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经济开放度研究（精选12篇）
江苏经济开放度研究 篇1
摘要：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其经济开放度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两个国家之间经济开放度的差异和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计算出两国经济开放度的值之后, 对中美两国经济开放度的差和两国GDP的比值进行了计量协整分析, 随后对两者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 揭示了两国经济开放度差异和经济差异的关系。
关键词：经济开放度差异,经济增长差异,协整检验
1 文献回顾
在国外经济理论界大多认为经济开放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但对于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具体作用过程与内在机理关系, 不同的学派和学者的观点却大相径庭以Romer (1986) 和Lucas (1988) 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Barro和Salayi Martin (1995) 等的相关理论、Grossman和Helpmam (1991) 在Lucas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上发展的“贸易促进要素优化配置”理论、克鲁格曼 (1978) 的“贸易开放迫使一国政府实施更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论点等, 这些结论和近年来世界各个国家的情况基本相符。
国内近年来对经济增长和开放度关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有的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外贸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如:杨全发 (1998) 、张敏 (2000) 、胡均民 (2002) 、张亚斌 (2002) 、赖明勇 (2002) 、沈坤荣 (2003) 等采用线性回归对外贸依存度、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等贸易开放度指标和人均产出增长、资本增长、劳动力增长、技术进步等指标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有的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如:刘小鹏 (2001) 、石传玉 (2003) 均运用协整理论或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还有的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开放与增长之间的关系。王英、刘思峰 (2003) 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度的关系进行的灰色关联分析。此外, 姚丽芳 (2001) 运用净出口分析法、出口总量分析法、进口分解分析法对贸易对经济增长拉动的作用分别进行了测算。他们使用不同的方法和对不同的变量进行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对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经济增长与经济贸易开放程度的相关研究, 国内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分析两个国家之间贸易往来和投资、金融往来等对两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计算两国的经济开放度差异和两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相对比率, 通过协整检验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以求解释中美两国经济开放度差异和经济总量差异之间的关系。
2 变量介绍和数据分析
经济开放度综合反映一国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 是进行诸如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等实证研究不可缺少的基本变量。
对于经济开放度的度量,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度量的相对准确性, 本文采用李 (1998) 年提出的计算方法。他认为O=W1O1+W2O2+W3O3 (W1+W2+W3=1) 其中O代表经济开放度, O1、O2、O3分别代表对外贸易比率、对外金融比率、对外投资比率, 它们分别反应了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方面的开放程度。W1、W2、W3是决定这三种因素重要性的权数, 它们分别被赋予0.4、0.3、0.3的值。 (对外贸易比率等于进出口总额和GDP的比值;对外金融比率等于对外资产和债务总额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对外资产和债务包括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对外资产和债务;对外投资比率等于对外直接投资和吸收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和GDP的比值。) 本文使用中美两国历年GDP的比值来表征两国之间经济总量的相对差异。
基于以上的变量选取, 本文分别计算了中美两国1987-2007年的经济开放度并对两者求差。具体数据如下表:
注:表中的Ou、Oc分别代表美国和中国的开放度 (其中Oc1987-1995年数据来自李 (1998) 的文章) , DO=Oc-Ou, 衡量中国和美国对外开放度的差异。GDPU、GDPC分别代表美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C是用中国当年GDP的人民币值经过当年汇率调整得到, 二者的单位都是10亿美元RGDP=GDPC/GDPU, 衡量两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变化。上表中所有数据都经过保留三位小数的近似处理。 (原始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中央银行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和金融机构本外币收支平衡表、美国经济分析局、世界银行数据库)
下图反应了1987-2007年中美对外开放度差异和GDP比值的变动趋势, 整个计量分析将会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5.0完成。
从图中可以看出, 开放度差异和GDP比率之间是有趋势的, 非平稳的, 所以应该对其进行严格的协证检验以分析两者之间的真正关系。
3 模型和实证结果分析
3.1 ADF检验
前面我们已经初步判断RGDP和DO序列是非平稳有趋势的, 但是在用协整理论进行分析时, 仍需要对这两个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分析, 也就是其是否有单位根。一般情况下常用的是ADF检验, 该方法主要通过三个模型 (模型1为不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 模型2含有常数项而没有趋势项, 模型3含有常数项和趋势项) 进行检验,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检验模型中ADF值大于临界值, 则可以认为是非平稳的序列, DO、GDP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 DO和RGP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 但是DO在经过一阶差分后第一个模型就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 RGDP经过一阶差分第三个模型在百分之九十的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 (如表中星号所示) , 所以DO和RGDP的一阶差分序列在百分之九十的水平上都是平稳的, 我们可以认为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3.2 协整检验
协整概念是1987年由恩格尔 (Engle) 和格兰杰 (Granger) 提出的。协整的基本思想认为, 尽管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变量中每个都是非平稳的, 但它们的线性组合有可能相互抵消趋势项的影响, 使该组合成为一个平稳的变量。协整理论为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变量之间寻找均衡关系, 以及用存在的协整关系的变量建立动态模型奠定了理论基础。协整检验的常用方法有E一G (Engle一Granger) 两步检验法和约翰森 (Johansen, 1988) 检验法, 本文采用前者检验开放度差异和GDP比值两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由ADF检验可知, DO和RGDP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平稳的, 我们的协整检验可以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协整回归,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估计DO和RGDP之间的方程, 并计算非均衡误差。估计的方程为
调整后可决系数=0.8899 D-W=1.0935
残差的计算公式为
第二步:检验et的单整性, 看其是否为平稳序列。
通过单位根的检验发现, 当滞后阶数为1, 不含趋势项和截距项的模型最为合适, 其ADF检验结果如下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百分之五的显著性水平下, ADF值小于临界值, 我们可以认为残差序列e是平稳序列, 也就是说存在DO和RGDP的平稳线性组合, 即美国和中国经济开放度差异和GDP比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协整检验, 发现开放度差异和GDP比值之间是具有协整关系, 但是长期内它们之间到底是否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呢?这就需要对二者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分别取滞后期为1、2和3, 检验结果如下:
滞后阶数为1的结果:
从上面的表中可以看出, 当滞后阶数为1的时候, 对于RGDP不是DO的格兰杰原因的假设, F值显然大于临界值, 拒绝原假设, 认为RGDP是DO的格兰杰原因。但对于DO不是RGDP格兰杰原因的假设, F值小于临界值, 接受原假设。同理, 滞后阶数为2和3时也得出了相同结果。这表明中美两国GDP的差异是导致开放度差异的原因, 但是两国经济开放度的差异并不必然引起GDP比值的变化。
4 结论
协整检验表明, 中美之间经济开放度的差异 (本文中用DO表示) 和两国GDP的比值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这和国内外大多数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度提升可以促进该国经济发展并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观点相一致。根据本文前面的数据对比分析可以把这种机制表达为:中国的经济开放度不断提升———经济快速增长, 美国的经济开放度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不变———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平缓———中国和美国之间经济开放度的差异不断拉大, GDP的比值也就是经济差距不断缩小。
但是, 我们在因果关系分析部分却得到了一个很有趣结论, 中国和美国之间经济开放度差异的扩大并不是两个国家GDP差距不断缩小的原因, 反过来, 两国GDP的差异反而是开放度差异的原因。本文认为在考察期内, 美国是一个可以左右世界经济政治的超级大国, 在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中具有很大的自主权, 也就是说其经济具有自生能力。而中国在考察期内的发展却是一个不断向外学习、引进、吸收的过程, 这是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情况下任何一个后发国家要取得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所以美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变缓并不是因为相对较低的开放度, 经济开放度的差异并不是两者经济差异缩小的原因。两国经济的差距缩小是开放度差异不断扩大的原因, 从制度的角度看, 符合部分西方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经济增长促进制度发展的观点。
参考文献
[1]赖明勇, 阳小晓.出口贸易与内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2 (6) .
[2]沈坤荣, 李剑.中国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 2003 (5) .
[3]包群, 许和连, 赖明勇.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理论及中国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 2003 (2) .
[4]刘小鹏.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 2001 (5) .
[5]李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度量和比较[J].经济研究, 第1期.
江苏经济开放度研究 篇2
——以河北省高阳县为中心的考察
结构：起首部分谈改革开放后农村个体私营经济的研究始于温州模式，迄今仍有论著发表，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详细探讨过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过程和特点。本文以河北省高阳县为中心，对该县改革开放初期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方式做一个简单论述。
文章主题部分分四部分内容：
一、社队企业直接转化为个体、私营经济（主要形式）——该县现在主体产业纺织业就是以这种方式逐渐发展起来的。
详细结构：高阳县社队企业中的纺织业概况——包产到户后社队纺织企业的主要处理方式是分到各户经营（以李果庄、季朗、南于八等村的实例说明之）——最后阐述纺织行业的发展（以李果庄、南于八村的实例说明之）——总结时阐明集体退、民进的过程。
二、四、由少数能人带动发展的个体、私营经济——原来社队企业中没有的行业
详细结构：有些村原本社队企业十分薄弱，或者社队企业耗资巨大，生产流程复杂，不适合一家一户或者合伙经营的村庄，少数能人凭借自己的技术和胆识，从事了某种行业，效益不错，带动其他人发展起来，形成专业村。——以辛留佐的电气焊钢窗行业、六合屯的糖厂、南圈头的赶爆竹、某些村的服装加工。都属于加工业，适合个体或者几个人合伙生产。——总结时阐明这些行业在兴旺一阵之后都沉寂下去，沉寂的原因有的是因为随着纺织等业的发展，纷纷改行；有的是随着时代发展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被淘汰。——总结时还有阐明这些产业尽管发展时间短，但积累了大量资金，为这些村开拓其他产业奠定了基础（以辛留佐的转行毛裤、地毯纱、后来转行棉纺；六合屯转行毛纺和毛毯；南圈头转行三巾和窗纱；服装等村转行三巾）
题目还可以定为：试论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社队企业的转化和乡村工业的兴起
江苏经济开放度研究 篇3
一、理论基础
国际收支理论将资本净流出（netcapitaloutflow）定义为本国居民购买外国资产与外国人购买国内资产的差额，通常用NCO表示。资本净流出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为正表明该国为资本流出国，为负则表明该国居民购买的外国资产少于外国人购买的国内资产，该国为资本流入国。开放经济下产品劳务市场和金融市场经济核算的恒等式则为：
资本净流出（NCO）=贸易净出口（NX）（1）
当一国贸易盈余时（NX>0），其出售给外国的产品和劳务大于本国购买的，资本从该国流出（NCO>0）；当一国贸易赤字时（NX<0），其从国外购买的产品和劳务大于向国外出售的，则资本流入该国（NCO<0）。
根据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开放经济下的国民经济核算等式可以写成：
S=Y-C-G=I+NX（2）
综合（1）、（2）两个等式，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式子：
S=I+NCO（3）
等式（3）表明，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国民储蓄等于本国投资加上资本净流出，即一国的国民储蓄既可以转换为本国投资又可用于国际资金流动。因此，本文所讨论的资本项目流入既可以从宏观上用投资和储蓄的差额解释，也可以用国际收支中的经常账户差额做衡量。
二、实证分析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拟定建立以下回归分析模型：
被解释变量为ln（GDPP）：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取对数来衡量经济增长率。解释变量为NCO：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资本净流出。K：国内资本存量指标。目前测算资本存量一般采用Goldsmith于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为t年的实际资本存量，为t年的名义投资，为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为固定资产折旧率。OPEN：年度贸易开放度指标。贸易开放度指标用每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地区GDP的比重来衡量。考虑到《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可查性，本文研究年限拟定为1985-2011年。
首先对经济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结果如图3.1、图3.2所示。
根据ADF检验结果，四项时间序列同为一阶单整，通过平稳性检验。
表3.2结果说明ln（GDPP）、K、NOC、OPEN四项指标存在协整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对ln（GDPP）、NCO、K、OPEN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3所示。
从表3.3可以看出NCO指标对lnGDPP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资本流出每减少1个单位，经济增长就上升0.12049个单位，可以认为，我国近年来对外贸易带来的资本项目流入能够带动对经济增长，但就本文对原始数据的初步计算，NOC占GDP的比重在2001年以后明显下降，所以我国资本项目流入能够真正转化为产出的部分很少。此外，K作为控制变量提升了估计的拟合优度，OPEN与lnGDPP正向关系显著。以上结果表明，透过贸易开放而引入的国际金融资源能够拉动本国经济增长，这种资本项目流入进而对产出产生正向影响。
三、研究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开放经济条件下，当期产出增加并助推了后期转换的投资对产出的贡献。无论对国际收支的账户还是对经济增长而言，外国实际投资的流入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然而，我国依赖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单纯以资本项目流入的增加并非获得经济增长的可行性选择，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将国际资本转换为产出的能力不够，所以通过吸引国际资本流入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条件尚未成熟，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实力还很
薄弱。
江苏经济开放度研究 篇4
( 一) 对外开放度的涵义及指标选取
对外开放度是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反应一国或地区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程度。对外贸易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鞍山市对外开放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本文选择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作为衡量鞍山市对外开放度的指标。外贸依存度反映一国或地区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一般用对外贸易额进出口总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来表示。外资依存度反映某一国家或地区在国际投资领域通过资金的流动与世界经济相关联的程度,一般用实际利用外资额与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来表示。
( 二) 鞍山市外贸依存度
外贸依存度可以反映一国或地区的对外贸易活动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依赖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外贸依存度= ( 进出口总额/GDP) * 100% 。通过查阅辽宁省历年统计数据,计算出鞍山市历年的外贸依存度,如表1所示。
单位: 亿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辽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资料整理。
从表1 和图2 可以看出,鞍山市进出口贸易额在近十年呈现先降后升态势,2008 年达到峰值,2009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出现大幅回落,2010 年后逐渐回升,2013年再创新高,但外贸依存度总体呈逐渐回落态势。其中,2008 年之前外贸依存度一直在接近20% 水平,2009—2014 年下降较快,徘徊在10% 水平左右。
( 三) 鞍山市外资依存度
外资依存度是反映一国或地区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程度的经济指标,计算公式为: 外资依存度= ( 实际利用外资额/GDP) * 100% 。通过查阅辽宁省历年统计数据,计算出鞍山市历年的外资依存度,如表2 所示。
从表2、图2 中可以看出,近十年来鞍山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迅速增长,2005 年到2014 年利用外资额增长了22倍。同时,外资依存度也在稳步提高,由2005 年的0. 55%逐步上升到2014 年的3. 55% 。然而,鞍山市外资依存度一直低于5% ,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说明就鞍山市的经济总量来看,利用外资规模仍偏小。
单位: 亿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辽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资料整理。
二、鞍山市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一) 指标体系选取与相关性检验
为进一步分析鞍山市经济增长与外资依存度、外贸依存度等经济开放度指标的相关性,建立计量经济模型,采用回归分析法,对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测算。GDP增长率( 2005—2014 年年均增长率) 为因变量,以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Y为各城市GDP增长率( % ) ,X为外贸依存度( % ) 或外资依存度( % ) ,a为常数,b为X的系数,u为随机扰动项。经过计算,得出方程如下:
GDP增长率与外贸依存度的回归方程式:
GDP增长率与外资依存度的回归方程式:
( 二) 检验结果与分析
从表3 可以看出,鞍山市GDP增长率与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都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可决系数R2均在0. 8 以上,拟合优度较高,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 05 的t检验和F检验,说明Y与X的线性关系显著,回归效果显著。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外贸依存度的系数为0. 5053,即它每提高1 个百分点,GDP增长率会提高0. 5053 个百分点; 外资依存度的系数为0. 6058,即它每提高1 个百分点,GDP增长率会提高0. 6058 个百分点。因此,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增加都能促进鞍山市经济增长,其中外资的作用更大一些。
三、鞍山市外经贸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一) 贸易品种单一,鞍钢占比过大
2014 年,在中国500 强进出口企业中,鞍钢名列97位,进出口总额为32. 64 亿美元,出口15. 88 亿美元,进口16. 25 亿美元,占鞍山市进出口总额的69% 。可见全市对外贸易过于依赖鞍钢,其他外贸企业所占比重很小。在近几年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的背景下,钢铁企业生产经营陷入低迷。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又对中国钢材产品频频发起反倾销调查,钢铁行业利润被进一步压缩,长期来看,依赖鞍钢一家独大的局面不利于鞍山市对外贸易健康稳定发展。
( 二) 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
2014 年,鞍山市一般贸易方式出口26. 7 亿美元,加工贸易方式出口5882 万美元。主要出口商品中,出口钢材19. 4 亿美元,占比71. 1% ; 出口机电产品2. 4 亿美元,占8. 8% ; 出口纺织品1. 6 亿美元,占5. 86% ; 出口镁砂1. 4 万美元,占5. 13% ,形成了以钢材、纺织服装、机电、化工、镁制品等大宗产品为主出口结构。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占比较高,而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较少。
( 三) 利用外资产业分布不均衡,外商投资来源地技术创新能力不高
近年来,鞍山利用的外资主要集中于第二、第三产业,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等行业利用外资较少。2014 年,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资9. 8 亿美元; 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资6. 1 亿美元。房地产业实际利用外资5. 6 亿美元,其次为加工制造业、商业服务业,这些大多是低附加值产业。而基础农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利用外资水平偏低,不利于鞍山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鞍山市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亚太国家和地区,2014 年,项目缴资额排在前列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 香港7. 8 亿美元、韩国1. 7 亿美元、台湾1. 3 亿美元、日本1. 0 亿美元、德国7098 万美元。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远不及欧美国家,因此,对提高外资利用效率、促进技术进步的效果相对有限。
四、提升鞍山市经济开放度的对策建议
( 一) 培育出口新增长点,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目前,鞍山市出口商品以钢材制品为主,过于集中于钢铁产业,必须加大对其他产业的扶植力度。依托鞍山市一批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特色产业集群和较大出口潜力的新兴产业集群,积极探索出口基地建设。以鞍山经济开发区、高新区和农高区等培育鞍山市出口新增长点,扶持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海城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一批出口企业,把企业做大做强,建设一批出口龙头企业。同时重点培育工业产业化出口基地,争取申报国家级出口示范基地。加快农产品基地建设,扶持一批外向型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实施出口品牌战略,提高纺织、轻工、化工等传统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培育优势出口产业,以发展壮大装备制造业为契机,加大对机电产品的扶持力度,促进工程机械、改装汽车、环保设备、智能化设备的出口。积极拓展出口渠道,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新型材料、精细化工产业,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 二) 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为外贸企业创造良好环境
要继续巩固欧、美、日、韩等传统市场,保证出口规模稳定增长,市场份额继续扩大。同时要大力开拓拉美、非洲、东欧、南亚和中东等新兴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在通关、商检、税务、出口信用保险等方面为外贸出口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通关服务以及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率,帮助企业规避收汇风险,力争全市信用保险规模达到10 亿美元,企业数量达到50 家。有效使用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加大对中小企业进出口信贷的支持力度。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支持出口产品在海外注册商标和专利,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产品出口; 支持企业在境外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准确、及时应对产业损害预警和贸易摩擦。
( 三) 提高引资质量和效益,合理引导外资的产业投向
抓住国内外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重点面向欧美和香港等资本密集型的行业龙头企业招商。着重加大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引资力度,积极争取吸引具有技术水平先进的大型跨国公司对鞍山投资,充分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扩散与溢出效应提升鞍山市产业技术水平。引导外商增加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努力扩大高新先进技术、重要装备的引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引导外资投向现代农业和高新技术产业; 要吸引外资投向重大经济建设项目,如能源、交通、农业、基础设施等; 加大商业、金融业等服务业领域利用外资的力度。
参考文献
[1]谢守红.中国城市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城市问题,2010(10):67-70.
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度比较与评价 篇5
本文所指长江三角洲指江苏省、浙江省与上海市，土地面积21.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2.2%;人口1.38亿人，占全国10.6%;本区GDP1.92万亿元，占全国21.7%。本地区位于长江与太平洋的交汇处和我国两大经济带―沿海经济带与长江流域经济带的T型结合部，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东陇海线、京沪线、沪杭线、浙赣线等铁路干线和宁沪、沪杭甬及京沪高速公路以及拟建中的京沪高速铁路构成区内陆地运输的干线网络。素有黄金水道之称的长江横贯东西，以江海相连的优势为大宗货物运输提供了便捷的水上通道，成为我国重要的水陆集疏运枢纽。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仍然发挥着水上通道的作用。浦东、沪西、南京、杭州与宁波机场，上海、连云港、南通、宁波等沿海港口以及国内最大的内河港口――南京港沟通了本区与国内外的联系。显赫的交通枢纽地位，丰厚的人文精神淀积和悠久的民族工业历史使本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80年代初，我国外向型经济发端于东南沿海，珠江三角洲异军突起，一度取代长江三角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1992年初，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南京等6个沿江港口城市，尤其是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以及昆山、吴江等地的台资工业园区的先后崛起，使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90年代后期，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形态开发和功能开发并举的新阶段，致使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心从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向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转移。20，长江三角洲进出口商品额达到725.7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307%;外商投资企业年未登记数为4.4万户，比1992年增长276.7%;外资企业投资额达到2028.5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9倍多;当年外商直接投资额(FDI)达112亿美元，比1991年增长25倍。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并将继续对我国未来的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本文旨在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度进行分析与评价，并据此对长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国际贸易依存度分析
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把外贸依存度作为衡量一国(地区)经济开放度的重要指标。外贸依存度是一国(地区)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用于衡量一国(地区)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两个领域，其变动趋势是贸易投资一体化。因此，仅仅考虑对外贸易难以正确度量经济开放度。为此，本文用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两个指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开放度进行度量，并以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作为参照系进行对比分析。
严格地说，国际贸易包括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三部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的加速，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但由于受统计资料的限制，本文着重分析商品贸易的依存度。根据对有关资料进行整理，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外贸依存度为55.6%(参见表1)。
其中，上海最高，达99.4%，江苏次之，为44.5%，浙江为38.1%。长江三角洲贸易依存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6个百分点，充分反映了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开放度处于领先地位。但令人惊异的是，该区外贸依存度却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63%)低7.4个百分点。究其原因，广东省外贸依存度高达145.6%，且权重极大：2000年进出口额达1701亿美元，占沿海地区38.8%，比长江三角洲高419.2亿美元。广东一省拉动沿海地区外贸依存度16.7个百分点。除去广东省，长江三角洲外贸依存度比沿海地区平均水平高9.3个百分点。
表12000年长江三角洲外贸依存度对比分析
单位：亿元，亿美元，%
全国 沿海地区 长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
GDP(支出法) 89112.5 57616.9 19074 9662.2
外贸进出口额 4743 4388.5 1281.8 1701
外贸依存度 44 63 55.6 145.6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贸易》第2期、《20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进行整理。
注：沿海地区包括辽、冀、京、津、鲁、苏、沪、浙、闽、粤、海、桂等1
江苏经济开放度研究 篇6
关键词：对外贸易 外商直接投资 人口流动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凭借区域优势和经济开放政策利好率先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外商投资，对外贸易增长迅速，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从而吸引人口大量流入。浙江省2014年进出口总额达3350亿美元，同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58亿美元。同时浙江也是人口流动大省，人口持续流入促进浙江城镇人口集聚，2014年浙江城镇化率高达64.87%。但近年来浙江多地却出现了“用工荒”现象。在此背景下，本文探究经济开放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机制，再对当前浙江外向型经济与人口流动的发展趋势展开分析。
二、经济开放影响人口流动的理论分析
“推—拉”理论认为，人口流动是由流出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流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结果（Herberle，1938）。经济开放的地区拥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和丰富的就业机会，从而对外地人口形成拉力。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具有拉动就业的作用，外向型经济发达的地区当地劳动力往往供不应求，需要外来人口流入来满足剩余的劳动力需求。对外贸易增加了产品的外部需求，从而派生出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FDI是资本要素的投入，资本要素集中的地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与之结合才能形成实际生产力。但有劳动力需求并不一定引发劳动力流动，只有在劳动需求不均衡的情况下，才会导致劳动力的区域流动或行业间流动。
同时，贸易通过提高收入水平吸引劳动力流入开放程度较高的沿海地区。中国属于劳动力富裕的国家，通常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根据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对外贸易提高劳动力报酬从而提高地区的收入水平。城乡迁移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口流动是经济理性行为，以追求城镇更高的生活水平为目标。所以，只要城镇部门的收入高于农业部门，农村向城镇的迁移就会持续发生（Todaro，1969）。
三、浙江省经济开放与人口流动现状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1%抽样人口调查统计了五年间各省常住人口，据此计算人口得到迁移的迁移量、迁移率和净迁移率。2000—2005年浙江省人口迁入率为10.87%，迁出率为2.24%，净迁移率为8.64%；2005—2010年浙江省人口迁入率为16.32%，迁出率为2.6%，净迁移率为13.72%。无论是迁入率、迁出率还是净迁移率，2005—2010年均比前五年要高，表明浙江人口流动的程度正在加深，且为持续性的人口流入。
人口五普和六普公布了当年各地区常住人口数量，为计算流动人口数量提供了新的途径：两者的差额即为十年来各省市常住人口的增量。其中，有一部分是属于人口自然增长，由原来的常住人口乘以自然增长率得到，此外是省际人口迁移导致的常住人口变化。据此计算十年来省际流动人口数量，并与各地区十年来的进出口额和FDI总额列入表1。Pearson相关性检验发现各省人口流量与贸易量具有0.754的相关性，与FDI具有0.636的相关性，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见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人口流动具有重要的影响。
2014年浙江对外贸易依存度达54.29%，远高于全国外贸依存度41.54%。2010年—2014年浙江对外贸易总额从278.33亿美元增长到3550.49亿美元（见图1），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从16.13亿增加至157.97亿美元（见图2）。但近年来全球经济疲软，浙江对外贸易形势不容乐观，进出口增长率处于严重下滑趋势，实际利用外资的增长率也相对处于较低水平。究其原因，长期以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入使浙江生活成本不断提高，企业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来留住劳动力。长此以往，劳动力价格优势不再，外贸发展速度放缓，外商投资额明显减少。许多大型外贸型企业转向内陆地区设厂，外商也开始转向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与产业转移相适应，人口流动出现了新的变化——内地地区人口流出量正在减少，以至于浙江等沿海地区出现“用工荒”。
四、结论
浙江省快速发展的外向型经济创造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也提高了当地收入水平，形成了人口流动的拉力因素，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但近年来在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需求疲软等因素作用下，劳动力出现向内陆地区回流现象。为促进浙江外向型经济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浙江省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引导外贸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合理分布，促进人口分布、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另一方面，继续深化制度改革，逐渐去除人口流动的体制性障碍，落实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解决好流动人口的落户问题和社会权益问题，实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城乡一体化，才能留住或吸引更多劳动力，满足浙江经济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Herberle， R. The causes of the rural-urban migration： A survey of German theori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38（43）
[2]Todaro，M.P..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3）
[3]王德文，蔡昉，高文书.全球化与中国国内劳动力流动：新趋势与政策含义[J].开放导报，2005（4）
[4]易苗，周申.经济开放对国内劳动力流动影响的新经济地理学解析[J].现代财经，2011（3）
江苏经济开放度研究 篇7
一、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对外贸易发展情况。“十二五”以来, 江苏通过转变外贸发展方式, 外贸转型升级成效显著。进出口产品结构得到优化, 一般贸易方式比重逐渐扩大, 民营企业发展迅速, 开放空间不断拓展。在整体外需低迷, 江苏外贸整体下滑的形势下, IT、船舶、光伏等传统优势行业作为我省外贸出口的龙头, 成为全省外贸发展保持稳定的基石。但同时, 江苏对外贸易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 外商投资企业仍是江苏出口贸易的主力军, 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导致江苏出口产品整体附加值不高。第二, 新兴市场规模虽有所扩大, 但占比仍然偏小, 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下行风险较大的情况下, 我省对新型市场的贸易往来受到冲击, 进出口市场集中度有所提高, 引发贸易摩擦的风险会逐步提升。第三, 出口缺乏新的优势产品, IT、钢材、船舶及光伏等产品占比超过65%, 贸易风险度有所提高。第四, 进口产品中, 大宗原材料占比偏高, 由于大宗原料产品价格持续下滑, 导致我省进口呈现量增值降的问题。
利用外商投资情况。江苏省外资结构不断优化, 逐步从以制造业为主的重资产投资向以服务业为主的轻资产投资转型, 其中融资租赁等类金融行业增长迅速。制造业引资结构持续优化, 201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产业、智能电网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速达到60.7%、79.9%和76.03%。但需要注意的是, 受供地能力受限, 环境承载力下降, 劳动力和高层次人才存在双缺口, 综合商务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 近年来江苏利用外资的规模和速度均有所下降, 此外, 还表现出一些结构性问题。制造业领域缺乏引领性和关联性大的大项目, 持续增长难以维系。
境外直接投资情况。近年来江苏境外投资快速增长, 第三产业仍是境外投资的首选产业, 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第二产业增长快速, 有色金属冶炼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设备制造业增长迅猛, 同时非贸易型境外投资项目、获取技术及装备并购类项目增多, 数据服务等新兴、前沿类不断涌现。从投资主体看, 民营企业发挥了境外投资的主力军作用, 境外并购活跃度明显提升, 园区等整体开发及资源类项目势头良好。同时, 江苏企业“走出去”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对境外投资的规划引领和导向作用不显著, 长期形成的贸易优势对对外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大多还是自发的, 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与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宗旨或目的、或者与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关联度不够。第二, 从投资动因看, 目前江苏资源寻求型的境外投资对资源在当地的深加工重视不足, 与发挥我省优势产能结合不够, 难以形成持续发展的能力。第三, 与国家层面的双边多边投资协定融入不够, 国家在五大洲累计建立了超过180个多边双边投资协定, 但江苏境外投资仍主要集中在东南亚等亚洲区域。
开放经济载体建设情况。江苏是我国开发区兴办时间早、发展快、规模大的省份之一。总体看来, 无论是从发展规模和速度, 还是从质量和效益看, 江苏开发区在全国都走在前列。截至2015年底, 全省共有省级以上开发区131家, 其中国家级开发区44家, 省级开发区87家。全省各类开发区以不到全省2%的土地面积, 创造了二分之一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三分之二的工业增加值, 是江苏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作为开放型经济重要的载体, 开发区在产业空间上还存在不足。首先, 区域分散, 优化整合不够, 产业结构同质化。常常引发各开发区土地价格、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之战, 导致资源浪费, 收益下降。第二, 开发区的创新能力不足。研发经费投入总体不高, 规模以上企业研发投入占企业销售收入比重不足2%。从开发区创新绩效来看, 全省高新园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不到50%。
二、新时期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
从国际来看, 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没有完全消除, 国际贸易环境处于低迷状态。美国经济复苏缓慢, 高失业、低增长将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成为常态。另一方面, 美国主导的区域协定安排正打破现行国际经贸格局, 全球博弈重心开始由市场转向规则, 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拓展。金融危机后, 投资获利空间收窄, 投资风险剧增, 加上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等资源供应趋紧、融资困难、人民币汇率上升等多重压力, 不少欧美企业投资行为趋于谨慎, 投资意愿和能力明显下降。同时, 在经历了危机的沉重打击和长期经济下滑之后, 世界各国和地区都意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 相继提出回归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再造战略, 不少发达经济体鼓励本国资本回流。创新制度和体制的完善, 成为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环节, 加速推动了新一轮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 成为一场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的全球竞赛, 全球制造业分工布局向有利于发达国家方向倾斜并深度调整。其他新兴经济体投资环境逐步改善, 面临的引资竞争更趋激烈, 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通过调整吸引外资政策以及不断改善投资环境, 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显著增强。
从国内来看,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 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 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自由贸易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建设是国家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提出的开放经济发展战略, 是提升对外开发水平的重要举措。另一方面, 长三角地区是“一带一路”和长江流域经济带战略的交汇点和重要节点, 国家“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是目前开放程度最高的战略。“一带一路”将促进省区之间互联互通、产业承接与转移, 加快经济转型升级。这是新常态下江苏全面融入全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和深度融入全球新一轮经济循环的重大历史机遇, 也形成了倒逼压力。
三、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 增强外贸发展内生动力, 培育外贸发展新优势
做优做强一般贸易。稳定传统优势产品出口, 支持拥有知识产权、品牌、营销网络、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效益的产品出口。加快优势产品、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促进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加快智能电网、传感网、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业、海上风电、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集聚区建设。探索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发展机制, 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海洋工程、航空航天、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和新型医疗器械、新能源和智能电网、新能源汽车、数字创意等产业。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带动技术、设备、散件、原材料的出口。
加速发展服务贸易, 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重点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 鼓励制造业企业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科技服务等价值链高端发展, 重点培育通信、金融、会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传媒、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巩固和扩大传统服务贸易。发展物流、旅游、工程承包等传统服务贸易, 推进中医药、文化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教育体育等新兴服务出口。加快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新业态, 以及离岸贸易、国际贸易结算、国际大宗商品交易、融资租赁、期货保税交割等新型贸易业务。
持续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延伸加工贸易增值链, 由简单加工转向精深加工, 从低端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等环节延伸, 增强本地配套能力, 提升加工层次和附加值。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培育大型成套设备等新的拳头产品, 加快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出口品牌。重点推动轨道交通、电力通信、工程机械、数控机床、化工设备、海工船舶、节能环保装置等大型成套设备及标准输出, 引导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拓国际市场。
实施更加积极的进口政策。加大战略性资源要素的进口, 特别是中亚、西亚、东盟等地区油气、铁矿石、煤炭、木材、有色金属等资源产品进口。鼓励高端制造装备、关键零部件和技术的进口,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适当扩大生活消费品的进口, 畅通商品进口渠道, 稳步发展进口商品直销等新型商业模式。对鼓励类进口商品实行税收减免, 对急需的高科技产品、资源性产品实行零关税并免征增值税, 增加特定商品进口口岸。借鉴自贸区的经验, 探索开展汽车平行进口的前期准备工作。
(二) 聚焦利用外资新领域, 提高引资质量和效益
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借鉴、复制上海等自贸试验区和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经验, 进一步拓宽外国投资者投资服务业的领域和行业。重点发展为先进制造配套的金融、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研发设计、信息科技等生产性服务业和教育、医疗、养老、文化、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
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推动引进外资与引进先进理念、关键技术、高端人才紧密结合, 促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融合。突破以绿地投资为主的单一利用外资方式, 拓宽利用外资的渠道。鼓励企业境内外上市, 加大间接利用外资力度。支持外资参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契机, 通过跨国并购等方式, 吸引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造重组。
提升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以优势品牌和产业为依托, 加快引进和集聚国外高端要素, 放大外商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 从跟随性的技术模仿转为利用国外创新资源开发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变被动嵌入国外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为主动吸引国外资源融入以我为主导的产业链和价值链, 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三) 培育具有竞争力的跨国企业, 提升境外投资水平
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影响的骨干企业。引导企业制定和完善国际化发展战略, 推动对外投资从以市场开拓为主向提升全球价值链控制力转型, 突破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 提升本土企业跨国经营、并购、研发能力。对列入本土跨国公司培育工程的骨干企业、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重点项目清单的重大项目以及境外承载平台建设工程的园区项目给予政策支持。发挥政府性投资基金的作用, 设立以财政资金为引导, 吸收社会资本参与, 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的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引导基金, 支持我省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提升中小企业境外投资能力。支持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之路, 提高专业化生产、服务和协作配套的能力, 为龙头和骨干企业提供行业配套零部件和服务。鼓励企业“抱团”组成产业链联盟进行优势互补, 形成发展合力, 打造“江苏制造”品牌。将政府间的各项交流合作与企业的市场化运营结合起来, 以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支持企业发展贸易、承办项目等, 带动产业外向型发展。加大对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支持, 授予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 鼓励优势民营企业到境外上市融资, 为民营企业提供政策、信息、咨询和人才支持。
推动“走出去”与省内产业发展双向促进。根据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采取税收抵免等优惠政策, 同时配合减免税和出口退税等不同的政策。进一步简化境外投资审批手续, 完善对外承包工程管理, 为企业开展对外合作创造便利条件。对接和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去产能”与产业“走出去”战略有机衔接, 鼓励和支持富余产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需要结合起来, 促进我省产业的梯度转移, 推动钢铁、有色、建材、石化、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太阳能电池等产业的国际产能合作, 带动设备和资源的出口, 为省内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空间。
(四) 创新管理体制机制, 推动开放经济载体升级
优化开发区产业布局。坚持高端发展的战略取向, 加快区域创新体系建设, 打造科技创新高地, 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和品牌。发挥区位优势, 推进产业集聚, 加快调整产业结构, 建设一批在国内外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基地、新材料基地、新能源基地和生物医药基地, 提升发展层次和水平。加快提升全省开发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等主导产业以及冶金、纺织、建材等传统产业的层次水平, 推动产品结构优化升级, 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推动开发区特色化、集约化建设和发展。坚持产业发展差异化和开发区错位竞争, 围绕各个开发区的特点, 着力打造特色和优势主导产业, 有计划、有步骤地迁出与园区发展方向不符或对其主导产业有影响的企业, 提升开发区专业化程度和集聚化水平。重点培育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区。推动开发区产业生态化、绿色化、循环化改造, 创建生态型园区, 加快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试点园区建设, 构建绿色产业链和资源循环利用链。
提升开发区整合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培育创新型领军人才和企业, 加快创新载体和平台建设, 提升开发区集聚和整合全球创新资源的能力, 使高端人才、高端技术、高端产业的集聚成为开发区新的引领性优势。推动开发区以更优的要素结构和更高的要素收益发展创新集群, 以技术联盟、产业联盟、产学研联盟等多种形式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化创新机制, 提升开发区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 促进开发区成为研发设计和创业孵化的基地。
提升区域合作共建开发区的质量和水平。完善全省南北联动机制, 加强南北共建园区产业配套环境建设, 提升南北共建园区的承载能力, 推动苏南开发区科技、人才、资本等要素向苏北开发区转移, 实现南北开发区跨区域资源整合, 形成共建园区产业特色。加大对国家试点和国际合作重点园区的支持, 注重发挥苏州工业园区、昆山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和淮安台资产业转移集聚服务示范区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 推进苏通科技产业园区、南京生态科技岛、中德 (徐州) 东方鲁尔工业园、中奥 (南通) 生态科技园区、中韩 (盐城) 产业园、中瑞 (镇江) 科技园区等建设。发挥江苏与国外友好省州较多的优势, 推进在开发区开展专题、专项领域合作, 探索江苏开发区与国外合作区域开发新模式。
摘要：开放型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 奠定了江苏成为全国开放大省的基础, 也成为江苏经济的一大优势和特色。“十二五”期间, 江苏开放型经济在外贸、外资、“走出去”、开发区四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未来发展。文章对新时期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所处的国际国内背景进行了梳理和判断, 从外贸、外资、“走出去”、开发区四个方面入手, 对新时期江苏拓展开放新空间、提升开放新水平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 篇8
一、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研究
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的研究是从分析对外贸易依存度开始的, 即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由于这种度量方法简单、直观, 因此一直被广泛使用。但后来研究发现, 一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受到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国内消费水平等影响, 不能完全反映贸易开放度的变动情况, 如Edwards指出, 一国仍可能有较高的外贸依存度, 即使该国贸易扭曲严重。
20世纪90年代开始, 国外对如何合理度量贸易开放度进行了深入研究, 其度量方法可分为指标体系法和模型构建法, 前者在外贸依存度基础上, 根据贸易扭曲程度, 选取一些贸易政策相关指标来克服外贸依存度的局限性, 后者则通过回归计量方法重新构建贸易开放度指标。其中, 指标体系法又可分为单一和综合指标法, 模型构建法又可分为要素禀赋模型、引力模型、出口总量结构模型、贸易强度模型等。
道拉斯方法是单一指标法的典型例子, 它用商品实际价格对贸易开放条件下价格的偏差程度来度量贸易开放度, 也有研究者使用如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作为度量指标。在综合指标测度方面, Sachs&Warner (1995) 运用非关税壁垒、平均关税率、黑市交易费用等5种指标将国家分为开放或不开放两种类型。在此基础上, Edwards (1998) 又增加了世界银行对外导向型指标 (1987) 、leamer开放度指标 (1988) 、BMP、非关税壁垒等8种指标, 共计9种指标来度量贸易开放度。在模型构建法方面, Balassa (1985) 最早构造了“出口总量结构模型”, 以出口量为因变量, 人均收入等为自变量, 通过观察残差值来确定该经济体是对内导向型 (负值) , 还是对外导向型 (正值) 。
国内对贸易开放度的研究, 如包群等 (2003) 采用5种指标测度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贸易开放度, 认为外贸依存度较好地反映了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最早涉及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的是亚当·斯密, 他认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因素, 而分工程度受到市场范围制约, 对外贸易可扩大市场范围, 因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促进分工深化和生产率提高, 加速经济增长。而后大卫·李嘉图、穆勒等也对这一内容有所涉及。1937年英国学者罗伯特逊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命题以来, 关于贸易或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 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技术变革引起投资增加、规模经济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贸易能加快本国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尽管理论层面对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 但实证研究方面则有诸多分歧, 最明显的是不同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往往导致不同的结论。
道拉斯 (1992) 认为贸易自由化有助于改善一国经济增长状况。Edwarsd (1992) 利用Leamer (1988) 贸易开放度度量方法, 得出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Lee (1993) 以其构建的自由贸易开放度指标进行研究发现, 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负相关。Pritchett (1996) 利用结构调整的贸易强度模型, 发现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我国学者对此也进行了研究, 兰宜生 (2002) 认为我国贸易开放度 (外贸依存度与外资依存度之和) 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包群等 (2003) 运用5种指标研究发现, 贸易开放度 (外贸依存度) 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 张立光等 (2004) 认为目前贸易开放度 (外贸依存度) 对GDP直接拉动作用不显著, 张庆君 (2008) 、包群 (2008) 指出贸易开放度 (外贸依存度) 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是倒“U”型关系。肖晓军 (2012) 认为贸易开放 (外贸依存度) 对我国所有地区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 但其作用大小具有地区差异。贾中华等 (2014) 基于不同模型设定与工具变量策略考察了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认为前者对后者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三、结论
尽管理论层面对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有较为一致的观点, 但实证研究方面却有分歧, 原因在于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差异、样本选取与计量方法等有所不同, 综合来看, 各类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各有利弊, 也都难以准确刻画真实的贸易开放度变动, 因此实际运用中, 往往根据具体研究对象采取度量指标, 同时采取两个或多个指标进行比较研究, 指标选取既要反映对外贸易开放过程中贸易政策的变化, 也要尽可能体现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作用机理。另外, 在进行定量检验之前, 需仔细进行定性分析, 对于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作用机理的定性研究应成为研究的重点, 而计量检验只能作为必要补充。
参考文献
[1]包群等.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理论及中国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 2003 (2) .
[2]许和连等.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进展述评[J].国际经贸探索, 2008 (7) .
[3]包群.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只是线性关系吗?[J].世界经济, 2008 (9)
[4]张庆君.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 2008 (8) .
[5]肖晓军.贸易开放对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影响机制研究[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2012 (3) .
江苏经济开放度研究 篇9
关键词：货币状况指数,利率,汇率
在开放经济下, 由于汇率会影响进出口价格及一般价格水平, 因此应在货币政策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汇率的影响, 并且在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注意观察汇率变动对物价的影响。正如Edwards (2006) 所强调的, 无论各国的中央银行承认与否, 实际上汇率在货币政策反应方程中确实起了重要作用。货币状况指数正是这样一种将汇率正式纳入货币政策框架的工具规则。
一、货币状况指数的提出
货币状况指数是对一国短期利率和汇率相对基期偏离值的加权平均, 通常以利率和汇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确定权数。加拿大银行的货币状况指数波幅由小型结构性季度模型得出, 并每月更新指数值。
Freedman (1994) 认为, 作为利率与汇率加权构成的一个综合指数, 货币状况指数纳入了货币政策影响经济的两个主要渠道, 即利率和汇率;在小型开放经济中, 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要优于仅以利率或者仅以汇率作为操作目标。如, 当提高本国基准利率时, 若伴随本国货币对外的显著升值, 将会加剧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 因此, 货币当局为了达到既定的紧缩目标, 在提高利率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利率提高导致的本币升值。Peeters (1999) 认为, 货币状况指数的运用是货币政策的一种改进, 优于单一运用利率或汇率作为指示器。
货币状况指数可用作操作目标、指示器和货币政策规则。在作为操作目标来使用时, 一般会定义一个“意愿”货币状况指数, 缺点是难以获得均衡利率和汇率的精确值;在用作指示器时, 货币状况指数并不直接意味着货币状况的改变, 而是向公众告知政策立场。这是因为货币状况指数只反映相对过去某一个时期而言的货币状况是“紧”或是“松”, 而不是说明距离均衡状况有多远距离, 如果现期利率和汇率对总产出和通货膨胀有影响的话, 则货币状况指数更类似于经济的先行指标;Ball (1999) 提出建立一种基于货币状况指数的货币规则, 并建议,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由于灵活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对利率和汇率都产生影响, 一国应使用基于货币状况指数的货币政策规则, 用货币状况指数校正通货膨胀率与目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偏离。Hataiseree (2003) 得出结论, 在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下, 货币状况指数被用作操作目标;在以货币供应量为目标的框架下, 货币状况指数被用作参考目标。参考目标虽然不是中央银行必须实现的目标, 但可以昭示最终目标未来变动的方向和水平。Eika, Ericsson和Nymoen (1996) 指出, 从操作角度来看, 由于在货币状况指数实施期间的通货膨胀和预期价格几乎总是恒常的, 因而应在两者之间进行切换。有不少政策制订者对这个指标表示赞同, 如IMF (1996) , OECD (1996) , Davies and Simpson (1996) 。而且, 汇率可能外生地波动 (如信心受到冲击) , 货币状况指数可以清晰地指示应该采取措施以冲销由此对总需求产生的影响 (Freedman, 1994, 1995) 。
国内也有一些对货币状况指数的研究, 比如, 陈雨露和边卫红 (2003) 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多样性、货币状况指数模型变量的动态性、随机扰动变量的不可预测性等方面对货币状况指数的进行了系统总结。认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应适时将货币状况指数作为参考指标。卜永祥和周晴 (2004) 则在传统货币状况指数的基础上构建了具体的货币状况指数, 认为在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下, 货币状况指数可被用作操作目标, 而在以货币供应量为目标的操作框架下, 货币状况指数被应用作参考指标。
二、中国货币政策应采用货币状况指数
传统形式的指数一般都是对利率和汇率加权平均的形式出来的, 表达方式有少许差异。而扩展形式的指数则往往是将某一种或是某几种变量加入到传统指数中去。
传统形式的货币状况指数的经典形式为 (Pesaran等人, 2001;Stevens, 1998;Ericsson等人, 1998;Carnot, 2001;Walsh, 1999;Svensson, 1998;Ozer和Mutluer, 2005;Batini和Turnbull, 2002;Wai-Ching Poon, 2008;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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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国货币市场状况各不相同, 一些学者开始对这种经典形式作一些适合本国国情的扩展, 具体表现形式为往经典货币状况指数中添加一些对货币政策执行有重要作用的一些指标。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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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在不同的研究中代表不同的变量。较早对传统指数进行扩展的是peng (2000) , 他在构建香港货币状况指数时, 在经典货币状况指数中加入了货币供应量M2, Peng和Leung (2005) 在研究中国货币状况指数的构建的时候则加入了信贷规模。Wai-Ching (2008) 在研究新加坡的货币状况指数的时候, 也认为银行信贷是除汇率之外的最重要的因素, 从而应该将银行信贷纳入进来。
中国当前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 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是一种实际上的双目标制, 并规定了以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对货币中介目标的研究非常多, 观点主要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实际上是货币供应量。而银行信贷则是事实上的操作目标。总的来说, 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是用公开市场业务 (包括国债的买卖、央行票据的发行等) 、银行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来调节企业贷款的实际利率及银行贷款总规模, 从而实现对货币供应量的总量控制。由此可见, 实际上银行信贷规模与银行贷款利率共同成为了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 而中介目标则正是货币供应量。形成这样一种货币政策流程, 与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格局有关, 也与银行信贷渠道渐成各国重要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现实背景有关。
但在开放经济下, 汇率作为货币的对外价格, 其改变对一国整体对外价格都产生联动作用。此时, 在货币政策操作中忽视汇率的作用必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汇率对物价的影响程度究竟有多大, 这是至关重要的。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 在资本自由流动的环境下, 一国如果采取固定汇率政策, 就不能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说, 如果汇率对物价的传递是完全的, 货币政策只能选择钉住汇率。而在汇率完全不传递给国内价格的时候, 货币政策就完全不需要考虑汇率问题。而如果汇率传递不完全, 货币政策就不能只钉住汇率, 还需要同时考虑货币政策的其他传导渠道。这样, 货币状况指数的作用的突显出来了。货币状况指数将多个变量结合起来考查货币的松紧程度, 就目前的实践来看, 构建良好的货币状况指数能较快地反映出货币操作的结果, 而且也对物价稳定目标有较好的相关性, 满足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控、可测和相关性的要求。
根据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现实情况, 笔者认为可以采取扩展的货币状况指数。在传统指数中加入银行信贷变量, 也就是将扩展形式中的Y定义为银行信贷。
之所以构造这样的货币状况指数方程, 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 在中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大的今天, 汇率对经济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而目前的货币政策操作中, 却似乎并未考虑汇率的作用, 更未主动考虑汇率变动与利率变动之间的替代关系。事实上, 由于利率和汇率都是货币的价格, 不论是汇率的变动还是利率的变动, 都会引起货币供求关系的改变, 从而影响货币供应量和物价水平。因而将汇率正式纳入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是非常有必要的。而货币状况指数正是一种比较恰当的操作方法。各变量的系数之比实际上表示的是不同变量之间这种替代关系的大小。通过历史数据拟合出合适的指数, 找出变量之间的这种替代关系, 必能改善当前的货币政策操作。从这个角度来看, 是通过构造货币状况指数的方法, 将汇率正式加入现实货币政策框架中。另一方面, 从理论研究来看, 考虑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实际渠道, 将实际上的操作工具——银行信贷规模加入到货币状况指数的计算中, 同时也仍然考虑货币当局比较重视的利率变量, 这是对传统货币状况指数作的改进。
对于这一指数的运用, 建议在现行货币政策制度下, 可先将它作为一种指示器, 通过定期公布货币状况指数, 提高中央银行决策的透明度;随着货币状况指数的运用日臻完善, 可将它正式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而从长远来看, 如果货币政策转向通货膨胀目标制, 货币状况指数就可作为一种正式的工具规则。
参考文献
[1]Peng, W.and F.Leung (2005) .“A monetary conditions index for Mainland China.”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Quarterly Bulletin (1) :5-14.
[2]Wai-Ching, P. (2008) .“Does Credit Channel Matter in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in Singapore-”ICFAI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6 (3) :40-50.
[3]卜永祥, 周晴.中国货币状况指数及其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的运用.金融研究, 2004, (1) :30-41.
山西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篇10
关键词：对外开放,转型发展,战略格局
开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根本动力,以开放促发展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发展理念。对于山西这样一个典型的内陆资源型省份而言,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山西产业发展的传统竞争优势正在逐渐消失,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力等要素资源带来的成本性竞争优势正在逐步弱化,只有不断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才能增强区域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推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健康快速发展。
一、山西开放型经济的现实意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也开始显现。开放型经济对于推动山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缩小与其他省份发展的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开放型经济可以打破资源禀赋限制。从现有的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来看,山西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资源的高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成本和代价的,可持续性较差。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发展可以获取范围更广、数量更多的资源供给,并实现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从而有效克服山西经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资源短缺、要素不足等问题的制约,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支撑条件。其次,开放型经济可以促进产业结构提升。开放经济可以给山西发展带来更多的资本、技术、人才等高端要素,促使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再次,开放型经济可以打破区域市场限制,为山西产业发展进入省外其他市场提供了机遇,促进企业发展壮大。因此,山西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寻求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增长路径。
二、山西发展开放型经济面临的形势分析
山西作为典型的资源型省份,开放型经济发展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对外开放不够仍是全省经济发展的短板。近年来,山西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全方位实施开放引进战略,使开放型经济实现了新的突破。
(一)优势分析
山西拥有丰富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以及明显的区位优势和环境优势,具有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的良好经济社会基础。
1.资源优势。山西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素有“地下聚宝盆”和“华夏文明摇篮”的美称,不论地下资源还是地上资源都具有十分巨大的开发价值。山西矿产资源储量丰富,种类繁多,其中煤炭资源查明储量2664亿吨,占全国总储量的22.6%,铝土储量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总储量的35.9%,其它如铜矿、铁矿、金矿等资源也都在全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山西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它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境内山环水绕,地貌多样,形成了绚丽多彩的自然景色,战争时期也留下了众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遗迹,历史文明、自然美景、革命史迹共同构成了山西丰富的旅游资源。
2.产业优势。十二五时期,山西提出要优化出口商品结构,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据统计,2013年全省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7年的20.83%提高到69.3%。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同比增长11.5%,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同比增长25.7%,出口商品结构显著改善。在市场多元化方面,组织企业参加了广交会、华交会、亚欧博览会、东盟博览会、中东投资贸易洽谈会等国内外展会,进一步巩固了传统市场,开拓了新兴市场。
3.区位优势。山西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具有突出的区位优势,在新的区域经济格局下,山西可借助地理优势和环境优势,承担起全国经济发展梯度转移过程中“承东启西”的大任,发展成为环渤海经济区的物质保障基地,通过互惠互利的“双赢”合作,促使山西产业结构实现有效调整和升级。同时,山西形成了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为全省实施对外开放提供了有效、便捷的交通条件。
4.环境优势。近年来,山西在加强硬环境建设的同时,特别注重优化软环境,逐步形成了盼发展、谋发展,创新求变的人文环境。具体工作上,自行政许可法实施以来,山西按照“应减必减、能减必减、能合则合、能放则放”的原则,多次取消和调整行政许可项目,打造良好的政务环境。积极推进信用体系建设,营造诚实的信用环境。推进城乡生态化建设,城乡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持续改善,污染严重、生态恶化的形象得到转变,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二)劣势分析
山西开放型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但由于受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影响较大等原因,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矛盾和问题。
1.进出口总量不足。近年来,山西外贸总量和结构不断优化,但基础并不稳固。2013年山西进出口总值为158亿美元,是广东的1.45%、江苏的2.87%、浙江的4.7%、山东的5.91%。仅占全国的0.38%,进出口增幅为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可见,由于山西进出口基数低,规模小,对外贸易对全省经济的拉动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2.外贸结构欠优。山西外贸结构初级化问题突出,增长基础不牢。山西的出口商品结构欠优,经营主体较少较弱较小,贸易方式比较单一。出口市场一直集中在传统市场,在全省出口商品结构中,仍以资源型商品为主,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仍严重不足。出口市场地区结构相对集中,山西对日、韩、美、欧盟部分国家出口的比重偏高。装备技术进口严重滞后,进口设备和技术消化吸收能力较差。企业的科技创新和市场营销能力较弱,核心竞争力不强。
3.利用外资规模较小。2013年山西实际利用外资28.1亿美元,仅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2.13%,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2.4%,与中部其他省份相比较,利用外资存在着较大差距。2013年山西实际利用外资额仅为河南的20.88%,安徽的26.29%,湖南的32.30%,江西的37.21%,湖北的40.80%。同时,山西利用外资增长很不稳定,从2001年至今实际利用外资额出现过三次负增长,另有三次增长幅度超过180%,这种大起大落对山西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尤为不利。
4.开发区辐射作用不强。全国现有省级以上开发区1568家,总规划面积9946平方公里,平均每个省53家,规划面积320平方公里,但山西仅有开发区25家,总规划面积158平方公里,尚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从工业增加值比重看,山西开发区工业增加值仅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12.4%,江西、湖南、湖北、安徽各省的开发区工业增加值占全省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72%、42%、70%、51%,与兄弟省份相比,差距仍然明显。
(三)发展机遇
1.从政策机遇来看,国家确定山西为全国第一个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山西拥有了更多先行先试、改革创新的空间。随着一系列含金量高、操作性强的先行先试政策落地,必将带来巨大的“制度红利”和发展活力,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营造更加有利的体制机制环境。
2.从区域合作来看,当前,优质生产要素正在加速向中部汇集,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带动性转型项目,已经积累的发展势能正转化为现实发展力。作为中部地区重要的能源资源省份,山西已站在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中原经济区、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等全面启动,诸多国家层面区域发展战略为山西在区域合作中争取更多先机创造了条件。
3.从发展基础来看,党的十八大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动员令。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面对全国各地竞相发展的势头,山西积极探索转型发展新路径,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一大批转型转产项目的落地达产,全省经济总量和地方财力稳步提升,发展后劲和协调性显著增强,初步形成了自觉转型、全面转型、深度转型的良好局面,为开放型经济奠定了难得的发展基础。
(四)面临挑战
1.从地域来看,山西开放时序与沿海地区存在落差。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一大批不同级别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保税区、加工贸易区,基本经历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开放城市,再到内陆省会城市,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开放时序。山西要追赶沿海省份、填平开放落差,客观上也确实需要时间。
2.从企业来看,山西企业“走出去”受多重因素制约。除资金外,企业在面临国际化经营中,对国别市场、产业投资环境了解不够,国际市场信息的双向交流机制还未有效建立起来;企业缺乏对目的国法律体制及市场风险、政治风险的了解和有效的应对机制;对外投资保险、担保体制不配套以及政策支持不足等,也是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
3.从要素来看,山西开放型经济的发展不仅依赖基础设施、资金项目等硬条件,更依赖人才等软实力条件。目前,与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需求相比,熟悉国际一般通行规则、特别是资本市场运作规律的党政人才和企业家人才仍然不足,还有高素质企业管理人才、科技研发人才以及金融、财会、法律、咨询等专业人才明显不足,另外,技能人才规模和结构也不能完全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求。
三、山西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战略与实施重点
对于山西这样一个典型的资源型省份而言,产业发展的传统竞争优势正在逐渐消失,要增强区域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推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健康快速发展,必须不断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全面加强与国内外经贸文化交流与合作,在空间上形成沿海、沿边和内陆开放互为依托、相辅相成的战略格局。
(一)山西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
山西开放型经济发展,应坚持对外开放与深化改革相结合,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相结合,重点突破与全面发展相结合,着力推进对外交流合作,促进互利共赢;着力发挥比较优势,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着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开放的保障能力;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城乡融合和社会稳定,为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完善区域开放格局探索新路径。
(二)山西开放型经济实施重点
根据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在新的国际国内发展条件下,山西实施开放型经济的战略定位是中西部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支点、国家重要的立体式能源中心、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示范区,实施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深度参与区域合作。对于地处内陆的山西而言,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必须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对于国内区域合作,应利用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发挥中部论坛和中部博览会等平台作用,进一步密切与中部地区的经济合作,加快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加强与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的合作,主动融入环渤海经济圈,拓展国内区域合作深度。对于国际区域合作,应创新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模式,深化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务实合作,拓宽交流领域,丰富交流内容。
2.“扩量”与“提质”并重。优化对外贸易结构,鼓励企业进口山西经济发展急需的成套设备、先进技术和重要原材料,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加快推动东部沿海加工贸易企业向山西转移,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推进服务贸易规模跃升,立足山西旅游、文化资源优势,实施服务贸易跃升工程,重点开发文化产品项目,扩大文化出口成交额。提高利用外资规模及质量,引导外资扩大第一、三产业投资项目比重,投资新兴产业项目。
3.强化招商引资工作。招商引资能在国内外更广范围内吸引资金、技术、人才,是增强转型发展的动力源泉。强化招商引资工作,首先要加强对招商引资工作的组织引导,抓紧研究制定与转型发展相适应的招商引资规划。其次要搭建灵活多样招商平台,通过平台宣传推介山西,做好各类转型投资项目对接。同时还要扩大招商引资规模,发挥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力争通过大企业、大项目的引进带动新产业、新集群的快速发展。
江苏经济开放度研究 篇11
摘要：简述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农地产权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分析当前江苏省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江苏省农地产权制度的实施现状，认为完善江苏省农地所有权制度、强化江苏省农地使用权制度、健全农地产权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将利于江苏省农地产权制度进一步深化改革。
关键词：江苏省；农地产权制度；深化改革
一、引言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提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为今后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重点和要求。本文以江苏省农地产权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时间段选取为改革开放至今，以如何进行农地产权制度的深化改革为研究内容，探寻江苏省甚至更广范围如非农产业发达农村地区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路径。
二、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农地产权制度的历史变迁
江苏省位于我国大陆东部沿海中心，面积10.26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1%，人均国土面积在全国各省区中最少。全省耕地面积6894万亩，人均占有耕地0.87亩，远低于全国人均占有水平。江苏是农业大省，2013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13598元，同比增长11.4%。城乡收入差距经一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30：1，收入差距是较小的省份之一，江苏省农业的持续增长离不开农地产权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农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两权分离”
1978至1980年，主要是摸索阶段。1979年，江苏省各地共选择56000个生产队，进行了粮、棉等大宗作物联产计酬的试点。由于思想认识不完全一致，改革的步子不快，效果不甚显著。1981至1982年上半年，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由点到面逐步推开。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等指示，江苏省农村各级领导干部从实际情况出发、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和多种计酬办法同时存在的精神，迅速推开了联产责任制。到1981年3月，据徐州、淮阴、盐城、扬州、南通、镇江等6个地区和南京市的统计，已经实行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75.8%。1982年下半年至1983年上半年，全面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从1983年下半年以后，重点放在完善以承包合同为主要内容的各项承包措施，使农业生产责任制不断巩固提高。苏南地区根据农村工业比较发达的特点，普遍实行“三业分开、联产到劳、统分结合、包干分配”的责任制，使农村各业的经营管理制度得到加强。到1986年底，全省农村的全部生产固定资产中，集体部分占80%以上，集体经济的地位更加巩固和加强·。
（二）农地规模流转制时期：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离”
2000年6月，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焦溪镇牟家村把股份合作制引入到农地经营体制中，入股土地645亩，全村15个村民小组，2130个农民全部成为合作社的股民。2002年1月，苏州地区第一家农地股份合作社在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成立。2004年起，围绕江苏省委和省政府大力开展农村“三大合作”的要求，农地股份合作制改革由点到面，由苏南向苏中、苏北逐渐推进，呈现出蓬勃发展势头。2006年，江苏省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达573.2万亩，占农户家庭承包面积的11%左右。2007年6月底，全省农村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达到682家，入股土地面积31.64万亩，入股农户12.51万户。2009年11月26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江苏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在国家承认的专业合作社之外，突破性地给予农地股份合作社和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以合作社法人地位，开全国先河。截至2010年底，江苏省运行比较有规范的农地股份合作社1800家，入股土地面积93万亩。
三、当前江苏省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地所有权主体虚置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在我国农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农地所有者主体主要用三种形式：村农民集体所有、乡（镇）农民集体所有及村小组农民集体所有。代表农地所有者主体的机构是相应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这就使得农地所有权的归属没有特别明确，模糊界区过大，土地产权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所有权界定的不清晰导致了土地所有权的虚置。
（二）农地流转制度不健全
由于我国农地制度产权归属不清，政府对农地产权的大量干预，使得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农民的权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村委会在发放土地的过程中，强行流转土地，不考虑农民的意愿；在流转过程中，土地流转缺乏正式的合同，没有统一固定的流转程序，缺乏法律的保障；一些干部在发包土地的过程中，透明度不高，严重损害了农民的权益。
（三）缺乏配套的农地产权制度的法律法规
当前农地所有权主体虚置、农地收益权受限、农地流转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源于健全法律法规的缺失。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地所有权主体残缺，而且农地使用权缺乏法律的具体规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农地使用权的赋予、产权主体、和流通转让都缺乏有效地法律保障，尤其是并没有规定农地产权在流转过程中的法律程序，如果不对农地使用权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界定，将会严重制约和阻碍农民收入的增长。
四、江苏省农地产权制度深化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完善江苏省农地所有权制度
借鉴苏南地区农地股份合作制的改革思路，采用农地股份合作社的形式重塑农地所有权，充分发挥股份制和合作社的优势。集体农地为集体组织法人所有，而集体组织成员对集体农地享有股权或社员权。
（二）规范土地流转平台
建立市、镇、村三级流转平台，规范土地有序流转，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积极寻求与企业合作，种植市场需求潜力大的农产品，让土地发挥更大的效益。土地流转服务平台能够为土地进入市场，赢得了商机，同时在延伸服务职能，为流转土地融资贷款提供合同鉴证和调解仲裁上也取得了突破。
（三）健全农地产权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
江苏省在农地产权制度法律方面的制订与探索迟于农地产权制度的实践进程，有碍于农地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推进，应积极推动地方性政策法律文件的出台。对于苏南地區兴起的农地股份合作制，地方政府应在符合农地股份合作制开展条件的地区给予政策放宽，鼓励农地股份合作制的试点和运行。（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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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邹秀清.中国农地产权制度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4]张笑寒.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解析和实证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江苏经济开放度研究 篇12
一、通用航空内涵及空域划分现状
根据国际民航组织规定,通用航空是指利用航空器从事除商业航班飞行以外的所有民用航空活动。其范围涉及十分广泛,包括从事工业、农业、林业、渔业和建筑业的作业飞行以及医疗卫生、抢险救灾、气象探测、海洋监测、科学实验、教育训练、文化体育等方面的飞行活动。
而空域,是国家资源,空域管理与使用是面向公众的公共服务,空域应得到合理、充分和有效的利用。国际民航组织制定了空域分类标准,将空中交通服务空域分为A、B、C、D、E、F、G七个基本类型。从A类到G类空域,逐步放松对目视飞行的限制。
目前我国空域划设分为高空管制区、中低空管制区、进近(终端)管制区和塔台管制区,也称为A、B、C、D四类空域。
A类空域高度为6600米(含)以上空间,空间内仅允许航空器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飞行,对所有飞行中的航空器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并在航空器之间配备间隔。
B类空域高度为6600米(不含)以下最低高度层以上的空间,内允许航空器按照仪表飞行规则飞行或者按照目视飞行规则飞行,对所有飞行中的航空器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并在航空器之间配备间隔。
C类空域通常设置在一个或几个机场附近的航路汇合处,也是中低空管制区与塔台管制区的连接部分。其高度为6000米(含)以下最低高度层以上,水平范围通常以机场基准点为中心半径50公里或走廊进出口以内的除机场塔台管制范围以外的空间。
D类空域通常包括起飞航线、第一等待高度层及其以下、地球表面以上的空间和机场机动区。
其中低空空域通常是指真高1000米(含)以下的空间范围。目前分为管制空域、监视空域和报告空域三类。
二、低空开放下通用航空经济的发展瓶颈分析
低空空域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是军航和通用航空的主要活动区域,像国土资源、海洋资源一样,蕴藏着极大的经济、国防和社会价值。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使得国内低空空域管理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尚处在初级阶段。早在2010年,国家就出台《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为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划定了路线图,制定了时间表。然而改革推进已过5年,但受制于低空空域制度不健全、低空空域划分不合理、通航基础设施保障严重滞后及通航人才资源匮乏等问题,我国通航产业发展仍较为缓慢。
(一)通用航空法律法规不健全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通用航空市场准入、运行标准以及外商投资通用航空业等方面的法规、规章,算是初步建立了通用航空法规体系。但是这些法规、规章离为通用航空业构建完整、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还尚有一段距离。我国通用航空法律制度主要是由国家立法、行政法规、民航规章3个层次构成,这3个层次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国家立法层面,我国现有调整通用航空的立法只有民用航空法,而且其中仅以第十章共6条的形式规范通用航空活动,明显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其次,民航法中针对于通用航空的专章,限于当时通用航空的发展程度和社会条件,并没有对通用航空及其活动作出详细规定,内容过于笼统,无法为通用航空法规制定提供科学的指引。并且我国通用航空立法位阶低,只有民航法中有6条规定,内容少且规定过于原则,缺乏类似通用航空法、通用航空产业租赁发等高层次立法。这些问题都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通用航空在实践中的飞行操作无法顺利进行,这也就阻碍了通用航空经济的平稳发展。
(二)低空空域管理体制不完善
我国现行空域管理体制是在国家空管委的领导协调下,军航主导,民航参与的模式。也就是说我国领空大部分都属军管,留给民用航空使用的空域有限,一般能使用的航路、航线和民用机场附近空域仅占总空域的10%~20%,更别提通航了。而对于目前非常有限的由民航管理的空域,控制得也非常严格,私人飞机只能在有限的民航航路上申请飞行,使得私人飞机想翱翔于低空空域飞行是几乎不可能实现,这使得通用飞行失去了一大块发展的市场和机遇,可见有关低空空域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严重阻碍了通用航空经济的发展。
(三)通用航空产业投资门槛高回报周期长
通用航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朝阳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出于发展初期的通用航空产业的硬件配套设施相比发达国家严重不足,这也是制约我国通用航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众所周知,通用航空产业对于相关基础设施的依赖性很强。其大致包括通用航空机场、航空器械制造、大型通讯指挥设备、驾驶员培训机构等,而这些投资都数额巨大。成立一家通用航空公司动辄就要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投资,可见投资门槛之高。而且如果没有一定的资源、形成一定的规模,公司在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盈利的。从现实市场价格看,目前购得一架普通通用航空飞机至少需要200万元,而培养一名飞行员最少也要投资60万元,即使一家通用航空公司只有2名飞行员,以上所述投资也不是个小数目。即便成立了通用航空公司,但由于公司运营成本较高,后续投资也成为众多民营企业望而却步的原因。作为湖南省内通用航空公司发展的先驱,湖南长沙的华星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为例,注册于2012年,注册资本5050万元,是湖南省内首家取得《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的民营通用航空企业,其首飞的两架EC120B直升机是花费4000余万元从欧洲购得。经过近几年的发展,还仅是能维持日常运营。
我国国土面积虽然与美国、巴西、加拿大等国相当,但航空器的数量却相差较大。充分宣传通用航空作为朝阳产业的潜在商业价值,鼓励有需求的企业参股购买通用航空器,积极引导地方政府参与通用航空运营,对于完善航空器的配套有非常积极的意义。通过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的不断参与,通用航空在硬件方面的产业和资金配套一定能不断完善。
相比航空器,通用机场和起降点的配套难度相对更大。航空器可以直接从国外购置,而通用机场和起降点受政策环境和土地资源等约束影响,可选择性较小。在简政放权的整体政策环境条件下,通用机场的审批权限已下放至省级政府,但通用机场审批管理主体的具体权责和审批流程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以确定通用航空的发展预期。通用航空其他硬件配套设施,如通信系统、导航系统和维修系统等,也应随着航空器和通用机场的发展相应进行完善。
(四)通航人才资源匮乏
随着我国航空经济的持续发展,低空空域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通用航空的春天即将来临,而相关航空专业人才的缺乏是制约我国通用航空发展最重要的瓶颈之一。根据相关数据得知,截至2015年底,我国通用航空机队在册总数为2127架。相比2014年,2015年新增175架、同比增长8.9%。而截至2015年底,我国民航驾驶员有效执照总数为45523本,同比增长14.1%。但其中非121部运输航空和141部飞行学校的持照中国籍飞行员数量为3663名(含运动航空器和私用驾驶员)。按行业水平推算,飞机与飞行员数量配比为1∶2,应有4254名飞行员;飞机与机务配比为1∶3,应有6381名机务;飞机与航务配比为1∶0.8,应有1702名航务;飞机与保障人员(特指民航局授予执照的机场运营、通信、气象、签派等专业人员)配比为1∶0.5,应有保障人员1064名。但事实上,我国通航各专业人员均达不到标准,人机比明显不足,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严重匮乏。从上述数据可知,仅飞行员一类人员就有着近千人的缺口。
而由于各种人才的短缺,近年来我国众多新筹建和正在筹建的通用航空企业运作都面临困难。其中大概有3/4因为相关机务维修人员人才引进或培养困难,而影响了筹建工作和运行安全。再加之有些优秀人才培养后又往往由于待遇等各种原因流向各大民航公司,这使得我国通用航空产业人才短缺的问题雪上加霜,严重影响了我国通航航空经济的健康发展。
(五)飞行任务审批程序繁琐
“离地三尺要审批”,这是目前中国通用航空的飞行现状。多年以来,我国的许多通用航空企业一直被复杂的审批程序和繁多的审批材料困扰。按照流程不管什么性质的通航飞行,要起飞必须提前申请和审批,一般要经过空军、空管局、机场等各个环节的审批和协调,这造成单区域飞行至少要提前5至7个工作日申报,跨区域飞行更是至少要提前12至14个工作日。这常常使得私人飞机拥有者要么望而却步,要么黑飞。而黑飞带来的不仅是无序,更重要的是飞行安全无法得到保障。而欧美发达国家低空空域是完全开放的,除了涉及国家安全的很小部分地区被列入禁区外,通用飞机可以在这些国家自由飞行。其对通用航空飞行任务施行的是报备制,即将飞行任务和计划提前若干小时,例如美国为提前半小时,通过各种方式报知航空当局,在没有特殊情况下,自行准备,到点起飞即可。相比之下,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严苛飞行任务审批制度,犹如套在通用航空脖子上的绳索,牢牢掌控着通用航空的呼吸。
三、低空开放下我国通航经济发展对策
社会各界对于如何做好低空空域开放的工作关注度很高,都认定通用航空产业的春天即将来临。但我国通航客观上还是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针对前文所指出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意见和对策。
(一)建立相对完善的通用航空法律法规
我国通航产业与通用航空发达国家级特别是与美国、巴西相比,法律体系十分粗糙,在很多方面都不完善。面对一方面是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迫切涌入的大量产业资本,一方面是支离破碎相互脱节的产业法律政策环境,国内通用航空产业要想脱离这种两难局面,当务之急是要抓好顶层设计,完善航空行业的法律法规建设,建立起一套以法律为核心,由行政法规、行业规章、实施细则、产业政策和地方法规共同组成的法律法规体系。因为,健全的法规制度是实现通航产业经济平稳有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要将通用航空所需的规则和要求,分层、分类、分项地纳入到通用航空法律制度中。首先在国家层面上,修改《民航法》,完善通航立法,进行民航行政法规规章的立改废,适应、引导通航的发展。其次,加强通用航空行政法规的相关修改。我国目前主要是《国务院关于通用航空管理的暂行规定》和《通用航空飞行管理条例》两部通航相关行政法规,上述法规对于通用航空产业经济发展仍然停留在原则层面,应明确保障措施、完善相关实施细则,确定明确指导性意见以引导地方性通航政策法规体系的建设。
(二)建立健全适用的低空空域管理体制
毋庸置疑,空域限制是影响通用航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针对于我国现行的“军管民用”空域管理制度,通用航空想要高效快速的发展起来是很困难的,而空域结构划分是否合理是直接影响到空域使用效率。而我国空域现行的由国家空管委统一领导,航路内由民航提供管制指挥,航路外由郡航负责管制指挥的空域模式无法满足通用航空空域使用灵活多样的要求。在今年有望近期出台的《低空空域管理使用规定》的基础上,在开放的低空空域(监视空域、报告空域)范围内,应首先建立统一由民航主导的包括任务审批、计划申报等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迅速推进国家空管委低空飞行服务站的试点工作,适时推广,建成先进的低空监控系统,对低空飞行实施有效监控,保障飞行安全以及空域的充分利用。其次还要建立便捷高效的运行管理机制,为通用航空用户提供自主运行、自负责任的运行管理模式。简化和改进飞行计划申报程序,及时发布低空低空空域使用情况,提高低空空域运行管理和服务效率。
(三)加强政府投资引导,完善硬件设施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朝阳产业,通用航空产业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和青睐,近几年,政府也高度重视通用航空的发展,并陆续出台多项指导性文件,以实际行动着力推进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例如于前不久发改委召开贯彻落实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指导意见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通用航空产业,促进通用航空产业发展。而完善通用航空硬件配套是通用航空发展的基础,只有当航空器、机场等设施满足了相应条件,通用航空才能实现安全生产,并有效服务国民经济的发展。
其中尤其是要加大对通用航空机场的建设,这是解决通用航空活动“无地可落”局面的首要因素。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响应简政放权的号召,可以规划按照机场类别不同制定机场建设标准和审批程序,减少行政审批,简化审批程序。其次还应加大对通用机场建设的政府补贴力度,给予机场建设实质性的支持的同时,还应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进入通航领域。
(四)加强通航专业人才培养
与目前我国通用航空事业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不同的是,我国的通航专业人才培养及培养方式研究才刚起步不久,导致我国通航专业人才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明显不足。事实上,通用航空的人才培养是个系统工程,其健康发展需要政府部门、专业院校、同行企业以及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我们应该建立一个自上而下的通用航空专业人才培养体系。首先从政府层面,应积极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有意识的引导通用航空产业经济的稳健起飞。同时还要合理规划本科及大专院校的专业设置,通过行政干预和市场就业的双重手段促使学校重视通航人才的培养。企业层面,应结合业务操作实践,进一步明确市场急需的通航人才类型、素质、能力等要求。除了自行培养外,还可以与大专院校开展人才定向培养合作,例如开设订单班等方式满足企业自身人才需求。社会层面,应由中国通航发展息息相关的社会各界人士通力合作,加强舆论引导,普及通航知识,营造通航文化氛围,提高大众对通航的兴趣。
(五)简化通航飞行审批手续
由于现行的“军官民用”空域管理制度,我国通用航空飞行任务一直都是施行严格的审批制度,虽然近年来社会各界多次提出要简化通航飞行任务审批程序,让通航真正实现“想飞就飞”的梦想。可喜的是,这一问题随着政府对通用航空产业的推进,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或政策性文件,例如国家民航局网站发布了《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审批与管理规定》等都为解决通用航空飞行审批程序繁杂做出了努力,使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但自《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审批与管理规定》颁布至今三年时间过去,通航飞行任务审批手续并没有出现社会各界所期望的结果,通航人“想飞就飞”的梦想依然至今难以实现。
因此,落实简化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审批手续也是迫在眉睫。虽然有《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通用航空飞行任务审批与管理规定》等政策和政策性法规的先后颁布,但有诸多环节存在规定模糊地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依然模棱两可,需要进一步地细化相关条例规定。除了体制机制要捋顺,加快推进已经颁布的政策和政策性法规的完善和落实,还应尽快增设通航专门机构,专司通航发展,专谋通航繁荣大计,以满足通航快速发展需要。
四、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