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精选5篇）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 篇1

摘要：按照公共产品理论, 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和私人产品性质的农业基础设施是民间资本投资的主要对象。然而, 在一定时期内, 国家职能范围、科学技术进步以及人们在认识上的一些偏差, 都对民间资本现实投资实践活动和未来投资范围产生较大影响, 因而民间资本投资领域具有弹性特点。从供给机制看, 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既互为补充又互相替代, 未来我国民间资本投资领域将取决于民间资本投资效率和政府投资效率的博弈。

关键词：公共产品理论,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投资领域弹性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民间资本在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从无到有, 发展至今, 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 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 农业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主体一直以来是政府在承担着主要角色, 但政府投资的低效率及其财政资金有限性等因素使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远远滞后于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农业基础设施所具有的准公共产品性质和私人产品性质, 在产权制度改革推动下使民间资本逐渐具备了进入建设领域的环境条件。

一、民间资本投资领域选择的理论基础———公共产品理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在1954年发表的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中指出, 公共产品具有两个本质特征:一是消费的非排他性, 二是消费的非竞争性。随着对公共产品的研究及其特征的认识, 詹姆斯·M.布坎南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进一步指出, 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所导出的公共产品是“纯公共产品”, 而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物品是“纯私人物品”。现实经济生活当中, 大量存在的是介于纯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一种商品, 称作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商品。

纯公共产品一般是指同时具备消费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这两个最基本特征的公共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是指一旦公共产品提供出来, 不可能排除任何人对它的消费, 或者说在技术上不易排他, 即便具有排他性, 但在经济上不可行。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公共产品被提供出来以后, 任何消费者对该公共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影响其他消费者的利益, 也不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利益。

现实生活中, 大多数公共产品是处于纯粹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和纯公共产品相比, 准公共产品一般具有“拥挤性”特点, 可以通过收费来实现部分排他, 但与私人产品相比, 付费者一般不会得到其所有权, 也没有专享的权利, 只具有有限排他性。但这并不影响其消费受益, 反之, 如果设施归单一的某个人使用, 则是对资源利用的极大浪费。

准公共产品在消费上具有的有限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 使其在市场上也能形成有效的需求和供给:一方面, 如果政府免费提供准公共产品, 人们就有可能过度消费该产品, 从而造成消费者成本上升和消费效用降低, 为获得非竞争性的消费享受, 一些消费者愿意以货币成本代替消费拥挤成本;另一方面, 供给者可通过收费弥补成本支出并获得利润。

经济生活中利用排他性来实现非竞争性的准公共产品很多, 其可进一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垄断型的公共产品, 如交通运输、能源工业、通信业、自来水等, 其特点是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性;另一类是优效品, 是指无论人们的收入水平如何、付费如何都可以、也应当进行消费的公共产品, 如义务教育、预防保健、戒毒等。这两类产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它们具有“拥挤性”。

二、农业基础设施类别的科学划分

农业基础设施是指在从事农业再生产过程中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 是在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力要素的总和。从内容看, 农业基础设施可分为物质基础设施和社会基础设施两大类。前者包括产前环节供应农用生产资料的农业基础设施、产中环节生产农业初级产品的农业基础设施、产后环节加速农产品流通的农业基础设施;后者包括农业教育方面的基础设施、农业科研方面的基础设施、农业推广方面的基础设施、农业政策、法规方面的基础设施、农业信息方面的基础设施等。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 按农业基础设施的公共程度不同, 农业基础设施可以划分为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三大类。但同时,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够成熟的情况下, 对农业基础设施类别的划分不仅要依据公共产品理论, 而且还要结合农业基础设施发挥的功能效应和我国现实的市场环境。

(一) 纯公共产品类农业基础设施

纯公共产品类农业基础设施是指在消费过程中具有完全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 其供给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的, 不能将其分割为若干部分, 分别归属于某些个人或组织享用, 或者不能按照“谁付款、谁受益”的原则来限定为付款的个人或组织享用。

大江大河治理、大型水利工程、跨地区的病虫害防治等基础设施既具有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性质, 又具有满足个人需要性质, 兼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部分特征, 按照公共产品理论划分, 应属于准公共产品。但这部分基础设施的“公共”程度高, 外溢效应大, 不容易排除他人“搭便车”行为, 所以市场机制配置效率较低。同时。这类农业设施的建设不仅具有经济效应、还具有社会效应和生态效应, 其受益对象并不局限于农业, 有时在面临紧急状况时, 对该类设施的处置需要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 例如, 1998年长江流域的抗洪救灾。因此, 对于此类兼具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生态效应、“公共”程度高的农业基础设施, 政府机制优于市场机制, 因此应纳入纯公共产品中。

农产品质量管理设施和动植物检疫基础设施虽然有收费机制, 但由于牵涉到公共安全, 从社会效应出发, 这类基础设施也应纳入纯公共产品中。

(二) 准公共产品类农业基础设施

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农业基础设施是指那些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 介于纯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之间的农业基础设施。农产品仓储和批发市场等设施具有明显的可竞争性, 且排他成本较低, 属于准公共产品类的农业基础设施, 适合在政府的扶持、引导和监管下, 吸引各种资本进入。

农村电网、通讯设施是具有典型自然垄断性的网络性基础产业, 这类产品的消费具有一定的拥挤性和有限非竞争性, 同时, 消费者只有在并入相应网络情况下才能使用, 这使供应商能清晰界定产品或服务的使用者, 很容易把不付费者排除在外, 因此, 这类农业基础设施具有明显的准公共产品特征。

省、市、县级中小型水利与农田基础设施、乡村道路等中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具有受益的区域性, 一般只有社区以内的农户才能获得它提供的服务;农业科研与实验、农业技术推广、农业信息化等服务类农业基础设施, 其服务对象很容易界定, 不付费者很容易被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这些设施都具有一定的排他性, 是具有“俱乐部”性质的准公共产品。

动植物良种繁育与推广基础设施、农业教育与培训、大型农业机械等设施是不管人们收入水平高低, 是否付得起费用都应当进行消费的公共物品, 属于优效型农业基础设施。

(三) 私人产品性质的农业基础设施

中小型节水设施、中小型农业机械等农业基础设施在消费上则具有完全竞争性和完全排他性, 不付费者不存在“搭便车”的可能性, 投资者可以拥有充分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 因此完全属于私人产品范畴。

三、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选择

对于以赢利为目的的民间资本来说, 市场的需求、满足其实现赢利的目的是其进行投资的基本前提。因此, 无收费机制、无资金流入, 并且承担着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等多种功能的纯公共产品, 只能由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财政来承担。

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之下, 众多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特别是“俱乐部”型的农业基础设施为民间资本的进入提供了可能, 但国家应承担起对民间资本投资的监督和管理责任, 以维护市场正常秩序, 避免形成垄断格局, 损害消费者利益。至于优效型准公共产品, 就需要政府对其经营提供政策优惠、融资贴息和税收优惠等相应措施。

具有私人产品性质的农业基础设施, 因其投资者拥有完全产权, 并能够享受到投资带来的全部受益, 自然成为民间资本充分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考虑到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低利润性, 政府理应对投资经营者在经营税收等方面提供优惠。

四、民间资本投资领域的弹性特点

民间资本投资领域具有不确定性, 这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理解。

(一) 对国家职能认识的变化

从大卫·休谟, 到亚当·斯密, 再到约韩·穆勒, 都从政府职能的角度提出了公共产品应由政府供给的思想。但之后的公共产品理论则认为, 国家可以将很多准公共产品供给的任务让渡给私营部门。一个国家在不同时代受不同经济理论的影响, 将推行不同的公共制度政策、提供范围各异的公共产品, 同时, 受制于国家的发展程度、政治、经济制度, 同一时期不同国家投资公共产品的范围也相去甚远。由此可见, 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具有不确定性, 并引致了民间资本投资范围的不确定性。显然, 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越大, 对民间资本投资的挤出效应就越强。

(二) 科学技术发展使公共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降低

戈丁 (K.D.Goldin) 在《平等机会和选择性机会》一文中指出, 若公共产品不能通过市场手段被充分地提供给消费者, 那是因为把不付费者排除在外的技术还没有产生或在经济上不可行。如果公共产品本身的生产技术水平得到改进和创新, 那么, 就可以使对公共产品的生产变为对私有产品的生产。生产技术条件不断改善, 使得通过价格排他以减少拥挤成为可能, 一些基础设施可以更多地具有私人产品的性质。从理论上讲, 技术进步将使更多产品向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靠近, 具有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性质的农业基础设施种类将会增多, 这使得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基础设施的范围有扩大的趋势。

(三) 理论和实践差异

一个产品是公共产品, 还是私人产品, 从理论上可以较容易地给出定义, 但现实中, 两者之间并没有十分严格的边界。例如, 在我国, 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 国家逐步推行乡村道路“村村通”工程, 乡村道路这一准公共产品在某些地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纯公共产品。然而, 乡村道路是典型的“俱乐部”类准公共产品, 完全可以通过社区内消费者集资修建, 但事实上, 多数村民宁愿接受国家免费供给的、因地方各级政府对建设资金层层截留而形成的“半拉子”工程, 也不愿意自己掏腰包享受高质量道路消费。一些领域引入民间资本在理论上可行, 在实践中却因为农民的偏好而难以实现。

五、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基础设施的前景

既然民间资本的投资范围具有不确定性, 那么, 民间资本投资农业基础设施的前景如何呢?民间资本的投资范围和国家投资范围是竞争性的, 其投资范围受政府投资的制约。

早期经济学者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约韩·穆勒等提出了公共产品应由政府供给的观点, 强调国家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中的作用。到了福利国家时代, 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又进一步得到加强, 国家不仅提供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设施, 甚至还负担了一些私人产品的供给任务, 民间资本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受到限制。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护政府投资。史密兹指出, 在公共产品供给上, 消费者之间可订立契约, 根据一致性同意原则来供给公共产品, 从而解决“免费搭车”问题。英国威尔斯大学J.Cable (2000) 也主张对基础设施产业进行大面积私有化, 通过产权变更方式来摆脱政府垄断经营的低效性, 最后对少量的公共部门实施公私合营。世界银行专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调研后, 提出要把市场、竞争、私人部门、商业化原则等因素引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从供给机制看, 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既互为补充、又互相替代, 在政府资金有限条件下, 通过市场机制引导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将会使民间资源得到高效、合理配置, 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极大改善。随着国家财富逐步增强, 更多准公共产品将由政府提供, 但政府投资效率、管理能力必须随国家财力增长而得到增强, 否则不如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 将众多公共产品供给任务让渡给民间资本, 通过赋予他们相关权利来承担公共产品供给, 以提高投资效率, 节约社会资本, 因此, 未来民间资本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将决定于民间资本投资效率和政府投资效率的博弈。

参考文献

[1]董礼胜, 等.中国公共物品供给[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7.

[2]黄勇民, 蓝磊.多层次农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经济学分析与政府职能定位[J].乡镇经济, 2006, (3) :17-19.

[3]沈明其.WTO“绿箱”政策与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建设[J].国际经贸探索, 2006, (9) :28-32.

[4]王丽娅.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研究[J].金融与经济, 2007, (1) :32-35.

[5]黄勇民, 李军.多层次农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投融资机制创新研究[J].南方农村, 2005, (6) :17-20.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 篇2

一、中国农业领域对外投资的发展现状

（一）农业领域对外投资活跃，投资额呈迅速增长态势

随着我国农业领域对外贸易的日益频繁，许多知名农企开始在世界各地建立颇具规模的海外农业投资项目，同时对外投资额也呈稳步增长趋势。据投中集团旗下金融数据产品CVSource统计，2015年农业对外投资行业VC/PE融资案例数量共发生30起，融资规模约9.443亿美元，环比增加15.47%。2015年农业对外投资交易案例达到229起，交易规模不断上升，同比增涨了37.51%。另据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0-2014年我国农、林、牧、渔业对外投资净额从53398万美元增长到203543万美元，增幅为73.7%。截止到2015年，我国农业领域对外投资额达71.79亿美元，占全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0.9%，持稳步增长趋势。

（二）中国农业领域对外投资的区域逐渐扩大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逐渐成为农业对外投资大国。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0年到2015年，我国农业对外投资的国家从32个增长到93个，合作企业增加到750多家。同时，投资区域也在不断扩大，如在拉丁美洲、俄罗斯等地建立了大豆、粮食等生产基地；在中亚以及东南亚等地开发了天然油棕、剑麻、橡胶、木薯等稀缺性农产品的种植。并与60多个农业领域的投资合作组织建立起联系，这些工作组主要分布在东盟、非洲、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等地区和国家。此外，在“一带一路”的影响下，我国农业领域在新兴市场的对外投资也在不断拓展，如欧盟、蒙古国和东盟等。截止到目前，中国农业领域对外投资的区域从之前的以非洲为主，逐渐发展为与世界上52%的国家和地区都有农业投资合作，进而逐渐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

（三）我国农业对外投资方式向多元化发展

我国农业对外投资前期，投资方式以单一的政府间合作和资源开发为主。当前农业对外投资方式趋于多元化，发展以半合作、半市场化的农业对外投资和政府间的合作方式开展。例如，技术援助、渔业开发、水稻栽培、生产劳务合作和租赁土地等。其中，对非洲国家农业投资以技术援助、渔业开发和水稻栽培为主。据东方网显示，中垦集团在非洲开发了6个农业项目，其中采用技术援助的项目为3项，水稻栽培的项目为1项，渔业开发的项目为2项，总值共计3800万美元。另外，对俄罗斯的农业投资合作，以生产劳务合作、租赁土地、买地等方式为主。据中新网显示，2014年中国与俄罗斯奔萨州政府签订了农业领域对外投资协议——“关于开展农业合作的协议”。协议中规定中方以生产劳务合作、租赁土地等方式对俄罗斯的农业进行投资，并加强农产品加工等领域的投入。

（四）海外并购逐步增多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企对外投资升温，海外并购已成为我国农业领域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并且规模不断扩大。据2015年农业并购分析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农业并购活动从2012年以来加速增长，在2012年—2014年，农业对外并购数量分别为13、25、57桩，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其中，养殖和饲料行业发生的并购占总量的50%以上，农产加工、渔业、种植业的并购占总量的23%。另据投中集团旗下金融数据产品CVSource统计显示，2015年农业领域并购市场完成交易案例数量有125起，环比增加68.92%。此外，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中粮集团以15亿美元收购新加坡来宝公司51%的股权，又以12.9亿美元收购荷兰尼德拉公司51%股权项目。这两个项目是截至到目前为止中国农业领域对外投资最大的并购。随着中国农企实力壮大和海外并购的经验累积，总体来看，中国农业领域海外并购逐步增多，成效显著提升。

二、中国农业领域对外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农业对外投资国际占比低，跨国经营规模小

当前，发达国家农企产业化、技术化和机械化程度都比较高，在农业领域对外投资的很多环节已经实现了跨国经营。如全球90%的烟草贸易属于菲莫等7家跨国公司范围；当今世界粮食贸易的8层以上都被四大跨国粮商所掌控，即嘉吉、ADM、邦奇和路易达孚；全球性种子产业被美国孟山都集团、德国的KWS种业集团和法国马格兰种业集团等企业所垄断，这几家大的种子集团占了世界种子行业贸易额的73%以上的份额。然而，我国农业领域对外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企业规模普遍偏小。据新华网显示，2015年我国超过1亿美元的农企对外投资仅占总投资额的8%，而500万美元以下的占到了总投资额的68%。由此可见，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对外投资国际占比较低，经营规模偏小。

（二）融资贷款不到位，制约了农企海外投资发展

市场前期开发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资金支持不到位限制了我国农业对外投资的发展。而国外资金制度比较完善，如韩、美、欧等国家对农企海外投资设立了激励专项体系和资金。而我国对农业海外投资既没有设立专项资金，也没有国家补贴政策。因此，国家支持力度的不健全，资金投入的严重滞后等原因，制约了我国农业对外投资的迅速发展。据新华网新闻显示，我国与越南签署的农业对外投资综合建设项目，由于资金短缺、配套设施跟不上，核心科技人员不足等原因，5家进驻企业中4家无法经营下去而离开。另据新闻网显示，发达国家财政投入到农业对外投资领域的资金占总投资额的30%-50%，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10%-20%，而我国平均只有7%。这就加大了农企在对外投资时需要承担的风险和压力，提高了成本，对我国农企海外投资长期发展不利。

（三）技术含量较低，限制了农业深度加工的发展

我国农业对外投资集中在附加值不高、技术含量较低的层面，还没形成以技术与投资为一体的农产品供应链。目前我国以初级产品加工、合作经营和资源开发为主要。跨国并购、深度加工、高科技生产等方面的经营投资较少，产业化经营程度不高。据中国农业网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到阿根廷投资15亿美元，其中以初级产品加工和资源开发为主，如种植大豆、开发耕地、培育玉米等。湖北省农垦局与中谷非洲有限公司联合在莫桑比克加扎省市郊种植棉花、水稻和大豆等农作物，其中初级加工、资源开发类的产品占总投资量的69%，而通过深度加工和使用高科技生产的农作物只占19%。另据中国信息网显示，美国在农业对外投资中多以深度加工和高科技术农业为主，占总投资额的89%，而我国在农业深加工领域的投入只占23%。因此，我国农业对外投资应逐步向深加工、高科技发展，摒弃以往的低效率、高耗能的初级农业加工。

（四）信息公开程度低，政府与企业间信息协同较差

我国政府部门、科研单位等机构所掌握的农业对外投资类信息并不少，但是信息碎片化，公开程度低，企业获取难度较大等原因，导致我国农企在海外投资中难以收集到足够的信息，导致我国一些农业海外投资企业被迫放弃在国外投资。据新华网显示，中国对南非农业投资项目，前期企业在当地投入了36万元，但因对当地人文环境，社会制度和政策法规的不了解，盲目投资，使资金亏损80%，对企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2014年中粮旗下子公司在巴西的投资项目，因我国政府与企业之间对接不畅，信息获取难度大，对投资国的信息公开程度低等原因，投资项目前期亏损58.6%。而据环球投资网显示，美国在南非的农业投资项目前期投资计划只是围绕在初级加工领域，但是在通过信息服务的帮助下，农业投资从初级加工发展为深度加工，提高了农企海外投资的积极性。由此可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积极对接政府与企业的信息协同，对我国农业对外投资有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农业领域对外投资的完善途径

（一）提高重点领域科技经费投入，创立世界级品牌

提升我国农企海外投资竞争力，可以从两个方面实施：一方面，加大农业对外投资重点领域的科研经费投入力度，深化科技交流，加强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增强科研院所与农业部门之间的合作，搭建农业科技合作平台。健全技术输出管理制度，不断提升我国农业在海外投资的实际应用。明确技术输出领域，运用成熟的新兴技术积极出口。另一方面，创立世界级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通过提升农业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提高科技水平，增强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开展创新实践。支持农企自主兼并、鼓励建构战略联盟，推进农业组织资源整合，重点扶持农业对外龙头企业。提升科技资金投入。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对行业核心机密采取法律保护，积极提升我国农企对外投资的竞争力。

（二）对农业海外投资提供税收优惠，积极鼓励扩大投资范围

发达国家为鼓励农业领域海外投资，在所得税和农产品返销关税方面实行补助政策。我国也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税收方面出台税收延付、税收抵免和税收豁免相关补助，并鼓励农企海外投资。其中，为出口的生产资料、设备应该提供关便利，减免不必要的税费。对缴纳了所得税的，在本国纳税额中予以抵扣，避免双重纳税。对供需缺口大的农产品返销国内时，免征进口税费。另外，对跨国农企在征税协定的国家已缴纳的法人税、所得税时在国内应以减免。针对我国不同省份的农业领域对外投资项目，国家按比例对各个企业征收不同的增值税和所得税。对于我国农产品资源开发战略性跨国农企，减少所得税缴纳比例方面的补助政策。

（三）加强农业对外金融支持力度，积极建立政策补贴体系

为缓解农企海外投资前期高昂的市场开发成本，我国应对农业涉外项目建立金融支持与政策补贴体系。体系中应建立输出银行、海外投资公司为我国农企提供股权融资和贷款。设立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建设基金，支持与投资计划有关的可行性调查、企业对外投资亏损、市场开拓前期费用和农产品资源回运费等。同时，通过专项基金补贴政策，鼓励农企开拓国际市场。在农业对外开发、供应链建设、产品促销体系建设等给予补贴。在发生突发性农作物灾害、反倾销应诉、贸易摩擦等应该对农企实施援助。对在国外加工农产品的企业和建立生产基地的公司给予优惠待遇。另外，可以借鉴美国农业补贴方面的措施，如灾害补贴、货款差额补贴、直接收入补贴、反周期补贴、资源保育补贴和农产品贸易补贴等措施。美国的农业补贴呈现出提高农补水平、调整补贴方式、扩大补贴范围、补贴分布相对集中的特点。从而对国家农企海外投资进行政策导向机制，加强补贴体系的建设，降低企业独自面对国际市场的风险和压力。

（四）建立农业对外投资保险制度，降低农企海外投资风险

投资农业装备领域的好时代 篇3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人们对食品结构要求越来越高, 同时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不断加剧, 耕地越来越紧张, 也让大量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 这也使得我们的人工成本大大提高。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 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农业耕作面积逐渐变小, 同时提高农业耕作管理水平, 提高单产, 以保持原有的农产品供应量。以马铃薯为例, 我国几年前的统计数据显示, 全国平均每公顷产量大约16吨, 现在每年的产量都在提高, 未来的方向正是希望能通过使用良好的机械设备和田间管理技术达到欧洲每公顷50吨产量甚至更高的水平, 这样才是农业良性发展的途径。另一方面, 我国最近几年食品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前不久我一回国就有人警告我:到外面的餐馆吃饭要小心, 当心地沟油!面对极具战略投资意义的食品及农业资源, 面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挑战, 潜力大家都认识到了, 那么投资机会在哪里呢?

农业具有生产周期较长、易受天气以及自然灾害影响等特征, 所以管理对自然条件有着很强依赖性的农业产业更是如此。然而, 我国大多农业企业管理水平并不高, 除了缺少必要的资金设备, 经营者还较缺乏营销意识和品牌意识。这有其客观原因, 因为大多数农业企业地处偏僻, 难以吸引优秀的人才加入。德国很多中小企业同样也有地域局限性, 但是德国毕竟不大, 而且德国的高速公路又能开快车上下班。此外大部分国内公司没有定价权, 没有转嫁成本的能力。加上农产品加工增值链短、附加值低, 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农业企业的盈利水平和农民的收入上升。而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农业融资能力差, 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更别提农民了。

农业作为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 如今国家对其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比如大量的农村基础设施投入, 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补贴等。农业结构开始向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方向发展。许多国外企业现在也希望能开拓中国市场, 我很多外国朋友问过应该如何在中国建立正确的市场发展战略, 如何找到正确合适的合作伙伴———相对这样双边的需求, 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契机, 大力发展我们的农业产业, 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栽培管理技术, 包括整个农产品产业链的耕作、运输、包装、保鲜、储藏、加工等技术。同样, 在农业种植、畜牧生产以及其加工处理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机械也可以是将来发展投资的重要方向, 农机化发展进程蕴藏着巨大的市场空间。那些拥有独特资源的公司, 那些在食品消费升级过程中受益的公司可能会有与国外企业合作的好机会, 并能拥有可以看好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 篇4

一、BT建设模式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应用

1.BT建设模式特征。近年来BT建设模式愈发广泛地应用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例如北京地铁奥运支线工程、深圳地铁五号线工程、佛山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BT建设模式是由政府或其授权单位作为BT项目发起人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项目投资人并与其签署相关协议, 并由该投资人根据招投标要求组建项目公司承担投资、融资和建设, 项目竣工后移交并向BT项目发起人分期收回对价的一种项目融资建设模式。每个项目中BT建设模式具体运作不尽相同, 但它们具备一些共同优点和特征。一是有效缓解公益性项目建设的财政压力;二是市场化运作方式有助于提升建设效率;三是合同法律关系复杂, 考验业主协调能力。

2.BT模式潜在投资建设风险。由于BT建设模式下项目投资额巨大、技术复杂、建设和资金回收时间较长等特点, 致使项目运作过程中带有一定的经济技术风险。众多专家和学者对BT建设模式风险识别分类和风险防范做出系列专题研究, 周磊和周正康对BT建设模式项目运营中风险进行了分析, 按照风险分摊原则提出了预防和控制措施 (1) 。王耀辉和马荣国在构建BT项目融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提出模糊综合评价分析模型法以衡量BT项目融资风险。 (2)

作为宁波杭州湾新区基础设施BT+产业基金模式的发起人, 基于BT项目发起人或业主的视角更为关注BT项目投资人的投资能力和工程管理能力风险。在大型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 仅仅依靠BT项目投资人自有资金难以保障项目如期建设的巨额资金投入, BT项目投资人往往通过银行贷款等再融资推进项目建设, 项目投资人的再融资能力成为项目成败的关键影响因素, 融资能力不足不仅会导致项目投资人资金链紧张, 甚至会导致BT建设项目搁置并抑制项目公益性社会效益的发挥。在项目管理能力方面, 虽然BT项目业主的投融资和施工建设工作转移至BT项目投资人, 但为了防止BT模式下项目投资人及其他参与单位在建设中以次充好降低工程质量, 还必须对项目建设实施严格的流程监管, 以防范工程质量领域风险。正是鉴于BT建设项目投资人存在的上述风险点, 在杭州湾新区项目招投标设计时业主方创新性提出引入产业投资基金, 在拓宽建设资金来源的同时, 利用产业基金的专业性以防范BT建设项目投资人引发的风险。

二、基础设施产业基金参与BT建设的必要性

(一) 基础设施产业基金概况及国内外运行经验

产业投资基金是投资基金和产业投资的有机融合体, 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是产业投资基金与城市基础设施融资、建设、经营相融合的一种资本运营模式和金融制度创新。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 实现吸纳和集聚民间资本和社会资金, 引导民资进入具有一定的垄断性质的城市基础设施领域, 并通过股权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公司, 并在合适的时机通过各类退出方式实现资本增值收益。

20世纪70年代起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始探索发展基础设施产业基金, 进一步降低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 使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更大效益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积极尝试和探索产业基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2009年光大控股与澳大利亚麦格理银行共同组建光大麦格理基础设施产业基金, 2012年3月全国工商联发起城市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 都是借助基金平台引导民间资本和社会资金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二) 杭州湾新区BT+产业投资基金模式构建

1. 杭州湾模式发起设立背景。

(1) 最大限度破解工期约束。宁波杭州湾新区基础设施BT项目直接服务于上海大众汽车浙江宁波基地及其周边零部件配套企业, 项目必须在上海大众汽车浙江宁波基地量产前投入使用。采用传统BT建设模式由于涉及到项目投资人向银行金融机构再融资需求, 银行要进行BT项目公司信用等级评定和授信调查、审查、落实抵押担保等措施致使融资流程相对较长, 难以在时效上满足项目建设需要。引入产业投资基金作为项目公司资金来源有利于加快融资进程, 满足项目建设的时间紧、任务重的要求。

(2) 缓解财政时序错配压力。从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对比看, 无论是全部基础设施投资、还是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速度, 都大大高于同期GDP的名义增长速度。 (3) 杭州湾新区亦不例外, 随着近年来一系列道路、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加大, 短期内新区财政面临着暂时性建设资金短缺, 借助BT+产业投资基金的创新模式, 合理疏导富庶的江浙民间资本和社会资金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缓解新区财政资金需求与盈余的时间错配产生的财政紧张局面。

(3) 突破传统银行债权融资压力。受宏观经济、金融政策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收紧影响, 借助产业基金渠道引导民间资本和社会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不仅有利于产业基金的稳定经营, 而且能够在银行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之间有效建立防火墙和隔离带, 突破了银监会清理和限制政府融资平台贷款的政策约束。BT+产业基金的创新模式秉承基金股权投资特性并有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优势, BT项目发起人、投资人和项目公司均无需提供任何融资抵押担保措施, 亦无需杭州湾新区提供财政兜底承诺。

2. 杭州湾模式运营结构设计。

杭州湾新区基础设施BT+产业基金模式中基金总规模35亿元, 第一阶段总认缴出资额8.3亿元, 首期认缴出资1.6亿元, 产业基金以有限合伙企业的形式发起设立并构建项目资金池。BT项目发起人按照基金规模20%的比例出资, BT项目发起人发起并参与产业基金运作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示范作用, 保持政府必要的调控能力。其余绝大部分资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由江浙地区民间资本和社会资金出资, 并由专业基金管理公司作为基金执行合伙人负责基金运作管理。

杭州湾新区基础设施产业基金投资并控股BT项目公司, 项目公司可向银行申请市场化再融资进一步放大财务杠杆。通过BT+产业基金的创新模式优化设计可以有效控制地方政府信用额度超额投放, 突破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限制并有效降低信用风险。BT项目发起人以项目业主和产业基金投资人的双重身份全流程参与项目建设, 有效强化项目资金运用和工程建设方面的监督管理。

三、杭州湾新区BT+产业基金模式的创新与特色

1.开放滚动的产业基金设立模式。杭州湾新区BT+产业基金创新模式不同于传统的银行项目贷款的贷款额度固定、贷款期限固定、资金使用固定, 它以基金规模可滚动发展、投资方可中途增加、基金投向不局限于单个项目的多重滚动方式令人耳目一新。首先, 基金可以视项目情况调整规模实施滚动发展, 历经多个阶段分层次梯度发行募集, 最终规模可达35亿元。其次, 基金投资方可中途加入或退出, 根据项目投资和资金募集情况各投资方可分阶段追加或减少对基金的出资额, 各投资人按照其实缴出资时间参与基金投资项目的收益分配。再次, 基金不局限于单个项目或特定项目, 在投资期限内可参与杭州湾新区内新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 实现基金的多重滚动开发。

2.产业投资基金控股BT项目公司。杭州湾新区BT+产业基金创新模式以集中投资绝对控股的投资策略区别于传统私募股权基金分散投资参股为主的投资范式, 通过产业基金投资控股BT建设项目公司, 能够避免作为小股东所承受的信息不对称、无法控制分配政策等风险。同时充分发挥基金管理人专业稳定的基金运营管理能力, 在同等竞争条件下通过创新模式使投资更加公开、公正、透明以及更加市场化, 有利于进一步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和BT建设商务成本, 并且杜绝政府直接投融资引发的财政资金运作效率不足及相关道德风险,

3.基金和BT项目同步双重管理。在传统BT模式的理念下, BT工程竣工移交给相关单位之前, BT项目承办人对BT工程具有绝对的控制权, BT项目发起人对项目的控制较弱。 (4) 杭州湾新区模式中项目业主以BT项目发起人和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投资人双重身份参与整个项目全程运作, 并具有项目设计、监理单位委托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另外, 产业基金执行合伙人在管理基金的同时直接管理BT工程建设, 完全的市场化机制在投资管理、概预算、项目管理、资金支付、工程技术方面发挥了第三方监管作用, 弥补了传统BT模式单一监管的不足, 使之有利于寻求项目成本、时间、资源和质量四要素的最优均衡。

4.借助民资拓展建设资金来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一定的垄断性且需要专业管理, 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进入这一领域门槛极高, 普通投资者难以分享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基础设施高速增长带来的收益。杭州湾新区BT+产业基金创新模式使广大闲散投资者能够通过基金渠道参与具有稳定和较好收益的基础设施投资, 并通过股权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公司, 结合项目公司的再融资可实现财政资金10余倍的财务杠杆放大作用。通过BT+产业基金创新模式在疏导民间资本同时有效探索国资和民资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协同联合, 促进了城市建设和社会的公平分配。

四、杭州湾模式的继续探索及应用前景

1.拓展产业基金上市退出模式。杭州湾新区BT+产业基金创新模式采用传统回购的退出方式, 产业基金作为BT项目公司股东分享红利, 退出方式较为狭窄, 盈利模式简单。基础设施的投资一般很难在短期获得巨额回报, 而必须通过长期的建设和专业的管理逐步实现投资回报。 (5) 本着长期持有并运营产业基金的角度考虑, 为了满足投资者对基金流动性的需求, 可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在基金设立一段时间后将基础设施产业基金本身上市而非建设项目上市, 从而为基金投资者拓宽退出渠道并实现盈利机会, 另一方面公开市场的开放性极大程度上拓展了项目的资金筹措能力。

2.BT回购成本的合理设置。BT项目回购价款和回购策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项目发起人的融资成本。融资成本首先体现在项目发起人对BT项目的回购价格与BT项目实际造价间的差额部分, 其次为项目发起人支付的BT投资期和建设期的利息费用。在BT项目的招标和商务谈判阶段, 原则上应以批准的项目概算下浮一定比例报政府批准后作为工程招标控制价, 在业主给予项目投资人投资收益固定回报的利息费用时, 应重点预测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年浮动趋势与宏观经济趋势, 并与投资方谈判商定。 (6)

3.融资租赁继续盘活固定资产。融资租赁作为一种现代投融资方式, 能够通过融物的方式实现融资目的, 拓宽承租人的融资渠道, 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提供了又一新方向。对于杭州湾新区BT+产业基金创新模式建成并回购的基础设施可以探索售后回租的方式, 采用融资租赁能够盘活已投入的固定资产, 有效释放政府前期投入的财政资金, 并且用于固定资产的再投资。通过融资租赁放大政府的投资规模和投资乘数效应, 将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 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7)

同比传统模式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杭州湾新区BT+产业基金创新模式仅在成本控制方面的比较优势已初现端倪, 随着项目滚动开发基金二期、三期成本领先优势将得以进一步巩固。杭州湾模式推动了宁波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体制创新改革, 实现了政府、企业、银行、民间资本和社会资金多方受益、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有利于形成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高效运作和可持续来源, 为杭州湾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全新思路并具有在更大范围内推广的现实意义。

摘要：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是以促进城市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为目的的金融创新产品和资本运营模式, 它对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财政收支结构、提高资金利用和资源配置效率起到积极的作用。文章基于杭州湾新区实际, 实证分析BT+产业投资基金模式对拓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疏导民间资本、强化工程监管等方面所发挥的功用, 并对该模式的发展方向和相关治理提出建议。

关键词：基础设施,BT,产业投资基金,模式

注释

1周磊, 周正康.市政项目的BT融资风险的防范和控制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 2004 (9) :108-109

2王耀辉, 马荣国.基础设施建设BT项目融资风险模糊评价[J].交通运输工程学报, 2009 (9) :103-107

3刘勇.中国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债务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2

4陈湘生, 容建华等.BT模式在深圳地铁5号线工程中的应用与创新[J].铁道建筑, 2012 (3) :P135-138

5蔡志洲, 何小峰.澳大利亚产业基金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J].经济导刊, 2007 (5) :50-53

6严玲, 赵华, 杨苓刚.BT建设模式下回购总价的确定及控制策略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 2009 (12) :75-81

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 篇5

农业增长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二是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农业生产中的基本生产要素包括耕地、机械、劳动力和化肥等。这些投入的作用是直接的、快速的,但是投入增加是有一定限度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制约,要素投入的增加会导致农业增长的代价越来越高。

农村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农田水利灌溉、农村电力、农业科研、农村教育、农村交通、农村医疗卫生等方面。与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作用性质不同,对于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作用是间接的和较为缓慢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其作用的可持续性。由于公共基础设施具有典型的技术不可分性、低排他性、不可贸易性以及较长的寿命[1],因此,农田水利灌溉、农村电力、农业科研等公共基础设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要依靠政府的公共投资来提供。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例如,Liang通过双对数模型对战前中国农村的交通发展和农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发现,农村道路建设能够缩短农户与市场之间的距离,减少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降低人流和物流的成本,从而促进农业增长。农村交通条件的改善能够扩大市场半径,使得农业生产者更容易进入市场,诱使农户更多地使用商品性投入,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生产[2]。Jacoby在对发展中国家——尼泊尔的农村研究中发现,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在农村发展中起着核心作用,它能够降低农户到市场之间的交通成本,而且农户也能更方便地享受到教育和健康基础设施[3]。Yang则运用中国不同经济背景的六个省份(江苏、辽宁、河北、河南、山西、新疆)的农村数据,分析了农村电力部门公共投资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将农村电网公共投资对于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效应分为资本注入效应和电力供给效应,而农村电力基础设施公共投资能够通过这两种效应显著地促进农业增长[4]。

分析发现,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研究基础设施的某种具体的公共投资,那么对于中国现阶段而言,多种具体的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我们将利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具体分析,加以验证和发展。

二、分析框架和模型

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对于农业增长的影响是在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同时发生的,因而我们需要建立多元模型来分析各种农业生产要素、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和农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多数的研究是分析某一种类基础设施与农业增长的关系,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考察多种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对农业增长的作用。根据理论假设,农业增长除了要依靠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之外,还必须要辅以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农田水利灌溉投资、农村电力投资、农业科研投资、农村教育投资等(见表1)。诚然,农村基础设施不仅仅包括这里列出的四种,还包括极为重要的农村交通投资和农村医疗卫生投资等方面。但是由于农村道路和城市道路并未在统计年鉴中加以分离,且省级数据缺乏;农村医疗卫生投资的数据搜集困难等原因,未能将这两种公共投资纳入模型。在运用生产函数模型分析时,将各类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通过农业产出效率提高对产出的贡献区分出来,定量地分析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对农业产出贡献的大小。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根据理论模型的要求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所用统计指标包括农业生产总值(Y);土地投入(TD);农业机械总动力(JX);农业劳动力(LD);化肥施用量(HF);农田水利灌溉投资(GG);农村电力投资(DL);农业科研投资(KY);农村教育投资(JY)。各变量的定义参见表1,据此建立的理论模型方程如下:

因为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有关系,且能消除模型中的趋势因素的影响和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故对上述各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此外,考虑到模型估计的需要,本研究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进行估计,于是方程(1)转换为具体的实证模型如下:

在方程(2)中,μ表示误差项,β表示待估参数。在具体估计过程中所采用方法如下:

第一,对解释变量仅为常规生产要素投入时(即β5=β6=β7=β8=0)的方程(3)进行估计:

第二,对解释变量同时考虑常规生产要素投入和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时的方程(2)进行估计;

第三,对两次模型得到的结果加以比较分析。由于模型使用的是“双对数”函数形式,所以估计系数就是方程中对应解释变量的农业产出弹性。

三、数据和模型估计结果

本研究主要运用1994—2009年期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香港、澳门、台湾除外)的面板数据分析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与农业增长之间的关系。由于重庆在1998年才设为直辖市,为了保持数据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我们在研究样本中将重庆市的数据合并到四川省对应年份的数据中;由于西藏的数据严重缺失,在数据样本中未予选取,最终我们使用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1994—2009年共16年间的面板数据,即每个变量的样本点有464个。

(一)数据

1.农业生产总值。该数据取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并利用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得到(按照1994年不变价格)。

2.土地投入。各地区的耕地面积数据来自各省份相应年度的统计年鉴,但是有较多省份缺失,而且只有在进行中国农业普查的年份才有耕地面积的详细数据,其他年份都是估算值,甚至多年数值不变,所以本文选取1994—2009年省级统计年鉴中的“农作物播种面积”表示土地投入,单位是千公顷。

3.农业机械总动力。表示农业机械投入的机械总动力数据较为完整,直接来自于各省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

4.农业劳动力。从事农业的劳动生产要素的人数使用“农林牧渔业从业人数”指标表示,也即“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单位是万人,取自1994—2009年省级统计年鉴。

5.化肥施用量。考虑到化肥种类的多样性,各省份的历年化肥施用量统一使用“折纯量”表示,单位是万吨。其中,1994—2004年数据取自《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2005—2009年数据取自相应年份的各省统计年鉴。

6.农田水利灌溉投资。省级的灌溉投资是指政府用于建设水库、排灌系统、防汛抗旱系统及其维护的财政支出。然而国家在《中国水资源年鉴》中公布的省级数据不完备,故本研究选取“有效灌溉面积”作为替代变量,数据取自1994—2009年省级统计年鉴,单位是千公顷。

7.农村电力投资。采用“农村用电量”(包括生产用电和生活用电)表示国家对农业电力的投资支出,数据取自1994—2009年省级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单位是亿千瓦时。

8.农业科研投资。农业科研公共投资纳入国家科学技术财政预算。农业科研投资来自于不同的政府部门。由国家各级科学技术委员会给对应科研机构发放事业费。科研机构将这部分经费主要用于支付科研人员的工资、福利及管理费用。项目经费主要来自于其他渠道,如农业部、科研基金以及国际资助等,商业性活动收入(开发收入)近年来也成为科研机构的重要收入来源,但本文的科研投资只包括直接用于农业科研的政府支出。运用1994—2009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R&D机构科技活动经费筹集”中的“政府资金”乘以“政府资金投入到农林牧渔业的比例”得到,单位是万元,并按1994年不变价格进行调整。

9.农村教育投资。本研究运用1994—2009年的《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地方农村初级中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表示国家对于农村教育的支出,单位为元,并调整为1994年不变价格。

(二)模型估计结果和讨论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两个模型估计的整体拟合优度较好,调整后的R2分别达到了0.975和0.988。大部分变量系数与预期相一致,绝大部分参数估计达到了统计显著水平,说明该模型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的一般规律。两个模型的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都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即都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表2是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仅为常规生产要素投入(土地、机械、劳动力、化肥)时的固定效应模型——方程(3)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常规生产要素投入的回归系数都在统计意义上高度显著,且显著性水平达到了1%。

数据来源:通过Eviews 6.0计量软件分析得到。

第一,土地和劳动力投入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值,分别是-0.585和-0.398。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土地和劳动力投入的估计系数为负,绝非表明这两种常规生产要素投入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是反向的。对于土地投入变量的估计系数为负,主要是由于在1994—2009年期间,农用耕地被占用的现象比较严重,再加上政府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政策颇具成效,导致大多数省份的土地资源呈现严重递减的态势。而劳动力投入变量的系数也为负,则是因为在观察期(1994—2009年)内的十几年间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高峰期,但是由于农业经营制度变革、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增多、农业技术进步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原因,农业总产值仍稳步提升。

第二,机械和化肥投入变量的估计系数则为正,分别为0.938和0.271。这表明农业机械的不断加大投入、农业化肥施用量的增多都对农业产出的增加具有较明显的正面影响。由模型估计结果还可以看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机械的产出弹性最大,即农业机械投入每增加1%,农业产出增加0.938%。换言之,农业机械投入是中国农业生产增长很有力的推动因素。

第三,在各省市固定效应(截距项)的估计中,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的固定效应为负值,很可能与这三个直辖市的第一产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不占主导地位有关。此外,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海南、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省份的固定效应也为负,这个结果与这些省份的农业经济发展较其他省份落后有很大关系。除上述之外的其他省份的固定效应皆为正值,这与它们是农业大省和农业经济增长较快也是相一致的。

表3是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同时考虑常规生产要素投入和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时的固定效应模型——方程(2)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机械、化肥、灌溉、电力、科研和教育投入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高度显著;土地和劳动投入变量的估计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数据来源:通过Eviews 6.0计量软件分析得到。

首先,在考虑了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回归模型中,土地、机械、劳动、化肥等传统投入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不变,但数值与未考虑公共投资的基本模型相比大大减少。其中,机械和化肥投入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375和0.148;土地和劳动投入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138和-0.110。由于中国的劳动力较为充足,而土地稀缺,因此我们期望土地的产出弹性大于劳动的产出弹性,这在模型中也得到证实。各变量在符号上的原因和前述大抵相同,且仍然是农业机械投入对中国农业生产的积极影响最大。

其次,常规投入变量的估计系数数值的大幅度下降,原因在于灌溉(GG)、电力(DL)、科研(KY)和教育(JY)四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对农业增长的作用被分离了出来。换言之,只考虑常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基本模型方程(3)可能存在偏误,必须要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对农业产值的重要影响。

再次,从新加入模型的灌溉、电力、科研和教育四种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估计系数来看,都为正值且均为高度显著,分别为0.056、0.176、0.085和0.257。这一结果表明,灌溉等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在农业生产增长中发挥了积极的正面作用。其中,灌溉公共投资(可被视为一种“增加土地型”的技术)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这一结果和Hayami&Ruttan的“诱致型创新假定”[5]也是一致的。而农村教育公共投资的系数为正,这一结果不同于汪小勤等的研究结论即“教育投资和人均农业产值之间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6]。原因有以下几种:一是他们所使用的教育投资是“功能性的财政支出的社会文教费”,并没有区分城市教育投资和农村教育投资,而本研究则采用的是“地方农村初级中学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中的国家支出,较之更为合理;二是他们所采用的是1978—200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而本文则选取的是1994—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数据类型和时间周期上的差异都可能会导致结论上的不同,诚然,这尚待后续研究的验证;三是他们所得出结论的原因之一是“在城乡和工农差些及产业间比较利益驱使下,农村有限的人力资本还大量流失,使教育对农业的外溢作用受到严重干扰”,本文认为,随着农村教育投资的增加、农民文化程度的提高,使部分受到较好教育的农民流失,同时也加大了农村土地规模化以及机械化经营的可能,这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力资本部分流失对农业GDP带来的负面影响。

最后,在各省市固定效应(截距项)的估计中,和前述模型的估计结果大致相当: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的固定效应仍然为负值;山西、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也为负值,这和前述结果有少许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省份的农业为非主导产业或农业较不发达,和其他省份相比,固定效应为负也符合事先的预期。但从数值上看,对于固定效应为负的省份,固定效应的绝对值与基本模型的估计结果相比明显下降,也就是说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的增加,直接影响就是这些省份与中东部省份的农业发展差距明显缩小。

四、主要发现和结论

本研究利用1994—2009年的中国农村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双对数模型估计了各种常规生产要素投入和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在促进农业生产方面的投资,例如农田水利灌溉、农业科研、农村教育以及农村电力设施改善等均对促进农业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各种公共投资对农业增长的边际影响存在差异,教育公共投资对农业产出的影响最大。

从区域角度而言,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和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份的农业增长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对直辖市而言,主要是由于非农产业发展较快,农业对直辖市的经济增长贡献日益弱化;对于西部省份而言,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自然条件较为恶劣,农业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再加上国家长期以来向东部倾斜的投资政策对西部不利等因素导致了这些省份的农业增长较为缓慢。直辖市的农业不是主导产业可以理解,那么要实现我们整体经济的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则是势在必行。

基于上述研究,我们建议政府采取如下政策,推动中国农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第一,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中,机械的农业产出弹性最大,可考虑适度加快土地的确权颁证进程,加大农村土地流转力度,为农业机械的合理运用和推广提供前提,进而带动农业产出的增加。

第二,农业科技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耕地面积的下降,但从长远角度和粮食问题的高度来看,必须要加大对耕地的保护力度,杜绝滥占农用耕地现象的发生。

第三,农田水利灌溉、农业科研、农村教育和农村电力等方面的公共投资都能推动农业增长,但由于各项投资的边际影响不同,需要在不同地区有所侧重。从全国范围看,农村教育公共投资对于农业产出的正面影响最大,可重点投资农村教育。

第四,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投资能够缩小西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的农业差距,因此亟需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公共投资力度,推动西部的农业发展,进而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7]。

参考文献

[1]姜涛.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村发展研究述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5):124-129.

[2]Liang,Ernest P.L.Market Accessibility and AgriculturalDevelopment in Prewar China[J.]Economic Development&Cultural Change1,981,30(1):77-105.

[3]Jacoby,H.Access to Markets and the Benefits of RuralRoads[J.]Economic Journal.2000,(110):713-737.

[4]Yang,M.Chinas’Rural Electrific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J.]Energy Policy,2003,(31)2:83-295.

[5]Hayami,Y.&Ruttan,V.Agricultural Development:An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M.]Baltimore,MD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

[6]汪小勤,李金良.教育投资与农业发展关系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4,(4):44-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