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基础设施(共12篇)
生态基础设施 篇1
一、問題的提出
生態環境建設是改善農村人居環境的必要手段,是新農村建設的核心内容之一,是農村全面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村落生態系統的狀况直接影响城市生態系統的運行,應作爲一個相對獨立的開放系統進行研究。村落生態系統的正常運行是城市生態系統正常運行的前提,村落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是城市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的基礎(1)。
村落生態基礎設施是村落生態系統及村落生態環境建設的重要内容,集中體現了維護健康、完整、持續的自然生態系統的重要意義。加强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的研究,對于提升村落人居環境和區域生態環境建設,以及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目標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村落生態基礎設施概念、内涵及特徵
生態基礎設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EI)是近年來在景觀生態規劃、生態經濟研究、生物多樣性保護、生態化城市建設等領域出現的一個新概念。生態基礎設施是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在實際物質空間環境中的具體體現,是實現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自然生態恢復和維護手段。生態基礎設施的概念不斷拓展,在生態學、景觀生態學、城鄉規劃學、生態經濟學、生物保護學、生態工程學等諸多學科都有涉及。基于跨學科領域的研究,生態基礎設施思想具有豐富的内涵和意義(2)。
綜合關于生態基礎設施的相關研究,并結合村落生態系統特點和村落發展要求的具體内容,本文認爲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的概念,即“村落範圍内,具有自然生態功能的、村落和城市可持續發展所必須依賴的村落生態生産性土地等自然生態要素”。
村落生態基礎設施既是村落居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生態基礎,又是城市得以正常運行的生態基礎;既爲村落居民提供自然服務,又爲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提供自然服務。村落生態基礎設施包括村落範圍内的各種生態生産性土地,如自然或人工林地、農田耕地、草地、河流濕地、海岸灘塗、村落建成區内的各種緑地和水體。這些村落生態基礎設施應該能够有效聯系,并形成一個完整的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系統。村落生態基礎設施衹有作爲系統、有機的整體,才能發揮整體功能,更好地發揮其應有的生態基礎作用。
從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的概念可以看出,村落生態基礎設施具有以下特徵:
其一,突出了生態生産性土地重要性,使村落自然生態土地擺脱了衹是作爲初級生産者來提供初級農副産品的從屬地位的尷尬境地,而上升到了基礎設施的高度;其二,强調了村落範圍内各種生態生産性土地之間的有效連接,以及村落生態基礎設施作爲一個有機系統的特徵。
三、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研究模型及計算
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的研究包括研究指標體系的建立、指標權重的計算、研究模型的建立、研究等級劃分標準的確定及研究結果的分析。
1. 研究指標體系的建立
目前,國内外的相關論著主要集中在城市生態基礎設施概念和内涵的討論上,對生態基礎設施的考核及評價指標的研究很少,對于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的研究更是鳳毛麟角。由前文所述定義,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研究的指標體系也可以歸納到村落範圍内的各種生態生産性土地的範疇,但同時也有其自身特點。它更强調自然生態服務功能,包含了村落自然環境、村落耕地系統、村落草地系統、村落林地系統、村落水域系統以及村落建成用地系統等6個系統和26個研究因子,采用定量指標與定性指標相結合的方法建立。本文根據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的内涵和人類活動對村落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影响,參考國内外公認的生態村與生態基礎設施相關的各項研究指標,本着綜合性、代表性、層次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等原則,從村落所依賴的自然環境系統出發,以村落生態承載力計算爲依據,綜合其他村落生態環境的研究結果,提出研究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的指標體系(表1)。在指標體系中,村落自然環境反映村落生態基礎設施所處自然環境狀况,其餘5個系統反映各種生態生産性土地提供的各種自然生態服務狀况。
2. 研究指標權重的計算
由于各指標因子在指標體系中的貢獻不同,對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爲了區分其對系統影响的差异性,本文采用層次分析法(簡稱AHP法)來確定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研究指標體系的權重。按照指標體系確定的層次結構,根據AHP法要求,咨詢有關專家意見,構成判斷矩陣,獲得各層次指標的權重值(3)。
以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研究體系的系統層爲例,經過評判後,對結果算數平均,形成如下矩陣,見表2。
用方根法計算步驟如下:
故判斷矩陣具有滿意的一致性,求得的權重=[0.03130.3206 0.0599 0.3206 0.1338 0.1338]T有效。
各研究因子指標權重的計算與要素指標權重計算方法一致,其結果如下:
村落自然環境因子權重=[0.25 0.25 0.5]T;
村落耕地系統因子權重=[0.5579 0.2495 0.09630.0963]T;
村落草地系統因子權重=[0.5 0.1667 0.16670.1667]T;
村落林地系統因子權重=[0.4167 0.0833 0.41670.0833]T;
村落水域系統因子權重=[0.4167 0.0833 0.41670.0833]T;
村落建成用地系統因子權重=[0.2862 0.04450.2862 0.1129 0.1129 0.1129 0.0445]T。
3. 研究模型的建立及計算
在建立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研究指標體系的基礎之上,結合相應的研究標準,對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的各項因子進行評判。判斷標準采用五個等級,即分别對應:4-5,3-4,2-3,1-2,0-1。確定各項因子的評判分值後,采用多因子綫性加權函數進行計算的方式,建立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研究模型:
其中:P爲總得分;Ci爲單項指標得分;Mi爲單項因子指標權重;Bj爲研究系統指標權重;m爲研究系統指標個數;n爲單項因子指標個數(3)。
本文研究的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研究指標體系中,n爲單項指標個數,取26個;m爲研究系統指標的個數,在本指標體系中,取6個;本研究滿分爲5分。
4. 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研究等級劃分
爲對村落生態基礎設施進行分級對比研究,根據相關資料,按上述公式即可計算得出各級指標評價結果,再進一步對綜合指數進行分級,以確定村落生態基礎設施質量優劣狀况。參考國内外相關研究及各種綜合指數等級方法,本文確定了一個5級等級標準,即把[0,+5]區間分成5個區間,并給出相應的等級特徵描述(表3)。
四、實例研究
本文選取遼寧省葫蘆島市東窑村爲研究對象,運用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研究方法,對該村落的生態基礎設施進行實例研究。
1. 村落概况
東窑村隸屬遼寧省葫蘆島市龍港區雙樹鄉,距市區20km,北靠丘陵山地,東臨遼東灣。全村820户,2 300人。全村陸地面積約631hm2,其中耕地267hm2、林地124hm2、草地163hm2、建成用地約77hm2;全村海域面積約爲2 074hm2,其中灘塗133hm2。村落全境平原占陸地面積的80%,河流占5%,坡地占15%。
2. 村落生態承載力狀况
根據筆者的相關研究,該村落2008年生態承載力狀况如下。
人均生態足迹需求爲(hm2/人):耕地0.52694,草地0.03572,林地0.00110,化石燃料用地0.51462,建成用地0.17097,水域0.08575,人均生態足迹1.3351。
人均生態容量供給爲(hm2/人):耕地0.5272,草地0.0069,林地0.1270,化石燃料用地0,建成用地0.1521,水域0.3697,人均生態容量1.1829,可利用的人均生態容量1.0410。
人均生態赤字(hm2/人)爲0.2941。
該村落各項生態生産性土地的生態赤字或盈餘(hm2/人)情况如下:耕地+0.00026,草地-0.02882,林地+0.1259,化石燃料用地-0.51462,建成用地-0.01887,水域+0.28395(注:生態赤字爲-,盈餘爲+(4))。
3. 計算研究結果
根據計算模型,最終確定葫蘆島東窑村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研究單項指標得分(表4)。即東窑村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研究計算結果如下:
東窑村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總體3.4071;村落自然環境3.7500;村落耕地系統3.3653;村落草地系統2.5003;村落林地系統3.6666;村落水域系統4.50000;村落建成用地系統2.1131。
4. 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研究結果分析
東窑村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總體得分爲3.4071。依據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研究等級劃分標準,該村爲2級,即研究對象具有一定的生態基礎設施生態服務功能,能够對村落及周邊地區的生態及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必要的生態物質基礎和保障。
從各系統單層權重的計算結果來看,得分最高的爲該村村落水域系統,得分爲4.5000。依據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研究等級劃分標準,該項等級爲1級,這與該村落範圍内的水域所處的生態及生産能力狀况是吻合的。村落依靠臨海地域優勢,充分發揮海洋經濟作用,以捕撈、養殖及旅游服務業爲重要經濟來源,不但體現了海域的生態生産功能,其生物多樣性保護、氣候調節、娱樂休閑等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的生態服務功能也得到較好的利用。
其次是村落自然環境、村落林地系統和村落耕地系統,分别得分3.7500、3.6666、3.3653。依據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研究等級劃分標準,這3項等級均爲2級,反映出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的基礎條件較好,具備建立具有完善生態服務功能的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的自然物質基礎條件。
在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研究指標系統層中,村落草地系統和村落建成用地系統的得分最低,分别爲2.5003和2.1131。依據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研究等級劃分標準,這3項等級均爲3級。村落草地系統的自然狀况較差,導致其生態服務功能較差。建成用地系統得分最低,説明在人爲成分最多、受人類行爲幹擾最大的系統中,其内部各組成要素因子的狀况不利于該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的生態功能的發揮,甚至有阻礙其功能發揮的負面作用。
五、結語
本文通過構建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研究指標體系,確定指標權重,建立模型及研究結果等級劃分標準,并應用于東窑村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的研究中。其結果證明此研究過程具有較强的可操作性和實用價值。但在運用AHP法建立判斷矩陣時,相對重要性的確定仍存在一定的主觀因素。所以結合實際問題,改進研究模型以提高研究結果的客觀性和準確性是今後需要解决的課題。對于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研究指標體系,目前還處于摸索階段,其理論和方法還很不成熟,很多問題還有待進一步研究和解决。本文嘗試以具體村落爲研究對象,對其生態基礎設施狀况進行研究,以此探索我國村落生態基礎設施的研究方法,以期爲我國的新農村規劃建設和農村可持續發展提供科學依據。
摘要:面对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本文提出村落生态基础设施的概念及研究方法,建立研究指标体系,运用AHP法计算指标权重,确定研究等级划分标准,并通过具体实例加以验证,以期为我国新农村规划建设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村落生态基础设施,指标体系,模型,计算,实例验证
参考文献
(1)参见:王智平,安萍.村落生态系统的概念及其特征.生态学杂志,1995(1):43~48
(2)参见:俞孔坚,李迪华,潮洛.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十大景观战略.规划师,2001(6)
(3)参见:李德清,崔红梅,李洪兴.基于层次变权的多因素决策.系统工程学报,2004(3):258~263
(4)参见:Maoliang,Liguiwen.Researchon EcologicalVillageDisasterPreventionand ReductionStrategiesBasedonAnalysisof Village-levelEcologicalFootprint:Takingthe DongyaoVillageoftheCityofHuludaoin LiaoningasanExample.In:ShaoyuWang.IDRC.Harbin:HarbinInstituteofTechnology Press,2010:261~268
生态基础设施 篇2
9月20日,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之专题会议十六“低碳生态——从理念到实践”在贵阳举行。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教授在会上做了题为《水生态基础设施规划与海绵城市建设》的学术报告。以下内容根据李教授报告发言整理而成。
1.水生态基础设施与海绵城市建设的性质
首先是海绵城市建设的性质。海绵城市建设一定是要从区域到局部尺度上整合的过程与形态,涉及到人的需求、生活质量提升、物质空间、技术、材料等方方面面,涵盖工程评估、场地规划、景观设计、监测、施工等,所以海绵城市本质是结构体制的建设。海绵城市建设必须能够找到解决或者舒缓城市人居环境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水生态系统退化、洪水内涝、城市开放空间难以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等实际问题,同时为人们提供更加宜人的城市生活环境,这一工作才可能为人们所接受。
海绵城市落地就是景观建设。景观设计本质上是土地设计、物质空间规划,是建立在探讨针对土地上存在的环境、生态、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人文社会艺术科学相结合的应用学科。景观设计这一特征为海绵城市建设如何落地指明了方向,景观设计学应该执行海绵城市落地统领的任务。海绵城市建设目标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从子虚乌有的以人为本向维系城市、乡村水系统整体健康转型,健康的水系统才有健
康的城市和人;
第二,从单一功能景观水体向多功能生态水体转型,城市河湖景观是城市、乡村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维护景观河湖栖息地和生物多样性是基本出发点;
第三,从封闭的园林、水利部门利益,不计成本、纳税人的钱面前忘恩负义的“景观工程”向统筹开放的城市水系统管理、精打细算、服务公益的可持续性水管理转型; 第四是整体上服务中国和全球二氧化碳减排的环境目标。
这些目标已经反反复复出现在在十七大、十八大,同时习近平主席的观点非常具体,他说我们要建设海绵城市,就是要去解决大树进城,开山造地这些问题。习主席也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也就是我们要在海绵城市的建设上来实现整体谋划国土空间的开发,科学布局生产生活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的修复空间,所以我们作为设计师深思:我们所做的每一个规划都能够对这个国家负责任,对每一个人民、每一个老百姓负责任。所以我想我们水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应当帮助国家降低能源消耗、降低和移除污染物,我想这是我们这个会场提出生态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2.水生态基础设施与海绵城市建设途径
生态基础设施和海绵城市建设一定有理论依据,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健康,从五个方面,通过北京大学在过去15年中完成的一系列工程,来探讨水生态基础设施和海绵城市建设的思路,同时创造性地探求地方解决方案。第一,要平衡场地水量,净化水质,创造宜人的环境; 第二,雨水管理、湿地恢复与生态游憩环境多功能景观建设; 第三,避免洪水内涝的城市新区规划;
第四,构建城市水系统与居民生活的密切联系的新生活方式; 第五,与洪水为友的新景观。
3.水生态基础设施与海绵城市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归纳水生态基础设施和海绵城市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一是数据条件难以满足,海绵城市建设需要高精度气象数据、地形数据都由有关政府部门掌握,高昂的价格和保密条件令设计师倍感无能为力;
第二,根深蒂固的以城市美化为目的的城市绿地建设观念阻碍行业进步和公众认知; 第三,海绵城市建设是城市从粗放走向精致的机会和途径,需要复杂的技术和设计支持,然而重工程轻技术和设计致使工程咨询与设计费用严重偏低,必将严重影响海绵城市建设质
量;
第四,海绵城市建设是个地域化特征非常明显的工作,需要多学科合作,需要持续监测、技术咨询、试验论证与设计投入的工作,然而个性化、专业化、合作意识浓厚和愿意扎根一地的技术与设计服务的设计师和公司严重不足。同时,相应提出解决途径:
第一,呼吁政府信息公开和数据公开;
第二,呼吁提高咨询与设计服务取费标准,切勿低价同行竞争;
第三,规划师和设计师应该关注城市面临迫切的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与城市人居环境改善的实际问题,革新观念,加强行业合作;
第四,呼吁更多追求精致,扎根一地、服务一地的具有创新创业精神的专业咨询与设计咨询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与专业公司。
生态补偿理论基础新探 篇3
关键词:生态补偿;理论基础;劳动价值论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4-0042-04
莱斯特•布朗在其所著的《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中指出,大自然也是依赖于平衡的,“经济赤字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借贷,生态赤字却是我们取自子孙后代”。因此,我们的经济“一定要遵循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如果违背这个原理,就一定会由盛转衰,江河日下,终致崩溃”[1]。《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号)指出:“要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建立遗传资源惠益共享机制”,“建立和完善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2]。通过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提高生态补偿接受者——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生态保护积极性,把生态保护内化为各个人的持续行为;同时也就使支付者承担了成本,养成资源有价、使用付费的观念和习惯,形成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这是边缘地分享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利益和效应的有效机制或途径。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来看,资源价值与价格理论是生态补偿及其价格决定的理论基础。
1.价值及其源泉新探
“价值”既是哲学领域的重要范畴,又是经济学领域的基本范畴,更是日常用语中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汇[3],其词义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①日常含义是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②哲学含义是指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当客体对主体有积极意义时就有正价值,反之则为负价值。③专指商品价值,即“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4]它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其大小取决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可以说“价值就是劳动”[5],就是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耗费,即支付的劳动成本。劳动成本越低即价值量越小,说明劳动生产率越高,人类的生产能力越强[6]。由于“人与自然是共存、共生、共荣的关系。”因而自然本身既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外在“工具性价值”,又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内在“生态价值”,“善待、保护自然就是关爱、保护人类自己,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伤害自然必定伤害人类,破坏自然就是毁灭人类自己”[7]。国际著名生态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教授把自然的这种价值分为:经济价值,生命支撑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生命价值,多样性和统一性价值,稳定性和自发性价值,辩证的(矛盾斗争的)价值,以及宗教象征价值等[8]。并强调,“人们不可能对生命大加赞叹而对生命的创造母体却不屑一顾,大自然是生命的源泉,这整个源泉——而非只有诞生于其中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大自然是万物的真正创造者”[9]这个价值的源泉是什么呢?有人认为,自然资源的这种价值除了来自于其本身属性能够满足人类需求之外,还受其数量有限性和稀缺性的制约[10]。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由其内在的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和外在的数量有限性与稀缺性决定。
的确,作为存在物,大自然及其相应的自然资源必然对人有用,从而形成价值(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也就是说,从哲学意义上来说,价值是属人的,“就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我们说某一事物具有价值,就是也只是因为它能满足主体的需要、符合人的利益”[11]。但是,这种满足关系是果而不是因,大自然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它不具有满足人类需要的主动性,即不能主动地展示、增殖自身满足人类需要的功能。其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方式、方法、程度等等,都要依赖于人的发掘、赋予和实践,也就是说,没有人的劳动,自然的效应是盲目的、间接的,甚至无效的。自然对于人的价值或效应是人类劳动——活劳动的结果。
2.自然资源的劳动价值源泉
自然资源作为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的物质条件,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经人类劳动加工的人化自然资源,二是未经人类劳动加工开发的原生自然资源[12]。由于自然资源本身的效用——存在价值或意义,使人类无法离开自然而独立存在,马克思说:“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料,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例如从鱼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离出来的即捕获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石……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例如,他用来投、磨、压、切等等的石块就是土地供给的……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过程提供活动场所”[13]。所以,必须维持自然资源的存在,那么,如何维持其存在呢?是劳动。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14]。一方面,通过劳动开发自然资源,使其满足人或人类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还是要通过劳动重置这些被消耗了的资源,以延续其存在,才能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利用和人本身的持续发展。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和价格不是来自于其本身的价值或价格,而是来自于人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曾说“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瀑布和土地一样,和一切自然力一样,没有价值,因为它本身中没有任何物化劳动,因而也没有价格……”[15]。
从劳动价值论的视角看,自然资源的价值源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的劳动耗费。商品价值取决于人的劳动耗费,没有人的劳动耗费,或说人的劳动支出,就没有满足人类需要的物品,也就没有商品的价值,这是劳动价值论的真谛[16]。马克思说:“由于加进价值而保存价值,这是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即活劳动的自然恩惠”[17]。又说:“一切商品(包含劳动在内)的价值(实际交换价值),决定于它的生产费用,换句话说,决定于制造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8]。那么,劳动是怎样创造了商品的价值呢?马克思说:“劳动被使用,被推动,因而工人的一定量体力等等被耗费了,结果是工人筋疲力尽。但是劳动不仅被消费,而且同时从活动形式转变为对象形式,静止形式,在对象形式中被固定,被物化”[19]。这就是劳动的价值创造过程,也就是劳动的消耗过程,正是人类劳动的耗费,一方面在具体的有形的形式下支出,把生产要素转化为有形的商品或服务,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作为劳动的耗费、凝结或物化,作为同质的人类劳动耗费形成了商品的价值。西斯蒙第就曾说:“不管自然恩惠如何大,也不能白白送给人们任何东西;……大凡不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劳动而产生或获得价值的东西,不论对人类生活怎样有利、怎样重要,绝不是财富”[20]。马克思也指出:“机器和自然因素能大大增加一国的财富……但是……它们不能给这种财富的价值增加任何东西”[21]。
二是对自然资源的重置劳动耗费。由于自然资源的独特性质,使其必须不断地得到重置,即被再生产出来。“无论是可再生资源还是可耗竭资源,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都是有限的。为了维持社会生产的持续进行,消耗掉的自然资源也应该得到补偿或替代”[22]。其中,可再生资源只有在其利用速度超过再生速度时,才需要人力资本的投入进行强制性恢复;而可耗竭资源则只能依靠替代品的研发来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因此,重置可再生资源(复原型重置,即把资源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或水平,和更新型重置,即重置后的资源强于重置前资源的规模、功能、状态或水平)和可耗竭资源(替代型重置,即用新的资源代替已消耗的资源)的劳动耗费及其相应的各种投入必然是该资源价值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一切商品,包括自然资源的价值源泉不仅是其直接劳动耗费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其重置劳动耗费的结果,马克思就指出:“价值不是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或它的生产所使用的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它能够被生产的那段劳动时间或者说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23]。“每一种商品(因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种再生产可以在和原有生产条件不同的、更困难和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如果改变了条件再生产同一物质资本一般需要加倍的时间,或者相反,只需要一半的时间,那么货币价值不变时,物质资本价值及利润加倍或减半”[24]。因此,自然资源的价值“是在现有生产条件下,再生产资源而消耗的人类劳动决定的”[25]。原始自然资源的价值是按照再生产该资源所预期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决定的。
3.创造自然资源价值的劳动形式
生产物质商品、提供服务或再生自然资源等创造价值的劳动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社会形态等条件下是不同的,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拓展,即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范围是不断扩展的。那么,到底哪些劳动具有创造商品价值的属性呢?我们以为,“凡是创设、增加、转移和保存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都必然形成价值,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所谓创造使用价值是指通过劳动把生产要素转变为一种人们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一种新的使用价值。“所谓增加使用价值就是指通过劳动使原有使用价值的功能得到提升或使用范围得到扩展。”所谓转移使用价值,“一是指使用价值的存在状态的转移,即通过劳动使生产要素的使用价值变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二是指使用价值的存在空间转移,即通过劳动把使用价值由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保存使用价值包括延续性保存,“即通过不断附加劳动使原有劳动成果随着生产过程的延长而不断地得到延伸、保存”,和存在性保存,“即要保存使用价值而不得不附加新的劳动,增加价值,如文物的保护。”[26]在自然资源的劳动中,无论是直接劳动耗费还是重置劳动耗费都具有创设、增加、转移和保存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属性,即具有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的属性,从而使资源及其产品具有价值。
在商品的价值组成中,除了劳动价值外还包含了原料、资本、技术等各种投入要素价值,使其各种投入要素价值得以补偿。其中,最主要的投入是人力、资本、技术等三个核心内容。人是主导性要素,没有人对自己行为的约束和对自己对他人行为造成的生态破坏恶果进行修复、补救性投入,是不可能保持良好生态环境或改善已破坏生态环境的。可见,必须提高劳动者增加对生态环境保护投入的积极性。劳动者的劳动投入量取决于其牺牲闲暇而产生的边际成本与获得劳动报酬的边际收益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只要其边际劳动报酬大于其边际成本就会投入更多的劳动量。因此,需要通过各种手段促进生态保护者增加其劳动投入、并使生态保护投入的边际收益大于或等于其他劳动投入的收益,这样,不仅可以稳住现有生态保护者,又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行列中来,从而全面地提高社会的生态保护参与率。资本注入是生态保护中不可缺少的投入,它既要解决生态保护劳动投入的报酬问题、又要解决生态保护和修复的各种实物投入的成本问题。事实上,无论是生态脆弱地区还是生态良好地区,都存在资本约束问题:生态脆弱地区因为生态环境的制约使其生产率低下,自我资本积累和投入的能力欠缺;生态良好地区一般是工业经济比较落后、发展缓慢的地区,是一个还没有来得及污染和破坏的地区,也存在收入水平低下、生态环境保护投入能力不足的问题。这就需要外部,特别是国家的资本注入,完成其生态环境保护的原始资本投入和积累。技术进步是解决一切发展问题最好、最根本的手段。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理性认识对感性认识具有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不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无法解决生态保护的生产效率的,因此要加大生态保护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可见,生态补偿实际上就是承认、支付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各种投入价值,相应的,这些投入也就构成了生态产品的价值组成。
4.自然资源价值的补偿模式(自然资源价值补偿的特殊性)
自然资源的价值补偿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价值(成本)补偿,就在于它要受机会成本价值和所有权价格影响。首先是机会成本价值。机会成本价值是指一个人在自己生产商品还是购买商品之间做出选择时所放弃的另一种选择的预期价值[27]。一般商品生产中,机会成本价值仅仅是一种选择价值,不是实实在在的价值,因而只存在选择对或错的问题,而不存在补偿或说对其出售价格的影响。但,对于自然资源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人们会根据自己对某一项资源或资源产品的未来估价做出当前的价格决策。对于可再生资源而言,人们会做出其存量不断减少,因而越来越稀缺的判断,根据供求原理,当一项资源稀缺而出现供不应求时,会出现价格上升。基于这样的判断,资源所有者会考虑把资源留在未来开采更为合算,这又使当前的资源供给量减少,价格进一步上升,价格上升所带来的损失就是稀缺性成本。稀缺成本对资源价格的影响
如图所示,横轴Q表示资源的供给(开采)数量,纵轴P表示资源的价格,在当前的供求状态下需求曲线D和供给曲线S相交于E*,得出了均衡价格为P*,均衡数量为Q*。但是,由于资源供给者预期到未来供给的减少,价格会上升,于是减少当前的供给,而在资源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其均衡数量减少,而价格则上升为P',新供给曲线S'与旧供给曲线S之间的距离就是该资源的稀缺成本。对于不可再生资源而言,其价格决定有两种情况:没有替代品的价格决定和存在替代品的价格决定。对于没有替代品的资源价格决定,主要取决于未来价格和现在价格的关系,我们用Pt表示当前价格,r为利率,Pt+1为第二年价格,因此,该资源的现在价格为Pt = Pt+1*1/( 1 + r ),即其现在的市场价格为该资源未来价格的现值。对于存在替代品的资源价格决定,主要取决于替代品的成本,假定某项不可再生资源的年需求量为 D,总储量为 S,可使用年限为 T=S / D 年,到第 T + 1 年只得使用成本为C 元/单位的替代品,在利率为r的条件下,其现在价格为:P0=C/(1+r)T,即该资源的价格为替代品成本的现值。
其次,从资源的所有权价格来看,自然资源价格中的一部分是由其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决定的[28]。劳动价值所转化的价格和所有权价格共同构成了资源价格,从成本角度讲,资源价格就是资源消费(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所付出的代价,即成本。通过成本约束就能起到对资源消费的调节,达到节约资源、促进生态保护的目的。在传统生产中所出现的污染等生态问题,既是生产观念上的唯利益论(只强调经济利益或利润),生产过程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从人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把自然仅仅当作人所征服的对象而无度索取)和技术缺陷(即在人类中心主义理念下,缺乏对尊重自然、保护、和谐自然的技术设计)的结果,又是资源低价甚至无价导致资源掠夺、浪费型消费的结果。要实现生态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就必须“实行有利于资源节约的价格”政策[29]。但事实上,我们的资源价格比较低,无法起到调节资源供求的效应。世界银行专家指出,中国农民用水通常是免费的,城区平均每吨水价1元多, 为南非水价的1/3, 德国水价的1/10。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2005 年亚洲发展展望更新版》报告显示,在其所调查的30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的汽油价格位居倒数第六名,以 2004年11月的油价为例,中国香港的超级汽油为154美分/升、印度的同品质汽油为87美分/升,而中国内地为48美分/升。从资源差价关系来看,以山西大同到浙江电厂煤炭价格为例,2004年山西大同计划内煤炭出矿价格169.20元/吨,比1997年的163.84元/吨上涨 5.36元; 而浙江电厂煤炭的实际进货价格高达373.90元/吨,其中流通费用204.70元, 占煤炭实际进货价格的55.75%。2005年5月国家统计局对部分企业煤炭与所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情况所做的调查显示,华东地区商品煤综合售价由1997年的211.42元/吨上涨到2004年4月的 238.93元/吨, 涨幅为13.01%,而同期钢材平均价格由2 819元/吨上涨到3 361元/吨, 涨幅为19.23%[30]。合理的资源定价无疑是对资源合理利用的有效引导,就是建立了一个生态补偿的市场价格机制[31]。
可见,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首先是劳动价值和价格理论,正是经过人类劳动——对资源的培植、修复、保护等在资源及其产品中凝结了价值,在这个价值决定的价格基础上,加入由资源所有权垄断而决定的那部分价格,构成了资源价格的全部内容。但,在具体的交易过程中,还存在一个基于供求关系状态和交换双方对未来预期的讨价还价过程,而使其价格的决定和形成更为复杂。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边缘地与经济协调发展(编号:05XJL012),陕西省教育厅人文专项:资源价格与汉江水源地生态保护的补偿机制研究(编号:08JK030),陕西省教育厅基地项目:汉水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补偿机制研究(编号:08JZ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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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胡仪元(1968—),男,陕西理工学院经法学院教授,汉水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生态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生态基础设施 篇4
1. 生态基础设施在美国的实践发展
生态基础设施(EI)的概念最早于1984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在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美国第一项大尺度整合生态基础设施的项目出现在1990年的马里兰州绿道规划项目,这使州域生态分析和生态基础设施地图得以诞生。1998年佛罗里达州利用GIS开发了两个州域范围内的绿色网络系统,作为佛罗里达州绿道系统的补充[2] 。2001年马里兰州推行了“绿图计划”(Maryland’s Green PrintProgram),并形成了相应的生态基础设施评价体系[3]。城市范围内, 2006年华盛顿大学风景园林系与绿色未来研究室共同合作完成了“21世纪西雅图的生态基础设施展望”,规划中提出EI规划的五大网络,作为西雅图城市规划建设的指南[4]。2010年后,纽约、洛杉矶、华盛顿、费城等先后推出了以低影响开发为理论支撑的EI规划。其中费城作为美国生态基础设施资金投入和推进力度最大的城市之一,其政策制定、规划方法及实施策略,对于我国城市设计和绿地系统规划都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2. 费城的生态基础设施规划演进
2.1 早期的城市绿色空间体系
费城位于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东南部,是德拉瓦河谷都会区的中心城市,市区东起德拉瓦河,向西延伸到斯库尔基尔河以西,面积334平方公里。在华盛顿建市前,费城曾是美国的首都,是美国最老、最具历史意义的城市之一。19世纪中期,工业的繁荣使得费城迅速发展,同时也导致了大面积自然景观被破坏。工业污水被直接倾倒进流经城市的两条河流,导致了流行病在城市中的大规模蔓延。为了应对工业革命给城市带来的水污染问题,费城于1855年开始沿着斯库尔基尔河(Schuylkill River)建设费尔芒特公园系统(Fairmount Park System)。费尔芒特公园系统如今设有215英里的休闲步行道,是全美最大的景观城市公园体系之一(图1),对费城地区的自然资源保育以及向公众提供休闲空间产生了重要的意义。
费城EI建设的萌芽是2001年城市开放空间规划组(Open Space Planning Group)的成立,旨在保护城市现有公园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绿地和开放空间。2005年,市规划委员会完成了第一个EI试点研究,同年城市开放空间规划组也得到了宾夕法尼亚自然环境保护署(DCNR)的资助拨款,城市GI规划的建设正式展开[7]。自2009年起,费城已先后出台了八个和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相关的规划,内容涉及生态基础设施规划、水体治理、可持续能源等诸多方面。
2 . 2 “ 绿 色 费 城 ” 生 态 基 础 设 施 规 划(Green Plan Philadelphia)
在费城市政府的邀请下,自2007年3月起,历时三年,Wal ace Roberts & Todd(WRT)景观规划事务所于2010年完成了“绿色费城”规划(Green PlanPhiladelphia),绿色费城规划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一个具有战略性的、与城市社区密切结合的整体策略,为城市面貌改善和复兴提供了指导框架。
2.2.1目标研讨与制定
在费城生态基础设施规划制定的过程中,费城市政府(City of Philadelphia)、费城水利局(PhiladelphiaWater Department)、Wallace Roberts & Todd景观规划事务所、宾夕法尼亚州园艺学会(PennsylvaniaHorticultural Society)、宾夕法尼亚自然保护部门(Pennsylvania 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 and NaturaResources)和市民代表均参与了规划讨论与制定。其中,市民的参与是生态基础设施规划的重要步骤之一,超过2000名市民出席了18个社区研讨会,并提出了市民对于城市发展的需求和此次规划的建议,最终总结出规划中核心的几个主题应该为:增加城市开放空间、规划新的绿道并和现有绿道联通、改善城市亲水性、增加自行车及行人专用道、更多的植物、增加景观绿地比例、软化硬质基础设施、修订规划政策、鼓励群众参与的积极性。研讨会为费城的绿色基础设施规划明确了规划结构及目标,结得的成果最终被用作制定“绿色费城”(Green Pan Philadelphia)的规划l框架。
2.2.2 前期分析
规划前期利用GIS及实地调研等方法进行了数据收集用于规划前期分析,分析内容包括:城市开放空间用地类型、城市绿地服务区域覆盖范围、城市空地分布、两种灰色雨洪基础设施的覆盖范围(雨污合流及雨污分流)、城市绿色街道的分布以及城市水岸的可达行等。现状调研明确了城市各项问题的重点分布区域,经过分析归纳所获得的结果作为后期规划的依据。
2.2.3 试点实验
规划初期,通过对两个生态基础设施试点项目的施工及研究作为城市范围内建设的前期实验,得到生态基础设施建设、造价及收益等相关数据。实验在费城选取了两个一平方英里的试点,分别位于阿勒格尼/泰奥加(Allegheny/Tioga)和南费城(SouthPhiladelphia)。实验对生态基础设施的造价投入与效益进行了评估,造价包括施工及养护费用,效益包括节约的能源、养护节约的费用(与灰色基础设施相比)、吸收的碳排放量、吸纳雨洪的能力、减少的水体污染等,得出生态基础设施的投入与效益估算数据。
2.2.4 生态基础设施规划结构网络
在进行大量规划研讨会得出成果的基础上,根据GIS的调研和实验分析的成果,基于城市的斑块、廊道等景观空间结构进行城市公园绿地、空闲用地、步行系统、绿色道路和生态区域的多类型规划。费城的EI规划确定了六大主题类别:城市公共空间、城市道路及廊道、校园、城市水岸、城市废弃用地及可持续能源[5]。每种主题中的基础设施载体包含各自对应的用地类别,并立足于25年的规划周期,对每个类别提出了直观及量化的规划目标和策略,以指导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中包括:(1)城市公共空间:在现有基础上增加4200英亩公园绿地面积;将城市土地和结构闲置率由10%降低到5%;平均公共空间分配,为所有居民提供平等的使用途径(图2-3)。(2)城市道路:在全市范围内规划1400英里的绿色街道网络;确保所有居民在每半英里的服务半径内都有可达的步行网络。(3)校园:增加100个校园绿化项目,建设雨水花园等生态基础设施为学生提供教育场所。(4)城市水岸: 将分散的公园用绿道串联,沿着特拉华河和斯库尔基尔河沿岸平均每英里建立两个可达的公共空间点。(5)城市废弃用地:将城市废弃空闲地的比例由10%降至5%,并对其进行绿化改造。
3. 费城的生态基础设施规划对于我国的启示
3.1生态基础设施规划需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
目前我国的生态基础设施规划还属于城市绿地规划的范畴,属于城市规划进程中的附属规划,并不能真正做到指导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因此我国的生态基础设施规划必须提升到新的战略规划的高度,才能体现整体规划制定过程中对于生态保护的前瞻性。
3.2 城市绿地规划中需加入可达性、系统性等指标的评价
目前我国的城市生态绿地评价指标有包括绿化率、绿化覆盖率和人均绿地绿地面积等,但普遍存绿地分布不均,使用性和可达性差等情况,因此应在考虑绿地量的同时,也应制定开放空间可达性、系统性等相关指标的评价标准。
3.3 生态基础设施的制定需要多部门、多学科之间的共同合作
在费城生态基础设施规划制定的过程中,费城市政府、费城水利局、景观规划事务所、宾夕法尼亚州园艺学会、宾夕法尼亚自然保护部门和市民代表均参与了规划讨论与制定。生态基础设施的总体规划依赖于多学科的综合和各部门的配合,其中群众的参与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我国在生态基础设施规划制定的过程中,更应该多听取群众意见,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合作,用多学科的综合角度看待问题。
3.4 完善相关生态指标的管理条例和法律法规
国内缺乏相关生态指标的法律法规导致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不能落实。以雨洪管理为例,虽然我国目前对于生态雨洪管理有着大量的文献资料研究,但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各大城市依然存在“理论一大套,形态老一套”的尴尬局面。因此完善相关法规的制定,对于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实能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
4. 结语
生态基础设施的概念不光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也蕴涵着新的规划方法论。费城的EI规划模式及方法,为高度人工化的城市建成区的空间保护和发展提供了一套可借鉴的思路。中国当前面临高强度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冲突日趋加剧,国土及城乡生态安全面临挑战,建设具有前瞻性的EI规划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海绵城市概念在我国的推进,费城EI规划框架的制定、可持续规划的方法、量化的评价与检验体系,都值得我国城市设计工作者吸纳和借鉴。
摘要:以费城生态基础设施规划研究为例,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从演进过程、规划方法、规划结构等三个方面对城市生态基础设施进行分析,总结并指出费城生态基础设施网络的构建和评价体系对于我国城市建设的借鉴意义。
植物及生态基础教学总结 篇5
随着期末的临近,一学期的教学工作也接近尾声了。回顾这学期本学科的教与学,虽然基本上按时地完成了教学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缺点和不足也是不容回避的,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一、教学目标完成情况
在教学方面,认真备课、上课是最基本的,备课不但备学生而且备教材和教法,根据教材内容及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课的类型,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认真写好教案,做到每堂课都“有备而来”,每堂课都在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课后及时对该课作出总结,写好教学反思,前进的时候不忘思索。
同时,课堂的授课过程中,在了解学生原有知识与技能水平的基础上,组织好每一节的课堂教学,合理地安排重难点的讲授以帮助学生突破重难点,解决思想上的疑难杂症,提高教学效率。为了使课堂上的讲解线索清晰,层次分明,言简意赅,深入浅出,我在课堂上特别注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加强师生互动,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学得容易,学得轻松,学得愉快,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
此外,及时布置与批改作业、课后辅导、听课、评课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并借助各种学习渠道广泛收集课堂素材以形成比较完整的知识结构,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学有所得,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思想觉悟,并顺利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在教学成绩方面,依据本学科在开学初制定的教学计划,让学生掌握园林植物在园林绿化中的应用形式,掌握植物细胞与组织、器官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并学会应用生物学特性对植物进行鉴定与分类,熟悉植物的三大生理代谢过程与意义,了解植物与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学会从化学、生态的角度去联系植物学。经过一学期的学习,大多数学生基本上达到了最基本的教学目标,掌握了学习植物及生态基础的方法,自学再生能力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环境条件的制约,缺乏大环境的熏陶,学生的成绩还参差不齐,具体表现在少数后进生虽然知识上掌握了该学科的相关理论基础,但能力方面还有所欠缺,有待发展与提高,因此整体成绩提高得不快,有些甚至不尽人意,这有待今后工作中不断的探索、借鉴与完善。
二、教师自我发展情况
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对教师的素质要求也随之提高了。为了使教学工作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根据本校的实际条件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在充分了解学生的知识、能力基础上,按照学校的各项要求,立足现在,放眼未来,提高教师的教以利于学生的学,教师应在自己已有的水平上不断地进步和提高,才能跟上教育改革的步伐。因此,在教师的自我发展方面,学习新的理念是最基础的内容,也是一种不能中断的学习。在备课过程中,我在熟悉教材的基础上,不断查阅资料,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并在教学中实施。为了赶上时代步伐,我在讲授教材内容的基础上,还经常上网查阅资料,了解现代生物学新成果、新观念。但由于初上讲台,教学技能与策略都不够熟练,所以这方面得虚心向老教师请教,取长补短的同时,根据自己的教学特点,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和特色。
三、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现在班级存在的问题是后进生的学习,没兴趣、听不懂、不想听是他们普遍表达的观点,如何培养后进生对本学科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成绩是耽误之急,也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要提高后进生的成绩,首先要解决他们心结,让他们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之对学习萌发兴趣。要通过各种途径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和上进心,让他们意识到学习并不是一项任务,也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是充满乐趣的,从而自觉的把身心投放到学习中去。这样,后进生的转化,就由原来的强制学习转化到自觉的求知上来。在此基础上,再教给他们学习的方法,提高他们的技能。并认真细致地做好查漏补缺工作。后进生通常存在很多知识断层,这些都是后进生转化过程中的拌脚石,在做好后进生的转化工作时,要特别注意给他们补缺,把他们以前学习的知识断层补充完整,这样,他们就会学得轻松,进步也快,兴趣和求知欲也会随之增加。
版权:构建在线音乐生态的基础 篇6
月12日,國际唱片业协会发布《2016年全球音乐报告》,称2015年全球数字音乐销售额超越实体音乐,成为录制音乐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中国音乐销量快速上涨,其中,中国政府对于音乐版权的保护可谓功不可没。尽管纠正上传服务造成的市场价值扭曲仍需努力,构建完善的在线音乐生态也要假以时日,但是,没有版权,在线音乐的发展依然寸步难行。
数字音乐首超实体音乐
《2016年全球音乐报告》指出,数字音乐目前占到了全球音乐总收入的45%,实体音乐收入则仅占全球音乐总收入的39%,剩下的主要来自录音制作者和表演者的表演权收入(14%)。全球音乐销售额增长主要源自流媒体收入的大幅上升,大大抵消了下载和实体收入的下滑。流媒体收入包括付费服务和受广告支持服务,上升了45.2%,占数字收入的43%,近乎接替下载收入(45%),成为行业的主要数字收入来源。
2015年,全球录制音乐收入总计150亿美元,较2014年增长3.2%,实现了自1995年以来的第一次增长,反转了前一年0.3%的市场下滑。尽管实体音乐收入下滑,但是下滑速度相比从前有所放缓,仅下滑4.5%,这一数字在2014年为8.5%,2013年为10.6%。
数字音乐收入增加10.2%,达67亿美元,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付费流媒体订阅有45.2%的激增。在19个国家中,数字音乐收入在录制音乐市场中的占比过半。2015年,包括哥伦比亚、新西兰、菲律宾等在内的4个国家和地区,数字音乐收入占比突破50%大关。
“我相信全球音乐产业已经成功地挣脱了数字领域的囹圄,未来一片光明。我们的数字业务如今举足轻重,并在不断发展,随时可以达到新的高度。”索尼音乐娱乐大中华区主席暨首席执行官徐毅表示。
版权保护推动中国音乐销量快速上涨
《2016年全球音乐报告》指出,中国音乐销量环比上涨63.8%,达1.7亿美元,数字音乐收入整体上升了68.6%,显示出中国音乐市场的潜力巨大。
4月26日,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大会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了《2015年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年度报告》,指出网络音乐领域的版权纠纷数量上涨较快,是法院审理网络版权案件的重点。2015年各级法院审理的网络音乐民事案件数量为687件,取代往年的网络视频案件,成为2015年网络侵权案件最多的类型,占整个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件数量的44%左右。
《2015年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年度报告》指出,2015年司法机关加大对网络版权的刑事保护力度。据统计,在已公布的有关侵犯网络著作权刑事犯罪的案件中,案件类型包括网络游戏、网络视频和网络文学,近半数的案件罚金在20万元以上,最高罚金达170万元,有力地打击和震慑了网络著作权侵权犯罪分子。
在已获授权的流媒体服务致力于吸引乐迷和促进合法音乐增长的所有新兴市场,中国的唱片公司表现最为瞩目。2015年,随着几大音乐平台的建立和扩大,交易型音乐市场在中国首现。
中国数字音乐市场目前由腾讯、海洋音乐和阿里音乐为首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主导。这些互联网公司认识到了音乐为其增加和维护用户所带来的附加价值,他们之间展开了争取授权的激烈竞争。其中,腾讯于2008年首次推出付费服务——绿钻,目前又推出了一个发展快速的高端流媒体服务——QQ音乐。腾讯与两大国际唱片公司索尼和华纳以及约25家独立厂牌达成了合作。腾讯QQ音乐服务在2015年7月推出了高端付费服务,首次以付费的形式为客户提供新音乐,订阅数量增长迅速,2016年初,QQ音乐已经有近300万付费用户。
唱片公司高管都表示中国政府对上述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15年7月,作为“剑网行动”的一部分,国家版权局下令所有流媒体服务删除侵权内容。腾讯报告说,自这项禁令颁布以来,它每月向侵权服务发送大概2000封删除通知。除了积极向平台授权许可音乐之外,国际唱片公司在艺人和曲目挖掘上也投入很多,正在着眼于从传统的音乐发展中心中国台湾扩展开来,更多地将重点向中国大陆转移。
报告也同时指出,中国数字音乐业务有了进展,但中国仍然是全球少数几个没有录音制作者广播权和公开表演权的国家之一。赋予录音制作者广播权和公开表演权会让中国加入到其他147个已经赋予了这些权利的国家的阵营,将会帮助中国音乐产业实现更快的发展。
上传服务扭曲市场价值
然而,激增的使用量并没有给艺人和制作者带来公平的回报,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也有类似的情况。主要原因是“避风港原则”的误用,这就让包括YouTube在内的一些用户上传服务时,可有效地规避正常的音乐授权许可,转而在没有给权利人合理报酬的情况下使用受版权保护的音乐内容来构建并发展其业务,而支付给艺人和制作者的报酬微乎其微。这就导致全球音乐流媒体的巨大使用量与权利人从中获得回报之间的极大不匹配。
用户上传数字平台拥有庞大的音乐使用群体,据估计,其用户群超过9亿。然而这个庞大消费群体产生的收入只占到了行业收入很小的一部分,构成了受广告支持的收入,约6.34亿美元,仅占全球音乐收入的百分之四。报告指出,产业若要长期繁荣,扭曲市场的价值差距问题就必须解决。
所以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怪象,专业人士们高瞻远瞩地探讨国内资本与海外文化产业的联合前景,用户却只关心影视综艺还能不能同步观看,歌曲还能不能免费收听,怎样用最少的平台和应用搞定尽可能多的在线资源……还有那么多兄弟在盗版路上呕心沥血、坚定不移,也难怪外国游戏玩家要来中国求盗版了。
共享并不等于免费
互联网带来了共享经济,但共享不是免费。即使是以提供社会服务为基本内容的公共资源,也要有纳税人支撑才行。
那为什么我们会习惯于免费享受在线版权资源呢?其实这跟买卖双方、市场监管和大众认知都有关。首先,很多人觉得一件无形商品在网上可以被初始购买者无限复制传播,而这一过程没有增加发行方成本,没有产生交易,至于谁愿意当第一个冤大头那是他自己的事儿。并且与曾经的盗版卡带、盗版光盘还不同,在线分享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对在这个分享体系末端的人收取初始费用,就如同问第N手用户索要市面价一样。
nlc202309081144
最初那个人购买的是商品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他没有权利跳过发行方进行商品的免费分享。
其次,对于国内同质化严重的音乐应用来说,谁先喊收费就将面临被用户弃用的风险。而它们要么是大公司重要的流量入口,要么是依赖流量营销广告,用户量就是影响力。所以宁可自己腰带紧点儿,也不能向用户伸手。
再者,市场监管层面,国家始终没有拿出具体的法律法规对版权资源付费使用作出要求,自然也就缺乏对盗版传播的监控和惩罚,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在欧美,音乐平台与版权方的分账比例为3:7,日韩则达到1:9,部分高产音乐人靠版权就能每月入账几十万元人民币,甚至比一场演唱会挣得还要多。
我国两大音乐版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据腾讯研究院发布的《音乐产业发展报告(2015)》披露,目前我国音乐版权方收益仅占全行业产值的2%左右,而同类目数字在发达国家占比为70%至90%。
再說付费听歌的费用真的有那么高吗?以美韩为例,iTunes是9.99美元(约人民币65元)包月不限量听歌和下载。Melon则是9000韩元(约人民币48元)包月听歌,包满3个月后,收费减半。而国内目前主要还是高品质音乐收费,如QQ音乐绿钻会员为10元包月。这项收费完全在消费者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在线音乐生态有赖于版权
进入2016年,弥漫在在线音乐行业的硝烟味消散了很多。在自家版权“护城河”已经建成的前提下,在线音乐平台间的竞争进入了2.0时代,其中,做直播、推原创成为行业的普遍选择。
但版权仍是在线音乐平台发展的基础。扩大外延是在线音乐探索商业模式的尝试,为用户提供音乐播放服务依然是在线音乐的根本。
构建生态成为在线音乐的普遍诉求。对当前的在线音乐行业而言,版权收紧为各家建立健康的商业模式提供了基础,
对用户而言,听歌仍是其下载、使用一款在线音乐APP的首要需求。如果在线音乐APP无法满足用户的听歌需求,那么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在国内在线音乐版权监管收紧的背景下,盗版模式、打擦边球的玩法已经不可行,百度音乐的黯然退场已经给出前车之鉴。想在在线音乐行业闯出更大天地的玩家们,依然绕不开版权这道门槛。
据悉,北京市已经启动了“金曲工程”,把监管聚焦在一万首最流行的音乐“金曲”,三到五年将范围扩大到十万首,约为目前网络音乐的半数以上,并将治理网络音乐播放秩序作为重点。
版权争夺战的冷却以及构建在线音乐生态的热潮,并不代表版权已经不重要。正相反,不管在线音乐平台的边界如何扩大,版权仍是一切尝试的前提。
生态基础设施 篇7
1. 国外研究动态。
最初宜居城市主要是关注如何改善城市的居住环境。从19世纪开始, 以理想都市建设和田园都市运动等为背景, 追求城市舒适、便利和美观等职能成为英国城市发展的重要理念, 这一理念也传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随着城市规划的发展, 对舒适和宜人的城市环境的追求, 在城市规划中的地位逐渐得到确立。国外对于宜居城市的理解比较注重城市现有和未来居民生活质量的三大类因素, 即适宜居住性、可持续性、适应性。关于宜居性除关注城市的居住环境外, 对居民参与城市发展的决策能力也很重视, 并认为这是宜居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关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追求的不仅是当前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高低, 也重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潜力;另外, 城市对危机和困难的可适应性也是宜居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
2. 国内关于宜居城市的研究进展。
国内关于宜居城市的研究主要是来源于吴良镛院士关于人居环境的研究, 可以说, 人居环境的理论和方法是宜居城市研究的重要基础。2005年1月, 在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首次出现“宜居城市”概念。尽管国内外学者、实际工作者对宜居城市的内涵有各自的理解, 但有几点带有普遍性: (1) 宜居城市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的城市。 (2) 宜居城市是一个物质环境与精神环境和谐的城市。 (3) 宜居城市是一个生态环境优美的城市。 (4) 宜居城市注重人的全面发展。 (5) 宜居城市应该是一个生活舒适便宜的城市。 (6) 宜居城市是一个公共安全的城市。
二、城市基础设施与生态宜居城市的关系
城市基础设施与生态宜居城市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点:城市基础设施是建设生态宜居城市的必要条件, 但不是充要条件;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建设生态宜居城市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建设城市基础设施是建设生态宜居城市的一个初级过程, 而不是最终结果。总之, 在建设生态宜居城市的过程中, 必须要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只有城市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才能为市民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 才能提高市民的自豪感和认知感, 对进一步建设生态宜居城市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三、张家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虽然在最近几年张家口市加大力度建设城市基础设施, 但与全国或全省相比还是很落后的。多项指标在全国和全省的靠后水平, 2006年, 张家口市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为9.74平方米, 分别比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低1.19平方米, 在全省排第十位。
2. 市容环境不尽如人意。
张家口市连续多年积极开展综合治理, 虽有一定成效, 但由于气候特点、市民素质、管理盲区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城市整体卫生环境还不够整洁、优美, 距离宜居性标准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3. 城市改造“死角”亟待清除。
张家口市城市改造中遗留下来的危房棚户区和“城中村”地段, 基础设施更为薄弱、各类安全隐患集中、改造难度更大, 这些地方已经成为影响城市统筹、和谐发展的重要障碍, 是“宜居城市”建设的“死角”。
4.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资金不足, 投资缺口大。
虽然张家口市在1995年对外开放以来, 城市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有了较大增长, 但其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未达到合理的比例水平, 逐年累计形成了巨额的投资欠账。
四、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打造张家口生态宜居城市的策略
1. 转变城市政府职能。
建设宜居城市, 制约影响的因素很多, 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社会治安等等, 但最关键在于城市政府的心态理念。建设“宜居城市”, 老百姓固然可以参与其中, 发挥一定的作用, 但关键在于城市政府。政府的理念、政府的行为直接地决定城市建设中的种种问题, 如道路的设计、广场的设计以及房地产的开发等, 这些都是由政府直接决定也只能是由政府决定。由于政府官员的学历、认识以及行为观念的不确定性, 往往使一个城市在某一个重大项目开发建设中具有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这些因素的存在就导致一些官员在执行或决定一个项目时, 就没有充分考虑到市民的根本利益需求。最后形成的局势时, 政府原本是为市民做事, 但是项目完成以后却得不到市民的认可。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在城市建设中, 没有争取广大市民的意见, 较少的关注群众利益所造成的。还有一些城市口头上讲得多, 实际行动上改变不大, 或有一些则在具体推动城市宜居的做法上存在很多偏差等等, 这些做法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城市不宜居。因此, 张家口想成为老百姓心中的生态宜居城市, 首先要做的就是转变城市政府职能,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特别是在拆建过程中更应该注意市民的切身利益, 多为市民考虑一些, 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是建设宜居城市的前提。要坚持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为重点, 把集中供热、供气、交通作为城建“一号工程”加快推进, 进一步方便居民生活。加快完善城市道路体系, 坚持新区抓配套, 旧城抓完善, 使城市路网纵横贯通。按照主城区“西展东拓、扩城上山”的要求, 2008—2009年要加快城市快速路与城区道路连接线建设, 完成城市“三纵、十横、一河、三桥、十立交、十游园”以及“一门、三网、十四路”重点工程建设, 完善小街巷的改造工作, 2010年前实现主城区道路状况的彻底改善。加快高新区开发建设, 2010年完成北片20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建设, 2015年前把高新区建成设施完善、环境一流的现代化新城区。切实抓好供热、供气等直接关系市民生活的工程建设, 落实好重大基础设施工程项目。
3. 在建设宜居城市的过程中保护历史文脉, 熔铸城市精神。
一座城市各个时期的建筑像一部史书、一卷档案、记录着一个城市的沧桑岁月。而唯有完整地保留了那些标志着当时文化和科技水准, 或者具有特殊人文意义的古建筑, 才会使一个城市的历史绵延不绝, 也才会使人类发展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 也才会使一个城市永远焕发悠久的魅力和光彩。因此, 张家口市在全面改造城市过程中要全面而深入地探寻老城区的历史文脉, 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历史文脉, 延续历史文脉。张家口市有悠久的历史文化, 现在在市中还存在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是见证张家口市的发展历程, 是张家口市重点要保护的建筑。保护这些建筑就是保护张家口市的历史延续性, 使后人可以通过了解这些建筑来了解张家口市的历史文化, 一个城市的文化是代表这个城市的发展历史。即保护张家口市的历史文脉, 使人们知道张家口市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 比如大境门等历史建筑一定要保护下来。千万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破坏张家口市的文脉, 那是对历史的犯罪。
因此, 在建设张家口市宜居城市时, 要重视对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 城中村的整治改造, 要注意保留如古民居、骑楼、宗祠、石板路、小桥、古树名木、河涌等反映当地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 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防止出现不顾历史文化保护, 一味大拆大建的现象。
4. 利用“反规划”理论来指导城市建设。
由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俞孔坚提出并实践的“反规划”概念, 近年来在浙江台州、深圳等地得到广泛应用。同时, 在这一概念指导下, 由俞孔坚主持设计的节约型城市绿地景观, 已有多项获得全美景观设计师协会设计荣誉奖。“反规划”概念是在中国快速城市化导致城市无序发展、环境迅速恶化背景下提出的规划方法论, 是相对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口—规模—布局”的城市建设规划模式提出的一种“逆规划”和“负规划”。所谓“反规划”, 是指景观设计师和规划师在城市建设发展计划确立之前, 就通过识别和设计景观的生态、文化遗产以及休憩的基础结构, 引导和框限城市发展, 即建立生态基础设施。这一设施保障着城市的生态和健康, 保护人们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身份, 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
城市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必须的, 土地也是有限的, 但是, 必须认识到, 自然系统是有结构的。协调城市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决不是一个量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空间格局和质的问题, 这意味着只要通过科学、谨慎的土地设计, 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土地生命系统的干扰是可以大大减少的, 许多破坏是可以避免的。张家口市在近几年的快速建设中, 要全面规划, 充分应用“反规划”理论来指导张家口市的城市建设, 减少对自然界的破坏, 使张家口市的城市建设到达“天人合一”的境界, 避免其他城市所走过的弯路, 为市民提供一个生态环境良好的宜居城市。
5. 全面建设对市民影响较大的社会事业, 提高他们的满意度。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突出抓好弱势群体的应保尽保, 扩大失业、养老、医疗保险覆盖面, 使他们能享受到政府的关怀, 党的温暖。切实加强教育事业, 高等教育要增强实力、争创名校, 初高中教育要扩大容量、提高质量, 小学教育要科学布局、改善条件, 最大程度的方便孩子上学, 提高市民对教育的满意度。以方便、书社、健康为着力点, 加大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老年活动中心、体育设施建设力度, 为市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学习、活动场所。提高市民的文明程度, 建立一个社会文明和谐的宜居城市。
五、总结
生态基础设施 篇8
1.1 绿色基础设施理论概述
“绿色基础设施” (Green Infrastructure, 简称GI) 是一个由半自然或自然景观要素, 即水道、湿地、林地、野生动物生境和其他自然区、公园、保护区、种植场、牧场和森林等, 通过有机联系组合而形成的具有自然生态系统动态循环过程的绿色空间网络, 国家自然生命的支持系统。它是美国专家提出的关于生态保护和城市及社区建设方面的新概念, 是依据生态理论, 针对“灰色基础设施”如公路、市政下水管网等市政支持系统和社会基础设施 (如医院、学校等) 等“建筑设施”概念而提出的[1]。主要由网络中心 (hubs) 和连接通道 (links) 与独立场地组成 (见图1) , 目的旨在以一种更加主动、系统、多功能和大尺度的绿地规划方式对人们的生存环境进行永续保护。它倡导在城市大规模建设之前, 对绿色基础设施用地采取优先保护战略, 注重维持城市生态过程连续性, 维护城市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提供洁净的空气、水资源及其他潜在的生态资源, 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 继而深入研究和制订城市的未来发展战略, 有效地控制城市规模的不合理扩张[2]。
1.2 河流廊道基本概念
“河流廊道”属于绿色基础设施中链接各网络中心的廊道部分, 是指沿着河流分布的不同于周围基质的植被带, 包括河道、边缘带、洪泛滩地、自然冲积堤和部分高地[3]。因此, 河流及其附近的土地应视为一个系统整体。“河流廊道”是动态、开放、非平衡的线性生态系统, 不断与周围基底、缀块发生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传递与交流。
2 绿色基础设施理念下河流生态廊道建设应有的特点
绿色基础设施理念下河流廊道景观规划设计应具备生态修复和保护、多功能复合以及保持连通性三个方面的特点。
2.1 生态修复和保护
“河流廊道”是指沿着河流分布的不同于周围基质的植被带, 其中包含了水文变动、泥沙和溶解性养分的运动、动物活动, 以及人类活动等自然活动。在解决河道破碎化及防洪抗旱治理的过程中, 要以生态修复和保护为重点, 传统城市河道综合治理一般采取渠化和覆盖原有自然蜿蜒的河道形态的做法, 对自然生境结构造成严重的破坏并加剧水质污染、淤积与水面减少等问题, 成为河流廊道的致命杀手[4]。因此, 首先应明确河流廊道的保护范围。河道、边缘带、洪泛滩地、自然冲积堤和部分高地植物带为核心保护区, 保持其自然的河道蜿蜒形态, 通过高密度森林覆盖、多层次空间营造、科学植物搭配等帮助增加生物多样性、支持本地动植物群落和保持自然景观尺度的生态过程。而沿河与之紧密相邻的林荫道、公园绿地、水系、广场, 具有功能升级需要和土地置换潜力的用地则统一设置为“河流保护缓冲区”, 缓冲区围绕核心区的功能定位, 针对地块功能、土地开发强度、空间特征及景观风貌等制定相应的控制导则 (见图2) 。
2.2 功能复合性
历史上的功能主义对空间的过度单一简单化的处理导致了空间丰富性的丧失, 一方面空间会随着原有功能的弱化和丧失而被闲置或被取代, 另一方面这种简单化的处理也造成了空间的浪费[5]。“河流廊道”生态景观设计中, 应该提倡空间、功能上的复合利用。复合利用既是对空间复杂性 (不同的人类活动与多种自然过程相互交织在一起) 现状的尊重, 亦是增长思想的具体应用。功能复合利用则要充分考虑绿色基础设施的服务对象:人和动植物。它具备传统的城市绿地的功能的特点, 如保护城市水质、优化水文过程、净化空气质量、提供更多的游憩场所、提升城市形象等。
2.3 连通性
连通性是绿色生态基础设施规划的关键, 是自然系统功能得以正常运作、野生动植物得以繁荣生长的保证。目前环境保护策略中对土地保护计划多是关注那些具有自然或文化资源的单个场地的保护 (如公园、自然保护地、历史文化古迹) , 而绿色基础设施构建的策略则是更加关注如何将各生态组成部分连接起来, 使自然界中的物质流、信息流和能量流得到更好的流通, 更好的维护自然系统价值及其服务功能、维持野生动植物种群的健康和多样性。应在统筹决策、网络化、空间层次化、科学搭配植物种植等方面, 确保已经存在的受保护土地的连通性。
3 沈阳市蒲河廊道生态景观设计中实现连通性的具体实践
蒲河发源于铁岭县, 因两岸生有大量蒲草而得名, 在辽中县汇入浑河, 承担着灌溉、排水的功能。其中位于沈阳市区段河流近180 km, 流经棋盘山风景区、沈北新区、于洪区、新民市、辽中县, 是沈阳市直接管理的河道长度最长、流域面积最大的中型河流。在沈北新区境内长33.2 km, 河水自东向西主要流经辉山、蒲河、虎石台、道义4个街道, 流域面积394 km2。
蒲河沈北新区段两岸大部分地区地势低洼, 为锅底坑及煤矿塌陷地, 受城市扩张等影响, 河道破碎化严重。蒲河中下游虎石台段因受抗生素等工厂排污的影响, 污染较为严重。有的河段干涸现象时有发生, 而有的河段洪水灾害频繁, 除地势低洼外主要是由于棋盘山水库汛期泄洪形成了河道顶托, 造成支流排水不畅, 连同污水溢出蔓延到周围的农田和村庄。蒲河面临的首要的任务就是对其生态修复及保护。通过对蒲河廊道生态景观建设过程中的实地考察以及调查分析等研究, 发现蒲河沈北新区段规划与治理过程中, 主要通过加强区域间合作、网络化、多空间层次、植物科学搭配等方面来实现“河流廊道”连通性。使其在城市生活、生产以及城市生态保护中起到了基础支撑作用, 成为城市中必不可少的绿色基础设施。
3.1 统筹决策
3.1.1 区域合作
要实现全流域的“河流廊道”生态景观规划与设计, 使其成为连通性的绿色基础设施, 就要求各项工程和不同机构、各区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及私人部门人员之间的“连通性”。对蒲河廊道的改造要上升到市域范围。沈阳市委市政府在对蒲河的改造与绿化方面高度重视。2009年, 沈阳市委市政府作出决策:“要集中全市的力量, 改造蒲河、治理蒲河、开发蒲河, 把蒲河这条‘龙须沟’、臭水河, 改造成为生态环保、为民造福、适于居民居住生活的景观河, 建设成为环境优美的生态绿带。[6]”蒲河廊道跨棋盘山风景区、沈北新区、于洪区、新民市、辽中县。治理蒲河廊道需要几个区域的齐心协力。按照沈阳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建设生态、休闲蒲河的总体规划, 各区区委区政府根据管辖范围河段面临的不同情况对蒲河廊道的改造进行了重点系统的设计。沈北新区在蒲河廊道规划过程中, 邀请了同济大学、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及华南理工大学的高级规划师, 对规划建设特色鲜明的现代化沈北新城总体目标进行了研讨并制定了高标准《沈北新区蒲河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沈北新区委区政府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蒲河生态廊道建设指挥部和蒲河生态廊道建设办公室, 工程分工明确, 工程协作组、工程技术组、施工协调组就蒲河廊道景观施工问题, 相互沟通, 解决施工中的实际问题。确保蒲河生态景观廊道总体布局, 分期实施。蒲河廊道生态景观设计总体规划, 分两期施工, 一期主要任务是进行清淤, 修建道义、孝信和吴山家子三个人工湖;二期工程主要进行实施河道疏浚、梯级蓄水、湖泊湿地建设、生态补水、点源污染治理、面源污染控制和滨水景观绿化建设等综合治理措施, 将蒲河打造成为以绿色为基调、亲水为主题、地域文化为底蕴, 人与自然和谐、城市与河流相互融合, 集防洪、生态、文化、休闲为一体的生态景观长廊。
3.1.2 全流域水源贯通
蒲河河道内的水位随季节性变化明显, 在枯水季节, 河道几乎断流。欲获得良好的滨水景观, 必须保证稳定和充足的水量。因此, 在蒲河河道内设置多道生态橡胶坝以维持水位的稳定 (橡胶坝在洪水时可以放空里面的气体而不影响行洪) (见图3) 。可以创造大气的水体景观, 充分利用临水岸线的变化创造丰富的亲水空间, 营造不同河段内的动水和静水景观, 并控制湖区水位不超过原状湖区的最高水位。但是, 要在坝体补建鱼道, 并辅以生态及管理措施, 帮助洄游鱼类顺利通过水坝, 正常生长、繁殖。蒲河整治在扩宽水面的同时, 应控制沿河绿地宽度在150 m~200 m以上。形成稳定的物质和能量循环系统, 河流廊道才能够形成自净和蓄水等生态功能。
3.1.3 生态工程技术
除了对自然河道、滩涂、沙洲的保护外, 还需完善沿河的基础设施, 包括截污干管、雨污分流与净化设施, 并通过构建植被体系, 拆除不透水铺装或衬砌等人为被动恢复措施和自然主动恢复的措施, 增强廊道竖向连通性。根据沈北新区蒲河水系治理总体建设规划, 蒲河廊道景观建设内容包括水利工程、景观绿化工程、滨河路工程、污水处理厂及人工湿地工程、污水截留干管工程等。在虎石台、道义等近城区的片区控规中, 梳理城区市政管线数十年的发展变迁成为了其中重要的工作, 并最终制定了合理完备的雨、污水系统规划保证虎石台片区河水质不受城市的污染。而在虎石台、道义片近城区绿化工程中, 对于近郊段自然河道, 则力图通过生态技术手段实现自然连续的驳岸。通过建设桥涵等设施, 沟通两岸交通, 并且确保“河流廊道”得到更充分的连通性。
3.2 网络化
“河流廊道”是绿色基础设施中重要的链接廊道, 能够使那些原本不连接的栖息地得到连接, 为野生生物提供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与周围的道路绿地、居住绿地、校园以及公园绿地相连接。蒲河沈北新区段“河流廊道”与贯穿沈北新区的“三横”“三纵”的两侧20 m~30 m宽的景观绿化带相连, 形成网络化的生物迁徙廊道, 很好的融入到市域的绿色基础设施当中, 增强了区域绿色基础设施的稳定性。网路中可选的或多余的路径及回路会减少廊道中缺口、干扰和狩猎者对廊道内生物的消极影响。“河流廊道”的网络化设计中, 连通性不仅限于廊道, 它同时涉及到作为整体的景观矩阵。它可以被认为是“破碎化”的反义词:一个景观越破碎就越不连接, 就越容易受自然和人类的干扰, 包括外来或是边缘物种的影响, 从而遗失或是损害了其生态系统的功能[3] (见图4) 。
3.3 空间层次化
蒲河项目为了提高环境的稳定性, 并为动植物创造多样的生境, 创造了丰富的水体类型, 如大水面、水湾、水中岛屿、芦苇地、浅水湿地等多种生态环境和栖息地 (见图5) , 营造了丰富的河道空间及沿河流分布的河岸植被空间。并通过橡胶坝和人工补水的方式对河道的水量进行控制, 以维持生境的稳定。这些措施均有利于河道内野鸭、鸟类以及鱼类的生长繁殖。在种植方面, 提高植物品种的数量, 改变原来以白杨林为主的单一种植状况。项目所处的河段也将构成整个蒲河生态廊道 (从上游的棋盘山水库至下游的团结水库) 的有机构成部分。
3.4 科学搭配植物种植
“河流廊道”中河道、边缘带、洪泛滩地、自然冲积堤和部分高地应区别对待, 寻找最适宜相应环境生长的植物 (如水生、湿地、滩涂、湿生、陆生、抗旱植物) , 考虑到植物对水流吸收利用及阻挡洪涝灾害的程度, 根据该地段河流洪涝灾害频度, 水流速度等要素, 科学合理布置植物种植位点, 沿岸乔木、灌木、花卉、地被、水生植物等结合种植、营造疏密有致的绿化效果, 注重树木的季节性变化和搭配。沈北新区对蒲河虎石台段18.6 km实施了重点景观绿化, 绿化面积750万m2。栽植乔木24.7万棵、灌木427万株、草坪720 m2、水生植物9.7万m2。该区段河流廊道两岸绿化带宽可达100 m~200 m, 总绿化面积将达到10 km2。建造和保持廊道里复杂的植被结构, 并模仿原生植被物种的成分和结构。通过对地表的生态化设计, 一部分降雨可以直接经地表渗入地下, 多余的雨水经过水边植物的过滤和沉淀之后再进入河道水体, 保证了河道水体的清洁, 增加了河水的稳定性和抗旱排涝功能。
4 结语
绿色基础设施作为近年来随时代发展而产生的新理论、新观点和新策略, 在城市建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沈阳市蒲河廊道生态景观建设进行了实地考察与研究。基于基础设施理念下, 总结河流廊道生态景观建设应具备的生态修复和保护、功能复合、连通性等特点。蒲河生态廊道建设不仅改善了沈阳的自然生态环境, 而且加速了沿线城镇化的进程, 带动了两岸产业结构的升级, 进一步拓展优化了城市发展空间, 呈现出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综合效益全面良好态势。为市域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摘要:从绿色基础设施理念出发, 探讨了“河流廊道”生态建设过程中应有的生态修复和保护、多功能复合以及保持连通性等特点。通过对沈阳市蒲河沈北新区段河流生态廊道建设研究, 讨论了绿色基础设施理念在河流廊道生态景观设计中的具体应用。
关键词:河流廊道,绿色基础设施,生态,连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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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基础设施 篇9
1.1 项目背景
生态城 (以下简称“生态城”) 是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间合作的旗舰项目, 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间合作开发的生态城市。生态城位于天津滨海新区, 距离天津市中心城区45 km, 距北京150 km。生态城规划面积30 km2, 规划人口规模35万人, 计划10年~15年建成。生态城总体规划确定了生态城“一轴三心四片”的空间布局。“四片”是指由南向北分布的四个生态片区, 其中, 南部片区自2008年9月开始开发建设, 目前, 市政基础设施已经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
1.2 项目基本情况
生态城南部片区位于生态城最南端, 东至中央大道, 西至蓟运河, 北至故道河—慧风溪生态廊道, 南至永定新河入海口, 规划面积7.8 km2, 规划人口10万人。按照生态城总体规划, 南部片区以高水平生态社区为主要建设内容, 并应在3年~5年内初具规模, 并完善相应配套功能。
2 南部片区市政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和实施效果
2.1 道路工程
生态城道路采取方格网与干道联络线相结合的布局, 采用市政道路断面“四块板”的形式, 充分考虑生态、环保、节能、自然的要求, 体现绿色交通的理念, 建设轨道交通、慢行系统相结合的交通体系, 实现人车分离、机非分离、动静分离, 路网主要由主干道、次干道组成。主干道道路为双向六车道, 41 m断面布置形式:5 m (慢行系统) +3 m (机非分隔带) +11 m (机动车道) +3 m (中央分隔带) +11 m (机动车道) +3 m (机非分隔带) +5 m (慢行系统) 。两侧各加12 m (绿化带) , 如图1所示。
次干道道路为双向四车道, 34 m断面布置如下:5 m (慢行系统) +3 m (机非分隔带) +7.5 m (机动车道) +3 m (中央分隔带) +7.5 m (机动车道) +3 m (机非分隔带) +5 m (慢行系统) 。两侧各加8 m (绿化带) , 如图2所示。
渠化路口是根据路口流量和基本特征, 对车辆、行人作合理分离、导流等设计, 是提高道路通行能力的重要措施, 也是提高交通安全水平的重要手段。生态城的渠化路口在两个侧分带之间变化, 以尽量不扩出道路红线为准, 节约道路用地。T形路口可不做渠化, 左转车道直接占用一个直行道。正常路段一个车道宽3.25 m~3.5 m, 渠化路口处一条车道为3 m~3.25 m宽。主干道由路段11 m过渡到路口13 m (3.25 m×4) , 压缩中央分隔带及侧分带各1 m, 保留2 m的中央分隔带及侧分带, 增加的一条左转车道长30 m, 过渡段30 m;支路由路段7.5 m过渡到路口9.5 m (3.25 m×2+3 m) , 压缩中央分隔带及侧分带各1 m, 保留2 m的中央分隔带及侧分带, 增加的一条左转车道长30 m, 过渡段30 m。一般的渠化路口中央分隔带处设置人行过街的安全岛, 保证行人的最大便利。目前, 生态城规划新建路网 (主干道41 m、次干道34 m) 约115 km, 按照道路断面“四块板”形式以及主干道41 m、次干道34 m的标准断面和道路路口渠化, 目前已建成道路65 km。南部片区路网已全部建成, 东北部片区、生态岛片区路网初具规模, 正在完善中部片区及北部片区的路网。
2.2 排水工程
近年来, 全国部分城市由于强降雨排水不畅导致城市内涝, 造成了巨大的财物损失和大量人员伤亡。为了避免城市内涝, 生态城雨水规划的设计重现期取值为3年, 对于作为交通枢纽的地道、轻轨站及重要广场等重要地区重现期取5年。这个重现期的取值远高于北京、上海、南京、成都等大城市, 这对生态城的排水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生态城雨水规划中, 每个雨水泵站的出口都规划有人工湿地, 对收集的初期雨水进行水质净化, 降低雨水中污染物含量, 当雨量超过湿地接纳能力时, 排入生态城区内水系, 进行生态利用和作为景观水补水。这些调蓄设施不仅能够起到净化水质, 美化环境的作用, 对周围的自然生态也起到了调节的作用, 实现了城市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生态城在管网布置方面, 将所有管道和井盖规划在了道路两侧的绿化带内, 这不仅有效的避免了车辆行驶对管网和井盖造成的破坏, 而且方便了管网日常的维护检修, 减少了井盖等设施在维护过程中对道路交通的影响, 更大大提高了道路的美观程度, 为车辆、行人的出行安全提供了保证。由于雨水管网布置在道路两侧的绿化带内, 故路面收水采用收水箅子移入机非分隔带、两个收水井进行串连的方式, 即侧石收水一体化设计, 有效的解决了机动车路面和慢行系统路面的排水问题。目前, 生态城建成并投入运营的雨水泵站有3座, 建成雨水管线130 km, 经历了去年7月份的天津特大暴雨 (天津市平均降雨量为98.6 mm, 局部区域最大降雨量为195.0 mm) 的考验, 生态城区域无雨水积水情况。
2.3 垃圾分类与收集
生态城的垃圾分类工作依据“大分流、小分类”原则, 将“建筑垃圾、居民垃圾、餐厨垃圾、园林垃圾”等种类实行大分流。居民小区的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及其他垃圾、大件垃圾五类。宾馆、饭店等餐饮场所的垃圾分为可回收物、餐厨垃圾、其他垃圾三类。公交场站 (候车亭) 、公园、游园景区、加油站等公共场所的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两类。政府机关、企事单位办公区域、学校等场所的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两个大类, 大型办公区的可回收物可进一步细分为纸张类、饮料瓶罐类、其他塑料类。根据生态城居民的逐渐导入, 对生态城居民每户均进行全方位宣传和专业的垃圾分类指导, 并将配套的分类监管与奖惩措施告知每一户居民, 促进垃圾分类与收集有效实施。在传统的垃圾收运模式下, 生活垃圾需经多次倒运才能运至垃圾处理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每次倒运都将不可避免的对环境产生污染。生态城在总结了传统垃圾收运的弊端后, 提出了管道密闭运输垃圾的新思路。垃圾密闭运输系统又称气力输送系统, 指通过预先铺设好的管道系统, 利用负压技术将城市生活垃圾抽送至中央垃圾收集站, 再由压缩车运送至城市生活垃圾处置场的过程。该系统为自动化、无人工干预的全封闭系统, 解决区域内裸露的垃圾影响环境卫生问题, 同时减轻区域内垃圾储存和物流运输压力。
生态城自2009年5月1日起开工建设气力垃圾输送系统, 截止2012年12月底, 已完成了南部片区4套系统公共管网约7 km管线铺设及设备安装, 以及2号中央收集站的主体施工、设备安装及正式送电工程, 正在进行3号、4号、5号系统中央收集站的方案设计工作。项目实施后, 南部片区7.8 km2范围内的生活垃圾的管道化运输率将达到100%, 具有明显的环境效益。
2.4 城市家具
生态城是建设生态文明、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典范, 是生态宜居的示范新城。城市家具的设计对提升生态城形象, 增强它的示范效应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 生态城城市家具把智能公交系统及数字城市管理应用系统综合在公交站点统一的体系中, 并采用光伏发电与市电互补技术以达到生态城建设理念, 为该区域居民绿色出行提供了多功能信息智能化服务平台, 为居民的户外出行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同时也提高了城市的服务水平。城市家具包括导视标牌、路名牌、垃圾桶、街椅、综合信息发布点及公交站点、报警点等。目前, 中新大道 (全长11 km) 两侧已安装了9处公交站点、综合信息发布点、垃圾桶等, 完成了南部片区7.8 km2的导视标牌、路名牌等 (见图3) 。
3 结语
生态城的规划设计在总结南部片区市政基础设施规划设计和运营管理的经验, 正在组织编制其他片区的《市政设计导则》。希望通过对导则内容的不断扩展、完善和细化, 进一步提高规划管理水平, 突出生态城的规划特色。
摘要:介绍了生态城南部片区道路路网布局、道路断面形式、市政排水管网布置形式及排水口的特殊处理方式, 论述了气力垃圾收集、处理以及气力垃圾系统, 研究了城市家具的种类、功能以及实施情况, 并对南部片区的市政基础设施的设计以及实施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为生态城其他片区的开发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生态城,规划,市政基础设施,管网
参考文献
生态基础设施 篇10
由于气候变迁和城市过度开发,城市洪涝、水资源短缺等雨洪问题逐渐成为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通过对发达国家雨洪管理经验的总结和工程实践的探索,我国于2014年10月提出构建“海绵城市”。海绵城市,顾名思义,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1]。海绵城市建设的关键是运用自然法则保护、修复和构建海绵体,恢复城市良性水文循环。
台湾地处西太平洋海岸大陆交接处,年平均降雨量高达2500mm,其中80%的降雨集中在5~10月。自2000年后台湾受极端降雨、飓风侵袭次数呈增加趋势,几乎每年都会有因集中暴雨造成的洪涝。考虑到台湾城市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经依照城市规划被开发,排水防洪系统可扩充的腹地相当有限,单纯的拓宽渠道并不能有效提升防洪能力,全面加高堤防阻绝亲水也不易被人们接受,因此采用滞洪措施解决城市水患。滞洪池转被动戒守为主动疏浚排洪,将大量雨水径流和洪水引进池内,加以控制。目前,滞洪池已作为一种弹性策略被广泛运用到台湾综合治水中,如台南科学工业园区滞洪池、台南仁德滞洪池、高雄本和里滞洪池等。台湾地区的工程实践经验可为我国其他地区内涝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2 台湾生态滞洪池概述
台湾生态滞洪池(Detention Basin)是在传统的、功能单一的调洪沉砂池/雨水调节池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通常结合绿地和水体进行设计,占地面积大(几公顷至几十公顷不等),常设于流域内的泄水区、洪泛区或高滩地等易受淹浸的区域,以利于暴雨期间容纳暴雨径流。生态滞洪池能够降低洪峰流量、延缓峰值出现时间以及增加入渗能力[2]。暴雨过后,释放出积蓄的雨水量,又可发挥海绵体的作用,因此也称为滞洪蓄涝型人工湿地[3]。滞洪池是城市大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缓解暴雨内涝、减轻洪水压力具有重要作用。
生态滞洪池根据蓄水状态可分为干式滞洪池和湿式滞洪池两类。台湾地区以湿式滞洪池居多。这类滞洪池平时保持池内有水状态,其低水位的蓄水量可营造生态池塘或小型湖泊,类似雨水湿地/塘(图1)。而干式滞洪池平时不蓄水,在非雨季或小雨时,其内部的绿地空间可用来开展休闲游憩活动;暴雨时调蓄雨洪,对城市雨洪进行控制利用(图2)。
3 台湾生态滞洪池案例分析
台南科学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南科园区”)位于台南县郊区,占地面积大、建筑密度低、有较大的公共开放空间和较高的绿地率,南科园区具备很好的基底进行雨洪管理,构建的生态滞洪池成功实现了新区建设中的防洪排涝。本和里滞洪池位于高雄市市区,是解决高密度的已建城区中城市内涝问题的典范。从规划理念、施工工法、运行维护、排水滞洪机制等方面分析台南和高雄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生态滞洪池工程案例,以及生态滞洪池带来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我国城市新区建设(尤其是科技园区、产业园区等)和既有城区改建中的雨洪管理提供参考。
3.1 台南科学工业园区滞洪池概况
南科园区位于台南市东北约12km的台南县新市乡与善化镇之间,园区开发前为低洼淹水区。1996年开工,分两期工程建设(第一期工程面积638ha,二期扩建400ha)占地共1038ha。南科园区位于盐水溪中上游流域,园区附近主要排水系统包括盐水溪排水及其支流安顺寮排水、看西排水、大洲排水等。造成淹水原因是大洲排水东西两侧为高低堤,西侧堤顶标高约7~8m,东侧堤顶较低,标高约5~6m,雨水易由东侧堤顶溢流至大洲排水东侧区域,而该区域地面标高约4~5m,因此园区南侧区域为经常淹水区。
为解决园区东南侧新市三舍地区大雨造成的洪涝问题,提供厂商安全的建厂场地,台南园区一、二期工程共建有7座调洪功用的滞洪池。用地面积共86.8ha,约占园区开发总面积的8.4%,总容量约192.8万m3。一期设置道爷湖、霞客湖、三抱竹湖、迎曦湖四座滞洪池,总用地面积约45ha,总滞洪量约104万m3。除可蓄留园区内因开发行为增加的洪水,以避免造成下游的危害外,借由迎曦湖的容量及永久抽水站(每秒抽排20t洪水)提供北三舍地区约188ha集水面积的排水防洪功能。二期基地开发后设置安定湖、舒湖及堤塘湖三座滞洪池,总用地面积约39.7ha,总滞洪量约85万m3,滞洪容量除考量二期基地开发后增加的洪水量,并蓄留本区未开发前50年一遇天然淹水量,经滞洪池调节后,对区外排水系统的排放量降为开发前10年一遇的洪峰流量,以避免淹水量因本区开发向下游扩散。
园区内的滞洪池完工后,经过莫拉克飓风(连续24h降雨量达577mm,超过200年一遇降雨强度501mm)等暴雨事件的考验,园区内除了因瞬时降雨过大、局部路面排水的收集系统短时间无法排出外,整体排水防洪系统符合设计功能,园区外三舍地区的排水效果得到明显改善。
图1湿式滞洪池
图2干式滞洪池
图3本和里滞洪池平面示意
图4本和里滞洪池剖面示意
图5本和里滞洪池与排水系统关系
3.2 高雄本和里滞洪池概况
高雄市本和里滞洪池是台湾第一座位于市区且具有防洪储水功能的湿地公园,是城市多功能调蓄的典范。本和里地势低洼,原本是具有蓄洪功能的池塘(占地7ha),在雨季期间有调节水量功能。然而因城市开发而被填平,水流无处宣泄,因此每逢暴雨都会出现淹水现象。2001年“潭美颱风”重创高雄(小时降雨量超过100mm/h,日降雨总量达470.5mm,打破了高雄市200年一遇的降雨频率纪录),本和里成为全市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为解决城市排洪防涝问题,国立成功大学防灾中心建议在高雄市区内建设6座滞洪池(总面积达37.54 ha),以确保高雄市河道可达2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本和里滞洪池便是其中之一。本和里滞洪池于2003年开工,结合湿地进行规划设计(滞洪池平面和剖面见图3、4)。水面面积为3.14 ha、水深达6m,绿化面积为3ha,占总场地面积的77%。滞洪池工程按百年一遇的降雨频率规划,可滞洪10万m3。完工使用后,经历了多次飓风和暴雨事件,使本和里低洼地区免受水灾之苦。
3.3 生态滞洪池特征分析
(1)整体性规划
台南和高雄滞洪池在规划阶段考虑整体性和系统性。南科建园前期就将排水防洪作为重点内容纳入规划,同时将园区排水与邻近区域整体考虑。充分利用较大的开放空间建设滞洪池,绿地中溢流的雨水汇流到滞洪池,构成的“水绿复合系统”不仅能够调蓄园区内部雨水,同时也可收集周边汇水区的雨水。本和里滞洪池在规划阶段综合考虑整体的排水系统和城市发展的相关环境影响因素。参考附近环境景观整体规划,对滞洪池进行兼具景观、休憩功能的规划,赋予滞洪池生命力。此外,滞洪池现阶段规划还考虑场地的长远使用目标。滞洪池所在地为学校的预定场址,考虑到未来建筑的构建,滞洪池在设计时尽量避免结构体,利于建筑的基底施工。
(2)排水滞洪机制
南科园区根据排水管网划分排水分区,滞洪池设置在每个排水分区的出口前。尽量不改变既有排水现况与集水区,配合场地高程采用重力排水方式。园区内7座滞洪池由排水管道串联发挥排水滞洪作用,同一排水分区的滞洪池的滞洪容量可相互配合考虑。由于园区内水位低于大洲排水水位,需配合设置抽水站,保证暴雨期间顺利排洪。采用SWMM模型(STORM WATER MANAGEMENT MODEL)模拟不同降雨产生的入流曲线下滞洪池的水位变化和抽排量,从而规划出滞洪池的面积和有效容量。园区内常规的滞洪池水面高程为2.8m(池底高程为1.0m),水面积为8.0ha,蓄水量约为10万m3;配合有抽水机操作设计的滞洪池水面高程为4.5m,水面积为14.3ha,蓄水量可达50万m3。
本和里滞洪池的操作配合地形与排水管网高程,采用重力泄洪与机械抽蓄并行的方式调洪。当K排水干线水位大于4.32m时开始蓄洪,水位未超过4.32m时采用重力排洪,超过4.32m但未达6.45m时采取机械抽水滞洪作业。排洪时,当K干线水位高于3.6m时,采取机械抽水方式将洪水排到K排水干线;当K排水干线低于3.6m时,抽水站就开始自然排洪工作,将洪水由K干线排至爱河[4](图5)。本和里地区有一金狮湖,湖面面积约10ha,调蓄容积为15万m3,可作为本和里的前置滞洪池。加之本和里滞洪池约10万m3的滞洪量,暴雨时,二者联合调蓄雨洪,可产生互补效益,削减峰值流量,延迟径流时间,对下游爱河流域的水位调控产生明显的帮助,改善当地区域及下游排洪能力不足的问题。
(3)安全、生态、亲水的生态工程手段
生态工程手段是以生态为基础、安全为导向的工程方法,以减少对自然环境造成伤害、保护生物多样性、落实可持续发展[5]。生态工程手段综合考虑了滞洪池的“安全”,自然环境的“生态”和人民生活品质的“亲水”。
图6生态护坡和游步道
图7环境教育宣传牌
图8观景平台和游步道
图9可供紧急避难的宽阔草坪和池水
生态滞洪池尽可能减少硬质结构设施,边坡提供主要的安全需求,辅以植物材料以提供美观和良好的水域生态环境,采用植物、木材和石材等天然材料保护河岸,提供整体稳定性。池边用鹅卵石堆砌缓坡代替传统围挡,创造出多样性的孔隙构造,并用土壤填满卵石缝隙,以达到缓慢渗透排水的能力。滞洪池工程引入“亲水池畔”的设计概念,铺设碎石环绕步道、建石板桥,为员工和附近市民提供良好的亲水空间(图6)。
植物是生态工程手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考虑植物的环境适应性,本和里生态滞洪池所种植物来自高雄洲仔湿地,南科园区生态滞洪池所种植物为本土植物。池中水生植物适应性强,在浸水期间能正常生长。滞洪池周边种植的乔灌木既有台湾原生树种诸如黄连木、水黄皮等,也有具有乡土特性的树种如无患子、枫香、相思树等。优先选择诱蝶、诱鸟的蜜源植物,从而可发挥物种多样性、适应不同季节变化、实现复合层次的景观规划。
此外,高雄本和滞洪池的生态工程手段还包括充分利用落差自然排水,保证水流的连贯性以及利用储蓄的雨洪供清洁除污使用,实现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4)良好的运营维护程序
滞洪池周边设置雨量计、水位计和流量计等监测设备,可通过网络直接查看实时雨量、水位和设计警示雨量或警示水位,将相关水情资料传送到防汛中心并由防汛中心的监控系统自动利用网络或短信系统传送警示信息及遥控闸门开关。洪汛期间成立防汛小组,每天派员巡视排水系统及协调区内各工程单位,做好防汛工作准备。
滞洪池配备设置的防洪预警系统,可提供相关资讯保障区内排水在设计标准内能保持正常运作。对于超频率的降雨也能随时掌控排水状况,有利于采取应急措施。如适时发布警讯提醒区内厂商,可使其损失减至最低。
3.4 生态滞洪池效益分析
(1)生态效益
由于滞洪池采用生态工程手段,且滞洪池能够通过局部维持固定水位的蓄水量,营造出一个稳定的湿地生态系统,可供白鹭鸶等鸟类戏水、昆虫繁衍的栖息地,增加了生物多样性。池中植物的根部能够固定水分,避免污染物随水流的进一步扩散;同时一些植物能够吸附和富集重金属甚至有毒物质,从而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本和里滞洪池串联邻近地区的绿带,成为北高雄地区生态绿廊的重要环节。此外,滞洪池周边广泛种植乔灌木,形成绿荫,加之宽阔的水面,可调节园区附近的微气候,降低城市的热岛效应,改善空气质量,有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
(2)社会效益
滞洪池本身就是一个水体生态绿带,其广阔的绿带设有多功能草坪区、停车场、观景平台、宣传牌等,可供园区员工和附近居民休闲游憩和运动,是人们体验自然的好去处,也是国内外学校参观的重点对象,具有公众教育意义(图7、8)。空旷的草坪区还留有未来更多的使用可能,如提供宽阔的视野、活动奔跑的空间、公共艺术的设置等。
台湾南部干旱季节时雨水甚少,由于淡水资源日益珍贵,因此,滞洪池的蓄水可作为干旱或火灾时灭火的紧急水源,同时可浇灌周边的绿化植栽。另外,由于近年台湾地震频发,滞洪池周边宽阔的绿地,可作为附近居民的避难场所(图9)。
(3)经济效益
本和里滞洪池的建成附带提高了土地的经济价值。由于本和里滞洪池地处城市中心,其完工使用后的3年时间,周边房价上涨了1倍[6]。南科园区由于治水有方,在建园初期便吸引大量厂商来此建厂。
4 启示与思考
综上案例分析,高雄和台南地区的生态滞洪池都是针对低洼易淹水地区,尊重场地原有条件建成;规划时将排水防洪作为重点目标,同时将削峰、滞洪和生态景观、休闲游憩及其他社会功能很好地结合;利用科学的水文模型,合理设计滞洪池;采用生态工程手段构筑滞洪池,从而提供安全、生态、亲水的空间;滞洪池周边设置的防汛中心和良好的运营维护制度,保证了区域的排水防洪。
由选取的滞洪池代表扩展到整个台湾地区的生态滞洪池,其发展经验以及对我国海绵城市建设给予的启示可总结为如下几点:
(1)“灰”向“绿”的转变
长期以来,人们对待雨水的态度是“一排了之”。在这样的传统观念下,建造大量的地下调蓄池、深隧等灰色基础设施。然而,事实表明这些做法不仅解决洪涝效果不佳,而且容易引起水体污染、加剧城市缺水等问题,同时投资昂贵、维护管理难度较高。因此,可学习台湾地区的经验,转变对待雨水的观念,变废为宝,并由单纯的“快排”模式转为“蓄排结合”的方式,逐渐用生态滞洪池等绿色雨水基础设施替代灰色基础设施。既可滞洪又能增加下渗,合理利用雨水资源,同时提高了城市的绿化覆盖率,构建城市的“海绵体”。
(2)开发和生态兼顾的多目标设计
台湾地区滞洪池由早期小型的钢筋混凝土调洪沉砂池发展为当今较大容量与面积的自然边坡的生态滞洪池;由早期单一的蓄洪沉砂功能深化为以防洪为主,兼具水资源利用、生态、景观、教育、游憩、融入地方特色与社区居民参与等功能。这一演变的经历,很好的实现了土地开发与生态、环保的兼顾。生态滞洪池兼顾了洪涝控制、径流污染和景观环境等设计目标,有效减少土地开发对原有场地及周边环境的不良影响,用较少的土地(如南科园区滞洪池仅占园区总面积8.4%)解决了排水滞涝(50年一遇的降雨),营造开放空间和生态景观等诸多问题。不仅可应用于工业园区等中低密度开发区,也可在高密度城市地区的公园进行建设。生态滞洪池可作为我国建设海绵城市的重要技术措施,在有条件的城市或地区进行示范推广。
(3)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
生态滞洪池能够提高城市对暴雨的适应能力,是缓解城市内涝灾害的有效措施。然而滞洪池的建立,需要评估其建造的可行性,考虑规划、用地取得以及建设成本、维护操作费用等一系列因素。生态滞洪池通常占地面积大,针对城市新区,可在土地管理策略中引入“精明增长”的概念,即依据内涝风险评估分析结果,让城市的发展尽量集中在风险等级较低的区域内,并进行较高密度的开发,减缓城市蔓延,以保留足够的开放空间滞蓄、贮留及入渗雨洪。在高密度的已建城区无法保证滞洪池的用地空间条件下,可结合分散绿地建设小型低影响开发措施,因地制宜地构建“源头和末端”的组合,“绿色+灰色”雨水基础设施共同作用,解决城市雨洪问题。
图片来源
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拍摄或绘制。
摘要:海绵城市的核心理念是提倡采用生态技术措施构建城市海绵体,从而解决城市的雨洪问题。台湾水患频发,生态滞洪池作为一种弹性策略被广泛运用到城市综合治水中。以台南、高雄生态滞洪池为例,介绍其建设概况,分析生态滞洪池的综合规划、排水滞洪机制、施工工法、运行维护等方面的特征以及其带来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总结台湾生态滞洪池的工程实践,由“灰”向“绿”设施的转变、兼顾开发和生态的多目标设计以及完善的非工程措施等经验为我国城市新区建设和已建城区改造中进行雨洪管理提供借鉴。
关键词:海绵城市,台湾,生态滞洪池,弹性基础设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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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明坤.南科园区滞洪池可靠度之个案研究[D].台湾:成功大学水利及海洋工程学系硕士在职专班学位论文,2008:1-76.
[3]谢蕙莲.人工湿地的生态建构与意义[C].《生态湿地在高雄》研讨会论文集,高雄: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2012.
[4]高雄市政府工务局电子报.滞洪池(一)[EB/OL].http://163.29.241.64/pwb/ebook/epaper115_6.htm,2014-10-21.
[5]林镇洋.生态工法技术参考手册[M].台北:明文书局出版社,2000.
景区设施生态化,谁是绊脚石? 篇11
罗东波(北京天创智业规划设计院院长)
我国景区生态化进程步履蹒跚主要是由以下五个原因造成:
第一,景区生态化与景区经济效益脱钩,导致生态化只停留在表面。
众所周知,景区生态化需要巨额资金,而在现有景区生态化模式下,生态化不仅不能给景区创收,反成經济负担,在“门票是王道,景区收入至上”的背景下,推行最快的永远是那些能迅速给景区带来可观经济收入的开发方式和项目,生态化只沦为光说不练的把式。
第二,观念不到位,生态化只停留在口号上,没有转变为实际行动
目前我国游客环保意识淡薄,没有养成习惯。景区生态设施大显身手依赖国人生态观念是否深入人心,不管是景区设施生态化还是环保理念对很多人的生活习惯、旅游习惯提出很大挑战,如果大众能够认可并且身体力行必能实现景区生态化和高游客价值体验的双赢,反之景区生态化依然长路漫漫。
景区管理者更在乎形象工程而放弃生态远景。目前不少生态设施进了景区,却被闲置或不充分利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生态设施进景区只是“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或评星级而用,过后弃之不用,只注重短期利益。
第三,技术门槛高,现有技术尚不能完全支持景区设施生态化。
景区设施生态化最重要的是引用低碳技术改变现有能源的消耗模式、改变景区能源供应模式,我国目前新能源技术正处于发展阶段,生态设施存在“不好用”问题是因受技术成熟度制约,想要完全在景区实行生态化运营也存在困难。
第四,转型成本高,不少景区囊中羞涩。
现有景区依然是门票经济,对于资金雄厚的大型景区而言,革新设施可以通过自身的资金积累实现,而对于一般中小型景区而言,则没有能力解决。
第五,政策法规不成熟,景区生态化无“法”可依。
目前景区评价标准仍沿用传统的工业化标准。在评定5A级景区时,停车场、道路等都有严格的硬性指标,这些标准已完全不适合评价生态化景区。
李核隆(张家界景区森林病虫害防疫站站长)
正如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谈判举步维艰一样,“低碳”是要付出发展代价的。目前生态设施的一次性建设成本都要高于普通设施,景区从当前利益出发,不热衷于使用生态设施是可以理解的。在当前市场自我调节效果不明显的背景下,探讨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结构来优化减排路径和构建政策体系,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另一方面,景区管理者往往因追求所谓的“大手笔”而造成花费更大的成本对景区进行过度建设。针对这个问题,需要规划、建设和监督多方面的努力,才能推进低碳生态景区的建设。湖南省在建设长株潭城市群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推动下,制定了湖南省“两型景区”建设标准,这将是推动生态设施进景区的有益尝试。
潘晓东(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处长)
从目前来看,景区设施生态化确实也存在不尽如人意的情况,这是因为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地方经济实力、生态旅游管理水平、社会公众可持续发展意识等多方面因素,存在一些深层次原因。
一是旅游资源开发的规划和管理水平仍需提升。目前普遍以旅游策划和旅游管理为主体特征的生态旅游规划,并不能有效解决旅游地现存的土地利用失调、基础设施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社区活力衰退、生态退化及环境污染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导致在实施过程中旅游资源遭到破坏、民生发展滞后、旅游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等情况发生。同时,景区管理人员的科学管理水平仍然较低,缺乏有效的手段。
二是国家对于旅游设施方面节能减排、低碳绿色的新技术、新产品的生产、研发和应用的相关政策鼓励不足,对于能耗高、污染大的传统技术和产品的政策约束力度仍不够。
三是部分景区自身运营的经济能力有限,环保设施投入资金不足,资金短缺致使景区无法全方位迈向绿色环保的台阶。
四是旅游经营管理者、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等环境保护意识和能力不强,特别是旅游开发、设计单位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环保意识仍需加强。
诸葛仁(澳大利亚“绿色环球可持续旅游认证”项目负责人)
我早些年在国内推广绿色环球项目,经常遇到的难题就反映了景区设施生态化建设的很多问题。
第一,景区认证初期积极,认证后的年审中逐渐懈怠敷衍。
景区初期介入“绿色环球经济”这个可持续旅游评估项目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为了增加知名度,扩大国际游客份额。因此在项目推广前期,初次申请认证的景区都非常配合,积极改进环保设施,推广适用型的环保技术。获得项目认可后,随着景区知名度的提高,景区大量涌入各地游客,最终超过了“适度”的底线,当我们再次提出改进要求时,敷衍就逐渐成为常态。
第二,环境保护技术的实施取决于地方政府。
中国的自然景区隶属于不同的中央部门,如自然保护区以林业部门为主,环境部、农业部、水利部、国土资源部,海洋和医药部门也有份。实际上,大多数自然景区都在当地政府的掌控之中,因为这些景区的行政官员的任命必须通过所在地政府。这就要求“绿色环球经济”推广的生态环保理念必须与当地政府的诉求吻合,否则不会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景区也不会有动力参与。
第三,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法实施多年,风景名胜区等自然景区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然而在GDP主要引导的发展背景下,不少地方都已经打破法律界限。例如,自然保护区法规定保护区的核心区是禁止旅游活动的。但是,由于核心区往往就是核心景观区,许多保护区都在地方政府压力面前退让,开放核心区旅游活动,然后想方设法“曲线救国”,将原规划进行修改,将开放的核心区划入缓冲区或生产区上报批准。面对这样的问题,“绿色环球经济”的认证工作往往难以推进。
解决“不好用”和“简单用”难题
主持人:生态设施本该是打造低碳生态景区的助推器,但大部分生态设施在景区里都无法利用起来,我们是否该从技术研发和产品生产一方反思个中原因?
卢求(洲联集团·五合国际副总经理)
作为生态节能建筑技术的代表,我认为企业需要真正研究消费者的使用需求,切忌只追求表面形式,一味追求高科技、新材料。
我主要从景区生态设施建设的具体措施上来讲。
首先,采用系统的生态指导思想,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的破坏,这是做生态设施的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建立这些设施包括在使用、维护、运营的全寿命周期中都应减少碳的排放量,使之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例如我们设计建筑尽可能地依山就势,尽可能地就地取材,以减少材料的长途运输和搬运。
其次,我们所建立的生态节能设施应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尽可能多地照顾到不同需求和特点的人群。比如国外有的公园在入园处就有很大的游览指示图或者小手册指示图等,上面不仅标明了景区内的结构,还清楚地标明了比如残疾人、带婴儿车的人、老年人等等应该走哪条路线,哪里适合轮椅通过,哪里有电梯,哪里应绕行等等,这种很友好、细致的设计理念能够照顾到不同的人群,而不应只是简单地寄托于高科技、新概念、新材料。景区的服务设施应该具有朴素、低调、耐用的特征。
罗冬波(北京天创智业规划设计院院长)
这里我主要谈一下景区规划的生态化。要從根本上解决景区生态设施利用率不合理的问题,就要实现景区规划的生态化和景区评价的生态化。
在全国各地大力发展旅游的浪潮下,我们的景区正面临着旅游文化商品化、景区开发城市化、地方特色消失化的危机,最后势必导致所有景区同质化,景区景观与生态遭到严重破坏。这就需要景区在做规划时要借鉴景观生态学、生态伦理学等生态学的理论,以生态的理念使用生态技术进行景区规划设计。
在生态规划方面,规划前要进行生态适宜性分析,应用生态学、经济学、地学、数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原理和方法,确定景观类型对某一用途的适宜性和限制性,划分景区资源环境的适宜性等级,为景区旅游开发中的土地利用方式提出建议。
在规划中要注重生态技术的使用,如生态材质运用、本土化植物配置、低耗能技术应用、绿色植物环境、环保材料与技术等。具体到景区规划上,多见于控制开发强度、限定游览区域、使用生态材料、控制游客容量、旅游区内的旅游设施的风格、布局选址、规模和材料的选择等,注意尽可能地就近取材、就地取材。
另外,我们进行景区生态化规划必须考虑生态经济学,量力而行,避免陷入泛生态化的误区。首先景区生态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工程,生态设施及生态技术的适用性、实用性、成熟度都要结合景区资源进行可行性分析,逐步实现景区生态化。
其次景区生态化规划要与经济收益密切结合,策划设计能成为卖点的生态景区或项目,建立生态化与景区收入的正相关关系,推动景区管理层主动推进景区生态化进程,如香格里拉。
李核隆(张家界景区森林病虫害防疫站站长)
从我个人的经验看,相对成熟的景区仅凭设施改造很难实现全面的生态化,至少目前国内还没有这样的案例。新建景区如果能定位准确,一起步就走全面生态化的道路,往往比老景区发展更快。
生态补偿理论基础与中国问题 篇12
关键词:问题,理论,生态补偿
1 当前主流的生态补偿理论体系分析
生态补偿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理论基础体系的构建,目前国外已经形成如生态产权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生态服务功能理论、公共物品理论、自然资源价值理论、生态环境价值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外部性理论等多种生态补偿基础理论。但很多理论都有重复论述的嫌疑。目前的生态补偿研究多以科斯定理、外部性理论、自然资源价值理论三条为理论基础。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侧重。
外部性理论认为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有外部性,其将导致市场失灵,社会资源配置达不到帕累托最优。解决外部性是生态补偿的中心思想,即将人类活动的正负外部性利用外力进行内部化,使得市场出清资源配置得到优化。
自然资源价值理论阐述的中心思想是自然环境提供的生态服务同样具有稀缺性,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显然,若生态服务是有价值的,人类应对其进行效用最大化配置。并且有必要通过外部调节手段保持与扩大自然环境对生态产品的产能。
科斯理论在研究企业产权过程中提出,中心思想是经济的外部性可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从而达到社会资源配置最优。研究者将科斯定理引入生态补偿的分析,认为赋予各生态产品明晰的产权从而使生态产品可以完全实现市场化,通过市场力量进行调节,社会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化。大多说学者认为科斯理论是迄今为止最核心的生态补偿理论,其在理论上完美地解决了生态补偿问题。但其对产权的苛刻限定也降低了其对生态补偿项目的实际指导价值。
三条理论贯穿了整个生态补偿研究过程,外部性理论和自然资源价值理论解释了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与实行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并找到解决问题的落脚点———解决生态资源的外部性;科斯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上生态补偿问题完美的解决形式,即当生态产品的产权完全明晰时,生态服务的使用者直接向生态服务的提供者购买服务,补偿完全通过市场进行。
2 学术界关于生态补偿概念的讨论
生态补偿最初是指自然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环境科学大辞典》将自然生态补偿解释为生物有机体、种群、群落或生态系统受到干扰时,所表现出来的缓和干扰、调节自身状态使生存得以维持的能力,或看作生态负荷的还原能力。随着研究发展,如今生态补偿的含义更强调人类的参与。
目前生态补偿仍没有统一的社会学定义。Sven wunder的定义是目前被国际社会接受最广泛的定义,他将生态补偿定义为一种至少存在一个生态服务提供者和一个购买者时,服务提供者能够保障服务供给的前提下,具有明确的生态系统服务或能保障这种服务的土地利用的自愿交易[1]。Wunder的定义中强调市场在补偿实施中作用,基于这个缺陷,Muradia、Schomers和Matzdor结合自己的研究都给出了改进,弱化苛刻的限制条件,更加强调补偿的最终目的。
在我国,90年代前,国内研究者倾向于认为生态补偿仅是一种抑损手段。如章铮等人认为生态补偿是为控制生态破坏而征收的费用,目的是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行为[2];庄国泰等认为生态环境补偿是为损害生态环境而承担的一种责任,减少对生态环境损害的经济刺激手段。之后,研究者们的定义更加赞同将生态补偿定义为一种增益手段。较具代表性的有如毛显强和钟瑜定义其为通过经济手段分别对环境行为的正负外部性进行调节,达到保护的目的。吕忠梅将生态补偿分为狭义广义两种。狭义的生态补偿是指对生态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的补偿,广义的生态补偿是除了对自然的补偿外还对因环境问题遭受影响的人类的补偿。
3 中国生态补偿问题的特殊性与对策
3.1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长时间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通过市场来解决社会资源配置仍然缺乏经验,尤其是在原本市场化特征不明显的生态服务上。这些导致我国生态补偿项目市场化程度几乎为零。所有的生态补偿项目从项目论证到资金筹集再到实施监督都由政府来进行。虽然相比市场手段而言,政府主导节约了交易成本,但其造成了政府压力过大、项目持续性不够、对生态服务使用者负外部性抑制力不足、利益分配不均、监督不力等诸多弊端。尤其是在监督方面,政府作为项目实施者又是项目监督者,缺乏对项目进行监督的动机。
3.2 社会主义中央政府的特殊性
有别于资本主义行政体制,我国中央政府对国家政权有着绝对性的控制力。且社会主义国家,中央政府是中国全体公民的长远利益代表者。应发挥这些优势,加强中央政府的规划统筹作用,提高项目的效率与公正性。另外,大区域的生态补偿项目由于各地方政府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使得项目效果往往达不到预期,这时集权制中央政府的协调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3.3 生态补偿与城市化
城市化给生态补偿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城市化进程转变了大量土地用途,其中不乏将湿地森林等变为城市建设用地,这显然有害于我国的生态环境。第二,城市化使得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入城市。人们不会将生态保护区设立在城市地带,这也决定了参与生态保护的人群多为农业人口,生存压力驱使下,农业人口不断向非农人口转变,可以参与生态保护的人数在不断减少。城市化进程势不可当,如何克服城市化进程中实施我国的生态保护值得探究。
3.4 激励机制
这里的激励机制是对地方官员而言。政府在中国的任何场合都发挥着其他角色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我国社会主义事业,GDP一直是对地方政府和官员进行激励的核心力量,这也使得很多地方政府不择手段去发展当地经济,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坏。进入经济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健康。若将生态环境也纳入官员晋升考核范围内,则官员进行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也将大大提高。以政府在中国扮演的角色地位,这将对生态保护工作产生巨大促进作用。
4 结论
与国外生态补偿相比较,我国的生态补偿有不足也存在优势。中国的生态补偿应结合独特的政治体制,将众多碎片化的生态补偿措施政策进行整合,加快立法步伐,实践中更多的依靠科学,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使得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每一步都规范化科学化;应加快挖掘应用我国政府特有的强力行政手段带来的高效、简捷优势,以及中央政府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性质,提高生态补偿项目的效率,也应防止补偿实施过程中政府一家独大情况下造成的权力寻租、腐败滋生的情况;应增加生态补偿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社会监督,提高保护者话语权,促使生态补偿能够得到各方认可,健康、高效、透明的运行下去;加强民众与市场的参与度,政府加强引导社会担负起更多的保护环境的责任,让生态补偿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去除一味地以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为标准判断地区的发展情况,建立生态文明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Wunder S.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Some Nuts and Bolts[J].CIFOR Occasional Paper,20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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