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国籍问题

马克思的国籍问题（共3篇）

马克思的国籍问题 篇1

一、法人国籍的意义

法人的国籍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问题, 许多学者认为法人具有国籍, 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 如凯尔森否认法人具有国籍1。而且国际上各个国家对法人国籍的认定也因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等因素而不同。很少有学者对法人的国籍下定义, 但一般认为法人的国籍表明法人与某个国家之间的具体的法律关系, 也表明了该法人与这个国家及其法律制度的隶属关系。

在国际私法上, 法人国籍具有多重意义:

法人的国籍是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只要民商事法律关系的三要素之一涉外, 就是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对法院来说, 就可以作为涉外案民商事法律案件来处理。所以, 法人的国籍的确定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国家对于本国法人和外国法人, 他们的民事法律地位和民事诉讼地位是不同的。可以根据法人的国籍来区分他们是本国法人还是外国法人, 以此来确定他们各自的民事法律地位和民事诉讼地位。若是本国法人, 则有权利享有本国法律所赋予的本国法人可以享有的民事实体权利和民事诉讼权利, 同时需要承担本国法律对本国法人规定的民事实体义务和民事诉讼义务。而外国法人享有的是本国法律所规定的外国法人所享有的相应的权利并应承担相应的义务。

同时, 法人国籍是某个国家对某件国际民商事案件是否可以行使属人管辖权的重要依据。在某个国际民商事案件中, 只要此案件的一方当事人为本国法人, 不管其诉讼地位为原告还是被告, 也不管此案件发生的地点是位于本国境内还是境外, 本国法院对此案件就享有管辖权, 否则, 就不能行使管辖权。

二、法人国籍的分类

作为国际私法主体, 法人是由多种组织机构、多方财产来源等各种因素组成的经济团体, 能够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 所以他往往同许多国家在方方面面存在着联系。他同自然人一样, 仍然属于某个特定的国家, 与这个国家有隶属关系, 产生着紧密的联系。在现代社会中, 法人作为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在已经越来越频繁的出现的涉外民商事法律纠纷, 迫切需要确定法人的国籍, 来确定其管辖权。但是, 该如何确定法人的国籍上产生了问题。法人跟许多国家都有联系, 那该通过什么联系来确定该法人的国籍呢?目前各国的标准各不相同。但总的说来, 有以下的几种观点和做法:

(一) 自然人国籍说

自然人国籍说, 也就是资本控制说, 资本控制在哪个自然人手中, 以其国籍来确定法人的国籍。因为在现在社会中, 主要是由掌握法人资本的自然人来行使法人的权利的, 所以会以其国籍来确定法人的国籍。主要是设立法人的人员、董事会董事或股东。法人掌握在哪个国家的自然人手中, 一般就可能代表哪个国家的利益行使。

自然人国籍说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法人的资本属于哪个国家的人, 受哪个国家控制, 为哪个国家的利益服务。但法人的资本到底属于哪个国家, 有时候很难确定, 再者, 组成法人的成员处于流动之中, 那法人的国籍是否也需要随着自然人国籍的变动而变动?当法人成员的国籍各不相同的时候, 是按照大多数成员的国籍来确定, 还是按照拥有资本最大的成员的国籍来确定, 这都是问题。在发行无记名股票的股份公司, 法人的国籍又该怎么确定, 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所以自然人国籍说在战时还被采纳, 在现在和平时期, 国际贸易越来越频繁的现在, 各种各样的问题接踵而来, 此种学说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二) 住所地国籍说

住所地国籍说就是按照法人住所地来确定法人的国籍。法人的住所在哪个国家, 法人就具有哪国国籍。但是对于法人的住所地, 又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其一就是认为法人的管理机关所在地为其住所地, 也即以其董事会或监事会作为其住所地。因为监事会或董事会决定着法人的命运, 许多决策由此发出。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家就是以董事会或监事会所在地来确定法人国籍。其二就是法人的经营活动中心。当法人的经营活动中心所在地和管理机关所在地不同时, 以经营活动中心所在地作为其住所地, 如工厂等实际生产制作的场所等。因为经营活动中心就是法人实现其经营活动目的的地方, 所以以此来确定其法人的国籍。埃及、叙利亚等国家采用的就是这个标准。

住所地国籍说可以说的确是跟法人的国籍紧密相连的。容易确定法人的国籍。但是也有其缺点, 法人住所地即董事会或监事会的地址的变更是很容易的, 如果以其董事会所在地确定其国籍, 那么法人改变其董事会住所地, 则其法人国籍也随之改变。这样, 某些法人为了规避某国的法律, 便可以很容易的通过改变其董事会的所在地来改变其国籍。例如许多法人将其董事会设于税收较低等具有优惠条件的列士敦士登。采用经营中心地标准也有其不足之处, 因为同一个法人可以在不同国家设立经营活动中心, 在不同的国家进行经营贸易交易, 那么是否就同时拥有几个法人国籍呢?

(三) 成立地标志说

成立地标志说, 法人应当依其章程批准的国家为其国籍所属国或者以其成立登记地国为其国籍所属国, 总的来说就是根据哪个国家的法律成立的, 就具有哪个国家的国籍。戴西、罗兰、费奥尔等坚持这种主张, 他们认为, 一个组织之所以成为法人, 是由于某国的法律经过对其的审查批准和登记, 从而赋予它们以人格的结果。他所拥有的法人的资格是这个国家的法律所授予的2。

在现在, 若以设立地或成立地作为法人的国籍, 则法人的国籍就非常容易确定下来。而且法人的国籍需要哪个国家登记或批准, 则相对于其他标准而确定的法人的国籍相对更加稳定、不易变更。英美采取的就是这种标准。缺点是在可以选择设立地的情况下, 或是法系混乱的情况下, 一些法人以此来逃避法律, 选择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国家, 成为那里的法人。或是设立地在此国家, 但是却在另一个国家进行贸易往来, 对于原本来能够控制法人情况的国家难以掌握此法人的经济情况。

(四) 复合标准说

二战后, 各国贸易日益频繁, 经济交往日益增多, 法人也越来越重要。各种各样的问题层出不穷。用单一的标准已经难以解决问题, 由此提出了一种新的学说, 即复合标准说,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标准来确定法人的国籍。比如说把法人的住所地和成立地结合起来, 来确定法人的国籍。1951年7月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拟定的“关于承认外国公司、团体和财产法人享有法人权利的公约”草案中, 就规定了这种复合标志。1965年10月9日, 在国际法学会上, 关于股份公司的决议, 提出了一个为主, 一个为辅的方式。例如匈牙利是以登记地国法为主, 以主事务所所在地法为补充。瑞士和意大利是以设立地国法为主, 以管理中心地法为补充。3复合标准说使法人很难规避法律, 也有利于本国人对法人的监督管理。由于复合标准说的兼容性和稳定性, 也越来越受各国的亲睐。

三、各国采取不同标准的共同原因

确定法人的国籍的标准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各个国家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划分法人国籍, 从而导致这样的混乱的状况。其实在这些标准的后面,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国家利益。但是为什么不能具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状况不同, 造就了他们不同的需求, 为了他们的利益追求, 因此而产生了不同的标准。所以他们的法人确定标准, 是由他们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

如法国、瑞士等国家, 将管理机关作为法人的住所地, 作为确定法人的国籍。因为他们在众多小国家建立众多公司企业, 而其管理机关大都在自己国内;还有一些, 法人, 为了规避国内或他国的法律, 将自己的管理机关安排在管理松散且对自己有利的欧州这些国家。埃及、叙利亚等国家采用经营地标准, 因为想要控制那些发达国家在自己国家投资生产的法人。各个国家都是尽可能的采取对自己国家最有力的标准来确定法人的国籍。

因此, 在法人国籍划分问题上出现冲突, 是不同利益的结果。可以说, 法人国籍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 所以, 利益相似的国家, 可以采取相似的标准, 但在世界范围内, 法人国籍的划分是很难统一的。

四、总结

在法人国籍划分问题上, 笼统地肯定某一标准而否定其它标准, 并使各国统一于这一标准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应该在某些原则或指导思想下确定所要采用的标准。我们可以从本国的利益出发, 总结我们的历史、再根据现在本国的政治状况、经济情况等选择合适的标准, 这是划分法人国籍所应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

例如, 现在我国在正常贸易交往中采用的是法人登记地标准, 就是在准确的把握了我国现在的国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具体情况而采用的。其次, 为了能够顺利的进行国际经济交往, 还要与时俱进。具体说就是, 一个国家在确定划分标准时, 不能拘泥于上述标准的单独采用和几种标准的同时采用, 而必须根据具体情况, 在采用上述一种或多种标准时, 附加以其它措施规定。一方面补充上述各标准的不足, 另一方面解决各国因采用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影响国际经济交往的因素。我国实践中采用的对于外国法人在外国取得的国籍, 不论根据的是什么标准, 都予以承认的做法, 就体现了这一精神。第三, 划分标准的采用, 应因不同时期、不同情况而不同, 具体说就是一个时期采用的做法要反映这一时期国家利益的要求。这也是从本国利益出发和与时俱进原则的表现。

参考文献

[1]黄进.国际私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

[2]顾宇.国际私法[M].北京:中国检察院出版社, 2002.

[3]李金泽.公司法律冲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4]黄进, 何其生, 萧凯.国际私法.案例与资料[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5]李双元.国际私法冲突发篇[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马克思的国籍问题 篇2

《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简称《纽约公约》) 是国际社会为了统一各国有关裁决的承认和执行而制定的多边国际公约。公约第1条开宗明义的规定了适用范围, “仲裁裁决在一国领土内作成, 而在另一国请求承认和执行时, 使用本公约”“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认为该裁决不属于其国内仲裁裁决时, 也适用本公约”, [1]从适用范围中可以看出, 1958年《纽约公约》兼容了两种国籍认定标准:裁决作出地标准和非内国裁决标准 (也有学者称为“程序法标准”) 。非内国标准是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争论妥协的结果, 它适用于“执行国执行在其本国领域内作出并被认为不是执行国本国的裁决时, 即当承认和执行国与裁决作出国为同一国时, 而执行国认为在其领域内作出的裁决不是其内国裁决”的情况。而裁决作出地标准, 即意味着根据裁决作出的地点决定裁决的国籍, 如果裁决作出地为内国则为本国裁决, 如果裁决作出地为外国则为外国裁决。

这两种标准并不是平行的关系, 非内国标准只是地域标准的一种延伸和补充。[2]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 非内国标准的适用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承认和执行国与裁决作出国为同一国, 而执行国认为在其领域内作出的裁决不是其内国裁决”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在一个国家内部依据另一个国家的仲裁法进行仲裁, 那么该内国可能将该裁决视为外国裁决。但在实践中, 很少有当事人约定在一国境内根据另一国仲裁法进行仲裁, 并且当事人的约定必须得到裁决地和仲裁法所属国的共同承认才有效, 而国际社会中允许当事人进行约定的国家并不多。即便是作为仲裁程序法标准倡导国的德国法国等国家, 也逐渐只把裁决作出地作为判定裁决国籍的标准。

由此可见, 裁决作出地标准已经成为各国确定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国籍的主要标准。

国籍问题的确定一般只涉及到内国和外国 (也可以叫作本国和外国) 。但是研究我国对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区分必须首先弄清楚以下几个概念:国内裁决、涉外裁决、国际裁决、本国裁决与外国裁决。

根据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实践,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有以下两种分类:第一, 根据仲裁裁决中是否具有国际因素, 可分为国内裁决与国际裁决。第二, 根据仲裁地点的不同, 又可以分为本国裁决与外国裁决。[3]

我国立法中对裁决的分类很少使用“国际”这一术语, 更倾向于使用“涉外”或者“外国”这些词汇。[4]原先我国的仲裁法对于国内仲裁和涉外仲裁的区分, 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导致一段时间内法院以仲裁机构的性质对裁决进行分类。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处理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案件的若干规定》 (征求意见稿) , 明确涉外仲裁裁决是指我国境内仲裁机构 (既包括涉外仲裁机构, 也包括国内其他机构) 作出的具有涉外因素的裁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仲裁法中的“涉外仲裁”实际上与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国际仲裁’所指有一定重合, 国际仲裁包括涉外仲裁。为避免引起歧义和国际交往的便利, 笔者认为应当取消涉外仲裁的提法, 采用国际仲裁的提法, 与国际通行做法相一致。

如前所述, 仲裁裁决可分为本国裁决和外国裁决, 本国裁决依据我国仲裁法可以分为国内裁决和涉外裁决。我国法律对不同的裁决采用不同的执行标准 (国内裁决依据民事诉讼法217条的规定申请执行;涉外裁决依据民事诉讼法259条的规定申请执行;对于外国裁决, 依据民事诉讼法269条的规定) , 从相关法律中可以看出, 我国认定外国裁决的依据是“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 即以仲裁机构所在地为标准。也就意味着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境内作出的裁决, 依据我国法律的规定, 应当认定为外国裁决, 我国没有监督撤销权。

我国是《纽约公约》的成员国, 按照《纽约公约》第1条的规定, 应当是以裁决作出地为判定仲裁裁决国籍的标准, 但我国在加入公约时作出保留声明, 我国对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该公约, 该公约与民事诉讼法有不同规定的, 按该公约的规定办理, 对于在非缔约国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 需要我国法院承认和执行的, 应按照民事诉讼法204条的规定办理。[5]从上述规定可以发现, 我国把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境内所作出的仲裁裁决排除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外。那么, 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境内作出的裁决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属于外国裁决, 但按照我国的保留声明却不适用《纽约公约》, 这类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只能依据《民事诉讼法》269条的规定或者按互惠原则办理, 或者被法院认定为无效。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其它成员国, 那么依据《纽约公约》的裁决作出地标准, 这种裁决就被认定为是本国裁决, 裁决作出地国有权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在其境内作出的裁决行使撤销监督权。

正是由于我国相关规定的缺位及与国际社会认定裁决国籍采用标准的不一致, 导致了实践中的种种矛盾冲突。对于我国仲裁机构在外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和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 其国籍如何确定, 法律没有规定。按照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凡在我国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 无论其仲裁机构为外国仲裁机构还是我国仲裁机构, 均属于我国仲裁裁决;凡在外国领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 无论其仲裁机构为外国仲裁机构还是我国仲裁机构, 均应视为外国仲裁裁决。如果继续套用我国仲裁立法现有的规定, 只要是国外仲裁机构, 即使是在我国境内作出的, 裁决也视为外国仲裁裁决, 这种做法不仅不符合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而且也是与《纽约公约》相违背的。

实践中就有这样的例子, 如2002年的“德国旭普林国际有限责任公司诉无锡沃可通用工程橡胶有限公司案”。[6]本案涉及的问题就是, 国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境内作出的裁决是属于外国裁决还是属于本国裁决?前面我们已经提到,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69条采用了“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的提法, 表明我国立法上对“外国裁决”采用了“仲裁机构所在地标准”, 即凡是国外仲裁机构做出的裁决就是外国裁决。而《纽约公约》则规定裁决地标准是认定裁决国籍的主要标准。因此, 我国将外国裁决规定为外国仲裁机构的裁决既不符合《纽约公约》的有关规定, 也与国际商事仲裁的普遍实践不相吻合。另外,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实际上指的是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境外做出的裁决, 法律并没有对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境内做出的裁决的国籍问题做出规定, 因而将本案裁决认定为我国内国裁决也是欠妥的。这样, 法院在对此裁决认定时就会陷入这样的困境:认定为外国裁决, 不符合《纽约公约》的规定及国际实践做法, 认定为内国裁决, 又没有法律依据。

此类案件的出现, 向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提出挑战。应该认识到, 随着现代国际商事的迅速发展, 双方当事人选择外国仲裁机构进行仲裁, 甚至该仲裁机构指定在我国境内进行仲裁的案件越来越多, 如何认定仲裁裁决国籍的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与我国加入《纽约公约》时所作的声明, 已无法解决我国目前所面临的难题, 已成为影响仲裁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我们必须对其进行修改和完善:

笔者认为, 首先在仲裁裁决国籍认定问题上, 以裁决作出地为标准。这样不仅符合《纽约公约》的规定, 也与国际实践相一致。

其次, 把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69条中的“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改为“外国仲裁裁决”。因为根据裁决地不同, 国外仲裁机构作出的的裁决既可能是本国裁决, 也可能是外国裁决, 诉讼法原意只是要规定外国裁决的执行方式, 修改后表述更加精准。

最后, 应当在立法上厘清下列裁决的国籍问题:外国仲裁机构适用我国程序法在我国境外做出的裁决;我国仲裁机构适用外国程序法在我国境内做出的裁决;我国仲裁机构在境外适用外国程序法做出的裁决;我国仲裁机构适用我国程序法在境外做出的裁决。我们应该明确, 凡是在我国境内作出的裁决, 不论该仲裁机构的所在地在哪, 不论适用什么样的仲裁规则和法律, 均应视为我国裁决。

参考文献

[1]《纽约公约》第1条第1款.

[2]张艾青.从《纽约公约》的适用范围看我国立法和实践.政法论丛.2007.8, (4) .

[3]赵秀文.论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国籍及其撤销的理论与实践.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 (1) .

[4]赵秀文.浅谈我国仲裁裁决的分类.北京仲裁.

[5]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第1条.

国际法视角下的中国双重国籍问题 篇3

国籍就是指一个个人作为一个国家的成员而属于这个国家的一种法律上的身份。因为个人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有了这种法律上的身份, 他就与这个国家发生了一种特别的法律关系。那就是他就被认为是这个国家的国民。而且, 他对自己所属的国家享有着外国人所不能拥有的权利, 也负担着外国人所不负担的义务。我国学者普遍认同李浩培先生关于国籍的定义。

虽然国籍随着世界分为一系列国家而发生, 并且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发展, 虽然一国的国籍是对其他国家都有影响的事项, 但是, 按照现行国际法, “国籍问题原则上属于每个国家主权的事项”。这个原则被1930年关于国籍法抵触若干问题的海牙公约的第一条肯定, 并且在常设国际法庭的咨询意见以及国际法院的判决中也得到认可。国际法学家和一些学术团体目前都比较赞同这个原则。

二、双重国籍问题

双重国籍是指一个人同时具有两个国家的国籍。

(一) 双重国籍产生的原因

产生双重国籍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1.出生原因:有的国家对国籍的取得采用血统主义原则, 有的国家采取的则是出生地主义原则。如果侨民本国的法律采用血统主义原则, 而其侨居地国家的法律采出生地主义原则, 那么其在侨居地所生的子女, 一出生便具有的双重国籍。而如果儿童父母的国籍不同, 那么就使儿童出生就具有双重国籍的几率变得更大了。

2.婚姻原因:有的国家的国内法规定, 本国人与外国人结婚, 其配偶可以自动取得本国国籍。如果一名女子与外国人结婚, 按照其本国法, 结婚的原因并不能使其丧失本国国籍, 但按其丈夫所在国家的法律规定, 就因结婚而取得其丈夫所在国家的国籍。因此, 这名女子就成为一个具有双重国籍的人了。

3.收养原因:有的国家法律规定, 本国人收养了外国人, 即取得本国国籍, 然而还有的国家法律规定, 收养并不影响国籍。也就是说, 本国儿童并不因为被外国人收养而丧失本国国籍。假设采取上述第一个原则的国家的人收养了一个采取了上述第二个原则国家的人, 那么这名被收养人就成了一个具有双重国籍的人。

4.入籍原因:各国对于入籍或退出原国籍以及入籍对有关家庭成员的影响的规定不同, 因此常常会因为入籍而产生双重国籍的情况。比如, 有的国家法律规定, 接受入籍并不以退出其原国籍为前提条件。然而有的国家则规定, 本国人退出本国国籍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的批准手续。如果一个申请入籍人的本国法律要求必须经过批准才能退出本国国籍, 而其申请入籍国并不要求必须退出其原国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人就具有了双重国籍。

5.认知原因:各国的法律对于非婚生子女的国籍问题有着不同的规定, 也有可能产生双重国籍问题。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以下简称“国籍法”) 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此条关于反对双重国籍的规定产生的背景主要是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遍布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在当地受到迫害, 使新中国不得不“放弃”了双重国籍。

新中国建立之初, 居住于东南亚的华侨有1000万人的庞大数量, 由于我国之前在国际问题上一直采取的是血统主义原则, 因此很多海外华侨就具有双重国籍。而作为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东南亚各国, 出于高涨的民族情绪, 很多东南亚国家接受不了本地的华侨这种模糊的身份。

屋漏偏逢连阴雨, 西方国家大肆渲染新中国“红色政权”的威胁, 导致东南亚的部分国家认为“共产党中国”的存在是一个威胁, 非常担心华侨是共产党中国向东南亚国家渗透的一个载体。华侨问题也因此造成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疑虑, 那个时期发生了查封华侨的报馆、社会团体、办学等反华浪潮, 与上述这些原因都有一定的关系。

出于消除东南亚邻国疑虑和打破外交孤立的局面的考虑, 新中国选择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这样的法律规定在当时确实有利于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以及海外华侨同胞更好地融入侨居地的生活。

三、承认双重国籍的趋势

从历史沿革来看, 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是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情况下做出的, 而现在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要潮流, 国际政治格局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旧有的国籍法已不能适应当前的潮流。

(一) 大部分国家承认双重国籍

目前, 全世界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明示承认或者默认双重国籍, 而且一些国家通过制定国内法或开展国际合作来限制双重国籍的效果正在大打折扣, 因此导致一些国家只能被迫接受。

随着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双重国籍的情况发生几率升高,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接受或者默认双重国籍, 并且以前所签订的国籍公约开始不符合实际。部分国际组织开始修订以前的国籍公约, 例如欧盟在1977年订立的《欧洲国籍公约》就是取代了1963年订立的《关于减少多重国籍现象和多重国籍状况下兵役义务的欧洲公约》。而在美洲这种情况更是戏剧化, 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六个拉丁美洲国家通过国内法明确承认双重国籍, 这使得1933年的美洲国家之间订立的国籍公约已经名存实亡了。其他的国家以前会通过国内的立法规定来防止双重国籍的问题, 但现在这也被规避掉了。比如, 墨西哥在1997年颁布的新国籍法, 其中规定那一部分通过归化外国的墨西哥移民又可以重新获得墨西哥国的国籍, 在此之后, 美国就不得不承认移民到自己国家的数以百万的墨西哥人拥有双重国籍。

(二) 承认双重国籍的优势

近来改变国籍政策为承认双重国籍的, 主要是一些新兴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始意识到, 与发达国家相比, 自身缺乏足够的竞争力, 即使是本国出生的居住于海外的顶尖人才, 让这些人放弃国外的一切是个艰难的选择题。正因如此, 印度、韩国、巴西、越南、菲律宾、墨西哥等在海外有一大批高精尖人才在外的世界上新兴国家, 在20世纪90年代后都逐步地改变了国籍政策, 明确地或者默认了双重国籍。

事实上, 移民政策已经成为了人才战争中的利器。目前, 我国在全球的人才争夺市场中仍然是出入劣势的。继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博士生输出国后, 中国又成为了博士毕业后居留在美国人数最多的国家。由此可以看出, 我国在对外贸易中虽然有着很大的贸易逆差, 但在人才交易中却有着巨大的逆差存在。

对于双重国籍的放开, 在全球化发展迅猛的今天相当利于吸引大批的海外人才、技术、资金。当今, 冷战早已结束,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经过了30多年, 国内改革的深化以及对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这些都需要人才跨国界、跨地域流动来作为支撑。改革开放之后, 据统计移民海外的华人超过700万, 留在国外而不归国的留学生已超百万人, 这一部分人才拥有着巨大的资金、技术和智力资源。如果实行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 这些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的回归将会倍增, 并且利于提升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向心力。

(三) 相关立法的加快以及国内外呼声高

于2004年施行《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被称为中国的“绿卡”制度。《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规定, 对在我有关单位任职的外国籍高层次人才, 在中国有较高数额直接投资的外国籍投资者、对我国有重大突出贡献或国家特别需要的人员以及夫妻团聚、未成年人投靠父母、老年人投靠亲属等家庭团聚人员, 可以授予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这就是中国“绿卡”。

这一办法的发布使得双重国籍的问题又再次回到人们讨论的焦点之中。海外华人大都希望中国能承认双重国籍, 他们虽然被迫放弃中国籍而加入外国籍, 但他们的家人和根都是在中国, 仅仅是因为国籍问题而与心中的祖国各在一头了。从1999年, 在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 政协代表陈铎等12人提了题为“关于撤消’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规定的建议案”的第2172号提案, 到2013年4月26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二十六次会议对《出境入境管理法 (草案) 》进行了第二次审议。这些年来关于承认双重国籍与否的问题的提案每年都会出现在议程表上。

因此, 海外华人的共同期望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次提案都已经表明承认双重国籍或者改变我国国籍法的相关规定是值得考虑的。

四、我国承认双重国籍的参考模式

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国情, 直接承认双重国籍未必是可行的, 但对于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模式,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部分承认模式、瑞典的对等承认以及逐步放宽外国人在中国的永久居留许可制度, 都能对我国未来如果修改国籍法及承认双重国籍政策起到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一) 部分认可双重国籍模式

尽管根据我国台湾地区2000年《国籍法》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外国人申请归化者, 应该提出丧失其原有国籍的证明。也就是说台湾当局不认可先有外国国籍后有台湾地区国籍而造成的双重国籍情况。2000年《国籍法》第十条, 严格规定了担任政府公职人员不得拥有双重国籍。

(二) 对等承认模式

对等承认模式如瑞典的新国籍法规定, 瑞典公民加入了其他国籍之后, 仍然可以保留其原瑞典国籍, 外国人在加入了瑞典国籍之后也能够保留原国籍。但前提是相关的国家也必须承认双重国籍。

(三) 永久居留许可制度

缺乏永久居留许可比对双重国籍的不承认带来的问题更多。中国移民法律方面的专家刘国福从其数年来研究中国移民、国籍等问题的经验中, 得出对于中国绿卡的一些见解。他认为现在的中国绿卡的门槛非常高, 这样并不利于吸引人才和技术引进。而且根据公安部的数据, 截至2011年底止, 持有中国绿卡的外籍人士只有1735人, 平均约为每年只有248人能拿到绿卡。

综上, 双重国籍的放开, 有利于在全球化发展迅猛的今天, 吸引海外人才、技术、资金;然而反对双重国籍, 并不能防止人才和资金的流失。同样可以看出, 开放双重国籍, 于海外的华人将能取得或者不再失去中国的国籍, 海外华人对于中国的向心力以及吸引力也将大大的提高。与此同时, 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也将得到巨大的提升。在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时候, 可以同时修改国籍法, 实行双重国籍政策, 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把世界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优秀文化成果带到中国来, 让我国的“走出去”战略进行的走的更加自信与平稳, 把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介绍给世界, 让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联互动更加缤纷多彩。

摘要：中国历史上曾默认双重国籍,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1980年国籍法的颁布, 规定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然而,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明示或默示双重国籍, 以利于参与国际竞争, 吸引人才和技术。在这种大趋势下, 中国双重国籍问题又被讨论了起来。如果中国重新承认双重国籍, 符合国内深化改革和国际形势, 并且有一些适当的模式可供参考。

关键词：国籍,双重国籍,参考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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