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机构家庭教育

民间机构家庭教育（精选7篇）

民间机构家庭教育 篇1

民间借贷作为民间金融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从私有财产出现,社会呈现出贫富两极差异之时,民间借贷就慢慢的开始兴起。近几年,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了民间借贷市场,民间借贷已经逐渐发展成一种理财的金融手段,民间借贷中介机构也正逐步走向正规和完善。

一、我国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现状

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是为借贷双方提供中介服务的第三方。中介公司负责对借贷双方进行信息的登记和匹配,撮合双方借贷关系的形成。对于每一笔业务,都会按照贷款的额度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由借款方支付。民间借贷归根到底是一种抵押贷款,到期后,如果不能按时还本付息,抵押物的所有权会从借款方转移到贷款方。

(一)发展概况

全国各地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大多是在2003年前后发展起来的,这是因为,2003年8月开始,中央开始宏观调控,央行一连串紧缩银根的政策让民间借贷的主要借款人: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们倍感资金压力,资金需求量一路增加。另一方面,国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近年来中小企业的持续活跃也培育了日益壮大的借款人队伍。而其借款频率高、金额小、风险大的特点,使银行从中获利不多、收益不大,自然银行不愿将本就不多的贷款资金放贷给中小企业。与此同时,相对于银行,民间借贷有手续简便、贷款要求宽松、放款周期短等特点,自然民间借贷就成为了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最佳选择。

(二)主要类型

目前市面上的民间借贷中介公司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仅做中介业务的公司,一般规模较小,仅负责撮合借贷双方借贷关系的形成,从中赚取手续费。第二类是规模较大的担保公司,及除了一般的中介业务外,还同时为银行和民间借贷提供抵押物的担保服务。第三类除了上述两类的业务类型外,还提供自有资金的放贷。也就是说,中介机构本身作为贷款人,与借款人直接签订借贷合同。

(三)主要功能

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快速兴起和迅速发展源于其在民间借贷中拥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主要有以下三点:

1、减少交易成本。

民间借贷发展至今,仅在熟人之间进行的借贷已经无法满足借贷双方的基本要求,因此,双方都要花更多的金钱和精力去寻找合适的交易条件。这在无形中就大大增加了彼此的交易成本。而中介机构可以通过搭建交易平台的方式,进行借贷方的匹配,形成规模效应,达到减少交易成本的目的。

2、降低信息的非对称性。

由于借贷双方互相不了解,缺乏信息的互通,会导致事前利率约定过高、贷款额度不足和事后无法还本付息等风险存在,严重损害借贷双方的利益。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出现,适当的降低了这类风险。交易前,借贷双方都要经过中介的审查,如此可降低骗贷事件的发生;签订合同时,中介可以充当见证人的角色;一旦到期不能还本付息,中介机构还可以通过调解和转贷的形式,降低借贷双方的损失。因此,民间借贷中介的存在,降低了因借贷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而引发的风险。

3、维护经济稳定,推动经济发展。

随着国家对民间借贷的态度由原来的抑制打压逐渐转变为鼓励引导,一些从前资金需求旺盛却无法从正规金融业界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现在可以通过正规的民间借贷途径,寻求资金进行生产。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也维护了经济的稳定并且进一步推动了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通过上述对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现状的分析与理解,可以看出,中介机构在民间借贷市场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其所处的行业环境和行业性质,决定了民间借贷中介机构面临的风险是不能被轻易忽视的。

二、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其成因

(一)借款人性质引发的风险

民间借贷借款人的性质,决定了民间借贷具有较银行更高的风险和收益。首先,借款人多为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属于信用评级中较差的部分。这些无法得到银行贷款的所谓次级客户,只能寻求民间借贷来融通资金。其次,因为民间借贷借款人涉及范围广,信用层次不一,对于放贷人来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虽然中介的存在起到了一定降低此类风险的作用,但其到期的违约风险仍然不能被忽视。一旦违约,不仅会损害借贷双方的利益,也会对民间借贷中介的信誉造成影响。

(二)抵押物单一引发的风险

民间借贷是一种抵押贷款,其抵押物的种类绝大多数为借款人所持有的房屋,种类单一,不利于防范风险。正如美国的次贷危机,便是由于将资金以房屋抵押的形式贷款给了次级客户,到期客户违约数量太多,银行大量抛售抵押的房屋,导致房价大跌,使银行亏损乃至破产。对于民间借贷也是如此。单一的抵押物,易受当地房价的影响。一旦房价大幅下跌,将对贷款方的利益造成极大损害。同时,也会对中介机构的信誉造成影响,严重时会导致破产。

(三)中介机构自身存在的风险

1、中介机构性质所决定的风险。

中介机构绝大多数属于普通民营工商企业,这就使得贷款人通过中介签订借贷合同时,面临一定的风险。因为借款方的详细资料是由中介机构保管的,一旦中介破产倒闭,贷款人到期后收回本息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同样,因为是民营企业,对于中介本身的合法可靠性,借款人和贷款人往往不能轻易分辨,这在无形中就加大了借贷双方的风险和隐患。

2、中介机构监管不严所带来的风险。

借贷双方从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变成签订合同的借款方和贷款方,其中起到关键桥梁作用的就是中介机构。在签订合同前,中介要对借款人进行审查,包括借款人的身份资料、资产和信用证明及抵押物的估价等等。中介机构赚取的是每笔交易的手续费,因此有些中介机构急于谋求私利,对借款人的审查草草了事,对抵押物的估价十分随意,一旦出现违约现象,将使贷款方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另一方面,借贷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一般较为简单,出现违约现象后,容易引发纠纷。监管不严所带来的风险,对于借贷方和中介机构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三、民间借贷中介的风险控制与管理

对于上述的风险,我们在认识到它们必然存在的同时,也理应寻找合适的途径,来降低这些风险发生的概率,使民间借贷能够更加的合理、科学和可靠。

(一)加强立法,规范中介的监管行为

作为民间金融一种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民间借贷在国家整体经济中处于不可或缺的地位。国家和地区应该继续加强立法,完善对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监管,规范其中介行为。对于非法中介甚至地下钱庄和高利贷,应依法予以严惩。对于口碑好,信用度高的中介机构,政府应提供资金扶持其发展,并定期开展经验交流会等类似的学习活动,帮助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借贷双方提高辨别中介好坏的能力,以此促进全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二)抵押物品的多样化和灵活化

单一的房屋抵押品,无法应付突如其来的房价震荡和经济萧条。对此,我们不妨扩大抵押品的种类。除了房屋外,亦可抵押车船,还可将一些常见的质押品列入其中,如:国债、人寿保险单、存折等等。同时,鼓励借款方以抵押品组合的形式进行抵押,使单个抵押品的抵押价值降低,以维护借款人的利益。对于贷款人,其可以在借款人提供的抵押品组合里选择他认为最保险的一种,作为实际交易的抵押品。通过对抵押品进行多样化和灵活化,可以减少借贷双方的违约风险,同时也降低了中介机构的信誉风险。

(三)建立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统一交易信息平台

身为普通企业,民间借贷中介机构对于借款人身份、资产和信用证明等资料的审查肯定不会像正规金融机构那样深入和细致,这就会导致中介机构不能“火眼金睛”的分辨出借款人的真实信用情况。对此,各地的中介机构也进行了一些自己的尝试。以青岛市来说,自2007年以来,青岛市多家信誉良好的民间借贷公司共同发起建立了“青岛民间借贷服务行业联盟”,参加联盟的各成员之间进行信息沟通和定期合作,可以事先排除信用较差的借款人,降低到期的违约风险。

据此青岛模式,本文建议:国家应投入力度,建立像上交所和深交所模式的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统一交易信息平台。成立借款人黑名单,用政府的力量,对借款人和放贷人进行信息的统一管理和审查。

摘要：随着温州金融改革实验区的成功设立,民间借贷中介机构也随之兴起。文章主要论述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风险及其管理,阐述了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现状、存在主要风险和现阶段进行民间借贷中介机构风险管理的三个主要方向,以期在未来民间借贷能够更加合理化、科学化、阳光化。

关键词：民间借贷,中介机构,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1]王广伟.探求民间借贷中介兴起之谜[N].河南日报.2006-3-30作者简介:

民间机构家庭教育 篇2

南方日报记者 吴永奎

在关外大区宝安,自2009年4月诞生首家民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下称“社工机构”)至今,宝安共有社工机构3家。这对于目前深圳38家社工机构总数而言,或许是沧海一粟,但值得关注的是,宝安的民间社工机构具备了充分的多样性:就机构而言,以个人之力举办者有之,依托企业集团举办者亦有之；就服务而言,从政府竞得社工岗位后运行者有之,以机构之力独立开展社工服务者亦有之„„正是这种多样性为观照整个深圳近年来社工职业的发展及社工机构的运作,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窗口。

透过宝安这个窗口来看看深圳社会工作试点的成果:社工理念渐入人心,社工岗位增加至834个,社工机构增至38家,本土见习督导诞生,社工立法推进,社工人才成长机制渐趋完善、政府财政支持渠道日益顺畅„„

但同时也有问题需要反思:社工机构资金来源过于单一,发展瓶颈亟待突破,专业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理念需要革新„„

成果固然可喜,反思则弥足珍贵,此组报道直面社工机构发展中的种种困惑与反思,并不惮于求索破解之策,冀望为正向纵深推进的深圳社会工作提供镜鉴。

3月19日,由民政部和深圳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10年社会工作国际论坛”在深圳隆重开幕,这是该论坛第二次在深圳召开。自2006年被民政部确定为社会工作试点以来,深圳便处于聚光灯下,这座先锋城市倡导的“政府主导、民间运作”的社会工作格局与路径定位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的运作模式为社会各界津津乐道。

但即使是在这种模式下,民间社工机构仍面临重重困境,譬如资金瓶颈、专业人才匮乏等等。

资金瓶颈

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已成社工机构发展的硬性约束,并制约了民间社工机构的发展。

在深圳市38家民间社工机构中,获得社工岗位的社工机构不过20余家,尚有1/3的机构在艰难地自行运营、自生自长。

“看天吃饭”的譬喻直观地揭示出社会工作领域一种普遍的行业心理———在“政府主导、民间运作”的工作思路指引下,政府财力的投入顺理成章地成为社工机构运作资金的重要来源,甚或命脉所系,很多社工机构因为过于依赖政府资金而出现了无法运营的状况。

一月后的“五四”青年节,是宝安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下称“阳光中心”)成立一周年纪念日。总干事张军粗略估算了一下一年来服务社的各项花销,不觉吃了一惊,“差不多有40万元”。

这些花费包括服务社租金、场地装修、办公用品采购、管理人员和社工工资、开展社工服务的费用等不一而足,而这些费用,张军坦言,“全部是自己掏的腰包”。

40万元!这个数字大大超出了张军的预算。在服务社成立之时,张军很乐观地认为,“服务社开起来就会有社工岗位,以后的运营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了”,对服务社的前期投入预算“也就十来万元”。

2009年5月15日,诞生不过10天的阳光中心匆匆参加了深圳市社工岗位的竞标,其“草根”特点与经验不足没有获得政府民政部门的青睐,张军空手而返。

根据深圳市民政部门厘定的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标准,每个社工岗位每年拨付6.6万元,用以支付社工一年的薪水、管理、办公和活动费用,没有竞得社工岗位便意味着社工机构必须自行为社工开展工作“埋单”。

从去年6月至11月,阳光中心先后开展了三个项目的调研工作,所有费用全部自行承担,直到去年12月“关爱自闭症患儿”项目得到深圳市福利彩票公益金的资助,阳光中心才告别了独立苦撑的局面。

以乐观的预期起步,最终以个人之力勉力维持机构运行的,绝非阳光中心一家。宝安一位不愿具名的社工机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在深圳市38家民间社工机构中,获得社工岗位的社工机构不过20余家,尚有1/3的机构在艰难地自行运营。

据深圳市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下称《社工队伍建设意见》),财政资金对社会工作发展处于“主渠道地位”,公共财政将成为社会工作经费的主要来源。而在张军看来,通过获取社工岗位的方式获得资金,渠道过于单一,无异于“看天吃饭”。

深圳首家社工机构鹏星社工服务社(下称“鹏星”)负责人易松国对此也颇有同感。2007年鹏星在深圳社工试点起步之际,便获得41个社工岗位,2008年这一数字增加到75个,即便如此,易松国也认为,鹏星的发展“靠‘天’(政府)吃饭”,“机构的自我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很低”。

“看天吃饭”的譬喻直观地揭示出社会工作领域一种普遍的行业心理———在“政府主导、民间运作”的工作思路指引下,政府财力的投入顺理成章地成为社工机构运作资金的重要来源,甚或命脉所系。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已成社工机构发展的硬性约束早已引起各方关注。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会长段慧霞在分析上海浦东民间社工机构管理存在的问题时,便直截了当地指出,资金成了制约民间社工机构发展的主要瓶颈,很多社工机构因为依赖政府资金而出现了无法运营的状况。

人才困局

社工人才奇缺早已为业内人所共知,而在深圳一隅,社工人才短缺这一普遍矛盾又因为评价标准的特质而呈现出特殊性。在人才本就缺乏的大环境下,深圳社工大多是应届毕业生,缺乏在一线滚打的经验,实际操作能力较差。

而在职业社工培养中,长期以来存在“技术唯上”思想,注重实务技巧而轻视价值理念,可能导致部分职业社工丧失基本的价值准则和专业伦理精神,无法长期坚持做好社工服务。

谈到一年来尚德社会工作服务社(下称“尚德社工”)的发展感受,尚德社工负责人、尚德教育集团总裁江秋文直言不讳:“最困难的是优秀人才难觅。”

尚德社工有两项“第一”让江秋文颇感自豪:其一为在宝安率先成立,其二为率先竞得社工岗位。目前,尚德社工旗下有社工人员20余名,全部为高校社工专业毕业生。

这样一支堪称雄厚的人才队伍足令不少同业者仰望。据记者了解,在我国,超过200所高校设立了社工专业,每年毕业的学生约在1万名左右。然而,高校社工学生毕业后从事本专业的并不多。

据媒体报道,2008年,600多万人口的香港也不过拥有2万名专业社工,而当时1800万人口的上海却只有约3000名专业社工；广州社工缺口为1.5万人。

在人才本就缺乏的大环境下,能够拥有一支不小的队伍,江秋文却并未表现出太多欣喜。

“几乎清一色的是应届毕业生,非常缺乏社会工作实务的经验。”江秋文认为,社会工作是一项要求极高的职业,社会工作者应当成为“杂家”,除应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外,实际操作能力也有很高的要求,但高校社工专业开设不久,当下的社工人才普遍年轻稚嫩,刚刚走出校门,缺乏在一线滚打的经验。

在江秋文的人才评价体系中,优秀的社工类人才必须具备三大要素:一为理论知识,二为专业技能,三为专业伦理,或曰专业价值观。其中,江秋文最为看重的是第三者,“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价值观却不是靠学习可以树立的,而这一点恰恰是社工类人才必须具备,同时又是不少社工专业毕业生所缺乏的最重要素质”。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文军教授在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主要困境时,也提到了江秋文担忧的一点,即职业社工培养中价值理念与实务技巧的错位。文军指出:“价值理念是社会工作的灵魂和核心所在,但在职业社工培养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技术唯上’的思想,这种注重实务技巧而轻视价值理念的认识非常危险,可能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部分职业社工丧失基本的价值准则和专业伦理精神,这种人即使有良好的社会工作技巧,也无法长期坚持做好社工服务。”

江秋文坦言,以他的标准来度量,非社工专业人士,而不仅仅是社工专业或与之相关专业的毕业生,都可以成长为优秀的社工类人才。

这显然是一个极具开放性的人才评价体系,但能否与深圳试点的现实兼容尚且存疑。

记者查阅深圳市《社工队伍建设意见》发现,深圳市对于具有专业背景的社工类人才青睐有加,明确提出“要大力引进具有专业背景的社会工作人才,鼓励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在我市参加职业水平考试并登记为社工”。

同时发布的《深圳市社工机构评估内容和标准》也在社工机构的“社工配置”评估(总分50分)中提出,“机构招聘社工的学历,90%以上为社工及相关专业(即社会工作、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全日制本科或以上学历,其中社工专业毕业者不低于70%,得20分”,而“社工及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社工不足70%者,得0分”。

尚德社工副主任黄宇丹认为,对社工人才专业与学历背景的强调,固然可以为这一职业的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奠基,但也可能因此而缩小社工类人才的引进与培养领域,从而可能从侧面限制了优秀人才进入这一领域。

路在何方 无论是资金瓶颈还是人才短缺困局,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民间社工机构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阳光中心总干事张军希望,各个社工机构都肩负一定的使命并自我主导发展方向,或主攻司法领域,或专注于残疾人服务,而不是被动依赖政府设置的社工岗位,异化为社工人才的中介机构。

尚德社工负责人江秋文则提出了建基于政府对社工机构的一揽子减负与优惠政策体系上的社工机构“自我造血”的理念,提出政府可依据区域人口的多寡来规划社工机构的布局,并将社区隶属于政府的物业提供给社工机构,以减轻社工机构的前期投入。

对于社工机构的长远发展,阳光中心总干事张军坦言,最希望看到的局面是,各个社工机构都肩负一定的使命,并自我主导发展方向,或主攻司法领域,或专注于残 疾人服务,而不是目前“被动依赖政府设置的社工岗位,异化为社工人才的中介机构,或为生存所迫,一拥而上争抢社工岗位,发展毫无头绪。”

或许是早已预见到了试点中可能出现的乱象,深圳市《社工队伍建设意见》在发布之时便前瞻性地对社工机构发展所需资源作出了细致规划,既提出“确立财政资金对社会工作发展的主渠道地位和导向作用”,也提出大力拓宽社会融资渠道,鼓励引导社会资金向社会工作投入,这其中包括推动非公募基金会向社工机构倾斜,落实公益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社会捐赠资金投向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等。

但对这些提法,张军一一提出了疑异:“深圳社工试点基本照搬香港,香港的社工事业发达,社会捐赠氛围浓郁,但在内地,社工是一个新生事物,也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捐赠氛围,公众还没有对社会工作建立起普遍的职业信任和社会认同,谁敢把钱捐给你?”

社会捐赠似乎此路不通,而公益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思路也不被看好。这一设想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显然,深圳有意借此调动企业界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并有效弥补政府财力不足的短板。但记者就此咨询宝安一家民营企业老总时,对方说:“这个想法难以实现。”理由是,“国内企业所得税税负超过20%,不少中小企业都会在财务上下点工夫,对外显示收支持平,以此来合理避税”。

各条融资渠道似乎在当下都难以通达,那么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社工机构获取资金的渠道唯政府马首是瞻,太过于单一,其对社工机构发展的约束力或许更甚于社工专业人才短缺的影响力。

对此,张军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破解之法———推动购买主体多元化,允许民间购买,尤其是企业购买服务。作为宝安一家电子企业的负责人,张军发现,不少大企业已有意识地设置员工关系专员这一职位,来处理企业的劳资纠纷等。

“这些企业就是社工服务的潜在购买客户,现在要做的就是加大宣传力度,让民间更多地认识社工职业的价值所在,并自动购买服务。”张军的另一个想法是,社工机构可以考虑向各类群团组织如妇联、残联、共青团组织、慈善会等“借力”,“这些部门其实也有服务社会的职能,如助残敬老等,他们完全可以与社工机构衔接合作,资源共享,藉此改变由政府民政部门单一购买的局面”。

与张军的大胆相比,尚德社工负责人江秋文的想法具体而务实,他明确提出了社工机构“自我造血”的理念,而这一理念建基于政府对社工机构的一揽子减负与优惠政策体系上。

作为一名企业家,江秋文并不讳言在举办尚德社工之初有种种“趋利”想法,但主持尚德社工一年后,他打消了逐利的念头,转而主张“以尚德社工提升尚德教育品 牌的美誉度和社会服务的形象”。即便如此,向尚德社工持续不断地投入仍然催动了江秋文反思的神经,“虽然从事公益不言利润回报,但企业的积极性从何而来呢?政府是否可以提供更多的支持?”

在江秋文的造血思路里,针对社工机构及其举办方构建一个政策优惠体系显得尤为迫切。他提出,政府可以学习香港,依据区域人口的多寡来规划社工机构的布局,并将社区隶属于政府的物业提供给社工机构,以减轻社工机构的前期投入。

针对大部分社工机构都依托于某一企业支持的现状,江秋文认为,作为一种激励措施,政府不妨对机构的举办方给予税收等方面切实的支持,助力其殖产兴业。同时,对于社工机构本身,除了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还可以考虑允许其在服务中针对某些项目适当收费,并由政府负责对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进行审批,规定收费所得限定用于社工事业等。

“政府也可以建立社工机构质量服务等级体系,对于达到不同等级的机构在岗位、项目等给予支持。”江秋文说。

■ 新安观潮

社工不能成为“政府雇员”

社工,最早出现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为解决当时日益严峻的贫困问题,伊丽莎白政府于1601年颁布《济贫法》,开启了政府主持社会救济事业的做法。《济贫法》是将社会工作的重要性通过法律手段加以宣示和实现,另一方面,政府也能通过大量的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服务工作,降低行政成本,加强社会自我修复能力。

相比于英国拥有400多年的社工发展史,中国的社工起步非常晚。上世纪20年代,一批海外留学回来的学者,把西方的社工概念带回中国,在大学里开始讲授相关课程,从事社会服务活动,并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当时,北京协和医院里就有了社工的岗位。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些活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并因社会的变革而中断。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浦东新区才开始出现国内最早的职业社工。

应该说,社工在中国的重新发展,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大发展的需要,更源于政府社会工作政策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新世纪以来,在“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导下,社工被政府作为能够协助其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非政府渠道”而得到大力提倡和扶持。

尽管如此,社工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仍然遇到诸多困境,如人才短缺、资金瓶颈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与社工起步晚、资金获取渠道单

一、社会未对慈善社会形成强烈共识等大环境息息相关。有理由相信,随着环境的变化与政策的进一步扶持,这些问题将得到改善。但是,在目前政府掌控资源的社工发展体系下,有一个问题必须在现阶段就得到高度重视,这就是社工行政化倾向。

目前,政府开发的社工岗位多在处理民间纠纷、教育帮扶和医疗协助等领域,在以前,这些问题都是由政府一手包办的,因此在群众中形成了“有事情找政府”的惯性思维。为了让社工第一 6 线接触介入这些问题,社工多被派驻进入政府的服务窗口。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上,社工的作用很难发挥,并有被所处环境行政化工作氛围同化的倾向。

笔者接触的多名社工均认为,与政府职能部门密切相关的社工岗位,受限制太多。政府工作人员对社工工作性质缺乏了解,对如何发挥社工作用缺乏认知,只是简单地将其作为行政工作的辅助人员使用,按照行政工作的条条框框来约束他们,使得社工疲于应付各类文书汇报,难以放手开展社工工作。

那么,政府工作人员对于社工究竟是怎么看的呢?一名在基层综治部门工作多年的公务员只用一句简单的话评价———作用不大。在他看来,担任社工的都是一些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对基层矛盾的复杂性缺乏了解,在民间纠纷的调节上还不如邻里间的老人家有办法。双方之间的互不理解,导致社工在实际工作中的举步维艰。

从目前中国社工发展的状况看,政府仍将是推动的主导力量,由政府开发岗位分配给社工的模式也仍是主流,社工工作也将长期与政府职能部门产生紧密联系。那么,政府作为主导者,有必要在社工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政府职能部门如何增进对社工工作的理解上多下工夫,否则,政府大力推动的社工工作,就有产生新一批“政府雇员”的危险。

公益创投之途

福利公益金牵扯出的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公益创投(VenturePhilanthropy)”与促进社工机构发展的崭新途径。

公益创投为公益组织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机制,它不同于企业单纯向公益界捐款的传统模式,而是将风险引入公益领域,输入企业界在资金与管理方面的资源,同时选择资助项目,引导公益组织充分发掘公益创意,使之契合社会需求,有较强的操作性和模式的可复制性,这种既关注公益项目又关注公益组织能力建设的模式有助于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不是深圳福利彩票公益金的资助,张军可能至今还在将自己电子公司的利润往阳光中心投,而江秋文主持的尚德社工,去年也以一项“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项目从这一公益金中获得了项目资金。

福彩公益金,这个名词在记者与张军和江秋文的交谈中,一闪即过,但在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那里,却具有别样的深意,它牵扯出的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公益创投(VenturePhilan-thropy)”与促进社工机构发展的崭新途径。

在官方话语体系中,民间社工结构有一个较为正式与书面的称谓———非营利组织(NGO,即NoneProfitOrganization)。在马宏看来,按照非营利组织与服务对象或受益对象之间的关系,非营利组织可分为“公益”与“互益”两类,其中公益型是指社会内部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或社会全体的利益。公益性非营利组织(下称“公益组织”)的服务对象是团体之外的特殊社会群体,它所提供的公共物品代表服务对象的利益,而面向社会弱势群体与困难人群的社工机构便属于公益组织。

上世纪90年代后,全球范围内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面临新挑战,政府削减预算却又必须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以解决社会问题；企业面临在全球化形势下如何应对和生存并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非营利组织面对资金锐减与运营压力以及提供更专业服务的问题,这些变迁结果与互动,促成了公益创投概念与策略的兴起。

“公益创投是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三方应对发展与压力的解决策略,与风险投资基金运作方式相仿,公益创投关注的要点一是项目创意,二是组织团队的能力,其基本模式是不仅提供资金支持,还提供管理和技术支持,通过与被投资方建立长期的、深入参与的合作伙伴关系,帮助其达成以下目标,如明确的使命与策略、精干的管理团队、强有力的执行力、规范的管理与专业化的运作,使其发展成为可复制的高效率的组织机构。”马宏说。

在马宏的视野中,联想集团于2007年实施的以“让爱心更有力量”为宗旨的公益创投计划便不失为一个经典案例。

当年,联想集团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在全国范围征集公益组织,为其提供定制化的能力建设和志愿服务支持,以及首期总计300万元的创业支持资金,征集原则重点强调公益组织创新性地解决社会问题,以及有较规范的治理结构和团队等。

迄今为止,已有16个项目及机构入选该计划,其中包括缩小数字鸿沟的“中国村落工程办公室”、关注残障人士需求并提供系列职业培训的“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等。每家机构可得到15万元至20万元的资助和为期一年的能力建设,联想集团帮助它们成长为高效率、高社会效益、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组织。

在马宏看来,依托深圳福利公益金实施慈善倍增计划也是公益创投理念指引下深圳的探索之一。2008年,深圳推出福利彩票公益金1970万元,用于购买公益组织服务,基本做法是向社会公开征集公益组织开展的公益项目,制定资助考评办法,以全额、差额、部分补贴的方式资助,并对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给予能力支持,旨在以公益创投的力量培育公益组织成长。

民间机构家庭教育 篇3

我们为美女的存在而幸福,我们为美女的表现而喝彩!

世界因为美女而精彩,经济因为美女而活跃,两会因为美女而灵动,2007年的两会,因为盛大,而隆重;因为严肃,而锋锐;长枪短炮,聚焦两会。时代不同了,美女们呼风唤雨,争夺眼球,成为“注意力经济”中的绝对主角。漂亮的脸蛋不仅“长出了大米”,而且还“长出了钞票”。更有甚者是控制了诸多人的视觉神经。两会,人们除了关注热点的新闻外,美女委员时常撞击着人们那绷紧的视觉神经。

《华人世界》聚焦两会是因为

杨澜因为智慧而美丽

巩俐因为神韵而美丽

张晓梅因为美丽而美丽

刘迎霞因为富有而美丽

杨澜给民间慈善机构合法身份

杨澜女士,系资深传媒人士,阳光媒体投资集团创始人,现任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

全国政协委员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

曾获得多项国内外企业和传媒方面的荣誉。其中包括2001年度海内外十位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妇女》时代人物”及2002年“中国企业女性风云人物”等称号。

美丽指数:★★★★★

今年两会,杨澜委员依旧关注慈善事业的发展。她说:“慈善公益组织的发展当中,遇到的问题是各个方面的,中国有上百万的草根公益组织,包括社团在内注册的只有28万,就是说很多的还没有合法的身份,不得不到工商那里去注册,我觉得这种现象亟待改变。我呼吁能够在注册合法的身份上的一种认证。我希望全国能够设立一个慈善公益日,在这天对慈善文化进行比较集中的宣传。”

杨澜认为,这个现状如果不改变不仅将影响慈善事业的发展,还会导致这些机构在筹措资金方面出现问题。相当一部分民间慈善组织都出现了资金不透明、市民不信任、单个机构慈善行动成本太高、慈善活动得不到政府支持等等问题。

此外,她还提出,中国公民以个人身份参与慈善捐助的只占每年捐助总额度的20%,但美国70%以上都是公民个人捐助,为了提高公民参与度,中国需要建立慈善文化。

她说:“我们可以专门定一个‘全国慈善公益日’,让广大老百姓对慈善文化有一个集中式的表达。”

巩俐要做环保形象大使

巩俐女士

最喜欢的服装:旗袍,绸质白衬衣

最喜爱的明星:梅丽尔·史特里普

嗜好:烹饪、看名人传记

优点:不言自美妆扮出东方女性的神韵

最喜欢的电影作品:唐伯虎点秋香

最喜欢的歌曲: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美丽指数:★★★★★

“我今年最关心的是环境问题,我认为环境最重要。”著名演员巩俐在今年的两会开口便是环保。

巩俐坦言,提案来源于她拍戏时看到了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感触颇深。

“我们的环境太糟糕了,露天垃圾随处可见。大家都寄希望于国家投入多少钱,而很少想想我们每个人该做些什么。去国外拍戏时,发现当地人的环保意识都很强。”巩俐因此萌生了普及环保知识到每个人的念头。

“如果有机会去做环保的形象大使,我肯定去。”巩俐委员也希望大家不要总是埋怨、发牢骚,而要真正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张晓梅代表美丽行业

北京人，现任《中国美容时尚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在中国,她率先提出了“中国美容经济”理念,发布了“中国美容经济报告”,把并不为人注意的“美容经济”推到了中国经济前台,与房地产、汽车、电子消费和旅游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中“四龙一凤”的热点格局,有力地推动了中国1200万美容从业者的就业与创业。

美丽指数:★★★★

这位来自美容行业的女委员,干练中透出时尚的气息,知性中透着智慧的神韵。自2003年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以来,她就代表一千多万美容从业者,先后向国家多个职能部门提送了40多个建议,为美容行业的发展鼓与呼。今年,她又带来了10个提案,其中7份仍旧“守望”美丽行业,3份直达人文关怀,再度令人关注。

每年准备政协提案成了一年中的大事,到今年为止,她先后提交了近60个提案,这些提案大多是关于美容业管理和建设的提案。身为全国美容业惟一的委员,深深感受到这项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2003年,她提出了加强美容业人才培训管理,统一全国美容职业教材的提案,很快,国家劳动和社保部组织了全国教材的编写,并在全国开展了新教材的普及工作。

2004年提出建议适当调整化妆品额的提案,去年这项工作也得到了良好的体现。

2005年,她曾提出,建议全面恢复美容业营业执照的合法办理的提案,之后很多地区这项工作得到了实质性的改进。

2006年,为了鼓励和发展城市就业,安定百姓,她建议参照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免去个体小经济工商登记。

她看到,今年上海地区已开始施行同类做法。当然,提案工作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正是有这样多有责任感的政协委员的共同努力,成为了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有生力量,她为是其中一员感到欣慰和骄傲。

5年来有关提案的事例是很多的,她的提案还曾成为行业主管部委国家商务部的重点提案,为此商务部曾组织了几大相关部委的联席会议,对推进行业的规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曾经有不少媒体记者问她,什么是你一生最大的荣幸?她表示,能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这让她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责任推动了一个行业的建设和发展。5年来,她深深地感到,政协委员不是自己的荣誉,是百姓的期待,行业的重托,是人民给你行使义务和责任的权力。

有媒体评论说:“如同潘石屹之于地产,张朝阳之于IT的意义一样,‘张晓梅’这个名字与一个行业——美容行业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刘迎霞营造民企发展环境

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委员、黑龙江省工商联副会长、哈尔滨翔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大连理工大学兼职教授、建筑工程师等

33岁出生地:哈尔滨教育背景:硕士

财富排名:新财富中国400富人榜第179位(2003年)

美丽指数:★★★★

两会上,不乏一些年轻靓丽的女代表、委员。30岁时就以5亿元身家跻身中国十大女企业家的美女委员刘迎霞,格外吸引媒体注意。刘迎霞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以自身感受给广大女同胞们打气:男女创业,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她从来不认为女性委员是花瓶。无论是社会、生活、工作各方面,女委员都比男委员背负着更大的压力,而且从参政议政方面来说,她们也丝毫不逊色于男委员。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刘迎霞一开口,就首先为民企发展环境鼓呼。“与国企相比,民企不具备国企拥有的行业垄断、融资等方面的优势;与外资相比,外资企业有着诸多税收优惠,因此民企的发展可谓是先天不足,是在外资与国资的夹缝中求生存。”她认为,民企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是最多的,因此,作为民族产业的顶梁柱、社会就业的主渠道,希望政府与社会应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支持。刘迎霞说,现代社会更多的是依靠智慧与眼光来经营事业,在这一点上,她一直相信男女都有着同样的潜质。

刘迎霞想对有志于创业的女人说:“有梦想的人是幸福的,通过努力,实现梦想的人是最幸福的。”

刘迎霞的发展也颇具传奇性。18年前,15岁的刘迎霞就入伍了。当时年纪尚小的刘迎霞,经过军营的锤炼,磨炼出比同龄人更坚强的性格。当时在军营里,刘迎霞小小年纪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的超强毅力就被人们所熟知。

1992年,刘迎霞组建了翔鹰装饰公司,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创业,将一个单一装饰公司发展成为拥有11家子公司、8亿余元总资产的大型企业集团。她领导的企业是黑龙江省政府重点支持的60家企业之一。

媒体对刘迎霞的评价是“拥有令人羡慕的一切”。的确,数亿的身价使她跻身中国十大女企业家前列。就是这样一个集财富、智慧、美貌于一身的女富豪,今年才33岁,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民间机构家庭教育 篇4

关键词：政策研究机构,民间政策研究机构,政策

随着我国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推进, 近年来, 专门为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政策咨询的研究机构日渐增多, 作用也日趋明显。我国政策研究机构的现状如何, 与国外政策研究机构中民间研究机构的巨大影响和重要地位相比, 我国民间政策研究机构在政策咨询方面发挥的作用如何, 面临什么问题, 这些都是考察我国政策研究机构需要首先厘清的问题。本文从这一角度做出分析。

一、从不同类型政策研究机构各自所占比重看, 官方、半官方政策研究机构是我国政策研究机构的主体, 民间政策研究机构数量较少

一般依据管理机制的不同可将我国政策研究机构分成如下几类:第一类, 官方政策研究机构。从行政层级分, 我国官方政策研究机构可以分为中央政策研究机构和地方性政策研究机构。第二类, 半官方政策研究机构。在我国是指事业单位法人型政策研究机构, 在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法人中, 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即事业单位法人型政策研究机构。我国比较典型的事业单位政策研究机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及中国社科院下属的各个专业的研究所 (社科院本身也是事业单位) , 如经济研究所、农村发展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等。第三类是民间政策研究机构。这类研究机构是由民间社会团体和学术团体创立, 在组织上独立于其他任何机构, 其经费或自筹, 或接受基金会、企业赞助, 或来源于通过服务所得的报酬。

我国民间政策研究机构虽然种类较多, 包括企业型、民办非企业型及大学下属型三种类型, 但三种民间政策研究机构的总数在整个政策研究机构中所占比例是很低的。我们可以做个对比, 在美国, 大约有2000个从事政策分析的组织和机构, 其中大部分是民间性质的。中国的政策研究机构数与美国相近, 约为2500个, 研究人员3.5万人, 但属于民办性质的不到5%, 且研究人员大多身在体制内, 兼职参与民间机构组织的研究课题。

二、从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的自身发展状况看, 官方、半官方政策研究机构组织健全, 民间政策研究机构组织不完备

我国官方、半官方政策研究机构在组织建设及人员配备方面比较健全。形成了包括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及其各部委直接领导下的政策研究机构、地方各级党委、人大和政府下设的政策研究室以及党委、政府各部门下设的政策研究机构组成的庞大的官方政策研究机构体系。近几年来, 在各地政协等机关内部也设立了政策研究机构。

与此相对应, 我国的民间政策研究队伍力量很弱, 专业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人员很少, 有的政策研究机构连受过专业教育的人才都几乎没有, 有一些从政府机构转型出来的民间政策研究机构还有一定的这方面的能力, 而民间自己成立的研究机构具备如此能力而有影响的非常之少。这就影响了中国民间政策研究机构本身的质量, 也限制了民间政策研究机构的发展。从目前发展的情况看, 民间政策研究机构建立自己的专职政策研究和分析队伍成了发展的主要趋势。但是, 与官方、半官方政策研究机构相比, 我国民间政策研究机构缺少自己的政策分析和政策研究的专家队伍。天则经济研究所作为中国最大的民间政策研究机构, 专职人员不到20人, 2003年运营费用为200万人民币。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 各个学科的专职研究人员有400多人, 年运营资金15亿美元。

三、从作用和影响上看, 政府接受政策咨询的对象主要是官方、半官方政策研究机构, 民间政策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进入决策系统较少

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和各地社科院系统以及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政策研究室作为中国当代政策研究机构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新中国成长的各个历史阶段都积极参与了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规划的制定和决策过程, 并围绕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中的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开展跟踪研究和超前研究, 为党和政府提供了无数个成功的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如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的规定, 中国科学院学部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接受国家委托或根据院士建议, 组织院士对国民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学科发展战略和重大科学技术决策提供咨询, 推动科学技术政策和措施的制定与实施。而半官方政策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院, 拥有600多位院士, 80多个研究所, 成为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技术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而社会科学院系统, 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创建的哲学社会科学专门研究机构。社科院的研究人员经常会接到由中央“特殊渠道”直接委派的课题, 一般都是政策性很强的对策研究。形成的研究成果也通过社科院特有的渠道直接上报中央。

我国民间政策研究机构的作用在上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崭露头角。它依靠广泛深入的社会关系, 对中国的社会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对相关政策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天则所的经济学家们开始走进中南海为中央领导人讲课;一些“公检法”机关的官员, 主动承接天则关于司法、宪政方面的课题。民间政策研究机构中的另外一种就是高校纷纷成立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 既作为政策理论的研究基地孕育、产生新的思想和新的学派, 又围绕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的重大课题进行调查研究, 并且积极参与当地的经济、政治生活, 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出谋划策。如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软科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武汉大学高级研究所、南京大学江苏发展研究院等。但目前看, 民间政策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真正被采纳和吸收的极少。

四、从政策研究机构的登记注册程序看, 不同类型的政策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登记注册制度。缺乏统一的登记注册制度, 相当程度上抑制了民间政策研究机构的生长

根据我国当前的政策规定, 不同类型的政策研究机构隶属于不同的政府注册登记管理体系。按照级别高低, 事业单位型政策研究机构将在不同级别的政府主管部门中进行登记, 并统一由国家编制委员会管理;企业型政策研究机构需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 一直到2004年国家工商总局发了《关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再办理民办社科研究机构登记和对已经登记的民办社科研究机构进行清理的通知》后, 政策研究机构才不再以企业的形式注册;科技及软科学研究的民办非企业型研究机构需在科技部和民政部进行登记;而大学下属型政策研究机构则没有统一的政府注册和登记口径。如此复杂的登记体系使政策研究机构归口不一, 同时也给研究中国政策研究机构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

五、从支持政策研究机构的资金在各类政策研究机构的分布情况看, 官方、半官方政策研究机构获得更多资金支持, 民间政策研究机构资金来源单一有限

从国外成熟的政策研究机构的发展来看, 基本上都有一个稳固的长期的资金来源, 这是维持政策研究机构发展的一个重要财政基础。这其中包括, 长期的固定的私人的、企业的、政府的和基金会的捐款, 长期的商业的合同以及政府合同, 这些是维持政策研究机构发展必要的基础。而国外的民间政策研究机构的资金来源有政府的也有企业和基金会的。例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建立, 就始自一个企业家的巨额捐赠;兰德公司的经费来源, 90%以上来自与政府和军方签订的合同。兰德公司曾经为克林顿政府做了一个关于在军队中对同性恋采取更灵活政策的分析报告, 联邦政府为此付出100万美元。美国联邦政府是决策咨询最大的客户, 年咨询费用约15亿美元。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每年有75%的咨询任务来自政府。

政府扶持是一个重要的来源。目前中国政府用于政策研究和分析的资金数量也比较大, 有一些研究的基金会也已经建立, 但政府的承包项目给民间政策研究机构的很少, 甚至几乎没有, 因此资金中只有极少一部分能够流入到民间政策研究机构。另外, 有些民间政策研究机构承担地方政府的项目或者课题, 也由于没有中国政府和民间政策研究机构的交往的惯例, 因此一些资金也无法到位, 往往是政府承担民间政策研究机构的吃住费用而已。政府的各种基金会也很少给民间政策研究机构基金。民间企业家的合同和捐款也很少涉及民间政策研究机构, 这样就使得民间政策研究机构的资金来源遇到很大的麻烦, 这样也就必然阻碍了民间政策研究机构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民间政策研究机构不得已而转向国外的基金会申请资金, 如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就接受福特基金会的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1]孙亚非.民间脑库的弱式生存.南方周末, 2004 (1)

民间机构家庭教育 篇5

内容摘要 民间资本对促进银行股权结构多元化、改进银行公司治理作用极大，但欠发达地区民间资本入股银行机构仍存在进入渠道狭窄、合格投资者缺乏、投资人难以发挥作用等问题，需要继续作好鼓励引导和监管。本文对**市民间资本入股银行机构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最后提出了

建议。

关键词 民间资本；问题；建议

近年来，在支持城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权改造以及培育组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工作中，监管部门重视引进民间资本对促进银行股权结构多元化、改进银行公司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或得一定成效。但欠发达地区民间资本入股银行机构仍存在进入渠道狭窄、合格投资者缺乏、投资人难以发挥作用等问题，需要继续作好鼓励引导和监管跟进。

1民间资本入股银行机构基本情况

截止**年9月末，**辖内共有中小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8家，其中城市商业银行1家，农村信用联社4家，村镇银行3家。实收资本总额15.18亿元，较**年末增加7.3亿元，增幅为92.64%。其中民间资本**亿元，占实收资本总额的53 %，较2010年末增加4.39亿元，增幅为**%。具体分布如下：城市商业银行的民营企业持股18 户**亿元，自然人持股748户1.20亿元，合计持股额占总股本的**%；4家农村信用联社的民营企业持股89户**亿元，自然人持股14214户2.98亿元，合计持股额占总股本的96.71%；3家村镇银行民营企业持股9户0.41亿元，自然人持股27户1.11亿元，合计持股额占总股本的80%。民间资本入股上述三类中小法人银行机构呈现不同特点：城市商业银行股本结构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地方财政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股份，民间资本占比较少且构成分散，最大一户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只有3.55%，无代表民间资本的股份进入董事会和监事会。民营企业和自然人股份在农村信用联社股本结构中占绝对比重，近年来各家联社按照监管要求进行股权改造，一是将原有的资格股全部转化为投资股；二是坚持新增入股资金起点要求，新增自然人股单户额度在40万元至60万元以上，新增法人股单户额度在100万元至120万元以上，其中吸收持股比例达到总股本5%以上的民间资本法人股东有6户（盘县联社※户、钟山联社※户、水城联社※户），股金结构得到一定改善。但由于多种原因，民间资本入股农村信用社至今实质上还只是“股金分红参与者”和“关联贷款申请人”的角色，并未真正获得决策和监督“发言权”，对完善法人治理和解决“内部人控制”作用十分有限。辖内3家村镇银行作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在组建过程中合理引导股权设置，除主发起银行20%最大股份以外，其余80%民间资本股份相对集中，并吸纳进入决策、监督和执行机制，投资人有效参与和主导法人治理，资本“话语权”得到较好保障。

2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第一，民间资本入股银行机构渠道还比较狭窄。**年国务院制定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今年银监会又出台了《实施意见》，对民间资本进入银行实行政策鼓励，但实际上欠发达地区民间资本入股银行的渠道还是比较狭窄的，主要是由于法人银行机构类型单一，数量较少，有的机构对吸纳民间资本并不积极。以**为例，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只有城商行、农信联社和村镇银行。各农信联社虽然把民营企业和自然人作为主要募股对象，但募股额度少，同时部分联社管控风险能力不强，个别联社不良贷款占比过高，以及普遍存在的投资者缺乏“话语权”问题，民间投资进入比较审慎。民间资本对投资入股村镇银行一直高度关注，但因为组建指标有限、资本额度较小、进入门槛偏高等问题，大量民间资金隔着“玻璃门”看得见却进不来，全市3家村镇银行吸纳的**亿元民间投资中，本地资金只有0.45亿元。城商行资本金规模较大，近年来增资扩股也较多，但原有大股东为了保持相对控股地位，把募股对象主要限定为地方财政和国有控股企业，民间资本进入不多。

第二，符合监管要求的民企法人投资者比较稀缺，优化股权结构受到限制。积极引导股权向法人股东集中，逐步形成以法人股为主体的股东结构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权改造的目标。根据监管法规要求，合格的法人股东应具备连续两年盈利、净资产比例在30%以上、不得以信贷资金入股等条件，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欠发达地区符合条件又愿意入股农信社的民企很难寻找。在实施股权改造工作中，监管部门要求应最大程度吸引法人企业入股，辖内农信联社也多方努力，但最终新增法人股比例仍然不到一半，股东分散、主要以自然人为主的股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由于辖内产业构成单一，农业产业化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入股银行的民企结构也比较单一，农村信用社增扩的6家入股比例在5%以

上的民企股东中，有5家是煤炭企业。没有战略投资者性质的资金入股，没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几乎没有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涉农企业入股。

第三，民间资本大量投资农村信用社但在经营管理上没有话语权。在我省农信社现行管理体制下，省联社发挥了绝对行政管理职能，县联社领导班子选配、考核、评价以及员工录用、分配办法等其他许多重大决策完全是

省联社说了算，县联社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治理架构难以真正发挥作用，理事长需要向上负责的是省联社而不是投资者，县级联社更像是省联社的分支机构而不是独立的企业法人。受管理体制以及权益诉求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制约，尽管包括民企在内的民间资本参股农信社比例已经达到了95%以上，但除了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投资收益，以及能够为自身实业扩张提供一定融资便利外，股东的积极性和责任心难调动，对解决农信社内部人控制、转换经营机制、加强经营管理以及管控化解风险推动作用不大。相反，个别进入联社理事会的老板股东可能会通过信贷融资而产生关联交易风险。思考与建议

第一，大力促进地方民营经济发展，培育一大批经营上规模、管理上档次、行业多元化、具有一定战略经营意识的民企主体是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入股银行机构的前提。基层监管部门要积极宣传有关鼓励性准入政策，各类法人银行机构在增资扩股时都要对民间资本开放门户，要深入细致进行募股推介，大力吸引符合条件的民企包括区域外优质民企参股地方法人银行机构。

第二，继续强力推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前期股权改造初步解决了资格股转换和增资扩股问题，对集中与优化股权有帮助但作用不明显。当前应继续强力推动县联社组建为农商行，以组建农商行为契机，彻底改造现有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解决民间资本权重巨大而“话语权”薄弱的问题。上级监管部门应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敦促省联社逐步淡出行政管理职能，规范履职方式，把独立企业法人应具备的所有管理决策权归还给县联社（农商行）。

探访平顶山民间慈善机构爱之家 篇6

爱之家的成长之路

爱之家的创立源于一个偶然的契机，然而，爱之家的创始人朱智红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次看似冲动的选择却给500多名孩子希望。

2003年母亲节，朱智红到当地的福利院献爱心。她进入福利院后，发现福利院的条件很差。在福利院中，她遇到了一个叫党政的只有半岁的小孩子，这个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并且感染了肺炎，由于福利院资金有限，设备也不全，这个孩子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当时她感觉这个孩子挺可怜的。

经过了一夜的思考，朱智红决定把孩子抱回家。在家人的反对声中，她又陆续从福利院抱回两个孩子。既然家人发对，朱智红决定在外租一套房子，创办爱之家。当时爱之家非常困难，她欠了很多债，几乎靠街坊邻居的接济才得以维持。朱智红的“疯狂”举动慢慢地让家人感动了，于是，家里人也开始帮助她一起救助孩子，朱女士姐弟几人便是爱之家成立之初的“工作人员”，而爱之家的所有开销，都是姐弟几人承担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现在，爱之家的资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及儿慈会、河南省慈善总会、平顶山市福利院的资助。这三个方面是一次性支付，其他的资金多为爱心人士捐赠。

资金来源有限，开销却很大。爱之家有育婴师5名，孤残儿童护理员4名，这些员工工资虽然不高，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爱之家临时租用的两层民用房房租需要支付，再加上孩子的奶粉等生活必需品，爱之家的资金从来没有充裕过。

如今的爱之家广泛与外界联系。在接收了患有重病的孩子之后，爱之家会对孩子进行检查和初步处理，然后努力把孩子送到上海、北京等医疗资源较为先进的城市合作伙伴那里治疗。

如履薄冰的爱之家

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要用如履薄冰这个词呢？其实，爱之家目前的境况，用如履薄冰形容再好不过了。爱之家从创立之初到现在，很多次差点被取缔。几年前发生的河南兰考袁厉害事件，让全国人民开始关注一个特殊的群体——民间慈善人员。袁厉害事件也引起了政府部门的关注，对于一些设施不够齐全的民间慈善机构进行了取缔，爱之家凭借着较高的知名度得以幸免。

虽说爱之家在这次整改中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可是作为一个机构，总不能一直没有合法的身份吧？历经多次奔波，爱之家至今未能在当地民政部门注册。

当地的民政部门也非常认可爱之家帮助儿童的作为，但他们也“无能为力”。一方面，国家尚没有民间慈善机构注册方面的细则，也没有相应的条文出台，他们如果“擅自”给爱之家等民间慈善机构注册，如果再出现像袁厉害之类事件的话，肯定摆脱不了责任；另外一方面，爱之家毕竟是民间机构，政府部门虽然认可其行为，但信任度依旧不够。

除了不能在民政部门注册之外，爱之家等慈善机构也不敢“太过招摇”，朱智红在做好事的同时却不敢大力宣传。朱智红表示，毕竟民间机构不能“抢了福利院等国家机构的风头”。

爱之家还经常会受到各种流言蜚语的困扰。朱智红说，有的邻居常在他们背后指指点点，说他们捞了很多钱，更有甚者，说他们打着慈善机构的幌子来做拐卖儿童的生意。

对于这些传言，朱智红只能苦笑着说，只要问心无愧就够了。

为什么爱之家非办不可？

很多人要问，既然政府不好管理民间慈善机构，怕出事儿，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取缔民间慈善机构，让需要帮助的孩子去福利院呢？其实，这里面原因很多。

首先，需要帮助的孩子很多，民政部门的福利院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床位，也没有那么多的人手去帮助所有的孩子。其次，福利院工作人员属于公职人员，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一些工作人员不可避免地产生“偷懒”的念头。

而民间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是怀揣着一颗帮助困难儿童的爱心参与到这个行列的，工作热情可想而知。

此外，民间慈善机构的效率是福利院等国家机构无法企及的。我国有针对患病儿童救助的“明天计划”，可是一个患病儿童要想受惠于“明天计划”，需要经过各种手续，患病儿童根本等不起。如果一个患儿被送到爱之家，爱之家的工作人员可以立刻抱着孩子到北京、上海等地进行治疗，其中的差距可想而知。

虽然政府部门迟迟不肯给爱之家注册，可是却离不开爱之家等民间慈善机构，当地公安局在接到患病的孩子时，也会把孩子送往爱之家，就连福利院也会常常送孩子到爱之家。

“爱之家们”的路在哪？

爱之家作为一个民间慈善机构，虽然没有得到注册，可是他们并没有气馁，他们依然努力向社会释放光和热，因为他们明白，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他们来做。

在实践过程中，笔者跟随朱智红走访了三户困难儿童家庭。其中一户人家的房子破败不堪，陈旧的土坯房上因为风化而产生了很多的洞，进入房间之后，白天瞬间变成了黑夜。由于采光不好，里面阴暗潮湿，就是在这潮湿的地上，堆着一些破旧的衣服，两个孩子就坐在这堆衣服上。据了解，两个孩子的父亲因车祸去世，母亲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来，这两个孩子只能跟着中风的爷爷生活。

爱之家发现这两个孩子之后，积极与当地村委会进行沟通。当地村委会决定把孩子送往以琳孤儿院（当地一个民办慈善机构），让孤儿院帮忙照顾。

其实，爱之家只是中国民间慈善机构的一个缩影，民间慈善事业离不开“爱之家们”。而“爱之家们”也迫切需要相关法律的完善，需要一个“身份”。

民间机构家庭教育 篇7

历史告诉我们，仅靠领导者个人才能和德行是不能实现国家的永久繁荣和民族的长盛不衰的，中国要想在世界风云的惊涛骇浪中安身立命，就必须拥有超越我们所有对手的治国智慧。在国家的经济体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庞大和复杂、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充斥着比以往任何时代多得多的毁灭性武器的背景下，无论多么高明的领导者，都不可能拥有治国安邦的大智全才，靠圣帝贤王决定国家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一个泱泱大国的治国智慧必须来源于社会，来源于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来源于百家争鸣、群星闪耀的思想舞台。因此，要实现几代人的强国之梦，我们的国家就必须建立起政府从民间吸取治国智慧的机制，推动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又一次思想智慧的大解放和大繁荣。

大国对抗的实质是智慧的较量 当今世界大国的对抗实质上就是智慧的较量。美国之所以能在建国200 多年来，迅速成长为头号世界强国，并长期保持超级大国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治国智慧高人一筹，它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智库体系，并建立了汲取民间智慧的政府机制。据报道，美国政府长期资助的民间独立研究机构达2000 多个，每年投入的政府资金达几百亿美元。通过这些研究内容无所不包的研究机构，政府可以对各种国际力量的变化进行早期分析和判断，并对各种对策进行模拟分析，从而使政府决策具有很高的效率和准确性。

尽管美国在与中国的交手中输掉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但美国的全球利益并没有受到大的伤害。美国总能寻找到国际对手的薄弱环节，制定出最佳战略，进而将其拖跨或击败。前苏联的瓦解，以及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都是美国长期战略的一部分。当前，美国正在完成对我国的战略围堵。特别是最近以来奥巴马政府宣布对台军售和接见达赖，更使我们看到美国扼制中国的战略意图正在紧锣密鼓地加紧部署，中国将成为美国重棒打击的新目标。

反观我国，政府的决策研究，基本上依靠所属研究机构提供原始的研究报告，长期以来，这种老子与儿子的关系，使政府的研究机构更倾向于去迎合上级的口味和意图， 与其说是在搞研究，不如说是在搞注解。在这样的体系里，政府很难得到高质量的治国智慧成果。如果这种情况不根本改变，中国就会在智慧的比拼中技不如人，导致最终输掉比赛，靠体力和汗水换来的经济繁荣和国力增强就只能是昙花一现。

我国智库建设需发挥民间独立机构的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政府下属的研究机构都没有对中国经济所受到的打击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使国务院在沿海地区企业的倒闭潮发生后措手不及，在网上却扑面而来，养。这使国家领导人认识到，成为国家和政府的重要资源。于是国务院决定，推进智库建设，成立超级智库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但是，前政府高官组成的研究中心，从根本上改变政府与研究中心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与社会底层第一手资料之间的隔阂，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观察事物的政府角度。因此，国务院的智库建设不能只靠这一手棋。我们认为，充分发挥民间独立研究机构的作用，才是建设国家智库的重中之重。原因是：

1. 智慧资源只有在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辩论中，才能产生出高水平的成果，而从政府衙门和官办书斋里是很难产生出具有真知灼见的治国方略的。《左传.曹刿论战》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孔子、荀子、墨子……都来自民间，而在2000 多年的帝王朝廷里，却没有出现一位能与先哲们比肩的思想家。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不朽理论，在当初也仅是屡遭贬斥的思想。历史告诫执政者：只有到衙门之外去寻找智慧，才能发现丰富的矿藏。

2. 民间独立研究机构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来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外事活动的第一线，他们的观点和发现，能够弥补政府官员的不足。而官方机构不可避免地站在政府的角度去观察一切，更何况“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政府自办的研究机构是不可能全知全觉的，而且避免不了“灯下黑”。所以，向民间要智慧，方可使政府洞察一切。在凶险莫测的国际大较量中，有民间智库这一耳目和外脑，对政府来说至关重要！

3. 民间独立研究机构比政府官办的研究机构具有更高的效率和能量。大量的资金投给官办机构，往往事倍功半，绝大部分都会消耗到与研究无关的事项上，根本无法指望得到像样的回报。而将同量资金投给民间研究机构，将事半功倍，能获得比官方机构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官方自办研究机构，实在不是一笔好生意。但是，如果用政府的钱促进民间智库的发展繁荣，使中国站在世界智慧的制高点，将是中华民族的大幸。

在大国争雄的国家环境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长治久安、长盛不衰，拼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和GDP，更深层次的较量拼的是软实力。而治国智慧是软实力的核心， 因此，国家智库建设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对此，我们建议：

（1）国家和政府的重要决策、重要议题都应该开门研究，不仅仅是允许广大公民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更重要的是应该允许民间独立研究机构成为国家和政府政策研究项目的承办者，而不是仅由它们去承担一些参考性、与决策无关的研究。

（2）设立主要资金来源于政府的基金会，长期资助入围的民间独立研究机构，使它们能够成长为品牌智库，成长为不断向社会提供新思想，向政府提供智慧产品的供应商。

（3）民间独立的研究机构可以是社会团体、大专院校、公司企业主办或协办的研究院所，也可以是私人发起或投资的院所。政府应该在政策上鼓励此类机构的发展，并明确其法律地位，对其社会责任、运作方式进行规范、评级和资格审查。

改革开放30 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靠亿万劳动者的辛勤汗水来推动，但是，仅靠体力和汗水是不能实现我们的强国目标的，智慧的繁荣才是国家强盛的重要前提。推动智库建设，应该成为政府今后工作的重要目标。

（蔡继明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