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曲艺传承与发展

2024-08-28

中国曲艺传承与发展(精选5篇)

中国曲艺传承与发展 篇1

中国曲艺种类众多历史悠久, 它和中国的其他的艺术形式一样都是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瑰宝。中国曲艺在民族文明的进程中一直发挥着作用。然而, 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 特别是在多元的文化格局下, 曲艺正在面临着挑战、面临着正承受来影视文化、快餐文化、科技文化等的巨大冲击。一些优秀的曲艺种类、表现形式、代表人物都在逐渐退出舞台、退出人们的视野。中国的曲艺如何走出这种衰退的局面, 如何不断传承?如何继续发展?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业内、业外人士的重视。许多专业演出团体、曲艺研究者、艺术界的专家、学者近年来都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地。我作为一个从事多年的曲艺工作者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

一、中国曲艺的历史与现实

据不完全统计, 中国曲艺的种类有四五百种。北方曲艺有相声、太平歌词、双簧、小品、评书、山东快书、快板、二人转、鼓曲、天津时调、梅花大鼓、铁片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单弦、北京琴书、山东琴书、河南坠子、乐亭大鼓等。南方曲艺有独脚戏、金钱板、贵州琴书、花灯说唱、陕北说书、四川清音、苏州评弹、扬州评话、绍兴莲花落、桂林零零落、凤阳花鼓、兰州鼓子、鱼鼓、常德丝弦、湖北评书、温州鼓词等。少数民族的曲艺种类也很多, 有西藏折嘎、青海平弦、蒙古族好来宝、达斡尔族乌钦、赫哲族的伊玛堪、白族大本曲、侗族琵琶歌、壮族蜂鼓说唱、彝汉双语相声、京族弹唱、瑶族铃鼓、宁夏坐唱、湖南瓦乡歌话、土家围鼓、花腰傣铓鼓说唱、伊若乐、龙头琴弹唱、扎年弹唱、口弦琴、玛克塔拉、岱日查、乌力格尔、笑呵亚热、玛克塔拉、嘛哈哩、古尔鲁等等。这众多的曲艺种类, 虽然经过多次曲艺改革, 有一些由于表现形式存在糟粕被时代淘汰, 剩下来的依然丰富多彩。但是, 我们今天在舞台上、在媒体中除了相声、小品、二人转还能能看到哪些呢?!可以说少之又少。具有优秀传统的曲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想有以下原因:其一, 历史原因造成的。在漫长的旧社会, 由于曲艺形式都是以个体或者小团体的面貌而出现的, 是属于民间艺人糊口养家的手艺、属于平民自娱自乐或者插科打诨的玩意, 随意性强、现场抓活、现学现卖, 纯粹的草根, 没有系统化和规范化。因而, 它很难登大雅之堂, 也很难走进社会高层和知识层的受众。另外, 由于一些艺人存在“教会徒弟, 饿死师傅”狭隘、保守的思想, 大多是家族式的内传。随着一些掌握这种形式的民间艺人离世, 有些曲艺形式也就随之消亡了。其二, 是时代进步出现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多元文化需求的现实, 随着高科技媒体的广泛应用, 艺术的价值日益被娱乐时尚的追逐和声光感官的刺激所代替, 一些曲艺对社会人文生态环境变化有些不适应了。即使是一些现存的曲艺形式也为了适应某些需求而开始走形、变身, 专业的曲艺团体或者解散或者转行, 曲艺的人才培养工程无从谈起。大多曲艺失去了原有的形态、原有的内涵、原有的魅力, 成为了非驴非马的畸形。这些状况还不是全部, 确实令人担忧。

二、中国曲艺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曲艺作为中国民俗与民风的一种结晶, 都有各自土地上的文化印记, 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绝不应该走向衰退和消亡, 一定要传承、要发展。要做到这一点, 其一, 要加深对它的认识。要认识, 我们保护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就是传承中华文化的血脉, 就是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世代创造, 世代沿袭、世代秉承的智慧和文明的象征, 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追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铺路石, 也是失而不能再生东西。传承和发展曲艺这种艺术形态, 对落实科学发展观, 对落实先进文化方向, 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必须通过全社会的努力, 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保护制度, 使我国珍贵的曲艺艺术得以传承和发扬。其二, 创新有效的传承措施。1, 大力宣传与普及曲艺基本知识。开展, 特别是针对广大未成年人开展这种传统文化的普及和教育, 使他们都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这种宣传与普及, 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 例如, 文化部门主导, 社会力量参与开办专门的学校和培训班;例如, 定期不定期地举办曲艺讲座、举办曲艺展览;例如, 出版部门对曲艺专业知识书籍的编辑和出版;例如, 利用舞台、广播电视、互联网举办各种曲艺比赛等等, 以便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营造一个保护与发展曲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和传统。2, 重视小剧场的演出效应。曲艺本来就是民间乡井艺术, 其市场在民间, 曲艺小剧场对于培育人民喜爱曲艺有很好地效应。近年来, 由于小剧场演出价格低廉, 表演形式多样, 选择性强, 逐步成为了青年人休闲娱乐的一种选择。曲艺小剧场已经开始显现曲艺走向市场、融入民间的可喜的形势。但是, 不可否认, 小剧场的发展还是不平衡的, 大都市情况较好, 中小城市较差, 特别是曲艺文化市场的观念在一些地方还没得到重视。3, 用曲艺精品影响人。说到曲艺精品就必须要说创新, 这一点也是曲艺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往曲艺受众少的其中原因之一, 就是没有适应时代的新作品、新形式, 演出的是老段子、演绎的是老形式、演员是老技巧。所以, 必须要创新、要创作精品。有精品就有吸引力、就有感染力、就有凝聚力、就有市场力。传统的曲艺艺术要想在多元的文化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要传承要发展, 就必须在创新上、在精品上下工夫。

当今, 曲艺正处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形势之中, 因此, 作为曲艺工作者要抓住机遇, 要乘势而上, 为曲艺营造更好地生态环境, 为它培土、为它育苗、为它浇灌, 让曲艺这棵艺术之树茁壮成长、开出满树繁花。

摘要:中国曲艺作为中国民俗与民风的一种结晶, 都有各自土地上的文化印记, 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绝不应该走向衰退和消亡, 一定要传承、要发展。

关键词:曲艺,传承,发展

中国曲艺传承与发展 篇2

马街书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人认为它源于元代延佑年间(大约是1315年),700年的曲艺活动和书会延续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民间优秀文化和民风民俗传承的发展史和“活化石”。作为我国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学术研究价值和社会功能价值。

“书会”一词,始见于宋代记载,它主要指当时的才人和艺人(又称老郎)们编撰剧本、话本的机构。而中原地区民间以演唱为主的“会书”性质的书会其实是北宋的瓦舍勾栏的一种延续。特别是有关对瓦舍的解释“来时瓦合、去时瓦解”(宋《梦梁录》卷一九“瓦舍”),更符合民间书会定时聚散的特点。明、清时的河南,无论是农贸会或各种庙会上的说书唱曲已较为常见,有的还逐渐发展成为了国定的游艺场所,如开封相国寺、民权白云寺、浚县碧霞宫、灵宝老爷庙、永城保安山奶奶庙,以及各地的城隍庙、火神庙、关帝庙等等。上会艺人有用分回分段敛钱(收费)的,有用亮书卖书,即包场演出方式的,这后者的艺人逐渐增多,就形成了以买卖方进行交易性质的书会。马街书会即是如此。中原地区清代中叶兴起的书会不少,如许昌杜寨、河街书会,唐河大河屯书会、浚县的大槐树书会、永城保安山书会,但在民国后期都逐步衰落,消失。唯有马街书会几百年薪火相传,历久弥新,延续不断。

马街书会的兴衰与中原曲艺的兴衰轨迹相吻合,也可以说是中原曲艺的晴雨表。书会起源的元明时期是中原地区民间说唱形式稳定发展时期;它最兴盛的时候应该是在清代和民国时期,这也恰恰是中原地区古代民间说唱艺术向现代曲艺过渡转化、曲艺形式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马街书会几经沉浮。上世纪80年代以后各级政府及文化部门开始对它关注,采取了许多保护措施,逐渐被全国所认知。尽管如此,书会的规模、参会艺人等方面仍不尽人意。新世纪以来,政府保护力度加大,中国曲协连续11年参与其中,组织开展全国曲艺邀请赛和优秀曲艺节目展演,极大提升了马街书会的影响力,复苏势头迅猛,成为影响全国的民间曲艺传承与发展的一个样本。

一、马街书会是曲种、曲书目的载体

马街书会上演的曲种繁多,有三弦书、河南坠子、大调曲子、河洛大鼓、湖北渔鼓、山东琴书、凤阳花鼓、衡阳渔鼓、评弹、上海平话、绍兴莲花落、常德丝弦、徐州琴书、大鼓书、评书、乱弹、道情、四川清音、四川扬琴、竹琴、四川金钱板、盘子、湖北小曲、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单弦、北京琴书、西河大鼓、莺歌柳书、大铙、相声、快板、快板书、山东快书、陕西快板、陕北说书、大同数来宝、二人转、二人台、潞安大鼓、襄垣鼓书等几乎所有流行的南北曲艺形式。长、中、短篇曲(书)目更是丰富多彩、数不胜数。

二、马街书会促进了曲种之间的竞争,加快了新曲种的诞生

马街书会同场竞技赛书的形式促进了曲种之间的竞争,促使了新曲种的诞生、稳定与成熟。比如三弦书与河南坠子在马街书会的较量。三弦书源于瞽曚说唱,形成于明末清初,又称三弦铰子书,初期称为腿板书。其演唱形式是一人左腿缚节子板(即腿板)怀抱三弦自弹自唱自击节奏。从艺者全为男性盲人,行艺中也与人卜卦算命“断子平”,因而,人称瞎子腔,瞎汉腔。豫北谓之盲词。清初至清中叶,马街书会演唱者主要是三弦书艺人,他们尊奉天皇、地皇和人皇为祖师,并定期举办三皇会,主要内容是敬祖师,评艺和整纪,此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到了道光年间,河南坠子由开封初步形成以后,迅速传至马街书会,许昌、襄县、郏县、宝丰、鲁山、临汝一带三弦书艺人纷纷效仿。在长期的演出碰撞竞争和互相吸收借鉴过程中,促使了河南坠子曲种的成熟与稳定。河南坠子不仅吸收了三弦书的饺子(铜镲),还将三弦书的腿板改为脚梆作为击节乐器。不仅如此,由于河南坠子受到观众普遍欢迎,许多三弦书艺人不得不改唱河南坠子。正如艺人在开篇书帽中所唱:“原先唱的三弦调,如今改唱坠子腔”。这种演唱遗迹至今在宝丰马街书会周边河南坠子艺人中保留,艺人称之为有“风搅雪”。即唱一段三弦书,自然过渡到唱河南坠子。到了同治年间,河南坠子东西两路地域流派已经形成。而马街书会周边的宝丰、许昌、襄县、郏县、鲁山、汝州即是西路坠子的主要流布地区。也由于多有三弦书艺人改唱,所以才有了硬弓大调(受三弦书高腔影响)和短篇书目较多的特色。即河南坠子“东路书、西路段儿”的说法。东路坠子受道情、大鼓书影响,多为中长篇书目,西路坠子受三弦书影响,多为短篇书目。

三、马街书会促使艺人加强自身的艺术提高和创新能力

马街书会艺人之间的交流、学习、合作、竞争,也促使艺人取长补短,不断加强自身技艺的提高。这里我还拿三弦书举例。民国时期,不少三弦书艺人改唱坠子,然技艺较高者仍坚持。民国二十年(1931),在宝丰马街书会上,南阳三弦书受到极大冷落,著名艺人赵四差脚、刘永科、张士德、郭林封、李广珍、张如西、安玉松等,均无人邀请。为振兴三弦书艺术,赵四差脚等对三弦书进行大胆改革:唱腔上吸收二簧、宛梆、越调、大调曲子的腔调和牌子,使唱腔更加丰富;同时,更加注意演唱与伴奏的配合,使接腔、“说二话”的艺术效果更加强烈,并吸收坠子弦加入伴奏,学习坠子艺人改腿板为脚蹬梆。表演除吸收武术的套路和动作外,还把掷铰子的绝技运用于演唱之中,使南阳三弦书在一个时期内又恢复了生机。

当然,新生事物总是在不断创新中发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尽管如此,三弦书这个古老的曲种仍然难以抵抗河南坠子这个新兴曲种的冲击。有个非常有趣的事件,民国三十五年(1946),南阳三弦书艺人在唐河县大河屯举办了较大规模的“三皇会”,目的仍是与坠子抗衡,振兴南阳三弦书。但不久,就连此次三皇会的主办人——唐河县大河屯书会会首张秀山到马街书会赶会之后,也不得不丢掉三弦而改唱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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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街书会加快了艺人之间曲书目的传播

四方艺人年年来赶马街书会,除了追求经济价值,想在书会上卖个好价之外,还有很大的因素是增长见识,以书会友,取长补短,学习借鉴。“同行是冤家”,“宁赠一锭金,不教你一句春”。平时,艺人之间相对是保守的,相互防范,谁也不愿把自己的谋生绝技教给别人。而到了马街书会,这种态度都会随之改变。因为只有亮出绝技真功,才有可能吸引观众,写得高价。因此,很多艺不如人的艺人把赶会当做开阔眼界、丰富自己的机会。无论是观摩剽学,还是当面请教,都离不开对曲书目的探讨、研究和思考。“十书九不同,各人嘴里变巧能。”即使同一部书,由于艺人各自的生活阅历、文化水平、天赋条件、师承技巧不同,演出效果也截然不同。艺人们更愿意以书换书,以曲易曲,等价交换。艺人之间这种有意或无意的交流,促使了曲书目的传承与传播。

五、马街书会促进了唱曲曲种唱腔和伴奏音乐的发展

书会上丰富多彩的曲种,千姿百态的演出形式,优美的唱腔,好听的旋律,生动的弹奏、娴熟的技巧,让艺人们大开眼界,耳濡目染,学而习之,自然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久而久之,便融进了自己的唱腔伴奏之中,对曲种音乐的丰富起到了润物无声的作用。

六、马街书会是中长篇大书传承的最好途径

说唱中长篇大书是中原民间曲艺的主体。尤其是河南坠子和大鼓书艺人,主要靠说唱大本头的长篇书赢得观众。过去在马街书会上,要求被写走的艺人至少要说三天五场书,即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如果书说得好,吸引观众,还有可能被要求延长,能说十天半月甚至三月五月不等。因此,就要求演员会的书多,无形中也促使艺人刻苦学艺,掌握更多的书目。现今的年轻曲艺演员,掌握说书技巧和中长篇传统书目的越来越少,有的根本不会说书,只会老师教唱的几个小段儿。传统中长篇大书演员的减少和缺失,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马街书会的曲艺民俗对民间曲艺传承有着积极意义。

曲艺具有与民俗文化紧密相连的特征。民俗是人类普遍心理的反映,是人类所通具的文化特质。曲艺本身的演出活动就是一种民俗活动,它千百年来生存于民间,使得它不仅具有一般艺术娱乐、教化、认识和审美的作用,而且具有民俗功能,深入到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马街书会正是这种曲艺与民俗活动的生动体现。它的亮书写书的过程、艺人的敬奉祭拜、“摆皇会”的仪式,推举会首的程序等诸多民俗内容,尤其是对艺人崇德尚艺的要求和约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艺人自我管理的组织机构,对于民间曲艺的传承有着积极的意义。

总之,马街书会所反映出的自发性、群众性传统和民族性、民俗性特征,为民间曲艺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如何能够在新的时代光大和发扬它的优良传统,尽可能多地保护它的优良文化基因,优化生态环境,更好地激发它的活性和生机,保持和维护它的稳定性和生存力,依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

武汉曲艺的发展与传承 篇3

新世纪以来, 全国的曲艺发展陷入了低谷, 武汉曲艺也面临着演出市场严重萎缩、曲种锐减、人才稀缺、创作乏力等困境。如曾经流行一时的单弦、音韵大鼓上世纪就已消失, 湖北渔鼓、方言单口相声等明显衰落。湖北善书第一传人、84岁的蔡甸区索河镇民间曲艺家袁大昌一直为善书后继无人多方奔波。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张明智虽然仍活跃在舞台上, 但湖北大鼓始终面临接班人匮乏的问题。相比湖北大鼓的凋敝, 湖北其它三大特色曲种在今天更为沉寂。目前, 湖北曲艺界只有一个武汉市说唱团, 像道情、渔鼓、小曲、评书这些湖北传统曲艺, 说唱团都已经不再演出。越来越多的武汉传统曲艺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 但是这种方法留下的只是影像资料和历史记录, 要让武汉传统曲艺真正生存和传承下去需要寻找更积极的应对之策。

一、武汉曲艺的市场化生存之路

从农村进入城市以后, 曲艺的演出场所日渐固定化, 多种曲艺形式在固定的演出场所行艺, 促进了艺人的竞争与曲种的发展成熟, 这是曲艺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特点。武汉曲艺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汉口为中心的商业水运物流有着悠久的传统, 由此带来的码头文化的兴盛是武汉曲艺繁荣的重要背景。晚清汉口不但商业发达, 而且茶馆、戏院、游乐场林立, 这些场所不但是商人、市民、手工业者、码头工人休息、交易和帮会活动的平台, 也是形成戏曲、曲艺等表演经常性和规模性的重要阵地。以茶馆为例, 1909年武汉三镇的茶馆一共有411家, 到1933年的鼎盛期竟发展到1373家。解放初期, 武汉200多家茶馆里活跃着100余位说书艺人。旧汉口的茶馆、戏院、游乐场与曲艺存在着天然的共生关系, 对汉口城市文化的养成有着显著的影响。曲艺艺术的平民性, 决定了茶馆等场是它最适宜的活动阵地。但是伴随着这些场所的一蹶不振, 曲艺的发展逐渐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大本营”。

近年来, 为振兴传统曲艺, 武汉曲艺界人士和爱好者也试图开办曲艺茶馆, 从民间挖掘潜力。比如武汉于2007年诞生了首家曲艺茶馆天乐社, 由郭德纲的师兄、天津人徐永刚勉力支撑, 因为资金投入等原因几年中辗转多处。曲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首先要有固定的演出场所。有了固定演出场所, 老演员就有示范场所, 青年演员就有实践场所, 曲艺票友就有自娱自乐的场所, 外地游客有想看就看的场所。北京的“德云社”、周末相声俱乐部如火如荼, 作为曲艺之乡的天津有名流茶馆等多家曲艺社团, 东北赵本山以“刘老根大舞台”为据点, 掀起全国观众对“二人转”的关注热潮, 而在曲艺籍籍无名的无锡, 阿福吉祥幽默俱乐部凭借在滑稽戏小剧场对边缘艺术的小众坚守赢得受众, 迎来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这些社团的成功都依赖于固定的演出场所里坚定的专业团队始终如一的努力与投入。

由武汉说唱团开办的“都市茶座曲艺剧场”于2014年5月隆重开业, 这个以方言喜剧和宣传本土非遗艺术表演为主的小剧场为振兴武汉曲艺提供了宝贵的舞台和重要的物质基础。可以容纳170位观众的剧场配备了先进的灯光音响、化装间、录音棚等设施, 不仅可供日常演出, 也是武汉说唱团的排练场地之一。这个由专业团队打造的曲艺剧场, 不但可以通过“张明智湖北大鼓师徒专场”、“评书大师何祚欢专场”等一系列活动吸引观众, 进行湖北地方曲艺的展示, 还能锻炼演员, 促进创作, 打造出能走向全国的精品舞台喜剧, 是进行曲艺演出市场化探索的有益尝试。新时期曲艺表演艺术团体的作用不仅仅是单纯地创作和表演, 还担负着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语境下重新确立其作为传承曲艺血脉和保护曲艺文化核心机构全新地位的职能, 但首先是要建立能够培养观众形成观赏惯性的舞台阵地。都市曲艺最终还是要回归剧场, 以剧场演出为主, 通过面对面的传播, 通过亲身欣赏、体验和参与 , 使观众获得最为直接和真实的审美, 只有这样曲艺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作依托, 今天曲艺的剧场演出也显然不能完全照搬传统的演出模式, 其投资、运营方式以及人力资源的配置 , 都应遵循着市场规律与艺术规律, 进行市场化的运作。以武汉说唱团为例, 演绎武汉麻将文化的方言喜剧《杠上开花》融相声、大鼓和独角戏等武汉曲艺于一体, 深受观众喜爱。这部作品的成功依赖于其内容和形式的创新, 也离不开大胆的营销策略。为宣传这部喜剧, 团队将目标观众定位为最有经济实力的中年群体, 通过街头搭台、和行人互动打造影响, 投入大量成本做公交车身广告、武汉出租车后灯广告及街头LED大屏广告, 领导和成员们还利用个人影响力通过微博、微信、短信、QQ等自媒体对这部剧进行宣传, 最终使这部作品创下武汉市演出前所未有的历史纪录, 在短短两个月内, 连演60多场, 收入300多万元。而对贺岁剧《海底捞月》的营销, 团队又出奇招, 不但拍卖《海底捞月》的首演权, 还和武汉剧院 (演出场所) 、武汉晚报 (宣传媒体) 联合, 创出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三家联手、票房分账”, 最终实现三方共赢。

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 武汉曲艺也要顺应文化潮流, 借助现代的传媒手段, 通过上电视、下社区、进网络, 多管齐下进行传播。比如在电视台设置栏目, 播放武汉地方曲艺节目;在互联网上建立武汉民间曲艺文化保护网站, 对名家曲艺进行展示, 吸引曲艺爱好者提供个人表演视频等, 都能一定程度引起观众对曲艺的关注和兴趣。但是电视是把双刃剑, 它一方面导致了曲艺的大面积传播, 一方面也让曲艺失去了更多的剧场舞台和观众, 所以电视媒体对曲艺的传播需要真正的创新, 要提取曲艺特有的文化底蕴和艺术内涵的精华, 结合电视创作中视听语言、拍摄技巧以及编排包装的优势, 让曲艺艺术呈现新的面貌。

二、武汉曲艺内容打造之策

曲艺要扎根本土文化。曲艺的大多数曲种起源于民间, 地域性是曲艺的重要特征, 本土文化与曲艺之间存在着同源互动的关系。每个曲艺艺种都在特定的文化土壤中孕育, 因为适应一方水土人们的娱乐需求而获得成长与发展。以曲艺的方言特征为例, 作为一方民俗和传统的体现, 受众总是对与自已比较熟悉或接近的语言更有认同心理和接近性心理, 这种心理还可以上升到一种文化或历史的认同。这也导致不同的曲艺艺种在不同地方的传播效果大相径庭。但是伴随着社会发展、人口融合, 曲艺赖以生存的方言载体是否还要坚守一度成为令人困惑的问题。

对此, 武汉说唱团进行了自己的探索:每年岁末, 快活里、武汉话、麻将等一系列武汉人熟悉的元素一定会汇聚在年底的方言喜剧大戏里, 从《杠上开花》、《信了你的邪》、《一枪拍案惊奇》到《海底捞月》, 年年上演, 年年成为江城老百姓“必须”看的方言剧。但是当方言剧《海底捞月》赴上海演出时, 剧团专门推出普通话版, 聘请上海导演修改剧本, 加入许多上海方言的戏剧元素。城市的不断扩张造成了接受习惯多元的受众群, 为此曲艺创作需要进行调整, 在保持特性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面对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欣赏态势进行创作, 要坚守乡音, 但又不能够死守方言。

曲艺的发展要立足于本土化, 并不是否定曲艺的改革创新, 立足于当下, 用现代“包袱”和现代形式征服观众, 是武汉曲艺创作“升级”的必由之路。当湖北评书中加入流行歌曲, 独角戏中添加网络笑话, 湖北大鼓结合电声乐的形式全新演绎武汉老民谣时, 也能获得很好的反响。骆玉笙在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晚会上演唱时利用了电影银幕和LED现代设备, 丰富了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苏州评弹博物馆对传统的“评弹书场”演出进行“包装加工”, 探索出“时尚评弹”的演出方式, 拓宽了发展的渠道, 赢得了更为广泛的听众。现代的曲艺表演者追求表演方式、演唱技巧、服装道具、灯光布景等的综合效果, 都是曲艺创演的宝贵尝试。

曲艺历来被称作“文艺轻骑兵”, 以其善于快速活泼地以生动的人物形象、鲜明的时代气息、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优美的唱腔旋律从不同层面反映现实题材, 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但是, 随着时代的变迁, 优秀的曲艺作品越来越少, 情节雷同、人物模式化和格调低俗化的作品层出不穷, 这些通过增加时尙元素、网络笑料和另类嫁接等方式进行拼凑的作品最终会使观众产生审美疲劳和反感。一部优秀的曲艺作品首先需要有艺术品位和思想性的文本, 在此基础上经过表演者的二度创作才能完美体现。传统的曲艺节目主要根据民间故事和传说、古典传奇小说以及民间戏曲等改编而来, 通过借古喻今, 阐发微言大义。当下的现实生活中, 有诸多的社会矛盾、世态人情可以通过曲艺作品去展示, 但是需要创作者深入生活的底层去发现和积累, 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去开掘和提炼, 以精湛的艺术手法去创作和打磨, 才能最终生产出打动人心、赢得观众的作品。

三、武汉曲艺的人才培养之道

曲艺事业的繁荣, 人才至关重要。据不完全统计, 至今活在中国民间的各族曲艺曲种约有400个。但是在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 曲艺演出频率逐渐降低, 一些曲艺品种也随着身怀绝技的老艺术家过世而消失。“北京曲艺抢救性保护工程优秀青年曲艺人才展演”活动于2014年9月启动, 这次参演曲目有不少是濒危曲种, 演员中有不少“90后”。但是对于大多数地区的曲艺事业来说, 专业人才的普遍匮乏已经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严重障碍。这里所指的专业人才既包括曲艺创作人才、说唱表演人才、音乐伴奏人才, 也包括管理人才和营销人才等, 这些都是支撑曲艺行业健康持续发展需要的人才。

曲艺创作人员的培养有其特殊的规律和成长路径, 其培养不仅需要普适性综合知识的建构, 还要结合曲艺行业自身特点系统学习相关的曲艺知识, 包括历史与理论, 各自曲种的表演形式与审美特点等。具体到曲艺作品的创作, 不但要有好的故事情节, 鲜活丰满的人物, 还要有独特的视角、精微的感悟和隽永风趣的语言魅力, 因而在进行创作训练和实践的基本功锻造时除了需要特殊的训练, 创作人员的天赋悟性也是优秀人才打造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 一部曲艺作品诞生后即便有人赏识, 创作者往往也要接受高付出与低经济效益的悖论性存在, 其探索奋斗的动力不断被冲击与消解。因此在艺术文化生态逐渐恶化的环境下, 要培养出优秀合格的曲艺创作人才是难之又难的事情。要从根本上解决曲艺创作人才匮乏的问题, 需要国家相关部门从顶层设计的改革入手, 给曲艺创作人才的培养以相应的政策通道, 提高编剧地位 , 重奖好剧本 , 这样才能不断涌现真正致力于曲艺创作的人才。

表面看, 传统的曲艺作品往往倚靠拜师学艺, 口口相传, 得以延续, 而事实上, 一部优秀的传统作品, 往往经历若干代艺人的努力, 不同风格流派的艺人会有不同程度的再创作。真正好的曲艺文学是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互相结合、互相补充的创作。新时代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下, 好的曲艺作品的创作也需要倚赖个人和集体创作的双轮驱动。武汉说唱团近10年排演了7部戏, 在武汉市场一炮而火的《活到就要活快活》基本是老一辈艺术家夏雨田的小品片段拼接, 之后的作品全部出自御用编剧李冰之手, 但李冰写戏, 一两年才拿出一部, 每一部戏都经历千锤百炼。这些戏不单单将武汉本土明星一网打尽, 还先后请来了4位在各自领域享有盛誉的导演:武汉本地的李铁, 省里的余笑予, 北京的娄迺鸣, 台湾来的陈立华, 团队主创人员全部上阵, 封闭创作, 一起谈构思、说细节、讲故事, 之后又多次集中修改、几易其稿, 这样创作才能出一部成一部。

曲艺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 要面向市场, 打通与文化市场的联系, 才能真正赢得“一席之地”, 而不是逐渐沦为“非物质保护遗产”。曲艺团体在进行市场化运作时, 迫切需要相应的管理人员和营销人才。当前曲艺团体面临的主要问题不仅在于经营管理和营销人才的数量少, 而且在于专业化程度低。有的管理人员由专业岗位转行而来 , 缺乏现代管理理念, 难以对事业发展和队伍建设等问题做出长远的统筹;有的营销人员不了解文化产业的发展动态, 只能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演出推销, 无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项目策划、市场化运作和产业化经营。这些都极大制约着曲艺团体做强做大和曲艺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曲艺人才的培养不单单要通过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培养人才, 通过文艺大赛挖掘人才, 通过从娃娃抓起孕育人才, 还需要从其它行业积极引进人才, 共同打造曲艺事业。

四、结语

曲艺是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武汉曲艺的许多种类以顽强的生命力传承至今。在曲艺艺术普遍面临发展困境的当下, 武汉曲艺也在曲折中摸索前行。武汉曲艺团体顺应社会潮流, 依托大众媒介进行市场化运作, 立足本土化和当下现实生活进行内容革新, 从发展文化产业的视角培养选拔人才, 最终走出一条宽阔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没有曲艺之家难成大家谁来为湖北曲艺安家?http://hb.qq.com/a/20090331/0.

[2]刘衍青:论城市演出场所与曲艺发展的关系,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2014.

[3]旧汉口的茶馆, http://www.whfz.gov.cn/mcjg/201107/t20110708_39445.shtml.

[4]没有曲艺之家难成大家谁来为湖北曲艺安家?http://hb.qq.com/a/20090331/0.

[5]王能宪:曲艺的传承与我们的责任, q.com/a/20090331/000141.htm.

[6]洪霞.四川曲艺的根失状态与对策思考[M].四川戏剧, 2006.

中国曲艺传承与发展 篇4

关键词:粤曲,悠久,群众基础,支持,队伍,特色品牌,传承

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辖区的西北部, 北倚东江干流, 东江支流环绕四周, 河涌交错, 是典型的水乡。中堂镇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民风淳朴, 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北宋就立村于此, 距今已有900多年历史。

东莞市作为粤方言地区, 其传统粤曲文化广为流行, 特别是东莞水乡片, 粤曲、龙舟说唱、咸水歌、木鱼歌、讲古等曲艺形式在民间有相当深厚的群众基础。

一、历史悠久、民间活跃、代表人物突出

中堂镇地处珠三角腹地, 距广州市区46公里, 水陆交通四通八达, 粤曲文化深受广府影响。据考100年前这里就有民间“私伙局”活动, 有些大的村如槎滘村、潢涌村的粤曲爱好者自发组织粤曲队、组, 利用农闲季节在一起排练弹唱, 逢年过节义务为村民演出。演唱的大都是生旦折子戏, 如“貂婵拜月”、“断桥相会”、“劈山救母”等等。新中国成立后, 群众对粤曲等曲艺热情高涨, 全镇许多村都组织建成了曲艺社, 除了演出一些传统戏, 还排练、改编、演出了诸如《白毛女》《九件衣》等革命现代戏。到1960年代, 中堂镇有曲艺队11支, 主要排练演出一些传统剧目和革命样板戏等。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群众对当地曲艺越来越喜爱, 中堂镇迎来了曲艺发展的大好时光, 涌现出像温池、洪柏根、莫明先生这样的杰出代表。温池, 1945年出生于东莞市中堂镇槎滘村, 10岁时开始迷上二胡, 此后又先后学会了用高胡、小提琴、大提琴、扬琴、琵琶等多种乐器演奏广东粤曲。经过多年艰苦努力, 他终于把具有东莞本土韵味的粤曲演奏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而广受好评。1995年他获得广东省“振兴曲艺奖”, 2003年他演奏的《流水行云》获国家广电部金奖, 同年他还获文化部组织的“映山红”民间戏剧节“育花奖”等奖项。1999年, 温池成为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个晋京举办个人曲艺作品演奏会的曲艺家, 该次演奏会结束后, 时年已90岁的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吕骥欣然题词:“民间特色, 非常鲜明”。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他还受邀举办了个人曲艺演奏会, 成为东莞市第一个把地方曲艺展现给国际友人的演奏家。近年来, 温池先生把他演奏的粤曲整理出版了多部CD专辑, 发行很好, 深受粤曲发烧友欢迎。温池先生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 曾担任多年的广东省曲协副主席、东莞市戏曲协会会长等职务, 他多次获国家、广东省的各种奖励, 近些年, 温池经常回到家乡中堂镇指导曲艺队排练、演出, 创作了《中堂颂》等粤曲, 很受当地群众欢迎;洪柏根, 中堂镇鹤田人, 1963年考入广东省粤剧学校, 主修打击乐 (掌板) , 选修高胡、笛子等器乐演奏, 成为戏曲界中少有的既精通粤曲又通晓西乐的“通才”。期间曾获“广东省先进工作者” (省文化厅颁) 称号。退休后, 于2005年到深圳的民间粤乐社工作, 2007年10月应聘到香港演艺学院 (香港唯一高等艺术院校) 供职, 任中国戏曲课程导师, 主讲“粤剧唱功”等课程, 洪柏根先生这几年多次回到家乡, 与这里的曲艺爱好者交流切磋;莫明, 中堂镇蕉利村人, 8岁学打扬琴, 1966年考入中堂中学, 先后参加过中堂中学和中堂公社组织的文艺演出。1979年2月到香港定居和工作, 并改名为莫明。1984年加入“丽群”粤剧团, 1987年入“颂新声”粤剧团, 1989年创办“碧辉乐院”, 1990年入“雏凤鸣”粤剧团, 其间, 多次参加香港“欢乐满东华”大型慈善义演, 先后为新马师曾、罗家英、李宝莹、龙剑笙、梅雪诗、靓次伯等名伶伴奏。1995年离开剧团成为音乐自由人, 其后十多年间, 散聘于各大剧团、乐社, 参加省、港、澳的许多大型粤乐演唱晚会, 先后在文千岁、林锦屏、汪明荃、陈笑风、罗家英、曹秀琴、卢启光、陈小汉、郭凤女、彭炽权、丁凡、区凯明、陈伶玉及阮兆辉、尹飞燕等艺人的演唱或唱片中, 担任音乐领导或伴奏, 被誉为香港粤曲界乐师中的“班霸”。2000年后, 莫明常返回中堂镇, 活跃在家乡的曲坊艺苑之中。2005年, 他出版CD专辑《一人乐队》, 专辑中的十多首乐曲, 主奏和伴奏的高胡、小提琴、扬琴、中阮等近10种乐器, 均由其本人分次拉弹, 然后总汇合成, 故称“一人乐队”。最近这些年莫明经常回到家乡指导村曲艺队, 共同创作、交流、演唱, 使一批粤曲爱好者的演唱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在这些优秀曲艺人的带领、影响下, 中堂镇的曲艺发展很快, 现在全镇有民间组织的曲艺队25支, 成员500多人, 除此之外, 全镇还有“私伙局” (曲艺发烧友) 几千人。在当地, 大部分群众, 包括年轻人都能哼上几句《分飞燕》《帝女花》《禅院钟声》等经典的粤曲段子。如今, 特别是近些年广大群众对这一传统艺术有了更多、更新、更高需求和热爱, 中堂镇曲艺文化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

二、群众基础好、政府民间支持、队伍发展壮大

(一) 群众基础好。

粤曲在中堂镇的民间群众基础相当深厚, 有众多的拥趸者。改革开放后, 这里的经济迅速发展, 富裕起来的人们追求文化娱乐的热情高涨, 加上传统曲艺 (粤曲) 贴近生活, 表现重大社会矛盾和关注民生问题, 因此这种文娱形式仍然是这里百姓热衷的首选, 形成了以粤曲曲艺为龙头, 带动其它文化活动蓬勃开展的良好氛围。现在, 每当你走进该镇的村 (社区) , 走近水乡的祠堂民宅, 你就会时不时可以听几句悠扬的粤曲。尤其是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看粤剧、听粤曲就是当地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全部, 那时候粤曲的兴盛, 可以用“爆棚”来形容。虽然1980年代至1990年代曾受到流行音乐的冲击, 但传统粤曲依然是很多中老年观众的至爱。特别是现在, 经常有生意人、老板花钱请戏班给乡亲们、外来打工者看戏。逢年过节, 本地、外地戏班竞相到此表演, 更加热闹非凡。有的村当地、外地戏班同台竞技, 互相打擂, 场面火爆, 观众看得有滋有味, 真正享受到了一场精神文化的盛宴。

(二) 政府、民间支持。

一直以来, 中堂镇委、镇政府、社会、民间人士都积极鼓励、支持该镇曲艺的发展, 特别是镇政府, 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曲艺发展规划和措施, 如:一是把粤曲和当地其它曲艺形式作为中堂传统文化列为重点扶持项目, 要求各村 (社区) 都要成立曲艺队, 人数为15人以上, 伴奏乐器不少于10件, 同时要有200平方米的固定排练、演出场所等。镇里还规定村 (社区) 粤曲队每周都要举办演出活动, 特别是农闲、节假日、重大庆典活动更要举办曲艺演唱活动等 (现在这些规划和措施都已经得到了很好落实) 。从2000年开始, 由政府出资, 每年的元旦、春节、五一、十一, 中堂镇都要在镇文化广场举办一连7天的粤曲“黄金周”演出, 深受当地群众欢迎。2010年, 由镇政府出资金, 成功举办了全镇粤曲大赛, 这次大赛有500多人参与演唱和伴奏, 是该镇最大规模的一次粤曲比赛;二是资金扶持, 每年, 镇财政投入10多万元给各村曲艺队购买乐器、演出服装, 维修排练场所等, 并且此项文化活动经费逐年增加, 保障到位, 各村 (社区) 也每年投入一定数量的资金扶持曲艺队。与此同时, 社会各界、民间人士也极其热心支持中堂镇曲艺文化活动的开展, 每年捐款超过几十万元赞助曲艺演出, 为中堂镇的曲艺发展贡献了力量。三是镇文化站在演出、比赛、交流上的扶持。现在, 每当节假日、或遇有重大政治任务、或配合镇中心工作, 镇文化站都要请各村 (社区) 曲艺队到镇文化广场演出, 平均一年有50多场次的演出。镇文化站还在镇中心所在位置专门搭建一个标准的舞台供这些曲艺队随时排练、演出。每年, 镇文化站还积极组织这些曲艺队参加市、镇交流演出或参加市里的各类粤曲比赛, 同时还邀请专业、业余曲艺团体到我镇演出、交流、切磋。

(三) 曲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改革开放前, 中堂镇以农业生产为主, 经济不发达, 唱粤曲、搞曲艺的人不多, 进入1980年代后期, 有条件的村开始组建曲艺队, 到2000年, 全镇20个村 (社区) 都陆续成立了有一定规模的曲艺队。其中槎滘村、袁家涌村各拥有两个曲艺队。这些曲艺队利用业余时间排练, 然后为村民演出。每逢节假日, 他们还组织演出队, 到本镇其它村 (社区) 以及到镇外进行交流演出。其中, 每年元旦、春节、五一节、国庆节还要定期到镇文化中心进行演出, 他们配合镇、村中心工作, 积极参与镇、村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 一直起到了引领全镇文化活动的作用。他们以粤曲及其它曲艺形式来表达社会各阶层在经济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和中堂人民安定团结的祥和生活, 受到了当地群众和外来务工人员的热烈欢迎。现在, 中堂镇的这些曲艺队每年在镇文化广场演出50多场次, 下村 (社区) 演出40多场次, 对外交流演出20多场次, 与此同时, 他们每年还积极组织参加省、市各类曲艺比赛, 获奖无数。目前, 中堂镇有登记注册的曲艺演出队伍25支, 演唱、伴奏人员近500名。

三、创特色品牌、发展思路清晰、传承有计划

(一) 创特色品牌。

中堂镇的曲艺发展之路有自己的特色, 那就是以粤曲为主, 同时兼顾其它曲艺形式, 推陈出新, 如用粤方言进行表演唱、快板、说唱等等。前些年, 他们创作、演唱了表演唱《喜看中堂花锦绣》、快板《我比城市起得早》、粤曲器乐合奏《中堂颂》、说唱《婆媳话生育》、新龙舟说唱《龙船情缘》 (该节目还获得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节目提名奖和文学入围奖) 等很受群众欢迎。之所以这样做, 主要因为:一是与东莞市其它镇相比, 中堂镇把粤曲作为主要曲艺演唱形式并不占优势;二是完全演唱粤剧粤曲 (特别是传统剧目) 吸引不了更多观众, 要多种曲艺形式灵活并用才可以;三是适应时代和现实题材要求以及观众的审美需求, 不断增加演唱形式;四是打造以粤曲为核心, 其它曲艺形式同步发展, 用当地语言、当地文化特色创立自己的特色曲艺品牌。

为了进一步开展曲艺活动, 中堂镇把2011年、2012年连续定为“曲艺年”, 其主要工作为:举办10场粤曲演出 (利用节假日) , 进一步提高该镇曲艺发展水平;围绕粤曲, 扩展其内容和形式, 创作一批反映中堂当地题材的粤语小品、粤语表演唱、粤语快板、粤语说唱等, 丰富该镇曲艺演唱、表演形式和内容, 突出该镇曲艺文化特色;今年计划在适当时候邀请全省其它地方的优秀曲艺节目到中堂镇进行汇演, 举办或承办一些国家级、省市级的曲艺活动 (2012年该镇成功承办了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南方片区比赛, 受到广泛好评) , 在为广大群众提供曲艺演出服务同时, 进一步检验、凸显了该镇曲艺发展水平和特色品牌的魅力。

(二) 发展思路清晰。

曲艺不单是只有专业、职业的演出, 更多更普遍且经常的是业余群众活动, 曲艺的群众性、业余性决定了曲艺发展必然是多种形式, 多样形态。曲艺如何在基层发展, 需要探讨, 而对此, 中堂镇已有了明确发展思路:一是当地政府一如既往继续扶持, 每年给予一定数量的资金支持, 同时加强诸如排练、演出场所及其它“软硬件”设施建设;二是镇文化站积极组织、辅导、创作, 举办演出、比赛、交流活动, 为曲艺发展提供平台;三是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曲艺队伍建设, 壮大和发展曲艺事业。

(三) 传承有计划。

传承曲艺应该从孩子抓起, 中堂镇从去年开始, 尝试曲艺进学校初步取得了成功。今年, 他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先在镇潢涌小学、中堂中学、中心小学建立课余粤曲培训班, 邀请省、市的曲艺老师, 到学校授课, 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学习粤曲基本知识, 排练一些小戏小品等, 从小培养孩子们对这一岭南传统艺术的兴趣和爱好, 以利于今后传承发展。下一步, 他们还将建立培训基地, 并且在学校之间、镇、村经常举办曲艺比赛、演唱会等, 为传承粤曲和其它曲艺艺术搭建平台, 给学生们提供展示曲艺才能的机会。

今后, 中堂镇还将每年定期邀请名家、专家到该镇进行曲艺技艺辅导、指导并参与创作, 同时动员该镇曲艺创作人员积极创作各类曲艺作品, 争取每年都有新曲艺作品排练演出。镇文化站还将定期举办曲艺培训班, 热爱曲艺的人都可以来进行学习、培训。

中国曲艺传承与发展 篇5

一、中国曲艺发展回溯

曲艺是历史悠久的传统艺术门类, 先秦时期, 俳优一类的谐谑表演都可广义地视作曲艺艺术。魏晋时期, 佛教进入, 音声供养出现, 北魏杨炫的《洛阳伽蓝记》中记载:“景乐寺至十六斋, 设女乐, 歌声绕梁, 舞袖徐转, 丝管寥亮, 谐妙入神”, 说讲经文, 宣传教义的活动广泛开展, 其直接影响了隋唐的“俗讲”。唐代, 俗讲盛行, 唐段安节《乐府杂录·文叙子》载:

“长庆中, 俗讲僧文叙, 善吟经, 其声宛畅, 感动里人。”

《资治通鉴·唐敬宗宝历二年》载:

“己卯, 上幸兴福寺, 观沙门文溆俗讲。”

至宋代出现了大量的说唱形式, 譬如诸宫调、唱赚等等。《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载有“御前应制、御前画院、棋待诏、书会、演史、说经诨经、小说、影戏、唱赚、小唱、嘌唱赚色、彭板、杂剧、杂扮、弹唱因缘、唱京词、诸宫调 (传奇) 、唱耍令、唱《拨不断》、说诨话、商谜、覆射、学乡谈、舞绾百战、神鬼、撮弄杂艺、耍大头 (踢弄) 、泥丸、头钱、踢弄、傀儡 (悬丝、杖头、药发、肉傀儡、水傀儡) 、顶踏索、清乐……”等很多音乐形式。宋元明清历代, 曲艺音乐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一种娱乐方式。近代以来的曲艺, 大鼓、弹词等开始风靡 (见图2) , 而最为兴盛是新中国成立之初, 随着艺人地位的提到, 曲艺迎来新的创作鼎盛时期。2 0世纪九十年代之后, 随着大众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 曲艺开始式微。

二、曲艺的当前发展

当前, 尽管曲艺面临很多的困难, 但依然可以看到其顽强的生命力。据隗瑞艳《曲艺发展:正视旧瓶颈探索新课题》 (《中国文化报》) :

“在2 0 0 9年中国曲艺高峰 (柯桥) 论坛上, 来自全国各地的曲艺研究者、管理者、教育者及曲艺演员等近7 0人, 围绕中国曲艺的当代特征、现代传媒下的曲艺、传统曲艺与创新思维、曲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等方面展开积极探讨, 特别是对当下曲艺的发展现状及对策进行了深入讨论。

陕北说书是陕北民间说唱的一朵奇葩, 是陕北的一张“活名片”, 从事陕北说书的艺人多达上千人。在安塞县, 除曲艺队这个专业团体外, 各种民间自发组织的团队更多, 这些团队人数多的有近2 0名, 人数少的也有五六名, 常年活跃在安塞县和陕北各县及周边省区的乡村, 有的团队年收入有二三十万元。

在湖南祁东县有5 9支渔鼓演唱队, 以演唱渔鼓为主要职业和收入来源的从业人员有5 0 0多人, 每队每年平均演唱4 0 0场以上, 每年观众突破千万人次。浙江温州的鼓词艺人、山西襄垣鼓书艺人、甘肃的兰州鼓子和贤孝艺人均有百人之多。东北二人转发展迅猛, “刘老根大舞台”转遍全国, 单以长春为例, 该市有二人转小剧场七八个, 仅在市区活动的保守估计就有4 0至5 0副架 (8 0至1 0 0人) 。河南民间艺人人数最为众多, 活跃在农村的民间艺人有近5 0 0 0人。他们走村串乡, 凡遇社日庙会、家逢寿诞、婚丧嫁娶等, 为广大农民观众说演弹唱。

在广东, 民间粤曲“私伙局”随处可见, 在广东注册登记的民间曲艺社团有2 3 0 0多个, 占全省1.5万个社团的1 5.3 3%, 非职业从业者有1万多人。仅佛山市顺德一个县级区, 就有2 0 0多个粤曲乐社;在惠州博罗县石湾镇的马屋村小组, 就有5个私伙局性质的曲艺社。”

三、个案考察

——第五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长治赛区鸟瞰

“牡丹花开一季季, 南北同台喜滋滋。大曲小曲柳调调, 潞安鼓板独枝枝……”洋溢着

浓郁地方特色的鼓韵琴音响彻整个潞州剧院, 能容纳一千多人的礼堂里座无虚席。华美典雅的舞台布置、收放自如的鼓曲演唱迷醉了每位在场的上党观众。

七月五日晚, 随着颁奖晚会“牡丹奖之歌”婉转旋律的响起, 第五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长治赛区的比赛圆满地落下了帷幕。至此, 本次全国曲艺大赛四个分赛区 (上海、三亚、绍兴、长治) 的赛事也由长治赛区的比赛完满首尾, 获得提名奖的节目和演员将进入终评角逐, 终评颁奖晚会将于9月2 1日在南京举行。

本次大赛长治分赛区的比赛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山西文联、长治市委市政府等共同主办。长治市委宣传部、文化局等承办。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协主席刘兰芳, 山西省曲协主席马小平, 中国煤矿文工团著名曲艺作家白云海, 中国曲协快板艺术委员会副会长、国家一级演员李立山, 中国曲协理论委员会主任戴宏森, 中国曲协副主席籍薇, 长治市曲协副主席崔嫦娟等九人担任现场评委。中国曲协分党组书记、副主席姜昆任本次大赛长治赛区主任。长治赛区主要以京韵大鼓、梅花大鼓、潞安大鼓、河南坠子、二人转等北方鼓曲为主, 自7月3日以来, 来自北京、天津、山东等北方八省市和解放军总政宣传部的2 0多个曲种4 0个节目进行了两天的激烈角逐。最后, 河洛大鼓《黄河魂》、山东琴书《好事多多》获文学提名奖;武乡琴书《一碗榆钱》、潞安大鼓《古城赋》、襄垣鼓书《水》、曲艺说唱《中国娃娃爱曲艺》四部作品获节目提名奖;贾庆燕、白军宣、董伟、申虎威等1 3人获表演提名奖;孔鲁顺、王海燕、闫磊等5人获新人提名奖。

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经中宣部批准, 由中国文联、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项奖, 每两年评选一次, 是曲艺界的最高奖项。本届比赛, 根据曲种特点首次采用了各地报送、初评分类、分赛区比赛和终评四个阶段进行评比的办法。四个分赛区比赛于七月五日晚全部结束, 终评颁奖晚会将于9月2 1日在金陵举行。

作为本次赛事的东道主, 长治市在市委宣传部的精心安排下, 组建优秀的创作班子,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创作编排, 推出了潞安大鼓《古城赋》、《好大一个博物馆》、《依依发廊情》和襄垣鼓书《水》、长子鼓书《割肝救父赵云亮》、武乡琴书《一碗榆钱》四大曲种的6个节目参加全国曲艺牡丹奖的比赛。并在文学奖、节目奖、表演奖、新人奖四个奖项的提名中均获佳绩。身为长治人, 笔者深感欣慰。长治作为中国曲艺的发祥地之一, 有着悠久的曲艺传统, 它孕育于两晋, 产生于盛唐, 成熟于明清, 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曲艺之乡, 有着丰富的曲艺曲种。如:潞安鼓书、长子鼓书、襄垣鼓书、武乡琴书、沁县三弦书、屯留道情等几十种。其中潞安大鼓与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号称北方曲艺形式中的四大曲种。长治更因曲艺而享有“曲艺之乡”的美誉。在中国曲艺家协会的推荐下, 在长治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 本次大赛最终花落长治, 为“曲艺之乡”锦上添花。

三日下午两点三十分, 随着舞台幕布的徐徐开起, 来自太原市群众艺术馆的二人台节目《三月三》正式拉开了第五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长治赛区首次比赛的帷幕。整个节目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表达了新时期农村青年建设新农村的心愿。接着, 由长治市选送的武乡琴书《一碗榆钱》、长子鼓书《割肝救父赵云亮》以及潞安大鼓《好大一个博物馆》相继亮相, 掀起了首场比赛的高潮。特别是由长子鼓书著名艺人申虎威说唱的《割肝救父赵云亮》是根据真实事迹改编的。长治市长子县大堡头镇东坡村3 2岁的赵云亮为救身患肝癌的父亲, 捐出了自己的大半个肝脏。肝脏移植手术至今已有九个多月, 在北京武警总医院的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下, 赵云亮父子的身体恢复正常, 他的义举经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等新闻媒体的报道传遍全国。此次被改编成长子鼓书, 经申虎威生动的表演和质朴的说唱深深打动了九位资深的评委, 在场的观众也无不热泪盈眶。曲毕, 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

在当天晚上举行的第二场比赛中, 同样来自长治市的潞安大鼓《依依发廊情》和《古城赋》作为压轴节目精彩亮相:由长治市文化艺术学校选送的《古城赋》通过对四大神话生发地的描述赞美了历史悠久的上党古城, 台上左侧伴唱的四位帅小伙儿声情并茂的表演和右侧同样带有表演性的乐队伴奏的相互配合, 为主唱宋丽丽的演出增色不少, 也可见幕后编创人员在节目的舞台表演形式上煞费苦心,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使观众耳目一新。与之相比, 由长治县文化局选送的《依依发廊情》则更加注重潞安鼓书的原汁原味。在伴奏乐队激情铿锵的敲打声中, 主唱王海燕以浓重的长治方言、地道的鼓书音腔、生动的现场说唱使得作为东道主的上党观众听来酣畅淋漓, 十分过瘾。评委们也被这股浓浓的上党气息所感染。对于笔者而言, 能够在这样全国性的权威赛事中聆听乡音, 想到家乡的曲艺正由全国性的大赛这一平台传送到全国各地, 在观看节目的同时便不由得浑身每一个毛孔都在舒展, 从心中涌起一阵阵的激动, 这阵阵的激动又化为从心底腾起的一种对家乡的深深热爱和对家乡曲艺的无比自豪。这种感觉无处宣泄, 在此曲即将结束时, 主唱海燕的倩影在视线中模糊, 泪水浸湿了整个眼眶, 终于没能忍住, 汩汩流出……

在接下来的四号下午和晚上的两场比赛中, 来自北方九省的其他精彩曲目也纷纷亮相。包括河南的坠子、三弦书和河洛大鼓, 流行于京津一带的京韵大鼓、梅花大鼓、乐亭大鼓、京东大鼓和单弦等传统剧目, 山东琴书以及和它有渊源关系的安徽琴书, 东北二人转等。它们都以考究的演唱韵味, 时而机智幽默时而沉稳大气的舞台表演, 向在场的评委及观众展示了全国不同地区的精彩曲艺节目。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 演员们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演出当中去。

全国曲艺大赛长治赛区的帷幕已经落下, 身为一个长治人, 实在为家乡能有如此丰富的曲艺曲种、人才济济的编创团队而无比自豪, 更为中国曲艺能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今日而欣喜万分!此次“牡丹”已花开上党, 那就让我们更加期待着宜人九月, 曲艺“牡丹”在金陵绽放!

注释

11.蔡源莉、吴文科:《中国曲艺史》,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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