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候式分析

症候式分析（共4篇）

症候式分析 篇1

作为“文革”时期的第一部革命样板戏, 《智取威虎山》“娱乐”了整整一代人。在政治高压语境下诞生的样板戏, 一度作为国民的精神食粮来打造。时光荏苒, 时过境迁, 香港“鬼才”导演徐克携最新作品《智取威虎山3D》再次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影片自2014年12月在大陆上映至今, 不但票房“芝麻开花节节高”, 而且获得了媒体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那么, 在徐克电影受到舆论的交口称赞, 好评如潮时, 我们是不是应该静下心来重新审视它的价值和意义呢?作为一部“养育”整整一代人红色革命经典作品, 要把它重新进行一次视觉影像的电影书写, 导演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的。因为翻拍这样一部红色经典, 既要掂量得准政治敏锐性, 又要照顾到大众的趣味, 争取理想的票房成绩。我想, 除去外国导演不说, 中国这么多大导演, 大概也只有徐克有这样的勇气和才华去翻拍这样的经典吧!那么, 问题就出来了, 为什么是徐克呢?或者说, 徐克的创作动机是什么呢?

艺术的真正价值在于个人性, 根本上来自于作者对自己的生活经历所进行的一次深刻反思和孤独的思索。电影《智取威虎山》的一切形式和内容, 就带有了徐克自己的情感和思考。

要回答徐克创作的深层次原因, 就不得不来简单回顾一下徐克的人生经历。徐克与在香港本土生长的一代人有明显的不同, 他出生在越南, 成长在香港, 受教育在美国, 这种独特的人生阅历形成了他对生活的独特观照方式。作为一名香港电影艺术家, 徐克敏锐地意识到历经沧桑的香港人缺少一种国家感和民族感, 只是一味地去逃避现实, 远离现实。因此, 香港的很多导演没有内地导演的国家使命感以及台湾导演的悲情, 仅仅是满足于经济发展的现状。于是, 徐克自觉地通过电影来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通过电影来达到一种对自己身份的确认和对本土文化的追寻。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承载了太多那个时代人们的喜怒哀乐, 成为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永恒记忆。她就像是一种文化基因, 在整个民族中代代相传。

事实上, 如果参考徐克自己的说法, 电影中韩庚饰演的留洋青年蕴含的是徐克1970年在美国首次看到电影《智取威虎山》的中国情怀。多少年来, 徐克的中国情怀和对中国文化的依赖, 一直都没有变。这种情怀和依赖在他导演和参与的众多电影中, 能够明显地表现出来。徐克电影有浓厚的本土情怀。《黄飞鸿》系列电影许多地方都有着中国元素, 充满了民族情怀和本土文化情感。影片在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冲突对抗中, 探索比较中西方文化的异同, 从而追寻文化身份的确认。《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笑傲江湖之风云再起》等影片, 都涉及在中外文化的对比中寻找文化身份的确认这一主题。因此, 我们有理由这样说:徐克电影, 是香港人集体进行的一次精彩绝伦的文化寻根之旅。

那么, 这部参考了1960年电影《林海雪原》、1970年现代京剧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的“徐克版”, 为何能够赢得男女老幼观众的青睐?这个疑问是中国各方舆论谈论的焦点。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要清楚徐克的导演艺术和影像风格, 这部电影里有多年来不变的徐克风格和徐克本色。

徐克的电影之所以能够吸引观众, 关键一点就在于他的影片是视觉盛宴, 险、怪的动作设计, 诡、异的运动短镜头, 电脑特技的天马行空式的大胆运用, 使得他的电影无论是武侠片、动作片、喜剧片还是一些偏文艺的影片, 都具有险、怪、诡、异的影像风格, 总能引人入胜。徐克版《智取威虎山》中, 导演这次大胆引入了武侠片的手法来重构样板戏, 人物的动作和枪火的处理也都是武侠化的。这种影像风格的武侠风并不是说让人物飞天遁地, 一个个都成了武功高强的江湖侠客, 而是在镜头运动、画面构图、叙述节奏等方面引入武侠片的手法, 略有夸张, 但并不离写实风格太远。203队长少剑波带着队员以寡退敌, 与威虎山八大金刚之首枪战时, 动作场面十分的精彩。演员奇、险的动作设计, 诡、异的运动短镜头加上快速的剪辑, 使得段落节奏非常的紧凑, 打斗场面酣畅淋漓, 一气呵成。总之, 徐克版《智取威虎山》虽然在情节上没有完全跳出样板戏二元对立逻辑思维, 但矛盾冲突激烈, 故事叙述节奏紧凑, 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和土匪之间的矛盾一直贯穿于影片的始末, 杨子荣冒充胡彪混入威虎山, 与土匪头子们斗智斗勇, 不断成功地将情报输送给解放军, 最后迎来了解放军与座山雕的决战。矛盾冲突一个接一个, 一浪又高过一浪, 同时又穿插一下搞笑、幽默的桥段, 观众的心情时而紧张, 时而放松, 正是在这观影的一张一弛之中, 体会到了观影的快乐。

除此之外, 徐克十分注重对电脑特技的运用。有一句话最能体现出徐大师的魅力:“只有你想不出来的功夫, 没有他拍不出来的动作。”影片中, 张涵予饰演的英雄人物杨子荣, 威虎山与猛虎搏斗的场面, 由于电脑特技的高水平应用, 整个搏斗场面显得十分的逼真。还有结尾处的飞机大战, 很有几分好莱坞大片的味道。电脑特技的应用, 无疑大大增强了影片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表现力。

徐克版《智取威虎山》, 对主人公杨子荣的塑造, 不同于中国大陆一般的主旋律电影。张涵予饰演的杨子荣, 皮肤黝黑, 一脸的胡须, 还会说土匪黑话, 多少显得有点匪气。他既是有勇有谋、大义凛然的英雄, 也是在雪地里拉屎的“土匪”。可以看出, 徐克并不是想要塑造一个“高大全”式的完美主义的英雄, 而是尽量地展现给观众一个真实的、有普遍人性的杨子荣。

徐克版《智取威虎山》虽然取得了可喜的票房成绩, 也得到了观众和一些影评人肯定。他用经典武侠片的拍摄手法成功重构了样板戏, 以至于人物的动作和枪火的处理也都是武侠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影片风格设计、技术含量等方面, 都是徐克擅长且驾轻就熟的, 这部影片只是一部不错的、带有徐克一贯风格的主旋律的商业电影。在艺术创新方面, 并无突破可言。这主要集中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人物形象塑造方面, 仍存在“脸谱化”之嫌。正面人物是一个个没有任何缺点、大义凛然的完美英雄人物, 而反面人物是残暴丑陋、没有人性、贪生怕死的大坏蛋。另外一方面是情节设置过于单一, 二元对立的模式明显受到了样板戏的影响。

对于这些艺术上的缺陷, 我想, 导演徐克肯定是知道的, 但为什么导演还要有意为之呢?以徐克的才华, 难道不能塑造出更丰满、更形象的人物吗?难道不能讲出一个情节错综、矛盾重叠的更精彩的故事吗?说得更直接一点, 徐克的内心只是要把场面拍得火爆, 以吸引观众的眼球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 在“文革”时期的政治语态下, 《智取威虎山》等几大样板戏一出, 便创造了垄断性文化奇观,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 才恢复“百花齐放”的势态。徐克电影《智取威虎山》本与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同宗, 都出自于曲波小说《林海雪原》。然而由于革命样板戏的地位和影响太大了, 改编的标杆自然是样板戏, 而非小说原著。所以, 徐克电影《智取威虎山》在故事改编上毫无进化可言, 除了土匪婆等少数无关痛痒的新添, 基本延续了革命样板戏的故事脉络, 连台词都是大段照搬。尤其是在人物定位上, 几乎按照样板戏二元逻辑的模子复制, 不敢有分毫的越轨。因此, 我们看到的依旧是一众几十年前的样板脸谱:好人一身凛然正气, 有勇有谋以一敌百, 而土匪个个穷凶极恶, 一脸罪不可赦, 一旦动起武来, 又全都是纸老虎。其次, 中国特色的电影审查制度。报道称, 早在徐克导演的《智取威虎山》开拍之前, 香港导演王晶也想翻拍《智取威虎山》。据悉, 王晶当时还想找刘德华演杨子荣, 但后来王晶担心自己电影的通俗搞怪的戏路和风格让官方不放心, 所以便打消了这个念头。结果是徐克搭中国历史电影《建国大片》总导演黄建新才通过审查, 新版本得以诞生。换句话说, 徐克版是得到官方的认可, 并且是近年票房成绩亮眼, 获得大众认可的主旋律作品。最后, 徐克导演自身的“江湖”情节。前有红色经典革命样本戏坐标杆, 后有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影响。这些东西对徐克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反映到电影中, 便出现了人物性格刻画不够深刻丰富, 故事情节二元对立等。于是, 故事内容方面, 留给徐克的天马行空式的想象的空间不多了, 但那又怎么样呢!影片在形式风格, 仍然有他一贯的徐克风格和徐克本色。从某种意义上讲, 徐克版《智取威虎山》既是属于他个人的, 也是受无数观众喜爱的。

摘要：“文革”时期的红色经典革命样本戏《智取威虎山》, 是几代中国人浓郁的文化情结和永恒记忆!香港著名导演徐克以其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对它重新进行了一次视觉影像的电影书写。本文旨在通过影片细读的方式, 努力发现和说明影片中的不足、反常、疑难现象, 即影片的症候, 并结合导演的个人经历, 由导演创作的无意识动因, 深入挖掘、分析艺术创作的生动内核, 重新阐释影片深刻、复杂的意义。

关键词：样板戏,文化情结,电影审查

参考文献

[1]王喆, 王蕾.论徐克的导演艺术风格[J].电影文学, 2011 (12) :39-40.

[2]袁成亮.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诞生记[J].党史博采, 2005 (10) .

[3]贾磊磊.什么是好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9.

症候式分析 篇2

关键词：语文教材 文化危机 乡村教育 社会学分析

作为我国两大基本生存空间之一的农村，《语文》教科书是以怎样的方式和态度来展现它，这或许是一个有意味的话题。因为学校教育典型地体现了国家主流价值观念，而教科书对城市和乡村题材内容的编选也能客观反映出当前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价值取向。本文选择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涉及城乡价值取向的篇目，分析《语文》课本中的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比例，分析城市文化的课文对乡村题材形成的“挤压”和乡村文化在当前教育中面临的困境。

一.《语文》课本中的乡村文化危机

从2009年初中《语文》篇目数据显示来看[1]，乡土文化在教科书中的呈现多以古代散文或者诗歌的形式为主，比如农村的自然风光，农民的热情好客，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祥和、安逸闲适的农家生活的向往，对世外桃源的不懈追求，以及表达了怡情山水、与民同乐的愿望。如《过故人庄》、《桃花源记》、《归园田居》、《游山西村》、《醉翁亭记》、《饮酒》等。《过故人庄》中幽雅恬静的环境，农人劳动的乐趣，田家生活的安逸，淳朴真挚的友情，这是古代的美好生活，但当下乡村这种和谐景象早已不再。乡村最明显的问题是乡村的溃败，乡村精神和传统伦理秩序的失序。而这一切在《语文》教科书中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使得教科书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乡村文化话语权缺失，失去了认同的基础。在城市文化和工业文明的视域中，城市被认为是“富裕”和“文明”的空间代表，农村则被看作是“贫穷”和“野蛮”的同义词，“农民”背负着贬义的身份象征。城市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不断向乡村社会灌输自己的文化理念与精神。农民原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居住状态、人际关系甚至语言习惯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他们已经无法在乡村社会找到家园感、归属感和依赖感。在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中，乡村社会逐渐丧失了文化培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丧失了自己的话语表达和文化自信，从而失去了文化认同的基础。千百年来，乡村文化就是基于普遍认同的力量维护着乡村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一旦失去文化认同的基础，农民则会放弃对乡村文化的坚守，邯郸学步般地追随城市文化，进而失去自身文化的个性与魅力。[2]

第二，乡村社会传统道德的碎片化，农民的道德世界处于无序状态。在快速发展的城乡转型过程中，农民的信仰日渐失落，很多人处于“什么都不信”的无信仰状态，而“一切向钱看”成为他们的唯一价值准则;古代诗歌和散文中表现的田园风光已是明日黄花，生态伦理思想逐渐被抛，滥砍树木、乱挖山石等行为导致水土流失现象严重，土地荒漠化问题突出;乡村道德评价标准比较混乱，人们不再有共同的对荣辱、是非、对错和善恶的判断标准，往往只依赖于个人的喜好及与当事人的亲疏等主观认识，道德评价的参照体系混乱并失范，导致乡村社会陷入紊乱无序状态的风险迅速上升。[3]

针对这些问题，《语文》课本并没有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就是说，乡村精神的实现与课本里的乡村的脱节。作为精英知识分子和国家意识形态载体的《语文》教科书，没有为乡村精神的建构与重构提供有益的思想和文化资源，而是将乡村内容停留在山水田园、古代百姓的苦难，如《过故人庄》、《桃花源记》、《归园田居》、《游山西村》、《醉翁亭记》、《饮酒》，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祥和、安逸闲适的农家生活的向往，对世外桃源的不懈追求，以及表达了怡情山水、与民同乐的愿望。而《狼》、《石壕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观刈麦》主要论述古代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更多的是城市生活、城市价值的宣扬。这是乡村文化的第一个危机表现。

尽管《语文》教科书中也有《骆驼祥子》一样反映了与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进城”具有“同构性”的内容，即小说从正面反映了农民进城这一问题，“骆驼祥子”真实的描绘了北京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但《骆驼祥子》中的内容与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进城”的“同构性”还需再做进一步辨析。可以肯定的是，时代变了，那个时代的祥子早已不在，今天的农民工一方面遭遇的是城市之恶对勤劳朴实的嘲讽，一方面遭遇了“背井离乡者痛楚，也有生存根基被动摇后的无助与叹息。”所有这些，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时代一个庄严的时代命题，[3]不应当为注重人文性内涵的《语文》教科书所忽视。

以上都是理想的乡村文本，主要反映了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语文》课本如实反映了这一状态，但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理想乡村文本的数量、比例太少，只占《语文》课本的2%，不足以全面反映当下农村人民的生存现状，而且教材所展现的乡村总是与“贫穷”、“落后”、“愚昧”、“单调”、“原始”等等联系在一起。对乡村的新发展，新变化视而不见，这显然不利于乡村教育的发展。这是乡村文化危机的第二个表现。

二.《语文》课本中城市文化优势

人教社《语文》（2009年版）描写城市文化的篇目虽然只有24篇，在绝对数量上少于关涉乡村文化内容的篇目，但这不意味着城市文化失去了它的优势地位。《皇帝的新装》、《登上地球之巅》、《苏州园林》、《故宫博物院》、《变色龙》、《威尼斯商人》《格列佛游记》是典型的城市文化。

这些反映典型城市文化的课文的共同特点是契合当下城市化趋向，比如《登上地球之巅》这篇课文通过歌颂登山队员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探险精神，正面引导学生战胜困难，成就梦想。还有通过《苏州园林》、《故宫博物院》这些城市文化景观，培养学生发现美，欣赏美，感受城市文化景观的魅力，苏州园林的别具一格，故宫博物院的宏达壮丽，建筑精美，这代表古代城市建筑的最高成就，除去观赏价值，如故宫博物院还有着特定的政治意图，还显然是乡村文明不具备的特点。这种现象，可以看出新教材在价值取向的城市化。

除了这些典型描写城市文化的课文外，那些反映一般文化，没有明确的地域界限的文章，实际上也是以城市生活为依托的，尤其是那些反映高端科技的文章，农村学生很难从课本有限的介绍中深入了解。如《月亮上的足迹》、《奇妙的克隆》、《恐龙无处不在》、《被压扁的沙子》、《落日的幻觉》等，这些高科技文化的文章，对于城市的孩子来讲比较好了解，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各种途径可以经常听到这些专业术语，甚至可以在一些科技小發明、学习实践中对其加深认识并有实际的接触。例如学习《月亮上的足迹》，城市孩子可以开展探索月球奥秘的实践活动，可以用天文望远镜观察月球，从而加深对课文的理解。而农村孩子，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的孩子，可能连什么是天文望远镜都不知道，更不要说观测月球了。实际上这些课文也应该属于城市文化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文化所占比重真的是少之又少。[4]

与这些典型描写城市文化的课文和有城市倾向的课文相比，乡村题材作品，它们停留于过去，而城市文化的课文对乡村题材形成严重“挤压”，乡村文化无力与城市文化抗衡，乡村要么被日益边缘化，要么邯郸学步般地追随城市文化，进而失去自身文化的个性与魅力。这对于乡村是很危险的，也是最重要的乡村危机表现。

总之，教材作为显性课程知识的主要实物载体和学习的重要资源，必然成为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镜子，甚至是社会强势群体的代言者。而教材中出现的城乡价值取向的偏颇，并没有反映农村的需要，《语文》课本中出现的严重的乡村文化危机，即城市文化对乡村文明形成的严重“挤压”，它将导致城市对乡村的征服和乡村对城市的依附。很自然，这不利于农村孩子成人成才，更不利于农村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有关《语文》文篇目统计和比例可参见常丽晓：《初中语文教科书城乡倾向的社会学分析》，《现代教育论丛》，2007年第11期。

[2]赵霞：《传统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与价值重构》，《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3期。

[3]张继红：《新世纪文学与新闻学传统》，《当代文坛》，2015年第1期。

[4]孙文静：《新课标下初中语文教材的文化因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0年5月。

（基金项目：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城市化进程中地方高校文学教育的城乡价值取向与建构研究》，编号：GS[2013]GHBZ091）

症候式分析 篇3

女性文学是在国家———民族的启蒙话语内展开, 女性所追求的一直与宏大话语的革命性、政治性、阶级性相伴相生, 使女性文学一开始就处在社会身份和女性身份自我确认的艰难选择中。

一.女性自身认同被悬置的历史延续性

二十世纪的女性文学是被携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 而走向大众的视野。不同于以政治面目出现的西方女权主义运动, 五四时期女性作家的创作背景是整个社会要求变革、打倒封建腐朽的一切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的大洪潮下, 女性的解放顺应了社会的解放, 这是以文化姿态出现的阶级斗争, 而不是女性所期待的那种从观念到制度使女性得到根本解放的革命。女性作家塑造了一批渴望走出家庭的“娜拉”, 不愿再做丈夫的小宠物, 追求作为人的基本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 不仅仅作个女人, 还要作人” (庐隐) , “做一个与男儿并驾齐驱的女子汉” (白薇) , 而到三十、四十年代时代风云变幻, 文学大都是以反映阶级斗争和民族救亡为主题。而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 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下我国文艺一片萧条, 反映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成为时代的重音, 女性文学哑然失声。

而到了新时期, 受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 女性身份再次被悬置, 文革中的错误得到纠正, 女作家又投身到控诉文革的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的话语中。“为了获得作为人的一切, 女人似乎得先忘记自己是女人, 这也是沉痛得很”。 (宗璞) “我首先是一个人, 然后才是一个女人;我首先是一个作家, 然后才是一个女作家。” (张抗抗) , 包括张洁、王安忆等, 这些作家不约而同的表现自己中性的身份, 似乎在刻意回避“女性”作家这一身份, 这也反映了社会对女作家的创作仍然贴有歧视的标签, 使一些女作家拒绝承认是所谓女作家的身份。张洁在《方舟》中塑造了几个迥异于被赋予传统女性特征的女子, 她们邋里邋遢、瘦削干瘪, 表现出了“雄化”的特征。不同于张洁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对抗男权的写作, 王安忆也是从强调男女有别的角度出发, 但是她突出的是女性天然的特征———生育能力。《荒山之恋》中的男女主人公在性欲中相互纠缠, 而使生活陷入窘境, 但女主人公生了孩子后, 母爱使她得到了升华, 她的生活发生了转机。王安忆从母性回归的角度上来区别关于张洁的关于女性被“雄化”的质疑, 但是仅仅用女性的生育显然不能解决女性在社会中所面对的所有问题, 过于简单化的答案有逃避问题的嫌疑, 但也表现了女性作家在创作中对自身认同的动态过程。

历史的发展总是纵横交错的, 就像一颗枝繁叶茂的大树切开她的横切面, 一圈一圈的年轮代表它几十年甚至几千年的发展。铁凝的创作也表现了受这种历史延续性的影响, 她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女性的眼光和立场去塑造女性形象的, 她在作品中对女性自我的认同也经历了一个由遮蔽到敞开的过程。

二.由遮蔽到敞开———铁凝的自我认同

结合铁凝自身的经历, 铁凝有着与众不同的知青经历, 一九七五年铁凝高中毕业时,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近尾声, 铁凝却放弃留城和去当文艺兵的机会, 主动要求去农村落户, 想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去体验生活。铁凝有一篇长篇散文《真挚的做作岁月》, 铁凝在总结下乡的这段生活经历时, 用了两个词:真挚、做作。做作, 应该是那个极端政治化时代的社会行为标志, 是人们对于政治恐怖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过程中优化的自我保护方式。[1]她的真挚, 使她对生活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这就冲淡了附着在做作上的意识形态内容, 我们被她那仔细搜寻生活中的真善美的故事题材的用心而感动, 并使用一条思想主线贯穿全文, 有一种启蒙主义的精英意识在里面。这一时期她笔下的女性形象, 如香雪、安然、乔叶叶, 她们拒绝长大, 心理深处都有一种回归母体的情结, 是一些拒绝长大的无性别自我的“女儿”形象。这反映了潜意识中铁凝对女性身份的拒绝认同[2]。

然而从《麦秸垛》铁凝开始创作了一些复杂的女性形象, 正像铁凝自己所说:“从一九七五年的《会飞的镰刀》到一九八六年的《麦秸垛》, 我由一个喜欢在日记上写豪言壮语的中学生长大成人。”“长大成人”不仅意味着铁凝对自己创作风格发生转变的认可, 也意味着铁凝从拒绝长大的少女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女性, 开始从女性立场出发去关心女性、书写女性。

随着铁凝对自我和社会关系认识的发展, 她在作品中流露了女性的自赏意识, 《玫瑰门》中对女性身体的健美进行了一番不同以往作家的令人称道的描写, 对女性的性欲也有直接的描写。铁凝从对女性诗性自我的抒写转向了对女性审丑的描写, 她用真挚的热情和对生活的责任心, 使她摆脱了早期的做作, 对生活的理解走向了深入, 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不再是单面的香雪, 而是描写了可能是长大了的香雪的双面夏娃的形象。

三.铁凝作品中女性追求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所造成的自身分裂

铁凝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几乎都有一个与自己形成鲜明对照的姐妹或女伴, 安然与安静, 杨青与沈小凤, 白大省和西单小六等, 《永远有多远》中, 那个被周围所有人称赞的善良质朴的白大省其实最不愿意的就是做她自己。她永远羡慕的是西单小六、盼望成为那样的女人, 她认为是西单小六开垦了她心中那无边无际的自由主义情愫, 张扬起她渴望变成她那样的女人的充满罪恶感的梦想。铁凝在《麦秸垛》也反映了女性追求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的矛盾与困惑, 大芝娘在和丈夫离婚后, 又跑到城里找前夫生了个孩子, 而沈小凤她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现代女性, 在行动上思想上却重蹈了大芝娘的覆辙, 社会对女性的规训与塑造使她们失去了自己而去追求所谓的名分, 这其实是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她们思想的侵蚀, 在相隔了几十年的沈小凤身上悲剧依然重演着, 她们的自我需求被推向了阴暗的边缘。而杨青是与大芝娘和沈小凤相反的另一类女性形象, 她懂得保护自己, 用理性压抑住自己原本像沈小凤一样奔放的感情, 因为她知道人言的可畏、舆论的可怕。而在那个知青人人自危的年代奢谈爱情更是致命的、危险的。这就可以看出杨青内心的困惑与矛盾, 比如在作品的结尾她说她常常无端的感觉到胸口的沉重。

《村路带我回家》中的乔叶叶响应了知青下乡的号召, 之后认同了知青要扎根农村的宣传, 她在迷迷糊糊中嫁给了当地的村民, 之后别的知青返城了, 她却不得不留在这里, 后来丈夫死去, 她成了寡妇, 可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文章的最后她放弃了城里等她的大学生宋侃, 而选择了能带给她轻松快乐的金召, 她经历了一番挫折后终于明白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由此可见, 当女性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 想依附于社会和男性时, 一旦社会的方向盘发生急转或者这个男性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那么女性的自我和她所追求的社会身份都会走向虚无。

在《玫瑰门》中铁凝塑造了司漪文和姑爸两个特别的形象, 司漪文一生都在汲汲追求主流社会的认同却始终被边缘化, 最终走向了自身的虚无, 而姑爸因为新婚三天丈夫远走, 自己又被抬回来而开始了对自身性别身份的逃离, 忍受不了社会的议论而早早选择了撤退, 她忘记了自己也是一个受害者, 体现了对男权社会的妥协。

铁凝写出了女性追求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所造成的自身分裂, 她对女性的自我认同也经历了一个由遮蔽到敞开的过程, 随着作家认识的发展、创作上也不断的探索, 《大浴女》中她建构了一个不断与自我对话的自我完善的敞开的女性形象———尹小跳, 尹小跳敢于正视自己在幼小时候的一个恶念, 怀着原罪的意识她不再苛求亲人, 她原谅了母亲、妹妹, 同时她自己的心也得到了救赎, 她独立而且自由, 所以她不会象她妹妹一样在和别人比较中忍受着嫉妒的折磨。面对爱情不同于杨青的“理智”压抑, 也不同于白大省的愚昧追求, 对女性自身价值的追求体现了女性的主体性的张扬, 但尹小跳最后把陈在还给了他的前妻, 这个敞开的结尾体现了女性追求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的统一其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铁凝及她的作品告诉我们, 我们要以一个自觉的整体意识和明确的主观构想去建设女性文学的重要性, 在现代社会的女性要走好追求自身权利和社会认同的平衡木, 这需要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宽容和支持。

参考文献

[1]贺绍俊.铁凝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2]王志华.从遮蔽到敞开——由铁凝的创作看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的身份认同[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08, 7 (3)

症候式分析 篇4

近几年,电影市场出现了几部引起广泛讨论的抗战片,如《斗牛》《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本文对新世纪抗战片的分析选取《鬼子来了》《金陵十三钗》《南京!南京!》《拉贝日记》《斗牛》这5部比较有代表性的电影为论述分析的主体,按照类型和表现主题的不同,分为“民间视角”下的抗战和“南京大屠杀”影片两种差异很大的抗战片类型。前者以《鬼子来了》和《斗牛》为代表,这两部电影开启了新世纪抗战题材电影的新维度——从民间的角度反思抗战;后一种类型涉及《南京!南京!》《拉贝日记》和《金陵十三钗》,从其呈现出的叙事上的问题和民族立场犹疑这两个方面考察抗战电影的问题和不足。1“民间视角”下的抗战

民间视角下的抗战片,区别于一般意义上尤其是敌我明显对立,承担意识形态的抗战题材电影。这一类型的抗战片目前数量还比较少,以《鬼子来了》和《斗牛》为代表。虽然两部影片各自的“立意”和影片效果不完全相同,但基本可以放在“民间”这一大视角之下来考察。这两部电影聚焦于这场战争中的个体命运,更重要的是,都把眼光投向了历史中被遮蔽的传统伦理下更能体现中国“民间性”的广大农民。

两部影片为抗战片提供了具有解构意义的新叙事,叙述了和“人民记忆”截然不同的关于抗战的民间记忆。影片的荒诞化和去神圣化首先体现在官方话语的消失,《鬼子来了》中“我”在开头出现,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斗牛》中村子里多种力量相继“登场”,影片始终注视的是牛二的生存命运。两个故事都是发生在华北农村,影片中的马大三们和牛二使用的是华北方言,方言作为百姓的日常语言,属于民间话语的范畴,民间话语的凸显解构了主流的叙事模式。

两部电影中的农民,依然处在乡村共同体的秩序下。如《鬼子来了》中村民商量事情的方式,是凑在一起开会,舅老爷凭借识字和年老建立的权威,对象征礼制的过年这一节日极其重视。《斗牛》中也有类似情节,村民为鬼子扫荡期间谁家来掩藏喂养荷兰牛进行抓阄。这种乡村秩序下的农民,“生存”是他们立身的根基。《鬼子来了》中食物贯穿整个电影,马大三怕鬼子饿死向八婶借白面,最后以命换粮食招致全村的毁灭。《斗牛》中牛二所求的也是在乱世中,和九儿好好过日子。生存意识强烈的另一面,是民间精神的细微体现。不同于《鬼子来了》的国民劣根性批判,《斗牛》提供了另一种叙事战争的方式。《鬼子来了》因为批判的悲愤,振聋发聩,必然偏于激烈。《斗牛》更多的是对人性的体谅,对农耕文明下农民的理解之同情。《斗牛》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类型片,影片对战争本质的揭示以及战争中个体存在的荒诞性,抓住了抗战题材的真正内核,因而有深刻的反思性。结尾“二牛”在远离人间纷争的山上相依为命,让人想到“活着”的隽永意味,这大概触及到了“民间”这个混沌语词的真正内蕴。

两部影片叙事完整流畅,战争的非人性和人的求生意愿造成的戏剧张力推动叙事,我们在民间大视野下看到,最为卑微也最为坚韧的中国人民如何在突如其来的战争中历经肉体和精神的挣扎,同时又较客观地展现日军的人性一面,从中我们能够依稀管窥到日本形成军国主义的成因。后现代荒诞的叙事风格,深入到战争的内核,即战争带给个体的“炼狱”体验,并未因其现代性的表现风格而模糊了民族立场。这种基于个人生存权利的呈现视角并未模糊历史是非,反而呈现出一种更理性的历史反思视角。2“南京大屠杀”影片

“南京大屠杀”作为中国抗战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一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南京!南京!》《拉贝日记》《金陵十三钗》这3部电影,这类电影因创作者的野心(意欲和国际市场接轨)和过分依赖人道主义等各种原因,呈现出叙事逻辑、叙事伦理和民族立场犹疑等多方面的问题和缺陷。

新世纪以来的抗战题材的电影随着自身的发展,越来越重视表现人道主义和普遍人性。这3部影片均试图超越苦难的历史图景去探究“恶”本身以及战争环境下人性的光明。

“普遍人性”的过度追求,在3部电影中首先体现为叙事者与叙事视角的选取。3部影片都存在一个叙事者或亲历者。《拉贝日记》以真实的约翰·拉贝的日记为叙事线索,《南京!南京!》中的日本军官角川可视为屠杀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目睹了生命的毁灭而致内心煎熬最后自杀。《金陵十三钗》中的叙事者是书娟和美国人约翰。如此,3部影片都有着明显的外来者视角。通过“他者”的角度和距离来审视“自己”,这未尝不可,重要的是外来者的视角能否“呈现更为客观的人性”?展现我们的民族历史,仅仅是采取这种叙事策略就能实现自省和反思吗?

《南京!南京!》中的角川,在残暴异化的日军中充当了反思者、审视者的角色,影片对角川的内心世界做了非常细致的表现,教会学校出身,残杀中国人时不忍心,对慰安妇百合子表现出怜悯,最后因自觉灵魂的罪孽自杀。导演曾表示自己觉得“以前的中国电影从来没把日本人当人去想过”,所以在这部影片里他要把日本人还原为人,用平视的眼光塑造日本军人,这样的动机不乏合理处,但综观整个影片,角川这个个体存在被美化的嫌疑。面对疯狂屠杀30万中国人民并且在屠杀后歌舞庆功的日本法西斯军队,导演未去思考造成屠杀的根本原因,而仅仅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去理解日军,这种貌似客观的态度反而显示其并未认识到日本法西斯战争的本质。

和陆川试图深入到日本军人的心理,表达对人性的理解不同,合拍片《拉贝日记》却在体现出西方本位主义的立场。在影片中,拉贝成了一个智勇双全,既有仁爱之心又有做事能力的人,导演基本把他塑造成了“高大全”式的人物,而有意忽略了历史中真实人物的复杂性。在人间地狱般的南京,电影中充斥的幽默和浪漫色彩,恰恰显示对真实存在的生命的漠视。在《拉贝日记》中这段历史,仅仅是西方人生活的一个小插曲,他们利用自身的特殊身份,扮演中国人的“拯救者”。叙述的戏剧化,幽默的人物对白,大团圆结尾,本该体现的复杂民族政治层面,却被去政治化倾向抹消殆尽。

《金陵十三钗》的西方人“他者”视角约翰神父,在电影开始是个酗酒,调戏妓女的“反面形象”,随着危机的出现——女学生面临被侮辱的危险,他转身变成为入殓师,成为主要的叙事推动者。在《金陵十三钗》中,西方人再一次成为拯救中国人脱离灾难的“英雄”。另外,《金陵十三钗》在伦理立场上也存在明显弊病。“当这些秦淮妓女们代替“纯洁”的学生准备去承受日本军人的侮辱时,在导演眼里,这群本来不知亡国恨的女人升华了。”约翰说服女学生们接受妓女们的救助时,对陈乔治说:“上帝教导我们,人人生来平等”,潜藏于影片创作思想中的等级观念,使得这句西方的“民主箴言”带有强烈的讽刺性。另一方面,贯穿影片始终的对秦淮风月的极尽想象和再现,无疑会落入“在这民族深重的苦难背景里,消费妓女、消费情色的嫌疑”。

新世纪以来的抗战片,形成了多种表现形式。既有像《鬼子来了》《斗牛》在民间的层面叙事的电影,也有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灾难叙事”,后一种类型存在多种叙事和伦理问题,叙事逻辑的混乱、叙事伦理的谬误,“普遍人性”的过度追求……造成这些问题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电影在商业化的运作下产生的扭曲与变异。抗日战争本是一段沉重的民族血泪史,理应得到我们的尊重和理解,可在目下的电影中战争成为了一个模糊的背景,抗战历史逐渐被解构、被颠覆,呈现出游戏化,碎片化的恶势。

反思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民族立场的缺乏和犹疑。南京大屠杀是民族的大伤痛和大耻辱,也许这段历史目前并不适合用影视的方式来表现。而《南京!南京!》等电影,多少都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取悦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姿态,西方人甚至日本军人承担叙事者,叙事逻辑混乱,商业元素的加入……中国电影人企图通过“他者”的想象,完成一个自我认知的过程。对比《鬼子来了》和《斗牛》在人性价值中的权衡重构民族寓言,开启的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叙事路径。以《南京!南京!》《拉贝日记》等电影意欲表达一种超越民族立场的国族政治,这种“普遍主义”的电影观念和表现方式,一定程度上导致民族记忆的淡化,文化身份的难以认同。

班纳迪克.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体》里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是现代的产物。“但他并不认为这个‘人造物’是‘虚假意识’的产物……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的核心不是‘真实与虚构’,而是认识与理解”。当下抗战题材电影对对电影票房的追求,都不应忘记我们自身的民族意识。文学、影视的目的仍是和现实对话,抗战历史的影视呈现,当然也参与到民族想象的过程中,所以民族立场的缺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醒。电影作为影响较大的大众媒体,更应该站在民族的立场,真正深入到历史和人性的深处,从这一人类历史的悲剧中提炼出本民族的精神力量,表达民族核心精神,对超越阶级国族的人性话语本身做出自己的理性认知。

摘要：抗战电影的表达方式,从产生之日起即成为建构国族神话的载体,到本世纪以来的多元表达,期间表现方式的差异以及背后的深层结构变化或许可以引发人们的思考。本文选取新世纪以来的抗战电影为论述的主体,考察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新世纪抗战电影,在“众声喧哗”的多种声音下,呈现出的多元叙事方式和主题。从这一电影类型的表现方式和叙事方面分析其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文化症候。

关键词：抗战题材电影,民间视角,灾难叙事,民族立场

参考文献

[1]王小峰.陆川:我想拍一个战争本性的东西[J].三联生活周刊,2009,(3).

[2]朱大可.十三钗的情色爱国主义[J].流行歌曲,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