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商业企业实证分析

浙江商业企业实证分析（精选7篇）

浙江商业企业实证分析 篇1

一、引言

商业信用作为现代信用制度的基础, 是指厂商在进行商品销售时, 以赊销的形式即延期付款所提供的信用。对于处在发达市场经济中的企业, 大多数都把信用政策的扩张看做是一项重要的融资资源。就学术界关于商业信用决策动因的理论分析来看, 国内的相关文献甚少, 更没有人对此进行相关的实证检验。这既与我国学术界对商业信用理论的研究甚少有关, 也反映出商业信用决策研究的迫切性和现实价值。在国外学者的大量研究中, 尽管有关商业信用的文献还在不断发展, 但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被实证检验过。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搜集相关数据, 对非金融企业是否提供商业信用或现金折扣、商业信用的期限以及信用期是否延长是由哪些主要动因和不同企业特性决定进行实证检验。这一研究不仅可为西方商业信用理论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是否适用提供证据, 丰富商业信用领域的学术文献, 而且通过考察样本企业的商业信用管理状况, 可以为我国企业商业信用决策实务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借鉴。

二、文献回顾

与本文研究相关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两方面:一是有关商业信用决策动因的研究, 二是有关企业特征对商业信用决策影响的研究。

(一) 有关商业信用决策动因的研究

1.信息不对称动因。信息不对称主要有两种形式:产品质量的信息不对称和付款时间的信息不对称。

(1) 产品质量:该信息不对称易引发逆向选择行为。Lee和Stowe (1993) 认为, 不能做出产品质量承诺的企业为了转嫁质量风险, 会通过提高现期支付折扣率的方式敦促客户及时支付货款。然而, 现期支付折扣率的提高等于变相的降价, 作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 会通过降低质量的方式来节约成本。与此同时, 消费者对产品的期望也随之降低, 那么消费者就会要求厂商降价, 由此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而循环的最终结果就是交易消失。

(2) 付款时间:当交易发生时, 卖方不知买方能否按时付款, 便将信用期限内及时付款的奖励政策视为一种策略, 并以此来判断买方是否存在不付款的可能性。

2.效率动因。Ferry (1981) 的研究表明, 货币的产生有效解决了物物交换过程中双方需求难以满足的矛盾。然而,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交易费用的类型、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为了减少交易费用, 商业信用也随之诞生。Emery (1984) 的研究发现, 商业信用可以有效地降低部分交易成本, 帮助企业提高运作效率。另外, Stowe和Gehr (1985) 认为付款行为与交货行为的分离能够规避货币被窃取的风险, 故有效降低了交涉成本以及员工监督成本。所以, 对于供应链管理和付款交易成本减少这两方面来看, 商业信用是一种有价值的工具。

3.融资动因。一般来说, 商业信用是相对金融借款更廉价的财务资源, 因此可将其视为卖方面向买方的一类无息借款。相比银行信用, 商业信用更具有吸引力, 主要原因有: (1) 相对于银行昂贵的信息成本, 商业信用可以帮助厂商以低成本及时而准确地获取客户的相关信息, 并以客户的订购时间、订单数量等信息为基础分析、了解客户的运营状况, 以商业信用为基础分析、了解客户的财务状况, 从而判断是否需要持续地跟踪预测以降低减少风险、减少损失。 (2) 客户会理性地选择供应商, 而供应商的更换会产生更为高昂的信息成本, 因此, 在对客户的控制力方面, 企业要强于金融机构, 因为金融机构对客户的控制往往要诉诸法律手段;另外, 当发生违约时, 企业能够比银行更为轻松地挽回财产损失。同时, 由于很多企业能够提供商业信用, 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同业之间的竞争, 因此, 商业信用价格要比银行信用价格低得多。

Stiglitz和Weiss (1981) 认为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引起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由于小型企业不具备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与财务制度, 使得银行不愿意对其发放贷款。在此情形下, 企业将商业信用视为银行信用的一种替代资源而广泛使用。Cheng和Pike (2003) 的研究表明, 通过向客户提供信用可以降低基于现金买卖的随机现金流模型的不可预见性, 利用过往经验分析客户付款行为, 企业就能准确估计未来现金流并降低预计的现金需求。

4.投资动因。通过投资可以增加财富, 而由此带来的销售机会可以增加股东价值, 投资动因分析正是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而每售出一件产品或售出一次服务都是一次独立的交易, 短期资产管理的理论正是以此为起点发展并壮大的。但是, Copeland和Khoury (1980) 的研究则将应收账款项目视为一种投资行为, 而非销售的被动结果。Neale和Shipley (1985) 认为, 若企业以提供信用条款来抬价并产生一种延迟付款的隐性利息收入, 当隐性利息收入大于企业资本成本时, 商业信用就此创造了现值收入。Ng (1999) 等人的研究表明, 商业信用的决定有时也被视为长期投资的观点, 企业需要与客户建立一种长期交易的关系。Jacob (1994) 认为提供商业信用可以帮助寻找客户与保持客户关系, 从而打下夯实的客户基础并产生更大的收益, 因此, 商业信用是一种战略投资。Smith (1987) 认为商业信用的提供其实是卖方发出的一种信号, 表明卖方愿意与买方长期合作。

5.市场和竞争力动因。Kaplan (1967) 认为商业信用可以促进销售并开拓市场, 在产品或服务售出的整个流程中, 商业信用都是不可或缺的润滑剂。他认为信用的功能不能只被看做纯粹的融资工具, 而应该看作是一个推销工具。Shipley和Davis (1991) 为这一观点提出了实证支持, 在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提供商业信用是选择供应商的重要标准之一。另外, 由于季节性与不确定性导致了需求的无规律性, 因此, 企业可通过信用紧缩的方式抑制旺季需求, 通过信用扩张的方式刺激淡季需求。因此Nadiri (1969) 认为商业信用对于平稳需求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mery (1984, 1988) 的研究则表明商业信用可以减少由资金需求波动性引起的财务压力。其次, 商业信用也是公司定价策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Schwartz和Whitcomb (1978) 认为信用用期限的增长和现金折扣的增加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以有利可图的条款可以压低价格。而具有不同弹性需求的客户通过信用条款来控制价格。Mian和Smith (1992) 则认为这样的方法在增加了卖方定价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同时, 卖方能够避开竞争者的价格限制, 故无需惧怕竞争者报复。但由此产生的价格歧视被用来开发市场的回报越大, 则商业信用就越有可能进一步扩展。

在国内, 郑少峰 (2002) 的研究表明, 作为企业间的一种结算手段, 商业信用也可看做是企业之间相互融资的一种方法。卖方通过提供商业信用而形成债权, 买方通过接受商业信用而形成负债。卖方的债权可看做是一种短期投资, 利用该投资方式, 卖方可以吸引更多的客户, 售出更多的产品或服务, 从而获取更大的利润。买方的负债可看做是一种短期融资, 利用该投资方式, 买方可以降低资金成本, 解决资金难题, 从而获取更大的利润。岳意定和厚福宏 (2005) 分别从信息提供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对商业信用的理论动因进行了阐述, 并对价格歧视优势、融资比较优势、信贷配给、促销动机、降低交易成本等理论进行了具体的介绍。徐绪松和陆隽 (2006) 以信号理论的博弈模型为基础分析了银行贷款与商业信用的关系。刘明权、徐忠和赵英涛 (2005) 对商业信用存在的价格歧视动机、降低交易成本动机、促销动机、质量保证动机、融资比较优势、融资性动机、信贷配给理论等动机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总体看来, 目前国内学者在商业信用动因方面的研究仍较少。

(二) 有关企业特征对商业信用决策影响的研究

Main和Smith (1992) 的研究表明企业规模、销售渠道以及生产季节性销售决定了商业信用政策的选择。Cheng N.S.和Pike R. (2003) 的研究表明商业信用决策主要受企业规模, 销售渠道、销售季节性、竞争程度、产品的专业化程度以及行业因素等决定的。另外, Haworth C.和Rebar B. (2003) 的研究发现商业信用是否延期是由公司规模、成长速度、所处行业、供应商渠道、与供应商关系以及是否使用长期融资资源决定的。Summers B.和Wilson N. (2003) 也认为商业信用决策主要受企业规模、财务状况、销售渠道、产品性质、行业因素、客户关系等因素决定的。

笔者认为, 对于我国企业来说, 除了西方文献所述的特征可能影响商业信用决策外, 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同, 我国企业存在国有和非国有的性质差异, 国有企业会更多地受到政府的干预, 体现更多的政府行为, 这一制度环境的差异有可能对商业信用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前面的文献回顾中, 我们知道企业基于信息不对称动因, 通过提供商业信用了解客户的现金流状况, 通过延长商业信用天数来了解产品、服务的质量;基于效率动因, 通过提供商业信用可以减少合同成本从而提高交易效率;基于融资动因, 通过提供商业信用、增加现金折扣和延长信用期限, 向客户提供融资渠道, 稳定现金流的储备;基于投资动因, 通过提供商业信用进行长短期投资, 发展重要客户关系;基于市场和竞争力动因, 通过提供商业信用平衡季节性生产, 提升与客户的合作形象, 通过提供现金折扣和延长信用期限, 改变企业的定价策略, 降低价格, 刺激市场需求, 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因此,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提出关于企业是否提供商业信用和企业商业信用政策两方面的假设。

H1:企业是否提供商业信用, 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动因、效率动因、融资动因、投资动因以及市场和竞争力动因的影响。

H1-1:在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前提下, 商业信用期到底给多少天会受到信息不对称动因、效率动因、融资动因、投资动因以及市场和竞争力动因的影响。

H1-2:在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前提下, 企业是否提供现金折扣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动因、效率动因、融资动因、投资动因以及市场和竞争力动因的影响。

H1-3:在企业给定商业信用天数的情况下, 企业是否延长商业信用天数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动因、效率动因、融资动因、投资动因以及市场和竞争力动因的影响。

我们通过前面的文献回顾发现, 公司的规模越大, 企业越不会提供商业信用, 提供的商业信用天数越少, 越不可能延期;季节性销售型企业, 提供的信用天数较多, 并且会延长信用天数;直接销售型企业, 也会提供较多的信用天数并延长信用期, 其他销售渠道的企业则相反;竞争性越激烈的企业, 越会提供较多的信用天数并延期;从战略角度来看, 以产品质量竞争的企业非常认同商业信用提供了一个提升企业形象的机会, 但是并不会通过提供现金折扣、延长信用期等商业信用政策提供给客户;而主要靠成本竞争的企业会非常认同提供现金折扣等同于价格折扣。此外, 基于我国企业制度上的特殊性, 我们认为国有股比例表明国有出资的份额, 国有股比例愈高, 其客户具有更良好的持续经营和偿债能力, 这很有可能影响企业的商业信用决策。

因此,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选择企业性质、公司规模大小、销售渠道、竞争程度、产品质量、价格高低及销售季节性七个因素作为企业特征的考察变量, 提出关于企业是否提供商业信用和企业商业信用政策两方面的假设。

H2:企业是否提供商业信用, 是基于企业性质、公司规模大小、销售渠道、竞争程度、产品质量、价格高低及销售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

H2-1:在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前提下, 商业信用期到底给多少天会受到企业性质、公司规模大小、销售渠道、竞争程度、产品质量、价格高低及销售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

H2-2:在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前提下, 企业是否给现金折扣会受到企业性质、公司规模大小、销售渠道、竞争程度、产品质量、价格高低及销售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

H2-3:在企业给定商业信用天数的情况下, 企业是否延长商业信用天数是基于企业性质、公司规模大小、销售渠道、竞争程度、产品质量、价格高低及销售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

四、研究设计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搜集相关数据并对有关命题进行实证分析。本次问卷发放地区为江苏南京, 共发出问卷150份, 回收126份, 剔除金融企业、填写不清楚及有疑问的问卷后, 有效问卷为85份, 构成了本文统计检验的观察样本。

1. 假设一的检验。

本文借鉴Cheng和Pike (2001) 的相关研究, 对因变量的选择, 本文设置三个虚拟变量分别刻画:是否提供商业信用 (CR1) 、是否在提供商业信用的前提下提供现金折扣 (CR2) 、是否延长商业信用期限 (CR3) , 其中提供商业信用、提供现金折扣及延长商业信用期为1, 否则为0。商业信用提供天数 (CRD) 也为考察变量, 具体天数通过调查问卷结果经处理后获得 (在调查问卷填写的天数范围中取中位数) 。

自变量为前述商业信用的五大动因, 每一个动因可通过被细化的具体动因的分数加总后获得, 每一个细化的具体动因设置1~5分, 打分越低说明被认可的程度越低, 分数越高则说明认可程度愈高。具体而言, 信息不对称动因和效率动因均由两个细化的动因构成, 样本最大值可达到10, 最小值为2;融资动因、市场和竞争力动因在问卷中分别由四个具体的动因构成, 样本最大值可达到20, 最小值为4;而投资动因由三个具体动因构成, 样本最大值可达到15, 最小值为3。

各变量的定义解释及衡量方法见表1。

对是否给予商业信用、在给予商业信用的情况下是否提供商业现金折扣以及是否延长商业信用天数三个虚拟变量的动因分析, 本文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加以检验。Logistic模型如下:

给予商业信用天数检验模型如下:

2. 假设二的检验。本文借鉴Cheng和Pike (2001) 、Main和Smith (1992) 的相关研究, 本文设置了相同的因变量, 见表2。

关于自变量, 我们根据文献回顾和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 设置企业性质、公司规模大小、销售渠道、竞争程度、产品质量、价格高低及销售季节性等因素为自变量。其中, 竞争程度 (COM) 按问卷调查中的激烈程度设置为1~5, 其中1表示非常激烈, 2表示激烈, 3表示一般, 4表示不激烈, 5表示非常不激烈。产品质量 (QUA) 按问卷调查设置为1~3, 其中1表示质量很高, 2表示质量较高, 3表示质量一般。价格高低 (PRI) 按问卷调查设置为1~5, 其中1表示价格很高, 2表示价格较高, 3表示价格一般, 4表示价格较低, 5表示价格很低。

各变量的定义解释及衡量方法见表2:

关于企业特征对是否给予商业信用以及在给予商业信用的情况下是否提供商业现金折扣、是否延长商业信用天数三个虚拟变量的影响分析, 本文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加以检验。Logistic模型如下:

关于给予商业信用天数检验模型如下:

五、实证分析和检验结果

(一) 假设一的回归分析结果

1. 是否给予商业信用的检验。表3列示了Logistic回归分析的检验结果:

从表3可以发现, 信息不对称动因、效率动因、融资动因、投资动因及市场与竞争力动因这五个主要动因与是否给商业信用这一考察变量之间没有相关性, 这表明被研究的中国企业对于商业信用动因不重视, 在是否给予客户商业信用的问题上没有过多考虑驱动因素带来的效用问题。

2. 商业信用政策的检验。表4列示了在提供商业信用的企业中, 给予具体商业信用政策的动因分析的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统计显著, 下同。

通过表4发现, 信息不对称动因与是否向客户给予现金折扣负相关, 说明信息不对称动因对是否给予现金折扣有影响;而效率动因与是否向客户给予现金折扣显示正相关, 表明企业可以通过给予客户现金折扣达到加速资金回收率、减少交易成本的目的, 所以越认可效率动因就越会在信用政策中提供现金折扣。此外, 投资动因与是否向客户给予现金折扣也显示正相关, 表明当企业将投资动因视为短期投资时, 可以通过提供现金折扣向客户要求更高的价格, 在信用期限内产生一种延迟的隐性利息收入, 当隐性利息收入超过了卖方资本成本时, 商业信用就此创造了现值收入;而将投资动因视为长期投资时, 企业也可以通过提供现金折扣, 给予客户一定的销售优惠, 进而传达其希望与客户进行长期合作的信号。

而关于企业在已经提供商业信用的前提之下, 商业信用决策动因对企业是否向部分客户延长信用期的Logistic分析可以发现, 信息不对称动因与是否延长信用期负相关, 说明信息不对称动因对是否延长信用期有影响;此外, 效率动因与是否延长信用期也显示正相关, 而投资动因与是否向延长信用期也显示正相关, 这反映被研究企业既然认可可以通过提供现金折扣向客户要求更高的价格, 在信用期限内产生一个延迟的利息收益, 一旦暗含的利息收益超过销售的资本成本时, 商业信用就能够为企业带来现值收入, 那么企业对信用期进行适当的延长, 也不会影响企业获得这个延迟的现值收益, 而且还可以促进与客户的长期投资合作。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 效率动因与企业给予的商业信用天数在15%的水平下弱负相关, 即越认可效率动因, 企业给予的商业信用天数相对越短。这可能是由于企业非常认同商业信用不仅能够通过分离送货和支付环节来节约成本, 而且能够提高竞争力, 为实现这一目的, 信用期应相对较短。此外, 效率动因理论还认为提供商业信用是可以减少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合同成本的, 既然在没有提供商业信用的情况下, 需要通过合同的签订增加谈判及实施收款的成本, 那么同样, 一旦给出的商业信用天数太久, 收款期限过长, 也会导致现金流断裂等风险成本, 尤其在我国, 许多企业的应收账款中存在大量的拖欠款, 企业也没有能力做好相关的风险控制, 因此在认可效率动因的基础上, 企业也会尽量减少给予客户的商业信用天数。

研究结果表明, 投资动因与企业给予的商业信用天数负相关, 即越认可投资动因, 越会减少给予客户的商业信用天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正如文献回顾中所提及的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的原因在于既可以把商业信用看做是一种短期投资, 也可以看做是一种长期投资;其区别在于短期投资是使得企业能够通过商业信用条款来要求更高的价格, 从而产生一种延迟的隐性利息收入, 当隐性利息收入超过了超过企业此次销售的资本成本时, 商业信用就能够为企业带来现值收入, 这样就形成了短期投资;而将商业信用视为长期投资, 则是站在保持稳定客户关系的角度带来长期的投资的未来收益;在我国, 客户关系的维护是牵涉很多利益关系的复杂系统, 显然对于企业而言, 企业更希望通过商业信用来获得实在的现值收入, 因此本文认为在企业确定给出商业信用的前提下, 企业并不会通过较长的商业信用期限增加其长期投资价值, 而是会选择在有限的信用政策天数内抬高销售价格, 获得短期投资效用内的现值收入。

此外, 还发现融资动因与企业给予的商业信用天数负相关, 即越认可融资动因, 越会减少给予客户的商业信用天数。这表明企业能通过提供商业信用为客户提供短期融资渠道, 稳定销售收入的现金流, 做好收支的规划, 就不会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不考虑自己所承担的部分客户的不付款风险, 因此尽管企业认可融资动因, 但在制定信用政策时, 会考虑提供较少的商业信用天数来适当降低成本与风险。

(二) 假设二的回归分析结果

1.是否给予商业信用。

由表5可以看出, 只有公司规模与是否给商业信用在15%的水平下弱负相关。即公司规模越小, 企业越有可能提供商业信用。

2.商业信用政策的检验。由表6有关企业特征对企业商业信用政策检验的回归分析可知, 企业是否给予现金折扣与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性正相关;企业是否给予现金折扣与价格高低负相关, 根据本文对于价格高低的定义及衡量方式, 我们发现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越高, 企业越有可能提供现金折扣。这是由于企业的销售价格越高, 企业越有可能在提供现金折扣的基础上获得大于销售资金成本的现值收入;此外, 企业是否给予现金折扣与销售季节性正相关, 这是由于季节性销售企业每个年度的销售收入不均衡。旺季时, 由于生产能力及规模的限制, 企业只能提供较少的现金折扣从而抑制过大的市场需求;淡季时, 企业提供较大的现金折扣从而刺激不断减少的市场需求。

通过关于信用期是否延期的回归分析, 我们发现企业性质与信用期是否延期负相关;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性与信用期是否延期正相关, 即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性越低, 企业越有可能延长商业信用期限, 这可能由于竞争性不高, 企业有稳定的市场, 因此有能力向客户提供信用期延期, 解决客户的暂时性财务困难以获得长期合作关系;此外, 回归分析还发现产品价格与信用期是否延期负相关, 即产品价格越高, 企业越会延长信用期限, 由于产品价格较高, 客户不一定能在信用期内付清款项, 企业为了达到原本提供商业信用的目的, 就会适当延长信用期限, 这样既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又能显示企业自身雄厚的财务实力。

最后, 关于提供商业信用天数的回归分析表明产品质量与企业是否给予商业信用天数正相关, 即产品的质量越不高, 企业越会提供较长的信用天数;对于很多企业而言, 如果实行的是低成本战略, 产品的质量一般, 就会通过提供较长的信用天数来获得更多的客户和销售渠道。此外, 我们还发现销售季节性与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天数正相关。即企业季节性销售的特征越明显, 就越会提供较长的商业信用天数, 本文认为这是由于季节性销售企业每个年度的销售收入不均衡, 在淡季时, 为了刺激日益减少的市场需求, 企业以延长信用期限的方式来刺激需求。

六、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主要从商业信用决策动因和公司特征这两个角度分别对中国企业是否提供商业信用及相应的商业信用政策进行了实证检验, 得出了如下一些主要结论:

在商业信用决策动因的实证研究中, 我们发现企业在考虑是否提供现金折扣时会受到信息不对称动因、效率动因和投资动因的影响, 并且基于效率动因和投资动因会给予客户现金折扣。在考虑是否会延长商业信用期限时会受到信息不对称动因、效率动因和投资动因的影响, 并且基于效率动因和投资动因会延长商业信用天数。此外, 研究还发现越认可效率动因、融资动因和投资动因, 企业给予的商业信用天数相对越少。

通过企业特征对企业商业决策的实证检验结果, 我们发现企业规模越小越会提供商业信用。而企业是否提供现金折扣与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性、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及销售季节性有关, 并且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性越低、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越高或销售季节性的特征越明显, 企业提供现金折扣的可能性就越高。此外, 研究表明, 企业是否延长信用期限与企业性质、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性及产品价格相关, 并且企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性质越明显、所在行业的竞争性越低、产品价格越高, 企业延长商业信用期限的可能性就越高。

最后, 还发现产品质量与季节性销售的特征对企业给予商业信用天数有影响, 产品的质量越低或销售季节性的特征越明显, 企业提供的商业信用天数就越长。

参考文献

[1].郑少锋.论商业信用投融资决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3

[2].岳意定, 厚福宏.商业信用存在动机研究与中小企业融资难出路.嘉应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 2005;2

[3].谭伟强.商业信用:基于企业融资动因的实证研究.南方经济, 2006;12

[4].徐绪松, 陆隽.信息经济学视角:利用商业信用缓解中小企业信贷配给.生产力研究, 2006;2

浙江商业企业实证分析 篇2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加快发展, 产业竞争的本质成为技术竞争, 技术竞争的核心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世界科技的不断突破, 科学传播、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步伐越来越快, 国际国内产业间竞争日益表现为以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为主要形式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较量。

中国制造企业正积极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发展“先进制造业”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重要战略目标。当前, 我国制造企业对外技术依存度仍然较高, 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产业格局, 在发展过程中除较多地受制于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的制约外, 还由于产品技术附加值低, 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等原因,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面临严峻考验。创新是企业的灵魂, 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加快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 不仅是顺应经济发展阶段趋势变化的需要, 也是增强企业发展后劲的迫切需要。

知识产权许可, 是知识和技术转移的重要途径, 也是企业实现创新的关键路径。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许可行为如何, 他们对知识产权许可如何认识呢?本文通过调查, 以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为主体, 实证分析了当前我国制造企业的专利许可行为, 并与国际上其他国家企业的专利许可行为进行了对比分析, 提出了建议。

1 创新与专利许可

技术转移是创新的重要促进因素, 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大都经历了引进、模仿、创新三个发展阶段。金麟洙[1]认为, 韩国正是沿着这三个阶段在短短30年内实现了科技和经济的起飞。因此, 企业参与技术转移的积极性、技术转移市场的完善对创新发展至关重要。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因为政府富有前瞻性的完善了技术市场, 企业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进行二次开发, 在创新上不断突破, 从而实现了国家经济的腾飞和企业竞争力的跃升。“以市场换技术”是许多技术落后国家的策略, 这一策略蕴含了消化吸收引进技术进行自主开发实现技术追赶的思想。当今世界的技术转移依然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 美日欧盟之间的技术转移占全球技术转移总量的80%, 技术水平较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转移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引进, 在不同国家引进力度不同。我国决定在“十一五”期间实现国家技术贸易成交额每年递增15%, 到2010年技术贸易成交额将从2004年的1334亿元增加到3000亿元。为鼓励技术转移与技术贸易, 新出台的财税政策规定, 技术贸易交易额在500万元以下的免征所得税, 在500万元以上的减半征收所得税 (《我国出台新政支持技术贸易,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7年12月1日) 。

技术转移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十分密切, 因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对象中有很多内容属于技术贸易的对象。技术转移与知识产权保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技术转移的重点是专利许可, 专利是核心技术的代表。虽然技术转移过程中也涉及到技术诀窍转让、技术咨询等内容, 但是专利无疑是最重要的内容。高科技企业越来越多的借助专利作为公司的竞争武器和新的收益来源, 专利许可是企业专利战略中的最核心部分。据估计, 前10大制药公司在1997年获得的收益中34%是来自企业获得许可的产品 (1992年是29%) 。1996年, Hitachi的专利许可收入是4.55亿美元, 同年, 它支付出去的专利许可费是9100万美元, 当年专利交易总利润是3.64亿美元, 是日本从专利中获取收入最多的公司。德州仪器公司在1987年得到了NEC等国外企业支付的1.91亿美元的许可费, 几乎等于公司的运营利润 (Choi J.P., 2002) [2]。

专利许可行为在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表现都有所不同。对于行业来说, 医药行业和电子行业是专利许可中很有代表性的两个行业, 前者的产品一般涉及的专利技术比较单一, 而后者的产品往往涉及多个存在重叠部分的专利技术, 因此实践中后者的许可相对前者往往更复杂。在国家方面, 美国和日本是最典型的两个国家, 尤其是日本作为后发者, 其企业在专利战略管理上已经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专利许可策略也因为技术生命周期的不同而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2 我国制造企业的创新与许可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 浙江省已形成了较好的产业基础和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 浙江省制造企业是中国制造业的主要代表群体。我们以浙江省制造企业为代表, 分析中国企业的专利技术许可行为。

本次调查重点为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 调查分为二个阶段: (1) 邮寄问卷调查阶段 (2008年2月～6月) , 实际回收问卷28份; (2) 实地调查阶段 (2008年6月～8月) 。我们分别对杭州市、宁波市、绍兴市、金华市、温州市和台州市企业开展实地调查, 共取得调查问卷57份。在总计85份回收问卷中,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3家, 上市公司17家, 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16家, 中外合资企业5家。调查企业中, 机械制造业的33家, 占38.8%;医药化工行业14家, 占17%。调查企业平均职工人数1530人, 技术人员数233人, 研发人数72人, 分别占15%和5%的比例。调查企业中,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8家,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31家, 分别占33%和37%的比例。平均销售收入8.8亿, 平均净利润5612万元, 平均研发投入2492, 分别占销售收入的6.3%和2.8%。

2.1 我国制造企业的创新模式

调查显示, 我国制造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价格优势、技术优势、市场优势三者中, 选择价格优势的21家, 选择技术优势的57家, 选择市场优势的32家, 可见技术已经在我国制造企业的竞争中发挥关键作用。从技术优势的主要来源看, 认为技术装备先进的有26家, 认为产品开发速度快的42家, 认为技术来源渠道畅通的18家, 可见产品快速开发是技术优势的主要来源。

我国企业主要通过何种方式获取技术呢?主要采取何种方式开展技术创新呢?调查发现, 81%的企业认为自主开发是获得技术的主要来源, 27%的企业认为引进人才和培训也是主要获取技术的措施, 购买专利、购买技术诀窍和购买设备并非我国制造企业获取技术的主要渠道, 企业主要装备中从国外引进的比例在10%以下的占55%, 在30%以上的只有17% (图1) 。企业在开展技术创新过程中, 主要依靠自我创新 (66%) , 模仿和引进基础上的二次创新比例较低, 分别为15%和20% (图2) 。企业认为科技成果的利用率最高的是企业自己研发的成果 (74%) , 其次是与科研机构合作研发的成果 (21%) , 而从市场上购买的技术成果利用率非常不被看好。

注:图中数据表示选择的企业数量

是什么因素会限制我国制造企业开展创新呢?在关于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主要障碍因素的调查中, 我们发现, 缺乏技术人员是最重要的原因, 占42% (36家, 图3) 。其次是因为创新费用高和模仿的企业多, 均为25% (各有24家企业选择) 。

注: A 预期的风险过大, B缺乏技术人员, C创新费用过高, D缺乏市场信息, E缺乏技术信息, F模仿的企业的太多 (数字为选择企业的数量)

2.2 我国制造企业的专利许可行为

我国制造企业当前参与专利许可活动总体比例不高。在我国企业参与的专利许可中, 主要是专利许可买入, 调查显示有40%的制造企业有专利许可买入经验, 60%的企业依然没有专利买入经验。在专利卖出许可方面, 我国制造企业中有许可卖出经验只占18%。反映我国企业在参与专利许可活动中主要以专利技术引入为主。这也符合我国企业发展实际。随着技术生命周期的缩短, 技术开发力度的加强, 企业对参与专利许可活动的预期也与以前有所不同。调查发现, 我国制造企业在评估过去5年和今后5年参与专利许可活动的可能性上, 我国企业对于从国外许可买入技术可能性估计会有较大增加。今后, 无论是从国内国外买入技术, 还是向国内国外卖出技术, 我国企业预计未来5年都会比过去5年有所增加, 但是, 从预测的可能性大小来看, 我国制造企业对于专利技术许可的总体参与程度并不高, 在按照从1到5表示的可能性依次增加的选项选择中, 预计可能性最大的从国外许可买入技术的可能性大小按均值表示只有2.06, 依然偏低, 如表1所示。

有许多中因素影响了我国制造企业参与专利技术许可活动, 主要因素包括技术中介机构的缺乏, 技术转移贸易人才的不足, 技术转移体系的法制体系不完善, 技术转移市场的不规范等。调查显示, 技术转移市场的不规范和技术转移法制体系不完善当前最主要的两个影响因素, 影响程度明显高于中介机构和相关人才方面的不足, 如表2所示。

注:5 likert选项, 分值1表示可能性最低, 5表示可能性最高, 1至5可能性依次增加。

注:5 likert选项, 分值1表示很不认同, 5表示最认同, 1至5认同程度依次增加。

3 国内外企业的许可行为比较

3.1 国外企业的专利许可行为

国外的调查研究发现企业在专利许可的目的上存在很大差异, 岳贤平, 顾海英 (2005) [3]对国外企业专利许可行为做了归纳, 这些企业的目的有的是获取最大收益, 有的则是保证公司顺利运行, 有的则兼顾。计算机行业的IBM公司, 一直利用自己的许可和交叉许可获得外部技术, 创造收益。AT&T是第一个清晰认识到将“设计自由”作为专利战略的核心, 没有将许可收入作为公司收入的来源。惠普 (HP) 公司的产品和技术比半导体行业更加复杂, 整合了多个领域的技术, 因此HP的许可不以现金流为主导, 在HP长期领先的打印机产品等领域, 公司强烈保护相关专利技术, 作为竞争优势的关键来源, 不对外许可。

美国的半导体行业创造了专利许可的许多方法和模式。Grindley和Teece (1997) [4]认为电子和半导体行业交叉许可类型主要有“获取”模式和“固定期限”模式两种。获取模式是指被许可者可以在给定的使用领域, 在许可期内 (一般5年) , 使用许可人在某领域已有或即将授权的专利技术。固定期限模式, 被许可者可以在许可期使用已有或即将获得的专利权, 但是许可期之后没有“存活权”, 必须重新进行交叉许可谈判, 以使许可得到延续。

日本企业一般更重视许可买入专利技术。日本医药产业的价值链与欧美哪些大型国际化的医药企业不同, 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角色不同, 日本中小企业倾向于在早期开发阶段许可买入专利技术, 积极进行后期研发和销售, 而不是只注重早期新产品开发。另外是各种规模的企业都买入许可技术, 即使在这一技术领域知之甚少。总体看来当前日本医药企业的许可策略表现为聚焦策略, 专注于一些医疗领域并倾向于许可买入后期阶段的产品技术, 他们 (除小企业) 从海外企业许可买入而不是许可卖出给海外企业 (Collinson & Yoshihara 2005) 。[5]表3和表4分别是日本医药和电子行业不同规模 (大、中、小) 企业在过去各种许可模式的采用程度、未来各种许可模式的重要性预期。可见, 不管哪种类型的企业和许可方式, 未来的重要性都将远远超过过去。

注:排序从1 (不重要) 到5 (非常重要)

过去栏:从1 (很少) 到5 (非常常见) ;未来栏:从1 (不可能) 到5 (非常可能) 。资料来源:Collinson和Yoshihara (2005) [5]

日本企业的专利许可行为和英国也存在较大区别, 日本企业比英国企业更注重从外部许可买进技术, 虽然两者在许可卖出技术上相差不大。表5是对两国企业关于许可买入和卖出技术的调查结果。显然, 日本企业在积极搜索许可买入技术方面高出英国达40%, 是英国的两倍多。在许可卖出技术方面日本只比英国高出6个百分点, 可见日本企业在积极搜寻技术为己所用上的明显特点 (Pitkethly, 2001) [6]。

注:问题A是“你所在公司积极搜索买入技术吗?;问题B:“你所在公司积极寻找市场卖出技术吗?资料来源:Pitkethly (2001) 。

3.2 国内外企业的专利许可行为比较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 专利许可已经成为业界非常普遍的现象, 尤其是对于技术创新较强的国家或企业、技术特征明显的行业更是如此。随着今后技术的不断进步, 产品技术含量的日益提高, 这种许可将更加普及和丰富。

对比我国企业和发达国家企业对专利许可活动参与可能性的评估, 我国企业参与专利许可活动的积极性依然比较低, 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日本企业国外许可卖出高于许可买入, 可见日本技术领先的特点。即使日本技术领先, 日本企业许可买入技术的可能仍要比中国企业高。一方面因为日本企业相比其他发达国家更重视技术许可, 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的技术转移市场和法制均比较完善。

与国外企业比较, 我国企业在参与专利技术许可上还要引起更多的重视, 尤其是提高国际上的技术引进。另外, 与国外政府管理部门比较, 我国的技术转移法制法规还需要完善和加强, 技术市场需要规范。

4 小结

我国企业的创新需要从技术转移中活得快速发展的基础, 尤其是积极参与以专利为代表的核心技术许可活动。调查发现, 我国企业在创新成果获得方式中来自专利、技术诀窍的购买比例仍然较低, 大部分借助于自主开发和引进人才方式获得, 企业进行引进基础上的二次开发比例也较低, 这种情形不利于我国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我国企业过去5年参与专利许可活动的次数并不多见, 而展望未来, 我国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引进的可能性并没有非常显著的提高。我国专利许可市场的不够规范、专利许可的法律法规的不够健全是我国企业参与专利许可活动不够积极的主要原因。

要提高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我国企业需要重视参与专利技术许可活动, 尤其是专利技术的引进, 并加强引进技术的再开发;我国政府需要规范技术交易市场, 健全技术转移的相关法律法规, 为专利技术许可建立良好的平台。

摘要：根据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的调查数据, 分析我国制造企业创新与专利许可行为特征。研究发现, 我国企业在创新成果获得方式中来自专利、技术诀窍的购买比例仍然较低, 大部分借助于自主开发和引进人才方式获得, 企业进行引进基础上的二次开发比例也较低, 这种情形不利于我国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而展望未来, 我国企业积极进行技术引进的可能性并没有非常显著的提高。我国专利许可市场的不够规范、专利许可的法律法规的不够健全, 是我国企业参与专利许可活动不够积极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专利许可,制造,浙江省

参考文献

[1]金麟洙.从模仿到创新:韩国技术学习的动力[M].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8.

[2]CHOI J P.Patent Pools and Cross-Licensing in the Shadowof PatentLitigation[M].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October, 2002, Re-vised March 2004.

[3]岳贤平, 顾海英.国外企业专利许可行为及其机理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05 (5) :89-94.

[4]PETER C GRINDLEY, DAVID J TEECE.Managing Intellectual Cap-ital:Licensing and Cross-licensing in Semiconductors and Electron-ics[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Winter1997.39 (2) :8-41.

[5]COLLINSON S, KATO H, YOSHIHARA H.Technology strategy re-vealed:Patterns and influences of patent-licensing behavior in Japa-nese firms'[J].Int.J.Technology Management, 2005, Vol.30, Nos.3/4:327-350.

浙江商业企业实证分析 篇3

马歇尔首次提出“外部经济”的概念时就认为“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可以获得外部经济。纺织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借助地域临近的优势, 充分相互学习, 资源得以共享, 提高了整个集群内企业的生产效率。产业集群内企业与上下游企业联系紧密, 生产、交易成本较低, 产品销售拥有固定渠道, 企业之间交往频繁, 具有更高的信用水平, 与金融机构也具有更加密切的联系, 这些特征决定了纺织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拥有单个企业无法实现的优势, 这些优势的存在使得集群内的企业融资困境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本文针对纺织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 走访调研了浙江省185家集群内的纺织企业, 取得172份有效问卷, 通过调研以及实地访谈得出的第一手数据, 分析了纺织产业集群内企业的融资现状、特点, 并利用SPSS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得出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因素并加以归纳总结。

一、纺织产业集群内企业融资现状

所谓企业的融资方式就是企业获取资金的形式、手段、途径和管道。企业融资方式总的来说有两种:一是内源融资, 即将本企业的留存收益、折旧等内部资金转化为投资;二是外源融资, 即通过金融市场, 吸收其他经济主体的储蓄、闲置的资金转化为自己的投资。企业融资的目的主要有两种:一是作为企业的投资资本;二是企业的经营性融资。纺织产业集群内的中小企业融资主要用于流动资产, 从事生产经营, 扩大企业规模。

针对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 不少学者是都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 胡红桂[1] (2008) 对集群内外的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 并利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 模型对其进行集群融资效率分析, 得出集群内企业资金供给更有效、融资能力更强的结论。高民芳[2] (2009) 对中国纺织企业融资现状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企业创新融资方式有效筹集资本的理论;孟琼[3] (2010) 分析了中小纺织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所在, 提出了解决融资困难的措施。而本文是结合了纺织产业集群和企业融资这两个概念, 分析集群内纺织企业融资优势及其对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因素。

纺织企业多数是家族式的加工型民营企业, 企业规模不大, 并且很少有国有企业。在接受调研的172家企业中, 私营企业占86.03%, 三资企业占12.85%, 国有企业只占1.12%;注册资金在1 000万元以下的企业占69.2%, 1 000万元以上的占30.8%。

中小纺织企业融资主要以自有资金为主, 由企业创立时期资金的来源构成及2009年末资金构成表 (见下页表1) 可以看出, 企业主要以内源融资为主, 但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 资金来源逐渐扩展到向金融机构借款, 从创业时期借款企业占总企业数的34.64%上升至2009年末的66.47%, 并且在面临资金困难时, 有86.52%的企业选择向正规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二、纺织产业集群内企业融资特点

在纺织产业集群内, 企业相对集中, 集群内部具有完整的产业链, 使得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和产品生产成本低于集群外企业, 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4]。产业集群使得企业在原材料、设备购买, 产品销售方面都能就近进行, 企业实现少库存, 提高了企业利润。产业集群的外部经济效应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 降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 缓解了中小纺织企业融资难的局面。由于产业集群内的企业都是同一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或者同类企业, 金融机构对这些企业的贷前审核和贷后管理可以“批量”进行, 这样有利于降低金融机构的信贷成本。

在接受调查的172家企业中, 有58.14%的企业认为向金融机构贷款比较容易, 34.62%的企业认为有点困难, 而认为贷款很困难的企业仅有7.14%。而且集群内大多数企业在面对资金困难时, 86.52%的企业首选金融机构贷款, 6.18%的企业向个人借款, 申请民间金融贷款的企业只有3.93%, 还有3.38%的企业会选择向其他公司借款。

三、纺织产业集群内企业融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1. 变量设定。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就企业的各个指标对融资能力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 得出影响企业融资的因素, 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并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

2. 构造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为找出产业集群内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因素, 多元线性回归法的模型如下:

其中, Y代表被解释变量, 即融资能力, Xi代表各个解释变量 (i=1, 2, 3, …, 15) , β0为常数项, βi为各个解释变量系数 (i=1, 2, 3, …, 15) , ε代表随机项。

以融资比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 (如表3所示) :

其中, *表示10%水平上显著, **表示5%水平上显著, ***表示1%水平上显著。

调整的R2=0.774, Durbin-Watson=1.806, F=6.144, Sig=0.000。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在置信度为95%的水平上, 企业与原材料、销售商、银行/信用担保公司的联系程度, 向金融机构贷款难易程度, 政府管理时效性程度, 企业近三年平均销售额增长率, 企业年限以及行业协会发挥作用程度对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是显著的。调整的R2=0.774, F检验的P值为0.000, 说明模型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检验, 表明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Durbin-Watson值为1.806, 接近2, 表明模型中残差项是独立的, 残差序列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性。

四、纺织产业集群内企业融资能力影响因素结果讨论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 企业的融资能力受到以下几个因子的显著影响:企业与原材料供应商、销售商、银行/信用担保公司的联系程度, 向金融机构贷款的难易程度, 政府管理时效性程度, 企业近三年平均销售额增长率, 企业年限以及行业协会发挥作用的程度。

1. 企业与原材料供应商和销售商的联系程度越密切, 企业的融资能力就越强。

原材料供应商是企业生产的上游, 销售商的企业的下游, 企业拥有稳定的原材料供应商和产品销售商, 就能降低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 由于集群内产业链比较完整加之地域临近, 相比集群外的企业更具备和上下游保持紧密联系的条件。企业的成本降低了, 利润就能得到提升, 效益好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偿债能力, 更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信任, 从而获得较多贷款。

2. 企业与银行/信用担保公司的联系越紧密, 企业认为向金融机构贷款越容易, 表明企业的融资能力越强。

金融机构在向企业发放贷款之前要对企业的基本情况、经营状况、信用等级进行审核, 审核过程会产生一定的成本, 如果企业能和金融机构保持长期稳定的联系, 那么金融机构就不需对同一家企业进行重复审核, 节约了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成本。而企业长期向同一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就能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发生概率, 金融机构收回贷款得到保障, 就更愿意向企业提供贷款。

3. 政府管理时效性越强, 有利于企业获得融资。

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协调和引导, 良好的政府管理能为集群的发展提高优质的环境, 完善的公共设施、便利的交通、快捷的通讯都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而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体系、搭建银企合作平台等途径来帮助集群内的中小企业获得融资。

4. 企业年限和企业近三年平均销售额增长率对企业的融资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企业经营年限越长, 说明企业规模越大、经营状况越稳定, 这样的企业在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时候, 相对于其他规模小的新创办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企业近三年平均销售额增长率越高, 说明企业盈利能力强、经营状况好、偿债能力强, 金融机构自然更愿意向这些企业提供贷款。

5. 行业协会发挥作用的程度也影响着企业的融资能力。

行业协会对于集群内企业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它代表所有会员的利益, 扮演者咨询顾问、监督者、协调沟通者和服务者等多重角色。行业协会利用一系列的政策和行业规范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保证了集群内企业在健康稳定的市场秩序中发展壮大。另外, 行业协会可以搭建高效的信息平台, 完善专业化市场, 促进企业与国际接轨, 引进先进生产技术, 提高集群内企业生产能力, 促进企业的发展, 发展中的企业更容易获得金融机构贷款。

摘要：纺织产业集群内的中小企业多, 融资困难。在搜集了产业集群内172家纺织企业关于融资调查问卷的基础上, 描述了企业融资现状与问题, 利用SPSS中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产业集群内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得出企业与原材料供应商、销售商、金融机构的联系程度, 政府管理时效性等因素对企业融资能力具有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纺织,产业集群,融资

参考文献

[1]胡红桂.基于DEA的集群与非集群中小企业融资效率比较实证研究[J].金融经济, 2008, (12) .

[2]高民芳.纺织企业融资方式创新研究[J].陕西科技大学学报, 2009, (12) :149-153.

[3]孟琼.中小纺织企业融资问题研究[J].西安社会科学, 2010, (2) :101-102.

浙江商业企业实证分析 篇4

1.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是最近十几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研究领域极为重要的内容。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 Krugman等经济学家以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理论, 解释产业内贸易的成因, 这是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的首次完美结合, 同时, 标志着新贸易理论的诞生。随后, 各国学者通过各类实证检验充实了该理论。

随着统计学的发展, 各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库逐渐完善, 解决了实证检验缺乏可靠数据的难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在企业微观层面的探索不断深化, 随之而来的便是对理论的不断冲击, 原有理论的解释力越来越不能够回答日益凸显的问题, 这令新贸易理论面临前所未有困境。学者们发现, 在一个定义非常狭窄的产业内, 贸易的自由化使企业进出口市场的情况更符合市场规律。高生产率企业进入市场, 低生产率企业面临淘汰, 进而优化提升了出口市场的整体生产率水平 (Pavcnick, 2002;Tybout, 2003;Trefler, 2004) 。出口企业在规模上更大, 支付给员工的人均工资也更高, 且生产率也更高, 与非出口企业存在的显著差异, 与新贸易理论代表性厂商的经典假定背离 (Bernard等, 2007;Bernard等, 1995) 。Bernard等还指出, 在细分行业内, 仅有小部分的企业会进行出口活动, 且出口量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高, 这与新贸易理论描述的, 企业因消费者偏爱产品多样化而大量从事出口的设想大为不同 (Bernard等, 2007) 。这一系列难以用已有理论回答的问题, 推动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诞生。在学术界困惑之际, 梅勒茨 (Melitz) 、伯纳德等 (Bernardeta1) 基于不同的理论框架各自提出了新的模型, 合理解释了存在争议的实证结果, 成为该理论的两个分支。

2.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实证研究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模型形成后, 国外学者利用各个国家 (地区) 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对该理论进行了印证。一部分学者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出口企业的异质性特征上, 印证了出口企业的资本密集度、生产率、利润率等绩效指标比非出口企业更为优秀。Bernard、Jensen (1995, 1999) 利用美国企业数据、Roberts等 (2007) 以台湾地区的电子企业作为研究对象、Becker等 (2009) 则参考了德国的微观企业数据, 得出了相似的实证结果。在他们的研究样本中, 出口企业体现出的生产率较非出口企业的确要偏高。他们的结论同样支持出口企业在资本、劳动力以及技术密集度方面的绝对优势。在职工人均工资及福利上, 出口厂商同样略胜一筹。而这些结果主要是自选择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造成的。

3.我国学者的研究

近年来, 我国在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获取途径和方式变得更为简单, 这给热衷于研究新新贸易理论的学者们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持。随之展开的研究, 主要还是集中在对出口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的讨论上。

易靖韬 (2009, 2011) 收集并处理了浙江省工业企业数据, 利用最优出口模型并结合随机效应二项分Probit的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 发现市场进入成本、企业异质性和技术溢出与企业参与出口的关系, 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产业, 存在区位优势也是企业从事出口的一大动力。李春顶、唐丁祥 (2010) 基于我国1997—2006年制造业数据, 通过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来衡量统计不同行业出口贸易的增长情况, 经实证研究分析, 检验生产率与出口的相关性。证明了虽然高生产率将引致出口, 但出口贸易却不会影响生产率的变化。张杰等 (2008) 的研究检验了江苏省的情况, 同样得出了极为相似的结论, 这就是“自我选择机制”。该机制意味着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生产率水平, 判断自己在行业中的地位。生产率高的企业在经营决策中会优先选择出口, 更有甚者, 则会参与直接对外投资, 以这种方式为国外市场供货;而生产率相对落后的企业, 考虑到自己的生产能力并不能跨过成本门槛, 会理性地主动退出出口竞争市场;生产率水平居中偏上的企业, 则根据自身条件选择一般的对外出口方式;部分未能达到出口条件的企业, 在自我选择机制中会为出口投入资本和技术, 以期获得较高生产率从而参与出口。另一种常常被拿来对比的机制则是“出口中学习机制”。支持该机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 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后, 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下, 需要不断地提升企业的生产技术, 投入更多资本以达到提高产量的目的, 才能使企业不被出口市场淘汰。在这个过程中, 企业的生产率得到了提高, 这是出口行为对生产率的反向促进。张杰基于1999—2003年的微观企业数据支持了这一机制, 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 该机制的认可度还相对较低。

随着研究的丰富和更为深入的探索, 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 在运用微观数据进行检验论证中, 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在与非出口企业的对比中已经丧失了压倒性优势;与之相反, 非出口企业在生产率方面的表现令人颇为惊喜。这种出口企业生产率相比更低的情况就是“生产率悖论”。

李春顶等 (2009) 截取1998—2007年微观层面的中国企业数据, 用实证证明了“生产率悖论”的客观存在性, 并试图解释该悖论的成因。他们认为, 我国企业的出口贸易模式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 加工贸易是悖论应运而生的重要原因。随后, 张礼卿等 (2010) 也进行了测算, 尽管结果显示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表现仍然是更为突出的, 但是他们认为, 出口企业在生产率上的优异表现并不是出口行为的产物, 而是企业在转投出口之前就已具备了较高的生产率水平。他们还指出, 我国不完整的市场体系和传统的加工贸易, 导致了出口效应不显著的情况。刘振兴等 (2011) 基于出口主体和出口方式的二元特性进行检验, 在肯定“生产率悖论”的同时, 还指出出口企业具有更优生产率的结论对外资企业缺乏适用性。此外, 贸易模式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企业其各方面绩效指标也并不优秀。

总的来说, 无论是在国际学术界还是我国研究领域, 关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探讨仍在继续。该过程中丰富的研究经验总结出了或许相似或者不同的结论, 有的符合理论的预期假设, 有的则与之相背离, 甚至提出了“生产率悖论”。关于其中的矛盾及其成因, 需要更为深入的实证研究。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1.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浙江省纺织业出口企业的特征, 使用了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我国大陆地区所有年主营收入大于、等于500万的工业法人企业数据都收录其中。根据研究需求, 截取其中浙江省纺织业的数据。

2.样本选择

在分析前, 剔除了以下样本:一是所需数据指标缺失或者错误的, 如指标数据正负不符合常识逻辑, 或变量类型出现错误, 这些数据都将影响最终的研究结果。二是营业状态为停业、撤销、停业、筹建及营业时间不足一年的企业。三是出口额或利润总额大于销售收入、固定资产净值大于企业固定资产的原值、工业增加值或中间投入比工业总产值要大等不合理数据。四是法人代码相同的企业。五是雇员小于10人的企业。

剔除重要指标缺失和数据错误的样本企业之后, 2005—2007年浙江省纺织业总样本数分别为7701、8869、9859个。

浙江省纺织业出口企业的特征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所描述的企业特征可归纳为:从事出口的企业比例较少, 出口的集中度高。也就是说, 部分出口额是由极少数出口企业贡献的。此外, 出口企业的出口额占其生产总值的比例非常低, 意味着该部分企业生产的绝大部分产品仍然是供给国内市场的。与不从事出口的企业相比可发现, 出口企业的确具备了更优的生产率、更大的产量、更多的员工、更优厚的员工工资和福利, 以及资本密集程度、技术密集程度均更高且增长更快。总的来说, 从事出口的企业较非出口企业在许多方面均表现出了更为喜人的成绩, 也就是存在着“出口溢价”。从理论上说, 这类企业应是在国内市场竞争中本就具备较强优势, 拥有较高的选择灵活性。然而, 我国出口企业并不多是在国内市场有竞争力的企业, 在国外市场也大多是以价格竞争获取订单的。

通过整理, 浙江省纺织业出口企业具有以下特征:

1.出口企业总数大、占比高

由表1可知, 2005—2007年浙江省纺织业总样本企业中, 出口交货值大于0的企业样本数为3493、3727、13948, 占当年企业总样本的比例分别是45.36%、42.02%、40.04%。虽然出口企业的占比均不低于40%, 但是却处在一个缓慢递减的进程中。此外, 浙江省纺织业总企业数、出口企业数均在持续增长, 越来越多的纺织业企业热衷于出口。

2.出口企业集中度低, 外商主导特征明显

表2分别列出了浙江省2005—2007年纺织业出口总额排名前100名的企业出口情况。其中, “占出口总额”表示前100名企业的出口额占全省纺织业出口额的比例;“占生产总值”为前100名企业的出口总额与前100名企业工业总值的比例, 该指标能够反映企业产品的主要流向。另外, 表中涉及的外资企业指的是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对浙江省而言, 出口额前10名出口企业的出口金额总和仅占全省纺织业出口总额的6.74%、前20名占10.28%, 与新新企业贸易理论所描述的企业相比, 浙江省纺织业出口企业的集中度非常低。从占生产总值的情况看, 浙江省纺织业产品主要流向了国外市场, 前10名的出口总额对工业产值的占比高达76.33%, 这就意味着仅有不足三成的企业产品是用于内销的。在浙江纺织业出口额前10名的企业中, 有7个是外资企业, 前100名中有51个外资企业, 过半的企业属于外资企业, 外商主导特征较为明显。

3.“出口溢价”检验

对“出口溢价”的检验, 参考了戴小勇的处理方法。以企业的出口交货值, 区分企业是否从事出口, 只要出口交货值非0, 则该企业被定义为出口企业, 并以此建立虚拟变量。其中, 1代表出口企业, 0代表非出口企业。在对“出口溢价”检验之前, 构建模型进行二元回归, 选取以下5个指标作为因变量。

(1) 全要素生产率。根据研究需要和数据的可获取性, 采用最常用的参数法———“索洛残值法”的衍生方法, 计算近似全要素生产率。具体公式为:TFP=ln (Q÷L) -sln (K÷L) 。其中, Q代表企业的产出, 用工业增加值表示;L表示企业的劳动投入, 用企业从业员工的人数计量;K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资本, 用实收资本表示。s (1≥s≥0) 则是资本贡献率, 表示资本在生产中的贡献程度。当s等于1时, 全要素生产率所表示的值就等同于资本生产率。此时, 企业产出仅与投入的资本相关;当s等于0时, 则全要素生产率的值也就等同于劳动生产率, 即表示企业产出仅和劳动投入有关。根据Hall、Jones (1999) 的研究, 将s取值为1/3。

(2) 资本密集度。利用企业数据库中固定资产与企业职工人数的比值表示。

(3) 利润率。用企业的利润总额与其销售收入的比值衡量。

(4) 企业规模。用企业销售收入的自然对数衡量。

(5) 平均工资。为了更准确地度量该指标, 除了考虑企业付给员工的工资外, 还要考虑到福利费。平均工资即用两者之和除以全体从业人员总数获得的比值表示。

以2005年、2006年、2007年的数据为例进行描述性统计, 计算得到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各项特征指标的均值, 以此作为异质性比较, 并进行实证检验, 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看出, 这三年中, 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别比非出口企业低了2.14%、8.27%、0.895%, 资本密集度分别比非出口企业低18.58%、13.54%、10.06%, 利润率分别比非出口企业低14.47%、7.36%、0.464%。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从表4可看出, 以资本密集度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系数三年均显著为负, 全要素生产率除了2007年以外的系数也显著为负, 而利润率的回归系数均为负, 但是2007年并不显著。这几个指标显示出的结果, 都有悖于新新贸易理论中描述的厂商特征。而出口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平均工资较非出口企业要更高, 企业规模也更大。这两点还是基本符合新新贸易理论的描述。

结论

通过以上研究, 得出浙江省纺织业出口企业的几个特征:

1.出口额大

接近200亿美元的出口额, 奠定了浙江纺织业出口大省的地位, 其出口额占全国9%以上的份额, 并且每年都在持续增长中, 从2005年的173.64亿美元, 增到了2007年的198.47亿美元。该省纺织品出口仍然处在全国领先地位, 其产品大部分还是流向国外市场。

2.出口企业总数大, 占比高

2005—2007年, 浙江省纺织业出口交货值大于0的企业样本数分别为3493、3727、3948, 占当年全省纺织业企业的比例分别是45.36%42.02%、40.04%。虽然比重有所下降, 但是始终有超过40%的纺织业企业参与出口。该省纺织业出口企业的数量一直保持领先, 且上升趋势明显。

3.出口企业的出口额较分散, 企业集中程度非常低

浙江省纺织业出口企业的出口额较分散, 并非集中在少量企业上。出口额排在前10名的出口企业出口金额总和, 仅占全省纺织业产品出口总额的6.74%, 远落后于其他几个纺织业大省, 前20名的占比仍然落后。与新新贸易理论所描述的企业相比, 该省纺织业出口企业的集中程度非常低。此外, 企业产品用于内销的比例较小, 绝大部分向国外输出。

该省纺织企业的外商占比也十分突出, 其中, 前100名有过半的企业属于外资企业。可见, 该省纺织业出口企业更像是跨国公司在我国的价值链延伸, 而并不完全是内生于国内市场并进一步拓展到国际市场的。

4.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低于非出口企业

通过对浙江省纺织业的异质性实证验证发现, 尽管该省纺织业出口企业的平均工资、企业规模达到了预期, 即比非出口企业更高, 但其余几个指标, 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低于非出口企业, 这就意味着“出口溢价”在该省纺织业企业中并不完全成立。

参考文献

[1]Pavcnik N.Trade Liberalization, Exit, and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Evidence from Chilean Plant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2, 69 (1) :245-276.

[2]Trefler D.The Long and Short of the Canada—U.S.Free Trade Agree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870-895.

[3]Bernard AB, Redding SJ, Schott PK.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Heterogeneous Firms[J].Review 0f Economic Studies, 2007, 74:31-66.

[4]李春顶, 尹翔硕.我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及其解释[J].财贸经济, 2009 (11) :84-90.

[5]张礼卿, 孙俊新.出口是否促进了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增长:来自中国制造企业的实证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 2010 (4) :110-122.

[6]刘振兴, 金祥荣.出口企业更优秀吗——基于生产率视角的考察[J].国际贸易问题, 2011 (5) :110-120.

[7]钱学锋, 王菊蓉, 黄云湖, 王胜.出口与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出口学习效应?[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1 (2) :37-51.

浙江商业企业实证分析 篇5

关键词：欧盟,标准化,技术创新

在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不断被拆除的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纷纷采取隐蔽性更强、透明度更低、更不易监督和预测的保护性措施。标准化就是欧盟对中国出口企业常使用的而且也是常常奏效的一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浙江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最新调查显示,约有40%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来自欧盟,并且欧盟对中国的技术贸易壁垒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继正在实施的REACH法规,欧盟的EUP法规于2010年1月推出多达5项的具体实施措施,仅REACH和EUP这两项技术壁垒就将影响浙江60%的出口企业。浙江出口企业要想避开欧盟标准化的技术贸易壁垒,企业产品质量,以及检测水平就需要达到欧盟的标准,而这种水平的提升则需要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1 文献综述

David、Farrell和Saloner、Kata和Shapiro等人对标准化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之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目前,大多数有关标准化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都是理论方面的,实证研究较少。Allen(2000)等通过对比分析4个案例,总结认为,标准化对技术创新的正面影响远超过其负面作用。Yoo (2005)等以韩国移动宽带为案例,分析了标准在移动宽带的创新与扩散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认为,在企业移动宽带战略中,标准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英国教授Swann和德国教授Blind对标准与标准化开展了一系列量化分析,其中,Swann教授主要关注实证分析标准化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Swann,2000),而Blind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德国和欧盟企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标准化的动机、影响因素和标准化的经济影响,并分别在行业层面与企业微观层面检验了标准化与技术创新之间的联系(Blind,2006)。

国内,杨武等(2006)探讨了基于技术创新的技术标准管理与战略理论的研究方法和体系,提出“技术—经济—规制”三者综合的理论分析框架。傅家骥(2003)认为,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程度上依赖技术标准,技术标准对技术创新“具有基础性作用”,同时“技术标准化过程既有正的效应,也会产生负面影响”。王世明等(2009)探讨了技术标准和技术创新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他们认为,技术创新总体上能够推动技术标准的发展,进而推动产业的发展,而技术标准既能为技术创新的发展提供平台,又能对技术创新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为此,二者的协调发展需要相关利益群体的积极参与,并实现与知识及技术环境间的动态匹配。周晓宏和王介石(2009)在研究技术标准与技术创新协同关系时认为,技术标准既受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同时技术标准也影响着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最优的技术标准将会推动技术创新,而次优技术标准将有可能阻碍技术创新。

2 浙江省出口企业技术创新概况

浙江是中国出口大省,2010年外贸依存度达到60%。浙江同时也是中国中小企业最集中的省份,中小企业面广量大是一大特色和优势。根据浙江省科技厅以及浙江省统计局对1,000个浙江省中小企业的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有83.43%的企业通过构建研发机构(内置式研发机构为主)作为本企业组织、协调、开展各类自主创新活动的专业平台。当前浙江企业创新主要以独立开展、执行创新的前端活动为主,以与外单位合作、委托外单位执行等作为补充。调查数据显示,有65%的企业以自主开发技术为主,31%的企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进行创新,4%的企业将引进的技术直接作为研发活动的技术来源。

目前浙江省出口企业技术创新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 技术创新的水平落后

百万人口发明专利授权数,与美国和日本等国企业相比,浙江企业专利授权数量少得可怜,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三资企业的贡献。浙江出口企业落后的技术创新水平导致的最直接结果是大部分产品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落后的技术创新水平最终决定了浙江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水平低下。

2.2 技术创新的经费有限

目前,浙江省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8%,低于全国1.4%的平均水平;高级技术职称人员占人才总量的3.9%,低于全国5.6%的平均水平,尤其是院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等高层次的领军人才均少于沿海其他省市。

2.3 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比例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较弱

根据浙江省知识产权局统计资料数据显示,大概只有四成左右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另外,许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比较弱,企业舍得花钱买一流设备,却不愿花钱培养一流人才,甚至干脆搞“拿来主义”,自己不去搞研发,这种生产模式将导致企业发展道路越来越窄,效益越来越低。

3 欧盟标准化对浙江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3.1 欧盟标准化对浙江出口企业技术创新成本影响

3.1.1 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是各贸易方为执行欧盟有关标准进行直接投资产生的相应的经营成本。它主要包括三方面的成本:一是生产商或企业为与欧盟技术法规、个别标准和行为规范相符所进行的技术投资,包括:生产设备、制冷设备、管理登记系统、跟踪和查询系统等投资成本;二是零售商要求生产商或加工商的产品必须有由第三方认证(如:EUREP-GAP,BRC,SQF和HACCP)出具的证书。由于我国缺少有资格认证的机构而需要发达国家的认证机构前来做审核,我国生产商和企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三是由生产商、出口商、进口商和零售商共同执行和承担的私人部门对质量和安全的管理及其费用,同时由于不同的国家又有不同的标准,所以还包括与不同标准进行分别的审核、认证所付出的额外成本。

3.1.2 间接成本

间接成本很难像直接成本那样具体分类,概括为:一是维护安全和质量体系成本,即为保证商品质量,企业必须对质量保证、信息渠道、跟踪检验等进行维护、更新和执行等工作;二是公共关系管理成本,对有关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单位之间关系的维护至关重要。因此,更多的EU进口商或零售商成立或参与一些分支机构举行的有关质量建议的游说和会议,企业为维持关系付出的这些成本是必要的,并由贸易各方共同承担。

3.1.3 隐性成本

隐性成本主要指标准管理的起始成本,对我国出口企业也会产生很大影响。我国企业由于对有关信息缺乏了解、缺乏创新、缺乏对可能发生的安全与质量问题的预见等,导致了其丧失对EU的出口机会,而这些都可以看做是欧盟标准化给企业带来的隐性成本。

3.2 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2001年欧共体创新调查(CIS)对英国企业所进行的调查活动(布林德,2006),设计了标准化对浙江省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调查问卷。笔者所在课题组于2011年4～5月对浙江省具有出口业务的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12份,回收问卷211份,其中有效问卷188份。调查范围涵盖了浙江省的主要城市,有效问卷分布如下:杭州58份,宁波24份,温州43份,嘉兴14份,绍兴14份,台州17份,义乌8份,其他地区10份。

在所调查的企业中,中小型企业占绝大比重,达到92.55%。118家企业研发人员数量占员工总人数的平均比重超过10%,有42家企业该指标比重数在5%～10%之间,有28家企业比重数在1%～5%之间。近三年来,出口欧盟的商品平均每年出口额约为超千万元的企业有95家,占所调查企业总数的50.5%;过去三年出口欧盟商品因不符合欧盟技术标准的要求而被退回的企业达到91家,占48.4%;在技术创新过程中考虑欧盟技术标准问题的企业有162家,占总数的86.2%。

调查问卷中问题1是,要求受访者对2008年至2010年期间各类可能抑制企业创新能力的因素进行评价和分级。这些因素包括了经济因素、企业内部因素和其他因素,其中其他因素中的“法规和标准的影响”可以看出标准是否会抑制企业的创新能力。

问题2要求受访者对2008～2010年期间技术创新活动中所使用的各类不同知识和信息来源的重要程度进行分级。这些信息来源包括:企业或集团内部、市场、公共机构、专业领域和其他途径,其中,专业领域中的“技术标准”、“卫生和安全标准与法规”,以及“环境标准与法规”三因素使我们可以观察标准作为信息来源的价值。接下来我们将这两个问题中获得的答案压缩成两个二元变量,即“标准是否会抑制创新”和“标准是否是信息来源”。

从188份企业调查问卷获得的反馈,上述二元问题的答案见表1。

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出,有80.32%的受访企业认为,标准可以提供一定的信息,而只有少数企业认为,欧盟标准化不是信息的来源。这一结果表明,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欧盟标准化确实起到了信息源的作用,在提供有价值信息的同时,标准化没有对创新产生抑制效果。

4 基于欧盟标准化的浙江出口企业技术创新途径探析

从上述实证部分可知,大部分浙江出口企业都将欧盟标准化作为技术创新的信息源,而标准化作为信息源提供的信息具有自己的特点:技术细节详细、信息量大、信息很新、信息内容独特。这样的信息源不仅可以提供技术方面的信息,还有商业和法律方面的信息(陈淑梅,2007)。

通常在创新周期中,有一个明显的技术变化过程,被描述为解决问题的过程。该过程可以分为4个阶段(陈淑梅,2007)。技术变化的第一个阶段是识别问题,即一个企业认识到技术变化的必要性,而这种认识可能是由外部机构,例如:立法机构引发的。对出口企业而言,当目标国家修订或者增加了适用相关产品的技术法规或者标准要求时,企业如果要继续出口该国,就面临着对产品进行技术变革的要求。而创新理念的生成就可能源自技术法规和标准提供的信息。

技术变化的第二个阶段是选择技术,企业提出许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设计观念。出口企业可能会根据出口国家的具体要求,研究决定是否对现有产品进行技术改进,或者推出新产品。出口企业可以利用目标国的技术法规和标准提供的信息进行技术开发。面临欧盟标准化堵截的浙江打火机生产商正是根据欧盟CR法规提供的信息,了解到研制防儿童开启装置的技术是可行性的。

技术变化的第三阶段是解决问题,也就是将所选择的设计理念进行实际运作。这一阶段中,技术法规和标准主要是作为标杆对象,企业必须使自己的产品满足立法的要求,与有关的技术标准兼容。如:浙江打火机企业了解到有关防儿童开启装置的专利都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手中,高昂的专利购买费用让企业放弃了这一条途径。于是,有能力和条件的打火机企业就选择了自主创新的道路,并成功研制出了一些符合CR法案要求的打火机新品,且申请了专利。

技术变化的第四阶段是商业化,也就是要将创新引入市场,对产品创新而言,就是通过开展业务和营销战略,将产品引入市场。例如:浙江一些打火机生产企业虽然已经成功地研制出符合欧盟CR法规的打火机新品,但是只有等到该法规正式实施后,产品得到欧盟消费者的接受,才能说明创新是成功的。

由此可见,创新过程始于理念的形成,终于产品的销售;欧盟标准化作为信息源的作用贯穿于创新的整个周期;有关标准一直可为企业的创新提供帮助;而创新过程又对应着技术变化的不同阶段,企业完全可以将欧盟的标准化引入创新之中,从而通过技术创新成功避开欧盟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形成的障碍。

5 应对欧盟标准化的对策与建议

综上所述,欧盟标准化在给浙江企业出口带来阻碍的同时,也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方向与信息来源。因此,浙江出口企业依据欧盟标准化进行技术创新不仅可行,也是必要的。那么,如何应对欧盟标准化,政府和企业应该做些什么,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5.1 解决出口企业对欧盟标准化信息不灵的问题

当前,浙江出口企业在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面临着很多问题,其中突出的问题是“信息不灵”。浙江出口企业大多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的财力和人力有限,情报系统不发达,企业无法及时了解欧盟的技术限制及其变化,这就使自己的产品因不能满足欧盟有关的技术标准、法规和合格评定的要求而无法进入欧洲市场。因此,各级政府应该首先解决出口企业对欧盟标准化信息不灵的问题,通过政策扶持建立覆盖全国、连接地方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咨询与预警网络,对中小企业提供免费信息服务。

5.2 改进政府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式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大多采用项目形式作为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发展的方式。然而,通过项目获得财政投入的企业只能是少数,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就资金支持而言,政府可以依赖分工原则,通过政策给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提供技术创新的条件。在政府政策的保障和引导下,调动地方金融、税务等部门的积极性,充分发挥风险投资、资本市场和税收政策等作用。

5.3尽快完善我国的技术标准体系

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大采用国际标准的力度,逐步消除技术标准上的差异,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方向和目标。积极与欧盟、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国际标准化机构进行交流,使国际标准的制定和出台朝着有利于我国中小企业的方面转化。另外,我国政府应当成立专门国际技术标准信息数据库和信息发布网络,有效引导中小企业适时调整产品生产标准、生产工艺以及价格等。

5.4企业要积极利用欧盟标准化提高技术创新水平

中小企业应当在研发初期就跟踪欧盟的技术标准发展趋势,通过技术预测把握行业技术发展方向。并对欧盟的技术标准进行分析,应用反求工程等方式,将技术标准文件中的模糊知识转化为明晰知识。在产品设计成型之前,通过广泛收集进口贸易国相关技术标准的信息,确定本企业的产品标准、原材料标准、工艺标准、检验和试验方法标准、计量和测试仪器标准、包装标准、 材料定额技术标准等。

参考文献

[1] Katz JA, Safranski S. Standardization in the Midst of Innovation: Structural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 for SMEs[J].Futures, 2003,35(4) :323-340．

[2] Yoo Y, Lyytinen K, Yang H. The Role of Standards in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of Broadband Mobile Services:The Case of South Korea[J].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005, 14(3) : 323-353．

[3] Swann G P. Final Report for Standards and Technical Regulations[A].Directorate,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The Economics of Standardization[R]. 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2000．

[4] 王世明,吕渭济,梅晓仁自主技术标准与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2) :40-44．

浙江商业企业实证分析 篇6

企业转型主要包括转行和转轨2种形式。转行是指企业在不同行业间的转换, 转轨就是不同发展模式之间的转变[4]。无论是转行还是转轨, 都需要企业能力支撑。随着市场环境的快速变化, 动态能力越来越受到战略管理研究者的重视。Teece等[5]学者提出了动态能力的概念和理论, 试图从“动态”和“能力”整合的视角回答企业如何根据变化的环境实现发展的问题。动态能力支撑企业的转型、促进企业转型的实施。但是, 学术界对动态能力构成维度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 那么, 制造业集群内中小企业动态能力如何构成, 动态能力与企业转型战略的关系怎样, 动态能力每个维度对企业转型战略的作用是否有差异, 基于以上这些问题, 本文拟研究动态能力对制造业集群内中小企业转型战略的影响关系, 并且选择大唐袜业集群进行实证分析。

1 文献回顾及相关概念界定

1.1 动态能力

战略管理研究者对企业如何获取竞争优势的研究从未间断过。从资源基础观到核心能力观, 再到动态能力观, 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主要有以上3个观点。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开放程度不断加深, 动态能力越来越受到战略管理研究者的重视。动态能力战略框架强调资源基础观、核心能力观忽略的2个关键方面:“动态”是指企业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能力”是指更新企业能力的能力[6]。1997年, Teece[7]首次明确提出动态能力观点, 认为动态能力是整合、建立和再配置内外部资源和能力的能力。动态能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基础理论的静态分析方法而展开的, 动态能力强调的是学习、应对市场的变化, 强调能力的动态性、系统性和结构性[8]。动态能力是为了应对环境快速变化、适应环境快速变化的能力。动态能力实际上是强调企业要把握竞争环境变化的趋势, 通过整合、利用资源来更新竞争能力以达到与外部环境的匹配[5]。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动态能力是指整合企业资源、更新企业能力、不断调适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虽然学术界对动态能力的研究不断深入, 但是在内容上过分强调对动态能力形成机制的分析而对概念框架构建重视不足[5], 可以说, 理论界尚未有统一的动态能力构成维度标准。现有动态能力构成维度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2个角度:第一, 从具体的战略组织过程角度剖析动态能力的构成。贺小刚等[8]从客户导向、技术及其支持系统、组织机构支持系统、制度支持机制、更新的动力和战略隔绝机制六方面对动态能力进行了研究。此外, 一些研究者从抽象的组织管理过程角度分析动态能力的构成。Teece从整合能力、重构能力、适应能力3个方面剖析动态能力;董保宝等[7]认为动态能力由环境适应能力、组织变革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学习能力和战略隔绝机制五个维度构成;曹红军等[5]从动态信息能力、动态资源获取能力、动态内部整合能力、动态资源释放能力和动态外部协调能力5个方面研究动态能力。基于具体战略和组织过程的视角来界定动态能力, 就容易导致动态能力概念混乱[9], 因此, 本文采用抽象的组织管理过程角度划分动态能力的构成, 综合上述动态能力构成维度的研究, 不难发现动态能力可由学习能力、整合能力构成。集群内中小企业处于产业集群这一区域产业环境中, 集群中存在相关企业、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等主体, 这些主体为集群企业发展提供了协同环境, 集群企业如何利用好这一协同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关键。曹红军等[5]研究动态外部协调能力, 实证结果显示动态外部协调能力是动态能力构成维度之一。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集群内中小企业动态能力由学习能力、整合能力和外部协调能力三大维度构成。

资源的划分有广义和狭义2种方式。狭义上的资源是指企业拥有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 广义上的资源还包括信息知识。信息资源具有随意性和无形性, 与通常意义上的资源有着本质的区别[5]。信息资源在时效性、准确性、动态性等方面的要求比其他资源高。因此, 企业需要培养不同的能力以更新信息资源和有形资源、无形资源, 并对其进行整合与优化配置。学习能力是知识获取、储存、筛选和利用的能力。企业学习的过程主要包括知识获取、知识共享和知识利用3个阶段[10]。集群中存在着行业龙头企业及其跟随企业、行业协会、地方政府等相关主体, 这些主体构成了集群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处于上述环境中的转型企业, 在转型过程中, 其与集群内相关主体间的信息交流、知识共享是转型战略决策制定的重要过程。因此, 集群企业学习能力是指企业通过获取外部信息、集群内相关主体信息, 借助于相关主体的知识共享, 吸收共享知识, 利用共享知识, 推进转型战略方案制定的能力。在转型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无形资源、有形资源破损的情况, 这种破损不仅指现有资源与转型所需资源形成的“缺口”, 也包括随着时间转移资源在功能上的损坏, 需要借助资源的整合实现资源的弥补与更新, 以支持转型的实施。内部资源整合能力是企业动态地协调和组织内部人员、资源以及生产规模以适应环境变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的能力[5]。这一定义虽然指出整合能力的演化过程, 但是只关注企业内部的资源, 忽视了企业外部资源的整合。企业转型过程中离不开外部资源的利用。唐建雄[12]认为资源整合能力是指企业在进行战略转型过程中对不同类型的资源进行选择、配置和有机融合, 使之具有较强战略柔性的能力。集群企业的发展依赖于自身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 而集群这一协同环境是集群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外部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可以把资源整合能力看作是企业筛选、获取、吸收、利用不同来源 (企业自身、集群内部、集群外部) 、不同层次、不同效用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 重构企业原有资源结构, 挖掘暂无价值资源能力,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能力。社会网络关系是集群企业的又一项特殊而重要的资源。社会网络理论认为, 个体或组织所在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关系网, 他们和网络参与者间直接和间接的联系以及网络成员之间的资源关系, 都影响着他们的发展[11]。曹红军[5]认为企业必须通过动态外部协调能力以帮助企业动态协调与外部相关利益者的关系。在集群中, 企业的外部协调能力可定义为企业通过维系和加强与集群内相关企业、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的社会网络关系, 尽可能降低在转型过程中与上述三大网络参与者间的利益冲突, 不断扩大与上述三者间的利益交集和提升协同作用的能力。

1.2 企业转型

转型实质上是指事物在发展过程中, 由一种发展模式转变为另一种发展模式, 从而实现事物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演变[12]。企业转型是由一种经营模式转变为另一种经营模式, 积累各阶段的竞争优势, 从而实现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过程。企业经营过程中面临许多困难, 要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转型是可选之路。但是, 转型不是一个目标, 而是企业业务转变、行业转换、产品升级、管理转型等具体实施过程。如果将转型视作目标, 在实践中会将企业转型当作一个“口号”[13]。从企业自身上讲, 企业本质上是能力的集合体[14,15], 积极培养和升级转型所需能力, 支持和促进转型实施。企业发展面临困境和威胁时, 能力的衰退是难以避免的。转型过程中, 获取新能力、更新能力, 突破发展瓶颈。这种获取和更新能力的能力即是动态能力, 动态能力与企业战略转型有着正相关关系[14]。因此, 企业需要培养动态能力以实现转型。从地方政府角度看, 政策的支持、共性技术的研发、区域品牌的建设是有力的选择。地方政府要引导产业共性技术创新的方向, 组织产业共性技术合作开发, 进行制度创新, 鼓励和支持集群内中小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13]。通过转型企业、集群内相关企业、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的共同努力, 形成“合力”, 转型企业借助“合力”促进转型。

转型战略的类型是多样的。转型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外部因素是指企业面临的宏观市场环境、中观产业环境, 内部因素就是微观企业经营环境, 包括企业的既有资源、现有能力状况。不同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因此, 不同企业、同一企业不同时期的转型战略有所区别。从是否改变企业经营业务所属行业标准来划分, 企业的转型升级主要包括同一产业内不同行业间的转变和不同产业间的转换。例如, 纺织业转向通用设备制造业属于同一产业内不同行业间的转变, 制造业转型为服务业就是不同产业间的转换。但是, 按照是否跨产业这一标准划分转型战略类型具有模糊性, 例如市场转型既可以是产业间的转变又可以是产业内的转换, 不能将市场转型片面地归为产业间转型或是行业间转型。因此, 出于转型战略类型区别的明确性考虑, 可以从转型对象来划分, 企业转型类型可以分为产品转型、市场转型、水平/垂直转型、技术转型和组织转型等六大类[14]。本文将企业转型战略类型分为产品转型、市场转型、技术转型和组织转型四大类。

产品转型战略主要包括大幅度提升产品线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产品质量和开发新产品[16,17,18]。产品转型不仅指从一种产品转向另一种产品、或者从一种产品转向多种产品, 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讲, 更多的是增加、改变外观和功能上的附加值以及提高产品质量以实现产品转型, 开发新产品需要把握好时机以及具备所需资源和能力。单从市场本身来讲, 市场转型分为地区扩充、分散市场和市场集中三类[18]。这是从市场转型的结果上来阐述的, 但是无论市场转型的结果是市场集中、分散还是扩充, 都需要借助具体方式来实现。市场转型大都属于营销方式的转变, 包括品牌、通路、目标市场、目标顾客、销售方法的改变等[16]。因此, 市场转型是指企业在品牌、销售渠道、目标市场、目标顾客、销售方法上的提升与转变, 从而实现市场集中、分散或者扩充的战略。技术改革、技术升级都是对技术的更新, 也是技术转型战略的重要内容[18]。另外, 从技术创新角度, 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推广、技术创新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无论是技术改革、技术升级还是技术创新, 都是对现有技术的改变, 都属于技术转型。钱勇等[19]认为组织变革分为一阶组织变革和二阶组织变革, 组织转型属于二阶组织变革, 是对组织战略、核心价值的根本性转变。曹振华[14]从组织架构重整、部门人事制度等方面研究了组织转型战略。可以发现, 组织转型不仅是对企业组织的根本性变革, 也包括组织的渐进性改变。组织转型就是企业对组织结构、组织形式、组织核心价值等方面的转变。

2 研究框架与假设推演

2.1 研究框架

企业转型是以资源为基础, 能力作用于资源并且在此过程中不断演化形成动态能力, 从而实现在产品、市场、技术、组织等方面转型升级的过程。动态能力的本质与转型的目的是一致的, 动态能力本质上是强调企业经营与环境动态变化之间的适当匹配, 企业实施战略转型是为了适应环境的动态变化。因此, 动态能力影响了企业实施战略转型。本文构建的研究框架考察动态能力内部关系以及对企业转型战略的影响。首先, 动态能力内部关系的研究, 将通过动态能力三大维度间的相关关系检验三者之间是否具有相互促进作用;另外, 动态能力与转型战略关系研究, 分别考察动态能力各维度对各转型战略的影响作用, 如图1所示。

2.2 假设推演

曹振华[14]实证研究结果显示, 组织市场导向 (情报收集、情报传递、情报回应) 显著促进了企业战略转型的实施。学习能力是转型实施的前提, 若企业没有正确把握市场环境发展趋势, 转型策略、转型方式将偏离市场需求, 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转型实施。转型决策过程中, 除了需要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支持外, 更重要的是集群转型企业借助于相关主体的信息资源、结合其自身拥有的信息, 依据转型需要, 将各种信息转化为有效知识, 为转型决策的制定提供帮助。江青虎[20]认为集群企业通过增强与本地供应商、本地客户、本地同行、地方政府等主体的交往, 获取更多知识, 增加了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降低了新产品开发的成本、推动了技术创新。学习能力的提升有利组织之间的标杆超越[15], 转型企业不断发现与标杆企业的差距, 不断弥补这些差距, 帮助企业在转型过程中赢得优势。因此, 提出假设:

H1:学习能力对集群企业转型战略实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H1a:学习能力对产品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H1b:学习能力对市场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H1c:学习能力对技术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H1d:学习能力对组织转型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资源整合不是对资源的简单相加, 而是在数量和结构上重构各种资源, 帮助企业形成转型所需要的资源。资源整合的目的不仅是挖掘企业现有人力、财务、市场等资源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转型企业与集群内相关企业、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之间的资源、能力整合。企业通常寻求拥有转型所需资源的企业作为合作伙伴, 寻求资源整合的可能性。因此, 互补资源是转型企业整合的重要对象。战略联盟作为整合互补资源的具体手段, 徐二明等[21]指出战略联盟有助于企业获取市场进入机会, 实现产品多样化以及获得技术协同作用, 促进产品创新、合作研发活动。曹振华[14]从资源基础的角度研究资源整合对战略转型的作用, 实证结果显示资源对产品转型、市场转型、技术转型和组织转型都有正面影响。通过内部整合和外部整合, 不仅解决转型过程中的资源、能力剩余问题, 也借力弥补了资源、能力缺口。所以, 提出假设:

H2:整合能力显著促进集群企业转型战略实施;

H2a:整合能力显著促进集群企业产品转型;

H2b:整合能力显著促进集群企业市场转型

H2c:整合能力显著促进集群企业技术转型;

H2d:整合能力显著促进集群企业组织转型。

转型过程中, 企业与相关主体存在市场争夺、产品竞争、人才招募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利用外部协调能力, 加上集群内相关主体利益的交集、资源与能力的互补, 加强转型企业与集群内相关企业、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合作的利益驱动和强烈的合作意愿。利用网络内含的默契、惯例、信任以及惩罚机制可以维护大家的共同利益, 有效解决环境中的障碍, 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11]。网络中心度是衡量企业在网络中地位、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董保宝[22]认为企业在社会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之后, 企业在网络中的影响力随之加大, 能够为产品和服务定高价, 增加市场份额。曹红军等[5]验证了动态外部协调能力与供应商合作关系、政府部门的关系、顾客的关系都有正面影响。由此可见, 外部协调能力化解转型过程中的矛盾, 促进集群企业转型成功实施。因此, 提出假设:

H3:外部协调能力促进集群企业转型实施;

H3a:外部协调能力促进集群企业产品转型;

H3b:外部协调能力促进集群企业市场转型;

H3c:外部协调能力促进集群企业技术转型;

H3d:外部协调能力促进集群企业组织转型。

动态能力是学习能力、整合能力、外部协调能力三者的“合力”。动态能力三大维度间在转型过程中相互贯穿,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三者相互作用, 使动态能力在非稳定与稳定状态间不断循环, 使动态能力得以不断提升。自组织学派认为, 动态能力是一种自组织系统, 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获取是建立在动态能力自组织协同过程之上的, 是各个能力子系统持续协同作用从而确保动态能力始终处于最佳状态的结果[12]。动态能力支撑集群企业转型, 学习能力、整合能力和外部协调能力间持续的协同作用正是集群企业转型过程中协同作用的表现形式。动态信息能力对内部资源整合能力具有显著影响[5]。动态信息能力即指企业获取信息的能力, 是学习能力的一部分, 因此可以发现学习能力与整合能力具有一定影响。集群相关主体间资源能力的整合是以合作意愿为前提的, 董保宝[22]指出, 企业的网络中心地位加强了其他企业给予的尊重和信任, 有利于企业获取有价值的资源。企业在加强与网络中其他成员的合作关系时, 也获得了这些成员企业的信任, 由此能够利用这种关系来整合企业的外部信息[23]。另外, 信息共享、相互学习帮助主体间形成社会网络关系, 缩小相关主体间知识差距, 提升合作意愿。所以, 提出假设:

H4a:外部协调能力与整合能力正相关;

H4b:外部协调能力与学习能力正相关;

H4c:整合能力与学习能力正相关。

3 变量测量与数据获取

3.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主要以诸暨大唐袜业集群企业为主要调研对象, 涉及化纤制造、织袜、染整、包装、营销等相关产业链环节的企业。大唐袜业企业积极实行“走出去”战略, 所产袜子远销海内外, 全球三分之一的袜子来自于大唐。动态能力的动态性特点要求所研究企业样本处于不太稳定的环境中, 国际化战略给大唐袜业企业带来更多的环境变化因素, 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法律因素等等, 企业面临较为动荡的环境, 因此选择大唐袜业集群符合动态能力的研究要求。另外, 动态能力已形成或者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企业才能作为研究样本, 否则选取不具备动态能力的企业将无意义, 因此尽量选择距成立期年份较久的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2个渠道:一是对大唐袜业集群企业进行实地问卷发放, 由在大唐袜业集群企业相关管理者直接填写问卷, 并且采用滚动抽样法, 由问卷填写者转发给相关企业主;另外通过网上邮件寄送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56份, 回收问卷263份, 剔除明显乱答、漏选的问卷, 最后得到有效问卷247份, 有效回收率为69.4%。对于数据的收集, 首先归纳整理相关文献, 选择效度和信度检验都通过的已有研究的问卷, 采用Likert七点量表对各题型进行测量。另外, 由于已有对集群中小企业的动态能力和转型战略研究较少, 本文对问卷进行了修正, 在吸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 对相关测量题项作了增减、语言修改等方面的调整。

3.2 变量测量

动态能力各维度的测量。动态能力需要对3个变量进行测量。本文借鉴Zahra等[24]对学习能力的研究, 用10个测量项测度学习能力;整合能力的测量参考唐建雄[12]的研究, 通过10个测量项目测度整合能力;对于外部协调能力量表, 参考曹红军等[5]动态外部协调能力量表而成, 采用5个测量项测度外部协调能力。

转型各战略的测量。转型战略有4个变量需要测量。产品转型、市场转型、技术转型和组织转型测量均在白如玲等[17,18]研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产品转型由4项测量项目作测度, 市场转型由4项项目进行度量, 技术转型由5项测度项目进行测度, 组织转型由4项项目进行度量。

4 实证分析

4.1 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的问卷是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 针对集群企业的特点, 经过修改、补充形成的。因此需要对测量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通过对问卷数据的KMO和Bartlett’s球形检验, 动态能力的KMO=0.923>0.5, 转型战略的KMO=0.894>0.5;两者的Bartlett’s球形检验p=0.000<0.05, 均达到显著水平。从上述检验值可以发现, 样本数据非常适合做探索性因子分析, 如表1和表2所示。

采用主成份分析法作探索性因子分析。以特征根大于1作为抽取因子的标准, 考虑因子交叉载荷现象严重、因子载荷值小于0.4的测量项, 得到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DC1”表示动态能力测量题项1, “DC2”表示动态能力测量题项2, “TR1”表示转型战略测量题项1, “TR2”表示转型战略测量题项2, 以此类推。动态能力测量题项分别归属3个因子, 3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1.045%;转型战略测量题项分别归属4个因子, 4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8.048%, 与前文假设大致相同。动态能力由学习能力、整合能力和外部协调能力三大维度构成, 转型战略包括产品转型、市场转型、组织转型和技术转型。

4.2 信度和效度分析

信度分析时, 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作为评判指标, 效度分析时, 考察每个题项与变量总分的相关性, 若不显著则代表内容效度不佳[24]。从分析结果来看, 动态能力变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61>0.7, 转型战略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32>0.7, 表明2个变量都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动态能力25个题项与动态能力都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且删除各题项后降低变量的信度;转型战略17个题项与转型战略都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且删除各题项后降低变量的信度。因此, 本文的量表具有较强的信度和效度。

4.3 相关性分析

采用Pe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动态能力各维度间以及与产品转型、市场转型、技术转型和组织转型之间的相关关系。从动态能力三维度间的关系来看, 两两相关系数都为正, 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学习能力、整合能力、外部协调能力两两之间都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且学习能力与整合能力的相关性最强。结果表明, 三维度之间具有一定的内部结构稳定性, 且两两之间具有相互关联关系。另外, 动态能力三维度对产品转型、市场转型、技术转型和组织转型都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表明动态能力与四大转型战略的实施具有关联性。对于产品转型和组织转型战略, 学习能力对两者的关联性最强;对于市场转型和技术转型战略, 整合能力对两者的关联性最强, 如表5所示。

注:**表示p<0.01;样本容量N=247。

4.4 回归分析

尽管以上分析对多数假设关系进行检验都具有统计显著性, 但是把这些关系综合考虑时, 上述结论却未必正确[12], 因为其他各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互作用。通过线性回归分析, 不仅是对相关关系结果的验证, 更是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分析。从回归效果的F检验结果看, 4个回归模型的p值皆为0.000<0.05, 表明各回归方程的线性性是显著成立的。通过表6~表9可知, 学习能力、整合能力、外部协调能力与产品转型、市场转型、技术转型、组织转型都具有显著相关性, 动态能力能够促进以上四大转型战略的形成与实施。虽然动态能力促进了转型战略的实施, 但是各能力对不同转型战略的作用是有差异的。对于产品转型和组织转型, 学习能力对两者的解释作用最大 (β=0.285, P=0.000;β=0.576, p=0.000) ;对于市场转型和技术转型, 整合能力对两者的解释作用最大 (β=0.393, P=0.000;β=0.295, p=0.000) 。

注:B表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β表示标准化回归系数, 下同。

5 结论与讨论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可知:动态能力可由学习能力、整合能力和外部协调能力三大维度进行测量, 三大维度间两两相互促进, 使集群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形成协同效应;动态能力与产品转型、市场转型、技术转型、组织转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促进以上四大转型战略的实施;学习能力对产品转型和组织转型作用最强, 整合能力对市场转型和技术转型影响最大。

动态能力促进产品转型、市场转型、技术转型、组织转型的实施。动态能力各维度两两相互促进、相互作用, 共同促进企业转型。学习能力、整合能力、外部协调能力较强的集群企业往往能在动态的环境中积极地实施上述四大转型战略。这验证了曹振华[14]的观点, 企业积极进行情报的收集、传递和回应, 重新配置内外部资源, 使资源效用最大化, 从而促进企业开发新产品、拓展市场、进行技术研发、重构组织结构。但是, 这与Roy[25]的研究结果相反, 认为企业获取稀缺资源就能够获得竞争优势。具体来看, 近年来, 大唐袜业集群企业以敏感的洞察力, 发现客户的新需求, 组建了企业研发工作室, 生产了“地板袜”、“太空袜”、“牛奶袜”等新产品, 为企业赢得了新的利润增长点。

动态能力各维度对转型战略的作用各异。首先, 对于产品转型和组织转型, 学习能力的作用最大。这可能的原因在于:产品转型和组织转型首先要考虑环境的变化, 更新产品、生产新产品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 重组组织结构、改变组织核心价值观是为了应对环境变化使得组织与环境产生的不匹配性。因此企业在进行上述转型时首先要考虑如何获取知识。大唐袜业企业主要是更新产品而非生产新产品, 因此现有资源基本能够实现产品转型, 因此整合能力、外部协调能力的作用弱于学习能力。此外, 对于市场转型和技术转型, 整合能力的作用最大。虽然大唐袜业集群已经形成区域品牌, 但是区域品牌、龙头企业品牌对其他企业品牌形成与提升的作用不明显, 企业的品牌树立意识普遍较弱, 更令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企业未确立企业名称, 只是简单从事生产, 严重阻碍企业的市场转型。没有品牌优势, 即使有政府的政策推动, 市场转型也难以实施。集群内具有相对强势品牌的企业与广大中小企业各搞各的, 相对强势品牌不能很好地起到领头和带动作用, 致使集群内中小企业普遍采用贴牌或无牌生产方式, 很少企业有自己的品牌[3]。因此, 企业更需要加强整合能力, 以龙头企业品牌带动自身品牌的形成、拓展市场, 实现市场转型;以龙头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促进企业技术转型升级。

浙江省外贸企业转型升级实证研究 篇7

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国际范围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和逐步完善, 生产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化趋势不断加强, 浙江对外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 据统计2008年浙江省的出口贸易总额为1543亿美元, 但自金融危机以来, 浙江省出口贸易受到极大影响。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7月全省出口105.4亿美元, 连续5个月同比回落, 出口额比2008年7月减少48.9亿美元, 减少31.7%;2009年1-10月份, 浙江省累计实现进出口总值1525.4亿美元, 同比下降15.9%。浙江大批的外贸企业先后破产, 为浙江的出口贸易带来严重的影响, 进一步说明浙江的外贸企业已经不能适应环境的快速变化, 转型升级成为外贸企业谋求企业复兴或实现持续成长的必然。

二、实证分析

1、调查问卷设计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的, 问卷的内容包括转型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升级两大方面, 其中转型能力又包括知识创造能力、柔性制造能力和营销通路能力, 核心竞争力升级包括技术创新升级、价值链升级和成本优势升级。问卷中量表部分采用李克特7级量表对各个构成要素的重要性进行评价。

2、信度和效度的检验效度检验

由于本研究使用问卷调查之前我们邀请了专家对问卷进行了逐一的讨论, 因此问卷具有相当的内容效度, 也应该能符合建构效度的要求, 但考虑到外向型企业特定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仍以验证性因子分析来验证本研究中的效度,

得到KMO值为0.904, 巴特勒验证值为2459.424, 说明样本适宜运用因子分析。

信度检验

信度 (reliability) 指测量结果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的程度。克朗巴哈 (Cronbach) a信度检验的主要方法。克朗巴哈系数在0.5以上, 那么问卷就在可以接受的范围。我们利用SPSS11.5对问问卷进行信度分析, 得到表2, 从表中可以看出量表的一致性系数和标准化的果克朗巴哈系数都处于0.6以上, 由此可以得出量表具有很高的信度。

3、相关分析

通过SPSS软件对外贸企业转型能力与产业升级的各项指标间相互关系进行检验, 得到结果如下表3可以看出, 外贸企业的转型能力的各指标与企业升级的各指标皮尔森相关指数都是显著的。

4、回归分析

根据相关系数表格可知, 转型能力和企业升级两部分是相关的, 本部分研究以外贸企业核心竞争力升级中技术创新能力、价值链升级和成本优势升级为因变量, 外贸企业转型能力中知识创造能力、营销通路能力和制造能力为自变量, 以复回归方式进行探讨, 更深层次地研究外贸企业转型能力对外贸企业核心竞争力升级的影响。回归结果见下表:

如表4所示, 外贸企业转型能力对外贸企业升级各方面的小指标回归模型分析具有显著的解释力 (R2分别为0.549, 0.564, 0.423) , 特别是转型能力中的知识创造对企业升级的各方面都有显著的影响。由此, 我们可以得知, 外贸企业转型能力对外贸企业核心竞争力升级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