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界限（精选10篇）
技术界限 篇1
目前, 杏北开发区采油进入特高含水期, 油区平均含水已达到92%, 其剩余油分布会更分散, 更复杂, 需要加大细分挖潜力度。特高含水期控水难度大, 单纯提高注水压力不能有效的起到控水的目标。须开广思路, 拓展思维, 转变观念, 多角度的思考, 高效实现精细注水, 以最大限度的提高采收率。
1 细分注水技术界限研究
为了更有效控制区块高含水无效注水, 提高有效注水, 增加油层动用程度, 开展了区块细分注水界限研究, 研究段内小层数、层段厚度和层间非均质程度与动用状况关系, 结果表明, 渗透率级差、层段有效厚度在特高含水开发期影响能力减弱。而单卡油层数、层间变异系数、砂岩厚度这四个参数对动用状况的影响比较明显。通过分析, 得出量化细分注水合理分段参数标准和层段内各项参数, 可以将这个细化标准的方法运用到不同的油层和区块。
1.1 纵向上, 油层动用程度主要受分注状况控制
在一个注水层段内, 单卡小层数越少, 动用程度越高, 理论上越细分就越好, 但考虑到注水工艺上的限制, 对区块统计分析得出一个合理的单卡有层数。
通过线性回归分析, 单卡油层数与单次砂岩吸水比例成对数关系, 相关系数0.8297, 层段内单卡有层数与油层动用比例关系比较明显。当层段单卡油层数小于6个时, 单次吸水比例可达55%以上
通过线性回归分析, 单卡砂岩厚度与单次砂岩吸水比例成对数关系, 有较好的相关性。层段单卡砂岩厚度小于7米时, 单次吸水比例可达55%以上。
通过线性回归分析, 渗透力变异系数与单次砂岩吸水成对数关系, 相关系数达到0.92, 渗透率变异系数低于0.5时, 单次吸水比例可达55%以上。
1.2 平面上, 油层动用主要受注采关系影响, 水井连通油井数越多, 油层会得到更好的动用
在注水井细分方案设计过程中, 不仅要从纵向上优化组合油层, 使层段内单卡油层数尽量少, 单卡厚度尽量小、油层性质尽量接近, 还要充分考虑到平面上油层发育情况、砂体接触关系、水驱控制程度以及井组注采关系, 合理设计层段性质和配注强度。
2 区块细分注水的具体做法
2.1 细分注水工艺
细分注水测控配套工艺上改良。常规注水偏心配水工艺管柱的卡住在7米以上, 难以满足特高含水阶段的细分注水挖潜剩余油, 提升测试效率。通过分析“适当的卡距, 合理的层段”来尽量达到细分的目的。这些年来, 细分注水逐步向多井段、短距离发展, 单井层段数越来越多, 层段单卡厚度越来越小, 由于要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如油管弹性伸缩、井斜等, 要求对其定位越来越高。为了确保细分注水作业质量, 保证层位卡的准, 要在加大细分工艺研究的基础上, 加强现场质量监督和检查力度, 保证施工质量。
2.2 细分注水合理分级需考虑的主要因素
结合现场实际情况, 初步分析认为影响注水井吸水剖面变化的主要因素:注水井各小层渗透率、小层有效厚度、地层原油粘度、注水压力等;同时考虑到吸水剖面的变化同样受到注采系统的综合影响, 因此也将注水井对应见效油井的相关参数也作为影响因素, 根据传统的达西定律渗流公式, 包括对应油井点的各层渗透率、有效厚度、油井产液量及油水井井距。
把单次砂岩吸水比例低于40%的注水井作为重点细分对象, 分层时适当控制层间差异, 促使油层能均衡吸水。主要以薄差储层为主中的二, 三次加密井为主。这些井有比较大的开发潜力, 因此可对注水井增加注入量, 提高对剩余油的挖掘潜力。
3 结论
(1) 对于特高含水油田剩余油分布复杂的现状, 总体比较分散, 还是有局部相对富集, 特别是薄差层和表外可以去更多的开发。
(2) 在注水工艺、管理上下大力气, 注水系统配套, 提高有效注水, 加强现场质量监督和检查力度, 保证施工质量。
(3) 不同区块的地质因素不大相同, 应根据以上的研究方法找到适合区块的各项参数进行开发, 以提高油田的采收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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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救济的界限 篇2
一九二四年八月的一个礼拜天，帕斯格拉芙（Palsgraf）太太和她的女儿正在纽约长岛火车站的站台上等待一辆从纽约去洛克威（Rockaway）海滩的火车。当火车站的两个工作人员帮一位旅客登上一辆已开动的火车时，不小心碰掉了这位旅客携带的一个包裹。孰料包裹内竟是烟花爆竹，掉在铁轨上发生爆炸。爆炸的冲击力将许多英尺外的一杆秤击倒，砸在了帕斯格拉芙太太的头上。受到伤害和惊吓之后，帕斯格拉芙得了严重的口吃症，虽经治疗，但仍未得到完全恢复。而那位携带烟花爆竹的旅客登上火车后去向不明，于是，帕斯格拉芙诉长岛火车站要求赔偿。不幸的是纽约上诉法院（纽约州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做出的有利于帕斯格拉芙的判决，不仅认为她无权从铁路公司获得赔偿，而且裁定她承担铁路公司的诉讼费用。帕斯格拉芙仍经受着口吃、眩晕、头痛和愤怒的折磨。可以说，美国律师和法学院学生无人不知这一案件，但普通民众知之者寥寥。在六十五年后的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的《纽约时报》上仍提到：可怜的帕斯格拉芙由于在错误的时间站在了错误的地方而在美国法学院的教科书中赢得了有限的不朽的名声，但她所受的伤害将永远被遗忘。
这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案子。帕斯格拉芙无辜地被伤害，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但美国司法界的巨匠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 Cardozo）法官为此案所写的判决书却确立了美国侵权法的一项重要的原则，奠定了该案在美国侵权法史上里程碑式的地位。
与帕斯格拉芙案同样具有传奇色彩的是为该案写判决书的卡多佐法官。卡多佐的天才和智慧使得帕斯格拉芙一案影响深远。 如当代著名学者和法官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Posner）在其《卡多佐——关于声誉的研究》一书中写道：“如果帕斯格拉芙案的判决书由其他法官来书写，该案可能早已声名寂寂。但即使遇到的不是帕斯格拉芙而是其他侵权案件，他也会造就一个如帕斯格拉芙一样的案件。”帕斯格拉芙案也助卡多佐声名远播。其实， 在卡多佐一生中所写的近七百个案件的判决书中，麦克费尔森诉别克汽车有限公司一案比帕斯格拉芙案更重要，但却没有帕斯格拉芙一案出名。提到帕斯格拉芙案不能不提卡多佐法官，被认为与约翰·马歇尔、奥利弗·温戴尔·霍姆斯、伦德·汉德并列为美国历史上最声名显赫的法官。
一八七○年五月，卡多佐出生于一个虔信宗教的犹太人家庭。十九岁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随后就读哥伦比亚法学院。两年后取得纽约州律师资格。一九一三年，作为一个已经很成功的执业律师，卡多佐被选为纽约州最高法院（纽约州初审法院）的法官。仅一年之后，他被任命为纽约上诉法院（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一九二六年，卡多佐成为纽约上诉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直到一九三二年被赫伯特·胡弗总统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填补大名鼎鼎的奥利弗。温戴尔·霍姆斯法官的辞职而产生的空缺。作为“知识渊博的学者，思想清晰和有勇气的思想家”，卡多佐被普遍地认为是接替霍姆斯的最佳人选，他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被提名很快在参议院得到全体一致地通过。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卡多佐终于登上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宝座——也是他应得的位置。
卡多佐被誉为具有圣人般的个性(saintly character)。有关他的报道描述他“是一个瘦小的人，在一头蓬乱的白发下，是一张学生般苍白的脸和一双渴求真理的眼睛”。他几乎每天从一大早开始工作直到晚上很晚的时间，没有什么娱乐，除了在近处走走外，也不做什么锻炼。他从书中获取快乐，以阅读希腊文和拉丁文为消遣，过着修道士一样的生活。他没有经历过婚姻和感情上的冲突，因为他没有结过婚，甚至没有恋爱过。他也没有什么冒险的经历，因为他不喜欢旅行，甚至没有去过纽约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他几乎没有敌人，因为他的处世风格是调和性而非对抗性的。他有着温和、正直、慷慨的传奇品格。很难想像他这样一个如此雅致的绅士却要经常面对和处理如伤害、通奸、强奸、抢劫和谋杀这类丑陋和邪恶的行径。他曾经说过，“诉讼人之间肮脏的争斗是提取伟大真理的绝好材料”。
除了大量经典的、具有经久不息影响的判决意见外，卡多佐的许多司法外著作也为他带来巨大的声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司法活动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Judicial Process)一书。此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当我裁判一个案件时，我所做的是什么？”他的回答：“如来自长空的闪电，一扫昏暗的阴霾”，在法律界产生巨大的反响。
卡多佐一生最辉煌的日子是在纽约上诉法院度过的近十八年。从一开始，他就是该院最耀眼的明星，很快就被认为是美国最杰出的普通法法官之一。他的许多重要判决即产生于此段时期，其中包括帕斯格拉芙案。在就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后的第七个年头，卡多佐死于心脏病。
帕斯格拉芙一案的核心问题在于火车站两位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帕斯格拉芙的过失侵权，从而须由铁路公司代为赔偿帕斯格拉芙所受的伤害。在帕斯格拉芙案裁决之前，法院分析此类案件的标准是：首先考虑被告是否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negligence)；其次判断被告的疏忽大意的过失是否是造成原告伤害的最直接原因(proximate cause)。很明显，由于被告的两位工作人员在帮助那位携带包裹的旅客上车时的疏忽，碰掉包裹，引起爆炸，致帕斯格拉芙受伤。如果没有两位工作人员的疏忽，就不会有包裹落地，就不会有爆炸发生，也就不会有帕斯格拉芙的受伤。因此被告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而且被告疏忽大意的过失是造成原告伤害的最直接原因。被告似乎应当为帕斯格拉芙所受的伤害承担责任。
然而，卡多佐法官并不这样认为。在此案的判决意见中，卡多佐写道：一个正常的小心谨慎的人所感知的危险的范围决定应承担责任的范围(The orbit of the danger as disclosed to the eye of reasonable vigilance would be the orbit of the duty)。假如一个人在拥挤的人群中不小心碰了他旁边的人，使得该人携带的炸弹落地爆炸，炸伤了周围的人，承担责任的应该是携带炸弹的人而不是碰掉炸弹的人，因为后者在做这样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时根本就无法预料到有如此巨大的危险存在。再比如，一个人驾车在满是行人的街道上狂奔，无论后果如何，他的这一行为构成疏忽大意的过失，因为任何一个正常的小心谨慎的人都能感知到这一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危险性。但是，同样的行为发生在高速公路上或赛车场上，就可能不存在这样的过失。合理感知的危险决定应遵守的义务。……在此案中，以当时的情形，谁也不会预料到这样一个包裹的掉落会潜伏着对远在站台另一端的原告造成伤害的危险。如果被告的工作人员存在过失的话，该过失是对那位携带包裹的旅客的过失，而不是对原告的过失。
与卡多佐的判决意见同样有名的是安德鲁斯法官为该案所写的反对意见。安德鲁斯认为，只要被告疏忽大意的过失是造成原告伤害的最直接原因(proximate cause), 被告就应当为原告所受伤害承担责任。
卡多佐为帕斯格拉芙一案所写的判决意见已经被美国大多数州的法院所采纳, 少数州仍然坚持安德鲁斯的观点。
帕斯格拉芙一案为美国法院分析疏忽大意的过失侵权行为确立了一个新的标准，即被告只对可预见的原告(foreseeable plaintiff)承担责任。如果一个正常的人(reasonable person)，处在被告的位置，按当时的情形，能够预见到对原告造成伤害的危险，这时，原告就是可预见的，被告就对原告负有谨慎从事的义务(duty of care)。如果由于被告的疏忽违反对原告的这一义务，从而造成对原告的伤害，被告就应当对原告承担责任。试设想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被告驾车高速行驶撞伤了街角的甲某，站在两个街区以外的一栋高楼上的乙某看到了这一场景，受到惊吓，从楼上掉下，摔成重伤。毫无疑问，被告应对甲某承担责任，因为被告对甲某负有谨慎驾驶的义务。但是，要求被告对两个街区以外的高楼上的乙某也负有谨慎驾驶的义务，从而对其所受的伤害承担责任似乎是不合理的，因为一个无论如何小心的正常人，处在被告的位置，绝不可能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对乙某的伤害。
所以，一个人不可能对其引起的所有伤害都承担法律责任，也并不是所有的伤害都能获得法律救济。这似乎不合情理，但世界万事万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法律必须在某处划一条界限。这是一种公共政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公正，或者说是一种方便。这不是逻辑，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波斯纳在其《卡多佐——关于声誉的研究》一书中对帕斯格拉芙一案何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原因有五：一、帕斯格拉芙一案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卡多佐的声望。相对于一般的法官，卡多佐所写的判决书注定会被大量地引用和研究。卡多佐的名字具有光环效应。二、卡多佐对案件事实有意识地简略陈述，使读者能在片刻间明了事件的主要场景——也是卡多佐希望读者了解的场景。他甚至省略了帕斯格拉芙所遭受的具体伤害，即使对这一伤害的描述可能对他的判决结果有所帮助。实际上，帕斯格拉芙在事故发生几天后得了口吃症。如果事实确如原告所主张的那样的话，这一伤害不仅显得有些古怪而且很愚蠢。伟大的案件从来都不是愚蠢的。而且，对案件事实过分详细地表述，可能使案件失去被广泛适用的判例效力，因为后来的法官会认为该案的判决意见只适合于该案所描述的特定情形。三、卡多佐不仅对事实做简略地陈述，甚至有些误导和伪装事实。如对帕斯格拉芙在事件发生时所站位置的很不精确地描述——许多英尺远，致使该案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一小包烟花爆竹的爆炸怎么能将许多英尺远的一杆秤击倒？事件越不可能发生，表明事件的确实发生是多么的不可预料。四、卡多佐异乎寻常的语言风格，如不遵守惯常的语句顺序，频繁使用隐喻和格言式的短句，使他写的判决意见不同凡响。他的判决意见经常很短，而且多由短句构成。他不仅有从特殊事件中发现一般原理的天才，如从帕斯格拉芙一案中提炼出关于过失侵权的基本原则，而且能用一种新鲜、生动、明晰的散文式语言把这些原则表述出来。事实上，卡多佐的判决意见异常地晦涩难懂。记得在美国法学院的头一学期，教授要我们写关于帕斯格拉芙一案的案件摘要时, 许多学生觉得卡多佐写的判决意见不知所云。我的一位美国同学开玩笑说卡多佐的英语不好。他的语言风格也受到许多人的批判。一位杰出的法官和法学家——杰罗姆·弗兰克在卡多佐死后不久匿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揶揄道：“卡多佐获得了一个思想家的杰出声名，不是因为他的语言风格。强迫自己用一种怪异的语言（十八世纪的英语）思考一定浪费了他不少的努力。用这样一种语言思考而且思考得很清楚，这的确是卡多佐的天赋。”波斯纳回忆他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一年级时，他的侵权法教授批评卡多佐使用隐喻和格言式短句使法律变得“泥泞不堪(muddied the law)”。卡多佐最出名的格言式短句之一是“危险邀来援救(danger invites rescue)”。波斯纳的老师曾警告他的学生，“如果谁在考试中写‘危险邀来援救’就将邀来F（不及格）”。但是，卡多佐的隐喻和格言式短语仍然不断地被引用着。如帕斯格拉芙一案的判决意见中，被引用最多的就是“一个正常的小心谨慎的人所感知的危险的范围决定应承担责任的范围”这一经典名句。五、安德鲁斯法官的反对意见也为帕斯格拉芙一案增色不少。安德鲁斯的反对意见似乎写得更为流畅、易懂和合乎逻辑。他的反对意见对过失伤害的最直接原因做了重点阐述。但是，该案的关键不在于爆炸和伤害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而在于被告的工作人员的疏忽行为与伤害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所以安德鲁斯的反对意见并未击中卡多佐判决意见的要害，反而增强了判决意见的正确性，使卡多佐的判决意见更显得不可动摇。
帕斯格拉芙一案仍然是美国法学院侵权法教科书的必选案例，仍然不断地被引用着、被争论着、被研究着。它几乎成了美国法律界的一个传奇。
沃伦·谢威（Warren A. Seavey）教授，也就是波斯纳的那位侵权法教授的老师，在一篇研究帕斯格拉芙案的文章中写到，尽管卡多佐从私人感情上对那些受到伤害的人心存挂念，但他并未因被告财大气粗有能力赔偿损失而把自己扮演成受害者的保护人。他的天平衡量的是法律正义，而不是情感公正。他的判决不是依据内心无法解释的正义感或关于公共政策的个人倾向，而是考虑由判例演绎而成的原则并权衡各方的利益后做出。
技术界限 篇3
自流注水技术总体来说起步较晚,国内尚处于借鉴和试验阶段,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方法和认识。在此主要利用油藏数值模拟方法,展开自流注水开发的地质因素及开发因素的技术界限研究,为自流注水的可行性提供依据。
1 自流注水原理及矿场认识
1. 1 自流注水技术原理
自流注水技术是将水体较大、能量较充足的地层水直接注入到需要补充能量的油藏中。其原理是利用水源层和压力不断降低的油层之间的压差,让水源层的水流入油层中,达到注水开发的目的。自流注水的水源可以来自油层的上部,也可是下部,只要水源层的天然能力充足即可[6,7]( 图1) 。
1. 2 自流注水矿场认识
通过类比世界范围内实施过自流注水开发的油田,总结出实施自流注水通常满足两方面的基本条件
1. 2. 1地质条件
1油层附近钻遇水层,且油层和水层之间能够形成足够大的压差;
2水层能量充足,可以使油层压力保持在较高值,延长稳产期;
3水层压力不小于门槛压力。自流注水门槛压力是指通过自流注水使油井达到设计产量所需的最小水层压力。
根据压差关系,有如下关系式
式( 1) 中: Pew为水层门槛压力( p Si) ; Po为油藏压力( p Si) ; ΔPw1为产水压差( p Si) ; Pf为水在井筒中的摩阻损失( p Si) ; ΔPw2为注水压差( p Si) ; Ph为水柱压差( p Si) 。
1. 2. 2 开发及流体条件
1油层和水层间能形成较好的连通;
2油层和水层的地层水配伍性好;
3原油黏度相对较低。
2 典型油藏模型建立
2. 1 典型模型
参考某实际油藏,建立了一个五点井网井组模型,见图2,纵向上水层( B层) 、油层( C层) 、水层 ( D层) 间隔分布。
平面划分为100 m×100 m的均匀网格,纵向上网格尺寸2 m。模型边部有4口生产井,中心有1口自流注水井。
2. 2 模型参数
2. 2. 1 油层参数
C层为油层,有效厚度100 m,平均孔隙 度18% ,平均渗透率50 m D,原始地层压力4 900 p Si, 泡点压力2 800 p Si,地下原油黏度3. 2 c P。
2. 2. 2 水层参数
B层和D层为两个水层。B层有效厚度50 m, 平均孔隙度25% ,平均渗透率60 m D,原始地层压力3 500 p Si。D层有效厚度90 m,平均孔隙度20% ,平均渗透率50 m D,原始地层压力5 500 p Si。
2. 3 自流注水条件
根据开发需要设计产能为2 500 bbl/d。通过式( 1) 计算得出满足C层设计产量所需水层门槛压力为3 000 p Si,B层和D层两套水层的地层压力均大于这个门槛压力,依靠自流注水,C层可以到达设计产量。同时,考虑固定的开发周期。
3 开发因素对自流注水效果影响
3. 1 自流注水时机
为了充分利用地层天然能量,最大限度的延长油田的弹性开采期,首先需要研究自流注水时机。
衰竭开采和注水时机设计见图3。
依靠地层弹性能量,按设计产量可稳产31个月,稳产期间地层压力匀速下降。稳产期后,地层压力下降速度减慢,日产油量快速下降,最终采收率为3. 6% 。
选择三个时间点作为自流注水时机:
方案1: 与衰竭开采时间同步;
方案2: 先衰竭开采,当地层压力下降到不能满足设计产能要求时,即衰竭开采31个月后,开始进行自流注水补充地层能量;
方案3: 先衰竭开采,当地层压力下降速度减慢时,即衰竭开采36个月后,开始进行自流注水补充地层能量。
自流注水井仅打开油藏上部水层B,结果见图4和图5。
自流注水时机对油田最终采收率提高幅度没有影响,通过自流注水,油田最终采收率达到4. 6% , 比衰竭开采提高了1% 。
自流注水时机越早稳产期越长,方案1 ~ 方案3的稳产期依次为: 39个月、35个月、31个月,比衰竭开采的稳产期分别延长: 8个月、4个月、0个月。
由此可见,自流注水时机选择在与衰竭开采同步进行最好,稳产期最长。
3. 2 生产井距
设计4种井距方案: 200 m、400 m、800 m、1 600 m,模拟结果见图6和图7。
生产井距越小油田最终采收率越高,方案1 ~ 方案4的最终采收率依次为: 5. 1% 、4. 7% 、4. 6% 、3. 8% ,与基准衰竭开采方案相比,最终采收率分别提高: 1. 5% 、1. 1% 、1% 、0. 2% 。
生产井距越大稳产期越长,方案1 ~ 方案4的稳产期依次为: 0. 3年、1年、3. 3年、11. 3年,与基准衰竭开采方案相比,稳产期分别延长: - 2. 3年、 - 1. 6年、0. 7年、8. 8年。
生产井距对采收率提高幅度和稳产期延长年限的影响是相反的,两者大约在800 m处交汇。因此, ( 800 ~ 1 200) m是比较合理的生产井距( 图8) 。
4 地质因素对自流注水效果影响
4. 1 油层渗透率
油层( C层) 渗透率设计4种方案: 10 m D、50 m D、200 m D、500 m D,模拟结果见图9和图10。
油层渗透率对最终采收率影响较小,方案1 ~ 方案4模拟得出 的最终采 收率依次 为: 4. 4% 、4. 6% 、4. 6% 、4. 6% ,与基准衰竭开采方案相比,最终采收率分别提高: 0. 8% 、1% 、1% 、1% 。
油层渗透率对稳产期影响较大,方案1 ~ 方案4模拟得出的稳产期依次为: 0. 5年、3. 3年、4年、4. 2年,与基准衰竭开采方案相比分别延长: - 2. 1年、0. 7年、1. 4年、1. 6年。
油层渗透率对稳产期延长年限的影响,比对采收率提高幅度的影响更敏感。当油层渗透率 > 50 m D时,自流注水对采收率提高幅度和稳产期延长年限贡献大( 图11) 。
4. 2 油层厚度
油层( C层) 有效厚度设计4种方案: 10 m、25 m、50 m、100 m,水层( B层) 有效厚度不变,即水层与油层的厚度比分别为5、2、1、0. 5时,模拟结果见图12和图13。
油层厚度越小油田最终采收率越高,方案1 ~ 方案4模拟得出的最终采收率依次为: 13. 5% 、8% 、5. 5% 、4. 6% ,与基准衰竭开采方案相比,最终采收率分别提高: 9. 9% 、4. 4% 、1. 9% 、1% 。
油层厚度越小稳产期越长,方案1 ~ 方案4模拟得出的稳产期依次为: 8. 3年、4. 8年、3. 8年、3. 3年,与基准衰竭开采方案相比,稳产期分别延长: 5. 8年、2. 3年、1. 3年、0. 7年。
油层厚度对采收率提高幅度和稳产期延长年限的影响基本相当。当油层厚度 < 50 m,即水层与油层的厚度比 > 1时,自流注水对采收率提高幅度和稳产期延长年限贡献大( 图14) 。
4. 3 水源层能量
依据水源层的能量及位置,设计三套自流注水方案,模拟结果见图15和图16。
方案1: 与衰竭开采同步,自流注水井仅打开油藏上部水层B;
方案2: 与衰竭开采同步,自流注水井仅打开油藏下部水层D;
方案3: 与衰竭开采同步,自流注水井同时打开油藏上部水层B和下部水层D。
水源层能量越大油田最终采收率越高,方案1 ~ 方案3模拟得出 的最终采 收率依次 为: 4. 6% 、5. 2% 、6. 2% ,与基准衰竭开采方案相比,最终采收率分别提高: 1% 、1. 6% 、2. 6% 。
水源层能量越大稳产期越长,方案1 ~ 方案3模拟得出的稳产期依次为: 3. 3年、3. 5年、3. 9年, 与基准衰竭开采方案相比,稳产期分别延长: 0. 7年、0. 9年、1. 3年。
水源层能量对采收率提高幅度和稳产期延长年限的影响基本相当。多层自流注水的采收率提高幅度是单层自流注水采收率提高幅度的简单加和,但稳产期延长年限不是单层自流注水的简单加和关系 ( 图17) 。
为了对比单位水源层能量对自流注水开发效果的贡献,对采收率提高幅度、稳产期延长年限两个技术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计算结果见图18。
虽然水源层B的厚度最小,但其单位自流注水的评价指标最高,说明上部水层比下部水层自流注水开发效果更好。
多个水源层自流注水的评价指标大于单个水源层自流注水的评价指标,但其单位自流注水的评价指标介于单个水源层对应的单位自流注水的评价指标,且在数值上接近厚度较大的水源层的单位自流注水评价指标。
5 结论
( 1) 自流注水时机选择在衰竭开采稳产期内开发效果较好,一旦稳产期结束,再实施自流注水很难达到设计产能要求。建议自流注水时机选择在与衰竭开采同步进行最好,最迟不要晚于弹性开采稳产期结束。
( 2) 生产井距对自流注水的稳产期延长年限影响显著,其采收率提高幅度和稳产期延长年限的影响呈反 比关系,建议自流 注水的合 理井距是( 800 ~ 1 200) m。
( 3) 油层厚度与油层渗透率对自流注水的开发效果影响显著,建议实施自流注水的油藏条件为: 1油层厚度较小,水层与油层的厚度比 > 1; 2油层渗透率为中高渗,有利于延长稳产期。
( 4) 自流注水开发效果不但取决于水源层能量,还有水源层位置有关,上部水层比下部水层对自流注水开发效果评价指标的贡献更大。建议有多套水层满足自流注水条件,且不需要同时开发时,首先优选上部水层进行自流注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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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的界限 篇4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修到七环怎么办？你比五环多两环。”（《五环之歌》）
套用《牡丹之歌》曲调的《五环之歌》，是青年相声演员岳云鹏的看家曲目。听过的人都会对近乎废话一样的歌词和搞怪的唱腔印象深刻。而人们在这荒诞的歌声中笑着笑着，北京城就不知不觉地真修到了六环。而五环如今已经从北京城的边缘线变成了划分北京城区和郊区的一条界线。它同时也像是一个隐喻，划开了两个世界。在中国发展的进程中，把文明划在了五环内，把城市化的“残渣”划在了五环外。五环与六环之间有着无数的村落，它们似乎跟这个光怪陆离的大都市毫无关系。生存在那里的大多是进城务工人员，他们暂时还融入不了城市，也无法返还故乡，面对着生存的焦虑和身份的尴尬。如今站在北五环的高楼上向北眺望那些疯狂生长的楼宇，真实与荒诞似乎离得并不太远。
在中国当代艺术大谈如何本土化，如何国际化的时候，很少有人环顾我们身边真实的风景或是拷问我们自己是如何活着的。从边缘到中心，决定一座城界限的到底是什么？去年10月份，由李一凡、葛非、葛磊、满宇四位艺术家发起了“六环比五环多一环”艺术项目。面临着这样一种生存现状，40位艺术家，分别驻扎在五环六环间的40个村庄中，不限主题地做田野调查。对大众来说，这些村子很普通，它们既不在旅游地图上，也不在社会新闻上，它们是历史边缘和现实边缘的角落。该项目企图用艺术介入中国发展中最深刻的现实问题，以艺术视角来记录和阐释五环和六环间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真实。这些艺术家就像记者或者社会工作者一样走访、拍摄、记录。
直到今年7月11日，“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的展览终于在单向空间书店开幕。走进书店，整整一层布满了展板，没有什么形成视觉冲击力的作品，而是充斥着档案、文献。策展人崔灿灿的长文写得十分细腻感性：“每天晚上的4、5点钟，簋街的夜色才开始逐渐消退。这是北京最繁华的24小时餐饮街，夜行人在这里打发无聊、漫长的夜晚，有夜场下班的小姐，有即将离别的送行，也有喝得烂醉的伤心人。据说，这里的卖唱人唱的最多的是汪峰的《北京北京》和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并不专业歌声却能勾起人们的回忆、爱恨以及不知何起的慌乱流离感，它伴随着合唱者深情的歌声，飘荡在即将拂晓的街头。可是，对于餐厅的服务员而言，除了日常的麻木和倦意，他们要将这些恢复到白天的样子，就像一切从没发生，留下的残余会被装入黑色塑料袋，等待垃圾车将它送至五环外或是更远。他们自己也将坐最早的一班公交车，赶回自己位于五环外的家中，以结束一天的工作。”
如果说纪实文学的文风可能是策展人唤起人们关注的一种策略，那么艺术家所做的就确实是异常细碎和耐心的工作了。许志强、李文立对建新庄村50年代的集体农场及职工宿舍的测绘和调查；梁尔亮在东小口村跟踪了村里的流浪狗10天，最后做出了流浪狗帮派关系示意图；艺术家闫振振在长营村和拆迁的废墟收集了被丢弃的各类物品，而他的调查事实上只持续了3天，便继续不下去了；艺术家黄淞浩跟文化站的阿姨们排练，从家里借来长笛，排练一出悲伤版的《欢乐颂》，或是和一位清洁工交换一天的职业。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和当地居民有了直接的交流，思想上的碰撞，互相感知对方的生活。这些在城市化进程中贡献了力量的外来人口，如今在城市的边缘寄居着，从事着那些最为底层的服务，缺乏和城市中心著民一样的待遇和保障。这座城显然还没有准备好容纳他们。从起初预计的10天到真正进行的几个月，从冷眼旁观的局外人到体验者，艺术调查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城乡关系中的最为复杂和典型的东西。而在正如崔灿灿所说：“当五环六环之间成为一个过渡性空间时，它也形成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区域，一个落脚的城市边缘，一座睡城。它可能是新的社会和美学秩序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社会冲突和现实困境的温床。”
正因为如此，艺术的介入可能并不是艺术的一次自我膨胀，而是在力图使艺术变为“社会实验室”。当有人质疑“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的这个艺术项目涉及太多政治问题时，发起此次艺术项目的艺术家更想要质疑的是当代艺术本身。在博览会与画廊体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今天，我们才会津津乐道谁又参加了什么博览会，又去了哪家画廊做展览。而那种成功和骄傲是从哪里来的？卖东西跟艺术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对当代艺术的各种展览、批评厌倦的时候，才逐渐发现所谓独立性、批判性的自我确认不过是艺术自己的一种浪漫的幻觉。艺术与商业、社会、政治的界限在“六环比五环多一环”的艺术项目中被拿来重新考量，正是基于我们的怀疑，怀疑今天的当代艺术，包括它所讨论的问题，它的形态以及它的价值标准。尽管这样一个调查既不会对社会本身产生有效的干预，在实施的过程中会有偏差，略显松散和业余，但终究是让人感受到了艺术对于大众的关切，开始遭遇更为实际的问题。“艺术最终体现的是人生存的可能性和人自由的意志。这个自由的意志并不以学科作为界限。”崔灿灿在采访中如是说。“六环比五环多一环”不再限于讨论一个新风格，一个新品种，或者一个新的艺术观念，而是用一种新姿态去反抗沦为“无用的新贵”之境地。
以阅读跨越界限 篇5
在阅读中拓展想象
紧邻故宫的这条小街,被常年不断的喧哗覆盖着,推开厚厚的原木大门,小巧精致的四合院隔绝了外界热闹。与其说这里是凯伦·史密斯的工作室,不如说是一个小型展览馆,从装置、摄影到绘画作品不一而足,也是在这里凯伦·史密斯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策展人,他们推动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走向,同样毫不夸张地说,凯伦·史密斯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密切关系,让她成为影响着中国当代艺术的风向标。
《发光体2号》是凯伦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全面回顾,“我确实做不到完全客观地介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理念和他们的作品,但是我会保持理性看待这一切”。正是秉承着这样的态度,在这本书中,凯伦选取的艺术作品极为丰富,如实地反映出当今中国艺术特点,“现在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可能西方用了五六十年,但是在这里十多年间就做完了很多事情,只有回过头看时,然后才能形成我们真正的想法”。
出生于英国赫特福德的凯伦对于阅读从小就有着极大的兴趣,“我从小就喜欢看书,父母对于我们看什么书是很开放的心态”,每周六到图书馆借书是一件必做的事情,“一星期差不多要看一两本书”,凭着喜好挑选图书在这个家庭当中是一件普通的事情,“父母从来不会强迫我们去做任何事情,他们会带给我们很多的选择,有时候就是把各种书放在一边,让我们自己选择,也有的时候会想一些办法吸引我们主动去看书”。凯伦认为在那个与现今完全不同的时代当中,或许正是因为没有电脑或是各种游戏机、电子产品的出现,反而能够沉下心去阅读去思考,看书对于每个家庭或是每个学生来说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在个性得到充分尊重的氛围下,凯伦对于书籍的选择也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一向不喜欢简单地描述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她说:“我不喜欢在一段时间内特别流行的读物,或是关于爱情的读物,反而是历史方面的书很吸引我”。升入初中时,有一位教文学的老师在课堂上提到很多文学类的书,初中生都是看不懂的,这位老师傲慢的态度激怒了凯伦,“这件事情让我开始很努力地去读一些书,那种客观理性的类型、引起人们思考的书都是我爱看的,过于简单地描写人们的生活和思想的书,是我非常不喜欢的”。
西方的图书界早已经形成多种类型的图书,其中以魔幻多部曲形式出现的小说吸引着不同年龄层的读者,尤其是英国作家托尔金的《指环王》系列,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陆续出版以来,不断地被改编成各种传播形式,更以在全球范围内的上映电影令观众与读者着迷。同样是英国作家的Mervyn Peake(马文·匹克)创作的《Titus Groan》《Gormenghast》《Titus Alone》魔幻系列小说是凯伦在高中时期最喜欢的小说,他的作品一本本地出版,这套系列伴随着她步入大学:“有一些小说的开头看着是一种魔幻的感觉,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风格转化到不安甚至是黑暗的感觉,好像看不出来有任何的希望,因为他也是插画师,整个画风也很吸引我”。Mervyn Peake出生于中国,传教士的父亲并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他,童年时期所见到的异国风情,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书写不尽的灵感源泉,这部被译成中文的《歌门鬼城》(Gormenghast)曾经被BBC翻拍成迷你剧,“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面,是一个充满了想象力的空间,我很喜欢这种类型的书,这个故事的场景发生在一个城堡当中,当我来到中国看到故宫的时候,才明白他描述的那种感觉,有一个章节是讲到墓地,那种寂寞的空旷感,我能够深刻地感受到”。
来自东方的呼唤
不断地审视自身与所处的环境的关系,是凯伦透过专业阐述当代文化精神的显著特点,当重新回顾成长至今的历程,她认为少时对于阅读是处于“无意识状态”,但是随之养成的习惯却是终生受益的。“要了解艺术本身的发展状态,必须了解人类学、历史、文化、哲学甚至是包括不同语言的发展历程”,对于凯伦来说,通过众多的文本记录,语言的重要性愈发凸显,甚至有时候只有某一种语言在表达特定事物时才最有味道,“中文在我的生活中还是够用的,可是因为不是我的母语,我无法直接感受到中文书籍的文笔以及文学语言之美”。随着中国文化等方面对外交流的频繁,越来越多的中文书籍被翻译成外文,阅读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有些问题也随之产生,有时候译成外文会有各种不足,很多的译者翻译不同作家的作品时,无法准确把握这些作品的细微差别,因而从作家的风格变成了翻译的风格,所以凯伦更喜欢看原版。
大学期间学习油画专业的凯伦认为艺术本身就是能够丰富表达的主题,人们无论具有何种情感或是状态,都能够借由各样的艺术形式得以呈现,更重要的是不但能准确的表达,还能超越其中的界限。大学毕业后,凯伦希望到东方走走看看,她在日本有过短暂停留,之后加入到香港的一家媒体做主编。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别让凯伦困惑也兴奋,同时有机会观察到艺术界的各种潮流和趋势,包括艺术创作动向以及收藏家的品位等方面的变化,当时更重要的改变是香港与内地在逐渐地沟通,“作为策展人,我们必须了解每一位艺术家创作的出发点,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知道国家的基本经济状态、历史发展,包括外交、政治环境等因素”,这些领域的书籍对于凯伦来说都是必读物,能够深入了解艺术家创作的方式。
凯伦自言研究艺术对她既是爱好也是工作,二者很难区分开来,如果从纯粹的乐趣角度阅读的话,当代作家的小说也会看一些:“偶尔会看中国作家的小说,因为也会呈现出和当前社会有关系的故事,总有另外的角度回头看我们这个时代,这些文学类作品都是组成当代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作家马健、苏童、裘小龙、莫言等人的作品都有涉猎,“莫言的小说有的时候有点看不下去的感觉,最初读马健的作品也有同样的感受”,但凯伦提到马健的最新小说《Beijing Coma》——故事讲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生戴维由于意外受伤成了植物人,在昏迷僵死的身体下,他的记忆却依旧是鲜活的,躺在病床上的戴维回忆了他的一生……她说:“这本小说非常有意思,很好看”。
有一种类型的书是凯伦不喜欢的,就是理论方面的读物,“如果不是做研究的话,是看不下去的”。Sirnon Schama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艺术评论家,曾经出版过很多重量级著作,其中包括《Rembrandt's Eyes》,他透过戏剧化和通俗化的方式,重新讲解艺术史,而凯伦也很喜欢他的讲述方式。曾获得英国布克奖的作家Julian Barnes的《福楼拜的鹦鹉》,以鹦鹉为切入点,通过叙事、回忆、评论、对话、年表等多种形式,展现了福楼拜的生平、创作及他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是一部有趣的人物传记,又是一部情景交融、耐人寻味的小说。
身为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策展人,家中多是和艺术相关的中外文书籍、杂志有条理地摆放着,凯伦顺手拿着她喜欢的书为我们介绍每一本书的奥妙之处。很多书的一边被不同颜色的便笺条标记着,有些书的边角已经磨损,看得出来这些书陪伴她已经很长时间了,“工作和生活中都要有书,这是不可缺少的”,同时她也鼓励有志在艺术之路上的探索者,“任何时候都只有拼命地尝试,不要怕犯错,最终只有作品才能打动人心”。
凯伦·史密斯推荐读物
《Art Now》
作者:[德]Hans Werner Holzwarth
我参与了这本书的一部分工作,这是一家规模很大的出版社,也是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及亚洲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本书从封面、选纸到内容等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认真,重要的是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虽然是刚出版的新书,但是在亚马逊网站和page one书店应该都可以买到。
《Osman's Dream》
作者:[英]Caroline Finke
在我上高中的时候也学过一点历史,但那是从西方的角度讲解的历史,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的真正历史是什么?发生过哪些事件?我对这些非常好奇,想了解的是为什么我们学的课本对于万史的讲述角度和他们讲的完全不同。
《Art in Theory 1900—2000》
作者:[英]Charles Harrison、Paul Wood
这是一本所有学艺术科目的学生必备的工具书。有时候因为记忆的不准确就需要重新翻看,是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它包括了人类发展简史、社会变革和艺术理论等,随时翻开哪一页,都能够重新了解这些知识,它的副标题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想法”,所以涵盖面极广,比如这一章讲的是人类的精神疾病和艺术的关系,这些与众不同的想法改变着人们的认知。
《Art and Social Change》
作者:[英]Charles Esche
因为我常住中国,又是身处一个大时代,西方发展可能需要五六十年,在这里浓缩为十几年的时间。这本书从艺术的角度解读这些现象,虽然是发生在西方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人的情感都是一样的,面对的问题有时候也是一样的。更可况,可以从别人已经做过的事情学习经验,可以从新的角度来看这些。
《The Dream of the Celt》
作者:[秘鲁]Mario Vargas Llosa
这本书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成的文学小说,是一个典型的英国人在十九世纪的帝国时期被派往殖民地任总督,由此引发的文化和认识的一系列冲突与矛盾。讲述了一个代表文明国家的人到了被视为野蛮的地方引发文明与愚昧的对抗,让人们思考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愚昧,文明国度的人,可能依旧做着一些愚昧的事情,而在所谓落后的地区反而有着开放的态度,所有这些在小说中都描写得非常到位。
《Small Acts of Resistance》
作者:[英]Steve Crawshaw、John Jackson
乞讨的界限 篇6
近年来,全国诸多城市宣布在城市内设立“禁讨区”,大连市政府通过全国第一个城市加强乞讨管理的规章《大连市关于加强乞讨管理的规定》,规定分别在以下场所设立“禁讨区”:(1)火车站地区、客运港站、机场周边200 米范围内;(2)主干道及各大广场;(3)三星级以上宾馆、旅游景点周边100米范围内,以及各商业步行街;(4)市级党和国家机关、军事管理区周边100 米范围内。除此之外广州、宁波、南京等地也相继出台政府规章或文件,在城市部分地区划立“禁讨区”,乞讨问题再一次引起公众的关注。
乞讨现象自古以来都存在,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例外,但是在如今再提乞讨问题却不似从前那么简单。随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政府也开始提出向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贫富差距的不断增大,贪污腐败严重,政府的信任危机遭受严重挑战……因此,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像乞讨这种与“共享社会主义发展成果”的社会理想背道而驰的现象,在当下很容易就会挑起公众敏感的神经。于是如何对待乞讨现象该不该设立“禁讨区”都是亟待解决和探讨的问题。
一、乞讨的定性
对于乞讨行为,公众并不陌生,随着城市化脚步的不断加快,城市的便利条件使其成为很多乞讨者的落脚点,在城市的街角乞讨现象普遍存在。乞讨是一种由于贫困或者疾病等原因,向社会乞求帮助的行为,但是由于“职业乞讨”现象的出现,使得乞讨这种行为不像之前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有学者认为行乞是指处于贫困无度而不得已被迫向社会或他人乞讨而获得生存的权利,所以行乞的本质是乞丐这一穷人群体的生存权。乞讨在美国的司法判例中被认为是一种言论自由,乞讨是乞讨者通过言论或其他方式的表达寻求帮助的行为。美国和中国对于乞讨理解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崇尚个人主义,市场给予每个人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样,每个人在竞争中因为懒惰、缺乏教育或者其他原因遭到淘汰,个人也要自己承担后果。因此,对乞讨这种现象,人们并不会把矛头指向政府,政府也不当然负有救助的义务。与此同时,当乞讨者的权益受到侵害,联邦法院也只能从其他途径为其寻求救济依据。最后,在经过一系列司法判例之后,乞讨在美国普遍被视为一种言论自由,乞讨者也只能在言论自由的框架中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在中国,一直奉行政府本位的观念,因此乞讨更多的是被认为是政府职能缺失的结果,因此,对于乞讨者的权益更多的要求政府给予一定的保障。但是,随着“职业乞讨”现象的出现,乞讨已不再是很多人由于自身贫困等原因才被迫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而是将其看做是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收入方式。因此对于乞讨的定性,已不再那么简单。
之前有些学者将乞讨视作一种权利,但是这种观点遭到了很多质疑。首先,中国法律并没有规定有关乞讨方面的权利,因此乞讨并不是具体的法定权利。其次,有人把乞讨看做是一种生存权,每个人都有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选择自己生存的方式的权利,同样人们可以选择放下自己的尊严去获取别人同情这样的方式去寻得生存,这样看来,乞讨并不是生存权的一种只是实现生存权的一种方式。最后,根据霍费尔德的权利分析论,区分权利和其他事物的标准之一是权利总是会有与之相对应的义务与之相对。按照这个标准,若将乞讨视作一种权利,那么总会存在一种与之相对应的义务存在,可是这个义务的指向又会是谁。如果是被乞讨者,则被乞讨者则必须给予乞讨者救济,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如果是国家,那么国家也必须给与其救助,虽然中国宪法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这和乞讨又有所不同,乞讨并不都是因为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如果将乞讨也涵盖为一种权利,那么很多人都会因为各种原因去乞讨并而向国家寻求物质保障,这并不是国家提供物质保障的初衷。所以综上,将乞讨视为乞讨所享有的一种权利显然是有所偏颇的。
乞讨从实质上来讲,是一种自由。自由的范围要比权利更广泛一些。霍布斯认为,“自由这个词按照其确切意义上来说就是外部障碍不存在状态。”美国法学家霍菲尔德认为自由就是个人享有干某事的特权,而别人并无权要求他不干该事。英国政治学说史家、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柏林在《两种自由观》中提到,自由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是指人有从事某事的自由,消极的自由是指免于某事的自由。自由和权利最大的差别在于,对于自由相对人的态度应当是不干预,维持一种容忍的态度。而对于权利,权利相对人应当积极去履行权利所相对应的义务。在私法层面上“法无明文规定皆自由”,因此,没有被归为权利,但是又没有被禁止的行为都可被归为自由。在公法层面上而言,只要自由没有妨害到公共利益和绝大部分多数人的自由,那是可以被允许的。乞讨就是一种自由,当然并不是一种绝对的自由。
二、乞讨的界限
(一)限制乞讨的依据
在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自由处于最高价值位阶,追求自由是人类固有的天性,人们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发现只有处理好自由和秩序的关系,遵守规则和道德等因素的约束才能达到最大的自由。因此在一定层面上,自由是可以被限制的,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定的秩序,从而保障更大的自由。乞讨作为一种少数人的自由,他并不是绝对的自由,它是可以被部分限制的。乞讨者有选择乞讨作为自己生存方式的自由,但是乞讨行为有时候会对城市的交通秩序、市容环境卫生、商业环境以及市民人身安全等构成负担。此时,乞讨就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只有社会安全稳定,才能给包括乞讨者在内的所有人最大的保障,才能在此基础上各自去追求自由,从而更大的自由就实现了。
(二)如何确立乞讨自由与秩序的良性平衡
乞讨的自由是可以被限制的,对于这点毋庸置疑,但是如何限制,如何平衡乞讨自由和社会秩序的良性平衡,这就要理清其中的各种关系,衡量利弊,得出一个既能保障乞讨者的乞讨自由又不影响他人的自由和社会秩序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城乡、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大,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完善。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乞讨现象在中国更加普遍。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他们中的有些人由于疾病或者生存技能的缺乏无法在城市安生只能沦落成乞讨者。此外由于城市里有相当一部分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群,有些人正瞄准了这一点,将乞讨当做是一种生财之道,成为职业乞丐。地方政府往往会以财政不足为由对乞讨行为不管不问,只有当乞讨现象严重影响到市容或者其他社会秩序时,才会采取一定的措施。
乞讨就其本质而言作为一种自由原本是不应受到限制的,但是为了绝大部分人的权益,不能不限制一小部分人的自由来维护公共秩序,从而获得广泛的自由。借鉴其他国家对于乞讨问题的成功经验,中国针对乞讨现象也应该分情况做不同的处理。
总结现代乞讨行为的类型大致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老弱病残,失去劳动能力的人由于生活所迫而且实施的乞讨。对待这些确实由于先天条件或者后天的天灾人祸等原因失去生活保障的乞讨者,讨论他们乞讨行为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乞讨于私法上有什么民事意义,而在于如何通过公法上的调整给予其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政府应当出台相应政策,通过物质帮助、就业扶持等方式将这一部分人的问题真正解决。加大福利机构的建设力度,如乡镇敬老院、儿童福利院等,让这些流浪人员老有所依,病有所养。此外政府还可以呼吁社会公众参与到救助行动中,通过召集志愿者、发动社会公益组织、号召社会募捐等方式对其进行帮助。第二类人是职业乞讨的人,这类人把乞讨当做一种生活方式,利用自己的尊严来换取物质的需求。这一类人的乞讨也不应受到限制,每个人只要不在法律禁止的情况下,可以选择自己生存的方式。当然,这中乞讨行为的前提也是没有在妨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才允许被存在。第三类是雇佣租赁或者拐骗儿童乞讨,利用残疾人员乞讨,伪装残疾乞讨、强索硬要、尾随纠缠、背后教唆乞讨、变相组织丐帮等情况,对于这种乞讨的行为,应该被严厉制止。这种乞讨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乞讨,而是一种变质了的乞讨,是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有些人利益熏心,拐骗、拐卖儿童甚至故意伤害他人致残并强迫其去乞讨,国家在刑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完善相关的规定对类行为予以刑事处罚,相关的司法机关也应介入,对其进行调查和处理。
科学自由及其界限 篇7
自由是科学的灵魂，没有自由就没有科学。而科学自由是科学的灵魂，是科学发展完善的基础，是实现科学繁荣的根本条件，也是被视为科学家们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爱因斯坦认为的科学需要三种自由，首先是言论自由，包括发表论著、表达思想和从事教学活动的自由。为了使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观点而无不利的后果，必须由法律来保障，同时在全体公民中也要有一种宽容的精神。其次，每个人在必要的劳动之外，还要有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自由。这两种自由，爱因斯坦称之为外在的自由。此外，还需要一种内心的自由。这就是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要有自由地独立思考精神。[1]
当今的科学研究并不是发生在纯粹的象牙塔中。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所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以及大量的学术造假之风，科学家们是否还能不受利益的影响保持为追求真理、为人类造福的科学精神呢?
二
如何为科学自由划界限，从而使没有界限的科学自由所带来的危害人类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最小化，从而使科学能够健康发展，进而达到真正的科学自由呢?
从认识论上看，科学是人类思维以其自由发明的概念和观念进行的创造。从主体方面来认识，科学自由的主要涵义是指科学对客观对象的探索与研究，是一种不应有任何人为限制和干扰的活动与权利。从客体方面认识科学自由，它主要是指科学所探究的应是作为客观存在的对象，以及主客体的一种对应关系。真理无边界，那么对于这种认识客观世界探索真理的科学自由，我们是应该给予保护而不应该使其受到限制。
在当今，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像科学一样如此广泛、持久而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时代。科学进步固然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科学不能等同于生产力。在许多人看来，发展科学技术必然是有益无害的事情。然而，自从克隆技术与转基因等高新技术的诞生以及环境污染、全球变暖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人们认识到了科学的负面效应。科学“一方面，它所产生的发明把人从精疲力竭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生活更加舒适和富裕。另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严重的不安，使人成为技术环境的奴隶，而最大的灾难是为自己创造了大规模的毁灭手段。”[1]科学的迅猛发展，使人们的焦虑、惶恐、困惑日渐增温，唯恐无法驾驭科学的强大力量而导致自毁。从科学成果的应用来看，科学是把双刃剑，其两重性更为明显：例如，研究网络技术，既可提供优质网络服务，也可以用黑客技术攻击银行等等。但是，科学研究不同于科学应用，科学对人类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于它的应用上。任何一门新技术都有自己的两面性，大可不必惊慌，更不应恶毒攻击，执意地禁止，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慎重宽容，应该是：“尊重科学家独特的敏感和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使的研究’”。[3]这是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条件，但科学家在进行自由研究和探索的同时，必须始终明确科学研究的正确价值目标，使研究成果造福于人类，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而这不能仅依靠科学家的自身对人类、社会的责任感及良知。对于那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和可能转变为对人类有害的生产力的科学自由，我们应当以国家、团体力量坚决给予限制。对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并有益于人类的科学自由，我们是应该给予有规划、有制度的保护，而不应该使其受到限制。
科学是一种社会建制。科学具有一定的社会建制，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科学既表现为一种社会精神生活现象，是不断发展着的知识体系，又体现在实践活动领域，是获得知识的一种社会活动。同时，在社会领域中科学还是社会分工地一个特殊部门，是一种社会实体。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必然进入社会有机体之中，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系统直接发生关联，形成互动机制。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必须体现社会经济关系、国家政策目标和国际政治斗争的利益取向。而由此制定的科技政策，又必定制约着社会的科技组织与管理，从而规定着科技进步的速度、规模和水平。[4]因此，科学自由必然会受到一定限制。但这种限制是历史的，随着科学组织不断健全，章程以及科学建制合理性的日趋完善，科学自由将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
三
科学自由需要界限，既是基于其自身的特点，也是更好地保障科学自由的需要。自由与限制是可以相容的，也就是说，对自由给予适当限制并不会导致自由的覆灭。人类也往往是通过具体的有界限的自由而迈上自由之路的。时下有很多人主张用民主、伦理、法制来限制科学自由，我们应如何看待。
民主与科学自由。民主的基本涵义是人民的政权和按照人民意愿进行的治理。关于民主“首先需要剥离意识形态面具，使其脱离神圣光环的笼罩，把这个概念仅仅看成是一种机制、算法、程序，才能有效地掌握其实质内容。如果我们仅仅把民主看成一种决策机制，那么这种机制实际上就是‘群殴的仪式化’”。[5]民主是非理性的，当不同意见的双方相互不能说服时，投票或举手表决，都是压服而不是理性的决策过程。民主本身并不限制自由。顾准在《科学与民主》一文中指出：唯有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依赖于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要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6]
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制度下，民主会起到不同的作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孕育了现代意义的民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导致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致命缺陷：“金钱的选举”，决定了资本主义民主的狭隘性和虚伪性。以市场竞争为导向，以获取最大利益为目标，从而诱导科学畸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学的健康发展。而社会主义民主虽然经历了些许曲折，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就奠定了发展以广泛性和真实性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坚实基础。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以广大人民的最基本利益为出发点，正确引导科学发展方向，促进了科学进步。所以，民主所要做的是在如何保护科学自由的前提下，行使公权力使大多数人受益。
伦理与科学自由。伦理学是理性的。伦理学对科学自由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一直受到宗教的干扰，一直没有摆脱神学的羁绊，对超自然的实体或精神境界的敬畏、崇拜与信仰，是宗教的核心特征。而由伦理学孕育的科学规范则从制度上和方法论上维护了科学的自主性。科学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有规范作基础。科学规范是指科学活动中用于指导和调控科学共同体行为，具有普适性的规则、价值观等的总和。科学规范是自由的产物，是外部强加于科学研究之上的。科学规范作为规则和框架，是在科学共同体长期的自由探索中逐渐确立的，科学的独立性联系着科学规范的形成。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规范所特有的结构和功能。科学规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方法论，包括经验证据的充分性和可靠性与逻辑一致性的认知或技术规范，它对应着科学，是一种理性认识活动;另一方面是道德论或制度性的，对应着科学研究是一种知识产生制度。制度性规范是随着科学知识产生的专业化发展确立起来的，在科学求真的专业化活动中形成了一套用于约束、协调科学共同体行为的基本规范，即由默顿提出的公有性、普遍主义、无私利性、原创性和有组织的怀疑五条研究规范。从而排除了社会因素和人为因素对科学研究工作的干扰，摆脱了功利主义对科学的束缚，进而规定了科学家的基本行为方式。科学规范是维护科学自由性的条件。规范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科学规范中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具有自我组织、自我控制、自我评价和自我纠错的功能，因而科学规范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综合体，决定一个科学或一个专业领域内部结构和发展规律，对外部控制来说是主要的抵抗条件和抵抗因素。
伦理学是追求善、建构关于价值的体系。当科学家有了一个新的可能的领域时，总会受到道德的支配，总会产生新的伦理学问题。伦理学的反思却有助于人们避免道德悲剧。
法律与科学自由。科学所涉及的利益巨大，范围广泛。当科学家为名利所强烈诱惑时，科学家的良知也不可能绝对不受任何腐蚀。而民主、伦理道德也并不能彻底禁绝一切违规行为，因此给予一定程度上的法律约束就成为必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是现代社会中受到法律保护的基本人权，而且这种自由也是科学得以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但如果其违背了相关的法律，损害了公众或社会合法利益，就不能因为其科学性而免受法律的限制与制裁。科学自由绝不能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内在限制。科学自由对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的尊重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自由的权利，应是内在而非外部的压迫，因为我们知道：除国家之外，自由的许多敌人，事实上是依靠国家的力量才战胜它们的。[7]法律的目的不是否弃或限制自由，马克思明确肯定真正的法律不但不压制自由，而且保护自由。法律也总是处于不断的修正之中，人类的知识演进当然会影响法律的变化。因此，法律可以通过其形式理性和价值理性抑制科学的负面效应，保证科学为人类福祉服务的方向。
给科学自由以限制，是为了保护和扩大科学自由。随着时代的进步及科学自身内在的发展，科学自由及其界限也会发生变化。自由与界限对于科学而言，正如鸟之双翼，只有当它们保持平衡的时候，鸟儿才能在蓝天上自由翱翔，科学才能获得健康的发展，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参考文献
[1][2]爱因斯坦文集 (第三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3]江泽民.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N].光明日报, 2000-6-30.
[4]孙慕天.论对前苏联科技政策的研究与前苏联的科技政策[J].函授教育, 1995 (4) .
[5]赵南元.民主、法制、伦理与科学[J].三思科学, 2002 (9) .
[6]顾准.科学与民主 (顾准文集) [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7.
会计信息的界限 篇8
一、会计信息的内涵和功用
会计信息是指按照会计制度产生的对企业经济活动予以反映的相关信息, 主要以财务报表的形式出现。有用的信息是指能够引起相关者预期或判断变化的信息, 也即能够对相关者决策有用的信息。
会计信息所建立和倡导的是一种经济秩序, 是一种能够润滑、协调各利益相关者、各经济部门的信息流转与分配关系。它用来明确利益相关者应该并且能够知道什么, 这种信息的释放不是随意安排、随机选择的, 这种信息所产生的结果必须足够经济的、有效的, 能够有利于经济各方据此做出利己的决策与选择, 并就此实现经济资源的配置与生产, 达到社会整体效率和福利提升的结果。如此, 会计信息的披露才是值得的。
二、有效市场理论下的信息界限
有效市场理论认为, 资本市场的价格波动由于企业信息的变化所引起, 股票市场的价格能够灵活地对相关信息做出及时的反应, 因此, 会计信息作为投资者决策的重要依据, 受到了额外的重视。在将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波动的关联中, 会计信息并不是万能的, 具有如下界限:
界限一:预期内的会计信息只具有检验的价值。如果会计信息的内容在公开发布之前, 能够被投资者预期到, 或者公布之后在预期的范围之内, 则会计信息的价值就会降低。反而言之, 如果会计信息内包含有未能预期到的信息, 超乎了投资者原有的判断, 则会计信息具有改变投资者决策的价值。
界限二:被操纵的会计信息失去公信的价值。如果会计信息的释放存在着人为地操纵痕迹, 则会计信息的公信力就会受到严重削弱, 市场的博弈心理就会盛行, 从而导致对真实会计信息的种种猜测以及对管理层真实意图的猜想。这种情况的出现会形成信息的混乱, 影响到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判断出现扭曲, 有利于个别利益集团对股票价格的操纵, 进而影响到资本市场的有效运作。
界限三:超出预期的会计信息具有最大的决策效应, 也最容易造成股价的波动。由于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进步、技术生产能力的提高而使企业的盈利水平超出了市场的普遍预期, 则会对股价产生较大的提升作用;反之, 如果企业经营管理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退步, 产品工艺质量不断下降, 则会对股价产生较大的下跌压力。预期之外的会计信息当然不只涵盖着利润超增长或超下降, 而是涵盖着更多的内容, 从中可以透露出或隐含着企业未来发展的信息, 则就可以对当期的预期产生影响, 促其变化。
三、历史现实条件下的信息界限
会计的发展变化离不开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 更离不开宏观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 因此, 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有其不可逾越的轨迹, 会计信息的职能也有其天然的边界。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界限一:会计信息不具有直接预测未来的职能。会计信息是对过去会计期间里经营状况的反映, 会计数据表现的经营成果的具体数据。趋势论者或者简单的财务指标或许能够分析出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是确切地说, 我们不能预测未来。至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如何利用会计报表中隐含的信息去捉摸企业的未来, 与会计报表的历史纪录性质并无关系。
界限二:会计信息的披露不等同于企业信息的披露。会计信息的生产与披露有自己独特的流程和规范, 也因此只是代表财务成果的展示。而企业信息的披露涵盖着更多的内容, 尤其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包含着许多非会计和财务信息, 如高层人员的变动、大的融资计划等, 认清两者之间区别的意义在于, 虽然企业的其他信息最终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成果, 但是这不在会计信息的范围之内, 企业信息更有广度的范围和内容, 为投资者进行决策分析提供了更多分析和预测的余地;而会计信息则是企业各种经营努力和经营环境变化的货币价值体现。
界限三:会计信息的产生要受到成本收益的约束。无限量的会计信息提供是不可能的, 同样展示所有会计信息产生的细节也是不可能的。会计信息的生产与披露, 要考虑重要性的原则, 考虑所花费的成本与可能的收益之间的关系。也因为此, 会计信息的产生是有选择的, 一方面受到信息需求者的影响, 另一方面要在自己的收益成本曲线上进行最优化的生产。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对会计信息界限的认识, 有助于我们澄清对会计职能的偏差和误解, 更好地分清会计的责任与任务, 做到有的放矢地改进会计信息的质量,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 必须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规范要求。
在会计基本职能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情况下, 外在的强制性披露是推动内部人或者企业管理层真实、客观地披露会计信息的重要动力。在规范性的要求下, 减少会计操纵和控制的空间, 保证会计信息的可信性, 维持会计信息对于资本市场的信息支撑作用。
(二) 保持会计制度的稳定发展。
会计制度变迁应该保持过程的持续性和对接性。如果会计制度时常发生重大变化, 会计信息就难免出现大幅的波动, 信息含量出现非预期、非正常的变化, 而影响到相关利益人的预期和判断, 从而会影响到相关企业的估值以及相关市场的稳定。
(三) 加强对会计信息披露的独立审计。
作为会计信息需求与供给的两方, 信息披露者与投资决策者之间需要有第三方机构进行信用加强, 以保证会计信息的合规性、合理性。推动会计信息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葛家澍.财务会计的本质、特点及其边界[J].会计研究, 2003 (3)
[2]、葛家澍, 杜兴强.当代财务会计发展趋势[J].财会通讯, 2003 (10)
游离的界限 篇9
——威廉·肯特里奇
南非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的大型个展《样板札记》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幕的这几天，北京的艺术界炸开了锅。艺术家、艺术系的老师和学生、记者和评论人都熙攘着、讨论着，聚集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这位有着非凡经历和气质的艺术家一直介于学院式绘画与实验剧场的创作之间，对政治、社会及历史问题的探讨，给世界当代艺术界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的所有作品，不论是哪种形式，都和约翰内斯堡有关，我的中学、大学，除了在巴黎的两年，我接受的所有教育都来自约翰内斯堡。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从特定的个人生活感受延伸到更广阔的社会问题：现在与过去、责任、补偿、控诉，还有南非风土人情背后的历史。”肯特里奇这样介绍自己。
其实，自20世纪90年代起，肯特里奇的作品便在世界范围内的各个美术馆与画廊中亮相：1997年，他同时收到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与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的邀请，1998年，他的歌剧在苏黎世和布鲁塞尔上演，1999年，他的个展在伦敦舍本泰恩画廊举办。同年，他的新电影——关于约翰内斯堡地产商苏荷的《立体镜》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映。2010年，巴黎的网球场艺术馆推出的“威廉·肯特里奇回顾展”、2012年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纸上的选择”、巴西里约热内卢展出对其艺术全面研究性展览。而威廉·肯特里奇被中国艺术界所熟知还是源自于2000年，威尼斯第三节上海双年展上的那件《影子队列》。皮影式的显影，沙哑的男声发出苍凉的吟唱，屏幕上是长长的不断向前行进的人影，从左侧游向右侧。炭笔手工绘画创造移动的影像这一独特的创作方式和他对于社会问题的深刻理解给一些中国的年轻艺术家们带来了很大的启示。自此之后，受其艺术思考和风格影响的青年艺术家名单就越列越长。尽管最近的一次有关威廉·肯特里奇的创作的讨论是2013年，由上海OCAT发起的“曲径通幽——独立动画作品展”闭幕讲座，但也未见如今之声势浩大。可以说，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这次展览及系列活动，不仅仅是在梳理和回顾威廉·肯特里奇往昔的作品，更是在有着紧密联系的中国与南非之间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反思历史和艺术问题的对话。不同于其他世界顶尖艺术家来华展览，威廉·肯特里奇对“文革”期间的典型艺术形式样板戏的阐发和再创造加上对中国近代史的共同关注，是展览正中当今中国人下怀的关键所在。
绘画、戏剧、装置、舞蹈、动画在威廉·肯特里奇的创作中被有机地融合成一个整体，能为同一个主题提供多个视角。大部分来到展览现场的人，首先会被这样一种强大的气场所震撼，但仅仅把他定义为一个擅于打破艺术媒介边界的艺术大师是远远不够的。威廉·肯特里奇最为迷人之处，在于他联想力的游离是不受限制，毫无边界的。
威廉·肯特里奇1955年出生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他的父母分别是立陶宛与德国的移民，两人都是律师。也许是受家庭影响，肯特里奇在大学里攻读政治与非洲研究，并且很早就开始把南非政治与革命的乌托邦理想，还有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联系起来，这使他远离了那些艺术学生对于时髦艺术潮流的追逐行为。他一切创作的基础是他那最具个人风格的炭笔画。他坦言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叫做杜米里亚，当时是他老师的创作搭档。一天晚上他去上艺术课，发现这个人正在画大幅的精巧的炭笔画。“他向我揭示了这种创作形式的奥秘，让我看到了炭笔画能变得多么迷人。” 威廉姆·肯特里奇说。
他的炭笔画通常都有独立的情节，以一个或数个人物为中心组成系列。为了达到既丰富微妙又不失简洁素朴的风格，他的画面上通常会用油画棒做一些象征性的修饰，例如，用一点点红色来反衬灰色，用淡淡的蓝色来象征水。绘画的偶然性与连续性使得他常常在绘画中展现时间的流动感，留下时间的痕迹。一个短片通常需要20到40张炭笔素描，肯特里奇用静止的摄影镜头把这些画的创作过程，包括作画过程中线条的不断添加和删改，一点点地连续拍下来，那些纤细易碎却又充满想象力的线条与擦痕将静态与动态之间的边界揉得模糊。他凭借一台录像机记录自己的素描，赋予了动画一种新的身份和自治力。而不论是他的笔触还是他的主题，总会让人联想到西班牙戈雅艺术中的悲悯和人文主义情怀。曾经出现过的一切都会消失，最终只有最后一幕得到保存；而真实——如果其确实存在的话——却早被丢弃在漫长的时空之中，难觅踪迹。正如威廉·肯特里奇所说：“我所做的是赋予过程以意义，呈现过程的而不是事实的世界。因为在一幅画上留下了前面的步骤的痕迹，当你看到我画的一张桌子时，就能知道它曾经是别的东西，是一棵树、一块板，将来还会变成别的东西，一堆柴、一片灰烬。”
在威廉·肯特里奇的公开讲座上，从父亲口中的芒果到工作室的墙壁上的一幅水墨花鸟，从一个记录着时事新闻的报道到中国字典的一个篇章，从庭院中的一棵树到洒落的阳光再到叛国罪的绞刑架。肯特里奇很难把自己的想法集中在一个点上，而是在所有有关联的记忆中游走。因为事实上，事物本身在变化、流动，主观的思绪和联想也在游离，界限的消失正是在对过程的专注中达成的。在肯特里奇看来，艺术不应只是维护中心，因为中心的意义只有和边缘结合起来理解才有效。所以他在创作时往往不是试图把握住某个想法，而是任注意力不断游移，甚至游移到毫不相干的事物上去，从而发现边缘部分的可能的价值。不可否认，艺术家的大脑边缘总有一些奇怪的联想与游离。这似乎是世界上最难以捉摸的边界，却也是最具创造力的所在。恰如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小说一般荡漾。
在 2012 年的作品《对时间的拒绝》中，肯特里奇和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彼得·盖里森合作，把对痕迹的探索推进到了抽象的时间领域。在一个剧场空间，三面墙投影着动画影片，影片中不时出现一排各自坚持着自己的节奏的节拍器。散乱摆放的座椅旁边是几个高帽状的扩音器，播放着讲话和乐曲，剧场中心位置则放着一个巨大的类似永动机的装置。装置的名字“大象”来自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他在这部小说里把机器的运动描述成“像大象一样处于忧郁的疯狂之中”。为了这件作品，肯特里奇和盖里森一起追溯了人类对时间的理解的变迁，从原始的天道的时间意识，到牛顿的绝对时间，再到爱因斯坦的相对时间，然后他又游离出去，把人与时间的关系和人对乌托邦的需要联系起来，最终反映在影片之中。2015年，源自于艺术家致敬莫扎特的《魔笛》而创作的作品《暗箱》是一件结合戏剧表演和影像的装置作品。其中，机械木偶伴随着《萨拉斯特罗的咏叹调》翩翩起舞，而1904年对赫雷罗人的种族灭绝屠杀在背景中同时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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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样板札记》或许是威廉·肯特里奇在习惯性思维游离的另一个中国思考版本。为此他读了鲁迅、史景迁、余华、姜斐德的著作。在创作这件作品之前，肯特里奇对于“文革”那十年的记忆基本上限于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同时性事件。尤其是 1968 年，那一年，南非有反越战浪潮，巴黎发生了以学生为主力的“五月风暴”。在《样板札记》的创作过程中，肯特里奇又发现，1968 年也正是“文革”主动权从学生转交到工人手中的一年，就像是《对时间的拒绝》里的节拍器，这些事件在他的记忆中产生了混响。“1968 年，南非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转变，非洲经历着解放运动，因此大家都在关注变革的不同样板，苏联模式、中国模式、欧洲模式，看起来很遥远的人们因此产生了连结。”
然而对于艺术家来说，一个有趣议题不仅仅在外部世界是有趣的，在工作室里也必须是有趣的，也就是得落实到物理层面，可以画，或者可以演。肯特里奇以他艺术家的敏锐直觉一下子把握住了“文革”最具乌托邦色彩的产物：样板戏。“看八个样板戏的时候有两种感受，它的编排和舞蹈是专业的、令人愉悦的，而且我喜欢它完全乐观的色彩，非常明亮，像广告一样；另一方面，我立刻想到了在样板戏中缺席的一切……”两者之间巨大的反差和高度紧密的统一性让这个习惯于思维游离的南非艺术家再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他找到南非舞者达达·马思洛，在工作室里进行即兴排演，打算探讨芭蕾舞这一起源于欧洲的艺术，是如何成为苏联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工具和进步艺术的。当他们在发现舞蹈和样板戏以及五十年代的非洲音乐确实产生了某种化学反应之后，才决定把这个作品继续进行下去。肯特里奇显然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艺术家式的广泛而感性的研究，因为作品最终呈现的是一个由大字报上的标语、作为四害之一的麻雀、戴高帽的芭蕾舞者以及《红色娘子军》的片段等等组成庞杂的体系，不容易弄清楚他究竟想说点什么。肯特里奇总是强调自己对政治和历史的理解是一个艺术家的理解，而非学者的理解，所以不可避免的是不完整的、个性化的。“设想一下我们加工信息的方式，如果两千公里以外有一场地震，它也许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重要事件，但如果我们认识的人经历了这场地震，它就会变得更加重要。对于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们都有自己的地理学。”所以，对于他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显然也不是要求一个合理的解释，而是更希望制造一个有着尽量宽广边缘的切面，让每个人都可以从这个边缘上的某一处，游离到各自记忆中最无法抹去的那一点。
肯特里奇曾在2009年美国《时代》杂志评选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人”榜单中，相比他的艺术名望，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他也被认为是南非杰出的社会评论家。“边缘思考日”是威廉·肯特里奇演讲的题目，但实际上，从个人身份到艺术形式，从关切到呈现。或许再也没人能比威廉·肯特里奇更加彻底地陶醉在界限之间。
配送与售后的界限 篇10
配送增值服务是在基本服务的基础上,根据用户的特殊要求而增加的服务,是一种“定制”服务,是物流企业实施差异化战略的重要手段。物流企业或者生产企业为了取得竞争优势,不断增强增值服务功能。案例中的企业就是在提供产品配送时,除按质、按量、准时将电视机送到客户手中外,还将送达的电视机按照消费者的要求进行合理摆放,这其实已经在配送中增加了增值服务。但是从案例中的描述看来,仅仅这样做还是不够的,“王老太太还要看电视节目”。
所以,无论是企业自营的配送中心,还是第三方配送中心,如果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树立知名的品牌形象,必须要全面为客户着想,不能忽视任何细节,当然更不能摊开手说“这不是我们管的事。”不仅是产品的运送,还要为客户提供调试、检查、说明、简单修理等服务,使用户在接受产品送达服务的同时,也能获得与产品相关的任何服务。
这是比搬运更高级别的要求,这就需要配送中心或者厂家提高对配送人员的要求,增加人员培训。尤其是在家电这个行业,产品日渐多样化、功能日新月异,持续地对配送人员进行产品功能方面的培训是必要的,建立学习型组织,无论是解决眼前的问题,还是迎接未来的挑战,都是很好的办法。
由此案拓展开来,目前我国大部分配送中心仍然主要提供仓储保管代理、运输代理等功能性物流服务,并且现状整体落后,存在发展缓慢,利用率低,配送成本高,社会化、组织化、专业化程度低,信息化水平低,流通周期长,按时交付率低等问题。服务理念上停留在通过传统配送“赚客户的钱”的阶段;在运作模式上被动地接受客户的运输要求,通过服务运价上的价格大战进行市场竞争,这种恶性竞争将众多的配送中心的利润打到了价格的底线,很多配送中心在微利的边缘惨淡经营。
在美国,来自基础性服务的收益占6 2%,增值服务的比例已达38%。而在我国,虽然很多配送中心已经由小的仓库和运输中转站向物流园区发展,但物流园区的管理目前还是处在场地租用上,还谈不上规模管理、物流一体化协同。据统计,在我国的配送外包物流服务中,85%来自基础性服务(其中53%来自运输管理,32%来自仓储管理),增值服务的财务收益只占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