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指标（通用6篇）
超声指标 篇1
胎儿宫内生长受限 (FGR) 主要是指胎儿无法达到基因生长潜力的状态, 正常情况下, 胎儿的体重、头围等应随着孕周的增长而增长, 但部分胎儿由于受到相关因素的干扰而出现体重、大小与孕周不符情况, 小于孕周, 这对于胎儿的生长发育极为不利[1,2], 因此, 临床上应对围产期的宫内胎儿生长发育情况进行积极的监测。超声检查、母血血清学检查是产前筛查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主要方法, 本次研究为了探讨超声指标、母血中血清蛋白指标与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关系, 特于2015年1月~2015年12月, 选取了900例进行产科门诊建卡的孕妇进行研究。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2015年1月~2015年12月, 选取在佛山市顺德区妇幼保健院产科门诊建卡的900例孕妇作为研究对象, 孕妇的年龄23~35 (28.56±3.27) 岁, 建卡时孕周分布于10~12w, 既往无糖尿病史、高血脂史、心脏病史、肝肾病变史。
1.2方法
于对孕妇进行彩色多普勒超声筛查, 记录超声筛查中的胎儿小脑横径 (TCD) 、胎儿主动脉峡部 (AOI) 血流指标, AOI血流指标包括AOI收缩期峰值流速 (PSV) 、收缩末反流流速 (ESRV) 同时, 采集孕妇的外周静脉血液5ml作为血液标本, 以3000r/min的速度离心处理, 待上清液分离后, 取血清, 采用酶联免疫法进行检测, 试剂盒购自于上海蓝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观察血清学检查中的视黄醇结合蛋白 (RBP) 、血清前白蛋白 (PA) , 并分别对胎儿生长受限作出诊断。
对受检孕妇进行追踪随访, 待孕妇分娩后, 对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病例数进行统计, 计算超声检查、血清学检查对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 敏感度=真阳性/ (真阳性+假阴性) , 特异度=真阴性/ (真阴性+假阳性) , 阳性预测值=真阳性/ (真阳性+假阳性) , 阴性预测值=真阴性/ (真阴性+假阴性) , 并采用Kappa一致性检验对其诊断准确性进行判断。
根据胎儿宫内生长是否受限将孕妇分为FGR组和对照组, 对比两组的TCD、AOI、RBP、PA, 并计算TCD、AOI、RBP、PA与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相关性。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研究数据均录入至SPSS 17.0软件中进行处理, 采用Mc Nemar检验, 即配对的卡方检验, 进行诊断结果的四格表设计;诊断准确性采用Kappa一致性检验, Kappa<0.4表示一致性较差, Kappa为0.4~0.7表示一致性中等, Kappa>0.7表示一致性良好;采用corr程序对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 (r) 进行计算, P<0.05, 表示存在相关性, r为正数则正相关, 反之则为负相关。
2 结果
2.1 超声检查、血清学检查对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诊断结果分析
900例孕妇均为单胎足月分娩, 娩出胎儿900例, 其中胎儿宫内生长受限有126例, 正常胎儿有774例。超声检查对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7.62% (123/126) 、99.35% (769/774) 、96.09% (123/128) 、99.61% (769/772) , 与妊娠结果之间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Kappa=0.723;血清学对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6.83% (122/126) 、99.48% (770/774) 、96.83% (122/126) 、99.48% (770/774) , 与妊娠结果之间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Kappa=0.719。见表1。
2.2 两组的TCD、AOI、RBP、PA比较
与对照组孕妇相比, FGR组的TCD、AOI均明显更小 (P<0.05) , RBP、PA明显更低 (P<0.05) 。见表2。
2.3 胎儿宫内生长受限与TCD、AOI、RBP、PA的相关性分析
经计算得出, TCD、AOI、RBP、PA与胎儿宫内生长受限均密切相关。见表3。
3 讨论
胎儿宫内生长受限属于胎儿生长发育异常情况, 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 多表现为体重低于孕周, 主要是指胎儿在宫内时期未能达到遗传基因的生长潜能, 胎儿娩出后其体重低于同孕龄新生儿的平均体重两个标准差或低于同孕龄新生儿正常体重的10个百分点[3,4]。我国的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发生率约为6.39%, 发生率较高, 同时, 胎儿宫内生长受限也是导致胎儿围产期发生死亡的重要原因, 仅居次位, 其死亡率约为正常胎儿的6~10倍, 在围产儿死亡中所占比例高达30%, 同时, 还会对未来的生长发育造成影响[5,6]。因此, 临床上应对胎儿宫内生长受限进行积极的监测和筛查, 以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目前, 临床上关于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诱发因素较多, 主要可分为孕妇因素、胎儿因素、胎盘因素以及脐带因素, 其中孕妇因素是最为主要的原因, 临床上普遍认为胎儿宫内生长受限与母体的营养状况息息相关[7], 故临床上筛查胎儿宫内生长受限可从母体血液血清学方面进行检查, 常用的血清学指标包括视黄醇结合蛋白、前白蛋白, 其中视黄醇结合蛋白是一种新型的脂肪细胞因子, 是生长发育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蛋白物质, 可作为诊断孕妇营养状况的敏感指标[8], 而前白蛋白属于灵敏的营养蛋白质指标, 能够对机体的营养状态予以灵敏的反映, 健康儿童体内的前白蛋白通常较高, 在168~281mg/L, 小于1岁的健康儿童其前白蛋白水平约为100mg/L, 而一旦新生儿出现营养不良状况, 其血清中的前白蛋白含量会出现明显的下降[9]。本次研究结果中, 血清学对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6.83%、99.48%、96.83%、99.48%, 与妊娠结果之间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且FGR组的RBP、PA较正常新生儿明显更低 (P<0.05) , 与胎儿宫内生长受限均密切相关, 均证实了视黄醇结合蛋白、前白蛋白对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诊断价值。
超声检查是产前筛查的主要方法, 可通过对宫内胎儿的小脑横径、主动脉峡部血流情况进行观察和测量, 从而对宫内胎儿生长发育情况进行判断[10]。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超声检查对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7.62%、99.35%、96.09%、99.61%, 与妊娠结果之间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且FGR组的TCD、AOI均明显更小 (P<0.05) , 与胎儿宫内生长受限均密切相关, 均证实了超声检查对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诊断价值。
综上所述, 产前超声筛查、母血中血清学检查对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诊断准确性较高, 超声指标和母血中的血清学蛋白指标可对胎儿宫内生长受限予以敏感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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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指标 篇2
关键词：超声,单绒毛膜双胎,颈项透明层,静脉导管,双胎输血综合征
随着单绒毛膜双胎发生率的逐年增高,双胎输血综合征( twin-twin transfusion syndrome,TTTS) ) 围生儿死亡率及心血管、神经系统致残率急剧增加,引发各国学者极大关注。中晚孕期超声检查是产前诊断TTTS的首要及主要方法。临床常用Quintero分期标准［1］凭借胎儿已经出现的器官循环障碍表现进行诊断,忽略了最早期的胎儿心脏结构功能的变化,且多应用在孕18周后。基于WHO出生缺陷三级预防理念,国内外研究者致力于尽早发现TTTS,制定合理妊娠管理策略,关注孕11 ~ 14周超声筛查成为热点。 有学者［2，3］提出单绒毛膜双胎颈项透明层厚度( nuchal translucency,NT) 不一致、顶臀长( crown rump length, CRL) 不一致可预测TTTS,但假阳性率高。 有学者［4，5］认为胎儿静脉导管( ductus venosus,DV) 血流频谱形态可直接反映胎儿心脏功能状态,DV血流频谱异常( absence or reversal of the a-wave DV-RAV) 及NT不一致与TTTS高度相关。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较少。本研究采取前瞻性研究分析孕11 ~ 14周单绒毛膜双胎NT不一致联合DV-RAV预测TTTS的有效性, 为产前咨询和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 1研究对象前瞻性纳入2011年1月至2013年12月在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接受早孕期( 11 ~ 14孕周) 胎儿超声检查为单绒毛膜双胎孕妇为研究对象。排除: 1孕妇合并全身脏器严重疾病、有家族重大遗传病史; 无法完成随访病例; 2染色体异常胎儿; 3胎儿合并重大结构异常( 包括巨膀胱、肢体缺失、脊柱异常、无脑儿、脑膨出等) ; 4检查时胎儿已死亡。 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研究机构人体试验委员会所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得到该委员会批准,并与检查孕妇签署知情同意书。
1. 2诊断标准单绒毛膜双胎: 双胎间的隔膜纤细, 未见“入”征。NT不一致: NT差值> 0. 6 mm,或一胎出现水囊瘤。DV-RAV: 一个或两个胎儿出现A波倒置或消失。TTTS: Quintero分期,Ⅰ期: 羊水过多( 羊水深度> 8 cm) 及羊水过少( 羊水深度< 2 cm) ; Ⅱ期: 供血儿膀胱未显示; Ⅲ期: 严重的多普勒异常( 至少下列情况之一: 1脐动脉舒张末期血流缺失或反流,2静脉导管血流反向,3脐静脉出现波动性血流) ; Ⅳ 期: 胎儿水肿; Ⅴ期: 胎儿宫内死亡。［1］
1. 3超声检查采用Voluson 730及Sequoia 512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GE公司及西门子公司生产) 经腹( 必要时联合经腔内) 超声扫查。测量胎儿CRL估测孕周,扫查胎儿各器官系统,记录相关情况。按照英国胎儿医学基金会( Fetal Medicine Foundation, FMF) 标准测量胎儿NT。DV血流频谱采集在胎儿右旁矢状切面,应用彩色多普勒沿脐静脉向头侧追踪其末端分支- 门静脉左支和DV,可见DV位于胎儿肝脏内,呈狭小的喇叭样结构,起源于脐门静脉窦,终止于下腔静脉入右心房处,其血流朝向心房,颜色亮度高于周围静脉的血流信号。取样框2 mm置于DV起始处,调节声束与血流方向尽可能平行,校正角度( < 60°) 。于胎儿静息时获取DV的脉冲多普勒流速曲线图,取至少5个心动周期,正常胎儿DV的血流频谱为心室收缩波( S波) 、心室舒张波( D波) 和心房收缩波,在整个心动周期均为前向血流,若心房收缩波( A波) 出现反转或消失则为DV-RAV。
1. 4其他检查及随访对于双胎出现NT不一致,每周超声检查1次。一旦发现胎儿NT增厚,联合母亲血清学及母亲高年龄等因素,建议行胎儿染色体检查。由产科、儿科及超声科医师组成研究小组进行随访,追踪出生后新生儿查体及引产胎儿尸体检查结果,采用电话交流、见面访谈及翻阅住院记录的形式。
1.5统计分析方法计算NT不一致联合DV-RAV预测TTTS的敏感性,特异性及95%可信区间(CI)。应用SPSS软件包及专业统计网站(http://ktclearinghouse.ca)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87例单绒毛膜型双胎孕11 ~ 14周( 中位孕周为12周) 孕妇接受超声筛查,排除染色体异常3例,一胎或二胎合并明显结构异常8例( 无脑儿2例,全前脑1例,脊柱异常2例,巨膀胱1例,无头无心畸形2例) ,三胎2例,失访7例,最终纳入67例孕妇。孕妇中位年龄为31岁( 18 ~ 42岁) ,8例( 11. 9% ) 的孕妇年龄>33岁。胎儿CRL 66. 1 ±9. 6 mm。双胎NT差值0. 32 ±0. 54 mm; 双胎CRL差值2. 88 ± 2. 40 mm。产前超声诊断TTTS 13例( 19. 4% ) ,均在孕16 ~ 28周诊断,且均发展为Ⅲ 期,其中5例发生胎儿死亡,经产后或引产后证实。
共发现双胎儿NT一致48例,其中6例发展为TTTS; NT不一致19例( 见图1、图2) ,其中7例发展为TTTS。NT不一致筛查TTTS敏感性53. 8% ( 95% CI 29. 0 ~ 76. 8 ) ,特异性77. 8% ( 95% CI 65. 1 ~ 86. 8 ) 。 DV-RAV 16例,其中11例发展为TTTS( 9例一胎DV- RAV,一胎DV血流频谱正常; 2例双胎均DV-RAV) ( 见图3、图4) ,且都合并NT不一致。5例DV-RAV( 均为一个胎儿DV-RAV) 未发展为TTTS,且无NT不一致,在孕16 ~20周DV血流频谱恢复正常,于孕34 ~ 37周终止妊娠,双胎儿均存活,且无低出生体重儿,Apgar评分满分。13例TTTS中11例DV-RAV合并NT不一致,2例NT及DV血流频谱正常。双胎NT不一致联合DV- RAV筛查TTTS敏感性84. 6% ( 95% CI 57. 8 ~ 95. 7) , 特异性90. 7% ( 95% CI 80. 1 ~96. 0) 。
3讨论
大多数学者认为TTTS病理基础是共用胎盘的单向动脉- 静脉吻合增多,引发双胎循环系统血容量不平衡变化,导致“供血胎儿”和“受血胎儿”出现特征性的器官系统改变。临床现有的Quintero分期忽略了早期的胎儿变化。1992年,有报道［6］早孕晚期所有胎儿均可通过超声检查发现位于颈部皮肤高回声带与深部软组织高回声带之间的无回声带作为一种超声征象,并提出使用NT这一名称来描述。1997年Sebire等［7］提出NT增厚可作为TTTS的早期预测指标,指出胎儿血液循环障碍,导致胎儿NT增加,甚至全身水肿、生长不良。随后Lewi等［2］及Kagan等［3］认为NT及CRL不一致可预测TTTS,其敏感性不稳定( 29% ~ 52% ) 。Kagan等［3］观察412对单绒毛膜双胎NT测值,发现当双胎NT差值超过20% ,则发生TTTS的风险高于对照30% ,敏感性约为52% 。一个葡萄牙的研究中心经历十余年的研究,通过对99例单绒毛膜双胎孕妇的随访,以NT > 0. 6 mm为截断值,其预测TTTS的敏感性50. 0% ,特异性92. 0%［7］。与本研究发现NT不一致筛查TTTS敏感性53. 8% ( 95% CI 29. 0 ~ 76. 8 ) 一致,但本研究特异性77. 8% ( 95% CI 65. 1 ~ 86. 8 ) 低于相关研究,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 本研究中心为会诊中心,可较好代表我国西部三级产前诊断中心的医疗现状,患者来源偏倚较大,另外研究设计方案、不同的NT不一致标准、操作者间的操作误差等原因也是主要因素。
在此基础上Matias等［8］及Quintero等［9］认为DV- RAV可能是TTTS的高危指标。 DV仅在胎儿期存在,是重要的血液循环通路。它长约3 mm,连接脐静脉和下腔静脉,运输高含氧量血进入右心房,供应颅脑和心脏。1991年,Kiserud等［10］利用超声首次观察到中晚孕胎儿DV,并建立血流频谱。近年Maiz等［11］发现早孕期( 孕8 ~ 14周) DV血流频谱是评价胎儿心功能的有力指标,染色体异常、先天性心脏病、生长受限的胎儿常出现DV-RAV,并常伴随胎儿NT增厚。 2005年波尔图医院研究团队［4］观察50例单绒毛膜双胎,发现NT不一致联合DV-RAV的单绒毛膜双胎均发展为TTTS。
本研究通过对67例单绒毛膜双胎孕妇的观察发现双胎NT不一致联合DV-RAV筛查TTTS敏感性84. 6% ( 95% CI 57. 8 ~95. 7) ,特异性90. 7% ( 95% CI 80. 1 ~ 96. 0) 。与Matias等［8］研究一致,其相对危险度为21 ( RR =20. 75; 95% CI 5. 47 ~98. 33) ,表明双胎NT不一致联合DV-RAV 2个指标能较准确预测TTTS,但未提供敏感性、特异性指标。由于TTTS双胎儿胎盘的异常血液循环交通,导致1个或2个胎儿血液循环失衡,心脏受损,缺乏心房舒张期血流,导致DV波形异常,同时在此基础上发生NT不一致的增长,甚至增厚,全身水肿,可能DV-RAV与NT不一致两者是先后连续出现的TTTS预测指标。本研究采取NT不一致的标准同Ma- tias团队一致,因为直接的数值差异较计算的数值比例在临床适用上更简单直接应用。
5例孤立的单绒毛膜双胎DV-RAV孕妇,在孕16 ~ 20周DV血流频谱恢复正常。说明孤立的DV-RAV可能是部分胎儿以及胎盘血管在此时期发育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调节,需要综合其他相关指标,需要多次重复观察。也可能与仪器调节相关,临床操作时需严格操作规则。
一个研究对数万孕妇进行大规模调查,绝大多数孕妇都希望在早孕期接受胎儿相关异常筛查,尽早诊断可尽早决策［12］。然而,是否不同孕周采取不同的NT不一致标准,建立早孕期TTTS超声筛查标准,建立TTTS超声监护标准,以有效降低TTTS的病死率和致残率,还需多中心大样本量深入研究证实。
超声指标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08例患者为3年来在我院门诊及住院诊断的HFNEF患者, 其中男47例 (43.5%) 、女61例 (56.5%) , 年龄54岁~78岁, 平均年龄 (63.6±9.4) 岁;高血压患者42例 (38.9%) , 糖尿病患者22例 (20.4%) , 冠心病16例 (14.8%) , 糖尿病合并高血压者10例 (9.3%) , 糖尿病合并冠心病者8例 (7.4%) , 冠心病合并高血压者6例 (5.5%) , 同时患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者4例 (3.7%) 。
1.2 临床资料
按纽约心脏病协会 (NYHA) 心功能分级:Ⅱ级32例 (29.6%) 、Ⅲ级60例 (55.6%) 、Ⅳ级16例 (14.8%) 。所有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运动耐量下降, 有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62例 (57.4%) , 肺部湿啰音者46例 (42.6%) , 反复双下肢水肿者48例 (44.4%) , 伴有胸腔积液16例 (14.8%) , 有消化道症状者33例 (30.6%) 。
1.3 诊断
所有患者均接受三大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电解质、甲状腺功能、心电图、X线胸片、超声多普勒检查。符合下列诊断标准: (1) 有充血性心力衰竭的体征或症状, 排除先天性心脏病、肥厚型心肌病、心包疾病及心瓣膜病等疾病。 (2) 左心室收缩功能正常或轻度异常 (LVEF>45%, 左心室舒张末期容积指数<97 m L/m2) 。 (3) 左心室舒张功能异常即左室充盈压升高的证据[2]。
1.4 超声心动图检测以下指标
①左房内径 (LAD) ;②左室舒张末期内径 (LVEDd) ;③左室收缩末期内径 (LVESd) ;④室间隔厚度 (IVS) ;⑤左室后壁厚度 (LVPWT) ;⑥左室收缩末期容积 (LVESv) ;⑦左室舒张末期容积 (LVEDv) ;⑧射血分数 (EF) ;⑨左室短轴缩短率 (FS) ;⑩A峰E峰流速比值 (E/A) 。
2结果
108例HFNEF患者的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16例左房内径异常;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室收缩末期内径所有患者均在正常范围内;52例室间隔增厚, 54例左室后壁增厚;6例左室舒张末期容积异常;所有患者左室射血分数>50%;E/A<0.5者76例, E/A<1者96例。患者左室结构及各项指标, 见表1。
3讨论
HFNEF的发病率国内外报道不一致, 近年来研究报告占所有心力衰竭的50%左右, 引起HFNEF的常见的病因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房颤动等。多普勒超声心动图是目前无创评价心室舒张功能常用的手段, 但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准确识别HFNEF异常困难[3]。目前临床以及相关研究HFNEF的超声检测方法和指标有二尖瓣舒张早期血流速度和二尖瓣舒张晚期血流速度比值 (E/A) 、二尖瓣环运动峰值和晚期速度比值 (E'/A') 、二尖瓣舒张早期血流速度和二尖瓣环运动峰值 (E/E') 、左室等容舒张时间 (IVRT) 、逆向肺静脉心房收缩期血流持续时间 (Ard) 和二尖瓣A波血流时间 (Ad) 的差值 (Ard-Ad) 、早期二尖瓣减速时间 (DT) 、肺静脉收缩 (S) 与舒张期 (D) 流速比值、左室充盈速度衰减速率 (E波衰减速率和A波衰减速率) 、左心房容积内径、左心室室壁重量指数、左室射血分数等。其中E/A值是目前最常用的左室舒张功能超声评价指标, 也是基层医院采用的指标之一, 但其特异性较低, 存在假性正常化等情况, 降低了其在临床诊断中的意义, 目前指南推荐以E/A值<0.5作为HFNEF的诊断标准[4]。本研究的108例HFNEF患者FS偏高, 左心室壁较正常增厚, 左室射血分数绝大部分正常, E/A明显减小, 与相关研究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 HFNEF患者多见于老年人, 多伴有高血压、糖尿病和心房纤颤。基层医院应不断提高对该病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提高超声多普勒检测技术和方法, 减少误漏诊率, 早期判断病情, 对临床指导治疗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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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指标 篇4
1 材料和方法
1.1 对象
于2009年10月~2012年9月间来我院门诊行产前检查或入住我院分娩且具有VBAC意愿的孕妇119例, 年龄25~38岁 (29.6±5.6) , 所有对象均符合以下标准:纳入标准: (1) 剖宫产史并知情同意; (2) 超声检查为单胎且无胎儿畸形; (3) 既往流产低于2次。排除标准: (1) 晚期流产、中期引产史和吸烟史; (2) 羊水过多、胎盘位置异常及产科并发症; (3) 宫颈锥形切除术史。
1.2 方法
1.2.1 队列研究
在孕妇产前检查时获取既往流产史、剖宫术史以及VBAC意愿等一般资料,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预约其在孕36~40周来院行超声检查子宫颈的变化并于分娩后告知临产时间等。
1.2.2 超声测量
采用美国飞利浦HD-11超声诊断仪6.5 MHz腔内探头, 嘱孕妇排空膀胱、取截石位后将探头放置于阴道后穹窿内, 接触宫颈并轻轻转动至子宫颈矢状切面, 待清楚显示宫颈内口、外口、全部宫颈管及前羊膜囊后, 沿子宫颈管测量宫颈内口至外口的距离则为宫颈的长度, 若内、外口之间的宫颈管明显不成一条直线, 则由转折点分段测量并相加, 反复测量3次取平均值, 为宫颈的长度。宫颈体积的测量则在3D模式下扫描[3], 所有操作与记录均固定由一人完成。
1.2.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测量数据以 (±s) 表示, 采用SPS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t-test分析并绘制ROC曲线, 以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不同宫颈长度和体积产妇的临产时间
在孕36~40周期间接受检查的119名孕妇中, 23名孕妇于评估后的7 d内临产, 临产时间在7 d及以上的产妇宫颈长度和体积高于7 d内临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 (P<0.05) 。见表1。
2.2 宫颈长度和体积预测临产时间的ROC曲线
ROC曲线表明, 宫颈长度和宫颈体积均可用于预测临产时间, 但前者的预测价值 (AUC:0.949) 高于后者0.768 (AUC:0.949) 。见附图。以较高的子宫长度作为临界值预测7 d内分娩的灵敏度越低。见表2。
3 讨论
3.1 VBAC临产时间预测值得重视
随着剖宫产率的逐年上升, 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必然增加, 多数国家常以再次剖宫产为该类孕妇的首选分娩方式[4], 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剖宫产后再次妊娠经阴道分娩 (VBAC) 也具备了确实的可行性, 剖宫产史并非是再次妊娠剖宫产的绝对指征[5]。鉴于VBAC的风险以及部分女性对于阴道分娩的意愿, 准确预测VBAC产妇的临产时间不仅有助于制订产科计划如避免不必要的引产, 而且可以降低产妇及家属的焦虑情绪, 具有重要的意义。
3.2 经阴道超声检测子宫颈的优越性
临床实践证明, 子宫颈的成熟度与是否临产直接关联[6]。目前临床上评价产妇子宫颈状况常采用基于阴道指检的Bishop评分, 该方法存在诸多缺点如主观性强、仅能触及宫颈阴道部、不能准确测量宫颈长度、无法评价宫颈内口的改变以及可刺激子宫收缩等, 而刺激子宫收缩可增大VBAC产妇的风险, 因而经阴道超声技术准确测量子宫颈长度和体积, 进而预测临产时间具有更强的可接受性。
3.3 子宫颈长度对临产时间的预测价值
本研究表明, 不同子宫颈长度和体积产妇的临产时间存在差异, 子宫颈长度和宫颈体积都有助于预测临产时间, 但前者优于后者。结合临床资料以子宫颈长度2.3 cm为临界值, 其预测7 d内临产的敏感性为88.5%, 特异性为55.6%, 阳性预测值为92.5%, 阴性预测值为38.3%, 与同类研究结果相符[7]。综上可认为利用超声测量预测VBAC产妇的临产时间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但基于我国计划生育国策的背景, 再次分娩的对象不易获取, 因而子宫颈指数预测临界值的准确界定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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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指标 篇5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4年3月~2015年8月收治的妊娠高血压疾病患者122例为研究对象, 符合妇产科学诊断标准, 均为单胎妊娠, 排除自身免疫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原发性高血压、糖尿病, 患者均采取肾脏超声检查, 采血前未采用药物治疗。根据患者是否存在AKI分为AKI组和对照组, AKI诊断标准依照2012年KDIGO制定AKI分期标准。
1.2 方法
收集患者临床资料, 入选患者在血流动力学稳定情况下进行超声检查, 获得腿甲血流图像保存, 采用4级法半定量评分, 检查不到肾脏血管未0分, 肾门可见少许血管未1分, 大部分肾实质内可见叶间血管未2分, 可见弓状动脉水平为3分。所有孕妇肾脏超声检查均由同一医师完成, 采用Philipsie33GE730超声诊断仪, 频率3.5~6.0MHz, 患者取侧卧位, 测量肾脏大小, 观察血流充盈情况, 脉冲多普勒治愈段动脉、叶间动脉和肾主动脉处, 叮嘱患者屏住呼吸, 取样, 获取血流频谱, 取连续波形, 测定PSV (收缩期峰值流速, peak systolic velicity) 、EDV (舒张末期流速, end systolic velicity) , 计算阻力指数 (RI, resistance indiex) 。抽取空腹静脉血5ml, 测定患者BUN (尿素氮, blood urea nitrogen) 、尿量、UA (尿酸, uric acid) 、平均动脉压以及血肌酐 (Cr, creatinine) 。同时检测肾脏生化指标, 对比检验结果。
注:与对照组比较, *P<0.05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 患者动脉血流参数测量值以及肾功能生化指标采用计量资料表示, 采用t检验, P<0.05表示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AKI患者42例, 发病率为35.0%, 几组患者年龄、性别、心率、平均动脉压等临床资料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详见表1。
2.2 AKI分期与PDU评分关系
AKI患者PDU评分未出现0分, 肾脏能量多普勒超声评分在不同AKI分期存在差异, P<0.05, 详见表2。
2.3 不同组别孕妇动脉血流参数测量值比较
妊娠期高血压AKI患者RI、均高于对照组, 病情越严重, 值越高, PDU 1分和2分患者RI、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PDU 1分和2分患者BUN、Cr、尿量以及UA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详见表3。
3 讨论
妊娠期高血压是妊娠期患者常见疾病, 是导致患者及围产儿死亡主要原因之一, 超声检测和肾脏治疗监测对患者均有重要价值, 研究妊娠期高血压患者采用肾脏超声及肾脏生化治疗检验指标对肾功能受损情况检验对比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本组分析中主要研究妊娠期高血压患者采用肾脏超声及肾脏生化治疗检验指标对肾功能受损情况检验结果对比。PDU对血流敏感性高[5], 不会出现混杂情况, 能够更好显示肾脏血流, 以往报道结果显示, PDU在诊断肾脏疾病中有显著作用[6], 关于在AKI诊断中的应用不多。高血压妊娠ICU病房患者无法糺更改体位, 超声检查操作存在一定难度, PDU检测更加方便[7], 能够实现血流动力学的实时监测。在本组研究中结果中可以看出, AKI患者42例, 发病率为35.0%, 几组患者年龄、性别、心率、平均动脉压等临床资料无统计学意义, P>0.05。AKI患者PDU评分未出现0分, 肾脏能量多普勒超声评分在不同AKI分期存在差异, P<0.05, 提示PDU 3分患者发生AKI1期患者更多, PDU评分与AKI呈现负相关关系, PDU评分高低与AKI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PDU评分高患者发生AKI风险低。以往研究发现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循环血量减少[8], 代谢产物以及肌酐等排泄减少, 导致血清中含量升高, 本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 PDU不同分期患者BUN、Cr以及UA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其中PDU 1分和2分患者BUN、Cr以及UA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提示尿素氮、尿酸等含量的升高与高血压疾病严重程度存在正相关。与超声二维图像相比较, 重度患者皮质回声存在不同程度增强, 提示高血压患者存在尿蛋白异常。正常妊娠期, 为满足胎儿发育需求, 血流动力指数逐渐降低, 35周维持基本恒定[9], 高血压导致全身小动脉痉挛, 循环血量减少, 血流量降低, 代谢产物减少, 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在评价妊娠期肾脏动力学变化中有重要价值, 目前超声能够提供的参数有很多, 在本组研究测定中, PSV反应血管充盈度, EDV反应血管顺应性和血管床阻力, RI指标主要反应顺势血流阻力。正常情况下, 孕妇肾主动脉、段动脉和叶间动脉各参数应该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本组研究结果表明, 正常孕妇参数与以往研究相一致, 表明肾小动脉顺应性良好, 组间比较发现妊娠期高血压AKI患者RI高于对照组, 病情越严重, 值越高, PDU1分和2分RI、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提示患者小动脉阻力增加更加明显。预测高血压导致周身小动脉痉挛, 引起供血不足[10], 引发病理生理改变, 表现为肾小球内皮细胞膨胀、肾功能受损。
总之, 妊娠期高血压患者肾脏超声检测结果与生化指标概念存在相关性, 与疾病程度呈现正相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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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指标 篇6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病例总数26例,均为2008年10月至2009年1月在上海市中山医院的住院患者。研究分心功能不全组(NYHAⅡ~Ⅳ级)和心功能正常组(NYHAⅠ级)。心功能不全组共11例,其中男性10例,女性1例,年龄31~73岁;心功能正常组共15例,其中男性9例,女性6例,年龄24~76岁。
1.2 仪器
超声心动图采用飞利浦公司生产的i E33型彩色Deppler超声仪测量,使用的探头型号S5-1,探头频率为3.5~5.5 MHz。
无创心脏血流动力学检测采用宝利好(山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CHM T3002无创心脏血流动力监测仪,电极采用上海励图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次性心脏检测专用单/双联电极。
1.3 方法
在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登记患者姓名、性别、年龄,测量患者身高、体重。对同一病例,在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束后立即行无创心脏血流动力检测。
1.3.1 超声心动图检查
应用2维Simpson法分别测量左室收缩末期容积(ESV)和左室舒张末期容积(EDV)各3次,由此得出三组左室射血分数(LVEF)值;再应用脉冲Deppler法测量3组心脏每搏输出量(SV)、心脏每分输出量(CO)、左室射血前期(PEP)及左室射血期(LVET)值;取每项指标的三次测量数据的平均值,即得到研究所需超声心动图相关检测数据。
1.3.2 无创心脏血流动力学检测
嘱受检者安静休息10 min,测量即时血压。分别在颈根部与腋中线延长线的交点及剑突下缘与腋中线交点处安放四对双联电极,黑色电极置于近心端,红色电极置于远心端,将黄色电极置于V4-V6之间的任意位置上,以心电图显示QRS波群主波向上为原则,将心音换能器置于胸骨左缘任意肋间,用胶带固定。观察同步显示的阻抗微分图、心音图和心电图,待波形稳定时冻结图形,获得血流动力学数据,打印测量结果。
1.4 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
应用SPSS 11.5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病例一般情况的数据描述应用中位数和4分位区间(P25-P75)表示;对两种方法测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种方法测量数据的相关性采用线性相关回归分析;对两种方法测得的数据采用Bland-Altman一致性分析,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描述
本研究心功能不全组总数11例,男性10例,女性1例,年龄中位数53.0岁,4分位区间为52.0~58.0岁;心功能正常组总数15例,男性9例,女性6例,年龄中位数60.0岁,4分位区间58.0-72.0岁。
2.2 两种方法测得各指标的线性相关分析
x超声心动图测量值,y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仪测量值,r线性相关系数.LVEF左室射血分数,SV心脏每搏输出量,CO心脏每份输出量,SVI搏指数,CI心指数,EDV左室舒张末期容积,PEP左室射血前期,LVET左室射血期.*p<0.05**p<0.01
表1显示了两种方法同一指标的测量值,以及线性相关系数。在LVEF、SV、SVI、EDV、LVET、PEP/LVET指标上两种仪器测得的数值具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p<0.01);在CO、CI上两种仪器测得数据亦具有线性相关关系(p<0.05);PEP两种仪器测得的数值的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 两种仪器测得各血液动力学指标的Bla n d-Altman分析
图1和图2为根据两种仪器测得LVEF数据及其均值、差值绘制的恒等图及Bland-Altman图(恒等图中绿色实线为均分线,Bland-Altman图中红色实线代表两种方法差值均数,上下两条平行的蓝色实线代表95%的一致性界限以及一致性界限的95%置信区间,绿色实线代表两种方法差值为0,紫色线圈内的红色实心点代表一致性界限内差值绝对值的最大值)。
恒等图可见LVEF各点几乎均匀分布在均分线的两侧,说明两种方法测量数值基本恒等。Bland-Altman图可见各测量值均有近95%的点在一致性界限范围内;被圈中的点的对应值为0.11,其与均值0.59比较差值在临床上可以接受,可以认为LVEF两种方法测量的一致性较好。
同理分析在所测指标中,LVET两法的差值绝对值的最大值临床可以接受,即两法一致性较好;SV、SVI、CO、CI、EDV两法的差值绝对值的最大值临床较难接受,因此说在上述指标方面两种方法的一致性一般;而在PEP、PEP/LVET上两法差值绝对值的最大值临床很难接受,因此在上述指标方面两法的一致性较差。
3 讨论
心阻抗法是评价心血管功能的无创伤性检测方法,是人体阻抗测量技术在心血管血流动力学方面的一个应用。始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30多年的发展,其技术获得了突破性进展。
由人体的电生理特性可知,人体中血液的导电性能要比胸腔中的其他组织要高得多。心脏搏动时,血液有节律地射入主动脉,使主动脉的体积随之变化,从而造成了胸腔阻抗的变化,故可认为胸腔阻抗的变化原因主要是胸腔大血管中的血液容积的变化。如果在胸腔的两端加上一个恒流电源,则这种变化就可以转化成电压的变化。对这种信号进行一定的处理就可以得到包括心输出量在内的丰富连续的信息。如果这种方法能够进一步提高其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减少个体差异,将是很有发展前景的一种方法。心搏出量测定是心阻抗图的重要测定项目,目前广泛应用于临床的是把胸腔看作圆柱体模型的Kubicek理论[1],并应用Kubicek改进公式[2]计算SV。但胸内解剖结构十分复杂,仅使用一圆柱膨胀模型描述主动脉血液容积的变化,必会引起误差;在Kubicek计算公式中ρ一般取135-150Ωcm,事实上,ρ值随受检者的血液特性和红细胞压积的不同而不同;另外,它是依照一种人体模型建立的数据采集系统,不能应用于小儿或特殊体形(如过高超重)的人群,而且患者如存在主动脉瓣返流、感染性休克或重度高血压则会产生误差。因此还不能完全取代有创监测心阻抗法检测。
本研究从线性相关分析结果上看,两种仪器测量的同一指标多具有较好的相关性,说明两种方法对患者心脏功能水平的评价基本一致。但因线性相关回归分析仅是对两组变量的相关性及变化规律进行统计学上的简单分析,若要联系临床,尚需进一步对数据进行Bland-Altman一致性分析。Bland-altman分析是Bland和Altman在1986年提出来的检验两种方法一致性的方法[3]。其多用在一种方法是目前广泛应用的或被成为“金标准”的方法,另一种方法则是更先进、更方便、更经济、无创或微创的方法,通过对两种方法一致性评价可以回答两法可否互相替代的问题[4]。在本研究中的Bland-Altman一致性分析时发现,从统计学角度上看,各项指标的一致性较好(即近95%的点在±标准差之内),但结合临床时,两组测量结果的差异较大,临床上多不能很好的接受。
两种仪器的测量结果相关性较好而一致性一般,考虑为两种仪器测量同一指标应用的原理不同所导致。本研究超声心动图测量各项指标无论是应用2维Simpson法还是脉冲多普勒方法,其测量的准确性主要依靠取样部位及勾画范围的准确性等,虽然为了尽量降低人为因素对检测结果的影响,本研究请同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分别进行3次测量,取测量的平均值,但仍不可完全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误差。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应用心阻抗法,其测量准确性受胸腔基础阻抗值(Z0)影响较大,且在特殊体型人群、某些疾病患者(如主动脉瓣重度返流等)中测量准确性较差,本研究在选择受试者时对上述因素加以了控制;另外,在检查条件上,本研究利用的检查室无地线,对CHM T3002无创心脏血流动力学监测仪采集的图形形成了较大的干扰,为将干扰降至最低,我们额外链接了接地装置,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干扰,进而可能影响计算准确度。患者在进行两种检查时,需进入不同房间,检查前的准备、房间温度的不同等因素会影响到患者的心率、血压等情况,进而对血流动力学监测的结果会有相应影响,这也会造成其与心超测量值的偏差。
4 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本研究主要基于简单、快捷、无创的原则,利用新进仪器进行监测,并与目前临床常用的检查做相关性分析。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未能充分考虑到研究地点的条件对监测结果的影响,导致阻抗微分波形干扰不能完全去除;对受试者的基础情况(如血压、心率)未作严格的控制,导致应用两种仪器检测时的受试者的基础情况略有差异,从而对结果产生一定影响;心脏MRI是目前评价心功能的金标准,其识别存活心肌和瘢痕组织的能力很强[5,6],本研究未选择评价心功能的金标准与无创心脏血流动力学监测仪的检测结果进行相关性及一致性分析,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实验结果的客观性。
5 结论
CHM T3002心脏血流动力学监测仪的监测尚能较真实地反映患者心脏功能情况,但其并不能替代超声心动图对心功能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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