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型经济体制

开放型经济体制（精选12篇）

开放型经济体制 篇1

一、新形势赋予开放型经济新内涵

“开放型经济”概念自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以来, 经历了前期制度化规范和实践性探索, 现已初步形成了以政府行政干预和优惠政策为主导、低成本和低附加值制造业为支撑、外资引进和扩大出口为手段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历史经验和时代形势都决定了走开放型经济道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为关键性的环节。然而, 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产业价值链转移倾向的日益显现, 以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和新组织方式变革为诉求的国际竞争新格局即将成型, 加之我国现已进入市场经济改革的深水区和转型期, 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 调结构、促发展已是迫在眉睫。很显然, 现行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所体现出的诸多不合理成分, 如政府职能分工不明确、传统路径依赖性强、资源要素约束瓶颈突出、创新能力薄弱等都将阻碍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积极着手体制创新已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特殊使命。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作为国家整体性发展战略必须要落实到各个省的经济特点考量和政策制定上才具有实际价值。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区域性差异是比较明显的, 各省在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产业定位、发展目标、政策制定、工作力度和效果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海南打造新时期开放型经济体制先行区, 重点就在于搞清楚这项体制的“新”内涵。对海南省而言, 这个“新”既要带有国家统筹建设层面的普遍性要求, 又应该符合地方经济比较优势的特殊性。

海南省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新”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优化创新。从省政府到地方市县各级政府部门应以培养高质量的服务水平为准绳, 在法律法规修订、组织机构设置、管理体制规范化设定的前提下发挥企业在市场资源配置中主导作用;这个“新”应该是引进外资与鼓励对外投资双管齐下。积极引导外资在优势产业和重点扶持产业领域的使用效率, 鼓励成熟的省内龙头企业或重点企业, 如海航、椰树、春光、罗牛山等企业到国内外积极开展投资, 要将局部开放扩展到全省各市县的全面开放, 在审批、管理、服务、出入境等方面最大程度地削减障碍;这个“新”应该是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替代要素驱动。通过营造激励创新的机制环境, 引入国内外创新性要素, 并将本省潜在创新能力转换为实践能力;这个“新”应该是在当前全球贸易和投资新规则统筹全球价值链转移的背景下, 在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互动的指导下, 实现省内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协调, 要既能保证与国内其他省份市场运行规则的一致性, 又能使本省产业结构和企业发展在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中具备相当的兼容性, 将境内开放的新要求落实到位;这个“新”应该是结合本省区位优势的开放度大提升。省级经济特区、国际旅游岛、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支点、自由贸易园区、热带产业体系构建等众多值得深入拓展的新挑战和新机遇要求通过上层体制的创新和完善来获得可持续性发展的效果。

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实现海南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务之急, 海南要积极着手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也是由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促成的。

首先, 海南经济结构和开放水平的实际情况与本省的区位优势、资源条件和政策要求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海南本身具有发展现代新兴大工业、热带高效农业、优质海洋水产业、国际旅游服务业等优势产业的地域条件, 而且省委、省政府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积极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阶段性意义的政策, 比如进行产业发展导向的“一省两地”战略、大企业和大项目引进的“双大”战略, 现在又上升到“国际旅游岛”战略、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 打造“自贸区”等政策规划中来, 实质上每一次战略调整都意味着制度供给的不足, 需要不断完善以满足经济发展对政策保障的需求。然而, 现阶段摆在我们眼前的是海南开放性经济的深度、广度明显不够的事实, 这主要体现在策略实施对传统路径构成依赖惯性、行政审批程序较多、产业导向与引资标准不明确、涉外人才和岛外投资的吸引力度缺乏、实体经济发展滞后、监督约束机制落实偏差、可持续发展的各项关系界定存在漏洞等上面。

可见, 新阶段的各项战略政策要想发挥实质性的功效, 达到预期的成果, 就应该在吸取前期发展制度供给不足教训的基础上, 紧紧围绕“以开放促改革”的时代大背景, 拓展开放型经济制度的创新空间并强化制度执行机制的保障力度, 构建具有动态适应能力和体现国情、省情丰富内涵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只有这样才能够明确工作方向和细节而带来“制度红利”, 实现海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其次, 海南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和新经验助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及时构建。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区域内经贸合作良好势头也在不断涌现, 不过以后这种投资贸易的模式将越来越从注重规模转换到注重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 以及投资的使用效率与质量上来。总之, 全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而海南依托这种新形势作为发展的机遇, 进而提出具有明确地方性特色的对外开放战略和制度, 这无疑是全国实现全方位开放格局的重要支撑。

近年来, 海南的经济增长的新热点、新产业、新贸易投资结构和新的消费特征, 加之政府出台了部分改革创新措施, 使海南特色的“新常态”逐渐形成, 作为具有发展开放经济潜力, 但又开放水平明显不足的省份, 积极完善体制建设, 由过去盲目追求贸易投资速度到争取科学合理的开放速度和结构上来, 才能将本省经济发展目标和产业转型协调一致。另外,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对海南积极践行新的开放方针和定位提出了客观的要求;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的成功运营, 将逐渐发挥海南的中转站作用, 既然要以高水平姿态走向国际化, 那么很显然传统的区位优势已经不符合现行新型制度优势竞争力的需求, 具体落实到实处的省内产业供应链网络升级、商务经营环境、法治规则的透明度建设、研发与创新、产权与投资保护、政府与市场关系明确等新型体制建设都将是经济工作切入的重点。

另外, 上海自贸区建设带来了海南开展开放型经济体制创新的新思路, “示范效应”和“刺激作用”明显。上海自贸区自2013年9 月试点运营以来将传统自贸区“政策性开放”模式延伸至政府职能转变、行政审批优化、贸易投资便捷、突出现代开放型服务业等为重心的“制度性开放”新框架, 将区域综合性优势很好地应用到了国际区域合作和国内次区域合作过程中, 成为协调对外与对内开放、试点与全面开放的“试验区”和“示范地”。海南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和“中国- 东盟自贸区”深化建设的中转站, 更是要以“国际旅游岛”建设为目标, 以上海自贸区的开放型体制建设为蓝本, 以“上海模式”经验的针对性吸收为契机, 以本省发展目标和制约问题为导向, 通过体制建设突破原有产业链条束缚, 着手打造面向东南亚、南亚乃至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体系, 这样才能培育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增长点。

三、关于海南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方略的几点思考

第一, 明确特区经济“开放性”本质, 着力服务型政府的实质性搭建。地区经济的发展模式说到底是根源于当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 政府是否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做好职能定位应该说是更具“市场自由化”特性的开放型经济得到发展的前提。海南作为全国唯一的省级特区, 特区概念贯穿于从建省以来发展过程的始终, 而特区的本质则是“外向型经济实体”。在提升开放度的迫切要求之下, 各级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放松对市场的管制, 轻审批而重调控、少行政干预而强公共服务, 要将“国际旅游岛”所倡导的“服务导向”要求贯彻到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始终。从本省总体经济特点和可持续发展大局着眼, 优先完善体现市场经济思想的法律法规体系;既要直接鼓励市场主体的自由化竞争, 又要弱化政府与行业协会、民间团体的行政联系, 推动管办组织的转制, 通过服务购买等方式来发挥社会间接领导力量的作用, 进而推动市场竞争的充分性和有序化。

在主要实体经济发展指标服从中央部署的同时, 要对较难量化的服务性指标选取和考评方法进行大胆的研究实验, 积极打造综合指标科学定位的先行试验区, 有效缓解当前我省实体经济行政干预过度、越位, 而服务型虚拟经济引导缺位的现象。强化与国内外开放型经济取得突出成果的地方性政府的经验交流, 加大工作人员培训力度, 创造更多学习交流机会, 切实提升政府官员服务水平和个人素质;积极推进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政府间的项目合作, 将产业园建设、服务贸易项目、现代金融与物流合作项目、医疗与教育投资项目等引进来, 创造激发市场活力的各种机会。

第二, 挖掘三次产业发展潜力, 扩大对外开放幅度。明确本省产业结构配置的支柱和主体对开放型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海南省具有热带果蔬、人工养殖、海洋水产、矿石能源、历史文化、侨胞资源得等独特的发展优势, 又是最大的经济特区, 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地理位置和政策条件也都比较充分。尽管工业基础长期处于薄弱状态, 但也没有必要刻意强调“工业强省”, 这种传统的追求工业实体经济绩效的思维有可能带来“比较优势陷阱”, 工业基础肯定是要强, 但这个“强”应该是侧重于以一般制造业开放、高新技术产业引进为标志, 同步夯实海上油气产业、生物制药和航天工业的新型工业化强省之路。要抓住热带高效农业发展的契机, 通过树立检验检疫质量品牌、增设港口和运输航线来降低运输成本和优化运输环境等手段, 将具有一定产量优势的农产品和南药资源的“岛内消化”转化为“岛外吸收”。要推动服务业的开放水平, 着手打造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离岸金融中心、人民币结算中心、离岸大数据处理中心、海洋产业研究中心、东南亚学术研究中心、黎苗文化推广中心和华侨文化交流中心, 做好互联网的内地对接、岛外医疗养生投资吸纳和旅游市场环境整顿工作。

第三, 发挥“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载体作用, 借鉴国内外优势经验, 协调好消费、投资与贸易关系。要优化省内投资和外来投资在三次产业中的比例, 降低外资银行和跨国公司的准入限制, 扩展诸如增量资金、港台资金、金融租赁资金等融资渠道。借鉴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前的外高桥保税区发展经验, 优化委托加工、保税租赁、保税贸易和离岸贸易等业务环境。要根据消费需求来调节投资力度, 规避资金大进大出的间歇性投资问题。效仿美国佛罗里达州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全方位融合的特色产业定位之路值得, 抓住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机遇, 把握后工业化带来的旅游需求大趋势。

摘要：新常态背景下, 传统开放经济模式无法满足产业价值链转型升级的要求, 十八大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是国际、国内复杂政治、经济环境下的国家性战略。海南作为海洋大省, 应把握新机遇, 落实新要求, 重视经验积累、复制和结构创新, 通过完善政府职能、优化产业布局、对接“海丝”战略等策略打造海南经济发展新模式, 助推海南经济新发展。

关键词：新常态,开放经济,体制,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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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型经济体制 篇2

今天召开全县工业和开放型经济工作暨招商队出征动员大会，主要是统一思想、提振精神、坚定信心，全面部署安排好今年的工业和开放型经济工作，在全县范围内进一步营造强攻工业的浓厚氛围。刚才，吴杰副县长就工业和开放型经济工作作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报告，讲的很好，我完全赞同，请大家认真抓好落实。

过去的一年，经济下行的压力相当大，占我县主导地位的矿产资源经济效益大幅下滑，可以说是我县工业经济发展相当困难的一年。在这种严峻形势下，通过全县上下齐心协力、扎实工作，全力以赴培龙头、聚产业、引项目、强帮扶，全县工业和开放型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势头。从刚刚吴县长的总结来看，我想去年工业和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的主要成效可以概括为“三增”。一是工业经济平稳增长。全县规模工业增加值、新增规上企业、利税总额、外贸出口的总量位居全市“四个前列”，增速也保持了较快的势头。二是工业企业增效。特别是园区新兴产业增效明显，有力地弥补了矿产经济下滑带来的不利影响，其中电子信息产业更是异军突起，实现税收增长91.7%，差不多翻了一番。三是发展后劲增强。招商引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招大引强实现了重大进展，在引进央企、全球新能源500强企业、全省首家民营投资的通用机场等项目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工口取得的成绩、获得的奖项，在前段时间的全县总结表彰大会上已作了表彰，刚才，我们又对招商引资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在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对20xx年工业和开放型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以及对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工口系统同志们一年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成绩令人鼓舞，但问题和差距客观存在。主要表现在：一是工业经济总量仍然偏小，主导产业规模不大、集群度不高，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二是资源性产业低迷，实体经济面临诸多挑战，工业经济持续增长的压力较大;三是支撑性大项目少，项目推进不快，发展后劲不足。对此，我们要高度重视，认真分析，采取有力措施，争取更大作为。对今年的工业和开放型经济工作，我主要讲四点意见。

第一，加快工业发展，核心在产业，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快产业集聚。发展升级的核心在产业升级，产业升级的关键在工业产业升级。目前我县确定了液压机电、绿色食品、电子信息和矿产建材、新能源新材料、林产加工、品牌鞋业“3+4”特色产业发展定位，并提出了到，力争打造液压机电、绿色食品、清洁能源、电子信息四大百亿产业集群的目标任务。围绕上述定位和目标任务，我们必须坚持产业定力，将任务分解到各阶段，将目标落实到各时段，持之以恒地抓。一要在培育规模型龙头上下功夫。产业发展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带动，龙头企业是培育和发展产业集群的关键。目前，我们在液压机电、电子信息等产业发展上培育了唯冠油压、海能电子等龙头企业，但相对来说，这些企业不管是规模，还是效益都偏小，不管是产品竞争力，还是品牌影响力都偏弱。为此，我们既要积极促进我县的龙头骨干企业扩产扩能，自我滚动发展壮大;也要鼓励他们采取合并、重组、上市等措施，借力发展，加快裂变式发展壮大;还要针对这些产业发展，引进一批拥有核心技术、能够延链、补链的大企业、大项目。当前，要加快推进新引进的中广核、协鑫新能源、武功山通用机场等项目建设，努力推动海能上市，唯冠油压在“新三板”挂牌，尽力打造一批企业“航母”，从而发挥这些巨型龙头企业的吸附效应，提升产业的整体规模和效益。二要在打造高端型产品上下功夫。目前，我县园区企业的产品生产总体上还处于低端化状态，主要还是以生产零配件为主，大部分产业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特别是具有一定品牌影响力的整机产品、终端产品的生产企业还十分匮乏。为此，我们要落实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引导企业与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促进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引进和培育一批高端型、整机型项目，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当前，要充分发挥液压机电、电子信息产业配套的一定优势，加快推进机械类整机或部件、电子信息终端产品等项目的引进建设。三要在壮大资源型企业上功夫。我县在资源上还是具有一定特色和优势，但在精深加工、品牌打造等方面做得还不够，产业的整体规模还不大。比如，**火腿是我县的传统优势产业，也具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因此，要积极促进开元火腿等食品企业的发展，加快促进品牌优势向效益优势转变。比如，固欧家居在竹制品的精深加工上就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我县在林产品的精深加工方面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为此，要充分依托横龙林产品加工园建设，加大龙头企业的引进建设力度。比如，龙脑樟、黄栀子等种植在这些年形成了一定规模，为此，要加快农区和园区的对接，加快推进江西樟乡天然冰片等项目建设。与此同时，要主动应对矿产资源价格大幅下降的不利局面，积极作为，帮助企业生产，尽可能稳定矿产资源的财税贡献。

第二，加快工业发展，活力在项目，必须坚持不懈地招大引强。招商引资是有效扩大生产投入，壮大经济总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后劲所在。一要强化招商力量。要继续坚持县四套班子领头招商，以专业招商队为主力军，选派精干力量，配强四个专业招商队和两个产业招商队，提升招商队伍整体素质和能力，招商战线的同志们常年在外面跑，非常辛苦，对他们在生活上要更好地关心，在工作上要更好地爱护。要充分发挥各地商会、企业协会等商业组织人脉广、信息灵通的优势，积极捕捉招商先机，增强招商引资效果。要创新招商方式，着力加强招商网站建设，创建招商微信平台，充分利用现代媒介，打造集专业招商队、商会协会、招商网站、招商qq群、招商热线电话、微信平台等“六位一体”的招商信息网络。二要突出招商重点。要紧紧围绕“3+4”特色产业，扎实开展好以商招商、补链招商、延链招商。要重点瞄准世界500强、港台200大、行业20强、跨国公司、中央企业、上市公司和产业龙头企业，抓住新一轮央企入赣的重大机遇，加强与国家部委、央企的对接力度，力争在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柳工、厦工以及军工企业的对接洽谈中取得新的突破。要加大返乡创业的引导力度，**很多人多年在外学习经营、钻研技术、积累资金、学有所成，他们有回乡创业的愿望、有服务家乡的本领、有经商办厂的实力，是促进**发展的潜在力量，这些都是我们招商引资的重要资源，必须加以好好利用。三要提高招商质量。要实行绩效考核与招商成果挂钩、优惠政策与项目质量挂钩，对专业招商队的工作经费安排、年终考核、评先评优，要与招商队的工作效果挂钩;对引进的项目，在优惠政策的兑现、用地安排等方面要与项目的投入规模、建设的序时进度、产生的经济效益挂钩。要坚持发展与保护并重，做到“三个坚决不搞”，即高排放、高污染的项目坚决不搞，高耗能、低产出的项目坚决不搞，环保措施不到位的项目坚决不搞。

第三，加快工业发展，支撑在园区，必须坚持不懈地完善园区平台。园区是工业经济的主要载体，要坚持理念科学、功能配套、服务完备的要求不断创优园区平台。一要抓好园区规划。园区平台的发展规划，要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全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县城建设规划衔接。要结合发展条件、现实需要、资源能源供应和环境承载能力，统筹做好园区的规划建设，科学布局好园区各功能和产业区块。今年要全面完成园区扩区调区工作，争取编制好清洁能源产业园规划，争取被省发改委批准为全省清洁能源产业基地。二要强化园区功能配套。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要先行一步。一方面，市政配套功能要完备，按照既建工业新城又建城市新区的要求，加快推进园区路网、管网、公租房、公交、超市商城、银行网点、餐饮宾招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企业生产服务设施要健全，针对企业的融资难、招工难、物流成本高、科技创新能力弱等难题，要大力推进银企对接等投融资平台、职业技术学校等人力资源平台、综合物流等货运中转平台等建设。三要提升园区管理水平。要加快落实工业园区体制机制创新改革，完善项目规划建设管理，发挥园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国有资金管理、土地运作、社会化融资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提升园区服务质量和效率。园区管委会要主动牵头，相关部门全力配合，尽快制定出台园区标准厂房管理、小微企业还贷周转金管理等办法，加强和规范标准厂房管理，帮助企业解决“过桥资金”短缺等难题。要针对园区乱摆摊设点、环境卫生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长效性的办法。

第四，加快工业发展，根本在环境，必须坚持不懈地优化发展环境。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发展环境甚至比优惠政策、区位条件更重要。一方面，要加大企业帮扶力度。突出重点企业、优势产业，积极协调解决企业融资、用工、用地、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困难，积极做好“财园信贷通”工作。认真开展“园区实体企业领导挂点帮扶”和“重点工业项目领导挂点帮扶”活动，特别是对优选的14个园区实体企业和22个工业重点项目要实行重点培育扶持，通过培育大企业推动产业大发展。会上下发了企业的帮扶任务分工的文件，有关帮扶单位要对照要求多到企业走一走、看一看，实实在在地帮助企业解决一些问题。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简政放权，提高服务水平和效率。环境问题无处不在，环境问题无小事，不仅是在为企业办理手续、证照审批的行政过程中体现着**的环境，而且在为企业通水、通电的服务过程中也代表着**的形象，请各乡镇、各部门要以全县发展大局为重，加强单位管理，全力服务好工业和开放型经济发展。要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管理，积极推行并联审批，实行重大项目“绿色通道”，提高办事效率，积极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规范的服务;对那些不作为、慢作为甚至乱作为的人和事，要加大监督问责力度。目前，我县已被列为省直管试点县，省市都下放了很多权力，有关部门要理一理，看看我们在为企业审批办事方面相对于其他地方来讲有些什么优势，从而在招商引资工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要高度重视当前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工业和开放型经济的运行调度，紧盯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密切关注工业和开放型经济主要指标的完成情况，突出分析预警，防止工业和开放型经济运行大起大落，确保按序时进度要求平稳推进。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问题研究 篇3

21世纪的前十年，世界经济变化巨大，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逐步形成、区域经济合作的势头不断加强。与此同时，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加入WTO的制度红利以及廉价劳动力的资源红利正在不断消退，亟需进行更深层的改革，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参与构建高标准、全覆盖的全球经贸治理平台。在此背景下，上海自贸区应运而生。

上海自贸区的重要管理措施创新便是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与此同时，“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正成为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新航标。上海自贸区积极引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探索外商投资管理模式的新路径，不仅是参与构建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必要之举，也是倒逼国内改革的必要尝试。然而，涉及的改革领域和制度性改革不仅局限于自贸区本身，更涉及全国层面的改革，特别是在金融、法律、行政、监管和机构协调等领域，目前仍然存在诸多难题。

一、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文件根据外资国民待遇适用的不同阶段，将国民待遇分为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准入后国民待遇。准入前国民待遇，指在企业设立、取得、扩大等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其核心是东道国给予外国资本市场准入的国民待遇，是一种更加完整、更加全面的国民待遇。这要求在国内各种所有制资本之间实现平等待遇，保障各类市场主体能够公开、公平、公正地参与市场竞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所谓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是相对于正面清单（Positive List）而言的一种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管理办法，指一国禁止外资进入或限定外资比例的行业清单。简而言之，负面清单遵循“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进行投资管理的方法，其主要内容涉及贸易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行政法制化。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要求取消行政审批制度转而使用备案管理制度，有利于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实质上要求政府放弃事前监管，往往带来市场不确定性、开放风险以及缺乏实施产业政策和经济调控的空间。因此，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需要政府实行高水平的事中和事后监管。

二、上海自贸区构建开放经济体制面临的挑战

1.负面清单质量不高

2013版负面清单公布的190项管理措施中，禁止类38项，限制类152项，大部分限制性条件是《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翻版”。原有的外商投资壁垒仍然存在，内容没有实质性改变，质量不高。但也应该看到，负面清单所体现出来的是体制改革的突破，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更大作用。

2014版的负面清单中依旧存在许多问题。首先，依然存在行业限制，削减的51条不符措施中有23条是基于分类调整而减少的。其次，因内外资均有限制而取消14条，虽不在负面清单之列，但依旧无法投资。例如“色情业和投博彩业”就已从负面清单中删除，因为中国法律禁止投资色情、投博彩业。此外，2014版清单依旧将林业、采矿业等产业列入保留范围，负面清单依然没有突破《指导目录》限制。

2.合规监管向事后监管的转变问题

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要求对内资和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平等对待不同性质企业。然而在国内现行的行政审批投资准入管理体制下，财税制度等仍因企业性质而异，隐性壁垒短时间内无法清除。这给自贸区合规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带来了不少问题。

3.外资准入标准不清晰

2013版负面清单中190项措施中对多数投资活动提出应“须合资、合作”，但未明确外资“标准”。一、外资的进入是指实体性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负面清单中未作出明确规定。近年来，投资的定义范围朝着扩大的方向发展，将间接投资纳入保护范围。2014版负面清单中依然没有对外资定义的解释说明。二、目前，中国基于英美法按照企业注册地来认定企业是否为外商，与使用住所地认证标准的国际趋势相背离，这可能为开放后的市场监管带来一系列管理难点与潜在风险。明确外资认证标准带来的不单是外资规模的变化，也是管理规范和标准的改变，进一步与国际规则相衔接。

4.对国内产业的冲击问题

一方面，外资的涌入会促进上海自贸区内相关产业的开放进程；另一方面，短期内，外资则有可能冲击国内基础薄弱、竞争优势小的“幼稚产业”。将开放后的服务业置身市场中与国际资本竞争，由市场来发挥资源配置和优胜劣汰的作用，促进国内服务业的良性发展。当然，也要充分考虑如何保护和培育区内服务业。政府转变职能、健全法规引导国内服务业壮大的过程，也是构建开放型新经济新体制的过程。

三、转向事中、事后监管

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带来的是政府亟需转变监管方式，既要避免多重监管，也不能出现监管遗漏；既要保证监管的顺利进行，也要保证监管效果。上海市已提出了构建事中、事后监管的基本体制，建立安全审查机制、反垄断审查机制、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信用管理体系、综合执法体系和部门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希望通过这六大机制的综合运用，提高政府服务管理的透明度，实施有效的事中事后监管。然而，除了建立基本监管制度外，也需充分考虑监督体制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职能定位、机构设置、监管方式、监管手段等细节。参照国内现在少有的事中事后监管实施现状，有许多值得自贸区借鉴和改进的方面：

1.建立健全企业信息披露制度

由于不再提前审批，企业的信息披露就显得格外重要，要满足投资者对企业运营状况、资产质量状况的公开、公平、公正了解的要求，也要满足政府在宏观层面上的管理要求。

2.创新和升级监督手段，全面和细化监督内容

以资本市场监管作为参考，资本市场的监管存在着数据量大、参与者众多、环节多等特点，手工业务处理效率低，易造成监管的滞后。借助统一的网络平台实现信息的收集与汇总，不仅提高了信息的传播效率，还有利于进一步信息的分析。以金融服务业为例，央行事后监督系统目前注重对业务的复核功能，无法核查业务的合法、合规和真实性。如此，自贸区应根据行业的特点，更新监管手段，丰富监督内容。

3.提升预警机制，信息共享

风险往往藏匿于大量的数据信息背后，加强核查后信息的综合分析，强化对风险的定量、定性分析，才能提升对风险的预警。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之间貌似不相关性，实际存在着莫大的联系，实现信息的共享，对于企业而言能够加强自身对风险的防范，对于监管部门则能加强部门间的联合监管，提高监管效能。

4.规范管理，提升管理效果

要实现规范监管，首先要完善法律法规建设，依法监管，降低监管人为因素与随意性。对于违规者，在明确违规性质的前提下，加强惩罚的力度，提高违规成本，通过高效的管理，逐步建立良性的发展态势。（本文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085项目（Z085FX14022）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王茜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WTO学院副教授、国际经贸治理与中国改革开放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继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2012级硕士研究生；高锦涵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

开放型经济体制 篇4

一、抓住“一个行动,五个机制”,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总框架

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之一,毗邻港澳,设有自由贸易试验区,被国家和广东省赋予打造沿海开放高地、争当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时代重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刻不容缓。新时期,广州应围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牢牢把握新时期我国开放型经济“新常态”特征,发挥自贸区引领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优势,坚持大开放促大发展的战略思想,以推进“开放+”为行动纲领,以构建和完善对外开放深化机制、合作交流提速机制、开放平台发展机制、开放产业促进机制和营商环境优化机制五大机制为抓手(简称“一个行动,五个机制”),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不断拓展国际和区域经济合作的领域和空间,努力建设更具活力的开放型经济运行新体制,把广州打造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二、启动“开放+制度”行动,建立对外开放深化机制

(一)实施“负面清单”管理试点

发挥南沙自贸区、南沙新区和广州开发区相对灵便体制机制优势,在全市率先试点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逐步建立和形成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社会信用体系、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和经营异常名录制度、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制度、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监管制度等为主体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框架。对照“负面清单”,制定、公示各级政府“准许清单”,探索网上审批,有效减少审批、非审批事项,进一步打造高效公平廉洁的服务型政府。推行“监管清单”,有效转变政府监管方式,弥补“负面清单”、“准许清单”的监管空白,规范监管行为,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在试点经验相对成熟后逐步向全市推广。

(二)适时拓展并强化对外开放宽度和深度

推进外商投资商业保理试点工作,继续争取更多向外商投资开放试点政策,拓宽利用外资渠道和领域。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和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会展、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创新外资管理体制,大幅简化外资审批程序。争取试点鼓励类、允许类外商投资项目合同、章程审批的前置事项改为后置办理。积极开展市属权限内境外投资项目和境外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备案制或网上自动登记制。向商务部争取在广州取消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制度,探索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年度报告制度;加快建设外商投资企业网上办事大厅。

(三)推动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供应链管理

密切跟踪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修订进程及内容变化,做好预判并制定贯彻落实方案,寻求可创新和先行先试的制度空间。争取对不涉及敏感国家和敏感行业的非金融类境外投资项目实行备案登记制、网上自动登记制和负面清单管理,由事前审批转向事后服务。完善境外投资促进服务机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在外汇管理、金融服务、货物进出口等方面创新服务机制,建立政银企和担保公司多方联动融资服务体系,形成完善的“走出去”服务体系,支持企业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和联合投资等,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和产业分工合作。鼓励有实力的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境外基础设施投资和能源资源合作。设立“走出去”专项资金,鼓励本市企业到境外投资设厂,建立生产基地、原材料基地和营销网络。积极开展个人境外投资试点,逐步放开自然人(个人)对外投资。争取改革因公内派驻港澳企业人员和因公出国(境)审批体制机制,允许民营企业遵循因公渠道办理人员出国(境)手续。完善境外突发事件预警机制、应急机制和救助机制,加强监管和风险防范,将监管服务延伸到境外。

三、启动“开放+合作”行动,建立合作交流提速机制

(一)促进国际联盟联动

以建立国际港口联盟、国际空港联盟、国际友城联盟等为突破口,全面强化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产业文化合作交流。依托广州港加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欧美主要港口城市的航线联系能力,率先发起成立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港口联盟,逐步拓展建立具有全球特征的国际港口联盟。加快推进白云国际机场第二航站楼主楼、候机指廊连接、新建100个机位的站坪及其他附属设施建设,完善航线网络,发起设立国际空港联盟,打造空中丝绸之路枢纽。发起设立国际友城联盟,积极推动与国际友好城市成立大学联盟、创新联盟、产业联盟等,不断强化与国际先进城市双边合作能力。

(二)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会客厅

推动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主要国家和城市工商团体、行业商业协会对接,鼓励联合成立合作同业公会,建立产业协同互动发展机制,共同促进双向投资、双向市场开放。发挥“人文先行”的优势,制定政府文化交流的中长期战略规划,落实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年度执行计划。发挥东南亚及南亚地区的华人华侨资源,发起举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华侨社团联谊大会,渐进达成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合作协议。争取国家及各方支持,在广州举办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论坛。与沿线城市和地区达成旅游年计划,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以海岛游、港口游、体验游等为主体的旅游线路,并给予中外游客旅游费用优惠、通关便利等专项服务。

(三)深入推进周边区域合作交流

完善珠三角区域多层次的合作协调机制,加快广佛同城化,推动广清一体化,积极推进珠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化在基础设施、产业、城乡规划、生态保护、公共服务、执法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拓展广州经济发展腹地,加强与周边城市、泛珠三角区域、珠江—西江经济带及高铁经济带等地区的合作与交流。深入落实粤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以及《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加快建设落实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行动计划,引入港澳服务提供者参与社会服务,创新穗台经贸合作和交流往来机制,完善世界广府人大会办会机制,健全全球重点侨团、重点人士、新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代联络机制,创新海外侨界乡贤回乡投资创业引资引智机制。

(四)创新城市公共外交

深化与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组织等国际组织合作,吸引国际组织和外国商会在穗设立办事机构,积极融入世界城市网络。改革创新涉外人事制度,建立与境外城市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和国际组织的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强化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等大型活动的传播平台功能,发挥广州地区院校、传媒、社会组织在开展国际交流、沟通与合作中的积极作用,拓展社会组织和民间国际友好往来渠道。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体育公司,争办更多世界级、国家级体育赛事,以体育名城建设为抓手提升城市国际形象和影响力。制定广州城市国际化发展规划,建立广州城市形象全球推广机制。密切与国际友好城市、各国驻穗领事机构的交往,扩大城市国际影响力。建立智库参与涉外经济决策机制,增强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倡议能力。完善应对贸易投资摩擦机制。

四、启动“开放+平台”行动,建立开放平台发展机制

(一)以自贸区引领梯度开放

充分发挥南沙自贸区制度创新优势,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穗港澳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促进投资和创新的政策支持体系。着力推动以贸易—生产—投资—金融一体化为标志的多领域开放新试验,不断扩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对外开放,实现全球先进生产要素的高集聚,在贸易投资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规则的高标准、法治轨道上推进对外开放的高水平,率先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及时总结南沙自贸区对外开放创新经验,率先向中新知识城、广州开发区、增城开发区、空港经济区、南站商务区、珠江新城等开放功能区复制推广,再逐渐向全市全面推行,形成对外开放梯度推进格局,达到兼顾开放创新和风险控制的双重目的。

(二)整合优化海关特殊监管区

发挥南沙自贸区开放的溢出效应,整合广州开发区保税物流园、机场综合保税区、南站商务区,以及其他海关特殊区,申请升级为综合保税区并创建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建设成为运作规范、功能齐全、政策宽松、高效便捷的开放区,充分发挥其在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保税加工、保税物流、转口贸易等方面的政策优势和功能优势,实现海关特殊监管区与港口、商贸和物流的有机有效结合,推动广州开放型经济发展和提升。积极推动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建设贸易多元化功能区,培育和发展新兴业态。申请允许区内企业利用监管年限届满的机器设备承接境内区外的委托加工业务,支持区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允许区内企业开展高技术、高附加值、无污染的境内外维修业务。支持企业利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展跨境电子商务。

(三)统筹推进开放型经济载体建设

全力推进南沙自贸区建设,发挥自贸区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作用,引领广州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实现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南沙新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建设,探索对接港澳经济体制、吸引港澳资本合作开发的新模式。深化国家级开发区创新发展模式综合改革试验,强化统筹协调,创新重大发展载体管理体制和开发模式,推进涉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积极参与建设国家级双边合作示范区,促成一批外资、外贸重大项目落户。依托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国际创新城和广州开发区,加快建设中新、中欧、中澳、中以等双边合作合作示范园区和创新创业示范项目,不断深化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经贸交往。以“开放+”思维统筹谋划建设空港经济区、广州南站商务区、白鹅潭商务区、珠江新城CBD、琶洲会展区等珠江经济带沿线发展平台。支持空港经济区申报国家级航空经济示范区。继续推动花都开发区升级、从化开发区扩区、广州保税区申报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五、启动“开放+产业”行动,建立开放产业促进机制

(一)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把握我国大力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升级版中国“走出去”契机,与重点地区和城市建立产能合作机制,加强政府间交流协调以及与相关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合作,搭建政府和企业对外合作平台。围绕汽车、化工、重大装备、电力、船舶与海洋工程、轨道交通等重点产业,发挥广州与亚洲周边国家和非洲国家相对紧密的人文与经贸往来优势,以企业为主导,依照商业原则,灵活运用境外经贸园区、成套设备出口、收购并购、工程总承包、第三方合作等多种“出海”模式,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二)加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产业合作

顺应“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发挥广州曾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产业对外开放程度。充分利用广州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城市经济发展梯度差,发挥广州作为三角核心城市和交通物流网络枢纽优势,串联香港、澳门、广州、南宁、河内、胡志明市、金边、曼谷、吉隆坡、新加坡和雅加达等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主要城市,以点带线,重点加强在机电设备、运输工具、资源性产品、通信设备、计算机、电子设备制造、化工等领域开展合作,促进产业发展和物流、资金流等要素流通,合作发展“通道”经济,深度融入全球贸易网络。

(三)推进穗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

以天河中央商务区、琶洲国际会展中心区纳入首批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示范基地为契机,以金融保险、商业服务、航运物流、科技创新、研发设计、法律服务、文化创意、教育培训等为重点合作领域,逐步实现与港澳服务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全面贯彻落实《广州市南沙新区条例》,探索与港澳共建航运物流集聚区、国际教育集聚区、离岸经济区和海洋经济集聚区新模式。通过创新引进港澳保险代理公司、外资股权投资基金,开展人民币计价业务试点,为港澳台机构和居民提供跨境人民币结算金融服务,鼓励和支持粤港澳企业跨境直接融资等多种形式,推动穗港澳金融合作取得新突破。

(四)推动自身产业开放升级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鼓励外资对广州可再生能源等新兴产业进行投资。支持企业对外投资,并购发达国家产业高端元素。积极培育发展外贸新业态,规划建设跨境电商产业园,加快推进涉外企业信息化建设,开展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工作。支持电商企业建立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采购商数据库和“海外仓”,鼓励企业到境外布局营销和服务网络。积极发展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跨境大宗商品交易,促进大宗商品跨境网络交易市场发展。加大对外贸企业开展研发、技改、认证等活动的支持力度,健全创建出口品牌的储备、辅导和推进工作机制。争取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试点。大力培育专业市场对外贸易功能,逐步形成内外联动的大市场、大流通、大开放的现代商务发展新格局,加快推进国际市场、贸易主体、商品结构、贸易方式“四个优化”。深化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大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建设力度。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推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调发展。

六、启动“开放+环境”行动,建立营商环境优化机制

(一)完善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全面梳理外经贸现行管理体制和涉外法规,对不符合改革精神和国民待遇的制度、法规政策进行修改或废止,营造稳定、透明、公平的投资贸易环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按照国际化、法治化的要求,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行政透明度,完善体现投资者参与、符合国际规则的信息公开机制。完善投资者权益有效保障机制,实现各类投资主体的公平竞争,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自由转移其投资收益。建立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援助解决机制,设立外贸投诉协调中心,完善外贸企业法律咨询、后援体系。

(二)推进口岸通关管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深化推广关检合作“三个一”通关模式,依托南沙口岸、黄埔口岸和白云口岸,试点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并尽快复制推广到全市口岸,实现对贸易和运输企业“一个平台、一次递交、一个标准”的“单一窗口”监管通关模式,全面提高口岸通关效率和贸易便利化水平。推进口岸管理相关部门建立“三互(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协作机制,实现各作业系统横向互联,形成关检“四互换、四互认、五互助”的“三互”清单。强化跨部门、跨地区通关协作,加快对接泛珠三角地区一体化通关管理,实现在货物进出口岸或申报人所在地海关和检验检疫机构均可以办理全部报关报检手续,不断完善区域大通关模式。加强与港澳口岸部门合作对接,创新查验和管理模式,探索检验结果互认共享机制。加强口岸检验检疫综合能力建设,完善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体系。

(三)引进国际化创新创业人才

完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机制,缩短外籍高层次人才永久居留证申办周期。简化外籍高层次人才居留证件、人才签证和外国专家证办理程序,研究制定在穗高端国际人才收入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国际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制度。探索建设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开展创业项目海外预孵化。建立海外人才联络专门机构,大力推进并实施面向全球的人才招聘制度。完善外资设立人才中介机构政策,支持国际猎头公司或国际人才中介机构在自贸区设立合资或分支机构。建立学历、专业技术资格、职业资格国际互认制度。按照商品房数量一定比例配套建设人才公寓,打造与国际接轨的医疗、教育服务体系,加强海外人才集中居住的国际化社区建设。引入公共人事外包模式,制订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发展和规范各类人才服务中介组织,不断提高人才服务水平。

(四)强化投资贸易双向推介

运用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和云计算开发,创新政策、技术、产业、环境、市场等涉外信息的搜集、整理、加工、整合与发布机制,打造对外投资大数据中心。加强与有关商会、华侨协会、使领馆等的联系,广泛收集企业和行业动向动态,制定和实施重点领域、区域和国别规划,完善投资导向政策,为企业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编制合作区国别产业投资综合指引,创新合作区发展模式,支持市内开发商参与投资、建设和管理。筹备成立广州境外投资企业商会,拓展工作平台。编制招商引资产业指导目录,制定并规范招商引资管理办法,清理规范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障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健全对外投资合作统计监测和通报制度,完善境外投资跟踪评价体系。

摘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按照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的系统部署,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发展需要,提出以推进“开放+”为行动纲领,以构建和完善对外开放深化体制、合作交流提速机制、开放平台发展机制、开放产业促进机制和营商环境优化机制五大新机制为抓手,努力建设更具活力的开放型经济运行新体制,把广州打造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关键词：开放型经济,开放+,新体制

参考文献

[1]裴长洪,郑文.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目标和主要特征[J].经济学动态,2014(4):8-17.

[2]全毅.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与实现路径[J].国际贸易,2015(9):17-25.

[3]唐海燕.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在哪里?[J].经济学动态,2014(1):25-26.

[4]汪洋.构建开放新经济新体制[N].人民日报,2013-11-22.

开放型经济体制 篇5

一、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开放型经济在经济增长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重要，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决定着县域经济发展的快慢成败。欠发达地区与先进地区的差距主要表现为经济实力的差距，但归根到底是思想观念的差距。因此，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尽快融入世界市场，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二，发展开放型经济，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有力支撑。经济欠发达地区往往存在小富即安的思想观念，不敢加大投入，不愿意到国际市场上去闯。企业产品档次不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缺乏竞争力，迟早要被陶汰。只有主动地融入到国际大市场中去，积极寻求国外的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才能提升企业的产品档次，增加市场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我县联发集团和鑫港公司在引进外资方面力度很大，特别是我县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鑫港公司2001年成功引进投资额达140xxxx美元的“鑫港电动工具城”项目，今年一期工程将投产，全年可望实现销售额3亿元。通过引进外资，企业规模扩大，技术含量提高，企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第三，发展开放型经济是培育管理人才、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手段。引进外资并不是单纯地解决资金投入不足问题，更重要的是外资引进后，还会带来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现代企业的组织模式，有效降低生产成本。中方管理人员、普通职工都会在先进的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受到锻炼、学到经验、得到提高，从中培养出一批管理人才和技术骨干，这将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一笔宝贵财富，在经济发展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经济欠发达地区必须把开放型经济定位在龙头经济的位置上，着力以引进外资，带动外经、外贸，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参与国际竞争奠定基础。海安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家禽、丝绸、纺织等方面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劳动力素质比较高，劳动力价格相对于苏南而言较低，必须抓住外商抢滩中国的机遇，做强优势，吸引外商来海安投资。

二、经济欠发达地区必须牢固树立推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信心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欠发达地区开放型经济既面临发展机遇，同时也要接受严峻的挑战，必须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构筑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优势，推进县域经济国际化进程。

㈠准确把握国际国内经济的发展态势，增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机遇感 ㈡充分认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现状，增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紧迫感

近几年来，苏中各县市都提出各自的发展思路，我县第十次党代会将“富民强县、实现宽裕型小康”作为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但由于我县受历史、地域等自然因素的影响，经济基础薄弱，开放型经济的整体水平较低，其成效与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地区的地位不相称；外贸出口的规模偏小，出口总量在南通市xxxx县（市）、区中仍是最小，仅占全市第一名通州的13.xxxx，占第xxxx海门的40.xxxx。全县2xxxx出口类企业，全年出口超10xxxx美元的仅xxxx，超30xxxx美元的仅xxxx，与多年来我们引以自豪的“种养加出”、“海安之路”的美誉不相应；利用外资的数量不多、领域不宽、规模不大、科技含量不高。去年我县到账外资仅占南通市的xxxx，占昆山市前1xxxx月的0.xxxx，除鑫港公司外，只有一家合同外资为8xxxx美元，其余1xxxx合同外资均不足5xxxx美元，与“十五”期末主要经济指标北三县争第一的目标要求不相符；外经直接签约、承包工程数量少、规模小，以中低档次的纯劳务项目居多，发展后劲不足，与“建筑之乡”的称号不相配。发达地区最主要的成功经验就是把开放型经济作为“龙头”经济、战略经济来抓，做到把开放型经济作为第一战略来认识，把开放型经济工作作为第一要务来落实，从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欠发达地区要增强时不可待的紧迫感和寝食难安的危机感，居安思危，临危思危，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开放型经济工作的新突破。

㈢彻底清除各种思想障碍，增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责任感

欠发达地区在发展开放型经济过程中会面临着各种困难和问题，领导者和经济工作者要不畏艰难、振作精神，保持思想认识上的高度一致，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工作的紧密协调，拉长开放型经济这条短腿。笔者认为，要克服四种不良倾向。一要克服模糊认识。少数领导认为本地区区位优势不明显，接受辐射少，又没有高质量的项目，抓开放型经济会吃力不讨好；一些部门认为本部门是非经济主管部门，与三外工作基本不搭界，不能放下“主业”抓“副业”。二要克服畏难情绪。一些部门负责人认为人不熟，信息少，经费紧，人手缺，抓开放型经济工作就会难上加难，自找麻烦。三要克服忧患思想。少数企业过去在利用外资上受过挫折，走过弯路，心有余悸，怕重蹈覆辙。四要克服自满感觉。有些企业满足于目前有效益、日子过得去的现状，固步自封，不思进取，面对周边激烈的竞争态势，缺乏强烈的危机感。因此，欠发达地区要切实增强率先发展的责任感，充分认识自身的差距既是压力也是潜力，压力可以转化为强大动力，潜力可以转化为现实优势，关键取决于工作的主动性和责任感。就海安而言，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是实现县域经济跨越式发展最现实的途径，必须放眼世界看行业，立足市场求发展，积极寻找合作伙伴，引技、引资、引智并举，形成倾全县之力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局面。

三、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现实途径

与发达地区相比，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虽然难度较大，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并非无所作为，必须正视现实，克服制约因素，扬长避短，努力开拓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新路子。

（一）突出招商引资重点，扩大利用外资规模

2、改进招商方式。一是强化专职招商，发挥招商“正规军”作用。开发区、外经局要发挥专职招商的主体作用，认真行使组织、联络、协调、服务职能，组织策划诸如项目推介会、经贸洽谈会等形式的招商活动，为企业与外商合资、合作搭建舞台；同时要在一些大城市设立招商代表处，选聘能人，敲门引资。二是组建招商公司，发挥“后备军”作用。要组建招商公司，实行市场运作，以招商实绩获得报酬。三是鼓励兼职招商，发挥“野战军”作用。出台奖励政策，积极鼓励企业家、营销员、农村经纪人、机关干部以及各界人士参与招商，按外资到账额的比例由政府和企业给予奖励。同时要积极尝试委托招商、代理招商、网上招商等新方式，多渠道、多层次推进招商工作

（二）优化外贸产品结构，增加自营出口总量

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特别是美国经济因“9.11”事件遭受重创，日本经济衰退，欧盟经济疲软，导致国际市场需求不旺，竞争更趋激烈，这给扩大出口带来了较大压力。为此，经济欠发达地区要抓住入世的机遇，熟悉市场游戏规则，调整外贸产品结构，增强市场竞争力，千方百计扩大出口规模，努力寻求四个突破。

3、寻求贸易结构突破。海安从事加工贸易的出口企业仅近2xxxx，其中自营进出口的不足1xxxx。其数量少，也是制约我县对外贸易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要引导三资企业和自营生产企业寻找客户，大力发展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业务，扭转进口业务下降的状况，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贸易，扩大进出口规模。

4、寻求单体规模突破。我县要注重培植出口大户，对联发集团、友谊服装、南岛服饰等骨干企业，要进一步强化服务，建立行之有效的联系服务制度，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在信贷、资金方面给予支持，在税收、贴息方面重点倾斜。力争通过全方位培育，促其规模迅速扩张，档次继续攀升，使之成为支撑我县出口总量的顶梁柱。

（三）推进对外承包工程，提高外经合作质量

欠发达地区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要以推进对外承包工程为重点，提高自营签约率，开拓更广泛的市场，不断提高外经工作档次和质量。

全球治理与开放型经济 篇6

二十国集团不断发展的议程，以及众多倡议和过去几年成立的新机构，如金砖国家的新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以及其他类似机构，表明政治领导人对于新出现的全球新秩序的理解和承诺，以及对于提升和加强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需求，其意在解决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

现

代全球治理机制能够从战略上专注于极少数将全球公共产品作为全球政策成果的问题。

那么全球经济究竟是如何运转的？一种可能的答案是，作为一个整体，世界并非完全缺乏公共产品的供应。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国际社会获得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球政府带来的益处。

全球社会已经从更为富裕和强大的国家领导中获得了这一关键的政府服务，尤其是在二战之后（不一定始终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合作或协作）。这些国家在为达成这一目标而成立的多边机构和国际组织网络提供的框架下密切合作。

全球治理与全球公共产品

世界各国政府目前普遍认为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建设具有凝聚力的社会和发展具有竞争力的经济至关重要，而确保这类供给是其最重要的职责之一。

任何社会都需要公共产品才能够正常运转。基础教育（公共知识）、医疗卫生宣导、国家安全和司法管理等都属于基本公共产品范畴。

公共产品的必备条件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也就是说，一个特定的个人消耗公共知识、医疗和基础教育并不会降低这类产品对其他人的可用性，而且人们获取这类产品不会受到价格或其他障碍的限制。

相关理论表明，在这种条件下，私营企业家对于生产这类供广大民众免费获取的产品的动机较低。这意味着，如果放任这一市场自由发展，那么这些产品的供应势必会不足。

这就是公共产品必须由公共部门提供的原因。私营部门只有在至少能够打破上述两个条件之一时才会更积极地进入这一领域。例如，通过收入机制、补贴或税收优惠等手段为这些产品中的一些产品“定价”。

因此，国家、省级和市级政府必须重视公共产品的提供，以确保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安全和权益。

笔者认为，上述原则同样适用于全球社会。这一想法非常简单，主要包含全球公共产品供应对于确保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全球社会，尤其是全球化经济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的观念。

这表明国际社会需要解决这类全球层面亟需的产品的供应问题，从而促进不同文化、传统和文明之间正常互动，支持其努力建设现代的国际社会和日益一体化的全球市场。

全球公共产品至少包含以下类别：和平与跨境安全，以打击国际犯罪；国际司法的权益与管理，例如，帮助防止和解决种族冲突、保护人权等；国际协作抗击流行病（如艾滋病）；国际金融稳定；国际自由与公平贸易；知识传播；环境的可持续性。

如果我们有机会在未来的同一时间同时实现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国际社会和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全球经济，那么这些全球公共产品的充足供应至关重要。但是，与在国家、省级或市级的情况不同，没有一个能够提供这类产品全球政府。换言之，某种形式的全球治理的出现是为了应对全球政府的缺乏。

该机制虽然并不完善，但在上个世纪的大半时间中顺利实施，直到产生该机制的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某些全球公共产品长期供不应求。

这些框架条件的变化如下：

在没有减少世界各地潜在军事冲突重要性的前提下，辩称大规模战争的重要性已经在过去50年中下降，至少征服新地域和保护边境的行动已经被为其国民提供经济发展所取代，后者是大多数政府主要关注的方面。

经济发展被当今大多数国家政府视为一个合法性来源。人们通常认为，它与开放型经济和自由、公平的市场，以及不断动摇商业模式和生产系统的颠覆性技术变革密切相关。

全球连通性不断加强，目前连接总量已超过60亿。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实现另外60亿连接，其中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

在过去15年中，全球经济见证了以亚洲尤其是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EE）快速增长。新兴经济体过去几年对世界GDP贡献超过50%（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而在2000年，这一比例仅为37%。

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模式带动了一大批新的全球中产阶层（GMC）的出现。中产阶层系指每天生活支出相当于10-100美元的群体。相关统计表明，2010年，54%的全球中产阶级居住在发达国家（欧洲、美国和日本），总数约为18亿；预计到2020年，同样比例（54%）的人口——届时将增加至32亿——将生活在亚洲的新兴国家。

自然与人类累积的生产技术之间的平衡正面临被破坏的危险。根据不同报告估计（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生命力报告》），早在2008年，我们的生产系统便需要1.5倍的地球自然资源——以其正常再生产速度，才能满足全球生产系统的需求。

这些颠覆性变化使得现有的多边机构和国际组织网络承受重压，令上世纪传统的全球治理机制面临压力，并导致出现全球公共产品长期供应不足的局面。目前，后者仍未改善，但新的条件使得这类产品的供应更吃力和复杂。

在这种背景下，许多领导人决定努力调整半个多世纪前成立的、现有机构的任务与工作方法。除了良好的初衷外，他们的努力似乎不够。

其他领导人和国家认为，在重新设计现有机构的同时，还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多边组织和机制，以补充现有的组织和机制，并有效应对新时代的需要。

二十国集团不断发展的议程，以及众多倡议和过去几年成立的新机构，如金砖国家的新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以及其他类似机构，表明政治领导人对于新出现的全球新秩序的理解和承诺，以及对于提升和加强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的需求，其意在解决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

如同过去一样，全球治理机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提供一个替代物，以取代那个并不存在的全球政府。

开放型经济的全球治理

作为全球经济“指导委员会”的二十国集团，可以将其初步目标放在金融领域（包括金融基础设施）、贸易与环境领域，从而促进创造就业机会、出口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这些领域的全球公共产品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确保惠益真正公开（或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另一个是惠益几乎覆盖所有国家和民众（考虑到不同的社会经济群体）。此外，它甚至还应造福子孙后代。

全球治理机制应能跨越“公共产品”（包括纯公共产品、混合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公同资源和特殊商品）和相关外部效应发挥作用。

此外，它还应能够提出解决方案，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失灵和联合行动问题，如同政府在国家层面的做法。为此，全球治理机制必须改善合作条件，通过进一步制定标准、规范并提供明确的（财政等）激励措施避免在全球公共产品提供上出现所谓的“国家失灵”（通常在国家层面，政府失灵会加剧市场失灵）。

这些现象表明二十国集团正步入生命周期的下一阶段。

考虑到二十国集团已经在全球金融稳定方面取得的成就，即将其视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他们或许希望从“生产链”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致力于通过如国际协定、制度或标准等“中间公共产品”推进“最终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包括环保、贸易和知识传播等。

1.全球经济的现状。全球经济格局由几种力量共同形成。全球性冲击、中长期趋势以及区域和国家的具体因素使得我们要应对的局势纷繁复杂。同时，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令合作和政策协调显得极为迫切和格外困难。

在各种全球性冲击中，首当其冲的应是油价持续走低（尽管上一个季度出现反弹）以及更普遍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虽然油价走低将使石油进口国受益，但无疑将会引发许多石油出口国的危机。总体而言，油价下跌将促使相关机构略微调高全球经济增长预测。

趋势分析表明，一些发达经济体（以及部分新兴市场）仍在处理金融危机的遗留问题，包括高水平的私人和公共债务以及较低的中期增长预期。

在那些通胀低于目标——有些仍在继续下滑——而其宽松的货币政策方案已然表明其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有限的国家，这种情况尤其令人担忧。

新兴经济体过去几年中（近期的巴西与俄罗斯）表现出的相对放缓的增长模式导致人们下调对中期增长率的市场预期；而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因素，如人口老龄化和全要素生产率低下可能会拉低潜在的产出增长并降低目前的投资水平。

区域和国家的特定事件，类似于上述发展趋势，导致过去几个月主要货币的汇率发生重大变化，导致遭受宏观经济困难和政策空间较少的国家的问题加剧。

这些事件促使有关机构预测，全球经济今年增长率为3.3%（略低于先前的预测），其中发达经济体预计增长2.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增长率预计为4.2%。

发达经济体的表现低于此前的预期，主要是受美国第一季度增速意外放缓拖累。令人奇怪的是，去年第一季度也出现了同样情况，当时我们认为这种表现非比寻常。基本的经济驱动因素，如劳动市场条件和工资水平、住房市场表现、财务状况和燃油价格等也是如此，这些因素也推动消费和投资增加。

如果印度能够清除商业障碍、改革农业部门并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则印度的增长率将对新兴市场的表现和世界产出做出重要贡献。

2.面临的挑战。在金融危机爆发超过七个年头的今天，全球经济仍举步维艰。全球增长不均衡，且弱于预期。提高实际和潜在产出需要支撑与结构性改革并举。发达经济体将不得不继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支持其经济活动，试图提高通胀率至既定的目标。此外，其将在可行的情况下，放宽短期财政政策，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公共负债较高的经济体应注重实现经济活动与财政整顿之间的有效平衡。

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都将需要提高生产力和消除发展瓶颈。通常没有更多宏观经济政策空间支持国内需求的新兴市场，因此必须尽其最大努力使结构改革发挥最大效用。为改善长期增长前景，有必要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和明确开支优先事项等手段重新制定财政政策。

据计算，2010-2025年，大约一半的全球GDP将由440座城市创造（其中95%为我们过去不太谈及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型城市）。米兰、苏黎世和马德里仍将非常重要，但它们对于促进未来增长的贡献极有可能不如阿雷格里港、瓜纳华托、艾哈迈达巴德或天津。

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到2020年，人口和技术变化将造就一个非常特殊的劳动力市场。企业的用人缺口将达8500万，并需要在大学毕业生或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工人中寻找适合的人才与技能，同时，约有9500万低技能工人将面临失业。

还有许多有望在未来十年成为“重大突破”的新技术趋势，包括基因组学、机器人技术、能源存储和可再生能源、3D打印、云计算与知识型工作的自动化等。这些新技术的出现将对企业和社会产生巨大的潜在破坏性，且可能是重大突破的根源。

所有这些趋势，无论是过去的或是未来的，都有助于减少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不均衡。毫无疑问，如果回顾20年前的情况就会发现，法国或德国的生活标准高出中国或印度的20倍，而今天，这一差距至少已经减少了一半。这种全球贫富不均的降低主要得益于促使市场整合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内部的贫富不均现象一直呈上升趋势，尽管许多发达经济体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大多经历了一段稳定的时期。

因此，在减少全球贫富不均方面的进展可以被视为喜讯，但前提是其益处未被不断加剧的国家内部不平等抵消。

在这种背景下，二十国集团机制计划开始其生命周期的一个重要的新阶段。在笔者看来，这将是二十国集团的第三个阶段（虽然更为复杂和详细的分析可能会导致阶段的数量增加，主要是因为存在许多相对次要的变化），其中前两个阶段是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而生：第一阶段始于1999年，当时泰铢贬值引发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危机蔓延至俄罗斯和巴西，对世界市场产生重要影响；第二阶段出现在全球经济遭受了近80年来最严重金融危机（2007/2008年）打击的最低谷时期，其标志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

第三阶段即将开始，这一阶段并非因爆发新的金融危机所致，而是提高全球增长水平和质量的雄心的产物。我们希望二十国集团能够在不降低效率和承诺的情况下秉持并调整其工作方法。虽然二十国集团存在诸多缺点，但它仍然是21世纪全球治理领域最重要的创新。

开放型经济体制 篇7

关键词：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口战略,使命

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

(一)国际经济形势变化

二战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建立了一套世界经济体系,并大力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促使国际间商品、服务、资本自由流动,以及技术的迅速传播,增强了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但是近几年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剧烈变化,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生产、 贸易、就业、消费等经济指标大幅下降。虽然各国纷纷采取经济刺激计划,但是美国“财政悬崖”和欧债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借助出口导向型经济策略,国民经济及对外贸易一度获得了快速发展,生产效率明显提高、 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然而过度依赖国外市场、资源过度开发、环境问题严重也导致经济增速逐步放缓。

2.世界格局发生变化,区域谈判不断涌现

全球化的实质是美国化和西方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始终试图维护世界霸主地位。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政治和经济诉求与日俱增,长期积累的矛盾愈发凸显和激化,发展中国家不断加强区域合作,正积极改变世界政治及经济格局。1999年,20国集团宣告成立; 2010年“金砖五国”合作模式的确立都是最好的证明。WTO组织运行多年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反对声音始终不断。多哈回合谈判原定于2005年结束, 但谈判日程一再延期,被弱化、冷落已成现实。同时各种地区经济合作谈判不断涌现,如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谈判( TPP)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谈判 ( TTIP) 等。

3.少数发达国家控制权增强,危及别国安全

少数发达国家凭军事实力控制了中东石油,借国际货币地位控制了定价权。粮食作为人类生存基础,也遭到发达国家的控制,目前80% 的国际粮食交易在四大跨国粮商巨头手中,其中美国占三个。而且还通过控制种子、转基因等技术影响别国的农业生产加工,从而加强全球的粮食控制权。为了维护其经济霸主地位和美元的金融体系霸权,发达国家不断加大对货币的控制力度。金融寡头们还紧密配合在国际金融市场兴风作浪,扰乱和冲击别国金融秩序。能源、粮食、金融等单方面垄断已经引起了诸多问题,世界的动荡与冲突都或多或少与此有关。

(二)国内经济形势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国民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4517. 8亿元增加 到2013年的566130. 18亿元。但是连续多年的高速发展也伴生着诸多问题,国内经济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1.成本优势逐渐丧失,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国内各类生产资源的供应是有限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需要大量的生产要素,使得各类生产要素如土地、 能源、劳动力、资本等价格普遍进入集中上升期,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例如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涨幅度连续20多年超过GDP的增速。同时粗放型发展模式导致国内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率低下,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而环境污染又影响人民身体健康、生活福利,同时对经济发展也造成负面影响。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因生态灾难造成的经济损失约4201. 6亿元,接近同年GDP的10% 。

2.重要资源过度依赖进口,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

我国是石油消费大国,虽然政府已经大力推广新能源,但未来一段时期内石油仍然是重要的能源,且需求量仍不断上升。我国的石油高度依赖进口,国际市场价格的变动将影响我国的石油安全。多年的出口导向政策使我国形成长期、巨额的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 2013年中国外汇储备额达3. 82万亿美元,年增量创历史最高纪录。但美元信用评级下降、持续贬值,正逐步掏空中国的外汇储备。而且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美国等少数国家绝不会放过逼人民币升值的机会,这将给我国出口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3.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国际投资困难

为了降低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我国开始挖掘国内需求增长潜力,依靠国内消费驱动经济增长。但是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必须以居民收入和购买力的提高作为支撑,而近年的高房价和高通胀率,不同程度地挤压了居民的购买力; 同时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与养老制度又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欲望,导致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为了使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得以保值和增值,帮助消化国内过剩的产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我国企业急需“走出去” 开拓海外投资渠道。但面对国际资本市场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不断加大的海外政治风险,“走出去”难度不小。

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涵

在此形势下,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要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和结构调整,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成为两会热点。开放型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模式,与封闭型经济相对立。在开放型经济中,要素、商品与服务可以较自由地跨国界流动,从而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和最高经济效率。对外开放并不是开放型经济,前者强调单向的开放,主要是对外贸易与投资,而后者则是双向的, 包括进出两面,且不仅仅为贸易,还有市场、要素的开放。 因此政府在2007年和2012年均提出了要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该体制的具体内涵如下:

(一)以互利共赢为目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商品贸易还是要素流通领域,各个国家都无一例外地融入其中,在各国关系、利益分配等方面,“互利共赢”是各国合作的基础,只有重视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对方的利益,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寻求利益平衡点,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均衡增长。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第二大经济体,对国际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同时与别国的贸易摩擦也日益频繁。妥善处理与别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是构建和平、友善、安定的外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将 “互利共赢”作为开放型经济的目标,表明中国将努力维护本国及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利益关系,使世界各国与中国共同进步,体现了我国作为经济大国的担当。

(二)以多元平衡为立足点

所谓多元平衡,强调的是开放型经济的多元性和平衡性,要统筹协调、良性互动。既有出口的多元性,包括出口商品种类和市场的多元,要求在巩固发达国家传统市场的同时,也要重视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 也有进口的多元性,包括进口市场和经营主体的多元,以及进出口的平衡。既有引进外资的多元性,包括开放领域、地域和方式的多元,开放制造业的同时,也要扩大服务业开放,提升沿海开放水平的同时,也要加快内陆和沿边开放; 也有对外投资的多元性,包括对外投资主体、方式和市场的多元。以多元平衡为立足点才能不断增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三)以安全高效为保障

进入21世纪后,科技全球化、金融国际化及跨国公司的驱动,使得各国经济越来越相互依赖、渗透、融合。 同时也使得各个国家面临同样的风险,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面对危机时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因此各国普遍开始关注国家的经济安全。为了防范可能发生的国家经济风险,必须以“安全高效”为开放型经济的保障。所谓安全是指经济体系运作要积极接受全球化带来的正能量,同时抑制伤害本国的负能量。高效指开放型经济体系能够充分实现互利共赢、多元平衡,促进本国和别国的经济繁荣。“安全高效”能促进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的培育,提高综合效益,增强抵御外部冲击和国际风险的能力,增进外交与经济紧密互动,全力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切实保障经济安全,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经济贸易发展都十分有利。

三、进口战略的新要求

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制,就应该改变传统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重出口、轻进口的观念; 应平等看待进出口, 国际贸易活动中一国的进口必定是另一国的出口,有进口才能有出口。而且扩大进口实际上是一种主动的市场开放,是经济体竞争能力不断增强的体现。因此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进口对中国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优化贸易收支结构”。 所以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进口战略应担负以下使命:

(一)以平衡贸易差额为基本责任

自1994年起,中国对外贸易就开始连年盈余,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虽在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和增加外汇储备等方面功不可没,但长期、巨额的顺差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首先巨额顺差容易引起贸易摩擦。据WTO统计,1995—2011年世界范围内共发起3922起反倾销立案调查。其中,中国就达825起,远远高于第二位韩国的278起,成为反倾销头号目标。其次,持续顺差造成流动性过大会引发通胀,不利于宏观调控。 第三,顺差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其安全性和保值性面临风险。

因此,虽然国际经济理论一般鼓励贸易顺差,但是长期、大量的顺差引起的贸易失衡对于一国而言还是有一定害处的。要消除贸易失衡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就应积极转变片面追求贸易顺差的传统观念。因此要消除贸易失衡就应注重进口战略,进口战略应以平衡贸易差额为基本责任,通过削减顺差、消耗外汇储备、降低风险, 同时弥补我国资源禀赋的不足,挖掘、开发利用全球资源为我国生产服务。

(二)以增进贸易利益为基本功能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可以通过出口实现顺差、 增加本国外汇,但理论研究结果表明: 出口大于进口的经常项目顺差不一定是好事,发生逆差也不一定是坏事。 值得注意的是: 经常项目顺差并不一定能带来想象的贸易利益,而逆差则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利益。以美国为例,虽然对外贸易长期保持高额逆差,但是却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贸易利益。首先,提高了实际生活水平。通过进口大量廉价和优质的日用消费品,可以增加美国人的消费者剩余,抑制通货膨胀。其次,增强了持续发展能力。美国本身资源丰富,但是通过进口自然资源、限制本国资源开采,使得美国未来具有了更强的持续发展能力。 第三,从进口中获得了出口贸易利益,美国的跨国公司占全球的40% ,其跨国公司在国外生产的商品大量销往美国,即跨国公司赚取了这部分利益。

反观发展中国家,只能通过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赚取加工费,还要向发达国家缴纳高昂的专利费。因此即使是我国这样的出口大国也只获取了少额的贸易利益。例如,作为服装出口大国,2003年中国的服装出口额达130亿美元。但是,50% 以上的服装出口是来料加工,30% 的服装出口由进口国提供商标、款式、纸样进行加工,中国厂商从服装出口中得到的只是加工费。因此, 进口战略应以增进贸易利益为基本功能。

(三)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长远目标

国内外学者对于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研究由来已久, 古典学派认为通过贸易进行商品的交换、实现要素的流通,从而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则运用“对外贸易乘数”证明了贸易顺差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新增长理论则更是从“技术外溢”和“创新内生化”角度解释了贸易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贸易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出口上,同时也体现在进口上。李小平( 2008) 利用上海市1978—200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得出进口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关系,且进口的一些原材料、中间产品直接服务于出口。

我国出口一直依赖资源的大投入、低成本,因此从资源的优化配置角度来说这是我国对别国资源的补充、供给,而我国进口长期未受到重视,即我国并没有利用别国的资源进行要素的优化配置,这是一种浪费,不利于促进本国生产。所以单纯的重视出口只能是用资源换GDP, 而进口与出口互相配合,才能从整体上优化我国的资源配置,从而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求进口战略应以促进经济增长为长远目标。

开放型经济体制 篇8

目前,我国已签署并实施14个自贸协定,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自贸伙伴遍及亚洲、拉美、大洋洲、欧洲等地区。今年,将重点推进与周边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由贸易区建设。

加速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进程。RCEP谈判于2013年5月正式启动,成员包括东盟10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共16方,人口约占全球的50%,国内生产总值、贸易额、吸引外资接近全球1/3,是当前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是我国参与的成员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谈判。目前,谈判已进行了11轮并举行了4次经贸部长会议,各方已结束了货物、服务和投资的市场准入模式谈判,正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核心领域展开实质性市场准入出要价谈判。

在中方积极推动下,2015年11月22日,RCEP领导人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发表联合声明,强调RCEP是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路径,要求各方力争在2016年结束谈判。中方将与各方一道,加速推进谈判进程,力争实现2016年底结束谈判的目标。

努力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日韩同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额合计均占世界20%以上。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有助于充分发挥三国间的产业互补性,挖掘提升三国贸易投资水平的潜力,促进区域价值链进一步融合。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于2012年11月启动,目前已经举行9轮,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协定领域范围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取得了积极进展。2015年11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联合宣言,重申将进一步努力加速三国自贸区谈判,最终缔结全面、高水平和互惠的自贸协定。

开放型经济体制 篇9

关键词：新常态,开放型经济,发展思路

一、国内外经济发展新常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全球经济面临艰难复苏与再均衡, 而中国经济发展则进入结构调整期和矛盾消化期, 对于江苏而言, 优化结构与优势再造成为中长期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一) 艰难复苏与再均衡:全球经济发展新常态

首先, 在宏观经济层面, 面临高风险、低增长新态势。世界经济在经历2013年短暂复苏后, 种种迹象表明, 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剧, 可能在更长时间内处于更疲弱状态, 这属于新一轮周期的下行区间, 除非第三次产业革命取得新的突破, 2020年前的世界经济走势不容乐观。

其次, 在国际贸易领域, 高壁垒、区域化成为新特征。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形势下,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总趋势没有改变, 受种种因素影响, 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引起的经贸摩擦时常发生, 主要经济体还竞相组织排它性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并力争主导权成为贸易保护的新手段。

第三, 在国际投资领域, 空间布局调整、实力对比演变成为新趋势。受到新兴经济体综合制造成本上涨、发达国家就业需求及新技术快速发展等多重因素影响, 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出现新动向, 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低端制造环节加速向低收入国家转移, 一些中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新能源、云计算、3D制造及服务外包和服务投资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热点, 各国抢占新兴产业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 当前正值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发展的重要窗口期, 巴西、印度等国家的本土跨国公司实现了较快发展, 打破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整合的垄断地位, 正日益成为国际投资领域举足轻重的有生力量。

(二) 破解困局与制度重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首先, 中国经济运行进入深度调整期及矛盾消化期, 以往发展模式的问题及隐患将充分暴露, 制约作用将更加显现, 以往高增长态势难以维持, 中高速增长将成为常态, 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因而优化经济结构及提升发展效益将成为该阶段的主要特征。

其次, 中国经济运行模式及体制机制将发生调整和改变。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控制和干预将有所下降。同时原有运行模式的相关体制机制包括行政管理体制、经济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均面临重大调整和改革, 建立与经济运行新模式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将成为发展新阶段的主要任务。

第三, 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及中国老龄化时代的来临, 人们更加追求生活品质与生活质量, 对环境保护及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民生将提出更高的要求。而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恰处于矛盾多发期,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相互协调的问题将更为突出, 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基础上更多的兼顾民生, 真正让全民共享发展果实成为该阶段发展的主要目标。

(三) 优化结构与优势再造:江苏经济发展新常态

首先, 江苏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多依靠要素投入及成本优势, 更多依赖外部资源及外部需求, 由此产生的问题与矛盾也更加突出。新的经济运行环境及发展模式将倒逼江苏以高端及质效为中心, 主动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重新培育发展新动力及新优势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其次, 过去阶段的发展, 江苏主动积极的争取“先行先试”, 并在诸如保税区、开发区建设、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等方面享受到许多制度红利。未来一段时期将是我国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及体制机制调整与规范的重要时期, 率先推进制度创新、抢占制度高地将成为区域发展竞争的新特征。因而, 积极深化改革、争取相关体制改革先行先试, 以制度创新破解发展难题, 推进对外开放, 再创“制度红利”将成为江苏未来发展的主要动力。

第三, 江苏的发展模式、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及生活水平, 对环境承载及资源供给造成巨大压力, 生态建设任务不仅关系发展, 更加事关民生。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 合理布局城乡、倡导低碳生活, 加强生态建设、治理环境污染等工作将成为江苏新阶段的重要任务。

二、新常态下江苏开放型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一) 历史机遇

首先, 中国经济发展运行模式及体制机制调整为江苏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提供良好契机, 一方面将更加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 另一方面增长指标压力将大大缓解, 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及效益。有利于江苏产业结构、贸易结构、投资结构、空间布局等的调整, 优化资源要素配置, 以结构优化推动经济效益的提升, 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其次, 外需的萎靡、国内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及发展模式转型, 将倒逼企业更加重视技术研发投入,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而不是单纯追求成本优势及出口规模, 有利于江苏经济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层次、增强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第三, 国际资本回流、东南亚国家及中西部地区竞争的压力, 有利于“挤出”成本导向型、环境偏好型外商投资, 腾出多余的土地空间吸引研发型外资、功能性总部等, 提升利用外资的质量、进一步优化利用外资的结构。另一方面, 国际投资格局的变化为扩大对外投资提供机遇, 有利于加快江苏本土跨国企业的培育。

(二) 风险挑战

首先,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 及江苏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势再造意味着阵痛。在优化经济结构、培育发展新优势的同时, 江苏开放型经济面临出口明显下滑、利用外资竞争加剧等风险, 维持原有市场份额的难度将加大。其次,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 尤其是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复苏缓慢, 外需的萎缩无疑为江苏稳定和扩大出口带来更大难度。另一方面, 江苏劳动力成本持续较快攀升、土地资源制约突出, 外贸增长的传统优势趋于弱化, 经济增长急需寻求新动力。第三, 随着我国体制机制改革步伐加快, 围绕自贸区建设、开放载体建设、人民币自由兑换等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 各地加强制度创新力度, 纷纷争取“先行先试”。从周边地区看, 继上海自贸区成立后, 天津、福建积极争取并最终获批, 在区域竞争中获得先机, 对于江苏而言, 如若不能在涉外经济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抢先一步, 进而推动开放型经济全面升级, 将很可能在未来的区域竞争中被迫扮演制度模仿及经济追赶的角色。

三、新常态下江苏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思路及路径

面对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 江苏应积极抢抓机遇扩大开放, 统筹内外全面开放, 改革创新、深化开放, 努力在创新开放体制、培育开放优势、建设统一市场等方面实现新引领、取得新突破。具体而言:

(一) 改革引领

深刻把握国际宏观环境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深刻变化, 进一步解放思想, 积极争取相关体制改革“先行先试”, 探索开放型经济体制创新, 推动政策创新、载体功能创新及体制机制创新, 以扩大开放倒逼改革, 以深化改革推动开放, 在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方面率先取得突破。

为此, 应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则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加快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积极争取在金融服务领域、贸易服务体制、外资管理体制、走出去促进体制、海关监管体制、外汇管理政策等方面先行先试、深化改革, 为其他地区提供经验和模版;深入完善促进开放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政策支撑、监测预警、综合服务和科学考评等四大体系, 不断优化发展环境。

(二) 高端引领

瞄准技术前沿及全球价值链高端, 面向市场需求,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产业集聚化、高端化、国际化发展, 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新优势。

为此, 应充分发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及商贸流通、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业的基础优势, 全面放大开发区、产业园区、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功能, 在保持和巩固传统外贸优势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江苏制造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积极利用江苏资本、科技、人才及市场潜力, 通过更高层次的“引进来”与“走出去”, 获取国外技术、人才、品牌、营销网络等高级要素, 推进外部高级要素与本土要素的有效结合, 在内外融合的开放中提升要素禀赋, 加快产业升级。

(三) 质效引领

以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的运行质量和综合效益开放的质量效益为中心, 统筹国内外市场, 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 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 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取得根本性转变, 为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模版和示范。

为此, 应更加重视市场功能, 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 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 促进区域分工协作,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更加重视内外联动, 以扩大开放带动内需消费, 以内需消费支撑扩大开放, 实现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双轮驱动”;更加重视资源集约, 改变以往过多依靠要素投入及成本优势的发展模式, 着力扩大消费需求、提升行政效率、降低商务成本, 努力培育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优势。

参考文献

[1]黎峰.论我国开放型经济的新阶段和新模式[J].开放导报, 2012, (05) .

[2]黎峰.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及改革路径[J].开放导报, 2013, (06) .

开放型经济体制 篇10

一、半岛蓝色经济区对外经贸发展

(一) 半岛蓝色经济区对外贸易发展现状

地区经济发展除了依靠内部的需求拉动以外, 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也起到巨大的作用。山东省整体对外贸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半岛蓝色经济区对外贸易份额占比较大, 对山东省整体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带动作用。

注:数据来源《山东统计年鉴2014》。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包括青岛、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6市及滨州市的无棣、沾化2个沿海县, 因考虑数据可得性, 把滨州市整体作为蓝色半岛经济区一部分进行统计。

通过对2005-2013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山东省的对外贸易进出口贸易总值进行对比分析, 可以看出沿海七地市的进出口贸易同山东省整体贸易状况趋于一致, 整个半岛蓝色经济区对外贸易量和全省对外贸易量成正比关系, 占比在80%左右, 对整个山东省对外贸易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 青岛作为山东省对外贸易的主力城市, 在进出口方面均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对外贸易依存度是衡量一国或地区与国际市场的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山东蓝色经济区七地市外贸依存度的变化不同, 青岛市、日照市、烟台市和威海市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整体大于全省水平, 滨州市、潍坊市和东营市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整体小于全省平均水平,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对山东省整体具有带动作用, 对山东省开放型经济发展起到带动作用。

(二) 资本经济发展规模

1. 利用外资规模。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慢慢恢复增长, 山东省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 拓展山东经济发展空间, 形成了高层推动对外开放政策机制, 全省对外开放程度和招商引资力度得到不断提升。外资利用情况一直处于一个上升的状态, 外商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到2013年, 全省新批外商投资项目1405个, 合同外资177.1亿美元, 实际到帐外资140.5亿美元, 分别增长5.4%、7%和13.8%。在山东省各沿海城市中, 青岛市依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城市。

2. 境外投资规模。

2013年山东省境外投资企业数443个, 核准中方投资额达到45.12亿美元, 比2012年增加23.14%。其中青岛市、潍坊市和烟台市对外投资额分别达到10.43亿美元、4.89亿美元和3.91亿美元, 占全部山东省境外投资的42.62%。整理来看,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境外投资企业数占山东总数的60.94%, 对外实际投资额也占到了46.11%。以上数据说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对外投资情况在整个山东占有非常重要地位, 对山东的对外投资发展和境外投资规模也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

二、半岛蓝色经济区主要海洋产业发展

(一) 海洋船舶工业

随着近年来高新技术以及各种新工艺和新材料的广泛使用, 使造船技术不断创新。很多造船企业瞄准世界造船新标准, 对传统的造船工艺流程进行彻底升级换代。相关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逐渐形成优势产品集群发展的局面, 青岛、烟台和威海三大造船基地聚集效应业日趋突出。实现了船舶制造大型化、船用动力设备系列化、海洋平台深水化, 形成了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相协调的发展新态势。

虽然山东半岛船舶工业发展步伐加快, 但是与其他沿海省份相比, 我们还有较大的差距。尤其与江浙省份相比, 目前的船舶工业现状与一个具有三千多公里海岸线的大省的形象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足。

(二) 海洋渔业

2005年到2013年期间, 随着海洋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 半岛蓝色经济区各地市积极推进海洋产业发展, 海洋渔业产值不断增长。威海和烟台的渔业产值在半岛蓝色经济区六市两县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青岛的渔业产值位列第三, 在半岛海洋经济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 海洋交通运输业

就海洋交通运输业来说, 山东半岛的比较优势在于港口的发展。自2005年山东省首次召开全省沿海港口工作会议以来, 以半岛港口群为基础航的运要素不断集聚并形成规模, 形成了以“青岛港为核心, 烟台、日照港为骨干”的区域性国际航运枢纽。海洋交通运输业步入发展快车道。

(四) 滨海旅游业

山东半岛滨海旅游业的发展优势主要表现在战略区位与交通优势明显, 滨海旅游资源丰富, 产业发展基础良好, 海洋科技支撑能力较强等方面。半岛蓝色经济区滨海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基础优势在于公路、铁路、航海、航空等方面拥有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而海洋文化与滨海旅游资源丰富, 产业发展基础良好以及海洋科技支撑能力的增强也是滨海旅游也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山东半岛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 滨海旅游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自山东省委省政府提出“海上山东”战略设想以来, 山东滨海旅游业迅速发展, 近年来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幅度。2012年, 山东省沿海城市共接待入境游客469.9万人, 其中青岛高达127万人。

三、半岛蓝色经济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对策与建议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海洋船舶工业、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等主要海洋产业迅速发展, 以及开放型经济的不断发展, 对于整个山东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带动作用。我们要基于半岛蓝色经济区主要海洋产业的进一步开放发展, 不断对外开放, 发展开放型经济, 从而推动半岛蓝色经济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进而带动整个山东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

(一) “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展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是国家制定的重要战略, 山东半岛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 因此必须坚持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把握“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双向开放发展模式。不断引进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 推动传统海洋产业向高新技术方向发展, 鼓励外资投向海洋开发及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生物等高新技术领域, 努力构建高端高质高效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积极开展海洋能源资源互利合作, 重点围绕海洋渔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等主要海洋产业, 深化合作开发, 优化蓝色经济区海洋经济产业结构, 不断把中国特色海洋产业推向国际市场。

(二) 局部突破带动整体发展

到目前为止, 山东省内的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保税港区、出口加工区等各类经济园区多达162家, 其中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5家。这些经济园区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突破作用, 必须创造园区发展优势, 着力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重点区域率先突破。构建特色海洋经济园区。依托山东半岛港口和对内对外交通枢纽的优势, 规划和发展一批海洋经济特色园区, 促进蓝色经济发展。积极培育和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洋装备制造、海水综合利用等高技术产业, 促进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积极构建智能化保税物流体系。发挥保税港区的功能优势, 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 通过智能化连接, 实现区港综合联动发展, 形成覆盖全省的多元化保税物流网络和信息化平台。

参考文献

[1]张清贵.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中的地方政府关系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 2012.

[2]南珂.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中的政府职能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 2011.

[3]山东省商务厅.构筑双向开放新格局加快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 2011 (6) .

关于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的思考 篇11

一、我国改革开放历程和经验借鉴

我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由点到面、逐步深入的过程。回顾这一过程，大体可分为沿海开放、沿边开放和内陆开放三个阶段。

沿海开放始于1980年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全面展开于沿海14个大中港口城市的开放，成型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沿海开放主要依靠沿海地区优越的区位条件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施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战略，从“三来一补”，到兴办“三资企业”，形成了多领域的经贸合作局面。沿海开放提升了产业发展水平，引领了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奠定了进一步开放的基础，对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沿边开放开始于1987年黑河口岸恢复对苏边境贸易。1992年3月国务院批准黑龙江省黑河市等四个城市为开放边境城市，随后又在内蒙、新疆等省区设立了二连浩特、伊宁、博乐等一批开放城市和边境口岸。2010年，中央在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在新疆喀什和霍尔果斯设立特殊经济区，成为沿边开放的最高形式。沿边开放对我国加快资源开发、维护边境稳定、完善对外开放格局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内陆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短板”。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扩大内陆开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突出。从2008年开始，部分内陆城市相继提出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的设想。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全面推进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并于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要求“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扩大内陆开放，形成有利于推动内陆产业集群发展的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于近期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更是将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推进向西开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西部大开发战略着眼于加快西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形成东中西协调的产业布局。《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立足于将内陆地区打造为改革开放新载体，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而“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要义则在于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战略中的主导作用。推进内陆开放，正处于西部大开发、深化改革、“一带一路”这三大战略的历史交汇点上。

二、对我国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的思考

推进内陆开放，必须在学习借鉴沿海沿边开放经验基础上，深入研究内陆开放型经济理论，明确工作重点和任务，推进体制创新和开放模式转型，走出一条成功的内陆对外开放道路。

（一）把握内陆开放内涵，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

开放型经济，就是商品、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可以较自由地跨国界、跨区域流动，从而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和最高经济效率的经济模式。而内陆开放型经济，就是地处内陆的某一区域，克服区域对外交流的各种障碍，吸引区外要素聚集，承接区外产业转移，带动本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开放型经济概念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由于内陆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所面临的交通设施、经济水平、体制机制、政策环境等基础条件均与沿海沿边地区有较大差距，相对传统的开放型经济而言，其差异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开放形态上，内陆开放型经济不局限于向国际开放，要更加注重区域间融合发展，避免各自为政，培育新的区域增长极；二是在产业结构上，内陆开放型经济改变传统以“中国制造”为主的工业产品输出方式，更加注重发展新兴产业和服务贸易，向输出中国服务、输出中华文化转变，形成了产品、服务、文化结构平衡的产业结构；三是在发展动力上，内陆开放型经济改变沿海开放、沿边开放较多依赖国家优惠政策驱动的模式，更加注重通过创新驱动，释放改革活力，推动经济发展。

（二）突出定向开放战略，拓宽我国对外开放新空间

我国对外开放的三种模式中，沿海具有全方位开放的优势条件，已经形成了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为重点、面向全世界大开放的大格局。沿边开放主要实行双边或多边定向性开放，开放的重点主要是周边国家和地区。内陆地区在面向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开放方面竞争能力不强，在面向我国周边国家开放方面地缘优势不明显，必须选择全面开放与双边或多边定向性开放相结合、以定向性开放合作为主的开放战略。主要是选择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中东、南美、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加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贸文化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可以发挥内陆地区丰富的资源优势与巨大的市场潜力，在产业上形成较强的互补性，另一方面可以加强我国对外贸易与合作的薄弱环节，规避国际贸易磨擦，拓展我国对外开放的新空间，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三）切实加强统筹规划，构建我国有序开放新格局

我国内陆地区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差异较大，决定了内陆地区开放在合作对象、合作形式、合作领域上具有很强的多样性，是我国推进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为了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有关部委应围绕国家整体开放战略，立足各地资源条件和发展实际，按照定向开放战略要求，突出各地特色，发挥各地优势，进行统一规划，确定对外开放的重点区域和对外合作的重点领域，培育一批分工明确、特色明显、优势互补的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区域。在空间上加强与中东、中亚、北非、南美及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在内容上避免与沿海地区冲突和区域内低水平重复竞争，形成各地良性互补、有序开放的新格局。同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强国家在产业布局和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规划和引导相关产业向内陆开放地区集聚。

（四）优化内陆产业结构，培育我国对外贸易新优势

内陆地区要立足当地实际，结合国际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找准国际合作的结合点和国内产业发展的互补点，积极承接东中部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市场潜力大、科技含量高、合作前景好的产业，避免与沿海沿边地区形成同质化竞争。要积极培育发展区域优势特色产业，特别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生物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在国际国内产业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要建立内陆开放总部经济区，引导央企、民营大集团和外向型大企业在内陆设立总部，成为带动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和扩大对外贸易的重要支撑。要大力发展文化科技交流、服务外包、管理创新等新兴业态，推进我国贸易出口结构不断优化，逐步形成商品贸易与服务外包、技术管理、优秀文化等贸易相结合的宽领域的开放局面。

（五）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探索我国内陆开放新路径

借助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内陆地区完全可以破解区位难题，走向开放前沿。要建设“网上丝绸之路”。我国西部内陆大多具有气温寒冷、电能充足、空气干燥清洁的优势，是发展大型数据中心的理想地区。目前亚马逊、阿里巴巴等知名企业纷纷在这些地区布局建设互联网数据中心。依托大型数据中心这一互联网基础设施，内陆地区可以结合各地的民族、文化、人才和社会特点，面向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发展云计算、云存储、跨境电子商务、服务外包等有针对性的IT产业，推进地方经济结构转型和对外开放发展。要建设“空中丝绸之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航空运输技术的发展，航空运输业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面向欧洲、中亚、中东、非洲等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的时候，西部内陆地区反而具备比东部地区距离更近的航空区位优势。因此应在内陆地区建设国家级西向枢纽机场和空港城市，建立与国际合作相适应的总部经济区和临空经济区。要建设“陆上丝绸之路”。依托我国在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油气管道、智能电网等方面的先进科研成果和丰富工程经验，大力推动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工程，提高人流、物流交往的效率，在内陆地区形成一批现代物流中心，带动内陆地区与国外的经贸交流合作不断深化。

三、建设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

宁夏地处我国大陆版图的几何中心，是新欧亚大陆桥中国境内的重要枢纽，与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宗教相同、风俗相近，民间交往源远流长。特别是近年来宁夏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基础设施持续改善，产业基础不断强化，民族团结和睦，社会和谐稳定。党中央、国务院十分了解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现状，也对构建和谐富裕的新宁夏寄予厚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务院将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重大战略使命赋予了宁夏，希望宁夏立足自身优势，为国家探索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路径，打造向西开放的战略高地。结合对开放型经济的认识，我们认为现阶段试验区应坚持问题导向，补齐短板、完善平台、扩大交流、营造环境，夯实基础，努力开创宁夏对外开放的新局面。

（一）着力加强国际大通道建设

交通条件的改善意味着开放距离的缩短。要充分发挥宁夏地处雅布赖国际航路和空域资源丰富的优势，加快河东机场三期建设，配套完善航空基础设施，努力将河东机场建设成为西部面向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开放的国际门户枢纽航空港。要立足现有铁路、公路网络，加强统筹规划，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加快建设银西铁路、太中银复线、包兰复线改造、京藏高速等一批跨省快速通道，同时将城市交通等区域交通一并纳入交通网络，建设宁夏城际快速铁路和轻轨，构筑立体交通运输体系，缩短交通运输距离，降低交通运输成本，改变内陆地区交通条件。要结合空港、陆港建设，加快完善大通关功能，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和交通枢纽。要加快完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宁夏互联网经济试验区建设，为更加便捷有效地为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提供信息服务创造条件。

（二）全力办好中阿博览会

中阿博览会是国家确定的向西开放的重要平台，影响日益广泛，作用日益凸显。要创新办会机制，进一步完善中阿共办、部区联办、民间协办的共办共赢机制，全面提升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水平，吸引更多国家和地区及其市场主体关注和参与中阿博览会。在完善中阿博览会自身平台功能基础上，提升中阿金融、农业、能源合作论坛层次和水平，谋划举办建设空中丝绸之路、互联网经济试验区投融资论坛等专业交流平台，建好中阿合作的“宁夏窗口”，引领和带动兄弟省区共同“走西口”。要积极创造条件，提供更多便利，深入推进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加强双边交流，鼓励更多企业利用中阿博览会开展各领域合作，积极推动中阿合作重大项目落地，促进中阿博览会由务虚向务实转变。

（三）将银川建成西部有影响的国际化城市

银川市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也是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核心区。要以沿黄经济区为依托，抓住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跨境电子商务试点的契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临空经济、总部经济、加工贸易、现代金融、电子商务等业态，提升银川区域性中心城市影响力和竞争力。加快推进河东机场、机场空港物流园区、银川综合保税区、滨河新区一体化发展，集中力量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强大吸引力的承接平台，引进一批世界或中国500强企业，将银川建设成我国新的出口贸易加工基地或中转基地，带动周边地区配套产业加快发展。继续加强银川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巩固全国卫生城市、节水城市等创建成果，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和发展环境，增强银川的集聚带动效应。

（四）深化重点领域合作

宁夏资源丰富，特色产业优势相对突出，与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的互补性很强。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选择重点领域进行突破，提高合作实效。要发挥宁夏能源化工产业发展的基础优势，与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深入开展能源合作，在宁夏布局和建设国家特大型能源加工转化和战略储备基地，在对方国家建设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厂。深度挖掘宁夏回族穆斯林文化和自然景观优势，广泛吸引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的游客来宁夏休闲度假、疗养健身和观光旅游，逐步将宁夏打造成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重要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利用宁夏与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地区文化认同度高、阿语人才较多等有利条件，加强科技、教育、卫生、防沙治沙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规划建设中阿文化产业园，促进科技研发、产品设计、软件设计、创意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逐步使宁夏成为我国文化产业输出的重要基地。

（五）进一步营造“两优”发展环境

开放型经济体制 篇12

2015年9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 (简称《若干意见》) 。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和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明确要求, 是指导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纲领性文件。该《若干意见》下发后, 商务部积极采取措施,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大力推动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重点推进以下几方面工作:

构建外贸可持续发展新机制。及时推动出台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发展跨境电商、服务贸易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初步构建了全面、系统的外贸发展政策体系。落实出口退税分担机制调整, 加大出口信用保险和融资支持力度, 实施境外游客离境退税, 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 提振企业信心。强化大通关协作机制, 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试点。顺应全球价值链分工新趋势, 鼓励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支持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 扩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调整和加强进出口工作领导小组, 开展外贸政策措施落实、清理进出口环节收费等专项督查。

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推动修改“外资三法”, 起草统一的《外国投资法》, 修订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全面推行外商投资普遍备案、有限核准的管理制度, 大幅减少准入审批。结合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等工作, 推动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支持东中西部合作共建产业园区, 实施国家级经开区创新发展工程, 建设国际生态合作园, 与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和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机制, 提升监管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2015年前11个月,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7.9%, 其中服务业利用外资比重达61.2%。

建立促进 “ 走出去” 战略的新体制。修订《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编制《“十三五”实施走出去战略专项规划》, 起草《对外投资台账制度》。实现境外投资无纸化备案, 发布2015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 积极搭建对外投资合作平台, 推动境外投资便利化, 落实企业和个人的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大力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参与设计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相关经贸举措, 推动开展“中非工业化合作计划”。稳步推进“建营一体化”工程, 协调推进中老铁路、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2015年前11个月,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1041.3亿美元, 同比增长16%。

优化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新设立广东、天津、福建3个自贸试验区, 扩展上海自贸试验区区域范围, 出台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的意见, 在全国复制推广28项改革事项, 不断为全面深化改革探索路径、积累经验。建立京津冀开发区创新发展联盟和长江经济带合作联盟;出台“一带一路”三年实施方案等文件, 充实完善“一带一路”经贸合作项目库, 建设中白工业园、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 促进商流、物流、人流聚集和区域协调发展。深化对台港澳地区开放, 与港澳签署CEPA服务贸易协议, 推动落实《海峡两岸投资保护与促进协议》。

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空间。推动出台《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 签署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 大力促进RCEP谈判进程, 启动与格鲁吉亚自贸谈判等, 进一步构筑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动WTO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通过《内罗毕部长宣言》, 达成《信息技术协定》扩围协议。顺利推进贸易政策合规工作, 完成《贸易便利化协定》批准程序。有效借助G20、APEC、金砖国家会议等平台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 与联合国相关机构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强化中阿合作论坛等合作机制。

建立健全开放型经济安全保障体系。推动《出口管制法》立法工作, 研究建立重点行业产业预警机制。全方位应对光伏、钢铁贸易摩擦, 加大交涉力度。妥善处置也门撤侨、马里恐怖袭击等境外突发事件。持续开展打击侵权假冒行为, 启动中国制造海外形象维护“清风”行动。逐步建立开放型经济安全保障体系, 积极防范系统性风险。

2016年, 商务部将深刻领会中央精神, 扎实有效推进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各项工作, 细化实施方案, 积极推动以点带面, 先行先试, 主动推进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创新, 不断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

1041.3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