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变化

农村变化（共11篇）

农村变化 篇1

一、天门市农村居民收入变化趋势及特点分析

2005—2009年，天门市农村经济取得了稳步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呈持续、缓慢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变化趋势及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从2005—2009年，天门市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4 828元、5 082元、6 000元、6 910元和7 553元，呈持续增长，累计增长达2 725元。增幅分别为11%、5%、18%、15%、9%，平均增幅约为12%。2005年、2006年农民人均总收入增长较为缓慢，特别是2006年，增长率下降到一位数。2007年、2008年连续两年增长幅度达到18%和15%，增长速度较快，但到2009年增速又下降到一位数。农民总收入虽有增长，但增长速度较为不稳定。

2005—2009年，天门市农业农村经济稳步发展，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通过对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农业种植结构、品种结构、品质结构逐步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初步形成，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主导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稳步增长，农业标准化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提高。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转移步伐得到加快，政府积极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事第二、三产业工作。各级政府及相关机构认真落实各项惠农政策，不断加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使得农民负担大幅降低，收入稳步提高，农民生产、生活环境逐步改善。2009年，天门市被确定为国家级双低油菜标准化示范，粮食总产62万吨，增长8.96%;棉花总产4.72万吨，增长9.77%;油料总产11.2万吨，增长19.15%。各项惠农政策得到较好落实，发放补贴资金1.2亿元，新农村建设成效明显。

（二）农民收入结构不断变化

农民收入主要是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组成，其中，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是天门市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总收入比重很大。

1. 工资性收入是推动天门市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制定以及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企事业单位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了调整，劳动力价格水平有所提高，推动了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同时，由于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及劳动力的转移，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有效地增加了农民收入。天门市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由2005年的799元，增长到2009年的1 967元，五年共增长1 168元，涨幅达到146%。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也由2005年的17%上升到2009年的26%(见表1)。

资料来源：天门市统计局《天门统计年鉴》(2005—2009)。

2. 工资性收入中，外出从业所得收入所占比重最多，平均比重超过70%（见表2）。

政府积极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并为农民从事非农产业工作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良好的环境。促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打工。2005—2007年，外出从业所得收入占工资性收入比重稳步增加，2007年达到75%，但由于2008年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外出农民工回流，2008年、2009年所占比重有所降低，但外出从业所得收入涨幅仍然很大，分别是20%、13%。

3. 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比例最大，是农村居民收入增加的最主要来源。

2005—2009年，天门市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较为缓慢，由2006年的0.69%，上升到2009年的7.8%。

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来自于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收入。2005—2009年，第一产业收入由3 630元增长到4 743元，其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由94.6%下降到92%;第二产业收入由78元增长到328元，其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由2%上升到6.4%;第三产业收入由128元减少到84元，其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由3.4%下降到1.6%。

由此可见，第一产业收入占家庭经营收入比重最大，且收入稳定增加。由于国家对农业的各项政策的扶持以及农业税的减免，农业补贴的发放，调动了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第一产业的增加值由2005年的29.12亿，上升到2009年的47.96亿。第一产业收入占家庭经营收入平均比重一直保持在90%以上。

同时，在第一产业收入中，天门市农民还是以传统种植业、养殖业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农业收入、牧业收入的增加，有效带动了天门市农民第一产业收入的增加(见表3)。除林业收入外，其他收入都有所增长。林业收入在2008年之后开始下降，2009年人均林业收入仅有4元。随着农产品的物价水平不断上升，大大激发了农民种植和销售农产品的积极性，农民收入也随之增加。期间，天门市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政府通过实施土地整理和农业综合开发，改造中低产田5万亩。特色农业加快发展，花菜种植面积已发展到4万亩以上;杨树产业启动了“绿色长廊”建设，实施了“林水结合”工程，大力发展杨树产业;新建万头养猪场，新增标准化“150”养猪模式农户;罗非鱼养殖发展到1 600亩以上。

4. 家庭经营收入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收入所占比重很小。

第二产业收入由2005年的78元，上升到2009年的328元，五年总共增长仅有250元，虽然2006年的增幅达到123.01%，但2009年增幅仅为10.17%，其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由2%增长到6.4%。2005—2009年，第三产业收入不增反减，由2005年的128元，减少到2009年的84元，其占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也从3.4%下降到1.6%。虽然第二、三产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略显乏力，对总收入的贡献率极小，但仍然是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二、影响收入持续增长分析

1.农民总体收入水平低。虽然近年来，天门市农村居民收入有所增加，但总体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农产品物价上涨，虽然带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由于国家对棉花、粮食收购体制进行了改革，并严格控制农产品价格上涨，加之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农民纯收入有限。同比2005年，2009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14.3%，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为143.8%。由于生活消费产品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同时涨价，给农民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农民收入相对增长缓慢。2009年，农民人均总收入达到了7 552.46元，但全年人均纯收入仅为5 325.93元，差距较为明显。

2.产业结构单一。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村居民总收入的最重要的部分。在天门市，第一产业收入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达到了92%以上，然而，第一产业中传统的种植业和畜牧业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这类传统农业，所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附加值极低，他们并不能保证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然而第二、三产业这些能给农民带来收入增长的产业，由于本地工业、第三产业规模小，农民对其重视度较低，在当地发展趋势极其缓慢。2009年，第二、三产业收入分别仅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6.4%和1.6%。天门市农村产业结构不均衡，有待优化。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度大。首先，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文化和技术水平较低，即使是外出务工，也只能从事技术含量和工资待遇相对较低的工作，收入水平仍然很低。2009年，天门市农民人均外出务工收入仅为1 410元。其次，由于天门市本地非农产业发展缓慢，能提供的工作岗位有限，且本地工业收入极低，吸收劳动力效果差，并不能完全转移剩余劳动力。

4.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制约农业经济发展。虽然天门市在不断改进农业基础设施，但基础设施仍然很薄弱。2009年，天门市主要的水利工程有引汉灌区、彭麻泵站、大观桥水库、绿水堰水库、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但由于原有设备老化、损坏严重，新建水利设施也不能完全解决水土流失、中低产田改造、小流域综合治理问题。金融机构也由于各种限制，对于农业的投入也极其有限。

5.农村劳动力水品偏低，阻碍农民增收。首先，农村居民文化程度偏低。2009年乡村幼儿入园率为98.6%，比起城镇幼儿100%的入园率，仍有一段距离。虽然2008年教育资源结构和学校布局进一步优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小学学龄人口在校人数为79 022人，普通中学学生在校人数为109 681人，但农村居民文化水平仍然很低，他们掌握农业科学技术的能力低，对发展现代农业，并没有许多帮助，因此增加农业收入难度大。其次，一部分农村居民思想较为禁锢，观念陈旧。他们一直保持着小农经济的思想，同时又贪图安逸、享乐，爱好打麻将、打扑克，乐于不劳而获。这样的思想状况，必然难以增加农民收入。

三、增加农民收入对策

为了有效促进天门市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应采取以下措施：

1.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化。首先是调整农业结构，扩大优质稻、优质棉、优质油菜等传统农业板块基地规模。其次，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快发展棉花及棉副产品、畜禽、果蔬、杨树等四大农林产品深加工特色产业，力争全市农产品加工产值超过200亿元，同比增长30%以上。还要加大对龙头企业扶持力度，着力培育棉花、油料、果蔬、杨树、畜禽、水产六大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绿色农业。

2.大力招商引资，通过各种渠道，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首先，大力吸收各项资本的投资，进行招商引资。千方百计争取国家投资，认真研究国家产业政策和投资方向，加强项目策划，同时进一步激活民间投资。其次，加快将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从而加快非农产业的发展。

3.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一是加强农民创业培训和指导。乡政府可以组织农民集中学习，并聘请专业教授指导农民创业。二是落实鼓励农民创业的各项政策，通过政策引导、信息服务、创业资金扶持和技术支持，大力营造农民返乡创业的良好环境。降低准入门槛，放宽出资限额，降低创业成本。促进“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转变。

4.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一是重点完成各项水利设施的建设和完善，继续实施沉湖流域治理工程，完成彭麻泵站跟新改造、引汉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清水垱、十堰口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维修改造50个小型泵站，解决10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给农民提供充足卫生的水源，提高防灾抗旱能力。同时对土地进行整理和开发，改造10条农村公路桥梁，改善电网结构。二是突出重点地区、重点项目，继续整合涉农项目，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

5.加强农村教育的投入和农业技术的推广。农村劳动力的素质直接影响到农业技术的提升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首先，要加强对农民文化水平和农业技术的培训。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内容的培训活动，尽快的提高其文化水平以及生产技术。其次，政府要在引进和推广外来先进技术中起积极作用，同时出资聘请专业教师和农业各领域专家，推进教育业和农业科技的发展。最后，加强完善义务教育体制，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提高学校信息化水平，让每个农村的孩子有书读，读好书，提高其文化水平。

参考文献

[1]刘慧.论农村工业化与区域发展[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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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农村贫富分化的成因分析[EB/OL].爱农网,2004-01-07.

[4]张晓山.农民增收问题的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5]何建洪.政府在农村信息化建设中的角色定位等问题分析[J].商业时代,2009,(20).

[6]习江平.中国农村居民收入趋同实证研究[J].农村经济,2009,(5).

[7]冯周卓,张运韬.当前农民增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J].企业家天地,2009,(5).

农村变化 篇2

春天，农村一片浓绿，草儿从地低下探出头来，仿佛在说：“啊!春天到了。”树枝上芽孢都迅速睁开眼睛。有一些花也复苏了，花香随风飘动，这真是一个清香袅袅的农村。

夏天，池塘里的鱼儿欢蹦，天空中的鸟儿自由自在的飞翔，草地上到处都是孩子们那奔跑的脚步，在一条条纯洁的小河里，荷花开了，它的影子倒映在水中，可真美啊!这真是一个快乐的农村。

秋天，枫叶和黄叶都从树上飘落下来，像一只只蝴蝶在随风飞舞，又是一年一度的丰收季节，那么繁忙。田野里一片金黄，就像一片金色的海洋。这真是一个丰收的农村。

冬天，树枝光秃，小溪也被冻住了，可是孩子们的欢歌笑语，下雪了，雪仙子散落着“棉花糖”可以让孩子们堆雪人，打雪仗，包雪秋，他们嬉戏着，此刻他们应该感到无比幸福，无比快乐。这真是一个快乐的农村。

历史变革中的农村养老模式变化 篇3

关键词：农村；养老模式；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 F323.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11-72-2

0 引言

我国目前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逐步由传统封闭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开放的工业社会迈进，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多数家庭由三代同堂的传统大家庭演变为核心家庭，少子女或独生子女成为家庭常态模式。家庭结构的转变也意味着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社会转型带来的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等挑战，因此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等新型社会养老保障机制也在不断完善与改进。在承载了中国约75%的老年人口的农村，如何有效缓解历史变革下传统家庭养老保障所面临的冲击，显得尤为重要。

1 家庭养老——我国农村的主要养老模式

家庭养老是一种包含三代或三代以上成员的“扩大家庭”的功能，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传统的家庭养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由家族成员对上一辈老人提供衣、食、住、行、医直至死亡送葬等一系列社会服务的行为。[1]“百善孝为先”尊老敬老历来是中华民族传承和弘扬的传统美德，已经深深融入我国特有的精神文化之中，也体现在我国的养老文化特征中。

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的进入，影响我国传统家庭养老的外部环境虽然发生极大变化，对于农村家庭养老的延续不利，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家庭在养老保障上作用的发挥，但是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养老不仅是我国传统社会十分依赖的养老模式，也依然是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的重要方式之一。

1.1 家庭养老是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核心和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张晓山等人对江苏、广东、吉林、河北、甘肃等省的1400余个农户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显示，家庭养老是目前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也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核心和基础。[2]家庭养老成本较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老人的精神需求，另外，农村的养老保险社会化程度不高，保障体系尚需不断完善。因此农村家庭养老适应了我国的国情和民情，并且将长期占据重要地位。

1.2 农村家庭的内部经济交换是实现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

在目前的农村社会，父母均无稳定工作和固定收入，往往花费其毕生储蓄用于子女的抚养、教育和婚嫁，甚至还要为子女们照顾下一代。在晚年没有养老保障金和足够的储备积蓄，他们的老年生活完全寄托在子女身上，子女理应承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与责任。因此，从家庭内部的经济交换来看，子女在父母身上享有被扶养和获得经济支持的权利，就要同时承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是一种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的社会现象。

1.3 传统道德观念和舆论影响为家庭养老提供保障

改革开放之后，各种良莠不齐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不断冲击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理念，但是孝道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在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尊老敬老的传统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是农村中社会地位和声望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绝大多数人都能自觉地尊敬和赡养老人，即使会存在个别不孝敬父母的子女，在农村这样的熟人社会，迫于邻里之间舆论的压力也会尽量改正和约束自己的行为。

2 新型社区逐渐取代传统村落，农村养老体系有待完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不断建设，新型的社区建设将逐渐取代传统村落，对农村养老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有更高的要求。

2.1 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处于发展初期，措施带有一定的过渡性

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体系及良性运行机制并没有真正形成。[3]目前农村社会养老制度主要有五保户供养制度、优抚对象中部分农村老人的优待抚恤制度、农民退休养老制度、养老储蓄或商业养老保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形式。但是在制度实施中依然存在明显不足，推行社会养老保险计划实质上是一种自我储蓄养老式的“社会”保险计划，它的受益者必须首先是交费者。在农村，大多数贫困老人无力支付该费用，实际上形成“保富不保穷”的政策效果。同时，由于处于试点时期，覆盖面低，且受到农民经济状况的限制，只有小部分人参与进来。

2.2 应与社会养老相结合，建设全面的农村养老体系

把城乡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真正建立健全起来，河北省唐山市探索总结出整合医疗资源的医养结合模式、依托村民中心的日托式养老模式、新建社区配备养老设施的养生社区模式、利用专业养老机构延伸服务到社区（村） 的连锁经营模式、农村互助养老等五种模式。安徽省合肥市结合新农村建设，健全养老服务设施，形成村级养老服务活动中心，为农村老人提供较完善的养老服务场所和精神家园。[4]

3 现代社会组织逐渐替代传统社会中的宗教组织，形成新的农村社会保障途径

随着我国面临未富先老，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的局面，现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已经难以满足老年人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在“小政府、大社会”治理模式的引导下，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之一的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在参与社会养老服务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将逐渐替代传统社会中的宗教组织，在构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弥补作用，形成社会保障的新途径。

3.1 现代社会组织的出现与发展将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老年人对于养老服务的质量和内容要求也逐步提高和增多。现代社会组织具有民间性和自愿性便可以弥补家庭养老模式的不足，可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吸纳社会各方资源，并充分运用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当中，针对小范围老年人通过灵活的方式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可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农村养老需求。同时社会组织广泛的宣传和示范带头作用可以推动全社会积极关注农村养老服务问题，从而唤起更多社会人士的爱心，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活动中来。[5]

3.2 现代社会组织自身存在不足，发挥的作用有限

目前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由于自身能力建设不够完善，缺乏相应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使其在参与社会养老服务中面临诸多困境。自愿性和志愿性的特征易导致“志愿失灵”现象的产生，资金条件匮乏造成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有序参与基础不足，陷入入不敷出的尴尬境地。同时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专业化水平较低，社会组织工作人员构成较为复杂且流动性大，缺乏长期从事志愿性服务的高素质人才，这不仅影响了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也降低了社会组织工作的效率。且由于缺乏足够的养老服务理论素养培训，加之许多志愿服务人员自身能力和学历不高，在服务过程中部分工作人员常常出现服务意识淡薄、服务态度较差或服务技术不够到位等问题，引发部分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水平提出质疑。

3.3 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助力农村养老服务型社会组织发展

政府应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加强宏观调控手段的运用，通过行政手段降低社会组织进入门槛的同时加强对现有社会组织的监管，并在财政、信贷及税收方面给予足够的优惠政策，贯彻积极的财政制度对社会组织进行资金扶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者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向其注入公共财政，缓解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资金不足的困境。利用法律手段建立相应的社会养老保障法律和制度，做好规范和保障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行为的根本举措，避免公共资源浪费。

参 考 文 献

[1] 何芸，李建权.家庭结构变迁对养老模式的影响[J].社会工作（学术版），2007（1）.

[2] 闻雷.农村养老保障：视不同群体采取多种形式仁[EB/OL].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中心，2005-09-21.

[3] 林闽钢.我国农村养老实现方式的探讨[J].中国农村经济，2003.3.

[4] 李泉，杨同卫，陈晓阳.论家庭结构变化对农村传统养老模式的影响[J].东岳论丛，2014.5.

农村变化 篇4

近年来, 由于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民间闲置资金增多, 农村地区民间借贷市场日益活跃, 借贷方式、期限、投向等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是借款方式由信用形式变成保证形式。随着农民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增强, 民间借贷大多要求借款人提供有担保能力的担保人给予担保或以房屋等有效资产抵押, 有的甚至还办理了公证手续, 手续日益完备。贷款人可以收到比在金融机构存款利息更高的利息, 借款人可以不受金融机构审贷手续繁琐的制约。二是民间借贷规模逐步扩大, 资金投入由生活保障型转向生产经营性。三是借贷期限由长变短, 期限和结算方式呈现多元化, 灵活性增强。

民间借贷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利率偏高, 容易引起纠纷, 存在一定的隐患。建议政府部门加强引导, 对正常的民间借贷应承认其合法性, 依法严格惩罚超过法定基准利率四倍的高利贷行为。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民间借贷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或者条例, 明确民间借贷的概念、性质和范围及其与高利贷的区别, 防范借贷风险, 使民间借贷在支持生产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农村的变化作文 篇5

一年了，我都没有去奶奶家玩了，我非常想念姐奶奶那慈祥的脸庞。于是，趁着这次长假，爸爸带我去了奶奶家。

一下车，我左看看，右看看，心想：咦，怎么总觉得不对劲呢?难道是爸爸开错地方了?可明明爷爷和奶奶在前面迎接我呀!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开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原来，一年不见，龙头场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前门只是一条狭窄的小道，只能行人和自行车来往，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宽阔的广场。那里，你将会看到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上面的石拱桥，连接着一个大花园。绿毯似的草坪上绿树成阴、百花盛开，真是美丽极了。广场里，大人们在那里做做健身操呀，打打篮球或羽毛球，非常悠闲。早晨，我睁开眼睛，咦!爷爷奶奶都不见了，他们去哪儿了?突然窗外传来一阵阵音乐声，我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向音乐响起的地方跑去，看，爷爷和奶奶正伴着欢快的乐曲，跟着音乐的节拍，扭动着身子跳着健身操呢?不由得我也情不自禁地钻进队伍里乱跳乱蹦起来。广场的一角还有一个“儿童乐园”呢!那是用各种玩具、滑梯和秋千等等构成的儿童小天地，小朋友们在那里可以尽情地玩耍呢!

奶奶家的后门原本只是一茺无人烟的十字路口，马路细细的，长长的。现在却变成了一条繁华而热闹的步行街，那儿足足有500米长哩!步行街两边，各种商品五花八门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看得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农村变化 篇6

摘要社会变迁下的农村体育是个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发展存在着地区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社会的变迁是我国当前最为突出的社会现状，从宏观上影响着中国农村体育的发展。本研究将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对农村体育结构变化进行分析，通过梳理分析得出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的主体、农村体育的基本单元、农村体育阶层结构、农村体育文化以及农村体育组织形式及组织内容都存在着动态的影响作用。旨在为农村体育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为农村体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农村体育 社会变迁 影响变化

中图分类号：G633.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661(2011)06-0052-03

农村体育作为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中的一部分，是不能被忽视的。目前，我国社会发生出了巨大的变迁，这种社会变迁使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发生显著变化，进而改变了农村体育的结构和功能。农民的流动必然会对农村体育发生作用，它既给农村体育发展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也给农村体育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一方面，流动人口把城市文明、城市观念和生活方式等传播到农村，“使广大的农村人口了解了城市文明，有利于改变乡村的封闭意识，间接地起到了促进人口城市化进展的作用。”而这种观念的变化也包括体育观念的变化，通过外出务工人员将积极的体育健身观念带回农村，对农村体育是一个有力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这种社会迁移给农村体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考验和挑战。广大农民年龄出现两极化，新的社会结构下如何发展农村体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社会生产结构对农村体育主体在时间上的动态影响

社会生产结构的变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而逐渐发生变化，这些也是导致农村社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参与到城市建设中去。于是农村主要劳动力非农业化。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我国约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含常年外出打工人员）转向非农产业，平均每年可达700-900万。全国现有农村劳动力4.97亿人，其中青壮年劳力大量流入城市，真正常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都是“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2004年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显示，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民中有一半以上为女性，农业从业人员从年龄结构上看，有三分之二的人为36岁以上的，51岁以上的高年龄组人员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大批青壮年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从而使非农业生产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外出务工存在收入上的很大风险，而且相对于城市中高额的生活费来说，他们在城务工的收入无法支持一个家庭在城市中生活，甚至无法支持个人长期生活在城市中。这就迫使农民以农村的耕地作为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因而他们只能长期流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

农民工的动态流动改变农村体育的结构，同时影响着农村体育的发展。

首先是流动性带给农村体育的改变：农民工的长期流动性，使得农村体育非正式组织主体在时间上存在着动态的变化，农民工的流入和流出给农村带来了城市中先进的体育活动组织形式、组织内容以及新的体育活动理念和活动意识。

其次是流动途径的多元化对农村体育的影响：流动的范围，流动的形势都呈现出多元化。社会常见的稀少流动是升学或入伍，这样的流动性比较固定。自从外出务工经商这种流动盛行以来，农民的流动因为地域、经济条件、乡土风情、以及所获得的外出务工的信息不同而呈现出多元化流动状态。刘奇先生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离土不离乡”，农民在当地进厂务工；第二类是“离乡不离土”，即农民到外地承包土地、发展多种经营；第三类是“离土又离乡”，既包括进城从事二三产业，在城镇或大中城市落户定居，彻底脱离农业农村的人员，也包括长期工作、生活在外地，逢农忙、春节等时节才返乡的农民工。大量农村劳动力在省际之间、城乡之间流动就业成为农村社会流动的主要特征和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这样复杂的流动现象使得农村体育的组织和运作上也要呈现动态变化。

二、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基本单元影响

农村人口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红利”期的结束。所谓“人口红利”是指总人口结构“中间大、两头小”的状态，如图1所示。“人口红利”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带来劳动力、储蓄的增加等。事实证明，这种“人口红利”社会现实促进了中国整个社会的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农村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去“剪刀差”式的政府政策长期实施，农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却没得到相应的增长。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致使农村出现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工业城市中经济因素等等吸引，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加上计划生育的作用，致使农村农业从业人口减少。农村劳动力正从过去的“供过于求”逐步转向“供不应求”。农业的从业人员在年龄和性别比特征上也将发生重大变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老龄化不同，因为社会变迁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比城市严重。2006年2月份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农村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由于农民工进城务工者大部分都是男性，大量农村青壮年女性留下照顾家庭和进行农业生产。因此，在农村农民工进城务工期间，农村体育的人口主要是小孩、老人以及部分青壮年女性。

农村家庭结构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在社会变迁的主流社会背景的影响下，农村家庭结构形式发生了变化。农村家庭规模小型化，规模较大家族式家庭已经几乎消失，而小家庭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结构。同时由于社会变迁，大批农民工的动态流动，致使农村家庭成员的动态性暂时缺失。由于外出务工人员是家庭中的青壮年，他们不仅承担着家庭经济收入的重大责任，他们还承担着教育下一代、赡养老人的责任。而青壮年外出务工使得无法承担的一些家庭功能不得不转向社会，寻求帮助。农村体育作为农村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其教育功能、文化娱乐功能等能够对农村家庭教育和家庭文化环境起到补偿作用。农村体育的多重功能在农村的不同发展期具有不同作用，因此，在农民工返乡和外出务工的不同时期，应该根据农村社会生活的需要，开展内容不同的活动和组织形式多样的农村体育活动，是老人和小孩以及妇女在家庭成员暂时缺失的时候在精神上得到慰藉，从而满足他们精神上的需求。这样的社会需求、以及家庭承载功能的动态变化，必将导致农村体育在组织内容、组织形式上产生动态的变化。

三、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阶层结构的影响

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农村体育主体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频繁的流动可能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但是从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是一种进步。对这种川流不断，人员往返频繁的农村社会，在这样动态的农村社会中的农村体育自然也是一种动态发展过程。

农村阶层分化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进行的，由于农民知识水平相对比较低，加上农村经济相对落后以及原来政策上的倾斜，农民的阶层分化一直是在不稳定的演进，农民所获得的社会角色在空间和时间上存在着动态变迁性。同时农民的各个阶层同土地存在着难以隔离的关系，兼业农民还以土地作为他们生活中危机的规避处，因此大多数农民具有多重角色，他们具有农民和城市从业者双重身份。迄今为止，农民工的社会角色远未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还带着鲜明的过渡性。这种不稳定不但与外界环境有关，同时与他们的自身素质、原有的知识水平以及自身的学习能力有很大关系。

农民工角色和身份的不断变化对他们自身来说，是一种不稳定的进步过程。正因为他们角色和身份在时间上存在着动态的变化，他们的每次返乡才能给农村社会带来新鲜的血液。同样这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中对城市体育的体验，以及获得的体育健身和健康观念，对农村体育系统是一种负熵流的注入，只要合理利用，必将推动农村体育的发展。应该注意的是，农民传播知识的意识是非常薄弱的，要想让他们的所见、所闻、所学传授给留守农民，并且带动农村体育的发展、促进农村体育文化氛围的形成，还需要政策的指引。

四、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文化的影响

上面调查显示，社会变迁背景下，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体育健身观念出现很大变化，通过上表的比较可知，他们对自己的健康的密切关系的认同度（57.89%）要大大超过非流动的农村人口（7.55%）。其实，一方面是认识的误区，但是另一方面，还是经济的原因。现在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农村尤为突出。农村人口劳动强度大，收入低，可自由支配的资金有限，是农村健身观念无法科学化的主要问题。而在流动人口中间，他们健身观念朴素实在，但他们首先认识到了健身的重要作用。首先这与他们的经济情况有所改善，是绝对分不开的。另外，在城市耳濡目染，看到城市的体育锻炼如火如荼开展，以及职能部门对健身作用的积极宣传。同时，城市的健身场地和条件较好，尤其是随着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让体育健身成为低消费和零消费的活动，也让流动到城市的农民中那些想进行体育健身的群众的积极性大大增强了。

健身观念的改变仅仅是农村体育文化的一部分，这部分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所学到的城市体育的组织方式、组织内容、活动形式，以及与城市与其他文化的融合、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形势，也将会是农村体育发展的有效途径，流动人口可以借助“走出来”、“带回去”的方式，促进农村体育的发展。流动人口把城市体育文化带回农村，但不等于农村体育就一定能够得到“甘泉”的滋润，它需要有促进因素，那就是政府的宏观因素、中观因素、微观因素，且“制度”、“社会文化环境”、“流动人口”分别构成宏观、中观、微观等影响因子的核心。

五、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组织形式及组织内容的动态影响

社会变迁背景下，社会阶层正在进一步分化出不同的农村社会角色类型，农村体育文化也在宏观、中观、微观三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着变化，农村体育主体也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变化，在诸多动态变化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社会体育的组织形式与内容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农村体育的组织形式、组织内容是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风土民俗、以及农村体育主体需求和组织者的组织水平所决定的。

首先，社会变迁背景下，农民收入相对增加农村生活水平提高这是基础性的改变，同时由于外出务工人员所带来的城市中的体育健身观念和健康意识影响到民俗的改变，他们从城市中所学到现代化的体育组织形式、体育活动内容丰富了农村体育。

其次，农村人口中农民工这一流动因素使得农村体育存在着组织上的动态性，因为农民工多数为农村的青壮年，他们不但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农村体育活动的主体成员，因为他们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更有知识、更有成熟的思想且更具有影响力。

然而，当青壮年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后，剩下的是老人小孩还有部分妇女则成为农村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活动内容强度较小、更具娱乐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的每次返乡都会农村体育注入新鲜血液。因此，在他们返城后，虽然农村体育的主体仍然是老人小孩和部分妇女，受农民工的影响，他们的活动内容、组织形式以及组织者组织能力也会增强。所以，农村体育的组织内容、组织形式存在着动态性的变化。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变迁引起了农村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大量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半耕半农”型的农村经济形态在整个中国的大部分农村中成为主流，传统的“农耕社会”正在向“农工社会”演进，中国农村正发生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由于农村社会生产结构、社会基本单元、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组织机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体育的主体在时间上发生着动态变化，相应农村体育基本单元、农村体育阶层以及农村体育文化也正发生着动态的变化。

参考文献：

[1]鲍明晓.美美与共：和谐社会与体育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2005，(10).

农村变化 篇7

近年来, 随着农村老龄化的加剧, 河北、湖北、内蒙古等地出现了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探索。湖北提出坚持村级主导、政府支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自助互助、社会参与的原则, 探索建立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新模式。河北省在全省实施农村社会养老“幸福工程”, 推行“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的低成本“互助养老”模式, 以解决日益严重的农村养老压力。内蒙古自治区化德县按照“集中居住, 就近养老, 统一管理, 分户生活”的方式开展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探索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是有效解决了大部分农村空巢老年人的照料和精神慰藉问题;二是有效解决了外出务工子女的后顾之忧。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出现是对当代农村老龄化加剧和社会价值观念剧烈变化的应对, 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其中一个主要的背景就是当代农村代际关系的变化。本文就当前农村代际关系的负面变化和互助养老的关系进行讨论。

一、当代农村代际关系的负面变化

1、农村传统代际关系的内涵。

代际关系是具有血缘关系成员的纵向关系体现, 是家庭内不同成员之间的双向关系, 包括最基本的亲子关系、婆媳关系以及隔代血缘关系, 是不同代家庭成员之间形成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交流的关系。

我国传统的代际关系中, 父母具有绝对权威, 控制着家庭重要资源, 抚养子女并为其成家, 由此获得子女的尊敬和孝敬。费孝通将中国家庭中的这种关系概括为反馈模式, 遵循的是付出与回报均衡交换的公平逻辑:父代抚育了子代, 子代自然要担负赡养父代的责任与义务, 老人理应获得和享受子孙的孝敬。

2、当前农村代际关系的负面变化。

在老龄化和城市化的双重压力下, 农村深刻的社会变迁对传统家庭代际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 家庭内部权利关系出现倒置趋势。现代化理论和老年学理论认为, 工业化将给老年人带来悲剧后果。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和家庭地位急剧滑落, 老年人在家庭中的权力、居住、财产、话语权、社区角色等, 都有让位于年轻人的趋势, 不少地方已经成为事实。我们观察和调查发现:子辈住新房、父辈住旧房的情形在农村随处可见。老年人和年轻人接触交流的机会比较少, 也就无所谓家庭的“决策权”。家庭资源的配置权利基本上掌握在儿子手中, 有不少家庭甚至掌握在儿媳妇手中。家庭资源分配向下的趋势明显, 表现为重幼轻老现象, 供养老人一年的花费不及用于幼年子女一个月的开销, 甚至有些家庭中老人无法获得子女的经济供养, 要靠自己劳动获得自我的养老资源。

(2) 代际反馈均衡被打破。传统的代际反馈是均衡的, 父辈抚养子女长大成家, 子女赡养老人颐养天年。现在的情况是父辈抚养子女的付出要远远大于老年后得到的子女回馈。一般来说, 抚养子女包括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 一是抚养成人, 二是完成婚嫁。从抚养成人来说, 一个小孩在18岁成人之前, 都是一个纯消费者, 除了基本的衣食住所需和日常照料以外, 还要上学和医病, 尤其是教育消费往往要占据家庭收入相当的比重。更沉重的花费是为子女成家, 女儿还好说, 不用花费太高可以嫁出去, 甚至还可能有所收益。儿子成家花费包括建造档次不低的房屋, 钱不够借钱也要造, 否则很难找到媳妇。在有些家庭中除了这两项付出之外, 还要帮助抚养孙辈, 所谓活到老干到老。

父辈付出的目的是得到赡养, 但得到的赡养远远不足, 代际反馈关系严重失衡。农村不赡养的现象俯首可视, 就算有赡养, 但赡养的社会认同水平和标准大为降低。老年人被动或主动地降低子女的“孝顺”标准, 所谓赡养的标准已降到低保水平, 即提供维持基本温饱的经济支持。这种赡养水平和标准已经被村民和老年人接受和认同, 甚至在有些老人眼中成为奢求。这种奢求还是仅仅停留在经济供养层面, 对于更好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只能水中望月了。

二、农村互助养老对于代际关系负面变化的应对

1、修正传统代际关系观念, 适应社会变化。

互助养老可以增加老年人的独立意识, 改变养儿防老的代际关系观念。中国老人在自己老了以后, 往往以期待的心理希望得到子女的照顾和关怀。在西方社会的代际关系接力式模式中,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义务, 而子女却不一定负担赡养义务, 他们只对自己的下一代承担养育责任;老人很注重独立性和尊严, 不愿依附子女。我国目前正在向西方式的代际关系变动, 互助养老有利于修正传统代际关系的观念, 以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实。

2、减轻子女的负担和压力, 构建和谐的代际关系。

在互助养老中, 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服务, 可以减少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 大大减轻子女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负担, 减轻子女的法律和道德压力, 可以更从容地工作, 获得更多的经济报酬, 也乐意更多地给予老人经济支持, 这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代际关系。

3、提供养老模式过渡缓冲, 促进代际关系新均衡。

目前, 农村代际关系严重失衡, 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远远大于子女对父母的义务, 而老年人基本上失去了改变现实的希望。作为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过渡性制度安排, 互助养老的新平台为新的代际关系均衡提供了这样一个缓冲。现在年轻父母担心父辈的现实遭遇会成为自己的未来, 他们会更多地为自己的养老做准备, 为自己的老年储蓄, 从而减少对子女的义务, 子女的婚嫁将不会包办, 而是由父子分担, 代际关系再次趋向均衡。不过, 新出现的代际关系均衡与以往不同, 代际交换减少、代际期待降低, 代际亲情减少。新的代际关系均衡是凤凰涅槃, 还是伦理的进一步沦丧, 还难以下定论。关键是看能不能构建一套整合的、相互配合的社会养老运作系统和养老文化象征体系, 能不能将仍需保留的传统价值观整合到新的经济体制和社会规范体系中去。

摘要：近年来, 随着农村老龄化的加剧, 河北、湖北、内蒙古等地的农村地区开始探索互助养老模式。作为农村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的模式, 互助养老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修复失衡的代际关系, 并为一种更加理性化、较少亲情的代际关系均衡提供过渡平台。

关键词：农村,互助养老,代际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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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中农村政策变化历程及新趋势 篇8

关键词：韩中两国,农村政策,历程,新趋势

韩中两国从历史, 文化及地缘上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两国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来往。特别是1992 年韩中两国建交使得这种来往更加紧密, 已形成鲜明的互补关系, 其双边贸易规模日益扩大, 合作领域已延伸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如, 中国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 借鉴和引进韩国的“Saemaeul运动”经验和模式, 推进中国新农村建设。为此, 本文将以20 世纪70 年代开始推行的韩国Saemaeul运动的经验为基础, 解析韩中两国政府推行的农业及农村发展政策的变化过程及存在问题, 寻找两国农村开发事业的异同点, 并利用数据对农村开发投资规模与经济效益进行分析, 使中国新农村建设事业能够更加有效的参考借鉴韩国Saemaeul运动, 为中国新农村建设事业取得成功提供更准确的参考依据。

1韩国农村政策变化

1.1 农村政策演变

1971 年被命名为Saemaeul运动的农村开发政策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农村开发政策。为了有效的推进Saemaeul运动, 韩国政府在人才培训、资金投入及宣传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为了培养Saemaeul运动的专业人才, 韩国政府于1973 年5 月31 日在京畿道水原市建立了Saemaeul运动研修院, 代替了原本农协大学进行的农村领导者教育和培训。1972 年接受培训的人数为1490 人, 1973 年增长到4354 人。之后, 每年接受培训的人数规模都在6000人以上。与此同时, 韩国政府也不断扩大财政投入来支援Saemaeul运动的快速发展。1971 年, 韩国政府对Saemaeul运动的财政投入为41 亿韩元, 1972 年为33 亿韩元。从1973 年起, 韩国政府大幅度加大了财政投入力度。1973 年为215 亿韩元, 1974 年为308 亿韩元, 到了1979 年, 韩国政府对Saemaeul运动的财政预算已增加到4252 亿韩元。不仅政府的财政投入不断扩大, 社会民间团体的支援也持续增多。1972 年, 社会民间团体对Saemaeul运动的支援金额为17 亿韩元, 到了1979 年增加到2032 亿韩元。此外, 韩国各主流媒体通过电视和广播早晚播放“新村之歌”, 大力宣扬Saemaeul运动的成果, 并把这些Saemaeul运动典型事例用报纸头条进行报道。1973 年9 月21 日, 经济第四团体率先决定了以生产岗位的劳动者为对象, 把Saemaeul运动引进到了工厂;11 月21 日, 召开了第1 届Saemaeul运动指导者大会。通过这些宣传措施, 韩国政府把Saemaeul运动理念真正地植入到了每一个韩国国民的心中, 把Saemaeul运动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韩国“国民运动”。

1988 年, Saemaeul运动本部爆出的贪污腐败丑闻使得原本如火如荼的Saemaeul运动跌入低谷。经过长达10年的低迷后, 韩国政府于1998 年制定了《Saemaeul运动组织法》, 并以Saemaeul运动中央委员会为中心开展新的Saemaeul运动, 也称为“第2 次Saemaeul运动”。至今, 韩国“第2 次Saemaeul运动”以市民意识的先进化、建造互助的福祉社会、激发地域发展活力、营造绿色健康环境及推进国际统一协调事务为目标, 有序地推进新一轮的农村开发事务。

1.2 农村政策发展新趋势

过去韩国制定农村发展政策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过去以Saemaeul运动为代表的农村开发事务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 因此它无法正确反映农村居民的需求;片面的追求项目推进, 重复建设现象较多, 造成了财政浪费;没能完全开发利用农村社会的多样性。因韩国政府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无法解决各不同地域之间资源条件、自然景观的差异, 因而无法有效推进农业产业化, 不能为城市居民提供亲近自然的优质休息空间, 阻碍农村观光农业的发展。最后, 过去韩国政府采取的以供给者为中心的开发模式无法正确反映市场特性, 发展形态不符合农村实情。尽管现代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农村能够接受更多市场信息, 但受于这种模式的限制许多农村仍然发展缓慢, 没能享受到现代科技成果。 (见下表1)

近年来, 韩国的农业、农村及农民问题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农户收入水平低下、签订FTA的冲击、农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滑、农产品价格持续不稳定等难题是韩国农村发展所面临的新的问题。虽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及韩国国内人均收入的提高, 韩国农村发展同样存在着新的发展机遇。如, 收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绿色有机农产品的需求, 签订FTA提高了韩国农民的危机意识, 观光农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农村、农业认识, 使得农村拥有了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这种机遇促使韩国农业及农村社会有着新的发展潮流。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由原来的少品种大量购买变为多品种少量购买,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高品质农产品, 补助金的减少以及自由化、开放化的加深, 世界化趋势愈演愈烈, 一周5d工作制的确立及收入提升带来的假日休闲需求, 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需求的增多等因素都促进着韩国农业、农村发展新的趋势。

随着农业、农村发展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韩国政府也尝试着用新的发展模式, 相应地调整了适合这种变化的发展政策 (见下表2) 。从过去提高效率和竞争力为主转变为以追求幸福为最终目标的政策模式。改变以往自上而下的模式, 采用了以居民参与为主, 充分反映当地实情的自下而上的农业政策模式。这种政策模式充分体现了居民的实际需求、防止了财政浪费, 能够为农民创造出更好的生活环境。

综上所述, 韩国政府为促进农村发展制定并实施了多样的发展政策, 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 农业及农村发展环境的变化, 使得农渔村发展面临着新的趋势。考虑到这种新的变化趋势, 韩国政府近年来开始推进智能农业发展政策。由表3 可见, 从20 世纪50 年代起, 韩国农业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 世纪50 年代至70年代农业政策的侧重点在于改善基础设施及基础环境;而到80 年代升级为综合开发模式;20 世纪90 年代则转变为山村综合开发、定住圈开发及奥地开发等地域单位发展模式;进入21 世纪后, 引进了绿色农村、传统主题村庄等观光体验为主的开发模式;2010 年后, 特别是朴槿惠政府执政后, 把农业政策的核心放在了ICT·BT融合的创造农业及6 次产业化当中。通过推行激活城乡交流、加大农业人的福利、培育和扶持女性农业人、农山渔村开发事业、保存自然景观补贴制、农村房屋改造、支援农村复合型产业化建设、建立农业安全保健中心等措施, 通过引进双向共赢、地方及地域共同体为中心的农业政策, 来谋求从以效率为先的农业政策转变到以幸福为先的农业政策, 从而实现农业及农村的快速发展。

2中国农村发展政策变化

2.1 农村政策演变

中国政府在1978 年开始施行改革开放的同时, 也进行了全面开发的农村事务。1983 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范围内普及,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旧体制被彻底废除。1985 年起, 中国政府取消了粮食、棉花的统购, 改为合同定购, 价格实行“双轨制”, 开启了农业的市场经济时代。同时, 中国政府还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 优化种植结构, 从而促进小农业向大农业的转变, 并积极促进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 延长土地承包期限, 为实现农业产业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93 年, 山东省潍坊市率先提出了农业产业化概念并于1996 年推广至全中国。

1998 年起, 中国农村发展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政府开始大幅增加对农民的各项补助, 实施城乡统筹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引领农村的发展战略, 并正式步入“以工补农, 以城带乡”的全新发展阶段。2006 年, 取消农业税后, 农民的负担进一步减轻。同时, 中国政府开始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及城镇化发展战略, 2005 年提出并于2006 年起全面实施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它既包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又包含了农民收入、生活质量的提高;既包含了农村整体面貌、环境的变化, 又包含了农民素质的提升, 还包含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等, 是一个全面而完整的系统工程。

中国在促进农业自身发展的同时, 也不断地加强了农业国际化程度。特别是2001 年中国加入WTO后, 把农产品平均关税从2001 年的23.2%降至2006 年的15.23%, 远远低于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水平, 仅为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62%的1/4, 从而中国的农业也以较快的速度融入到了国际市场当中。

2.2 农村发展中存在问题

长期以来, 中国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施了多种农村发展政策。尽管如此, “三农”问题仍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大难题。尤其是随着农民进城就业引发的农民工问题成为了中国社会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中国政府在推进农村发展政策的过程中, 存在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中国农业生产结构中种植业占得比重较高, 种植业中粮食作物的比重偏高, 经济作物比重偏低。这种生产结构导致农业发展缓慢, 发展质量低下。因缺乏市场调查, 导致有些农产品供不应求, 需要从国外进口;而有些农产品则供过于求, 产生浪费。虽然, 种植业比重由1995 年的73% 下降到2013 年的68%, 但是种植业比重仍然偏高, 成为发展农业多样化的主要障碍。

国家财政投入相对较少。2013 年, 农林水事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高达9.52%, 但由于中国庞大的农业农村规模, 资金不足现象仍然存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关于农业、农村的投资业仅占总投资的3.02%, 农业技术投资费不到0.5%。

农村民主建设不完善。当前, 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尚未健全, 无法完全保障农民的权益。同时, 农村基层组织、农民组织力量薄弱, 农村邪教势力日益猖獗, 农村人口不断流失, 专业人才严重不足等因素也使得有效的农村民主组织很难健全。

农民收入水平低下, 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差距不断扩大。2013 年, 中国农村居民平均年收入为8895.9 元, 而同期城镇居民平均年收入为26955.1 元, 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仅为城镇居民的1/3, 城乡差距明显。同时, 地域之间差距同样也逐渐拉大。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年收入为10980.7 元, 中部地区为8376.5 元, 西部地区为6833.6 元。可见, 东中西部之间差距也较大, 且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于中国平均水平, 中西部地区的落后仍没有得到解决。

农村社会发展落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同, 中国农村发展落后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农村教育与农村医疗。农村学校条件恶劣, 教师数量无法满足需求;农村医疗水平低下, 医疗设施简陋, 医疗人员不足等原因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中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2. 3 农村政策发展新趋势

随着国际、国内环境不断变化, 农业发展不断深入, 新的农业发展趋势也随之而来, 中国政府对农村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

城乡交融发展使农业转移劳动力数量增加。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 工业反哺农业程度加深后, 大规模的农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 城镇企业进村从事农业产业化经营。这些因素使得城乡、工农之间关系更加密切, 发展更加交融, 而城乡交融发展的深化, 以及中国经济结构的剧变——第三产业已稳稳占据半壁江山的情况下, 会让更大规模的农民转移至非农产业。“十二五”期间, 中国年均900 万人成为农业转移劳动力, “十三五”期间预期为700 万左右。未来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更加重视劳动力转移, 加大对农民利益的保障力度。

土地流转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近几年, 中国土地流转速度不断加快, 2013 年6 月, 中国土地流转面积达0.21 亿hm2, 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20% 以上。流转方虽然仍以农户为主, 但是合作社、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渐投入到农业中, 向合作社、企业集中流转的面积占总流转面积的30%。据统计, 2012 年中国经营土地面积6.67hm2以上的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有270 多万户, 农业合作社30 多万家。这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者具备着一定的资金和经营能力, 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农业的引导力量, 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动力。

信息化使互联网不断融入到农业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对“三农”的新要求。即新型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及农业现代化。在此背景下, 互联网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日益明显, 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用互联网销售农产品, 进行各种交易, 生产和销售更加便利, 生产效率得到了有效的提高。未来的新农村建设要根据这种变化, 不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增加网络覆盖面积, 使新农村建设转变为信息化的新农村建设。

3韩中农村政策比较得出的结论

韩国与中国无论是从地缘上还是历史上都具有密切的联系。当前世界经济主要增长动力已转移到东亚地区, 两国的合作交流也随之扩大。在农村发展领域中, 当前韩国的发展水平高于中国的发展水平。因此, 中国学习和借鉴韩国Saemaeul运动的经验有助于韩中两国的农村发展, 能够实现双方共赢。

过去韩国农村政策的核心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的Saemaeul运动解决了粮食问题, 并以此为基础完全解决了温饱问题, 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整个过程中全民自主参加是该事业成功的保障。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及收入的增加, 人们的追求逐渐转变为高质量、绿色有机的农产品。这种变化要求农业发展走向更加高效, 更具有竞争力的方向。韩国农村发展呈现出经营主体从个人转变为集体, 生产方式升级为6 次产业化生产, 从政府主导变为农民自主参与等新的发展趋势。

而韩国新农村建设最为繁荣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 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 而农村生产方式转变为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的起点。改革开放使得城市飞速发展, 相反农村的发展相对滞后, 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拉大, 出现了生产结构不合理, 农民收入水平低下, 农村社会发展落后等问题。在应对新形势下存在的这些问题, 中国政府必须相应调整农村政策, 特别是要逐渐形成自下而上的发展体制, 激发广大农民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的热情, 才能真正实现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 新农村建设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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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变化 篇9

1 农村养老护理的特殊性与媒体的作用

1.1 农村养老护理模式的变化

农村养老护理模式正在经历由家庭到家庭与社会化并重的转型。受传统的小农经济的影响, 传统农民“养儿防老”的理念仍然根深蒂固。家人护理也就成为许多农村老人的首要选择。然而, 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 大量中青年农民外出务工, 农村老人的留守现象较为突出。他们已无法再像原来一样依靠家人, 精神世界也日益孤独。高龄、失能和患病老年人的照料护理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近年来, 为了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护理问题, 各地方和国家相继出台了不少举措。如河北、河南、山东等大力推进“农村养老互助幸福院”建设。这是一种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日间照料为支撑, 介于家庭与社会化养老之间的方式, 老人们相互进行日常照顾, 由家人或专业人员提供护理。近2年, 国家大力推广“医养融合”的养老护理新模式。2013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 “积极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切实加强农村养老服务, 依托行政村、较大自然村, 充分利用农家大院等, 建设日间照料中心、托老所、老年活动站等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在山西、江苏等的“医养融合”实践中重点发展护理型养老机构已经成为共识。

但对于国家和各地方政府着力推行的养老护理方式, 作为主体的农村老人的理念却并没有开始相应的转型。有调查显示, 随着年龄增加, 农村老人虽然越来越害怕失去自理能力, 但更倾向于家庭养老, 对托老所、敬老院等形式机构及其他方式养老护理其实并不认可, 而且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对护理方式有着不同的需求[3]。对于农村老人的养老护理来说, 机制建设、护理人才培养等方面固然重要, 但更需要同步推进, 还有农村养老护理的思想意识, 否则, 硬件建设都将成为“无米之炊”。这也是农村养老护理的特殊之处。

1.2 农村老人养老护理意识的形成与媒体传播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 农村老人获取健康知识的渠道主要是电视、广播、报刊等传统媒体, 极少是通过家人、朋友等其他渠道获取的[4]。传统媒体在农村老人健康意识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20世纪20年代, 美国学者李普曼曾提出“拟态环境”的概念, 是由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媒介内部进行的, 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 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5]。对于主要依靠传统媒体来获取健康信息的农村老年人来说, 媒体的信息传播与话语建构, 就成为他们形成认知的主因之一。在媒体之中, 主流媒体因其权威定位, 在话语体系建构之中有着更重要的地位, 其信任程度较高。因此, 主流媒体恰当的报道选择与议程设置, 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护理理念的形成十分重要。

2 大众媒体对农村养老护理模式的报道特点

现选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2014年1月—2014年12月在《三农中国》栏目播出的11篇涉及农村养老护理的报道进行分析。中国乡村之声是中国唯一一套面向全国的对农广播频率, 作为公益性广播, 其内容减少了商业因素的干扰, 更专注于国家政策传递和农民声音表达,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下设的《三农中国》是该频率唯一的新闻栏目, 在反映农村养老护理信息方面更具动态性。根据对11篇新闻的文本分析后发现, 其报道内容具有以下2个特点。

2.1 政策报道时效性强

对于农村养老护理的政策动态, 中国乡村之声的报道比较及时, 能够清晰地反映政策变动和各地的实践情况。如2014年1月播出的《盘点2013:农村养老谱新篇》梳理了2013年养老护理的基本情况, 并着重报道了新《老年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2014年4月的《让留守老人安度晚年》报道了内蒙古的农村养老互助幸福院建设。2014年7月播出的《走访村镇养老院, 看“医养结合”之路有多远?》详细介绍了江苏省常熟市推进医养结合的举措。整体来看, 这些新闻能够迅速地为农民听众呈现各地在养老护理方面的政策变动和新举措。

在报道呈现上, 通常会兼顾农村老人、政府官员、业内专家3方面的观点。其中农村老人作为主体, 主要讲述自己享受新型养老护理服务的情况和切身感受, 给其他农民提供最直观的事实案例。政府官员以政策实施者的角色, 介绍政策的实施情况与后续进展, 或是表达困惑与问题, 体现各地的相关实践, 并告知农民政策情况。业内专家以中立的第三方身份, 对政策或实践情况进行点评。总之, 报道内容基本可以将国家在养老护理方面的理念与举措传播出来。

2.2 议程设置以成绩为主、问题为辅

在内容表达上, 这几篇新闻均以体现成绩为主、表达问题为辅。如2014年2月播出的《新春走基层:社会化养老扎根新农村》, 讲述了山东聊城一家民办养老院的建设情况, 以及11名护理人员与农村老人的生活, 反映了参与到社会化养老护理组织之后, 老人们生活发生的可喜变化。2014年6月播出的《新农村建设, 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 提到了河南省民权县村民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主动选择住养老院、认为养老院服务方便且护理更好的认知。

媒体的一项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议程设置”, 虽然并不能决定人们对事物的具体看法, 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 来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以及注意的先后顺序, 即影响人们的关注方向。中国乡村之声以成绩为主、问题为辅的报道安排, 传递出了社会化养老护理机构“有益处”“值得去”的理念, 总体的报道风格积极热情。

3 现有涉及农村养老护理信息传播的不足

虽然总体上来看, 中国乡村之声能够坚持国家公益广播的定位, 积极反映现有农村养老护理体系的建设情况, 但其报道受新闻专业操作的影响, 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3.1 养老护理内容报道不够深入

所研究的11篇报道有2个比较相同的着眼点, 一是讲述农村老年人住进新型养老护理组织的好处, 二是指出该类组织存在资金不足的发展障碍。其中, 对于“好处”的描述通常十分简略。在长达2 000多字的文稿中, 只有1名或2名农村老人表达几句话。如在《走访村镇养老院, 看“医养结合”之路有多远?》中, 仅出现了一处农村老人的话:“我贫血摔了一跤, 到了这里来以后, 他们专门给我们量血压、听心脏, 家里也挺放心的。”由于对护理的内涵理解不够深入, 直接导致了报道内容浮于表面。这种情况的出现, 与记者的职业特点有关。目前, 记者的报道领域很难集中一处, 即使是农业记者, 也往往需要报道农业领域的各个方面, “多而不专”成为其工作特点之一, 专家型记者很少。由于平时没有积累和系统的研究, 故而在专业报道方面缺乏力度。

另外, 有3名记者的不同报道都落在了资金不足上。虽然资金不足的确是农村养老护理机构发展的重要制约, 但关注点过于单一, 仅仅反映机构建设者一方的困惑, 少有反映农村老年人和政府机构的困惑或声音, 话语倾向略显片面。这与记者、编辑的新闻专业操作不无关系。在新闻选择中通常以5个要素来判断其价值, 即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为了使报道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获得更多的关注, 采编人员会在新闻专业的价值判断下, 对所报道信息进行筛选、拟出角度。在新闻价值与养老护理等报道内容之间, 很容易在新闻选择之中出现雷同的角度。而缺乏对所报道内容的理解, 也会导致在新闻选择上的视野不够开阔。

3.2 以人为本的意识不强

研究文本中对农村养老护理的报道, 主要是从政策与事件的角度出发, 其报道框架为“政策如何扎根”, 而非“农民如何需要”。这虽然能够及时传递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变化和建设动向, 但却容易脱离农民的切身实际, 让政策成为“悬空”举措, 不利于农民更直观地了解所述内容。

农村养老护理模式的报道, 属于健康传播的一个领域, 它由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层次, 衍生出大量涉及个人发展、人际交往、社会机构和公共政策的问题[6]。而对养老护理来说, 无论公共政策的逻辑, 还是新闻报道的逻辑, 都应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意识。养老的主体是老人, 护理的主体也是老人, 因而在报道的隐含思路上, 应以老人为本。

上文曾分析到, 农村养老护理的特殊之处在于老人思想理念与国家体系建设之间的不适应。而媒体的话语建构正是打破这种不适应的重要手段之一。无论是新闻价值判断、还是养老护理本身, 新闻的书写都应让农村老人感觉到报道对象与自己是有切身利益关系的, 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只有做好这点, 媒体才能让自己的议程设置发挥作用。

4 小结

随着人口和家庭结构的不断变化,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护理依然将是“三农”问题的重点领域之一, 国家对养老护理的扶持力度也可能不断加大。在不断变革的体系中, 主流媒体应在政府与农民之间发挥着桥梁的作用。农村养老护理体系变革下主流媒体的角色与责任。首先, 作为信息流通的载体, 主流媒体应全面地反映涉及农村养老护理的方方面面, 将所获知的各种信息以适当的表达方式传播出去, 尤其是要把政策及时传递给农民。另外, 主流媒体还应扮演“教师”的角色。由于农村老年人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 传统主流媒体要帮助农民了解当下所处的时代情况、讲清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 把相关的理论与实践以通俗的语言传播给他们。媒体本就是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 更应在当下的社会转型期、在目前的改革发展时期, 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 承担起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杜鹏, 翟振武, 陈卫.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J].人口研究, 2005, 29 (6) :90-93.

[2]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2015.02.10.

[3]张玉扣, 郭智慧, 郭宇鹏, 等.不同年龄段的农村老人养老现状及思考[J].安徽农业科学, 2014, 42 (34) :12322-12324.

[4]国家卫计委.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EB/OL].http://www.moh.gov.cn/mohwsbwstjxxzx/s8211/201009/49165.shtml, 2015.02.10.

[5]李普曼[美].舆论学[M].林姗,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89.

农村变化 篇10

关键词：农村消费,宏观调控,金融创新

一、农村居民消费概况及变化趋势

1、经济快速发展带动农民人均收入增加, 但收入来源渠道较窄,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加大。近几年, 中央高度重视农村经济发展。随着多项富农惠农政策的不断出台, 沧州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生活消费水平逐步得到提高。2008年城镇居民和农民人均收入分别为12383元、4565元, 较2006年分别增长29%、21%, 从收入比看, 沧州城镇居民与农民的收入比从2006年的2.44:1上升到2008年的2.62:1, 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从农民收入来源看, 渠道较窄, 种养殖业收入、外出打工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以2008年沧州农村居民收入为例, 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外出打工收入分别占全部收入的49%、10%、28%, 农业收入和劳务性服务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2、农村消费水平逐年提高, 消费结构趋于优化, 但消费档次仍处于低层面。调查显示, 2008年沧州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3072元, 比2006年增长641元, 增幅达37%, 年平均增幅17%, 生活消费八大项的年平均增速依次达到:医疗保健消费支出50%, 交通和通讯消费支出44%, 居住消费支出31%, 家庭设备用品消费支出23%, 衣着消费支出18%, 文化教育娱乐消费支出18%, 食品消费支出12%, 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支出-8%。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增速逐渐上升, 恩格尔系数由2006年的0.38下降到2008年的0.35, 代表着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二、制约和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因素分析

近几年来, 在国民经济发展受到内需不足严重制约的形势下, 国家试图通过开拓农村市场扭转不利局面, 但目前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启动仍无显著效果。综合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1、农村居民消费的基础障碍。

有效消费需求的形成应具有两个基本条件, 即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如果消费者虽有购买欲望, 但没有足够的货币来支持, 就不能实现有效消费, 所以收入水平低是制约农民增加消费的主要因素。其次, 收入增长缓慢阻碍了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增加。

2、农村居民消费的心理障碍。

一是求廉性动机比较强烈。由于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较低, 物美价廉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选购商品的基本标准;二是实用性动机较为普遍。由于大多数农民消费水平还处于较低层次, 注重商品的实用性是农村消费者普遍的主导动机;三是量入为出的传统消费理念。大多数农民群众仍习惯于“量入为出、安居乐业”的传统消费方式, 攒钱操办“大事”的消费心理以及“勤俭节约, 艰苦朴素”传统消费观念, 对农村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和行为造成深刻的心理影响。四是预期消费压力增加, 制约农村居民消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农民生活消费中建筑材料大幅上涨, 使农民生活负担有增加的趋势。农村居民改善居住条件、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出现大病的医疗费用、家里的红白喜事等巨大经济压力成为农民即期消费的后顾之忧。据调查, 农民每盖一次房屋要花3到10万元, 供一个大学生上学要花4到5万元, 出现大病 (花费3000元以上的) 负担不起医疗费用的大有人在。农村居民后顾之忧多, 迫使其强制自己储蓄攒钱, 消费意愿不强成为制约农村消费市场的一个障碍。

3、农村居民消费发展的环境障碍。

目前农村商业流通组织相对滞后, 不能满足农民日益提高的消费需求。农村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缓慢, 交通、通讯、自来水等普及率还远低于城镇, 限制了一些耐用消费品在农村的普及, 影响了农民消费。农村社区服务组织尚未建立健全, 商品售后服务与消费者权益没有充分保障, 使农民对购买耐用消费品颇多疑虑, 消费谨慎。

三、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的对策与建议

1、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促进农民增收, 增强消费能力

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重点在“多予”上下工夫。基础产业和公共服务部门, 要更多地关注和支持农村, 将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农村。要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在政策支持、资金投入和金融信贷等方面切实向农村倾斜, 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面貌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公共财政支出要向“三农”倾斜, 尤其是要加大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 增加生产资料购买补贴、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补贴、运用新技术补贴等, 同时要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及农业技术服务价格, 从而间接地增加农民收入。要鼓励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进入农村, 积极开发适合农村的金融产品。

2、建设现代消费服务网络, 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

逐步建立布局结构合理、功能齐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业网点体系, 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延伸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 激活农产品市场。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各种分割市场的规定, 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3、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降低农村居民消费预期, 增加即期消费

进一步扩大公共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步加大以社保、低保和特困救助“三条主线”为骨架的社会救助网络建设, 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及特困群众大病救助制度, 使老有所养、贫有所济、病有所医、困有所帮, 降低农村居民未来支出预期, 增加即期消费能力。

参考文献

[1]、周井田, 张世晨. 新世纪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特点分析[J]商业研究, 2002, (02) .

[2]、刘艳. 优化我国农民消费结构的对策分析[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03)

农村变化 篇11

根据联合国标准的规定,当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时,即可认为该社会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这标志着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2010)。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走出了乡村。2013年,大约有2.69亿青壮年农民工进城务工,与此同时,各地农村“三留守”问题也愈加严重,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在人口老龄化愈加严重的背景之下,留守人群中留守老人所占比重也日益加大,截至2012年,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的数量接近5000万(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2013年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日益严峻(中新网,2013.9.20)。他们的生活面临着许多难以想象的问题和困难,农村留守老人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着农村老龄化甚至全国老龄化问题的解决。而河南省作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劳动力输出大省,留守问题也极为严峻。河南省统计网数据显示2014年河南省85.1%的农村家庭有劳动力转移,与此同时在农村剩余了大量的留守老人。而且河南省的人口众多,使得农村留守老人的绝对数量十分庞大。河南省在2012年的总人口为109316131人,居于全国首位。其中农业人口占该省总人口的77.73%,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4.67%,其中西峡县的总人口为483851人,农业人口占81.51%,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公安部治安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2012)。据了解,该县及其周边类似各县存在大量的留守老人,他们面临着生活、心理、安全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二、调研现状与问题

(一)石界河乡农村留守老人现状

在调查中我们得知,石界河乡在2013年共有农村住户2798户,总人口10136人,其中60岁以上有850人,占总人口的8.39%,留守老人130人(84男56女),占60岁以上人口的15.34%(其中有十几户出海捕鱼,其余十几户儿女外出务工,主要从事建筑、修路、服务员等)。据走访可知,2009年存在农村留守老人的农户约127户,共253人(101男96女),占60岁以上人口的40.51%。课题小组走访的九个村中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留守老人相对较多的是杨盘村。该村2013年总人口779人,其中60岁以上的105人,占13.44%,留守老人26人(16男10女),占60岁以上人口的24.76%。据走访可知,2009年该村总人口758人,其中60岁以上的104人,占总人口的13.69%,留守老人63人(33男30女),占60岁以上人口的60.99%。据了解,2009年以后,由于香菇产业的引进与发展,外出务工的青壮年逐渐返乡从事香菇种植业,使该乡农村留守老人情况大大改善,留守率由2009年的40.51%降至2013年的15.34%。

该乡农村留守老人人口特征。在回收的有效的130份样本总体里,年龄在70-79岁之间的有64人,占总样本的49.23%,所占比重最大;60-69岁的老人数目为51人,占总数的39.23%,位居第二多;最后80岁以上的留守老人为15名,占总体比重的11.54%,相对较少。男性数量为84人,占总样本数的64.62%;而女性有56人,占样本总数43.08%。农村留守老人男性人数远高于女性人数。,婚姻状况方面,已婚丧偶的有71人,位居首位,占样本总数的54.62%;己婚配偶健在的有42人,占总数的32.31%;离婚的为15人,占总数的11.14%;而未婚的有2人,占样本总数的1.54%。,农村留守老人受教育程度普遍比较低。根据我们的调研数据,读大学或大学以上的为0人;大专程度的有1人,占总样本数的0.77%;上中专或高中的依旧很少,仅有2人,占总数的1.54%;上过初中的有33人,是样本总数的25.38%;上过小学的有46人,为35.38%;而没上过学的最多,有58人,占样本总数的44.62%。农村留守老人为文盲和小学程度的占绝大多数,可见,该地区农村留守老人的文化程度比较低。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种植香菇是该乡农民主要经济来源。由于香菇是资源型的,需要大量木屑和菌种,迫使该乡村民砍林开荒,该乡山上的树木几乎全部被砍光,木材需从东北湖北等外调。通过实地调研我们发现,外调资源也早不够用,种植成本逐年提高,资源严重短缺。而且石界河乡为南水北调的途经之地,为了涵养水源,政府禁止砍树,限制了香菇的生产。为了减少香菇种植对当地森林资源的破坏,政府出台措施对香菇限产限量。2010年全乡遭遇特大洪水灾害,该乡经济至少倒退十年。同时近年环境恶化、大旱,村民吃水十分困难,而香菇种植需大量水源,水资源短缺严重制约了香菇的生长。在这样的背景下,香菇产业的未来发展岌岌可危,主要表现在:

1. 多数加工企业规模偏小,未形成规模效益,整体竞争力较低。

西峡的香菇加工企业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只是对产品进行如烘干、剪柄、筛选、分级、保鲜等初级加工,像香菇麻辣丁、白灵菇罐头、仲景香菇酱等深加工项目非常少。由于产品加工产业链条短,精深加工程度低,科技含量少,难以适应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最终限制了香菇的终端消费和企业的发展壮大。

2. 标准化程度低。

部分菇农对标准化香菇生产基地建设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足。认为标准化香菇和非标准化香菇是一样种植、一样管理,在价格上几乎没有差别,导致其标准化建设积极性不高。比如现在菇农为了减少劳力投入,普遍使用的免割袋种香菇,但免割袋的大面积使用,严重影响香菇出口、严重影响食品企业的使用,因为内袋在加工过程中,菇农把关不严,一些破片在香菇里,一些本身就长在香菇里,粘在菇纹里,只有在食用时才能发现,它直接影响中国香菇的品牌地位。而且标准化基地建设投入不足。

3. 规模上行,产能下行。

西峡香菇种植量在1亿袋以上,从规模上讲,这已不是一个小数字,如果按现在菇农习惯用的18厘米×60厘米的袋,常规可产干香菇0.15公斤,经济收入一般在6~10元,在调查中显示,2012年菇农种植3万袋,每袋收入在6元左右,他的毛收入不足20万元,扣除原辅材料投入、劳力、土地等费用,每袋利润不足2元。而像那些效益不佳的种植户是大部分,由于在种植、管理、加工等方面的原因,资源的利用率很低,可以说规模上行,产能下行,效益不行。

三、总结与建议

结合该乡农村留守老人现状以及这一长期性问题的本质,我们得出当地政府在保证现在的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水平的同时,必须从长远的角度考虑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的经济支持等一系列的问题。具体建议如下:

(一)调整产业结构

改革开放30多年中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表明,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载体。一个城市的发展如果过度依赖于资源型产业,那么这个城市在未来很难获得长期的可持续性发展。尽管西峡县农村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香菇,但是考虑到子孙后代的福利,西峡县必须降低对香菇产业的依赖。西峡县政府现在也正在努力控制香菇产业的发展规模,增加猕猴桃等非资源型产业的规模。除此之外,西峡县政府还应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城乡产业互动机制,促进产业在城乡之间合理布局,形成产业互动效应,发展农业,改善农村投资环境,提高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水平,进而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来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完善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机制

尽管新农保已覆盖了西峡县的大部分农村人口,但是其养老金水平很难维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水平,尤其是对于留守老人而言,子女不在身边,日常的生活完全靠自己打理,需要的开支更多。而且农村留守老人向个人账户的缴费金额大都没有达到国家所要求的养老金的发放标准,有些留守老人在晚年甚至都不能领取到养老金。所以国家应加大对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保障的补助力度。低保金的申请限制条件较多,而且老年人大都顾及颜面不愿去申请低保金。医保尽管解决了留守老人最头痛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是有很多病医保无法报销,最终还是要由留守老人自己来负担这部分开支。农村的医疗卫生设施较差,一般只能医治感冒咳嗽等小疾小病,对于老年人由于年龄增加、身体机能下降而导致的一系列疾病往往很难诊断出来,从而造成农村留守老人看病不及时,有病无法医治的现象。所以农村的医疗卫生设施亟需改善,医务人员的数量和质量有待提高。

参考文献

[1]程晶晶.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及其创新研究[D].苏州大学,2011(4)

[2]张东红.中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