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的力量在民间

教育改革的力量在民间（精选5篇）

教育改革的力量在民间 篇1

微型企业是提供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渠道, 也是企业家创业成长的主要平台, 更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全面提升微型企业的金融服务能力, 加强民间力量在微型企业融资中的作用。

一我国微型企业融资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微型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在我国整个经济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积极角色。微型企业是提供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渠道, 是企业家创业成长的主要平台, 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支持微型企业健康发展对于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实现升级转型,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近年来, 政府非常重视微型企业的融资问题, 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微型企业的政策和措施, 也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效。例如, 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提出全面落实支持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 加强和改善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 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 进一步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等。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着重强调要加强对符合产业政策的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2012年2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扩大中小企业专项资金规模, 努力缓解融资困难。其中, 要求政府采购中需安排一定比例专门面向微型企业, 对微型企业三年内免征部分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行政事业性收费, 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另外, 政府还要求扩大技术改造资金规模, 重点支持微型企业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建立和完善微型企业分类统计调查、监测分析和定期发布制度;加快企业信用体系建设, 推进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信用等级评价工作;落实企业安全生产和产品质量主体责任, 提高微型企业管理水平等。

但由于发展规模小、发展波动大和抗风险能力弱等原因, 微型企业所能利用的资源有限、市场占有份额低, 在市场竞争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 融资困难等问题仍很突出。2011年12月, 广东省中小企业局、省民营经济发展服务局局长在第四届成长型企业投融资高峰论坛论坛表示, 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尤为突出, “据我们今年度100家销售在2000万元以下的微型企业融资情况抽样问卷调查显示, 有资金需求但获得银行授信支持的目前还达不到1/5。”2012年, 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与交通银行合作完成的《2012复旦大学—交通银行中国中小微企业成长指数报告》对国内中小企业的生存现状和未来发展作了全面调查和研究。调查结果显示, 微型企业的亏损比重显著高于中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的亏损比重高达10.6%, 是中小型企业的5~6倍。亏损率水平的差异反映了微型企业经营状况相对较差, 这也使得金融机构更难为微型企业提供服务和支持, 从而导致中小企业特别是微型企业融资难度较高。如何进一步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收益率、促进微型企业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 是十分迫切的问题。

二我国微型企业融资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分析起来, 微型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金融体制方面的原因, 也有企业自身发展不足、信用缺失导致的原因, 加上微型企业存在行业分散、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弱、抵押担保缺乏等状况, 使得金融机构开展微型企业金融服务需付出更多成本。

1. 微型企业融资渠道狭窄

我国微型企业的融资渠道比较狭窄, 主要是依赖业主投资、内部集资和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 尽管风险投资、发行股票和债券等融资渠道也被使用, 但总体而言, 这些融资渠道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内源融资渠道 (内源性权益资本融资渠道和债务资本融资渠道) ;二是外源融资渠道 (直接融资渠道、间接融资渠道和政策性融资渠道) 。对于微型企业而言, 内源融资方面, 自有资金不足, 自我积累有限;对于外源融资而言, 证券市场准入门槛高, 通过间接融资获得的资金有限, 民间融资也有待规范。而一些企业为扩大生产规模、解决资金缺口, 在间接融资不畅、直接融资艰难的情况下, 要么靠自我积累, 要么向民间高息借贷, 因此, 多数企业达不到融资的目标和效果。

2. 微型企业融资能力较差

从企业层面来看, 微型企业融资难与其自身缺陷有关。微型企业往往缺乏抵押担保等基本信贷资料, 有的小企业是“家族式”企业, 财务制度不规范, 信用等级较低, 结算大多采用现金交易, 银行账户流水非常少, 银行无法掌握企业真实现金流。另外, 一些微型企业经营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 同时与微型企业信贷配套的抵押、担保、评级等制度还不完善, 而金融机构从信贷资金安全性考虑, 严控风险, 导致审贷环节严格, 使获得贷款的难度加大。与此同时, 一些微型企业增长结构不合理, 相当一部分企业过去是高耗能或高污染企业, 这类企业受国家政策冲击, 被关停并转后一直难以转型, 还有一些企业经营战线拉得太长, 顾此失彼, 这也是造成资金链紧张的重要因素。

3. 银行业面对微型企业融资的压力

面对微型企业融资问题, 银行业自身也存在着很大的压力。一方面, 银行业面临双重压力。在信贷运作中, 微型企业相对于大中企业违约率较高, 而现行条件下微型企业贷款的资本消耗又相对更大, 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也相对更低, 不利于商业银行发展微型企业贷款业务。而且, 在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下, 有限的贷款规模已经很难满足既有大客户的正常融资需要, 微型企业在向银行争取融资时处于更加不利地位。另一方面, 银行的成本管控是导致微型企业融资难的又一成因。目前, 许多微型企业在融资时均存在质押物不足、财务管理不规范, 企业信息不透明或难辨别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不仅使银行放贷风险增加, 而且导致银行放贷成本过高, 减弱了银行业对微型企业放贷的热情。

三加强民间力量在微型企业融资中的作用

当前形势下, 一边是民间游资投资无门, 一边是微型企业融资难, 如果能在二者之间寻找到一个联动发展的支点, 将为破解微型企业融资难提供新的契机。在我国正在进行的温州和珠三角的金融改革实验中, 民间金融就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1. 鼓励民间资本发展村镇银行

发展村镇银行, 让微型企业不再融资难。但是, 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下, 要求大型金融机构作为村镇银行的发起单位不太现实。我国不仅地域和经济总量大, 又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别, 要想实现基层金融服务的充分竞争, 只靠大中型机构恐怕不够, 要考虑发展主要服务微型企业和当地居民的社区金融机构。例如, 村镇银行。2012年3月28日, 国务院批准温州实行金融改革试点, 允许当地民间资本组建小型的社区型银行即村镇银行, 允许大量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 打破金融垄断, 让民间资本兴办小型金融机构, 为微型企业打通投资金融机构的道路。实际上, 让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 真正的意义远不只是资本准入, 而是民营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参与市场竞争所带来的效率提高, 以及进一步实现市场优胜劣汰的生态循环。

2. 鼓励民间资本发展典当行

对于微型企业来说, 典当行是一个不错的融资渠道, 典当融资最大的优势在于灵活、高效和便捷。因此, 应当鼓励民间资本发展典当行, 发挥典当行业的短期融资优势, 降低微型企业的融资成本。例如, 在民营经济大省浙江省, 97%的典当企业由民间资本投资设立。根据浙江省商务厅的统计显示, 截至2011年年底, 全省74.54%的典当企业开展了动产质押业务, 业务总计达23.45万笔, 占所有典当业务数的84.78%;全年流动资金周转5.42次, 单笔放贷金额提高到14.74万元, 有力地支持了微型企业的发展。典当作为一种不错的短期融资理财工具, 已越来越多地融入市场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当中。与过去“走投无路上当铺”完全不同的是, 现代的典当行业“救急不救穷”。将手中的闲置商品抵押在典当行换取资金进行新的投资, 典当能够为客户盘活资金周转速率, 这对于需要资金周转速度快的微型企业来说尤为重要。

3. 积极发展小额贷款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作为近来兴起的一个热点, 其存在和发展对我国的金融市场有着重大意义。小额贷款公司可以成为联系大型金融机构和小型企业的纽带, 真正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同时, 因为小额贷款公司的服务对象明确为小型公司, 可以为许许多多中小型的民营企业提供对应的金融服务, 为微型企业融资提供一条新的途径, 从而缓解我国微型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截至2012年3月末, 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4878家, 贷款余额4447亿元。仅2012年前三个月就新增596家, 平均每月新增近200家。无论从业务规模看还是从扩张速度看, 小额贷款公司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然而, 尽管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迅速, 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却不可忽视。至少应当在如下方面亟待规范:明确金融机构定位;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建立小额贷款风险分散机制;适时放宽对小贷公司升级为村镇银行的严格限定。怎样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决定了小额贷款公司未来的发展空间, 以及其能否真正解决当前我国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摘要：微型企业是提供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渠道, 是企业家创业成长的主要平台, 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但由于发展规模小、发展波动大和抗风险能力弱等原因, 微型企业所能利用的资源有限, 市场占有份额低, 在市场竞争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 融资困难等问题突出。当前形势下, 应考虑在民间力量和微型企业之间寻找联动发展的结点, 化解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

关键词：民间力量,微型企业,融资

参考文献

[1]谢晓婷、林岚.中小企业难解资金饥渴, 融资渠道似多实少[N].南方都市报, 2011.11.18

[2]赵华杰.民间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天然适应性[J].当代金融家, 2011 (2)

[3]张建军.民间金融助力中小企业融资[N].经济日报, 2012.7.12

[4]徐杰.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的建议[N].中国经济时报, 2012.8.1

[5]赵洁.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对策研究[J].企业研究, 2012 (2)

公益10年，民间力量在成长 篇2

嫣然天使基金成立

11月21日，由李亚鹏、王菲倡导发起的嫣然天使基金正式启动，其宗旨是为身患唇腭裂的家贫患者提供资助。

点评：凭借李亚鹏、王菲的明星效应和公众影响力，嫣然天使基金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这也是我国内地较早一家由明星直接发起成立的慈善基金。由此，唇腭裂问题的社会知晓度得到极大提升，目前我国已经系统性地解决了唇腭裂儿童的救助问题。

2007

公益组织获得捐赠免税资格范围扩大

1月8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及相关管理问题的通知》，将之前备受争议的捐赠免税资格范围扩大，凡是在国家和省级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间组织皆可申请此资格。

点评：在此之前，享有免税资格的以中字头的基金会为主，而非公募基金会基本没有。这项政策的出台，让免税从“特殊主义”变为“普遍主义”，推动了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

2008

汶川地震引发空前慈善高潮

5月12日，四川汶川地区发生里氏8.0级大地震。在灾难面前，中华民族“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的传统美德得到充分展现。全国人民捐赠热情如潮，这一年全国接收各类社会捐赠款物共计1070亿元人民币，刷新了慈善捐助纪录。

点评：这场惨烈的灾难，点燃全民公益热情，人道主义的力量打破体制壁垒，民间公益从边缘走向中心。汶川地震后，慈善政策和法律法规得到明显完善，慈善文化建设得到极大推进。中国进入到“公益元年”。也是因为这场灾难，多年来政府单一救灾的行政模式，终于转化为政府与民间救灾互相支持与配合的复合模式。

2009

“赖捐黑名单”拟而未推

4月24日，“2009中国慈善排行榜”发布。经过主办方多次讨论，备受公众关注的、原计划与慈善榜同时推出的国内首份“赖捐黑名单”最终并未出炉。

点评：与其他领域不同，公益慈善领域以正向鼓励为主，尤其是在慈善意识和慈善氛围还不是很浓的背景下，多一些鼓励和宽容，创造一个更加友善的慈善环境是极为重要的。事实证明，这一做法引发了良性效果，捐赠程序因此得到警醒完善。

2010

中国“公益问责”第一单

5月，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广西、贵州、重庆和四川五省区市贫困家庭捐赠善款2亿元人民币，创下当时国内一次性个人捐赠最高纪录。与此同时，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了一份协议，对执行提出了严格要求：在6个月之内，让9万多户农民都拿到足额捐款，差错率不得超过1%，管理费用不超过善款总额的3%，否则曹氏父子将收回捐助。最终，经第三方评估机构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以及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此次捐助达到了预期要求。曹德旺顺利捐出善款，中国扶贫基金会也证明了自己的公信力。

点评：在公益界人士看来，这是一位企业家挑战行政主导的公益行动的实验。这表明捐赠人开始注重捐赠的产出和效果，这种问责对中国整个公益环境而言，是一种进步。

壹基金“中断”风波

9月，李连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壹基金与中国红十字会的3年合约期满，未来存在“中断”的可能。一石激起千层浪，质疑和同情纷至沓来。壹基金的口号是“每人每月捐1块钱”，是典型的公募模式。虽然没有规定民间组织不能成立公募基金会，但在中国具有公募资质的基金会大多具有官方背景。因此壹基金从成立之初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公募基金会，它与中国红十字会签订了一份3年合约计划，虽然暂时可以向公众募款，但没有独立的账户和公章，远远无法实现壹基金最初设计的理念。

经过几番波折，12月，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在深圳市正式注册成立，拥有了独立从事公募活动的法律资格。

点评：尽管在当时看来壹基金获得公募资格仅是个案，但从长远来看，此次风波间接促进了公募资格的放开。一家机构成立两年以后，就可以申请成为公募机构。

2011

郭美美事件

6月20日，新浪微博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郭美美在网上炫耀自己的别墅、跑车、名牌包等奢华生活，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两天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称没有“郭美美”其人。新浪微博对实名认证有误一事致歉。郭美美也发表声明称，自己与红十字会无关。但三方的表态并未消除公众的质疑，中国红十字会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信任危机。

点评：“郭美美事件”开启了中国公益慈善领域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场公众监督运动。公众矛头直指传统体制那层神秘的面纱。红会危机导致其信誉受到质疑，接受的捐赠一落千丈，随即整个中国官办公益慈善事业都成了公众检视的对象。这一事件也促成了官办慈善机构的一系列改革尝试。

民间公益行动发挥巨大影响

年初，社科院教授于建嵘发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短短十几天内， 57万名网友参与到“微博打拐”的行动中来，不仅促成了一个个成功寻子的案例，还推动了政府加大打拐的力度。

4月，《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发起为山区儿童提供“免费午餐”的活动。年底，该项目发起的基金募捐总额近2500万元人民币，资助了150多所学校的2万多个贫困学童，并促使国务院将“免费午餐”作为国家政策，实行财政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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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这两起活动是民间与政府良性互动的范例，同时开启了公益合作新模式：民间发力、官方响应，意见领袖呐喊、草根民众力推，将各种力量拧成一股合力，最终达到目标。

2012

地方立法倒逼国家政策出台

8月，深圳市政府法制办的网站上挂出一条消息：市民政局组织起草了《深圳经济特区慈善事业促进条例（送审稿）》送我办审查。为进一步增强立法的透明度，提高立法质量，特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这一消息如同给公益圈投入一颗重磅炸弹，引发极大关注。

点评：尽管只是一份“送审稿”，但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又在社会组织开放这条路上走在全国最前。不过，如果国家慈善法长期缺失，那地方慈善法规也很难取得系统性突破。

2013

袁厉害事件

1月4日，河南兰考县一居民楼发生火灾事故，袁厉害收养的孩童中7人不幸丧生。由于兰考县没有儿童福利院，从1986年开始，袁厉害累计收养了100多个弃婴，被称为“爱心妈妈”。按照收养法的规定，袁厉害不具备收养资格，但由于向民政部门交送弃婴的流程过于繁琐、有缺陷的儿童很难被国内家庭领养等诸多问题，袁厉害的“非法收养”被默许并成了对政府公共服务不足的重要补充。

点评：一场大火烧出中国儿童福利之殇，引发公众对“合情、合理，不合法”的收养之痛的探讨。“袁厉害事件”是对中国儿童福利制度的一次拷问，也是对民间救助力量、政策导向的一次检验。

2014

嫣然天使基金受质疑

1月，周筱赟实名举报：嫣然天使基金存黑幕，唇腭裂人均手术成本超高，基金会7000万善款下落不明，涉嫌利益输送等。同时，他向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申请公开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财务状况，但区民政局以“权利人不同意公开”为由，不予公開。12月18日，朝阳法院判决朝阳区民政局撤销“不予公开”的答复，限15日内重新对周筱赟进行答复。持续了一年的该事件终于暂告段落。

点评：此次质疑的最大意义在于厘清了如何界定慈善组织公开的边界和权责利，比如，哪些内容由主管部门负责公开，哪些内容基金会必须公开，哪些内容公开与否取决于基金会自己的选择。

潘石屹为国外高校捐款引争议

7月，潘石屹在全球范围内捐助1亿美元助学金，其中，哈佛大学获得1500万美元。此举引来一片质疑：潘石屹置中国贫困学生于不顾，而为哈佛贫困生捐款，有为自己儿子买通知书的嫌疑。

点评：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慈善领域也应扮演起相应角色。未来海外捐赠一定会越来越多，中国民众需要放开胸怀。

“冰桶挑战”

“冰桶挑战”是一项呼吁公众关注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渐冻人病）的公益活动，风靡美国。8月，活动传至中国，科技界、演艺界、公益圈大佬纷纷加入“冰桶挑战”行列，一起为慈善“湿身”。

点评：“冰桶挑战”让公众认识到慈善不再只是打悲情牌，也可以以一种新奇、好玩的形式开展，增加慈善活动的公众参与度。

2015

《慈善法》提交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首次被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备受社会关注的规范慈善行为、慈善信息公开、慈善监管等问题在法律草案中都有体现。

点评：我国慈善领域太需要一部基本法来规范和引导了。

教育改革的力量在民间 篇3

一、民间力量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的行动与角色

1. 民间力量义赈募捐。

1942年河南大饥荒, 由于中央政府的不作为, 地方政府吏治腐败, 民间的义赈就显得格外重要。据统计, 华洋义赈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华红十字会等专门的救灾团体在这场饥荒的救助过程中都发挥过积极作用, 而其中由西方传教士组成的国际救济会, 成绩最为斐然。由于国际救济会在此之前已经有过非常丰富的灾荒救助经验, 在河南大饥荒中往往选择“官赈不及之处, 奇穷极苦之民”, 因此救灾成效非常突出。据记载, 当时国际救济会共有四个粥厂, 容四千人;一个难童学校, 男女生共八百人;另外有两个收容所, 有1080人。共计5880人在国际救济会的帮助下得以活命[2]。

除了民间组织外, 一些名人、普通民众也积极加入到救助河南灾民的队伍中来。如, 冯玉祥、于右任等社会名流积极撰写字画义卖, 所筹款项悉数捐出。普通民众亦自发成立救灾委员会, 挨家挨户劝募劝借, 而信阳师范学院则发起“每餐节省一口馍”运动[3], 竭尽所能救助灾民。一些民间刊物如《大公报》、《前锋报》, 不顾政府禁令, 如实报道灾情并积极为灾民募得善款。这些举动尽管在当时无法力挽狂澜, 但相对于政府的不作为, 还是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然其最为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在国内外造成舆论影响, 这种舆论影响在当时给国民政府施加了一定的压力, 成为后期抗灾形势发生逆转的重要原因。

2. 舆论施压政府补过。

1942年, 由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国民政府无暇顾及河南灾民, 尽管蒋介石下令减少对河南的征粮数额, 但是并没有制定具体有效的救灾措施, 对河南灾情置若罔闻, 弃灾民于水火之中。一些官方刊物迫于压力在如此惨绝人寰的大灾荒面前保持沉默, 而与此同时, 一些民间刊物, 如重庆的《大公报》、南阳的《前锋报》等不顾政府禁令, 如实报道河南灾情, 为河南灾民大声疾呼, 引起国人对河南大饥荒的关注。河南旅渝同乡会, 国民参政会河南籍参议员等, 多次上书蒋介石, 多方呼吁救济灾荒, 指出“这不仅仅是人道主义的慈善事业, 而且是在抗战过程中国民应尽的义务”[4]。而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与时任《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被报道的灾情震撼决定一起深入河南灾区, 了解灾情, 由此撰写了揭示河南大饥荒真相的新闻稿并于1943年3月22日在《时代》周刊上刊登, 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迫于国际国内舆论压力, 蒋介石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接见了白修德, 抗灾形势才得以好转[5]25。国民政府下令军队分出多余的口粮给灾民, 全国范围内的募捐行动也进一步展开。与此同时, 国民政府二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一套比较完善的救灾体制也开始运转, 河南灾情至此得以缓解。

3. 救灾宣传鼓舞人心。

相对于公职人员的腐败无能, 民间所蕴含的救灾力量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中凸显出来。由于1943年春季小麦长势很好, 灾民只要坚持到麦收, 就能看到生路。《大公报》、《前锋报》等民间刊物在之后的报道中一直鼓励灾民坚持下来, 战胜饥荒, 这就给政府和灾民增加了无比的信心。如1943年4月29日, 《前锋报》社评《豫省府急应办的一件大事》中说:大麦出穗, 豌豆结角, 如拨开春云, 雨润之后, 再加之以日熙, 一十日内, 就可以吃大麦、吃豌豆。麦收有指望了, 救灾工作也快结束了。6月麦熟时节, 是千百万河南灾民无比盼望的日子。上一年外出逃荒的灾民们, 纷纷回到自己的家乡。《前锋报》1943年6月4日社评《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中这样描述了灾区人民迎接丰收的场景:熏风吹拂, 热田蒸晒, 大地上千千万万人渴望着的麦子, 正由碧绿而微黄而金黄耀眼了。骨肉分散东西漂泊四方的河南同胞, 荒村野店颠沛流离的我河南黎民, 终于最近先先后后由鄂北、由陕西省与本省灾情较轻的县, 陆续奔回他们的险些儿不能再见的故里, 预备收地下的麦儿, 种下秋禾的种子……诸如此类的报道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感召力, 给处在饥饿中苦苦挣扎的河南灾民以莫大的精神鼓舞[6]。

二、1942年河南大灾荒民间救助的种种局限性

首先, 救助的力度还很薄弱。无论是各种慈善组织还是个人, 尽管在大的灾难面前都表现出了高尚的人道主义情操, 竭尽所能地救助灾民, 但是由于资金的限制和能力的有限, 救助的范围还是非常有限的, 多数灾民只能在饥饿的痛苦中苦苦挣扎, 最后悲惨地死去。

其次, 国内民间力量的救助能力远远不如国外。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 本土的慈善组织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 此次大饥荒的救灾队伍中出现了一些由外国传教士组成的教会, 它们竭尽所能地给灾民提供食物, 开办难童学校, 收容处在饥饿中的难童。无论是资金实力还是组织管理方面, 这些来自国外的教会都优于本土的民间组织, 因此在救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 仅在郑州, 由郑州教会开设的难童学校在河南大灾荒期间就收容男女难童共700多人[7]44, 这点非常值得我们反思。

最后, 民间力量的救助难以贯穿到灾害救助的始终。灾害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发展过程。其从总体上可以划分为灾前、灾中与灾后三个阶段, 这就决定了灾害救助也必然是一个持续的动态发展过程, 然而民间力量的作用一般仅局限在灾害中的救助, 灾前的预防和灾后的重建仍然主要依赖于政府的力量。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的善后任务主要由政府来完成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三、1942年河南大饥荒民间救助带来的思考

1. 各级政府应在自然灾害救助中发挥主导作用。

“灾荒完全是人为的, 如果当局愿意的话, 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这是一位亲身经历河南大饥荒的传教士得出的结论。事实也证明, 如果仅靠民间力量的救助, 这次大饥荒造成的损失会更加巨大。纵观这次大饥荒, 国民政府采取了赈谷、赈款、施粥、平粜等措施, 据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记载:豫省曾三次开仓贷谷。第一次是1942年春青黄不接、民食匮乏之时举办的开仓贷谷, 共贷出小麦125, 770石3斗9升。第二次是1942年各地秋收歉薄之后举办, 共贷出及散放谷麦各半共15054, 000市石。第三次是1943年3月春荒严重之际, 省府令各县速将现存历年积谷合计332, 749石8斗6升, 悉数散放灾民用资救济[8]49。尽管在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动荡, 政府财政的捉襟见肘, 加之吏治腐败, 监督不力, 救灾措施的实施状况并不尽如人意, 然而由于中央政府以及省县各级地方政府掌握丰富的社会资源和经济命脉并拥有政治军事力量作为支撑。因此, 面对大的自然灾害, 政府等正式组织的救助应该发挥主导作用。

2. 重视和发挥民间力量在灾害救助中的作用。

传统中国社会的灾害救济一直不是纯粹的政府行为, 民间力量在灾害救助中起过减轻灾害影响, 组织灾民自救重建的重要作用。尤其是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 政府等正式组织在灾害发生前期的种种不作为, 使得媒体、社会团体及个人等民间力量成为这场大灾难的重要救助力量。由于民间力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触及到政府无法触及的救助领域, 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 如果在大的自然灾害发生时注意发挥和引导民间力量投入到灾害的救助过程中, 将会大大提高灾害救助的效率和范围, 从而有效地减少灾害带给我们的损失和伤害。

3.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由于近代中国经济落后与政治至上的社会控制模式, 加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使得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 社会救济意识也相对较弱。然而历史一再证明, 在大的自然灾难来临时, 存在于民间的各种类型的宗族、宗教及慈善组织是灾难救助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因此, 有必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尤其是要重视慈善组织在灾害救助中的重要作用。大力发展慈善事业, 使其在灾害救助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于慈善组织普遍存在的资金和管理问题, 政府应积极扶植与干预, 保障其有效运转。

参考文献

[1]陈传海.1942和1943的河南严重灾荒[J].郑州大学学报, 1991 (1) .

[2]流萤.友情的巨手[N].前锋报, 1943-4-17.

[3]此时还不行善还待何时[N].前锋报, 1943-4-7.

[4]解放日报[N].1943-3-17.

[5]马健辉.白修德与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6]李蕤.无尽长的死亡线——一九四二年豫灾剪影[J].河南文史资料, 1985 (13) .

[7]王冰.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的历史记忆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互联网的民间力量 篇4

互联网经济大潮之下，传统的浙商同样显现了惊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为了探讨互联网如何成为浙江草根经济新的推动力和助推器，浙江以小商品生产为特点的民营经济与时髦多变的新经济碰撞之下，能够产生怎样的激情与梦想？2007年4月25日，在浙江杭州，《互联网周刊》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长三角地区互联网经济发展高峰论坛”，聚焦长三角，聚焦江浙沪，某种意义上也是从更为公众所熟知的那部分互联网世界中走出来，沉思观察互联网那些相对隐性、沉着务实的另一个世界。

长三角地区出现一批最精明、最有效率地运用互联网赚钱的商人群体，他们熟谙传统行业与互联网的碰撞效应，也擅长捕捉服务型新经济涌动的每一次机会，积累了大量高效运作的民营资本。其中有策动了中国电子商务全球化的阿里巴巴，有号称中国互联网第一股网盛科技，有风行国际资本市场的盛大、第九城市，还有贝壳网、卡当、搜捕等新型WEB2.0新生代网站，还有占据全国60%～70%的行业网站。

区域性格使然，让互联网经济在长三角拥有独特的融入方式，这是与北京、深圳的互联网经济发展迥异的另一条路径。江浙极强的服务意识使得这里的商人并不过多关心那些时髦多变的概念，而是更愿意深入新事物与传统的交界探寻共存的利益与激活的商机，实用性是互联网着陆此地的首要用途和发展依据。轻纺、皮革、五金、领带、皮鞋，每一个小商品经济都可以成为一个小城市的标签，代表着某个产业的最大规模效应，这些传统产业成为了互联网新经济发展的摇篮，所以进入门槛较低、扁平化的行业网站集群占领了这片并不广大且以劳动力密集为特点的商业土地，最早开展网上生意的阿里巴巴也成为了全球电子商务的标杆，而这些成绩还将继续汇聚中国最具创新的商业源头。

位于长三角这些大大小小的经济实体，有民间自发形成逐渐成长的微观个体，也有不乏汲取了北京、上海等地更靠近科技、商业概念而建设的典型互联网企业，但都具备极强的区域色彩，遵循务实勤奋的文化，同时影响着这片地区的社会形态和政府意识。

具有服务意识的政府官员也出现在此处。他们能强烈意识到互联网对这片区域的渗透和推动作用，如何探求长三角的互联网经济往更深层次发展、优化区域经济结构、服务该地区的经济和产业，以及如何促进互联网与传统产业及区域经济的融合都是他们花费数年时间潜心钻研、实地考察的课题。

一个土生土长更加民间、更草根的互联网力量已经成型，那些低知名度却更加接近商业原生态、贴近生活、服务意识更强的网络公司，建立在互联网产业与传统产业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基础上，而这个融合与渗透的过程，也就是互联网落地、挤干泡沫的过程。

精通互联网的省长

茅临生是浙江省副省长，他对互联网的深入理解让人惊讶！“浙江农民信箱”是中国最草根的网上信息服务平台之一，会员主要是浙江农民，茅临生用了数年时间为他们量身定制了一个集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社务于一体的网上社会，最寻常的农业原材料购买和农产品出售在这个隐性社会中交易频繁。沟通社情民意这一最基本的政务理念走向落地的过程并不轻松，而网上社会与线下同步的交流合作、消除数字鸿沟，则几乎是目前所有互联网企业执着追求的境界。茅临生领导的政府团队以一种民间草根的方式消除了浙江农民走向致富的数字鸿沟，这个过程可能就是最真实的互联网逻辑体现。

凸显的长尾效应

自从2006年《连线》杂志首次发表安德森的长尾理论文章以来，这个词就频频在世界各地的办公室与会议场所出现，专家们致力于从理论角度挖掘长尾效应，企业家们则在实践中感知长尾力量。本次会议特地邀请了长尾理论的本土化实践代表作《长尾战略》一书的作者姜奇平和新浪前总裁、现点击科技总裁王志东就长三角的现状在这一理论的发挥空间阐述观点。

姜奇平的看法是长三角经济天生与长尾理论相符合，把长三角经济和互联网连接在一起，其实最恰当的词就是长尾战略。他认为，中国经济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过去只注意到规模经济，实际上范围经济就是在传统经济中自然而然出现的，江浙经济时代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到来。互联网是范围经济，长三角也是范围经济，长尾战略就是互联网和长三角的契合点。这一点和广东地区差异很大，广东是信息化小生产，他表示江浙一定会超过广东就在于合作性比广东好，并不是小就是美，是小加在一起，要有平台搭建起来，这样才能发挥自己的效应，这是长三角经济的精神所在。

王志东更多从企业经营角度解读这一战略。长尾理论针对“二八法则”提出来，即所有的好东西，80%好东西都集中在20%少数人手里，比如办企业，80%的盈利可能来自于20%的客户。在一些经典的营销理论里面，“二八法则”是最为重要的基础。但他认为，长尾理论并不排除主流，它只是消除了“二八法则”的盲点，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比如钓鱼，如果一次一次钓的话，要用“二八法则”，如果规则允许更换工具使用渔网，就可以实施长尾法则。长尾作为战略目的，是可以成就一个大企业的，所以阿里巴巴可以让很多中小企业受益，但是最终阿里巴巴可以成为中国最成功的互联网公司之一。

E商务之道

长三角是电子商务最活跃的地区，这里有著名的代表阿里巴巴和网盛科技以及众多行业网站。多年的积累和先天的产业集群优势，使得他们对于如何从自身定位稳健发展颇有心得。

阿里巴巴副总裁彭冀捷举出两个数字：中国的中小企业达到3000多万家，当然这里面包含很多个体工商户，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有70万家的网站。3000万客户和70万网站差距说明这个市场还有很大待开发的空间。阿里巴巴见证了很多企业成长的过程，她表示，一个产业比如领带业，往往是从小作坊开始，甚至从批发开始，后来利润不够，就会从经销商变成生产商，再做外贸出口商。从阿里巴巴掌握的数据可以看到，很多会员是从内贸平台转移到外贸平台，这说明，随着互联网发展，传统企业也会越做越大。

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德良对浙江的经济大环境十分看好，他认为浙江的企业得天独厚，本身就拥有产业集群基础，地理环境很大程度上已经决定了行业网站的成败，所以行业网站在长三角发展良好，在北京却屡屡落败。他还强调，行业网站细分是互联网发展的必然趋势。

行业网站代表、中国制造网副总裁许剑锋对细分有另外一层理解，他表示在服务方向上细分而非按行业细分是其网站最大的竞争力。电子商务平台必须提供一个尽可能公平的环境，买卖双方都需要真实可靠的效用信息，而不仅仅是海量。因此作为舞台搭建者，需要尽可能提供一个让竞争变得更加公平有序的环境，而不是简单把传统展会搬到网上。

捕捉长三角的投资机会

投资长三角，一直是资本热衷的方向。但是对于投资哪些项目、在哪些情况下是最好的时机，投资方和企业总是有契合点也存在分歧。

会议中，联想投资执行董事李家庆认为，江浙一带互联网的特点是真正深入到衣食住行当中，形成区域经济这样一个概念，因此江浙互联网公司与资本市场对接的方式以及融资渠道，和广州、北京的互联网公司有不同之处，不能一概而论。鼎晖创业投资合伙人王树表示，互联网越来越工具化，也边缘化了，VC选择项目更注重实施，更注重执行能力。

作为有吸引投资需求的企业，中国香料网总经理蒋伟华在传统香料行业从业多年。他认为，互联网和传统行业有非常大的结合点和空间，根据香料香精产业产品每个环节附加值很高的特点，他希望向网上沃尔玛这个目标努力，作为全球相关领域的网上知识库和信息服务者。爱情公寓CEO 张家铭认为，从中国网络用户数、经济成长空间、人民币升值等总体环境来看，互联网公司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在VC的支持下，控制好风险和成本，可以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虽然2007年VC投资互联网企业的项目减少，速度放缓，但顶九网CEO杨志峰认为这对VC和企业而言都不是坏事。VC可以有更多精力帮助被投入企业管理、经营公司，提高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迅速走上获得回报的过程。他还表示说：“作为互联网公司，需要大力引进外来资本，迅速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从而在行业里奠定领先的地位，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长久的生存和发展。”

行业网站的成长机制

扁平化是行业网站发展的根基，也是通常被认为的发展局限。全球纺织网CEO丁建军认为，在网站成长过程中，决定何时吸收外来投资是一项考验。“有合适的资金我们可能会接受，但是第一个不能把整个战略方向转移或者改变掉，快速发展很重要，但是如果缺少合适的投资资金，自己赚钱投资是最好的。”

中国包装网总裁龚经强认为要明白市场需求和客户需求，跟相关企业进行合作，比如和包装城、印刷城、商场、市场进行有效整合，这是使行业网站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前提。

中华机械网总经理程素华对网站布局提出加强实用性的要求，比如增加知识解读、删减不必要的时髦功能如博客等，“一个网站后备是最重要的，比如介绍机械方面的常规知识等，但博客之类的东西要不要就要考虑一下，因为上我们网页的人都是来做贸易的中介商。”

把握新浪潮机会

本地化网络服务模式不断在变化中迎来新机会。口碑网CEO李治国对本地搜索的前景十分看好：“使用过搜索的人占网民比例的60%以上，但是40%是在找自己家附近的信息。”口碑网涉猎的范围比较广，以餐饮为例，李治国表示调查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餐饮行业消费规模非常大，但是互联网在发展过程中明显滞后，这正是口碑网的机会。

十问王选　民间的力量已经到头了 篇5

自4月27日西松建设强制劳工案判决以来，中国战争受害者民间对日诉讼连连败诉或者被驳回。中国民间对日诉讼已到了生死关节点，这条路将如何继续走下去？为此，本刊特别专访了“日本侵华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团”团长王选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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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12年的“日本侵华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以败诉告终，知道消息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受？

王选：其实还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先前的种种迹象已经显示情况不妙，但不管最后什么结果，胜也好败也好，都会激起更多人对此事的关注，能让民间对日索赔的进程向前推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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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哪些方面？

王选：一是缺少国内的支持，精英对此很冷漠，老百姓都忙着生存，社会风行物质主义。来自日本方面的阻力一是文化隔阂，99%的日本人从来不跟中国人谈以前战争的事，二是中国国内的受害者绝大部分都只得依赖日本方面的支援，可日本“和平运动”已经承担不住了，他们的队伍也在急速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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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为了打官司在中日间来回奔波，耗费了全部精力，搭进了所有积蓄，后不后悔选择了这条路？

王选：我做事从来不后悔。我是受害者的后代，我要给村里的人打官司，而且做的过程中我也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和价值，我不可能做到一半就撂那不去做。但我总觉得，社会应该给予我们一定的报酬，毕竟这是牵扯到很多人的公众利益问题。我一直都是自费，直到2004年10月才开始有费用报销，真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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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道说在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承认细菌战的事实前，7年里你总共出庭27次，但一大半的庭审就只有你一个中国人在场。在日本的中国人对此事是什么态度？

王选：就是很冷漠啊。我觉得这件事情上，中国人没有做到我们该做的，没有投入我们应该投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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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展开的对日民间索偿活动其历程都十分波折，为什么会这么难？

王选：我想有两点原因，最主要的一点，这是关乎普通民众特别是草根民众的权利，而这种权利自身在中国都没得到完全的认可和确立。还有个原因是历史教育的缺失，造成国人对历史事实不了解，也没有树立起一种正确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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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4月27日西松建设强制劳工案判决至5月9日细菌战的败诉，中国战争受害者民间对日诉讼纷纷败诉或者被驳回。这一系列事件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公民对日赔偿请求权已经全面被封杀?

王选：对，实际上已经被封杀了。当然，也不是说这条渠道就完全行不通，官司还可以打，在再次否决之前还是可以继续去抗争，途径是存在的，但问题是中国人会不会去做，这是要付出极大努力的一个过程，仅仅靠几个日本律师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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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希望有人把这个棒接力下去？

王选：关键问题是中国人对于要付出这么大代价去追求的精神价值，绝大部分人都是放弃的，这是一个基本现实。普通老百姓没有这条件做不了，那精英会不会去做呢？如果真的要做这样的事情，我想必须要组织一支掌握专业技术具有专业能力的队伍，比如有国际法专家，历史学家的加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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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官司败诉了，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王选：官司打完了，原告就没了，现在没有组织还怎么继续呢？公司也是要登记的。现在对日诉讼主要就是依赖日本“和平运动”，我觉得这是错位的，应该要把受害者放在第一位，可现在情况是，什么事情都拿律师或者什么“协会”出来顶着，受害者自己几乎一点直接的声音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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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最渴望得到哪方面的支持？

王选：首先要从法律上给予我们存在地位的认可，需要一个NGO。具体来说包括三方面的支持：受害者协会、基金、研究机构。而且中国政府必须向日本政府澄清受害者个人权利问题，必须要从法律上给予明确的澄清，不表态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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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败诉是不是意味着目前的对日战争索赔只依靠民间力量已经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