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地位获得（精选4篇）
职业地位获得 篇1
一、研究背景
职业流动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 职业地位的获得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也是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中的焦点问题。社会学家认为即使是“求职”这一简单的的经济活动, 也和各种社会因素有着诸多联系。本文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 探究影响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因素, 希望对研究现代社会职业流动、社会分层与流动提供借鉴。
二、文献综述
近20 年来, 有关地位获得的研究已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在20 世纪70 年代, 该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人层面。80 年代后期, 逐步兴起对我国社会流动的大规模型调查研究。自此, 我国掀起了一股有关“地位获得”的研究热潮。
(一) 国外关于地位获得的研究
国外学者在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中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早期, 社会学家将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人因素上, 比如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 其中自致性因素是工业社会中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 不同学术研究背景涌现出诸多极其有价值的理论、模型。
1、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
在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中, 将代际、代内流动看作一个整体, 认为是这二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人实现其社会地位的过程。他们认为, 个人生命周期中的事件是一条有时间顺序的因果链, 而个人地位的实现过程则正是对其的反映。基于此, 布劳和邓肯采用路径分析法, 建构了个人地位实现的基本模型。其结论是:自致个人资源比先赋个人资源在地位获得中拥有更多价值。
2、格兰诺沃特的“弱关系”理论
格兰诺沃特 (Granovetter ) 是以劳动力市场为主要研究领域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发现, 在个人运用其私人网络找工作的过程中, 他们会更经常或更有效地通过弱关系 (即不常交往或不太密切的关系) 而不是强关系来得到与之相配的工作。由于弱关系分布范围广, 因此比强关系更有可能来作为跨越社会界限的桥梁, 为人们提供可利用的信息和资源, 这就是“弱关系力量”假设。由于传播存在距离界限, 在无效的距离界限内, 信息的传播会发生扭曲, 而接受信息方也可能接收不到相关信息。因此他认为, 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是促成劳动力与其职业地位相匹配的关键因素。
(二) 国内关于地位获得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中国社会的职业地位获得模式研究中, 研究成果主要涵盖了三大类: (1) 从个人特征角度, 如教育在职业获得中的作用; (2) 从制度特征角度, 如政党因素、工作单位和户籍制度等在个人职位提升中的影响; (3) 从社会关系网络角度, 在不同经济体制下分析职业地位的获得。
而在地位获得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中, 也主要包括三大类: (1) 以时间为跨度, 从宏观角度分析不同时期的社会特征对社会整体流动所产生的影响。 (2) 从微观角度进行研究, 主要从研究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受到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的影响的强弱性入手。 (3) 针对特定群体进行地位获得与影响因素研究。
林南等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社会资源理论, 认为社会资源是个人职业地位获得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可以概括为三个命题: (1) 社会资源命题, 求职者接近或使用的社会资源越多, 越有机会取得较高地位的职业; (2) 个人资源命题, 即求职者的个人资源越多, 越有机会接近或使用较多的社会资源; (3) 关系强度命题, 即使用弱关系的求职者较之使用强关系的求职者更容易获得较多的社会资源。
三、研究设计
(一) 资料来源与样本概况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2010 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10) ,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此研究中共有数据样本3528 个, 在进行数据分析时, 笔者将问卷中题目回答显示为“不知道”、“不适用”、“拒绝回答”的样本数据进行了缺失值处理, 从而剔除了这些不符合条件的数据样本, 最终用于分析的样本量确定为3237 个。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处理分析, 实证分析了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 采用的模型是regress回归模型。
(二) 因变量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 职业流动日益被关注。职业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 在数据中以risei表示, 分析可知该变量为连续变量。
(三) 自变量
自变量1:性别, 作为一个虚拟变量, 本研究以女性作为参照组进行研究;
自变量2:民族, 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将每个民族都进行考虑不切合实际, 故本研究将民族这一自变量划分为少数民族和汉族两类, 将少数民族作为参照组;
自变量3:宗教信仰, 出于与上述变量同样的考虑, 将该变量分为有宗教信仰和无宗教信仰两类, 有宗教信仰是参照组;
自变量4:受教育年限, 在所得数据所对应的问卷中, 对该项所设置的问题是“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为了便于进行分析比较, 对数据进行处理换算, 成为一个连续型变量:“受教育年限”。换算相对应分别为:未受过教育为受教育年限为0, 私塾为受教育年限为2, 小学为受教育年限为6, 初中为教育年限为9 年, 职高、技校为受教育年限为11, 普通高中、中专为受教育年限为12 年, 大学专科为15 年, 大学本科为16 年, 研究生为20年。
自变量5:婚姻状况, 本研究中将该变量划分为两类:离婚丧偶及同居、已婚。前者为参照组。
自变量6:年龄, 作为连续变量不设参照组。
自变量7:政治面貌, 分为党员与非党员两类, 将后者作为参照组。
自变量8:地区, 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 以东部为参照组。
自变量9:户籍, 划分为两类:农业户口及非农业户口, 其中, 将农业户口、居民户口以及军籍都归为非农业户口, 以农业户口为参照组。
自变量10:父辈的职业地位, 父亲及母亲的职业地位对个体的职业地位也有可能产生一定影响, 故将此也设为自变量。
以上共有11 个自变量, 可以将其划分为三大部分, 从自变量1 至7 为人口学相关因素, 变量8、9 为地区及户籍因素, 最后父亲及母亲的职业地位归为父辈的职业地位一类。在设计模型时, 也根据此分类进行了设计, 模型一中主要包括的是人口学的相关因素, 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添加了户籍与地区这两个因素, 而模型三则是在此基础上再添加了父辈的职业地位情况这一因素。
(四) 回归方程
本文采用的回归方程是:
在该回归方程中, a:截距;b1:性别的回归系数;b2:年龄系数;b3: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b4:政治面貌系数;b5:民族系数;b6:婚姻状况系数;b7:宗教信仰系数;b8:户籍系数;b9:地区系数;b10:父亲职业地位系数;b11:母亲职业地位系数。
回归系数解释:
b>0, 表示X每增加一个单位, Y增加b个单位;
b<0, 表示X每增加一个单位, Y减少b个单位;
b=0, 表示X对Y不形成影响。
四、实证研究
运用模型对各变量进行数据分析, 得到各因素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的显著性, 由此分析各要素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程度。分析表格如下表所示:
(一) 模型一相关因素分析
在模型一中涉及到的都是有关人口学的因素。性别与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相关系数为-1.939, 三个模型横向比较发现系数差别不大, 由此可直接分析模型一, 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男性的职业地位低于女性职业地位1.939 个单位, 也即在控制变量下, 女性的职业地位获得要优于男性。
从上表我们发现, 年龄与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相关系数在前两个模型中均不显著, 但在模型法三中较为显著, 由此可得到结论:年龄与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呈正相关。
受教育年限与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相关系数为1.696, 说明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与受教育程度正相关, 表明受教育年限越长, 其个人职业地位越高, 且相关性较为显著。
政治面貌与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相关系数为7.282, 表明党员身份有助于提升职业地位, 且影响较大。
民族这一变量所对应的数据较为特殊, 其相关系数由0.990变为-0.272, 说明模型二中加入户籍和区域因素后对民族产生了影响, 但是在加入父辈情况后, 也就是在模型三中, 系数又变为0.675, 可以解释为汉族比少数民族的职业地位高, 和模型一是一致的。
婚姻状况与个体职业地位获得的相关系数为-1.991, 可以发现婚姻状况也是影响个体职业获得的重要因素, 婚姻越稳定, 其职业地位越高。
宗教信仰这一自变量与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相关系数为-1.148, 可以解释为有宗教信仰的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要高于没有宗教信仰的个人。其显著性有所削弱, 可能是存在一定交互作用所致。
通过对模型一中人口学相关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到:性别、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是显著的。
(二) 模型二相关因素分析
模型二以模型一为基础, 添加了两个新变量:户籍与地区要素。由表中数据看到, 户籍与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相关系数为7.155, 表明户籍与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显著相关, 且非农业户籍的职业地位获得要显著高于农业户籍群体。再看地区这一要素, 其相关系数为-1.609, 这表明中部以及西部地区的职业地位获得要低于东部地区。
(三) 模型三相关因素分析
在模型一与模型二的基础上, 模型三再次添加了两个新变量, 可以统一归为父辈的职业地位, 包括父亲、母亲的职业地位。从表中数据得到, 父亲的职业地位与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的相关系数为0.105, 也就表明, 父亲的职业地位越高, 则个人的职业地位也受其父辈影响而变高。但是母亲的职业地位与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的相关系数为-0.024, 虽然呈现负相关趋势, 但是影响并不是十分显著。
五、结论
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本研究针对个人职业地位提升的影响因素有了如下总结:
在人类学相关因素分析中, 我们发现性别、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是显著的。其中, 女性的职业地位要高于男性;受教育年限越高, 其职业地位要明显高于年限低的群体;党员群体的职业地位显著高于非党员群体;婚姻状况为已婚或是同居的职业地位也明显高于那些离婚或是丧偶的, 表明婚姻的稳定性对于职业地位的获得也有一定影响;最后是宗教信仰, 有宗教信仰的群体职业地位更高。拥有宗教信仰往往更加自律, 对自身的职业地位也会产生一定影响。针对模型二中新加入的户籍与地域这两个要素, 我们发现户籍与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有着显著的联系。非农业户口群体的职业地位要明显高于农业户口群体。非农业户口居民的生活环境及资源条件具有优势, 为其职业地位的提高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1]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 中国社会科学.2001
[2]翟学伟.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J], 社会学研究.2003 (1)
[3]涂洪波.社会资本与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D], 武汉大学.2004
职业地位获得 篇2
一、理论基础
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关于教育在社会地位获得中所发挥的功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视教育为社会地位生产机制的功能主义理论,和将教育视为社会地位再生产机制的冲突理论。
功能主义认为,教育最重要的功能在于使社会成员获得从事某种职业的技能,社会根据不同技能的重要程度将社会成员置于高低有序的社会分层体系当中。简言之,功能主义认为教育与社会阶层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关系,即教育作为社会地位的生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会结构。人们可能通过教育获取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资格,实现了公平的竞争和优胜劣汰,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
冲突理论,特别是布尔迪厄的理论则认为,教育非但不会改变原有的社会分层结构,实则在通过内化上层阶级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为出身社会上层的成员提供着种种便利,从而复制着现有的社会分层结构。也就是说教育制度本身就是在鼓励出身上层的成员获得更高的教育地位,同时为出身下层的社会成员设置障碍。布尔迪厄指出,“最初的文化资本上的不平等经由学校演绎为某种学业资格,引导着社会空间中特定位置的继承者走向与其前辈相似的社会位置,并拥有适合该位置的一系列社会资源,进而再生产出既存的社会等级制。”按照这一理论,出身下层者向上层的流动就成为了一个愿望和幻想。但布尔迪厄也认识到,教育是“使得一个阶级作为团体可以再生产自身”的,它并不排除个别出身下层者通过教育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的可能,亦无法保证处于较高阶层者的子女都能保住自己原有的社会位置。
二、研究假设
在一个人的教育经历中,高等教育相对于初等和中等教育,对地位获得的影响最大。本文旨在考察高等教育对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有何种影响,以明晰高等教育对于不同出身的学生来说,究竟是起到了地位生产机制的功能还是起到了地位再生产机制的功能。
为了使问题得到简化,本文所研究的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用大学生在毕业后能够得到一份适当的工作作为标准。大学生在接受过高等教育之后能或未能获得某种职业地位,由于有这样的两种可能,我们将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作为一个二分变量,在统计分析时,作为一个虚拟变量来处理。而影响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因素,则是本研究的自变量。影响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因素很多,具体来说,我们可将其区分为“先赋因素”和“自获因素”两个方面。先赋因素指诸多与出身相关的因素,包括三个变量:父亲职业、父亲经济地位、父亲教育程度;自获因素是指与大学生自我努力和经历有关的因素,包括八个自变量:学习成绩、所学专业、获奖情况、英语证书、其他证书、工作经历、担任学生干部经历、政治面貌。通过实证研究,就可以具体分析哪些因素对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更大。
我们在2012 年6 月以多阶段抽样方式选取了哈尔滨市三所大学的152 名大四学生样本,对他们进行了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访问问卷的形式,回收率为98%,有效回收率92%。全部样本中男生86 人,占57%,女生66 人,占43%;其中理工专业学生92 人,文史专业学生60 人;对于调查结果,采用了定量分析方法,通过计算Lambda系数和Logistic分析来说明三个代表先赋因素的自变量,及八个代表自获因素的自变量在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中的具体影响。如果自获因素的影响占有更大的比重,说明调查结果支持教育作为“地位生产机制功能”;如果先赋因素所占的比重理大,则说明在本次调查中,教育更多地体现为“地位再生产机制”。
三、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Lambda系数分析,我们得到表1 的数据。自获性因素和先赋性因素与大学生的职业地位获得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具体来说,在自获性因素中,所学专业和学习成绩与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的相关性最强,Lambda值为别为0.265 和0.212,两者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工作经历、政治面貌、担任学生干部的经历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Lambda值分别为0.153、0.121 和0.102,说明这三项和大学生的职业地位获得也是相关的;获奖、英语证书和其他证书与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因素对于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先赋性因素,父亲职业、父亲经济地位和父亲教育程度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Lambda值分别为0.202、0.215 和0.198,从总体上来说,超过了自获性因素的作用,与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具有更强的相关性。
在利用Lambda系数辨明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性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进行了回归即Logistic分析。从上表的数据中可以发现,对于黑龙江省三所高校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即学生在毕业时能否顺利地获得某种职业,自获性因素与先赋性因素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此进行解释。其中解释力最强的是学生在校期间的“工作经历”、担任“学生干部”、回归分析的结果B值分别分为0.494 、0.376;其次,“父亲经济地位”、“父亲职业”、“父亲教育程度”和回归分析的结果分别为0.356、0.324、0.298;“所学专业”及“政治面貌”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回归分析结果分别为0.203 和0.201;而在校期间“获奖”、获得“英语证书”和“其他证书”的作用并不显著。
经验研究证明,学生在校期间的工作经历和担任学生干部的经历,是近年来在大学生求职中用人单位比较重视的因素,上述能力强的学生获得初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经历。在本研究中,这两方面因素属于自获性变量。此外,所学专业和政治面貌也是学生后天获得的自获性因素。本研究表明,自获性因素对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表明,越是工业化程度高的社会,自获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越强;越是传统的社会,先赋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越强。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另外的趋势,“父亲经济地位”、“父亲职业”、“父亲教育程度”对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在接受了同样的高等教育之后,父辈的先赋优势仍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子代的竞争力。在对学生的访问中,我们的发现也印证了这一点。
四、结论与讨论
在前文的研究假设中,我们认为如果自获因素的影响在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中比重大,则支持教育作为“地位生产机制”的功能主义理论;如果先赋因素所占的比重更大,则支持教育作为“地位再生产机制”的冲突理论。而分析结果呈现了综合的趋势,自获性因素的影响比较明显,这说明教育在对于社会结构的塑造中发挥了生产机制的功能,而在一定程度上,先赋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小视,父辈的优势也会经由教育这一途径传递给子代。
职业地位获得 篇3
关键词：社会地位,获得感,影响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2月习近平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0次会议中提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获得感”成为社会生活中流行的一个热词。这一概念表明对于任何公共政策或改革措施,既要客观上增进群众的利益,也要主观上获得群众的认同。“获得感”一方面反映出近年来我国通过包容性增长促进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政策取向,另一方面也契合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即更加重视社会认同的功能。
“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会得到?”是社会地位研究关注的基本问题[1]。在社会生活中,基于社会分层形成社会地位差异,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人们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所有产生人们角色关系的等级差异反映了某种社会资源的差别[2]。获得感说到底也是人们对社会资源的获取和占有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人们对所获取和占有资源的认同状况,因而获得感与社会地位有契合之处。但获得感也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完全是社会地位的客观反映。正如阶层认同是客观分层和主观建构的共同产物,社会经济地位、生活经历都对主观阶层认同有影响[3]。获得感的提出为社会地位研究提供了新的议题,即在关注客观状况的同时,也要重视人们对客观状况的主观映射。因此,本文把获得感研究置于社会地位研究的学术脉络,主要探讨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如何影响其获得感这一问题。
本文数据来源于“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调查。该调查由上海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组织,调查地点包括上海、吉林、河南、甘肃、云南、广东等6个省(市),调查时间为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调查按照分阶段随机方式进行抽样,最终获得5745个有效样本。本次分析所使用的是城市居民部分,共包括3271个样本。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的分析中,由于个别变量的缺失,总体可能不是3271。
二、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分析
(一)城市居民获得感的描述分析
目前关于获得感测量的专门研究尚未出现。获得感反映了人们在改革与发展中的受益情况,因而获得感可以从其生活的改善情况加以测量。在“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调查中,有一道题目为“最近三年您的生活改善情况属于哪一种?”选项为”有改善,改善程度高于社会上多数人”、“有改善,与社会上多数人差不多”、“有改善,改善程度低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没有改善”、“比以前更糟”。本文以此来衡量城市居民的获得感。
调查显示,认为“有改善,改善程度高于社会上多数人”的被访者占4.87%,认为“有改善,与社会上多数人差不多”的被访者占58.34%,认为“有改善,改善程度低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被访者占16.12%,认为“没有改善”的被访者占16.81%,认为“比以前更糟”的被访者仅占3.86%。由此可见,大多数城市居民认为生活有改善,对近年来生活改善程度较为满意,居民的获得感较高。
对获得感的测量变量,本文分析中近似做了定距变量的处理。为了便于分析说明,对选项反向赋值,依次赋值为5分、4分、3分、2分、1分。得分越高,样本的获得感越高;得分越低,样本的获得感越低。
(二)城市居民获得感的方差分析
本文将从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两个层面,分析社会地位不同的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差异情况。其中,客观社会地位分为客观经济地位和客观阶层地位;主观社会地位分为主观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地位。
客观经济地位。经济地位主要通过收入水平来反映。根据总体年收入的四分位点(0.25、0.5、0.75),把受访者分为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下层。
客观阶层地位。根据职业类型,将受访者分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自雇人员、办事人员和体力劳动者5个阶层[4]。
主观经济地位。主观经济地位是个体对自己在社会上所处经济位置的主观感知和评价[5]。根据受访者对问题“与周围的人相比,您认为当前您家的收入水平大体处于什么层次?”的回答,可将受访者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由于选择上层的样本过少(0.31%),上层的合并到中上层,因而有4个类别(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下层)。
主观阶层地位。主观阶层地位是人们对其所处社会阶层位置的综合性判断。根据受访者对问题“与周围的人相比,您认为当前您家的社会地位大体处于什么层次?”的回答,可将受访者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由于选择上层的样本过少(0.4%),上层的合并到中上层,因而有4个类别(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和下层)。
为了检验不同社会地位,不同阶层受访者获得感是否存在差异,对样本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1。从方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不同社会地位的城市居民获得感有显著差异。
注:*、**、***分别表示在5%、1%和0.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三、社会地位对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社会地位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本文分别构建了客观社会地位、主观社会地位影响获得感的线性回归模型。在模型中把性别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年龄分为35岁以下、35～60岁、60岁以上三组。
(一)城市居民客观社会地位与获得感的回归分析
建立客观社会地位对获得感影响的回归模型,分析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后,客观经济地位和客观阶层地位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结果见表2。
M1为客观经济地位模型。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后,客观经济地位对获得感的影响显著。具体而言,客观经济地位越高,城市居民的获得感越高。M2为客观阶层地位模型。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后,除了技术人员外,自雇人员、办事人员和体力劳动者相对于管理人员,获得感都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比较M1和M2模型发现,客观经济地位对获得感的影响大于客观阶层地位的影响。
(二)城市居民主观社会地位与获得感的回归分析
建立主观社会地位对获得感影响的回归模型,分析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后,主观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地位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
M1为主观经济地位模型。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后,主观经济地位对获得感的影响显著。具体而言,城市居民的主观经济地位越高,其获得感越高。M2为主观阶层地位模型。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后,主观阶层地位对获得感的影响显著。主观阶层地位对获得感的影响也得到支持。
注:a,女性为参照;b,35岁以下为参照;c、d,管理人员为参照。*、**、***分别表示在5%、1%和0.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注:a,女性为参照;b,35岁以下为参照;c、d,下层为参照。*、**、***分别表示在5%、1%和0.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通过比较M1和M2模型发现,与客观社会地位类似,主观经济地位对获得感的影响大于主观阶层地位的影响。但是,主观社会地位模型的决定系数都大于客观社会地位模型,说明主观社会地位对获得感的影响大于客观社会地位的影响。
四、结论
在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中,阶层研究已经开启了阶层意识的研究视域,在日益关注认同的背景下提出“获得感”是顺理成章的。获得感研究可以依托阶层研究的既有学术积累,为阶层研究提供富有想象力的新议题,同时推动地位获得研究走出濒临停滞的境地。本文以社会地位为自变量,以获得感为因变量,分析城市居民社会地位对获得感的影响。
首先,城市居民获得感是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共同的产物。我国正处于利益结构深刻调整的时期,利益结构的变化必然使一部分人获益,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李强曾根据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的获益状况,划分出特殊获益群体、普通获益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6]。居民的获得感正是对利益获得与否的主观认知。即使在客观上是否受益也是相对的,而主观上更是相对其他群体比较后而得出的认知。城市居民获得感的总体特征是,阶层地位和经济地位越高,获得感也越高。社会地位高低代表着对资源(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程度。因此,城市居民的获得感,一方面是对其客观社会地位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对其客观地位的建构性特征。
其次,客观社会地位对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影响有双重路径。已有的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是客观状况与主观认同的统一。正如布迪厄所言,阶层意味着处于相同的位置和相同的生活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似的性情倾向[7]。但是,人们的社会态度与客观社会位置并不直接关联[8]。客观社会地位对居民获得感的影响低于主观社会地位,且主观社会地位本身受到客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尽管受到主观社会地位的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的获得感是建立在客观状况上的,不能脱离其客观的阶层地位和经济地位谈论获得感提升问题。
最后,以包容性社会政策提升城市下层居民的获得感。在探寻社会底层对获得感影响的过程中,本文发现无论是客观社会地位还是主观社会地位,处于下层的居民获得感都是最低的。尽管已有的研究发现,对当前不平等现象最为不满的并不是最弱势的群体[9],但获得感的研究发现社会下层居民确实获得感较低。可能的解释是社会下层的居民接受其获得感不高的现实,未产生不平等的感觉。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总体上已经处于小康社会的城市,以弱势群体为代表的下层居民是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增进这部分群体的切身利益,促进其基本生活状态的改善,无疑有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惟其如此,才能更好地让发展成果惠及民众,增强民众的社会认同感。“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要适应包容性增长模式的转型要求,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社会政策体系。包容性的社会政策要体现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能是“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10]。为此,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一是建设全民保障型国家,推进民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织牢民生保障“安全网”;二是构建普惠型的职业培训体系,重点提升城市困难家庭和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加其向上流动的机会;三是以增加居民收入、缩小分配差距为重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供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注释
1[1]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8.
2[2]彼特·布劳.不平等和异质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69.
3[3]李飞.客观分层与主观建构:城镇居民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J].青年研究,2013(4).
4[4]李路路.再生产的延续: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94.
5[5]胡荣,叶丽玉.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5).
6[6]李强.当前中国社会的四个利益群体[J].学术界,2000(3).
7[7]Pierre Bourdieu.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istence of Group[J].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1987,32.
8[8]翁定军.阶级或阶层意识中的心理因素:公平感和态度倾向[J].社会学研究,2010(1).
9[9]怀默霆.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J].社会学研究,2009(1).
职业地位获得 篇4
一、专业设置紧跟社会“潮流”
目前, 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总规模已经超过1000万, 在校生逾3000万人, 占据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与此同时, 金融危机下职业院校“抢眼”的就业数据也令人惊叹不已。选择职业教育、学得职业技能, 已然成为许多人规划人生的起点。然而, 数据上的“辉煌”并不能掩盖职业教育面临的“窘境”。其中, 专业设置滞后于社会发展, 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专业学习与现实需求脱节, 致使许多职校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不得不“从头再来”, 丝毫不能体现职业教育的优越性, 更难以使职业教育获得社会和企业的真正认同。
二、教学过程融入职场“实战”
每年到八九月份, 都会看到大批的货车、吊车、叉车频繁进出肇庆科技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 各种数控、模具、汽车配件、机电设备被运进实训大楼……这些装备, 都是学生们进行现场实践操作的“武器”。近年来, 学校根据教学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购置各种教学仪器设备, 旨在强化学生专业技能实际操作能力, 让他们走入职场之前尽早进入“实战”状态。职业教育既然是一种以职业技能培养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模式, 教学的最终目的无非就是让所学知识能够“用得上”。肇庆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不仅根据市场需求设置专业、调整教学计划, 还将学生职业素养的提升作为教学的根本目标, 将职场“实战”融入教学的全过程之中。“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方法, 已经成为学校人才培养的制胜法宝”。
要想“士兵”在实战中获胜, “指挥官”的实战经验必不可少。学校有计划地安排专业教师定期到企业顶岗实践, 积累实际工作经历;通过参与实训室的建设和改造来提高实践教学能力, 鼓励教师获取职业技能鉴定资格认证。与此同时, 积极聘请行业企业的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到学校担任兼职教师, 逐步加大兼职教师比例。实习与实训, 是职业教育必不可少的环节。
三、培养目标符合企业“期待”
基于自身生产发展的需要, 企业对于人才总是有着许多“期待”。这种“期待”既包括实际操作的能力, 也包括学习提高的能力, 甚至还希望他们具备相当的社会交往和适应能力。对于现代职业院校而言, 只有尽一切可能满足企业的这些“期待”, 才能实现自身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