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相关理论基础（精选11篇）
生态旅游相关理论基础 篇1
促进农业区域集群发展是加快城镇化进程、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村就业、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与国际农业区域集群发展相比, 目前我国农业区域集群发展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 因此, 尽快做大做强一批农业区域集群, 就显得十分迫切。
农业区域集群研究的理论基础有三方面:一是关于农业发展阶段性的研究, 二是关于农业区域经济的研究, 三是关于区域农业发展的研究。但目前国内外有关农业区域集群引进的文献很少。
一、关于农业发展阶段性的研究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的发展也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点。对此, 国外理论界有三种代表性的论述。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梅勒 (1966) 根据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现实, 把农业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农业阶段、低资本技术农业阶段、高资本技术农业阶段。韦茨 (1971) 根据美国农业发展的经历, 把农业发展分成四个阶段:一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维持生存农业阶段;二是以多种经营和增加收入为特征的混合农业阶段;三是以专业化生产为特征的现代商品农业阶段;四是以自动化生产管理为特征的现代农业高级阶段。速水佑次郎 (1988) 根据日本经济发展的实践也把农业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以增加生产和市场粮食供给为特征的阶段、以着重解决农村贫困为特征的阶段、以调整和优化结构为特征的阶段。
我国理论界在对农业发展阶段划分方面也提出了不少观点:一般意义上, 把农业发展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从经营方式上, 把农业发展划分为粗放经营农业和集约经营农业两个阶段;从农民收入和生活上, 把农业发展划分为温饱、小康和富裕三个阶段, 等等。尽管不同学者对农业发展阶段的划分不尽相同, 阶段名称的表述也互有差异, 但这些丰富的理论充分说明, 农业发展的阶段性是客观存在的。如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课题组 (2000) 提出:我国农业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主要依靠传统投入的数量发展阶段;二是注重传统投入与资本、技术集约相结合的结构战略性调整阶段;三是高资本集约、技术集约和信息集约的现代发展阶段。根据这一论述, 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 我国农业发展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已经进入了结构战略性调整阶段。
二、关于农业区域经济的研究
杜能是最早研究区位理论的经济学家, 其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一书成为经济地理学的经典文献。杜能根据一系列农产品运输成本与利润关系的计算和分析发现:市场周围土地的利用类型和农业集约化程度, 以市场为中心, 一个距离带一个距离带地发生变化, 形成一个同心圆环带, 每个圆环带各以一种农作物为主, 形成各具特点的农作物组合、耕作方式和经济形式。杜能把“孤立国”划为六个同心圈带, 从内向外依次是:第一圈为自由农作圈, 第二圈为林业圈, 第三圈为轮作农业圈, 第四圈为谷草轮作圈, 第五圈为三圃式作圈, 第六圈为畜牧圈。
国内对农业区域经济的研究也比较成熟。孙颔等 (1994) 认为, 形成农业生产的地域差异, 一方面, 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差异;另一方面, 是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并把我国农业分为九个一级农业区。全国农业资源区划办公室1995年分别对种植业、林业、畜牧业、草地、饲料工业、水产业等进行了区域开发规划, 对每个行业都提出若干重点发展区域。农业部《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 (2003一2007年) 》提出, 合理有效地配置农业生产要素, 重点培育优势农产品和优势产区, 做大做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产业区域集群区, 形成合理的区域布局和专业分工。
三、关于区域农业发展的研究
(一) 关于农业产业集群的研究
国外学者有关农业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涉及五个方面。一是农业产业集群的概念。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从集群活动的角度, 商务部 (2005) 把集群活动概括为农业生产、农业支持、增值加工;另一种是从集群的组成角度, 如Suren Kulshreshtha和Wayne Thomp (2005) 认为, 集群由三个子集群组成:农业生产子集群、食品加工子集群、农场投入制造子集群。二是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观点认为, 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 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则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 使得优势地区保持领先。三是农业产业集群的影响因素。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影响农业产业集群的因素主要有地理环境因素、文化环境因素、消费需求因素、市场竞争因素。四是农业产业集群的实证分析。Dai Peters, Chris Wheatley, Gordon Prain, JoepSlaats, and Rupert Best (2002) 通过比较农作物加工企业集群、小猪生产和出口的企业集群, 识别出发展约束和可能的解决方法。Stephan J?Goetz, Martin Shields and Qiuyan (Cindy) Wang (2004) 采用不同的分析工具分析了美国东北部的农业和食品产业集群。五是农业产业集群政策。Lebanese Industry Stakeholders, SRI International and Lebanese American University (1999) 提出了黎巴嫩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战略, 并且强调了农业区域集群的规划。Korea Rural Economy Institute (2005) 对农业企业产业集群提出了政策导向和政策建议。
文献搜索结果表明, 国内学者对农业产业集群的研究文献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一是农业产业集群的概念。有两种观点: (1) 认为农业产业集群是指在农业一定区域范围内, 具有共性或互补性的大量农业企业和关联支撑机构, 按照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经营、专业化生产的要求, 发挥农业生产比较优势, 通过产业链在一定区域内的大量集聚发展, 并形成产业持续强势竞争力的现象 (宋玉兰, 2005) ; (2) 侧重合作网络, 认为农业产业集群是一个统一的生产经营网络系统 (臧良运, 2006) 。二是农业产业集群的类型。宋一淼 (2005) 认为, 我国农业产业集群的基本类型有:根据地区区位优势建立的农业产业集群;依据科技、专业优势建立的高科技农业产业集群;以市场为依托建立的农业产业集群;外资带动起来的农业产业集群;改制企业经过繁衍和集聚形成的农业产业集群。尹成杰 (2006) 认为, 农业产业集群有种植业集群、养殖业集群、农产品加工业集群、农产品流通业集群、农业科技业集群五种形式。三是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与发展模式。宋玉兰等 (2005) 认为, 农业产业集群形成的诱因是农业资源禀赋差异, 内在机制是合作需求, 市场决定力量是规模经济, 制度因素是路径依赖。由于主导要素、集群结构和发展环境的差异, 农业区域集群存在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向会娟等 (2005) 提出培育农业区域集群的三种模式:农业高科技园模式、中心企业型模式、市场型模式。王秀忠 (2005) 总结了农产品加工企业在一定区域内集聚已呈现的四种类型:产业链延长带动型、加工龙头企业带动型、资源优势带动型、园区产业带动型。四是农业产业集群发展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对策。不少学者对发展农业产业集群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 也相应地提出了解决的对策, 主要有梁海燕 (2005) 、兰肇华 (2006) 、李继红 (2006) 等。五是农业区域集群政策。刘春玲 (2005) 认为, 政府应通过政策、财税等手段, 加大对基础设施和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投入, 制定促进农业区域集群发展的政策。兰肇华 (2006) 提出, 政府要加强农业区域集群规划, 要加大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投入, 为农业区域集群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二) 关于中国农业产业带的研究
农业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的意见》中提出了农产品产业带的概念, 推进优势农产品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 建设优势农业产业区域集群。《农产品产业带形成机制和发展规律研究》课题组提出, 农产品产业带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 有其内在的形成机制, 资源享赋、市场需求、政策引导、技术进步、交通区位、环境状况是影响产业带形成和发展的六个主要因素;农产品产业带的成长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一般经历四个阶段。这个研究课题的创新之处在于, 对农业产业带的形成机制和发展规律进行了定性描述, 并初步提出了定量分析的指标。这是开展新阶段农业区域集群机制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总的来看, 国内外学者尽管在农业阶段性发展、农业区域经济、农业产业集群和农业产业带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 提出了许多创新见解, 但目前还没有人系统地从区域集群的角度研究农业区域专业化问题, 而这是有关农业区域集群研究的重要理论依据。
摘要：有关农业区域集群研究的理论基础有三方面:一是关于农业发展阶段性的研究;二是关于农业区域经济的研究;三是关于区域农业发展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尽管在此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许多创新见解, 但目前还没有人系统地从区域集群的角度研究农业区域专业化问题, 而这是农业区域集群研究的重要理论依据。
关键词：农业区域集群,理论基础,研究现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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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相关理论基础 篇2
第一学年
1.泰罗著：《科学管理原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
2.彼得.德鲁克著：《管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3.［美］罗宾斯等著：《管理学》(第7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法］亨利·法约尔著、迟力耕等译：《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年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
5.［美］劳伦斯 J•彼得著：《彼得原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
6.［美］丹尼尔·雷恩著：《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
7.［澳］欧文·E·休斯著：《公共管理导论》，中国人民出版社。
8.［英］洛克著、刘晓根编译：《政府论》，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9.F.J.古德诺著、王元译：《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10.［意］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N.）著、张亚勇编译：《君主论》，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11.［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2.［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13.吴思著：《隐蔽的秩序 拆解历史弈局》，海南出版社 2004年版。
14.［美］理查德·谢弗著、刘鹤群等译：《社会学与生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
15.费孝通著：《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论语》
17.余秋雨著：《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青海人民出版社。
18.叔本华：《叔本华的智慧》，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年版。
19.［台］傅佩荣著：《哲学与人生》，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20.《狼图腾》、《张居正》，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1.凌志军著：《成长比成功更重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2.陈少华著：《我的大学我做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第二学年
1.［美］彼得·德鲁克著：《管理：任务、责任、实践》。
2.［美］哈罗德·孔茨著：《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
3.［美］迈克尔·波特著：《竞争战略》。
4.［美］威廉·大内著：《Z理论》。
5.［美］爱德华兹·戴明著：《转危为安》。
6.［美］沃伦·本尼斯著：《领导者：成功谋略》。
7.［美］彼得·圣吉著：《第五项修炼》。
8.彼得·德鲁克著：《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版。
9.彼得·德鲁克著：《动荡时代的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
10.丁煌著：《西方行政学说史》(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美］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美］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第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美］ 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14.［英］亚当.斯密著：《国富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15.［美］尼古拉斯·亨利著、张昕译：《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居延安著：《关系管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7.［美］罗斯金等著：《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18.唐兴霖著：《公共行政学：历史与思想》，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9.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
20.［英］伯特兰·罗素著：《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出版。
21.［美］C·W·米尔斯著：《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22.［美］ 柯林斯、马科夫斯基著，李霞译：《发现社会之旅》，中华书局2006年版。
23.［美］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等译：《菊与刀》，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24.［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25.［美］戴维 •H•罗森布鲁姆著：《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6.何增科著：《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7.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著：《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8.吴思著：《潜规则》，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9.吴思著：《血酬定律》，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
30.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年版。
3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3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33.［美］ 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1、2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34.［美］ 亨利·基辛格著、刘丽媛等译：《**年代》——基辛格回忆录（1、2、3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
35.［美］理查德·尼克松著：《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
36.李洁：《礼仪是一种资本：日常礼仪的300个细节》，北京出版社。
37.林语堂：《说话的艺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8.阎真：《沧浪之水》（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三学年
1.［美］奥尔森著、陈郁等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美］弗雷德里克森著：《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美］O·C·迈克斯怀特著：《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4.［美］詹姆斯·W·费斯勒著、陈振明等译：《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美］B·盖伊·彼得斯著、吴爱民等译：《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美］珍妮特·V·登哈特等著、丁煌译：《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美］特里·L·库珀著、张秀琴译：《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9.［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10.［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1.［美］戴维·奥斯本等著：《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12.查尔斯·J·福克斯、休·T·：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14.［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5.［美］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16.艾尔-巴比著，邱泽奇译：《社会研究方法》，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17.［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18.［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19.［美］B·盖伊·彼得斯著：《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0.［美］乔治·弗雷得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1.［美］詹姆斯·E·安德森著、唐亮译：《公共政策》，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22.［美］库珀著、李秀琴译：《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3.［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9年版。
24.［美］赫伯特A.西蒙著、詹正茂译：《管理行为》（第四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
25.［美］巴纳德:《经理人员的职能》，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
26.［美］雅米尔•吉瑞赛特著、李丹译：《公共组织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演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27.［美］丹尼斯•C.缪勒著：《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8.［美］盖瑞•J·米勒著：《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9.周翼虎、杨晓民著：《中国单位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30.王铭铭著：《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版。
31.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32.塞缪尔·亨廷顿著、罗荣渠译：《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33.杨萃先等著：《这些道理没有人告诉过你》，群言出版社出版。
34.常桦编著：《管好时间做对事》，华文出版社2006年版。
35.曾仕强：《圆通的人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6.蒋娇：《挑战500强面试官》，群言出版社出版。
生态旅游相关理论基础 篇3
[关键词]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理论
一、流域生态阀值
流域生态阀值是保护流域生态环境的根据。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观认为，流域生态系统的环境问题产生于特定文明条件下人类对于流域生态系统的利用和开发。当然，人类对于流域生态系统的开发和利用并不必然导致流域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其充分和必要条件是开发和利用流域生态系统的力度、广度和方式、频率致使生态系统破坏和污染超过了流域生态阀值。“一定的动植物群落和生态系统发展过程中，各种对立因素（相互排斥的生物种和非生物条件）通过相互制约、转化、补偿、交换等作用，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阶段。影响生物的性态和分布的环境条件主要有气候、土壤、生物、地理条件和人为的因素。当外界干预超过生态阈值，使生态系统自动调节能力降低或消失时，便会出现生态失调，进而可能导致生态危机，甚至可能造成生态系统的崩溃”。[1]流域生态系统，是以河流生态系统为核心，由河流、森林、草原、湿地、生物以及其它子生态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决定其功能正常运转的基本因素就是流域生态阀值。流域生态阀值是流域生态平衡的客观基本指标。它对于流域生态系统的作用遵循质量互变原理。当经济活动主体开发和利用流域生态系统时，就开始不断地干预流域生态阀值，生态系统指标呈线性或非线性变化。当其变化在流域生态阀值范围之内时，流域生态系统能够实现自我平衡；而当超过生态阀值时，流域生态系统将会失调、危机甚至走向崩溃；进而，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因此，保护流域生态系统，实质是根据流域生态阀值规定经济活动主体开发和利用生态系统的程度。
流域生态阀值是一个技术性指标，是流域生态系统固有的、维持其保持自我平衡的自然数值。对于流域生态阀值的研究，是自然科学中生态学的主要任务。但由于人类对于自然界生态系统的改造，并产生了生态破坏和生态污染等环境问题，而要求人类立法对其予以保护时，才使得这个自然数值与社会科学中的环境法学理论基础发生了必然的联系。它向环境保护法学提出了：在法学制度研究和立法实践中，对于人类权利的配置必须考量它的承受能力；权力或权利与职责或义务的配置必须以它为基础形成相互制衡的状态。遵循它即是保护生态系统，实现系统的平衡和稳态。
流域生态系统以生态阀值为根据，具有其自身运行规律。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描述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它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成为荒芜的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地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狠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2]《中国自然保护纲要》中记叙，生态系统具有六条规律：（1）物物相关规律。这是指生态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彼此依存的关系，改变其中的一个部分，必然会对其它部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2）相生相克规律。这是指在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物种都占据一定的位置的，物种之间相互依赖、彼此制约、协同进化，使整个生态系统成为一个协调的整体。引进一个生物外来物种或者消灭一个当地物种，都将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甚至导致严重的生态后果。（3）能流物复规律。这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物质和能量在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会逸散出去，而物质一旦进入环境，便会在环境中不断地循环，尤其是那些生物难以降解和不可降解的物质，还会通过生食物链在生物体内发生富集，从而对生物产生严重危害。（4）负载定额规律。这是指一个生态系统的负载能力是有极限的，只能承载一定的生物量和承纳一定的污染物。当生态系统供养的生物量超过其承载能力时，它就会萎缩，乃至最终解体；当向生态系统排放的污染物超过其自净能力时，生态系统就会被污染；当对生态系统施加的外界冲击的周期短于它的自我恢复周期时，生态系统也将因不能自我恢复而被破坏。（5）协调稳定规律。这是指当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种多样和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相对协调时，生态平衡才不易被破坏。（6）时空有宜规律。这是指在每个地方，都有其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组合，构成独特的区域生态系统。[3]以流域生态阀值为根据，遵循六条生态规律的流域开发和利用行为，流域生态系统将会周期性实现平衡；否则将会打破生态平衡，导致生态恶化。譬如，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塔里木河流域就发生过因上游农业开发用水和水利建设不当导致下游河水干枯和胡杨林死亡，进而流域内湿地生态系统演变为荒漠生态系统。
二、公民生态环境权
公民生态环境权来源于流域生态阀值和生态规律对于公民生存权和经济发展权的限制。经济活动主体开发和利用流域生态系统的根据来源公民的生存权、经济发展权。“生存权是生命权和生命延续权的统一。在生存权中，生命延续权是首要的，因为人只有首先活着，才有可能有尊严地活着。生命延续权即人作为人应当具备基本的生存条件，如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保障”。[4]尽管生存权和发展权同属基本人权范畴，并为现代各国宪法予以保障。但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一对矛盾体。在这一矛盾体中，生存权既保障公民物质需求以维持其生命形态的权利，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在生存权得以保障的前提下，才能进一步实现经济发展权。尽管它们是一对矛盾体，但相对于自然生态系统来说，二者成为统一体，而与自然生态系统形成一对矛盾体。从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观一节可以看出，最初这一对矛盾体中，生存权占居矛盾主要方面；而后是发展权。而在当代生态环境权逐步成为矛盾主要方面。其原因在于生存权和经济发展权对于生态环境权的侵害已经达到了威胁生存权和经济发展权的程度。而公民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的重要条件之一便是自然生态系统。公民为求生存、在生存权得以保障条件下再求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自然生态系统不断的与人类对其开发和利用所产生的污染和破坏不断抗争。流域生态阀值和流域生态系统规律是保护其免受污染和破坏的根据，是制约人类开发和利用流域内自然资源的硬性规定，上升为立法就是公民生存权、经济发展权的边界，形成公民生态环境权。这种边界是人类在反思生存权和经济发展权过程中、通过立法在制度安排中予以规定的。不论公民从事农业生产，还是根据公司法、企业法等法律规范授权、特许从事工业生产，在行使其生存权、经济发展权时，必须在流域生态阀值范围内进行，否则将会破坏或污染流域生态系统，导致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甚至生态危机出现。流域内相关利益主体依据其权利主张享有个体利益，但是因为流域生态系统客观规律的存在，这种个体利益不得违反保护流域生态系统的公民生态环境权。流域生态阀值，一方面是行使公民生存权和经济发展权的上限；另一方面是保护公民生态环境权的下限。立法通过公民生态环境权，为开发利用自然界生态系统设定可为、可不为、禁止为等行为模式，来保障流域生态阀值和生态规律对于经济活动主体的生存权和经济发展权的限制和约束。
公民权，是法律保障公民个体自由的表现方式。公民可以依照自己意志行使公民权，实现其个体自由。但主体自由应以不妨害他人自由为前提。公民在追求生存权和经济发展权时，不能妨害其它公民的生态环境权。同样，公民追求生态环境权亦不能妨害其它公民追求生存权。而经济发展权，在价值位阶上则是较生存权和生态环境权次之的权利，立法可以通过公民生态环境权限制经济发展权。只有在此基础上设计公民生存权、经济发展权和生态环境权的权利体系，才能实现流域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生存权具有与生俱来的属性，但公民追求生存权的过程中会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虽然这是其追求生存权的自由，但公民行使此自由时应该以不妨害其它公民生态环境权为前提。因此，公民破坏生态系统行为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律所禁止和限制。但这种限制不宜过度，否则将影响公民生存权的保护。譬如，国家通过立法设定国家自然保护区等制度但同时不设置合理的生态补偿制度，就是一项剥夺当地居民生存权利的行为。即使非要剥夺此项权利也必须有合理的生态补偿制度行使替代性功能。对于公民经济发展权保护的制度设计，以实现生态系统最小限度的污染和破坏为最佳目标，以保护公民生态环境权。
三、公民生态环境权与生存权、经济发展权
对于生态环境权与生存权、经济发展权的制度安排，立法不可偏执一端。只关注公民生态环境权的环境保护法律基础理论，体现在立法中必然导致对公民生存权和经济发展权的制约，导致立法从保护公民生存权和经济发展权而牺牲环境权的极端，走向只关注公民生态环境权而牺牲公民生存权和经济发展权的另一极端。既要保护公民生态环境权又要实现公民生存权和经济发展权的有序行使，是流域生态系统可持续开发和利用的基本条件。而其根据，就是开发和利用必须保持生态系统承受的作用力在流域生态阀值之内。惟此方可实现权利的均衡配置，制度也才有深厚的实践土壤。以公民生存权和经济发展权为主导、打破流域生态阀值的开发和利用模式必然导致对公民生态环境权的严重侵犯。不注重公民生态环境权、仅保障公民生存权和经济发展权的制度设计，长期来看，必然因失去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而削弱公民生存权和经济发展权。“据调查，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西北部的玛多县，由于受气候变暧、过度放牧等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该县草场严重退化、水源涵养功能严重下降，土地沙漠化极为严重，致使黄河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鄂陵湖湖口处断流，并导致建成不久试运行发电的黄河源水电站因库容不足而于2004年1月8日被迫停产，严重影响了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5]
尊重流域生态阀值和生态规律，是解决公民生存权、经济发展权与生态环境权之间矛盾的根本途径。譬如，内蒙古清水河县治理水土流失依靠当地资源解决温饱问题即为例证。[6]生态阀值决定生态系统状况，进而决定依赖生态系统生存的公民生存权和经济发展权的实现程度。公民生存权、经济发展权和生态环境权之间的关系，及以此为基础的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安排，是保障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1947～1948.
[2]恩格斯.自然辨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519.
[3]参考中国自然保护纲要编写委员会.中国自然保护纲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5,(1):12～14.
[4]王启富,刘金国.人权问题的法理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87.
[5]王作全.三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1):71～72.
[6]韩利琳.中国西部生态环境安全风险防范法律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11,(1):101.
生态补偿理论基础与中国问题 篇4
关键词：问题,理论,生态补偿
1 当前主流的生态补偿理论体系分析
生态补偿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理论基础体系的构建,目前国外已经形成如生态产权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生态服务功能理论、公共物品理论、自然资源价值理论、生态环境价值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外部性理论等多种生态补偿基础理论。但很多理论都有重复论述的嫌疑。目前的生态补偿研究多以科斯定理、外部性理论、自然资源价值理论三条为理论基础。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侧重。
外部性理论认为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有外部性,其将导致市场失灵,社会资源配置达不到帕累托最优。解决外部性是生态补偿的中心思想,即将人类活动的正负外部性利用外力进行内部化,使得市场出清资源配置得到优化。
自然资源价值理论阐述的中心思想是自然环境提供的生态服务同样具有稀缺性,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显然,若生态服务是有价值的,人类应对其进行效用最大化配置。并且有必要通过外部调节手段保持与扩大自然环境对生态产品的产能。
科斯理论在研究企业产权过程中提出,中心思想是经济的外部性可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从而达到社会资源配置最优。研究者将科斯定理引入生态补偿的分析,认为赋予各生态产品明晰的产权从而使生态产品可以完全实现市场化,通过市场力量进行调节,社会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化。大多说学者认为科斯理论是迄今为止最核心的生态补偿理论,其在理论上完美地解决了生态补偿问题。但其对产权的苛刻限定也降低了其对生态补偿项目的实际指导价值。
三条理论贯穿了整个生态补偿研究过程,外部性理论和自然资源价值理论解释了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与实行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并找到解决问题的落脚点———解决生态资源的外部性;科斯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论上生态补偿问题完美的解决形式,即当生态产品的产权完全明晰时,生态服务的使用者直接向生态服务的提供者购买服务,补偿完全通过市场进行。
2 学术界关于生态补偿概念的讨论
生态补偿最初是指自然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环境科学大辞典》将自然生态补偿解释为生物有机体、种群、群落或生态系统受到干扰时,所表现出来的缓和干扰、调节自身状态使生存得以维持的能力,或看作生态负荷的还原能力。随着研究发展,如今生态补偿的含义更强调人类的参与。
目前生态补偿仍没有统一的社会学定义。Sven wunder的定义是目前被国际社会接受最广泛的定义,他将生态补偿定义为一种至少存在一个生态服务提供者和一个购买者时,服务提供者能够保障服务供给的前提下,具有明确的生态系统服务或能保障这种服务的土地利用的自愿交易[1]。Wunder的定义中强调市场在补偿实施中作用,基于这个缺陷,Muradia、Schomers和Matzdor结合自己的研究都给出了改进,弱化苛刻的限制条件,更加强调补偿的最终目的。
在我国,90年代前,国内研究者倾向于认为生态补偿仅是一种抑损手段。如章铮等人认为生态补偿是为控制生态破坏而征收的费用,目的是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行为[2];庄国泰等认为生态环境补偿是为损害生态环境而承担的一种责任,减少对生态环境损害的经济刺激手段。之后,研究者们的定义更加赞同将生态补偿定义为一种增益手段。较具代表性的有如毛显强和钟瑜定义其为通过经济手段分别对环境行为的正负外部性进行调节,达到保护的目的。吕忠梅将生态补偿分为狭义广义两种。狭义的生态补偿是指对生态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的补偿,广义的生态补偿是除了对自然的补偿外还对因环境问题遭受影响的人类的补偿。
3 中国生态补偿问题的特殊性与对策
3.1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长时间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对通过市场来解决社会资源配置仍然缺乏经验,尤其是在原本市场化特征不明显的生态服务上。这些导致我国生态补偿项目市场化程度几乎为零。所有的生态补偿项目从项目论证到资金筹集再到实施监督都由政府来进行。虽然相比市场手段而言,政府主导节约了交易成本,但其造成了政府压力过大、项目持续性不够、对生态服务使用者负外部性抑制力不足、利益分配不均、监督不力等诸多弊端。尤其是在监督方面,政府作为项目实施者又是项目监督者,缺乏对项目进行监督的动机。
3.2 社会主义中央政府的特殊性
有别于资本主义行政体制,我国中央政府对国家政权有着绝对性的控制力。且社会主义国家,中央政府是中国全体公民的长远利益代表者。应发挥这些优势,加强中央政府的规划统筹作用,提高项目的效率与公正性。另外,大区域的生态补偿项目由于各地方政府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使得项目效果往往达不到预期,这时集权制中央政府的协调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3.3 生态补偿与城市化
城市化给生态补偿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城市化进程转变了大量土地用途,其中不乏将湿地森林等变为城市建设用地,这显然有害于我国的生态环境。第二,城市化使得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入城市。人们不会将生态保护区设立在城市地带,这也决定了参与生态保护的人群多为农业人口,生存压力驱使下,农业人口不断向非农人口转变,可以参与生态保护的人数在不断减少。城市化进程势不可当,如何克服城市化进程中实施我国的生态保护值得探究。
3.4 激励机制
这里的激励机制是对地方官员而言。政府在中国的任何场合都发挥着其他角色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我国社会主义事业,GDP一直是对地方政府和官员进行激励的核心力量,这也使得很多地方政府不择手段去发展当地经济,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坏。进入经济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健康。若将生态环境也纳入官员晋升考核范围内,则官员进行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也将大大提高。以政府在中国扮演的角色地位,这将对生态保护工作产生巨大促进作用。
4 结论
与国外生态补偿相比较,我国的生态补偿有不足也存在优势。中国的生态补偿应结合独特的政治体制,将众多碎片化的生态补偿措施政策进行整合,加快立法步伐,实践中更多的依靠科学,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使得生态补偿实施过程中每一步都规范化科学化;应加快挖掘应用我国政府特有的强力行政手段带来的高效、简捷优势,以及中央政府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性质,提高生态补偿项目的效率,也应防止补偿实施过程中政府一家独大情况下造成的权力寻租、腐败滋生的情况;应增加生态补偿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社会监督,提高保护者话语权,促使生态补偿能够得到各方认可,健康、高效、透明的运行下去;加强民众与市场的参与度,政府加强引导社会担负起更多的保护环境的责任,让生态补偿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去除一味地以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为标准判断地区的发展情况,建立生态文明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Wunder S.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Some Nuts and Bolts[J].CIFOR Occasional Paper,2005(42).
生态旅游相关理论基础 篇5
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提出区域生态安全的概念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在自然及人类活动的干扰下,区域内生态环境条件以及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对人类生存和持续发展构成威胁,并且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能够不断得到改善的状态.指出生态安全评价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其评价理论基础涉及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理论、生态承载力理论、时空论和系统工程论等;生态安全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两者具有内涵和目标的一致性;区域生态安全研究的目的就是平衡人类的自然资源利用与生存环境质量需求的`矛盾,保证生态系统在持续安全的状态下提供服务;应用生态承载力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补充和完善生态安全评价.区域生态安全评价强调研究对象的时空性和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多学科整合能更好地指导区域生态安全评价.
作 者：高长波 陈新庚 韦朝海 彭晓春 GAO Changbo CHEN Xingeng WEI Caohai PENG Xiaochun 作者单位：高长波,GAO Changbo(中山大学环境科学和工程学院,广东,广州,510275;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300)
陈新庚,CHEN Xingeng(中山大学环境科学和工程学院,广东,广州,510275)
韦朝海,WEI Caohai(华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广东,广州,510640)
彭晓春,PENG Xiaochun(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广东,广州,510655)
生态旅游相关理论基础 篇6
[关键词] 旅游营销 利益相关者 旅游目的地形象营销 治理结构
一、引言
利益相关者理论最早源于1963年美国斯坦福研究学院的研究成果，这个概念的提出使组织开始重新认识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充分考虑到与组织相关的利益者的要求和影响，使组织承担起更广泛的社会责任，从而更加有力和稳健地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西方国家对这个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形象越来越决定着该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特别当市场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化的过程中，旅游目的地形象营销的问题日益凸现。在形象营销过程中各方的利益和矛盾往往错综复杂地纠结在一起，若协调不善将造成综合营销效率低下，效果不理想。引入利益相关者理论可以对旅游形象营销进行指导，有效地权衡和协调其中各方利益点，提升整体营销效率和效果。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1.利益相关者及其理论
斯坦福研究院对于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定义为：“对企业来说存在这样一些利益群体，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企业就无法生存”（Freeman & Reed,1983）。此后又有许多学者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定义（Cornell和Shapiro,1987；Clarlson,1995）。
本文所界定的利益相关者是属于双向性的，组织与之拥有显性或隐性契约的个人或团体，即指在旅游目的地形象营销活动中投入了一定的专用性资产，与营销组织通过显性或隐性契约结成了一定的关系，通过一定的方式可以影响到旅游目的地形象营销目标的实现同时受其目标影响的个人或团体。同时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专用性资产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指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要求来源于他们对企业投入了一定的专用性资产，为企业创造了价值或承担了风险。因此，企业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并且要均衡各方的利益要求。在所有权的分配上，他们主张将企业的剩余所取权和剩余分配权非均衡的分散对称分布于各利益相关者之中。
2.旅游目的地形象营销
形象是能够引起人们的思想感情活动的具体形态和姿态。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形成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它包括，游客出行对旅游目的地的感知，旅游过程中形成的经历感受和游完后的整体感受和评价。旅游目的地形象本身也是一个综合的多层次体，它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是由旅游产品形象、服务形象、居民素质形象、地区实力形象、信誉形象、政治形象和历史文化形象等一个个具体形象构成。
旅游目的地形象营销是指旅游目的地通过塑造良好的形象，赢得公众特别是旅游者或潜在旅游者的青睐和信任，使其到该目的地进行旅游活动，通过体验经历形成满意感受并做出良好评价，从而达成旅游目的地目标的综合、良性循环过程。它包括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质量和品质的提升，形象个性凸显，目的地标识设计，人文环境的营造，支持系统的配套，对外宣传等一系列活动。
三、旅游目的地形象营销的特点及问题分析
1.公共性
公共产品的两个基本特征:非竞争性，非排他性。良好的旅游目的地形象一旦被树立，则产生一种共享利益。这种利益一旦产生，积极参与旅游目的地营销的组织或个人无法阻止未做任何努力的组织或个人享用该利益。这种公共性就会引起利益各方的博弈，造成“政府大包干”、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踢皮球”和“搭便车”等现象的产生。
2.综合性
旅游目的地的形象营销的内容十分广泛，它涉及到的众多组织和个人，而不同的组织和个人利益侧重点各不相同。如政府希望发展当地经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实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同步发展;企业希望获得经济利益并促进本企业的持续发展;当地居民希望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活环境;环保等相关组织则要求在营销过程中充分考虑到环境、社会和文化的承载力，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等。可见，要均衡各方利益，实现旅游目的地形象营销的协调发展并非易事。
3.长期性
一个良好形象的确立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一方面，它要经历一个持续努力过程；另一方面，与其他的许多方式相比，旅游目的地的营销不可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它是一个利益点不断积累的过程，要经过旅游者的体验感受和信息传播将其不断扩大化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就可能产生“短期工程”和“近视现象”。
4.感知性
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是通过旅游者的感知实现的，而旅客的感知活动是连续的、多方位的并带有很强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旅游者接触到的每个点都有可能成为旅游目的地形象营销价值链上的节点，并且这种感知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与人的接触，对人的感受和评价就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旅游从业者文化素质较低、缺乏服务意识及旅游地居民不文明等现象，均会影响到旅游目的地形象营销的效果。
四、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运用——协调模型的构建
1.利益相关者分类
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米切尔和伍德（Mitchell & Wood,1997）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划分。他们把合法性、权利性、紧急性这三个属性作为判断标准，根据符合属性的多少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划分。本文将延续其思路，参考Chars Ryan在旅游开发和经营活动中可能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而提出的一个基本构图（Chars Ryan,2002），并结合旅游目的地形象营销中的实际情况，对其利益相关者进行系统地划分。
本文将合法性、权利性、主动性和逃逸性这四个属性维度作为判断标准。合法性，即某一群体是否被赋予法律上的、道义上的或者特定的对组织的索取权；权利性，即某一群体是否拥有影响组织决策的地位、能力和相应的手段；主动性，即某一群体是否积极地参与组织的各种活动以协助组织达成目标；逃逸性，即某一群体在遭受风险后是否可以较小代价的转移或逃避风险。对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属性用高、中、低三等进行评判并赋值打分。其中合法性、权利性、主动性属积极因素，故“高”赋值3分；“中”赋值2分；“低”赋值1分，逃逸性属于消极因素，故“高”赋值1分；“中”赋值2分；“低”赋值3分。详细评分情况见表1。
根据表中所示的评分赋值情况，可将利益相关者分为稳定层－五边形（12－9分），浮动层－四边形（8－5分），休眠层－圆形（4分），以外为非利益相关者，如图1所示。
五边形各边上方的箭头表示，他们之间相互联系和制约，根据谈判力的变化决定这个五边形各边长的变化，从而导致五边形形状的变化。当各边谈判力达到均衡时，利益相关者的所有权也可以得到适当的分配，从而防止某一方滥用权力以促进决策的科学性，最终使组织的运作效率达到最佳状态。
图形之所以用虚线表示，表明各层之间并非固定不变的，当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因素发生变化时，利益相关者可以在各层之间变动，从而隶属于不同层次的利益相关者和非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互变。
2.模型构建
笔者针对旅游目的地形象营销的特点和问题，遵循以上提出的协调原则，依据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和划分，构建了旅游目的地形象营销治理结构模型，见图2所示。
整个模型将治理结构分为三层：调控层、决策层和执行层。
调控层中包括上级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场，表明政府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及相应的指导与监控，同时有别于政府一手抓，我们还需要依据市场的指导来进行决策，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又可以遵循市场规律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政府可以引导旅游企业积极参与到形象营销工作中来，使参与形象营销的旅游企业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增加，使其无形资产迅速增值，从而用市场的方式激励旅游企业积极参与。
决策层由监事会和协调会组成。监事会成员由稳定层中的利益相关者组成，协调会成员由浮动层和休眠层中的利益相关者组成。监事会负责监督稳定层中的利益相关者利益是否被充分地考虑和照顾，协调会则努力协调浮动层和休眠层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矛盾，当遇到突发事件时与监事会协商。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实现程度是根据他们所属的层级而变化的。现参考陈宏辉博士在企业利益相关者研究中提出的“利益要求平衡系数”公式 ：
其中，Ki表示利益要求平衡系数；PXi表示利益相关者所属分类级别;Wi表示利益要求实现级别。
笔者上文将利益相关者分为稳定层、浮动层和休眠层，依次对应级别为一级、二级、三级（一级为最高级别，依次类推）。当“利益要求平衡系数”为1即Ki=1时，利益要求得到合理实现。即利益相关者所属层级别越高，其利益实现级别也应越高。各层之间的利益相关者可能随着各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层次上的变化，因此，协调会要常常考虑并监测各因素的变化，及时与监事会协商讨论，从而共同做出决策。这样利益相关者各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适当和合理的照顾。
文中的旅游目的地营销系统是指旅游目的地信息系统，它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实计算机系统，这可以为组织的正常运行提供一个技术平台。它有利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信息的交流和共享，有利于决策层迅速掌握大量信息，加强其监督和决策的能力，有利于执行层中各企业之间更好地沟通和合作，在资源共享的同时分摊成本，有利于旅游者减少“搜索成本”。同时，在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这种信息的有效流动有利于知识的扩散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五、结论
基于目前旅游目的地形象营销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笔者将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到旅游目的地形象营销中。首先对形象营销中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界定和分类，以便决策者在协调各方利益时做到有的放矢；随后提出了分层治理模式，该模式的运用将有利于均衡各方利益，合理满足各方要求，从而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保证营销活动的高效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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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琳琳:旅游目的地政府产品营销内涵分析[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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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相关理论基础 篇7
1和谐农业相关学科理论基础
1.1哲学角度
1.1.1科学发展观理论
在和谐农业建设的过程中, 个人、群体是和谐农业建设的主体, 是基本的建设力量[3], 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以人为本, 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因此, 要发展和谐农业, 就是要使农村各方面都得到发展, 立足于人, 服务于人的发展, 和谐农业的思想, 实质上是科学发展观逻辑演展的表现, 即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在社会发展战略上的本质体现。
1.1.2唯物史观的运用与体现
和谐农业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所要达到的一种目标状态, 是社会历史的发展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阶段性延伸的必经阶段, 这是我们在过去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科学认识, 因此, 我们应在正确判断和科学认识和谐农业的前提下, 能够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并能根据国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 因地制宜, 与时俱进, 对和谐农业建设的相应因素进行创造性补充、修改和发展 [3], 由此可见, 和谐农业其内涵就是要求我们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 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 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 最终回归实践, 达到历史和现实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从而推进和谐农业建设的步伐。
1.2系统学角度的等级系统理论
所谓等级系统理论, 就是通过将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划分为等级式的不同层次来对其加以深入认识和分析的方法论要求。在我国, 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同时, 作为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规划之导向的和谐农业建设, 具有远比小康社会要丰富、更为复杂的目标体系, 它一改以往以经济指标为主的单一考量指标, 因此, 在和谐农业发展过程中不能一刀切, 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 要力求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使整个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全面进步的、更高等级的和谐系统, 由此可见, 在和谐农业建设过程中, 我们应尊循等级系统理论, 通过由无序到有序、由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由低级系统到高级系统的不断演化, 不同层次社会系统的历史发展才得以实现, 和谐农业建设才能有序进行[4]。
1.3管理学角度的目标管理理论
目标管理是一种综合的以工作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系统管理方式。它是在一个组织中由上级管理人员、下级管理人员, 以及员工一起来共同制定组织目标, 并把其具体化展开到组织的每个部门、每个层次、每个成员那儿, 与组织内部每个单位、部门、层次和成员的责任成果相互密切联系, 明确地规定每个单位、部门、层次和成员的贡献和奖励报酬等一套系统化的管理方式。因此, 我们在和谐农业建设过程中, 应处理好政府、企业、农民之间的关系, 应明确各自的权利与责任, 执行目标管理, 才能有效调动各个成员的积极性, 从而推动和谐农业建设的进程。
1.4经济学角度的公共产品理论
按照微观经济学理论, 社会产品可以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大类, 纯粹的公共产品是指这样一种产品, 即每个人消费这种产品, 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 与私人产品相比较, 纯粹的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个基本特性。因此, 在和谐农业建设过程中, 由于其非竞争性往往导致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 最终使全体成员的利益受损;其非排他性又会使人产生“搭便车”心理, 没有人愿意提供公共产品, 最终结果是谁也享受不到公共产品。由此可见, 要实现和谐农业建设的顺利进行, 我们应根据公
共产品理论, 采取相关措施, 避免造成这种现象, 如通过政府管制和政府买单, 同时, 建立相关补偿机制, 使其能够象私人产品一样得到有效的激励[5]。
2和谐农业在农村的实践问题分析——以福建省莆田市为例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 和谐农业也逐渐发展, 但从目前发展的情况来看, 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以福建省莆田市为例, 分析其实践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今后和谐农业发展指明方向。
2.1城乡文化素质差异较大
2004年, 莆田市小学及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比重最大, 分别为35.13%及41.04%, 比2003年提高0.1个及2.97个百分点;不识字或识字很少人口的比重为10.75%, 比2003年降低2.29个百分点, 但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6岁以上人口比重只有2.35%, 比2003年年下降0.88个百分点 (见表1) , 这反映出莆田市在高等教育、引进人才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 能够担负起和谐农业建设任务的合格人才远远不够,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莆田市的产业层次较低, 能够吸引较高学历人才的高新技术产业还未形成支柱产业, 输送出去的莆籍大学生回乡就业的人数比重较低, 而流入人口大多属于劳动密度型或劳动强度高的手工从业人员, 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因此, 抓紧培养、引进技术管理专业、生态农业专业等方面人才已成为莆田市和谐农业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另一方面, 随着城镇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城镇教育资源越来越丰富, 城镇人口对教育的投资越来越多, 而农村教育资源越来越薄弱, 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也不断吸引着更多的乡村有高文化素质人口的迁移, 导致乡村人口的文化素质随之下降 (见表2) , 从而造成知识贫富严重分化, 严重影响了莆田市和谐农业建设的整体进程[6]。
2.2人口流动日趋频繁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口流动日趋频繁。据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本调查年度内离开莆田市半年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6.6%, 比2004年上升0.1个百分点;从户口登记状况的人口来看, 属第一种人 (本地户籍人口) 占82.74%, 比2004年下降1.38个百分点;属第二、三种人 (外来流动人口) 占14.45%, 比2004年上升0.16个百分点, 说明莆田市人口流动日趋频繁, 且属于人口净流出地区, 这一方面导致人才流失, 一方面不利于和谐农业建设的持续性。
2.3耕地生产力普遍衰退
据莆田市农业区划办调查, 仅莆田市第一次与第二次土壤普查期间, 全市一级耕地就减少了约2 165公顷, 三级耕地则增加了约409公顷。现阶段, 莆田市农业用地中, 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91.8% ;低产园地占园地总面积的13.8% ;低产林地占林地总面积的12.6%;低产水面占淡水养殖水面的87.7% 。造成莆田市耕地生产力普遍衰退的主要原因有二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农村有机肥投入量不断减少, 造成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受经济利益的趋动, 盲目追求产量, 化肥使用量不断增加, 造成土壤肥力下降。这种在农业用地中突出存在着的“重用轻养”、“只用不养”的短期行为, 甚至是掠夺性经营, 导致耕地生产力普遍衰退, 严重影响了农业用地的生产能力, 不利于和谐农业建设的深入进行。
2.4党群干群关系也存在一定问题
在莆田, 由于农村集体经济还偏薄弱, 党支部、村委会组织群众的一些活动, 缺少必要的经费, 村干部补贴不多, 相当多的精力还要用在自家发展上, 影响群众对党员干部的积极评价, 因此有时很难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 有些村官与乡镇干部一起催粮收款, 方法简单粗暴, 引起群众反感, 要改变原来的印象, 还有待时日[7], 这些都严重影响和谐农业建设的进程。
2.5产业结构单一,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缓慢, 且分布不均
据调查, 莆田市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传统的种植业, 每年各地都不同程度的发生一些自然灾害, 农业减产减收是很平常的事, 有的农民辛辛苦苦忙一年甚至还赔钱, 一些农村除了种植业以外, 其他的如养殖业、林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发展十分缓慢, 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还比较滞后, 而且主要分布在涵江区和秀屿区 (见表3) [8], 由于这种单一型经济结构的制约, 使农民很难脱贫致富, 加之多年来种植结构单调, 粮食亩产低下, 而且受到国家粮食收购价格的影响和冲击, 如果不及时调整农村的农业生产结构和加大力气发展非粮产业, 农民收入低、生活困难的现状不仅难以改善, 而且还会继续恶化, 对我国和谐农业的构建造成很大阻碍[9]。
2.6环境污染现象仍比较严重
近年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工业的发展, 尤其是农村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 在促进农村经济大发展的同时, 废气、废水、废渣等废物的大量任意排放使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由城市到乡村的蔓延, 在一些地区, 环境问题已经反过来影响本地经济的发展, 和谐农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3构建和谐农业今后的突破方向
3.1发展循环经济, 建设生态农村
3.1.1在农业层次上
建立种植、养殖、水产、园艺、林业、副业、加工业、废物利用转化、再生资源转化等的农业网络化体系, 促进物流、能流、货币流、信息流的畅通, 实现人与生物在小尺度的生境内和谐共生, 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全方位地发展。
3.1.2在农田的层次上
应充分发挥莆田气候及水土优势, 综合运用各种高新及生态技术, 选育良种, 间种、套种、轮种、混种, 池塘混养, 基塘系统等分层多级利用空间、时间及营养生态学,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养地用地相结合, 长效速效相结合;科学地使用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和饲料添加剂, 禁止将有毒、有害废物用作肥料或者用于造田;应用生物防治、生境调控和遗传工程等综合防治有害生物, 保护农田环境质量和农产品质量。
3.1.3在农村层次上
应着重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以支柱企业为主体, 按照“公司+农户”的模式, 大力发展各种无污染、低环境影响的绿色食品、纸业、药业、饲料业、肥料业及生物质制品的生产、加工, 实现种植-养殖-加工-贸易-条龙, 并创造出自己的名优特品牌。同时还应在节能 (秸秆还田) 、 清洁能源 (沼气) 、生态交通、生态人居以及人口控制、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同步做好配套建设[10]。
3.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打造富裕农村
农民的致富关键是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把协调发展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优化农村经济结构, 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 满足广大农民的致富愿望, 实现农村的和谐持续发展。一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二是大力发展农业龙头企业, 做大做强农产品市场;三是加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力度, 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3.3加大农村教育投入, 加强农民综合培训教育
和谐农业建设要顺利进行, 人才是关键, 因此, 要发展和谐农业,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就必须加强对农民进行职业技术、农业科技、文化素质、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综合培训教育, 尤其要面向城乡劳动力的市场需求, 围绕农民转岗就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内容广泛、形式多样, 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 使农民的整体素质得到全面提高[2]。具体来讲, 一是县 (市) 农牧业局要因地制宜, 举办一些培训班, 使农民能够掌握一种或几种养殖或栽培技术;二是继续开展科技下乡活动, 使农民了解、掌握和应用最新的农业科技成果;三是县 (市) 和乡 (镇) 力争开通互联网, 及时向农民提供产供销信息;四是对青年农民进行学历教育, 目前莆田市许多中专学校的生源不足, 充分利用这部分剩余的教育资源, 对偏远山区的农民进行职业培训和中专学历教育, 使他们在家务农或出外打工时具有比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工作能力, 同时, 普及市场经济知识, 更新经营观念, 增强风险意识, 不断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更好地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 从而有效推动和谐农业的发展[9]。
3.4进一步推行民主法治, 建设平安农村
首先要强化法制宣传教育, 通过“送法下乡”、“法制文艺”、“法律知识竞赛”等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 努力提高广大基层干部的法律素质, 进一步加强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理念。其次, 实行村务公开, 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扩大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决权, 增强工作公开性和透明度。第三是为农民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7]。
3.5因地制宜, 不搞一刀切
莆田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尤其在山区, 还比较落后, 因此, 应根据各地农村自然生态系统的特点选择适当的发展之路, 绝不能搞“一刀切”, 同时在和谐农业建设过程中, 不仅要强调产业之间的循环合作, 更要强调经济与自然之间的循环合作, 要结合各地的成功经验, 取长补短, 从整体上确保农业的和谐与持续发展[11]。
摘要：从多学科角度分析发展和谐农业的相关理论基础, 并以福建省莆田市为例, 指出当前和谐农业实践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今后和谐农业发展应重点突破的方向, 为和谐农业的顺利进行提供参考。
关键词：和谐农业,科学发展观,公共产品,循环经济,生态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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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相关理论基础 篇8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区域旅游合作,均衡利益
旅游供给的地区分割性和旅游需求的整体性决定了开展旅游区域合作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我国深层次的合作还需解决诸多难题, 如合作注重经济效益, 忽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重视行政手段, 淡薄市场机制;各合作方利益难以协调等等。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 是“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 或者能够被企业实现目标的过程所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1]。合作必然会涉及到各地政府、旅游者、旅游企业、当地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合作实际上是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再分配和相互妥协的过程。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 利益相关者理论主要用于指导单个旅游目的地的开发规划和旅游企业的管理, 对跨行政界限的区域合作方面研究则较少[2]。合作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利益问题, 其又可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合作的各利益相关者有哪些利益, 其二, 这些利益如何得以保障。利益相关者理论应该是分析区域旅游合作利益这一核心问题的一个有效工具。
一、区域旅游合作利益相关者利益观
区域旅游合作意味着资源的重新整合、企业的重新洗牌、基础设施的全面统筹规划等方面的调整, 同时也意味着原先既定利益关系的打破。在合作“博弈”中, 任何一方的利益都有可能影响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长期来看, 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是一致的, 但在短期内, 利益相关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尖锐的利益冲突, 满足某些利益相关者的要求意味着必须牺牲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由于旅游业的综合性和区域旅游合作的复杂性, 要准确确定利益相关者的构成和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却并不容易。我们在参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3], 将区域旅游合作的利益相关者分为各地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压力集团和旅游者五种类型。
1、各地方政府
由于长期受到行政区经济的思想影响, 我国各个地方政府的经济活动渗透着严重的地方利益倾向, 因此形成了以地方为边界的利益概念, 各地方政府发展旅游几乎都局限在自身行政界线内, 造成近距离恶性竞争严重, 区域整体利益往往被忽略。地方政府拥有的利益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相比并不那么直接。政府与旅游企业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性、政府决策的不科学、合作体制的不顺畅等等都可能成为合作的障碍。
2、旅游企业
包括旅游开发商、供应商、代理商和企业内部人力资源。旅游企业应尊重目的地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习俗等, 但他们往往由于利益的驱动而发生与此相悖的行为价值取向, 他们所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的高回报。旅游产业链上的众多旅游企业所提供的旅游产品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旅游的效果, 这样一来, 旅游企业与旅游者等利益相关者也存在复杂的利益关系。
3、社区居民
社区是受区域旅游合作影响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 他们不仅关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还关注社会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区域旅游合作中, 社区居民是一个弱势利益相关者, 他们的声音一直较小, 利益得不到保障。事实上, 社区居民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状况对其他利益相关者有着很大的影响。当了解社区居民生活和与社区居民直接接触已成为当前旅游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时, 社区居民显得尤为重要。
4、压力集团
压力集团主要包括环境保护单位、公众、媒介、学校等组织和个人, 其建立主要是为了实现合作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自身并不从中获取直接的经济效益。集团的主要职责是对各利益相关者进行监督, 往往成为弱势利益相关者的代言人。压力集团对合作的促进作用很大, 如媒体对合作的宣传会极大地推动区域旅游合作的发展, 其对合作运行的监督也会有效地规范旅游合作的发展, 另一方面, 集团给合作方的压力却太小, 集团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发挥, 如普通公众对区域旅游合作知之甚少, 更谈不上积极参与。
5、旅游者
作为旅游业服务的对象, 旅游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核心利益是异质的。旅游者虽然注意经济效益, 但其最核心的是追求一种高质量高品质的体验和经历, 旅游地的环境状况和社会风俗等是满足旅游者愿望的一个关键。同时, 旅游者的违规行为也会给旅游目的地的各个方面带来不良影响。
二、区域旅游合作利益相关者利益均衡实现的保障
合理有效地协调区域利益冲突力求达到利益均衡是旅游合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谓均衡, 从法律经济学的观点看, 是指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的方式[4]。
1、政府引导, 成立区域旅游委员会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在区域旅游合作中的重要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出台合作相关法律法规, 制定如区域内允许导游跨地区带团、旅行社跨地区组团和外地车辆区域内自由通行等无障碍旅游政策, 培育良好的合作宏观环境;二是建立区域旅游委员会对区域各利益相关者等进行宏观引导。委员会可以由各利益相关者的主要代表构成, 不仅考虑经济效益, 还要从整体上把握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其应该赋予比各地方政府更大的管理权限和范围, 既有行使行政监督和协调的功能, 还必须具有行政管理权, 否则很可能合作就会失效。采用“圆桌会议”来制定合作重大决策, 根据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和影响来考虑其利益, 拥有更多权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利益相关者应该得到更多的考虑[5]。
2、编制区域联合旅游规划, 加强合作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合作的关键是能够根据区域联合旅游规划来进行开发。目前, 我国各地旅游规划的编制区域主要是按照各市行政管理的范围来制定, 对区域整体考虑不够, 本应该是跨区域的旅游线路却被人为的分割, 造成近距离的恶性竞争, 区域横向经济联系被切断。可喜的是, 联合规划在我国已经有了开端, 如闽西五县、海南多县的合作、京津冀三省的旅游联合都反映了这种态势。规划的制定可利用访谈或其他社会调查方法收集和了解各个利益相关者对规划的态度和建议, 在各地旅游规划的基础上, 聘请专家全面调查和评价旅游资源, 还应该共同进行旅游营销, 使区域各地互为客源地和目的地。
3、开展市场主导下的企业合作, 完善旅游协会的作用
企业合作是合作的基础。合作应实施市场主导型的旅游产业政策, 政府不直接对旅游的成长施加影响, 而主要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旅游资源的配置和产业发展。根据市场经济规律, 实行跨行政区旅游产业重组, 促进旅游企业跨地区的兼并、收购和联合, 争取形成一批代表区域旅游的大型区域旅游企业集团。成立区域饭店与餐饮协会、区域旅游代理商协会和区域旅游信息中心等非政府行业组织, 以加强对整个区域人才市场、资金市场、信息市场和技术市场等的协调。上述协会可以置于区域旅游委员会之下, 但应当弱化政治色彩, 反映各个利益相关者主要是旅游企业的利益。协会要积极协调沟通旅游企业间的关系, 为旅游企业的兼并、联合提供帮助。
4、注重社区居民的参与
虽然社区居民是区域旅游协作中的一个弱势群体, 但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其对旅游服务企业或部门有相对较高的控制程度, 这是实现区域合作的重要保证。以往的区域合作中, 当地社区的参与程度比较低, 参与方式也比较单一。合作一应充分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 突破社区咨询和象征性的参与, 增加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享受应得的权益, 二应在保证居民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 都还应注重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文化效益, 避免其与其它利益相关者相冲突。
5、发挥压力集团的监督作用
压力集团应该充分发挥其在区域合作合作中的积极监督作用, 其参与和监督应该是全方位多层次的, 如由区域旅游委员会主办的旅游决策的听证会可邀请媒体、环保文化部门代表、专家等各方面的人士对旅游决策的科学性进行论证, 论证过程和结果由新闻媒体公开, 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和评判。此外, 集团在培养区域系统整体利益观方面也应发挥积极的作用, 使各利益相关者明白自己在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获取利益的情况下, 也承担相应的义务。综上所述,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调节模式见图1。
三、小结
利益问题是区域旅游合作必须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国内外应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是单个的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企业, 而对跨行政的区域旅游合作研究相对较少, 从这点来讲, 文章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实现利益均衡框架的合作内容主要有:成立区域旅游委员会进行宏观指导, 其可采取圆桌会议的方式进行集体决策, 其权力的分配应考虑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避免以行政区域代替客观上的旅游区域, 开展有着内在必然联系的区域旅游规划是必由之路;建立市场主导的企业合作机制;注重社区居民参与;游客在获取特殊的旅游体验的同时, 还应对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担负相应的责任。必须指出的是, 尽管本文对区域旅游协作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作了一定的剖析, 但有效的解决措施还有待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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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旅游相关理论基础 篇9
一、概述
从目的地角度看,旅游购物作为旅游收入中的弹性要素,是创汇增收的重要来源,旅游购物品作为目的地的有形名片及文化符号,常被运用到地区形象宣传与市场营销中。发展旅游购物有利于传承、发展民间传统工艺、拯救民族文化遗产;有利于客主间增强了解与互信、促进文化交流、实现民间外交,有利于带动相关产业(涉及三大产业多个部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就业(增加岗位、降低门槛,提高弱势群体就业机会)、促进社会和谐,从而提高目的地旅游业的整体竞争力。从旅游者角度来看,旅游购物品具有纪念意义、使用价值、艺术观赏、情绪寄托等文教功能及馈赠、收藏价值、更高性价比(如免税品等),甚至一些旅游购物品(如金银珠宝、文雅古玩等)还可作为投资项目,具有保值增值功能。大多数游客基于多种心理驱动(求新、求奇、求美、求知、求廉、求存、求增值、求纪念、求标榜等)与外部消费诱导对购物活动表现出稳定的心理需求及消费倾向(虽因旅游购物系统不完善,诸地多现购物争端,会影响但不能减灭游客购物的刚性心理需求)。旅游购物活动被认为是客主交互的重要真实平台,其旅游者体验直接影响游客满意度。
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目前旅游发达国家或地区旅游购物收入比重约60%,世界平均旅游购物比重约为30%。而我国的旅游购物收入比不足20%。[1旅游购物已成为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可见研究旅游购物是非常必要的。
二、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旅游购物系统理论构建
(一)相关概念界定
针对业界基于旅游购物及其对象称谓繁多易混淆、甚至存在歧义的情况,笔者将旅游购物界定为游客在旅途中(在目的地非客源地消费)的旅游相关消费行为,与出发前购置旅行必需品、返回后冲洗照片等消费共同构成了旅游消费。即旅游购物的概念从属于旅游消费,为旅途中消费。旅游购物的对象统称为旅游购物品(旅游消费品在途中时段的部分),其概念包含了旅游纪念品,而旅游工艺美术品的部分又被作为旅游购物的对象。业界及部分学者以旅游商品代称旅游购物的对象,存在歧义且不符合学术规范(商品为用于交换的产品,而广义的旅游产品指旅游线路,包含了旅游购物行为及其对象),因此,笔者认为应以旅游购物品来统领旅游购物对象的概念。
笔者将旅游购物品分为:(1)旅游纪念品。主要基于纪念价值购买的地方特色工艺美术品、民间文化实物载体,如各种材质的雕镂类工艺品、陶瓷漆器、纺织刺绣编织类工艺品、美术字画及文房四宝、具有宣传作用的音像制品和纪念邮票(册)、风光风情明信片等。还包括特制旅游纪念品(如为旅游节庆专门开发的纪念币或图腾符号挂饰等)。(2)农副土特产及食/药品(含半成品)。指具有地域性的农副产品,包括药材补品、山珍海味、干/鲜果品、烟酒名茶、美食半成品等。(4)旅游日用品(途中补充或出于某种优势的购买)。游客购买的在旅途中使用的商品,主要有旅行必需品(常用或旅游专用防晒、防寒/暑类衣裤鞋帽、太阳镜、箱包、美容护肤及常备急救药品、帐篷、交通工具及其配件等)及旅游信息载体/宣传品(游记类专著、导游图、风光图片画册、书签、明信片、书刊等)。(3)文雅古玩及文物仿制品、附加说明等。主要指不属国家禁运,具有时代价值的仿古制品:如文房四宝、仿制古字画、出土文物复制品、仿古模型等。(5)地方性、民族性服装、饰品:具有纪念、收藏价值,具有有特色民族工艺的珠宝、贵金属也属此范围。(6)其它等6大类。
(二)旅游购物利益相关者分析
弗里曼(Freeman,1984)的《战略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的方法》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是利益相关者理论正式形成的标志。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此为后来研究者引用频率最高的一种定义。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行业的应用始于Wane(1995):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行业,旅游业比大部分其他行业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都要多。国内最早涉及利益相关者研究内容的专著为保继刚和钟新民(2002)的《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1—2020),近年来研究领域又不断拓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笔者认为旅游购物所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包括:(1)现实或潜在游客(2)旅游购物品的生产者及经营者(3)销售者及其竞争者(4)旅游购物品的物资供应者(5)旅游购物促进组织。(6)具有支撑作用的相关部门及团体(7)具有监管作用的政府相关部门及行业协会(8)社区居民。
(三)旅游购物系统理论构建
对旅游购物市场的分析实质上就是对其相关利主体的分析,如图所示:笔者认为旅游购物系统涉及客源地和目的地两大板块。客源地板块包括现实或潜在游客构成的需求/消费子系统;目的地板块包括开发子系统,即旅游购物品的物资供给者及生产者;涉及两大板块交接的有监管子系统、支撑子系统、促进子系统及交易子系统。
三、旅游购物板块-系统耦合性分析
(一)需求(消费)子系统的研究包括:对游客(团、散)需求主体的分类(可按购物行为发生诱因及目的或消费人群人口统计因素、出游性质、消费特征划分)与偏好、消费水平调查;购物决策的影响因素(社会经济文化、社会团体、人口统计及心理、情境等)分析;旅游购物评价及满意度研究,消费者权益等。
(二)开发/供给子系统的研究包括旅游购物生产物资供给源(涉及三大产业多个部门)的构成、旅游购物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包装及成本-销售价与市场定位;旅游购物品自身价格、材质、包装、艺术造型、文化内涵、便携性等,旅游购物生产企业的形象、产品销售情况、售后反馈及服务跟进等,需注意的是该系统某些主体兼有生产与销售。
(三)交易子系统的研究主要包括:销售主体性质(兼产销/仅代销)及特点(传统/电商)研究、旅游购物网点(实体/在线)空间布局及其购物场所环境(光线、通风、装潢、货架摆放、游径设计等)、交易终端设施(二维码扫描结账)及其效率、监管;销售人员(数量、素质、态度、职业生涯规划)及其服务管理(劳务关系、薪酬、激励与晋升等);产销双方诚信监管(摄像监控等)及维权。
(四)促进子系统主要指对旅游购物有明显促进作用的各类组织:旅行社、会务/车船/航空公司、在线旅游企业、旅游俱乐部等,亦为旅游活动主要组织者,研究其对旅游购物的促进方式及效率,特别注意旅游法出台后限制团队强制购物,反而有利于消除游客心理抵触,实现自主公平购物。
(五)监管子系统的研究包括旅游购物相关政策法规;政府旅游相关管理部门(如旅游局、纠察大队、工商、税务、物价、质检、新闻传媒、甚至是公检法、交通运输、卫生防疫等)及旅游协会对购物发展的态度及购物市场监管措施、效率。
(六)支撑子系统包括金融、物流、邮电/通讯/信息、法律援助等;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需求子系统中现实游客一般是旅游购物的首批践行者,随其旅游活动结束,某些亲友(潜在游客)在收到馈赠的旅游购物品或经其介绍后,同现实游客一样,存在通过电子商务续订的可能。即潜在游客即使尚未成行,也可能成为旅游购物的消费者。第二:某些旅游购物开发/供给子系统兼有生产与销售业务,即将开发/供给子系统与交易子系统合二为一,而另外一些旅游购物生产企业只专注于生产,将销售业务外包。第三:旅游交易子系统既包括传统的实体店销售,又包括新兴的电子商务在线销售9实体店兼有体验店性质)。第四:旅游购物营销活动涉及开发/供给、交易、促进子系统三个部分,甚至监管及支撑子系统也会因自身利益驱使对旅游购物产生外部经济性,促进旅游购物活动的完成。第五:消费者权益保护涉及六大子系统,须在法律保障下通力协作完成。第六:支撑子系统中的物流要素,在电子商务发展的背景下对旅游购物的支撑作用显得越发重要。第七:系统化的研究还因该包括基于客主双方的购物行为的影响分析,旅游购物价值流程分析等综合性内容,而这些内容须基于整个系统的耦合进行。
生态旅游相关理论基础 篇10
基于不同区域[1,2,3,4,5]、不同旅游类别[6,7,8]、不同学科背景与实践目的[9,10,11,12,13,14,15,16,17,18],学者们对生态旅游的发展模式进行了较多的探讨与研究。值得强调的是: 一是生态旅游的概念虽然存在泛化的趋势,但其遵循自然环境与文化敏感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旅游发展原则的核心不会发生改变[13,14]。随着旅游业发展的体验化、综合化趋势,旅游产品呈现复合化、体系化的特征,纯粹的生态旅游者的标签意识也趋于淡化。笔者认为,生态旅游应当作为一种旅游业发展模式或旅游业发展判定标准,不能过分强调其在旅游业研究中的类别属性。生态旅游概念的扩展正是旅游业实践进步与研究深入的体现,故本文研究过程中未对敦煌市旅游景区进行自然与人文类别的筛选,而是对敦煌市的生态旅游发展进行综合研究。二是当前生态旅游发展模式的研究聚焦于对生态旅游参与者的职能定位、产业发展趋势分析、当地社区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的参与模式和政府的调节政策,多将生态旅游参与者对生态效益的诉求视为被动,整体上缺乏在参与者利益结构关系解构的基础上进行生态旅游发展的主动性研究。
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社会角色要多于其他产业,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旅游业、生态旅游的研究与实践工作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利益相关者理论是20 世纪60 年代英国与美国在公司治理模式的探索中发展起来的,是一次由传统的股东至上主义向需要各种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转变。该理论要求公司应为利益相关者服务,股东只是其中之一并非全部。利益相关者理论自提出后趋于完善,其中关于利益相关者如何界定的探讨,“多维细分法”与“米切尔评分法”是研究的突出成果[19,20,21,22]。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与生态旅游研究领域研究始于20 世纪90年代前中期,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及分类,旅游环境伦理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24,25],国内研究集中于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定性分析与描述[26]、利益相关者的界定[27,28,29,30]、基于不同角度对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结构关系的分析等方面[29],总体上缺乏对生态旅游领域中利益相关者的实证分析与界定,以及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生态旅游发展路径的深入探析。
本文首先基于学者工作进行敦煌市生态旅游发展利益相关者的界定与层次分类,以核心层利益相关者为目标对象,为反映利益相关者在生态效益诉求的主动性现状,基于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方法得出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生态效益期望,以半结构式访谈与文献分析等方法提炼各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生态旅游利益关注点,在此基础上进行利益结构关联分析,总体上设计出有效发挥与提升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效益诉求的主动性,深入挖掘利益共同点、协调利益矛盾点、改进利益关联闲置的生态旅游发展优化路径,并以敦煌市为例,提出区域生态旅游发展的建议。
2 研究方法
2. 1 利益相关者界定与层次分类
借鉴现有旅游业以及生态旅游业利益相关者的研究成果[23,24,25,26,27,28],并基于对生态效益的首要追求及区域尺度的特征,界定政府、旅游地居民、旅游企业、游客、非政府组织、学术界及相关科研机构、媒体、特殊利益团体( 摄影爱好者协会、宗教团体等) 、学校等教育机构9 类利益相关者( 表1) 。
注: 问卷与访谈时所对应的问题采用王纯阳、黄福才所采用的方法。即要求被调查者与访谈对象对列出的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进行排序,统计分析得出某一利益相关者在该属性下的平均排名,进一步对所得结果做倒数处理得表中数值结果。以主动性为例,数值越高,表明其认为该利益相关者主动性越强。
借助相关利益者研究中已趋于成熟的“多维细分法”和“米切尔评分法”,结合王纯阳[28]等人在利益相关者界定的实证研究成果,对敦煌市生态旅游发展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实证分类。为进一步明晰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生态效益方面的利益诉求,笔者从“主动性”、“重要性”和“紧急性”三方面设计调查问卷,对所列举的利益相关者并邀请旅游规划专家参与此次调查。在与相关利益者代表进行回访的过程中印证中所得的利益相关者的层级分类( 图1) ,尤其是生态利益核心相关者的划分得到多数不同类别的受访对象认可。
注:G为当地政府,L为旅游地民民,C为旅游企业,T为游客,M为媒体,N为非政府组织,S为特殊利益团体,A为学术界及相关科研机构,E为学校等教育机构。
层级划分结果与宋瑞[26]在全国尺度上对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层级的划分基本一致,但核心利益相关者层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位序存在差异,前者在核心层的利益诉求排序为: 当地社区> 旅游企业> 保护区> 游客,而本文在调研的基础上得出的核心层利益诉求排序为: 当地政府> 旅游地居民> 旅游企业> 游客,当地政府为敦煌市生态旅游发展的第一利益诉求对象。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利益相关者的层级划分在不同的区域尺度上具有不同的表现。本文认为,可能是旅游地居民、政府官员、游客群体结构差异等因素带来的影响,但具体因素与各因素所占权重需要进行新的研究。本文认为,在具体区域单元内进行利益相关者层次划分的工作中,只有进行实地调研工作才可能更为准确地对区域旅游业生态发展的相关利益者进行界定与分类。结合王纯阳等人[28]在以经济为主要利益诉求的传统旅游中,利益相关者分类中的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表明在不同的利益诉求目标下,旅游行业各利益相关者对利益诉求会发生较大变化。
2. 2 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生态效益期望调查
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效益的主观诉求度代表了利益相关者在生态旅游发展工作中的主动性强弱程度,是了解生态旅游发展现状的重要基础。依据问卷统计结果获得的数据对游客、旅游地居民、政府人员、旅游企业对生态效益期望值分析处理( 图2) ,整体可知敦煌市游客对旅游活动中生态效益的期望值最高,旅游地居民与政府次之,两者的期望值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而企业处于较低水平。问卷调查中对各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效益的期望划分了五个维度,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划分为三个值区,可知,游客中70% 对生态效益高度期望,30. 2% 对生态效益中度期望,1. 9% 对生态效益期望值较低; 旅游地居民、政府、企业的数值分别为49. 1% 、34% 、17% ; 62. 3% 、20. 8% 、17.2% ; 34% 、58. 5% 、7. 5% ,表明游客与政府在高值区存在较广泛的分布,旅游地居民值区表现相较于其他三者较为均匀,高值区的分布较少,而企业高值区的分布数量最小,且在中值区出现的概率最大。
根据调研结果整体可知,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效益的期望水平强弱排序为: 游客> 政府> 旅游地居民> 企业。游客与政府对旅游地的生态旅游发展中的生态效益有着更为强烈的诉求欲望,而旅游地居民对生态效益的诉求则呈现较高的差异特征,利益诉求程度在旅游地居民中分化严重,而企业对生态效益的诉求整体并不强烈,处于中下水平,表明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生态效益诉求主动性弱。
3 结果与分析
3. 1 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利益关系分析
笔者以座谈等方式分别对游客、当地居民、政府、企业( 主要为酒店、旅行社) 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记录并筛选出被大多数同类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生态旅游发展的主要相关点( 图3) ,并基于利益相关点进行游客、当地居民、政府、企业的利益关系分析。笔者认为,基于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利益共同点及利益矛盾点的分析解构,可对敦煌市旅游业发展中利益机制的体质基础、症结完成“由标及本”的“望闻问切”。相较于传统生态旅游发展研究中对资金投入、环保意识、环境现状、自然条件等现状的经验类描述,本文可对制定更加高效的政策,编制更能兼顾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的发展规划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政府: 政府的生态旅游利益相关点主要表现在职能上,生态旅游发展在区域上的层次主要具体表现在不同职能部门制定的法律规划、开展的开展建设项目、建立的管理体制、配备的人员专业技能素养均对生态旅游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政府制定的生态旅游政策、总体规划直接作用于旅游者、旅游企业和旅游地居民等其他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即政府是生态旅游发展的框架设计者。敦煌市生态旅游的发展在区域层次上包括了环保、建设、林业、农业、国土、文化、旅游、发改委等众多部门,不同部门在生态旅游发展中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在访谈中发现不同职能部门对生态旅游的利益关注点与所在部门的职能紧密相关,表明传统生态旅游研究中基于政府职能分析的研究具有较高的信度。本文对利益结构分析中政府的利益点在访谈的基础上又结合政府部门的职能进行了整合。
游客: 游客是生态旅游发展的主体。游客对旅游的生态效益诉求的出发点是获得高质量的旅游经历。结合对游客生态效益期望的分析和现场访谈,笔者发现敦煌的游客构成大多具有较强的生态意识,对市区与景区的环境保护具有责任感。笔者认为,可能是敦煌历史文化名城的定位导致敦煌游客客源呈现出该特征。为进一步表征游客的利益诉求,本文对游客的旅游体验中与生态效益发生关联的部分做了进一步的解构,将旅游六大要素中的“住、行、玩”纳入利益关系分析中。
旅游地居民: 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既是核心层的利益相关者,同时是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重要部分,也是生态旅游影响的高度敏感者和直接承受者[23]。除了当地居民的角色,很有可能扮演着旅游业经营者的角色,尤其是在敦煌市等旅游城市。当地居民将尽可能参与到旅游业的生产活动中,敦煌市生态环境脆弱敏感、环境承载力低,旅游地的环境易受到冲击,而当地居民则为主要受体。此外,旅游业发展将带来公共设施改善、城市景观主题改变、社会文化开放度提高等。总体而言,当地居民在生态旅游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其在生态旅游发展中对生态效益诉求直接关系到自身的生活质量。
旅游企业: 旅游企业在生态旅游的发展中对生态效益的利益诉求并不清晰,然而旅游业生态化发展的表现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旅游代理商的市场战略与经营策略。依据对敦煌市各类旅游相关企业的走访,笔者将当地的企业划分为两类: 一类是与资源管理部门合作或由其衍生出的旅游企业,如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点开发商; 另一类是投资者直接投资和经营的企业,如提供食宿的星级酒店。这两类企业在参与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所占有的信息等资源存在差异,为获得经济利益所提供的服务类型业不同,进而导致他们在生态旅游发展中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点。尤其是在旅游开发中投入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企业,拥有在景区发展规划等重要决策中具有重要发言权( 以第一类企业为主) 。而目前旅游企业基本都对自然资源和文化方面的成本不承担直接责任,当前对于企业生态范畴的研究与实践集中在如何进行强制的约束和有效的激励,多将旅游企业视为生态旅游发展中的生态效益实现的阻碍者,而基于这种方式的实践不可避免在执行上存在较大的阻碍,实践效果甚微。故如何解析出旅游企业与其他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结合点,将旅游企业内化在生态旅游发展系统中,提升旅游企业在生态旅游中的主动参与度对生态旅游的优化发展极为重要。
基于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 图3) 可知,核心层生态旅游发展中对生态效益诉求关联中以利益共同点为主,如良好的市容环境对旅游地居民的优质旅游环境、游客的良好住宿环境具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在政府对自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游客在单位时间内可以浏览到更多的景点存在利益矛盾、旅游地居民对市内交通的诉求与游客对良好交通条件的诉求存在利益矛盾。值得说明的是,旅游企业对绿色、低碳品牌游客认可度存在较高的利益诉求。在当前的利益关系中,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生态效益追求点并没有与其存在利益共同,笔者将其归纳为利益关联闲置。通过利益关系的网络分析可知,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内部发生利益关联最弱的是旅游企业,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旅游企业生态效益期望较低的原因; 政府与其他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存在较多的利益联系,表明他们在生态旅游发展中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利益矛盾关联的另一端点均为游客,作为旅游活动的主体,这一现象更强调了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的关键性,故围绕游客进行生态旅游发展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3. 2 敦煌市生态旅游发展的优化措施
以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生态效益期望水平为基础,基于利益共同点与利益矛盾点、利益闲置等分析,对敦煌市生态旅游优化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①旅游地居民对生态效益的诉求呈现较强的差异特征,在不同的人群中对生态效益会出现较大不同的特征,因此应采取灵活措施来提升旅游地区居民的生态效益期望水平。如可选取对生态效益有较高追求的“社区红人”进行整体带动,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型媒介建立有关生态宣传的自媒体账号,整体上进一步确保旅游地居民的主体意识。②旅游企业对生态效益主观诉求较低,结合对生态利益网络的分析可知,在生态旅游发展中旅游企业的利益诉求点与其他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生态效益诉求点关联少,且存在利益关联闲置,故应重点解决他们被其他核心层利益关联者忽略的利益关注点。如针对“绿色、低碳品牌游客认可度”被忽略的问题,可允许被“绿色酒店”等品牌认证的酒店推出“一人一换”与“一天一换”等供游客自行选择的业务,发放“绿色住宿”的贴签令游客在行李箱上选择黏贴等,使其利益关注点设计为可被游客直接感知。③加强利益相关者应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如要实现上文中提及的旅游企业针对业务内容从细节上创新,灵活思考,从而设计出令游客直接感知的利益关注点,若存在政策冲突,就必须与政府部门进行业务对接。如四星级酒店的标准为“每日必换床单与枕套”,政府可对该规则基于生态旅游的角度进行修正,令酒店可推出“一人一换”可供游客自行选择的业务,进而对业务附以不同的价格梯度。④针对利益矛盾点,应当优先协调多方利益,实现双赢。政府对“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诉求与旅游对“浏览更多的景点”诉求存在着利益矛盾。如在雅丹地貌地质公园、莫高窟等景区均存在该冲突,出现该状况本质上是由于游客量过大对景区承载力产生冲击。这里可以借鉴莫高窟博物馆建设的经验。莫高窟文化博物馆在对莫高窟洞窟中的壁画佛像进行复制的基础上并对其艺术文化内涵进行揭示,一方面使游客对莫高窟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景区的旅客因此得到分流而减缓客流量过大对景区维护带来的压力。⑤生态旅游发展为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合作博弈,为实现区域生态旅游的高质发展必须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性”,基于区域现状形成圆桌会议等由各利益相关者构成的谈判与共同决策的形式,提高利益相关者在旅游规划等重要措施的参与度。这也是“持股者”向“利益相关者”概念转变的基本要求。
4 结果与讨论
本文基于研究的高聚焦度与实践的针对性考虑,重点对区域生态旅游发展中核心层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析与研究。值得说明的是,在生态旅游发展中应将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统筹考虑,盘活利益关系网络,如提高当地旅游居民的生态效益期望在紧抓政府等核心层利益相关者工作的同时,更需要媒体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介入。本文认为,在具体某一区域中进行利益相关者的分类中,只有进行实地调研工作才可能更加准确地对区域旅游业生态发展的相关利益者进行界定与分类。
游客、旅游地居民、政府人员、旅游企业对生态效益期望值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不同值区内的分布也存在较大差异,把握区域内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生态效益诉求特征对生态旅游的快速高质发展尤为重要。通过对利益关系的网络分析可知,核心层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联存在利益共同、利益矛盾、利益关联闲置三方面的特征。内部发生利益关联最弱的是旅游企业,同时解释了旅游企业生对态效益期望较低的原因,政府与其他核心层利益相关者; 存在较多的利益联系,表明他们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发生利益矛盾的端点均为游客,表明围绕游客进行生态旅游发展的研究与实践十分重要。
生态旅游相关理论基础 篇11
2012年11月,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独立成篇地系统论述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同时提出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结合目前我国各地实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存在忽视生态环境建设的现状, 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实施农村土地整治实践中建设生态环境的成功经验, 现代意义上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是目标多元型、生态环境友好型及乡村可持续型的系统工程。这就要求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实践中, 必须要“尊重自然、尊重环境”的土地伦理视角去审视此项工作, 要改变“人类征服者”角色, 应该以“尊重自然界的每一个成员”的姿态, 在实施中必须加强土地利用的生态伦理观, 加强生态工程建设, 注重增加生态环境效益, 以此指导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实践工作, 促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本文基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的相关基础理论, 对农用地整治和农村居民点整治中涉及的生态工程进行研究, 试图为推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健康持续发展、建设乡村生态文明和美丽乡村提供参考。
1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基础理论
1.1 土壤学原理
土壤学是研究土壤的组成、理化及生物特性、形成和演变、分类和分布、肥力及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科学, 其目的是为合理利用土壤、防止退化和提高肥力水平等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万物的生长离不开土壤养育功能的发挥。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必须注重保护、恢复和提高土壤的养育和涵养功能, 做到保证农业优先、生态优先, 不仅仅要实现增加有效耕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还要加强土壤保护、培肥和改良, 努力提高土地生产力和提升生态文明水平[2]。因此, 在实践中, 必须运用土壤学原理, 指导实施中的土壤保护、培肥和改良工作。其中, 对土壤保护主要是通过工程技术和生物措施, 防止土壤出现潜育化、石漠化、荒漠化和次生盐碱化等退化现象;培肥土壤主要是通过物理及生物措施, 改善理化性状, 提高保水、气、肥、热等能力及土壤复合胶体的品质, 改善团粒结构, 降低耕作层土壤体积质量和增加孔隙度, 进而提高土壤肥力[3];对土壤进行改良主要是通过采取相应的物理或化学措施, 针对不良的性状和障碍因素, 对瘠薄型、盐碱化型、干旱缺水型等中低产田进行改造, 以消除或减弱土壤障碍因素[4]。
1.2 地学原理
地学主要是以地壳和地表地貌形态、地球资源与环境为研究对象。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所涉及到的农业资源与环境因子如土壤、水、大气、生物等都是地球的组成部分, 都是地球长期发展演化的产物, 是由各种地质作用所形成的。因此, 在实践中要实现合理开发利用各种农业资源, 就必须要保护好农业生态系统, 弄清楚各种农业资源与环境因子的形成过程、机理、分布及其演变规律, 这就要求在实践中充分运用地学原理。首先, 地学原理为农地整治工程主导内容提供科学依据。由于农业生产实践中的很多问题和地质地貌条件直接相关, 如华北的盐碱地、南方的冷浸田、矿区农田坍陷、黄土高原地区的水土流失等, 在解决上述问题时要依据各区域地质地貌条件, 例如我国粮食主产区农地整治以高标准基本农田整理为主导工程, 煤炭基地以土地复垦为主导工程, 西部生态脆弱区以生态建设和农业资源环境保护为主导工程[5]。其次, 应充分运用地学原理指导农地整治实施过程, 如修建梯田工程。通过修筑梯田可以改变地形坡度, 拦蓄雨水, 增加土壤水分, 防治土壤流失, 达到保土、保水及保肥目的, 在实践中同改进农业耕作技术结合, 能大幅度提高产量, 从而为山区改造坡地、保持水土, 为全面发展山区和丘陵地区农业生产创造有利条件[6]。
1.3 生物多样性保护原理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 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和它们所拥有的基因以及它们与生存环境形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是生命系统的基本特征[7]。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途径很多, 主要包括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离体保存。保护和维持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区域生物多样性是实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这一系统工程的重要目标, 也是衡量整治区域生态环境效应的重要指标。因此, 在实践中, 应充分运用生物多样性保护原理, 在土地平整、村庄整治及未利用地开发等过程中对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加以就地保护, 尽可能维持田、林、溪、渠、塘等生态系统功能, 并通过采取合理的工程技术措施设置人工生物生境, 尽量避免或减少对整治区域生态系统的扰动, 从而为当地生物提供稳定的栖息空间和生存环境, 以满足被保护物种生存与繁衍的需要[8,9,10]。
1.4 景观生态学原理
“斑块—廊道—基质”的景观结构理论揭示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区域内乡村景观中农田、村庄、防护林带、溪流、坑塘等具有重要的生态学意义。如“斑块”中农田、林网等具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廊道”则是连接各斑块的线状地物, 如乡村道路、林带、沟渠等具有连通、为生物提供栖息地等功能;“基质”是景观中分布最广、连续性最大、连通性最好且在景观中起着控制作用的景观要素, 具有重要的美学功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是对一定区域土地资源及其利用方式的再组织和再优化过程,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伴随着大规模的农地整理、未利用地开发、村庄及工矿废弃地复垦等一系列活动的实施, 往往会引起区域内原有的斑块、廊道和基质景观的显著变化。因此, 需要从建设乡村生态文明视角出发, 基于景观生态学原理, 对乡村生态景观的恢复在大、中尺度上, 必须要考虑土地利用的系统性、整体性, 充分考虑可能引起的生境破碎化, 针对区域内具有生态功能的景观必须加以保留、恢复甚至要通过人工设置生物生境等措施来实现景观的多样性和完整性, 从而实现土地整治与景观生态的和谐发展[8,9,10]。
1.5 农业生态工程原理
生态农业是一种多层次、多内涵的农业, 因此农业生态工程是基于系统论, 以环境科学为基础, 遵循生态学、经济学原理, 采取系统工程的方法, 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 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具有生态和经济良性循环的多层次、多结构和多功能的综合农业工程系统[11]。构建功能完备的综合农业工程系统必须考虑以下三项原则:农业生产必须因地制宜, 根据不同地区的实践情况来确定本地区的主导农业生态工程模式;农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在农业生态工程建设中必须扩大对农业系统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 加强与外部环境的物质交换, 提高农业生态工程的有序化, 以增加农业系统的产出。基于农业生态工程原理,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实践中需要将生态学原理与经济建设以及生产实际结合起来, 实现生态学、经济学原理和现代工程技术的系统配套, 其目标是使农业具有强大的自然再生、生态再生和社会再生的能力。例如我国南方地区“稻田养鱼鱼养稻, 稻谷增产鱼丰收”的稻鱼共生生态工程;农田整治过程中植防护林以改善农田小气候以及秸秆还田、种植绿肥以增加土壤肥力与改善土壤结构等;以种植、养殖、加工、经营业为主的农业庭院生态工程, 通过生物链, 形成集农户生产、生活和生态要素于一体的复合网络体系。
2 农用地整治中的生态工程
2.1 表土剥离再利用与客土改良
农用地整治中一般会实施土地平整工程、农田水利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农田防护林工程等措施, 如果涉及到对耕作层的破坏, 则需要通过采取表土剥离方法对耕作层加以保护, 并将剥离后的耕作层土壤转移到其他耕地或新增耕地上进行再利用。在实践中, 需因地制宜, 应该根据不同区域地形地貌特点和农业生产条件, 对剥离区与覆土区的供需匹配情况加以评价, 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开展此项工作[12]。另外, 客土改良也是在农用地整治中对中低产田进行改造的有效方法。所谓的客土改良是指将其他地方的富含有机质的塘泥、草炭土、沼泽土、泥炭土及易风化物等搬运到待改良的土壤如沙土上, 经过掺和, 调整土壤的物理组成, 从而有效改善土壤理化性状特别是土壤的结构得到改善, 土壤有机质含量会明显增加, 进而提高土壤的保肥供肥性能和土壤的生产力[13]。
2.2 乡村生物多样性保护
(1) 绝对保护核心区。绝对保护核心区的建立要依据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 要强调区域的面积和临近关系。当生物栖息地斑块很小时, 保护面积的微小增加会导致生物物种的大幅度增加, 而当栖息地斑块很大时, 其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只能增加少量的物种。根据这一特点, 一般认为保护区的面积每减少10%, 物种数量将损失30%。因此, 结合我国农用地整治实践, 从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角度出发, 笔者认为不能盲目开发利用生态湿地、生态涵养水源地及生态脆弱的未利用地, 整治中涉及到上述对象时要严格遵循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 建立绝对保护核心区, 构建大尺度生态网络体系[14,15]。
(2) 缓冲区。建立缓冲区主要是从中小尺度上来提高整治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景观服务功能。针对农用地整治区域景观单元主要是农田、村庄、防护林带、田间道路、溪流和坑塘等, 笔者认为, 在实践中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原有景观要素构建缓冲区, 例如保留原有的树林和水塘, 并采取适当的人工措施以提高自然、半自然生境质量。另一方面可以沿着重要廊道 (河流、道路) 周边设置人工缓冲区, 其重点是要找准生态关键位置, 如在农田和农道之间适当保留或设立“生态过渡区”。另外还需要从景观生态学角度考虑, 尽可能地减少缓冲区边界的平直化, 增加边界的弯曲度, 因为过多的平直化边界会减少斑块间的接触面积, 可能会降低斑块间能流、物流的程度, 不利于保蓄能量、养分和生物[16]。
(3) 廊道。廊道的联系、辐射和生态保育功能使其成为促使未来生物多样性进化的重要景观结构。根据上述功能, 在农用地整治过程中, 农田景观中的水域、沟渠、林带等可以为动物提供生境, 还可以作为缓冲带, 起到防护隔离和生物廊道的作用。因此, 在整治中保留或恢复上述廊道, 使其与本土生物进化的轨迹相适应。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 一要遵循河流的自然形态, 保持其纵向的蜿蜒和横向形态的多样性, 以提高河流水系的自我修复功能[17];二要保护好原有的灌溉体系, 尽可能避免用混凝土浇筑的沟渠, 以维持水中生物对水体的自净功能[18];三要充分利用乡土植物建立集防护、生态景观及经济效益与一体的农田防护林, 因地制宜地增加灌丛、树篱, 为鸟类等生物提供栖息和觅食场所;四要应充分利用地形地貌设计农路路线, 避免大面积挖填土方, 尽可能用符合环保要求的生态型道路材料建设路基路面, 适当采取人工护坡措施如种植豆科等绿肥植物加固。
(4) 恢复栖息地。人工设置一定区域的恢复栖息地是一种代价较高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在整治区域内关键的部位引进乡土栖息地斑块, 作为孤立栖息地之间的“跳板”, 或增加一个适宜于保护对象的栖息地, 这样可以大大增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效果。例如保护农田中残存的原生植被斑块和小水塘对保留原生物种、提供栖息地具有重要作用[19];在河流、小溪周围归整出2-3m的洼地作为农田边界, 保护自然界天然的湿地环境;建立乔灌草结合的水道生态修复和自然驳岸[20];用爆破碎石建设生态岛屿, 设置人工鸟巢[8]。
2.3 农田生态林工程
农田生态林是将一定组成和结构的树种成带状或网状配置在农田四周所形成的复合生态系统, 是调整与改善农田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而在农田景观中构建的具有多功能的人工森林生态系统[21,22,23]。农用地整治中的农田生态林工程应以建设高产稳产农田为中心, 同时要正确处理好林、田、路、渠之间的关系, 农田生态林工程的具体模式包括以下三种:一是“点—线—面”结合, 即按照整治区域的地形、土壤、水文、气候等自然条件, 坚持为农业生产和生态文明建设服务, 建成以四旁植树绿化为“点”, 以基干林带、田间道路林带为“线”、以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农田防护林为“面”, 融合生态需求和景观需求为一体的综合农田生态林体系[24]。二是“生态—经济”结合, 即通过农林复合生态工程技术的运用实现生态、经济效益的结合, 如实施泡桐与农作物立体种植, 可以充分利用土地、时间、空间和光热资源, 有效控制风沙, 改善农田小气候, 起到保肥、保苗和保墒作用, 保障农田稳产高产, 林茂粮丰。三是“生态—景观”结合, 即从生态化与景观化相结合角度出发, 对整治区域农田生态林的合理空间布局、最优植被结构、最佳景观特色及最优景观功能区等加以逐一设计, 以提升农田生态林的生态和景观效益, 从而有利于维持农田生态林生态景观结构和功能[22]。
2.4 坡改梯工程
在坡耕地上进行农业生产首先要解决的是防治水土流失和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问题, 而修筑梯田是改造坡耕地及治理水土流失的根本性措施。一般坡度在20。以下且土层较厚的坡耕地均应修成梯田, 并且要做到田、路、渠、林相结合。在丘陵、山区农用地整治实践中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措施实施坡改梯工程:一是“坡改梯+坡面综合治理”, 在实践中要对地形条件、坡度、土地利用方向、土层厚度、水土流失程度、田块规整度通盘考虑, 综合加以治理, 修筑大小适宜的梯田。一般是在坡面上每隔一定距离沿着等高线开沟、筑埂, 把坡面分割成若干等高带状的坡段, 用以截短坡长, 拦蓄部分地表径流, 减轻土壤侵蚀[25]。二是“坡改梯+培肥地力”, 即将坡改梯同培肥地力相统一, 实现用地与养地相结合, 如采用生物用地技术, 在实践中可以如通过种植绿肥作物养地, 如种植紫云英、猪屎豆等;还可以通过秸秆还田、多施农家肥和有机肥等措施改良土壤, 提高土壤肥力。三是“坡改梯+生态经济发展”, 主要是在丘陵山区应将坡改梯工程作为生态建设的核心内容, 实践中应将“坡改梯—防治水土流失—生态建设—土地可持续利用—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对整治区域进行集中连片地统一规划、综合治理, 一方面要注重山区水土保持、田间工程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 开展以土地平整和坡改梯田为中心的农田建设;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丘陵山区的农业资源禀赋优势, 因地制宜发展地方名优特果品生产基地和生态涵养林、水源涵养林等[26]。
2.5 土壤固碳工程
(1) 物理工程。土壤是个不能忽视的巨大的碳库, 土壤碳库具有较强的固碳能力。农用地整治过程必然会对整治区域农田的土壤碳循环平衡带来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可能降低土壤的固碳能力。因此, 为了达到不破坏乃至提高土壤中有机碳含量、改善农田生态环境的效果, 在整治中需要特别注意保持耕作层地力, 可以采用适当的物理措施如表层熟土剥离与回填、深耕与深翻进行土壤固碳。其中, 表层熟土剥离与回填一般是对质地构型为均质型壤土、均质砂壤土、均质黏土和均质砾壤土的土壤进行表土剥离, 剥离厚度一般在15cm—30cm之间, 表层熟土剥离后要依次实施地基平整和地基整理, 再进行客土回填, 回填的客土再通过适当增加有机肥加以改良[27]。另外, 农用地整治中应将土地平整、农田水利、农田防护林工程因地制宜地结合起来, 通过灌溉渠道、排水沟道的设计施工对整治后的农田及时进行灌溉, 保土保肥, 同时通过林网建设来提高农田水土保持能力, 有利于土壤有机碳的积累, 实现土壤固碳量的有效增加[28]。
(2) 生物工程。种植绿肥和秸秆还田是农用地整治中增加土壤固碳量的有效生物措施。其中, 绿肥是能够翻耕到土里作为肥料用的绿色植物, 种植绿肥可以为土壤提供养分, 促进土壤中难溶性养分转化, 直接改善土壤的物理化学性状, 促进土壤微生物的活动, 进而达到土壤固碳作用。农业生产实践已经表面种植豆科绿肥作物可以增加耕作层含水量和降低土壤体积质量, 起到很好的土壤固碳作用。秸秆还田主要包括机械化还田、覆盖还田和快速腐熟还田等。通过秸秆还田可以有效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改善耕作层土壤团粒结构, 提高耕作层的保水、保气、保肥、保热等能力, 降低耕作层土壤体积质量和增加土壤孔隙度及通透性, 从而直接改善农田土壤理化性状, 加速土地养分循环, 有利于土壤有机碳的固定和积累[29]。
3 农村居民点整治中的生态工程
3.1 农户庭院生态工程
沼气是处理农村有机废弃物 (水) 最为经济和实用的一种手段, 是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综合性环保工程。因此, 在农村居民点整治中, 可以采用以沼气为纽带的农户庭院生态工程模式。该模式是以农户庭院为依托, 以农户种养为产业, 沼气综合利用为纽带, 实现种植、养殖与农村清洁能源使用的紧密结合, 使农户生产、生活和生态要素构成一个复合的网络体系。该模式的具体运作如下:农户在庭院中设置一个水池, 供居民养鱼, 同时利用楼梯间储存及加工用房将鸡舍、猪舍与生活用房分离, 以利于卫生。在设计中充分利用农户庭院的立体空间, 根据不同功能分区设置四层空间, 即“沼气池—猪舍—鸡舍—葡萄架”, 院内空闲地还可以种植蔬菜、瓜果。鸡粪混合其他饲料后供猪吃, 猪粪进入沼气池, 沼气池的废料养鱼, 鱼池的水浮莲可以喂猪, 这样就形成了一条生态链, 既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 又达到了因地制宜、综合利用、立体开发的效果, 有效地促进了农户庭院经济发展。
3.2 生态乡村聚落工程
(1) 节地工程。结合城镇牵引型、中心村集中型、居民点整合型、居民点改造型等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 在生态乡村聚落规划设计上要充分利用原有的地形地貌和自然生态环境条件, 借鉴我国传统的住宅聚落布局, 同时吸收现代住宅设计中的生态理念, 应结合当地经济条件, 本着“合理布局、集中安排”的原则合理确定农户住宅的标准和公共建筑的数量、标准, 尽可能节约占地。尤其是农户居住建筑的规划布置要根据当地气候、用地条件和使用要求, 确定建筑的标准、类型、朝向和间距等, 努力做到节约用地、降低成本。
(2) 生态建筑。生态建筑工程是根据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 结合不同的农村居民点整治模式, 运用生态学、建筑技术科学的基本原理, 采用现代科技手段, 合理安排并组织建筑与其他领域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 使其与乡村聚落环境成为一个有机结合体。生态建筑的形式主要有节能型生态建筑和仿生型生态建筑等[30]。其中, 节能生态型建筑是在新建居民点建设中使用低能耗的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以及太阳能热水器、太阳灶等清洁能源等[31];仿生型生态建筑是将建筑设计成与自然界某种植物相似, 使建筑既具有植物的特有结构形式, 又能与自然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