 扩充实力提供了便利, 给社会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3、保险业

三井洋行是《盛京时报》的长期广告商, 从1906年创刊起就占据了较大且相对固定的版面, 给阅读报刊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三井洋行创办初期就涉足了彼时东北三省的新兴行业——保险业。

三井洋行旗下的东京水险公司进驻东北, 标志着中国东北地区保险行业的真正兴起。明治火险公司和东京水险公司不仅开设历史长, 且在中国较为繁华的城市都设有分行, 企业规模之大毋庸置疑。东京水险公司将实存资本公诸于世, 目的是提升公众信用度, 而其真实性尚待研究。三井洋行保险业的特点在于聘任中国人作为他们的代理商, 王鹿芹等三位中国代理商则在三井洋行的同一广告上发表声明赞叹保险业的好处, 以增添亲切感, 设立代理人便于中国商人同日本商行之间的沟通, 更加显现出日本对于东北的侵略倾向。

三、对东三省的影响

20世纪的最初十年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十年, 中国社会处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 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异国风情和思潮, 各式新式商品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20世纪初, 东北在事实上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对东北不仅实施政治上、经济上的侵略和殖民统治, 在文化上也不失时机的对我国国民进行殖民扩张。报纸作为一种宣传媒介, 起到了很重要的辅助作用。“日本在中国东北创设新闻机构, 创办报纸, 完全是有计划, 有步骤, 由国家投资的”。《盛京时报》作为日本人在东北开办的第一家报纸, 与日本侵略势力的兴衰历程相始终。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之后, 日本加紧了对中国东北南部地区 (即南满) 的经济掠夺, 以《盛京时报》为代表的日本报纸纷纷成立, 刊登广告为日本商品、服务推广做持续地宣传, 是日本对东北进行经济渗透的帮凶。《盛京时报》作为当时东三省地区的一份大型报纸, 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 通过其刊登的广告不难看出各洋行与日本政府的密切关系。《盛京时报》第一号第一版中《永顺洋行》:“本行在东京开设三百余年, 专办布匹, 此次得大日本政府举荐, 搬运各色布匹、手巾、绸缎、棉子、法兰绒等货来埠发售。”“举荐”一词即可看出永顺洋行对于日本国的依附性。可见, 很多日本商人是得到了日本的政策支持或者名义上的称赞才来到东北进行经营活动的, 而这些商行的广告无疑是比中国的广告更容易出现在比较醒目的位置和版面, 这也是其优势之一。

洋行作为一种易于深入到普通民众内部的媒介而普遍存在于东北各地, 其经营的商品因其物美价廉很容易得到中国百姓的认同, 而加之其用来大肆宣传的广告图文并茂, 用词优美, 很快就在东北产生了一种对于日本商品的认可之风, 在东北人民接受这些新式商品的同时, 日本达到了通过报纸广告进行文化殖民侵略的目的。

摘要：《盛京时报》于1906年创刊于奉天, 是中国近代在东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一份中文报纸, 由日本人创办。它收罗广泛、内容丰富, 不仅对当时我国内政外交等情况进行报道, 还刊登具有浓厚东北地方特色的社会琐闻和各类广告。广告中以洋货广告居多, 文字介绍为主, 后期图文并茂, 笔者从《盛京时报》创刊初期的洋行广告入手, 试分析日本此时期通过报业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的文化侵略。

日本侵略者论文 篇8

中日民众越来越两看相厌的主要症结在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中国民众认为“日本至今没有认真反省侵华历史”，日本民众则认为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的批判“太过分”。日本《读卖新闻》2015年1至2月间进行的一项全国舆论调查中有一个设问是“日本的历代首相对中国、韩国就过去的历史事实反复进行了谢罪。你认为至今为止的谢罪是否充分？”结果回答“充分”的占81%，“不充分”的占15%，“未予回答”的占4%。

战后70年日本反省的轨迹

《读卖新闻》舆论调查关于日本“反复进行了谢罪”的提法并不准确。在所有官方文献里，日本历代首相从未明确使用“谢罪”一词对中国、韩国表达反省，而是多使用“お詫び”一词，中文可译为“道歉”，但即便如此也不是所有的首相都采用了“道歉”的说法。

田中“迷惑”与《中日联合声明》。向中国正式表达反省应该始于1972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当时田中使用的词语既非“谢罪”亦非“お詫び”，而是“迷惑”，中文被译成“麻烦”。据当年亲历中日建交谈判的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陆维钊、中方翻译周斌等人回忆以及日本学者矢吹晋考证，1972年9月25日至30日，田中首相应周恩来总理邀请，排除重重阻力访华。25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欢迎晚宴上，田中致辞说，“过去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次日会谈，周恩来指出，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添了很大的麻烦”这句话，引起中国人民强烈反感，因为“麻烦”在汉语里意思很轻，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田中当场解释说，从日本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括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之意。后来，毛泽东主席在会见田中时也点了这个问题，问他“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的？”田中本以为“迷惑”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词汇，含义一样，当得知现代日语“迷惑”的含义已同中文有很大差异时，表示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改。

根据矢吹晋的考证，“迷惑”一词源于《楚辞》，在中国自古至今含义一致，传入日本后截至14世纪后半期与中文的含义也相同，但其后则发生了变化，演变成了一个表达道歉含义的专用词。在1972年的会见中，毛泽东通过向田中赠送《楚辞集注》，委婉地点拨他要深入研究中日文化的共同点和差异，体会两国文化交流之深刻和似是而非的微妙关系。田中回国后在对自民党国会议员总会做报告和召开记者会时都再度解释其使用“迷惑”一词是“百感交集地道歉”之意。在确认了田中角荣的真切反省道歉之心后，中日双方达成谅解，在1972年9月29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形成如下书面记录：“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宫泽谈话”、“河野谈话”及1995年众院决议。《中日联合声明》的签署，意味着当年田中对日本侵略历史的反省态度获得中方谅解。若日本政府信守承诺、一以贯之，历史问题本不该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极负面因素。遗憾的是，1981年至1982年日本修改教科书事件令人怀疑日本政府的反省诚意。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公布对第二年4月开始使用的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的审定结果，对有关中日战争期间发生的一些事件进行了修改或美化处理，如将过去教科书中记载的日本在卢沟桥事变前对中国华北地区的“侵略”改为“进入”，将过去记载的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改为“全面进攻”，将“九·一八”事变简单描述为“日本炸掉了南满铁路”，将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军队激烈抵抗”，“日军情绪激昂”。

在中方强烈抗议下，1982年8月26日，日本政府发表《关于“历史教科书”的宫泽内阁官房长官谈话》，重申《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方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内容，称这一认识没有丝毫改变。所以说，日本政府关于历史问题的谈话，并非每十年一次，最初应该始于这次宫泽谈话。

1993年8月4日，日本政府发表《关于发表慰安妇相关调查结果的河野内阁官房长官谈话》，就战时日军强征慰安妇问题进行了道歉，称“政府要以此为契机，不问出身，再次向所有经历众多苦痛、身心受到创伤的所谓从军慰安妇们表示诚挚道歉和反省之意。另外，日本应如何表示这种心情，希望能征集有识之士的意见，今后应加以认真研究。不回避这个历史事实，更要正视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将通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把这个问题永远铭记在心，并再次坚决表明绝不再犯同样错误的决心”。

1995年6月9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的决议》，称“在二战战后50周年之际，本院谨向全世界的阵亡者及因战争等原因的死难者表示真诚的追悼。另外，考虑到世界近代史上多次殖民统治和侵略行为，认识到我国过去的那种行为以及对他国国民、尤其是给亚洲各国国民带来的痛苦，本院表示深刻的反省。我们必须超越对过去历史观的不同，谦虚地（日文里的“谦虚”相当于中文里的“谦逊”、“谦卑”——编者注）吸取历史的教训，建立起和平的国际社会”。

“村山谈话”和1998年日韩、中日联合宣言。199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村山富市内阁总理大臣谈话》，称“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战败后50周年的今天，我国应该立足于对过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促进国际协调，来推广和平的理念和民主主义”。

1998年10月，小渊惠三首相在东京接待了韩国时任总统金大中来访，8日签署的《日韩联合宣言》指出，“双方认为，正视过去、相互理解和信赖是发展日韩关系的重要基础。小渊总理大臣表示，回顾本世纪日韩两国关系，谦虚地理解由于过去一段时期对韩国的殖民地统治给韩国国民带来巨大损害和痛苦的历史事实，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和歉意”。

1998年11月中国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26日签署的《中日联合宣言》指出，“双方认为，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小泉谈话”。200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小泉纯一郎内阁总理大臣谈话》称，“我国由于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我谦虚地对待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在那场大战中遇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我们决心不淡忘这一悲惨的战争的教训，决不会再次兵戎相见，而要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2006年4月，小泉赴印尼出席亚非会议50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引用村山谈话，对过去殖民统治和侵略表示“深刻反省和发自内心的道歉”，强调日本将继续走“和平国家”路线。

小泉时期的历史反省还有两件事必须提及。一是2001年10月8日，小泉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天的工作访问，一下飞机即前往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献花圈默哀祭拜。小泉在现场发表谈话说：“今天我有机会参观了这个纪念馆，再一次痛感战争之悲惨。我对因那场侵略战争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二是2002年9月小泉对朝鲜进行“破冰”访问，17日签署的《日朝平壤宣言》宣称，“日方表示，谦虚地理解由于过去的殖民地统治给朝鲜人民带来巨大损害和痛苦的历史事实，并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歉意”。

“菅直人谈话”。2010年8月10日，在日本吞并朝鲜半岛10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在内阁会议上发表谈话说：“要拿出勇气直面历史，承认历史，并真诚地反省过去的错误。给人带去痛苦的一方轻易就会忘记历史，但承受痛苦的一方往往会难以忘却。对于殖民统治所造成的损失和痛苦，将痛彻反省，由衷地表示歉意。”

日本战后反省存在的问题

从上述主要官方文件、谈话来看，日本政府对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确有过反省，不仅针对所有受害国家和地区进行了道歉，也明确针对中国、韩国和朝鲜进行了道歉——尽管是笼统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应该说当时中国民众已经接受了田中角荣代表日本政府作出的道歉。但平心静气地审视日本社会，可以发现日本的历史认识主要存在两大问题。

第一，日本政坛否定侵略战争历史的思维根深蒂固，部分政要在认罪反省问题上虽然有过道歉，但往往近似一种文字游戏，口是心非，出尔反尔。小泉纯一郎当年在反省日本侵略战争上创造了三个记录：自民党出身的首相首次发表战后周年谈话，首次到卢沟桥祭拜并专门发表了针对中国人民的道歉讲话，首次在国际会议上公开反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泉，在任期间却一意孤行每年都去参拜靖国神社。

在修订教科书问题上，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将“侵略”改为“进出”并非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51年文部省公布的新《学习指导纲要》就把“对中国的侵略”改成“大陆进出”。再如，1994年村山内阁本想通过“不战决议”来对历史问题做一了断，不承想反而刺激了政界否认历史、反对“决议”的行为。1994年12月，以右翼势力为核心的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终战50周年议员联盟”，出任联盟会长的原文部大臣奥野诚亮宣称，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为捍卫日本的生存而被迫进行的“自卫战争”，谢罪决议是对“英灵”的侮辱。该会成员达160余人。众议院1995年6月9日表决的《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的决议》是在半数国会议员缺席情况下强行通过的，其时安倍晋三担任该议员联盟的事务局长代理，也缺席了表决。而在2013年4月23日，已担任首相的安倍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抛出了“侵略未定义论”。

出尔反尔最极端的是再度执政的安倍。他不仅抛出“侵略未定义论”，对是否继承村山谈话和修改“河野谈话”，态度一直飘忽不定，而且在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方面也无视“宫泽谈话”的存在。日本平成年代以来教科书出现大幅度修改的情况几乎都发生在安倍执政时期。安倍第一次上台时就推动修改了《教育基本法》，引入“爱国心”条款。2013年4月，安倍第二次上台后不到半年，就在国会表达要修改教科书审查标准的想法。同年6月，自民党内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存在“自虐史观”的势力提议修改教科书。2015年4月，文部科学省公布了上一年度对中学教科书的审查结果，包括地理、历史、公民、社会和地图在内的社会科目18种教材全部将独岛（日称“竹岛”）和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表述为“日本领土”，其中更有14种表述为“日本固有领土”。文部科学相下村博文说，“所谓历史，有光和影两部分，有必要平衡好这两部分的教学”。

第二，日本社会民众对右派政治家的言行越来越容忍。很多日本人虽然承认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但他们对日本反省态度的认知却与中国民众差距很大。中国民众认为“日本至今没有认真反省侵华历史”，日本民众则认为日本政府对侵略已表示过道歉，新一代不应把这个历史包袱无休止地背下去。随着政治右倾化程度的加深，日本大多数民众对这一逆流采取了容忍和认同的态度。过去，日本政客在历史问题上混淆是非要冒辞职下台的风险，但进入21世纪，特别是安倍第二次上台以来，上至总理大臣，下至地方自治体当权者，他们否认历史的言行非但很少受到日本国内的道德谴责，反而出现越右就越受欢迎的反常现象。

《读卖新闻》2015年初进行的一项全国舆论调查中有一设问：“围绕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和韩国等有抗议。你认为关于国家对阵亡者进行慰灵追悼的场所怎样做才最合适？”结果，勾选“靖国神社即可”的占38%，“把靖国神社变成专门供奉所谓甲级战犯的设施”者占24%，主张“扩充完善埋葬着不明身份阵亡者遗骨的千鸟渊陵园”者占15%，“新建一个国家级与宗教无涉的阵亡者追悼设施”者占17%，“其他”和“未予回答”占7%。日本电视广播网株式会社2015年3月就安倍战后70年讲话最该谈些什么进行舆论调查，回答“战后70年的和平国家历程”者占40.3%，“今后日本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占27.7%，“对大战的反省”仅占13.1%，“东日本大震灾和核电事故的应对”占0.8%，“其他”和“不清楚或未予回答”占18.1%。而日本经济新闻社同时所做关于安倍是否应继续使用“殖民统治”、“侵略”、“反省”和“道歉”措辞的民调中，赞同者占39%，反对者占36%，“犹疑两可”者占10%，“不清楚”15%。

可以从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社会两个层面分析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成因。从国际社会层面来看，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形成，与美国的纵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受害国家追究日本战争责任力量太弱有密切关系。从日本社会层面来看，除了“皇国史观”（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神化大和民族、日本天皇和日本宗教及文化，单纯宣扬对外侵略战争是“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圣战”、“正义之战”，亦将侵略战争中的牺牲者看作“英灵”，实为军国主义史观——编者注）、日本对中韩等邻国根深蒂固的竞争意识、复兴意识的影响外，以退为进的罪己、既往不咎的祓禊等社会心理对日本的历史认知产生了深刻影响。

日本社会的代际交替也有影响。进入21世纪前，日本社会是以了解战争的一代人或者虽未经历那场战争却尚存赎罪意识的人（“团块一代”）为主体的。2007年起，这一代人陆续退休，不过仍有影响。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横江公美指出，在2001至2006年间担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虽然完成了邮政民营化，但最终未能把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宪法第九条等问题正式提上日程，安倍第一次执政时也未能在这些方面留下业绩。2012年底再次执政的安倍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有人说是他吸取了第一次当首相时的失败经验而变得乖巧了，其实日本社会发生的世代交替变化才是主要原因。到2009年，“团块一代”已有近700万人退休，大多退出社会核心管理层，代之而起发挥主导作用的是被称作“情绪低落一代”和“泡沫一代”的50岁左右的日本人，生于1954年的安倍正是他们的领袖。

这是一代既未经历侵略战争亦对其缺乏赎罪感的人，还是一代既经历过泡沫经济的虚华亦因泡沫破灭遭受心理打击的人，他们彷徨的价值观是当今日本社会日趋保守的重要根源。如何帮助以这些人为代表的日本国民找回自信，是日本政治家面临的艰巨任务。安倍晋三显然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2015年2月12日，他在众参两院发表施政演说时多次引用名人名言鼓舞日本国民，声称明治、昭和时期日本人可以做到的事，“现在的日本人应该也可以做到”。安倍口中“明治”、“昭和”时期的日本，正是大步走向对外侵略扩张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