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选择差异(精选12篇)
职业选择差异 篇1
一、因材施教, 选择不同合作学习法
所谓因材施教, 就是指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个别差异出发, 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 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 获得最佳的发展。
我在新学期开始的第一节课, 我让大家围坐一圈。以座谈会的形式开始我们的第一堂课。第一堂课的主要内容也不是刻板的制定新学期的规定, 而是以开放的形式和大家一起谈谈新学期的设想。并从孩子们的角度了解他们希望我是怎样的一个老师和喜欢什么形式的英语课。在这样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我了解了孩子们的真实想法。我了解到, 无论是活泼的孩子还是内向的孩子;成绩优异的孩子还是学困生, 都希望得到老师的关注, 上课都希望有发言的机会。他们最喜欢的学习方式是合作学习。小组合作学习能让学生个体优势互补, 增加语言实践机会, 培养主动学习探求, 促进学生健全发展的优点。为了缩小孩子们之间的差距我采取了不同的合作学习方式:
第一种:也是较常用的一种, 同桌为一个合作学习小组。这种合作方式几乎在每一节英语课上都会运用到。主要用于新句型的两两操练。其优点是让所有学生都参与进去, 时间耽搁少。简单易操作。
第二种:3人小组, 一般是前后3对同桌分成两组, 这种形式一般在角色表演、朗渎等情况下使用。表演的方式又是受小朋友喜欢的。这种合作方式每个人都担任着各自的角色。因此能很好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从而学生能在合作中共同成长。
第三种:一般以桌子的一竖行分为一个大组, 小组长一般有两人, 以便分工合作, 在小组表演、游戏时, 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可以分别扮演角色, 也可不分角色。选择什么样的形式, 完全由小组成员自己决定。这种开放自主的合作学习能很好的激发小组内每一个成员的学习积极性。学生们也能在这种合作学习中各显其能, 同时还能互帮互助, 缩小差异。
二、打造个性化合作学习方式
我今年教授的是五年级英语, 通过了解我发现孩子们之间的差距不仅体现在做习题上, 还体现在英语口语上。通过调查发现, 有些孩子会做题但不太会说英语。有些孩子虽然做习题不错, 但是在口语交际方面不太理想。众所周知, 我们学习的是一门语言, 语言就是不仅要学会一些日常交际用语, 还要能很好的运用和交流, 我不希望我教授的一些孩子学的是哑巴英语。进入五年级, 课文从原来简短的对话一下子转换成较长的具有故事性的短文。学习的要求从简单的听读提高到阅读理解短文内容并就课后提出的问题作出书面或口头的回答。学生们一下子适应不了, 觉得英语真难啊。个别学生还出现了抗拒的心理, 说什么也不愿意开口读, 动手写。为了缩小学生之间的差距。我设计了一些个性化的合作学习方式。
1. 互补式合作学习
我把学生分为三人或四人一组。让学生在小组内集体朗读并讨论答案。教师在听学生朗读或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弄清学生的薄弱环节。这样的阅读训练, 既不浪费时间, 又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口语能力都得到了锻炼。通过这种合作学习, 让学生在合作中体验成功。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所收获。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差距也在这种互补式合作学习中变得越来越小。
2. 游戏式合作学习
教育学家乌申斯基指出:“没有丝毫兴趣的强制性学习将会扼杀学生探索真理的欲望。”事实证明在英语教学上运用一些小组竞争确实能激发学生的求胜心理和集体荣誉感, 能进一步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促进小组成员人人积极努力, 争取达到优胜。我经常运用到的一种方法是男女PK。我在上课前把全班分为男女两大组, 整个PK贯穿于整节课。这就需要每个男孩或女孩的共同合作才能赢得比赛。在上课的过程中, 我设置了各种形式不同难度的教学环节, 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为小组赢取得分。这就激发了每一个孩子的学习兴趣。从而在无形中提高了效率, 缩小了差距。
三.有效实施合作学习, 提高学习效率。
小组合作学习对提高学生实际的语言交流能力, 以及与他人的合作能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在实际操作中, 还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分组不科学、课堂秩序杂乱无章、小组评价不合理等等。怎样才能有效的实施好合作学习法, 提高学习效率呢?我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合理分组, 提高效率
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 课前要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组。分组时, 可以是学生就近组合, 可以是学生按兴趣、爱好自由组合, 也可以是根据任务的特点、难度、指定不同性格的学生组成小组。总之, 分组既要有相对的稳定性, 又要有一定的灵活性, 要有利于目标、任务的完成。只有这样, 我们的合作学习才能真正开展起来, 这也是让学生参与其中, 缩小学生之间差距的前提。
2.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 师生共同参与
有些小组的组长只顾自己学习, 没有帮助自己的组员, 有些同学还是因为基础差不敢开口而很少参与到小组活动中。那么教师要首先要从组长入手, 让他明白集体的重要性。至于基础比较差的学生则要创造一些让他们说的机会, 给一些比较简单的话题, 把这类学生带动起来。同时在开展小组合作时, 教师要关注好每个小组的合作情况, 并要亲自参与到一些小组中去调控讨论的方向和进程, 对讨论适时进行点拨和引导, 尤其要关注那些沉默学生和冷场的小组, 给予他们鼓励和指导, 使他们融入到小组活动中去, 并积极使小组活跃起来。同时也要适时地对表现突出的个人进行表扬。这样可以减少学困生的失落感, 促进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这样师生共同参与的合作学习才行之有效。
结语:小组合作学习优点很多, 但是需要教师精心组合、善于引导, 在今后的教学中, 我要灵活运用好小组合作学习法, 最大程度地提供每个学生运用语言的机会, 缩小学生之间的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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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选择差异 篇2
引领社会舆论,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
幼儿园要加强民主管理,注重人文关怀,满足幼儿教师的精神与物质需求,并为幼儿教师提供充分的专业发展机会与条件。
关键词:幼儿教师;
职业生存;
差异研究
1问题提出
教师的生存状态指的是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教师群体所处的物质及精神环境[1]。幼儿教师作为学前教育的核心要素,其职业生存对学前教育的质量提升具有深刻影响。文章通过对豫中地区幼儿教师的问卷调查研究,以期描绘出该地区幼儿教师真实的职业生存图式,并探索幼儿教师职业生存状态的改善策略。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研究采用目的随机抽样,分别从许昌、驻马店市所属的幼儿园中随机抽取样本园8所,其中许昌市、驻马店市各4所幼儿园;
城市幼儿园4所,农村幼儿园4所。每所幼儿园随机抽取15名教师参与问卷调查。2.2研究方法研究采用自编的《幼儿教师职业生存状态调查问卷》,问卷涵盖两部分容:第一部分为教师基本情况调查。第二部分为职业生存状态调查,主要包括薪资福利、工作环境、专业发展、工作负荷等维度。研究对8所样本园的幼儿教师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回收有效问卷106份。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幼儿教师工资福利待遇情况3.1.1幼儿教师的工资调查显示,32.08%的幼儿教师的月工资收入在1000-2000元,50.94%的幼儿教师的月工资收入为2001-3000元。通过对城市、乡镇和自然村的幼儿教师的月工资进行卡方检验发现,χ2=13.044,p=0.11,差异不显著,表明不同地域的幼儿教师的月工资水平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没有明显差异。3.1.2幼儿教师的社会保障幼儿教师拥有的社会保障情况如下:养老保险(38.68%),医疗保险(44.34%)、工伤保险(25.47%),失业保险(16.98%)与住房公积金(2.83%)。通过卡方检验发现:不同地区的幼儿教师在住房公积金的拥有情况方面差异不显著,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而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与生育保险方面则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3.2幼儿教师工作压力情况3.2.1工作压力感总体来看,幼儿园教师的工作压力感较重,认为工作压力非常大和比较大的幼儿教师合计占比62.62%,认为工作压力比较小的幼儿教师仅有3.77%。从区域差异来看,通过卡方检验发现:χ2=8.46,p=0.206,差异不显著,这表明城市、乡镇与村籍幼儿教师的工作压力感没有出现显著差异,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3.2.2工作压力源在压力源方面,幼儿教师普遍认为“孩子的安全问题(78.30%)”“家长工作(53.70%)”“各项评比与检查(59.43%)”是主要的工作压力来源。通过卡方检验发现,城市、乡镇与村籍幼儿教师的压力源在“孩子的安全问题(78.30%)”“日常教学任务(42.45%)”“同事间的人际关系(9.43%)”“领导分配的工作(36.79%)”“各项评比与检查(59.43%)”方面没有显著差异,具有较强的一致性。然而,在“家长工作”方面,城市、乡镇与村籍幼儿教师却出现了显著差异(χ2=6.337,p=0.042*)。3.2.3工作时间调查显示,幼儿教师的工作时间集中在8-10个小时,占比43.40%,另外有34.91%的幼儿教师的工作时间超过10个小时。从区域差异来看,通过卡方检验发现:χ2=30.843,p=0.000**,差异显著,这表明城市、乡镇与村籍幼儿教师的工作时长具有显著差异。农村幼儿园教师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的比例高达90.00%。3.3幼儿教师工作物质环境情况依据调查,认为幼儿园所提供的教学设备、材料等物质环境对教育教学需要的满足情况非常好的幼儿教师占比16.04%,认为满足情况比较好的幼儿教师占比43.40%,这说明城乡幼儿园教师的工作环境整体较好。然而,通过卡方检验发现:χ2=31.136,p=0.000**,差异显著,说明城乡幼儿园之间的物质环境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3.4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情况3.4.1专业发展渴望依据调查,19.81%的幼儿园教师非常渴望参加各类专业学习及培训,50.94%的幼儿园教师比较渴望参加各类专业学习及培训,29.25%的幼儿园教师对专业发展需求持一般态度。通过卡方检验发现:χ2=18.813,p=0.001**,差异显著,这表明城乡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渴望程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乡村幼儿园教师的专业发渴望显著高于城市幼儿园教师。3.4.2专业发展机会调查显示,2.83%的幼儿教师认为幼儿园所提供的专业发展机会非常多,24.53%的幼儿教师认为专业发展机会比较多。而认为幼儿园所提供的专业发展机会一般的幼儿教师占比57.55%。通过对不同地域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机会情况进行卡方检验发现:χ2=8.19,p=0.415,差异不显著,表明城乡幼儿园教师所获得的专业发展机会具有较大的一致性。3.4.3专业发展途径调查显示,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途径主要为“园内教研活动(73.58%)”“参加公开课或教学比赛(54.72%)”和“外出观摩及学术会议(52.83%)”。而“请教专家或身边的骨干教师(44.34%)”“参加国培或网络远程培训(22.64%)”与“上网和阅读专业性文章(32.08%)”这三类途径则相对较少。通过卡方检验发现,除“参加公开课或教学比赛”途径具有差异之外,其他专业发展途径皆无显著的城乡差异。
4讨论与建议
4.1讨论。豫中地区城乡幼儿教师职业生存状态存在以下问题:4.1.1幼儿教师工资福利处于较低水平。物质需要的满足是教师良好生存状态的前提[2],然而该地区幼儿教师的工资待遇水平较低,大部分幼儿教师的月收入水平维持在1000-3000元这个区间。通过对部分月收入2000-3000元的幼儿教师的访谈得知,他们更精确的月收入其实是在2500元以下。而这样的收入水平与当地商场保洁员、餐厅服务员、洗碗工的工资水平相近,甚至还要略逊一筹。另外,幼儿教师各项福利待遇的享有情况也更是不尽人意。4.1.2幼儿教师工作压力过重相比而言,幼儿教师工作责任更大、时间更长、强度更高、要求更多[3]。幼儿教师每天的工作时间较长,大都保持在10小时左右。幼儿教师每天在工作时间内都保持着高度的紧张感和忙碌感。幼儿园一日生活的组织、频繁的环境创设任务、各项工作评比检查、复杂的家长工作,甚至每学期承担的硬性招生指标等都给予了教师太多的工作包袱,而包袱之重与待遇之差所形成的不对称性,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幼师群体较高的“流失率”。4.1.3幼儿教师工作物质环境城乡差异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幼儿园的办园条件都得以明显改善。然而,农村幼儿园的物质环境相比城市而言较差。例如,大部分农村幼儿园缺乏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设备,活动区角设置不足,玩教具操作材料数量少、品种陈旧。因此,农村幼儿园的物质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设施设备水平还有待提高。4.1.4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情况欠佳。幼儿教师大都具有强烈的专业发展渴望,求知欲强。然而,幼儿园为幼儿教师所提供的专业发展机会较少,专业发展途径不够均衡,尤其是现代化的远程培训并没有得以广泛而有效的应用。此外,“上网和阅读专业性文章”这类专业发展途径选择率低,表明幼儿教师缺乏自主发展的意识与能力,其专业发展主要依赖幼儿园所提供的支撑与帮助。4.2建议。4.2.1加强保障体系建设,切实保障幼儿园教师合法权益。不断明确与完善幼儿教师薪资待遇、职业发展、社会保障、工作环境、社会地位等相关保障体系建设。同时政府还要加强监管,要求办园者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要求,与幼儿教师签订劳动合同,为其缴纳“五险一金”等[4]。12--4.2.2引领社会舆论,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当前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依旧较低,幼儿教师的社会形象仍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因此,要提升幼儿教师在社会舆论中的整体形象,就必须着力于幼儿教师整体社会形象的修饰与升华。鉴于此,各级政府应强化政府职责,切实加强舆论宣传力度,引领全社会形成关心、尊重、支持幼儿教师的优良社会风气。4.2.3注重民主管理,杜绝幼儿园管理“家族化”色彩。部分幼儿园的管理具有一定程度的“家族化”色彩。而“家族化”的管理,必然会使教师以“打工者”的心态来对待日常的保教工作。所以,幼儿园管理者要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管理机制,尊重每一位幼儿教师的劳动成果和决策建议。切实引领幼儿教师参与幼儿园民主管理,从而使教师成为幼儿园真正的主人。4.2.4注重人文关怀,切实满足幼儿教师的精神与物质需求。幼儿园应注重对幼儿教师日常生活的人文关怀,要想教师之所想,急教师之所急。此外,幼儿园还应不断提升幼儿教师的各项福利待遇,切实满足教师应有的物质需求,从而让教师能够体面有尊严的工作与生活。管理者应协调各方矛盾,努力克服各项困难,开源节流,切实使幼儿园的资金分配向幼儿教师倾斜。4.2.5注重专业成长,为幼儿园教师提供专业培训与学习机会。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成五个层次[5],幼儿园应关注幼儿教师的自我实现需要。园方应不断拓宽幼儿教师的专业成长空间,切实为幼儿教师创造更多的专业发展机会,提高幼儿教师的自我效能感[6]。因此,幼儿园要不断“引进来、走出去”,克服工学矛盾,鼓励幼儿教师积极外出参加专业培训学习活动,同时主动在幼儿园开展一些专业学习活动,切实增强幼儿教师的自我价值感。
参考文献
浅议职业教育与差异教学 篇3
关键词:职业教育;差异教学;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2-0099-02
职业院校学生由于学习基础不好,厌学现象比较普遍,造成一种老师热情高涨的教,学生情绪低落的学。教学是师生双方的活动,由于大部分学生学习上缺少主动性,教学效果并不理想。目前职业教育对于教学的研究与改革一直在进行中,教师尝试各种各样的教学方法,以期达到好的教学效果,项目教学、互动教学等层出不穷,教师教学方法的研究很多,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学习,在学生学习上缺乏对学生个性化自主学习的策略性指导。
俗话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没有完全相同有学生,因此最高效的学习就是符合学生个性的学习。每个人都有弱点,但每个人也都有相应的才能和天分,爱因斯坦、爱迪生等之所以能成为名人,并不是他们智商有多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发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类型,并找到有利于自己发展的个性化的学习方式。课堂上教师往往忽视学生的个别差异,没有发挥学生的个性优势,收不到好的教学效果。也有一些学生不了解自己的学习特点,采用与自身特点不符的学习方法造成了学习低效。所以不仅老师要了解学生的个别差异,而且学生自己更需要了解自身的特点。学生个体差异本身并无好坏之分,每一种学习类型,既有其长处,也有短处,既有有利于学习的一面,又有妨碍学习的一面,让学生了解自身的特点,认识到自己在某方面还有尚未挖掘的潜力,并找到适合自己个性的有效的学习方法。学会审视自己的学习,认识自己最有希望、最有潜力的发展领域,学会扬长避短或扬长“补”短,才能使自己在生存与发展空间上掌握主动权,最终获得自己的东西,提高学习的效果以及工作、生活质量,学会学习,才是终生受益的。
传统教学按部就班的进行,有严格的教学计划,要严格的遵守,固然是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教学活动,但是要求所有学生在相同的时间,利用同样的学习条件,用同样的学习速度掌握同样的学习内容,并要求达到同样的学习水平和质量,过于强调统一,忽视了个体差异。每个学生由于遗传素质、社会环境、家庭条件和生活经历的不同,每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内心世界、内在感受,有着不同于他人的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每个学生的学习方式本质上都是其独特个性的体现。对某个学生是有效的方式,对其他人却未必有效。
差异教学,类似于因材施教。在我国,因材施教的思想孔子二千年前就已经提出并有所实践,在西方,苏格拉底的创造了“三段式对话”。后来卢梭主张的“自然人”的教育和杜威的“做中学”都有差异教学的理念。
学习本身是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学习的对象、形式、内容、过程差别,学生本身也是有差别的,学习水平、能力、知识与经验背景、性格特征等各不相同,就造成了学习的个别差异,又称个性差异、个体差异,指个体在内在身心结构和外在行为习惯上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而又不同于他人的人性特征。个别差异在生理上有性别、年龄、身高、体质、体能、感知觉等方面,在心理上有知识结构、智力类型兴趣、爱好、动机、情感、意志等方面。尤其在职业院校,我们面对的学生差异性更大,要想提高教学效果,我们首先要了解学生的个性心理差异以及学习类型,对不同类型的学生因材施教,同时能够给予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的指导,才能提高教学效果,达到教学目标。
真正的教育家,能够观察学生的一举一动,通过学生的反应洞悉学生的内心,甚至学生大脑对问题的反应程度,而通过对学生大脑适当的刺激,致使大脑既不厌烦而又达到最大的加速度,开发学生潜能,培育人才。鉴于国内差异教学研究的现状,本研究试图立足于多元智能理论对差异教学进行深入的剖析,努力根据多元智能理论,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初步勾勒出差异教学的框架,以增进人们对差异教学的理解,激发人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差异教学,从而为在实践中富有成效地实施差异教学提供有效的指导。
差异教学自上世纪90年代末已经陆续在美国一些地区推广。下表1-1是Diane Heacox提出的差异教学模型。(来源:Diane Heacox, 差异教学——帮助每个学生获得成功)
中外职业教育体系的差异分析 篇4
1 教育地位
澳大利亚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制度被公认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并且是最具有创造性的。TAFE(技术和继续教育)学院已经成为澳大利亚进行职业教育的主体力量。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规定:在各个行业中,凡是技能要求较高的工作岗位都必须持有职业证书才能就业,全国共有二百几十所TAFE学院,其中一百所位于主要大城市,另一百几十所分布于各中小城镇。
在德国,企业看中“工作资格”,这主要靠职业教育来实现。学生初中毕业后,75%以上都直接进入企业和职业学校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这种模式以专业技术工人为培养目标,是学生一方面在职业学校里接受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在企业里参加实践技能培训的一种教育形式。德国法律赋予职业教育证书与普通学历证书同等的地位,二者呈“H”形互通。上职校是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因为就业有保障,家长都愿意让子女接受职业教育,也不会觉得低人一等。德国还形成了一整套法律体系促进职业教育,保证了职业教育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美国是个实用主义国家,力图通过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使学生获得谋生的能力,以缓和社会上存在的失业问题。由于传统高等教育学费越来越昂贵,增加了家庭的负担;而随着科技的发展,美国在飞机制造业、计算机技术、电子等领域的技术工人需求不断增长,因此,美国职业教育越来越受青睐。
我国的职业教育分为中职和高职。前者是指学生初中毕业后接受的初级职业教育;后者则是初级职业教育的深化和补充。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院校在办学条件、师资力量、实验条件、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生源质量等方面都相对比较差,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社会认可度不高,毕业生就业率在全日制国民高等教育序列中一直处于最低的位置。加上办学经费的短缺,使得相当多的职业学校长期在生存线上挣扎,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和实习实训条件等长期得不到实质性改善。
2 教学模式
2.1 澳大利亚TAFE模式
TAFE即“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意思是“技术和继续教育”,这种模式得到了各个行业的全面支持,也受到了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和体制保障。课程的设置注重专业性和实用性,教学内容将教学工作和课堂教学相结合,拿到TAFE文凭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行业工作,部分课程还可与大学学位实现学分减免、课程转换和衔接。TAFE课程的学习对象不受基础和年龄的限制,可以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需求来决定所修课程,学习时间从3个月到2年不等,可以根据自身时间安排的情况自由选择培训或学习时间,还可根据管理信息系统由教师、学生自由选择。教学方法和手段也灵活多样,通常以学员为中心,以实践为主旨,真正实现以学为主。TAFE课程的评价体系注重的是过程考核,而不是结果考核。理论考核要求宽松,以实践能力的考核为主。对有些课程的考核,学员从一开始接受培训就要认真准备各项材料,在学习的过程中注重自身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2.2 德国“双元制”模式
“双元制”体制下的学生有两个学习地点:学校和企业,同时具有双重身份:职校的学生和企业的学徒。学校主要教授理论知识,同时辅以部分实践操作。企业则委派具备实践经验的教师实施培训。企业内有规范的培训车间,有相应的生产岗位,有完整的培训规划和充足的培训经费并提供相应的进修措施。“双元制”采取培训与考核相分离的考核办法。考试由雇主联合会、工会及职业学校三方代表所组成的考试委员会承担,从而更客观地评价职业教育的培训质量。“双元制”得到了德国全国范围的法律支持,如联邦《职业教育促进法》、联邦《职业教育法》、《培训员资格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辅以一套职业教育实施监督系统,完善了职业教育的管理,促进了职业教育健康有序地发展。
2.3 美国CBE模式
CBE即“Competence Based Education”,意思是“以能力为基础的教育”。它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核心目的是使学生具备从事某一职业所必需的理论和实践能力。CBE的教学形式灵活多样,可以随时招收各种基础不同的学生,可按照实际情况开发各种长短不一的课程,学生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决定学习的方式和时间,毕业时间也不要求整齐划一。CBE模式注重学生能力,强调学生的自我学习和自我评价能力。CBE模式的教育理论认为,教师是学生指导者和管理者,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建立学生信息档案,学生制定学习计划并按自己的方式学习,完成学习任务后先自我评价,认为合格后再由教师进行考核评定。
2.4 中国的职业教育模式
中国的职业教育起步较晚,目前随着经济改革和经济体制的转变,这种模式在适应市场导向型经济的新需要方面日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职院校逐渐减少,高职高专逐渐增多。而目前的高职教育从出资方来划分,可分为公办高职和民办高职;从教育形式上,可分为中方独立和中外合作。一般来说,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的定位模式不清晰,都是以课堂理论授课为主,辅以少量基础技能培训。教师是从一所学校毕业,到一所学校授课,很多都没有到企业实践过,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本身就有所欠缺。而目前也没有完善的机制为教师提高实践技能创造良好的环境。这种模式自我封闭,脱离社会的情况相当严重,来自工商企业、用人单位的支持很少。
3 学生管理
(1)澳大利亚大学的学生管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每个学校都设有学生服务机构,服务项目包括住宿、学习指导、学术支持、招生、求职与职业发展、社团联盟、心理咨询、残疾学生支持、注册登记、成绩管理、资助贷款、健康指导、国际学生生活、留学生照顾、司法事务、公正服务、多元文化交流、娱乐和健身、宗教事务、家政和勤工助学、入学教育、网络技术与信息提供、图书馆指南等,同时学生活动由学生组织(类似学生会)自行安排。
(2)德国大学行政管理委员会由校长、副校长和校务长组成,相当于大学的“联邦政府”,领导和负责大学的各项事务。大学行政管理委员会召集评议会,同时也对大学行政管理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德国学生议会是大学生的最高组织机构,每年选举一次,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它拥有财政和教学管理的权利。学生议会讨论问题和做出决策应协商一致,如果意见分歧严重,且双方势均力敌,则由全体学生投票决定。
澳大利亚和德国的职业学校中,对学生主要以教育为主。对学生只有心理辅导、社工帮教,没有行政处理,学校只起了解、反馈、劝说教育学生的责任,只有企业有处理的权利。学校对学生的仪容仪表没有具体的要求,学校主要关心、教育的是学生的暴力行为和心理问题。对影响课堂教学秩序的学生,教师有权请他离开教室。校方对全日制学生的处理最严重的也只是让其转学。
(3)美国学校学生事务管理采取的是条状管理方式,各种学生事务根据职能不同成立不同的办公室或中心,由学校统一设置,院和系没有学生事务管理组织。学生事务管理几乎囊括了关于学生的所有非学术性事务,实际工作机构针对性较强,如住宿办公室、健康服务中心、财政资助办公室等。
(4)我国高职院校的学生事务管理具有普遍性,即由分管校领导和各处室负责人组成,负责学生工作的决策与部署,具体工作由下设的学生工作机构具体开展。而在院、系一级设立学生工作组,由院、系党总支副书记、分团委书记、政治辅导员等组成,负责基层的学生工作。工作中他们既受学生工作机构的领导,又听从院、系党总支、行政的安排。学生工作的内容涉及多方面,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纪律以及学习管理、勤工助学、经济资助、就业辅导、心理健康辅导、宿舍和生活作风管理、社团组织及其活动的管理等。
4 启示和总结
澳大利亚、德国、美国的国情与中国的不同,两国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管理体制也存在很大差异,但我们对国外成功的做法和经验可以有鉴别地加以吸收和借鉴。
(1)重视职业教育,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大力发展民办职业教育。美国全国职业发展联合会新任主席达瑞尔·卢佐说:各级教育者都逐渐认识到,全球的企业主越来越需要的技能培养不是传统的4年制高等教育就能给予的。在澳、德、美的职业教育都受到政府、企业的重视,整个体系都比较完善。而我国的职业教育起步晚,入学门槛较低,民众认同度低,因此很有必要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在专业设置上,要结合经济发展需要;在招生政策上,不搞本科教育“一边倒”,远期取消入学门槛,实行培训教育和学历教育有机结合。此外,民办高等职业教育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之一,贴近市场办学,是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面临资金短缺、社会地位低等尴尬,应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为民办高等职业院校提供政策支持和物质保障。
(2)转变职业教育模式,探索新型培养机制。职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为社会各企事业单位输送能直接上岗的人才,培养实践操作能力,企业锻炼是最好的方式。澳大利亚等国采用政府支持,学校培训,企业参与的教育模式,我国可借鉴这种模式,探索校企联合、工产结合的培养机制,将理论教育和企业实践培训相结合,培养出理论知识丰富,操作本领强的优秀毕业生。
(3)学生管理方式创新。我国的国情与澳大利亚等国存在较大差异,然而这些国家充分尊重学生、服务学生、以及学生管理专业化值得我国借鉴。我国目前高职高专的管理,常常采用“盯、关、跟”的方式,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要树立服务意识,对学生多引导,少训斥,创新工作方法,以适应当代大学生的成长需要。
摘要:以澳大利亚、德国、美国等地的职业教育为代表,选取教育地位、教学模式、学生管理等三个方面,比较我国与西方国家职业教育的差异,并从中得到启示,提出要提高我国职业教育的地位,改变现有的对职业教育的看法,转变职业教育模式,探索新型培养机制,在学生管理方面加强创新,与时俱进。
关键词:中外,职业教育,教育地位,教育模式,学生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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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式的差异与阅读课型的选择 篇5
文本体式的差异与阅读课型的选择
作者/贺克春 田卫华
(1. 江苏省常州市第一中学,214000;2. 江苏省常州市安家中学,214000)
摘要:文本体式之异,实际上是文本阅读目的之异。根据两种不同的阅读目的,可以将语文教学中的阅读分为文学类文本阅读和信息类文本阅读两种类型,前者的教学流程主要包括审视与定向、发现与建构、鉴别与欣赏、拓展与延伸,后者的教学流程主要包括定向、准备与预习、获取信息、解释并整合信息、反思与评价、拓展与应用。
关键词:文本体式阅读课型教学流程
不同体式的文本有不同的阅读取向,这也就决定了不同体式的文本有不同的阅读方法。然而,传统的阅读教学,不论什么样的文本,教学流程一律是“整体感知―理解文本―探究文本”。即使是说明文、议论文乃至一些应用文的阅读教学,也仿照记叙文、散文的套路,动辄就是整体感知、探究主题,甚至不遗余力地分析开头是如何精彩、过渡是如何自然、结尾是如何巧妙,以及句式如何丰富、比喻如何贴切、语言如何生动等等。这种千篇 一律的方式阻隔了学生对文本的理解,本质上是“非文本”的。
关于文本体式,国际上有近似的认识和划分方法。比如,根据阅读情境或者阅读目的的不同,“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项目(PIRLS)将阅读材料分为“为文学体验或娱乐而阅读”的文学型文本(包括小说、故事、传说等)和“为获取和使用信息而阅读”的信息型文本(包括广告、说明书、网页等);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价(NAEP)将阅读材料分为“为获取文学体验而阅读”的文学型文本和“为获取信息而阅读”、“为完成任务而阅读”的信息型文本;日本国语教育界把阅读教材分为说明性文章教材和文学性文章教材两种类型,其中,文学性文章以诗歌、童话、小说为主,说明性文章则是包括一切有关自然、社会、文化、环境、科学等方面题材内容的文章的统称;而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的《阅读评价手册》,则将阅读分为文学鉴赏型阅读、了解信息型阅读和操作型阅读三类。
文本体式之异,实际上是文本阅读目的之异。参照语文课程标准和国外的做法,笔者区分出两种不同的阅读目的以及与之相关的文本类型:为文学体验和审美鉴赏而阅读,为获取和使用信息而阅读。学生“为文学体验和审美鉴赏而阅读”,主要目的是理解和欣赏文学性作品,阅读的材料属于文学类文本(或文学型文本),具体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学生“为获取和使用信息而阅读”,主要目的是了解周围的世界,阅读的材料属于实用类和论述类文本(统称为信息型文本),具体有传记、新闻、调查报告、科普文章、论文、评论、杂文等。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将语文教学中的阅读也相应地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文学类文本阅读,一是信息类文本阅读。
一、文学类文本阅读
文学类文本阅读的教学流程如图1。
(一) 审视与定向
即通过对课程目标、学习对象以及学习主体等教学要素的分析,明确教学的起点与要达成的教学目标。就文学类文本阅读教学而言,教学起点与目标的设定自然要考虑课程目标的要求和学情的特殊性,同时还应综合考虑文本的社会价值和教学价值。例如,散文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社会价值是审美享受,但当它进入教材后,重点就不再只是审美享受,还有语文审美价值。
总的来讲,文学类文本阅读教学,在于培养学生阅读和欣赏文学类文本的能力。一方面,学习、鉴赏中外文学作品,具有积极的鉴赏态度,注重审美体验,陶冶性情,涵养心灵;能感受并分析作品的形象,品味重要语句的丰富含意和艺术表现力,领悟作品的丰富内涵,对作品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作出自己的评价;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发掘作品的意蕴,努力探索作品中蕴涵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了解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另一方面,了解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及主要表现手法,并采取与之相匹配的阅读鉴赏策略;能分析作品的结构和主要表现手法,体会作品的艺术魅力;了解作品所涉及的有关背景材料,探讨作品的创作背景和作者的创作意图。当然,具体落实到每一篇课文、每一堂课上,我们应有所侧重,要根据“这一篇”文章和“这样”的学生来确定具体的有利于学生监控和评价自己学习行为和结果的行为目标。
(二) 发现与建构
PIRLS评价框架确定了读者在阅读中要使用的四个理解过程:关注并提取明确陈述的信息;进行直接推论;解释并整合观点和信息;检视并评价内容、语言和文本成分。本环节相当于前三个过程,主要目的在于解决“懂不懂”的问题,教学内容是“课文说了什么”、“作者对其所说的持什么态度”,即要求读者找到文章中明确陈述或潜藏的意义,进而建立起对文本意义更深入、更全面的把握。比如:读小说,我们要看写了什么故事,塑造了什么人物形象,呈现了怎样的情感发展逻辑,揭示了什么主题;读散文,要看叙了什么事,抒了什么情,明了什么理;读诗歌,要看写了什么事,用了什么意象,抒发了怎样的情感;读戏剧,要看写了什么故事,有什么矛盾冲突,表达了什么主题,等等。
(三) 鉴别与欣赏
就语文课程内容而言,理解“课文说了什么”固然重要,但学习“怎么说”、“说得怎么样”才是主要内容和目标。这是因为,阅读文学作品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研究文本的意义,而是“从形式开始,力图解释这些形式”,即弄清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及其形成的原因。在谈到散文阅读教学时,王荣生教授就认为,外在于散文的客观的言说对象,不在散文“阅读”的视野里,对作者思绪所作的引申延展,也是散文“阅读”之外或之后的事。朱自清先生也曾说过:“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也就存在词汇、字句、篇章、声调里;中学生读书而只取其思想,那便是将书里的话用他们自己原有的语汇等等重记下来,一定是相去很远的变形。这种变形必失去原来思想的精彩而只存其轮廓,没有什么用处。”
因此,本环节重在鉴赏文学作品“特定的形式是如何表达特定的内容”(相当于PIRLS阅读理解的第四个过程),目的是解决“喜不喜欢”的问题,教学内容主要是发现和探讨“你喜欢文本的什么地方”、“文本的这个地方给你什么样的体验和感受”、“文本的这个地方为什么给你这样的体验和感受”。这里所说的“地方”,既可以是有关文章内容方面的,也可以是文章结构、语言特征等艺术形式方面的。但正如前文所述,与信息类文本阅读不同,文学作品鉴赏的重点应是艺术形式而非文本内容。需要强调的是,鉴赏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并不意味着对文本人文内涵的疏离或摒弃,恰恰相反,形式的分析应建立在对文本内涵深入理解的基础上,而且,对文本内涵的理解应始终贯穿于形式分析的整个过程中。
(四) 拓展与延伸
教材不是孤立的文本,拓展是帮助学生扩大知识、深化理解教学内容、扩张思维的有效手段,但拓展一定要立足文本,它是文本解读的延伸和补充,甚至可以说,它本身就是文本解读的一种形式。
现实教学中,有的教师把文本拓展片面理解为:在一篇文章学习之后,或就某个话题让学生说话练习,或围绕某个主题进行片段写作,或进行对比阅读训练;有的教师对文本解读浅尝辄止,却又急匆匆地拿出另外一篇类似的文章来,设计若干个题目,让学生来完成。这些所谓的拓展虽然是从文本中衍生出来的,但却远离了文本的内核。事实上,文本拓展并不一定是在课堂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应尽量融合在课堂教学的环节中。它的出现,是“随机”的;它的宗旨,是服务于文本解读的;它的方式,也应该是灵活的。
例如,有位教师教学《再别康桥》,不到半小时就将课文几大块的内容梳理完毕,接下来的15分钟便开始拓展,从《再别康桥》转向了《我眼中的康桥》。思路应该不错,而且两者确实存在关联,但问题是,作为诗歌教学,多花一点时间带领学生去品味语言,可能更为重要。仅30分钟,绝大部分学生不可能很好地领悟诗歌的内涵和语言本身丰富的表现力。(教学论文 )笔者以为,若在讲解《再别康桥》之前,先让学生去了解《我眼中的康桥》所写的相关内容,将这些带入诗歌的教学,会更有助于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和语言的把握。
恰当的拓展与延伸,应是引导学生将所学知识内化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中去的一个环节。例如,郑桂华老师教学《春》,在带领学生从内容和表达两个方面解读了文章后,这样来拓展:“读这样的好文章,我们可能还要根据这个文章中传递的信息展开一定的想象,来联系自己的生活,深化我们的感受。”接着,她说了自己对春天刚来的感受:“总是会注意柳树,开始有一丁点的柳芽,就是像韩愈写的一句诗,草色遥看近却无。远远看去有一点绿意,走近一看,咦,怎么没有了?每年初春的时候,我看到杨柳,就是远远看有点绿意,近看好像又没有了,然后隔不了三五天,绿意就明显了。”然后问学生:“你们从长风学校出来,经过师大后门的时候,看到玉兰花了吗?”学生都说看见了。“什么颜色?”“白色。”“第一株呢?”学生答不出来了。郑老师说:“是紫色的,后面一株才是白色的。回去好好地看一下。每个春天都给我们有很多的欣喜,每个季节也都给我们很多的欣喜。读文章,不要急着判断这是比喻,那是拟人,这是排比。这当然也是需要的,但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生活和作者的文本世界产生个关联。如果读了《春》,能够看到玉兰花有白色的,还有紫色的,在后门亭亭玉立着,那我想,学习《春》这篇文章的意义就更多了。”如果郑老师只是提醒学生要关注春天、要热爱自然,那只是“让学生知道”,但距离“让学生做到”还有很大的距离。通过联系自己的生活,便可以把新知识融入到自己已有的知识结构中去,从而形成新的对春天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恰当的拓展与延伸,也是拓展学生知识、形成学习能力的必要环节。我们都知道,如果仅仅停留于文本本身实施教学,那是很难形成“类型化”知识的,自然也就很难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比如,我们要了解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如果仅仅依靠学习该作家的一两篇文章是远远不够的,这时候我们就有必要引进该作家同类型的其他作品,或是与该作家风格迥异的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阅读。又如,如果我们要让学生形成写景类散文的阅读图式,在一篇文章讲完之后,就有必要组织学生学习尽可能多的写景散文,让学生在比较阅读中发现写景散文的共同特征,自主归纳该类散文的阅读路径和方法,从而形成强覆盖性的写景散文阅读的策略与方法。
在“拓展与延伸”环节,还要根据文本体式选择相应的教学内容和学习活动方式,重点应围绕审美开展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以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丰富学生的审美知识,增强学生的审美能力(包括审美感知能力、审美鉴赏能力和审美创造能力)。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比较阅读丰富和强化学生的审美知识;可以通过名作阅读交流会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审美鉴赏感知能力和鉴赏能力;也可以通过活动展示和艺术创作培养学生的审美创造能力,等等。
在文学类文本阅读教学的上述四个环节中,“发现与建构”和“鉴别与欣赏”是教学的重点。前者意在实现课文的原生价值,即发现和建构文本所传播的信息(作者要告诉的客观事实和主观情意);后者则在于实现文本的教学价值,即发现、鉴别和欣赏文本是如何传播信息的。而文本的教学价值是在发现和建构文本意义的过程中实现的。
二、信息类文本阅读
信息类文本的阅读图式是什么?根据我们的理解,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究:一是着眼于对象的阅读图式,一是着眼于主体的阅读图式。所谓“着眼于对象的阅读图式”,是指“不同体式的作品有需要相适应的阅读方法”。与文学类文本比较而言,信息类文本的阅读需要读者更多的理性和分析,而无需过多的感性认知和阅读反应,它通常走的是“获取信息―解释、整合和概括信息―反思与评价―拓展与应用”的路径。信息类文本包含实用类和论述类两大类,又可以细分为许多小类,具体到某一小类,其阅读的图式又有所不同。所谓“着眼于主体的阅读图式”,则是指“不同的阅读目的和态度对应着不同的阅读方式”。从阅读姿态和阅读方式来看,阅读信息类文本,读者是带着实用的目的,具体采用接受性阅读、批判性阅读、操作性阅读及创造性阅读等方式;而阅读文学类文本,则是带着审美的目的,大多采用鉴赏、解读等方式。
美国阅读心理学家N.S.史密斯在《阅读理解中的多样性》一文中,则将阅读心理过程分为四个逐步深入的层次:(1) 字面的理解。即获得一个读物内容中一个词、一种观点或一个句子的最初的、直接的字面意义。(2) 解释。不是直接按样照搬读物文字,而是进行概括、比较,从而发现潜在的意义。(3) 批判性阅读。即对读物作出个人的反应与判断。(4) 创造性阅读。即发表超出读物之外的新思想。而根据信息加工原理,文本阅读的进程则又是以“吸收信息―加工信息―输出反馈信息”的序列进程,即由认读感知到理解、表达,最后运用、迁移的`发展过程。参考国际关于阅读过程的研究成果,笔者设计出信息类文本阅读的教学流程,如图2所示。
(一) 定向
即在学生进入课文前,明确本课的学习目标,或是要达到的“最近发展区”。目标的设定应综合考虑学情、课文特征及编者意图,尤其要强调信息类文本与文学类文本的区别,这一文本与那一文本在体式上的不同。确定的目标应尽量具体一点,要具有可测性,有利于学生监控和评价自己的学习行为和结果。在制订学习目标时,最好采用“互动”的方式,让学生参与目标的制订,这样有助于学生的后续学习行为内化为一种自觉。
(二) 准备和预习
准备和预习活动的主体是学生,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削弱教师的主导作用。相反,教师有目的地指导、精心地设计预习任务、有效地检查评价预习情况等都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一环节,尤其要指导学生预习的方法。叶圣陶就曾说过:“凡为教,目的在达到不需要教。”同时,教师还要随时掌握学生的预习和准备情况,特别是“学困生”,要投入更多的关切和期望,提供更多的具体指导,从而改变他们在传统课堂教学中不被重视的状况,改变他们在班集体当中的地位。
(三) 获取信息
王荣生教授将社科类文章的阅读过程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对自己提问,二是对文章提问,三是对所论述的主题提问。本环节和下一环节大致相当于“对自己提问”,也就是“问自己有没有弄明白文章说了什么――或者文章想说什么。要点在理解文章,要求读者能用自己的话客观而准确地概括出文章的主要观点”。为了更清楚地显示学生在阅读文本中建构意义的过程,我们将“对自己提问”划分为“获取信息”和“解释并整合观点和信息”两个环节。当然,这样的划分也是吸收了三种国际阅读评价(国际学生评价项目、国际阅读能力进展研究、美国国家教育进展评价)的理念和具体做法。
信息类文本阅读应以把握文本主要内容和关键信息为重心。教学中,应着眼于把握文本整体内容,梳理关键信息,培养学生在准确、迅速抓住关键语句的基础上,筛选、提取文本重要信息的能力。首先,要让学生明确哪些信息是重要信息,从而提高辨别与筛选的自觉性。所谓重要信息,就是在文章的内容、主题、结构等方面起关键作用的词语、句子或语段。关键词语,通常为作者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明确强调的词语,或者是作者明确阐明其基本命题、具有特定含义的词,或者是某一个知识领域的专业词汇等;关键句子,如指示语、情态语、主旨句、过渡句、总起句、总结句以及反复出现的一些句子等;关键语段,如新闻的导语段,论述类文本的开头段、结尾段,等等。其次,要注意引导学生在提取信息的基础上,自己归纳信息提取的策略与方法。
(四) 解释并整合信息
本环节主要是将文本的各部分信息综合起来建立联系,对文本内容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解,或是更为深入、广泛地思考文本的内涵。这一环节大致相当于阅读解码过程中的推理性理解(主要包括整合和概括)和N.S.史密斯阅读心理过程中的解释。本环节的重点是理解文本、整合与概括信息,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以及整合、概括、推理、想象的能力。
(五) 评价和反思
学生弄明白了“文章说了什么――或者文章想说什么”,接下来就要跳出文本,客观地看待文本,展开对文本的批判性思考。这种对文本的批判性思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文章内容的评价,二是对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特征等方面的评价。评价应根据文章的不同体式有所侧重:阅读论述类文本,着重评价其思想的深刻性、观点的科学性、逻辑的严密性、语言的准确性,以及观点与材料之间联系的紧密性;阅读实用类文本,主要从材料的来源与真实性、事实与观点的关系、基本事件与典型细节、作者的感情倾向和理性评价等方面进行评价。但不管从哪个角度去评价,教师都应该向学生明确是非好坏的指标和标准。比如,要判定一部(篇)论著的观点和陈述不能成立,或者不能完全成立,我们可以将莫蒂默?J.阿德勒的评判标准告知学生:(1) 指出作者(论著)在哪些方面缺乏知识;(2) 指出作者(论著)在哪些方面的知识是错误的;(3) 指出作者(论著)在哪些地方不合逻辑;(4) 指出作者(论著)的分析或叙述在哪些方面不完整。如果符合前三条标准,那么论著的观点和陈述就不能成立;如果符合第四条标准,那么论著的观点和陈述就能成立,虽然不够全面。
(六) 拓展与延伸
即把学生获取信息的触角向外延伸,让学生博读、深思、多用。通过上述几个教学环节,学生知道了文章“写了什么”、“写得怎样”,但学习活动不能就此结束,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单纯接受文本作者所展示的最终结果,而是要学会触类旁通、学以致用。要注意的是,拓展与应用必须紧扣学习目标,而不能游离于目标和文本作漫无边际的延伸。同时,在拓展与应用的内容和方式的选择上,也应考虑文章体式的因素。比如:阅读科普类文章,可以要求学生联系阅读经验,反思阅读方法和习惯,分析课文的文体特征与语体特征;阅读论述类文章,除了反思方法与习惯、分析文体特征与语体特征之外,还应围绕主题展开深入的探讨;而阅读操作性文章,则需要将从文章中获得的信息在现实生活中践行。
上述六个环节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渗透,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的基础,后一阶段为前一阶段的深入,从而表现出学习过程的层递性。由于每一环节中又都是教师、学生、文本、编者等的协同作用,所以课堂教学呈现出时空的整体协同。但在具体教学中,面对特定的文本、特定的阅读对象时,在教学环节与内容的选择上,应做变式处理。比如《米洛斯的维纳斯》,从文章体式看,这是一篇文艺随笔,属于论述类文章,但这篇文章与一般议论文不同,它带有较强的感性色彩,不论是作者的观点还是支撑观点的论据,都是作者的自我感受。从语体特征看,语词的表达也具有较浓的抒情意味。据此,我们可以确定其教学重点为:了解文艺随笔的主观色彩,体会清冈卓行的艺术感受,理解语词表达的抒情意味。而传统名篇《拿来主义》是一篇具有强烈战斗性和高度艺术性的杂文,从文章体式看,也属于论述类文章,但教学时不能仿拟《米洛斯的维纳斯》来确定教学内容,而应根据杂文的特征,将重点放在“明确杂文针砭的现实”和“把握杂文的主要观点”上。
众所周知,学习活动的充分展开,是实现课堂教学效益最大化的重要前提和保证。而学习活动能够得以充分展开,又是以“相对完整的、比较充分的学习时间”和充分的表达交流空间为条件的。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充分的学习时间”并不是意味着一篇课文的所有教学内容都要平均用力,而是应有所侧重,将课堂的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核心教学内容上,将教学活动集中在两三个教学环节的展开上。就信息类文本阅读的教学流程而言,应将教学的重点放在第三、第四环节,围绕信息的提取、整合与概括,组织学生展开学习活动。
参考文献:
[1] 张颖。“国际阅读素养进展研究(PIRLS)”项目评介[J].中学语文教学,(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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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选择差异 篇6
关键词:矛盾的特点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因人而异 因材施教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说明事物的矛盾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即特殊性。“对症下药”、“量体裁衣”、“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等成语,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要具体地分析事物的特点,并根据事物的特点去办事情。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我们学过荀況的《勸學》篇。其中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喊的远并非一定声音大,可以站在高处顺风而呼:能过河并非一定要学会游泳,可以乘船。在市场经济和入世浪潮的冲击下,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真正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以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目的。而不应以分数论好坏,以成绩论英雄。古今中外某些必修课程学的不好但在其它领域却大有作为的名人比比皆是。
台湾著名漫画家——朱德庸从小不爱读书,就爱涂鸦。一切对于生活上的不满与课业上的压力,全都宣泄在漫画中。朱德庸年少时期的求学生涯,是不断地转学、插班、留校察看,甚至连上补习班都惨遭被退学的命运。正是这样的成长历程促使他成为了台湾最多产、知名度最高的漫画家。一次,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想把自己培养成凶猛的老虎,以求万人敬仰,而我只想做一只善跑的兔子,扬长避短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天空。”说得太有哲理了!现在的父母根本不顾孩子的兴趣爱好,一味地给孩子施加压力,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希望孩子将来能成龙成凤、光宗耀祖,而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孩子在没有快乐的环境中学习,兴趣被压抑,爱好无从谈起,只能是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厌学,最终落得平平庸庸、碌碌无为。要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在此,我奉劝天下的父母,不要抹煞孩子的天性,要适当的教育、正确的引导、积极的帮助,使孩子走上适合自己发展的人生道路,成就自己的辉煌!
有句老话:“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韩信曾受过胯下之辱,后来也立下赫赫战功,为刘邦定了天下。拿破仑是个矮子,也成为了一代有名的军事家。所以我一直认为:人的综合能力(并非单单智慧)不能仅仅用尺度来衡量,智力测验有时显得比较片面,它不但有方向性,而且它还在我们主动的学习和求知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要能正视自己的先天缺憾,还要能及时发现自己的优势方面,正所为“性相近,习相远”的个性差异。当我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优势时就应该及时让它得以长足地发展。例如:现在高中二年级就分了文理科;有的人愿意学文科;而有的人愿意学理科;有的人学习好是成功者;有的人学习不好但做生意能发财,同样也是成功者。人世间360行布漫了成功者的足迹,职业是我们服务社会的一种形式,是我们向社会索取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我们完善自我的一种途径。如能正确把握,相信成功离你已不再遥远!
职业高中差异教学的领导管理对策 篇7
课堂上,学生往往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在特定时间学习某种思想或技能的准备状态,感兴趣的活动或主题,以及由性别、文化、学习习惯或智力偏好等形成的学习情况。教师正是要从三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诊断”,并根据某个学生或者某个学生群体的学习要求开展教学活动,这正是差异教学的真正内涵。
学校领导者要发展差异教学,必然要在学校内推动一场差异教学的变革,变革的重点应该在课堂实践。系统的差异教学变革可分为发起、执行、持续和结果四个阶段。首先是差异教学的发起阶段,在该阶段中,领导者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明确变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做好相应的计划和预测;其次,在执行差异教学计划的阶段中,领导者应采取一系列的策略来促进计划的实施,包括关注教师的策略、对差异教学提供具体支持的策略、用于促进共享观点的策略、有助于差异教学的结构策略等。在差异教学的持续和结果阶段,给教师提供反映差异教学的课程计划、给教育者提供支持和自主的权利,以及通过评估教学成果来鼓励差异教学成果鼓励在课堂教学中实施变革。对教师的培训和与学生家长的交流也非常重要。
深入考查职业高中的绝大多数课堂,你会发现它们就像一面镜子。成绩各异、素质各异的学生同在一间教室,而教师却在一种惯例之中,把同一年级的所有学生都看成是相同的,课堂之上很少有人能够根据学生的准备状况、兴趣或是学习情况的差异来组织教学。在教育领域里,差异教学被定义为:教师针对学习者需要做出的响应性反映。关注学生差异性的教师应该了解学生的各种需要:表达情绪或开展团队合作的需要、在某些技能上对额外教学的需要、深入讨论某个问题的需要、在阅读段落中得到指导的需要等。差异教学就是关注某个学生或某组学生的学习需要的教学,而不是常见的班级授课形式。差异性课堂的目标是促进学生发展和个人成功的最大化,使每个学生都达到“年级水平”,或者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在特定时间内掌握一系列指定技能。
差异性课堂教学是灵活的。通过明确学习目的,教师和学生可以了解教学时间、教学资料、教学方式、学生分组的方式、反映学习情况的方式、评价学习成果的方式以及其他课堂元素,这些都可以以多种方式被用来作为推动个体和全班取得成功的工具。差异教学立足于对学习者的需要进行有效的、形成性的评价,学生的差异是教学设计的基础,所以在评价和教学之间应当存在紧密的联系。身为教师,在根据教学目标了解到学生的学习进度以后,应该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如果我们关注学生的学习需要和兴趣,就能为最有效的教学做好准备。在差异性课堂中,教师把学生所说的、所做的一切看成是了解学生以及为他们设计有效教学的有用信息。
灵活分组有助于确保学生获得广泛多样的学习机会和学习安排。在分组灵活的课堂上,对差异性很大的学生的学习安排,教师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意识地做了相应计划。这种课堂利用了对全班、小组以及个人的探究。全体学生要在学习过程中始终如一地开展“有价值”的活动和学习安排。这在教学中规定每个学习者接受的任务都必须同样有趣,同样吸引人,并且获得基本知识和技能的机会是同等的。在差异性课堂中,教师的目标是让每个学生在大多数时间里都能感受到挑战,都能感觉到他或她的工作是有趣的。每个学生都能掌握所学科目中出现的信息、原则和技能。这些信息、原则和技能带给他们力量,帮助他们理解和运用,并进入下一个学习阶段。差异教学并没有假定每个学习者要有不同的任务,而仅仅是在任务的复杂性、工作的安排以及学习方式上有足够的灵活性。学习方式是不同学生在多数时间里认为很适合自己学习的某种方式。
在学习中学生和教师是合作者。很明显,虽然教师是一名专家,他诊断和明确学生学习的需要,推动学习,并精心设计有效的课程,但在差异性课堂上,学生才是课堂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在教与学的循环中的任何一个特定时刻,对学生而言,教师要帮助他们找到并掌握有用的关键信息,加强知识的选择性,并经常让他们参与课堂的决策和制定,这样将有助于加强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
在学校的系统变革中,学校的领导者是非常关键的,校长应该遵守以下要点:在学校和课堂环境中将思想转化为每天具体的实际操作,在细节方面或整体观念上对个人或整个教师群体做出指导,缓解他们的紧张、挫败情绪,同时确保让他们感受到成功是稳定的、可以获得的;将责任落实到课堂层面上,要成为与变革有密切联系的教师和其他管理者的知己;要考虑到学校领导者、管理者的需要与感受以及学校教育者的发展;要开展推动学校的教学变革的团队建设;要确保教师对改革的支持,并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为变革所付出的努力;要帮助学校的领导者与管理者协调好变革的总目标与日常政策和规程之间的关系。
为了激发学校中所有参与变革的教师的积极性,在实施有效差异性课堂的过程中,需要一个有远见的人激励他们去关注学生个体,使课堂很好地适应各种复杂的需要。有效的差异教学需要有一个人能够确保日常的各种活动成为我们逐步实现梦想的必要步骤。只有在为教师提供一些资源的情况下,比如大量、广泛的教师发展机会,用于反思和制定合作计划的时间以及在一个多任务的课堂中为课堂管理提供帮助,等等,教师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出相应的改变。同时,学校领导者要具有实权来实现变革,管理进程,做好学校与学区的沟通,在课堂之间建立联系以及在多面或者某一具体方面推动教学合作关系,等等,这是非常必要的。
有效的领导者非常清楚,他们处于对环境的建构之中。在变革的过程中,教育领导者自身正是一面反映课堂文化的镜子。校长注意通过赢得信任和承担责任来调节各种命令,尊重教师之间的差异性,并以积极的方式去处理这些差异,不断促进教师个人的成长和专业化发展。
中美高校学生工作者的职业差异 篇8
关键词:中美,高校学生工作者,职业差异
一中美高校学生工作者的职业特点
高校学生工作者在不同的岗位从事各项学生工作, 由于他们直接面向学生, 所以工作内容、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职业特点。由于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的不同, 因而高校学生工作者在职业特点方面存在差异。
1. 中国高校学生工作者的职业特点
“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思想政治工作在中国高校具有多重价值, 政治上的价值体现为通过营造舆论氛围, 进行社会动员, 造就一代新人, 促进政治发展;经济上的价值体现为激发师生的创造性,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文化上的价值则表现为文化选择、传播和创新功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要求高校学生工作者要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时事政治教育, 同时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 教育性是最显著的职业特点。
由于中国大多数高校学生工作实行的是党政合一、两级管理体制, 高校学生工作者必须接受学校和院系的双重领导, 在这样的情况下, 各级各部门提出的要求、下达的任务, 都需要一一落实, 从而直接带来了复杂性这一特点。高校学生工作涉及各方面, 贯穿于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环节, “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是高校学生工作者日常工作的真实写照, 他们既要处理烦琐的学生事务, 还要根据学生的特点实施不同的工作策略, 其工作的复杂性可见一斑。
2. 美国高校学生工作者的职业特点
与中国高校学生工作者日常工作的复杂性不同, 美国高校学生工作者最突出的职业特点是针对性强。在美国, 既有全职的心理辅导员、职业辅导员、学习辅导员、生活辅导员, 也有兼职的学习辅导员、生活辅导员、住宿辅导员。美国高校学生工作分工细化, 针对学生的需要提供全方位服务, 学生工作者各司其职, 工作内容明晰。另外, 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机构设置基本只在学校层面进行, 高度功能化的组织架构减少了学生工作的重复和交叉, 从而增强了美国高校学生工作者的职业针对性。
二中美高校学生工作者的职业理念
职业理念是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所形成的共有观念, 它贯穿于职业活动的始终, 为人们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受各自国家民族传统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中美两国高校学生工作者持有不尽相同的职业理念。
1. 中国高校学生工作者的职业理念
中国高校学生管理长期坚持“社会为本”的价值取向, 强调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在这样的背景下, 高校学生工作者必然坚持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 把满足社会需要作为自身工作的根本价值理念。因此, 在管理中以维护和保证社会及高校的稳定为前提, 要求学生少数服从多数, 个人服从集体, 通过人格塑造、素质教育、创新能力培养等活动和项目, 力图将学生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公民。现在, 中国高校开始要求学生工作者秉持“以学生为本”的职业理念,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自我教育和管理中来, 试图实现高校学生工作者从管理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然而在实践中, 广大学生工作者仍旧是为学校、社会服务, 其固有的职业理念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扭转。
2. 美国高校学生工作者的职业理念
美国高校学生工作者视学生为独立发展的个体, 重视学生个人价值的实现和个性发展的需要, 形成了“服务学生”的职业理念。一方面学生工作者认真履行职责, 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 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另一方面, 将提高学生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作为目标, 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美国已经基本形成由高校牵头, 学校、家庭和社区相结合的辅导网络, 服务涉及范围较广, 包括学生的学习辅导、生活辅导、生涯辅导等各个方面, 已在学校内部形成专门的辅导咨询服务体系。由此可见, “服务学生”既是美国高校的管理理念, 又是美国高校工作者的职业理念, 高度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价值取向, 值得中国高校学生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三中美高校学生工作者的职业素养
对于任何一种职业而言, 职业素养是职业规范的基础。高校学生工作者肩负教育、引导学生的重大使命, 他们不仅要适应高校学生工作的要求, 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 因此具备一定的职业素养是开展工作的首要前提。
1. 中国高校学生工作者的职业素养
中国高校学生工作者学历层次普遍较高, 多数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 并且很大一部分在学生时代就具有学生工作经验, 加之政治素质突出, 基本能够胜任教育管理工作。尽管如此, 中国高校学生工作者的职业素养仍旧欠缺。究其原因, 是非职业化导致学生工作不能留住专业人才。在中国, 从事高校学生工作的人员并非全部经过专业培训, 随着学生工作职能的分化, 部分高校学生工作者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质已经难以满足现实需要, 其职业素养更是亟待加强。
2. 美国高校学生工作者的职业素养
美国高校在招聘学生工作者时, 要求其必须具有心理咨询与辅导、学生事务实践等方面的专业学位, 准入门槛较高, 在职业素养方面有明确要求。纵观美国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历史, 我们不难发现学生工作者早已实现专业化。20世纪6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专业辅导人员的培训标准和全国性文件, 学生工作者基本上都学习过教育管理学、心理学、行政学等知识。
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工作者的职业素养, 很多美国高校和校外机构还为在职人员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 这些举措都是美国高校学生工作者职业素养的有力保障。
四对中国高校学生工作者队伍建设的启示
通过对中美高校学生工作者职业特点、职业理念、职业素养等方面的分析, 笔者认为, 中国应在借鉴美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实际情况采取一系列措施, 以促进高校学生工作者队伍的建设。
1. 加强专业化发展, 打牢职业化根基
专业化是一个职业经过一段时间后不断成熟, 逐渐获得鲜明的专业标准, 并获得相应的专业地位的过程。面对学生工作者工作繁杂、目标不清晰的职业特点, 加强专业化发展是当务之急。借鉴美国高校学生工作专业化、职业化的实践经验, 中国应该继续细化学生工作者的工作职责, 将他们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使之把精力投入到自身较为擅长的工作中去, 促使他们走上专业化的发展道路。高校还要鼓励学生工作者自觉凝练专业方向, 为其职业发展提供支持。总之, 专业化是学生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核心, 只有提高专业化程度, 才能保证这支队伍的稳定性, 也唯有如此, 学生工作者才会从中受益。
2. 坚持以学生为本, 形成服务者理念
虽然中国很多高校提出学生工作者应从管理者向服务者变身, 但在实际工作中, 大多数学生工作者并不能将此落到实处, 切实转变职业理念还需时日。真正要做到以学生为本, 中国高校学生工作者首先应强化服务意识, 从学生的需要出发, 时时处处为学生着想, 不断推出适于不同学生的个别化服务。其次, 在日常工作中, 用心服务学生, 全面关怀每一个学生, 时刻将以学生为本的职业理念落实到行动中。第三, 职业理念的形成和确立是一个内生的过程, 学生工作者务必转变思想, 找准自身的角色定位。
3. 强化实务性培训, 提升全方位素养
长期以来, 中国学生工作者培训普遍采用经验传授模式, 一些针对性较强的技能型培训鲜有开展, 这就导致培训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反观美国高校学生工作者培训, 不难发现多样性是其显著特点。为满足职业发展的要求, 每一位学生工作者可以选择通过个人学习、团体业务培训等提高职业素养。当前,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面临新形势, 单一的培训方式显然不符合现实需要, 只有进一步丰富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 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如在实务性技能方面, 除了参加专业培训, 还要加强在实践中的训练, 达到虚实结合、学以致用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林樟杰、万峰.高校辅导员制度建立和发展的理论定位[J].思想理论教育, 200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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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者信息选择偏好差异研究 篇9
作为我国的农业大省, 黑龙江省开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受历史与地缘因素的影响, 乡村旅游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存在很多问题。乡村旅游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存在明显的初级化行为, 缺乏对市场需求特征的内在分析, 由此导致在开发过程中盲目跟随消费者需求, 不能做到有效区分细分市场, 使产品开发趋同。由于对消费特征缺乏有效的实证研究, 导致营销渠道仍以传统模式为主, 不能有效针对不同市场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 使旅游信息与消费者难以形成有效对接。
互联网的普及对当今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信息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个人的任何心理与行为都与其接受什么样的信息、怎样处理信息存在密切关系[1]。离开旅游信息, 旅游决策就无法进行。因此, 对旅游产业来说, 由于其无形性、不可转移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不可储存性特点, 使其更加依赖信息获取与使用。因此, 旅游信息搜索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对旅游产业的发展极为重要[2]。目前, 我国旅游信息搜索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国外对旅游信息搜索的研究较早, 理论发展已相当成熟, 出现了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
詹金斯认为, 旅游者要想对旅行方式、吸引物、活动和食宿做出正确选择, 必须从内部和外部信息渠道获取信息[3]。福德尼斯和莫瑞则将旅游信息搜索的影响因素分为环境因素、情境因素、消费者特征因素、产品特征因素4种[4]。2003年, 多根等更进一步研究了信息搜索行为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认为目的地熟悉程度、专业知识、先前经验、学习效率、内外信息获取成本等五个方面相互制约, 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共同影响旅游者的信息搜索行为[5]。哈斯和麦尔斯分析发现, 男性较少利用外界易获取的信息, 他们经常依靠已有的知识做出决策;女性则与之相反, 她们对外界环境变化敏感, 在做出决定之前会尽可能详尽地分析从各种渠道获取的信息[6]。女性在言语沟通和阅读方面的能力强于男性, 因此她们更容易被说服[7]。伊尔茨和约翰逊发现, 女性比男性对网络信息需求更大, 对旅游网站的功能和范围要求更高, 外部信息对女性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比男性的影响也更大[8]。由于女性的网络信息搜索经验不如男性, 因此女性用户需要旅游网站提供更友好的界面和充足的信息。现实并非如此, 虽然表面上大多数旅游信息网站都是基于性别中立设计的, 实际上却更侧重于男性浏览者, 缺乏对女性浏览者的照顾[9]。
2004年, 多根和泰瑞研究了欧盟15个成员国旅游者信息搜索的偏好。结果发现, 欧盟游客可划分为5种不同的信息搜索类型:使用旅行指南和旅游宣传册、倾向选择书面信息渠道、喜欢听从家人和朋友的意见、倾向选择旅行社和电视获取旅游信息和无明显偏好者[10]。布努斯和约翰通过对访美的德国和日本游客问卷调查研究发现, 日本游客大多认为信息搜索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因此他们会尽可能地规避风险, 倾向通过旅行社、政府旅游机构、专业人士获取信息, 并喜欢购买包价旅游产品, 自己不愿在旅行计划上花费精力;德国游客则对风险规避不太在意, 认为自己可从内外部信息渠道获取相对准确的信息, 因此他们会花费较多的时间用于搜索信息。该研究对旅游市场营销极为重要, 对热衷风险规避的亚洲游客, 营销人员应加强与客源地旅行社和政府旅游部门的联系;对自由独立性较强的欧洲游客, 应侧重在网络、电视、杂志、报纸等媒体发布有关目的地的详细信息[11]。
本文以乡村旅游者信息偏好为切入点, 通过调研和离散选择模型中的MNL模型对调研数据进行分析, 以期了解黑龙江省乡村旅游者信息偏好特征与影响因素, 并为国内乡村旅游开发和营销提供有益的借鉴。
2 研究方法
2.1 消费者选择效用分析
MNL模型属于离散选择模型中的一种, 用于对因变量中多分类变量的数据处理, 其理论基础是随机效用理论。该理论认为, 人们在做决策时都是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的。消费者在做出某项决策时, 通常会面临多个选择, 他们一般选择对自己效用最大的选项。本研究假设用n来表示旅游消费者, n=1, …, N;在乡村旅游信息渠道选择集中共有J+1种选择, j=0, …, J。我们把消费者n从信息类别的选择集J+1中进行i类选择所获得的效用为Uni, 可表示为:
式中, Uni表示消费者n进行i选择所获得的效用;X′ni为消费者进行i选择的解释变量向量;βi′为估计的参数向量;εni为误差项, 服从εni—N (0, 1) 分布。当旅游消费者n在J+1类信息渠道中进行j选择时, 信息类别i被选中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是:Uni>Unj。其中, j是指不包括因素i在内的其他选择因素。这样, 我们可把消费者n选择i类信息渠道的概率表示为 (具体推导过程参考McFadden, 1974) [12]:
2.2 MNL模型参数估计
本文通过效用理论得到旅游消费者n从J+1个信息渠道选择集中选择i类信息渠道的概率形式, 在式 (2) 中X′ni为已知的观测值向量, βi′为未知参数向量, 需要估计用yni来表示消费者n选择的结果。如果消费者n在信息渠道选择集中选择了i类, 则yni=1;否则, yni=0, 那么对全部消费者所对应的似然函数为:
为了便于计算, 将式 (3) 表示为对数函数形式:
通过对lnLN进行最大化, 可求得参数向量βi′的解。我们通过SPSS16.0软件来实现模型的估计过程。
2.3 模型解释
MNL模型因涉及两种以上的结果, 解释较复杂, 因此本研究尝试以机率的间距改变来解释MNL的实证结果。利用SPSS16.0进行模型估计, 将y=0作为参照项, 本研究中有J+1个信息类别作为偏好差异测量因素, 这样便可得到J个logit模型:
式中, P (y=0 X′) 为参照对比项概率;P (y=i X′) 表示除对比项之外, 旅游者选择其他J类信息的概率。通过J个logit模型中所得到的J个系数向量, 我们可通过机率对数比进行解释。本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旅游者自身特征、行为特征等自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某一特征自变量的单位变化导致某一类信息偏好选择相对于参照类信息偏好选择的对数发生比的变化。通过式 (5) 和条件P0+P1+P2+…+PJ=1, 我们还可得到J+1个信息类别偏好选择的概率形式:
由于通过机率对数比进行系数解释的方法无法告诉我们某一自变量的变化导致某一信息偏好选择概率的变化究竟有多大, 因此本研究尝试利用等式 (6) 、 (7) 计算自变量对偏好选择概率的边际影响来解释MNL的实证结果。为避免不同解释变量对概率的影响不一致, 采用Kaufman的建议, 取解释变量的平均数为中心的单位改变取代Xk一个单位的改变[13], 计算方法为:
本研究表示, 在控制其他旅游者自身特征、行为特征等自变量保持在均值水平下, 某一特征自变量Xk在以平均数为中心的一个单位改变时, 导致旅游者对某一类产品偏好选择概率的改变量。
2.4 变量设定
模型中共设定8个解释变量, 其中前4个为人口统计特征变量, 包括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教育背景。其中, 性别为二分类变量, 设定值为女=0, 男=1;年龄按照被调查者年龄从小到大划分为5个类别区间, 分别用0、1、2、3、4表示;同样, 家庭人均月收入按照从小到大分为8个水平;教育背景采用按照被调查者学历程度从低到高划分为4个类别, 后4个为旅游者旅游特征变量, 包括在乡村旅游过程中的人均日消费、停留时间、旅行距离和乡村旅游经验, 同样也采用由低到高的数字表示, 将人均日消费划分为6个水平, 停留时间划分为5个水平, 旅行距离由近至远分为4个水平, 乡村旅游经验按照年参加乡村旅游次数由低到高划分为4个类别。最后根据访谈并结合已有文献, 将因变量划分为亲友推荐、经销商、网络、报纸杂志和电视广播5个分类变量。
3 研究结果
问卷主要针对哈尔滨市居民, 2012年6—7月发放预试问卷, 地点主要集中在人员流通量大的广场、商业中心的休闲区, 以便被访者的填写。首先是了解被访者是否具有乡村旅游经历, 对没有的则放弃调研;对具有乡村旅游经历的被访者要求他们根据最近的一次乡村旅游经历填写问卷, 共发放问卷800份, 回收有效问卷634份, 有效率79%。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1可见, 男女比例分别为51.2%和48.8%, 各年龄分布较平均。家庭人均月收入主要集中于2000—5000元之间, 受教育状况以高中、中专以及大专和本科学历为主, 符合当地居民的收入状况和受教育水平, 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 人均日消费以100—400元为主, 停留时间多集中于1天和两天一夜, 旅游距离以1—3h车程为主。从每年乡村旅游次数看, 多数为3次, 与当地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特征基本相符, 可见样本能反映当地居民乡村旅游市场的总体特征。
根据当前社会生活中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 以及通过访谈, 结合以往研究选取的旅游者信息搜寻渠道变量, 本文最后选定信息偏好为5个分类作为被解释变量, 分别为亲友介绍、经销商、网络、报刊杂志、电视广播, 并分别用数字0—4五个数字来表示 (表2) 。从调研结果看, 选择亲友介绍作为最重要的信息来源的比例最高, 其他依次是经销商、网络、报纸杂志, 电视广播最低。
3.2 参数估计结果
根据被解释变量的统计结果可知, 被访者将亲友介绍这一信息渠道作为最重要的信息来源的比例最高, 所以在MNL模型估计时将“亲友介绍”作为比较基准因素, 依据式 (4) 进行参数估计见表3。首先对模型中是否所有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为0进行似然比检验, 模型中未引入自变量时-2 Log Likelihood为1354.723, 引入自变量后减少到1156.284, 两者之差等于198.439, P<0.001, 表明至少有一个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不为0, 通过似然比检验, 8个自变量均有统计学意义。
注:**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其中, 0=亲友推荐;1=经销商;2=网络;3=报纸杂志;4=电视广播。
表3列出了对乡村旅游者信息偏好最终回归模型的参数拟合结果, 由于本研究设定5个类别的信息偏好选择, 所以最后得到4个标准logit模型系数。由于调研样本中选择亲友推荐作为信息最重要来源的比例最高, 因此在模型拟合过程中将亲友推荐作为比较的基准因素。主要有: (1) 比较旅游者对“经销商”与“亲友推荐”信息的偏好。由表3第2列可见, 以亲友推荐作为比较基准, 被调查者的人均月收入、教育水平、人均日消费、停留时间、乡村旅游经验变量均对被访者来自经销商的信息偏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而年龄和旅游距离则对来自经销商的信息偏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均收入、受教育水平、人均日消费、越高, 停留时间越长、旅游经验越多, 则对经销商信息的偏好越低;而年龄越大、旅游距离越远, 则对经销商的信息偏好越强。 (2) 比较“网络”与“亲友推荐”的参数估计结果。从表3第3列可见, 性别、受教育水平、人均日消费、停留时间、乡村旅游经验变量对网络信息偏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年龄对网络偏好具有负向影响。即网络信息和亲友推荐的信息相比, 被调研者的中男性对网络信息的偏好比女性更强;被调研者受教育程度、人均日消费水平越高, 停留时间越长, 乡村旅游经验越多, 对网络信息的偏好越强, 对亲友推荐的信息偏好越弱;而年龄越大则对网络信息偏好越低, 对亲友推荐信息的偏好越强。 (3) 比较“报刊杂志”与“亲友推荐”的参数估计结果。从表3第4列可见, 性别、年龄和乡村旅游经验变量对报刊杂志信息的偏好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而停留时间变量对报刊杂志信息偏好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报刊杂志信息和亲友推荐信息相比, 男性对报刊杂志的信息偏好强于女性;年龄越高、乡村旅游经验越丰富的被调研者对报刊杂志信息的偏好越强;停留时间越长的被访者对报刊杂志的偏好越低。 (4) 比较“电视广播”与“亲友推荐”的参数估计结果。由表3第5列可见, 人均月收入、受教育水平、人均日消费广播电视信息偏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被访者年龄越大, 对电视广播信息的偏好越强;而家庭人均月收入、受教育水平越高则对电视广播媒体信息的偏好越低。
3.3 各变量对信息偏好边际影响
通过式 (8) 的方法, 可计算在控制其他所有自变量保持在均值水平时, 某一个自变量在以均值为中心上下波动1个单位时所导致的因变量变化概率的百分比。在本文中, 1个单位自变量的变化是指自变量变化一个类别的区间, 如收入变化一个单位即代表收入增加或减少1000元, 在此性别对偏好的边际影响是指全部是男性或全部是女性时对偏好影响概率的百分比。被访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和旅游特征变量对偏好边际影响的计算结果见表4。
从分析结果可见, 在保持其他自变量为均值水平不变的情况下, 男性比女性对更偏好于网络和报刊杂志信息, 即男性对网络和报刊杂志的信息偏好比女性分别高7.34%和6.16%;而女性则更倾向于选择亲友推荐、经销商、电视广播媒体, 在这些信息的偏好选择上, 男性分别比女性低4.54%、2.22%、6.73%。从年龄对信息偏好的边际影响看, 在保持其他自变量为均值水平不变的情况下, 年龄对亲友推荐、经销商、报刊杂志、电视广播信息的偏好为正向影响, 对网络信息的偏好影响为负。即年龄每增加一个单位, 对网亲友推荐、经销商、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类信息的偏好分别增加0.74%、3.29%、2.84%、1.11%, 对网络信息偏好则降低6.83%%。人均月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 对亲友推荐、网络、报刊杂志信息偏好分别提高2.56%、4.18%、1.92%, 对经销商和电视广播信息偏好分别降低3.15%、5.50%;教育水平每增加一单位, 对亲友推荐、经销商、电视广播信息的偏好就分别降低1.00%、2.39%、6.86%, 对网络、报刊杂志的偏好则分别提高8.27%和1.99%;人均日消费每增加一单位, 对亲友推荐、网络信息的偏好分别增加4.25%和7.33%, 对经销商、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的偏好则分别降低3.26%、1.94%、4.39;停留时间每增加一个单位, 对亲友推荐、网络信息的偏好分别增加2.91%和6.06%, 对经销商、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的信息偏好则分别降低2.99%、3.12%、2.86%;旅游距离每增加一单位, 对经销商、网络的信息偏好分别增加2.46%和1.20%, 对亲友推荐、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的信息偏好则分别降低3.38%、0.49%、0.51%;乡村旅游经验对亲友推荐、经销商、电视广播的信息偏好影响为负, 每增加一个单位, 对这三类信息偏好分别降低1.73%、4.29%、6.74%;对网络和报刊类信息偏好影响为正, 每增加一单位, 则对这两类信息偏好分别增加8.38%和4.37%。
4 结论及建议
本文采用MNL模型测量了乡村旅游的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和旅游特征变量对信息选择偏好的影响, 通过模型参数估计得到了对以亲友推荐类信息偏好为比较基准的对信息偏好具有显著的影响变量, 并分析了各自变量对偏好的边际影响作用。
分析结果表明: (1) 男性更倾向于从网络和报刊杂志上选择信息来源, 而女性更倾向于选择亲友推荐信息和电视广播信息, 这可能与男女性格差异有关。如Hass认为, 男性在处理信息的逻辑性更强, 倾向于自主选择, 而女性较为主观和凭直觉, 倾向于被动接受[14]。对网络信息偏好与Hiltz的女性比男性需求更大并不一致[8]。正如Dae所说, 并非女性对网络信息偏好比男性弱, 而是网页设计往往更倾向于男性浏览者, 缺乏对女性的关照[9]。 (2) 年龄因素在经销商、网络和报刊杂志信息偏好上存在较大差异。年龄大的游客更倾向于从经销商和报纸杂志传统渠道获得信息, 而对网络信息偏好较低, 这与Bonn研究得出的网络信息搜寻者以45岁以下群体为主的结论一致[15], 主要原因在于年龄大者对新事物的适应程度较慢有关。 (3) 收入、教育水平和人均日消费较高和停留时间较长的游客对网络信息偏好更强, 对电视广播和经销商的信息偏好较弱, 说明传统销售和宣传模式在这两类群体中的影响被网络所取代, 正如Morrison的研究表明, 高学历和高收入群体更喜欢网上搜寻和预订旅游产品, 消费也较高[16]。同时, 也应注意到收入和消费较高, 以及停留时间较长的游客对亲友推荐的信息更偏好, 可见口碑效应对目的地营销至关重要。 (4) 从旅游距离和乡村旅游经验看, 旅游距离较长的游客对亲友推荐的信息偏好较弱, 对经销商的信息偏好有所增强, 其他差异不明显;而乡村旅游经验越多则对网络和报纸杂志的信息偏好越强, 对经销商的信息偏好较弱, 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多属于自驾车游客, 倾向于独立自主的选择旅游线路。 (5)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见, 年龄、性别、受教育和收入状况不同, 以及由于旅游消费特征的不同, 会使旅游者在信息选择偏好上具有较大的差异。因此, 区分客户群、选择针对性的信息渠道进行营销, 才能有效地打开旅游产品和消费群体间存在的信息壁垒。同时, 应注意到数据反映了不同信息源的真实情况, 但不一定能完全体现使用者的真实意愿。如将网络看作最重要信息来源的仅位于第三, 与欧美等国家70%以上的旅游网上预订率形成巨大反差, 这与我国网络普及率有关, 但更多的是由于乡村旅游网络建设滞后, 旅游者难以从网上获得足够的有效信息, 不得不选择其他信息渠道。因此, 除了根据偏好选择不同信息渠道外, 应加强完善信息渠道建设, 以满足消费者不断深化的信息需求。
限于篇幅, 本文仅从被访者的个人特征和消费特征角度分析了旅游者对信息选择偏好的影响。事实上, 除了这些因素外, 影响信息选择偏好的因素还可能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如对目的地的感知, 对旅游活动的自我效能以及所受到的社会群体规范等, 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他们的信息选择行为, 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
摘要:旅游者信息选择行为是市场营销的关键参考要素。以乡村旅游者为研究对象, 通过运用离散选择模型中的多元logist (MNL) 模型对实地调研数据分析, 测量乡村旅游者信息选择偏好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不同人口学特征和旅游消费特征的旅游者在主要的5种信息类别上显示出不同的差异。
高等职业教育差异化发展探讨 篇10
一、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 即企业相较于竞争对手而言所具备的竞争优势与核心能力差异。核心竞争力有助于企业进入不同的市场, 是企业扩大经营的基础。其次, 核心竞争力对企业创造最终产品、服务及提高顾客让渡价值贡献巨大。最后,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难以被竞争对手复制和模仿。将核心竞争理论应用于高等职业院校的运营过程中, 对发展符合经济规律、培养满足市场需求的学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有着现实意义。
二、增强高等职业教育核心竞争力, 逐步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一) 高等职业教育内部管理去行政化。
内部管理制度的完善, 是增强高等职业教育核心竞争力的基础及重要保障。《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提出“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管理模式”。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政府需从命令型向服务型转变。除了需要政府部门还权于高校, 校长作为高校的“灵魂人物”, 更应是一种职业, 而不是官员干部。校长对学校负责、对学生负责、对教师负责, 而不是对某个部门或某个人负责。高等职业教育内部管理去行政化, 并不是说不需要行政管理部门, 而是要摆正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行政部门应从行政控制转为服务于教学, 行政人员职业化而非官员化, 应为教师、学生提供有效、快捷及专业化的服务。高等职业院校的一线教学人员熟悉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及学科建设, 对高职教育发展特点和规律有着深刻认识, 高职院校应通过各种形式保障一线教师特别是从业时间较长的教授参与高职院校管理与监督的权利, 促进高职院校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二) 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把握发展趋势, 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到2020年, 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其中高等职业教育学校则应重点发挥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的引领作用。”
现阶段, 中国经济发展回归理性发展状态。国内生产总值已从两位数的高速发展降为7%左右的发展速度, 客观上造成了应届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的状态。高职教育要突破这种状态, 增强高职教育的吸引力, 就应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培养适合市场需求的学生, 同时建立起品牌优势及品牌效应, 培养自身核心竞争力, 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三) 结合本地特色产业, 持续发展校企合作之路, 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技能型人才。
除了把握市场经济发展趋势, 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高职教育还应依托本地特色产业, 大力推动产学研相结合, 培养具有地方适应性的技能性操作人才。高等职业院校应根据所在地方的优势产业, 有针对性地进行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 培养出与当地经济发展紧密联系、与当地劳动力市场紧密衔接的技能人才。只有这样高等职业院校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和预测市场, 及时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 更好地获取地方和行业对办学的支持, 提高办学竞争力。
重庆作为我国六大汽车产业集群发展区域之一, 拥有中国最大的微型车生产企业———长安汽车集团, 力帆汽车集团等, 同时规划建设以福特轿车为主体, 集生产、研发、贸易、博览等综合功能为一体的汽车城。不仅仅促进了重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还带动了企业对专业技术人才需求的大幅度增加。重庆市各大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适时根据这一地方特色产业, 积极发展汽车技术服务维修、汽车技术服务营销等专业, 其中某些高职院校已将汽车相关专业办成了重点特色专业。据调查, 重庆市汽车行业初级专业技术人员中, 有一半以上毕业于各个高职院校, 实现了与当地主导产业的接轨, 是重庆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典范。
(四) 扩大培养对象范围, 增强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
社会服务是高等职业院校最核心的功能之一, 是高等教育教学职能和科研职能的延伸, 是高职院校竞争力的直接体现。通过扩大培养对象范围, 在社会上建立起良好口碑, 是高等职业院校构建核心竞争力的途径之一。
1.大力开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
作为与经济社会联系最密切、服务最贴近、贡献最直接的教育类型, 高等职业教育的功能决定了其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具有的战略性地位, 其特点决定了高等职业教育在剩余劳动力转移当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要求广泛开展新型农民和农民工培训工作。其中, 素质相对较高的一部分人已经不满足于接受最基础的职业训练, 从而产生了接受高层次教育与培训的需求和愿望。
据统计,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近2亿, 其中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有3.4%, 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仅占0.13%, 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占20%, 没有受过任何培训的占76.47%。这表明, 尽管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丰富, 但其文化水平和技能偏低, 大多数不具备专业技术技能, 将会极大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层次。那么, 改变这个现状最根本、最长远的对策便是努力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 促使高职院校发挥社会服务功能, 大力开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高等职业院校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 更能提升自我, 建立品牌优势。
2.与企业合作, 积极开展企业员工培训。
高等职业院校进行的高等职业教育, 其教育意义不仅体现在针对在校学生的基础教育上, 还应拓展教育领域, 开展多角度的职业培训。其中尤以企业员工培训工作最为突出。在开展企业培训过程中, 不仅能够满足企业需要, 帮助企业提高员工职业素质, 对高职院校自身发展, 形成核心竞争力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高职院校开展企业员工培训是一项双赢的工作。
高职院校开展企业员工培训有其他培训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 如良好的教学环境、经验丰富的双师型教师队伍、针对性强的实习实训基地等。这些客观条件都对企业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所以高职院校更应积极与企业合作, 拓宽企业培训领域, 对自身的持续发展将有更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2010.
职业选择差异 篇11
关键词:农地流转模式;选择意愿;区域差异;有序Probit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01.3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4)06-0426-04
收稿日期:2013-09-02
基金项目:国家软科学研究项目(编号:2012GXS4D11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编号:10YJC790068)。
作者简介:郭斌(1972—),男,湖南益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房地产经济、技术经济及管理研究。
通信作者:高丽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房地产投资决策和农地流转。E-mail:1794998187@qq.com。农地细碎化分割是我国当前发展规模农业、提高农地产出效率和农产品竞争力的最大障碍,因而发展和完善农地流转制度成为各地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支点。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着力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必由之路,能有效地提高农业经营的绩效和农民的总体收入。目前,我国的农地流转制度虽然在不断发展,但是整体水平尤其是市场化水平还比较低,并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农地流转绩效没有得到最大的发挥。因此各地区如何因地制宜地优化选择农地流转模式、推动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扩大农地规模经营、提高农地流转绩效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各地区农地流转差异性方面,包宗顺等在对大量农村社会调查基础上的研究表明,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的巨大梯度差异,导致不同地区间在农村土地流转规模、流转速度、流转方式、流转土地集聚程度和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等方面也都存在显著差异[1]。卞琦娟等分析了浙江省东、中、西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地流转的现状指出:由于浙江省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浙江省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程度呈现出从浙东-浙中-浙北明显的梯度结构;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出现农户流转行为的客观物质基础[2]。李庚通过研究比较陕西关中3个县的农地流转空间差异认为,关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流转市场呈现出较大差异,经济较为发达的长安区流转市场的发育程度大大高于宝鸡市岐山县、渭南市澄城县[3]。段培等通过对新疆天山北坡3个县农地流转状况的实证分析表明,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的差异,经济水平较低、区位条件较差的县域农户农地流转参与度较高,区位条件较好的县域以出租方式转出农地的比例较高,农地转出价格也较高,设施农业较发达的地区转出土地的年限相对较长[4]。赵金龙等认为,我国农村土地出现的各种农地流转模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只是使用条件不同[5]。
从对以上文献的分析来看,国内对农地流转模式选择差异性的研究只是在主观上指出各地区在主要模式选择上存在差异性,而缺乏对导致其差异性的影响因素的具体研究。现有的研究范围大都局限于对部分区域的调查分析,从东、中、西部3个区域全方面对农地流转现状和模式选择差异性进行描述并比较分析的文献还很少。
1数据来源、模型选择与变量界定
1.1数据来源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农户对农地的态度、農地流转的认知程度、接受度、参与流转的积极性等都会有所不同,这些也会导致不同地区对主要农地流转模式选择的差异性。本研究所用数据是由笔者及其所在调研小组于2012年4月至2013年1月实地调研所得,问卷选取的调查区域共涉及山东省、河南省、陕西省的7市23镇54村,共获得有效问卷1 027份,占发放问卷总数的82.4%。本次调研主要采用入户一对一的问卷调查方式,就问卷所涉及的问题与当地农民进行沟通和交流。调研区域及问卷分布情况见表1。
1.2模型选择
对农地流转模式选择意愿的调查很难获得连续性数据,本研究反映农地流转模式选择意愿的数据也主要是以分类变量为主的离散数据,而采用概率模型分析离散选择问题是理
想的估计方法。由于因变量涉及3类代表不同市场化程度流转模式的离散数值,在研究过程中应采用有序概率模型,其中用有序Probit模型(order probit regression model,OP模型)处理多类别离散数据是近年来应用较广的一种方法[6]。有序Probit模型是受限因变量模型(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model)的一种,它是用可观测的有序反应数据建立模型来研究不可观测的潜变量变化规律的方法[7]。
以Yi表示在(0,1,2,…)上取值的有序响应,关于Yi的有序Probit模型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8]:
Y*i=βX′i+εii=1,2,…,n,
Yi=0Y*i≤a1
1a1 J Y*i>aJ。 Yi=0,1,2,…的概率为: Prob(Yi=0|X′i)=Prob(βX′i+εi≤a1|X′i)=φ(a1-βX′i) Prob(Yi=1|X′i)=Prob(a1<βX′i+εi≤a2|X′i)= φ(a2-βX′i)-φ(a1-βX′i) … Prob(Yi=J|X′i)=Prob(βX′i+εi≤aJ|X′i)=1-φ(aJ-βX′i) 式中:Y*i是一个潜在变量,无法观测到其具体值,但Yi是可观测的变量; Xi是一组解释变量的观测值,i(i=1,2,…,n)代表观测值数; β代表待估计的参数变量;εi是随机解释变量;J是状态参数;ai是区间的分界点;φ是标准正态累计分布函数。 1.3变量的界定 1.3.1因变量选取本研究从农地流转主体的角度出发,结合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将农地流转模式划分为3种,即以农户为流转主体的直接式,如出租、转包等;有政府参与的间接式(本研究主要是指反租倒包);土地股份合作[9]。 1.3.2自变量的选取农地流转模式的选择意愿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根据实地调研成果,本研究将解释变量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农民个体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文化程度;(2)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年收入、外出务工人员的比重、家庭流转的土地数;(3)区域特征变量,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到县城或等级公路的距离;(4)政治因素变量,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地方政府对农地流转的政策指引以及对农地流转的态度会影响农地流转模式的选择,因此选取政府对农地流转的态度这一变量;(5)认知程度变量,主要是对中介机构以及新型农地流转模式的了解程度,包括是否听说过农地流转中介机构、是否听说过土地银行(是指主要经营土地存贷及与土地有关的长期信用业务的金融机构,其具体运作模式是指政府出面组织,将某一区域农民的承包地使用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拆院并院”之后的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分类整合,“零存整贷”,加快农地流转,从而推动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形成);(6)市场特征变量,包括农地流转的价格、期限、是否签订书面合同以及交易时间。具体的变量解释及赋值见表2。 2模型的运行及分析 2.1模型的运行 根据“1.3”中所述的方法,本研究选择反映农民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区域特征、政治因素、认知程度、市场因素等6个方面的14个解释变量,利用Stata1 2.0软件对农地流转模式选择意愿进行有序Probit模型估计。首先根据3省7市23镇54村的1 027份问卷数据建立农地流转模式选择意愿的总模型,结果见表3,其中的模型Ⅰ是让所有的解释变量进入模型中的检验,检验结果反映了所有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通过相关性参数的分析可以发现,模型Ⅰ的整体拟合优度较好,表明解释变量在整体上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的影响,其中X1、X3、X5、X6、X8、X11、X12、X13、X14等变量对农地流转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显著,而X2、X4、X7、X9、X10等变量对农地流转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Ⅱ是在模型Ⅰ的基础上,经过优化检验、剔除对被解释变量影响不显著的变量后的估计结果,通过对模型Ⅱ中各解释变量参数的对比发现,模型Ⅱ中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明显高于模型Ⅰ,且從对数似然比(log likelihood)、伪判决系数(pseudo R2) 的数值比较来看,模型Ⅱ的拟合优度较高。综合以上分析,选择模型Ⅱ作为农地流转模式选择意愿总模型的最终结果。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分别建立陕西省、河南省、山东省的农地流转模式选择意愿模型,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见表4(此处只列出模型Ⅱ作为最终结果)。 2.2总模型分析 基于表3的总模型估计结果,各个因子对农地流转模式选择意愿的贡献率排序为:单位农地流转的价格>经济发展水平>农地流转的交易时间>农地流转的年限>家庭流转的土地数>年龄>家庭年收入>是否签订书面流转合同>政府对农地流转的态度。具体分析结果见表5模型Ⅱ。 2.3区域比较分析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各地的主要农地流转模式不同,且影响模式选择的因素排序也有所不同。从农地表2变量解释及赋值表 符号变量名称 变量类型 变量赋值 Y农地流转模式选择意愿因变量直接式为0;反租倒包为1;土地股份合作为2 X1 年龄 个体特征变量 ≤40岁为0;>40岁且≤50岁为1;>50岁且≤60岁为2;>40岁为3X2 文化程度个体特征变量 小学及以下为0;初中为1;高中为2;大专及以上为3 X3 家庭年收入 家庭特征变量 ≤10 000元为0;>10 000元且≤30 000元为1;>30 000元且≤50 000元为2;>50 000元且≤100 000元为3;100 000元以上为4X4 家庭外出务工人员比重家庭特征变量 40%以下为0;≥40%且﹤60%为1; ≥60%且﹤80%为2;≥80%且≤100%为3X5家庭流转的土地数家庭特征变量 0.33 hm2以下为0;≥0.33 hm2且﹤0.67 hm2为1; ≥1 hm2且﹤1.33 hm2为3;≥1.33 hm2且﹤2 hm2为4;≥2 hm2且﹤3.33 hm2为5;>3.33 hm2为6 X6 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特征变量山东省为0;河南省为1;陕西省为2 X7 到县城或等级公路的距离 区域特征变量 5 km以下为0; ≥5 km且﹤10 km为1;≥10 km且﹤50 km为2;50 km及以上为3 X8 政府对农地流转的态度政治因素变量积极支持为0;一般支持为1;不闻不问为2X9是否听说过农地流转中介机构 认知程度变量 有为0;没有为1;不清楚为2 X10是否听说过土地银行认知程度变量 是为0;否为1 X11 农地流转的价格 市场特征变量 7 500元/hm2以下为0;≥7 500元/hm2且﹤1 5000元/hm2为1;≥1 5000元/hm2且﹤22 500元/hm2为2;22 500元/hm2以上为3 X12 是否签订书面流转合同 市场特征变量是为0;否为1 X13 农地流转的年限 市场特征变量 ≥1年且﹤5年为0;≥5年且﹤10年为1;≥10年且﹤15年为2;≥15年且﹤20年为3;≥20年且﹤30年为4; 30年为5 X14 农地流转的交易时间 市场特征变量 7 d以下为0;≥7 d且<15 d为1;≥15 d且<1个月为2; ≥1个月且﹤2个月为3; ≥2个月且﹤6个月为4; ≥6个月且﹤12个月为5;1年及以上为6 农地流转模式选择意愿总模型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模型Ⅰ模型Ⅱ系数Z值P值系数Z值P值X1(年龄) -0.250 2 -2.06 0.040-0.214 1-2.090.037X2(文化程度)-0.035 5 -0.46 0.648X3(家庭年收入)-0.397 5 -3.39 0.001-0.391 4-3.680.000X4(家庭外出务工人员比重)0.026 5 0.30 0.765 X5(家庭流转的土地数)0.098 6 1.73 0.0830.095 2 1.73 0.084 X6(经济发展水平)0.422 2 4.59 0.000 0.377 0 4.41 0.000X7(到县城或等级公路的距离)-0.050 7 -0.520.603X8(政府对农地流转的态度)-1.882 2-16.74 0.000-1.897 6-17.070.000X9(是否听说过农地流转中介机构) 0.032 6 0.260.794 X10(是否听说过土地银行)-0.233 6 -1.22 0.224X11(单位农地流转的价格)0.770 5 6.74 0.000 0.839 08.440.000X12(是否签订书面流转合同)-1.068 3 -4.720.000-1.063 2-4.730.000X13(农地流转的年限) 0.181 6 3.90 0.0000.166 03.710.000X14(农地流转的交易时间)0.342 05.03 0.0000.365 85.510.000观测数值1 0271 027对数似然比-278.062 4-279.550 2伪判决系数0.579 90.577 7P值 0.000 00.000 0 流转主要模式来看,在陕西省更多的是农户与农户之间的直接流转,包括出租、转包;河南省的农民倾向于选择反租倒包这种农地流转模式;山东省则是以土地股份合作模式为主。3个地区农地流转模式选择因素贡献率的大小排序见表6。 区域模型分析结果反映出以下具有区域差异性的特征:(1)山东省和陕西省流转模式的选择受X4的影响较大,而河南省的这一因素并不显著,这是因为在河南省调研地区发现只有6%的家庭选择将土地全部流转而外出打工,大多数都选择经营兼业化的方式(简单讲就是非农就业机会出现时,为使家庭收益最大化,农户会选择家庭成员内部分工,即一部分外出打工,剩余部分在家务农,并不放弃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得X4对农地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主要反映农业收入的X3对其农地流转模式选择的影响较为显著:家庭收入越高的農户对土地依赖性越强,越倾向于选择市场化程度低的流转模式。(2)分析结果表明,X6对河南省农地流转模式选择的影响非常显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越倾向于选择市场化程度高的农地流转模式,而另外两个地区这一因素的影响却不明显,这是因为调研过程中河南省调研表4陕西省、河南省、山东省农地流转模式选择意愿模型估计结果(模型Ⅱ) 解释变量陕西省河南省山东省系数Z值P值系数Z值P值系数Z值P值X1 -0.754 7 -3.68 0.0000.321 1 2.28 0.022-2.468 7 -3.16 0.002X2 X3 0.560 53.970.000 -0.094 0 -5.38 0.000X4 0.507 2 2.78 0.005 1.687 43.600.000X5 0.363 0 4.28 0.000 0.544 6 1.56 0.069 X6 0.476 4 1.94 0.0530.840 9 4.63 0.000X7 3.057 8 3.08 0.002X8 -1.817 9-11.610.000X9 0.555 91.620.086X10 1.137 7 5.08 0.000X11 -0.610 5-2.560.0100.613 8 3.42 0.0016.771 84.190.000X12 X13 1.266 46.780.0000.146 2 2.45 0.014X14 0.560 53.970.000 -6.129 3-4.360.000观测数值276533 218对数似然比-97.360 224 -143.595 49 -22.524 67伪判别系数0.353 7 0.579 5 0.756 9 P值 0.000 00.000 00.000 0 各因子对农地流转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 排序呈正向因子作用1农地流转的价格(X11)农地流转的价格越高农户越倾向于流转农地以获得较高的土地收益2经济发展水平(X8)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户对市场化程度高的农地流转模式的参与度和接受度较高3农地流转的交易时间(X14)农地流转交易的时间越长有利于流转价格的谈判,越倾向于选择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农地流转模式4农地流转的年限(X13)农户想要长期流转农地的话,选择市场化程度高的农地流转模式的可能性就越大5家庭流转的土地亩数(X5)家庭流转土地的亩数越多,对土地的依赖性越弱,越倾向于选择市场化程度高的农地流转模式6年龄(X1)年轻的农户思想超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越倾向于选择市场化程度高的流转模式7 家庭年收入(X3) 农业收入越高,对土地的依赖性越强,一般不愿进行流转,即使流转也是为了方便土地耕作而进行的农户与农户之间的互换8是否签订书面流转合同(X12)农户想防止发生纠纷签订书面合同,更倾向于选择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农地流转模式9政府对农地流转的态度(X8)当地政府越是积极支持,越能够有效地引导农户选择除直接式外的其他流转模式 调研区域农地流转模式选择意愿因素作用的排序 省份X1X3X4X5X6X7X8X9X11X12X13X14山东6235417河南5631724陕西7435162 区域的选择较为分散、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而其他两省调研区域较为集中,X6对其农地流转模式的选择影响较小;但河南省调研区域到县城或等级公路的距离都比较近,因此X7对其农地流转模式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山东省和陕西省的情况正好与之相反。(3)各地区均表现出自身的显著特点,如陕西省调研地区有33%农户表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没有签订书面合同,而为了防止发生纠纷,山东省(90.37%)和河南省(94.90%)的农户表示在流转时都签订了书面合同,因此X12对陕西省农地流转模式的选择具有显著影响;X8对河南省农地流转模式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当地政府越是积极支持,越能够有效地引导农户选择除直接式外的其他流转模式,调研过程中发现河南曲墙、涧北、金河等当地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引导农户流转土地,使得当地的农地流转表现比较活跃,但也有些地方当地政府的干预过多,使得农户不能自主选择流转模式;而山东省与其他地区显著不同的是X9对其流转模式选择的影响较显著。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差异的产生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认知程度、教育水平等诸多因素有关。虽然各地在影响因素排序上有所差异,但也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年龄(X1)、家庭流转的土地数(X5)、农地流转的价格(X11)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户自主选择农地流转模式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根据对陕西省、河南省、山东省3个地区农户的实际调研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对农地流转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总体来看,农地流转模式的选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众多因素中,单位农地流转的价格、经济发展水平、农地流转的交易时间、农地流转 的年限、家庭流转的土地数、年龄、家庭年收入、是否签订书面流转合同、政府对农地流转的态度等因素的影响效应较为显著。分区域来看,由于影响因素的差异性,不同地区选择农地流转的主要模式不同,陕西省更多的是农户与农户之间的直接流转,包括出租、转包;河南省农民倾向于选择反租倒包这种农地流转模式;山东省则是以土地股份合作模式为主。 由以上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农地流转模式选择意愿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且影响各地区农地流转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各地区应该从其自身的主要影响因素入手,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农户优化选择农地流转模式,推动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提高农地流转的绩效。 参考文献: [1]包宗顺,徐志明,高珊,等. 农村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以江苏省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2009(4):23-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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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vaskyla,Finnland:10th EASM Congress,2002:24-26. 1. 中美高校学生工作者工作理念的比较 中国高校的学生管理长期坚持的是以社会为本的价值取向, 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国高校学生工作的核心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 具体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勇于拼搏的民族精神,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团结合作精神等。目前, 中国高校也逐渐开始注重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各项事务中来, 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进行自我教育与管理。 而美国高校的学生工作一直承载着明确的社会性责任。其学生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致力于使学生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对其进行智力训练。近年来, 发展起来的SLI (Student Learning Imperative) 理论认为学生学习是当务之急, 其指导思想更加明确了“帮助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意义:一方面, 学生工作者应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以学生为本;另一方面, 通过提供咨询等相关的引导与服务, 提升大学生的自我意识水平和帮助自己的能力, 从而使大学生能够在大学期间解决遇到的各种心理及实际问题, 促使大学生心理和思想的成熟。目前, 美国已经基本形成由学校牵头, 与家庭和社区三方结合的网络, 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 包括大学生的学业、生活、职业发展辅导等各个方面, 在高校内部已经形成十分专业化的辅导咨询服务体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美国高校学生工作者制度从各方面都表现出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服务的工作理念, 这一理念与中国近几年倡导的学生工作理念是大体一致的。美国高校的学生工作者制度表面看来淡化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而将重点放在大学生主体性的训练和培育上, 但是实际上, 美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融入大学生的人格养成和公民道德素质培养之中, 其最终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并不比中国差。 2. 中美高校学生工作者工作职责的比较 中国高校学生工作者即辅导员, 一般情况下是接受学校学生工作部 (处) 、院系的双重领导, 辅导员的工作职责也就相应地包含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是接受学生工作部 (处) 的领导, 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和服务;二是接受院系的领导, 协助相应的院系做好课程教学方面的服务性的工作。 美国学生工作者协会则将高校学生工作者的工作职责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心理辅导、职业辅导和社会化辅导。学生工作者经过系统而严格的培训之后通过各种不同门类的辅导项目来为学生提供辅导服务, 对学生个人或者团体进行辅导, 从而达到促进学生心理健康, 以及帮助学生进行职业生涯的规划发展, 教会学生如何与人相处, 应该怎样做人的目的。此外, 美国高校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 方便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还通过兼职岗位这一形式为学生提供学习辅导或者住宿辅导等特色服务。 可以看出, 中国学生工作者的工作重心在于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而美国学生工作者的工作重心则是侧重于教学外围的咨询服务, 这种工作职责的差异与两国的社会制度的不同有关。具体来看, 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 中国的学生工作者要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的教育和时事政治的教育, 这一点美国学生工作者并不需要做, 这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 也是必须要做的。 (2) 中国的学生工作者必须管理学生宿舍卫生、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 而美国学生工作者则不需要做, 因为在美国完全学分制的背景下, 这类工作是交给专门的“宿舍部”来做的, 通过“宿舍部”制定的制度规范来对学生进行日常宿舍管理。 (3) 中国的学生工作者必须对一个班集体或者是一个年级的学生负责, 而美国的学生工作者则不需要与班级或宿舍这样的实体直接挂钩, 只需要为预约的学生提供辅导或咨询服务。 二中美高校学生工作者工作运行机制的比较 目前, 在中国多数高校学生工作实行的是党政合一、两级管理的运行制度。学生工作者由学校党政机关和院 (系) 双重领导, 学生工作的所有工作主要集中在院 (系) 学工办, 并最终落实到基层的辅导员身上。 从组织结构类型的层面来分析, 这种工作运行机制是一种典型的直线职能式科层制组织结构。这种结构以纵向垂直的直线等级职权关系为主体, 同时又设立了直接对直线主管部门负责的职能部门。这种组织结构类型的优点在于权力集中, 权责分明, 决策的可靠性得到了保障。具体来说, 这一学生组织结构是十分适合于以维持学校日常秩序和主要任务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为特点的高校学生工作的。因为这种组织结构形式保证了党对高校学生工作集中统一的领导。这种结构类型中自上而下的职权关系确保了信息和命令的层层传达与执行。这种运行机制与高校的党组织系统和教学组织系统相适应, 机构简单明了, 便于进行管理。 但这种运行机制目前存在两大缺陷:一是无法完全适应现在学生工作事务增多, 又必须以学生为本, 全面开展工作的要求, 工作的重心还停留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方面;二是基层学生工作者如辅导员和班主任能否顺利完成落实到基层的全部工作任务受到质疑, 因为真正直接面对学生做工作的人是辅导员和班主任, 而目前高校的班级作用正逐渐淡化, 基层学生工作者的工作难度越来越大。辅导员需要根据各类教育环境之间所构成的各种不同关系, 表现出不一样的行为, 使得他们感受到时间和精力上的压力和紧迫感, 对于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有效的指导和服务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这种垂直结构的组织结构类型, 最终的各项具体的学生工作任务是由辅导员和班主任来承担的, 而对于他们来说实际上是难以承担的。 美国学生工作的管理组织结构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 美国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为一级管理模式, 条状运行机制。学生工作组织机构的设置和权限被划分在学校一级进行, 下一级的院和系一般不设立学生事务管理组织。根据职能的不同, 各种不同的部门分别成立校级的办公室或中心, 直接服务全校学生。以美国最大的公立高校之一的德州农业与机械大学 (TAMU) 为例。美国大学一般设有一个校长和三个副校长, 分管学术、学生事务和财务。学生事务作为学校的三大基本工作之一, 由一位副校长主管, 依据学生事务的门类划分出不同的部门, 如TAMU共设置了12个学生事务部门, 另外还有学生财政资助和学生就业指导部门, 一共14个部门, 各个部门统一向副校长报告工作, 在各个学生事务部门中, 都设置了专业人员做主管工作, 以及其他专业人员做具体工作。除此以外, 学校还雇用了许多学生作为助理协助部门专门人员处理各项学生事务。 需要注意的是, 中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 因此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的学生工作也有很多差异, 我们虽不可照搬美国的学生事务的组织运行模式, 但其显现出来的学生工作内容的全面性以及突出校级专业学生事务部门的作用对中国很有启发意义。 三对中国高校学生工作者队伍建设的启示 1. 强化学生工作者的服务意识 现在中国很多高校都开始重视以人为本的教育管理理念, 但在实际日常工作中, 管理的最终结果仍旧是以为学校服务为主而不是以为学生服务为主。想要从根本上实现以人为本, 中国高校应该立足于为学生服务这一落脚点来寻求突破, 随时间推移推出满足不同学生需要的个别化服务以及根据学生的发展需要推出各项个性化服务和活动项目。高校学生工作者对内先强化自身的服务意识, 以满足学生的需要为出发点, 为学生的身心发展提供相适应的服务, 变管理学生为服务学生。 2. 重视学生工作者的专业化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 美国高校学生工作者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非常高。而中国辅导员队伍自身的专业化程度较低, 队伍建设的非职业化也十分普遍, 针对这种情况, 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 明确了高校学生工作者在大学生成才发展道路上的重要性, 鼓励和支持学生工作者进行业务进修以及向专业化、专家化发展。专业化的前提基础是改变目前所有学生工作都集中在班级, 由一个辅导员全权负责的情况, 将德育、心理辅导、职业辅导、学生奖助贷管理等专业化的学生工作事务集中到学校层面上, 由专门负责某一类学生事务的管理人员来承担相应的工作, 并且在实际工作中, 加快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提升辅导员的地位, 引进更多具有教育学、心理学、咨询学等专业背景的专业人员加入辅导员队伍。 3. 加强学生工作者的专业培训 目前中国高校学生工作者的专业化培训还处于初级阶段, 大多数情况下由经验丰富的辅导员对年轻辅导员进行教导, 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中国高校应当采取一些措施, 促使学生工作与专业教育相融合。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着重提出了高校学生工作者的培养和培训工作。“各地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要制定辅导员、班主任培训规划, 建立分层次、多形式的培训体系, 做到先培训后上岗, 坚持日常培训和专题培训相结合。”并根据各校实际情况, 制订培训方案, 提升学生事务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 为了将政策落到实处, 加强高校学生工作者的培训工作, 提高辅导员工作水平, 教育部还出台了相关政策, 如推荐优秀高校学生工作者去指定高校进修攻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 建设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等。各高校也要积极响应号召, 开始重视学生工作者的培训发展, 但目前的培训机制还不完善, 需要进一步改进, 力求最终形成科学的培训体系。 参考文献 [1]晏苹.中美高校辅导员工作比较——浅论我国辅导员制度的发展方向[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 (4) :114~116 [2]史慧明、黄军伟.中美高校辅导员的角色定位比较及启示[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08 (6) :111~115 [3]刘海存、于葳.高校辅导员的角色定位[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 (4) :85~88 【职业选择差异】推荐阅读: 职业选择09-11 如何选择职业01-29 职业选择理论11-24 职业选择理论08-22 中德职业教育的差异08-07 个性如何选择职业08-30 大学生职业选择12-07 女孩子选择什么职业好07-20 制定职业规划的选择方向10-20 关于教师个人职业生涯选择的问答08-03职业选择差异 篇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