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精选8篇）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 篇1

一、新形势赋予开放型经济新内涵

“开放型经济”概念自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以来, 经历了前期制度化规范和实践性探索, 现已初步形成了以政府行政干预和优惠政策为主导、低成本和低附加值制造业为支撑、外资引进和扩大出口为手段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历史经验和时代形势都决定了走开放型经济道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为关键性的环节。然而, 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产业价值链转移倾向的日益显现, 以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和新组织方式变革为诉求的国际竞争新格局即将成型, 加之我国现已进入市场经济改革的深水区和转型期, 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 调结构、促发展已是迫在眉睫。很显然, 现行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所体现出的诸多不合理成分, 如政府职能分工不明确、传统路径依赖性强、资源要素约束瓶颈突出、创新能力薄弱等都将阻碍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积极着手体制创新已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特殊使命。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国家整体性发展战略必须要落实到各个省的经济特点考量和政策制定上才具有实际价值。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区域性差异是比较明显的, 各省在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产业定位、发展目标、政策制定、工作力度和效果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海南打造新时期开放型经济体制先行区, 重点就在于搞清楚这项体制的“新”内涵。对海南省而言, 这个“新”既要带有国家统筹建设层面的普遍性要求, 又应该符合地方经济比较优势的特殊性。

海南省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新”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优化创新。从省政府到地方市县各级政府部门应以培养高质量的服务水平为准绳, 在法律法规修订、组织机构设置、管理体制规范化设定的前提下发挥企业在市场资源配置中主导作用;这个“新”应该是引进外资与鼓励对外投资双管齐下。积极引导外资在优势产业和重点扶持产业领域的使用效率, 鼓励成熟的省内龙头企业或重点企业, 如海航、椰树、春光、罗牛山等企业到国内外积极开展投资, 要将局部开放扩展到全省各市县的全面开放, 在审批、管理、服务、出入境等方面最大程度地削减障碍;这个“新”应该是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替代要素驱动。通过营造激励创新的机制环境, 引入国内外创新性要素, 并将本省潜在创新能力转换为实践能力;这个“新”应该是在当前全球贸易和投资新规则统筹全球价值链转移的背景下, 在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互动的指导下, 实现省内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协调, 要既能保证与国内其他省份市场运行规则的一致性, 又能使本省产业结构和企业发展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中具备相当的兼容性, 将境内开放的新要求落实到位;这个“新”应该是结合本省区位优势的开放度大提升。省级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支点、自由贸易园区、热带产业体系构建等众多值得深入拓展的新挑战和新机遇要求通过上层体制的创新和完善来获得可持续性发展的效果。

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实现海南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务之急, 海南要积极着手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也是由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促成的。

首先, 海南经济结构和开放水平的实际情况与本省的区位优势、资源条件和政策要求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海南本身具有发展现代新兴大工业、热带高效农业、优质海洋水产业、国际旅游服务业等优势产业的地域条件, 而且省委、省政府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积极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阶段性意义的政策, 比如进行产业发展导向的“一省两地”战略、大企业和大项目引进的“双大”战略, 现在又上升到“国际旅游岛”战略、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 打造“自贸区”等政策规划中来, 实质上每一次战略调整都意味着制度供给的不足, 需要不断完善以满足经济发展对政策保障的需求。然而, 现阶段摆在我们眼前的是海南开放性经济的深度、广度明显不够的事实, 这主要体现在策略实施对传统路径构成依赖惯性、行政审批程序较多、产业导向与引资标准不明确、涉外人才和岛外投资的吸引力度缺乏、实体经济发展滞后、监督约束机制落实偏差、可持续发展的各项关系界定存在漏洞等上面。

可见, 新阶段的各项战略政策要想发挥实质性的功效, 达到预期的成果, 就应该在吸取前期发展制度供给不足教训的基础上, 紧紧围绕“以开放促改革”的时代大背景, 拓展开放型经济制度的创新空间并强化制度执行机制的保障力度, 构建具有动态适应能力和体现国情、省情丰富内涵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只有这样才能够明确工作方向和细节而带来“制度红利”, 实现海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其次, 海南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和新经验助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及时构建。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区域内经贸合作良好势头也在不断涌现, 不过以后这种投资贸易的模式将越来越从注重规模转换到注重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 以及投资的使用效率与质量上来。总之, 全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而海南依托这种新形势作为发展的机遇, 进而提出具有明确地方性特色的对外开放战略和制度, 这无疑是全国实现全方位开放格局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 海南的经济增长的新热点、新产业、新贸易投资结构和新的消费特征, 加之政府出台了部分改革创新措施, 使海南特色的“新常态”逐渐形成, 作为具有发展开放经济潜力, 但又开放水平明显不足的省份, 积极完善体制建设, 由过去盲目追求贸易投资速度到争取科学合理的开放速度和结构上来, 才能将本省经济发展目标和产业转型协调一致。另外,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对海南积极践行新的开放方针和定位提出了客观的要求;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的成功运营, 将逐渐发挥海南的中转站作用, 既然要以高水平姿态走向国际化, 那么很显然传统的区位优势已经不符合现行新型制度优势竞争力的需求, 具体落实到实处的省内产业供应链网络升级、商务经营环境、法治规则的透明度建设、研发与创新、产权与投资保护、政府与市场关系明确等新型体制建设都将是经济工作切入的重点。

另外, 上海自贸区建设带来了海南开展开放型经济体制创新的新思路, “示范效应”和“刺激作用”明显。上海自贸区自2013年9 月试点运营以来将传统自贸区“政策性开放”模式延伸至政府职能转变、行政审批优化、贸易投资便捷、突出现代开放型服务业等为重心的“制度性开放”新框架, 将区域综合性优势很好地应用到了国际区域合作和国内次区域合作过程中, 成为协调对外与对内开放、试点与全面开放的“试验区”和“示范地”。海南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和“中国- 东盟自贸区”深化建设的中转站, 更是要以“国际旅游岛”建设为目标, 以上海自贸区的开放型体制建设为蓝本, 以“上海模式”经验的针对性吸收为契机, 以本省发展目标和制约问题为导向, 通过体制建设突破原有产业链条束缚, 着手打造面向东南亚、南亚乃至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体系, 这样才能培育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增长点。

三、关于海南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方略的几点思考

第一, 明确特区经济“开放性”本质, 着力服务型政府的实质性搭建。地区经济的发展模式说到底是根源于当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 政府是否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做好职能定位应该说是更具“市场自由化”特性的开放型经济得到发展的前提。海南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特区, 特区概念贯穿于从建省以来发展过程的始终, 而特区的本质则是“外向型经济实体”。在提升开放度的迫切要求之下, 各级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放松对市场的管制, 轻审批而重调控、少行政干预而强公共服务, 要将“国际旅游岛”所倡导的“服务导向”要求贯彻到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始终。从本省总体经济特点和可持续发展大局着眼, 优先完善体现市场经济思想的法律法规体系;既要直接鼓励市场主体的自由化竞争, 又要弱化政府与行业协会、民间团体的行政联系, 推动管办组织的转制, 通过服务购买等方式来发挥社会间接领导力量的作用, 进而推动市场竞争的充分性和有序化。

在主要实体经济发展指标服从中央部署的同时, 要对较难量化的服务性指标选取和考评方法进行大胆的研究实验, 积极打造综合指标科学定位的先行试验区, 有效缓解当前我省实体经济行政干预过度、越位, 而服务型虚拟经济引导缺位的现象。强化与国内外开放型经济取得突出成果的地方性政府的经验交流, 加大工作人员培训力度, 创造更多学习交流机会, 切实提升政府官员服务水平和个人素质;积极推进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政府间的项目合作, 将产业园建设、服务贸易项目、现代金融与物流合作项目、医疗与教育投资项目等引进来, 创造激发市场活力的各种机会。

第二, 挖掘三次产业发展潜力, 扩大对外开放幅度。明确本省产业结构配置的支柱和主体对开放型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海南省具有热带果蔬、人工养殖、海洋水产、矿石能源、历史文化、侨胞资源得等独特的发展优势, 又是最大的经济特区, 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地理位置和政策条件也都比较充分。尽管工业基础长期处于薄弱状态, 但也没有必要刻意强调“工业强省”, 这种传统的追求工业实体经济绩效的思维有可能带来“比较优势陷阱”, 工业基础肯定是要强, 但这个“强”应该是侧重于以一般制造业开放、高新技术产业引进为标志, 同步夯实海上油气产业、生物制药和航天工业的新型工业化强省之路。要抓住热带高效农业发展的契机, 通过树立检验检疫质量品牌、增设港口和运输航线来降低运输成本和优化运输环境等手段, 将具有一定产量优势的农产品和南药资源的“岛内消化”转化为“岛外吸收”。要推动服务业的开放水平, 着手打造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离岸金融中心、人民币结算中心、离岸大数据处理中心、海洋产业研究中心、东南亚学术研究中心、黎苗文化推广中心和华侨文化交流中心, 做好互联网的内地对接、岛外医疗养生投资吸纳和旅游市场环境整顿工作。

第三, 发挥“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载体作用, 借鉴国内外优势经验, 协调好消费、投资与贸易关系。要优化省内投资和外来投资在三次产业中的比例, 降低外资银行和跨国公司的准入限制, 扩展诸如增量资金、港台资金、金融租赁资金等融资渠道。借鉴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前的外高桥保税区发展经验, 优化委托加工、保税租赁、保税贸易和离岸贸易等业务环境。要根据消费需求来调节投资力度, 规避资金大进大出的间歇性投资问题。效仿美国佛罗里达州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全方位融合的特色产业定位之路值得, 抓住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 把握后工业化带来的旅游需求大趋势。

摘要：新常态背景下, 传统开放经济模式无法满足产业价值链转型升级的要求, 十八大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是国际、国内复杂政治、经济环境下的国家性战略。海南作为海洋大省, 应把握新机遇, 落实新要求, 重视经验积累、复制和结构创新, 通过完善政府职能、优化产业布局、对接“海丝”战略等策略打造海南经济发展新模式, 助推海南经济新发展。

关键词：新常态,开放经济,体制,创新

参考文献

[1]王毅武, 陈首哲等.海南区域发展模式与产业结构配置[J].特区经济, 2008: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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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 篇2

【本节导引】

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事件回放】

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

自2001年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立至2012年8月，国务院已分六批共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2013年5月15日，国务院再次取消和下放117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其中，取消行政审批项目71项，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20项，取消评比达标表彰项目10项，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3项；取消或下放管理层级的机关内部事项和涉密事项13项。【主体内容】

一、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夯实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一)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

(二)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把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三)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必须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四)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二、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一)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

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二)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

(三)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减少非公益性用地划拨。完善土地租赁、转让、抵押二级市场。(四)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

(五)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体制机制，健全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发展技术市场，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整合科技规划和资源，完善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机制。

三、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和水平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一)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

(二)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

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深化投资体制改革，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的企业投资项目，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

政府职能转变要注重简政放权和加强监管同步推进。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

(三)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深化机构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

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一)改进预算管理制度

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二)完善税收制度

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加快资源税改革，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三)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权划分相应承担和分担支出责任。

五、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一)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鼓励农村发展合作经济，扶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经营。

(二)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三)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农业补贴制度，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农业保险制度。

(四)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推进城市建设管理创新，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六、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一)放宽投资准入

放宽投资准入，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

(二)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

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三)扩大内陆沿边开放

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延伸阅读】

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该文件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更加符合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化经营机制，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更趋合理，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善于经营、充满活力的优秀企业家，培育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国有骨干企业，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2015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该方案提出了多个方面的举措，包括：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系；改革人才培养、评价和激励机制；健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建立健全科技和金融结合机制；构建统筹协调的创新治理机制；推动形成深度融合的开放创新局面；营造激励创新的良好生态；推动区域创新改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4年6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于2016年基本完成重点工作和任务，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该方案指出：完善税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改革重点锁定六大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房地产税、个人所得税。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问题研究 篇3

21世纪的前十年，世界经济变化巨大，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逐步形成、区域经济合作的势头不断加强。与此同时，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加入WTO的制度红利以及廉价劳动力的资源红利正在不断消退，亟需进行更深层的改革，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参与构建高标准、全覆盖的全球经贸治理平台。在此背景下，上海自贸区应运而生。

上海自贸区的重要管理措施创新便是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与此同时，“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正成为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新航标。上海自贸区积极引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探索外商投资管理模式的新路径，不仅是参与构建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必要之举，也是倒逼国内改革的必要尝试。然而，涉及的改革领域和制度性改革不仅局限于自贸区本身，更涉及全国层面的改革，特别是在金融、法律、行政、监管和机构协调等领域，目前仍然存在诸多难题。

一、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文件根据外资国民待遇适用的不同阶段，将国民待遇分为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准入后国民待遇。准入前国民待遇，指在企业设立、取得、扩大等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其核心是东道国给予外国资本市场准入的国民待遇，是一种更加完整、更加全面的国民待遇。这要求在国内各种所有制资本之间实现平等待遇，保障各类市场主体能够公开、公平、公正地参与市场竞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所谓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是相对于正面清单（Positive List）而言的一种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管理办法，指一国禁止外资进入或限定外资比例的行业清单。简而言之，负面清单遵循“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进行投资管理的方法，其主要内容涉及贸易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行政法制化。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要求取消行政审批制度转而使用备案管理制度，有利于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实质上要求政府放弃事前监管，往往带来市场不确定性、开放风险以及缺乏实施产业政策和经济调控的空间。因此，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需要政府实行高水平的事中和事后监管。

二、上海自贸区构建开放经济体制面临的挑战

1.负面清单质量不高

2013版负面清单公布的190项管理措施中，禁止类38项，限制类152项，大部分限制性条件是《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翻版”。原有的外商投资壁垒仍然存在，内容没有实质性改变，质量不高。但也应该看到，负面清单所体现出来的是体制改革的突破，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更大作用。

2014版的负面清单中依旧存在许多问题。首先，依然存在行业限制，削减的51条不符措施中有23条是基于分类调整而减少的。其次，因内外资均有限制而取消14条，虽不在负面清单之列，但依旧无法投资。例如“色情业和投博彩业”就已从负面清单中删除，因为中国法律禁止投资色情、投博彩业。此外，2014版清单依旧将林业、采矿业等产业列入保留范围，负面清单依然没有突破《指导目录》限制。

2.合规监管向事后监管的转变问题

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要求对内资和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平等对待不同性质企业。然而在国内现行的行政审批投资准入管理体制下，财税制度等仍因企业性质而异，隐性壁垒短时间内无法清除。这给自贸区合规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带来了不少问题。

3.外资准入标准不清晰

2013版负面清单中190项措施中对多数投资活动提出应“须合资、合作”，但未明确外资“标准”。一、外资的进入是指实体性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负面清单中未作出明确规定。近年来，投资的定义范围朝着扩大的方向发展，将间接投资纳入保护范围。2014版负面清单中依然没有对外资定义的解释说明。二、目前，中国基于英美法按照企业注册地来认定企业是否为外商，与使用住所地认证标准的国际趋势相背离，这可能为开放后的市场监管带来一系列管理难点与潜在风险。明确外资认证标准带来的不单是外资规模的变化，也是管理规范和标准的改变，进一步与国际规则相衔接。

4.对国内产业的冲击问题

一方面，外资的涌入会促进上海自贸区内相关产业的开放进程；另一方面，短期内，外资则有可能冲击国内基础薄弱、竞争优势小的“幼稚产业”。将开放后的服务业置身市场中与国际资本竞争，由市场来发挥资源配置和优胜劣汰的作用，促进国内服务业的良性发展。当然，也要充分考虑如何保护和培育区内服务业。政府转变职能、健全法规引导国内服务业壮大的过程，也是构建开放型新经济新体制的过程。

三、转向事中、事后监管

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带来的是政府亟需转变监管方式，既要避免多重监管，也不能出现监管遗漏；既要保证监管的顺利进行，也要保证监管效果。上海市已提出了构建事中、事后监管的基本体制，建立安全审查机制、反垄断审查机制、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信用管理体系、综合执法体系和部门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希望通过这六大机制的综合运用，提高政府服务管理的透明度，实施有效的事中事后监管。然而，除了建立基本监管制度外，也需充分考虑监督体制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职能定位、机构设置、监管方式、监管手段等细节。参照国内现在少有的事中事后监管实施现状，有许多值得自贸区借鉴和改进的方面：

1.建立健全企业信息披露制度

由于不再提前审批，企业的信息披露就显得格外重要，要满足投资者对企业运营状况、资产质量状况的公开、公平、公正了解的要求，也要满足政府在宏观层面上的管理要求。

2.创新和升级监督手段，全面和细化监督内容

以资本市场监管作为参考，资本市场的监管存在着数据量大、参与者众多、环节多等特点，手工业务处理效率低，易造成监管的滞后。借助统一的网络平台实现信息的收集与汇总，不仅提高了信息的传播效率，还有利于进一步信息的分析。以金融服务业为例，央行事后监督系统目前注重对业务的复核功能，无法核查业务的合法、合规和真实性。如此，自贸区应根据行业的特点，更新监管手段，丰富监督内容。

3.提升预警机制，信息共享

风险往往藏匿于大量的数据信息背后，加强核查后信息的综合分析，强化对风险的定量、定性分析，才能提升对风险的预警。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之间貌似不相关性，实际存在着莫大的联系，实现信息的共享，对于企业而言能够加强自身对风险的防范，对于监管部门则能加强部门间的联合监管，提高监管效能。

4.规范管理，提升管理效果

要实现规范监管，首先要完善法律法规建设，依法监管，降低监管人为因素与随意性。对于违规者，在明确违规性质的前提下，加强惩罚的力度，提高违规成本，通过高效的管理，逐步建立良性的发展态势。（本文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085项目（Z085FX14022）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王茜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WTO学院副教授、国际经贸治理与中国改革开放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继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2012级硕士研究生；高锦涵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 篇4

一、抓住“一个行动,五个机制”,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总框架

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之一,毗邻港澳,设有自由贸易试验区,被国家和广东省赋予打造沿海开放高地、争当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时代重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刻不容缓。新时期,广州应围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牢牢把握新时期我国开放型经济“新常态”特征,发挥自贸区引领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优势,坚持大开放促大发展的战略思想,以推进“开放+”为行动纲领,以构建和完善对外开放深化机制、合作交流提速机制、开放平台发展机制、开放产业促进机制和营商环境优化机制五大机制为抓手(简称“一个行动,五个机制”),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不断拓展国际和区域经济合作的领域和空间,努力建设更具活力的开放型经济运行新体制,把广州打造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二、启动“开放+制度”行动,建立对外开放深化机制

(一)实施“负面清单”管理试点

发挥南沙自贸区、南沙新区和广州开发区相对灵便体制机制优势,在全市率先试点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逐步建立和形成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社会信用体系、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和经营异常名录制度、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制度、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管制度等为主体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框架。对照“负面清单”,制定、公示各级政府“准许清单”,探索网上审批,有效减少审批、非审批事项,进一步打造高效公平廉洁的服务型政府。推行“监管清单”,有效转变政府监管方式,弥补“负面清单”、“准许清单”的监管空白,规范监管行为,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在试点经验相对成熟后逐步向全市推广。

(二)适时拓展并强化对外开放宽度和深度

推进外商投资商业保理试点工作,继续争取更多向外商投资开放试点政策,拓宽利用外资渠道和领域。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和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会展、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创新外资管理体制,大幅简化外资审批程序。争取试点鼓励类、允许类外商投资项目合同、章程审批的前置事项改为后置办理。积极开展市属权限内境外投资项目和境外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备案制或网上自动登记制。向商务部争取在广州取消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制度,探索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年度报告制度;加快建设外商投资企业网上办事大厅。

(三)推动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供应链管理

密切跟踪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修订进程及内容变化,做好预判并制定贯彻落实方案,寻求可创新和先行先试的制度空间。争取对不涉及敏感国家和敏感行业的非金融类境外投资项目实行备案登记制、网上自动登记制和负面清单管理,由事前审批转向事后服务。完善境外投资促进服务机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在外汇管理、金融服务、货物进出口等方面创新服务机制,建立政银企和担保公司多方联动融资服务体系,形成完善的“走出去”服务体系,支持企业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和联合投资等,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产业分工合作。鼓励有实力的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境外基础设施投资和能源资源合作。设立“走出去”专项资金,鼓励本市企业到境外投资设厂,建立生产基地、原材料基地和营销网络。积极开展个人境外投资试点,逐步放开自然人(个人)对外投资。争取改革因公内派驻港澳企业人员和因公出国(境)审批体制机制,允许民营企业遵循因公渠道办理人员出国(境)手续。完善境外突发事件预警机制、应急机制和救助机制,加强监管和风险防范,将监管服务延伸到境外。

三、启动“开放+合作”行动,建立合作交流提速机制

(一)促进国际联盟联动

以建立国际港口联盟、国际空港联盟、国际友城联盟等为突破口,全面强化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产业文化合作交流。依托广州港加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欧美主要港口城市的航线联系能力,率先发起成立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港口联盟,逐步拓展建立具有全球特征的国际港口联盟。加快推进白云国际机场第二航站楼主楼、候机指廊连接、新建100个机位的站坪及其他附属设施建设,完善航线网络,发起设立国际空港联盟,打造空中丝绸之路枢纽。发起设立国际友城联盟,积极推动与国际友好城市成立大学联盟、创新联盟、产业联盟等,不断强化与国际先进城市双边合作能力。

(二)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会客厅

推动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主要国家和城市工商团体、行业商业协会对接,鼓励联合成立合作同业公会,建立产业协同互动发展机制,共同促进双向投资、双向市场开放。发挥“人文先行”的优势,制定政府文化交流的中长期战略规划,落实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年度执行计划。发挥东南亚及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资源,发起举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华侨社团联谊大会,渐进达成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合作协议。争取国家及各方支持,在广州举办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论坛。与沿线城市和地区达成旅游年计划,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以海岛游、港口游、体验游等为主体的旅游线路,并给予中外游客旅游费用优惠、通关便利等专项服务。

(三)深入推进周边区域合作交流

完善珠三角区域多层次的合作协调机制,加快广佛同城化,推动广清一体化,积极推进珠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化在基础设施、产业、城乡规划、生态保护、公共服务、执法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拓展广州经济发展腹地,加强与周边城市、泛珠三角区域、珠江—西江经济带及高铁经济带等地区的合作与交流。深入落实粤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以及《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加快建设落实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行动计划,引入港澳服务提供者参与社会服务,创新穗台经贸合作和交流往来机制,完善世界广府人大会办会机制,健全全球重点侨团、重点人士、新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代联络机制,创新海外侨界乡贤回乡投资创业引资引智机制。

(四)创新城市公共外交

深化与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组织等国际组织合作,吸引国际组织和外国商会在穗设立办事机构,积极融入世界城市网络。改革创新涉外人事制度,建立与境外城市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和国际组织的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强化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等大型活动的传播平台功能,发挥广州地区院校、传媒、社会组织在开展国际交流、沟通与合作中的积极作用,拓展社会组织和民间国际友好往来渠道。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体育公司,争办更多世界级、国家级体育赛事,以体育名城建设为抓手提升城市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制定广州城市国际化发展规划,建立广州城市形象全球推广机制。密切与国际友好城市、各国驻穗领事机构的交往,扩大城市国际影响力。建立智库参与涉外经济决策机制,增强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倡议能力。完善应对贸易投资摩擦机制。

四、启动“开放+平台”行动,建立开放平台发展机制

(一)以自贸区引领梯度开放

充分发挥南沙自贸区制度创新优势,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穗港澳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促进投资和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着力推动以贸易—生产—投资—金融一体化为标志的多领域开放新试验,不断扩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对外开放,实现全球先进生产要素的高集聚,在贸易投资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规则的高标准、法治轨道上推进对外开放的高水平,率先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及时总结南沙自贸区对外开放创新经验,率先向中新知识城、广州开发区、增城开发区、空港经济区、南站商务区、珠江新城等开放功能区复制推广,再逐渐向全市全面推行,形成对外开放梯度推进格局,达到兼顾开放创新和风险控制的双重目的。

(二)整合优化海关特殊监管区

发挥南沙自贸区开放的溢出效应,整合广州开发区保税物流园、机场综合保税区、南站商务区,以及其他海关特殊区,申请升级为综合保税区并创建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建设成为运作规范、功能齐全、政策宽松、高效便捷的开放区,充分发挥其在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保税加工、保税物流、转口贸易等方面的政策优势和功能优势,实现海关特殊监管区与港口、商贸和物流的有机有效结合,推动广州开放型经济发展和提升。积极推动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建设贸易多元化功能区,培育和发展新兴业态。申请允许区内企业利用监管年限届满的机器设备承接境内区外的委托加工业务,支持区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允许区内企业开展高技术、高附加值、无污染的境内外维修业务。支持企业利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展跨境电子商务。

(三)统筹推进开放型经济载体建设

全力推进南沙自贸区建设,发挥自贸区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作用,引领广州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实现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南沙新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建设,探索对接港澳经济体制、吸引港澳资本合作开发的新模式。深化国家级开发区创新发展模式综合改革试验,强化统筹协调,创新重大发展载体管理体制和开发模式,推进涉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积极参与建设国家级双边合作示范区,促成一批外资、外贸重大项目落户。依托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国际创新城和广州开发区,加快建设中新、中欧、中澳、中以等双边合作合作示范园区和创新创业示范项目,不断深化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经贸交往。以“开放+”思维统筹谋划建设空港经济区、广州南站商务区、白鹅潭商务区、珠江新城CBD、琶洲会展区等珠江经济带沿线发展平台。支持空港经济区申报国家级航空经济示范区。继续推动花都开发区升级、从化开发区扩区、广州保税区申报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五、启动“开放+产业”行动,建立开放产业促进机制

(一)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把握我国大力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升级版中国“走出去”契机,与重点地区和城市建立产能合作机制,加强政府间交流协调以及与相关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合作,搭建政府和企业对外合作平台。围绕汽车、化工、重大装备、电力、船舶与海洋工程、轨道交通等重点产业,发挥广州与亚洲周边国家和非洲国家相对紧密的人文与经贸往来优势,以企业为主导,依照商业原则,灵活运用境外经贸园区、成套设备出口、收购并购、工程总承包、第三方合作等多种“出海”模式,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二)加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产业合作

顺应“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发挥广州曾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产业对外开放程度。充分利用广州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城市经济发展梯度差,发挥广州作为三角核心城市和交通物流网络枢纽优势,串联香港、澳门、广州、南宁、河内、胡志明市、金边、曼谷、吉隆坡、新加坡和雅加达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主要城市,以点带线,重点加强在机电设备、运输工具、资源性产品、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化工等领域开展合作,促进产业发展和物流、资金流等要素流通,合作发展“通道”经济,深度融入全球贸易网络。

(三)推进穗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

以天河中央商务区、琶洲国际会展中心区纳入首批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示范基地为契机,以金融保险、商业服务、航运物流、科技创新、研发设计、法律服务、文化创意、教育培训等为重点合作领域,逐步实现与港澳服务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全面贯彻落实《广州市南沙新区条例》,探索与港澳共建航运物流集聚区、国际教育集聚区、离岸经济区和海洋经济集聚区新模式。通过创新引进港澳保险代理公司、外资股权投资基金,开展人民币计价业务试点,为港澳台机构和居民提供跨境人民币结算金融服务,鼓励和支持粤港澳企业跨境直接融资等多种形式,推动穗港澳金融合作取得新突破。

(四)推动自身产业开放升级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鼓励外资对广州可再生能源等新兴产业进行投资。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并购发达国家产业高端元素。积极培育发展外贸新业态,规划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加快推进涉外企业信息化建设,开展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工作。支持电商企业建立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采购商数据库和“海外仓”,鼓励企业到境外布局营销和服务网络。积极发展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跨境大宗商品交易,促进大宗商品跨境网络交易市场发展。加大对外贸企业开展研发、技改、认证等活动的支持力度,健全创建出口品牌的储备、辅导和推进工作机制。争取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试点。大力培育专业市场对外贸易功能,逐步形成内外联动的大市场、大流通、大开放的现代商务发展新格局,加快推进国际市场、贸易主体、商品结构、贸易方式“四个优化”。深化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大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建设力度。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推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调发展。

六、启动“开放+环境”行动,建立营商环境优化机制

(一)完善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全面梳理外经贸现行管理体制和涉外法规,对不符合改革精神和国民待遇的制度、法规政策进行修改或废止,营造稳定、透明、公平的投资贸易环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按照国际化、法治化的要求,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行政透明度,完善体现投资者参与、符合国际规则的信息公开机制。完善投资者权益有效保障机制,实现各类投资主体的公平竞争,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自由转移其投资收益。建立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援助解决机制,设立外贸投诉协调中心,完善外贸企业法律咨询、后援体系。

(二)推进口岸通关管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深化推广关检合作“三个一”通关模式,依托南沙口岸、黄埔口岸和白云口岸,试点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并尽快复制推广到全市口岸,实现对贸易和运输企业“一个平台、一次递交、一个标准”的“单一窗口”监管通关模式,全面提高口岸通关效率和贸易便利化水平。推进口岸管理相关部门建立“三互(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协作机制,实现各作业系统横向互联,形成关检“四互换、四互认、五互助”的“三互”清单。强化跨部门、跨地区通关协作,加快对接泛珠三角地区一体化通关管理,实现在货物进出口岸或申报人所在地海关和检验检疫机构均可以办理全部报关报检手续,不断完善区域大通关模式。加强与港澳口岸部门合作对接,创新查验和管理模式,探索检验结果互认共享机制。加强口岸检验检疫综合能力建设,完善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体系。

(三)引进国际化创新创业人才

完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机制,缩短外籍高层次人才永久居留证申办周期。简化外籍高层次人才居留证件、人才签证和外国专家证办理程序,研究制定在穗高端国际人才收入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国际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制度。探索建设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开展创业项目海外预孵化。建立海外人才联络专门机构,大力推进并实施面向全球的人才招聘制度。完善外资设立人才中介机构政策,支持国际猎头公司或国际人才中介机构在自贸区设立合资或分支机构。建立学历、专业技术资格、职业资格国际互认制度。按照商品房数量一定比例配套建设人才公寓,打造与国际接轨的医疗、教育服务体系,加强海外人才集中居住的国际化社区建设。引入公共人事外包模式,制订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发展和规范各类人才服务中介组织,不断提高人才服务水平。

(四)强化投资贸易双向推介

运用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和云计算开发,创新政策、技术、产业、环境、市场等涉外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整合与发布机制,打造对外投资大数据中心。加强与有关商会、华侨协会、使领馆等的联系,广泛收集企业和行业动向动态,制定和实施重点领域、区域和国别规划,完善投资导向政策,为企业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编制合作区国别产业投资综合指引,创新合作区发展模式,支持市内开发商参与投资、建设和管理。筹备成立广州境外投资企业商会,拓展工作平台。编制招商引资产业指导目录,制定并规范招商引资管理办法,清理规范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障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健全对外投资合作统计监测和通报制度,完善境外投资跟踪评价体系。

摘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按照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的系统部署,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发展需要,提出以推进“开放+”为行动纲领,以构建和完善对外开放深化体制、合作交流提速机制、开放平台发展机制、开放产业促进机制和营商环境优化机制五大新机制为抓手,努力建设更具活力的开放型经济运行新体制,把广州打造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关键词：开放型经济,开放+,新体制

参考文献

[1]裴长洪,郑文.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目标和主要特征[J].经济学动态,2014(4):8-17.

[2]全毅.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与实现路径[J].国际贸易,2015(9):17-25.

[3]唐海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在哪里?[J].经济学动态,2014(1):25-26.

[4]汪洋.构建开放新经济新体制[N].人民日报,2013-11-22.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 篇5

目前,我国已签署并实施14个自贸协定,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自贸伙伴遍及亚洲、拉美、大洋洲、欧洲等地区。今年,将重点推进与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加速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进程。RCEP谈判于2013年5月正式启动,成员包括东盟10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共16方,人口约占全球的50%,国内生产总值、贸易额、吸引外资接近全球1/3,是当前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是我国参与的成员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谈判。目前,谈判已进行了11轮并举行了4次经贸部长会议,各方已结束了货物、服务和投资的市场准入模式谈判,正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核心领域展开实质性市场准入出要价谈判。

在中方积极推动下,2015年11月22日,RCEP领导人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发表联合声明,强调RCEP是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路径,要求各方力争在2016年结束谈判。中方将与各方一道,加速推进谈判进程,力争实现2016年底结束谈判的目标。

努力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日韩同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额合计均占世界20%以上。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有助于充分发挥三国间的产业互补性,挖掘提升三国贸易投资水平的潜力,促进区域价值链进一步融合。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于2012年11月启动,目前已经举行9轮,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协定领域范围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取得了积极进展。2015年11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联合宣言,重申将进一步努力加速三国自贸区谈判,最终缔结全面、高水平和互惠的自贸协定。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 篇6

外商投资:创新管理体制

在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上,《意见》提出四个方面的内容: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完善外商投资监管体系;推动开发区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根据《意见》,在做好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分层次、有重点放开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

走出去战略:建立新体制

根据《意见》,我国要确立并实施新时期走出去国家战略。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对外开放总体战略,完善境外投资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强对走出去的统筹谋划和指导,提供政策支持和投资促进。

在对外投资合作方式创新上,意见明确,允许企业和个人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 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

《意见》鼓励有实力的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境外基础设施投资和能源资源合作。促进高铁、 核电、航空、机械、电力、电信、冶金、建材、轻工、纺织等优势行业走出去,提升互联网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国际化水平,推动电子商务走出去。

外贸:构建可持续发展新机制

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方面,意见指出,强化大通关协作机制,加快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加快一体化通关改革,整合和规范进出口环节经营性服务和收费。

《意见》还提出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要求扩大服务贸易规模,依托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推动服务业转型,制定与国际接轨的服务业标准化体系,促进服务外包升级等。

国际经济合作:拓展新空间

《意见》提出,要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中的主渠道地位,坚持均衡、普惠、共赢原则,反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

此外,要建立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坚持分类施策、精耕细作,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快推进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积极推进国际创新合作。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 篇7

一、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仲裁制度发展情况

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国际商事纠纷日益增多, 而仲裁制度的建设则是为了更有效的处理商事纠纷, 因此随着我国WTO以来不断深入发展开放型经济, 仲裁制度由以往的“国家化”逐渐向“非国家化”发展, 在此过程中多方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 看法主要分为两大类别, 如有人认为“仲裁是一种自治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仲裁是一种由国家的特别法律予以规制的授权性纠纷解决机制”, 最终根据契约书上所说“仲裁庭的管辖权以及裁决权限完全源自于当事人的共同协议。当事人有资格决定仲裁程序的进行方式以及规制仲裁程序的法律, 不受任何国家法律的干涉。”这些说法和这些年来的仲裁制度的发展十分密切, 直到二十世纪以来, 中国所参加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了《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仲裁规则》等, 各国经济贸易界逐渐对此普及采用[3]。

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仲裁制度所存在的不足

我国《仲裁法》中规定重新仲裁的启动主体是法院, 于国内而言启动重新仲裁的主动权在中级人民法院, 如是涉外仲裁案件则启动重新仲裁的主动权在最高人民法院。而法院决定启动仲裁程序的过程中, 一般不过问当事人意愿, 容易引发问题:如当事人申请重新仲裁, 而法院则决定不予重新仲裁的问题, 可能扩大当事人经济损失;还可能存在双方当事人均不愿意重新仲裁, 而法院决定仲裁的情况。在次过程中, 法院职权单方启动重新仲裁的模式存在问题, 和当事人意愿相悖, 也违反了当事人自治原则;我国《仲裁法》中对法院重新仲裁适用于具体什么情形下并没有确切规定, 因此我国国内仲裁案件的实体问题重新仲裁的合理性存在模糊性。另外我国国内仲裁案件的程序存在瑕疵, 由于我国仲裁重新仲裁需要将其情形限定于关于证据事项, 使得仲裁中的程序错误无法通过重新仲裁弥补。此规定使得当事人无法因为仲裁程序的瑕疵重新申请仲裁, 于重新仲裁制度设计意义不符, 漠视当事人合法权益;仲裁庭在不断的仲裁过程中通常为原仲裁庭, 如重新组成仲裁庭则会导致整个案件需要重新整理, 使仲裁效率有所降低, 合理性也同时降低。

三、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仲裁制度完善对策

重视当事人和法院相结合。以往我国法案依职单方启动仲裁程序等有违背当事人意愿而自治原则的弊端。因此, 应该在当事人通过申请后, 法院判断为适合的情况下或者法院认为适合且当事人有意愿的情况下, 可以改变仲裁过程, 采取双方制约于平衡的方法;仲裁过程中适用情形的微观标准具有多样化特点, 程序瑕疵可以弥补, 如仲裁裁决中所存在的法定撤回仲裁的情形, 此情形可以通过仲裁庭的弥补修正, 因而无需导致仲裁裁决的撤销;根据情形的区分仲裁审理主体。仲裁的灵魂即当事人自治, 因此仲裁的重要制度价值应该贯穿于重新仲裁的审理主体, 审理主体应当根据不同案件对不同的情形加以区分, 区别对待。合理的仲裁制度设计为:仲裁“一裁终局”制度, 仲裁法规之间需做到无冲突, 以当事人自治为基本原则立法, 另外仲裁适用范围重新定义, 以当事人为核心, 完善中国仲裁制度缺陷, 以使仲裁更好的服务于经济发展, 有效解决商事纠纷。

参考文献

[1]刘俊艳, 雷仲敏.商事仲裁业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预测分析——以青岛市为例[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5, 31 (1) :93-98.

[2]霍艳梅, 谢艳华, 陈何等.经济新常态下仲裁第三人制度的思考[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6, 33 (2) :34-36.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 篇8

近日,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济南市、南昌市、唐山市、漳州市、东莞市、防城港市,以及浦东新区、两江新区、西咸新区、大连金普新区、武汉城市圈、苏州工业园区等12个城市、区域,被列为开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地区。

2016年5月16日下午,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在京召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工作部署会议。

会议要求各试点单位要从贯彻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落实五大发展新理念的高度,充分认识综合试点试验工作的意义,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光荣感和使命感,解放思想、不辱使命,勇做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开路先锋,切实创新思路、做好总结,努力向党中央、国务院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12个试点城市和区域要开展积极有效的探索,在市场配置资源新机制、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等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为“十三五”时期基本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开创全方位开放新局面,打下坚实基础。试点地区政府(管委会)要加强组织领导、综合协调和监管保障,所在地省级商务部门、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指导和政策支持。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指导协调、督促推动,适时总结评估试点经验并组织复制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