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银行并购研究

跨国银行并购研究（共7篇）

跨国银行并购研究 篇1

1 中国建设银行跨国并购概况

2006年8月24日, 中国建设银行 (以下简称建行) 在香港与美洲银行签署协议, 以97.1亿港元收购其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美洲银行 (亚洲) 股份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并于同年12月29日正式完成交割。与国外金融机构频频进行“世纪大并购”相比, 国内银行在海外并购方面几乎无所作为。在此次建行并购之前, 仅有1986年中信集团通过在香港上市的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控股香港嘉华银行、2002年中国建设银行全资拥有香港建新银行以及2004年中国工商银行 (亚洲) 有限公司以约21.5亿港元收购香港华比富通银行100%股份。2005年10月27日建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成功上市, 完成全球首次公开发行, 在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首家实现改制上市, 是当年银行业最大规模的上市筹资, 也是近五年来全球最大的公开招股活动。建行在香港上市成功募集到92亿美元, 资本充足率超过13%, 核心资本充足率超过10%。2005年年底建行税前利润达到人民币553.64亿元, 较上年增长8.1%, 平均资产回报率为1.11%, 位列英国《银行家》杂志评选的全球前二十大银行之一。但是建行的国际化程度还是一条明显的短腿:海外业务在全行业务中的比重甚低, 近3年的海外业务贷款只占全部贷款的1.4%-1.5%, 因其贷款平均收益率较低, 故贷款利息收入占全行贷款利息收入之比尚不到1% (0.8%左右) 。即使加上其他资产, 全部海外分行和子银行的资产只占全行资产的1.6%。同期的海外业务净利润占全行的0.56%。此外还存在包括境内分行在内的国际业务量仍处于四大商业银行中的后列。因此, 通过跨国并购, 拓展业务范围、获取更大的市场集中度、增强自身综合实力、拓展海外发展空间成为建行的首选策略。

2 建行跨国并购绩效的实证分析

2.1 实证分析方法的选用与指标选取

本文实证分析运用的方法是因子分析法, 设计的银行跨国并购绩效考察指标体系构成如下:

资料来源: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年度报告摘要[R].2010, (3) .

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SPSS17.0软件对建行的跨国并购绩效进行考察, 具体结果如下:

整体9个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中有3个特征值超过l, 故此因子分析提取三个主要成分, F1、F2和F3;这三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累计达到了91.599%.表明原来9个指标反映的信息绝大部分可以由这三个公共因子反映;提取三个公共因子的因子模型如下:

其中, F123是三个公共因子的综合得分, 即建行跨国并购绩效的综合得分;F1、F2和F3的值分别为建行在各个公共因子上的得分, aij (i=1, 2, 3·9, j=l, 2, 3) 是各个公共因子的贡献率。

另外, 由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得:

(1) 公共因子F1主要在平均资产回报率 (x1) 、资本收益率 (x2) 、利润率 (x3) 等指标上具有较大载荷, 而这些指标大多数集中于银行跨国并购绩效考察体系中的盈利性指标, 反映银行主要的经营绩效, 故可将公共因子F1确定为盈利性因子;

(2) 公共因子F2主要在总资产增长率 (x8) 、负债比率 (x6) 、拨备覆盖率 (x5) 等指标上具有较大载荷, 这些指标主要集中于银行跨国并购绩效考察体系中的安全性指标和流动性指标, 故将公共因子F2确定为安全流动性因子;

(3) 公共因子F3在资产使用率 (x4) 、权益比率 (x7)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对营业收入比率 (x9) 等指标上具有较大载荷, 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了银行的总体成长能力, 故将公共因子F3确定为成长性因子。

由表2可写出以下因子得分函数:

以各公共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出建行在考察期中各年份的因子综合得分, 亦即建行跨国并购绩效表现的综合得分。

具体公式如下:

经过计算后的最终结果如表4所示:

(1) 三个公共因子均在并购后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

①盈利性因子F1在并购后的两年内结束了并购前的评分下滑趋势, 增幅达到45.54%, 说明并购有利于建行盈利性的增强。

②安全流动性因子F2的评分在这六年来均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并购后因子的得分水平明显高于并购前因子的得分水平。此外, 安全流动性因子评分增长最为显著, 增幅达到73.18%, 说明并购有利于提升样本银行的流动性水平, 增强其偿债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③成长性因子F3虽然在这六年内得分均为负数, 但可以清楚地看到, 成长性因子每年得分的绝对值基本上呈现递减的趋势, 虽然2009年的成长性因子得分与2008年相比略有下降, 出现了起伏, 但其整体仍然呈现出明显的增长的趋势, 其绝对变动量依然是可观的, 增幅达到26.34%, 说明该指标的情况正在好转。

(2) 建行的各年绩效综合评分在并购后呈现递增的趋势, 即因子分析法显示建行的综合绩效不断上升, 增幅高达72.86%, 说明建设银行并购后的整体绩效远高于并购前的绩效。

3 建行跨国并购的协同效应分析

3.1 经营协同效应

经营协同效应主要是指并购给银行经营活动在效率方面带来的变化以及因效率的提高所产生的效应, 具体体现在规模经济上。通过收购美洲银行 (亚洲) , 建行在香港的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为原来的两倍, 客户贷款从原来的第十六位飙升至第九位, 提高了其信贷能力, 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规模经济。此外, 由于各个银行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不尽相同, 如果将各银行的特色产品和服务投向对方市场, 就能充分发挥并购后银行服务的交叉销售。其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减少银行重新开发新产品以及拓展的一系列成本;二是迅速扩大同一项金融服务在不同目标市场的供应。通过跨国并购, 建行获得了发展香港业务所需的网点渠道、人员、系统、产品和客户, 从而快速搭建起在香港的零售业务平台, 增强为零售客户和商业企业提供服务的能力。同时建行在香港的业务也依靠建行在中国大陆强大的网络与客户基础, 形成良好的互动, 为建行的客户提供优质的跨境服务。不仅如此, 在海外业务发展战略中, 建行依托在港业务作为带动全行业务经营和发展的突破口, 同时把零售业务作为全行新的战略增长点, 积极发展海外业务和零售业务, 从而不断提升其盈利水平和成长空间, 大幅提升建行在香港和海外的市场份额。

3.2 财务协同效应

财务协同效应主要是指跨国并购给企业在财务方面带来的种种效益, 银行并购的财务协同效应主要来自较低成本的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如果并购前一家银行拥有大量内部现金流但信贷机会很少, 而另外一家银行信贷机会很多但资金规模有限, 这两家银行的合并则弥补了对方的不足, 实现优势互补, 得到较低的内部资金成本优势。从目前看, 建行拥有大量的资金, 而美洲银行在香港及海外拥有大量的分支机构, 而且有比较好的投资机会, 故这两家银行的并购带来了比较理想的财务协同效应。另外, 通过并购还可以实现合理避税, 银行可以利用税法中的亏损递延条款来实现这一目的。

3.3 管理协同效应

管理协同效应主要是指在管理上有效率的银行并购管理低效率的银行, 从而使目标银行达到优势银行的管理效率水平。跨国银行的比较优势不仅体现在资金规模上, 还表现在丰富的管理经验、先进的管理技术以及优秀的管理人才上。我国很多银行都存在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 它们本身很难在短期内通过内部的调整来提高管理效率, 通过外资并购引进外部管理往往可以提高其管理效率。由于美银 (亚洲) 继承了美国银行的管理模式, 管理经验十分先进。建行通过并购不仅能够学到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经营方式, 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其领导层的管理水平及员工的整体素质。

参考文献

[1]郭慧.从建行收购美银 (亚洲) 看银行业跨国并购[J].中国外资, 2007, (3) .

[2]张畅, 苏玉峰, 李晓妍.中国建设银行跨国并购的启示[J].经济导刊, 2006, (12) .

[3]邓小东, 孙芳.从跨国并购看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基于中国工商银行并购南非标准银行的思考[J].北方经济, 2009, (8) .

[4]孙超, 杨建波.银行跨国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银行业跨国并购实践的分析[J].金融经济, 2010, (3) .

[5]邱念东, 文跃华.中国银行业跨国并购的区域战略选择[J].管理科学文摘, 2007, (8) .

[6]王果.银行跨国并购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亚洲国家数据的分析[J].亚太经济, 2007, (6) .

[7]Frankie Leung, Holger Michaelis, Tjun Tang“Venturing Abroad:Chinese Banks and Cross-Border M&A”BCG Report, 2008, (9) .

跨国银行并购研究 篇2

1.1 获得协同效应

并购的根本目的是获得协同效应。协同效应有静态和动态之分,静态的协同效应是指合并后两家企业的总产出或总收益大于合并前产出或收益之和;动态的协同效应是指两家公司合并后的业绩超过并购前各自预期达到的水平之和。

1.1.1 经营协同效应

经营协同效应是指并购给银行经营活动在效率方面带来的变化以及因效率的提高所产生的效应,具体体现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上。

首先是跨国并购的规模经济性。首先,跨国并购增加了银行资产,提高了信贷能力,促进了资本自由流动;其次,并购增加了营业网点,扩大了业务量,提高了经营业绩;再次,并购使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等实现资源共享,降低了经营成本,增加了收益。

如通过收购美洲银行(亚洲),建行在香港的业务规模迅速扩大为原来的两倍,客户贷款从原来的第十六位上升至第九位,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规模经济性。由于各个银行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不尽相同,如果将各银行的特色产品和服务投向对方市场,就能充分发挥并购后银行服务的交叉销售。

第二是跨国并购的范围经济性。银行跨国并购,特别是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并购,突破了分业经营的限制,扩大了银行的业务范围,实现了范围经济性,促进了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如2003年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与香港华比富通银行并购后,2004年全年纯利上升46%,至7.6亿元。其中,净利息收入上升55%,至12.75亿元;贷款总额增长48%,至610亿元;非利息收入上升15%,至3.70亿元,并购为企业带来了经营协同效应。

1.1.2 财务协同效应

跨国并购的财务协同效应主要是指跨国并购给企业在财务方面带来的种种效益,这种效益的取得不是由于效率的提高而引起的,而是由于税法、会计处理惯例以及证券交易等内在规定的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纯金钱上的效益。银行并购的财务协同效应主要来自较低成本的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如果并购前一家银行拥有大量内部现金流但信贷机会很少,而另外一家银行信贷机会很多但资金规模有限。这两家银行的合并弥补了对方的不足,实现优势互补,得到较低的内部资金成本优势。

1.1.3 管理协同效应

银行跨国并购的管理协同效应是指在管理上有效率的银行并购管理低效率的银行,从而使目标银行达到优势银行的管理效率水平。跨国银行的比较优势不仅体现在资金规模上,还表现在丰富的管理经验、先进的管理技术以及优秀的管理人才上。我国很多银行都存在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它们本身很难在短期内通过内部的调整来提高管理效率,通过国内并购或外资并购引进外部管理往往可以提高其管理效率。

1.2 利用并购规避税收

银行业合并使税收减少的潜在渠道是:第一,未被充分利用的税收减免;第二,动用大量现金来收购企业,会使普通收入转换成资本利得,从而享受较低的税率;第三,被收购银行机构所有者以其普通股交换收购企业的股票,放弃被收购企业的控制权,由于收益没有通过市场来实现,其增值部分可以享受不纳税的好处。

2 我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现状

2.1 商业银行跨国并购路径选择

商业银行跨国并购在实现方式上,可以通过在海外直接设立分支机构,还可以通过参股、控股、购买等方式获得国外商业银行的股权或资产。在进入路径上,包括直接进入以及与跨国机构联合进入。在并购目的地的选择上,以我国为例,通常选择有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作为目标,如香港,也可以选择新兴金融市场作为选择对象。

2.2 外资进入现状

截止目前,获准吸收外资股份的中资银行有光大银行、上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兴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行、北京银行等17家,相应的境外投资者包括花期银行、汇丰银行、国际金融公司、荷兰ING集团等22家国际金融巨头。需特别指出的是,2003年12月中国银监会发布《境外金融机构投资人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办法》规定:单个外资机构入股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上限低于20%;外资累计投资比例低于25%,被入股机构的银行性质和业务范围保持不变。如果外资累计投资比例超过25%将被视为中外合资银行,不再享受国内银行待遇。在发生并购的中资银行中,兴业银行24.98%、西安市商业银行24.90%,北京银行24.90%的外资协议持股比例已经逼近《文件》规定上限。汇丰银行入股交通银行19.90%、澳洲联邦银行协议入股杭州市商业银行19.9%,也接近单个外资机构入股的20%上限。

2.3 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现状

随着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突出以及中国“走出去”的跨国企业不断增多,客观上要求中国银行增强自己的跨国经营能力。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跨国银行与跨国公司是“天然”的伙伴,跨国公司的生产投资活动发展到哪里,跨国银行的金融业务也就跟着发展到哪里。因此,在我们当前积极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参股国有银行的同时,还要及早认真考虑国有银行如何适时地采用跨国并购方式实现“走出去”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实力的增强,中国的银行逐渐开始走出国门,在亚洲区内实施并购。如建行以97.1亿港元收购美国银行旗下的香港零售银行子公司美国银行(亚洲)、工商银行收购印尼哈利姆银行、中行收购新加坡飞机租赁等。

3 跨国并购对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影响

3.1 跨国并购对市场竞争的影响

商业银行跨国并购,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迅速获取市场上的相对垄断地位,以获得定价权或提供领先服务的竞争优势。中国的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还比较低,因此在国际市场上仍然主要处于被并购的地位,跨国并购对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国内并购;通过增加国内银行市场的竞争力来增强竞争对手实力。

首先,跨国并购会影响国内并购,导致国内商业银行增加并购以增强本土市场的集中度。为保护已有的市场力或管理层,国内银行将致力于并购以抵挡潜在外国竞争者。因此,商业银行则首先致力于国内并购,以壮大实力至有能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也意味着出于保持或增强市场力的目的,跨国并购推动了国内并购,并且孕育了新轮跨国并购的产生。

第二,跨国并购对市场竞争的影响。由于市场现有竞争程度不断提高,跨国并购的威胁将减少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力的执行。即我国现有商业银行将制定对顾客更有利的价格来扩大顾客群,以缩小外资商业银行进入后可预期的市场份额,延缓外资银行进入。另外,即使是高效运营的外资银行进入,也必须以更诱人的价格提供服务,以对抗当地低效率机构的价格竞争。因此从整体上看,跨国并购使得商业银行市场力减弱。

3.2 学习国外银行的经营管理经验,加快金融改革和创新速度

国外银行实践表明,吸收外资不仅是银行补充资本金的重要渠道,也会给本国银行带来先进的管理理念,使其改造成符合国际标准的商业银行。我国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低、不良贷款率高,正在进行市场化改革和股份制改造,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需要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在未来的发展中亟需学习国外银行先进的管理经验、经营理念、产品开发模式等。

3.3 可以推进我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进程

混业经营是当今国际银行业的主流,它使银行业通过金融服务多样化和业务交叉,提高服务效率,降低经营成本;它拓展了银行业业务经营空间,通过积极的金融创新活动,提高银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它为银行业调整业务格局,开创新的利润增长来源提供了可能性。银行跨国并购可以将不同国家的不同银行业务进行整合,正是我国银行实现混合经营的一条捷径。

3.4 外资并购我国银行可能威胁到我国经济安全

金融行业对一个国家具有战略性意义,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所在。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还较差。而跨国银行垄断市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最终目标,将使它在东道国不尽余力地扩张市场,竭力寻求效益最大化的行业进行投资,全然不顾东道国的产业发展战略,这将直接或间接威胁到东道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和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战略的实施。此外,外资并购后一旦跨国银行在东道国形成行业垄断,东道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工具将在一定程度上失效,从而直按影响东道国的经济发展。

4 中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存在的问题

4.1 外资参股价格普遍较低,国有股权溢价迅速下降

外资参股价格明显前高后低,此前由于国家政策壁垒较高,“壳资源”相对稀缺,因而外资参股积极性高,条件相对宽松,目前外资入股要求越来越多,国内银行需大量核销不良资产,并常伴随“保障条款”,溢价则一路走低,交通银行引进汇丰的溢价曾达1.86倍,而美洲银行入股建行降为1.17倍,中行仅有1.1倍,工行略升为1.15倍,均与每股净资产价值相差无几,远低于国际上大型银行股权转让1.9倍的平均比率。

4.2 I P O定价过低,外资得利明显偏高

日前外资投入全部都在国内银行配股增发或上市前进行,外资参股中资银行的资本利得,已经开始超越银行股权市场的交易所得,中资银行的上市热与外资银行的参股热形成一定程度的合流必然性,如浦发在花旗参股协议签订后立即增发3亿股A股股份,短短8日,花旗净增权益1.17亿元;汇丰以每股1.86元入股交行,发行价每股2.5港元,迄今已升值57%。

4.3 外资并购我国银行有可能造成我国银行业国资产的流失

跨国银行并购研究 篇3

基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旧常态”和“中国模式”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关键经济发展周期,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中国模式”发展模式在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总量繁荣的表象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第一、粗放式发展模式导致技术专利创新能力薄弱,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长期依靠资源消耗和低廉劳动力成本占据国际市场,同时导致输出国针对中国企业的国际贸易倾销调查频繁发生。第二、经济发展的环境承载力已经难以支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核心指标就表现为单位GDP能耗不断上升,传统的影响经济发展的产业能源结构表现为: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三大特征。第三、收入分配体制亟待改革,以政府为主导的财政税收资源投入是传统“中国模式”引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保证。同时也诱发了“高负债、高库存与高杠杆化”区域发展模式下的民营中小企业的“投资饥渴症”。

二、经济转型与跨国并购之间的联系

鉴于主要经济体复苏乏力与增长放缓的局面,经济转型已成为主要经济体寻找新增长突破口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发达国家的经济转型趋势主要通过强化金融管制来抑制金融泡沫与促进战略新兴产业复苏;发展中国家为实现经济转型承担着能源减排与促进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的双重压力。

把握经济转型,首先就要把握一条主线,即以虚拟经济中金融资本逐步向主导实体经济的工业资本转型,最为实际的措施就是通过产业整合并购重组实现资源重新配置,这是金融机构从事跨国并购业务的根本出发点。其次,全球两大转型潮流“再工业化”与“再制造业化”的出现,把握资本流向从传统的能耗高碳产业向未来的集约低碳产业转移,通过产业并购基金实现产业链重新整合重组,实现技术、人才、管理全方位多层次与先进国际模式接轨,这也是金融机构从事跨国并购业务的主要着眼点。最后,改革粗放型发展增长方式下的出口导向性政策,避免通过货币手段的短期刺激效应来实现企业去库存,去杠杆。扩大海外市场的直接投资来缓解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面临的贸易困局。这也是金融机构从事跨国并购业务的重要突破点。

三、跨国并购业务的新模式

2015年6月,《广东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提出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包括加快国际产业投资布局等在内的9项重点任务,引导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其中,平安银行主导的此次汽车零部件产业中A标的公司的跨国并购业务是广东科技厅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一次重要实践,形成良好的引领示范效应。平安银行作为此次对外开放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实现了广东省汽车零部件行业从商品输出性发展模式向资本输出发展模式延展升级。基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打造高端“智造业”平台的背景,这宗跨国并购案例是目前中国在比利时资本市场从事最大规模的并购交易,促进了区域经济体引进欧美国家高新技术、关键先进设备和优秀人才,为广东创新驱动发展增添新动力。在此过程中,平安银行广州分行的并购业务团队从实务操作角度出发在此次交易中开发一种创新型的跨国并购业务模式。

平安银行并购业务团队基于以往经验,将并购流程主要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进行项目接触,以及意向性的报价,认购者向出售方提供非约束性报价书,及相关的财务证明(如银行出具的非约束性融资支持函等)。第一阶段结束后,出售方将根据各个意向买家的报价及资质做出筛选,选择合意的买家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将进行实地考察,尽职调查后,买家制定交易结构和融资方案。然后向出售方提交约束性报价和买方购股协议书。出售方收到认购方的约束性报价后,将选出价格及条件合适的认购方,成为唯一认购者。

第三阶段开始法律文件的谈判。完成谈判后,将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并准备交割。

主要跨国交易结构如下图所示:

此次平安银行广州分行主导的境外标的A公司跨国并购的交易模式的创新点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交易模式整体采用了境内层面和境外层面之间构建隔离机制的操作方式,设立SPV来强化汇率市场风险控制,规避国际市场波动带来的影响。

第二、灵活引入了的政府财政引导基金的参与,通过政府的财政项目库的资源优势,挖掘相对于境外标的公司A的区域内优秀并购合作伙伴D公司。在实现政府经济转型目标的同时,优化了区域重点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的资源资本结构。

第三、使用金融工具募集资本上,通过GP平台吸收来自政府、行业、金融中介的优势资本,完成并购基金的资金一级募集。通过LP形式的资管计划募集并购所需大量的资本,通过与政府投资平台的回购协议,降低资管计划的风险敞口,实现并购资金的二级募集。平安银行的表内贷款再次注入海外并购基金中实现第三次注资,完成国内资本募集。再有境外金融机构的无追偿贷款注入境外设立的SPV中向标的公司的发出并购要约。

第四、风险控制操作手段的选择上,引入多并购参与主体分散并购风险。在参与主体之间,通过连带担保条款实现并购的操盘手平安集团和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平台的风险抵御能力的提升。同时政府投资平台和资管计划之间的回购协议实现资管计划的资金的安全性。标的公司A的向境外合作金融机构的现金抵押,实现并购交易的双向参与性,降低了境外的SPV主体的并购风险。

参考文献

[1]程慧芳.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M].北京:中国金社会科融学出版社,2004.

[2]常修泽.中国发展模式论纲[J].生产力研究,2008,(1):1-10.

[3]吴敬琏.强势政府不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EB/OL].http://finance.ifeng.com/a/20130812/10411745_0.shtml,2013-08-12.

跨国银行并购研究 篇4

一、案例简介

(一) 联想并购IBMPC业务

2004年12月8日, 联想集团正式宣布收购IBMPC事业部, 获得IBM在个人电脑领域的全部知识产权, 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的销售网络、一万名员工, 及为期五年内使用“IBM”和“Think”品牌的权利。2005年5月1日收购完成, 新联想的个人电脑业务约占全球市场的8%, 是世界第三大电脑制造商。联想集团以17.5亿美元收购IBMPC业务, 其中包括6.5亿美元现金、价值6亿美元的联想股票及PC部门5亿美元的债务。并购后, 在新联想的股权分布中, 联想控股占46.22%, IBM占18.91%, 公众占34.87%。在收购前, IBMPC业务的账面净资产为负6.8亿美元, 联想并购IBMPC业务在初期整合是成功的, 仅用了半年时间, 联想就把原IBM的PC业务扭亏为盈。并购之后的几年中, 联想的年销售额持续增加并超过了120亿美元, 2007-2008财年, 联想的利润甚至大幅上升了237%, 比起合并的第一年, 联想的营业收入实现了5倍增长, 成为继戴尔和惠普之后全球第三大PC厂商, 进入了世界500强之内的高科技和制造业企业。

(二) TCL并购汤姆逊公司、阿尔卡特手机业务

2004年1月18日, TCL集团与汤姆逊集团共同设立合资企业 (TTE) , TCL投入资源总价值约13亿多元人民币, 获得TTE的67%股权, 而汤姆逊投入资源总价值超过3亿欧元, 获得33%股权。TTE公司成立后, 在亚洲及新兴市场以推广TCL品牌为主, 在欧盟市场以推广THOMSON品牌为主, 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基地, 同时可以节约TCL进入欧洲数字彩电的品牌推广成本。2004年4月27日, TCL集团和阿尔卡特共同投资1亿欧元成立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T&AT) , TCL出资5500万欧元占55%股份, 阿尔卡特投入约4500万欧元现金及其手机业务, 持有45%的股份, 使得TCL手机销量将因此增加75%, 成为全球第七大手机生产商。TCL并没有像联想那样在初期走向成功, 而是逐渐陷入连连亏损。并购前 (2003年) 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净亏损约3.27亿元, 2004年T&AT亏损达到2.83亿元;2005年上半年TTE欧美业务、T&AT公司分别亏损3.44亿元和6.30亿元;2005年第三季度, TCL集团的亏损更是达到了11.4亿元。2007-2008年虽然没有较大亏损, 但净利润率仅维持在0%, 并不能实现并购前提出的并购后18个月扭亏为盈的承诺。

(三) 上海汽车并购韩国双龙

2004年7月, 上海汽车斥资约5亿美元收购韩国双龙汽车48.92%的股权, 2005年1月27日, 上汽通过证券市场交易, 增持双龙股份至51.33%, 正式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在并购前, 韩国双龙已出现经营不善, 债权债务严重倒置, 濒于破产, 1999年双龙负债达3.44万亿韩元, 自有资本滑到负613亿韩元。在被上汽收购完后初期开始扭亏为盈, 负债率一度降到最低程度。2008年, 金融危机的出现影响了出口市场及人们的消费预期, 对全球汽车市场带来沉重的打击, 加上国际油价的高涨, 双龙以生产SUV和大型车为主的弊病显现出来。截至2008年第三季度, 双龙公司亏损达1000亿韩元, 再次濒临破产。2009年2月6日, 韩国首尔法院接受双龙破产保护申请的决定, 而根据法庭的判决, 上海汽车将放弃对双龙的控制权, 但保留对其部分资产的权力。至此, 双龙集团由曾经一个价值5亿美元的企业将变得一文不值, 使得上汽集团付出了将近40亿元的代价。

二、跨国并购的经济绩效分析

(一) 财务绩效分析

通过研究对比这三个案例中各公司在并购前后的财务指标的变化, 进一步细化到对并购公司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增长能力进行分析, 从而研究跨国并购企业的经济绩效。

(1) 盈利能力分析。从 (表1) 联想集团并购前后的盈利状况来看, 较并购前的2003年至2004年相比, 并购后前两年盈利状况有所下降, 总资产报酬率和净资产报酬率有较大的下滑, 尤其是2006年, 净资产报酬率一度降到2.65%, 根据杜邦分析法来看, 净资产报酬率主要由净利润率、资产周转率和权益乘数决定, 2006年的资产周转率和权益乘数都有所提高, 所以净资产报酬率的下降关键在于销售净利率的下降。这是由于从2005年至2006年联想开始着手进行业务改组和全球组织架构的统一, 产生较大的重组费用, 2006年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分别是2005年的7.62倍、11.75倍、5.89倍, 从而导致净利率的下降。而在经过并购重组整合后开始初见成效, 从2007年开始, 盈利水平逐渐恢复, 2008年净资产报酬率达到30.38%, 每股基本盈利达到40.5港仙, 2008年的净利润较2007年增长了262%。由此显示, 联想并购整合后的绩效提高逐渐显现出来。与联想集团的并购绩效相比, TCL集团和上海汽车的并购绩效呈现显著下降的趋势。TCL集团在并购后净资产报酬率开始逐渐下降, 净利润率一直处于0%甚至为负, 净利润的增长率也一直处于负增长, 这主要是由于TCL在欧洲市场的业务的大幅亏损, 成为吞噬TCL集团盈利的“黑洞”。尽管在2007年至2008年净资产报酬率有所上升, 但并不是主要由于净利率的提高。而上海汽车公司在并购后净利润率也在不断下降, 在2008年由于双龙公司巨额亏损、濒临破产, 使得上汽的净利率一度降为0%, 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报酬率、每股收益都降至历史新低。由于TCL集团和上海汽车在并购整合中存在着各种问题, 使得并购的绩效呈现下降的趋势。

资料来自:通过联想集团年报与和讯网上市公司年报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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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产营运能力分析。由 (表2) 资产营运指标所示, 联想集团在并购后整体的营运能力得到提高。总资产周转率除了在2006年有较大增幅外, 其他年份的变化不大, 而存货周转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在并购后四年内都比并购前有一定的增幅。可见联想在并购整合初期, 供应链整合进行顺利, 内部职能整合的效应逐渐体现, 运营效率得到一定提升。而TCL集团在并购后存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并没有较大的变化, 而应收账款周转率较并购前一年有较大的降幅, 可见合并后TCL集团的营运能力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而上汽在并购后第一年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都明显下降了, 在2008年双龙公司出现较大亏损, 上汽的营运指标也都有所下降。

(3) 偿债能力分析。由于此次并购有很大部分的资金是通过向国际银团贷款, 所以在并购后资产负债率有了明显的上涨, 流动比率也有所下降, 表明短期偿债能力也受到影响 (表3) 所示。但联想并购IBMPC主要是通过“股票、贷款加现金”的支付方式, 多种并购融资方式组合的结合, 虽然偿债指标有所恶化, 但一方面降低了其整体的财务风险, 另一方面也避免了营运资金的困难。根据近几年的指标来看, 联想的偿债能力开始逐渐提高。

(4) 增长能力分析。据 (表4) 中反映公司增长能力的两个指标的变化显示, 联想集团在并购前一年销售收入下滑, 资产增长明显放缓, 公司发展放缓。并购后, 公司销售收入和资产稳步上升, 反映了公司整体扩张的态势。上海汽车在并购前一年到并购后第一年销售收入逐渐下滑, 资产增长也放缓, 但在并购后期销售收入和资产的增长加快, 也呈现出扩张趋势。虽然这两个公司同为扩张, 但联想的净利率处于不断增长, 而上汽的净利率却处于不断下降 (如表1所示) , 可见上汽扩张的同时也带来更大的成本费用。然而TCL集团在并购后销售收入和资产的增长基本上都处于下滑状态, 合并后的TTE、T&AT的销量一直处于下滑状态, 从而导致利润也在下滑;在并购时消耗了大量的现金也使得TCL无力投资于资产的增长。

(二) 跨国并购的成败原因分析

联想、TCL和上海汽车的跨国并购都属于横向并购, 都为了获取外国的先进技术, 获取自己不具备的优势资产, 削减成本, 扩大生产规模和市场占有率。根据研究统计, 横向并购大多数都会取得成功, 并发挥正的协同效应, 而在这三起跨国并购中, 由上述财务绩效分析表明, 只有联想并购IBMPC业务较为成功, 而TCL和上汽则为负的协同效用。究其原因, 主要是由于并购后组织资本整合的正负效应发挥的作用。Prescott&Visscher (1980) 认为组织资本是一种信息资产, 并且能够有效的协调组织所承担的任务, 是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他认为厂商所拥有的员工个人信息、群体信息和其特有的人力资本就是组织资本。Nelson和Winter (1982) 认为组织资本是在企业生产经营成果及产品或服务中的信息、文化、制度、知识和经验等的集中体现。Tomer (1987) 在《组织资本:提高生产力和福利的途径》认为组织资本是一种体现在组织关系、组织成员以及组织信息的汇集上, 具有改善组织功能属性的人力资本, 还提出了组织资本具有加快经济增长、增强企业内部合作、促进生产力的持续改进或者通过改变组织机能来提高绩效。张钢 (2000) 认为组织资本由战略资本存量、结构资本存量和文化资本存量组成, 通过战略、结构与文化的协调作用将物质资本和纯粹人力资本调动到实现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向上来, 从而提供企业的技术水平, 最终增进企业的经济效益。由上述研究表明, 组织资本是企业的一种特有资产, 一般的资产通过企业的重组合并后通过适当的调整整合便可以达到正常的运行工序, 而组织资本在企业并购后并不是简单的复制转移, 而是需要通过并购双方不断的协调、整合、适应, 才能发挥组织资本整合后的正的协同效应, 提高企业并购的绩效。下面通过组织资本理论来分析三个案例成败的原因所在, 主要把组织资本分为三个部分进行分析。

(1) 人力资本整合效应。人力资本是组织资本的增长源, 人力资本通过学习机制向组织资本的转换, 促进组织资本的增长和企业绩效。据麦肯锡研究调查发现, 在并购中约有85%的并购方留用了目标公司经理人员, 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任免是否得当是并购成功的关键。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外国企业一般自身都会缺少国际化经营人才, 而且并不能对目标公司的经营有充分的了解, 所以适当留用目标公司经理人员有利于促进并购双方的协同效应。并购后新联想由原IBM高级副总裁史蒂芬·沃德担任CEO, 并在高层管理人员中留任了五位原IBM经理人员和聘请一些国际化人才, 进而稳定人心, 消除员工疑虑, 加强与员工的交流, 成立“薪酬委员会”, 了解和满足IBM员工的需求, 采取措施稳定和留住关键的管理技术人才, 在并购初期承诺不裁员稳定人心, 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保证原IBM员工的各种收入、福利、工作环境不变。而TCL并没有像联想那样建立一个国际化管理团队, 想仅仅通过并购后在欧洲市场的盲目开发来寻求国际化, 并购后TTE、T&AT公司中员工之间的语言不同造成的交流的严重障碍, 长期的中外员工薪资体系不同严重影响员工士气, 人才整合的失败已使TCL陷入近30%的员工离职的人才缺失困境。由于上汽忽略了双龙较强烈的工会文化, 为了减少生产成本提高利润, 上汽提出各种精简人员成本的措施, 但遭到了双龙汽车工会的强烈反对、罢工抵制, 在屡次劳资问题的纠结中, 双龙员工的士气一再低落, 生产效率下降, 生产单辆汽车的成本是平均水平的2倍, 双龙的竞争力低下, 导致在金融危机的催化下宣告了此次并购整合的失败。人力资本是体现于企业员工身上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的综合, 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源泉, 正如TCL和上汽在并购后人力资源大量流失, 工作效率低下, 导致并购绩效也随之下降。因此企业在并购后人力资源的有效整合是促进企业组织资本的增长, 提高企业并购绩效的关键。

(2) 组织文化整合效应。据研究表明, 70%并购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并购后组织文化整合的失败, 可见并购双方的组织文化融合是在跨国并购中并购协同效应能否为正的关键影响因素。正如本文中这三个案例, 他们除了不同企业文化之间的差异外, 还存在着不同国家的东西方文化差异。在面临多元文化的整合, 联想董事长杨元庆提出了“尊重、坦诚、妥协”这三个词作为文化融合的基础, 在尊重IBM企业文化和保持自身核心文化的同时进行取舍互补, 求同存异。在并购后, 为加强文化沟通交流, 改用英语为官方语言、加强跨文化培训;将新联想的总部迁到美国纽约, 杨元庆常驻美国总部;共同坚持相同的理念:能力主义, 顾客至上, 诚实正直;联想的企业文化也开始从“半军事化管理”转向更宽松的高科技企业文化。与联想相比, TCL和上汽并没有着力于文化整合上, 从而导致其并购失败告终。TCL在并购后一味着力于在18个月内扭亏为盈, 一味注重财务绩效的提高, 忽略了并购后整合的关键。TCL是从一个国有小厂通过吸收民资和外资、股权多元化等多种资本的融汇中壮大的, 以致未形成强势的企业文化, 当其同时与两个具有悠久文化的发达国家企业合并后, 弱势文化要征服强势文化是一个严峻的难题, 而TCL仅用“一企两制”来对合并后的企业实现不同工资分配和管理制度, 且同时延续两套人马、两套运行体系的方式, 长期下来, 企业的资源与业务的整合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 不能达到文化真正整合的协同效应。而在收购具有传统民族主义的韩国双龙的文化整合问题上, 上海汽车忽略了双龙企业文化中最具领导的工会文化, 双龙的工会不仅是一个劳方利益代表, 而且同时是一个管理者、权力拥有者和政治机构。而上汽却没有对韩国企业文化进行深入研究, 不重视工会的地位, 以中国的工会地位来待之, 没有致力于双方文化差异进行有效的沟通与跨文化培训, 忽视工会提出的加薪、参与决策、引进责任经营制度等建议, 从而最终导致罢工事件。组织文化是一种组织资本, 能给企业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企业间在并购后能进行彼此间文化的交流, 去糟取精, 有效整合, 共同进步, 从而促进合并后企业组织资本的增长, 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

(3) 组织管理整合效应。新联想在供应链管理、生产运营管理、销售渠道管理、品牌管理上都呈现出正的协同效应, 重新规划整合两个公司原有的生产制造布局、物流、生产等环节, 降低营运成本, 在生产供应较好整合后开始整个市场和销售渠道进行有效整合, 明确确定了国内Lenovo主打家用消费, IBM主打商用的市场定位, 充分体现新联想在品牌管理整合效应。而TCL和上汽的管理整合能力都比较弱, 如薪资、劳资关系的不当管理则引起了中外员工的矛盾与不满, 导致工作效率低下, 管理成本上升。合并后的TTE公司将全球总部统一管理的职能从法国转移到中国广东后, 且仍保持着两班人马、两套运行体系, 但欧洲的原班员工并不能清晰的认清定位的转换, 导致中国总部在管理流程上的重重困难, 并购后整整一年仍不能完全控制管理欧洲的产供销。而上汽管理层的跨文化管理意识不足导致了在上汽与双龙的内部管理整合上欠缺, 从而不能体现其并购的协同效应。

三、结论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过后, 全球的资产大幅缩水, 从而掀起了又一波的并购浪潮, 根据数据显示, 2009年, 中国企业完成跨国并购38起, 同比增长26.7%, 交易总金额同比增长90.1%。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速度加快的同时, 必须从联想、TCL和上汽三个经典的并购案例中认识到企业在并购后的组织资本有效整合的重要性: (1) 减少文化冲突, 提高组织文化整合能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目标企业一般是欧美成熟企业, 这些企业员工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和企业文化都有较高的忠诚度和自豪感, 相对而言, 中国的企业文化则处于劣势, 当两者相结合时必然会出现种种问题。因此中国企业在并购前必须充分了解目标企业文化, 找出差异及其根源, 进行文化适应性分析;立足全局, 分步骤分阶段地制定整合方案;提高管理者跨文化管理的意识与能力, 促进语言的学习与沟通, 加强文化的融合与交流。 (2) 加强人力资源的整合与培养。并购后为了迅速加强和提高并购双方的协同效应, 必须注重人才的整合, 对目标公司的成熟优秀的管理、技术人才加以重视及选任, 选拔和培养一批精通国际商业规则、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营销、国际企业管理和国际商法等知识的国际化人才, 提高企业的跨国并购管理能力和整合绩效。 (3) 加强管理模式的融合与创新。为了缓解文化冲突, 在并购后短期内暂时保持目标企业的管理模式, 稳定员工心态, 在后期发展中不断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对双方的管理模式进行逐渐的融合, 吸收优秀的管理经验, 制定新的管理制度与方法, 提高公司整体运营效率。 (4) 促进技术资源的整合与创新。跨国并购外国成熟先进的企业, 吸取对方技术资源的同时, 必须注意结合自身企业的技术水平, 取其精华并加以融汇整合。与此同时, 也必须重视加强自身技术创新力度, 不要一味依靠并购外国的技术, 要研发自身的核心技术,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中国企业品牌的国际认可度。

摘要：本文选取联想并购IBM, TCL并购汤姆逊公司、阿尔卡特手机业务以及上海汽车并购韩国双龙跨国并购案例, 通过财务绩效与组织资本分析这些并购案例的成败, 引出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启示。

关键词：跨国并购,经济绩效,组织资本,联想,TCL,上海汽车

参考文献

[1]李善民、李珩:《中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绩效研究》, 《管理世界》2003年第11期。

[2]王海:《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经济后果研究》, 《管理世界》2007年第2期。

[3]刘文炳等:《并购战略绩效评价研究——基于联想并购IBMPC业务的案例分析》, 《生产力研究》2009年第14期。

[4]黄慧:《从上汽——韩国双龙事件看我国对外投资》, 《上海商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5]宋宝:《企业跨国并购融资支付方式分析》, 《财会通讯》2009年第7期。

[6]Harris, R.S.and D.Rravenscraft, The Role of Foreign Acquisitions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Evidence from the U.S.Stock Market, Journal of Finance, 1991.

[7]Prescott E·C&Visscher M.Organization Capit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0.

[8]Nelson&Winter.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研究综述 篇5

一、跨国并购对绩效的影响

(一)跨国并购后绩效提升

Dodde et al(1977)最早开启了对跨国并购绩效的研究。朱宝宪(2002)对沪深六十多家发生跨国并购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并购后的绩效显著提高。吴迎(2004)的研究表明,发生并购后,企业在经历整合期和扩大生产的基础上,会带动企业经营效果的提升[1]。陈雯等(2007)研究发现,我国企业跨国并购后绩效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阎大颖(2009)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制度对并购后企业绩效的影响,东道国的制度越规范,跨国并购后的绩效越上升。邵新建等(2012)以A股上市公司跨国并购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并购后引起公告日附近的累积异常收益率显著提升,表明我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能创造协同效应[2]。顾海峰(2013)通过对2000-2010年上市企业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超过半数的企业在跨国并购后绩效提高,同时表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的企业并非是影响绩效的因素。胡杰武(2016)基于我国2006~2012年114例上市公司跨国并购案例,运用市场绩效研究方法,对收购方的短期财富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收购方股东获得了显著的财富效应。

(二)跨国并购后绩效下降

尽管一些研究结论表明跨国并购可以导致绩效的提升,但是另外一些学者却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跨国并购对企业绩效没有影响甚至会导致绩效的下降。

冯根福等(2001)对沪深两市的201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在跨国并购后的绩效在短期内呈现上市的趋势,但随之下降。王海(2007)运用多项财务指标对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进行分析对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进行了案例分析,结果表明,联想在实现收购之后整合期间效果不明显,并且债务清偿能力下降。俞乐(2008)认为,在实现跨国并购的附近期间,企业的股票价格呈现了负的收益率,使得投资者受到损失。马建威(2011)对沪深A股21家发生跨国并购的企业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并购公告的发布会对市场产生负作用,跨国并购未能真正改善企业绩效[3]。毛雯(2011)选取了2007-2009年上市公司发生跨国并购的52个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并购当年公司绩效有较大上升,但随后开始逐渐下降,并购没有实质性提高公司的绩效.董莉军(2012)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在1998-2008年之间的跨国并购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跨国并购当年会导致企业的经营绩效下降[4]。

(三)跨国并购后企业绩效没有变化

洪锡熙等(2001)研究了三个上市公司收购同一个公司之后的企业绩效,结果表明,被收购公司的绩效并不会因为收购而有所变化。李善民(2004)以上市1999-2001年发生并购的企业作为样本,以经营现金流量来作为企业的绩效指标,结果显示,并购并没有导致企业的绩效发生提高。施筱圆(2007)通过实证检验认为,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之后对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绩效发生上下波动。尤其在发生跨国并购的第三年,并购企业的绩效出现下降趋势[5]。何先应等(2010)运用事件研究法对2000-2007年发生跨国并购的制造业企业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并购之后的制造企业的绩效并没有显著变化[6]。

(四)小结

以上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跨国并购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尚未形成统一结论,由于研究样本的不同,我国对跨国并购的研究相对较晚,以及研究限于案列或者小样本数据,使得研究结论存在偏差。同时研究过程中存在其他影响绩效的因素使得对绩效研究的结果存在差异性。

二、跨国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陈元荧(2004)、施筱圆(2008)等总结了影响跨国并购的部分因素,指出了组织因素、行业特点、并购的具体过程以及体制差异等因素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7]。对于制度因素中的政治关联因素和日益受到重视的文化因素尚缺乏总结。本部分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回顾总结了政治关联和文化差异因素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

(一)政治关联对于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

国内一些学者研究了政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李维安,2010;张功富,2011),对于政治关联对跨国并购绩效的研究,我国学者得出不同的结论。

一方面,政治关联对跨国并购绩效有正向作用。李善民、朱涛(2006)分析了我国资本市场发生的251家并购绩效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政治关联对并购绩效有的显著的正向作用[8]。潘红波等(2008)通过对2001-2005年发生跨国并购样本公司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政治关联有助于提高亏损样本企业的并购绩效[9]。邵新建等(2012)对在2006-2010年间发生跨国并购的54家公司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公司的所有权属性对并购绩效有显著影响,公司的国有性质对提高并购绩效具有正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公司并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多战略资源以利于我国经济发展,因而政治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政治关联也会消极影响企业的跨国并购绩效。在企业海外并购中,政治关联程度好的企业在跨国并购过程中,将国家的战略目的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因此会不顾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忽略对并购后企业效益的影响。而且,被并购国家的政府机构对基于政治目的的跨国并购也会提高警惕性,政治因素会对并购产生不利的影响。顾露露(2011)对1995-2000年发生跨国并购的157家公司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政治性目的的考虑使得国有企业跨国并购绩效低于非国有企业。闫雪琴(2016)的研究结果表明,受政治影响的具有融资优势的公司在跨国并购过程中,基于其所掌握的大量现金资本使得在并购过程中不能谨慎决策,存在盲目性和过度投资行为,使得并购后的绩效下降,表明了政治因素对跨国并购绩效的不利影响[10]。

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关联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会受诸如外部政策环境、融资便利的影响,增强或者削弱政治关联的影响作用。不同的市场化程度下,政府政策公平程度不同,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会增加或削弱政治关联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樊纲,2010)。政治关联使得公司有利于公司获得资金,在跨国并购中拥有更多现金,更加容易促成并购,提高成功率(罗党论,2008),但是仍然存在不能充分利用掌握的融资优势,在跨国并购过程中过度投资,盲目投资,片面满足政治目的而削弱公司并购绩效。

(二)文化差异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

与“文化距离”理论相关的研究认为文化差异会导致文化冲突。企业在跨国并购中,文化差异因素不可忽视。赵曙明(2003)提出的跨国公司管理、程慧芳(2006)等提出的跨国并购绩效理论将文化因素融入的到并购理论中。在国内企业间的并购研究中,一些学者研究了文化对国内企业间并购绩效的影响,如高良谋(2003)、宋耘(2006)、李善民(2008)等研究发现,文化差异存在对并购绩效的显著负向影响。在跨国并购中,文化因素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结果并不统一。

一方面,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文化差异可以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企业的相互整合,发挥协同作用,为企业带来收益,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另一方面,有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差异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并不显著。Kanter et al(1994)认为,文化差异可以通过经验、制度等对并购绩效产生影响,进而增强或者削弱文化对并购绩效影响,使得文化差异的影响不显著。Bessler et al(2002)研究发现,文化差异对跨国并购后企业的股票价格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同样还有学者得出文化差异对跨国并购绩效负面影响的结论。朱勤等(2013)通过对2000-2008年发生跨国并购的企业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文化差异使得跨国并购后企业的绩效显著下降[11]。

综上,国内外学者对文化差异因素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结论,一方面文化差异在对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影响过程中可能受到一些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存在的一定调节作用,另一封面,由于研究所使用的样本的差异也会影响研究结果,文化差异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总结与启示

目前对于跨国并购对绩效的影响,以及跨国并购绩效影响因素中政治和文化对并购绩效的结果都未得出统一结论,与样本、我国国情以及可能存在的调节变量的影响有关。本文通过回顾、补充影响跨国并购绩效的两个重要因素:政治和文化差异,这两个软因素是对以前文献研究总结的一个补充,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研究政治、文化差异对于成功完成跨国并购影响,对提高跨国并购后的竞争力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吴迎.跨国并购在我国的绩效分析及策略研究[D].浙江大学,2004.

[2]邵新建,巫和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战略目标与经营绩效:基于A股市场的评价[J].世界经济,2012,05:81-105.

[3]马建威.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1.

[4]董莉军.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绩效的实证检验[J].财会月刊,2012,02:18-25.

[5]施筱圆.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及影响因素分析[D].西南财经大学,2007.

[6]何先应,吕勇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长期绩效研究[J].统计观察,2010,4:02.

[7]陈元荧.跨国并购绩效理论综述[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1,7:116-129.

[8]李善民,朱滔.多元化并购能给股东创造价值吗[J].管理世界,2006(3):129-131.

[9]潘红波,夏新平,余明桂.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J].经济研究,2008(4):41-52.

[10]闫雪琴,孙晓杰.企业政治关联与跨国并购绩效[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6:117.

中国石油仓储的跨国并购研究 篇6

20世纪90年代,全球掀起了第五次并购浪潮。根据摩根士丹利2016年8月《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介绍》显示,自1996年至2015年二十年间,全球并购经历了1999—2000年、2006—2007年两次并购高峰期,也经历了2002—2003年、2012—2013年两次低谷期。并购总值在1亿美元及以上的交易规模基本维持在10000亿美元至40000亿美元之间(如图1所示)。

数据来源:摩根士丹利2016年8月《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介绍》

自2006年至2015年,按收购方所在地区比较,亚太地区并购规模占全球并购规模比例逐年加大,2015年达到近30%的水平,其中中国占了大部分并购规模(如图2所示)。

数据来源:摩根士丹利2016年8月《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介绍》

随着跨国并购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中国企业虽然在并购领域起步较晚,但也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陶攀(2014)将中国跨国并购的发展分为起步(1982—1991年)、稳步发展(1992—2001年)和迅速发展(2002年至今)三个阶段。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五”规划又将“走出去”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上来,商务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外汇管理局等相关部门为“走出去”战略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平台。迪罗基全球数据处理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跨国并购总交易金额达到了50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2016)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跨国并购于2013年开始呈现多元化发展,集中在获取资源、寻求增长机遇、打造国际平台、资源配置、工业能力升级、拓展服务、引进技术和品牌等几个方面,且大部分行业在总交易额中的比例均不到15%。

在这样均衡发展的大趋势下,中国石油仓储的跨国并购也随之获得了大规模拓展,表现出地域范围变广、投资力度加大、并购类型增多的特征。

本文通过总结实务操作中发现的我国石油仓储行业跨国并购的问题,结合行业特点进行分析,继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借以补充我国跨国并购在石油仓储行业的风险及对策的研究。

二、石油仓储的跨国并购风险分析

跨国并购是目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之一。按照对外投资不平衡理论,对于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在国外市场上寻求补偿性资产,从而使资产组合达到平衡,增强竞争力,使战略地位发生根本逆转。按照规模经济理论、协同效应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市场力量理论,跨国并购有利于我国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取资源、市场、客户,节约外部交易成本,达到规模生产效应。

然而,在有利一面的背后,跨国并购存在着诸多风险。高红梅(2006)认为跨国并购风险成因主要有并购环境存在缺陷、并购企业实力不足、并购动机不明确、对目标企业的选择缺乏充足调研、并购定价不合理、并购方式不完善和并购后整合不成功几个方面,将并购风险归纳为三大类:战略风险、交易风险和整合风险。石油仓储的跨国并购在实务操作中对以上三种风险分别显示出以下具体行业问题。

(一)战略风险

石油仓储的跨国并购战略风险主要体现在先期税务筹划的缺乏方面。秦坤(2005)阐述了石油高度集中的分配地理状况、关键产油和输送区的存在使得石油生产和消费之间存在着无法避免的地理限制。石油仓储地理位置分散的特点使并购企业执行全球税务统筹规划显得尤为重要。各国税法千差万别,比如荷兰的参与免税法规定,处于同一个税收联盟中的企业,合并纳税,其所得和亏损可以互相抵补;只要符合某些要求,来自另一公司(无论荷兰境内外)的股权投资资本利得及红利免征所得税;爱沙尼亚与荷兰签有协议,来自荷兰公司的资本利得及红利同样适用该法案,因此处在同一税收联盟下的来自荷兰公司的资本利得在爱沙尼亚免征所得税。同时,爱沙尼亚税法规定,用于再投资的企业利润免收所得税,即只要分配给爱沙尼亚境内同一税收联盟下的公司的资本利得不再流出爱沙尼亚,则在爱沙尼亚不再需要缴纳所得税。由此看出,如果并购企业事先设计全球一体化税收架构,在类似荷兰参与免税法案的国家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税收政策,合理避开所在国的高税率(荷兰所得税税率25%。爱沙尼亚所得税税率20%)。

(二)交易风险

交易风险主要体现为健康、安全、环保成本高和收集目标企业信息经验的匮乏上。

1. 健康、安全、环保成本高

王琳(2009)指出石油储备总成本包括运行维护费用;张兴(2016)归纳出海外油气勘探开发项目存在环境保护成本。投资仓储项目,健康、安全、环保隐含巨大成本,比如罐区老化很可能成为并购企业未来的一个重大隐患。为了维护罐区安全、降低泄漏概率,并购企业不得不拿出一大笔资金对灌区进行日常维护和特别维修,因此健康、安全、环保问题是石油仓储投资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2. 收集目标企业信息经验的匮乏

我国石油仓储的跨国并购业务发展时间不长,缺乏对目标企业信息收集的经验。比如在谈判中并购企业容易受政治任务、东道国法律、目标企业麻痹手段等外界因素的影响而丧失谈判优势,继而减弱了自身的定价话语权。

(三)整合风险

整合风险体现为目标企业商誉损失、租赁客户丢失与团队专业化的高要求三个方面。

1. 目标企业商誉损失

目标企业经年累月积累起来的商誉容易被并购企业忽略,或者并购企业缺乏对商誉继承和使用的规划。在实务谈判中,并购企业可以通过协商从目标企业获得继续使用权商誉,并明确商誉使用期限,这样做有利于并购企业在整合期间平稳过渡,也有利于并购企业拥有足够的时间确定树立新商誉的计划和预算。

2. 租赁客户丢失

石油仓储业务依赖油罐租赁和服务获取利润。目标企业被并购前的客户在并购后容易被并购公司丢失,这既不能保护并购后的业务维持,也不能达到获取客户资源的目的。同时,并购企业与目标企业也可能存在同业竞争的问题。

3. 团队专业化的高要求

石油仓储行业对专业化要求比较高,专业涉及石油、仓储、安全、环保、法律等各个方面,而目前我国人才市场上石油仓储专业人才缺乏。如果跨国并购从仓储建设期开始,那么专业化要求还将延伸到工程设计建设公司的团队。如果建设团队、经营团队和管理团队的专业化程度不达标,在建设期、经营期的安全、环保等方面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三、石油仓储的跨国并购风险原因分析

产生跨国并购风险的原因很多,一切可能使预期并购目标不能实现的不确定因素都会产生并购风险。郑学敏(2008)认为产生跨国并购风险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七类:并购环境、并购企业实力、并购动机、目标企业的选择、并购价格、并购方式、并购整合情况,其中对并购环境的分析,认为并购企业有违反东道国环境法的规定、违反国际惯例的做法、目标企业对中国企业认同度低的风险因素,这些风险因素在石油仓储的跨国并购中有比较明显的表现。同时石油仓储的跨国并购还具有因行业特点而存在的其他风险因素。

一是石油仓储的跨国并购存在政治因素。为了配合国家石油贸易、石油储备的战略需要,石油仓储的跨国并购动机不完全是企业商业发展的需要。这个因素会影响整个并购全过程。

二是石油仓储的地理位置是战略部署的选择,也是降低运输成本的需要。全球大多数石油罐区靠近石油交易中心,比如靠近北海原油交易市场的阿姆斯特丹港、鹿特丹港和安特卫普港地区,靠近中东原油交易市场的富吉拉地区,靠近新加坡成品油交易市场的新加坡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石油仓储跨国并购的交易风险和整合风险。

三是石油仓储的业务受油价变化影响较大,油价波动频繁时仓储配合石油贸易的业务增多,储罐使用率增高,反之,油价平稳时储罐使用率降低。相应地,罐区的未来收益随油价波动而增加,随油价的趋稳而减少,因此罐区的估值在一定程度上受油价波动的影响。贾波(2012)比较分析了传统企业并购定价方法(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EVA方法和实务期权方法。结合石油仓储租赁、服务的业务特质,罐区的估值多采用收益现值法。因此,交易双方对未来油价稳定性的判断将影响灌区价值的评估结果。

四是石油仓储行业涉及仓储建设、运营和管理三大方面,专业要求比较高。如果人员配备达不到专业要求,势必带来健康、安全、环保的风险和违反东道国法律的风险;对于从仓储建设期开始的投资,工程设计建设公司的专业水平和国际化资质也会影响并购能否顺利进行。

四、石油仓储跨国并购问题的解决建议

综合跨国并购风险的分析和石油仓储跨国并购的行业问题分析,为降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石油仓储的风险,建议:

(一)理性对待跨国并购,明确并购动机

陶攀(2014)研究表明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表现出显著的战略资源寻求动机。石油仓储的跨国并购带有政治任务色彩,所以寻求战略资源是这一行业跨国并购的主要动机之一。但是这一动机应当服从并购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并购企业应当寻找比较熟悉并且有能力控制和经营的仓储公司,结合自身现状与发展目标确定并购后仓储公司的发展前景和规划。

(二)加强信息收集,增加定价优势

并购价格是产生并购交易风险的重大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并购企业控制并购交易风险的关键环节。并购企业要争取定价优势,降低定价风险,就要尽可能多地掌握目标企业的信息。收集信息的方法灵活多样,分析目标企业公开披露的信息,访问东道国、参观目标企业,以及双方的谈判和交谈都是并购中最常使用的方法。贾波(2013)通过博弈均衡分析说明博弈显著降低了并购定价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有利于降低并购定价风险,增强并购定价过程的可控性。并购企业应灵活运用各种信息收集方法,在各种与目标企业交流的过程中(如参观、谈判、交谈中)观察目标企业的状况;同时,基于收集到的信息,注意剔除信号传递过程中并购企业、目标企业的并购动机及行为偏好所形成的噪声信号,对目标企业进行客观分析,从而获取有效信息,增加定价优势,降低交易风险。

(三)高度重视尽职调查,全面掌握目标企业情况

并购企业对目标企业商誉的损失、客户的丢失,专业人才的流失,环境保护的高成本是并购整合的极大问题,并购企业应在并购前期的尽职调查期间充分、准确地掌握目标企业的各个关键环节,熟悉东道国的政治制度、民族理念,以及对外国并购的政策、法律规范和税务规定,掌握目标企业的历史业绩、价值定位、法律纠纷、管理层和员工对并购交易的接受程度,以及并购后人员的安置计划,充分评估并购的交易风险和整合风险,制定长远、全面的整合规划,在实务层面上确保目标企业的并入与当初的并购目标一致。

(四)谨慎签署并购交易条款,维护双方合法利益

并购协议约定了双方的债权债务,所以并购企业应对协议中的定价条款(比如汇率问题)、东道国特殊税收政策条款(比如特殊税赋分担问题)、环保责任条款(比如环保罚款分担问题)、目标企业商誉使用条款、未来业务保障条款(比如原有客户保留问题)等给予足够的重视。

五、结论

石油仓储的跨国并购具有较高的战略意义,其跨国并购业务的拓展除了要注意防范并购活动中通常出现的风险外,还应做足准备,防范因政治因素、地理位置、油价影响和专业要求而产生的行业特有风险;在并购决策之前结合自身发展需要,明确并购动机,理性开展并购活动,在并购业务期间加强对目标企业信息的有效收集和分析、重视尽职调查、谨慎签署并购交易条款,以降低风险,增强优势,为并购后期的整合打好基础,最终实现战略、资本、资源等各个方面的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秦坤.我国的石油安全和石油储备基地布局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2]高红梅.企业并购风险分析及防范[D].沈阳:沈阳工业大学,2006.

[3]郑学敏.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险探讨[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8.

[4]王琳,高建.我国石油储备成本分析与控制研究[J].改革与战略,2009(12).

[5]贾波.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定价研究[D].秦皇岛:燕山大学,2012.

[6]吴术.中国资源类企业跨国并购实证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3.

[7]“海外并购公关先行”——专访英国经济学人智库首席经济学家、前英国财政部经济学家Robin Bew[N].中国经营报,2013-01-17.

[8]陶攀.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动因及影响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4.

[9]张晶晶.政治关联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影响的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5.

[10]张兴.综合国际能源公司海外投资项目风险识别与规避[J].北京石油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4).

跨国银行并购研究 篇7

由于跨国并购兼具FDI和企业产权跨国重组的双重性质, 其影响因素要比一般并购更为复杂 (阎大颖, 2009) 。而跨国并购的复杂性会导致其因各种各样的因素失败, 如东道国制度环境 (董莉军和谢家国, 2014) , 并购双方文化异质性 (吴战波和邓德胜, 2008) 等。因此, 为避免并购的复杂因素所导致的并购失败, 个人和组织的并购或经营经验学习是必要的 (Haspeslagh和Jemison, 1991) 。另一方面, Penrose (1959) 认为企业是一组异质性资源的集合体, 企业成长需要获取各种有效资源。而企业正确的并购行为则有助于其获取有效资源, 提高企业绩效 (杜晓君和刘赫, 2010) 。因此, 研究并购经验在并购行为中的影响对于提高企业并购的成功率和实现其自身成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评述与理论假设

1.1 文献评述

企业并购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少学者将焦点集中于公司层面:Haleblian (2006) 研究发现企业近期的并购绩效对企业后续并购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有正向的影响;郭冰和吕巍 (2011) 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国有股权与管理层持股比率的增加、CEO和董事长两职合一会促进企业连续并购的发生, 而具有较高独立性的董事会则可能会降低企业并购的发生概率。也有学者聚焦于国家层面, 认为政府管制、经济自由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差异等东道国制度是影响企业海外并购行为的重要因素 (苏阳和马利军, 2013) 。

关于并购经验对并购行为的影响, 许多学者认为企业的并购经验会增加他们进行后续并购的可能性 (Haleblian, 2006;Collins等, 2009;Peng和Fang, 2010) ;但很少有研究将并购行为进行细分, 即分析并购经验对于具体并购行为的影响。本文以企业跨国并购的交易规模以及并购双方的行业相关性作为并购行为的切入点, 研究跨国和国内并购经验对这两种跨国并购行为的影响。

1.2 理论假设

组织学习理论认为经验学习是组织获得、理解、传播、拓展和运用其经验的过程 (Huber, 1991) 。Hitt等 (2000) 认为组织学习是一个使组织产生某种新知识的过程, 并且这种知识反过来又会给组织带来竞争优势, 提高企业绩效。经验不仅会对绩效产生影响, 还会左右企业的行为, 因为企业会根据过去的经验形成某种惯性, 而这种惯性会指引企业后续的行为和选择 (Collins等, 2009) 。较丰富的并购经验可能使企业不断改进并购管理程序, 并将改进后的并购知识运用于未来的战略决策, 以提高并购成功率 (郭冰和吕巍, 2011) 。

企业拥有的国内并购经验能为其在后续跨国并购活动中提供重要的知识来源 (Reuer和Shenkar, 2004) 。有学者认为企业在学习如何进行跨国并购时, 其国内并购经验能充当“试金石”的作用, 而缺乏国内并购经验的收购方可能无法理解收购过程的复杂性 (Nadolska和Barkema, 2007) 。相反, Dikova和Sahib (2013) 认为在跨国并购时, 拥有国内并购经验的企业可能更有能力克服各种困难, 降低交易的成本与风险。

而具备跨国并购经验能使企业获得更加适应国际环境的知识。例如, 在跨国并购的评估和整合阶段, 具有跨国并购经验的企业往往对汇率、东道国制度以及国际法律体系等国际环境问题更加熟悉 (Collins等, 2009) , 因此, 他们能更好地应对国际环境的挑战, 在跨国并购中采取更为合适的并购行为 (Dikova和Sahib, 2013) 。

1.2.1 并购经验对跨国并购交易规模的影响。

通过进行大规模交易, 并购方能够迅速实现产能扩张, 获取规模经济效益, 但是并购交易规模也受到企业支付能力、管理经验及风险承担意愿的影响和约束 (刘岩和张秋生, 2009) 。企业国际化过程理论认为企业国际化成长是一个企业渐进地参与国际经营活动的动态过程, 在此过程中, 基于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 企业通过经验学习获得的市场知识和企业运作知识的增加与企业的决策行为和资源投入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郑准和王国顺, 2008) 。因此本文认为, 随着并购经验的积累, 企业的跨国并购同样遵循着这种渐进的动态过程, 即在缺乏并购经验的情况下, 并购过程以及国外市场环境对企业而言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企业往往只会进行小规模的并购交易。而通过经验的积累和学习, 企业掌握了大量的并购知识和资源, 应对外界各种不确定性的能力得到提升, 由此, 企业进行大规模并购交易的信心, 风险承担的意愿得到进一步增强。因此本文假设:假设1a:企业的跨国并购经验越多, 其后续跨国并购的交易规模越大;假设1b:企业的国内并购经验越多, 其后续跨国并购的交易规模越大。

1.2.2并购经验对跨国并购交易双方行业相关性的影响。

组织学习理论的观点认为, 行业相关性能够消除或者显著降低并购方对被并企业业务的学习需要, 并能使并购方原有的资源在新业务中被更有效地分配至更相关的地方从而产生更多价值 (乐琦和华幸, 2012) 。这主要是因为从事相关并购的并购双方其资源同质性较大, 并购方更熟悉目标公司的业务、市场及所在行业的情况, 从而能够更高效地利用和转移核心资源 (King, 2004) 。因此, 本文认为企业通过并购经验的积累, 可以逐渐掌握相关行业各方面的知识与资源, 从而在后续跨国并购中可能会更倾向于并购相关行业的目标公司, 以提高并购过程的效率和并购后的绩效, 从而得出以下假设:假设2a:企业跨国并购经验越多, 他们在后续跨国并购时并购相关行业目标公司的可能性越大;假设2b:企业国内并购经验越多, 他们在后续跨国并购时并购相关行业目标公司的可能性越大。

2 样本、方法与变量设定

2.1 样本与方法

本文选取2005年至2012年沪深两市A股市场122家上市公司发生的226起跨国并购事件作为研究样本。本文跨国并购事件数据来源于万得跨境数据库、同花顺并购数据库。在讨论并购经验对跨国并购交易规模的影响时,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 而在讨论并购经验对跨国并购双方行业相关性的影响时, 由于其被解释变量为0-1虚拟变量, 本文则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

2.2 变量设定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并购交易规模 (TS) 与并购双方的行业相关性 (IR) 。其中并购交易规模指跨国并购的交易金额, 由于其数值较大, 本文取其对数进行分析;并购双方的行业相关性为0-1虚拟变量, 本文采用标准产业分类代码SIC Code对交易双方的行业类别进行分类, 再将交易双方的SIC Code进行比较, 若并购双方SIC Code的前两位编码相同, 则认为它们属于相关行业, 记为1;否则便记为0。

2.2.2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包括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经验 (IE) 和国内并购经验 (DE) 。它们分别由上市公司跨国并购数目与国内并购数目来衡量。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考虑到并购经验对后续并购行为影响的滞后性, 因此对于被解释变量的每一起跨国并购事件, 解释变量均为这些事件之前所发生并购起数。

2.2.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了基于公司层面和国家层面的4个控制变量。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为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 (EPS) 以及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DA) 。其数据均来源于锐思金融数据库, 其中每股收益反映了公司股票每股创造的税后利润, 该比率越高, 表明公司所创造的利润越多, 从而企业可能会更进一步扩大其后续跨国并购的规模, 以期获得规模效应;而资产负债率是一项衡量公司利用债权人资金进行经营活动能力的指标, 在一定程度上, 该比率越高, 公司进行经营活动的能力也就越高。

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以及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 (GD) 。其中各东道国GDP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World Bank) ;而地理距离则通过使用Geobytes数据库, 测量到我国首都北京与各东道国首都之间的距离。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和地理距离的数值较大, 因此在回归模型中, 本文均取其对数进行回归。

3 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统计软件Stata10.0对数据进行相关处理。首先为各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以及相关性分析。其中通过相关性分析我们得出除了跨国并购经验与国内并购经验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对较大, 为0.596外, 其它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均相对较小。在此基础上, 本文还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的检验, 得到的各变量VIF值均处于1.02至1.09之间, 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1、表2分别为并购经验对交易规模和行业相关性的回归分析结果。其中模型1—3的被解释变量为交易规模;而模型4—6的被解释变量为行业相关性。模型1与模型4为被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2与模型5分别在模型1和4的基础上加入解释变量跨国并购经验;同样, 模型3与模型6也分别在模型1和4的基础上加入解释变量国内并购经验。

3.1 企业并购经验对后续跨国并购交易规模的影响

从表1可以看出, 模型2和3的adj.R2值均大于模型1的值, 即在加入解释变量后, 模型的解释力得到提升。模型2和3还显示企业的跨国并购经验与国内并购经验对其后续跨国并购交易规模有正向影响, 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企业的跨国并购经验与国内并购经验越多, 其后续跨国并购交易规模越大, 因此假设1a与假设1b均成立。

3.2 企业的并购经验对后续跨国并购交易双方行业相关性的影响

对于跨国并购行业相关性而言, 从表2可以看出, 在加入解释变量后, pseudo R2值也有所增大, 即模型的解释力也得到提升。从模型5和6中可以得出, 企业的跨国并购经验与国内并购经验的系数均为正, 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 即企业的跨国并购经验与国内并购经验越多, 其在后续跨国并购活动中越倾向于选择相关行业的目标公司进行并购, 因此假设2a与假设2b也都成立。

*p<0.1, **p<0.05, ***p<0.01

3.3 控制变量对企业后续跨国并购行为的影响

首先来看控制变量对交易规模的影响。表1的模型1、模型2与模型3显示, 每股收益 (EPS) 、资产负债率 (DA) 与地理距离 (GD) 的系数均为正, 且都在5%及以上的水平上显著;而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对交易规模存在负显著关系, 说明并购方股东的每股收益越多, 资产负债率越高, 母国与东道国的地理距离越远以及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越低, 则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交易规模越大。

其次是控制变量对并购双方行业相关性的影响。表2显示, 在加入解释变量的情况下, 只有地理距离 (GD) 在5%的水平上显著, 其相关系数为负, 说明母国与东道国的地理距离越远, 企业越倾向于并购无关多元化的企业。

4 研究结论

并购经验对于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但是在现有文献中, 学者们主要研究并购经验对于并购绩效的影响, 对并购行为决策影响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而研究并购经验在并购行为中的影响对于提高企业并购的成功率和实现其自身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杜晓君和刘赫, 2010) 。因此本文基于组织学习理论与企业国际化过程理论, 重点探讨了2005~2012年间中国A股市场122家上市公司的并购经验对其后续跨国并购的交易规模以及并购双方行业相关性的影响。

*p<0.1, **p<0.05, ***p<0.01

本文的实证结果支持了本文关于并购经验对跨国并购行为影响的假设, 即无论是企业的跨国并购经验还是国内并购经验, 都对其后续跨国并购的交易规模和行业相关性存在正向显著的影响, 即企业的并购经验越多, 他们在后续跨国并购中的并购交易规模越大, 进行相关行业并购的可能性也越大。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较完善的资本市场, 我国企业在资本市场中进行跨国并购活动的历史相对较短, 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 (郭冰和吕巍, 2011) 。而经验学习有助于企业获得相关的知识与能力, 因此我国企业在今后的跨国并购中应当重视并购经验的学习, 以便在后续并购中做出更恰当的决策。

摘要：以20052012年沪深两市A股市场122家上市公司发生的226起跨国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 应用最小二乘法、二分类logistic回归, 研究上市公司并购经验对企业跨国并购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的跨国并购经验及国内并购经验越多, 企业后续跨国并购的交易规模越大, 其进行相关行业并购的可能性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