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心理（共9篇）
对比心理 篇1
摘要：本文从词法、句法两个方面考察现代汉语心理动词的程度量表达方式,词法方面与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进行了对比分析;句法方面重点分析了“程度副词+心理动词”这一结构。
关键词：心理动词,程度量,词法,句法
程度量是性状计量的主要维度,语言中用来表示性状的主要是形容词,但性状量的表达并不限于形容词,有些名词、 动词也具有表达性状量的属性。名词如“很绅士”、“很淑女” 等,动词如“极度渴望”、“很喜欢”等。其中,相当一部分能够进行性状计量的动词是心理动词。因此本文将从词法与句法两个方面入手考察心理动词的程度量表达。
一、词法考察
汉语的形容词通常分为性质形容词与状态形容词两类, 与此相应,形容词体现的程度量也就有性质的量与状态的量两种。性质的量是一个相对无界的量,通常会用一条无始无终的直线来表示,如“绿”;而状态的量实则是一个相对有界的量,是一个相对固定的量点或量段,通常会用实心点来表示,如“嫩绿”。如下图:
那么对心理动词来说是不是一样呢?理论上讲,在构词上体现出程度量大小的心理动词,其程度量应该相当于状态形容词,而在构词上没有体现的则应该相当于性质形容词, 但实际语料所反映的却并不完全是这样。先来考察构词上体现程度量大小的心理动词。
这样的心理动词不多,找到的有以下几组:
暴—暴怒
沉—沉醉沉思
痴—痴爱痴恋痴想
彻—彻悟
多—多虑多疑
坚—坚信
渴—渴慕渴念渴盼渴求渴望渴想
酷—酷爱
狂—狂想
牢—牢记
切—切盼切记
热—热爱
深—深望深信深谙深思深省
生—生恐生怕
这组心理动词从构词上来说,都是状中式偏正结构。状态形容词中也有许多是状中式偏正结构的,如“鲜红、碧绿、 雪白、笔直”等,这是二者相同点之一。这组心理动词在构词上体现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程度量,在量轴上应该标示为一个实心点,这是其与状态形容词的相同点之二。
这组心理动词不同于状态形容词的地方,一是这组心理动词的构词方式要比状态形容词简单。状态形容词有AB(漆黑)式、AAB(冰冰凉)式、ABB(黑乎乎)式、A里AB(傻里傻气)式等,而这类心理动词只有AB式;第二,同样是AB式, 状态形容词中,A可以是形容词性的语素,如“鲜—鲜红”,可以是名词性的语素,如“笔—笔直”,也可以是动词性的语素, 如“飞—飞快”;但这组心理动词中的A只是形容词性(如 “深—深信”)与副词性(如“生—生恐”)的语素而没有名词性与动词性的语素。
关于第一点我们的解释是,因为所谓“ABB、AAB”等是状态形容词的典型的构词方式。心理动词虽然在句法功能及语义内涵上与形容词有相交叉的地方,但构词方式还是属于动词式的,其他动词也不具有这几种与状态形容词相同的构词方式。关于第二点,即状态形容词中的A比心理动词中的A要丰富,我们初步认为也应该跳出心理动词的范围,从整个动词与形容词之间的差别来分析。首先,对动词来说,在 “名+ 动”式的状中结构中,名语素大多是表示方式途径或工具而非程度的,如“手写、空运”等;而对形容词来说,在“名+ 动”式的状中结构中,名语素则表示的是“像……一样”的概念,通过比喻而实现了程度的标示。第二,在心理动词中,“动+ 动”式构成的词基本上都是并列式而非状中式,整个词语的语义是两个动语素的糅合,如“熟悉”,不具有标示程度的功能。
通常认为,状态形容词由于本身含有程度标示,所以不再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现有的语料库基本上是支持这个观点的。但在网络上却能找到大量的“程度副词+ 状态形容词” 的实例,而且绝非个别现象。吴立红(2005)认为这种现象是状态形容词在使用过程中“程度义的磨损”,指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状态形容词作谓语的不自足性与BA式状态形容词的高频率使用。李劲荣(2007)又进一步对此类现象进行了分析,该文同意吴立红(2005)的观点,并且指出“思维的精密化”与“类推作用”是此类现象产生的动因。同时,该文也认为 “很”具有非程度用法。
我们的观点是,对状态形容词来说,随着其使用频率的增高,词语内部的程度标示成分程度义逐渐弱化,整个状态形容词由不可分割的量点向可以分割的量线转变,从而使得其能够接受程度词的修饰。而对于“很”来说,虽然由于使用频率的提高使其标示高程度的作用在弱化,但这种弱化尚未达到“零程度”的效果,“很”还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程度副词。
与状态形容词的情况相同,虽然理论上说,构词上已经标示了程度量大小的心理动词应该不再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但在调查中还是发现了很多可以接受程度词修饰的语料。例如:
1.所以说有一点动静它就会非常反感,如果再有大的声音刺激它,那它非常暴怒,会出现一反常态的表现。(《“狂” 鲨》曹玉茹)
2.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在节假日里太过忙碌或者太沉醉于欢庆节日,结果无暇就医所致。(新华社2004 年新闻稿)
3.……杂乱地紧紧地绞缠着他的心;越沉思,越觉得鬼子们要办的那桩吃草刨粪的畜类事,就像发生在他的头上。 (《敌后武工队》冯志)
4.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很痴爱文字。(网络)
5.我对花很痴恋,每种花的开放我都想尽收眼底,我喜欢用摄像机把它们拍下来。(网络)
6.呵,想来应该是在做梦了,有点臭美啊,不过想来那种浪漫的氛围,会不会让你很痴想呢?(网络)
7.“活着”、“混”、“玩”之类的态度看似很哲学、很彻悟,实则是一种肤浅的聪明,一种扭曲的智慧。(《巴金与我们这个时代》丁国强)
8.他是个阴沉而狡猾的人,狡猾的人通常都很多疑,所以他惟一真正信任的人,也许只有他自己。(《陆小凤传奇》古龙)
9.星子那时说他太多虑,说他优柔寡断,还说他见小利而忘大事……(《桃花灿烂》方方)
10.有人非常坚信模仿会使生活发生质变,发生飞跃。(《仍然生长的树》张炜)
通过语料的考察可以看出,这类心理动词与状态形容词一样,整体上有渐渐接受程度词修饰的趋向,也就是说存在一个从“量点”向“量线”的转变过程,词语内部标示程度量大小的语素其语义正在弱化。大致情况可如下图所示:
以上考察结果显示,在现代汉语中,原有的标示程度义的构词成分,程度义存在着弱化的趋势。为了弥补这种弱化可以采用再加程度词修饰的方法来强调程度。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语言的作用,也有可能诞生新的可以标示程度义的构词成分。但总的来说,在现代汉语中,程度副词的使用范围是逐渐扩大的。
二、句法考察
(一)程度副词与程度量
大量的涉及程度量的研究都与程度副词息息相关。这是因为程度副词不仅是程度量的标记,而且体现了程度量的重要属性。
1.程度副词是程度量的标记
从词典定义来看,“程度”的构成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事物的发展;二是发展达到的水平、状况。这就是说,程度有动态的层面(发展),也有静态的层面(一定的水平、状况)。
静态程度是事物发展达到了某种水平、状态,人们将这种水平、状态当作是静止的,从而对它做出认识和描述。静态程度的表达主要依靠程度副词。借助程度副词,人们将静态程度标记为主观认识中的相对程度链上的点。表示静态程度的程度副词有:“稍、略、稍微、略微、稍为、稍稍;有点、有些; 正、正好、刚好、恰好、刚、刚刚、恰恰;很、极、挺、怪、非常、十分、相当,太、过、过于、过分、异常;最、最最、顶、顶顶、最为” 等。
事物的发展是绝对的,它所呈现的状态也是变化的,因此所达到的程度也是绝对动态的。动态程度的表达同样离不开程度副词,标示动态程度的程度副词主要有:“更、更加、越发、愈加、愈益”等。
无论是静态程度还是动态程度,其表现都大量借助程度副词。当然,现代汉语中还会运用一些其他的语法手段来表示程度,如句式(如“像~一样”,“比~更~”,“越来越~” 等),重叠形式(如“紧紧抓住”、“深深吸了一口气”、“大大咬了一口”)等。句式相对于程度副词来说是复杂形式,用句式来表现程度,除了程度义外还附加了句式义。
2.程度副词标示了程度量的重要属性
程度副词标示了程度量的模糊性。人们对程度的认识是模糊的,程度量是一个模糊范畴,其模糊性是主观的、非精确量化的。人们都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对程度做出判别,这个标准往往是模糊的。如说天气的“适宜”就是个模糊的标准,它究竟指气温、湿度还是风力,是不确定的,也难以用数字来衡量,它只是一个主观上的标准。但人们又需要表达这样的程度,于是程度副词便开始发挥作用了,它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成全了程度的模糊性。如“很熟悉”比标准“熟悉” 更进一步,但它超过标准的程度是主观的,模糊的。又如“他是村子里最憨厚老实的人”、“用最灿烂的笑容面对顾客” 等。
程度副词彰显了程度量的普遍性。无论是事物、性状还是动作,都会具有一定的程度性,反映到语言中,就会有程度副词修饰形容词、名词和动词的形式。程度副词最常用来修饰形容词,因为形容词所描述的性状其程度性是最显著的, 但近年来,程度副词修饰名词的现象大量出现,组合的自由度也在逐渐增强。对这种现象已有不少人进行过专门的论述,如邢福义(1997)、储泽祥、刘街生(1997)、施春宏(2001) 等。关于程度副词修饰V/VP,张谊生(2004)作过详尽的考察和论述。他提出能受程度副词修饰的V或VP都具有抽象的性状义,性状义VP受程度副词修饰后,表示一种程度评判义。这些论述也是程度副词能够彰显程度量普遍性的重要理据。
由此,我们把能否接受程度副词修饰作为判别心理动词是否具有程度量属性的标准,在下面的小节中进行详细考察。
(二)程度副词+ 心理动词
我们考察的步骤为:先考察心理动词与最常用的程度副词“很”的共现情况,不能与“很”共现的心理动词,再用其他程度副词进行测试。
在调查中发现,能与“很”共现的心理动词所占的比例要远远大于不能共现的,因此这里不一一列出能共现的,只列出不能与“很”共现的心理动词。
不能与“很”共现的心理动词:
V单:认醒
V并:猜料猜摸揣想衡量计算理会判定思谋推度推求推算推想忘记忘怀
V宾:含悲含怒横心承望承想蓄念悬念悬心想象转念
V状:渴想深望生恐错会渐悟凝想熟思悬想
V补:推定推见推知忘掉想开
能受“很”修饰的心理动词在句法上的表现也有所不同, 有的心理动词可以单独接受“很”的修饰,如例6、7、8 即是; 有的则必须后带宾语,例如:
11.舞会上,那安静地坐在一隅,很甘于寂寞的女人,就是王琦瑶。(《长恨歌》王安忆)
12.对我而言,不能把网络活动很看做一回事,或者说不能用它占据生活的大半……(网络)
有的必须后带补语,多数是单音节心理动词。例如:
13.老通宝虽然不很记得祖父是怎样“做人”,但父亲的勤俭忠厚,他是亲眼看见的。(《春蚕》茅盾)
14.看着他,我真的很猜不透。(网络)
传统上把程度副词分为绝对与相对两类,绝对程度副词是没有明确比较对象的,而相对程度副词则须有明确的比较对象。“很”为绝对程度副词,“更、最”等为相对程度副词。张谊生(2004:45、52)提到,程度副词“最”、“更”能在比较中赋予VP程度义,因而能够修饰一些绝对程度副词不能修饰的VP。由此,再用“更”来测试不能接受“很”修饰的心理动词。
不能与“更”共现的心理动词有:
含悲含怒蓄念猜料猜摸承望承想凝想推见醒转念
心理动词与“更”共现的实例如:
15.她继而发觉一件事:今日的适龄男性比女性更渴望过安定的家庭生活,以及拥有一两个可爱的孩子。(《七姐妹》亦舒)
16.所以我更判定他是忧郁的,从那一刻起我就决定我要让他开心,我要让他幸福……(网络)
17.读后使人追悔其过去,更揣想其未来,自始自终,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网络)
18.这个人讲话的声音越讲越高,好像忘记是在监狱里, 更忘记了是在夜里。(《上海的早晨》周而复)
19.但恰恰见异思迁是男人的天性,他们嘴里含着,手里挟着,眼里还看着,心里更思谋着;只要兜里装了几张纸币, 走起路来都是跳的。(网络)
三、结语
由以上考察结果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心理动词能够与程度词共现,具有程度量的属性。而且对照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发现可与程度副词共现的成分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对心理动词来说,之前认为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的现在已经有很多语料证明可以这样用了,但程度副词功能泛化的最终趋势现在还很难推断。
程度副词标示程度量还可以以补语的形式出现,如“很、 极”等经常用做程度补语,我们将另文讨论。
对比心理 篇2
本文所指的“传统课程”是指：语文数学的教学课程。整体而言，教学过程中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方法都是要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课程的设计要针对课程的特点。一堂好课不仅要老师讲得精彩，还要学生学得开心。
首先，说一下四·一班的语文课。在课堂导入方面，以学生的一首歌引入《夜莺的歌声》，整个课堂上，老师 的普通话流利，思路清晰，常常以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姿态大方，身体微微前倾，表示倾听。四年级的学生自觉性较高，基本都能跟上老师的教学进度，但仍有个别孩子走神。课上，有爱表现的孩子争相举手，课堂气氛挺活跃的，只是老师会总叫某些孩子回答问题，会挫伤其他孩子的积极性。对于孩子们的回答也以表扬的方式给与肯定，而且强调要完整的回答问题，这也符合小学生思维发展的特点。
其次，谈一下一·二班的数学课。首先吸引我们注意的便是上课的一系列整齐划一的动作：静息、起立、敬礼、端坐，对于这个不予置评。课堂导入是以他们平时的“开火车”方式，对于我来说还挺新颖的，一列同学来回答问题，也有利于培养竞争与合作意识，但是对于紧张的孩子来说，这会是一个压力啊。老师的普通话不太好，但是整体的教学效果还不错。学习的过程中有借助到一些学习工具，这其实是好的，但是有个别孩子没有，就挺麻烦，这时，老师应该引导孩子们相互帮助，有借有还的，但是很遗憾老师没有。一年级的孩子在这个阶段会有词不达意的情况，所以，老师的复述策略效果很明显，利用学习工具让孩子在具体思维和形象思维之间转换，我觉得这个很有利于孩子们的成长与思维的发展。但是，不得不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老是喜欢用的一些口头禅很有意思：“悄悄的”、“用行动告诉老师”“我觉得……样的孩子才是好孩子”，用这些极具暗示性的语句与语气，让孩子们变得乖一些，不得不说，这是课堂掌控力的表现。而至于说到课堂掌控力呢，老师的物质奖励似乎也极具效果，偶尔严厉的表情也让孩子们听话不少，至于这方面，我则是要保留意见。回答问题时，强调一定要完整的回答，这也是培养孩子思维能力的过程。
最后，分享一下对高中心理健康课程的看法。课题是“感恩父母——赋予生命新的意义”，不得不说，这个课题必须以情动人。老师的普通话并不好，语气一直是淡淡的，很平静，但是胜在准备的内容很丰富，视频、图片、故事等等，这也是区别与传统教学课程的一大特色。我们的心理健康课程不在乎我们的文化知识水平有多大提高，分数成绩有什么变化。传统的文化知识课程主要传授知识文化，心理健康课主要引人深思，发人深省，触动内心。从这节课来说，老师的声音有点小，偏好站在左边，右边的同学没有顾及到，而且整体节奏较快，没有太多时间给学生思考。受课堂气氛的渲染，同学的发言没有很踊跃，但是都是有感而发，因为这个年纪的学生不能像孩子一样给予物质奖励来鼓励他们只能是靠引导来让他们自发的感受到某些东西。整个课堂的流程从“父母给你的最好的礼物”引出生命这个话题，再由一首歌《天亮了》让学生自己体会生命之中的感动，由此引申到“父爱如山”以及“她们叫妈妈”这两个专题。我特别喜欢其中“mother” 的解释：“mother=many+old+tears+heart+eyes+right”。“苹果树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心灵触动，最后视频的分享不得不说，每个人都感动了，有人红了眼眶，更有人哭了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分享自己的感受，比较充分地做到了课堂的互动，适时的加以引导让整个过程更加的流畅。最后一个环节是“孝敬父母要做的45件事”，尽管现在我们做到的不多，但是我想有感触的孩子会在这堂课之后反思一下，在有意或者无意之中能够去多多孝父母。
在此，我将我学到的东西大致罗列一下。第一，教师的基本功必须要好：普通话要标准，粉笔字要好，仪态大方，台风讲究，课件PPT制作要简洁明了，美观大方。第二，课堂的掌控能力必须要好：要有大家约定俗成的课堂规则，但不是说在课堂上就要中规中矩，课堂上要踊跃积极也要秩序良好。所以，这对老师要求也是蛮高的。第三，教学形式要新颖：不能一味的用某一种方法，教学方法要多样化才能持续的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说话时情感要丰富，表达要清晰，教学过程要流畅，启发式引导，不能传统的“填鸭”，最大限度的保持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的兴趣。第四，兼顾大局，统筹兼顾：注意班上所谓的“后进生”，尽可能的了解每位学生，给每位学生充分的尊重和信任。给予每位学生同等的机会，发现每个学生的优点，让每个学生学有所思，学有所长。
这些，就是我本次听课所收获的所有内容，我希望以后还有类似的活动让我们接触到真正的课堂，学习到更多的可用的东西，我还希望回来之后，我们班上能一起分享交流各自所学到的东西，那样就可以集思广益，大家一起成长。
对比心理 篇3
摘要:本文从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出发,分析中日关系从小泉时代到福田康夫时代的发展变化,运用层次分析法探讨了从决策层到民间阶层乃至国家间关系的心理动因,重点剖析了小泉顽固参拜靖国神社所导致的错误知觉生成机制及其后果,以及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建立引发的心理互动。
关键词: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战略互惠;东亚安全
中图分类号:D83 / 87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3—0184—02
一、用认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中日关系的必要性
去年汶川大地震震惊世界,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纷纷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中国接受了美国、俄罗斯用本国军机运送救灾物资的方式,却婉拒了日本自卫队用同样方式进行物资援助,大量民众尤其是网民强烈反对日本自卫队飞机来华救援。而去年9月1日福田首相宣布辞职,中国国内则一片惋惜。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与国际政治事实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鸿沟,国际政治的变化需要理论同时跟进动态追踪,而研究中日之间复杂的结构性矛盾不能仅仅局限于宏观层面,在微观层面同样也值得分析[1],况且中日之间大量的事实证据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建构主义理论光谱中的重要一支,以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为代表的综合了社会学、心理学和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认知学派国际政治理论当为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学者也普遍认为,“运用心理学来研究政治是一种必不可缺和不可替代的方法”[2]。
二、小泉时代的中日关系
(一)决策者个人
1.早年经历对政治心理的影响。小泉任期内,企图用牺牲中日友好的代价换取日美同盟深化、国家正常化以及小泉个人的政治资本,其政策造成了中日关系乃至东亚地区的紧张,并直接影响到了诸如六方会谈这样极其重要的地区安全问题,用极大的政策代价来换取相对小的利益,这是很危险的政策倾向。究其原因,除了国家战略这样的宏观层面外,小泉个人决策心理分析也值得研究。对于政治家来说,早年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事件会影响到其后来的心理知觉。小泉生于1942年,其有记忆开始二战已结束,故他从小看到的只是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所承受的巨大灾难,而无法感触到中国这样的战争受害国所蒙受的苦难,故而他无法形成对中国受害的直接感知。政治家在政坛生涯早期所受的影响会一直作用于其后来的心理倾向,其父小泉纯也曾就职于防卫省,受其父影响的小泉对“神风攻击队”的感情非同寻常,因此小泉对于二战一直存在着歪曲的历史观。同时小泉担任过福田纠夫的秘书,而作为亲台反华强硬派的福田纠夫与1978年促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小泉既想对华强硬又想稳定中日关系,无疑受到了当时经历的启发。
2.政策预期。政治家的“理想意向”(utopian intentions)能够显示一个国家在某一历史时期的特征。而理想意向则会造成“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3],人们在接受信息时总是趋于避开自己不愿听到看到的事情,总是希望接收到自己愿意听使得到看到的信息,而错误的早期假设则会延续错误知觉的形成。实际上政治家几乎没有机会根据理想意向行事,而信念和预期对知觉影响的后果就是行为体不能尽最大可能进行沟通。小泉在上任之前就表示一定要参拜靖国神社,并要努力寻求中韩等国的理解,认为对方会像自己一样理解自己的意向,同时对自己国家政策产生的后果估计不足。
3.非理性认知相符。小泉的处理方式就属于典型的非理性认知相符:(1)扭曲与认知不符的信息。小泉在2004年4月27日与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三会晤时表示“中国在根据国际政治形势变换对日本的态度……正因为(日本)与美国关系好,同中国的关系才仅止于此。”[4](2)过早认知闭合。行为体往往会犯这样一种错误,坚持自己原有的认识,迅速排斥与自己认识不相吻合的信息。(3)不同政策的离散,以摆脱主导理论的束缚。在做出决定之后,就会出现对这一决定越来越大的信心,或者出现对各种政策方案的相对优势越来越大的认识差异,加大了对已采纳政策相对于未采纳政策的纯优势认识,从而压制不和谐信息,突出和谐信息,并摆脱主导理论的束缚。(4)价值观对于认知失调具有弱化作用。在一个情景中根据某一种价值或原则的分量和影响,价值不会在使用中耗尽,反而会增强,因为弱化认知失调效应的目的就是减弱一个人对根据这一价值采取行动的疑虑,使他获得心理平衡。
(二)国家
1.日本。日本在战后实现了经济腾飞,但迈向正常化国家的道路步履艰难,二战加害国和战败国的帽子一直挥之不去。物质和精神的利益是直接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小泉用其特定的方式更多的追求的是日本现在所欠缺的精神的利益,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观念的力量能够对利益的力量起到“扳道工”的作用。而政治体制造就政治观念,即对国际关系和其他国家国内体制的总体知识。日本政治右倾化在小泉时代达到一个高峰,内阁中有众多阁僚如麻生太郎、中川昭一等均属于对华强硬派,同时诸多外务省主要的部门的知华派(China School Bashing)越来越少,对华政策的调试度也越来越小。日本民众受其文化影响普遍有一种从众心理,不愿意表达跟众人不一样的意见,由于中日关系出现了倒退,因此民众也跟着政府一律指责中国,加之日本媒体如《读卖新闻》这样的右翼媒体的炒作,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明显下降,降至历史最低点32.4%,而71.2%人认为日中关系紧张,达到历史新高。
2.中国。由于一些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吸引了这个国家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会将原本不关注国事的人也动员起来。如果一国认为另一国是故意图谋伤害自己,那么会比普通伤害的反应更为强烈,特别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前任首相在靖国神社问题上都采取克制态度,小泉这样明目张胆连续参拜六次的绝无仅有,中国民众普遍认为这是小泉在故意制造事端,尤其是2005年10月17日在中国举国欢庆神六返航的同一天,小泉悍然参拜,更是极大刺激了中国民众。由于谙知多种情况的人会较少受到某一单一历史事件的影响,中国官方对于中日关系有着全面冷静的把握,而民间则不同。
(三)国家间关系
作为东亚安全系统来说,中国的快速崛起是重新建立东亚安全新秩序的正反馈,而日本则是力图维护美日同盟管制下的东亚安全的负反馈,即系统单位试图抵制对系统的干扰因素。一个国家对危险的知觉程度是随其在意识到危险的时候有多大的能力来对付危险这一信心而变化的。中国的信心随实力在增长,而日本的危险知觉阈限在降低,即出现知觉警觉。因此,在判断危险性时,日本在实力加意图的双重判断标准下,将中国定义为挑战者,而由于日本战后在美国的保护下并未彻底战败,如果战败国不是在高度强制环境中签署的合约,除非战胜国愿意并有能力保证战败国不再图强权,否则战胜国就没有理由认为战败国会遵守协议。
三、福田时代的中日关系
1.个人决策者。自福田康夫2007年9月当选首相以来,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从安倍晋三的破冰之旅到胡锦涛总书记的暖春之旅,中日之间建立的全新的战略互惠关系,这与福田康夫的高瞻远瞩功不可没。福田生于1936年,从小便能亲身感知战争的残酷,同时又出身于政治世家,其父福田纠夫是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造者,其妻福田贵代子是著名中日友好人士樱内义雄的侄女。福田向来重视中日关系,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其本人性格温和,政策方面以稳健著称,加之其年纪较大,在相当程度上减弱了小泉执政时期全面右倾的“同代人效应”,在理想意向中加上了风险意识,对政策的把握更为稳妥。
2.国家。加强增进两国青少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是中日关系中的新亮点。情感虽然不会直接影响知觉,但是可以通过预期这一因素间接影响知觉。如果使用诱导方法使人们产生情感方面的变化,那么他们对事务手段性作用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正处于思想成型期,青少年彼此之间的交流引发相互好感的增加,对其一生都会产生巨大影响,毕竟国家的未来要靠两国青少年来把握,他们之间良好的感情会产生搞好中日关系的知觉判断,这对于未来中日两国关系的良性互动是十分长远的考虑。汶川地震、涉藏涉台以及奥运会问题上日本给予中国的支持也在相当程度上在中国民众中有加分效果。
3.国家间关系。双方在《联合声明》中确认,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表明中日之间的博弈并非威慑理论的小鸡游戏,而是螺旋模式的囚徒困境,双方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因此中日关系属于螺旋性质,在小泉时代属于敌对螺旋,而现在则在慢慢上升为友好螺旋。对于一个安全系统而言,没有负反馈系统则无法形成和维持,而没有正反馈系统则没有发展变化,美日管制东亚安全的模式显然早已无法适应时代要求,与中国合作下的东亚安全符合多方利益,因此中日之间并非属于零和博弈关系。一个国家对于另一个国家增加军备的反应取决于认为其是使自己免受威胁还是要遏制自己。战略互惠关系清楚地表明了双方互为合作伙伴,互不威胁,这将缓解双方对于对方军事意图的不安。
四、总结
无论是一颗飞行的子弹还是一片飘零的树叶,都是失控的一种表现。作为鹰派的麻生接任首相让人对中日关系的前景不抱乐观,尽管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日关系的断裂,但麻生任内中日之间的问题如钓鱼岛、东海问题等仍然存在并随时可能发酵。日关中系的倒退和动荡都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日之间出现的争端并不仅仅是某种情况下的孤立事件,双方必须寻求“第三条道路”, 推动新型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中日战略框架发展,重新定义相互之间的冲突,以便在更高层次上寻求解决方案。中日双方必须学会从解决问题而不是竞争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试图占据优势地位,而要共同努力发展双方的共同利益。
参考文献:
[1][2][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阎学通,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203-261.
[3][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40.
[4]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5/06/01/20050601
000008.html.
对比心理 篇4
关键词：错畸形,正畸,症状自评量表,心理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生物医学模式正逐渐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人们已逐渐认识到牙颌畸形在影响自身的容貌和功能以及社交活动,这给错畸形患者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和心理障碍[1]。目前,心理学研究在口腔正畸学里日趋增多,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90,SCL￣90)就是其中较为常用的评量表之一,本研究通过症状自评量表对青少年正畸治疗前、后心理状况的变化进行了对比研究,以期揭示错畸形和正畸治疗干预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为在治疗进程中对患者进行必要的心理护理提供指导依据,以利于错畸形青少年患者的健康成长,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门诊2009年3月~2012年6月采用直丝弓固定矫治器完成治疗的正畸患者病例100例,要求其中男50例,女50例,矫治开始年龄13~16岁。所有研究对象入选标准:(1)拥有完整的病例资料。具体包括个人一般资料、矫治器类型、全口曲面断层片、头颅侧位定位片等;(2)神志正常,无精神类疾病;(3)所有患者均接受直丝弓矫治器正畸治疗;(4)患者及其家长知晓本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并同意参加此项研究;(5)能够配合医师完成全部的治疗,有详细的联系方式。
1.2 方法
请患者在正畸治疗开始与结束时分别填写症状自评量表,计算各因素得分,比较正畸治疗前、后青少年患者的心理变化情况。本研究纳入研究对象100例,最终失访5例,回访率达95%,其数据有代表意义。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医学统计学软件SPSS l3.0对所有研究对象代表治疗前、后青少年患者的心理变化情况各因素的分值进行统计学t检验,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请患者在正畸治疗开始与结束时分别填写症状自评量表,计算各因素得分,整理正畸治疗前、后青少年患者的心理变化情况,见附表。由附表可知,正畸前有36.84%的青少年存在心理问题,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恐怖4个因子得分高于全国常模;正畸后26.32%的青少年存在心理问题,强迫症状和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得分高于全国常模。治疗前、后青少年患者的心理变化,焦虑、恐怖两个因素的变化有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显示,正畸矫治术有效降低错畸形青少年的焦虑和恐怖情绪,有益其身心健康发展。
3 讨论
中国青少年恒牙列初期错畸形的罹患率高达72.92%,且该畸形给这一年龄段的患者所带来的危害已经延伸至其心理认知层面[2],有文献报道[3],正畸前错畸形青少年有心理问题的约占44.00%,预期正畸治疗后青少年心理问题比例可下降至31.00%,本研究结果显示正畸前有36.84%的青少年存在心理问题,正畸后26.32%的青少年存在心理问题。
有关正畸治疗前、后患者的心理行为变化原因说法众多。Sari等[4]研究发现,在正畸治疗过程中,患者确实经历了一些心理情感方面的变化。Klages等[5]的研究结果认为自我感知的牙列美观与否对人们日常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即有过正畸治疗史的青少年对他们的口腔健康相关态度和行为都有积极的改变,且有过正畸治疗史的青少年较未接受过正畸治疗的同龄人在日常生活中更不易受身体、心理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情绪更为稳定。
在本研究中,正畸矫治后的观察对象在焦虑、恐怖两个情绪维度上有所改善,甚至接近了青少年常模水平。统计学t检验,焦虑、恐怖两个因素的变化有显著差异,P<0.05,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正畸矫治术有效降低错畸形青少年的焦虑和恐怖情绪,有益错畸形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晓婷.正畸治疗患者社会心理行为的研究进展[J].国际口腔医学杂志,2010,37(3):365-366.
[2]杨宓,邓锋.青少年正畸治疗前、后心理状态的对比研究[J].重庆医学,2012,41(22):2260-2261.
[3]陈昌惠.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3(增刊):31-35.
[4]Sari Z,Ulysal A,Karaman AI,et al.l.Does orthodontic treatment affect patients and parents anxiety level[J].Eur J Orthod,2005,27(2):155-159.
对比心理 篇5
一孔子的教育心理思想
1. 学习思想
在孔子的教育心理思想中, 他将学习看作是一个过程, 可以将其分为不同的阶段, 而在现代教育心理学中, 则将学习的过程分为动机、理解感知、巩固、应用等几个步骤。相比之下, 孔子提出的学习过程和现代教育心理学所提出的观点具有相同性。在学习方法上, 孔子认为时习慎思、多闻多见是关键, 能够顺应学生的学习规律, 这与现代教育思想中的学习方法类似。在长时间的教育实践活动中, 孔子认为意志、情感、个性等因素都会对学习效果产生影响, 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教学活动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2. 教师思想
孔子作为一名教育家, 所教导出来的许多学生后来也成了教育家。在教师的教学思想上, 他提出了许多见解, 成为教师素质的要求。“有教无类, 以身作则”等主张, 不仅是他自身教学经验的总结, 同时也是教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所有的教学思想中, “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明确提出了教师的教育要求, 成为一把职业素质的标尺, 一直影响至今。除此之外, 孔子还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 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学生, 能够根据不同的性格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 即“因材施教”, 从而起到教师引导的作用。
3. 教学思想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教学对象。孔子认为:一是“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二是“有教无类”。就是说, 要扩大教学对象范围, 争取人人都能接受教育, 做到一视同仁。现在可以理解为学生的个性差异, 不能作为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的标准。另外, 孔子还提出了“学思并重, 由博返约, 因材施教”等原则, 成为现代教学中启发式教育、针对性教育、理论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基础, 影响到当今的教学模式和方法, 应该得到持续的、深入的发展。
4. 德育思想
学生的道德品质培养, 能够促进其全面发展, 因此是教育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才无德或是有德无才的学生, 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好学生。在现代教育心理学中, 品德结构是三位一体的理论, 即是将品德作为道德认识、情感、行为的统一体。而孔子则主张将品德修养分为四个要素, 即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 而且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分别对应着四个阶段。因此, 在德育的教学过程中, 要重视道德行为的持续性。
5. 差异思想
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 对学生的心理差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而现代教育心理学则认为, 学生的心理差异可以从心理类型和心理品质来区分。具体来说, 孔子关注学生的差异主要从性格、智力、志向、学习态度等方面进行, 按照智力发展情况将学生分为上智、中人、下愚三类。这种分类方式直接影响了现代教育心理学的发展, 与此相对应地将学生的智力水平分为超常、正常、低常三类, 由此可见其中的密切联系。
二现代教育心理学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在于人们在接受教育时的心理现象, 以及相关的发展变化规律。简单来说就是教师和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心理情况, 包括学生获取知识、个性养成、品质培养中的心理变化, 以及学习动机、学习方式、教学评定和教师心理等各个方面。
孔子的教育思想对教师心理、教学与学习心理、个性心理差异、品德心理等多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而且具有一致性。以差异心理思想来说, 孔子的理论非常全面, 在意志、情感、个性等多个领域都有所关注, 因此对于现代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随着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发展, 中国的教育心理学研究体系将会逐渐完善, 内容不断得到丰富与扩展。在研究方向上, 将会更加关注教与学两个方面的心理, 关注影响教学效果的社会因素, 关注实际的教学策略, 关注学生之间的差异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 通过分析孔子的教育心理思想和现代教育心理思想, 我们能够从中看出异同点。而当今社会, 中国教育界的思想逐渐偏向西方, 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思想的继承不够。因此, 应增强对中国文化的重视, 既吸收外来文化的先进成果, 同时更要立足于传统文化的精髓, 切实发展好中国的教育事业。
摘要：虽然现代教育心理学出现的时间很短, 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教育心理学的内容已经历经了两千多年, 孔子的教育心理思想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本文分别介绍了孔子的教育心理思想和现代教育心理学思想, 从中感受两者的相同与不同之处。
关键词：孔子,教育心理思想,现代教育心理学,对比研究
参考文献
[1]宋文香、孙友德.孔子的教育心理思想与现代教育心理学理论之比较[J].科技资讯, 2011 (30)
对比心理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1.1.1试验组
对2014-07~09就诊于华西口腔医院唇腭裂病房唇腭裂患儿的母亲进行问卷调查,共对213位患儿母亲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发出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68份。将试验组按长期生活的地方分为2个亚组,分别为城市组(n=44)、农村组(n=124)纳入标准:受调查者必须是患儿的生物学母亲,并且与患儿一起生活。其人口学数据见表1。
1.1.2对照组
选取正常儿童的母亲95人在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卷82份(其中农村48份,城市34份)。纳入标准:①与试验组尽量为同期、相同地区出生的儿童,且性别、年龄比例一致;②受调查者必须是儿童的生物学母亲,并与儿童一起生活;③农村和城市的比例与试验组相近;④农村和城市的人口学数据与试验中相近。
1. 2 研究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对试验组与对照组进行问卷调查,分别记录2 组的评分。SCL-90[9]含有90 条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性、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9 方面的问题。每个问题对受试者的影响程度分为没有、较轻、中等、较重、严重5 级,分别记为1、2、3、4、5 分。它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10]。
1. 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19. 0 统计软件对所有资料进行处理,计量资料± s表示,农村组与城市组间分析采用t检验。全部检验均为双侧检验,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农村组和城市组人口学信息对比
对农村组和城市组的文化层次和家庭人均月收入进行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农村组和城市组家庭人均月收入卡方值为14. 217,P = 0. 003 < 0. 05,文化层次卡方值为35. 220,P = 0. 000 < 0. 05,按 α = 0. 05 水准,拒绝H0,即农村组和城市组的文化层次和家庭人均月收入的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如表1 所示,农村组的文化层次和家庭人均月收人水平均低于城市组。
2. 2 唇腭裂患儿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
患儿母亲在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性、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总分诸因子得分高于正常儿童母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 05) ( 表2) 。
2. 3 城市组和农村组患儿母亲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农村组患儿母亲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性、恐怖、精神病性和总分诸因子得分高于城市组,其中敌对、精神病性、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偏执差距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表3) 。
注: ① P < 0. 05
注: ① P < 0. 05
3 讨论
3. 1 唇腭裂患儿母亲心理健康状况及其成因分析
根据我国出生缺陷检测中心1996 ~2000 年所获得的结果显示,我国新生儿唇腭裂发病率为1. 624∶1 000,有逐年升高的趋势。
唇腭裂患儿在外观上会给母亲带来强烈的刺激,使其产生震惊、悲伤、沮丧等心理,对他们造成严重的心理打击。随之而来的是喂养困难、对疾病不了解的担忧、周围人的议论、对孩子的内疚以及对孩子未来的担心等,因此,唇腭裂患儿在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的同时,也给母亲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这些压力会通过各种形式影响患儿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4,5]。尽管目前我国尚缺少出生缺陷疾病对社会经济、精神负担相关研究资料,尤其在农村地区,又有大部分出生缺陷患儿没有及时上报相关机构。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唇腭裂发生率较高,仅目前可以统计的唇腭裂患儿数量已十分惊人,而因此造成的疾病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必定更加惊人。本研究显示,唇腭裂患儿母亲SCL-90 量表9 个因子的得分均高于一般人群,且9 个因子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为P <0. 05) ,这充分说明了唇腭裂患儿母亲的精神健康状况不如正常儿童母亲。
通过SCL-90 量表对陪护人的精神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农村组患儿母亲SCL-90 量表9 个因子的得分均高于城市,且在敌对和精神病性5 个因子的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为P < 0. 05) ,这充分说明了农村组患儿母亲的精神健康状况不如城市组母亲。说明相较于城市组,农村组患儿母亲处于人际关系敏感、长期极度纠结的状态。
由收集到的人口学数据可以看出,农村的母亲的文化水平普遍较城市的低,且农村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这可能是造成农村的母亲心理问题突出的原因。有研究[11]表明,农村的传统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对患儿母亲产生心理上的影响,文化水平低下,思想守旧,使患儿母亲在敌对和精神病性方面SCL-90 得分明显增高,这与患儿母亲对其周围的言论及评价更加敏感直接相关。研究[12]表明,唇腭裂患儿会给家里带来沉重的直接医疗负担和间接医疗负担。而农村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因此,农村组患儿母亲更加无法承受高昂的医疗费用。同时,由于对疾病的不了解,家长极易产生自责内疚的心理[12]。
3. 2 唇腭裂儿童母亲的心理干预
现代的唇腭裂治疗是一个“序列性的综合治疗”,王杨洋[13]等的研究表明,早期的患儿母亲的心理干预可以给其心理状况带来极大的改善,且干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
本研究发现农村患儿母亲心理状况与城市有一定的差异。在正确评估患儿母亲心理状况的基础上,医务人员运用专业知识,针对其特点进行系统和长期的干预可使患儿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对患儿的心理健康状况带来良性影响[14,15]。在干预中应基于其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干预。同时,农村患儿的母亲由于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因素,心理健康状况更为糟糕,对于农村患儿母亲的心理问题应该尤为关注。
摘要：目的:对来自城乡的唇腭裂患儿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分组进行评估和对比,为对其进行心理支持和治疗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168名(农村124,城市44)唇腭裂患儿的母亲在住院期间进行问卷调查。以82名正常儿童的母亲作为对照组。结果:试验组患儿母亲在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焦虑等9个维度上分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农村组患儿母亲在躯体化、强迫症状、抑郁、焦虑等9个维度上分值均高于城市组,其中敌对、精神病性、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唇腭裂患儿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农村的唇腭裂患儿母亲心理健康状况比城市的更差,应予以特别关注。
对比心理 篇7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3年2月至2014年6月, 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样本。纳入标准:年龄5~12岁;监护人知情同意;无原发性及先天性疾病。本地区的180例儿童纳入调查。其中留守儿童100例作为观察组, 男53例、女47例, 年龄5~12岁、平均年龄8.21岁;非留守儿童80例作为对照组, 其中男43例、女37例, 年龄5~12岁、平均年龄8.45岁。两组儿童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 调查内容
对两组儿童进行心理障碍相关量表的调查, 包括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和SCL-90症状自评量表, 了解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及行为问题。本次调查进行了严格审核与质量控制, 以确保调查的有效率为100%。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包括活动能力、社交能力、社交活动性与躯体诉述等四个维度, 分数越高, 行为能力越好;SCL-90症状自评量表包括心理、生理、行为与总体健康等四个维度, 分数越高, 自评症状越好。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7.0, 计量数据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行为调查对比
经过调查, 观察组活动能力、社交能力、社交活动性与躯体诉述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P<0.05) 。见表1。
2.2 症状自评对比
经过调查, 观察组的心理、生理、行为与总体健康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P<0.05) 。见表2。
3 讨论
随着我国人口流动的增加, 留守儿童也在增加, 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呈现剧烈增长的态势。学术界也对留守儿童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研究领域从留守儿童的人口学特征、教育、居住到社会整合[3], 现有的研究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心理干预缺乏深入研究。本文观察组儿童活动能力、社交能力、社交活动性与躯体诉述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其可能原因为缺少父母的爱护, 限制了留守儿童的活动和交往, 导致社交能力的降低;疾病本身及由此带来的生活不便、与其他儿童游戏交往减少, 也带给患儿较多的负性情绪体验;由于性格的执拗和行为的幼稚, 可能使留守患儿在幼儿园或学校不易很好地与老师及同学相互配合, 更易作出违纪行为[4]。
观察组的心理、生理、行为与总体健康评分均低于对照组。调查发现留守儿童存在较多的焦虑、抑郁、孤独、自卑以及可能出现的消极抵触心理、逃学、抽烟、夜不归宿、打架斗殴等不良行为。为此在干预中, 建议对留守儿童开展每周一次的小组活动, 培养肯定自我、欣赏别人、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和勇气, 让他们理解父母在外打工的艰辛, 把压力转化为学习、生活的动力;开展儿童心理健康相关知识宣教及如何与同学和谐相处等主题活动。总之, 留守儿童多具有明显的心理障碍, 导致行为能力的下降与生活质量的降低, 因此, 需积极根据发生因素进行干预。
参考文献
[1]王玲玲, 陈立文, 陈素菡.留守儿童情绪障碍的研究[J].浙江医学, 2014, 16 (9) :1402-1403.
[2]胡月, 韩娟, 陈心广, 等.湖北省麻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与社会资本的相关性研究[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4, 35 (1) :31-34.
[3]江琴, Bjorn A.初中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特点与情绪行为问题的关系[J].中国学校卫生, 2014, 35 (3) :325-327.
对比心理 篇8
由于处于相同的文化背景, 从小接受大致相同的学校教育, 生活于大致相同的家庭结构, 又有大致相同的生活经历, 应该说高职大学生与普通院校大学生心理结构和心理特征是共性大于个性。但是, 他们毕竟是不同的两个群体, 录取分数的高低差异其实也反映着他们不同的人生际遇, 因此, 两个群体之间仍然有一些较为显著的心理差异。
1.高职大学生与普通院校大学生共同的心理问题
(1) 社会化问题
处于改革中的我国教育体制还存在诸多问题,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单一评价体系问题。高考这根唯一的指挥棒导致了学习成绩取向的单一评价体系, 学习成绩代替了一切。体制引导于其上, 家长追捧于其下, 学习成绩至上的倾向愈演愈烈 (1) 。这使12年寒窗苦读的大学生早已习惯了唯成绩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取向制约了大学生的视野, 他们的目光很少聚焦于学习之外的其他领域。
(2) 自我意识问题
与社会化未完成相联系, 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也存在很大的问题。一是自我意识不成熟。封闭的学校环境和单一的评价标准, 使学生学习之外很少有其他的生活内容, 人际交往少而单一, 输入自我意识的信息少而片面, 导致本该成熟的自我意识延迟成熟。二是自我意识不统一。学校对学生的评价标准单一, 而复杂的社会对人的衡量却是多面的、复杂的。学生看到这两种评价体系的明显脱节, 在人格自我整合时明显感到两套体系的冲突, 就很难完成自我同一性的建构。
(3) 恋爱问题
大学是恋爱的季节, 大多数大学生都有恋爱的愿望和冲动。但是, 他们人格不成熟, 心理年龄偏小, 恋爱也往往出问题。如; (1) 恋爱观模糊。受人生观、价值观不成熟的影响, 不少大学生的恋爱观也是不成熟的、模糊的。 (2) 恋爱技术贫乏。受人际交往困难的影响, 很多大学生都缺乏恋爱的方法和技巧。虽然现在传递信息的手段又多又方便, 但恋爱毕竟是与人面对面的交往。
(4) 学习问题
进入大学后, 大学生们发现习惯了多年的中学学习与大学学习不同, 会出现过渡性的脱节或困惑, 主要表现为: (1) 学习的动机不明确且动力不足; (2) 学习态度有误区; (3) 学习方法不适应。
(5) 职业心理
一部分学生一边抱着精英心态读书, 一边又目睹学哥学姐们毕业后就业困难, 心理落差甚大, 焦虑深重, 对将来的前途忧心仲仲 (2) 。一部分学生放不下精英心态, 无视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 把目标定在更高层次的学历上, 沉湎于象牙塔中不肯出来, 形成一辈子只会读书不会工作的“高知”一族。
(6) 人生定位和理想抱负与自身条件适合
大多数高职大学生的高考成绩低于普通院校大学生, 一般而言, 可以说明他们中学阶段学习成绩不算太好。在单一评价标准“以分数论英雄”的中学校园里, 他们没有得到太多的不切实际的赞美和肯定, 不会有太多的虚假信息影响他们内在自我的形成, 所以他们形成的自我图式是符合甚至低于实际自我的。
(7) 职业目标明确而实际
和祟尚务实的人生态度一致, 高职大学生的职业意识强烈, 职业目标明确而实际。高职大学生早在高中阶段就不断地用来自内、外两方面的信息来建构自我, 由自我意识出发来构想将来的职业。他们接受到的来自社会和学校的信息、评价, 有利于他们确定适合自己能力的职业目标。
(8) 自信与自卑并存
自信与自卑并存这种怪现象, 并非高职大学生才有, 只是在高职大学生身上更为明显。细究起来, 在自信、自卑这一对矛盾中, 占高职大学生心理结构最大比重的是自卑。所以, 与其说高职大学生自信和自卑两种心理并存, 不如说自信是自卑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好在自卑自有自卑的价值, 不过度的自卑可能是奋发图强的动力, 因此并非一定是坏事。
(9) 学习动力不大
由于高职大学生学习目的过分狭窄, 过分急于求成, 有急功近利的心态。他们学习重专业课轻素质课, 对专业有用的课努力学习, 认为对专业没多大关系的课则无心去上。
摘要：高职大学生是大学生中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与普通院校大学生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是因材施教这一教育基本原则的必然要求。本文从两个群体的共性和个性视角展开分析, 深入探索高职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养成良好的人格。
关键词：高职,心理问题,分析
参考文献
[1]徐隽.从移植到种植:PBL教学模式在高职心理课教学中的本土化实践[J].中国成人教育, 2015 (8) :45-47.
[2]庞捷敏.高职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职业化转型探索[J].当代职业教育, 2015 (4) :90-93.
对比心理 篇9
事实上, 这种共性在语言的各个层面都可以得到体现。就句法层面而言, 认知语言学所提出了原型范畴、认知隐喻等理论;本文则尝试着对七组汉英词语的对比, 站在文字学的视角上, 通过其汉英构词理据即词源意义的相通性的分析, 对该问题作以理解。
1.wall和墙
英文单词wall 含有“墙”的意思。Wall来源于wicker-work或者wattle, 前者义为“柳条编织物”, 后者义为“枝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wall的词源意义其实是“柳条类东西的编织物”②。考古学家通过发掘史前遗迹已经证实, 人类最早期的“墙”确实是用柳条等东西编织成底子后, 再在上面涂上泥巴, 或者把泥巴舂在两片柳条等东西编织的东西中间。这其实就是汉语里所说的“版筑”。
“墙”字本作“牆”。《说文解字》:“牆, 垣壁也, 从嗇爿声。才良切。”
“啬, 爱濇③也。从來从稟。來者, 稟而藏之, 故田夫谓之啬夫。凡啬之属皆从嗇。”《说文》“嗇部”所收字仅为两个, 即“嗇、牆”。
“爿”在大徐本《说文》未见收;段注本收于片部。《王力古汉语字典》立为一部, 其解释为:“劈木为二的左半边为爿。《新加九经字样杂辨部》:‘鼎, 下象析木以炊。析之两向, 左卫爿, 右为片。’” “爿部”下收字4个, 分别为:“牀、牁、牂、牆”。《新华字典》注音“爿”为pán;《王力古汉语字典》则据《龙龛手镜》“疾羊反音牆”拟音为qiánɡ。二者孰是孰非?
嗇字从來从回。“來”是“麥”的本字, 即麦子的意思。可见, “來”提供了“嗇”这个词的“类义素”④;回字古文形式表示“环绕”之像。汉语中凡表示“环绕”义的字多从“囗”, “囗”是“回”的部首化。比如“圜、團、圜”等;圆形的器皿也从“囗”, 如“箘”;國的四面有疆界, 所以“國”字从“囗”;“園、囿、圃”的周围有藩篱或围墙, 所以也从“囗”;“圈、囤”也有围墙, 所以从“囗”;“囹圄”有围墙, 也从“囗”;囚犯关于囹圄之内, 所以“囚”从“囗”;“固”的本义表示“四塞”, 所以“固”也从“囗”⑤。可见, “囗”这个字符, 是“嗇”字的核义素所在。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认为, “嗇”的词源意义为“将谷物环绕 (聚敛) 起来”, 即“收获”的意思。这个意义, 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识稼穑”这样的固定短语中被保留下来。从“啬”得声的字, 《说文》中只有一个“濇”。所以我们可以认为, “嗇”基本上是个形符, 而不是声符。《现代汉语词典》中以“啬”作为部首的常用字兹举如下:蔷、樯、嫱。
这些字多不读“啬”而多读“qiánɡ”, 这说明它们都是从“牆”省声的字;而且, 在这些词当中, 都保留了“嗇”的“聚敛-团簇”的词源意义:蔷薇是一簇一簇地开放的;作为船的桅杆的“樯”是用来聚敛风力的;作为后宫的女官, “嫱”是众多佳丽的总管。
这些都从语义的角度证明“嗇”只是个形符, 而不是声符。因此, “牆”从“爿”得声是可以成立的, 即“爿”就是“牆”的初文;“牆”是“爿”的加符象形字;如果“爿”就是“牆”, 而“爿”又是“劈木为二”的其中一部分, 那么, 中国最早的“牆”其实也和wall一样, 都是由最初的“编砌式建筑”⑥篱笆, 再“版筑”, 最后才到“土石”一路发展而来的, 我们从中可见, 现在的“篱笆”、“藩篱”等, 实际上就是远古时代的“牆”。
通过对wall和“牆”的分析和比较, 我们可以看到, 表示“墙壁”这个意义的汉英词汇, 其词理包含着同样的物理共性。
2.pen和笔 (筆)
Pen直接来源于拉丁语词penna, 而penna 的原义就是feather (羽毛) 。根据相关的历史事实, 西方最初用来写字的笔确实是鹅毛管儿, 虽然后来的笔在质料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这个词的读音和书写形式始终保存了该词的词源意义。比较有意思的是, 当人们刻意地拟古重新用鹅毛管儿的“笔”时, 还在pen的前面再加了一个修饰词quill, 即以quill pen来表示该义。
同样的语言现象在汉语中也存在。
“笔”的繁体形式为“筆”。“筆”在《说文》中在“聿部”。《说文解字》:“聿, 所以書也。楚谓之聿, 吴谓之不律, 燕谓之弗。”从“聿”的构型上头我们就可以看到, “聿”其实就是“筆”的本字。“竹”是加符象形, 以表明“筆”是由竹子这种原材料制作而成的;而后又因为强调“筆”的原材料“毛”的重要性, 而异化为“笔”。其后因为笔在制作质料上的巨大变化, “笔”已经跟“竹”和“毛”没有关系了, “笔”这个词的内涵已经因之而改变了, 但是词形却一直保存下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同英文强调“鹅毛笔”时需把pen 加quill相类似, 为了进一步与“钢笔”、“铅笔”、“圆珠笔”相区别的“毛笔”, 人们还需要在已经含有“毛”这个义素的“笔”前面加上“毛”, 造出明显含有冗余信息的双音词“毛笔”了。
同样的例子还包括street和“马路”。
Street原义是指用石头铺成的路, 其词根与stone (石头) 和feet (脚) 有关, 但是后来其词汇意义衍变为“街道, 马路”。汉语中“马路”, 其语义来源于古代用于供官方驿站间公用的宽阔道路, 其间主要由通讯联络人员骑马通过, 因此得名。但是今天的“马路”已经跟“马”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可是在词形上, 该词还保持着旧有的面貌。
这组词体现出了词理对物理和心理加以反映时的共性特征。
3.style和案
Style直接来源于法语词style[sti:l], 而该法语词来源于拉丁词stylus。罗马时代人们是用蜡板写字的, 当时用的是铁、木或者骨头所制成的工具。这种东西一头是尖的用来写字, 一头是扁平的, 用来擦抹。⑦这种蜡板可以反复使用。这种工具叫做stilus或stylus。它本来是指写字的工具而言, 意义渐渐引申, 变成用这种工具所写的东西, 包括文章、作品的风格和体裁, 进而引申到“风格”的意义上来了。之于style的“蜡板”本义, 则已经由拉丁文stylus直接进入英文, 进而style的“蜡板”义在使用中反倒为人们所摒弃, 而只能存在于字典之中了。
汉语词“案”的情况与之相类似。我们把在《现代汉语字典》中含有语素“案”的双音词进行分类整理后可以得到下表:
通过以上的分类分析,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案”由具体的物象“几状物”和“文书、卷宗”义, 慢慢向抽象的“意见与建议” (提案) 和“刑事案件” (案件) 义方向发展的轨迹。
这组词也体现出了词理对物理和心理加以反映的共性特征。
4.bride和妻
英语词bride的意思是“新娘”, 其词根与bring和ride有关, 即由男性骑马而带来的女人。这其实是古老的抢婚制度在英语词汇层面的淹留。即使到今天, 女孩子心目的心仪男子也仍然被称之为“白马王子”, 其内在的语义来源即在于此。
与之相类似, 汉语词“妻”也保留了古老的抢婚制度。《说文解字》:“妻妇与夫齐者也。从女从屮从又。又, 持事, 妻职也。”
许慎对字形的分析是对的, 但是其解释比较牵强。事实上, 单就“妻”的字形来看, 即一个为男性揪住头发而被带走的女性。可以说, “妻”这个字形也是古老的抢婚制度在汉语词汇层面的淹留。
bride和“妻”反映的都是初民阶段人类社会的抢婚制习俗, 这一点我们通过民俗学等学科也可以进一步加以印证:抢婚的男子为了蒙住女子的眼睛而强行给她盖上的丝麻类物品, 在现代社会仍留遗迹, 即在英语词汇中, 与bride相关联的veil (婚纱) , 在汉语词汇中的“红盖头”。抢婚的男子为了捆绑住女子而利于行动所使用的绳子等物品, 在现代社会仍留遗迹, 即在英语词汇中, 对确立婚姻关系极其重要的ring (戒指) , 在汉语词汇中的“手镯”等等。
这组词也体现出了词理对物理和心理加以反映的共性特征。
5.henpecked和“领袖”、“侏儒”
据形象性的事物以造词并进行同方向的词义引申, 是词义发展的方式之一, 其认知基础在于物理所引起的同族心理感受, 这在各语言中都有所体现。这里仅举一组很有代表性的例证。
英语词henpecked由根词hen (母鸡) 和pecked (被啄的) 组成, 表示“ (经常) 遭受母鸡啄的”这一意义, 即对具有此类特征公鸡的统称;该词用于“人”则产生了隐喻意味, 表示经常遭受配偶欺侮的男子, 也就是汉语里“气管炎” (妻管严) 。该意义在英语和汉语里都有这样的俚语词, 所不同的是, 汉语采取了谐音造词的方式, 而英语则直接采取了形象化造词的方式。
与之相类似, 汉语中也有大量的形象化词语, 比如“领袖”。“领”与“袖”原本是衣服的两个部分, 其重要性在于, 都是穿衣服这一动作和过程中最为关键的部位, 所以, 在本义的基础上隐喻为对重要人物的指称;相应的词语还包括:结束、容易、元首、颜色、模范、嘴脸、手脚、前途、线索、面目、暗算、穿凿、浅薄、斗胆、稀松、鸡眼、鸡头、驴打滚等等。这些词的语义特征在于:
第一, 字面义即“词的底层意义 (zero-grade meaning) ”非常形象化。
第二, 其“词的底层意义 (zero-grade meaning) ”在使用过程中都发生了转义。
究其原因就在于王宁先生所强调的“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是本质不同、有严格差别的”⑩。这样的例子, 在汉语的熟语和成语中更是屡见不鲜, 比如大刀阔斧、拖泥带水、指桑骂槐、铁石心肠等等, 不一而足。
事实上, 有些汉语词原来是非常形象的, 但是由于词语的演变, 其词源义已经被词汇义所掩盖, 只有通过探求词源义才能看到其原来的形象性, 比如“侏儒”一词。
“侏儒”的“侏”与“朱”同源。《说文》无“侏”字。《左传·襄公四年》:“我君小子, 朱儒是使”, 可见, “侏儒”本作“朱儒”, “侏”实为“朱”的孳乳字。
《说文解字》:“朱, 赤心木, 松柏属。从木, 一在其中。”郭沫若《金文丛考》认为“朱乃株之初文, 金文于木中圆点以示其处。”戴侗认为“朱, 干也。木中曰朱。干以朱数, 别作株。” (11)
我们认为, “朱”用于“事”时, 表示的是以“斧斤”伐树, 即“诛杀”的“诛”;砍伐树木之后所见的木中赤色为“朱” (12) ;砍伐过后留下的短小树桩是“株”;这个“株”用来隐喻指称矮小的人时就“侏儒”的“侏”。所以, 《说文》中表示“树名”义的“朱”, 表示“大红色”义的“朱”, 表示“屠戮”义的“诛”, 表示树木的名量词“株”, 表示“身材特别矮小的人”的“侏”, 都是单音词“朱”的派生。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侏儒”这个词是多么的形象了。
这组词体现出了词理对物理和心理加以反映的共性特征。
6.paper、book和纸
英语词paper 来源于papyrus (莎草) , book 来源于boc (榉木) , 这是由原材料经过形变 (音变和字变) 而表产品的例证 (13) ;汉语词“纸”的演变也体现出这种特点。
据陆宗达先生的意见, “纸”的本字实为“”, 为抄纸用的竹帘 (14) 。《说文》:“, 蔽絮箦也。从竹沾声, 读若钱”。《后汉书》说“ (蔡) 伦造意, 用树肤、麻头及弊布、渔网以为纸, 元兴元年奏上之, 自是莫不从用焉, 天下咸称‘蔡侯纸’。”也就是说, 当时造纸, 一定会用极其细密的竹帘子在丝絮上过滤以成纸, 而这个在造纸过程中的重要工具进而演变成为“纸”这个产品的名称“”;以“”指称“纸”, 即以工具代称产品。但是, 现在我们所用的“纸”是从“糸”的, 之所以从“糸”, 可以说是源于造纸所用的材料“弊絮”而来。无论是“”还是“纸”, 都与英文词paper 和 book 一样, 是由表示制造产品所必需的工具或原材料的词, 经过形变 (音变和字变) 而变为表示产品的词的例证, 这也体现出了词理对物理和心理加以反映的共性特征。
7.ostracize、tally (talea) 和 则 (則)
英文词ostracize有“放逐;摒斥”义, 其起源在于古希腊雅典的风俗:凡人民所憎恶的人, 不论其有罪与否, 如果经由公众投票, 就可以决定将其放逐国外10年或5年。由于记名投票是记名于牡蛎壳上, 所以原本表示“牡蛎”的oyster凝结成为ostracism (贝壳放逐法) , 进而演变为ostracize (放逐;摒斥) 。
与之相似, 英文词tally作为名词表示“符木 (古时用, 上有刻痕记载交货、欠款等的数量) , 记账, 得分, 标记牌, 标签, 符合, 对应物, 计数器”等意思;作为及物动词表示“点数, 计算, 记录, 加标签于, 使符合”;作为不及物动词表示“符合, 吻合, 记分”等意思。该词直接来源于talea, 即“木棒”, 这源于古代用木签刻痕以记数的生活习惯。
同理, 汉语词“则 (則) ”也体现出了这一特点。
《说文》:“则, 等书物也。从刀从贝。贝, 古之物货也。”就其本义而言, “则”表示用“刀”在“贝”上刻画, 进而引申为“等书物”的意思;并由此而演化为“法则”指义。
从“貝 (贝) ”的字主要有三种语义情况:
第一, 作为名词往往与财物有关, 如:财货资费;第二, 作为形容词往往与财务情况 (15) 有关, 如:贵贱贫;第三, 作为动词往往与财物行为有关, 如:买卖贾贩贷赎;贻赠赏赐贺。
“则”字在此三种情况之外, 属于典型的引申。该情况与英文词ostracize和telly一样, 体现出了词理对物理的直接反映, 进而进一步进行词义引申的共性特征。
综上所述, 语义演变固然与语法原则和语用推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但是更重要的, 在语言内部存在着强大的语义推动机制——即词理、物理和心理三者之间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词理中往往体现出语言使用者对于“物理”的把握, 虽然这种把握因“认识上对事物特征的理解和取义” (16) 不同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但是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人类认知共性。着眼于汉语的民族性特点, 同时也揭示出其与其他语言相类似的构词理据性, 对语言的理论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更有着特别的作用, 它不但可以消减学习者的语言陌生感和隔阂感, 同时也会激发其语言学习的兴趣。通过对七组汉英词语词理所反映的物理和心理共性特征的粗浅分析只是抛砖引玉, 真诚希望业内方家不吝指正, 以期共同推动汉外对比语义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 北京出版社, 1981
王力《王力古汉语字典》, 中华书局, 2000
王宁、黄易青《词源意义与词汇意义论析》,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