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投资论文

基础设施投资论文（精选12篇）

基础设施投资论文 篇1

摘要：本文从投资环境的角度出发,对影响民间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因素分析,力图从加强对民间投资的产业引导、规范税费征收、加强对公共投资代理机构的管理、加大财税政策、创造好的融资环境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关键词：投资环境,民间资本,公共基础设施

当前,国内的公共设施都是通过政府投资来进行建设的,被国有企业垄断经营。而这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在国内的公共基础建设引入民间资本有着相当大的意义。

1 影响民间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环境因素

2010年,国务院颁布了“民间投资三十六条”,到2012年7月前,国务院相关部门出台的民间投资实施细则已有42项,涉及了铁路、电力、航空等基础产业领域的投资细则。但是对于这些细则来讲,大多数还是原则性的规定,对于民间资本进入方式、民间资本进入监管、如何退出等制度的实施所出现的问题未能解决,垄断行业与民间资本依旧有着一道屏障。在审批方面,国内审批程序非常繁琐,耗时大、透明度低。

同时,由于很多行业在改革方面未能彻底,诸多体制性的问题导致民间资本投资垄断行业的积极性大为降低。例如,在石油开采,曾允许民间资本进入,但又迅速被确立为国有垄断行业而强制民企退出;电信行业为几个国有大企业垄断,不存在民企进入空间;铁路行业早在2005年就允许民间资本投资,但铁路都归铁道部进行统一管理,投资的民企不能参与经营,并且铁路也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所有投资单位都未能获取相应利益,民企也只能退出。

民营企业存在着一个重大障碍便是融资的困难,到了后金融危机时代,这种困难依旧存在于民营企业中。从渠道上来讲,民企融资有两种渠道:内部融资与外部融资。内部融资指的是经营者投入与企业发展带来的收益;外部融资指的是由金融机构、资本公开市场以及非正规渠道来进行融资。内部融资会受到企业发展的约束, 未能够充分满足企业发展的融资需求,大多数企业都无法脱离外部融资。但当前,国内民企的外部融资状况并不佳,因为《证劵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公开资本市场融资方面有着非常严格的资质要求,利用公开资本市场来进行融资的企业很少,融资主要方式为银行信贷方式,也就是通过抵押等方式获取相应贷款。民企的资产有限、信用等级低等因素,导致银行在考虑到风险时,不会很支持民企的贷款。

2 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2.1 规范税费征收,创造公平的投资环境

对各种繁杂税收税目进行彻底清理,杜绝对民营企业进行不合理收费,禁止对民间投资胡乱集资、摊派。取消一切所有制划分的差别性税收;对于外企、国企所享有的减税政策,对于民企也一样享受;鼓励民企接收国企下岗员工,用税后利润提高的方式给民企相应优惠;对新版的民营企业,尤其是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需要在减少一定时间内的税收或者免税;而对民企科技含量高、更新周期比较短的固定资产,实施加速其折旧等政策。

2.2 加强对公共投资代理机构的管理

政府是人民群众共同的权利委托机构,而政府职责需要由部门的官员来实施。官员由于自身有着机会主义倾向与经济人的本性, 在有着公共投资委托代理权时,官员得到私利的机会也随之增加, 这也是导致政府服务态度差的一个重大原因。为了能够解决这类问题,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精简机构,提高委托代理人的收入,也就是提高代理人的退出成本;将信息公开化,加大社会监督能力,代理人之所以敢于谋取私利,也正是由于委托人由于信息的对称导致监督缺乏;加强对未能履行公共权力的代理人的惩罚力度,惩罚需要真真落实,而非一纸空文;实施委托人的监督鼓励政策,对监督公共权力的委托人给予相应的奖励。

2.3 加大财税政策对民间投资的引导和支持力度

包括发行国债在内的财政预算内资金需要不断支持民间投资,通过补偿与参股的方式对民间资本为主的项目进行一定支持; 对于那些投资不能得到回收的基础产业、公益设施,采用收费补偿与财政补贴的方式,提高民间资本投入的积极性;技改贴息应当对民间企业一视同仁。对当前的税收政策进行改革,取消不公平的税负,给予民间投资与国有投资、外商投资相同的减税、降成本的优惠措施。避免税收重复征收,实行结构性的减税政策,对于“三乱”的情况进行严格整治。

2.4 为民间资本投资创造畅通的融资渠道

2.4.1政府出面设立对民间资本的担保机构

对于风险意识较强的民间投资主体来说,由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等特点,容易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因此,应加快和完善信用担保机制,为民间资本进入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创造良好的融资渠道。

2.4.2 改善民间资本的融资环境

现阶段,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国有银行贷款,但民间投资主体在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容易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在面对商业银行贷款时,商业银行往往设置重重障碍,限制对其的贷款。因此,必须大力改善民间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融资环境,改变融资难的问题。

2.4.3 拓宽民间资本投资的融资渠道

随着各地城市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的兴起,应鼓励这些中小金融机构为民间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多种金融服务。民间投资主体要充分运用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

3 结 语

在公共投资中引入民间资本,不但可以让国家财政压力有所缓解,还有利于公共投资建设发展,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还可以让公共投资建设项目拥有足够的资金,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参考文献

[1]马英娟.政府监管机构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杨瑞龙.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基础设施投资论文 篇2

一、指导思想

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紧紧围绕民生搞建设，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整合土地资源与城市资源，盘活城市存量资产，按照“借、管、用、还”一体的原则，多渠道筹措民生建设资金，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滚动发展和良性循环，逐步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部门联动、责权对等的投融资管理体制，为以民生为主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公司组建、职能及组织架构

市城乡基础设施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城投公司）注册资本为XX万元，性质为国有独资公司，市国资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

根据市政府授权，市城投公司承担以下职能：

（一）投融资职能。负责城乡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投融资工作，负责偿还项目贷款本息。

（二）土地整理职能。负责城市规划范围内土地整理。

（三）建设职能。负责城区城乡基础设施项目及其他项目的建设。

（四）经营职能。经营城市的无形资产和其他优良资产，参与政府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中低收入住房、棚户区改造和其他特许经营项目。

（五）其他职能。

市城投公司组织架构：

（一）董事会。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1名。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二）监事会。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设监事会主席1名。

（三）经理层。经理层由3人组成。设总经理1人，副总经理2人。

（四）财务总监1人。

三、资产注入

（一）全市行政事业单位的优良资产；

（二）规划区范围内的存量土地；

（三）财政性货币资金；

（四）其他资金。

四、公司的运行机制

（一）建立融资、偿债机制。

1．该公司根据市政府确定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计划，协同相关部门编制融资计划方案，经市政府审批后实施。

2．夯实公司融资平台。将土地收益除按有关政策规定上缴外，其余收益拨入公司滚动运作，增强公司融资、投资和偿债能力。

3．建立偿债准备金制度。偿债准备金用于融资贷款的还本付息，其主要来源为：土地纯收益、政府列入预算安排的财政资金、公司纯收益等。偿债准备金额度和归集办法根据不同项目融资需要由公司制订方案，经市政府审批后实施。

（二）建立土地储备经营运作机制。公司通过建立融资、偿债一体化的运行机制，组织进行土地整理。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负责土地收购储备，市城投公司土地整理后，由市国土局依法进行公开出让，公司土地整理成本从土地收益中支付。

（三）建立资金监管机制。公司要建立健全工程项目资金使用监督制度，实行资金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切实保障项目资金效益与安全。

基础设施投资的新股权 篇3

瑞士再保险公司主席沃尔特·吉尔霍茨和前英国首相戈登·布朗提出为基础设施设立一个新的资产类别——就像我们此前所做的那样。那么，具体而言，世界该如何引导潜在私人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呢？

蛋糕很大，私人投资者的机会也很大。新兴市场基础设施项目规模估计高达1万亿美元以上——其中1500亿美元预计将来自私人资源。在成熟市场，基础设施投资预计将在2017年达到4万亿美元。

我们对过去18个月中投资交易的分析表明，公私合作日益依赖资本市场为资金源，银行在控制贷款以符合《巴塞尔协议》第三版的监管规定。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流动性仍然受限，其后果包括不利于长期投资的监管机制。尽管公共基础设施融资已经回到2008年水平，但流向新项目的资金极少。大部分资金的目标是已有基础设施——这类投资被认为相对安全。

为了克服投资障碍，我们建议设立我们称之为“买入—持有股份”（BHE）的资产类别。这一资产类别介于传统股权和债务之间，投资者可以持有15年或更长时期。它将提供接近于股权投资的回报，并用长期性抵消部分风险。

风险将通过有影响力的大型投资者的参与进一步降低，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也许还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公共出资者（可能由多边贷款人兜底）将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类似于主权风险的风险概况。最后，现金流受监管的性质将产生比传统私人或公共股权所能提供的更好的事先确定的回报结构。

BHE的开发需要新型私人部门投资平台，其结构应该能够为不同的参与者提供预先确定的回报。私人部门将给基础设施投资带来专业性，而主权基金和国际金融机构可以提供大部分资本和稳定性。自然地，这一平台将专注于获得20-30年担保期的现金流和合同条件（可以包括相应的风险遏制战略）确定的项目。

并非所有基础设施项目都适合作为这一新资产类别。最适合的基础设施项目要数无法取代的或对一国经济具有核心重要性的实体资产。

在理想情况下，这一投资平台将通过建立一个不仅仅依赖政府或国际金融机构承担市场风险的私人部门融资的结构来建立和维持项目。该平台不仅将作为投资载体，也将作为项目发起人，挖掘全球机会并以系统性方法进行识别和归类。新项目开发和旧项目改造开发都可以考虑。

该平台将提供其自身的资本，以及依风险归类项目所需要的任何技术、经营和管理专业知识，从而编制指数以供投资者跟踪和研究。对于判定为安全的项目，该平台可以成为长期投资的催化剂。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集约发展研究 篇4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 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 提高利用效率和效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013) 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表示, 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只有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在经济转型升级要求节能减排和新型城镇化大力发展的环境下, 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建设也应当遵循集约与节约的基本要求, 提高其经济效率与效益水平。然而, 公共基础设施受到地区发展水平差异与技术发展等因素的制约, 以地方政府为投资主体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还比较低, 势必影响该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因此, 从投入产出角度研究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预警级别与集约化发展问题, 并利用Malmquist效率指数, 考察松弛效应 (Slack effect) 条件下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全要素生产效率, 以促进公共基础设施技术效率、技术进步效率、规模效率等效率的提高, 这对于改进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促进城镇化发展都非常重要。

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研究进展述评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 为摆脱经济低迷, 各国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 投资兴建了大量的交通、通信、水利、电力等公共基础设施, 这使得学者们开始采用多种方法, 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效应展开研究。

Arrow、Kurz (1970) 率先将公共资本存量分为生产型与效用型两大类, 认为即使不存在技术进步的外生变量, 生产性的公共资本投资也可能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而Castells等 (2005) 研究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中政治、公平、效率等因素的角色作用, 发现西班牙1987年~1996年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中政治因素和区域需求因素比较突出, 不是按照经济效率最大化标准来实施的。李玉龙、黄志烨 (2010) 使用DEA理论模型, 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率进行了四维预警研究, 并从绿色、蓝色、橙色、红色四个层次给出了四个相应的预警级别。李婵娟 (2012) 分析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私人投资、就业、产出的影响, 认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多数地区的经济活动有促进作用, 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受到资源有限性和环境承载能力的约束,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率问题越来越重要。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使用DEA模型, 研究中国的公共基础实施投资等现实问题。然而现有研究成果所选取的投入产出指标不尽相同, 研究结论也存在差异, 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 精确测算其投资效率与影响程度, 对于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评价, 以及调整投资方向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DEA理论及其工作机理

数据包络分析方法 (Date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最早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美国德克萨斯大学教授A·Charnes与W·Cooper、E·Rhodes在1978年共同创立, 其论文名称为“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 (决策单元的有效性度量) 。

A·Charnes和W·Cooper等 (1978) 首先创建了DEA-CCR模型, 而CCR模型是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 计算出投入产出的效率值, 但不符合规模报酬可变的实际情况。于是, Banker、Charnes、Cooper (1984) 针对该问题又提出了DEA-BCC模型, 将CCR模型中的技术效率 (TE) 分解为规模效率 (SECH) 和纯技术效率 (PTE) 。

我们能够用DEA模型判定是否同时具有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 其相对效率值θ*介于0与1之间, 数值越大则投资效率越高:如果对偶规划的最优值即效率值θ*=1, 投入、产出松弛变量值si-=sr+=0, 则决策单元j为DEA有效;如果效率值θ*=1, 但sr+≠0或者si-≠0, 则决策单元j为弱DEA有效, 决策单元的经济活动不会同时存在技术效率最佳和规模效率最佳;如果效率值θ*<1, 但sr+=0或者si-=0至少有一个不成立, 则决策单元j非DEA有效, 经济活动既不是技术效率最佳, 也不是规模效率最佳。

四、基于Malmquist效率指数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预警与评价

1. 数据的选择

每个DMU的生产过程也是资源消耗、要素投入的过程, 评价其效率的思路就是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 而且输出量越大则相对越有效率。因此, 在建立模型之初, 就需要选择输入指标数据和输出指标数据。不仅如此, 良好的指标体系是优化模型评价和建立合理预警评级的前提。

根据国家统计局给出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GB/T 4754-2011) , 确定模型的输入指标和输出指标。输入指标选择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X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X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X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X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X5, 教育X6, 卫生和社会工作X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X8,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X9。输出指标选择总产出选择国内生产总值Y1, 人均总产出Y2, 城镇登记人口就业率Y3, 城市化水平Y4。以上所有样本数据, 均选择国家统计局网站给出的统计数据, 或者由统计局统计数据计算得来。

2. Malmquist效率指数分析与预警级别处理

Malmquist效率指数是Caves、Chris-tensen and Diewert提出来的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 从第t期到第t+1期效率指数的几何平均数, 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effch与技术进步指数techch的乘积, 而技术效率指数等于纯技术效率指数与规模效率的乘积。

通过Malmquist效率指数, 可以克服CCR模型只能进行静态比较的效率测量局限, 实现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数据的变动进行动态比较分析, 客观衡量全要素生产效率与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 寻找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差异, 以及变动的影响因素, 从而为基础设施管理部门的管理决策提供定量的数据支持。

而预警级别按照投资效率由高到低的顺序, 选择蓝色信号、黄色信号、橙色信号、红色信号四个层次。只不过, 这里的效率区间使用Malmquist效率指数所指向的全要素生产效率指数, 并增加径向指数, 以衡量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情况, 如表1所示。

指标方面, 依然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 (GB/T4754-2011) 的分类办法, 选择投入产出变量。使用2003年~2011年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产出数据, 在允许规模报酬可变的条件下, 建立投入导向型的Malmquist效率指数模型, 采用非参数方法进行动态比较计算2003年~2011年各年及年均Malmquist效率指数, 并将其拆分为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 以深入分析基础设施投入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状况, 其输出结果如表2所示。

基础设施投入产出的Malmquist效率指数测算结果表明, 2003年~2010年年均技术进步指数与Malmquist效率指数都小于1, 其中技术进步指数小于1, 这说明这些年的投资效率较上年都有回落, 尤其是2009年回落了24.9%, 主要受损于技术进步因素的“拖累”作用;而2011年的技术进步指数与Malmquist效率指数大于1, 主要是技术进步指数大于1, 这意味着该年的投资效率提升了4.5%, 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因素的提升作用。以上分析说明, 技术进步因素是2003年~2011年影响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主要因素, 推动技术进步能够提高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

另外, 2003年~2011年及年均Malmquist效率指数除了2009年的0.751比较小以外, 其余年份的指标都接近1, 都在[0.75, 1]的效率区间之内, 而且投入产出的松弛指数甚至径向指数均为0.000, 也都在[0, 0.2]的区间之内。这些指标均符合四级预警分类当中的蓝色信号级别, 因此, 2003年~2011年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预警级别是蓝色。

五、研究结论与集约发展途径

公共基础设施效率评价是考量基础设施各个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本文阐述了基础设施的现有研究方法与研究进展, 分析了DEA模型效率评价的工作原理,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Malmquist效率指数, 实证分析、评价了2003年~2011年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 并把李玉龙、黄志烨 (2010) 的四级预警分类与Malmquist效率指数相结合, 给出了Malmquist效率指数下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预警级别, 并给出了2003年~2011年的投资预警信号。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2003年~2011年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均为1, 符合DEA有效, 存在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第二, 松弛变量和径向指标均为数值0.000, 这就说明2003年~2011年公共基础设施投资, 在理论上并不存在投入拥挤和产出不足现象;第三, 2003年~2011年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Malmquist效率指数除了2011年外均小于1, 这说明全要素生产效率视角下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不高且与上年相比均有回落, 尤其是2009年;第四, Malmquist效率指数的动态评价结果还显示, 提升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效率, 主要在于推进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 也只有这样才能节约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资源能源, 促进其集约发展;第五, 2003年~2011年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Malmquist效率指数与其他指数, 均符合蓝色级别区间, 其预警级别是蓝色。

此外, 需要说明的问题是, 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评价基础设施投资的相对效率, 能够使用多阶段DEA方法做出静态比较分析, 并且得出了公用基础设施投资存在DEA有效、不存在投入拥挤和产出不足的结论, 但是从动态比较的角度发现, 基础设施投资的Malmquist效率指数并不高, 尤其是技术进步指数不高。因此, 还需要推动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 以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实现集约发展的目标。当然, 更加确切的结论, 还需要更加广泛的数据支持和更加深入的研究。

摘要：立足于基础设施投资转型升级与节能减排的视角, 使用在相对效率评价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Malmquist效率模型, 依靠技术效率指数、技术进步指数、规模效率指数、松弛变量、径向指标等效率数据, 从Malmquist效率指数角度并结合已有相关研究给出四级预警分类。然后, 对2003年2011年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情况进行全要素生产效率分析, 给与相应的投资预警评价, 并指出未来可实现集约发展的途径, 以服务于未来的基础设施投资决策。

参考文献

[1]Arrow K.J.and M.Kurz.Public inves-tment, the rate of return, and optimal fiscal policy[M].Johan Hopking Press.1970.

[2]Castells A..The Regional Allocation of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the Role of Equity, Efficiency and Political Fac-tor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5, 49:1165-1205.

[3]魏权龄.数据包络分析[J].科学通报, 2000, 45, (7) :1793~1808.

[4]郭庆旺, 贾俊雪.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6, 26, (3) :36~41.

基础设施投资论文 篇5

一、国际上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兴起

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兴起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加强基础设施产业建设投资(尤其是在该产业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十分必要。基础设施产业是决定一个经济体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其质量是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也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的关键。新兴市场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国际化发展迅猛，对基础设施服务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对于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一日千里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关键。

其次，基础设施投资具有高度资本密集性和复杂性的典型特征，资金短缺和效率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疲于应付。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在基础设施产业对外开放，吸引大量外资流入。尽管这样，这些国家仍然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非洲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400亿美元，而-跨国公司累计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仅为450亿美元(WIR，UNCTAD)。

第三，基础设施产业的对外开放。面对基础设施产业巨大的市场和投资需求，一些国家需要更大程度上吸引跨国公司等私人资本。UNCTAD下属的全球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70％的投资促进机构正积极寻求基础设施的外来投资。为此，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进行自由化改革和放松外资收购管制，邀请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项目。为利用这些制度变化以及当地经济增长带来的获取市场和实现规模经济的机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在网络设计和运营、工程能力、环境保护知识、项目管理能力和默会知识、实践技能以及盈利模式和财务实力等方面的专业技能纷纷进入外国基础设施产业。

二、全球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现状

(一)外来直接投资规模快速扩张

1990-20全球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金额增长了31倍，达到786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金额增长了29倍，达到1990亿美元(WIR2008，UNCTAD)。全球内向直接投资存量中基础设施产业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2％快速扩张到年的接近10％。其间大多数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金额持续增长，电力和通信产业增长最为显著，交通和水务产业则增长较少。其中1996-2006年跨国公司在该产业的私人股权投资累计高达2460亿美元。

(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来源集中但有所分化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仍然支配着全球基础设施产业的国际化投资(WIR2008，UNCTAD)。2006年基础设施产业全球100强跨国公司中，53家来自欧盟(53家公司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76.7％、63.7％)，14家来自美国(14家公司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7.4％、23.4％)，而其中22家总部设立在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经济体(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11.6％、8.6％)。欠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国际化过程中总体上仍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1996—2006年期间欠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私人股权投资中所占比例略高于5％，2006年则仅占2％。但是来自亚洲地区的跨国公司参与显著增加，其中绝大多数来自香港(5家)、马来西亚(3家)、新加坡(3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中，来自南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发挥着更加突出的作用。在亚洲和大洋洲，1996-2006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协议投资几乎占据50％，在通信和交通产业占据大多数比例。非洲40％的基础设施产业协议投资金额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通信产业58％的协议投资金额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来自发展中国家投资者的参与则非常有限(仅占16％的私人协议投资额)。

(三)跨国公司的参与形式多样但因产业而异

跨国公司采用直接投资、特许经营、私有化和绿地投资、管理与租赁协议等多种形式参与基础设施产业直接投资，但是不同产业的主要参与形式各有不同(WIR2008，UNCTAD)。在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产业过程中，通信产业绝大多数情况下采取直接投资。在电力行业，最常使用特许经营(占62％)，交通(超过80％)和水务产业(占70％)绝大多数情况下也都采用特许经营。其次是私有化和绿地投资(占36％)。水务产业使用管理和租赁协议的情况也相对较多(占25％)。

(四)不同国家和产业开放程度各异

发达国家和相对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体由于拥有更加发达的制度和管制能力，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基础设施产业对外更加开放。例如，1996-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吸收了该产业跨国公司私人股权投资的67％，而20以来非洲和亚洲的份额增长则相对更快(WIR2008，UNCTAD)。产业方面，那些相对容易放松管制和引入竞争的基础设施产业一般对跨国公司的参与更加开放。例如，移动通信产业最为开放，水务开放程度最低。2006年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100强中，65家来自电力和通信产业，只有5家来自水务产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50强中，30家来自电力和通信产业，只有2家来自水务产业。

三、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

(一)产业促进效应

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扩散、产业竞争、产业合作和服务供应几种途径产生产业影响。

1技术扩散效应

直接投资是向接受投资的国家传授资本经营技能和技术知识等经营资源的综合行为。基础设施产业的跨国公司主要通过技术扩散向东道国输入硬件(例如水净化专业设备)和软件技术(例如组织和管理实践)。东道国政府一般选择信誉好、实力强的外国投资者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提高建设效率、降低成本和价格，并为国内企业提供比较、学习和借鉴的机会。例如，通信产业国际经营者的进入降低了信息通讯技术的获取和使用门槛。跨国公司通过经营国际经济合作第8期流程再工程化设计，改善采购和分包实践，改进客户记录和搜集方法等带来软件技术。技术扩散的主要路径包括合资企业、人员流动和示范效应。在中国电力行业，外来跨国公司在大型合资项目的参与中涉及到与中方系统而广泛的项目管理合作。不过这种技术扩散的效果还取决于国内企业是否具有强大的吸收能力这一关键因素。

2产业竞争效应

跨国公司通过产业竞争促进效益。基础设施产业竞争程度越强，跨国公司的参与越是可能提高效益(WIR2008，UNCTAD)。在许多国家，由于通信产业的技术变革和产业改革，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已经形成。在乌干达，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导致通信价格的下降和移动电话普及率的提升。国别研究也表明，私有化和竞争之间相互促进：竞争促进私有化的收益，反之亦然。不过，在本质上仍然是自然垄断性质的水务产业，跨国公司的进入会导致国家垄断转变为私有的外资垄断，这将限制竞争从而改进效益的空间(WIR2008，UNC—TAD)。在其他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参与在提升竞争和效益的同时，也限制了国内企业的进入和排斥了现有企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竞争性相对更强的电力和通信领域，跨国公司进入在某些方面存在反竞争行为。

3产业合作效应

东道国基础设施产业除了通过公司变革，还可以与跨国公司进行产业合作提升效益。在有些收入水平较高或者规模较大、国内企业竞争能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通过部分私有化允许外来跨国公司持有少数股权，这种合作利于提升竞争力和效益(WIR2008，UNCTAD)。例如摩洛哥电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变得更有竞争力。在中国，外来跨国公司主要通过与国有企业合资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相关企业绩效得到很大提升。在印度，塔塔电力等私有电力企业利用私有化契机，通过与外来跨国公司合资进入电力产业。基础设施产业全球100强跨国公司中来自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的参与者更有能力与外来跨国公司进行合作。尤其是在通信和交通产业，因为这两个产业中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参与者已经成为主要参与者甚至全球领导者。

4服务供应效应

跨国公司还影响到东道国基础设施产业服务供应和价格。跨国公司参与一般会增加东道国基础设施服务的供应和质量，但是价格影响则情况各异(WIR2008，UNCTAD)。有些情况下定价超出穷人的支付能力，因此，跨国公司参与带来的产业影响改进未必会转化为所有社会成员福利的增加(表现为更多的选择和更强的购买力)，尤其是对穷人和居住在农村、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来说。在通信领域尤其是移动通信领域，跨国公司在改善供应、扩大服务覆盖率、降低价格和增强可获得性方面的影响最为明显。随着跨国公司引入新的商业模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过一场“移动革命”，低收入群体也能享受到移动服务。跨国公司进入交通领域极大程度地改善了主要港口的服务质量从而增强了发展中国家与全球经济的联系。

但是，在电力和水务产业，跨国公司的影响则较为复杂。跨国公司参与对电价、水价及其可获得性的影响取决于政治、社会、契约问题以及生产率和效益改进等因素(WIR2008，UNC—TAD)。如果政府没有对使用者进行补贴，增加供应、提升生产效率和效益并不足以在维持收支平衡情况下保持低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增加私人部门(包括跨国公司)在电力行业的投资会增加电力供应、增强网络连结性，从而稳定改善电力供应的可靠性和服务质量。考虑到相关因素，电力价格因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优势会有所下降，但是价格变化趋势并不确定。尽管有证据表明在良好设计的框架下供水服务会得到显著改善，但是跨国公司在水务领域的参与对使用者可获得性的影响并不令人满意(WIR2008，UNC，TAD)。

5总体产业影响

相关研究表明，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有助于改进产业的生产效率、可靠性和质量(WIR2008，UNCTAD)。外来直接投资者的参与就使得通信和交通产业服务价格下降和数量增加。例如增加通信和交通产业服务供应和降低相应服务的价格。但是在特定产业，这些积极效应还取决于特定的政策因素。尤其是在电力和水务产业，如果跨国公司效率的改善(供应增加和质量提高)不足以在弥补成本的同时维持低价而且政府不对使用者提供补贴，一部分人尤其是穷人的用水、用电就会受到影响。而且技术扩散的效应取决于东道国的学习吸收能力，产业竞争过程中可能排斥竞争，产业合作可能使得小国家基础设施产业被外国控制。因此，电力和水务等特定领域如何发挥外来直接投资的积极的产业影响，还需要当地政府从社会学的视角制订和执行重要的政策措施。这给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产生埋下伏笔，也给有关国家的行政当局带来严峻挑战，后面就将讨论这两个问题。

(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国家经济安全是一种国家经济不受内外环境干扰、威胁、破坏而维持正常运转的一种状态。它既包括一国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也包含该国为确保经济持续发展而确立的战略目标以及为此而采取的策略与措施(赵英，)。近年来，国际化取向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备受重视。尽管全球总体倾向于对外来直接投资保持开放姿态，与对外直接投资潜在相关的政策改革中的74％目的在于增强东道国对外来直接投资的吸引力(WIR2008，UNCTAD)。但是全球针对不断增长的保护主义的关注和争论也日益增加，过去几年中对外来直接投资不太友好的政策变革逐渐增长。美国对与国家安全可能相关的直接投资项目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独联体国家和俄罗斯联邦尽管整体上对外来直接投资日益开放，但是仍然限制外来直接投资在采掘业和其他战略产业的投资行为。俄罗斯联邦20通过战略产业法律，规定外国投资者在这些产业只能拥有少数股权。在哈萨克斯坦，新通过的自然资源法赋予政府在相关协议损害国家在石油、金属和矿产业的经济利益情况下单方面修改协议的权力。在南美洲，采矿业比较开放，但是石油、天然气行业仍受高度管制。

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积极效应的不确定性使得各国担心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例如，中国水资源稀缺正在加剧，外资进入中国城市水务项目日渐增多，其中全球最大三家水务公司(法国威立雅、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泰晤士水务公司)无一例外都把中国作为其全球市场的重要部分，其获利动机迟早会与中国市场的价格承受水平发生冲突。一些国家对允许外资企业控制某些基础设施产业项目(包括电力生产和输送、港口经营和通信)日益谨慎(WIR2008，UNCTAD)。出于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考虑，一些国家正大量引入新的限制措施。UNCTAD下属的全球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有24％的投资促进机构没有积极寻求基础设施的外来投资。而那些积极寻求外资投入的领域主要集中于电力生产、网络服务和机场，而不是电力分销和传输领域。欠发达国家的交通产业则更倾向于吸引来自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参与。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考虑。

基础设施产业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产生主要同其产业属性密切相关。其一，基础设施服务经常涉及到建造有形的网络，本质上具有寡头或者垄断的属性，外资的进入和控制容易引起垄断嫌疑和激起反垄断诉求与调查。其二，基础设施产业提供的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许多国家将进入基础设施服务领域视为一大社会和政治问题。外资的进入和控制可能降低公共服务产品的可获得性和提高服务价格，损害到部分社会成员和组织的利益，容易引起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争议。

(三)政策挑战

尽管外来直接投资有助于改进基础设施产业的生产效率、可靠性和质量，但是这种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是否具备完善的管制环境(WIR2008，UNCTAD)。为利用好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积极影响，东道国政府在说服外商投资本国、营造管制环境、制定政策和施政方面却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1说服外资参与充满挑战

许多国家积极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的基础设施，但是如何说服外资企业参与投资则充满挑战。来自发达国家和大型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需求导致潜在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率。欠发国际经济合作20第8期达的低收入国家由于市场较小，在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和最大化跨国公司参与的收益方面力不从心、不具优势。这在需要大规模资本投资、盈亏平衡困难和社会问题众多的情况下更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项目失败和各种投资争议还使得海外投资者(尤其是发达国家投资者)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更加谨慎。这样一来，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的直接投资面临巨大风险。对相关仲裁决议的回顾显示，不足50％的补偿有利于提出申诉的`跨国公司，而且所补偿的损失远低于投资者所主张的赔偿金额。尽管这些跨国公司的母国和国际组织拥有各种有助于在短期内动员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的风险管理措施，但是目前的很多风险模型并不能适应低收入国家的实际情况。例如，当地货币融资需要一个有效的货币互换市场，而当地恰恰缺乏这种市场。

2缺乏完善的制度和管制框架带来风险

不管如何确定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比例，完善的制度和执行机制对于确保基础设施服务的效率和公平都很关键(WIR2008，UNCTAD)。加强对外来投资者保护和是降低他们的风险往往以政府管制灵活性下降为代价。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和管制框架，对外资开放基础设施产业失败的风险就会增加。而且一旦自由化，则很难逆转。理想状态下，开放前就应该进行竞争性重组、引入管制政策和建立独立的管制机构，这样有助于明确潜在投资者的竞争规则、使得政府从容应对特定的项目管理。而实际上，很多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开放往往走在广泛变革的前面，结果往往不甚理想。直到建立起有效的管制框架，发展中国家才可能改善公共部门开放的效应。

3政府官员承受更强的压力

制定和执行能够驾驭跨国公司在基础设施产业潜在作用的政策需要具备高超的技能(WIR2008，UNCTAD)。例如，东道国需要考虑何时和在多大规模上引入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最为合适。由于不同的国家政策优先考虑的因素有所不同，私人和公共投资之间的最优比例情况各异。东道国政府需要对不同项目的竞争性需求进行优先选择，为选中的项目确定明确而符合实际的目标，并将这些目标整合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战略之中。政府还需要找到一些确保跨国公司参与的项目带来预期发展效应的方式。这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门需要掌握必要的引导、谈判、管制和监督项目方面的制度性技能。

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增加了政府官员的责任和压力。基础设施产业的投资需要密集的双方谈判，形成的协议要反映各个项目的特定要求和协议各方的意愿。因此，培养政府官员具备确定跨国公司参与的最优水平和形式以及谈判和监督项目执行的能力就非常重要。但是，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府之间往往在信息和经验方面存在不对称性，政府官员在协议谈判过程中，可资利用的资源和能力不及外来跨国公司。大多数跨国公司倾向于使用国际法律公司和其他在项目融资交易方面拥有专长的专家，但是这在发展中国家几不可能。

四、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现状

(一)政策条件

1983年起我国开始利用外资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中外合资建设码头优惠待遇的暂行规定》，中国港口建设最早开始向外资开放。199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促进了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发展。该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设立的从事能源、交通、港口建设的项目的生产性外资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在十五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而《国务院关于扩大外商投资企业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税收优惠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国发13号)则规定：自1月1日起，将外资税法实施细则关于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扩大到全国。1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的《港口法》将港口的建设和经营列为鼓励外商投资的项目，并且在投资比例方面取消了限制。

(二)主要方式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借用国外贷款，包括借用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国际商业贷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广泛推进，外商开始直接投资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最早形式是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例如，和黄集团1993年持股50％与上海港务局合资组建了总投资达56亿人民币的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随后又持股73％与深圳盐田港集团合资成立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开创了外方控股中国大陆港口的先河。而近年来BOT(Build-Oper-ation-Transfer)、TOT(Trans-1et-Operation-Transfer)等新型直接投资模式则屡见不鲜。

(三)主要问题

1投资规模不足

整体上看，我国吸引的外资中超过50％集中于加工工业，近30％用于房地产，投资于基础设施领域的比例很低。仅从基础设施内部的投资比例来看，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比例不足5％。这往往与以下因素有关：外商投资者往往固守中国资金短缺的传统观念提出很高的、不合理的预期投资回报率要求；外商出于对中国政治政策环境稳定性的偏见性的误解(例如外商对我国尚未完成市场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经济、法律政治环境缺乏足够的信心)而实施项目繁多、复杂的审慎调查工作，往往贻误很多在华投资的良机；国内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心理上存在排斥和担忧。

2产业分布不合理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地区的通信、电力、供水、供热等公用事业，而对垃圾污水处理、道路桥梁、公共交通等(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方面投资严重欠缺。这可能同各产业间的投资收益率差异以及相关产业价格和投融资体制改革进程不同步直接相关。

3地区分布不协调

全国外资中86％均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基础设施行业也基本是这个比例。外商直接投资明显侧重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上海、江苏、辽宁、广东等沿海省市有不少外企直接投资城市基础设施，而大量内地省市几乎没有利用外资，西部地区微乎其微。这可能同内地市场发展程度不足、收益风险较大、外资缺乏了解直接相关。

五、政策启示

为充分利用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对于缓解资金压力、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增进社会福利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积极作用并削弱消极影响，我国需要从国家经济安全和完善投资环境方面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

首先，高度重视基础设施产业安全。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而基础设施产业安全则是产业安全的基础。对于日益扩大开放的中国而言，必须高度重视基础设施产业的安全问题。尽管直到2007年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我国国有投资，但逐步多样化的投资主体和资金来源意味着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在基础设施产业安全问题上，我国需要牢牢把握两点：不能为了解决资金、技术不足的矛盾而放弃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控制权；不能因为没有失去对基础设施产业的控制权而对产业安全威胁置若罔闻。因为外资对于产业安全的威胁不完全基于对股权比例的表面控制，更多的会是基于技术和管理优势的经营行为操控所带来的实质性威胁。出于产业安全的考虑，在我国管制环境尚待完善、欠缺管制经验的情况下，在吸引外资企业参与基础设施产业方面最好继续坚持小规模进行而不是大张旗鼓，而且最好在较少引起安全争议的基础设施产业(例如电力和交通)开始扩大外资引进规模。即使在这样的前提下，也要高度重视管制外资经营行为的制度建设。

其次，高度重视完善投资环境。有效优化和改善投资环境是发挥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积极效应最可持续的路径。具体包括：

做好说服外商投资于我国基础设施产业的引导工作。随着内外资政策的逐步统一和国民待遇原则的普遍适用，仅靠优惠的税收和关税政策吸引外资不可持续。为说服外商，需要做好三项引导工作。一是引导外商投资者提出合理的预期投资回报，因为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基础设施供需瓶颈已经得到很大缓解，投资回报已经趋于正常水平，过高追求投资回报率可能丧失在华扩大市场份额的先机和优势。二是引导外商投资者合理评估投资风险，提出合理可行的融资方案，减少项目繁多、复杂的审慎调查工作，适应中国快速成长的市场环境建立精明、强干、决策和执行迅速的项目管理团队。因为中国市场规模巨大、成长速度快速、人民币值稳定偏强、外汇储备丰富、社会稳定，盲目夸大政治和国家风险就会丧失投资信心和诸多重大的市场机会。三是引导外商投资者负起社会责任，因为我国吸引外资正从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化、从以高回报率为条件向以互惠互利、权力义务平等、合理回报率为条件转化。

立足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带来的持续市场需求，营造稳定、透明、公正、法治的管制环境。一是鉴于基础设施产业的特殊性，我国需要制定国家级的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产业的管理办法或者规定，就基础设施项目的服务功能优化、监督和管理、风险分担、审批程序简化和审批时间缩短、国家经济安全影响评估和控制、诚信履约控制等共性问题实行统一指导、规范管理。二是重视建立信用调查评估渠道。一方面，培育和发展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实际的信用评估中介机构，借助这些专业机构做好针对外商投资者的信用评估和调查。另一方面，实施独立会计师事务所制度，规范信息披露，妥当提供符合国家公认会计准则和外商投资需要的系统的财务信息及其会计报表，配合外商投资者及其贷款银行的信用调查。

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现状分析 篇6

一、基础设施投资效率评价的特点

由于基础设施项目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它的投资结果和投资效率表现出的特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社会效益先于经济效益，即我国公共物品和服务必须由政府提供，但是公共产品的生产可以由私人来完成，然后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最终由政府来提供。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过程亦是如此。由政府投资时更加注重的是项目的社会效益，因此包含基础设施项目的大多数政府投资项目它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获取经济效益，而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社会效果。经济效益必须服从社会效益。二是直接效益大于间接效益，且效益大多不可计量，即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为整个社会带来的效益和所做的贡献要远远超过它的经济价值，因此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目的不局限于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这能够为人们带来生产和生活条件更高水平的改善。但是基础设施项目明显的外部效果导致它对社会的贡献程度大多难以量化。三是整体效益重于局部效益，即基础设施投资应考虑对国家或地域发展的影响，甚至要考虑其对国家和行业拥有战略性意义，因此对这类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评价就必须提升到全局角度来考虑。四是长期效益优于短期效益，即注重基础设施投资的长期效益，这主要是依据科学发展观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原因是由于基础设施的投入资金大，建设周期长，因此无论从前期规划、投资建设直到未来运营维护都要考虑到城市未来的发展空间，要与经济社会、自然环境、人类文明协调统一。

二、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现状分析

影响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由于社会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要求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提高，所以影响投资效率的因素也是动态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各地的发展定位、经济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造成低效率型投资项目的成因也十分复杂。除了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宏观上影响投资的效率和规模需求之外，还包括人口规模、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与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存量水平、其他主客观因素等。首先从人口规模角度看，随着人口的不断聚集和增加，因为在一定时期内基础设施提供的产品在数量上并不发生变化，即它边际成本为零的特征，使基础设施的服务对象逐渐被划分。其次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与产业结构来看，地理位置赋予了各个地方不同的地域特点和资源票赋，从而形成了拥有地方特征的产业结构，所以基础设施在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这些自然因素。再次基础设施存量水平考虑基础设施存量水平是基于投资规模的限制，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在很多情况下是为了满足地方产业发展和带动经济的需求，而且通常只有当基础设施项目达到一定的建设规模才能够发挥出产出效益，所以在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对现有的基础设施存量水平进行评估，针对存量不足、投资效用大的方面进行投资。最后主客观因素也会对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存在着影响，如技术进步会对社会效率从长期来讲都存在影响，腐败问题和政府投资的偏好等都会影响投资效率。

三、提升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策略

（一）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规模与经济水平相适应

投资规模的合理性是基于存量水平来考虑，只有当基础设施项目达到一定的建设规模才能够发挥产出效益，所以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一定要对现有的基础设施存量水平进行评估，针对那些存量不足且投资效用大的方面进行投资，这样才能有效满足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基础设施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基础设施投资相对滞后会制约地方经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依据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合理的产业规划和发展要求，区分轻重缓急，保证社会资金的合理投向。政府投资要和私人投资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在经济处于低谷、民间投资不足时，政府投资可发挥引导作用刺激整个经济的回暖，但也要注意政府投资范围和职能的界定，政府投资应该主要投向公共工程领域。在宏观经济形势好时，政府可适量减少投资，以防止社会总投资过热、需求过度和通货膨胀。从长远来看，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两者不可或缺，二者相辅相成。

（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制度管理体系

对于基础设施项目来说，其投资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营造一个设施完善、环境良好的健康社会，因此对于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两个问题必须提上日程。通过投资政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循，保证地方投资政策的权威性、稳定性和可行性，避免政策与制度朝令夕改，或为吸引外部投资而为某些项目“量身定制”临时政策，以当下经济利益换取地方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采取行政手段加以规范，建设项目事前、事中和事后保证政府权利与责任范围隶属关系明确，避免政府管理工作过程中出现失位、缺位以及越位行为，从引进项目到全部投产的每一环节力求做到责任分工明确化、操作规则标准化、执行过程制度化。

基础设施投资论文 篇7

关键词：公共产品理论,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投资领域弹性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民间资本在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从无到有, 发展至今, 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 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 农业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主体一直以来是政府在承担着主要角色, 但政府投资的低效率及其财政资金有限性等因素使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远远滞后于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农业基础设施所具有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和私人产品性质, 在产权制度改革推动下使民间资本逐渐具备了进入建设领域的环境条件。

一、民间资本投资领域选择的理论基础———公共产品理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在1954年发表的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中指出, 公共产品具有两个本质特征:一是消费的非排他性, 二是消费的非竞争性。随着对公共产品的研究及其特征的认识, 詹姆斯·M.布坎南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进一步指出, 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所导出的公共产品是“纯公共产品”, 而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物品是“纯私人物品”。现实经济生活当中, 大量存在的是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商品, 称作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商品。

纯公共产品一般是指同时具备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这两个最基本特征的公共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是指一旦公共产品提供出来, 不可能排除任何人对它的消费, 或者说在技术上不易排他, 即便具有排他性, 但在经济上不可行。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公共产品被提供出来以后, 任何消费者对该公共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其他消费者的利益, 也不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利益。

现实生活中, 大多数公共产品是处于纯粹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和纯公共产品相比, 准公共产品一般具有“拥挤性”特点, 可以通过收费来实现部分排他, 但与私人产品相比, 付费者一般不会得到其所有权, 也没有专享的权利, 只具有有限排他性。但这并不影响其消费受益, 反之, 如果设施归单一的某个人使用, 则是对资源利用的极大浪费。

准公共产品在消费上具有的有限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 使其在市场上也能形成有效的需求和供给:一方面, 如果政府免费提供准公共产品, 人们就有可能过度消费该产品, 从而造成消费者成本上升和消费效用降低, 为获得非竞争性的消费享受, 一些消费者愿意以货币成本代替消费拥挤成本;另一方面, 供给者可通过收费弥补成本支出并获得利润。

经济生活中利用排他性来实现非竞争性的准公共产品很多, 其可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垄断型的公共产品, 如交通运输、能源工业、通信业、自来水等, 其特点是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性;另一类是优效品, 是指无论人们的收入水平如何、付费如何都可以、也应当进行消费的公共产品, 如义务教育、预防保健、戒毒等。这两类产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它们具有“拥挤性”。

二、农业基础设施类别的科学划分

农业基础设施是指在从事农业再生产过程中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 是在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力要素的总和。从内容看, 农业基础设施可分为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两大类。前者包括产前环节供应农用生产资料的农业基础设施、产中环节生产农业初级产品的农业基础设施、产后环节加速农产品流通的农业基础设施;后者包括农业教育方面的基础设施、农业科研方面的基础设施、农业推广方面的基础设施、农业政策、法规方面的基础设施、农业信息方面的基础设施等。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 按农业基础设施的公共程度不同, 农业基础设施可以划分为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三大类。但同时,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 对农业基础设施类别的划分不仅要依据公共产品理论, 而且还要结合农业基础设施发挥的功能效应和我国现实的市场环境。

(一) 纯公共产品类农业基础设施

纯公共产品类农业基础设施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 其供给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的, 不能将其分割为若干部分, 分别归属于某些个人或组织享用, 或者不能按照“谁付款、谁受益”的原则来限定为付款的个人或组织享用。

大江大河治理、大型水利工程、跨地区的病虫害防治等基础设施既具有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性质, 又具有满足个人需要性质, 兼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部分特征, 按照公共产品理论划分, 应属于准公共产品。但这部分基础设施的“公共”程度高, 外溢效应大, 不容易排除他人“搭便车”行为, 所以市场机制配置效率较低。同时。这类农业设施的建设不仅具有经济效应、还具有社会效应和生态效应, 其受益对象并不局限于农业, 有时在面临紧急状况时, 对该类设施的处置需要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 例如, 1998年长江流域的抗洪救灾。因此, 对于此类兼具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生态效应、“公共”程度高的农业基础设施, 政府机制优于市场机制, 因此应纳入纯公共产品中。

农产品质量管理设施和动植物检疫基础设施虽然有收费机制, 但由于牵涉到公共安全, 从社会效应出发, 这类基础设施也应纳入纯公共产品中。

(二) 准公共产品类农业基础设施

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农业基础设施是指那些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 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农业基础设施。农产品仓储和批发市场等设施具有明显的可竞争性, 且排他成本较低, 属于准公共产品类的农业基础设施, 适合在政府的扶持、引导和监管下, 吸引各种资本进入。

农村电网、通讯设施是具有典型自然垄断性的网络性基础产业, 这类产品的消费具有一定的拥挤性和有限非竞争性, 同时, 消费者只有在并入相应网络情况下才能使用, 这使供应商能清晰界定产品或服务的使用者, 很容易把不付费者排除在外, 因此, 这类农业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准公共产品特征。

省、市、县级中小型水利与农田基础设施、乡村道路等中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具有受益的区域性, 一般只有社区以内的农户才能获得它提供的服务;农业科研与实验、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信息化等服务类农业基础设施, 其服务对象很容易界定, 不付费者很容易被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这些设施都具有一定的排他性, 是具有“俱乐部”性质的准公共产品。

动植物良种繁育与推广基础设施、农业教育与培训、大型农业机械等设施是不管人们收入水平高低, 是否付得起费用都应当进行消费的公共物品, 属于优效型农业基础设施。

(三) 私人产品性质的农业基础设施

中小型节水设施、中小型农业机械等农业基础设施在消费上则具有完全竞争性和完全排他性, 不付费者不存在“搭便车”的可能性, 投资者可以拥有充分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 因此完全属于私人产品范畴。

三、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选择

对于以赢利为目的的民间资本来说, 市场的需求、满足其实现赢利的目的是其进行投资的基本前提。因此, 无收费机制、无资金流入, 并且承担着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等多种功能的纯公共产品, 只能由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财政来承担。

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之下, 众多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特别是“俱乐部”型的农业基础设施为民间资本的进入提供了可能, 但国家应承担起对民间资本投资的监督和管理责任, 以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避免形成垄断格局, 损害消费者利益。至于优效型准公共产品, 就需要政府对其经营提供政策优惠、融资贴息和税收优惠等相应措施。

具有私人产品性质的农业基础设施, 因其投资者拥有完全产权, 并能够享受到投资带来的全部受益, 自然成为民间资本充分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考虑到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低利润性, 政府理应对投资经营者在经营税收等方面提供优惠。

四、民间资本投资领域的弹性特点

民间资本投资领域具有不确定性, 这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理解。

(一) 对国家职能认识的变化

从大卫·休谟, 到亚当·斯密, 再到约韩·穆勒, 都从政府职能的角度提出了公共产品应由政府供给的思想。但之后的公共产品理论则认为, 国家可以将很多准公共产品供给的任务让渡给私营部门。一个国家在不同时代受不同经济理论的影响, 将推行不同的公共制度政策、提供范围各异的公共产品, 同时, 受制于国家的发展程度、政治、经济制度, 同一时期不同国家投资公共产品的范围也相去甚远。由此可见, 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具有不确定性, 并引致了民间资本投资范围的不确定性。显然, 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越大, 对民间资本投资的挤出效应就越强。

(二) 科学技术发展使公共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降低

戈丁 (K.D.Goldin) 在《平等机会和选择性机会》一文中指出, 若公共产品不能通过市场手段被充分地提供给消费者, 那是因为把不付费者排除在外的技术还没有产生或在经济上不可行。如果公共产品本身的生产技术水平得到改进和创新, 那么, 就可以使对公共产品的生产变为对私有产品的生产。生产技术条件不断改善, 使得通过价格排他以减少拥挤成为可能, 一些基础设施可以更多地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从理论上讲, 技术进步将使更多产品向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靠近, 具有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性质的农业基础设施种类将会增多, 这使得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基础设施的范围有扩大的趋势。

(三) 理论和实践差异

一个产品是公共产品, 还是私人产品, 从理论上可以较容易地给出定义, 但现实中, 两者之间并没有十分严格的边界。例如, 在我国, 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 国家逐步推行乡村道路“村村通”工程, 乡村道路这一准公共产品在某些地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纯公共产品。然而, 乡村道路是典型的“俱乐部”类准公共产品, 完全可以通过社区内消费者集资修建, 但事实上, 多数村民宁愿接受国家免费供给的、因地方各级政府对建设资金层层截留而形成的“半拉子”工程, 也不愿意自己掏腰包享受高质量道路消费。一些领域引入民间资本在理论上可行, 在实践中却因为农民的偏好而难以实现。

五、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基础设施的前景

既然民间资本的投资范围具有不确定性, 那么, 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基础设施的前景如何呢?民间资本的投资范围和国家投资范围是竞争性的, 其投资范围受政府投资的制约。

早期经济学者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约韩·穆勒等提出了公共产品应由政府供给的观点, 强调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中的作用。到了福利国家时代, 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又进一步得到加强, 国家不仅提供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设施, 甚至还负担了一些私人产品的供给任务, 民间资本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受到限制。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护政府投资。史密兹指出, 在公共产品供给上, 消费者之间可订立契约, 根据一致性同意原则来供给公共产品, 从而解决“免费搭车”问题。英国威尔斯大学J.Cable (2000) 也主张对基础设施产业进行大面积私有化, 通过产权变更方式来摆脱政府垄断经营的低效性, 最后对少量的公共部门实施公私合营。世界银行专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调研后, 提出要把市场、竞争、私人部门、商业化原则等因素引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从供给机制看, 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既互为补充、又互相替代, 在政府资金有限条件下, 通过市场机制引导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将会使民间资源得到高效、合理配置, 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极大改善。随着国家财富逐步增强, 更多准公共产品将由政府提供, 但政府投资效率、管理能力必须随国家财力增长而得到增强, 否则不如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 将众多公共产品供给任务让渡给民间资本, 通过赋予他们相关权利来承担公共产品供给, 以提高投资效率, 节约社会资本, 因此, 未来民间资本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将决定于民间资本投资效率和政府投资效率的博弈。

参考文献

[1]董礼胜, 等.中国公共物品供给[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7.

[2]黄勇民, 蓝磊.多层次农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经济学分析与政府职能定位[J].乡镇经济, 2006, (3) :17-19.

[3]沈明其.WTO“绿箱”政策与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J].国际经贸探索, 2006, (9) :28-32.

[4]王丽娅.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研究[J].金融与经济, 2007, (1) :32-35.

基础设施投资论文 篇8

投资效率是指企业投资所取得的有效成果与所消耗或占用的投入额之间的比率, 也就是企业投资活动所得与所费、产出与投入的比例关系。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活动所取得的有效成果与所消耗或占用的投入额之间的比率。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核心是城市基础设施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使用效率。

2 影响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因素

(1) 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巨大, 周期长、资金系数高, 直接提供的附加值比较低,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会挤占产业资本的投资, 但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则又会影响阻碍经济的发展。匈牙利经济学家把基础设施建设分为三种类型, 即超前型、同步型和滞后型, 超前型和同步型的发展模式都能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正常运转和居民生活的需要, 不会对经济的发展造成制约, 投资效率相对较高, 但是超前型的发展模式由于存在大量的、非正常的设备闲置和能力的多余问题, 且挤占了产业投资, 其投资效率不如同步型。在滞后型的发展模式下, 由于基础设施发展的滞后在一定时期内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不利于整个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 只有经济社会中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时候, 其投资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率。

(2)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反映的是一定时期内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建设投入的力度大小, 包括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绝对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全部投入;相对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占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GDP的比重。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绝对规模的增长能否得到保障, 相对规模能否保持合适的比例, 都将影响到经济发展所需城市基础设施产品服务的资金保障程度以及对支持宏观经济产出持续增长效率的发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研究认为, 发展中国家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资最好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0%和GDP的3%~5%。世界银行所作的调查也表明,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一般占GDP的2%~8%。因此,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小是决定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因素之一。

(3)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

基础设施的自然垄断特征决定了投资来源主要依靠政府的投入, 这也是投资效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部分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对私人资本、民间资本的逐步开放, 资本的逐利性推动了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提高, 因此, 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源也是决定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因素之一。

(4)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结构。

既然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是向社会提供城市基础设施产品, 那么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就不仅从宏观上体现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要有利于实现城市基础设施品供给总量优化, 具体体现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要有利于资源宏观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的稳定增长, 还要在中观上体现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结构要与社会成员对城市基础设施产品的需求结构相适应, 并在不同部门、产品、地区或项目之间合理配置。

(5)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管理体制。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管理体制是关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决策、建设、运营、评价、监督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既可以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决策者提供博弈规则, 也可以为资金的使用者提供激励和约束的机制, 进而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管理体制包括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决策机制、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机制、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运营机制、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监督机制以及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后评价机制等五大要素。这五大要素直接关系到项目成功与否, 也直接影响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

3 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低下的原因分析

(1)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重低, 投入不足。

据统计, 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年均投资仅占同期城市GDP总量的2.5%和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的8%, 均低于联合国计划署推荐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应占GDP的3—5%和固定资产投资的10%的水平, 由于基础设施投资长期不足, 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水平, 且由于后续投资的滞后阻碍了已完成的项目效益的发挥, 又影响了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再投入。

(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体制单一, 缺乏竞争机制。

在传统的投资体制下,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因其重要性、投资回收期长, 资金投入大等特点, 普遍由国有投资、国有企业经营, 民营资本和外资难以进入, 行业垄断现象尤其突出, 政企不分, 缺乏竞争机制, 效率低下。近年来虽已逐步开放部分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但是目前政府仍占据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绝对主导地位, 效率依旧是被广为诟病的主要问题之一。

(3)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管理体制陈旧, 管理效率不高。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计划色彩浓重, 政府既担当了管理者又担当了经营者, 双重的身份常常使职责不明, 分工不清。而工程建设中的投资主体虚位、权力滥用现象经常可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种机制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根据我国目前的投资管理体制, 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由发展和改革部门决策, 建设部门实施, 但是因牵涉到各种利益关系, 又往往受到地方行政长官的干预, 无法做到独立行政, 而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 又加剧了这种现象。

(4)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力量薄弱。

现代城市发展, 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支撑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 只有依靠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 才能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 存在着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弊病, 解决这个问题已成当务之急。

(5) 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忽视环境保护, 引致恶性循环。

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城市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 环境恶化这一我国先天薄弱的环节愈来愈成为整体基础设施建设效率低下的致命一环。许多城市政府只管一味追求“短、平、快项目的投资发展, 将一切可控资金用在各项近期建设上, 漠然环境污染的治理, 导致大量外部负效应行为的产生, 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严重影响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效率。另外, 单纯依靠政府运用计划政策来引导和推动环保工作的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 它既调动不了企业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的积极性, 也不可能形成环保工作发展的内在机制;而地方政府同建设企业之间千丝万缕的经济利益关系, 也是环保工作不能得以顺利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

4建立高效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体系的途径和策略

(1) 转变政府职能、建立良好的政府投资环境。城市政府作为城市行政权力的实施主体, 主要职能是做好宏观调控、参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 其权力的行使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当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中充当投资经营者时, 政府同其他经营者之间以横向联系为主, 经济地位是平等的, 按照自愿协商和等价交换原则办事, 不能混合使用行政权力。行政管理权和投资经营权的性质截然不同, 两种权力的行使在许多方面是互斥的;两种权力混杂使用必然造成政府职责不清、政企不分。

(2) 更新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经营管理理念。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经营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提高效率的先决条件, 由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还比较低, 基础设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经常处在供不应求的状态, 人们对其消费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 而城市基础设施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大多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然垄断性, 因而被政府赋予特权的基础设施市场经营企业常常凭借取得的“特许权”垄断生产。打破垄断, 通过增强激励机制, 吸引政府以外的各种企业和组织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的生产经营活动, 使它们与政府相关经营企业一起在竞争中生存, 这是城市基础设施运营体制创新的重要内容。在摒弃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封闭和保守意识, 进行思想观念的创新, 在满足城市基础设施运营中多样化的需求的前提下, 充分重视基础设施的企业性运营性质, 树立基础设施的市场化运营观念, 使人们 (尤其政府官员) 转变公共设施“福利型”、“供给制”的观念, 破除基础事业只能独家垄断投资和经营的观念, 鼓励各类经济部门、任何经济成分参与投资、经营。

(3) 建立高效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城市基础设施管理机构的管理, 逐步改革现有的多部门管理体制, 强化建设部门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管理中的主导地位, 使城市基础设施利用政府资金的投资管理权相对集中, 形成专业化的城市基础设施管理机构, 并且合理设置城市基础设施管理部门的组织结构, 逐步健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能。建立科学的基础设施投资决策机制, 投资决策应综合政府、技术专家、用户和有关利益群体等四方面的意见, 并经过专家意见会、公众听证会、城市群众讨论会、项目公示、书面意见等多种形式, 增加投资项目决策、实施过程的透明度, 减少决策失误和人为因素的影响, 使投资决策程序化、公开化和规范化。推进建设责任制度, 项目代建制、招投标制、政府采购制、资金直接支付制、跟踪审计制等, 确保项目合理规范、节约投资、提高政府资金投入城市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

(4) 逐步建立市场化的城市基础设施融资体系。公有制目前仍在城市基础设施的产权结构中占主导地位, 包括社会个人资金、社会非国有单位的资金以及国外资金等非公有制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难度很大, 市场化程度不高, 而民营资本具有的活力是公有制所难以比拟的, 因此应逐步开放民间资本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比重, 筹集项目建设所需资金, 一方面有利于缓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过分依赖国家的局面,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打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垄断经营的局面, 形成适度、有序竞争的局面, 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效率。

(5) 合理确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 集中力量建设城市基础设施瓶颈行业。每个经济发展阶段都需要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 各地城市应分析自身当前所处的阶段, 制订适合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确定建设重点, 集中财力建设, 优先保障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 提高基础设施的产出效率。

(6) 以科技创新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效率。科技创新不仅能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 合理减少投入, 最大程度节约投资, 而且新技术的应用将有可能使项目建成后的使用成本进一步降低, 减少浪费, 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利用效率。

(7) 积极推进污染少的环保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首先要有一个合理规划, 避免基础设施重复建设而浪费有限的资金和土地资源, 同时尽量少建, 不建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基础设施, 用环保的基础设施代替对环境污染严重的基础设施, 减少项目建成后的治理和维护, 不仅提高长期的投资效率, 而且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从分析影响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及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低下的原因入手, 提出了建立高效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体系的途径和策略。

关键词：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效率,高效策略

参考文献

[1]卢再鸣.城市化进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分析[J].市场周刊, 2006, (10) .

[2]王爽.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7, (1) .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是投资重点 篇9

2008年四季度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明显减速的影响,我国经济运行增速减缓、困难增加。中央出台了扩大内需的措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出“保增长、调结构、促就业”九字方针。2008年GDP超过3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CPI比上年上涨了4.8%的统计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出现放缓。回顾2008年以来,中央政府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目的是抑制通货膨胀,控制物价过快增长。物价指数回落标志着中央的政策已达到预期目标,同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到了必须制止GDP增长连续下滑的时刻。

从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净出口)对我国GDP增长率的贡献来看,2003年～2007年5年内,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始终低于40%,而投资与净出口的贡献率之和连续5年超过60%。200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48 167.2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6.1%,净出口贸易总额2.50万亿美元,增长17.8%。与投资、净出口相比消费的增长速度较慢。不难看出,2008年投资、净出口增长成为拉动GDP增长的主要动力。2009年,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净出口增长要保持前几年的速度非常困难。中国海关总署资料显示,中国2月份出口额较2008年同期下降了25.7%,降幅超出了1月份的17.5%,2月份的进口额较2008年同期下降24.1%,而2月份的贸易顺差急跌至48.41亿美元,远低于1月份的391亿美元。再谈消费情况,2008年由于股市和楼市的下跌,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明显下降,加之近期的裁员潮和(广东、浙江中小企业)倒闭潮必然会影响一部分人的收入增长,也就影响人们的购买力水平,因此,当前依赖增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已成为必然。

2 加强交通建设是投资总量增长的重要内容

在确立了投资作为当前适当增加有效需求的唯一选择的基础上,正确选择产业进行投资成为保持我国经济调整、健康增长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交通运输、机场、港口、桥梁、通讯、水利及城市供水、供气等设施及教育部门所需的固定资产。交通设施建设具有覆盖面广、关联度高、带动作用强的特点,对整个经济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抓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就抓住了投资的重点,就抓住了刺激经济增长的关键点。因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增加投资最为现实、最为可行的选择。

2.1 增加交通运输投资可以满足社会和市场的需要

随着改革和发展新阶段的到来,我国经济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调整的逐步到位,交通运输必须先行的重要意义更加突出。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使得小城镇及农村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形成了强大旅客运输需求,还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因此增加交通运输业投资可以满足社会和市场的需要。

2.2 选择交通运输业投资能长期且大范围地解决就业问题

增加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可以使投入的资金变成有效需求。不仅可以直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也可以直接创造就业机会。有关资料显示,高速公路每亿元的投入,可创造直接就业岗位1 800个,间接就业岗位2 100个,从而控制住失业率的上升,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在这方面西方国家都有过成功的经验。

2.3 增加交通基础建设投资能够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我国不少欠发达地区具有资源优势,特别是旅游资源丰富,其所以贫困,原因在于缺乏与市场相邻的经济通道,要想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必须增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如,据不完全统计,山西省随着农村公路建设的深入,新增蔬菜园区125个,新增以杏、枣、梨为主的经济果林面积1 100万亩,大山里的农产品源源不断地走向市场,农民的腰包也因此鼓了起来。此外,全长1 200 km的沿黄扶贫旅游公路穿越了黄河沿线19个贫困县的66个乡镇,254个建制村,现已基本贯通。这条旅游公路不仅可解决当地农民出行难,打通沿线农村土特产品和果品外运通道,还可促进沿线旅游资源大规模开发,形成一条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黄河文化旅游带。

2.4 增加交通投资可以促进消费的增长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在工业由原材料工业转向加工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交通运输业作为基础产业得到大规模的发展,相应带动了汽车工业的发展,使汽车的大量生产一度成为美国、英国的主导产业,成为日本通向工业现代化的载体。同时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商业布局、城市及房地产的兴趣与成长。如今拉动内需被确定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时,落后的交通不仅阻碍了汽车工业的发展,也限制了汽车进入家庭的进程。为此加强交通投资可以极大地促进消费的增长。

2.5 增加交通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

拉动作用主要表现为交通建设投资所产生的直接、间接和诱导经济效益,具有乘数效应。公路建设不但直接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也带动机械、建材、物流等相关行业增长[1]。资料显示,高速公路平均每千米建设需钢500 t～1 500 t,水泥400 t～1 200 t,沥青1 900 t。

2.6 增加交通投资主要符合我国经济的长远目标

通过对不同国家消费行为的研究表明,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进程中,增加的居民收入也将主要由用于食品消费向交通运输转移,确保交通投资是中国向现代工业国家过渡的需要。有计划地增加交通运输投资,激发中国经济的调整发展,已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3当前增加交通投资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3.1积极筹措资金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投资大,而且建设周期长,必须积极筹措资金,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2],拓宽融资渠道,加强与金融部门的沟通与协调,以期争取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同时也要积极带动民间社会资本参与,保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的需要。

3.2注重规模经济,杜绝重复建设

目前在我国投资领域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现象,致使国家有限的资金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并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失衡[3]。因此在加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中,必须注重规模经济,克服大而全、小而散的现象,杜绝重复建设、盲目建设。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讲求规模经济。

3.3加大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技术含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依托技术进步,走出了一条投资省、见效快的挖潜改造道路,充分证明利用科学技术是全面提高我国综合交通整体素质最重要的有效措施。因此在加大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正确处理新建与改扩建的关系,加大投资结构的调整,不断提高技术改造的投资比例,使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技术含量得到较快的提高。

摘要：阐述了增加交通建设投资的必要性以及重要性,并提出了当前增加交通投资应注意的几个方面,以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交通投资,更充分地发挥增加交通运输投资的作用。

关键词：交通,投资,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庞虹.交通设施建设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J].长沙交通学院学报,2008(2):16-18.

[2]梅祥珍.拓宽思路多渠道筹措交通建设资金[J].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03(s1):9-10.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国内外文献综述 篇10

一、国外相关研究

1、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础设施投资通常在社会总投资中占30%-35%。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先行资本投资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不仅使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获利能力,而且其他企业乃至整个社会都可以分享外部经济利益,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获利能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可持续发展理论逐步形成,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研究。具体研究有:(1)基础设施发展可以促进市场发展;(2)基础设施的完善度可以决定一国获得外国直接投资的竞争力;(3)基础设施对成本的影响;(4)基础设施的布局形成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5)基础设施对刺激生产和生产率增长的作用。

罗斯托指出基础设施的先行建设是一国经济起飞的一个必要但不是充分的条件,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必须有最低限度的先行社会基础资本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社会变革、生产力发展、经济成长的前提条件。

2、关于基础设施投融资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基础设施投融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投资主体、筹资渠道、融资模式等方面。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基础设施建设看作是国家的一项职能,认为经济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研究发展中国家有义务修建公路、桥梁、运河,以及建立保护通商贸易的守备队和防御工事等。

19世纪后,经济学家萨伊认为公共教育费用有助于财富的增长。凯恩斯则强调政府投资基础设施不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发展经济的手段。赫希曼则更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学家更加强调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他们在更大范围内(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展开了社会资本投资对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相关作用的研究。

二、国内相关研究

1、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

在中国,关于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对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发展规模、区域经济、与其他产业的关系等角度展开的。

刘伦武(2004)的研究表明农业基础设施的落后阻碍了农村经济增长。因此,应把发展农业基础设施作为实现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保持农村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协调发展。

林毅夫(2000)指出,基础设施不足是限制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实现其消费意愿的主要原因,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启动国内需求、消除过剩生产能力最有效的措施,也是当前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政策。

2、对基础设施投融资的研究。

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对基础设施投融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来源渠道与结构、基础设施定价及政府监管等方面。

魏新亚(2002)通过对大量统计资料的计算分析认为,相比经济发达地区,中国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更多的依赖中央财政投入和国有经济投入,这种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阻碍了他们获得更多的建设资金。因此,更新观念、尽快改革、引入更多的民间资本共同承担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必然趋势。

3、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在我国,“三农”问题日益严重,人们关注的焦点已从城市逐步转向农村。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着力加强农民最急需的生活基础设施建设。2007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对加快农业基础建设提出以下措施和要求:改善农业设施装备,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必须下决心增加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落后的局面。2008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中,同样指出要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强化农业基础的紧迫任务。

经济学家林毅夫指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一石数鸟,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1999年12月对全国18976个农户所做的抽样调查和计量分析发现,农村电价调低一毛钱,对彩电需求的刺激作用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370元,对电冰箱的需求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667元,对洗衣机的需求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909元。

近年来,国际基础设施投融资方式创新很快,层出不穷,由于在政治、法律、经营体制等发面我国具有自己的特色,借鉴其相关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选择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投资之道才是解决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4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2]、刘伦武.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研究[Ml.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2￣13.

[3]、林毅夫.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农村市场农业[J].经济问题,2000,(7):2一3.

[4]、魏新亚.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构成的地区差异[JJ.上海经济研究,2002,(12):20一25.

[5]、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84一285.

[6]、贾康,孙洁.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PPP模式的应用[J].地方财政研究,2006,05(5):4-7

[7]、中国投资.杜鹰谈新农村建设投资——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J].中国投资,2007,(05):32-35

[8]、冯丽萍.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农村市场的开拓[J].天府新论,1999,(2):16-18

[9]、Ramamurti,Ravi,Raylnond　Vernon,etal.　De-velopment　Studies[R],Washington:　World　Bank,1991.81一82.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主体多元化研究 篇11

【摘 要】本文从我国农村基础设施现状入手，以近10年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比例较少为切入点，分析造成其投资现状的原因，并从投资主体单一角度出发，民间资本、村镇银行和引入外资3个角度诠释了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内涵，意在促进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

【关键词】农村基础设施；民间资本；村镇银行；投资主体多元化

一、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现状

农村基础设施分为农村经济基础设施和农村社会基础设施两大类型，主要包括电力建设、水库建设量、农田水利以及用于其他农村公共产品的投资；农村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指用于农村教育、农村卫生以及其他农村社会福利的投资。由于农村基础设施的特殊性，诸如包括的范围广泛、自然垄断性和投资成本相对较高，生产投入期限较长，短时间内投资回报率较低。近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我们不难看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虽然都在上升，但是农村固定资产的投资上升比例较小，同时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也在逐年下降。（如下图所示）这一现状显然与中央一号文件中连续八年明确提出的要“统筹城乡发展要求，切实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这一号召相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现状的原因分析

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对“三农”问题及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关注力度与其现状形成强烈的反差，农村基础设施投资额较少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财政支农资金长期不足

近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直线上升，但是包括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在内的农林水事务的财政支出总额的占比重却非常少。

2.传统的农村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不足

我国传统的农村金融体系有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

（1）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一家政策性银行，其职能是办理粮油等主要农副产品的国家专项储备和收购贷款；扶贫贷款和农业综合开发贷款以及小型农、林、牧、水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贷款。其发展存在着如下问题：农发行要完全服从国务院和财政部门的指令，在经营管理上缺乏灵活性；机构庞大，办事效率较低；在履行政策性职能时，不计经济成本；我国粮油等农产品的购销渠道逐渐拓宽，农发行的支持作用日趋下降；农发行的职能定位不能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多方面的资金支持。

（2）中国农业银行.随着农村信用社从农业银行中独立出来，农业银行的业务重点逐渐向其他盈利性更强的商用贷款转移，涉农贷款比重逐渐下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四大行为提高盈利，加大撤并县域机构网点；农户资金需求规模有限，涉农贷款收益较低，因此农业银行只吸收农户存款而不放贷，农村资金供求矛盾加大。

（3）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是由个人集资联合组成的以互助为主要宗旨的合作性金融机构，简称“信用社”目前，信用社面临着重重困难，其中包括不良贷款率高；由于缺乏竞争，经营管理模式落后；由于机构网点的分布优势，信用社较易吸收农村存款，但其用于涉农的贷款比重却逐年下降，没有全面发挥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等等问题。

三、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从上文可以看出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现状主要是因为投资主体较为单一，我们可以从以下视角分析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1.扩大国内民间资本市场准入是与时俱进的正确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投资年均增长26.7%，比国有单位投资高出近10个百分点，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基础设施建设更要走“政府出题目，社会做文章，民间资本干”的路子。运用BOT机制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如泉州刺桐大桥就是应用BOT投资模式的成功案例。将民间资本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可以较好地补充财政支农资金的不足。针对不同类型的农业基础设施可采用不同方式明确其产权关系、利益关系和责任主体，这样可以进一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

2.在国家政策扶持下的村镇银行是顺应时代的正确选择

村镇银行作为一个新兴的农村金融机构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在农村金融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村镇银行可以较好地补充在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中信贷资金不足的问题。因其特殊性村镇银行必须注意以下问题：要吸取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严重的教训，加强贷款风险控制管理，建立相应的风险缓释机制，其中包括构建自然风险缓释机制（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建立风险补偿基金）以及构建信用风险缓释机制（推行联户联保贷款）等等。

3.在合适的条件下吸引外资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将本国与外国资本良好结合的国家能有效促使本国经济和谐发展。但外资投入也是存在原则的，即要求投资回报率与利润最大化。因此，大部分外资主要集中在东北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市、沿江地区，以获取最大的投资回报率为目的。而对广大内陆和农村地区的投资是非常少的，尤其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方面就更少。促进外资对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发展力度还有待加强。

参考文献：

[1]田国双王敏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融资方式探析学术交流2011年10月.

[2]曹芳蓓村镇银行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研究经济论坛2011年8月.

作者简介：

李晓阳（1990—）女，汉，山西省朔州市人，金融学硕士，山西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专业；研究方向：农村金融；

基础设施投资论文 篇12

1 存在的问题

1.1 国家投资水利设施分配不均

多年来, 国家对农村农业基础投资主要是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和大型的农机设备, 但是这些灌溉打井和其相应的配套性设施水利项目的着落点较多地集中在地下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和地带, 而那些因耕地地下水资源相对缺乏的地区和地带仍然处在“靠天吃饭”时期, 这里农业粮食产量完全取决于自然条件。

1.2 集体主义思想意识淡薄

农村的二次土地革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而又长期不变的国策, 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国家投资的基础性农业设施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 这些农田基础设施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发挥着作用。比如说农田灌溉用的国投打的水喷灌设施, 一般来说井位落在谁家耕地内这套水利设施就归属于谁家管理, 这样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这套水利设施就归属于他, 其他农户也视乎好像默认了此事, 因此这也就成了不成文的规定。这样, 当旱灾来临时, 只有“拥有者”农户的土地能得到合理的灌溉, 而在此套水利设施灌溉范围内的其他农户只能以租赁或以借用的方式获得使用, 或者无机会使用。因此, 每套农田水利设施的实际发挥作用面积大大小于工程设计的应该作业的面积。因此, 这样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土地限制了农田水利设施作用的充分发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必须以兴修好水利设施为前提。目前, 随着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原有的那种农业生产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 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去适应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 以推进农业的快速发展。

1.3 管理不善

国家投资的农田水利设施有的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为了更好地充分发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作用, 有的地方水利管理机构对国家投资兴建的农田基础设施缺乏确定管理者, 使得国投农田基础设施遭到盗毁比较严重, 地上的水利附属设施用时找不着下落, 甚至有的国投修建的井房门被盗。遇到干旱年份使用时基本无法作业, 很多农民是怨声载道;为此有的水利部门又制定了受益耕地农户轮流管理, 可是这些农户很少把这些农田基础设施物资当作自己的东西来管理, 因此这些农业基础设施经过几年的轮番管理, 不是被鼠咬, 就是被沤烂, 造成大量设施受损。有的地方为了提高管理质量, 渐渐地从以往的经验中总结并推出了确定单一农户为管理者的管理办法, 这一办法相对轮流管理较好一些, 但是当农作物遇到干旱少雨的自然灾害时, 由于缺乏协调使用管理机制, 使得这些农田基础设施很难发挥其应有效能。

1.4 缺乏监管机制

长期以来, 在农业项目中, 国家投资建设的农田基础设施, 始终是由农业项目承担方和水利系统共同去勘测设计并完成, 项目的承担方在农田基础设施实施建设过程中执行着监督职能, 水利系统具体实施操作农田基础的建设。农田基础设施兴建结束, 经过项目的承包方和基建方的共同验收, 并与受益的农户签订协议, 把钥匙交付于农民手中就意味着项目的结束。因为一个项目的承担起止时间多则3年, 少则1年。因此, 项目一旦结束, 其国家投资的农田基础设施也就无人问津。因此, 其缺乏建设后的服务和相应的管理机制, 无法保证建设的农业基础设施作用的正常发挥。

2 建议

面对国投的农业基础设施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问题, 建议所涉及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部门和单位应尽早研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及相应的长效管理机制, 要让国投的农业基础设施在灾年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农户间广泛宣传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光荣传统和创建和谐求发展的精神, 渗透和引领农民走集约化发展的农业道路, 让中国的农业早日步入现代化轨道。

摘要：指出了国家投资兴建的农田基础设施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建议, 以期督促国家投资项目的承揽部门或系统在完成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建立一套合理、完整的使用制度和监管体系, 使其发挥最大效能。

关键词：国家投资,农田基础设施,存在问题,建议

参考文献

[1]崔铭.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概念和特征及其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分析[J].科技信息, 2011 (11) :363, 409.

[2]汤建, 刘德祥.浅谈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J].中国科技博览, 2011 (21) :195.

[3]耿刚, 朱长青, 赵香.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的调查与思考[J].科技信息, 2010 (21) :399, 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