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信息披露机制

环境信息披露机制（精选12篇）

环境信息披露机制 篇1

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 我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企业, 而在企业如火如荼的发展过程中, 却也存在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不够完善等方面的问题, 尤其是外部治理机制是经常被企业忽视的部分, 比如声誉机制、社会机制、市场机制以及法律机制, 在这些方面我国还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然而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工作又离不开外部治理机制的支持。所以, 企业目前要做的就是将外部治理机制大幅度的加以改善, 并利用到环境会计披露工作中来。

一、目前我国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工作存在的缺点

1.质量不高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让他们开始了解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所以也相应的提高了对环境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可是, 在我国大部分企业中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较差, 绝大部分还属于表现功夫, 没有利用货币计量来进行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 这也就导致我国相关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缺乏可比较性, 进而造成信息使用者的困扰。不仅如此, 相关的披露内容又过于简单, 由于环境问题而造成的企业影响并没有详细说明, 这也会造成企业相关的利益人员无法通过阅读此类信息来了解企业具体的环保情况。如果企业环境会计披露不能将使用者的需求加以满足, 那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2.披露水平不高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钢铁类企业是污染排放相对严重的企业。根据相关的具体调查, 发现很多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相关项目存在各种分支项目披露情况不同的状况, 很大一部分企业还不具备较强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比如, 在进行部分钢铁企业的统计调查中就发现各项税款、环保补助与拨款、环保投资、对策与风险、环保目标与方针, 这些都是被披露较多的部分。在这其中, 环保目标与方针就占总数的七成以上, 可是关于环保惩罚与荣誉、税收减免与三废的收入以及城市环境管理体系的建设总情况却没有被详细披露。这种情况当然还出现在其他污染相对严重的企业中。

3.环境会计信息不具备较强的可靠性与真实性

我国目前存在这样一种情况, 即企业的披露信息并没有出现在会计事务所的相关审计报告中。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因为企业对环境会计信息不够重视, 造成会计在进行审计时就忽略了对环境会计信息的审计。这就直接造成了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无法得到第三方鉴证, 如此就难以保证其可靠性。所以就会出现上文也曾提到的企业对环保奖惩等费用支出的披露不够等情况。企业有意想要将这些环境会计信息隐藏起来也是因为此类信息会对企业的业绩指标造成的影响。

4.披露的方式过于多样化

从各种相关调查中不难发现, 现在企业缺少一个规范化的环境会计披露方法。对于环境会计的披露可以在年报中, 或者是社会责任报告中。而在年报中就会出现差异, 一部分企业是在企业的董事会上进行披露, 还有的企业是将披露作为一个附注报表放在财务报告中。对于环境会计信息的项目披露地点相对分散、形式也没有固定性。这种不统一就会造成使用者不能准确快速的找到有用信息, 对使用者的工作造成困扰。

5.企业的社会责任部分被会计假设所忽略

现在还有很大一部分企业在进行会计主体假设时依旧把企业自身经营的产品作为假设重点, 因为企业只将自己看成有一个创造经济效益的个体, 而忽视自己也有着保护环境的职责。与此同时, 企业将货币作为计量环境资源消耗是不正确的, 计量方式的单一会弱化企业对环境的破坏, 这样也会让企业责任相关假设计量方面的利润不够准确。

二、外部治理机制对于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分析

1.政府治理机制

保障生态环境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其具备对企业进行实施奖惩、监督以及制定规则等公权力。有效的环境会计信息对政府了解企业的环保与污染情况也十分有帮助, 进而加快政府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职能。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做的有很多, 比如制定相关的行政制度, 让企业能够尽早完成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 不仅如此, 还要设置一定的奖惩制度, 对于表现优秀的企业给予奖励, 以此来增加企业的整改动力。我国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还属于一个起步阶段, 我国政府最早是在2000 年开始才对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进行了一定的管理, 可是目前的我国政府在环境执法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 个别政府为了本地区经济的发展还会对环境的污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还有就是奖惩制度缺乏规范性, 这样不仅会让许多企业钻法律的空子, 更无法调起企业负责人的积极性。此类问题的出现也是企业无法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落实到位的主要原因。

2.法律机制

在法律机制中, 主要包括立法与执法两方面的机制。其中的立法机制是严格的按照法律制度来进行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内容确定 (项目、披露的时间、计量方式等) , 企业一旦出现违反法律的行为, 那相关部门就会予以相应的处罚。执法机制也就是立法的一个实施与落实。在进行具体的执法过程中, 也涉及到对企业内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一个监督, 一旦发现违规行为, 必然严惩不怠。就我国现阶段的情况来看, 相关的法律也没有达到一个十分健全的程度。只有给企业提出硬性的条款, 才能使企业内部披露的工作顺利开展。

3.市场机制

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会受到债权市场、资本市场以及排污许可权交易市场的影响。因为债权人需要通过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了解来判断企业是否达到一定的偿还能力;而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的详细披露可以帮助排污许可权交易市场得到监管的许可;资本市场同样也需要企业能够交出一份详细的环境会计信息, 这样才能加深对企业的了解, 从而准确的做出相关决策。我国的市场经济和西方发达国家比起来稍显落后, 还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 还有很多的机制体制需要人们去完善。就因为市场机制的不健全, 也就造成了企业对环境会计信息的忽视, 进而导致了披露水平不高。

4.声誉机制

声誉机制简单来说就是一种诚信的机制, 其是通过企业信誉水平的调节来完成一个对企业经济的影响。如果发现有企业披露的是虚假环境会计信息, 那对其的惩罚就不单单是金钱, 还有更加严重的惩罚, 只有多管齐下, 才能杜绝企业发生此类弄虚作假的情况发生。声誉机制就是一种很有效的管理手段, 发现虚假信息就下调信用评价。长此以往, 企业想要制造虚假信息就需要加大成本, 此方法可以很好的保证信息的准确性、有效性。而声誉机制的构建也是未来我国政府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部分。

5.社会机制

像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证券公司此类的中介组织, 再加上社会精神层面上的道德规范、历史传统、文化价值观以及社会形态就构成了一种被称为社会机制的概念, 这是一种企业外部的治理机制。治理机制是市场稳定的重要因素, 市场如果没有强大的治理机制, 那中介机构的作用就会从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变成单纯贪图利益的机构, 他们可能会和企业联合起来造假, 帮助企业制造虚假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不发达的社会机制, 不利于环境会计信息审计工作的开展。加上缺乏一定的市场监督, 就造成企业的披露信息可靠性极低。再加上企业管理人的责任感价值观淡薄, 也会让他们只知道一味的追求利益而忽略公益性。

三、利用外部治理机制来提高我国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披露工作实践方法

1.环境会计相关法律规范与立法工作的加强

要想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工作更加科学合理的进行处理, 首先就是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 而法律规范的建立又要从企业相关的披露方式、具体内容以及信息表述的方面入手, 必须要将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工作不断优化与细化, 争取让所有企业都能符合法律的要求与规范。在规章制度行使的过程中, 如果发现非常奏效的条款, 就可以申请上升为法律。这样, 才能让企业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步完善相关的规定, 只有这样我国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工作才能顺利的进行并有法可依, 进而将环境会计的信息披露项目数量不断增加。

2.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执法与奖惩力度要予以增加

对于企业内部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工作, 政府相关的执法部门要进行不定期的检查, 并加大执法力度。在这部分的检查中, 最好是设置专门的部门进行负责, 重点就是排查企业有无违规行为, 对于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是否符合规定, 一旦发现违规现象, 立刻惩处, 这样才能保证信息的有效性与真实性。没有奖惩措施的法规就是一纸空文, 加强奖惩力度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3.市场机制建设的加强

对于市场机制的建设主要可以分成两个环节, 其一就是对债券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加强建设。此方法可以让企业的数量规模不断增多, 进而形成更大的能力去做更多的会计信息与监督工作;其二就是对排污许可权交易市场的建设与温室气体的加强。市政府为了将污染物排放进行有效的控制, 可以出售一些污染权给相应的污染者。企业也可以根据自身的诉求来与污染者进行交易, 这样污染物的排放就必须要通过专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来进行计量, 如此一来企业就会增加对环境会计信息的需求, 那信息的统计就要简单许多了。

4.将声誉机制进一步完善, 争取形成优良的企业风气

在实名制的管理下, 诚信程度也在不断的提高, 人们也逐步了解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将我国社会的声誉机制进行完善, 不仅可以让群众们形成诚信意识、环境保护意识, 更是为了让那些制造或者隐瞒虚假环境会计信息的相关人员能够受到舆论的影响, 将信息的真实性逐步的提高上来。在此基础上也要树立一定的环保意识, 形成积极的态度, 这也对信息的披露有着重要影响。

四、总结

综上所述, 我国企业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还存在很大的问题, 可是企业内部的治理机制又具有很大的不可控性, 所以, 利用外部治理机制来对此问题进行管理是行之有效的。虽然目前其中还存在很多的不足, 不过我相信, 在党的深入领导下, 我国企业未来的环境会计信息工作一定会越来越好。

参考文献

[1]郑统, 朱涵一, 马建南等.外部治理机制视角下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J].商业经济, 2015 (1) :131-133.

[2]谭庆美, 徐华敏.我国农化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 2015 (1) :86-90.

[3]薛双双, 王学荣.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博弈模型构建[J].齐鲁工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 2014 (04) .

[4]于婧.基于信息披露下的企业环境会计问题分析[J].中国商贸, 2014 (26) .

[5]刘青, 刘彤.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J].现代营销 (下旬刊) , 2014 (09) .

环境信息披露机制 篇2

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与作用的.结果.在进行披露时,应与财务会计信息分开进行,并界定基本环境信息与特殊环境信息所包含的内容.具体披露方式,可视基本环境信息和特殊环境信息而定.对于前者,宜采用通用的会计报表模式,而对于后者,则可使用专用的会计报告模式.

作 者：李连华 丁庭选  作者单位：李连华(五邑大学,经济管理系,广东,江门,529020)

丁庭选(河南财经学院,会计学系,河南,郑州,450002)

刊 名：经济经纬  PKU CSSCI英文刊名：ECONOMIC SURVEY 年，卷(期)： “”(1) 分类号：F23 关键词：环境会计信息   披露内容   披露方式  

环境信息披露机制 篇3

信息非对称与“柠檬市场”

上市公司真实、充分、全面、及时的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因为证券市场是一个典型的信息密集型市场，证券价格对信息的反映十分敏感。在现实的证券市场上，无论是证券发行者、投资者、政府监管部门，还是证券中介机构，都离不开一定的信息。信息既是政府监管部门进行市场监管的重要依据，也是投资者进行科学预测和正确投资决策的重要基础。然而在现实的证券市场交易中，信息的分布往往是不均衡的。常常是交易双方一方掌握的信息多，另一方掌握的信息少；一方掌握的是准确的信息，另一方却获得的是失真的信息。这种市场交易双方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等的现象即是所谓的信息非对称。证券市场是典型的信息非对称市场，在证券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信息非对称现象。证券市场各个层次的主体(如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证券经营中介机构、上市公司及其管理者和股票投资者)之间，虽然事实上存在着一定的权力、责任和义务的契约关系，但是，由于各自获取信息的渠道、能力和信息成本的不同，因而客观上存在着大量的信息非对称。

证券市场的信息非对称，突出地表现为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信息非对称。上市公司管理当局(上市公司的董事、董事长和经理层)掌握着比投资者更多的内幕消息，处于信息优势，拥有较完全的公司内部信息，而投资者、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则处于信息劣势，拥有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公司管理层具有利用自身信息优势牟取私利的动机。他们为了自身效用最大化，在交易中总是凭借自己的信息优势进行大量的内幕交易，或提前采取行动，或以较高的价格出售自己所持有的股票，从而损害处于信息劣势的广大外部投资者的利益。小约翰·科菲认为：公司管理层不仅有动机隐瞒利空的信息，甚至会隐瞒部分利好的信息。其结果必然使虚假信息充斥市场，使市场变成“闻起来挺香，吃起来倒牙”的“柠檬市场”。

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一般可以分为两类。即“隐瞒信息问题”和“隐瞒行为问题”。“隐瞒信息问题”即表现为“旧车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投资者对所购买股票的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盈利能力、财务状况、偿债能力等信息无法确知。上市公司的经营者及其管理人员则更多地了解公司内部的经营状况，他们在与投资者等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博弈过程中，处于信息优势地位。正如旧车市场上卖者处于信息优势地位一样。投资者无法判断上市公司所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特别是广大散户投资者，由于其专业知识、分析能力及资本规模处于相对劣势，因而搜寻信息的边际成本大大超过边际收益，很难判断上市公司提供的信息能否满足其投资需求，往往导致逆向选择，即投资者购买的往往是经营业绩较差的公司发行的股票，正如像“柠檬市场”上买者买到的往往是毫无价值的“旧车”一样。因而，投资者一般采取与旧车买主一样的策略：降低愿意支付的股票的价格。“隐瞒行为问题”即表现为委托—代理问题。作为代理人的上市公司经营者的目标与作为委托人的股东的目标是不一致的。经营者的效用最大化与股东利益常常发生冲突，股东关心的是投资回报的最大化，而经营者却有着更广泛的经济利益和心理需求。如报酬、利润分享、股票期权、社会地位、名誉声望等，这种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利益冲突常常造成无效经济。如果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不佳或发生财务危机的时候，作为代理人的经营者可能会向股东隐瞒这些利空消息，使委托—代理问题加剧信息需求者的不对称信息问题。从而导致道德风险，上市公司的经营者为了自身的利益，将募集到的资金投入高风险项目。证券市场的信息非对称必然导致虚假信息充斥市场，市场将变成“柠檬市场”，整个委托代理系统步入“代理人操纵”的恶性循环。在极端的情况下，会导致整个资本市场的萎缩甚至崩溃。

信息不对称是上市公司造假的根本原因之一，同时也为上市公司经营者造假创造了客观条件。在股东与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契约中，利润指标往往是衡量经营者努力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经营者与股东的效用目标函数不同，经营者为了自身利益，极有可能不惜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有意发出误导他人的信息，或有意隐瞒他所掌握的真实信息，尤其在公司经营业绩不佳的情况下，经营者往往通过账务造假来满足自身利益的需求。上市公司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制造和发布虚假信息，隐瞒真实信息，谋求自己的私利，不仅在经济转轨型国家普遍存在，即使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也经常暴发出上市公司造假丑闻。

“有效市场”与强制信息披露

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取决于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有效市场假说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法玛在1970年发表的《有效资本市场：对理论和实证工作的评价》一文中提出来的。该假说认为，若证券市场在价格形成中充分而准确地反映全部相关信息，则该市场为有效率的。也就是说，有效率的证券市场的股票价格全部反映了有用信息的各种影响。法码指出，“如果有用的信息能够立即地、无偏见地在证券价格上得到反映，那么可以认为市场是有效的”。按照证券市场上的三类不同信息，市场的有效性也分为三类：一是弱式有效市场，这时股票价格只体现了历史信息的影响。如果市场是弱式有效的，那么证券价格充分反映了由历史上的一系列交易价格和交易量中所隐含的价格，从而投资者不可能通过对以往的价格进行分析而获得超额利润。弱式有效市场否定了依赖内幕信息、私人信息预测股票价格的方法，并认为所有的图表和技术分析都是无效的；二是半强式有效市场，这时的股票价格不仅体现全部历史价格和信息，而且反映所有与公司证券有关的公开的信息，即历史信息和即期公开信息。即期公开信息包括盈利报告、年度报告、财务人员分析公开的盈利预测和公开的新闻、公告等。由于半强式有效市场的证券价格已经在这些信息的作用下得到充分反映，因而如果利用这些信息来预测证券未来的价格，投资者也是不能得到超额收益的；三是强式有效市场，强式有效市场假定所有有用的相关信息都在证券价格上得到充分反映。也就是说，强式有效市场的证券价格充分反映有关公司的任何为市场交易参与者所知晓的全部信息，即所有公开的信息和未公开的信息。其结果是，股票市价反映信息的速度相当快，不留任何可以获得非正常回报的买卖机会。

法玛有效市场理论告诉人们：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与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充分性成正相关性。证券市场的效率反映了市场参与者是否能获取全部真实的市场信息，从而反映了市场公平的程度。要保持证券市场的有效性，使信息能够在证券价格上得到反映，信息本身必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一是信息必须有用；二是信息能够立即在证券价格上得到反映；三是信息能够无偏见地在证券价格上得到反映。有效的证券市场可以使所有投资者平等地、无障碍地获得全部市场信息，证券价格能够真实地反映证券的内在价值。因此，及时、有效和充分的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基础。所以，法玛对于市场效率的三种形式的划分，进一步肯定了信息披露在证券市场中的重要地位。

从市场的效率性出发，要求公司管理层真实、充分、全面和及时地披露公司信息。然而，由于上市公司管理层具有利用内部信息谋取个人私利的动机，因此必须对公司实行强制的信息披露。所谓强制信息披露，是指通过监管机构颁布的证券法规、会计准则及制度，强迫上市公司披露公司相关的实质性的重要信息。从市场的角度看，上市公司未披露的信息容易使投资者认为这些未披露的信息就是坏信息，因为“没有消息就是坏消息”。因而上市公司管理层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自愿披露信息的动机，尤其是质量好的上市公司，更具有自愿披露信息的愿望。但从证券市场的实践来看，人们更多地强调上市公司的强制信息披露。事实上，世界各国证券监管部门都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做出了详细程度不同的规定。

强制信息披露是基于以下几点基本认识：一是信息具有公共品特性，在其生成、传递和使用过程中由于交易双方利益冲突必然导致高额的交易费用，增大信息披露的成本，从而呈现证券研究中信息供给不足的趋势，而强制披露是一种减少成本的理想策略；二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路灯是最好的警察。如果没有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将会造成社会成本的无谓增加，集中的信息资源搜寻机制可以减少因经济资源配置不当而造成的社会资源浪费；三是即使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中，出于优化证券投资组合的目的，理性投资者需要大量真实、客观、准确和及时的信息，因为信息是理性投资者优化证券投资组合的基本依据，因而有必要强制公司披露有关信息；四是管理层与股东难以形成完美的结合，由于目标效用函数的不一致，总存在一些对管理层的利益诱惑，管理层会通过向市场释放虚假信息或错误信息的方式来谋求自己的利益。

强制信息披露有利于股东行使表决权，防止公司内幕交易，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经营者诚信义务的履行，发挥公司控制权的市场作用，从而加强上市公司的管理，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和经营绩效，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

建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诚信机制

中国证券市场目前尚属于“半强式”证券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非对称。突出表现为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充分、不及时、不公平、不对称。如近年来，证监会公开查处的“琼民源”、“红光实业”、“东方锅炉”、“大庆联谊”、“银广夏”等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事件，其手段之高明，性质之恶劣，范围之广泛，充分暴露出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中的造假行为，严重地损害了上市公司的声誉，极大地挫伤了投资者的信心，已经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一大隐患。

会计诚信的缺失是上市公司信息造假与信息欺诈的一个重要原因。上市公司会计制度是一种以诚信为基础的制度安排，会计诚信表达了会计对社会公众的一种基本承诺，即会计信息必须真实、客观、公允、可靠，真实完整地反映客观经济活动，忠实地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服务。上市公司会计诚信的缺失将导致上市公司会计信誉危机和上市公司管理层的信任危机。因此，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必须以诚信为基础，充分发挥诚信机制的作用，重塑上市公司“诚信金身”，构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诚信机制。

所谓诚信机制，就是把信誉作为一种“显性激励契约”的替代物，充分发挥信誉对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信誉是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业绩、行为、品德长期积累而形成的无形资产。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信誉资本蕴涵着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大更明显的价值。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在其著作《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通过对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国家社会信任度差异的实证考察和分析，揭示了信誉资源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现代经济生活中产生的不同效果。经济实践充分证明，信誉是公司价值、绩效乃至市场发育程度的函数。信誉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企业获取社会资源支持的能力，对企业规模、效率具有极大的提升作用。

诚信机制的作用机理是以信誉制度为基础的。信誉制度“是介于单纯建立在重复关系之上，依赖博弈双方自我实施的信誉和以国家强制力为实施保障的国家司法系统之间，或者依靠社会规范，或者依靠缺乏强制力的私人司法系统来组织实施的围绕合约执行而展开的有关社会成员商业行为的信息披露、纷争的仲裁、欺诈行为的惩罚等活动的规则和程序的总和。”张维迎教授把信誉机制发生作用的条件概括为以下四点：一是博弈必须是重复的，或者说，交易关系必须有足够高的概率持续下去；二是当事人必须有足够的耐心，一个只重眼前利益而不考虑长期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三是当事人的不诚实行为能够及时观察到，这需要高效率的信息传递系统；四是当事人必须要有足够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对交易对手的欺骗行为进行惩罚。由于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绝大多数的投资者缺乏观察、判断和惩罚上市公司不诚实行为的积极性和能力。因此，构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诚信机制，就应着力于建立上市公司高效率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大对上市公司信息欺骗的惩罚力度。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提高上市公司信息造假与信息欺诈的边际成本。

上市公司信息造假与信息欺诈的边际成本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证监会的“管理惩罚成本”；二是“市场惩罚成本”；三是“违约惩罚成本”。因此，要提高信息披露的诚信收益，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信息造假与信息欺诈的实际成本支出。从这个意义上讲，构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诚信机制，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与效率，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反信息造假与信息欺诈的制度安排，提高对信息造假与信息欺诈的惩罚力度。

环境信息披露机制 篇4

信息是证券市场的核心要素，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的披露信息，对于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一般认为其正式建立是以1990年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199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为标志的，这样算来，证券市场在我国的发展还不到二十年，证券市场建设缺乏经验，所以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还存在很多问题，其中与投资者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诚信缺失问题。虽然，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如《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都对上市公司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做了明确的规定，但是信息披露诚信缺失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据统计，从2005到200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共有44家上市公司因为信息披露中存在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等受到公开谴责。同期，深圳证券交易所也对66家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不诚信问题作了公开谴责。而作为代表国家行使证券监管权利的中国证监会, 在2008年1月至6月共作出了20份行政处罚决定，其中6份是针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失信而作出的。2007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对690家深市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进行考核，将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四个档次，结果显示不及格的有22家，及格的为192家，占30%以上。由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当前我国的证券市场中，虚假披露、不实陈述、不充分披露问题普遍，证券市场信息披露质量不高。

证券市场充斥的大量虚假信息打击了人们对证券市场的信心，证券市场面临“诚信危机”。在这种背景下，证券市场中的信息需求者对上市公司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存在不信任感，因此，很多公司尤其是那些规模大、效益好的上市公司，为了彰显自身的地位、提高公司的价值，越来越多的选择通过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方式，将与公司相关的更多信息提供给市场上各类信息需求者。自愿性信息披露情况比较复杂，因其披露内容、方式等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而前述规范并没有针对其特点设置有针对性的规则，所以在自愿性信息披露中更容易出现违背诚信要求的情况。而从立法层面讲，我国目前针对自愿性披露的规范性文件不多，其法律依据主要来源于证监会发布的《公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中“不限于”的用语，200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对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环境保护及其他社会责任等内容作出了规范，这是我国到目前为止为数不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规范文件。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当前在我国信息披露仍然以强制性信息披露为主，自愿性信息披露只是强制性披露的补充和延伸，但是这并不表示自愿性信息披露不需要规范或者信息披露可以不遵守诚信机制，正是由于自愿性信息披露目前还属于监管的薄弱领域，才有必要探讨在自愿性信息披露中如何构建诚信机制。

二、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信息披露按照披露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强制性信息披露和自愿性信息披露。强制性信息披露就是法律或监管机构要求上市公司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将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布的制度。强制性披露的内容、时间、方式等都由法律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必须严格按照规定进行披露，否则会受到相应的处罚。自愿性信息披露是指在强制性披露之外，公司管理层主动地将有关公司的财务信息和其他影响投资者决策的信息向社会公布。通过主动披露公司的相关信息，可以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的声誉、降低代理成本等，所以，实践中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企业日益增多。但是，自愿性披露在我国发展还不成熟，其披露内容、方式、时间等缺乏法律规范，所以实践中许多上市公司在自愿性披露时出现了违反诚信要求的现象，主要表现在：

1. 自愿性信息披露不真实。

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的信息主要是与公司发展相关的财务、利润、人力资源、发展战略等信息，这些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利好信息的披露，一方面会为上市公司赢得更好的声誉，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从而降低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成本，在产品市场上也会使自己更容易与他人达成交易，取得更好的经营效益;另一方面，公司经营效益是对公司管理层考核的重要内容，经营效益好管理层的业绩就好，就会获得更好的报酬，因此，上市公司和管理层都有公布“好的”信息的动力。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他们在自愿性信息披露中弄虚作假，夸大事实，例如，在披露未来盈利的预期时，编造虚假的财务数据，不合理的夸大未来盈利的水平;在披露人力资源相关内容时，对管理层人员的教育背景作虚假和夸张的披露。

2. 自愿性信息披露不充分。

在上市公司运营中会出现各种影响证券价格的信息，利好信息的公布会拉高证券的价格，为公司赢得更好的声誉，带来一系列的经济效益，而利空信息则相反。对于投资者来说，合理的投资决策是建立在客观、全面的信息基础之上的。但是，上市公司为了使自己发行的证券处于较高的价格水平，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往往选择向市场公开那些利好信息，或者将一个完整的信息进行拆分，公布其中的利好部分，想法设法隐瞒利空信息，或者对利空信息在披露时一带而过，不作分析，无法引起投资者注意，使投资者不能获得全面的信息，作出理性的投资决策，最终影响了证券市场的良性运行。

3. 自愿性信息披露方式不恰当。

为了保证所有的投资者都能够公平的获得信息，避免内幕交易，上市公司在披露相关信息时，应当采用合理的方式向所有的投资者公开。但是，实践中有些上市公司在公开信息时忽略了公平性，在一些非公众场合透露信息，或者采用只能够为一部分投资者获得的信息披露方式，导致投资者之间在信息获取上的实质不公平，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平等参与原则。

由于自愿性信息披露中存在上述问题，使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的作用发挥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影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所以必须针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特点构建信息披露的诚信机制。

三、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诚信机制的构建

为了保证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性，必须建立信息披露的诚信机制。构建上市公司的诚信机制需要从外部建立完善的监管制度和实现上市公司内部自律两个方面入手。实现上市公司内部自律需要对上市公司的治理机构进行不断的改革和完善，需要市场整体水平提高才能实现，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所以，在当前完善外部的监管更具实际意义。

1. 完善相关规范，明确自愿性披露信息的内容。

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内容主要是指上市公司可以披露的信息范围。一定量的信息是投资者理性投资的依据，但是并非信息越多越好。多大量的信息是合理的、是足够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素质。当证券上非理性投资者较多，投资者素质相对较低时，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并不是越多越好。过多的有效信息披露不但不能给公司带来资本市场上的收益，反而会增加公司的信息搜集和加工成本，危害公司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对于投资者来说，由于不具备正确分析相关信息的能力，在众多的信息中徘徊、犹豫不决，无法区分各类信息的价值，反倒不利于其作出投资决策。因此，“上市公司应该按照证券市场上投资者对信息的需求和理解水平确定相适应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内容。”当前，我国证券市场上，个人投资者占很大比重。据统计，至2007年底，个人投资者从数量上看占投资者总数的99%以上，其持有的A股流通市值占A股全部流通市值的51%以上。根据深交所对我国股市个人投资者状况的调查来看，我国股市个人投资者教育程度较低，对上市公司信息关心程度不高，大多数个人投资者不熟悉对财务报告披露的评估和使用。在这种市场现状下，我们不宜鼓励上市公司大量的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而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合理的界定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范围。笔者认为，可以采用证券交易所“指引”的方式，对上市公司自愿性披露的信息范围加以引导，具体来看应当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前瞻性的预测信息、管理层和股东的信息、公司的背景信息、公司无形资产状况。

在明确披露内容的同时，还要对披露的方式作规定。自愿性信息披露是否披露由上市公司自行决定，但是一旦决定披露，就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目的是使所有的投资者可以公平的获得该信息。国家应当出台相关规范，规定自愿性信息披露应当在公司网站和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同时公开。证券交易所应当开辟专门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板块，作为上市公司主动披露信息的平台，同时也便于投资者及时的查询。

此外，上市公司在自愿披露的信息中，有一些是非常专业的财务、会计以及公司治理信息，这些信息对于很多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个人投资者来说，无法准确的理解，所以，当遇到特别专业的术语、词语时，披露人应当作出必要解释。

2. 建立诚信档案，加重对失信行为的处罚。

上市公司的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在自愿性信息披露中弄虚作假、隐瞒事实，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所以要将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诚信状况与他们的经济利益挂钩，建立信用档案制度，使守信的主体因此获得利益，失信的主体受到应有的处罚。目前沪市和深市已经建立了诚信档案，但是这种档案的意义主要停留在道德层面，上市公司及相关人员很少因为不诚信的行为受到实质的处罚，因此该制度的作用在实践中被大打折扣。

建立诚信档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上市公司的诚信档案。对于那些在自愿性信息披露中存在隐瞒、弄虚作假行为的上市公司列入“不良记录单位”，对于这样的上市公司限制其再融资或者提高再融资的条件。对于那些连续几年没有出现违反诚信义务的上市公司，可以给予公开的褒奖提高企业的声誉，或者在该上市公司再融资时降低其融资成本;另一方面是上市公司管理人员的诚信档案。建立对管理人员的信用考核制度，将考核结果在相关人才管理平台公示，一方面，对于那些诚信记录好的管理人员来说，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提高其在市场上的声誉，使之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处于优势，为其带来更好的回报;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有不良记录的管理人员来说，这种方式也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使其在在人才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增加了其从业难度。同时，对于那些存在多次不良记录的管理人员，可以限制其在一定期间再次执业，或者终身禁止其从业。这样才能使证券市场有诚实守信的的动力，丧失作假欺瞒的动机。

对不诚信行为进行处罚，可以提高不诚信的成本，从而保证诚信的实现。上市公司作为商主体其存在的目的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有当诚信能带来利益，不诚信会导致损失，并且这种损失要大于不诚信可能带来的利益时，上市公司才会自觉的诚信而为。所以，要提高对不诚信行为的处罚力度。一方面在经济处罚方面，要使处罚真正达到震慑违法行为的目的。目前，我国证券法等法律规定的经济处罚方式中，在处罚数额的确定方面大多数采用的是确定数额的处罚，例如证券法193条规定，对违法信息披露要求的上市公司处以三十到六十万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三万到三十万的罚款，也就是说不管违法信息披露的行为后果多严重，对上市公司的处罚也不会超过六十万元，对责任人员的处罚也不会超过三十万元，这与他们违反诚信所获得的收益相比是九牛一毛，所以，为了体现违反诚信的行为后果与处罚相适应，可以改为处以所获利益的一定倍数的罚款，这样可以使处罚始终大于违法获益，从而达到阻吓违法的目的。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上市公司进行虚假披露、不实记载，其管理人员要负主要责任，所以必须建立对管理人员的约束机制。由于虚假披露给投

摘要：在证券市场强制性信息披露出现诚信危机的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选择在强制性信息披露的同时, 主动的向投资者公开更多与投资相关的信息即通过自愿性信息披露来改善与投资者的关系。但是, 我国目前尚无专门法律对自愿性信息披露进行规范。为了保证自愿性信息披露目的的实现, 保护投资者利益, 需要构建自愿性信息披露诚信治理机制。

关键词：自愿性信息披露,诚信,失信

参考文献

[1]李东方: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刘国亮常艳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实证研究.产业经济评论, 2008 (3)

[3]付伟: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建议.会计评论, 2006 (3)

[4]赵从水:中美自愿性信息披露规制比较.广西金融研究, 2007 (2)

[5]赵利人:中国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研究[D].吉林大学, 2005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 篇5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规范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行为，促进上市公司改进环境保护工作，引导上市公司积极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根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原国家环保总局令第35号）以及《关于进一步严格上市环保核查管理制度加强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后督查工作的通知》（环发[2010]78号）规定，制定本指南。

第二条本指南适用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

第三条上市公司应当准确、及时、完整地向公众披露环境信息，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四条上市公司编制和披露环境信息，应有利于债权人、投资者、社会公众和政府管理部门了解企业环境保护情况。

第五条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包括定期披露和临时披露。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应当定期披露环境信息，发布环境报告；发生突发环境事件或受到重大环保处罚的，应发布临时环境报告。鼓励其它行业的上市公司参照本指南披露环境信息。

第六条上市公司应在环境保护部网站和公司网站上同时发布环境报告，在环保部网站、中国环境报和公司网站上同时发布临时环境报告。

第七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环境报告和临时环境报告的发布情况，作为各级环保部门上市环保核查的重要内容。

第二章 环境报告

第八条环境报告期原则上为一个会计年，即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上市公司可在发布公司财务报告的同时发布环境报告。

第九条环境报告应当披露的信息：

（一）重大环境问题的发生情况

1、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并已发布临时环境报告的，应报告环境事件最终处理结果和环境影响，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经济赔偿。

2、因为环境违法违规受到重大环保行政处罚且已发布临时环境报告的，报告采取的整改措施和效果。

（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

说明依法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验收制度的执行情况；未能按期完成验收的，应说明原因和进展情况。

（三）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说明下属各生产企业废水和废气中常规污染物和特征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厂界噪声和无组织排放达标情况。

2、出现污染物超标排放的，要说明排放浓度、排放标准，超标原因和整改措施。

3、下属企业中有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应公布一年四次监督性监测情况。

（四）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依法处理处置情况

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及综合利用情况；

2、危险废物的安全处置情况。

（五）总量减排任务完成情况

1、说明各子公司、分公司减排工程实施进度和减排指标完成情况。

2、未完成总量减排任务的，要说明原因和整改措施。

（六）依法缴纳排污费的情况

（七）清洁生产实施情况

1、上市公司内有属于重点企业应定期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报告应说明依法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及开展评估验收的情况。

2、上市公司内有依法应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且已被环保部门公布的，报告应披露企业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超总量情况；企业环保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等环境信息。

（八）环境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和运行情况

说明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完备情况;存在重大环境风险源的，要说明企业环境风险管理机制的建设情况。

第十条鼓励上市公司在环境报告中披露以下环境信息：

（一）经营者的环保理念

上市公司最高经营者对企业的经营理念和价值观。

（二）上市公司的环境管理组织结构和环保目标

介绍环境管理组织结构图，各职能部门及其人员相关责任，环境管理组织运转现状，与环境保护方针相适应的中长期目标，目前目标和指标的完成情况及下一阶段计划等。

（三）环境管理情况

包括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及自愿开展清洁生产的情况；与环保相关的教育及培训；与利益相关者进行环境信息交流；环境技术开发情况；环境管理会计推进情况；获得的环境保护荣誉；环境标志认证情况等。

（四）环境绩效情况

包括单位产品或单位原料的原料消耗、水资源消耗、能耗等；单位产品或单位原料的废水产生量、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温室气体排放量等。

（五）其他环境信息

包括为推进环境保护开展的环境教育、植树造林、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各类环境公益项目。

第三章 临时环境报告

第十一条上市公司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在事件发生后1天内发布临时环境报告。

第十二条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因环境违法被省级及以上环保部门通报批评、挂牌督办、环评限批、被处以高额罚款、被责令限期治理或停产整治、被责令拆除、关闭等重大环保处罚的，应当在得知处罚决定后1天内发布临时环境报告。

第十三条上市公司因突发环境事件发布临时环境报告的，应当报告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主要污染物质和数量、事件环境影响和人员伤害情况（如有）、已采取的应急处理措施等内容。

第十四条上市公司因环境违法被省级以上环保部门处以重大环保处罚的，应当在临时报告中披露违法情形和违反的法律条款、处罚时间、处罚具体内容、整改方案及进度。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本指南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重污染行业

本指南所指重污染行业包括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具体按照《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373号）认定。

（二）突发环境事件

按照《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认定。

（三）重点企业

本指南所称重点企业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规定应当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包括：

1、污染物超标排放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规定限额的污染严重企业。

2、生产中使用或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企业（有毒有害物质是指被列入《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危险化

学品名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和《剧毒化学品目录》中的剧毒、强腐蚀性、强刺激性、放射性（不包括核电设施和军工核设施）、致癌、致畸等物质）。

3、按照环境保护部发布的《重点企业清洁生产行业分类管理名录》和《需重点审核的有毒有害物质名录（第一批）、（第二批）》应当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

（四）重大环境风险源

按照《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重大环境风险源是指长期或短期生产、加工、运输、使用或贮存危险物质，且危险物质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功能单元。危险物质（化学品）的类别临界量参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

第三章 临时环境报告

第十一条上市公司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应在事件发生后1天内发布临时环境报告。

第十二条上市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因环境违法被省级及以上环保部门通报批评、挂牌督办、环评限批、被处以高额罚款、被责令限期治理或停产整治、被责令拆除、关闭等重大环保处罚的，应当在得知处罚决定后1天内发布临时环境报告。

第十三条上市公司因突发环境事件发布临时环境报告的，应当报告环境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主要污染物质和数量、事件环境影响和人员伤害情况（如有）、已采取的应急处理措施等内容。

第十四条上市公司因环境违法被省级以上环保部门处以重大环保处罚的，应当在临时报告中披露违法情形和违反的法律条款、处罚时间、处罚具体内容、整改方案及进度。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本指南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重污染行业

本指南所指重污染行业包括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冶金、化工、石化、建材、造纸、酿造、制药、发酵、纺织、制革和采矿业，具体按照《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373号）认定。

（二）突发环境事件

按照《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认定。

（三）重点企业

本指南所称重点企业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规定应当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包括：

1、污染物超标排放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规定限额的污染严重企业。

2、生产中使用或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企业（有毒有害物质是指被列入《危险货物品名表》（GB12268）、《危险化

学品名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和《剧毒化学品目录》中的剧毒、强腐蚀性、强刺激性、放射性（不包括核电设施和军工核设施）、致癌、致畸等物质）。

3、按照环境保护部发布的《重点企业清洁生产行业分类管理名录》和《需重点审核的有毒有害物质名录（第一批）、（第二批）》应当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

（四）重大环境风险源

按照《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T169－2004），重大环境风险源是指长期或短期生产、加工、运输、使用或贮存危险物质，且危险物质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功能单元。危险物质（化学品）的类别临界量参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

附录：上市公司环境报告编写参考提纲

一、董事会致辞

阐述上市公司开展环境信息披露的意义和必要性，描述上市公司的环境保护方针和发展战略，说明环境保护的目标及完成情况，提出未来公司在经济、环境和社会责任方面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以及应对措施。

二、公司基本信息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公司名称、创建时间、发展历程、总部所在地；

（二）公司从事的行业及规模、主要产品和服务；

（三）公司总资产、销售额、公司结构（股东结构）及分布状况（所在国家及地区）；

（四）在报告期内公司规模、结构、产权、产品或服务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三、环境管理情况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环境保护理念

（二）环境管理组织结构和环保目标

（三）环境体系认证及自愿开展清洁生产情况

（四）与环保相关的教育及培训，与利益相关者进行环境信息交流情况

（五）环境绩效情况

（六）获得的环境保护荣誉

（七）其他环境管理情况

四、重大环境问题的发生情况

五、环保守法情况

（一）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

（二）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依法处理处置情况

（四）总量减排任务完成情况

（五）排污费缴纳情况

（六）清洁生产实施情况

（七）环境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和运行情况

六、编制说明

（一）明确界定环境报告涵盖公司分支机构的信息

（二）说明环境报告提供信息的时间范围、发行日期

（三）环境信息披露的第三方验证情况（如有）

（四）环境报告书的编制流程及审核运转流程

（五）编制人员及联系方式（电话、传真、电子邮箱及网址）

（六）意见及信息反馈方式

七、其他信息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探析 篇6

当今社会，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例如，废气物排放过量、空气污染日趋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系统失去平衡等等，这引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极大关注，要求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成为必然。环境会计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一门新兴会计学科。企业披露环境信息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实施的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RI）系统关于排放数据的强制性报告，即环境报告。

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必要性

由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增加，环境退化问题日趋严重，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随着人们对环境质量的重视，不断采取措施控制污染，以有效利用资源，环境质量会逐渐改善，但这有赖于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必要性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认识。

从宏观上讲，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政府管理机构通过汇总分析各独立会计主体的环境会计信息，可以获得全社会的环境会计信息，了解全社会的环境现状，进而采取对应的决策更好地保护环境；而且，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下，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了相应修正，赋予了新的核算内容，将包含自然资源环境的指标列示其中，这当然也需要以微观主体的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为依据。同时，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要求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从高能耗的增长模式转向低能耗的增长模式，引起了产业结构的大调整，政府的环境法规和环境管理标准也更加规范和严厉。

从微观上讲，进行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是企业内部管理和自身发展的需要，是投资者、债权人等环境会计利益关系人作出决策的需要。通过对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企业可以了解自己的环境行为及其影响，使经营成果核算更加科学、客观，有利于改善企业的内部管理，提升企业的形象，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最佳结合。同时，企业的利益关系人，包括潜在的投资人、债权人、政府机构等需要根据风险、现在和未来的现金流量以及企业经营活动与环保法规的一致程度来评价企业的经济效益及可持续发展能力，了解企业对环境的污染及其环境保护责任的履行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理性的判断和决策。环境会计信息成为企业持续经营、业绩评价和投资决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

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环境会计工作的最终成果，也是环境会计核算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揭示环境资源的利用情况和环境污染的治理情况，是治理严峻环境问题的必然要求。

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原则

（一）重要性原则

在我国企业中，上市公司一般是大中型企业，而且多数为我国的重要基础性行业，因此，首先应该抓主要矛盾，重点实施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管理，如矿业、化工、石油业等。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有50%以上的企业编写环境方面的综述或报告，但往往是上报上级或有关的环保机构，并不对外公布。上市公司的未来发展受环保政策的影响会日益显著，企业的环境风险将日渐增加，而上市公司目前的做法不利于外部对企业的监督评价，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予以监管，使上市公司成为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主体。

（二）强制性原则

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尤其是一些环境敏感性行业，如造纸、化工等行业，对环境带来的危害极为严重，而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利润，因此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这些企业应对所耗费的资源和破坏的生态环境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代价”的付出总是带有不情愿性的，几乎没有企业会乐意主动向社会揭示因破坏生态环境而增加的支出，而惟有法律具有强制性；因而，政府会计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必须对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作出强制性规定，并鼓励披露尽可能多的环境信息。

（三）一致性原则

环境问题是全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无论企业还是各级政府、各种社会团体和组织，无论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无论污染严重的企业还是污染较轻的企业，只要有污染问题就需要揭示。关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对各主体的要求应该基本一致，不应存在歧视或偏袒，以正确衡量社会环境信息。

三、对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探析

目前，我国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还比较落后，还没有专门的环境会计准则或相关规定，现行企业会计制度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比例也不高。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只在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１号——招股说明书》中有两处涉及环保问题。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予以完善。

（一）加强对环境会计的宣传、教育及监督

企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往往不会全面、如实地披露对资源环境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因此，应加强环境会计重要性的宣传教育，不断加强企业尤其是公众的环保意识。

一方面企业通过承担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可以赢得声誉，更好地体现自己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观念，使企业得以长期可持续地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群众环保意识的加强，会主动实施和监督有关部门的环保行为，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政府有关部门也应该实施包括行政管理、监督在内的专项环境审计，强化国家宏观调控，促进企业加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工作。

（二）加强环境会计理论研究

会计理论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会计实务的进行。由于环境会计属于新兴学科，核算对象复杂，方法体系多元化，计量环节难以突破，使得当前环境会计缺乏与实务相结合的理论体系，导致环境会计实务没有相应的理论指导。这一问题也引起了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该问题的研究中。西方国家在环境会计研究方面走在我国的前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要加强对环境会计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理论，对环境会计进行深入的探讨，解决成本确认、计量等基本理论问题，完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理论体系。

（三）建立健全环境会计法律法规

法律具有强制性。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环境会计的地位和作用、规范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形式，可以使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有法可依，并保持统一标准。为此，有关人士建议我国应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将环境会计核算和监督列入《会计法》，以法律形式确定环境会计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将它付诸实施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二是制定高质量的环境会计准则，将涉及环境的内容列入会计要素，扩充报表体系；三是建立环境会计制度，即依据会计准则所规定的有关环境原则设计会计制度，使环境会计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四）完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模式

一种是会计报表内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重点在于向环境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披露环境会计信息，进一步扩大信息使用者及其信息本身的范围。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模式应以会计报表为主。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是会计的三大主要会计报表，它们也正是环境会计报告的主要内容。对于资产负债表而言，可以加入必要的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所有者权益等相关科目进行有关报告；对于损益表而言，则加入必要的由于环境问题而带来的收益和损失，从而计算出最后的利润；而对于现金流量表也是如此。另一种是表外信息披露。新颁布的《会计法》规定，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三部分内容：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状况说明书。所以环境会计要素信息可以在会计报表附注或财务状说明书中披露，并且形式多样，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数字的；可以是详细的，也可以是简略的。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运用独立的环境会计信息报告。

环境信息披露机制 篇7

一、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影响

(一) 股权结构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1) 股权集中度。股权的集中或分散对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影响是双面的。在集中型股权结构的公司中, 大股东控股比例超过50%, 小股东持股比例较小而且持股相对分散。这时, 大股东会掌握公司的控制权, 并不断收集信息去监督管理层, 以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但是由于小股东持股份额很小, 没有动力参与监督, 从而导致大股东不受小股东的监督和制衡。这样, 大股东就很容易与代理人联合起来, 侵占小股东的利益, 从而为财务信息的虚假披露创造了机会。而在分散型股权结构的公司中, 单个股东的能力非常有限, 除非大多数中小股东联合起来, 否则无法影响管理当局的决策。这种股权结构虽然可以避免大股东与代理人的合谋, 但是却由于公司股东的“超弱控制”带来了内部人控制以及“免费搭车”的问题, 这同样会降低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因此, 最优的股权结构应该是股权集中与股权分散相权衡的结果。 (2) 国有股。国有股是指有权代表国家的机构或部门用国有资产向公司投资所形成的股份, 这种股份也包括国有企业向股份有限公司转型时其国有资产折成的国有股份。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 国有股在公司股份中占的份额很大。这些国有股的股东是国家, 而国家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泛称, 并没有一个具体的“人”来代表, 因此无法顺利行使其权利和义务, 形成常见的“所有者缺位”现象。由于“国家”股东控制权的缺失, 导致它不能对经理人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 这时, 由国家任命的公司代理人就可能会掌握实际控制权, 从而谋取个人利益, 损害股东权益, 即出现“内部人控制”现象。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的国有比例越高, 其代理人就越有可能与管理层联合起来对公司财务信息进行篡改, 以侵占国有资产, 这样会导致公司出现各种各样虚假财务信息的披露。 (3) 流通股。流通股是指能够在交易所流通的公司股份数量。流通股比例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具有一定的影响。近年来, 我国上市公司中有越来越多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进行证券投资, 使公司流通股比例不断提高, 这些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对公司的经理层造成了较大的外部压力和约束力, 并对“内部人”产生了较强的监督和制约作用。尤其是机构投资者, 他们拥有资金、技术等各方面的优势, 在市场中也最需要公司披露的财务信息, 他们能坚守价值投资的信念, 依据那些真实、明确的财务信息来做出投资的相关决策。因而, 客观上, 他们会促使管理者不断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信息。梁杰等 (2004) 通过研究也发现, 公司的流通股比例越高, 其财务报告发生舞弊的可能性越小。在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进行中, 公司中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比例逐步下降, 流通股的比例不断提高, 中小股东对大股东和管理者的监督与制衡作用越来越强, 这也降低了财务报告发生舞弊的可能性。

(二) 董事会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1) 董事会的独立性。侧重于监督制衡机制方面来分析, 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职合一”情况。“两职合一”是指公司的董事长与经理的职位由一人兼任的状况。如果兼任的情况不存在, 则为“两职分离”。委托代理理论认为, 公司的内部治理是一个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契约的总和, 他包括两个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第一层次的委托是股东委托董事会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 第二层次的委托是董事会对经理人的委托, 而监督自己委托的经理人就是董事会的重要职能之一。但是, 公司“两职合一”情况将造成治理层与管理层的混淆, 导致公司权利都集中到某一经理人手中, 出现经理“自己监督自己”的现象, 从而缺乏有效的约束与监督机制, 容易导致个人专断。因此, 存在“两职合一”情况的公司, 治理层和管理层非常容易合谋串通, 而董事会又无法对经理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衡, 从而增大了财务信息操纵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 除非经理人的职业道德非常高尚, 否则无法保证其所披露的财务信息的质量。二是独立董事比例。经典治理理论认为, 独立董事为了维护自己在市场上的声誉, 会认真履行其对管理层的监督职能, 而且独立董事与公司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能够与公司的其他董事以及管理层保持相对的独立, 因而可以更好地监督和约束董事会中的其他董事以及管理层。因此, 独立董事的介入会提高董事会的监管能力, 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 就越能防止大股东与管理层权利的无限扩大, 也越能对公司的其他内部董事、经理人等的行为进行监督与制衡, 进而有助于提高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2) 董事会的规模。董事会的规模是影响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 从组织理论来看, 大型团组制定决策时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效率较低, 因此如果董事会规模过大, 董事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就会变得比较困难, 决策效率和有效性也会降低, 对经理层的监督和制衡能力都会下降, 因而其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也不可能很高。另一方面, 如果董事会规模过小, 则缺乏足够的专业性和服务能力, 董事们承担的工作和事务相对较多, 负荷会增大, 工作质量也会下降, 同时对经理层的监督能力也随之降低, 从而也导致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下降。因此, 公司的董事会规模应该保持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 以保证财务信息披露的高质量。 (3) 董事持股比例。委托代理理论认为, 股东、董事会与经理人三者存在着两个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实际上, 股东是通过董事会来监督其资本的, 而董事们却没有动力去监督、控制经理人以保全股东的利益。但是, 如果董事持有公司的股份, 他们也就成为了公司的股东, 经理人的决策和经营效果就会直接影响到其自身的利益, 这会为董事们带来动力, 从主观上刺激他们更好地监督经理人的行为。Warfield (1995) 认为, 管理层持股数量的增多会使代理成本降低, 从而使操纵盈余的可能性降低。Cerety和Lehn (1997) 在实证研究中, 以1981年至1987年间美国62家违反SEC披露政策的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 结论表明, 公司董事持股比例越高, 其财务报告发生舞弊的概率就会越低。因此, 提高公司董事的持股比例, 可以提高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但是, 如果董事持股比例过高, 超过一定的幅度, 也可能导致董事们产生掠夺小股东财富的动机, 加剧“内部人控制”, 从而不利于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但就我国上市公司目前的董事持股水平来看, 过度持股的现象尚不存在, 董事持股政策的重点还应该放在提高持股比例上。 (4) 董事会会议召开次数。董事会会议是公司的董事们进行交流和沟通的重要途径, 在董事会会议上, 董事们会对公司的重大事务做出决策。我国《公司法》规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每年度至少召开两次以上会议。从理论上讲, 董事会会议召开次数越多, 说明董事们越能针对公司的重大事物进行有效沟通, 越能避免董事长的专断独裁, 从而更好地发挥董事会的监督制衡作用。这种监督制衡作用则能够很好地抑制和避免那些干预或操纵财务信息的行为。李维安 (2006) 在研究中也发现, 董事会会议的次数能体现董事会对公司的实际控制能力, 董事会会议召开的次数越多, 董事会的监管职能就发挥的越好, 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也相对越高。

(三) 监事会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1) 监事会规模。我国《公司法》规定, 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监事会, 其成员不得少于三人。该规定表明, 监事会的规模不应该太小, 规模过小的监事会容易被董事会操纵。因此, 监事会规模对监事会职责的顺利履行有一定的影响作用。监事会的规模越大, 就越能吸收各种具有特殊背景和专业知识的人员参与到监事会中来, 也越能搜集公司的各种财务信息, 从而更好地发挥监事会的监督职能, 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但是, 与董事会一样, 监事会的规模也不宜过大, 否则会造成监事们的沟通困难, 监督能力下降, 导致财务信息披露质量不高。因此, 公司应该将监事会规模保持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 以确保高质量财务信息的披露。 (2) 监事持股比例。监事持股有助于监事会与公司的利益保持一致, 可以提高监事会的工作积极性, 激励监事会认真履行其职责, 有效发挥其对董事会和经理层的监督制衡作用, 抑制虚假财务信息的出现。也就是说, 如果监事持股较多, 那些企图操纵或干预财务信息的行为会因监事会的“更加主动”的监督而得到一定的抑制。因此, 监事持股比例越高, 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相对也会越高。但是, 如果监事持股比例过高, 超过一定范围, 也会造成监事的独立性下降, 无法有效发挥其监督职能, 不利于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但就我国上市公司目前的监事持股水平来看, 监事持股比例极低, 过度持股的现象还不存在, 因此公司还应该以提高监事持股比例为重点, 不断提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3) 监事会会议召开次数。监事会会议是公司监事们进行沟通的重要途径, 在监事会会议上, 监事们可以做出各种决策, 来对董事会和经理人进行监督和制约。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每6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从理论上讲, 当监事会会议次数较多时, 监事会就更能正确处理其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更能发挥其监督制衡机制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在现实中, 公司应结合其实际情况, 尽量增加监事会会议的召开次数, 以确保监事会职能的正常发挥, 以及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不断提高。

(四) 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

公司对经营管理人员都或多或少地使用着一些激励和约束机制。激励机制能够激发经营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使其更加努力地为公司服务, 进而披露更多真实、有效的财务信息。约束机制可以有效约束经营管理人员的行为, 使其为公司价值最大化服务, 抑制腐败行为和损害股东利益行为的发生, 并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因此, 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对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 只要公司正确使用一些激励和约束机制, 使它们有效的发挥应有的作用, 达到预期的效果, 就能促进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不断提高。

二、财务信息披露对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作用

(一) 财务信息披露对公司内部治理问题的作用

公司内部治理是否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治理契约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是关键。现实中, 几乎所有公司的契约都不是绝对完整和完全有效的, 这主要是因为公司总有一些未来事件, 它们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风险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 而公司的财务信息则有助于降低未来风险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程度。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1978) 第一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指出, “财务报告应该有助于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使用者评估实得收入和预期收入的金额、时间分布和不确定性等信息”。第二号公告《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也指出, 会计信息应具有决策有用性, 即具备一定的“导致差异”的能力。“导致差异”是指通过增加或减少信息的差异, 使那些未来事件的不确定性降低, 从而增加使用者决策的把握性。因此, 由于公司内部治理的有效与否同契约的完整性密切相关, 高质量的财务信息有助于内部治理问题的简化。

(二) 财务信息披露对控制权配置的作用

公司控制权的配置与执行一直是公司内部治理的关键。现实中公司的控制权也是在不断调整的, 哪些利益相关者能够拥有公司的控制权, 是由不同的总收入决定的。而财务信息影响着控制权配置的结果, 是利益相关者谈判的基础。当财务信息在利益相关者之间披露时, 那些将要遭受到利益侵害者会联合起来, 达成暂时的联盟, 通过公司治理机制合法地获得公司的控制权, 使公司的控制权得到重新配制。因此, 财务信息披露对公司控制权的配制起着重大作用。

(三) 财务信息披露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作用

财务信息能够评价和监督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工作, 并一直贯穿于他们工作的始终。在契约签订之前, 真实、相关的财务信息有助于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对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的能力、业绩和道德水平进行评价。在契约签订之后, 公司披露的财务信息能也能对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起到监督和控制的作用, 并可以依据财务信息的数据分析对他们的工作业绩做出事后评价。因此, 公司披露的财务信息有利于对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实施评价和监督, 财务信息披露质量越高, 评价和监督效果越好。

(四) 财务信息披露对激励机制的作用

人力资本所有者是公司实施激励机制的主要目标。由于公司对经营管理人员的工作业绩和努力程度进行量化是很困难的, 也无法单独计量, 因此只能使用“激励”机制而无法实施“挤榨”措施, 为了实现激励相容, 公司也会让出部分剩余索取权, 因为这样做是有效率的。由于现实中, 经营管理人员的报酬方案大多是以净收益和股票价格为基础的, 所以, 公司披露的真实、可靠的财务信息有利于激励机制的推行。

三、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与财务信息披露优化建议

(一) 优化公司内部治理机制, 以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在股权结构方面, 首先, 由于集中型或分散型股权结构在现实中各有利弊, 因此, 应相互权衡这两种股权结构, 选出适合公司的最优的股权结构, 以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其次, 国有上市公司应适当降低其国有股的比例, 以促进财务信息质量的提高。再次, 公司要在一定范围内大力提高流通股的比例, 降低财务报告舞弊的可能性。在董事会方面, 首先,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中“两职合一”现象仍有很多, 而且独立董事比例普遍不高, 所以公司应尽量避免“两职合一”状况的存在, 并适当提高独立董事比例, 以保证财务信息披露的高质量。其次, 由于公司董事会规模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 因此, 公司应确定一个合适的董事会规模, 以利于提升其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再次, 针对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董事持股比例极低的现状, 公司应尽量提高董事持股比例, 促进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最后, 公司应适当增加董事会会议召开次数, 以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在监事会方面, 就我国目前上市公司中监事会特征来看, 监事会规模都不是很大, 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监事持股比例极低, 而且监事会会议召开次数也普遍不是很多。监事会的职能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 大多公司的监事会只是一个形式, 实质上的工作效果不明显。因此, 上市公司应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监事会的规模, 并大力提高监事持股比例, 经常召开监事会会议, 将监事会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 有效监督董事会和经理层的工作, 以促进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不断提高。在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方面, 公司应采用恰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有效激励和约束经营管理人员的行为, 以保证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

(二) 提高公司财务信息的披露质量, 以优化公司内部治理机制

由于财务信息披露对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 公司应采取各种措施不断提高其披露的财务信息的质量, 以促使其内部治理机制的优化。鉴于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的现状, 建议公司扩大财务信息披露的内容, 不仅要披露那些定量信息, 还要披露定性财务信息、相关风险信息等, 并从多层次、多角度对财务信息进行分析和揭示, 使财务信息披露的形式多样化。同时还要加强对财务信息披露理论的研究, 制定相应的财务信息披露规范, 以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从而促进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

参考文献

[1]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 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陈汉文、林志毅、严晖:《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信息质量》, 《会计研究》1999年第5期。

[3]吴建友:《论我国董事会制度对虚假财务报告的监督》, 《审计研究》2001年第4期。

[4]李姝:《公司治理与财务报告.公司治理理论与实务前沿》,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5]孙铮:《市场监管公司治理会计改革》, 《会计研究》2002年版。

[6]金鑫:《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

[7]王海茸:《基于公司治理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问题研究》, 《西安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信息披露机制中的内部审计角色 篇8

信息披露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总是受到监管机构和会计职业界的特别关注，他们对信息质量的担忧使得它们持续努力以改进信息披露机制。这在一系列的研究报告或法规中得到了集中体现：1987年虚假财务报告全国研究委员会（NCFFR）对虚假财务报告的研究，1992年英国卡德伯利委员会（Cadbury Committee）从财务报告视角对公司治理的研究，1998年蓝带委员会（BRC）改进审计委员会效率的研究，以及作为对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舞弊案的直接应对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法案），无不想尽办法改进信息披露。

这些报告和法案中改进信息披露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扩大信息披露的范围和提高信息的质量；第二，加强内部控制；第三，强化信息生产的各方当事人——审计委员会、管理层、注册会计师和内部审计的职责并改进其质量。其中，SOX法案因为罕见地采用了国会立法的方式而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该法案强化了审计委员会的监管责任、CEO和CFO的财务报告责任以及注册会计师的责任，但对内部审计却不置一词，因而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不完整的（Abbott、Parker和Peters,2010）。

与此同时，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竭力提高内部审计的地位，该组织在其2002年SOX法案征求意见阶段向美国国会提供的建议中，将内部审计与董事会、管理层和外部审计合称为公司治理的四根支柱（IIA,2002）。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机制中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它如何发挥其功能？本文将从信息披露机制的角度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二、信息披露机制的构成

信息披露机制的要件包括基本的当事人、保障机制及其产品（信息）。右上图列示了信息披露机制的构成。

（一）信息披露机制的当事人

1. 第一层次的当事人。

图中的信息披露机制给出了股东、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管理层和内部审计等各当事人，但各当事人的地位是不相同的。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是公司治理中较关键的三方当事人（BRT,2012），在作为公司治理机制重要组成部分的信息披露机制中，也自然地成为第一层次的当事人：股东作为所有者，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但有权利获得公司提供的信息，这种信息包括对外财务信息和对外非财务信息，股东依据这些信息做出决策。由于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和管理层相比，因为不参与公司的具体经营而处于信息的劣势，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各国通行的做法是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包括会计准则）对信息披露做出强制性要求。

股东、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存在着清晰的责任关系：股东选举董事会，董事会聘请以CEO为首的管理层，授权并监督其管理公司的日常经营。由此，管理层对董事会负责，董事会对股东负责（BRT,2012）。作为公司日常经营一部分的信息披露也体现了这种责任关系：与股东只作为所有者而不对公司日常经营承担任何责任的身份相一致，股东也不需对信息披露承担任何责任，而只享受获得信息的权利。董事会作为股东的代理人，要对信息披露进行监督，确保管理层有效履行信息披露的相关责任，董事会往往将这些职责委托给审计委员会履行，因此，如不具体指明，后文的审计委员会包含董事会。管理层作为公司日常经营的负责人，在信息披露事务上是具体的执行者，他们不仅要负责各种信息的生产和披露，还要负责建立、保持内部控制系统并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估，以保证信息披露机制生产的信息在质量方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管理层是一个由CEO到最基层管理者组成的集合，他们对信息披露的责任依据其管理层级进行具体分配，下级对上级负责，财务负责人如CFO对最高管理者CEO负责，CEO则向审计委员会承担最终责任（BRT,2012）。

2. 第二层次的当事人。

在第一层次的当事人中，管理层具体负责信息的生产和披露，包括建立相关的内部控制系统。审计委员会履行监督者的责任。在履行信息披露的责任过程中，审计委员会和管理层不可能完成全部的具体事务，而需要借助其他当事人的力量，内部审计便是第二层次的当事人。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内部审计才通过为审计委员会和管理层提供支持，具有了公司治理的职能。

3. 各当事人的信息优势。

上述各当事人拥有的信息是不相同的：第一层次的当事人中，管理层身处公司内部，直接负责公司日常运作包括信息的生产，因此拥有最多的信息。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身处公司外部，拥有的信息最少，保护他们获得必要的信息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董事会中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负责对管理层的财务报告过程和其他信息披露进行监督，尽管他们可以获得许多信息，但较之于管理层，在信息占有方面仍处于劣势。作为第二层次当事人，内部审计处于公司内部，信息优势强于独立董事，也因为这点，通过协助审计委员会履行信息披露责任，可以减轻审计委员会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二）信息披露机制的产品

1. 信息的类型。

按照2013年COSO修订的内部控制框架，内部控制生产的报告按照呈报的对象可分为对内报告和对外报告，按内容又可分为财务报告和非财务报告。如此，按这两个标准可以将报告中包含的信息分为四种类型：对内财务信息、对内非财务信息、对外财务信息和对外非财务信息（如上图中最底部的大框中所示）。公司向股东披露的信息是对外信息，包括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

需要指出的是，审计委员会和管理层在履行信息披露责任时，同时会产生对信息的要求，这便是内部信息（包括对内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当然，管理层对信息的要求不仅源于履行对外信息披露的责任，还包括履行业务管理职能而产生的信息需要。

2. 信息的质量。

COSO(2013）内部控制框架明确指出，内部控制的报告目标不仅包含四种类型的信息，还包含了信息的质量特征，这包括可靠性、及时性、透明性以及管制机构、准则制定机构和公司政策确定的其他信息质量指标。这意味着公司不仅要生产信息，还要合理保证其生产的信息达到一定的质量标准。

（三）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保障机制

信息披露系统是在内部控制的约束下运行的，内部控制的质量决定了其最终产品即信息的质量。以四类信息受到的管制程度来看，对外财务信息受到的管制最为严格，它的生产和披露要受到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证券监管机构制定的法规以及会计准则的制约。对外非财务信息受到的管制程度次之，和对外财务信息比，只是少了会计准则的制约。而对内报告信息只受到董事会和管理层制定的规则的约束。

无论是外部监管机构的监管规则还是内部的规章制度，最终都要通过公司内部的控制制度才能得以落实，而合理保证遵循这些规则也正是内部控制的目标之一。上图中将四种信息内置于“内部控制系统”中，意即这些信息都是内部控制系统的产物。内部控制若能有效运行，则意味着公司能遵守相关规则，也就意味着其生产的信息质量有了合理保障。

内部控制是由人实施的，其有效性最终取决于人（COSO,2013）。上图所示的信息披露机制体现了这样一种逻辑：审计委员会、管理层和内部审计等信息披露机制的当事人的质量决定了内部控制的质量，内部控制的质量又决定了信息的质量。内部控制之所以被重视，源于良好的内部控制是高质量财务报告的重要影响因素，由此，保障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监督机制就很重要。内部控制的监督是管理层、内部审计、外部审计和审计委员会之间互相作用的结果。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因素（如审计委员会或内部审计）的变化都会影响内部控制的有效性（Krishnan,2005）。BRC报告和SOX法案特别关注加强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其隐含逻辑是通过强化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改进内部控制，进而改进其所产生的信息质量。这一逻辑的合理性也已为研究者所证实。Krishnan(2005）发现，审计委员会的质量与内部控制质量成正比，表现为审计委员会的质量与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出现几率显著负相关。Doyle、Ge和McVay(2007）发现，内部控制质量与应计利润的质量显著正相关。应计利润需要经过外部审计的验证，因此，对Doley、Ge和McVay(2007）的研究的一个解释是由于外部审计贡献了力量。但Feng和McVay(2009）发现内部控制薄弱时，管理者做出的盈利预测的误差也较大。盈利预测是不需要经过外部审计验证的，这说明内部控制的强弱能够影响信息的质量。

三、信息披露机制中内部审计的作用

内部审计具有三个特征：(1)内部审计具有内部控制方面的专长；(2)内部审计处于公司内部，对公司的情况有深入的了解；(3)内部审计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对于管理层具有一定的独立性（Sarens和Beelde,2006）。这三个特征决定其在协助审计委员会和管理层履行内部控制责任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而内部审计也正是通过支持管理层和审计委员会履行其信息披露机制中的责任来发挥其自身功能的。

（一）协助管理层履行内部控制责任

内部控制是一个全员参与的系统，整个管理层以及普通员工都有相应的职责。CEO对公司整体层面的内部控制负责，包括设计和实施公司层面的内部控制，指挥其运行并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估，若在评估中发现内部控制的缺陷则须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CEO则授权其他高管层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设计和实施内部控制的职责，指挥其运行和评价其有效性以及采取纠正措施等。高管层又授予下级管理者更为具体的内部控制职责。在这个层层授权的系统下，下级管理者要就其职责范围内的内部控制对上一级管理者负责，CFO就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对CEO负责，CEO则对审计委员会承担最终责任（COSO,2013）。

同时，上级管理者对其下一级管理者负责的内部控制进行监督，评估其有效性，在发现下级管理者负责的内部控制缺陷时，督促其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则是其内部控制责任的一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在SOX法案下，作为公司全面工作最高负责人的CEO和作为信息披露机制专门负责人的CFO，不仅要负责公司整体层面的内部控制的运行，还需对外披露内部控制的法定信息。这些信息包括管理层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评估以及内部控制存在的重大缺陷。

内部控制在建立后，并不能一劳永逸地维持其有效性，而是要经常进行调整。首先，内部控制的目的是合理保证公司达到其经营、报告和守法目标，而公司的目标可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从而导致内部控制也应该做出相应改变。其次，内部控制在运行中可能偏离原来的设计不再得到执行，或者原先有效的内部控制在环境变化后不再变得有效。因此，必须对内部控制进行监督，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的缺陷，并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这样，才能保持内部控制的持续有效性。监督包括持续评估（ongoing evaluation）和专项评估（separate evaluation）。持续监督有机融合于公司日常业务处理流程中，由相关的管理层负责。专项评估则是于日常业务流程之外专门进行的，以评估内部控制的五个要素是否存在并发挥作用。无论是持续评估还是专项评估中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应及时报告给相关人员，以便其采取纠正措施。合适的人员包括存在缺陷的内部控制的管辖者，他们应该采取纠正措施，以及其直接上级，他们有责任监督其直接下级管理者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同时还需报告给对公司整体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估的责任人。

内部审计能协助管理层有效履行其内部控制责任。

首先，内部审计可以协助CEO和CFO这些高层管理者更好履行SOX法案规定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责任。CEO是公司会计工作的总负责人，需要在会计部门和CFO的协助下才能履行这一责任。SOX法案规定的CEO和CFO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责任则没有一个类似于会计部门的机构，专门建立一个机构协助履行这方面的职能又需要相应的成本。内部审计的工作性质使其成为协助CEO和CFO履行这一职责的最恰当的部门。Abbott、Parker和Peters(2010）的调查发现，内部审计的十项业务中有六项涉及内部控制的评价，且其中有一项就是为履行SOX法案的404条款而进行的。实际上，SOX法案规定的CEO和CFO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责任已经导致其要求内部审计对内部控制评估承担更多更明确的责任，IIA(2005）指出，CEO可能要求内部审计负责人签字承诺已对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并说明这些内部控制是否有重大缺陷，这显然是直接源自SOX法案的影响。

其次，内部审计在工作中若发现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一般会提出解决的建议，高层管理者可以通过对内部审计发现的问题和提出建议的落实情况进行追踪，促使内部控制的及时完善，从而有利于信息质量的提高。

再次，内部审计可以协助中基层管理者更好地履行内部控制责任。内部审计可以帮助中、基层管理者——尤其是非财务中、基层管理者提高对内部控制的认知，对业务处理流程的合理性进行评估，使其更好地认识其所面临的风险并增强风险意识，进而评估现行控制措施的有效性，若发现控制措施存在漏洞，可以提出改进建议，协助其对内部控制进行完善。尽管中、基层管理者更重视内部控制能否实现其经营目标，但经营目标的达成降低了财务造假的可能，从而也为内部控制报告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此外，内部审计还可以在必要时对内部控制进行专项评估，以对其有效性进行综合评价。最后，无论是持续评估还是专项评估中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都需要采取纠正措施。什么样的纠正措施最为合适？内部审计可以通过提供咨询服务，帮助设计最为合适的纠正措施。

（二）协助审计委员会履行内部控制责任

在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层级制责任体系中，上级管理者负责对下级管理者进行监督，但高居顶层的高管层尤其是CEO由谁来进行监督呢？这个监督者即审计委员会，它代表董事会对高管层的信息披露责任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在正常情况下，审计委员会的监督是督促高管层忠实履行其内部控制责任，这包括监督高管层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在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后遵循内部控制的约束进行日常经营，及时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并对评估中发现的内部控制薄弱环节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在极端的情况下，即当高管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审计委员会应该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情况，包括建议董事会撤换高管层，以便为内部控制的正常运行创造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审计委员会有权力对高管层就其如何履行内部控制责任进行质询，必要时，还需确证其采取了及时的纠正措施（COSO,2013）。现行监管规则如SOX法案要求审计委员会的成员都具有财务知识，而且应包括一名财务专家，隐含的逻辑是这些成员熟悉财务报表与其相应的内部控制，从而有利于对信息披露机制发挥实质性的监督作用。但审计委员会由不常驻企业的成员组成，在信息上与管理层相比处于劣势，不利于其监督职能的完成。内部审计处于公司内部，了解公司的情况，加上其内部控制方面的专长（Sarens、Beelde和Everaert,2009）使得内部审计能够为审计委员会履行监督职能提供有力的支持。

审计委员会进行监督的机制是审计委员会会议，会议的关键是确定有意义的议程，而会议的顺利进行也需要相应的会议资料。Beasley等（2009）对审计委员会的监督过程进行的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在确定会议议程时会采纳内部审计的建议，内部审计的报告往往也是审计委员会会议的资料之一。审计委员会与内部审计除通过正式的会议进行沟通外，还通过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两个部门负责人之间的交谈这种非正式的方式进行（Beasley,2009）。Beasley等（2009）没有对内部审计如何影响审计委员会的会议议程进行具体说明，但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是内部审计报告和与内部审计非正式的沟通中反映的问题引起了审计委员会的注意，从而将其列入审计委员会的讨论事项。由于审计委员会往往有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审计委员会还可以将内部审计提出的内部控制问题与高管层进行沟通，以督促问题得到解决。审计委员会可以将其对高管层的沟通反馈给内部审计，并要求其持续追踪其反映问题的解决情况。通过这些沟通，审计委员会也能持续掌握内部控制的最新情况，有利于其履行内部控制监督责任。

审计委员会对信息披露系统的另一个信息来源是外部审计，外部审计对于审计中发现的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薄弱环节，应该报告给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可以要求内部审计进行专项审计，进一步查明问题的根源，提出改进建议，审计委员会则可以据此督促高管层进行改进，以完善内部控制。

审计委员会也有预防会计舞弊的责任。SOX法案要求审计委员会建立投诉程序，接受并处理关于会计、审计和内部会计控制的投诉，受理公司员工对有问题的会计审计事项进行的匿名举报。会计舞弊往往意味着内部控制出现严重缺陷，在这种情况出现时，审计委员会可以要求内部审计进行专项调查，并根据查明的情况督促高管层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或在必要时，建议董事会更换高管层。这也是为什么COSO(2013）指出，有效的审计委员会和强健的内部审计常处于最可能发现会计舞弊的位置，两者还可以联手及时对这种情况做出反应（COSO2013）。

四、总结

信息披露机制由审计委员会、管理层和内部审计等当事人、内部控制及其最终产品（信息）构成。内部控制是信息披露机制的保障机制，它的强弱决定了所生产的信息质量的高低，而董事会和管理层这些当事人则决定着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因此，是信息质量的最终决定因素。

审计委员会和管理层作为信息披露机制第一层次的关键当事人，负有恰当履行内部控制职责的义务，内部审计的特点决定它能为审计委员会和管理层有效履行这种责任提供有力的支持，正是通过提供这种支持，使得作为信息披露机制第二层次当事人的内部审计有了发挥作用的机会。审计委员会通过内部审计的支持可以更好地了解公司的情况，缓解其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在内部审计的支持下，更好地获得会议信息资料和设定会议议程，从而更好地履行信息披露机制的监督职能。管理层是信息披露机制的执行者，他们要负责建立并维持良好的内部控制，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价并针对评估中发现的内部控制薄弱环节采取改进措施，内部审计可以通过提供内部控制咨询服务等方式，协助管理层有效履行这些责任。

参考文献

Abbott L.J.,S.Parker.,G.Peters.Serving two masters: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udit committee internal audit oversight and internal audit committee activities[J].Accounting Horizons,2010(1).

Beasley M.S.,Carcello J.V.,Hermanson D.R.,Neal T.L..The audit committee oversight process[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09(1).

Doyle J.T.,Ge W.,Mc Vay S..Accruals quality and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J].Accounting Review,2007(5).

环境信息披露机制 篇9

一、QFII机制下信息披露制度概述

(一) 信息披露制度的概念

建立在“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基础上的信息披露制度, (2) 是证券市场有效运转的基石。我国学者一般认为, 证券信息披露 (Securitie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是证券发行公司依照法律规定的内容、时间、方式、程序等事项, 将自身财务及经营情况向证券监管机构报告, 并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告的活动。 (3) 但就国际实践看, 信息披露的规制对象不仅限于证券发行公司, 还应包括证券发行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数达到一定数量的投资者 (以下将此类投资者简称为“大股东”) (4) 等市场主体。所以, 信息披露制度可界定为证券发行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大股东等市场主体依照法律规定的内容、时间、方式、程序, 将证券发行公司的财务、经营情况及股票交易情况向证券监管机构报告, 并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告的活动。

(二) 信息披露制度的相关立法———披露主体为大股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 第86条规定, 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时, 或者持有达到5%后, 每增加或者减少5%时, 都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 向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做出书面报告, 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第13条规定,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证券交易所进行证券交易,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时, 或者达到5%后, 每增加或者减少5%时, 都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编制权益变动报告书, 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书面报告, 抄报该上市公司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 通知该上市公司, 并予公告。以上规定, 仅对大股东从事短线交易产生的信息披露义务进行规制, 而没有将证券发行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纳入规制的范畴, 实为法律规定的疏漏。因为高级管理人员相较于大股东, 更容易获得内幕信息从事短线交易, 如果高级管理人员纳入法律规制的范畴, 不仅有违证券法的公平原则, 而且一般投资者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确实保障。纵观我国有关短线交易的立法, 即使对于大股东的短线交易行为, 仅依靠上述两条法规的简单规定来规范其信息披露行为也未免单薄。同时, 由于对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律后果的处罚较轻, (5) 使现实中的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纠正, 法律的指导作用大大降低。

(三) QFII制度概述

在南宁糖业案中, MCIM已取得QFII资格, MCM买入南宁糖业股份的行为是通过MCIM进行的。QFII制度是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的简称, 即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 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实施的, 在货币没有实现完全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情况下, 证券市场有限度地引进外资、开放资本市场的一项过渡性的制度。 (6) QFII的实际操作包括两个方面: (1) 开立账户:QFII选定东道国的代理人, 由其到托管银行以QFII的名义开立资金账户并到证券公司开立证券账户; (2) 资金的汇入汇出:资金汇入时, QFII可以直接将资金汇入托管银行, 并兑换成人民币汇入已经开立的资金账户, 资金汇出时, 托管银行接受QFII的指令, 在取得法定机构的核准后, 将人民币兑换成外币, 直接汇入QFII在国外的账户; (3) 证券交易:代理人接受QFII的指令后, 向证券公司发出买卖证券的指令;指令通过证券公司传至交易所, 如成交, 则成交回报通过交易所、证券公司到达代理人、托管银行;清算指令则通过交易所到达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结算公司与托管银行进行资金清算, 与证券公司进行证券交割;托管银行依据成交回报和清算结果核对QFII在证券公司的证券账户, 确保证券投资的安全。 (7) 在QFII的投资运作过程中, 为确保证券投资的公开和透明, 2006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该办法第21条规定, 境外投资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时, 应当合并计算其持有的同一上市公司的境内上市股和境外上市股, 并遵守信息披露的有关法律规定。同时, 《关于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以下简称《管理通知》) 第11条进一步指出, 境外投资者的境内证券投资达到信息披露要求的, 应当通过合格投资者向交易所披露相关的交易信息。

二、南宁糖业案案情分析

2007年8月23日至2007年8月30日, MCIM、MCI分别买入南宁糖业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5%和3.4%, 直至2007年10月27日才披露其大股东身份。MCIM、MCI的买入行为是否违反《证券法》第86条的规定呢?现代公司理论认为, 公司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 是“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8) 公司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 法律行为具有独立性。在南宁糖业案中, MCIM、MCI作为两个独立的公司, 其买卖股票的行为具有独立性。所以, 依据《证券法》第86条的规定, MCIM、MCI买卖南宁糖业股票的行为均未达到我国法律规定的持股披露标准。但公司制度是把“双刃剑”。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这时有必要“揭开公司面纱”, 让真正的始作俑者承担法律责任。在南宁糖业案中, MCIM、MCI是MCL的子公司, 子公司的意志已完全被母公司的意志取代, 其在人格上已丧失独立性。此时如果恪守法律的文本主义, 不对法条规定做整体上的解释, 必然会使法律的实效性及其公平正义的目的不能实现。短线交易收益归入制度设计的目的, 是为防范内幕交易行为。内部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公平交易秩序。MCIM、MCI买卖南宁糖业股票的行为表面上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但揭开公司的面纱, MCIM、MCI的行为可视为其母公司MCL的行为, 所以合并计算MCIM、MCI买卖南宁糖业的股票量, 已然达到《证券法》第86条规定的持股标准。

虽然利用“揭开公司面纱”理论可以解决公司独立人格制度在现实适用中出现的弊端, 但法律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是非正式法的渊源, 不具有法定的权威和法律的效力。 (9) 所以“揭开公司面纱”理论并不能对MCIM、MCI买卖南宁糖业股票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规制。在我国, 法律理论适用现实的路径只能依赖其在法律条文中的具体化。《收购办法》第13条和《管理办法》第21条很好地解决了理论在现实中适用的困境。《收购办法》第13条规定,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证券交易所进行证券交易,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时, 或者达到5%后, 每增加或者减少5%时, 都应当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针对特殊对象的投资行为, 《管理办法》第21条规定, 境外投资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时, 应当合并计算其持有的同一上市公司的境内上市股和境外上市股, 并遵守信息披露的有关法律规定。所以, 虽然MCIM、MCI单独买入南宁糖业的股份未达到5%的披露界限, 但其合并买入5.9%的股份已然超过法律规定的披露标准。

对于未能及时披露的事实, MCL (10) 解释称:在 (2007年8月30日) 发现权益变动后, MCIM、MCI迅速采取措施, 准备报告及通知, 但“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外国企业, 且报告全部为中文, 所以需要一些时间将它们翻译成英文并充分理解其内容, 报告因此受到实质性拖延”。 (11) 对于买入股票超过已发行股份5%的事实, MCL显得很无辜, 因为“交易系统的一个代码错误”, 所以“未能防止上市公司的权益变动”。 (12) 此处信息披露义务的产生源于股东持股达到法定比例而成为大股东的事实, 其不因行为主体主观的过失或者客观的不可抗拒的原因而免除。所以, 即使MCL有不可抗拒的理由, 也不能免除其信息披露的义务。

2008年1月4日至2008年1月25日, MCIM、MCI卖出南宁糖业股份总额的5.07%, 直到2008年2月25日, MCL才公告其减持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从卖出股票到公告其行为, 期间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如果之前的“被迫”买入是由于不可抗拒的“代码错误”所致, 那么MCL在公告持有南宁糖业已发行股份的5.9%后, 不满6个月的连续抛售而未在3日内进行信息披露的行为, 则是对《证券法》第86条、《收购办法》第13条和《管理办法》第21条的直接违反。

三、QFII机制下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

(一) 细化披露制度, 扩大披露范围

现有的信息披露制度仅仅规定QFII在资金进出和证券交易方面需通过托管银行向中国证监会披露, 而没有规定在必要的场合向市场披露, 所以, 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两方面来细化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 适度扩充披露范围:

1. 定期信息披露

每个拟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的“准QFII机构”都需要向中国证监会及国家外汇管理局递交申请。如果获得核准, 监管部门需记录并跟踪每个QFII的投资额度及所有QFII的总投资额度情况。在资金汇入后, 每个QFII都需要向中国证监会及国家外汇管理局递交月度报告, 其内容包括:投资资金的汇入及汇出、证券投资状况的变动、累计投资盈利或亏损等情况。托管银行则代表QFII, 负责在每月的前10日提交这些报告。中国证监会根据托管银行提交的报告, 每月需向市场公开披露全体QFII累计汇入资金净额。

2. 临时信息披露

如果发生某个QFII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时, 或者达到5%后, 每增加或者减少5%时, 则该QFII需在3日内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在市场上公告, 同时披露其主要股东的持股情况。

(二) 完善责任制度, 加大惩处力度

《管理通知》第11条规定, 境外投资者的境内证券投资达到信息披露要求时, 应当通过合格投资者向交易所披露相关的交易信息。该条明确规定信息披露的义务主体为达到信息披露要求的境外投资者。然而, 由于QFII背后的投资者身在境外, 要求按照我国《证券法》第86条或者《收购办法》第13条的规定在产生信息披露义务后3日内履行义务确有强人所难之嫌。所以, 对境外投资者, 应采取不同的规定, 可将披露期限规定为10日。如果境外投资者未能依照法律规定的期限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则应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证券法》第193条规定,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披露信息, 由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处以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警告, 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根据上条规定, 在南宁糖业案中, 被告MCIM、MCI违反信息披露的规定, 最多可对其处以九十万元的罚款和书面警告。即使依照《管理办法》第32条第4款的规定, 也只是剥夺其QFII资格。MCIM、MCI通过短线交易买卖南宁糖业的股份获得收益8000余万元, 最终南宁糖业只得到3960万元的和解款, MCIM、MCI尽将4000余万元收入囊中。自2010年9月14日南宁糖业案落下帷幕至今, 我国证券监管机构一直未对MCIM、MCI做出相应的处罚。可见, MCIM、MCI在获利后已金蝉脱壳、泥牛入海。如何避免法律失语的尴尬?笔者认为, 可进一步完善《管理通知》第12条 (13) 第4款的规定, 规定托管银行对QFII的违法行为承担连带责任。这是因为, 托管银行作为QFII的资金托管行, 不仅收取资金托管费, 而且承担“监督合格投资者的投资运作”的职责。既然是法定的职责, 那么在其监管失职时追究其连带责任自然合情合理。这里的连带责任不仅包括民法上的连带责任而且包括行政法上的连带责任。以南宁糖业案为例, 如果南宁糖业无法对MCIM、MCI完全实现归入权, 则未实现部分还可以向其托管银行行使;同理, 如果监管机构无法实现对境外机构的处罚, 则可处罚托管银行。

(三) 立足市场现状, 建立披露体系

WTO是一体化市场经济机制。我国2001年加入WTO后即按照承诺逐步开放了市场。2003年, 我国引入QFII制度, 作为开放我国资本市场的桥梁。QFII制度已在我国实施七年, QFII不仅激发了我国股市的金融创新,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投资者投资理念的转变——更加注重价值发现和长期投资。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建设起步较晚, 移植的法律制度并未完全适应我国的经济现状。所以, 当前证券市场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要立足现状, 建立我国的信息披露体系。为此,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以《证券法》为核心, 细化并信息披露规则, 加重违反信息披露法律法规的法律责任;

同时, 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推动企业会计制度的修订和完善, 从制度上堵住漏洞, 防止某些人操纵和利用信息披露规则。

2. 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体制, 包括民事诉讼、行政处罚和刑事诉讼在内的多层次机制。

因为单纯靠细化信息披露规则, 加大行政处罚力度, 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信息披露监管面临的问题, 应当将相关法律责任落到实处, 提高法律的执行力。

3. 借鉴国际会计, 尽量减少我国信息披露制度与国际惯例的差异, 为吸引外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氛围。

4. 充分发挥证券市场自律机制的作用, 弥补政府监管的不足。

我国《证券法》所规定的市场监管, 基本上是行政监管。虽然证券交易所有自律监管的职能, 但因其行政色彩浓厚, 缺乏独立性, 不能有效履行自律监管的职责。同时, 在职责分工上, 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的权限模糊。为有效发挥监管机制, 笔者建议, 一方面, 从法律上明确自律组织的独立地位, 使其在人事任免及流动、工资福利方面独立于政府, 自律组织仅只接受政府的指导;另一方面, 厘清政府机关与自律组织的权限, 避免权力的交叉或重叠、缺位或越位。

摘要：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的灵魂。QFII作为我国开放资本市场的桥梁, 对我国现有的信息披露制度提出了诸多挑战。文章阐述了QFII机制下的信息披露制度, 并对该机制下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提出建议。

环境信息披露机制 篇10

信息披露机制的运行反映了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本质, 是提高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促进组织健康持续发展的制度选择。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高低内在取决于组织的管理能力, 外在取决于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非营利组织要想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 必须建立良好的信息披露制度, 以此宣传树立自身的社会形象, 消除公众的质疑, 确保组织的公信力。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机制的设计目标是解决组织在管理和运作中信息透明度的问题。其信息披露的内容一般包括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两方面。财务信息即会计信息, 是反映非营利组织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等通常能用货币量化的、在财务报表内作为正式项目反映的信息。如组织的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费用等相关的信息都属于财务信息。非财务信息是与组织运营与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不能以财务信息反映的信息, 其更多的属于定性的或以实物、技术指标量化的内容, 如组织的宗旨和目标、治理结构、人员配备、公益活动情况等。

二、我国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现状

我国相关的法规对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作了规定, 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相关条款都规定非营利组织应该向业务主管部门报告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有关情况, 并应当将有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同时规定非营利组织应当于每年3月31日前向业务主管单位报告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 内容包括:本组织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情况、依照本条例履行登记手续的情况、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情况、人员和机构变动的情况以及财务管理的情况。《基金会管理条例》第5条规定基金会按照章程从事公益活动, 应当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第36条规定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应于每年3月31日前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 接受年度检查。年度工作报告应当包括:财务会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的活动情况等。第38条还规定基金会、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应当在通过登记管理的年度检查后, 将年度工作报告在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媒体上公布。从相关法规规定的内容来看, 非营利组织既要披露财务信息、又要披露非财务信息。基金会的披露信息还需要有审计机构的审计意见和监事意见。

我国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披露的法规有两个层次:一是立法层。与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披露有关的法律规范主要有《预算法》和《会计法》。《预算法》主要是针对事业单位财政预算开支而制定的一部法律, 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约束作用不大。《会计法》是为了规范会计行为, 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加强财务管理的一部法律, 虽然不是针对非营利组织的, 但是非营利组织的财务信息在它的规范范围之内。二是规范层, 主要包括财政部制订的《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准则》、《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和审计署发布的《国家审计基本准则》等。

财政部于2004年8月颁布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是目前针对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一部重要法规。该法规规定, 非营利组织以财务会计报告的形式进行财务信息披露。财务会计报告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 分为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中期财务会计报告两种。会计报表是财务会计报告的主体部分, 反映的是经过确认和量化的财务信息, 包括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会计报表附注披露的主要信息有重要会计政策变更情况说明、董事会成员和员工获得的薪金报酬情况的说明、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等11项内容。财务情况说明书是对财务会计、生产经营和业务活动等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的书面文字报告, 包括组织的宗旨、组织结构以及人员配备、组织的业务活动、年度预算完成情况等。实际上, 财务情况说明书反映的内容主要是非财务信息, 这些非财务信息与财务信息直接相关, 它是对财务信息环境或本质规定性的解释, 决定了财务信息的内在要求。

三、我国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机制的完善

(一) 提高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法规的可操作性。

我国现在还没有一套比较完善的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披露法规框架。尽管在立法层次上已经有了《预算法》, 但它是针对公立事业单位的财政收支预算的立法。不论公立还是私立的非营利组织, 政府都将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 因此, 《预算法》应该将非营利组织纳入其规范范畴, 应该成为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披露的立法层次。在规范层次上,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只是规定了具备法人资格的民间非营利组织所应遵循的会计核算和报告制度, 不包括那些为数众多且处于不断发展壮大的民间非营利组织等, 这些组织有些是依据《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很难提供有效会计信息供使用者进行经济决策。非营利组织虽然不需要制定像《企业会计准则》那样完整的准则体系, 但应该在《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的基础上制定《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同时为了规范对非营利组织的审计, 应该制定新的《非营利组织审计准则》, 以满足审计具体操作规程的需要。

(二) 加强非财务信息披露的具体性。

目前, 对非营利组织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方面, 主要体现在组织提交的《年度检查报告书》。从《年度检查报告书》的要求来看, 虽然其范围很广、内容很多, 但过于笼统, 不易被接受和理解, 缺乏可操作性。由于一些非财务信息难以量化, 其标准的弹性空间太大, 不同信息使用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处理办法, 所以在制定非财务信息的有关标准时必须尽可能细化。事实上, 不论是《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 还是《捐赠法》中, 或多或少都存在这一问题。针对非财务信息来说, 应该加强其标准的明确性与具体性, 这样才能提高信息披露的结果。

(三) 重视财务信息分析结果的披露。

从某种意义上说, 财务情况说明书已具有财务分析的功能, 但不是很规范的财务分析, 因为它涉及的内容不够全面、具体、深刻。非营利组织应重视财务信息的分析和结果披露。首先可以采用较科学的分析方法。现行的财务分析方法比较简单, 以比率法和比较法为主, 而且都是对单项财务情况的分析。为了提高财务信息分析的多维性和可参考性, 可以借鉴企业财务分析的经验, 采用杜邦分析法、沃尔分析法等综合分析方法的思想, 对非营利组织收支情况、偿债情况、运转情况等进行综合分析。其次增加分析的指标和项目内容。通过增加分析指标来反映非营利组织的运营和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公信力以及持续发展能力等。反映非营利组织运营与管理效率与效果的指标为:公益支出率、工资福利支出和行政办公支出与总支出的比率。考察非营利组织公信力的指标为:政府资助项目及募款增长率。考察非营利组织持续发展能力的指标为:经费自给率、净资产增长率等。非营利组织应该借鉴使用这些指标, 并在《年度检查报告书》中披露各指标的结果。在单项分析的基础上, 增加综合分析的内容, 如业务活动的收入、费用构成及其各期的分布情况。

(四) 拓展信息披露的主体。

试论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篇11

近年来，环境保护问题已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人们在对原有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已充分认识到，那种不加节制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导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应重视环境保护，并披露相关的环境会计信息，编制环境会计报告。

一、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理论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国际上对于环境会计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到现在已经有许多国家都开展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1998年2月召开的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15届会议讨论通过了《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成为目前国际上第一份较为系统完整的关于环境会计和报告的国际指南。在美国，涉及环境问题的会计信息披露工作主要是对环境成本和负债的报告，会计界已制定的关于指导环境问题的负债和支出的会计文献有：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1975年的第5号准则《或有负债会计》及第89-13号公告“石棉消除成本会计”和第90-8号公告“污染处理费用的资本化”。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已经完成并正式出版的研究报告主要有：《环境成本与负债：会计与财务报告问题》和《环境绩效报告》。日本环境厅在1999年3月末发表了《关于环保成本公示指南》，由此使日本的环境会计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道路。

我国对环境会计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虽然经过了30多年的探讨，但由于环境成本计量方法的复杂性和会计处理方法的不确定性，我国企业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尚处于不成熟阶段。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定了许多行动计划，这些法律法规和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但是，在实务操作中，由于企业的环境保护责任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缺乏公认的计量基础，与环境保护配套的会计核算体系也未建立，仅在管理费用科目中设立排污费和绿化费项目进行披露，并没有设置单独的环境成本项目。目前的这种披露状况远远不能满足各利益关系人的要求，因此，应该以何种方式、披露哪些信息以及如何满足各利益关系人的信息需求，成为了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必须解决的问题。郭静娟(2003)对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构建提出了建议，认为应以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使用者和目标为立足点，对我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主体和内容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两种模式：一方面借鉴财务报告模式的思路；另一方面编制独立的环境报告来提供企业的环境绩效状况。何少娟(1999)认为，披露环境信息是环境会计的最终要求，环境信息的披露要尽可能详细和实用。环境信息载体是环境会计报告，为适应信息披露的要求，会计报告应增加相应的内容，并采取定性披露和定量披露相结合的方式。定性披露主要揭示企业那些难以量化的环境事项和企业的环境成本，如企业负责环境问题的人员配置、环境教育、企业对社会环境项目的资助以及企业举办的环保活动等。定量披露主要报告企业环境资产、环境费用、环境成本和环境效益的变动情况。

总的来说，由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环境会计在20世纪90年代快速发展。但由于目前环境会计的实务与理论还处于初创阶段，所以不管是在国际上还是国内，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理论研究相对较多，在会计实务中应用的具体方法少。

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几种形式

鉴于我国环境会计制度不完善，并且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环境会计在我国全面实施还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

现阶段我国应该采用一种适合现状的披露模式。笔者归纳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几种形式：

(一)利用现行财务报表进行表内披露

即利用现有的会计报表，在原来正常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与环境有关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指标进行单独披露的方式。让报表使用者在了解企业财务业绩的同时，知晓该企业的环境状况。笔者以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为例，拟增加变动的内容如下：

表中的内容包括现有财务报表的正常项目和新增的内容，正常项目下面的“其中”项目就是增加的和环境有关的会计信息。

（二）会计报表附注的表外披露

对于那些难以用货币计量的非财务信息可以通过会计报表附注披露。这种披露形式不拘泥于传统会计的货币价值形式，可以直接通过有关环境指标的运用，配合企业有关环境状况的报告书，实现对企业环保义务履行的监督。它可以采用文字叙述、表格及各种图形等多种形式形象地提供企业的环境信息，使信息使用者更易于理解。具体来说，该部分一般可以披露如下内容：

1. 企业采用的环境保护政策、环境方针及环境目标；2. 企业对与环境负债和成本相关的特定会计政策的说明；3.环境政策变更及其对企业产生的影响数；4.报表中确认环境负债和环境成本的性质说明，包括：对环境损害及要求企业对这些损害做出补救的法律和规章的说明等；5.计提各项环境资产减值的方法及其可能发生变动的说明；6. 环境负债的确认与计量基础；7.对每一类重大负债项目，应简要说明负债的性质、清偿负债的时间和条件。若金额或偿还时间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时，应对这一事实加以说明；8. 对于估计的环境负债金额，应详细说明该估计值的估算过程；9. 企业未遵守环境法规而被判处的罚款、对第三方的赔偿以及政府就环境保护措施给予企业的鼓励，如拨款和税收减免等进行的详细说明；10. 对企业其他可能发生的与环境有关的各项支出的说明；11. 对企业已经计划实施的环保项目、国家环保机关已经初步认定的治理项目的说明；12. 企业自实行环保政策以来或在过去五年中，在关键领域中做出的改进；13. 企业按照环境法律法规进行的任何重大活动。

（三）单独编制环境会计报表进行披露

为了能够让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的环境形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企业可以将环境事项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的影响单独编制报表加以详细披露。独立报告环境信息将环境信息与企业主要财务信息分开披露，可以避免将两者合并披露所引起的混乱，消除报告使用者对主要财务会计信息的错误理解，同时还可以加强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性，改变环境信息披露的附属地位。

1.环境损益表。该表揭示企业在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方面所取得的收益，发生的环境费用及对社会生态环境改善所作的贡献。具体格式和内容如表1。

2.环境资产负债表。该表揭示企业在一定日期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资产、负债以及所有者权益的情况，其编制建立在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权益的基础上，具体格式和内容如表2。

此外，除单独编制环境资产负债表和环境损益表之外，还可以编制环境保护支出明细表和环境成本费用明细表等附表与企业主表中的内容相呼应。

三、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模式框架设想

以上介绍的三种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方法，各有利弊。一般地说，利用现行财务报表进行表内披露不利于显示出环境会计的重要性，这种方式提供的环境信息太过于局限，不利于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环境状况作出客观的评价，无从满足环境信息使用者的需要。而单纯利用会计报表附注表外披露的方式似乎又缺乏会计信息披露应该遵循的规范性，因为表外披露的都是一些难以用货币计量的环境成本方面的信息，文字性方面的叙述较多，造成披露的自主性较大，披露的内容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就目前来说，单独编制环境报表进行披露实施起来还具有一定的难度，因为现阶段要将环境会计从企业的财务会计中独立出来，单独设账，技术上和财力上并非一般企业所能承受的。环境会计的全面实施，首先需要一套成熟的会计理论来指导，制定出统一的环境会计准则，使会计人员在技术上有所保障；同时环境会计的实施必然要求企业投入更多的人力，企业必须提供更多的财力上的支持。而目前我国环境会计理论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环境会计的全面实施还需要更多时间更多的努力，需要一个缓慢过渡的阶段，所以就目前这种现状来说，在我国单独披露环境信息的模式实在难以实施。

可见，现阶段我国应该采用一种适合现状的披露模式。笔者认为在我国构建新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时应该遵循渐进的原则：现阶段应该采用价值形式与指标体系相结合的权宜之计，待自然资源计价问题被攻克以后，最终还是应该采用价值形式法，也就是说目前不宜一步到位采用编制单独的环境报告进行披露的形式，而应采用在现有的财务会计报告中加入环境会计信息的方式，同时辅以会计报表附注的表外披露的方式。实际上也就是前面所介绍信息披露方式中的前两种方式的综合。此外，政府会计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还应对企业最低限度的披露做出明确和强制性的规定，支持并鼓励披露尽可能多的环境信息。

环境信息披露机制 篇12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制度是各国证券法规的重要内容。传统的信息披露制度主要要求公司披露财务方面的信息, 其主要载体是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 以及现金流量表。企业社会责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简称CSR) 作为全球正在兴起的一种企业哲学伦理学, 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随着企业活动对社会影响的日益深入, 以及不断高涨的社会责任运动, 要求公司扩大其披露范围特别是披露其政策和经营活动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使社会公众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监督, 企业必须对其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进行披露, 完善社会责任沟通方式和对话机制, 及时了解和回应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建议, 并主动接受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监督。目前, 一些国际组织、国家政府及会计职业团体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实践, 其中, 尤以英、美、法等发达国家实施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较为健全。本文拟围绕英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进行探讨, 并期望其从中借鉴经验, 以完善我国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机制。

一、基于OFR揭示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

(一) 英国OFR起源

“经营与财务评述” (Operating and Financial Review, 简称OFR) 是英国企业年度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当于美国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Management’s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简称MD&A) 。英国OFR揭示的历史很短, 它是以ASB于1993年公开发表的非强制性意见稿《经营与财务述评》 (以下简称为OFR意见稿) 为开端的。OFR也被称为“会计陈述” (accounting narrative) , 它被作为一项重要的财务报告手段被提出。OFR是从经理人视角阐述的有关企业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态的分析说明, 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种有关财务报告的“补充揭示手段”。OFR意见稿的形成是受到1992年公开发表的《凯德贝里报告》 (the Cadbury Report) 的启发后与当时英国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相协调的产物。1992年的《凯德贝里报告》制定了上市公司应遵循的最佳惯例规范 (Code of Best Practice, 简称CBP) , 在其《报告与控制》 (Reporting and Control) 4-1中, 有条款列明“董事会的义务是谋求公司财务状况的平衡, 并提供容易理解的评价信息”, 该条款表明, 财务报表是依靠有质量的企业业绩和对未来预测的信息加以支持的, 董事会有必要提交报告, 以使人们能够适时地把握客观事实。而《凯德贝里报告》公开发表的背景, 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90年代初企业出现了大量而连续的破产, 同时, 经营者造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批评。从其产生的背景来看, 《凯德贝里报告》的出发点是要尽可能解决当时会计处理技术与方法存在过多选择性的问题。该报告要求改善和扩大陈述的信息, 并特别强调要将不断满足股东或投资者的要求作为董事会的财务报告责任。《凯德贝里报告》通过与当时的公司治理状况相联系, 促进了人们对财务报告制度可信性的认可, ASB将所主导的OFR揭示从另一方面进行了强有力支持, 这一点在当时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 CSR问题并非当时关心的话题, 在后来出台的相关规定中, CSR问题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 OFR揭示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

2005年, ASB正式颁布了报告准则 (Reporting Standard-1, 简称RS1) , 规定从2005年之后开始的财年实行OFR的法定披露。OFR要求高层管理人员对公司的经营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战略、成功应用这些战略的可能性以及经营管理中用来衡量业绩的关键指标进行讨论和分析并予以披露, 以便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更好地进行决策。RS1出台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对如何编制OFR做出具体的规定, 要求公司根据业务规模的大小和复杂性, 提供综合的信息, 以帮助信息使用者评估公司采用的战略以及成功应用这些战略的可能性。RS1给出了OFR中应作披露的各项要点的框架, 其中必须披露的内容包括:对业务、目标和战略的描述;对目前的业绩和未来业务发展的分析;现有的资源、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与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对财务状况的分析包括现在和未来的会计政策、资本结构、财务政策、现金流和流动性相关方面进行讨论;其他内容有:雇员、环境问题、社会和社区问题、公司供应链上的劳动力和原材料供应等因素、股份的发放和回购等。从以上披露要点可以看到, OFR在披露信息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突破, 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的同时列示以及社会、环境信息的披露无疑增加了信息披露的广度, 而围绕企业目标和战略的信息披露则加大了信息披露的深度。揭示要点的第5点正包含了CSR的相关信息, 由此可以看出, OFR已成为人们在年报中获取CSR评价信息的主要渠道。OFR作为典型的补充信息, 就经营业绩以及财务状况方面的某种主要特征进行了客观且总括的揭示, 而现阶段将这些信息全部计入财务报表的表内是不太适宜的, 因此可以通过创新的方式或者开辟试验性的信息提供场所来加以解决。近年来, 从OFR原有的财务报表补充功能 (解释功能) 出发实施重点转移, 要求提供那些不符合会计确认或计量要求的非财务信息以及包含未来导向信息的陈述信息在内的总括数据库。为了将有关创造未来收益及现金流量的业绩动因之类的信息转换到信息使用者公平拥有的平台, 有必要加强公开揭示规范的制定。显然, OFR揭示规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应当指出的是, CSR相关事项的揭示, 需要遵循重要性的判断, 并参照股东整体的利益, 并限定在“认为必要的范围”之内。其实质是因为CSR的相关问题会对未来现金流量的创造能力的评价产生重要影响, 在一定的范围内, 局限在风险信息揭示方面是恰当的。2007年ASB出版了《2006年英国上市公司陈述报告回顾》 (A Review of Narrative Reporting by UK Listed Companies in 2006) , 该报告检测了公司采用陈述报告的深度以及对法律规定的遵循情况。结果显示, 许多公司披露了大量的雇员和环境问题的信息, 但很少有公司披露这些政策成功施行的程度。几乎没有公司披露与公司有合同协议的重要客户或供应商的信息。这表明, OFR的推行对加强公司的CSR理念有很强的推进作用, 但在信息披露的深度及具体要求上ASB还应给出更为明晰的指南或强制规范。

二、英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披露要求

(一) 国家有关法律的规范

(1) 《年金法》的相关规定。1995年颁布的英国《年金法》 (Pensions Act) 将CSR问题作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其观点是, 若企业能够改善社会和环境状况, 就可以消除长期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年金法》中明确规定, 企业年金基金“必须在投资政策中表明投资的选择、持有、转让是否已对相关的社会、环境、道德问题 (Social, Environmental and Ethical issues, 简称SEE) 进行考虑”, 并明确提出了社会责任投资 (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ment, 简称SRI) 的概念, 将SRI定义为“金融机构及基金组织应向那些经营业绩好, 能履行社会责任, 或者能够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经营主体进行投资。”SRI与CSR关系到投资者的基本投资战略。对于那些以长期资产运作为导向的机构投资者来讲, 若企业符合资金运作规则, 并能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将有助于减少风险, 提升企业的长期价值。《年金法》的这种观点也推动了CSR报告模式的发展, 在英国保险业协会 (Association of British Insurers) 的报告《面向社会责任的投资:风险与机会》 (Investing in Social Responsibility-Risk and Opportunities) 中明确提出:“必须提高收益的质量, 只有那些有效管理CSR风险的企业, 才能够较好地防范大幅度的收益波动行为”。企业应以年度报告的形式, 对有关CSR的信息加以揭示, 包括:定期说明SEE问题的重要性;依据对SEE事项的灵活处理创造企业价值提升的机会, 并识别、判断涉及企业短期的、长期的与价值相关的SEE事项的重要风险;结合对上述风险的判断, 提供各种有关SEE事项的信息;在进行重要的风险管理上对有效的系统加以适当的确认与定位, 以确保业绩管理系统和报酬激励组合系统的完整和有效。此外。在年度报告中还应当揭示有关SEE事项的方针、程序以及评价方法。作为受托者主体的企业, 考虑投资过程中的SEE事项是有必要的。CSR报告必须兼顾揭示财务与非财务风险有关的绿色报告, 而SEE事项有关风险的有效管理则以获得企业财务上的长期收益为前提。相关的要求对提高企业信息披露的质量无疑是有利的。 (2) 《公司法》 (2006) 的基本要求。2006年修订的《公司法》 (Companies Act 2006) 提供了最新的规范框架以反映现代企业环境。它非常注重相关利益者的价值, 认为董事为了相关利益者更倾向可持续发展, 因而会在更宽泛的问题上给予适当关注——如环境和雇员问题等。该法第172条第1款规定:“公司董事必须以一种善意的相信为了其全体成员利益而促进公司成功的方式行事, 并在如此行事时, 已经考虑了:任何决策从长远来看可能的后果;公司雇员的利益;发展与供应商、顾客及其他方的商业关系的必要性;公司的运作对社区及环境的影响;通过高标准的商业行为来维持声誉的愿望;在公司成员之间公平行事的必要。”根据2006年《公司法》的规定, 除小公司外, 所有公司必须拟定一份《企业评论》 (Business Review) 作为董事年度报告的一部分。从2007年12月起, 上市公司必须披露环境、雇员、社会社区问题的信息。这将会提高报告述评的质量, 促进企业负责任的商业行为, 同时没有给企业给予过多压力。

(二) 相关会计职业组织的积极推进

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 (The Association of Chartered Certified Accountants, 简称ACCA) 成立于1904年,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及最有影响力的专业会计师组织之一。ACCA在其全球范围的活动和发展过程中积极地促进商业环境的逐步完善和行业规范的建立, 鼓励企业建立全面的报告体系, 使其政策、实践和业绩更加透明化, 强调可持续地发展, 关注环境与商业发展的关系。ACCA对于那些报告和披露环境、社会或全面可持续发展信息的组织给予认可, 鼓励他们建立报告体系, 对企业透明度的问题给予足够的认识。公众想了解的不只限于企业业绩的盈亏问题, 他们更希望企业披露其管理模式、活动和肩负的角色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的实质影响。因此, ACCA鼓励企业在经营中提高透明度, 从而更好地担负起其社会责任, 达到企业自身和社会整体的可持续性发展。ACCA首次于1990年在英国设立环境报告奖 (ACCA Awards for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 并在其后将该奖推广至全球, 先后登陆欧洲、非洲、北美/加拿大及亚太地区。由于财务报告实践中的变化, 其现被称为可持续发展报告奖 (ACCA Awards for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该奖项旨在奖励那些在透明度、环境、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上表现卓越的公司。设立该奖的目的旨在鉴别并奖励那些在沟通公司绩效方面的创新尝试, 但ACCA并不对绩效本身做出评价。ACCA在英国设立可持续报告奖的目的是:承认这些发布报告的组织及其披露的环境、社会或全部可持续发展信息;鼓励企业发布环境、社会和可持续报告;增进对公司信息透明度的认识。可持续发展报告奖评价标准的核心内容是:完整性、可信性及沟通性。获奖者表示, 通过强调这些关键要素, 公司在报告过程中所披露的信息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从根本上讲, ACCA的奖励有助于商业经营活动中可持续发展和实务得到进一步加强。ACCA可持续发展报告奖设立以来, 诸多很有实力的企业参与了这一奖项的角逐。该奖项评委会每年从中挑选出最优秀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并颁奖, 如2007年英国电讯 (British Telecom, BT) 获得了可持续发展报告奖的第一名, 联合利华 (Unilever) 则获得第二名。众多企业的积极参与说明可持续发展报告如果应用得妥当, 非财务报告同样可以帮助企业抑制弱点、规避道德风险。但是, 前面要走的路还很长, 应该有更多的企业认识到提高透明度和报告其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对企业自身的意义。

三、英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我国的启示

(一) 强化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从相关媒体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进入21世纪, 全球社会责任报告出现了迅猛增加的势头, 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环境报告已迅速让位于更为全面反映公司与社会关系以及公司相关利益者管理业绩的公司责任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根据Corporate Register.com最新的统计数据, 全球企业目前共发布17766份CSR报告, 其中英国企业共发布2594份, 占全部报告数量的14.60%;中国大陆企业共发布32份, 仅占全部报告数量的0.18%, 而最早的一份社会责任报告是由中国石油在2002年发布的《2001年度健康、安全和环境报告》, 可见我国CSR报告距离英国等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尽管我国CSR信息披露才刚刚起步, 其发展还需要一个过程, 但这个过程将是非常迅速的。Logsdon和Lewellyn (2000) 回顾环境报告的发展历程时说道:在20世纪70年代, 环境报告是一个激进和不现实的想法;到了80年代, 环境污染严重的公司开始尝试内部的环境审计;到了90年代, 环境的计量变得很常见, 公司开始支持自愿对外披露环境报告的行动。可以预期, 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 公司对外报告将经历从财务报告向社会责任报告转变的新变革。随着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理念的深入和社会责任实践的发展, 社会责任报告和其他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也将成为更多公司的选择。

(二)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构建有待完善

英国在《年金法》、《公司法》等中对社会责任信息都有所规范, 而目前我国对于CSR的信息披露缺乏相关的立法予以规定。2005年我国新修定《公司法》的第5条首次提出了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的概念, 但如何督促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 《公司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 《公司法》、《证券法》中涉及信息披露的规定主要是针对 (拟) 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披露, 很少涉及非财务信息即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我国有关CSR信息披露方面的规定主要见于中国证监会所颁布的有关招股说明书、年报等的编写指引中。2006年9月,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 其中规定了上市公司应承担社会责任并对其社会责任信息予以披露。但是该指引属于行业自律性质, 并非对所有公司构成强制性的法律义务。因此, 我国应在《公司法》、《证券法》或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企业除披露其财务经营方面的信息外, 还应披露其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 通过立法规定强制性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十分必要。

(三)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应强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

Beaver (1998) 曾指出, 由于报告环境的变化, 财务报告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场从“历史观”向“报告观”转变的会计革命”。在新的世纪, 随着对公司与社会关系的重新认识, 公司日益成为相关利益者 (stakeholders) 的公司, 公司对外报告的主要使用者不再仅仅是股东, 而是更为宽泛的相关利益者。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既是公司向相关利益者传递有关其社会表现信息的方式, 也是相关利益者比较和评价公司社会责任表现的依据。英国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相关规范中, 非常强调相关利益者的重要性。在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过程中, 公司和相关利益者都必须知道哪些是建立彼此间最佳信任所需要披露的信息, 彼此需要达成对公司社会责任及其信息披露的共识。对我国今后发展的启示在于:一方面, 我国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标准的制定, 应由多方相关利益者的代表所组成的机构来完成;另一方面, 公司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过程中, 不仅仅是单向地“告诉”相关利益者其业绩表现, 而是要将报告作为公司与相关利益者之间互动的桥梁, 最终使得社会责任报告成为公司相关利益者管理的战略工具。

(四) 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模式应当呈现多样化

英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其披露模式的多样化, 既有附于传统三大会计报表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予以反映的社会责任信息, 也有专门编制的CSR报告;对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既包括定性分析, 也有定量反映, 特别是通过量化指标可以清楚地反映其企业活动对雇员、环境、社会的影响。近年来, 随着我国CSR信息揭示范围的不断扩大, 会计在何种程度上参与其信息的披露, 能否在不损害财务报告的可理解性上进行外延的扩张, 如何针对社会责任信息的重要程度甄别出属于强制性的信息揭示领域与自发性的信息揭示领域, 以及怎样科学地设计出CSR报告模式等, 都是亟待解决的新课题。我们可以借鉴英国OFR信息披露中的合理成份, 可将其首先应用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之中, 譬如在年报中增强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制度性规范, 同时鼓励企业编制专门的社会责任报告, 通过制度创新来完善我国社会责任信息的揭示模式。

参考文献

[1]冯巧根:《基于英国OFR揭示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及其借鉴》,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2]沈洪涛:《国外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主要模式述评》, 《证券市场导报》2007年第8期。

[3]迟德强:《海外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制度及其借鉴》, 《证券市场导报》2007年第8期。

[4]Logsdon, J.M., and Lewellyn, R.G.Expanding accountability to stakeholders:Trends and predictions.Business and Society Review,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