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经济发展

北京经济发展（共12篇）

北京经济发展 篇1

商业街是人流聚集的主要场所, 是商业与零散店铺的集中场所, 由众多商店、餐饮店和服务店共同组成的, 按一定结构比例规律排列的商业繁华街道, 是城市商业的缩影和精华, 是一种多功能、多业种、多业态的商业集合体。

老北京商业街的营业收入也是北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 首都经济实现历史性突破, 第三产业比重达到75.7%, 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6万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达到3006亿元, 文化软实力、社会管理能力显著提升, 其中老北京特色商业街的贡献占到了将近10%的比例。随着经济的发展, 商业街模式也逐渐成熟, 但在其发展过程中, 也涌现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 老北京商业街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1 京味不在, 传统仍亟待传承

商业街内的商铺经营者趋于年轻化, 因此对于真正老北京内涵的传承也变得越来越浮于表面, 甚至完全抛开。最常见的现象是极具中式风格的建筑内出售的却是现代感极强的商品。只有极个别的高档次的京城老字号依然能够在老北京商业街中岿然不动地占据“大哥大”的位置, 例如瑞蚨祥布匹、内联升鞋履和张一元茶叶等。

而最近, 越来越多的商家看重收益而轻视文化内涵, 大大小小的商业街上总是出现类似“两元店”的垃圾店面。现在已有不少的年轻商铺成为商业街的吸金主力, 这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与此同时, 商业街管理上也应控制传统商铺与现代商铺的比例。另一方面, 二级市场高昂的地租, 迫使越来越多的薄利的老北京小吃店难以维持, 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些通过各种方式将成本降下来的“非正宗老字号小吃”。以年轻的理念经营具有深层次文化底蕴的老北京商品才是老北京商业街所需要的全新模式。

1.2 经营商品定位雷同化, 缺乏经营特色

在本项目组调查的街区中还普遍存在商品类同化的问题。最典型的是王府井商业街, 仅仅相隔几步的店铺出售的商品几乎一模一样, 例如一些廉价饰品和当地特产。经营商品类同化只会让游客觉得缺乏新意, 失去兴趣, 不利于整个商业街商品的销售。

我国目前的商业街发展迅速而且地位日益显著, 但对于商业街的特色发展没有一个合理的定位。例如王府井中的小吃街与南锣鼓巷、后海和烟袋斜街中的小吃街没有明显的差别, 并且, 除了“爆肚张”、“烤肉季”老字号店面之外, 难再发现口碑良好的年轻品牌, 更有甚者打着老字号的旗子, 销售的却是严重不符合老字号要求的商品。与此同时, 盲目增加商业街数量, 只能导致商业街区潜在的空置率增加, 同时也浪费人力、物力以及财力。同质化的经营只会制约各商业街特色的发展, 从而导致发展程度的不平衡。

1.3 知名度不高, 缺乏“共同品牌”的统一推广和宣传

目前知名度高的特色商业街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投资主体明确, 由专门的团队管理运营, 如红桥、秀水街, 通过不同的宣传和促销手段扩大知名度;二是依赖历史的沉淀效应, 吃老本, 如大栅栏、三里屯等。其来自境外和京外的消费占到很大的比例。如红桥市场、北京古玩城、三里屯路酒吧街的境内外比例为7:3;天桥演艺产业园区, 京外观众约占40%以上。商业街内企业的聚集经济主要来源于“共同品牌效应”, 企业共享“聚集区品牌”, 赢得更多的客源。“簋街”、“阳坊涮肉”、“红桥珍珠”、“潘家园古玩”这都是比较好的实证。但在调查中却发现, 许多被当地人熟知并称赞的老北京商业街却并不为外地游客了解。而在问卷调查中, 还呈现出的一个问题就是部分商业街“雷声大雨点小”, 简言之就是名气很大程度上是被夸大了。有内涵的老北京商业街知名度不高, 知名度高的商业街又有些许的名不副实, 这都严重阻碍了老北京商业街的发展。

1.4 商业街环境卫生问题严重, 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在本项目组调查的重点街区中, 卫生条件不能令人满意是商业街普遍存在的现象。脏乱差仿佛已经是中国街区无法驱除的软肋, 尤其是在以餐饮为主要营业种类的商业街, 例如:南锣鼓巷、王府井 (小吃街) 。在游览高峰期, 王府井小吃街六天接待游客人数高达八十余万人, 这样庞大的数字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生活垃圾。这将对商业街游客的游览心情产生负面效应, 也不利于城市的绿色环保建设。

此外, 人流涌动的老北京商业街的失窃率一直居高不下。遭受失窃损失的主要存在于商家和游客两个方面。这将使得老北京商业街的口碑下降, 游客游览的心情也将受到极大的影响。建立一个具有良好道德风尚的老北京商业街是游客和商家的共同愿望。

2 老北京商业街的发展对策

2.1 唤回“古文化”, 坚持对老北京文化有取舍的保留的原则

许多商业街主动结合自身形式与历史文脉方面的优势, 将“特色”、“古文化”等作为商业街复兴的起点, 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目前国内的商业街建设中, 无论是老商业街的完善, 还是新商业街的开发, 开发过程中旧建筑的改造更新与现代文化的矛盾显得尤为复杂。而在现实案例中, 一些开发商对商业利益的片面追求使其在对沿街大量建筑遗产进行的大规模改造再利用中, 对历史性建筑保护再利用的观念过于陈旧极端, 混淆建筑逻辑盲目“造假”、“仿古”的现象十分严重, 这样反而容易产生画虎类犬的问题。我国的商业街应该在发展现代文化的同时注意保护古文化, 但不要过分建设, 反而失去了传统商业街所独有的韵味。早在2007年末, 为迎接北京奥运会, 宣武区和西城区就针对大栅栏、烟袋斜街展开了一系列的维护与还原。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各区发改委做了许多努力, 例如针对烟袋斜街的改造重点就被放在了规范区域内建筑高度和保护古建筑上, 斜街所有建筑均不超过两层, 力求恢复明清时期老街区历史风貌和京味文化特色。

与此同时, 各大商业街要形成主动维护老北京传统文化的气候, 在此方面也需要北京市政府进行有力的扶持, 在传统节日开展各项精彩的传统活动。例如, 七夕节在前门大街主街道开展中式婚礼表演;中秋节在簋街进行传统月饼现场制作表演;在端午节进行粽子现场制作与教授;每逢初一十五, 在小吃街进行豆汁制作表演、驴打滚亲手制作体验等活动。各种表演在带来客源的同时, 也向游客全面展现了传统文化, 亲身体验更是带给游客一种直观的认识。

2.2 在经营定位上, 从正面竞争转向错位竞争, 突出经营特色

各商业街应根据实际条件, 确定高、中、低不同的市场定位, 同一条商业街各家商业店铺应实行错位经营和差别化经营, 避免商品经营雷同化引起低水平价格竞争, 突出各自的经营特色。商业街之间进行错位竞争的同时, 同一商业街中的店铺商家也要做到错位竞争, 减少经营的同质性, 增加利润点。

2.3 打造多元化步行商业街

步行商业街在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已同城市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许多发达国家, 几乎每座城市都有一条步行商业街。而北京作为祖国的首都, 对外开放的窗口, 暂时还并没有一条能够在购物环境上与国际接轨的商业街, 这无疑是与首都作为文明而又现代化的城市地位不相匹配的。

从国外商业街的发展经验来看, 商业街功能的拓展和互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国外的商业街流行“豪布斯卡”原则, 也就是酒店、办公楼、停车场、购物、集会、公寓、住宅配套。我国的商业街理应拓展空间, 把功能完善, 尤其是停车场的配套, 要进行细致的分析, 不要浪费也不要过于紧张。

现代城市步行商业街最早出现在北美及欧洲的发达国家, 是西方古代城市空间发展与现代城市环境、商业理念一种较好的结合形式。借鉴国外商业街发展的经验, 总结其发展的不足之处, 发挥其优势之处, 正是我国商业街发展过程中可采取的一个事半功倍的方法。

2.4 借鉴国外商业街发展经验, 打造安全、卫生兼并的商业街

在对步行商业街区的定义上, 我国不少地区简单地将步行商业街区当作全步行商业街区是走入了一个误区。国外一些研究根据交通组织方式的不同, 将步行商业街分为三大主要类型:全步行商业街、公交通步行商业街和半步行商业街。在这方面, 南锣鼓巷问题突出, 机动车辆与高密集的人群混合在一起, 安全隐患大、影响交通秩序。在这个问题上, 建议机动车辆绕行南锣鼓巷主干道, 这就需要政府和道路监管部门制定出合理的道路规划, 争取将人、车分离。步行商业街的成功必然带动周围街区的商业发展, 从而使步行商业街有急剧扩张而形成全步行商业街的趋势和可能性。

在卫生方面, 加大环卫支出, 多多设置垃圾桶, 并及时清理;此外, 增加环卫岗位, 划区域分派任务, 商家与清洁工共同负责所在区域的卫生, 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卫生检查, 对于不合格的区域进行罚款或公益值日任务。对于游客的层面, 还是要鼓励游客主动维护环境卫生, 但由于游客的流动性过大, 实施的难度还是相对很大的。

2.5 发展晚间消费市场, 构建“老北京式夜生活”

晚间消费是一个城市商业繁荣的标志, 不仅可以满足市民购物、娱乐、餐饮的需求, 也是一种可观的消费经济业态, 发展潜力巨大。

在现在的商业街改造中存在夜休闲经济缺失这一问题, 晚上10点多以后, 基本上许多商业活动就停止了, 前门也不例外。依照南方的成功实践, 规划者应高度重视夜经济的市场潜力, 大力扶持酒吧等行业发展, 同时, 对区域内购物、文化、旅游、休闲设施进行结构调整和品位提升, 从而构建夜生活圈。近年来, 北京加快了发展晚间经济的步伐, 王府井、簋街、什刹海、三里屯等特色商业街区已经成为市民耳熟能详的晚间消费热门地点。但晚间消费经济发展仍存在规模较小, 缺乏整体规划, 商业活动缺乏新意, 晚间消费选择少, 相关部门协调不够, 公共配套措施不足等问题。民革北京市委建议, 要采取有效措施, 营造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 大力发展晚间消费市场, 拉动首都消费经济增长。搞好整体规划, 推动晚间消费经济可持续发展;加强引导, 出台鼓励晚间消费经济发展的有关政策;加强审批监管, 实行综合治理;打造北京夜市品牌, 突出特色文化。

北京身为中国为数不多的“不夜城”之一, 花样繁多的夜生活主要集中于大望路以西、东大桥以南、复兴门以东和前门以北的区域。大力发展晚间市场能够大力拉动北京消费经济增长, 而老北京商业街中的翘楚代表也在该片区域以内, 作为重要的夜生活元素, 老北京商业街有必要变成促进全方位的、专业的、权威的晚间消费的主力。

2.6 加强老北京商业街品牌建设, 制作“北京名片”

2010年9月12日至9月14日, “第一届北京王府井国际品牌节”在京举办, 向世界展现王府井的繁华、品位和文化魅力。利用王府井这张“世界名片”, 北京市东城区搭建起中外品牌交流、国际商贸合作的平台。

北京打造国际商贸中心要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 要有丰富的市场品牌, 具有丰富的与国际接轨的个性化、时尚化国际商品和新型的商业形态, 让国际品牌集中起来;具有适合普通消费人群的市场品牌, 既要有众多本地的品牌, 又要聚集国内各地的优秀品牌。

以闻名遐迩的第五大道为例, 第五大道上商业店铺鳞次栉比, 经营品类包罗万象, 汇集了世界著名的商店和精品百货, 主要以专卖店、专业店和世界著名连锁店为主;此外, 第五大道上还有众多银行大厦和酒店, 如著名的纽约银行大楼、洛克斐勒中心、帝国大厦;酒店有半岛酒店、广场酒店、MAINSFIELD HOTEL等等, 还有纽约公共图书馆。第五大道夜幕下闪烁的灯光、缤纷的广告和躁动的人群, 使人感受到经典名店的风采、现代科技的辉煌和美国文化的浓烈。第五大道的设计属于乱中有序的类型, 充分展示了社会化大生产为美国带来的极致繁荣, 绚丽的霓虹将奢华和享受渲染得无处不在。仅仅一条街区就完全诠释了什么是纽约, 这种力量正是北京商业街所急需的。

在商业街的建设进程中, 品牌在整个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明显, 随之而来的品牌效应也体现出了商业街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3 结语

3.1 老北京商业街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参与

对于一座城市重点街道的建设, 政府永远是最有力的推手。进一步加大针对老北京商业街发展的资金投入, 深入到商业街发展的内部去, 而不仅仅是在于表面的修缮或是建筑物的维护。针对口碑良好的老北京商家, 给予税收减少甚至是减免的优惠, 帮助他们在商业街扎稳脚跟, 而对于所谓“垃圾店面”加强整改甚至取缔。在老北京商业街内设立专业的、政府直属的老北京文化艺术传承店铺。此类店铺不以营利为目的, 大量开展公益性的手工制作体验机会, 例如:老北京布鞋制作流程, 老北京剪纸艺术等。一方面可以为游客提供一个亲手制作纪念品的机会, 另一方面也能够在体验中开发游客的兴趣, 为老北京艺术传承发现接班人。

3.2 老北京商业街发展的国际化

随着北京这座城市的不断扩张与进化, 其吸引到的外来游客和外来资本在大量增长, 建设国际化的商业街既是必然也是目标。打造出国际气息浓厚, 拥有强大国际影响力和全国商业发展风向标的老北京特色商业街, 是作为首都的北京市的一项艰巨任务。如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怎样完善涉外服务制度;设法提高营业人员的素质与外语水平, 这都是国际化进程中必须克服的问题。

树立民族自信, 坚持老北京特色道路, 促进老北京商业街经济发展与保留老北京传统并不是鱼和熊掌的关系, 相信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 人们可以看到一批愈来愈完善的老北京特色商业街在世界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王星.老北京商业街要找回“京味”[N].文汇报, 2007-12-17.

[2]赵桂丽.浅议前门商业街的升级战略[J].经济研究导刊, 2009 (11) .

[3]张慧琪, 陈立.南锣鼓巷文化休闲商业街发展调研[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 2009 (7) .

北京经济发展 篇2

郑渝:北京种业发展概况

大家上午好.我的题目是北京种业的发展概况,主要介绍两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是北京种业现状,第二个是未来推进北京种业发展基本思路. 北京种业的现状,呈现四种形态,一个是种植业,一个是养殖业,一个是水产,还有林果花卉.经过30年改革开放,北京种业发展大概呈现三个中心,一个平台的局面.

作 者： 作者单位： 刊 名：种子世界 英文刊名：SEED WORLD 年，卷(期)：2009 “”(11) 分类号： 关键词： 

浅谈北京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路 篇3

发展循环经济应因地制宜

循环经济这一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最初起源是作为“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大规模废弃”发展模式的对立物而出现。因此，循环经济思想最先在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酝酿并得到实践就不足为奇。尤其是上世纪末期，消费所引发的固体废弃物处置问题迫使德国和日本在法律和国家计划层面对废物循环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日本更是提出了建设循环型社会的宏伟目标。从这层含义上讲，循环经济应该是一种“舶来品”，是工业发达发展到目前阶段所反思的结果。

事实上，国内最早关注和实践循环经济的，并不是第一个试点省辽宁省，也不是第一个试点城市贵阳市，而是与北京同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上海市自1998年就开始关注德国等国家的循环经济发展，把循环经济的理念纳入了上海的环境保护行动计划，并在“十五”计划中有所体现。也许是因为同样面临德国和日本所遭遇的垃圾问题，上海将循环经济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消费废物的循环上，而没有像后来的贵阳和辽宁那样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活动的前端，即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清洁生产等手段优先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上海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当然，目前已经有学者献计献策，探讨上海在新一轮的发展中如何把建设循环经济纳入国际现代化大都市的战略目标。

同为循环经济，中国和日本的做法不同，贵阳和上海的侧重点不同。这一方面说明了建设者的理性，同时也说明了循环经济的建设的确需要因地制宜，需要充分考虑经济规律和生态规律的共同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类活动的生态化转向，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投入和污染产出的分离，实现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

北京应如何发展循环经济

那么，北京如何做到“因地制宜”呢？首先来看看有关北京的几个关键词：“首都”、“新北京、新奥运”、“国际化大都市”；“沙尘暴”、“交通拥堵”、“垃圾围城”、“水短缺”等等。前半部分展现了经济全球化下的北京，后半部分则展现了资源与环境困境下的北京。“北京作为一个资源奇缺、环境容量有限的大都市，21世纪又面临着继续较大幅度推进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艰巨任务。因此，发展循环经济是北京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许焕岗 郑俊；《科技潮》杂志2004年第9期）。在操作意义上，发展循环经济又恰恰是北京未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目前，北京对循环经济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理论到实践做着全方位的准备，一方面已经在土地、能源、水、生活垃圾和电子废物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将循环经济作为专题列入了“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中。现在的问题是：北京发展循环经济受到哪些关键要素的影响，是物质资源、环境资源、人力资源还是其它？如果北京循环经济的发展受到水、能源或者矿物资源等物质资源的制约，那么如何评估物质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程度和作用机制？又如何通过人力资源对于物质资源的替代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源和环境约束下北京循环经济发展的适度规模和速度如何？所对应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布局如何？应该如何设计和安排制度以促进北京循环经济的发展？

以下三个方面有助于上述问题的回答：

第一，北京可以借鉴上海的一些做法。正如专家建议，上海大都市的发展在努力使得GDP变大的同时，也要花大力气让其大幅度地“变轻”。GDP的“变轻”可以从两个方面衡量，一是从经济活动输入端的物质消耗水平来衡量，即经济规模增加的同时，要让以总量计、人均计或强度计的水资源消耗、能源消耗、土地消耗、材料消耗等能耗大幅度降下来，二是从经济活动输出端的污染排放情况来衡量，即经济规模增长的同时，要让以总量计、人均计或强度计的废水排放、废气排放、垃圾排放等大幅度降下来(诸大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14卷第1期)。

第二，北京在实现GDP变大变轻的过程中，要将主要精力放在社会经济活动的前端。目前，我国部分省市在吸收国际经验基础上结合国情实践着所谓的“3+1”模式，即在小循环、中循环、大循环以及废物再生产业四个层面全面推进循环经济。具体做法是，小循环——在企业层面，推行清洁生产，减少产品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实现污染物产生的最小化；中循环——在区域层面，通过在企业群、工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中发展生态工业，建设生态工业园区，把上游生产过程的副产品或废物用作下游生产过程的原料，形成企业间工业代谢和共生关系的生态产业链；大循环——在社会层面，推进绿色消费，建立废物分类回收体系，注重一、二、三产业间物质的循环和能量的梯级利用，最终建立循环型社会；废物处置和再生产业——建立废物和废旧资源的回收、处理、处置和再生产业，从根本上解决废物和废旧资源在全社会的循环利用问题（罗毅，“国家环保总局推进循环经济试点经验交流会”上的工作总结，2004年7月）。因此，北京要在借鉴上述经验基础上进一步结合首都社会经济背景，将循环经济理念和原则切实融入到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及其各项子规划中，综合运用资本转移、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清洁生产和污染防治等手段调控社会经济活动，真正促成社会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型。

第三，要注意资源环境的极限和生态承载力，加强资源环境系统的建设与管理，拓展优化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实质上，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发展自古以来就一直受到以食物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的约束，一个例证就是古代某些部落中的“弑婴”现象。近代以来人口大幅度的翻番和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展主要受益于技术的进步。然而，人类在进一步善用技术拓展空间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某些生态资源是难以替代的，要注意在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下适度发展经济。北京一方面要切实解决过去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同时在规划和建设中充分重视生态规律，避免已有问题的恶化或新环境问题的出现。

北京的庙会经济 篇4

本文拟通过对北京庙会现状的分析, 以及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特征, 提出北京庙会在新时期的发展思路和模式;初步构想与庙会密切相关的产业链, 对未来一段时期北京庙会经济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有喜有忧的京城庙会

庙会是北京民俗文化的特色, 其起源核心是不分僧俗贵贱的普天同庆、万民同乐。由于有这样强烈的大众色彩, 庙会在新时期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也仍然制造着可观的经济效益, 发挥着促进和谐生活的社会效益。如今, 北京的大庙会有地坛、龙潭湖、莲花池、厂甸、红楼以及新兴的圆明园、潘家园庙会等。

如何将庙会经济与群众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 是亟须重视的问题。不恰当的商业化与市场化正在阻碍和制约北京庙会的生存与发展。现在的庙会举办方多是独立经营的公园或企业, 商业化和市场化是庙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庙会举办方收入的节节攀升, 庙会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日益明显。比如说, 由于庙会普遍靠摊位费营利, 模式单一, 缺乏更好的创意, 促使摊位拍卖价格大涨, 高昂的经营成本造成了2010年北京庙会上“20元1根”的羊肉串。

2010年春节期间, 北京市涌现出了60余场庙会, 然而很多庙会没有什么人气, 冷冷清清, 草草收场。究其原因, 同质化已成为北京庙会的突出特征, 内容千篇一律, 经营方式单一, 文化内涵缺失。这些现象表明, 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这些弊端, 将会严重地损害北京庙会良好的品牌形象, 危及庙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庙会举办者们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正在力求改变这种局面, 2011年春节期间, 北京的庙会数量有所减少, 但仍有33个之多, 遍及京城各个区域 (见表一) 。举办方力求创出特色, 提高文化格调。比如, 龙潭湖庙会在东城区政府支持下特设了“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区”,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北京盛锡福皮帽李金善、北京料器邢兰香、北京金漆镶嵌万紫、北京景泰蓝钟连盛、北京绢花徐汶静、北京雕漆殷秀云等大师亲自出台, 富有地方特色的古老技艺吸引了众多游人, 而民众对“非遗”的喜爱和关注, 也鼓励着传统文化传承工作者, 坚定了他们的信心。

纵观北京庙会市场, 可以发现有如下问题:

1. 同质化严重, 与大众需求脱节

尽管很多庙会都有多年的历史底蕴, 有些甚至已经被列为“非遗”, 然而还是会听到:

“石景山庙会叫‘洋庙会’当之无愧——‘羊肉串庙会’。”

“地坛庙会好像‘地摊聚会’, 简直成了小商品批发市场了, 东西还特别贵。”

“圆明园也有庙会了, 也是卖泥人、风车、羊肉串什么的, 和皇家园林根本不搭调。”

……

以上是游客对庙会的直观感受, 反映出当今庙会的问题。

北京已经举办了20多届庙会。改革开放初期庙会恢复时, 商品不够丰富, 商业网点不够多, 庙会经营粗放、活泼、自由, 在露天场地释放着节日喜庆气氛, 受到民众的热烈追捧。如今, 北京的商业网点多、环境好, 商品非常丰富, 顾客也更为“娇气”和挑剔, 商场里电梯好不好, 背景音乐吵不吵, 都会直接影响到顾客人数。但是庙会的经营者似乎一是忽视了和正规商业的“差异化”经营, 二是忽视了大众文化需求、物质需求的时代转变。经营与时代环境脱节, 经营与文化需求脱节, 自然就落入“农贸市场”式的业态, 停留在“羊肉串+糖葫芦”的模式中。尽管也会有“海选草根皇帝”、“元妃省亲”、“宫廷文化展示”等亮点出现, 但纵观总体, 庙会活动大部分创新度不足, 对文化内涵的认识比较肤浅, 同质化严重。

2. 盈利模式单一, 商业性突出

当前庙会的盈利主要依靠摊位出租和门票收入等。盈利模式的过于单一, 使承办单位过分关注门票、摊位的收入, 拍卖额越升越高, 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由于租金高昂, 摊贩、展销厂商等难免会提升价格, 增设门票, 把成本转嫁到逛庙会的老百姓身上, 冲淡了“万民同乐”的公益性,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失衡的现象日益突出。

3.经营粗放, 档次不高

据了解, 作为庙会龙头老大的地坛庙会, 仅每年春节游人就有100多万人, 其直接营业收入应在千万元以上。其他庙会的直接营业收入也是在快速攀升, 庙会经济已经初具规模, 但远远没有形成成熟的运营模式。举办方在自身经营的基础上还需要接受政府的补贴, 运营主体在很大程度上难以独立, 无法将庙会经济完全市场化, 从而失去许多合作空间, 很难参与到更广阔的市场竞争中去。

北京庙会的发展优势

庙会经济已经成为“假日经济”的一种, 日益受到关注。在北京这座文化旅游城市, 京城庙会作为独特的经济形态, 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首先, 北京市将新的发展定位瞄准世界城市, 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世界优秀文化的融合将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居民精神文化向传统回归的趋势日益显著。尤其是经历了西方文化的大洗礼之后, 国人的文化价值观逐渐成熟和理性, 越发认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 传统文化的回归浪潮已经到来。体现传统文化的庙会自然会得到更多重视。

其次, 老北京庙会在人们心中具有深厚的情感依恋, 是春节期间年味儿消遣娱乐的重要活动。北京的庙会就像电视台“春晚”, 尽管人人抱怨说是千篇一律、没有创意、没有看头, 但人人还是照旧高高兴兴地要看, 要关心, 要回味。以上两点为北京庙会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文化需求环境。

第三, 快速发展的文化创意产业为北京庙会展现文化内涵创造了丰富的表现形式和手段, 为北京庙会进一步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京市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高度重视, 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有力地促进了整个产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涌现出大量的文化创意产品和技术, 更加充分地展示出中国文化的内涵。北京庙会完全可以借助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成果, 增加自身的文化内涵, 以此提升整个庙会的价值。

此外, 北京庙会在国内外已经具有了很高的知名度, 对国内外游客也已形成了一定的号召力, 具备了进一步开拓的基础条件。2010年, 仅地坛庙会就有近两万外宾来庙会体验中国人过春节的民俗。天津、河北唐山等地都表达出了寻求合作的强烈意愿。今年春节期间, 北京厂甸庙会在台湾亮相, 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由此证明, 北京庙会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基础条件以及拓展自身的商业模式。

构建庙会经济产业链

北京庙会已经具备了大众文化需求强烈、政府政策大力促进和品牌美誉度高的有利条件。在这种形势下, 北京庙会应该充分整合有利条件, 大胆探索, 积极创新, 实现进一步发展的新突破。

我们认为, 举办方应该跳出以往的运作模式, 积极导入文化创意产业, 开展“产业化开发, 品牌化运营”, 构建富有北京特色的“庙会经济”产业链。

对于北京庙会, 可以采用的产业开发模式和策略主要有:

1.创意开发

创意开发是构造庙会产业链的灵魂, 是产业化开发的前提条件, 是以创意为龙头, 以内容为核心, 驱动产品的制造、创新产品的营销, 并通过后续衍生产品的开发, 形成上下联动、左右衔接、一次投入多次产出的链条。

创意的引入关键在于人才的引入与配置。需要建立人才引进机制, 发掘优秀人才;也可以寻求与相关机构的合作, 实行资源互助。例如, 在品牌运营前期, 可以通过与相关设计院校合作, 或者采取全国征集的形式, 制作品牌标识、口号等, 利用充足灵活的外界创意构建品牌CIS系统。

2. 由场内到场外

现今的北京庙会仍然没有脱离“羊肉串+糖葫芦”的主流模式, 同质化的问题严重影响着大众对庙会的印象。要跳出这个固有模式, 需要先跳出庙会的固有定义。

利用互联网和电视媒体等平台, 将庙会由传统具象的场内活动延展至数字媒体传播的场外活动。坚持创意先行, 结合自身特色优势, 借助举办各种现代时尚的展现方式, 如京味儿人物选秀、趣味有奖竞猜等互动性强、趣味浓厚的项目, 并通过移动通信等的互动方式, 增强北京庙会的时代感, 突破单一的盈利模式, 将庙会在更广泛的空间内延展。在这方面, 上海世博会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3. 品牌经营

品牌经营是实现庙会经济产业链的核心。在经营方式上可以采取连锁经营和品牌授权的方式。

已经具备了较强品牌知名度的地坛、龙潭湖庙会等, 在品牌经营上可以大胆采取连锁经营的方式, 与其他地区的政府、企业等尝试合作共赢, 充分利用国内外人民对于北京庙会文化的良好认知, 让庙会品牌“走出去”, 走出北京, 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具体的商业模式, 可以借鉴全球嘉年华及美国华特迪士尼的成功经验, 改革粗放的经营模式, 扩展提升庙会形象。当品牌影响力提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还可以进一步采用品牌授权的方式, 创造新的盈利途径。

4. 衍生品开发

北京庙会拥有很多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资源, 有的庙会甚至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厂甸庙会。优秀的文化需要通过现代创意手法, 使之成为能够充分实现文化经济价值的庙会产品, 并实现盈利模式的多样化。

例如, 台北故宫对那颗人尽皆知的翡翠玉白菜, 除制作高仿品外, 更充分利用了现代创意设计手法, 衍生出翡翠玉白菜系列, 包括以玩偶形象为主角的可爱白菜系列、以艺术平面形象为主的艺术白菜系列, 以及玉白菜的纪念食品系列等, 如此既增加了附加值, 又进一步提升了知名度。

相比之下, 北京庙会可开发的文化资源更加丰富, 潜力巨大。以红楼文化为依托的大观园庙会, 已经开始进行初步尝试, 注册了“刘姥姥”牌商标, 研发了“四季养生杂粮”、“红楼宴酒”等。

小结

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篇5

学校领导

创办人、董事长： 汤大立

副董事长：杨红

院 长：陈斌龙

副院长： 张大桥

党支部书记： 杨槐

副院长： 郑 溪

学校简介

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是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参加国家计划内统一招生、具有学历教育资格的民办普通高等职业学校。目前学院下设金融保险系、商务管理系、旅游管理系、计算机系、外语系、会计系、新闻与信息传播系、体育管理系、继续教育部和基础部共计九个教学系部，设置金融保险、金融与证券、市场营销、物流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酒店管理、旅游英语、商务英语、商务日语、计算机应用技术、多媒体设计与制作（动漫设计与制作）、新闻采编与制作、文秘、会计、体育服务与管理等25个专业及方向，在校生5000余人。

学院拥有一支由教授、副教授和高级工程师等为主导的师资队伍，现有专兼职教师301人，其中专任教师151人，副高以上职称教师达到了33％，各专业还有一批“双师型”教师，形成了专兼职相结合、年龄梯度合理、教学经验丰富、适应高等职业教育需要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学院通过订单式培养、举办专场招聘会和供需洽谈会、人才推荐等各种形式协助毕业生找到能发挥其才能的工作岗位，已毕业的三届毕业生近4000人，其就业单位有国家机关、金融企业、星级饭店、各大商厦、电子信息企业、新闻单位、相关事业单位等，就业率在96%以上。

周边环境

北京经济发展 篇6

关键词：北京工业监测质量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54(2013)04-66-04

一、北京工业经济发展质量监测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背景及意义

“十二五”时期，北京工业发展环境面临重大变革。

从国际环境看，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使得世界经济竞争格局进入深度调整的新阶段。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更加注重实体经济发展，推进“再工业化”，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为北京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国际环境更趋复杂，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围绕市场、资源等方面的竞争更趋激烈，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对全市提升工业发展质量、推进转型升级形成新的压力。

从国内环境看，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深入推进阶段，以先进的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加速发展信息化装备产业，实现两化融合发展是现阶段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必经之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再次指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着力增强创新驱动新动力，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工业经济发展能否成功转型升级、提升发展质量是实现各项发展目标的关键所在。

从首都发展要求看，随着北京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北京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工业经济同时也面临着发展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的约束性增强以及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等困难。北京工业必须深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提升工业经济发展质量，显著增强工业经济的竞争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坚持高端引领、创新驱动、绿色发展，走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科学发展道路。以解决和改善目前北京工业存在的抵御风险能力不强、内生动力不足、经济效益欠佳等深层次问题。

二、工业经济发展质量监测评价指标体系

(一)北京工业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升质量和效益上来。工业发展质量的提升是全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着力点，其实质是实现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通过全面优化要素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和行业结构，促进工业经济质量整体提升；工业发展质量的内涵更加注重内生增长，更强调结构优化、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也是更加注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的可持续发展。工业发展质量的内涵是系统的。它不仅包含效益的提升，还包含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能力的提升等方面。结合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目标和特征，北京市工业发展质量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工业增长水平。首都工业经济具有先导性和产业融合特征，战略新兴产业的快速增长对生产性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较为明显，与GDP的运行走势高度相关。同时，平稳的发展速度为优化结构、转型升级等各项政策的引导和实施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因此适度的制造业规模和平稳的发展速度是促进工业转型升级，提升发展质量的基础和保障。

二是企业效益水平不断提高。企业效益的提升一方面能够促进企业自主进行技术革新、产品升级，形成产业良性循环；另一方面通过提高企业效益提升社会效益，增加财政收入、稳定就业，推进首都城市建设，不断提高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是强化创新驱动发展。资本、劳动和科学技术是经典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内容。工业发展质量提升的根本要求就是要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带动转变，使科技、人才、管理等创新要素成为工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驱动是依托首都资源优势，增强工业经济增长的长期竞争力，是最终实现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支撑。

四是绿色发展不断深入。提升工业发展质量，必须提高资源的集约和综合利用水平，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基础上，增强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北京自然资源缺乏，大量能源从省外调入，因此工业的绿色发展是促进首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建设宜居城市的重要环节。

五是深入推进产业升级。结构优化、高端引领、产业升级和增强辐射能力是工业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体现。因此，从工业内部来看，应尽快以高端产业为引领，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核心，加快工业内部领域结构调整。同时增强对工业总部企业的带动能力，增强对周边地区产业的辐射力。

六是两化融合持续增强。两化融合是信息化和工业化的高层次深度结合，是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两化融合的核心就是以信息化为支撑，追求工业可持续发展模式。两化融合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应用信息化和先进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是不断提升工业发展质量的源泉。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反映出两化融合的持续增强。

(二)指标体系框架

根据工业发展质量内涵，北京工业经济发展质量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增长水平、经济效益、创新发展、绿色工业、产业升级和两化融合六个分项指数，从不同侧面考核工业经济发展质量。根据专家意见和实际情况，共筛选出19项代表性指标，其中，由于战略新兴产业标准尚未对外发布，故采用与战略新兴产业范围相对接近的现代制造业代替；工业企业微电子控制设备占生产经营用机器设备原价的比重由于考虑到数据口径的一致性和周期的完整性，留待数据调整完毕后参与监测；保留其他18项指标参与工业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指数(2006～2011年)的测算。

nlc202309031544

(三)评价方法

鉴于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在权重赋值上各有利弊，综合指数在主成分回归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工业未来发展定位和城市资源禀赋，对赋权结果进行了调整。北京工业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指数采用线性加权综合指数法计算，指标数值已通过广义指数法和阈值法的无量纲化处理。评价指数对每个具体指标的标准化数据进行加权计算，分别得出各个分项指数，然后通过各个分项指数加权计算得出总指数。

三、北京工业发展质量实证分析

2006年以来，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发展质量稳步提高。其中，增长水平稳中有进、经济效益稳中有升、创新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绿色发展成效显著、产业升级稳步推进、两化融合为工业发展积蓄能量。工业发展方式正逐步转变，但与国际先进水平和北京未来发展目标仍存在一定差距。

(一)工业发展质量稳步提升

2006～2011年，全市工业经济发展质量稳步提升。2011年，北京工业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指数为75.9，比2006年提高8.2个点。从各年走势看，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全市工业经济发展质量综合指数比2007年降低8.4个点，随后逐年稳步提升。其中，2011年经济效益、创新发展和两化融合分项指数分别比2006年提高12.1个、13.1个和21.5个点，对工业发展质量总指数带动作用较为明显(见表1)。

从拉动点来看，2011年，增长水平分项指数对北京工业发展质量综合指数的带动力下降；经济效益分项指数对北京工业发展质量综合指数的带动力减弱；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对北京工业发展质量综合指数的带动力较强(见表2)。

(二)分领域指数分析

1增长水平稳中有进

2006～2011年，增长水平发展指数由100回落到88.8，六年间增长水平发展指数呈“U”型变化。2006年和2007年，全市现代制造业处于扩张期，实现了高速增长；2008年，由于现代制造业中的主导领域外向度高，受金融危机影响程度较深，增长水平发展指数明显回落；2009～2011年，全市加强高端产业的培育、调优，增长水平发展指数总体看稳中有进。2011年该指数为88.8，比2008年提高32.2个点。从三项分指标看，现代制造业增长速度由快转稳。2011年，现代制造业增加值比2010年增长10.5％，增速比2006年降低11.6个百分点，但比2008年提高5.8个百分点；现代制造业对工业贡献率始终呈现上升态势，贡献率由2009年的45.9％提升到2011年的58.8％，提高12.9个百分点；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和政府振兴经济的刺激政策影响，制造业增加值增速经历了2008年的大幅下滑、2009年和2010年快速反弹、2011年回归理性增长的剧烈波动。

2经济效益稳中有升

2011年，经济效益指数为71.2，比2006年提高12.1个点，但低于发展质量总指数4.7个点。从代表性指标变化趋势可以看出，2011年，成本费用利润率和总资产贡献率分别为7.6％和8.1％，比2006年分别提高1.4个和1.3个百分点；全员劳动生产率为24.6万元／人，增长56.9％；工业增加值率为20％，比2006年下降1.2个点。

3创新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2011年，创新发展指数为56.7，比2006年提高13.1个点。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投入强度在2007～2010年问一直稳定在0.9％，2011年提升至1％；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24.4％，比2006年降低3.1个百分点；中关村工业企业每亿元产值拥有发明专利授权数为0.4项，比2006年提高0.2项／亿元。“十一五”以来，虽然工业企业创新投入力度不断加强，技术产出也显著增强，但2011年，创新发展指数得分值在各分项指数中居于末位，表明其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4绿色发展成效显著

2011年，绿色发展指数为96.8，比2006年提高2.9个点。在六个分领域指数中得分值居于首位。“十一五”以来，北京主动调整产业结构，以首钢、焦化厂为代表的一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开始外迁、减产、优化，工业能耗大幅下降。2011年，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率为153％，比2006年提高9.1个百分点，为2006年以来最大降幅；万元工业增加值水耗下降率为5.5％，降幅比2006年缩小6.5个百分点；污水处理率逐年提高，为81.7％，比2006年提高了7.9个百分点。由于市委、市政府关、停、迁、改等多种措施并举，北京工业绿色发展成效显著。

5产业升级稳步推进

2011年，产业升级指数为84.7，比2006年提高了6.8个点，为2006年以来的最高分值。在区域经济学中，通常用区位商来判断一个产业是否构成地区专业化部门。重点产业区位商是指一个地区重点产业的产值在地区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与全国重点产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之间的比值。区位商越大，专业化水平越高。2011年，重点产业区位商为1.5，比2006年降低了0.1个点。现代制造业增加值占制造业的比重为56.7％，总部工业企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67.3％，分别比2006年提高10.5个和8.1个百分点。现代制造业和总部企业的快速发展成为工业产业升级的主要动力。

6两化融合为工业发展积蓄力量

2006～2011年，两化融合基本呈现上升趋势。2011年，该指数为69.8，比2006年提高了21.5个点，在六项分领域指数中提升幅度位居首位。其中，电子商务实现销售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为10.3％，比2008～2010年年均5.3％的水平明显提升；大中型工业企业计算机普及率为35.5％，比2006年提高12.2个百分点。企业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工业发展积蓄了潜力。

(三)值得关注的问题

nlc202309031545

1经济效益“明升实降”

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工业生产大幅下滑，企业效益也随之大幅降低。虽然随后工业企业资本效率、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不断提高，但对工业经济发展质量总指数提升动力减弱，从2009年的拉升2.2个点，2010年的1.5个点，下降到2011年的拉升0.4个点，表明当前工业仍是“速度效益型”发展格局。工业增加值率在金融危机后(2009年)不升反降，2011年为20％，比2006年降低1.2个百分点。另外，该指数实现程度较低，2011年仅为71.2，比发展质量总指数低4.7个点。全市工业资本效率和生产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实现程度分别为57.6和61.5。

2科技转化能力较弱

近几年，全市工业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投入强度为1％，中关村工业企业亿元产值拥有发明专利授权数均高于2006年以来的水平，但反映科技成果转化的指标则逐年降低。2011年，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24.4％，比2006年降低3.1个百分点，该比重在2007年达到高点后(比重为30.1％)逐年降低。可以看出，虽然工业企业创新意识不断增强，研发投入力度也不断加大，但创新成果有效转化的效率在下降，企业研发的新技术在提升产品质量、品质、功能等方面尚未充分体现，工业科技成果未能充分转化为先进生产力。

3产业升级呈现“三低”

“十一五”时期是北京工业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期，高耗能行业比重明显降低，新兴领域比重上升，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带动力逐步增强。但与此同时，工业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更加突出，具体表现为“三低”。第一，重点产业专业化程度有所降低。2011年，重点发展产业区位商为1.5，比2006年降低0.1个点；第二，产品附加值低。一些外向度较高的产业和企业，由于缺乏创新能力，又长期处于低附加值的分工环节，工业增加值率从金融危机后(2009年)不升反降。其中，2011年电子行业作为全市工业支柱产业增加值率仅为10.1％，低于全市工业平均水平9.9个百分点，低于2010年0.7个百分点；第三，辐射力低。据2007年投入产出数据显示，北京都市产业对科技服务的依赖度仅为0.3％，分别低于美国、日本5.3个和1.2个百分点；对商务服务的依赖度为3.8％，分别低于美国、日本3.5个和1.5个百分点。

四、“三个发展”推进北京工业转型升级

“十二五”时期，北京工业应继续坚持“调结构、转方式”不动摇，切实实现“三个发展”。

(一)实现“持续发展”，加快工业发展模式转变

囿于北京能源、资源以及要素价格高企等因素，北京工业急需提高各生产要素的集约化利用程度，实现从速度效益型发展模式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工业经济效益既是生产经营成果的反映，也是扩大再生产的动力。追求高效益是企业发展的基本诉求，因此工业效益高低直接决定着发展质量的好坏。要实现速度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首先要注重通过科技运用、创意设计提升产品附加值；其次是细化分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降低成本，提升效益。

(二)实现“创新发展”，加强创新成果的有效应用

创新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源泉。实现创新发展，加强创新成果的有效应用是工业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途径。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最为敏感，也是科学技术成果应用的主体，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较低的困局应以企业为主要抓手。在政府课题、项目立项时要提升企业参与度和话语权，增强科研项目的针对性和实用性，确保科研成果落在实处。同时，要致力形成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院所主动结合、互相促进的良好发展局面。对产生实际科技效益的企业、高校联合项目给予科研经费和产业发展基金的支持，提高企业的自主研发水平和技术消化吸收能力。

(三)实现“融合发展”，多途径推动产业升级

一是加强工业与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的融合度。通过投资高端领域和对传统都市工业的技术改造，实现北京工业向“微笑曲线”两端转移，推动产业升级；二是实现区域经济融合。利用北京科技、信息资源，创新运营模式，发挥北京在京津冀环渤海都市圈中的带动作用，推进产业集聚和产业链条延伸等方式做强、做精，重点打造1～2个全国乃至世界具有影响力的产业群；三是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良性互动，使信息网络技术广泛运用于工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提升现代管理水平，促进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1]梁绮，中国工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兼论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统计研究，2003年第9期。

[2]赵玉林、魏芳，高技术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带动作用的实证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3]谢识予，大国兴衰现象背后的经济增长内在规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4]姚芳，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区域比较，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8期。

北京经济发展 篇7

有关领导、专家和业界人士约1 000人出席。开幕式由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执行会长赵家荣女士主持。到会的有关领导作了主旨演讲。

全国政协第十届副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院士首先演讲, 题目是“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生态文明”。接着,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作了“发展循环经济, 促进绿色转型”的演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石军作了“循环经济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的演讲, 特别举出了甘肃省金昌市的实例。环保部原副部长张力军演讲的题目是“发展循环经济, 强化污染防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秘书长李迅阐述了“循环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系和新型城镇化的蓝图。

主旨演讲之后, 进行了“高端对话”。内容是循环经济在我国实施10年来的回顾和展望。主持人是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第十届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冯之俊先生。参与对话的嘉宾有:第十届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毛如柏先生;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先生;第十届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工程院士、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钱易教授;工程院士、清华大学金涌教授;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司长何炳光先生和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姚燕女士。他们的讲话有根有据, 论点清晰且高深, 使听众深受教益和启迪。

“高端对话”论坛分成5个分论坛同时举行。与会者可根据自身的需要任选一个分论坛聆听, 或者择其要而涉足各分论坛撷取其精神共享。

一是“产业循环经济”分论坛。主旨演讲人均为国家部委的有关负责人。他们从宏观角度, 阐述了国情、社情和行情。主要有农业、矿产、能源、林业和科学技术政策的循环经济发展现状, 并提出了问题和对策。国家发改委环资司马荣同志发表了“加快构建循环型产业体系”的讲话, 工信部节能司杨铁生同志向论坛介绍了“工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这一主题的对话中心是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障碍和对策。主要就制度创新、政策和机制以及技术创新与推广机制进行了讨论。参加对话的有高校和企业的教授、总经理、董事长等。

二是“园区循环化发展“分论坛。有5位有关方面的领导、专家作主旨演讲。另有天津、青岛、武汉、江苏镇江、青海柴达木试验区的领导作了专题演讲。主旨对话的内容是园区转型升级的问题。对话嘉宾有社科院、清华大学的专家、教授, 地方政府及企业代表。

三是“资源再生利用“分论坛。主旨演讲的内容有树立新的资源观, 加快开发城市矿产;推动我国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发展的政策与机制;资源再生利用产业的新业态与新模式;资源再生利用产业的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问题。在此论坛上演讲的日本东京大学的中村崇教授、欧绿保集团中国区周志勇总经理、台湾财团法人中技社执行长余腾沃等介绍了他们的技术、经验和有关政策。如日本废手机、电池、灯管的回收利用的政策与技术;德国固体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的情况和经验;台湾地区强制回收, 产品资源化利用政策。

对话的嘉宾有格林美公司董事长许开华、新天地环境集团董事长韩清洁、湖南“万客科技“董事长明果英、广东“金发科技”总经理余红涛、宁波“金田铜业”副总经理丁星驰、北方鼎业再生资源开发公司总经理吴瑞岐等。

四是“再制造产业发展”分论坛。机械产品再制造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上海临港再制造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参加协办此论坛。中国工程院徐滨士院士论证了绿色再制造工程要面向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的相关人员介绍了中国再制造产业的发展状况及趋势以及推动机电产品再制造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参加主题对话的嘉宾大都是我国工业系统企业的总经理、董事长。他们研讨的议题是:再制造业服务体系建设的路径和模式。其中包括专业技术服务体系和社会化服务平台的建设。

五是“垃圾资源化”分论坛。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参加协办此论坛。

住建部城建司张博同志阐述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垃圾资源化与无害的重要性;浙江大学严建华教授介绍了我国垃圾资源化技术发展的趋势;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李新民副会长论述了垃圾资源化的环境问题和对策。参加主题对话的有高校教授、专家、地方政府官员、有关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等。

他们研讨了破解生活垃圾的难题及对策, 诸如垃圾减量、规划选址、技术路线、建设运营、监督管理和政策机制;他们还研究了建筑垃圾和餐厨废弃物资源化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循环经济投资”分论坛, 与“废弃电子产品技术政策”交流会。

这两个会议都传出了一些方针政策的新信息。例如:国家对循环经济发展的投融资政策、财政税收政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投资重点等。

北京经济发展 篇8

一、北京市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从北京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 改革开放前北京经济增长方式为“粗放型”增长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到目前为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过渡阶段。1949-1979年, 北京着重发展工业经济, 并成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在这一阶段, 北京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资金和劳动力投放获得, 属于“粗放型”增长阶段。1949-1978年固定资产累计投资达250亿元, 职工由1949年的40多万人增加到1978年的300多万人, 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和一定规模的产业体系, 1953-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7.2%。改革开放以后, 北京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总体上处于快速增长时期。这一时期, 劳动力投入增长速度有所放慢, 20世纪90年代以来, 资金投入大为增加, 使企业数量、规模不断扩张;在产业结构上, 逐步形成“三、二、一”的产业格局, 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 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 经济增长方式中集约型因素明显增加。总体而言, 这一阶段北京经济属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过渡阶段。

经过多年发展, 北京已经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型城市过渡到以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第三产业为支柱的服务型城市。但是, 北京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是较为粗放而不是集约的;在经济总量增加的背后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缓慢;土地的利用率、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率、利润率不高;部分产品万元产值的能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循环经济发展滞后;科技进步和自主知识产权创新力度与首都科技、人才优势不相适配, 经济增长方式的技术基础不牢固。

二、北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SWOT分析

(一) 北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优势 (Strengths)

1、北京经济发展成就突出, 具备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良好基础

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极大地增强了北京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 为北京在更高层次上推动科学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2010年, 北京人均生产总值超过了10000美元, 自主增长能力和动力大大增强, 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主导支撑作用更加突出, 全市经济进入平稳较快发展的新阶段。北京已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 在节能降耗上取得了明显成效。近年来, 北京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所形成的浓厚发展氛围, 为推动北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凝聚了心智, 创造了条件, 增强了动力, 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2、北京具有独特的首都优势, 聚集了一大批高端资源, 为北京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北京地区是全国科技力量最集中、自主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从科研基地情况看, 28%的国家重点实验室、33%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45%的国家重大科学工程、30%的国家重点学科设在北京。北京是全国最大的人才培育基地。北京的重点高校占全国的1/4, 研究生院占全国的1/3;北京培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规模分别占全国总量的1/3和1/5。此外, 北京是现代文化与古老文化、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汇处, 聚集了全国一流的文化艺术机构和文化人才。北京地区出版的图书约占全国总量的1/2, 音像制品占1/3, 期刊占1/4, 报纸占1/5, 电视剧出品 (部) 集数和电影产量占全国1/3以上。北京的科技和人才资源特别丰富, 科技创新的基础好、水平高, 有基础、有条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3、“十二五”规划建议科学谋划了北京经济发展未来, 有利于调动和引导各方面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2010年12月发布的《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 (以下简称:《说明》) 指出, 北京“十二五”要着眼于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体现增强发展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的客观要求, 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说明》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全力推动“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 “努力打造国际活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谐宜居之都”, 推动北京向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迈出坚实的步伐。这为北京在“十二五”期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明了方向。

(二) 北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劣势 (Weaknesses)

1、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压力

当前, 首都北京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矛盾已日趋严峻, 人口过度膨胀, 自然资源严重短缺, 大气环境污染明显, 已成为制约首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按2009年的常住人口计算, 北京人均土地面积仅为0.09公顷, 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7。北京严重缺水, 2009年北京人均水资源量仅为126立方米, 属资源型重度缺水地区。北京人口压力巨大, 2009年北京常住人口达到1755万人, 1978-2009年31年间增长了2.01倍。北京的能源也极为紧缺, 100%的天然气、100%的石油、94%的煤炭、70%的电力都是从外埠调入。另外, 2010年北京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8万辆, 交通拥堵严重, 并加重了城市的环境污染。

2、经济发展失衡的压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 北京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北京贫富差距比在2005年就已达到0.5左右, 超过了0.45的国际警戒水平, 而且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同时, 区域经济发展失衡。以北京为中心的首都圈和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 核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过于悬殊。尤其是北京与天津之间缺乏实质性合作以及同构化竞争, 是导致区域发展失衡的重要因素。另外, 在北京城市内部, 受“单中心”格局困扰, 功能过于集中在中心城区, 郊区发展相对缓慢。

3、产业升级的压力

北京产业升级的压力表现为制造业“空心化”和服务业低端化, 中心城区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虽然北京三次产业总体结构的调整已基本到位, 2009年第三产业占GDP的份额为73.1%, 接近于发达国家中心城市的水平, 但是各产业的内部结构和增长质量仍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 例如, 重工业的比重依然过高, 缺乏自主技术和知识产权, 生产的附加值和盈利率偏低;生产性服务业虽然发展迅速, 但高端化的服务仍然供给不足, 整体的分工水平、服务标准以及专业化程度都有待提高。此外, 北京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定位模糊, 具体的产业规划重点不明, 产业间缺乏横向关联, 优势产业不突出。

(三) 北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 (Opportunities)

1、跨国产业的大转移

进入21世纪以来, 全球服务业开始出现大规模转移迹象, IT业务外包等等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服务业态之一。产业体系的转移成为重点, 由以往的孤立的企业行为逐渐过渡到国际生产网络或体系;产业转移的结构进一步升级, 产业转移的重点由劳动密集型终端制成品逐步向价值链中上游中间产品和零部件的生产活动转化。

2、环渤海湾区域经济一体化

目前, 环渤海地区正在依托自身资源、区位优势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探索新的发展路径, 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中寻找发展定位。合作日益成为各省区市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发展动力。“十二五”期间, 环渤海湾区域将按照国家统筹区域发展的战略要求, 以京津冀都市圈建设为核心, 强化北京、天津等多个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带动周边城市发展, 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 推动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 形成多圈层、大跨度、互利共赢的区域发展格局。

3、经济形态向循环经济转型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 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 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西方国家, 循环经济已经成为趋势和潮流, 有的国家甚至以立法的方式加以推进, 绿色食品、绿色消费、绿色环境已经成为当今的时尚。未来中国将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政策支持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北京要借力世界循环经济的转型, 加快调整城市空间结构布局,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

(四) 北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 (Threats)

1、外部经济环境面临剧烈波动

当前, 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增速放缓;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影响蔓延, 美元持续贬值;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 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高位运行。这些都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同时, 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 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 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极为复杂。世界经济的波动加大, 对各国经济的影响很难评估, 加大了经济发展政策制定、实施的难度。

2、与其他发达城市的竞争

从三次产业的结构上看, 2010年北京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达到75.8%, 而2000年东京为81.7%, 2003年香港为85.2%, 且北京第三产业的规模、结构、质量、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 北京仍处于较低水平。目前北京市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大体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水平。从技术创新能力来看, 与国际大都市相比, 北京在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企业R&D执行比例、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比例方面, 差距十分明显, 创新绩效并不高。从资源环境绩效上看, 北京市资源环境绩效水平虽居全国第4位, 但在重要资源的产出效率方面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偏低。

3、全球控制碳排放

根据Maplecroft公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显示, 中国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超过60亿吨, 位居世界各国之首。北京的人均碳排放量8.2吨, 上海为9.7吨, 广州为9.2吨, 而22个样本城市的平均值为4.6吨。中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目前, 北京是拥有1755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区域发展不平衡, 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巨大,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实现节能降耗减排目标困难重重。

三、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北京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很强的优势, 并面临前所未有的机会, 只要能克服劣势、化解挑战, 北京一定能在全国率先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郭金龙.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N].北京日报, 2010-12-08.

[2]、北京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3]、赵磊.探寻北京市经济增长的动力与潜力[J].前线, 2010 (10) .

[4]、刘翠兰.中国经济报告:北京仍需淡化GDP考核[DB/OL].http://www.bbcer.com, 2008-09-22.

借鉴国外经验发展北京市循环经济 篇9

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 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随着北京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 在区域和全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 高速发展的经济背后传统经济产业链带来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能源紧张、生态退化等问题日益凸现, 能源、水、土地等资源供应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形势日益严峻, 这必将严重影响北京未来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构建新型的循环经济产业链取代传统经济产业链, 实现产业链升级已势在必行, 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北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 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 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 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 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

二、国外发展循环经济借鉴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 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普遍推行, 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 作为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并把循环经济上升到国家法律层。目前, 德国、日本、美国都是循环经济发展的较好的国家, 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韩国、荷兰、新加坡等国也都在积极发展循环经济, 研究先进国家循环经济发展, 得出几点借鉴经验:法律体系的完善;政府干预手段;市场机制与市场手段;公众意识的培养。

三、对北京市循环经济发展的借鉴与启示

构建新型的循环经济产业链取代传统经济产业链, 实现产业链升级已势在必行, 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北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城市也是北京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 是首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出路, 是实施“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构想的重要保障, 是坚持以人为本, 建设宜居城市,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之路。

3.1抓住奥运契机, 助推北京循环经济发展

北京市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 拥有大量的名胜古迹, 是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 2008年8月8日, 奥运会将要在北京召开, 此次奥运会以“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为主题, 为保障绿色奥运的成功举办, 市政府正在加强与循环经济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改善、可再生能源利用、再生产品开发等领域的投入力度, 积极开展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提升城市文明形象的各项活动。奥运会的举办引起了国内外企业界的高度关注, 吸引了众多企业的投资, 更有大量的国、内外游客来到北京, 这对北京建设节约型城市、发展循环经济起到了强大的助推作用。我们要抓住奥运契机, 大力发展循环服务业, 助推循环经济发展。

3.2促进循环经济技术的研发

循环经济技术体系包括用于消除污染物的环境工程技术、废弃物再利用的资源化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没有先进技术的支撑, 就很难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目前我国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落后, 和发达国家差距很大, 制约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从以下三方面促进循环经济相关技术的研发。

1重视关键技术研发。针对目前北京市自身能源资源少, 石油、天然气等优质能源主要依靠外调, 能源结构不合理, 能源利用效率低、成本高, 能源环境污染严重, 能源供给依存度高, 能源供应系统抗风险能力差等一系列问题, 主要坚持节能优先, 降低能耗的原则, 攻克主要耗能领域的节能关键技术, 积极发展建筑节能、供热节能、工业节能等技术, 大力提高一次能源利用效率和终端用能效率。推进能源结构多元化, 增加能源供应。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取得突破并实现规模化应用。将有机废弃物的处理与能源化和综合利用有机结合, 实现环保与经济的“双赢”。

2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 强化引导作用。加大公共财政对循环经济的支持力度, 安排资金用以促进资源节约、清洁生产、再生资源利用、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方面的科技研发, 现有技术设备的升级改造, 支持试点示范工程的建设。设立专项的循环经济应用技术研发基金。通过经济手段能动的刺激技术研发, 支持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重点扶持资源节约和取代技术、延长产业链和相关产业链接技术、回收处理技术, 以及降低再利用成本等技术的研发, 不断提高单位资源消耗产出水平, 促进区域层面循环经济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3促进科技创新, 构建技术支撑体系。充分发挥首都科技优势, 整合中央及市属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领域的科技力量, 与各高校、科研机构建立紧密联系或共同组成科研小组, 及时掌握国内外循环经济技术领域的先进动态, 以便在宏观经济发展以及循环经济建设中能够进行有效管理;对具有前沿性、创新性的技术研究要给予大力扶持, 强化对循环经济技术研发个人或单位的物质鼓励。加强科技攻关和技术示范的组织、实施与交流, 形成促进首都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体系和研发平台。

3.3完善相关法规规章体系

北京市发展循环经济一定要根据本市的城市功能和特点来进行。要逐步建立健全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 编制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目前我国循环经济法规相对薄弱, 我们要加大研究工作力度, 分阶段制定、出台相关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修订节能法实施办法、制定节能监察办法和节水管理办法, 加快研究清洁生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利用、报废汽车回收、建设项目合理用能评价等方面的地方立法工作或规范性文件的制订工作, 规范和约束企业、社会各方面的行为, 形成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制定限制发展和鼓励发展领域的目录, 围绕重点行业的清洁生产、重点资源节约再生利用, 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标准 (规范) 、典型产品包装材料以及关键材料定额等相关标准;研究制订绿色产品、绿色企业的评价标准和方法, 推进环境标志产品和绿色企业认证制度。通过标准的制定和执行, 指导企业和社会组织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

3.4提高公众意识

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 因此发展循环经济会遇到不少思想观念障碍。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其成果又反过来成为社会公众的利益, 因此必须向社会公众宣传循环经济的基本理念、实现途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通过循环经济公众教育机制的完善, 提高政府公务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和社会公众对发展循环经济重要性的认识, 引导社会各阶层成员积极参与循环经济建设, 形成共同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

3.5稳步推行绿色G D P核算方式

目前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存在一些无法克服的缺点, 从循环经济角度深入分析, 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G D P不能反映经济活动的外部性, 即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自然资源的大量开采会导致G D P的直接增加, 但是由此造成的生态成本并未体现到G D P中;企业生产行为中的污染物任意排放, 可以节约污染处理费用而降低产品成本, 企业和产品的消费者都受益, 但是污染的影响范围内居民利益却受到损害, 社会财富和福利水平会下降, 而G D P却不能正确反映。如果把环境的污染和恶化因素考虑在内, 中国的G D P的实际增长至少要降低2-3%:而实际情况是, 环境污染治理费用反而被计入了G D P。

(2) G D P不能准确反映一个国家的实际国民财富。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一个农民为了建房而砍掉了自家的一些树木出售, 则在他的收支记录上就会有新建房屋的资产增加和树木砍伐的资产减少, 这也是很合理的核算方式;但在国家核算体系中现实情况却完全不同, 国民生产总值不仅有新建房屋的资产增加, 也有树木出售的资产增加。

这就需要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把资源与环境因素引入到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即实行绿色G D P核算体系。绿色G D P是近年来兴起的新国民经济核算理念。所谓绿色G D P是指在G D P的基础上, 扣除由生产活动及最终使用造成的环境损害 (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 。绿色G D P核算表达式为:绿色GDP=GDP-EN

式中E N=经济增长负效应

从循环经济的角度来看, 绿色G D P可以从根本上减少自然资源的耗竭, 把环境资源投入计入发展成本, 可以抵消部分虚假的经济增长, 正确测度发展的水平, 减少由传统增长模式经济引起的环境退化, 有助于正确引导政府和企业的决策, 避免地方经济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实现经济增长的错误观念和行为, 从而彻底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 为正确评价领导干部的政绩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从制度层面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但目前绿色G D P核算方式尚不成熟, 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继续完善。

当然, 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不等于全盘照搬, 而应该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发展循环经济的突破点。但我国的大部分工业化发展水平很低, 技术、装备制造水平都无法与发达工业国家相比, 经济增长方式十分粗放, 资源产出率和资源利用效率低下, 特别是我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大部分低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4。因此, 我们应把提高资源的利用水平, 提高资源产出率作为循环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和重点。提高资源利用率, 就是节约了资源, 从输人端减少了物质量, 相应的结果就是废弃物排放的减少, 使环境保护客观上提升到“变末端治理为源头和过程防控”的境界。这也恰好是循环经济的本质所在。

摘要：北京市, 在传统产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带来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能源紧张、生态退化等问题, 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北京市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研究德国、美国、日本的循环经济发展经验, 结合北京市发展现状, 提出了北京市发展循环经济的建议。

关键词：循环经济,借鉴,北京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2].王冰冰, 于传利, 宫国靖.《循环经济》[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5.

[3].孙怀通, 张伟红.《国外循环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J].商场现代化, 2006, (3) .

[4].张小冲, 张学军.《循环经济发展之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5].周国梅, 任勇, 陈燕萍.《发展循环经济的国际经验和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5, (4)

[6].王爱兰.《一些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与启示》[J].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 2005, (3) .

北京经济发展 篇10

实体经济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和核心内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互依存, 相互作用, 构成了现代经济。虚拟经济是源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 随着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 虚拟资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虚拟资产的迅速扩张导致虚拟经济规模远远超过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呈现非协调发展。20世纪90年代, 全球或局部地区的金融危机频繁发生, 引发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大量探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主要发达国家经过深刻反思, 提出“再工业化”战略, 纷纷将实体经济作为发展方向。我国也很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尤其近年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北京市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 也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 发展实体经济有利于为北京市经济发展确定新增长路径和动力。

二、制约北京市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分析

北京市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 归结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低利率不利于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利率是利息与本金的比率, 它在经济系统中是一个重要的金融变量。世界各国频繁运用利率杠杆实行宏观调控, 利率政策是各国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求, 进而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利率作为一种金融市场的分配机制具有两个最基本的功能:一是担当分配金融稀缺资本的标准, 通过利率机制能够把稀缺的资本分配到经济效率更高的地方。二是诱导居民将剩余资金用于贷款市场作投资之用, 即民众的储蓄增加。只要市场利率为正值 (利率高于同期通货膨胀率) , 利率机制就能正常发挥上述两项基本功能。当通货膨胀率超过相同时期内存贷款利率时, 就出现了负利率。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 真实利率几乎不可能出现负值, 因为如果利率为负值, 居民储蓄就会纷纷流出银行存款体系, 另外寻找让个人财富不贬值的地方。长期的负利率会产生两个严重后果:一是财富转移, 将储户的财富转移给信贷接受者;二是制造虚假繁荣, 大量储蓄存款从金融机构流出投向房地产、贵金属或其他投资投机领域实现资产保值增值。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对国内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几次调整, 我国进入了一个低利率的经济时期。在过去10年里, 我国大部分时间实际利率水平都为负值。从历史上看, 在1990年9月至2012年4月这248个月中, 约有86个月出现了负利率现象, 分别是1992年12月至1995年11月、2003年11月至2005年3月 (不包括2005年1月) 、2006年12月至2008年10月 (不包括2007年1月) 、2010年2月至2012年1月和2012年3月。事实上, 从2000年至今, 中国仅出现3次实际利率由负转正现象, 分别是在2005年4月、2008年12月和2012年2月。

我国长期的负利率带来了很多消极的后果。负利率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居民放在银行里的钱会缩水。严重的负利率导致保值性和投机性投资的动机增强, 生产性投资的动机减弱。因此, 在长期的负利率下, 人们把储蓄转移到其他投资品上, 尤其是房地产市场, 挤压了对实业资本的投资。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尹中立的观察, 当2007年出现物价快速上涨、负利率变得较为严重后, 中国房地产市场恰好迎来价格猛涨时期。2007年的CPI从7月份超过5%的关键点, 在8月份达到6.5%, 与之相对应, 中国股市在这两个月间分别大涨17%和16.7%, 房价也出现飙升。资金充足的大型企业, 由于制造业利润的不断下降, 面对房地产市场高利润的诱惑, 不断涌入房地产业。

负利率另一重大危害在于混淆市场资金价格信号, 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经济系统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在一个正常的经济环境下, 厂商的投资决策往往是在资本边际效益与市场利率的比较中形成的。如果资本边际效益大于市场利率, 那么将促使厂商增加投资, 反之则减少投资。而决定资本边际收益的往往是企业项目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但是在负利率的环境下, 由于资金价格过于低廉, 使投资的相对边际效益大幅提高。因此, 在生产性投资中, 原本不该进行投资的项目也会变得有利可图, 导致了很多错误的投资以及资源的浪费。另外, 在资源有限和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 只有两类企业比较容易获得稀缺的信贷资源:一类是与金融机构维护着良好关系的大型企业, 它们往往具备国有背景, 而分散的中小企业融资却很困难;另一类就是通过高报价争夺信贷资源的民营企业, 但这些企业的投资项目往往存在较高的失败风险。面对高风险企业的高利率报价竞争, 那些技术水平好、治理结构完善的企业基于自身强烈的风险控制和财务意识, 一般会选择退出信贷市场竞争。由此可见, “负利率”往往在无形中扼杀了那些未来可能引领经济发展潮流的创造性力量。

综上所述, 长期的低利率政策, 使得投资于实体经济的资本越来越少, 充裕的资金大量流动于股市、房地产等虚拟市场;较低的利率也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 导致粗放、低效型的经济增长, 不利于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

(二) 金融和房地产等高利润行业的吸引, 对实体经济形成挤出效应

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等高利润行业的示范和吸引, 吸引了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领域流向这些行业, 使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相对减少, 挤压了对实体经济的资本投入, 形成挤出效应。同时, 实体经济领域资金供应减少, 使得实体经济部门融资成本过高, 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房地产业是全国十大暴利行业之一, 高额的利润使得众多资金纷纷投入到房地产业。很多实体资本大量流向房地产等虚拟经济, 包括央企在内的很多国有企业, 也都把投资的重点放到了房地产产业, 甚至对其他投资主体形成了挤兑。

金融业也是高利润的行业。据调查数字显示, 2011年商业银行人均年创利润50万元, 而实体企业人均年创利不足4万元。 (1) 存贷款是中国银行业的主要业务内容。从资产看, 存贷款所占比重超过了中国银行业负债的80%和资产的50%;从业务收入看, 利差收入占到了中国银行业总收入的75%以上。 (2) 2011年银行业1万多亿元利润中的80%左右来自于存贷款业务中的利差收入。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分析, 银行业利润是产业利润再分配的一部分。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银行业与实体经济的利润率最终会趋于平均化, 银行业也应该获取平均利润。银行业的利润过高会侵蚀产业利润, 影响产业资本的发展, 最终会影响银行业的长远发展。我国银行业是一个非充分竞争的市场, 非充分竞争的市场会产生高额利润。另外, 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中的利率调控仍然保留着较浓的计划经济色彩。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 央行调节的是基准利率, 也就是金融机构间同业拆借的基准利率, 并不直接规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而中国, 则由人民银行调节银行业的存贷款利率, 直接确定了商业银行的成本价和销售价格。我国上市银行净收益增加主要是源于利息净收益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益增加。

银行获得的高利润是建立在拥有垄断性的贷款议价权基础上的, 在现有的金融体制下, 银行处于强势地位, 大多数企业没有议价能力, 由此造成企业融资成本过高, 大量利润从实体经济进入到银行体系。而与此同时, 很多产业资本出于逐利的本性, 逐渐逃离利润率低的实体经济, 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因此, 银行业的高利润对实体经济相当不利:大大提高了企业融资成本, 挤压实体经济的利润, 还导致营商环境的恶化。

(三) 创新能力不强, 难以在更高层次上找到实体经济发展的兴奋点

实体经济发展受到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影响, 技术的创新会引导实体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因此, 创新能力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北京参与国际竞争的客观需要,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引擎,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核心要素。北京是我国创新资源的密集区和创新辐射源头, 但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较低, 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 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有待进一步发挥, 高端产业的引领作用不够明显, 难以在更高层次上找到实体经济发展的兴奋点。具体体现为:

首先, 北京市的科技成果较多, 但是转化率较低, 产学研结合不紧密。目前, 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是创新的主体, 但由于高等学校现行的科研评价机制没有将成果转化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 使得高校科研人员缺乏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和压力, 很多成果没有在生产力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作为创新成果运用的企业, 基于风险和市场化效益的考虑, 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投资意愿不高。企业青睐于投资少、比较成熟, 能立杆见效的科技成果, 不愿因对风险大、周期长的科技成果进行转化投资。研发机构和企业各自的价值取向, 导致了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

其次, 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还不能对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撑。企业的创新基础相对比较弱, 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不够健全, 创新的投入成本又比较高, 导致企业的自主创新意识不足, 对研发的投入不足, 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少, 行业关键共性技术不足, 主要制造业技术和关键设备引进比例大。

再次, 高端产业的创新引领作用不明显。北京市的高端产业主要是以诺基亚通信有限公司、北京索爱普天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等为代表的企业, 只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成熟的生产线进行生产加工。这种“有生产能力, 无核心技术”的高技术企业对于提升北京市自主创新能力没有起到引领作用。

(四) 实体经济中中小企业发展不足

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企业, 而中小 (微)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命脉之所在, 是经济发展的基本细胞。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增长和协调运行的基础性力量, 渗透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各个环节, 在吸纳劳动就业、润滑资源配置、提升经济效率、科技创新, 创造社会财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北京市中小企业对首都经济发展、创新驱动、就业带动和和谐稳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融资难、信息化成效低、人才匮乏、经营成本上升、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展。

1. 融资难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世界性难题。中小企业一般都有规模小、经营灵活的特点, 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生命周期短。普华永道的《2011年中国企业长期激励调研报告》显示, 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 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8年, 与欧美企业平均寿命40年相比相距甚远。中小企业具有较短的生命周期, 市场风险大, 预期投资收益不稳定, 破产的比率较高。这就使得银行等外部融资的出资者在给其提供贷款时, 会采取提高信用风险控制系数的办法, 从而导致了贷款的普遍减少。同时, 北京中小企业大多为私营企业, 在发展中存在内部管理制度落后、财务制度不规范、信用观念淡薄等问题, 使得很大一部分中小企业信用等级低、能得到的担保和抵押少, 对取得抵押担保贷款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对北京市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在目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因素中, 经营成本上升、资金紧张、税费负担重分别为企业认同率最高的3个因素。其中, 经营成本上升的认同率达到69.02%, 小型企业对资金紧张的认同率达到46.03%。资金紧张不但制约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 同时也是企业在技术创新中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适合中小企业的信贷服务和金融创新产品尚待进一步发展。

2. 信息化成效低

目前, 中小企业普遍认识到信息化手段的重要性, 广泛应用了各种信息化系统, 但是普遍存在信息化成本高, 成效低等问题。2010年国家统计局北京市调查总队的问卷调查显示, (1) 中小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实现的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40%及以上的仅有5.20%, 77.13%的企业没有通过电子商务实现任何销售收入。59.46%的企业认为, 企业信息化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信息化技术力量不足, 也有40.85%的中小企业认为信息化会增加企业成本。另外, 没有统一的标准、安全性不能保障等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也分别有39.40%及39.09%的认同率。中小企业信息化建设成效低主要是中小企业资金缺乏、内部管理不完善、信息化人才缺乏等诸多原因造成的。

3. 人才匮乏, 流动性高

北京市中小企业人才匮乏, 人员素质整体不高。2010年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对北京市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仅就经理层的文化素质而言, 北京市中小企业中大学本科及硕士以上学历平均3.72人, 大专及以下学历平均5.6人。至于普通员工, 高学历人才则更少, 企业全部职工人数中大专以上学历达到一半的企业仅有46.68%。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 企业招聘合格的技术人员更加困难。由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资金缺乏、报酬较低、培训机会少、工作环境相对较差, 使得员工流动频繁, 难以留住高层次人才。

4. 创新能力不强, 缺乏核心竞争优势

创新能力水平对企业进一步的成长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北京市中小企业的产品和技术大多属于模仿性质, 很多产品的核心技术仍然依靠从国外引进, 创新较少, 缺乏国际竞争力。目前北京市中小企业出口和投资领域大部分集中在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附加值和科技含量很低, 主要在低端市场上以价格作为竞争手段, 严重影响了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五) 实体经济经营成本较高

经营成本是企业和资本选择投资目的地的重要考量因素, 城市经营成本高已成为我国大型城市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北京的用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生产生活成本等持续攀升, 实体经济发展的经营成本逐渐提高。从积极方面来看, 这将促使城市转型升级发展, 但也会挤压企业利润空间, 影响产业持续发展, 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2011福布斯中国大陆经营成本最高城市”排行榜中, 北京市仅次于上海市、杭州市, 位列全国最高经营成本城市第三位, (2) 北京市劳动力成本和办公用地租金均居全国第一位, 税收成本位列全国第三位。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对北京市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在目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因素中, 经营成本上升、为企业认同率最高的三个因素之一。北京市中小企业对经营成本上升的认同率达到69.02%, 比2009年上升了4.86个百分点, 2009年、2010年连续两年位居认同率第一。不断上升的经营成本加大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 小型企业首当其冲。分单位规模来看, 小型企业对资金紧张的认同率高于中型企业, 达到46.03%, 高出中型企业10.21个百分点。各行业对经营成本上升的认同程度有所不同,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企业认同率最高, 达到96.55%, 房地产业对经营成本上升的认同率是53.33%, 为行业内最低。

生产经营成本过高带来的经济环境的变化, 特别是体现城市活力、承载大量就业的小微企业经济环境的恶化, 可能会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稳定性产生影响。而北京市投资环境改善不足, 也会影响北京市服务经济和总部经济特色的发展, 对经济增长的滞后作用或将逐步体现。面对经营成本逐年上升带来的挑战, 城市管理者需要将经营成本控制在有利于产业健康发展的合理范围之内, 同时通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提升产业附加值, 实现高成本、高增值。

(六) 税收负担过重

税费负担过重, 是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实体企业除了17%的增值税、25%的企业所得税, 还需要缴纳城市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发展费、价格调节基金、堤防费、房产税、土地税、印花税、房屋租赁税、残疾人基金, 再加上各种收费和罚没, 企业的实际税负已超过30%, 直接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涉税种类多, 个别税种设置不合理, 部分小微企业缴税总额高于净利润;人力资本、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不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对北京市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在目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因素中, 税费负担重为企业认同率最高的三个因素之一。

三、促进北京市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 北京市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多制约因素, 应采取政策措施, 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第一, 应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关系, 虚实结合, 相互促进, 重点防范房地产和金融市场风险。第二, 营造实体经济发展的公平环境。政府应着重于建设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投资环境、法治环境和文化环境, 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第三, 以创新为原动力, 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提升北京市实体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提升科技创新水平, 培育产业核心竞争力。第四, 转型发展是实体经济做强的必由之路。实体经济要以转型发展为载体, 努力形成北京市以战略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制造业为主要支撑的产业经济发展新格局。第五, 央企发挥投资导向作用, 主辅分离, 精干主业, 引导实体经济发展。央企应发挥正确的投资导向作用, 主辅分离, 回归主业, 做强做优, 精干主业。第六, 发展中小企业是做强实体经济的重中之重。突破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融资瓶颈, 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融资保障。提高创新能力, 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完善政策法规, 加大财税扶持力度, 培育重点领域的中小企业。加强服务体系建设,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摘要：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和核心内容。北京市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着低利率、高利润行业的挤压效应、创新能力不强、中小企业不足、经营成本高、税收重等众多制约因素, 应采取政策措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关键词：北京市,实体经济,制约因素

参考文献

[1]曹源芳.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关系[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8, (6) .

北京经济发展 篇11

关键词：总部经济 资源禀赋 差异比较

中图分类号：C8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54（2010）12-061-03

国际化大都市实践表明，发展总部经济，对于中心城市来讲绝不仅仅是一块“金字招牌”。因为它在提升城市品质和美誉度的同时，也能在税收贡献、产业带动、消费拉动、资本聚集、人才吸引等多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经过多年努力，北京总部经济已初具规模。当前，在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新思路的指引下，如何抓住有利时机，通过完善政策，促进北京总部经济发展繁荣，值得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

一、北京总部经济已经初具规模，但与传统国际大都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北京拥有发展总部经济的资源禀赋条件，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也十分重视。1999年北京率先发布了《关于鼓励跨国公司在京设立地区总部若干规定》，2009年根据各地竞争状况和本地实际需要又进一步作了修订，加大了政策的支持力度。2002年发布《关于扩大对内开放，促进首都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对国内企业和个人来京投资给予一定支持。2003年市委九届六次全会正式提出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并明确写入市“十一五”规划《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此外，还建立市领导与跨国公司座谈会制度，成立市政府联络办为中央企事业单位提供专门服务等。许多区县也结合各自情况，制定了大量鼓励政策和支持措施。上述举措的实施，很好地促进了总部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显著实效。

尽管北京总部经济发展取得明显进步，但与世界知名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比，还存在着明显差距。这种差距不但表现在入驻企业总部的数量上，也表现在企业总部的质量上。

从企业总部的绝对数量来看，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传统大都市所拥有的跨国公司总部数都数倍于北京。在落户的跨国公司分部数量上，虽然北京比东京多出7家，但与纽约、伦敦和巴黎相比，差距仍然十分明显（见下表）。

资料来源：根据《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7—2008）》的相关数据整理，下同。

与其他传统大都市相比，北京在就业结构方面也有不小的差距。从与总部经济高度相关的服务业就业人数来看，伦敦的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总人数的比例高达93.8%，巴黎的生产性服务业吸纳了75.1%的就业总人口，而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伦敦、纽约和东京，金融服务业更是吸纳了近三分之一的就业总人口（如下图所示）。

北京与其他国际大都市就业结构比较（2005年）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北京继承了中国计划经济下遗留的大量央企总部，但是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老牌的传统资本主义国际化大都市相比，在跨国公司总部数量方面有着先天的不足。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北京不仅在发展自身的跨国公司总部方面有着不错的潜质，而且在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入驻北京方面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

二、北京发展总部经济在资源禀赋方面优势明显

1．首都功能优势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首都的建设得到全国各地的支持，成为资源调配高度集中的地区。总部经济发展中拥有的优势条件，很多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比如，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等众多大型央企，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家科研机构，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覆盖全国的新闻媒体，以及首都机场等联系海内外、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时期，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是指导、推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决策中心、信息中心，是全国市场监管中心。对外开放进程中，内在条件对外部要素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并相互融合和促进，使原有的优势得到巩固和增强。从长远看，首都城市特有的功能，对总部经济的促进作用将是持续性的。

2．产业发展优势

1978—2008年，北京市经济年均增长率为16.4%左右。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115亿元，人均GDP超过9000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72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0747元，进入了由中等发达城市向发达城市迈进的新阶段，表明总部经济发展初具规模。同时，北京对华北、东北、西北乃至全国都有着较强的辐射作用。经济高速增长和居民收入稳步提高，以及发展上的巨大潜力，决定了北京总部经济的市场需求会持续上升。

3．科技人才优势

北京是中国技术创新和研发活动的中心，这里汇集了28%的国家重点实验室、33%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45%的国家重大科学工程、30%的国家重点学科、41%的基础研究、32%的863计划项目以及35%的科技攻关计划。2006年，北京行政区域内有科技活动的单位数达5000多个，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620亿元，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5.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9倍。人才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核心因素。2008年，北京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达到45万余人；82所普通高等学校拥有在校研究生19.6万人，毕业的研究生5.6万人，分别占全国的15.3%和16.2%。

4．奥运品牌优势

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大幅提升了北京的城市现代化水平和国际化程度，尤其是国际主流媒体对北京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正面报道，使北京携奥运城市的品牌效应，全方位提高了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对跨国公司在北京设立地区总部和国内企业调整设立总部产生了巨大吸引力。

三、政策因素是制约北京总部经济发展的重要结点

影响总部企业入驻和发展的因素很多，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持编写的《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蓝皮书系统列出了基础条件、商务设施、研发能力、专业服务、政府服务、开放程度等6大方面、16个子项、55个细项指标。有关分析认为，北京在商务设施、研发能力、专业服务方面均处于领先位置，但政府服务相对落后，在政策支持、政府服务方面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通过对有关企业和总部集聚区进行实地调研，发现政策因素已经成为制约北京总部经济发展的重要结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适用对象需要根据形势发展及时调整

一是从所有制角度看，目前总部政策仅局限于针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一般来讲，跨国公司具有经济实力强、国际化程度高、研发能力突出等特点，它的入驻对地方经济发展和城市竞争力提升有着较大的帮助。但是也应该看到，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我国的国有企业实力大幅提升，民营经济取得长足发展，许多企业希望借助北京这个世界瞩目的新兴国际化大都市平台，进一步提升企业自身形象，拓展国际国内市场。2002年北京针对扩大对内开放出台过一个促进首都经济发展的政策，但该政策过于笼统，没有太多实质性举措。现在调整出台的地区总部政策，还只对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给予支持，难以反映出当前经济形势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京设立总部的客观需求。甚至有媒体提出，这是国际化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北京给予国内企业的“不公平待遇”。

二是从总部功能角度看，现行政策的适用对象过于笼统。地区总部本身是企业根据内部分工细化分离出来的一个新生事物，其原始功能是为了整合母公司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各种投资，大部分总部同时拥有规划、投资、管理、研发、资金调拨、统一采购、市场营销等多项功能，具有空间地理分布上的集中性和唯一性。随着企业经营理论的不断发展，企业内部有将各种总部功能独立出来专业化发展的趋势，衍生出运营控制中心、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物流中心、结算中心、营销中心等诸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实体单位，而且有根据不同区域资源禀赋条件进行空间上分离的趋势。比如，将采购中心、营销中心放在上海，而将运营控制中心、研发中心放在北京。有学者甚至根据近年来一些总部企业将营销、生产等具体经营性业务转移到上海、广州，而将总部的“壳”和一些公共关系、研究开发等管理性、不产生主要经济收益的活动放在北京的现象，提出“总部经济”发展在北京已经出现“空心化”。目前，国内有的城市已经看到这一趋势，对总部经济政策进行相应调整。比如，深圳明确将总部企业划分为“综合型总部企业”、“职能型总部企业”和“成长型总部企业”三类，资金规模方面的门槛也比较低。相比之下，北京现行的总部政策比较笼统，没有反映出总部经济的这种发展趋势。

2．政策的可操作性需要进一步增强

一是有些政策出台前征求企业意见不够，造成政策的适用性存在缺陷，有的政策用语与企业发展现实存在偏差。比如，对于企业高管人员的认定，现行政策还是按照国有企业的架构将“董事长、总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认定为高级管理人员，但是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更多的是“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等，有的企业甚至设立“首席信息官、首席风险官”等职务，这些职务在企业内部公认是高层管理人员，但相关部门根据政策很难认定。

二是有些政策只重视对实质优惠进行明确界定，而忽视程序性规定，导致企业只知道有这个政策，但不知道如何适用这个政策。比如，对于新出台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政策，美国纳尔科公司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希望该政策对高管的界定、操作程序予以细化，方便企业执行。

三是有些政策条文模糊，容易产生歧义，执行起来困难。比如，2008年出台的《关于市属国有企业重组改革中土地使用权处置的意见》规定：“在国有企业重组、注销过程中对已取得的工业、仓储用地，在未改变土地使用权性质和用途的前提下，可将土地使用权直接变更到重组后的企业名下，保留划拨用地方式不超过5年。”但是没有明确这5年的起止时间，也没有明确地上房屋的具体处置政策，实际操作中不同部门对此认识也不统一，致使企业无法将政策兑现。

四是有些政策配套不好，条块分割，企业反映政策看得到、但享受不到。比如，2008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关于企业改制中若干契税政策的通知》规定，非公司制企业整体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承受原企业的土地、房屋权属免征契税。但市里没有出台有关配套细则，各区县税务分局无法受理，企业意见较多。

3．政策的具体落实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

一是促进总部经济发展的各方面力量未能有效整合。北京的总部经济发展，涉及到经济社会和城市运行管理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部门，甚至涉及到京津冀都市圈和环渤海经济圈内各行政区域的协作。由于目前市里没有出台总部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也没有制定总部经济发展的全市性规划，对总部集聚区在区域内部的空间布局、功能定位研究不够，对总部经济发展对京津冀地区和环渤海经济圈联动互补发展重视不足，各地区、各部门对总部经济的发展方向、发展思路、发展举措没有形成统一认识，导致各方面对总部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很高，但能动性和整体合力很难发挥出来。

二是政府部门的服务意识和效率需进一步提高。尽管本市经过多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优化发展环境，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行政审批效率、服务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方面，与南方许多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比如，一些企业反映，由于审批环节不透明，审批程序复杂，同一类型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在上海180天可以完成审批，但是在北京需要2年左右。这一点，在历年《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蓝皮书对各地政府的服务绩效、投资者满意度方面的测评就可得到印证。

■ 参考文献

1．倪鹏飞，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7〜2008)[D]，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北京经济发展 篇12

2008年, 北京成功承办奥运会, 由此对外开放度大大加强, 也使北京的城市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北京开始由“奥运城市”向“世界城市”转型。

与纽约、伦敦和东京这些世界城市比较, 北京有着三大世界城市发展所不具备的重要特征, 但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征差距也较为明显。

一、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特征

北京世界城市建设是北京城市发展的重大决策和目标。

战略性。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是利用全球资源、全球市场加快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 有力地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

阶段性。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阶段性一方面是追赶三大世界城市发展步伐的需要, 同时也是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规划性和前瞻性的体现。

特色性。“中国特色”, 主要体现在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模式、路径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城市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不同, 要求建设必须立足中国国情, 立足首都优势, 立足国际规律, 必须创新和超越。

二、综合实力比较

本文选择综合指标, 经济实力和对外经济、对外贸易等开放度指标进行对比, 总结北京与三大世界城市发展差距。

在对世界大都市进行综合评价时, 最突出的3项指标:一是金融服务能力在全球份额中达到10%以上;二是GDP达到3000亿美元以上;三是高端服务业超过GDP的50%。

三大世界城市是世界经济的风向标。2007年3个世界城市的金融业市场交易值占到全球的80%, GDP约占全球的1/15。其中, 纽约金融服务能力占到全球1/3强, 2007年高端服务业超过GDP60%;伦敦金融服务能力接近全球的30%, 高端服务业高于纽约, 仅文化产业一项就高达20%以上;东京2007年金融服务能力达到10%以上, 高端服务业占GDP的50%以上。

北京服务业无论从绝对规模还是职能规模都确立起了主导地位;包括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在内的现代服务业成为新的经济支柱, 转变后的功能正在向世界城市靠拢。

资料来源:各城市历年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各城市2005年统计年鉴。

三、对外经济状况比较

(一) 利用外资状况比较

2006年纽约州年外商直接投资686亿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约占美国的28.9%;2008年, 纽约市有5%的员工服务于外资企业。纽约经济的成功越来越依赖国外直接投资。纽约合作组织的研究显示, FDI贡献了纽约城市经济产量的10%。

伦敦地区2007/2008年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20亿英镑, 约占英国的58.1%。在1998-2004年间, 伦敦42%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外商独资企业。2008年4月和2009年3月之间, 527个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创造和保障了伦敦11500个工作岗位, 强调了在经济下滑期间伦敦对于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

与其他国家相比, 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相对较低。2000年日本的FDI仅占全国GDP的1.1%。

从世界城市利用外资的规模看, 北京同伦敦、纽约等相比存在较大差距。2006年, 北京城市利用外资不足纽约的1/15;2007年, 北京不足的伦敦的1/19。从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重看, 2006年, 北京累计实际利用外资仅占全国的7.2%;2007年, 北京累计实际利用外资仅占全国的6.8%。

(二) 对外贸易状况比较

2006-2008年, 北京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地位皆实现上升, 北京服务贸易占全球比重由2006年的0.7%增长到2008年的0.96%, 货物贸易占全球比重由2006年的0.64%提高到2009年的0.86%。但从2008年三大城市进出口贸易额看, 北京市进出口贸易特征明显:1.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快;2.出口贸易与东京、纽约相比, 仍有差距。

四、就业分布比较

从1970-1980年, 纽约的总就业水平绝对值在下降, 制造业减少了35%;总部办公职位减少了41%;许多公司总部都撤离了纽约,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 纽约开始复苏, 到2007年增幅达到30%。

伦敦的就业人数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下降, 70年代开始, 伦敦开始削减公共部门的人员, 制造业部门工作岗位大大减少, 到1985年, 其就业人数占就业总数的比例不到1/5;到2007年, 高端服务业上升到65%-70%。

东京的就业在20世纪70年代保持平稳, 1985年增加到590万, 1998年增加到630万。虽然绝对失业人口比伦敦和纽约少, 但制造业的就业比例也在下降, 从1970年的30%降到1985年的22%和1998年的17%。但是, 东京高端服务业到了2007年达60%左右。

从就业结构来看, 1993年北京第三产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首次超过二产, 比重持续上升。1997年三产就业占总就业比重首次超过50%, 2007年达到69.3%。从基本经济活动规模的角度来衡量, 1990年北京服务业基本人口规模占全部基本经济活动人口比重的53%, 制造业为36%。2000年服务业基本人口规模比重上升为71%, 制造业不到20%, 服务中心成为北京居绝对主导地位的功能。

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 使北京在基础设施和对外联系条件上大大改善, 也使北京相对于国内其他城市如上海、香港等具有更强的优势。但对比伦敦、纽约、东京等当今全球公认的世界城市, 北京在综合指标、经济实力、对外开放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在目前经济发展形势和基础设施条件下, 北京迫切需要通过已有资源, 如高铁网络、城际线路, 加强京津冀之间的互动合作, 建设无障碍渠道, 打造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网络和产业体系、市场体系, 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京津冀经济综合体。

摘要：世界城市是一个融政治决策、战略管控、文化价值与经济协调能力于一体的世界顶尖城市。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具有战略意义, 同时具有阶段性、中国特色等特征。相对于国内其他城市如上海、香港等, 北京具有建设世界城市的优势资源, 但对比伦敦、纽约、东京等当今全球公认的世界城市, 北京在综合指标、经济实力、对外开放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本文在总结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特征的基础上, 分析了北京与三大世界城市的差距, 同时对未来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的途径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北京,世界城市,指标,比较

参考文献

[1]李国平.世界城市格局演化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基本定位[J].城市发展研究, 2000 (1) .

[2]徐颖.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战略定位与发展模式研究[J].城市问题, 2011, 18 (3) .

[3]北京市发改委重点课题.北京市建设世界城市中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研究[R].2011.

[4]沈金箴.东京世界城市的形成发展及其对北京的启示[J].经济地理, 2003, 23 (4) .

[5]杨一博, 宗刚.纽约世界城市发展道路对北京的启示[J].现代城市研究, 2011 (12) .

[6]颜文华.国际化旅游城市的内涵与建设路径研究[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4 (4) .

[7]连玉明.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特”在哪里[J].今日国土, 2011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