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精选8篇）
旅游生态足迹模型 篇1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高速发展, 旅游流对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生态等方面均产生了负面影响, 并倍受关注, 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正成为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1]。新颁布的《旅游法》第二十三条对制定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产业政策, 扶持少数民族地区、贫苦地区旅游业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恩施州辖两市六县均为国家划定的贫困县, 加之其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禀赋, 当前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重任务, 因此探讨恩施州旅游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在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扶贫空间信息系统关键技术和应用”项目的研究中发现, 生态足迹模型是衡量贫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旅游生态足迹是生态足迹模型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 有助于对旅游活动的生态需求与环境影响关系的理解[2]。本研究新颖地将旅游生态足迹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到贫困地区的旅游扶贫开发中, 以当地的旅游生态足迹定量衡量区域的旅游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压力状态, 由此确定当地的旅游可持续发展态势, 并提出今后具体的发展方向和对策。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恩施州概况
恩施州位于湖北省西南部, 地处湘、鄂、渝三省 (市) 交汇处, 介于108°23'12″—110°38'08″E、29°07'10″—31°24'13″N。全州辖恩施市、利川市、巴东县、建始县、宣恩县、咸丰县、鹤峰县、来凤县等8县市, 国土面积2.4万km2, 总人口380万人, 其中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52.6%。恩施自治州属于鄂西南山地, 主要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等山脉组成, 属季风性山地气候, 夏无酷暑, 冬少严寒, 雾多, 雨量充沛。恩施州旅游景观资源丰富, 以“雄、奇、秀、幽、险”著称于世, 主要有巴东神农溪、恩施清江、来凤卯洞酉水为主的闯滩漂流, 利川腾龙洞、恩施龙麟宫、咸丰黄金洞为代表的溶洞群体, 利川齐岳山牧场、咸丰坪坝营、宣恩双龙湖为代表的休闲度假区, 利川星斗山、甘溪山、恩施铜盆水、宣恩七姊妹山、鹤峰木林子为代表的森林公园和自然保护区, 以及建始直立人民族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等。
1.2 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计算
生态足迹 (EF) , 最早是1992年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 Rees等提出并由其博士生Wackernagel于1996年完善的一种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程度和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生命支持服务功能的方法。它不仅可以指示人类的生产生活对大自然的资源需求, 也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影响, 同时它还具备与不同区域或国家互相比较的功能。生态足迹是指一个区域在一定的经济和生活消费水平上维持资源消费与废弃物吸收所需要的生物生产面积, 其计算公式[3]:
式中, EF为总生态足迹;ef为人均生态足迹;N为人口数;aai为第i种交易品折算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ci为第i种商品的人均消费量;pi为第i种消费商品的人均生产能力;ri为均衡因子;i为消费商品和投入的类型。计算时, 各类生物生产面积需要乘以一个均衡因子来表明其生产力为全球生态系统平均生产力的多少倍, 该因子等于全球该类生物生产面积的平均生态生产力除全球所有各类生物生产面积的平均生态生产力, 取值分别为:耕地和建筑用地2.8、林地1.1、草地0.5、水域0.2[4]。
生态承载力是指区域能提供给人类的生物生产地的总和。由于各国或地区的各种生物生产面积的产出差异很大, 在转化为生物生产面积时需要分别乘以一个产量因子, 产量因子是反映该地区生产技术水平的指标, 目的是将该地区的某类生态用地换算为世界均生产力水平的该类生态用地面积[5]。同时, 考虑到生物多样性因素, 计算生态承载力时需扣除12%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面积[20]。人均生态承载力的计算公式为[6]:
式中, ec为人均生态承载力;aj为实际人均占有的j类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rj为均衡因子;yj为产量因子。生态足迹指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生活对生物生产性土地的需求量, 而生态承载力则指示了土地的可供给量。两者之差得正, 即为生态赤字, 表明人类对生物生产性土地的需求量已超过了供给量, 此时人类活动带给自然环境较大的压力, 发展模式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两者差值为负, 即为生态盈余, 表明人类对生物生产性土地的需求量小于土地的供给量, 此时人类活动强度在生态承载力接受范围内, 即指示了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1.3 旅游生态足迹模型概念
自世界旅游组织 (WTO) 于1993年提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来,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 并建立了若干评价方法, 诸如生态足迹法 (EF) 、环境可持续性指数 (ESI) 、能值分析法 (Em SI) 、人文发展指标 (HDI) 、指标体系综合评价法 (SEI) 、强弱持续性指数法等[8,9,10]。近年来旅游生态足迹模型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旅游研究中。国外学者率先从区域与旅游生态足迹的关系、旅游生态足迹理论、旅游环境承载力和实例研究等方面阐述了旅游生态足迹模型[11,12,13]。国内研究起步较晚, 相关理论研究提出了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由此提出改进方法和展望。相关实证研究较多, 诸如黄山、九寨沟、桂林市、西安市、南京市、拉萨市实证分析等[14,15,16,17,18,19,20,21]。王辉和林建国[22]以生态足迹为模型基础, 建立了旅游者生态足迹模型, 并对我国31个地区的旅游环境承载力进行了测算。该模型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 TEF为旅游生态足迹 (hm2) ;TEC为旅游生态承载力 (hm2) ;EF为该地区的生态足迹 (hm2) ;EC为该地区的生态承载力 (hm2) ;r为旅游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tef为人均旅游生态足迹 (hm2/人) ;tec为人均旅游生态承载力 (hm2/人) 。根据模型公式可知其含义为:旅游生态足迹是指某区域为创造国民生产总值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中, 旅游业所需要的部分土地面积;旅游生态承载力是指某区域为国民生产总值提供支持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中, 对旅游业发展能够提供支持的经营性旅游地面积。两者的差值即为旅游生态盈余/赤字。
2 计算结果与分析
按照上述生态足迹模型公式与计算方法, 计算出2010年恩施州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 见表1、表2, 并根据式 (3) — (6) 计算当年的旅游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
综上所述: (1) 恩施州2010年人均生态足迹仅为0.48006hm2 (表1) , 这与恩施州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全部划分为武陵山区贫困片区是相符的;生态盈余为0.46708hm2, 表明恩施州的自然生态系统处于一种健康状态。恩施州旅游生态盈余为0.025196hm2, 说明恩施州当前旅游开发具备一定的潜力, 生态承载力的供应与恢复可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能很好地支撑旅游业的发展, 具备较好的开发良机。 (2) 通过对比人均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面积 (图1) , 生态赤字的用地类型为草地与化石能源用地;生态盈余的用地类型为耕地、林地与建筑用地。恩施州生态足迹占用主要集中在耕地、草地、化石能源用地 (分别占32%、50%和16%) 。在承载力生态结构中耕地与林地输出占总量90%的供给量, 可见区域内发展整体上并未对自然环境产生较大负担。
3 发展态势与讨论
贫困地区通常区位条件较差、交通不畅、信息闭塞, 但当地的自然景观风貌罕见, 生态盈余显著, 加之受人类活动的干扰较少, 蕴含了很大的生态旅游开发潜力。通过分析恩施州旅游发展的态势, 如资源禀赋、交通条件改善、旅游扶贫任务等, 提出以下发展对策。
3.1 交通发展引良机, 坚持低碳旅游
2010—2012年, 沪渝、渝利高速通车、宜万铁路运营、恩施机场扩建逐步打破了制约恩施发展的交通瓶颈, 迎来新的发展起点。恩施依托铁路、高速公路加强了与重庆主城区、武汉市、贵阳市、长沙市和长三角地区、成渝经济区、长株潭经济区等重点经济区及周边重要城市的经济联系, 这对吸引客源、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加快城镇化进程有很大帮助。
2010年、2011年、2012年外来游客人次增幅分别为60%、56%、32%。随着旅游吸引力的增加、接待能力的提升和交通可达性增加, 恩施州化石能源的使用与旅游者食物消费将很大程度增加旅游交通与餐饮生态足迹。因此, 恩施州应倡导并建立绿色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 坚持发展低碳旅游。
3.2 以恩施市为核心增长极, 坚持生态旅游
恩施市承担着武汉经济圈和长江中上游城市的对接与辐射功能, 市内独具山水风情, 包括恩施大峡谷、恩施土司城、梭布垭石林等旅游景区, 是恩施州的旅游交通集散中心。恩施州应依托中心城市恩施市, 结合交通通道为纽带, 以湖北星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利川市、咸丰县) 、湖北七姊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宣恩县) 、湖北坪坝营国家森林公园 (咸丰县) 、湖北大老岭国家森林公园 (秭归县) 等重点旅游景区为依托, 打造精品旅游线路。通过利用恩施丰富独特的山水生态和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优势, 促进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 打造省际生态文化旅游协作区, 建成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生态文化旅游胜地。生态旅游是实现恩施州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提高当地居民福利的正确思路。
3.3 旅游产业化扶贫, 提高旅游游购物生态足迹
从我国社会发展形势中不难看出, 许多传统产业已进入供大于求的过剩经济时期, 市场消费低迷, 其减缓或消除贫困的优势已不明显, 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旅游业是消除贫困的最佳选择, 同时还能有效遏制传统农林牧业对资源环境的掠夺式开发[23]。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旅游服务接待活动、旅游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都可为贫困地区的居民创收。通过分析恩施州及旅游地的生态足迹组分可知, 食宿与交通带来的耕地与化石能源用地的生态足迹较大, 旅游娱乐与购物生态足迹较小。恩施州是油茶、茶叶、烤烟、高山蔬菜、干果生产基地, 其中茶叶以富硒而闻名, 应鼓励企业在贫困村建立产业基地, 为贫困农民提供产茶技术、市场、信息等服务, 优先吸纳安置贫困劳动力就业, 优先收购贫困农户农副产品, 构建并完善出一条产茶、加工、销售的产业链, 从而在保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 实现旅游扶贫。
旅游生态足迹模型 篇2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南方红壤丘陵山区可持续发展评价
生态足迹模型是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程度的一种方法.定量反映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程度.通过比较区域人类社会所有消费活动所需的土地(生态足迹)与该区可提供的生物生产性土地(生态承载力)可得出该区的可持续发展状况.文章在生态足迹概念和计算方法的基础上.以福建省南平市统计年鉴数据为依据,计算分析得到南平市的.人均生态足迹为1.43320 hm2/人.人均生态承载力为1.40762 hm2/人,生态足迹呈现赤字,为0.02588 hm2/人.数据表明该市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强度超过了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区域生态系统处于人类的过度开垦状态之下.文章针对改善南平市的生态承载力提出一些改善措施.
作 者：陈小英 李松涛 CHEN Xiao-ying LI Song-tao 作者单位：陈小英,CHEN Xiao-ying(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研究所,福建福州,350007)李松涛,LI Song-tao(太原市第二中学,山西太原,030031)
刊 名：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GQIU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2008 24(12) 分类号：X32 关键词：南方红壤区 生态足迹模型.可持续发展旅游生态足迹模型 篇3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为旅游地区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的同时, 旅游流所引发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成为旅游研究的重要领域。泰安是闻名于世的旅游城市, 旅游业是泰安市的重要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泰安市旅游业获得了迅速发展, 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当地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为此, 本文在综合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试图以生态足迹理论为基础, 借助旅游生态足迹模型对泰安市2008年的旅游生态足迹指标进行定量计算, 详细分析了泰安市旅游生态足迹与旅游生态承载力的关系, 并为改善二者之间的矛盾, 实现本市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研究方法———生态足迹模型
生态足迹 (Ecological Footprint简称EF) 模型最早是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 Rees等在1992年提出, 并由其博士生Wackernagel在1996年完善的一种从生态学角度来衡量可持续发展程度的方法[1~2], 它是一组基于土地面积的量化指标。通过跟踪区域的能源和资源消费, 将它们转化为提供这种物质流所必需的各种生物生产性土地类型的面积, 并同区域能提供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进行比较, 能定量判断一个区域的发展是否处于生态承载力的范围内。
(一) 生态足迹计算
生态足迹 (Ecological Footprint, 简称EF) 模型计算在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条件下, 维持资源消费和废弃物吸收所必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在计算中, 主要考虑化石能源地、耕地、林地、草场、建筑用地和水域这六种土地类型, 将资源和废弃物能流转换成相应的生物生产性土地的面积, 再加权求和即为生态足迹。
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EF为总的生态足迹 (ghm2) ;ef为人均生态足迹 (ghm2/人) ;N为人口数;i为不同类型土地的消费项目;ai为i种物质人均占用的生物生产面积;Ci为第i种物质的人均消费量;Pi为第i种物质的平均生产能力;n为消费项目数。
(二) 生态承载力计算
生态承载力 (ecological capacity简称EC) 也称生物承载力, 指在不损害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功能完整并且保证实现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 最大资源利用和废物消化的量[3]。生态承载力反映了各类土地的承载能力, 它由研究地区实际各生物生产性面积再乘上相应的产量因子和均衡因子汇总而得。
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 EC是区域总生态承载力 (ghm2) ;N为人口数;ec为人均生态承载力 (ghm2/人) ;aj为人均生物生产面积;rj为均衡因子;yj为产量因子, j是生物生产性土地类型。
(三) 生态盈亏计算
若某一区域生态承载力大于生态足迹, 则出现生态盈余, 表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生态承载力范围之内, 生态系统较为安全, 该地区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若生态承载力小于生态足迹, 则出现生态赤字。生态赤字表明该地区的生态足迹超过了区域所能够提供的生态承载力, 生态安全受到胁迫, 该地区人类社会发展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
二、旅游生态足迹模型
衡量一个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程度, 迫切需要一个可信度高的指标。根据旅游者的消费特点, 旅游者的消费中包括:交通、住宿、饮食、购物等等, 所有的旅游者的消费总和就是当地的旅游总收入。旅游总收入在地区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我们可称之为旅游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则该地区的生态足迹 (或生态承载力) 与贡献率的乘积即为该地区的旅游生态足迹 (或旅游生态承载力) 。因此, 地区旅游生态足迹 (Tourism Ecological Footprint简称TEF) 的计算模型如下:
式中, TEF为旅游生态足迹, EF为该地区的生态足迹, r为旅游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 tef为人均旅游生态足迹, TEC为旅游生态承载力, EC为该地区的生态承载力, tec为人均旅游生态承载力。
因该模型是建立在生态足迹模型之上的, 因此模型的含义是:旅游生态足迹指在整个地区国民生产总值所需要的生产性土地面积中, 旅游业所需要的生产性土地面积的数量;旅游生态承载力指在能够提供支持国民生产总值的生产性土地面积中, 能够提供支持旅游业的生产性土地面积的数量;二者之差为旅游生态赤字 (或旅游生态盈余) [4]。
三、泰安市2008年旅游生态足迹计算
(一) 数据来源及参数选取
按照生态足迹模型及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根据泰安市2008年统计年鉴的数据和相关资料, 对泰安市2008年生态足迹及旅游生态足迹进行量化计算和分析, 计算过程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泰安市2008年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计算, 二是泰安市2008年旅游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计算。
在整个计算过程中, 均衡因子采用国内近几年的一些研究中普遍采取的Wackernagel (1997) 等在计算中国1993年的生态足迹时所用的数值[5]。对于其中的产量因子的选取, 主要依据Wackernagel等对中国1996年生态足迹计算时的取值。
(二) 泰安市2008年生态足迹计算
对泰安市2008年人均生态足迹的计算, 按照上述公式分别计算出生物资源消费和能源消费的生态足迹, 然后汇总得出。根据生态承载力的计算公式, 利用泰安市土地利用现状数据, 对泰安市2008年人均生态承载力进行计算, 同时出于谨慎性的考虑, 根据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 (WCED) 的相关报告, 生态承载力计算时还应扣除生态系统中12%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面积, 用以保护区域内生物多样性。化石燃料土地是人类应该留出用于吸收CO2的土地, 但是目前事实上人类并未留出这类土地, 所以其面积我们取值为零。通过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的对比, 最终得出2008年泰安市的生态赤字为4.414hm2。计算结果 (见表1) 。
(三) 泰安市2008年旅游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计算
2008年全市共接待海内外游客1 867.7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达143.5亿元, 全年实现生产总值达到1 513.3亿元, 全市年末常住人口545.62万。我们以泰安市生态足迹及承载力计算结果为基础, 按照旅游生态足迹计算公式, 得出了2008年泰安市旅游生态足迹及旅游生态承载力 (见表2) 。
四、结果分析与建议
(一) 结果分析
从以上计算可得, 泰安市2008年旅游生态足迹为生态赤字, 人均旅游生态赤字达0.115 hm2/人, 即泰安市现在的旅游生态承载力不能够满足旅游者的需求, 旅游业的发展正处于相对不良的状态。
旅游生态足迹越大, 说明旅游环境的利用效率低。因为本文采用的原始数据是旅游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与地区生态足迹的乘积, 即计算出来的人均旅游生态足迹能够反映旅游者对旅游环境的利用效率, 即人均旅游生态足迹需求大, 旅游环境的利用效率低;反之旅游环境的利用效率高。2008年泰安市人均旅游生态足迹0.125 hm2/人, 远高于1999年中国0.093 hm2/人的旅游生态足迹平均水平[6], 这说明泰安市对旅游环境的利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对旅游业的管理比较粗放。这与泰安市旅游产业的大规模开发, 旅游活动的大量开展有着直接关系。
泰安市人均旅游生态承载力为0.010hm2/人, 低 (下转170页) (上接165页) 于1999年中国0.048 hm2/人的旅游生态承载力平均水平[6], 这从侧面反映出了泰安市旅游开发的相对滞后。
(二) 泰安市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要改善泰安市旅游业发展不协调的现状, 就要缩减旅游生态赤字,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减少旅游生态足迹。影响旅游生态足迹的关键因素主要是旅游者的交通、住宿、饮食及购物等方面, 其中, 交通对生态的需求最大。所以应利用科技手段降低旅游交通工具的耗能, 采用相关措施优化旅游线路, 倡导生态旅游、民俗旅游等旅游方式;同时必须摒弃盲目追求游客规模的扩张和高消耗的发展模式, 积极吸引中高端游客, 进行旅游规模的适度扩张, 推行生态开发、生态消费和生态服务的发展模式, 实现旅游经济效益的提高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二是增大旅游生态承载力。应从加强泰安市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 合理扩展旅游地的建设规模等方面入手以达到提高生态承载力的目的。泰安旅游资源得天独厚, 定位于“世界著名的风景文化旅游胜地,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泰山是五岳之首, 华夏文化的缩影, 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 国家首批AAAAA风景名胜区, 作为具有绝对优势的旅游资源, 极具开发潜力。若今后能进一步加强对这一优势旅游资源的开发, 同时加强对存量旅游资源的挖潜及旅游地的建设, 就能够有效的减小赤字, 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以生态足迹理论为基础, 将旅游生态足迹引入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阐述了旅游生态足迹的概念, 并构建旅游生态足迹模型, 用于衡量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以泰安市作为研究对象, 对泰安市2008年生态足迹和旅游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2008年泰安市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为0.125hm2, 人均旅游生态承载力为0.010hm2, 人均旅游生态赤字达0.115hm2, 其旅游业发展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最后分析了旅游生态赤字产生的主要原因, 并为实现泰安市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泰安市,旅游生态足迹,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ReeW E, Wackernagel M.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measuring the natural capital requirements of human economy[M].WashingtonDC:Island Press, 1994.
[2]ReeW E.Ecological footprint sand 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What urban economics leaves out[J].Environ Urban, 1992, (2) .
[3]Wackernagel M, ReeW.Our Ecological Footprint:Reducing human impact on the earth[M].Gabriela Island: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96.
[4]王辉, 林建国.旅游者生态足迹模型对环境承载力的计算[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2005, (3) :57-61.
[5]徐中民, 张志强, 程国栋, 等.中国1999年生态足迹计算与发展能力分析[J].应用生态学报, 2003, (2) :280-285.
旅游生态足迹模型 篇4
1.1 概念
生态足迹概念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Rees于1992年提出后, 其博士生Wackernagel对其进行完善[1,2], 将其定义为“能够持续地向任何已知人口 (某个人、某个城市或某个国家) 提供他们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他们产生的所有废弃物所需的生物生产土地的面积 (包括陆地和水域) ”。即生态足迹是通过计算得到维持现在的生产生活方式所需要的土地面积, 从而直观地表明人们的社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进一步地, Wackernagel等[2]人将其完善和发展为“生态足迹模型”, 寻求从生态与经济两个角度与层面来探讨对可持续发展的测度。生态足迹模型是一组基于土地面积的量化指标, 该模型计算方法相对简便, 结果较为直观, 较具区域可比性, 因此很快得到有关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的认可, 成为国际上相关领域可持续发展度量中的一个重要方法。
生态足迹主要从需求层面计算生态需求的大小, 从供给层面计算生态承载力的大小, 通过对这二者的比较来评价研究对象的可持续发展状况, 通过计算现今一定区域内的人类为自身生存, 利用自然资源的量来评估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借鉴生态足迹的概念, 旅游生态足迹 (touristic ecological footprint, TEF) 可理解为:某区域支持一定数量游客的旅游活动所消耗的所有资源, 以及吸纳这些旅游活动所产生的所有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3,4,5,6]。本研究将应用生态足迹方法对海岛旅游可持续发展潜力进行测度, 并进一步指导于海岛生态旅游开发。
生态旅游可定义为:以生态学原则为指针、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取向所展开的一种既能获得社会经济效益, 又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生态工程和旅行活动[7]。笔者对生态旅游的理解倾向于较为综合的“旅游产品和发展模式论”[7], 它是个较为系统的概念, 生态旅游的客体主要是自然景观和传统文化景观;受益者不仅是开发商、旅游经销商、游客, 还有当地居民和政府;而生态旅游的实施主体包括负责区域旅游开发的政府 (含当地居民、企业等) , 开发旅游产品的旅游企业以及具体实施旅游这个消费方式的旅游者, 这3个层面上的实施主体对生态旅游都起着核心作用, 只有3个层面共同作用, 才能有效促进区域生态旅游的发展。这就要求生态旅游的管理方式也应从游客第一转变为“生态环境保护第一, 游客保护生态环境”, 从而有利于协调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8]。
1.2 模型
生态足迹具体计算公式[9]:
式中, EF为所测区域总的生态足迹;ef为其人均生态足迹;N为人口数;j为6类生态性土地类型;rj为均衡因子;i为消费商品和投入的类型 (I=1, …, n) ;n为消费项目数;aai为i种交易商品折算的生物生产面积;Ci为i种商品的人均消费量;Yi为i种消费商品的全球平均产量;Pi为资源生产量;Ei为资源出口量;Ii为资源进口量。
生态系统承载力公式[10]为:
式中:EC为区域总人口的生态承载力 (hm2/人) , N为人口数, ec为人均生态承载力 (hm2/人) , aj为人均生物生产面积, rj为均衡因子, yj为产量因子。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皆来自全球足迹网络中国家生态足迹账户计算基本方法和框架。
生态系统承载力与生态足迹的对比, 则可以反映当地生态情况是存在生态盈余还是生态赤字, 从而判断当地人民发展社会经济对该地区自然生态系统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是否超过供给, 该区域的发展是否可持续。
2 南澳岛旅游发展现状
2.1 南澳岛旅游发展现状
南澳县发展旅游业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 2007年南澳县将旅游业确定为可持续发展的主导产业, 不断加大旅游规划和招商力度, 在更高层次上加快旅游业的发展。近年来, 南澳县获得了众多荣誉和称号, 主要有:联合国“东山———南澳海洋生物多样性管理项目示范区”、全国双拥模范县、广东最美丽的岛屿、省级国际候鸟自然保护区等。“十一五”期间, 全县旅游经济持续增长, 实现旅游总收入9.5亿元, 接待游客295.48万人次。2012年南澳岛旅游人次81.7万, 旅游收入2.9亿[11]。
2.2 南澳岛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比较
根据南澳县旅游局和《汕头市海洋功能区 (修改) 》 (2011) 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 2012年南澳岛居民和游客生态足迹总和为23 006.4hm2, 生态系统承载力为31 776.5hm2, 因此存在生态盈余8 770hm2[12]。这说明当地旅游开发对当地的生态影响暂时没有超出生态承载力范围 (表1) 。
同时应看到:
(1) 旅游者的大量涌入, 不但增加了“旅游生态足迹”, 对当地生态系统承载力带来较大压力, 同时通过旅游消费的“示范效应”, 引致当地居民的消费方式发生转变, 增大“区域本底生态足迹”, 未来旅游者、居民两个方面生态足迹的大幅攀升, 将造成对南澳岛生态系统的强大压力。
(2) 海岛的自然生态系统脆弱, 地域结构简单, 环境相对封闭;海岛旅游对自身生态与环境的依赖性极强,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海岛进行大规模的旅游开发;依据全球足迹网络2011年的国家生态足迹账户计算基本方法和框架, 耕地对应的土地产量因子为1.7, 而林地仅为1.2。南澳岛占主导地位的林地面积与较小比例的耕地面积, 使得其生态承载力计算结果较小。随着当地居民人口的增加, 摆脱贫困、提高收入水平诉求的增强, 居民对自然环境资源的依赖程度将加强, 对南澳岛的威胁将更大。
旅游是一种对自然资源和能源需求高的生活方式, 旅游开发对当地产生的重要影响不容忽视。广东省从1990年的人均生态盈余0.678 619 63hm2/a, 到1997年的人均生态赤字0.359hm2/a, 再到2006年的人均生态赤字1.756 857 17hm2/a[13], 生态赤字不断加剧, 反映了广东省社会经济在有限的自然生态承载力上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同处于广东省的南澳岛因为历史等种种原因, 经济发展节奏相对缓慢, 生态状态也相对较好[14]。如何以广东省为戒来发展当地经济特别是旅游业, 是南澳岛面对的关键问题之一。旅游生态足迹的深入分析对南澳岛生态旅游开发显得十分必要。
3 基于生态足迹的南澳岛生态旅游开发探析
3.1 南澳岛发展生态旅游的适用性与可行性
根据南澳县政府提供的资料[15], 假设游客人数每年按一定比例增长, 人均旅游生态足迹按2012年的保持不变, 则当地旅游生态足迹至少也是同比例增长。也就是说, 即使在不改变人均生态足迹的前提下, 南澳县未来的旅游生态足迹也将大幅增加;另一方面, 若合理规划建设用地, 生态承载力变化则不会太大。因此可以预见, 当地生态赤字即将出现并迅速扩大。生态足迹的增加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加大, 消费水平的上升和人口膨胀是主要原因。因此, 单纯从经济增长角度来规划旅游开发特别是旅游人口, 将会给环境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15]。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提高意味着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增长在所难免。资源利用强度和消耗量大小决定了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从目前的生态盈余来看, 南澳岛有一定的旅游资源利用空间, 发展生态旅游具备良好的时机和充分的资源准备。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 发展生态旅游是平衡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的有效方式, 打造海岛旅游精品才是南澳岛的明智之选[16]。
3.2 基于生态足迹的南澳岛生态旅游开发建议
3.2.1 关于旅游景区开发的建议
(1) 坚持环境保护原则:根据南澳岛资源状况和发展水平, 最大限度地保护、管理和利用当地旅游资源, 进行适度开发;对已开发景区中那些不可替代的或很难修复的生态旅游资源, 应作为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重点保护对象;加强对当地珍稀资源的保护, 加强环境管理与监测技术手段的利用与创新, 全面加强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17]。
(2) 合理安排开发时序:谋定而后动, 做好科学合理的整体规划, 按批次分先后进行开发, 以较具优势和开发潜力的景区为优先开发对象, 提高开发深度, 建设海陆并行的生态景区, 带动周遭组成旅游线状群体, 在尽量不破坏生态景观和不干扰生态活动群体的前提下构建生态旅游带[15]。
3.2.2 关于旅游消费项目的建议
通过对南澳岛旅游生态足迹的研究发现, 旅游餐饮、旅游交通和旅游购物占了绝大部分, 旅游住宿和旅游观光所占比例较小。因此, 调整游客饮食结构、减少旅游交通能源消耗和生态旅游商品消费的引导最为关键。
(1) 交通方式
结合当地旅行社, 开发合理的旅游线路, 避免观光和购物线路重复, 从而减少在旅游交通上造成的不必要的生态足迹的增加;同时, 将交通融入旅游过程, 如借鉴台湾地区和厦门市, 以环岛路为轴线, 在尽量少地破坏海岸线资源 (包括农舍) 的前提下, 系统地进行基础设施改造和旅游设施建设, 使环岛路成为连接岛上各主要园区和景点的旅游观景通道、休闲大道、形象和品牌展示大道[18], 形成蓝色海面和农村原野结合的环岛综合景观带;在旅游服务区、度假区等住宿设施内, 鼓励过夜游客车辆存放, 多进行公共交通方式宣传和引导。
海上、岛上旅游交通设计以尽量避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以及对海洋生物的影响为原则。道路网络科学规划, 实行道路分流;环岛沿途景观及停车点的建设, 可有效分流车辆和人流;车行道尽可能远离生态脆弱区, 道路走向及停车场、交叉口节点的选址要尽量无损于生态, 与滩涂环境协调, 和原生地貌保持一致, 为水土保持着想;交通配套标志要求醒目明确, 宣传和规范并重[19]。
绿色交通工具:对生态足迹贡献最大的交通, 公共汽车相比小轿车来说, 不仅污染小, 占用的道路和停车用地更为经济。因此, 在岛上重点建设旅游客运站点, 由政府出资运营环保的环岛旅游公交巴士 (天然气) 和电瓶车为主。提倡绿色旅游交通, 鼓励旅游者使用更为环保的电瓶车和采取自助自行车租赁的方式来有效减少交通生态足迹。
随着南澳大桥的通车, 原有码头可开发为货运码头以及将来的游轮码头, 海上旅游的有效补充将对岛上游客的分流起到明显作用, 游轮提供的吃住行与现有旅游方式相比都将一定程度上减少生态足迹。但是, 要严格控制港口和码头的建设用地, 要求与周边环境协调。海上旅游线路要开发合理, 不影响当地水产养殖[20]。
(2) 餐饮结构
通过对南澳岛旅游餐饮生态足迹的计算可以看出, 海产品和肉类消费分别占了42%和32%。从全球平均产量来看, 生产1t鱼和1t肉所需的生物生产性面积分别是生产1t稻谷的618倍和3 710倍[21]。因此, 将鱼类和肉类的消费尽量引导向 (有机) 瓜果蔬菜类的消费, 将有助于降低南澳岛旅游餐饮生态足迹。同时, 可以集中力量打造“绿色餐馆”。
绿色餐馆, 布置及餐具应符合环保要求, 减少一次性物品的使用;提倡绿色服务操作规范, 经济点菜;制定餐馆生态采购和供应制度, 多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菜肴, 鼓励生态餐馆与绿色蔬菜瓜果企业联盟, 鼓励有机蔬菜种植, 严禁过度捕捞;减少物质和能源投入, 减少废物排放, 提高环境效益;开发环保型食品, 可举办绿色食品节, 引导从居民到游客的文明消费方式[22]。
(3) 旅游住宿
从南澳岛旅游住宿生态足迹 (表2) 可以看出, 能源足迹占84.32%, 远高于建筑用地足迹。
数据来源:南澳县旅游局.
这意味着, 控制旅游住宿足迹的关键在于控制住宿设施的能源消耗。而随着南澳岛的开发, 高星级的酒店建设在所难免, 所带来的资源消耗也将更高, 因此环保材质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节能降耗和建设生态 (绿色) 酒店/饭店的观念普及显得尤为重要。
(4) 旅游购物
南澳地区虽然海产品和优质土特产较多, 但未形成加工规模和产品系列, 也缺乏大型、高档的旅游购物中心, 更不用提旅游商品批发系统了。游客的旅游购物支出不多, 购物足迹较小。随着今后旅游购物设施的兴建, 旅游购物足迹的增加在所难免。因此, 便捷生态的旅游一站式服务 (集散中心) , 亩产量高的生态旅游产品的挖掘和品牌打造显得尤为重要。
(5) 旅游产品
不同的旅游产品, 其旅游资源、旅游设施、旅游服务、旅游购物品和旅游交通方式都是不同的。同样是度假旅游产品, 时期不同, 地区不同, 提供的设施和服务不同, 其生态足迹就有很大的差异。例如, 人均旅游住宿足迹, 2006年兴义市为0.000 102 71hm2[23], 2004年黄山市为0.003 325hm2[24], 2004年九寨沟景区为0.008 12 hm2[25], 而2012年的南澳岛为0.000 312hm2, 暂时不算太大。通过对旅游生态足迹的分项比较, 可明晰不同地区不同的生态需求和自然资源消耗, 有利于综合各个方面要素, 打造有南澳特色、文化内涵丰富的生态旅游产品, 深层次开发的同时兼顾变废为宝;积极开发生态旅游用品, 如潜水、露营和垂钓器具等。为了使南澳岛旅游购物生态足迹的土地类型合理化, 应开发宣传占用林地、草地和水域等生产性土地的旅游产品, 使旅游商品多样化;应培育旅游商品生产基地, 建设旅游商品设计开发、生产加工、展览展示、集散交易为一体的旅游商品基地, 从而进一步促使旅游购物生态足迹合理化;引入DIY (游客自制旅游工艺品) 项目。
4 结束语
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平地面积仅占全岛6.4%的广东南澳岛, 生态承载力较弱;旅游生态足迹因为目前略显无序的开发而相对较大, 其中旅游者的规模、空间行为、饮食结构、住宿设施的规模、档次以及当地居民人口数等是主要影响因素;其旅游生态足迹中, 化石能源地所占比例较大, 说明旅游活动能源消耗对南澳岛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大;旅游餐饮、旅游交通和旅游购物这3个生态足迹占了旅游生态足迹的绝大部分, 旅游住宿和旅游观光所占比例较小。因此, 减小旅游餐饮、交通以及购物的生态足迹, 增加旅游住宿和旅游观光设施的建设对于平衡其旅游生态足迹总量有着重要意义;对比生态足迹和生态系统承载力, 发现其略有生态盈余, 有进行旅游开发的潜力。但随着旅游开发力度的加强, 旅游人口的增长, 其旅游生态足迹的增加将在所难免, 减少人均旅游生态足迹是当地旅游开发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因此, 必须在进行生态旅游开发之前制订合理、可行、可持续的开发方案, 为当地政府、旅游企业乃至旅游者们找出保护和发展双赢的方法与手段。
旅游生态足迹模型 篇5
关键词：生态足迹,黄海海涂,海洋生态旅游,产业组合
生态旅游,指以大自然为基础涉及自然环境的教育、解释与管理,使之在生态上可永续的旅游[1]。作为可持续旅游的实现形式,生态旅游一经提出就迅速引起了旅游学界、生态学界以及其它相关学科的极大关注。近年来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旅游规划和管理实践、旅游地社区参与以及生态旅游区环境与特色文化保护等方面。我国的生态旅游兴起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目前国内主要研究生态旅游分类与区划、生态旅游利弊分析、生态旅游目的地选择和生态旅游开发规划与经营管理、经济价值评估与管理等几个方面;研究方法多为定性研究,缺乏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成果[2]。
江苏省苏东地区(行政意义上的江苏东部地区,即连云港、盐城、南通三市)濒临黄海,拥有666km的淤积型海岸。海涂面积达到76.24hm2,其中已围滩地23.35hm2,仍有2/3以上的海涂等待开发[3]。黄海海涂生态环境优良,生物资源丰富,是发展海洋生态旅游的理想空间。江苏省已经把苏东各市规划为生态旅游区[4]。山海风光、江海风光、沿海滩涂和自然保护区是发展海洋观光和休闲度假旅游的重要依托。但是海涂资源的一般美感质量评价和资源要素组合的技术性评价不高。粉砂淤泥质的海岸不适宜沙滩、海水浴等短缺旅游产品开发,投入门槛较高。目前对该地区生态旅游整体开发程度较低,地区发展也很不平衡。连云港海洋旅游发展较为充分,南通、盐城海洋生态旅游刚刚起步。这与海涂资源主要分布在南通、盐城的格局不相称。再者,长三角区域旅游发展正面临资源和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产业特征由“低投入高产出”向“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转变,投资门槛和市场风险也同步提高[5]。这就要求江苏海洋旅游开发不仅要调整旅游产品结构,发展休闲度假产品,拓展发展空间,寻求降低旅游投入和风险的新开发模式。
目前该区域海涂资源利用倍受学术界关注,不少学者提出了发展海洋生态旅游业的思路[6,7,8,9]。但是结合我国区域旅游开发面临的产品结构性矛盾和海涂资源品质开发新产品和探索新模式的研究较少,甚至对旅游资源海涂的适宜性评价也不全面。笔者拟选择海涂旅游开发作为研究对象,利用生态足迹理论探讨海洋旅游发展、海涂资源合理利用、生态环境和谐的新思路。
1 海涂资源的RMP分析
1.1 R性分析(Resource Analysis):海涂属于“资源产品提升型”旅游资源
一般意义上的旅游资源主要包括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自然存在和历史文化遗存,以及直接用于旅游目的的人工创造物三种类型。但从资源再加工角度分析,旅游资源主要有两种[5]:一种是先天的自然存在和历史文化遗存,品位较高,如西安兵马俑、桂林山水、北京故宫、长城等,称之为“资源产品共生型”;一种是人类耗费较多人力、物力创造的旅游吸引物,如主题公园、人工森林公园、旅游度假区、人工沙滩等,由资源转化到旅游产品需要大量投资,称之为“资源产品提升型”。黄海海涂是淤泥质的,美感上与技术性上都不适宜沙滩、海水浴等短缺旅游产品开发。潮上带地区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但是仅限于旅游观光、科学考察等活动,游客体验型和参与性较差。因此海涂资源向旅游产品尤其是休闲度假产品转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相关技术支持,以开发人工沙滩、人工海等旅游设施。因此海涂资源属于“资源产品提升型”。
1.2 M性分析(Market Analysis):长三角旅游需求结构分析
与苏东区域一衣带水的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市民的出游能力和出游率极高,其中中短途周末观光、休闲度假需求日益高涨。受其影响上海等大城市周围形成了环城游憩带[10]。目前,时间分布相对集中的大量游客使得江南城市周边旅游景点旅游环境容量严重超载,不堪重负[11]。再者,江南城镇秉承苏南模式,选择工业化道路,使其环境质量进一步下降。虽然仍沿为旅游目的地,但是无论是需求者还是供给者都需要替代品。江南游客到苏东沿海地区休闲度假是中小尺度的旅游者行为。随着苏中经济实力的增长,当地游客对体验性、参与性较强的休闲度假也有相当的需求。苏东地区规划开发海洋生态旅游,可以满足江南发达地区和未来当地游客中短途休闲度假的市场需求,也有利于改善苏东地区以文化产品为主的单一供给结构。
1.3 P性分析(Product Analysis):深度开发和产品创新相结合
目前苏东旅游产品结构中,文化产品占主导地位,主要集中在博物馆事业和军事遗址的开发,地域文化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不够。苏东区域是我国重要的海盐产地,以两淮盐场著称于世。随着海陆变迁,盐田东移,在南通、盐城形成了许多盐业古镇和繁荣的盐文化。近代史上,张謇先生的工商实业、农垦运动和新四军的光辉足迹又为该区域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上述文化旅游资源亟待保护和开发。另外,对旅游商品的开发存在误区,购物旅游被排斥在旅游规划之外。如皋黄酒、白蒲黄酒、白蒲茶干、西亭脆饼等地理标志产品或地方特产有待于开发。未来江海文化资源需要深度挖掘,寻找文化载体,塑造江海文化旅游形象。
文化产品浅层次开发和主导地位制约了苏东海洋旅游的快速发展。在传统地域文化进行深度开发的基础上,南通、盐城两市必须重点开发供给森林、草原、农业观光、海滨度假等长三角地区短缺的中短途休闲度假产品,形成海洋生态之旅和江海文化之旅为主的产品结构。
再者,城市旅游形象塑造也直接关乎旅游产品开发与空间布局。苏东沿海城市旅游形象塑造滞后同样阻碍旅游业的发展。作为历史文化悠久的上海都市圈重要的港口、工业、贸易和旅游城市,滨江临海的南通要进一步开发、整合江海自然生态和人文旅游资源,打造“江海都会”品牌形象。盐城作为江苏海上苏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充分利用滩涂湿地资源,依托自然保护区树立“东方湿地之最——丹顶鹤的家园、麋鹿的故乡”和“东方盐都”的品牌形象。
通过RMP流程分析可见,苏东发展海洋生态旅游适应了区域旅游结构性调整的趋势,也满足了长三角游客对中短途休闲度假产品的需求,但面临着挑战。海涂是资源产品提升型资源,需要巨额的整治开发资金。因此,江苏海洋旅游发展的关键是找到节约土地和发展空间、降低开发门槛和市场风险的开发模式。
2 苏东海洋生态旅游发展的新途径
2.1 苏东区域海洋生态旅游开发与规划现状
盐城市海洋生态旅游发展较快。目前盐城丹顶鹤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观光旅游已经发展起来,但是仅限于旅游观光。按照盐城城市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未来将在沿海滩涂地区开发大丰港生态旅游度假区、射阳河口游览区、滨海海堤风光游览区、东沙·蒋家沙游览区、东台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及灌河口游览区,形成沿海滩涂自然风光带,提供生物栖息地观光、湿地旅游、森林旅游、海域观光游憩、盐业观光等旅游产品[12]。盐城海洋生态旅游开发还没有实现海涂珍禽、动物保护和旅游开发的良性互动,而且旅游产品单一,以旅游观光为主,体验型、参与性的旅游活动较少。南通市沿海滩涂旅游开发还处在县级别开发阶段,规模较小,发展滞后。自北而南主要开发了如东海堤观光带、南通吕四渔港风情区、启东圆陀角海滨旅游区。
针对上述发展现状,为避免南通、盐城两市在旅游开发中的恶性竞争及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作为苏东海洋旅游开发两大实体应该协调规划,正确处理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空间集聚和竞争问题。为弥补盐城观光产品居多的不足,南通应重点开发森林、草原、海水、沙滩休闲度假等体验性较高旅游产品。
2.2 苏东海洋生态旅游开发的新思路
生态足迹理论是由加拿大生态学家William Rees和Wacknagel提出并完善的,可以定量研究测定某一区域人类对自然的利用状态,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提供定量诊断。该理论也可以指导自然资本的有效利用,实现农产品结构优化。依据产值足迹越小则农产品单位产值所占据的生物生产性面积越小,其经济生态综合效益越高的原理,笔者认为生态旅游业与农业产业立体布局、组合开发的发展思路可以破解该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困境。
2.2.1 基于生态足迹的产业组合效应分析
生态足迹理论是指导区域自然资本有效利用的理想模型。通过计算各种农产品单位产值所占用的真实的生物生产面积(产值足迹)建立农产品结构优化模型[13]:
efvi=efi/vi
公式中:i为农产品类型;efvi为i种农产品的产值足迹;efi为i种农产品的生态足迹;vi为i种农产品的产值。
由上式可见,产值越高,生物生产性面积即生态足迹越小,其经济生态综合效益越高。这启示海涂资源开发中可以通过产业组合开发、立体布局增加产值,减少生态足迹,从而提高该开发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程度。因此,针对目前我国土地资源短缺和旅游开发投资高、风险高的特点,避免单一的旅游开发思路,采用“多业并举、收益多元”的产业组合开发模式是区域旅游开发的理性抉择。
2.2.2 苏东海洋生态旅游产业组合开发模型
如图2所示,旅游开发区域的海涂土地利用类型主要设计为盐田、人工养殖水面、林地、草原和农田,产生的物质产品有盐、水产品、木材、农产品、挽回的灾害损失;经过景观设计,同时获取精神产品有盐田旅游、人工海滨度假、森林休闲旅游、草原休闲度假和农业观光等。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收益超出了单一产业开发的收益,而且降低旅游业淡季的维持成本。例如海水浴场与人工养殖水面两位一体,可以增加钓鱼、潜水戏鱼等旅游项目,实现土地资源节约、投资与收益多元。另外旅游业与农业的组合开发,也可以拓展加工产业链。例如,草原畜牧业和草原旅游业组合开发,牛奶、肉制品等畜产品加工业会应运而生。
但是盐田、养殖水面、林地、草原和农田景观具有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的功能,需要景区规划和景观设计,增加美感和参与性。整体规划必须按照景观生态学的葩嵌-廊道-基质框架对海滨浴场、草原、森林、道路等进行总体布局,使其宏观布局相得益彰。在景观设计与规划上要注意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1)景观设计。
盐田旅游景观设计要改造原有盐田,优化生产环境,让游客参观盐田生产过程或安排晒盐体验等项目,增加游客旅游乐趣。人工海设计一方面开发大型人工海水浴场,设计海水浴、日光浴、游艇、沙滩排球、垂钓、潜水戏鱼等体验性项目,同时开发采蛤、集贝、摄影或绘画写生等参与型项目以招徕游客;另一方面,在旅游淡季,可进行水产品的人工养殖、加工。
草原旅游景观设计要重点突出人工草原风光,开发骑马、滑草、高尔夫等户外运动项目。林地景观需要建立面积较大的绿色保护圈,突出其静谧的环境和神秘性。农家乐旅游要融入地方民俗和历史文化,吸引当地居民参加,开发参与性与体验性俱佳的瓜果采摘等旅游项目。
(2)景区基础设施布局。
苏东沿海地区相对落后,度假饭店等旅游接待设施需要规划重建。高等级酒店尽量布局在县级城市。借鉴国外经验,景区要布置相对简易、舒适、经济实用的度假住宿设施,而且一定要与周围的景观相协调。例如在草原景区可以布置蒙古包式的房舍,以利于淡季搬迁和生产活动。卫生条件要高标准建设。再者,景区内可建设绿色饭店,供应区域内生产、加工的绿色食品。在景区交通设施建设方面,要提高直通景区景点的公路等级。同时,在景区内布局具有地方特色的交通设施,增加马车、游船、自行车、电动车等交通工具。
3 结论与讨论
旅游生态足迹模型 篇6
关键词：生态足迹,成分法,建筑工程,环境评价
0 引言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随着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建筑工程高速扩张。然而,建筑行业占用大量耕地、森林、草地等生物生产性土地,消耗大量能源、资源,产生和排放大量污染物,改变了资源地原有的生态环境。中国有30%~40%的能量消耗被用于建筑物的建造和使用过程[1],34%的空气污染和40%的固体废弃物由建筑行业直接或间接造成[2]。对建筑业资源效率及可持续发展状况的评价是当今重要的研究课题。
目前国内外已经建立了相应的环境评价标准,如英国建筑研究组织构建的BREEAM、美国绿色建筑协会发布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LEED。这些评价方法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国内使用的标准是条款式的主观评价方法,主观因素较重;第二,研究的对象是能源、资源的消耗情况,与周边生态未能建立联系;第三,数据的追踪和收集困难。生态足迹有成分法和综合法两种计算模型,成分法适合于小单元对象计算[3,4]。本文以具体建筑工程为研究对象,计算其生态足迹,为生态足迹计算方法提供了定量的评价指标和参考依据。
1 生态足迹基本理论
生态足迹方法由加拿大教授William Rees于1992年提出并由Wackernagel进一步完善[5,6]。目前,主要工业国家均已完成各自生态足迹指标的计算,其经验也正在向发展中国家普及[7,8]。
1.1 生态足迹
将各种消费量折算为林地、牧地、耕地、建筑用地、化石能源地、水域等六类面积是生态足迹分析的特征[9]。生产性土地的任一类的面积Mk为:
其中,n为由第k类土地提供的消费项目的数量;Aki,Cki,Yki分别为由第k类土地提供的第i种消费的土地需求面积、年消费量和世界平均生产力。
1.2 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
由前述可知,生态生产性土地划分为六种,计算的各类能源、资源消耗量折算为这六种土地的面积,这六种土地的生产能力是不等的。均衡因子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Eqj为第j种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均衡因子;pj为第j类土地的平均生产能力;p珋为全球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平均生产能力。本文所用的均衡因子如表1所示。
建筑用地的均衡因子和耕地取为一致,化石能源用地的均衡因子与林地取为一致。因为,建筑工程占据的多是富饶的耕地,而化石能源因其形成过程可归为林地。产量因子的引入是为了解决同一类型土地在不同地区、不同气候条件下的生产力能力不同的问题,以使不同地区建立统一标准。
1.3 生态承载力
生态承载力也是生态容量,是不损害生态系统的生产功能前提下,本地区所能提供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的面积,通过下式计算:
其中,Si为第i种生态生产性土地的面积,hm2;Eqi为第i种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均衡因子;Yi为产量因子;13.4%为处于谨慎考虑预留的比例。
2 建筑工程生态足迹模型
2.1 研究范畴
从工程管理的角度出发建筑工程项目的全寿命周期包括项目的决策阶段、实施阶段和使用阶段。但是,对于本文的研究来说这样的划分显然是不足的,工程项目最后的报废和处理阶段也需要消耗能量、资源,同样与周围的生态环境产生交互影响,因此必须将建筑工程项目的拆除纳入研究范畴,从而真正实现对建筑项目的全寿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价。在工程项目的决策阶段并不涉及资源的消耗,但是决策阶段对工程项目实际产生的生态足迹影响很大,良好的决策可以有效的减少能源消耗,降低生态足迹。本文的研究即可为项目决策提供参考。
2.2 研究对象
2.2.1 施工阶段
建筑工程的能源消耗主要集中于施工阶段,这一阶段的生态足迹占用主要为建筑材料、施工辅助材料、周转材料和施工机具。具体项目如图1所示。其中,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电能的消耗,要考虑电能的不同生产方式造成的生态足迹,目前国内主要发电方式有火力发电、水电和核电,对火电来说其生态足迹可归结于化石能源用地,水电和核电则需要考虑设施建造过程中对土地的占用,因此将电能的消耗归结为耕地和化石能源用地;对于水的消耗,除了直接的淡水资源外,还要考虑产水时所消耗的能源以及污水处理所耗的电能,因此将水资源的消耗归结于水域、耕地和化石能源用地。
2.2.2 使用阶段
使用阶段的生态足迹主要是指为维持建筑物正常运行所必须的照明、空调、采暖和通风等设施对能源的消耗,以及在使用阶段的水资源消耗。
2.2.3 拆除阶段
拆除阶段的生态足迹主要是指拆除过程中施工机具的能源消耗,包括化石能源和水资源,以及固体废弃物处理对土地的占用。对废物的处理一般是通过堆放和掩埋的方式实现,通常发生在远离城区的废弃土地,属于低产地。低产地类型为后续新增的土地类型,其均衡因子本文取为0.46。
3 能源生态足迹
3.1 化石能源
文献[10]将化石能源的消耗定义为“用于吸收化石能源消耗产生温室气体所需的森林量”,本文主要考虑的温室气体为CO2,其占温室气体总量的绝大部分。因此对于化石能源生态足迹的计算首先是确定消耗单位能源的CO2排放量,然后确定吸收单位CO2所需的化石能源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Mfi为第i种化石能源生态足迹,hm2;vi为能源单位重量热值;α为碳到CO2的转换系数;qi为能源的年消耗量;Yc为当地林地的CO2年吸收能力;ηi为单位热值的碳排放量。常见化石能源的生态足迹如表2所示。
3.2 电能
用于吸收化石能源消耗产生温室气体所需的森林量是化石能源的消耗[10],水电和火电两种形式占全国发电总量的98%左右[11]。本文以这两种电源形式的电计算中国生产1 kW·h电的生态足迹。
1)火电。
其中,Mef为电力消耗的生态足迹;re为火力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例;ve为单位重量标准煤的热值;qe为年均用电量;ee为单位发电量标准煤消耗量;ηe为煤炭的碳排放系数。
2)水电。
其中,Mew为生产耗用水电产生的间接生态足迹;qe为年耗电量;Cs为耗电量中水电比重,%;A为我国单位水电的生态足迹。参考国家电力信息网和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以及环球足迹网络的水电平均生产能力,计算得生产1 k W·h电占用的生态足迹为0.806 6 hm2。
3.3 水
其中,Mw为消耗新水所占用的生态足迹;Qw为耗用新水的总量;Pw为水资源世界平均足迹。抽水机工作耗电所占用部分归类于电耗不作计算。
4 建筑工程生态足迹计算
4.1 施工阶段
如前2.2.1所述,施工阶段产生的生态足迹主要在于工程占地、材料消耗和能源消耗。对于建筑材料所占用的化石能源地可以根据生产单位重量建材CO2的排放量计算,但是此数据不易获取。文献[12]提出利用生产建材的能耗水平(即物化能)间接确定化石能源的占用情况。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EFc为施工阶段的生态足迹;S为建筑工程的面积;Eq为建筑用地的均衡因子;EEi为第i种建材均摊到年的物化能;C为物化能—生态生产性土地的转化系数;coeff为现场耗能系数;Eqj为第j种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均衡因子,鉴于国内作业较为粗放,因此coeff取为8%。
4.2 使用阶段
使用阶段的生态足迹主要产生于电能和水资源的消耗,文中第三节已经探讨了单位电能对应的生态足迹以及水资源的生态足迹,易知:
其中,EFu为使用阶段的生态足迹;qe为年耗电量;Me为单位电量生态足迹。
4.3 拆除阶段
王罗春[13]的研究指出,建筑工程施工过程达7 000 t~1.2万t。如前2.2.3所述,拆除阶段的生态足迹主要产生于固体废弃物的堆放对土地的占用,此处占用的为低产地。若固体废弃物的密度按照1.8 t/m3计算,堆高5 m,则每吨建筑固体废弃物占用低产地0.111 m2,堆高越大,其占用的土地越少。
5 结语
本文探讨了生态足迹模型的基本原理和计算方法,运用生态足迹分析,建立了针对建筑工程的环境影响定量评价的方法,建立了以生态足迹为标准的统一的建筑工程环境影响指标,在项目决策时期,为有效降低工程能耗,减少环境污染提供参考依据。
文章详细探讨了各能源的生态足迹,给出了计算方法,对于特定建筑工程可以方便的计算各个阶段对应的生态足迹,便于项目管理成员掌握各阶段工程对环境的影响,从而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生态足迹。
旅游生态足迹模型 篇7
1 有关生态足迹的文献综述
生态足迹模型是由加拿大经济学家William E. Rees 于1992年提出[1]并由Mathis Wackernagel于1996年完善[2]的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评价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定量方法。该方法采用生产土地的面积作为测量指标, 使人们更容易理解, 且也使得不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具有可比性。再加上其资料易获取、计算方法简单的优点, 近年来, 这种方法被广泛地应用于国内外区域的生态承载力评价中。
国内外学者大都从方法的创新、应用和实证的角度对生态足迹模型进行研究, 使生态足迹模型的有效性提高, 应用范围不断拓宽。
1.1 国外相关研究
生态足迹模型是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一种方法, 对于该方法的有效性, 很多学者从不同的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Helmut Haberl等人[3]于2004年比较了生态足迹法和净初级生产力核算方法在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时的异同点, 两种方法都是将人类消费转换成生态生产性的土地面积, 不同点在于:前者评估的是特定区域内维持该区域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所需要的生态生产性的土地面积;而后者则是核算特定区域内人类利用土地的强度。通过比较, 作者认为两种方法可以相互补充, 并不矛盾。Mathis Wackernagel等[4,5]于2004年为了提高在核算国家和全球层面上的一个时间序列上的生态足迹时的有效性时, 从理论和计算方法上对生态足迹法进行了改进, 使得生态足迹可用来进行动态分析并检测数据的噪音点, 且利用改进的生态足迹法和实际土地面积计算法分别计算了澳大利亚、菲律宾和韩国1961—1999年的生态足迹, 最终证明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并无差异。Thomas Wiedmann等人[6]于2006年将生态足迹方法与投入产出法相融合, 提出了一种混合系统的方法, 利用这种方法, 可以将国家层面的生态足迹按照经济行业、最终需求账户、行政区划或者社会经济团体来分配, 极大地改善了生态足迹评估结果的有效性、一致性和可比性, 节省信息收集的成本。
另外, 学者们纷纷对生态足迹模型进行改进, 不断地拓宽生态足迹模型的应用范围。Colin Hunter[7]在理论上从可持续旅游业与旅游业的生态足迹的关系的角度初步探讨了旅游业的生态足迹以及其潜在的应用, 首次提出“旅游生态足迹”的概念, 认为旅游者的出发地、中转地以及目的地的生态足迹应该区别开来, 分别进行核算。并于2007年[8]设计了一种计算国际旅游活动的生态足迹的方法, 并核算出发地、中转地以及目的地的生态足迹, 但此方法仅限于采用飞机作为交通工具的旅游活动。Erling Holden[9]将生态足迹法应用于城市规划的分析中, 通过研究城市规划与家庭消费的关系, 提出城市生态足迹与城市规划密切相关的理论, 认为分散式集中是城市布局的最理想方式, 并以挪威为例验证了该结论。Daniel D. Moran等[10]利用产品的土地利用矩阵将生态足迹方法推广到国际贸易领域中, 核算一国通过国际贸易而产生的对其他国家的生态需求量, 结果表明:中高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对彼此的生态需求相对较高, 而对低收入水平国家则需求很低。
在实证分析方面, 国外学者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如, Daniel D. Moran[11]于2008年利用人类发展指数 (HDI) 和生态足迹分别作为衡量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类对生态系统需求的指标, 得出:只有在HDI不少于0.8并且人均生态足迹低于全球人均生态承载力的情况下, 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的结论, 并于2003年对93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仅有巴拿马达到了这个标准, 并且发现在过去的25年内发达国家的HDI的提高伴随着生态足迹的升高, 偏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然而一些低收入的国家却在维持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改善。
1.2 国内相关研究
生态足迹的概念1999年被引入我国, 区域生态足迹研究的实践成果最早见于2000年。据2008年《中国生态足迹报告》[12], 我国学术界研究总体上归为两类:一是采用综合法生态足迹模型;二是采用组分法生态足迹模型。
在我国学者对生态足迹的研究初期大都采用综合法, 在国家及省级空间尺度上衡量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本需求, 最初大多集中在对我国西部的研究, 现在逐步扩展到了东部地区, 同时由省市级尺度扩展到了地区级尺度的研究[13]。如, 徐中民[14]于2000年率先采用此方法对甘肃省的生态足迹进行核算。另外, 我国学者不断探索生态足迹模型的应用领域, 并取得了一些成就。如, 孟海涛等[15]于2007年将生态足迹方法应用于围填海评价中, 对厦门西海域1984—2005年的围填海工程造成的生态承载力的累积性变化做了量化分析, 结果表明, 厦门的生态足迹在逐渐变大, 生态承载力在逐渐变小, 生态赤字不断增长。随着研究的深入, 我国学者在运用生态足迹评价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时, 融入时间序列分析方法, 分析区域的动态发展。如, 卢远等[16]分析了广西1990—2002年的生态足迹;杨梅焕等[17]核算了西安市1997—2005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赵先贵等[18]更是建立了生态足迹的预测模型, 并预测了未来陕西省的可持续发展趋势。
组分法生态足迹模型是生态足迹分析的另一种方法, 核算某一特定生产和消费行为从原材料获取到产品最终处置的所有环节的生态影响。目前, 我国的组分法生态足迹研究主要针对旅游、水资源、交通和教育等领域, 其中, 旅游生态足迹较为成熟。我国学者在国外学者初步探讨的基础之上, 将旅游生态足迹分为6个子项目分别进行核算, 即旅游交通、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游购物、旅游游览和旅游娱乐, 进而探讨区域旅游的生态需求和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学者章锦河[19]和符国基等[20]都利用这种方法做了实证研究。基于生态足迹模型仅评价了地表水域的渔业功能忽略地下水和地表水作为水资源的其他功能的事实, 黄林楠等[21]设立了水资源生态足迹账户, 建立了水资源生态足迹的计算模型, 弥补了生态足迹模型的不足。
综上所述, 生态足迹模型自提出后不断得到改进, 并且其应用范围也得到了拓展, 不再局限于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测度, 而是拓展到生态足迹在国际范围的流动、旅游生态足迹的核算、城市生态足迹以及城市规划等领域中。但模型仍然有一些固有的缺陷未被克服, 如, 模型假设现在产出水平永远保持不变, 因而低估了支撑人类目前生活方式的生态生产性的土地面积;忽略了生态系统的一些服务功能, 以及忽视了各种污染物质对生态生产性土地的需求等都会低估生态足迹的结果;综合法生态足迹模型存在固有的低估生态足迹的缺陷, 虽然组分法生态足迹发展逐渐趋于成熟, 但是尚未弥补前者的不足。笔者试图将综合生态足迹模型应用于县级尺度的可持续发展评估中, 对长岛县的生态足迹进行核算, 探讨其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为决策者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建议。
2 生态足迹模型的理论介绍
2.1 生态足迹的概念
生态足迹模型包括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两部分。生态足迹是指:在一定技术条件下, 为能够持续的生产某区域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能源及吸收这些人口所生产的废弃物, 本身具有生态生产力的生态生产性土地[22]。生态承载力是指:在不破坏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完整性的前提下, 系统所允许的人类活动的最大强度, 从提供生态服务功能的角度来讲, 被定义为一个地区所能提供给人类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的面积总和[23]。前者从需求面计算生态占用的大小, 通过将区域内所有人每一项最终消费的量折算转化成提供生产该消费的原始物质与能量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后者从供给面计算具有生态生产能力的土地面积, 通过二者的比较, 了解该区域的生态利用现状, 判断该区域的发展是否处于生态承载力的范围之内, 进而为生态系统保护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建议[24]。
2.2 生态足迹模型的计算
2.2.1 生态足迹的计算
生态足迹的计算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假设:一是人类可以确定自身消费的绝大多数资源及其所产生废弃物的数量;二是这些资源和废弃物能转化成相应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生态足迹方法根据生态生产力的大小不同将生态生产性土地划分为6类:耕地、林地、草地、建筑用地、化石燃料用地和水域。即生态足迹方法将各种生物资源和能源的消费项目折算成这6种类型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
生态足迹 (EF) 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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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f为人均生态足迹;i为第i种消费商品;j为第j种土地类型;ci为第i种消费项目的人均消费量;N为人口数;pi为相应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生产第i项消费的年平均生产力;rj为均衡因子。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由于不同类型土地的生产力是有差异的, 因此不同类型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实际面积是无法直接进行对比的, 这就需要对不同类型的面积进行调整, 于是在生态足迹的计算中引入了参数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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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采用的均衡因子分别为耕地和建筑用地为2.82, 林地和化石能源用地为1.14, 草地为0.54, 水域为0.22[25]。
2.2.2 生态承载力的计算
生态承载力是指一个地区所能提供给人类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的面积总和[17], 从供给面提供了生态生产性土地的面积, 使得生态承载力与生态足迹具有可比性。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 单位面积同种类型的生态生产型土地的生态生产能力有很大差别, 因此, 不同国家和地区同种类型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实际面积是不能直接对比的, 需要引入产量因子进行调整。
产量因子undefined
生态承载力 (EC) 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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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c为人均生态承载力;N为人口数;aj为人均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 rj为均衡因子;yj为产量因子。
3 实证分析
3.1 长岛县的基本情况介绍
长岛又称庙岛群岛, 是山东省唯一的海岛县, 位于胶东和辽东半岛之间, 黄渤海交汇处, 地处环渤海经济圈的连接带, 东临韩国、日本。全县由32个岛屿组成, 其中有居民岛10 个, 岛屿陆地面积56 km2, 海域面积8 700 km2, 海岸线146 km。年平均气温11.9℃, 年平均降水量为560 mm。长岛县海域辽阔, 条件优越, 进行海珍品养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适宜海参、鲍鱼、海胆、虾夷扇贝、海带的增养殖, 盛产 30 多种经济鱼类和 200 多种贝藻类水产品, 其水产品具有产量大、质量高的特点, 使得渔业成为长岛县的主要产业之一。长岛县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岛屿山清水秀, 礁峻滩美, 文化底蕴深厚, 是理想的旅游度假胜地。近年来, 长岛县经济发展迅速, 人均GDP、人均储蓄和渔民人均收入等指标均位于全省县级前列。但是, 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利用等问题不断显现。长岛作为一个海岛县, 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生态系统, 要求海岛经济的发展必须在海岛所能承受的人口数量和产业规模的限度内。笔者使用生态足迹法, 对长岛的生态足迹进行核算, 为长岛县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3.2 长岛县生态足迹的计算
2008年长岛县生态足迹的计算主要有两部分:一是生物资源消费账户;二是能源消费账户。这两类账户的人均消费量采用《长岛县统计年鉴2008年》的数据。生物资源消费账户主要分为农产品、动物产品和水果等几类。在生物资源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计算时, 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有关生物资源的世界平均产量资料, 将各项消费资源或产品的消费折算为实际生态生产性土地的面积, 以及实际生态足迹的各项组分。长岛县生物资源消费账户见表1。
数据来源:人均消费量引自《长岛县统计年鉴2008年》;全球平均产量引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数据.
能源消费账户主要包括汽油、柴油、电力和煤炭等。能源消费量转化为化石燃料生产土地面积时, 采用世界上单位化石燃料生产土地面积的平均发热量为标准, 将当地能源消费所消耗的热量转化为化石燃料土地面积。长岛县能源消费账户见表2。
注:*电力的折算系数是根据每千瓦时耗煤397 g, 再根据每克煤发热量来计算, 其单位为GJ/ (kw·h) ;**电力的单位为kW·h.数据来源:全球平均能源足迹引自文献[2];人均消费量引自《长岛县统计年鉴2006年》.
需要说明的是, 模型中未进行贸易调整, 一方面是因为直接采用长岛县生物资源的人均消费量, 而不是生产量数据, 因此不需要进行进出口贸易的调整;另一方面因为缺乏长岛县国内贸易量的详细数据, 在计算能源消费量时暂不考虑贸易商品中所含的能源贸易量。
在计算生态承载力时, 需要用产出因子对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进行调整, 使得地区间可比, 在长岛县生态承载力的计算中, 根据长岛县粮食的平均产量与世界粮食的平均产量的比值得出耕地的产出因子为1.712, 由于建筑用地大多占用的是高产量的耕地, 所以采用同耕地相同的产出因子, 即1.712, 其他林地、草地、水域的产出因子受数据资料的限制不能根据产出因子的公式一一得出, 在这里取中国生态足迹报告中的相应数据, 分别是0.91、0.19和1。
在长岛县生态承载力的计算中, 人均建筑用地的面积取同年山东省的人均建筑用地面积。由于长岛县没有大面积的草地分布, 所以不予考虑。至于化石原料用地, 目前我们国家并没有划出专门的吸收二氧化碳的土地, 所以也不予考虑。具体计算结果见表3。
3.3 计算结果
从表3可以看出, 长岛县的总人均生态足迹为1.058 9 hm2 , 总供给面积为4.481 1 hm2, 扣除12%的生物多样性的土地面积, 剩余即为总生态承载力3.943 4 hm2, 从而得出生态盈余2.884 5 hm2, 说明长岛县的土地需求维持在土地供给的范围之内。但从表3可看出:除水域外, 其他类型的土地均出现生态赤字, 说明耕地、林地、建筑用地、化石燃料用地以及草地的土地供给已不足以支撑土地的需求。其中, 由于长岛县没有草地的供给, 所以其草地的生态需求都需要从外地输入, 水域供给占总供给面积的98.9%, 其他类型的土地供给仅占1.1%;而人类平均的水域足迹的需求仅占总需求的14.8%, 对其他类型足迹的需求占85.2%, 因而, 长岛县土地的供需结构严重失衡。
从长岛县生态足迹结构图 (图1) 可以看出, 2008年能源足迹所占比例最大, 为55%。其次为草地、水域、耕地、建筑用地和林地, 分别占总需求足迹的18%、15%、7%、4%和1%。这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关, 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能源足迹越大。同时, 与长岛县化石燃料用地极为有限相矛盾, 其能源需求基本依赖外部输入, 经济发展对外部的依赖性很大, 如何解决能源供给不足、发展清洁能源成为长岛县实现可持续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
万元GDP生态足迹指每万元GDP所占用的生态空间, 其值越小, 表明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的产出率越高, 资源利用效率高;反之则利用效率低。长岛县2008年总的生态足迹为45 651.710 3 hm2, GDP为349 575万元, 可得出其万元GDP生态足迹为0.130 6 hm2, 小于全国万元GDP生态足迹1.87 hm2, 一方面说明土地产出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且资源利用效率也很高, 这是因为长岛县海域辽阔, 具有优越的养殖经济型鱼类的条件;另一方面是由于长岛县的旅游业发达, 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8%, 但是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 在计算中并没有将旅游收入核算在内, 使得结果低估。
3.4 实现长岛县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长岛县目前出现生态盈余, 但其土地供需结构却不平衡, 要减缓这个矛盾, 进一步降低生态需求, 控制人口增长是一条途径。从资源利用的角度讲, 还可以考虑以下几条途径。
3.4.1 开发风电和水电能源
据以上分析, 长岛县的能源资源非常匮乏, 经济发展对外部依赖性很大, 为改变这种外部依赖性, 必须开发新能源, 节约传统能源的消费。长岛县是著名三大风场之一, 且四面环海, 具有丰富的水资源, 因此, 解决长岛县能源不足的最好途径是就地取材, 利用其丰富的风力资源和水资源来发电。这样不仅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直接减少能源消费带来的生态赤字, 而且还能提高生态环境的质量, 一举两得。
3.4.2 发展循环经济
对于长岛县来说, 如果除去水域, 其他类型的土地足迹已经出现生态赤字, 我们需要做的一方面是减少生态足迹;另一方面增加生态供给, 即提高生态承载力。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 实现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 可以有效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进而减少资源存量的消耗;另外还可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 通过减少用来处理废弃物和污染气体的土地面积达到降低生态需求的目的。
3.4.3 合理利用耕地
长岛县的岛屿陆地面积仅有56 km2, 居民的大部分活动都发生在这部分陆域面积上,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 岛屿生存空间的需求压力也不断增大, 尤其是对耕地的需求。为了减缓耕地的需求压力, 除了控制人口增长之外, 还应该加大耕地的保护力度, 严格土地使用的审批程序, 提高土地使用的门槛, 以减少建筑用地和公路等交通用地对耕地的占用, 防止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另外, 还可以通过提高耕地的生态承载力来降低生态赤字, 具体的措施为:加大科技投入, 提高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
4 结论
笔者在总结前人对生态足迹模型研究的基础之上, 利用综合生态足迹模型评估了长岛县的生态足迹, 其人均生态足迹为1.058 9 hm2 , 扣除12%的生物多样性土地面积后的总生态承载力3.943 4 hm2, 生态盈余2.884 5 hm2。虽然存在生态盈余, 但是长岛县存在土地供需结构失衡、能源足迹赤字严重和经济发展对外部依赖性大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控制人口增长、开发水电和风电、发展循环经济和合理利用耕地等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 实现长岛县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生态足迹模型 篇8
本研究提出的修正模型建立在以下概念的基础上:
(1) 本研究将生态足迹划分为“可转移生态足迹”与“不可转移生态足迹”两大类。旅游城镇人口消费所产生的一部分生态足迹可以通过贸易转移到其他地区, 这部分可以转移的生态足迹我们将其称为可转移生态足迹。这一部分生态足迹对本地旅游可持续发展没有根本影响。另一部分不可以通过贸易转移, 必须由本区域承受的足迹将其称为不可转移生态足迹。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反映了旅游区域承受环境压力的真实情况。这一部分生态足迹对本地旅游有较大影响, 是分析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点。
可以推断:发生在本地的能源消费、建设用地属不可转移生态足迹。旅游购物品的生物资源消费消耗的是当地的特色资源, 属于不可转移生态足迹。游客对当地特色餐饮的消费, 这一部分生态足迹与消费者的消费习性有关, 出于保守的估计, 将游客餐饮消费中生物资源部分视为可转移生态足迹。将目的地居民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虽然城镇居民消费中的生物资源部分可能来源于当地, 但由于这一部分消费可以通过贸易转移, 因此应视为可转移生态足迹。对于农村居民, 因农村地区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系统, 在这个系统内, 在多数情况下, 农村人口所消费的绝大多数生物资源归属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各种用水如果来自本地水资源, 则用水均属不可转移生态足迹, 反之, 则属于可转移生态足迹。各种废弃物如果在当地处理, 产生的生态足迹属不可转移生态足迹, 反之, 则属于可转移生态足迹。有些具体消费项目必须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2) 生态生产性土地的不可转移生态足迹与土地的生态承载力之间的差距用根生态赤字/生态盈余表示。如果EDR为正值, 说明该旅游城镇环境已超载, 在目的地当前情况下, 目的地对某一类或多类生态生产性土地资源的索取超出了其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 即使有系统外的生态输入, 生态系统的功能也会退化, 区域旅游发展完全不具有可持续性。
如果EDR为负值, 说明该旅游城镇旅游发展规模在生态环境容许范围内, 即使按照传统的生态足迹计算方法, 出现了生态赤字, 依然可以通过贸易利用其他经济体的资源支持自己的发展, 其发展仍然可能具有可持续性。但如果贸易调整量不足以弥补所产生的生态赤字, 则说明本地资源被过度利用, 需加大与生态腹地的贸易量。
2 张家界市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实证研究
2.1 研究区背景
张家界市的自然风景资源得天独厚, 具有山、水、峰、洞、林等多种类型, 尤其是石英砂岩峰林地貌, 以其独特的地貌特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据初步统计, 全市已被不同程度地开发利用的风景名胜旅游资源用地面积470 km2。核心景区264km2, 形成了以市区为中心的相对集中、规模宏大、景观奇特的旅游区。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数据资料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基础数据来源于张家界市统计局统计资料、张家界市旅游局统计资料;调查数据来源于相关行业调查数据。采用Wackernagel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 (WWF) 2004年报告中给出的2001年的均衡因子:建筑用地和耕地为2.19, 水域为0.36, 草地为0.48, 林地和化石能源用地为1.38, 水电用地为1。产量因子是根据张家界市各种不同类型生产空间的生产力与全球平均生产力的比较得到的。
2.3 计算结果
根据旅游生态消费的特点, 旅游生态足迹主要由旅游交通、旅游餐饮、旅游购物、旅游住宿、旅游娱乐、旅游游览、旅游用水、旅游固体废弃物组成。计算模型参照张锦河、张捷提出的计算方法。
2.3.1居民生态足迹计算结果
居民生态足迹又称本底生态足迹, 即当地居民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居民生态足迹的计算与旅游生态足迹的计算一样采用成分法。由于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不同, 因此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分开计算。居民生态足迹的计算数据来源于城乡居民抽样调查资料。主要消费项包括食物、衣着、生活用品、生活用能、用地、水资源和生活污染物。居民生态足迹的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单位:hm2
从表1可以看出, 3年来张家界居民生态足迹逐渐增加, 主要原因有两点:
其一, 人口数的增加。3年来张家界城镇居民人数增长了18 149人, 增幅达6.73%;农村居民人数增长了121 647人, 增幅达9.34%。不断上升的人口数导致本底生态足迹持续上升。其二, 人均生态足迹逐渐增大。这主要由于张家界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 食品构成中粮食的比例越来越小, 猪肉、牛羊肉、禽肉、禽蛋、奶类等动物性产品的消费量有了绝对增加。
相对于可转移生态足迹来说, 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可以更真实地反映区域所受的环境压力。3年来张家界居民不可转移生态足迹逐渐增大, 其原因在于:首先, 张家界农业人口的大量增长。农业人口的生态足迹基本上归属于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其次, 随着经济的发展, 能源消耗逐渐增大。尤其是张家界的能源结构单一, 以煤炭为主。张家界水资源丰富, 充分挖掘水资源潜力, 大力发展水电能源是降低张家界能源生态足迹的有效途径。
3 结语
采用改进的生态足迹法分析旅游可持续发展, 能清楚地表明人类消费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旅游生态足迹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以下问题: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重要自然资源问题;怎样使旅游资源利用和人口达到更可持续的标准;旅游目的地与其生态腹地之间资源分配。从张家界的实证研究中可以看出, 旅游目的地必须要承受的环境压力更多来自于居民。张家界各类土地中耕地的根生态赤字最大, 应该采取措施进一步健全耕地保护制度, 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利用高新技术来提高自然资源单位面积的生物产量。
摘要：本文以湖南省张家界市为例, 利用改进的生态足迹法来度量旅游城镇可持续发展评价。将旅游生态足迹分为可转移足迹和不可转移生态足迹两大类。利用改进模型计算分析了2007-2009年张家界旅游可持续发展状况, 结果显示该地区旅游消费模式具有相对可持续性。
关键词：生态足迹,旅游城镇,可持续发展,评价
参考文献
[1]WWF-UK.Holiday Footprint:A Practical Tool for Responsible Tourism[R].2002.
[2]杨桂华, 李鹏.旅游生态足迹——测度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新方法[J].生态学报, 2005, 25 (6) :1475-1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