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大学精神（共10篇）
回归大学精神 篇1
百年前, 鲁迅、胡适等先贤曾高擎“文学革命”与“文学救国”的大旗号召人们用“新文学”提振民族志气, 重构中国文学版图, 从而开启了20余年的“新文学”黄金时代。今日之中国, 过度的商业化打开了人欲的潘多拉魔盒, 各式各样的商业写作侵蚀着文学之树的基干, 文学使命不昌, 文学价值式微, 有人呼喊着“文学已死”。为了在这个文学枯寂的年代, 利用互联网之发达, 重新让社会的心灵与精神回归纯文学, 2014年4月1日, 北京师范大学 (以下简称北师大) 联合腾讯网文化频道邀请首届“腾讯书院奖”年度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批评家共聚北师大京师学堂, 共同探讨如何“让心灵与精神回归文学”。除北师大国际协作中心外, 本届“腾讯书院文学奖”的举办也得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项目、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等4家学术机构的支持。
获奖作家、北师大党委副书记王炳林及梁鸿、白烨、孟繁华、张清华、欧阳江河、吴思敬、阎晶明、向云驹、陆建德、丁帆、林建法、吴俊、张柠等文学界人士也出席了此次颁奖典礼。典礼伊始, 北师大党委书记王炳林与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阎晶明分别对获奖者表示祝贺, 并在颁奖典礼上致辞。王炳林肯定了北师大2014读书文化节及“腾讯书院文学奖”颁奖典礼对营造绿色校园的重要意义, 认为这符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要求。王炳林指出, 这是北师大文化节开展的第5个年头, 与腾讯网的合作, 既迎合了当今快速发展的新媒体的时代要求, 又能通过与作家、诗人的面对面交流, 体验阅读的魅力, 希望此次活动能够提供一个契机, 使更多的人静下心来, 实现精神与灵魂的回归。阎晶明对王炳林的话表示赞同, 反驳了将文学弱化的原因直指网络的论调, 认为网络的普及和发展虽使文学出现泛化倾向, 但却激起了全民写作的热潮。他进一步指出, 文学与网络桥接后, 其活力会大大提升, 此次“腾讯书院文学奖”的设立既是新传媒和传统文学的成功结合, 又是腾讯媒体与各大高校文学机构互动的良好尝试。阎晶明解释道, 首届“腾讯书院文学奖”的颁发, 一是对各位作家近年来作品的肯定, 二是对各个门类的作家在本领域长期创作获得成就的肯定。最后, 他表达了希望“腾讯书院文学奖”越办越好的愿望。
一、文学奖花落各家
徐则臣获得“年度新锐作家奖”可谓实至名归。正如颁奖词中所说的, “《耶路撒冷》是一部背叛、遗忘与重新寻找敞开的书……以潮水般汹涌的复杂叙事, 引领作者到外面去, 也引领作者回到家乡”。36岁的徐则臣重新定义了“新锐”的含义。他解释说, 作品是否体现新、锐, 关键取决于它是否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呈现, 而与年龄无关。徐则臣笑谈, 他现在是一个2岁半孩子的爹, 但只要他写出新东西, 依然可以称为是新锐作家;反之, 年轻人若写作老套陈旧, 那他依然是一个陈旧的作家。陈晓明以作品《守望剩余的文学性》获得“年度批评家”的称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为其致颁奖词, 而陈晓明则谦虚地表示自己在这份溢美之词前显得手足无措, 并为腾讯网出面支持文学事业感到可喜可贺。陈晓明感慨自己获得首届“腾讯书院文学批评家奖”是莫大的荣幸, 也是巨大的鞭策, 希望自己和广大爱好文学的人一起在网络时代为再创文学辉煌而努力。“闪烁着汉语高蹈而隐忍的精神光芒, 古今相接且深具当代性, 直抵人心之脆弱与坚定”, 翟永明凭借《行间距》这一诗集, 获得“年度诗人”的美誉。同为诗人的欧阳江河与翟永明现场朗读了翟永明的两首诗, 一首是她还未发表的《怎样的必然在我们的身体中》, 一首是1999年重阳节时, 她在南京栖霞山登高怀念老友时所作的《重阳登高》。与所作诗歌的撼人心魄不同, 翟永明在颁奖现场露出的依然是少女般的羞涩, 言语不多, 称自己多年坚持写作, 只是为了一个个很难达到的目标而不断努力着, 对“年度诗人”的称号不胜惶恐, 并对所有参加这次活动的评委、老师和同学们表达了谢意。作家阿来在此次“腾讯书院文学奖”的评选中, 以压倒性优势被评为“年度最佳散文奖”。他的颁奖词是这样说的, “从多年前的《大地的阶梯》到今天的《瞻对》, 阿来让我们不仅看到了文人的热切沉思, 更让我们领略了当代知识分子严谨的学识和端正的家国情怀”。阿来在获奖后感慨道, 边疆地带在众多冲突中完成了国家的构建和中华文化的交流, 因此, 即便现在是太平盛世, 我们也应该关注边疆。苏童获得“年度最佳小说家”的称号, 这可谓迎合了众多读者的期待。北京大学教授金永兵指出, 一个时代的纯文学创作标志着这个时代文化的高度, 他给予苏童极高的评价, 认为苏童多年来的文学创作探寻了人性的深度, 对中国纯文学的发展起到方向引领性的作用。
二、今日之现实与明日之文学
结合“心灵与精神回归文学”的大主题, 苏童针对“今日现实与明日文学的关系”发表了主题演讲, 演讲生动谐趣, 尽显苏童广泛阅读的功力。苏童首先更正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认定的观念——生活即现实, 指出现实在文学创作中是闪烁不定的, 一部描写生活的小说不一定要现实, 反之, 现实主义的文字有可能绕开当下, 远离喧闹的生活带, 而且极有可能存在于一些偏僻、遭人冷落的地带, 于这些地带中, 你往往会发现某些被遮蔽的细碎——这便是生活的真相。苏童还饶有兴趣地描述了约翰·契福《巨型收音机》的具体情节, 坦言自己一直很喜欢这部小说, 认为这部小说在很大意义上象征了写作、文学、时代与现实的关系, 指出一个作家的创作有可能就只有收音机的功能, 播报天气预报、新闻时政等, 只有在一个神秘频道出现时, 才会出现作家创作想要的收音机的功能, 此时现实会以纤毫毕露的最真实的形式出现。因此, 让人听到最神秘的室内声音便是苏童理解的作家心目中小说的真相。另外, 回到对现实深层次理解的问题上, 苏童以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的《阿内西阿美女皇后》为切入点, 讲述了一位坐在广场上失忆的女孩一次次地被一位大叔带入他的公寓中, 又一次次地逃出来的故事。故事简洁且极富神奇性, 女孩因为失忆, 所以失去了上一次被大叔带走的记忆, 依然回到广场上坐着, 而大叔如同知晓女孩失忆一般, 每次也会回到广场上再次带走女孩, 不同的是, 大叔的脸上总会多一道女孩上次反抗留下的伤疤。苏童惭愧地说他之前对这个故事的现实理解也仅仅如同他所讲述的一般, 直到有一次他为学生讲述这个故事时, 一位同学敏锐地抓住“失忆”这个关键词, 提出这位大叔或许也是一位失忆症患者, 所以才会像女孩一样一次次地回到广场上的假设。当时他立刻感知到小说的立意又有了更深广的层次。苏童回顾了这部小说, 借此进一步强调现实意义需要作家与读者共同诠释、多次阐述, 才会如万花筒般越摇越大。最后, 苏童呼吁创作也需要找寻方法, 认为方法正确才能更好地关注现实。“今天的现实不必呼应今天的文学, 但今天的现实会成为明天的文学。”苏童如是总结道。
三、文学新路径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梁鸿在与各位获奖者座谈时, 感叹阿来用了十几万字将康巴地区200年历史中的地理空间、文化冲突演绎得淋漓尽致, 散文的笔法更是贯穿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关于文体问题, 梁鸿特意询问阿来是如何看待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散文涌动的。阿来表示自己并未特别关注文体问题, 只是想表达一种关切。他分析道, 中国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王朝, 边疆地带都在不断变化、风起云涌。如果我们想要进入历史隧道去书写文化, 必然要寻找一个小的路口, 联系族群乃至国家利益。阿来回顾了自己写作《瞻对》的过程, 他感到自己很幸运地可以阅读清代的官方档案以及田野中口传的历史, 而且在两相对比的缝隙中, 有机会去寻找边疆地区的文化情感。不过, 阿来不无遗憾地表示自己在材料的运用上更重视材料本身的价值, 并没有运用传统文学的虚构方式, 因此就不得不牺牲小说的故事性。梁鸿总结道, 将史料与时政纳入文学的形式新颖独特, 让人颇有启发。她随即又根据文章结尾的轮回史观向阿来抛出疑问, 阿来坦言自己是受到一位撰写法国历史的史学家观点的影响, 感到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史如同在算盘上堆砌数字, 数字打满终要归零, 因此回归到中国边疆偏远地区, 包括少数民族地区, 它们的历史有可能更是如此。
苏童一直是大家喜爱的小说家之一, 最新著作《黄雀记》让人们又回到了最初香椿树街的故事, 那么如何处理叙事的变与不变呢?苏童表示, 如果说写作能源可以挖掘的话, 那么这个挖掘的宝库便是记忆。他认为, 每位作家压箱底的记忆, 其实可能不过是一座小城市、一个村庄、一条街道。他坦言自己有些像执迷不悟的建筑队一般, 不停地在建设着一条街, 希冀借助一个地标式的建筑, 阐述这条街更多的意义。他说他一直相信这条街道的意义, 有可能就是自己作品一直想表达的意义。“其实文学无所谓大小、主流边缘, 在我们心中, 一条街就是一个世界, 带来的人生体验可能会超过其他东西。”梁鸿适时地总结道。
四、守望剩余文学
陈晓明在座谈中感叹文学史中有很多大作, 让后来人进行创作的难度变大。如同贾平凹60岁伏案而哭, 觉得无法超越以前的自己一样, 每位文学创造者都在挑战剩余文学下的极限。面对如何守望剩余文学的难题, 每位作家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心得体会。
谈起剩余文学, 徐则臣表示, 20世纪70年代的作家可能不像20世纪50、60年代的作家那样, 有着深刻的历史经历和壮阔的生活, 但他们局限在相对平静的生活中, 能否写出内心的史诗至关重要。他认为, 人的内心足够复杂, 其复杂性可能要远远胜过大历史叙述。他以自己创作的《耶路撒冷》为例, 坦言自己在创作过程中寻找与惯有的长篇叙事结构所不同的用以呈现复杂时代的新结构, 并将自己也无法解释的思考放入这一复杂结构中。他认为, 网络信息的传播使信息变成灾难, 多少会使创作者产生无力感, 但将这种无力和复杂带入作品中, 也许就可以写就我们这代人面对复杂现实纠结的心态。
苏童对陈晓明的话表示赞赏, 他表示自己并不认同20世纪50、60年代的作家因占尽时代资源而在写作质地上占有的优势。他认为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巨制已成为时代标杆, 但真正使人印象深刻的往往不是那些战争场景, 而是细节。苏童意味深长地说, 于他而言, 《战争与和平》打动他的就是俄法战争中法国士兵在俄国俘虏处决时的临终遗言——“请把我的遮脸布弄正”。也正是基于此, 苏童一直相信, 即使是宏大叙事的作品, 击溃心理防线的, 依然是这些“貌不惊人”的小细节。因此, 对于占尽时间节点与历史脉络的宏大叙事, 他是不迷信的。
陈晓明认同苏童的观点, 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面临现代与传统两个派别, 当时出现的莫言、贾平凹等大师使中国回归乡土文学的风潮达到高峰, 但是却没有完成中国传统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经验的桥接, 而这个历史责任就落在了20世纪70年代的作家肩上。他表示看好这个时代的作家, 认为中国文学的大裂变要从他们开始。
主持人梁鸿在现场称翟永明为“女神”, 赞叹在她那里, 文学没有剩余, 而是闪耀着文学的光辉。翟永明报以羞赧一笑, 她说自己承认在这个时代为文学注入新鲜血液是一个难题, 铺天盖地的著作、互联网不断更新的信息对创作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不过, 翟永明也表达了希望借助互联网的优势, 为处于文学边缘的诗歌提供平台的愿望。
几位获奖作家在如何守望、挑战剩余文学的问题上围绕自身的创作磁场各抒己见。由此可见, 文学的创作, 不论是宏伟巨制还是内心叙事, 都需要选好切入点, 将自身的磁场力一层层、幽深地挖掘出来。反抗剩余文学, 也许不只是反抗前人与历史, 也可能是反省自身。
“场所精神”的回归 篇2
《南都繁会图卷》；南京；场所精神；老城南保卫战；回归
TU984.18A008207
2005年，南京中华门外、东长干巷旁、秦淮河边，防洪墙上竖立起一道2.4米高、80多米长的青白大理石影壁。壁上刻有一幅浮雕画（见图1）。画的原型为著名的明代风俗画《南都繁会图卷》（见图2）①。长卷的画面被拆成40多个场景，连续排开，蔚为壮观。石雕的位置很合适。因为手卷所画的正是明后期南京城的城南②风光，长干巷是其交界（城内外）。也即，画中空间与石雕所处的现实空间正相吻合。石雕对古画的分解与重组，使五百年前的南京城变成一套快照，顺次展现于市民眼前。它有个正式的名字——“南都繁会石刻”，“新秦淮八景”之一。
图1南都繁会石刻
图2南都繁会图卷
2013年9月28日，秦淮区“老门东”箍桶巷示范街区“开街”。该街区位于南京旧城的最南端（与“南都繁会石刻”只隔一道城墙），是旧城最有代表性的历史街区。老门东，南京老城南地区的一个古地名。它位于老城最南端，北起长乐路，南抵明城墙，西临内秦淮河，东连江宁路，占地面积两万多平方米。经过四年的改造，街区从一片残破的旧宅区变身为一个古意盎然的传统商业风貌区。当然，它不是一次单纯的空间营造活动——类似的仿古商业街区在当下城市建设中比比皆是。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社会事件。它意味着，喧嚣十年之久、举国关注的南京旧城改造运动（也称“老城南保卫战”）终于尘埃落定。盛大的“开街”仪式上，各路媒体云集，全城为之动容。《南都繁会图卷》再度现身。
这一次，图卷不是被凝固为城市雕塑（从图像到图像），它升级为符号。首先，图卷被高精度放大，绘制在街区入口牌楼的大门上，成为象征性的“门户”：开街仪式的第一步，就是有关领导和市民代表在锣鼓喧天中合力推开这扇“南都大门”（见图3）。其次，大尺度的标志之外，街区里的小纪念物（丝绸手帕、纸伞伞面）上也纷纷印上《南都繁会图卷》的局部图案。它们化整为零，经由市民（更多的是外来游客）之手，散布到四方。最后，在周边尚未完工的工地围墙上，“复兴南都繁会，再现老门东熙攘胜景”字样的房产广告招牌与画中图像连片铺开（见图4）。空间的精神象征、可售的小装饰品、地产开发的宣传主题，图卷的多重符号化转化无处不在。现在，整个“老门东”已为《南都繁会图卷》所覆盖。
七年之间，这张手卷两度出现（近在咫尺）。它从一个普通的景观雕塑的设计原型，一跃成为某片历史街区的主导符号，且为整个南京“旧城改造”定下调子——“复兴十朝南都繁会”。参见《评南京“老门东”：复兴十朝南都繁会》，载《现代快报》，2013年10月11日。这一段时间关于老门东示范街区的新闻报道，多以此句为大标题。
胡恒：“场所精神”的回归
一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该图卷如此受到现实世界的青睐？毕竟，关于南京城市风物的古代手卷（统称“风俗画”），现留存下来的，除其之外，还有《上元灯彩图》、《康熙南巡图》（卷十、十一）、《乾隆南巡图》（卷十）、《仿宋院本金陵图》等。它们基本都与城南相关，其中不乏名家巨构。在各个方面，《南都繁会图卷》都无特别的过人之处。
就艺术性来说，《康熙南巡图》由清代著名画家“清初四王”之一的王翚领衔主绘——已是名副其实的国宝。《上元灯彩图》、《乾隆南巡图》或细腻雅致，或格局工整。相比之下，《南都繁会图卷》的笔法最为粗糙，并不足观，其绢质也属低劣。按照一些研究者的推断，它的购买者只是坊间“小有余钱人士”，“售价恐怕不及一两，或许几钱即可”。王正华：《过眼繁华：晚明城市图、城市观与文化消费的研究》，见李孝悌编著：《中国的城市生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374页。就所绘的对象来说，《康熙南巡图》等宫廷图对城市结构的准确描摹，对建筑、街道、景观、人物的形貌还原，都达到了照片般的写实程度。其画幅规模更是《南都繁会图卷》无法相比的（是其十倍）。《上元灯彩图》描绘的与《南都繁会图卷》同是明代中期南京上元灯节盛况，且细节饱满，一笔不苟。《南都繁会图卷》虽然建构宏大，但绘制过于潦草——无论建筑或人物马犬，都只粗有轮廓，近看类似小儿涂鸦。就历史价值来说，《上元灯彩图》在灯节道具上的精雕细琢，《乾隆南巡图》（江宁卷）对清帝大阅兵的全景描绘，《康熙南巡图》对清代南京城市的多重再现（社会、政治、经济），更使它们远远超出绘画的范畴。
就“当代性”来说，这些手卷也各有表现。《上元灯彩图》自2007年面世以来，多受关注。某艺术家以之为主题制作大型装置作品，参加2010年第八届上海双年展。《康熙南巡图》（第十卷）在2013年南京江宁织造府博物馆开馆仪式中被隆重“复活”。它被转制成4D动画电影，在环形巨幕上放映。“寻访千年南京，走康熙南巡路”，是南京旅游路线的新设定。唯独《南都繁会图卷》，在这些文化投射之外近几年，在各种文化活动中，多有对《南都繁会图卷》的利用。比如2006年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昆剧《1699·桃花扇》中，该图卷被作为主要背景。，还能直接介入进现实的空间建构。并且，介入力度在增强：2005年，它只是环境的一个小小点缀（石雕），数年后，它升级为大规模城市空间转型的目标（老门东）。
可见，该画卷与“老门东”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联系。它的两次现身（2005年、2013年），并非仅只标识着两个独立的空间活动。它们划出的是“老门东”（也可以说是城南）五百年空间史上的某一特殊段落。七年时间虽然短暂，但这是该空间的第一次彻底的结构转型。本文要考察的，就是该画卷在这一轮城市结构转型中的角色与作用，也即，它与“老城南保卫战”之间的关系——它是这一大型空间事件的见证者？参与者？或是肇始者、推动者？
二
门东，南京老城的最南端，明城墙与内秦淮河的相交处。自明代中期以来，这里就是南京商业及居住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直到清末，门东都维持着典型江南民居的风格。数百年来（到20世纪80年代），街巷与建筑的格局都没有什么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南就像无数老城区一样，慢慢融入现实的新需求——“市场化”之中。20世纪90年代开始，门东开始出现在各类“保护规划”或“开发计划”中。1992年编制的《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里，门东被确定为五片传统民居保护区之一。1993年，“老城区改造”大规模推行。1998年编制完成的《门东门西地区保护与更新综合规划研究》中，门东开始被探讨“开发”的可能性。实际上，十年来，门东的历史街区已被“缝里插针”的改造模式“蚕食”过半。2000年到2001年，门东曾经历了两轮“旧城改造规划设计方案”招标。中标方案中，门东43公顷的历史街区将全部推平，建造一个由三种类型组成的商业住宅楼盘（包括几幢小高层）。2000年，受秦淮区委托，南京规划建设委员会组织“门东地区旧城改造规划设计方案”招标。2001年，“门东地区改造工程”被当作年度“南京旧城改造一号工程”，继续方案投标。在全票通过的方案中，整个门东43公顷的历史街区将彻底推平，换成一个商业住宅楼盘。如无意外，三至四年间，“全地区的旧城改造任务全部完成”。
2002年开始启动的“十运会”2005年召开的“第十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引发了南京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波城市建设热潮。以此为节点，从2002年到2004年，南京城市开始全面的结构调整：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同步进行，数以千计的大小项目接续动工。，使该计划搁浅。它所推行的旧城整治，是一项打着“文化牌”的庞大的符号系统建构计划（塑造南京的对外形象）。门东的空间定位突然转向：由普通的房产开发对象变为历史文化名城风貌区。这意味着，它暂时从“市场化”的“灭顶之灾”中幸存下来，成为城南最后几块较为完整的历史片区之一。并且，它与之前的单线的符号建构模式——以秦淮河为主轴，以名人轶事与历史典故为内容——有所不同。在前期准备（历史资料的整理）的过程中，《南都繁会图卷》被“意外发现”实际上，在2004年前，《南都繁会图卷》一直寡为人知。除去极少几篇社会学、历史方面的简短研究论文之外（几张粗陋的局部插图），几乎无人关注。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风俗画）后，图卷的全貌才得以第一次清晰地刊出。，“南都繁会石刻”由此诞生。
2005年，“十运会”结束。另一波更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浪潮“十一五规划”紧随而至。门东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迅速成为“老城南保卫战”最炙热的“战场”。
七年间，门东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一方面，各类“调查研究”[2005年的“南京城南老城区历史街区调查研究（门东地块）”]、“保护规划”（2006年的“南京门东‘南门老街复兴规划”）、“改造计划”（2009年的“危旧房改造”）纷至沓来，各种公示、全民讨论、听证会此起彼伏。另一方面，其间有两次大规模的拆迁活动成为“老城南保卫战”白热化的导火索。2007年，某地产公司拍下南门老街靠内秦淮河的5.9公顷地块，拟建高档别墅群。开发商要求“净地出让”，这致使2006年的有选择的规划式“拆除”变成“地毯式摧毁”。随后两年，由于中央对城南保护的干预，拆迁趋缓。2009年，“危旧房改造”计划再起波澜。它把老城南剩余的几个历史街区全部列入拆迁计划。并且速度在加快，由原计划两年压缩到一年完成。这一次“市场化运作”再次“惊动”中央。2009年8月，“危旧房改造”中止。
这两次“地毯式摧毁”是“老城南保卫战”发生转折的契机。2010年12月，新一轮保护规划出台，老城保护与更新终于走上法制轨道。2010年8月，江苏省人大批准《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南京古城必须以“整体保护”为准绳。2010年12月，《南京老城南历史城区保护规划与城市设计》出台，为“老城南保卫战”画上句号。“老城南保卫战”艰难取胜。不过，代价很是巨大。此时，门东地面上的旧建筑只剩下一个蒋百万故居。
2013年9月，“老门东”箍桶巷示范街区“开街”。门东遭拆除的民宅肌理被大部分恢复。“开街”仪式上，《南都繁会图卷》隆重登场。
三
此时画卷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对该空间事件的性质认定——“复兴十朝南都繁会”。更重要的，它还是对这份扭转局势的最终方案的诠释——若干消失的事物在此回归。它们有些是在七年中被驱逐的“失败者”，几乎就此离开舞台；有些则是早已湮灭的历史故物，在这场风波中被意外地召唤回来。这些“回归者”都刻写在画卷上。
第一种回归者是空间的形态。一直到2005年，门东尚存大体的历史肌理与江南民居的空间形态。在七年中的数度拆迁下，无论是街巷还是建筑，都被清除干净。即使是法律上受保护的建筑也难以幸免。几处明清文保建筑曾连遭人为纵火。
新的规划中，街巷尺度恢复到百年前的模样。尤其是箍桶巷主街，20世纪90年代因交通需要拓宽至30米，现在按照古地图改回到13米。主街两边伸出的“非”字形的次级街巷，更换上以前的街名，铲掉水泥路面，铺上青石板。重建的那些房子，也恢复到单双层、小尺度的旧有模式，且在形制上（屋顶、檐口、山墙、窗棂）比原状更有“艺术性”。重建中用到很多老的墙砖、木构件，有的是从城南拆建中保留下来，有的是从民间、外地收集而来的古建筑材料。它们被用心地融合进古街之中。蒋百万故居等几间较重要的历史建筑都被原样修复。虽然改造后的老门东街区将比例、界面、细节都尽可能恢复到历史的层面。但回归的并非是古代的真实模样，而是某种古代想象。它是一次关于历史信息的专业重构，徽式民宅、苏式花园、本地风格相杂处，类似于若干种传统建筑的小规模“会展”。其中还有一幢完整的2层徽派木构民宅。它从某处整体搬迁过来，放置在东南处的巷子里，作为一个空间节点发生作用。现在的街区确实古意盎然，但却是符号化的“古意”——每一个房子，每一个细部，都指向某种特定的风格、工法。但是，老门东的旧日味道，其平凡本质，以及独特且唯一的空间组合模式都已不存在。
第二种回归者是空间的使用方式。明代中期开始，门东就是“文人集聚、商贾云集之地”。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南京城市规划志》（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42页。清初之后，南京城一分为二。城东北为清兵驻军，西南为市民居住。城南的密度被进一步压缩。但是商业、居住混杂的传统没有变化。清末之后，城南的商业功能逐渐减弱，基本全为居住。到了2005年，门东的老街区还保存有一半左右，都为普通民宅。2006年的“‘南门老街复兴规划”曾拟将门东打造为一个全面开放的“民俗博物馆”——综合性的“商业旅游休闲区”。这是对场地的历史性回溯。2007年，这一规划被弃置，再度进入本被禁止的房产开发模式。2010年的最后一轮规划，使门东重新回到2006年的“‘南门老街复兴规划”的公共路线，且民俗色彩更为强烈。不光是南京本地的民俗品牌大量进驻，外地的品牌（德云社）、国外的品牌（星巴克）等也蜂拥而至（“商贾云集”）。另外，几间旧厂房现在被改建成金陵书画社、美术馆，也很应和“文人集聚”的古意。
《南都繁会图卷》中，门东就在赛龙舟的外秦淮河的北侧。虽然笔触模糊，但也大致看得出来，沿街店铺林立，游人如织。并且其中有几条“东西两洋货物俱全”、“京式靴鞋店”的大幅招牌很是显眼，颇有现在的德云社与星巴克比邻而居的味道。
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回归者，是空间的角色。明初永乐迁都之后，城南所代表的市井生活就与国家权力机制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消解关系。在《南都繁会图卷》中，这一“消解”关系是其核心——它既作为内在结构来组织图像，还表明城市的主角为谁。“南都大门”昭示的，正是这一“角色”的回归。前两个回归者，只是其物质外壳与形式载体。
图卷中，那些权力元素都被有意无意地淡化。象征着权力中心的皇城置于卷末，它并无什么威严气势。宫阙楼宇为云雾所缭绕，似真似幻，颇似一个尘世之外的仙境。重要的“地标”外城墙消失了（在城市风俗画中，城墙一般都会强有力地出现在画幅两端）。宫城城墙只余几个模糊片段——尺度被缩小，与附近的民宅差不多。府衙被挪到山脚下，仿佛一座香火冷清的庙宇。这与招牌满眼、人头攒动的“街市”形成强烈对比。很明显的，城市的政治性（权力结构）在画中被日常性（世俗生活）所吞没。这很写实。明代中期之后的南京既为“留都”，政治地位逐步下降。皇城并不具有权力职能。它在城市中心，但如同虚设。城中虽设有六部等机构，但官员都不掌握实权，大多“不复事事，既贤者亦多无可述”。范金民等编著：《南京通史明代卷》，南京：南京出版社，第258页。所以，画中诸多政务机构都不见踪迹，唯一的一座府衙，也是门前寥落，差役懒散，毫无官家风范。
此消彼长，市井生活变得活跃起来。明初的大移民，使得城南这一空间区域迅速为世俗生活所填充。数百年来，它自然繁衍，形成了某种“场所精神”。正是它，产生着对权力机制的“消解”作用。在《南都繁会图卷》中，该作用清晰可见。这一点，也延续到清代的两张官方订制的宫廷图中。
《康熙南巡图》（第十卷），描绘的也是南京城。它以康熙南巡的路线为主轴。城南仍是主要部分，占据了全画的四分之一。前朝的皇家印记（皇城）遭清除，旧王府被挤到画幅边缘，像一片废墟。即便是新朝的权力机构如布政司署、江宁织造署等，它们虽然都在巡游路线附近，也没有出现在画中。在《康熙南巡图》的其他卷中，但凡城市内容，都有若干“政府机构”在其中占据大幅空间。唯一的权力元素在卷末。“校场演武”一节替代了皇城，以浩大场面的武力震慑着作为画卷主体的市民生活。这是一种新的“平衡”模式，颇有时代特点。清初的南京是一个政治敏感之地（前朝的“留都”）。但在城北全部划给驻军，皇城被拆解殆尽之后，城南还保持着隐秘的活力。这里不仅有市井生活，产业贸易，它还是革命者的据点——反清复明势力的大本营。以政治安抚为目的的《康熙南巡图》，能够轻易地删除新旧两朝的权力表征（官用建筑）以示亲和，但仍对平静的日常生活背后的“隐秘活力”大有忌惮。城南的“场所精神”依然如故。
数十年后的《乾隆南巡图》中，南京卷只剩下“江宁阅兵”的场景。画中，校场演武一节被细致地重绘一遍，城区部分则被全部砍掉。这更显出缺席之物的强烈存在感。这使南京的《江宁校场》卷在整套《乾隆南巡图》中显得非常怪异。其他卷中都是按照《康熙南巡图》的常规模式来布局描绘——山水、城市、事件。这或许是因为在乾隆第二次南巡后一年，即在南京成立专事禁书的“江南书局”，大兴文字狱。江浙一带的知识分子以及普通民众受荼毒甚深。文字狱祸事牵连极大，两江总督等高级官员多有连坐获罪。此时的南京城，气氛相当紧张。
1949年之后，这一“存在感”逐渐减弱。经过几番城市结构调整，城南不再具有“平衡”权力的作用。现在，它的空间角色回到最初时那样，只是城市里的一片普通住宅区。
所以，《南都繁会图卷》在2004年被“意外发现”、“南都繁会石刻”应运而生是一个信号。它标志着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那个以秦淮河为主线，以名人轶事、历史典故为内容的（“大文化”）符号系统发生巨大变化，一直遭忽视的“日常性”正式进入其中，成为新元素。新的“秦淮八景”大多出于历史典故，如“牧童遥指”、“赏心亭”之类。“南都繁会石刻”是一个异类，唯有它以平凡的市井生活为主题。
但是，“日常性”如同双刃剑。一方面，它的丰富细节为符号系统的扩充、重构提供大量原材料，并以世俗的快乐提高了大众对该系统的共鸣程度。另一方面，“日常性”对原有的符号系统却有着潜在的破坏作用。“日常性”的符号转向（传奇化、神秘化、文艺化）总是不可能完全实现。实际上，日常生活与文化图景一直相互平行。某些无法符号化的东西，比如日常生活中的低俗之物、直接体验方式、非幻想品质，虽然被一并吸纳进符号系统，但是，它们与之前的符号成分（“乌衣巷”、“秦淮八艳”之类的怀古情调）并不那么协调，甚至还有所冲突。对于符号系统所需达成的最终目的（即营造一个完美的想象空间）来说，这些异质之物无疑是一种隐患：它们使得符号系统不够纯粹，甚至还消解了符号系统与主体之间的距离，而这正是“想象空间”存在的基础。而其最大的破坏性在于，它的出现（《图卷》的“石刻”化），将地表之下沉睡已久的“历史角色”唤醒。也即，随着“石刻”回归现实的不只是历史图像，还有蕴含在画中的“场所精神”。它对权力的本能反感，以及对符号化的抗拒，都一并激起。其强有力的平衡、消解、对抗能力随之进入城南风波。实际上，这场“风波”原本只是“大他者”（借用一个精神分析的概念，即现实的符号秩序）的一次内部纠纷——“文化牌”与“市场化”之间的冲突而已。正如我们所见，如果不是“十运会”的突然介入，2001年的“南京旧城改造一号工程”早已使“老”门东无声无息地消失。
“老城南保卫战”就缘于此。一幅古画的发现，带来一位不速之客（空间的历史角色）。它偶然间闯入“大他者”的领地，扰乱了各方力量关系。它将一场权力间的“内部纠纷”推向公众与媒体，使之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在资本强大的运作能力之下（它若干次试图将纷争拉回到“大他者”内部纠纷的轨道，且近乎成功），它还能不断扩大事件的边界，升级其性质：“城南保卫战”不仅是“文化保卫战”、“历史保卫战”、“空间保卫战”，甚至还成为“人性保卫战”。城南的原住民（被拆迁者）本来一直都处于沉默状态，并无多少人关注。2006年以来，他们的状况被各个媒体大量报道，成为城南风波的主要焦点之一，亦是事件诸般转折的决定性因素。在2010年12月发布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保护规划（《南京老城南历史城区保护规划与城市设计》）中，明确把保护原住民、鼓励回迁居住并停止任何方式的“外迁安置”、“动迁”行为等条目列入其中。七年间，画中“场所精神”逐步显现出作用力，微妙地推动着事态的发展，转换其方向。正是它，挽救了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
四
三种回归者（空间的形态、使用方式、历史角色）已然落地。《南都繁会图卷》的“当代性”也得到证明。正如我们所见的，在2013年“箍桶巷”开街仪式上，《图卷》以凯旋的姿态全方位地展示出来。但是，“回归”其实并不彻底。
这片本属全体市民共享的空间里存在着一处异样之地——内外秦淮河间的一块黄金地带，面积是整个门东的四分之一。2007年，“雅居乐”地产集团将之拍下，开发高档别墅区，拟建别墅200多套。一同划归私人所有的还有内秦淮河沿河一带——它本是“秦淮风光带”史上最著名的公共空间“河房区”。虽然2010年的保护规划明确规定停止此类行为，但是“雅居乐”项目令人意外地未受影响。它在2013年与箍桶巷开街仪式一同“开盘”。从空间的公共性角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刺点”。
不彻底的回归，意味着城南之事尚未终结。虽然“保卫战”暂告落幕，但是空间的新旅程才刚开始。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回归者（《图卷》中的场所精神）只能说初显头角——使“老城南保卫战”局部成功。在“老门东”历史街区的后续使用过程中（很多方面都还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它还会带来什么新的觉醒之物？它们将以什么方式进一步“回归”现实？将会对这一空间以及更大范围的区域产生什么新作用？这些都还是未知之数。回归，还在继续。2014年10月，“雅居乐”地产（香港上市公司）卷入某贪腐案，董事会主席“被控制”。2014年初，南京市溧水县拟将在某度假区内划出18.6公顷，耗资13亿元“再现明代画作《南都繁会图卷》的景致，打造以明文化为主体的‘大明城”，使之“成为外地游客及南京人寻找记忆、触摸南京历史脉络的怀旧之地”。可见，图像还在以多种方式回归。《南都繁会图卷》的“当代性”表现远未结束。
The Return of Agenius Loci：
Nandu Fanhui Tujuan and “the Battle of Defending the Old Southern Nanjing”
HU He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 China
“The battle of defending the old southern Nanjing” from 2005 to 2013 was a turning point of the urban renewal movement as well as a signific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city construction in Nanjing. By analyzing the incident through a recurring painting of Ming Dynasty—Nandu Fanhui Tujuan， the paper attempts to offer a new possibility to interpret this event.
Nandu Fanhui Tujuan；Nanjing；agenius loci；the battle of defending the old southern Nanjing；return
回归我们的精神家园 篇3
他指出,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
为什么要如此强调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有什么样的作用?
中华文化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2000多年前的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 以及后来的许多大思想家。他们建立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极大地丰富了我们民族教育思想的宝库。这些先哲们的大量论述, 对我们今天立德树人,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
首先, 中华文化特别强调道德教育, 强调培养具有高尚道德精神的“君子”。“君子者, 道德之称也。”孔子说:“君子怀德”, “君子周而不比 (团结而不勾结) 。”“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恶”, “君子和而不同”,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周易》说君子的社会使命是“振民育德”。“君子”即“大人”, 乃“大德之人”。“大人者, 无私欲之蔽”, “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见利思义”, “见得思义”。大人遵循天道, “天道荡荡乎大无私”。老子强调做人要“公”, “无私”, “利而不害”, “为而不争”。“君子”最具有爱国情怀和献身精神。如《礼记》 所讲:“苟利国家, 不求富贵”。在历史上, 用传统文化熏陶起来的君子、大人, 在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候, 最能挺身而出, 做中流砥柱, 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英雄和楷模。“君子”是中华文化倡导的中国人的道德准则。为此, 梁启超主张中国人, 首先是知识分子, 要“先做君子, 后做才子”。
英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前些年来中国, 讲话中对我们提出一个警告, 她说:如今西方出现了整整一代“文明的野蛮人”, 他们受过高等教育, 甚至有几个学位, 掌握了现代科学知识, 然后去满足永无止境的物质欲望。掌握了文明, 却造成了野蛮的后果:贫富悬殊, 两极分化, 民族冲突, 性别歧视, 国家对立, 战争灾难, 资源消耗, 环境污染等等。
今天的教育到底培养什么人?会不会也造就一代“文明的野蛮人”?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思考的一个关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中华文化对我们今天的教学改革也有很多重要的启示。比如, 孔子讲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寓教于乐”“学思结合”“不厌不倦”;老子讲“善教者无弃人”“静为躁君”;《大学》讲“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中庸》 讲“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的教学要点和次序;朱熹讲对人的教育重在“唤醒”;王阳明讲“知行合一”, 讲“人要随才成就, 不是束缚他通做一般”, 等等, 都是中国教育教学思想的精髓。研究和实践这些教育思想, 对改变错误的教育观念, 提高教育质量, 以及解决当前教育中弊端, 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德国的大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说过, 公元前五六世纪, 是人类的成长发展的“轴心时代”。那个时期, 许多国家几乎同时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 包括中国的老子、孔子等。“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 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 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是复兴, 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
在改革开放30多年, 新课程改革也已10多年的今天, 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课程改革, 用什么“重新燃起火焰”?从哪里寻求“精神动力”?
尼克松 《1999不战而胜》 中讲过一段话, 也许会让我们有所警醒:“当有一天, 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 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
毫无疑问, 我们还要向西方学习。用熊十力先生的话说, 西方学术是知能之学;而中华文化则是徳慧之学, 通道德、智慧和生活而为一。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以来, 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 对我们祖先留下的珍宝, 丢失殆尽, 研究继承太缺乏, 甚至有人对她嗤之以鼻。今天教育中出现的问题, 不能说与此无关。
时代呼唤工匠精神回归 篇4
工匠精神是精品出版的必由之路
之所以说工匠精神伟大，就是因为这种精神是所有优秀民族的特质，无论是德国、瑞士、日本还是中国无一例外。曾国藩曾对“工匠精神”有过一段准确的描述：“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我想，工匠精神是一种不懈的追求，是经年久月的坚持，是心无旁骛的坚守。我做编辑几十年，对工匠精神有所感悟，愿与大家分享，恳望得到各位同仁的指教。
我从事的专业是食品专业。“民以食为天”，中国的食文化是一片肥田沃土、博大精深，它传承了中国5000年灿烂的农业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根基文化、优秀文化，值得我用一生的精力去学习、去传播。
在这个专业领域里，我曾用了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家“八五”重点项目、大型专科辞典《中国茶叶大辞典》，成为中国第一部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型茶学工具书。也曾用了23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家“九五”接转“十二五”重点项目、十卷本的《中国饮食文化史》，结束了中国饮食文化没有大型史著的历史。还完成了对1300年中国清真饮食文化的梳理与总结，出版了国家“十五”重点项目《中国清真饮食文化》大型画册等。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我时时提醒自己要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辛苦，不怕挫折，甘坐冷板凳，最终填补了多个出版空白和学术空白。
这些著述分别获得国家图书奖、国家辞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百种优秀民族图书奖、国际美食奖等中国出版界及国际的高级别奖项。我本人也获得了中国出版界的个人最高奖项“韬奋出版奖”及中国饮食文化突出贡献奖。
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我有如下体会：
1.工匠精神是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细
我感到，但凡想做成一本精品书，就要有一套精品工艺流程，每个环节都要做到一丝不苟的严谨操作，特别是辞典类的图书更是如此。前面说过，我们曾用十年做成了一本《中国茶叶大辞典》，本书主编曾关注过我们的工艺流程并做过统计，仅最后两年的工序就已经有60多道。全书共有20个分部，每个分部的工序都是如此，整部图书做下来也就是1200多道工序。全书曾进行了8次校对，责编7次编辑加工，作者5轮退改，并进行了37项专项检查，做了300多个造字，进行了412项的查重，制作索引3套。仅清样就出了6次。
其中，“专项检查”这一项是辞典特有的工序，要求对书稿中的某一项内容由专人进行专检。我们对这部词典的文字专检进行了25项，包括，人名、地名（包括古今地名对应）、国名、疆域（包括古今疆域的变化）、科技名词、法定计量单位、外文、公式符号、数字、标点、引文、参见条、词条的明交叉、暗交叉、标注系统中的阴码、阳码，字体、字号、以及港澳台的表述问题等等。这些专项检查工作，要分别由外文专家、地名专家、辞书专家等来分头操作，每人各把一角。我们统一制定了专项检查责任表，查完必须签字并要有书面意见。
图片做了12项专项检查，如：图片是否有上下左右正反颠倒的情况，图片与图注是否相符，图片与条目是否相符，图片与序号是否相符，作者署名是否正确，图片在目录中的页码与在正文中的页码是否一致，修改或调整后的图片或图注是否与目录、页码保持一致，排列顺序是否正确等等，确保了出版后的无一差错。
其中茶文化部分中有关茶的唐诗、宋词部分，全部由中华书局的古籍专家用馆藏善本的《全唐诗》《全宋词》逐字逐句核对一遍，无一遗漏。
其中有一道工序叫做“大贴样”，为什么要有这道工序？为的是在同一页纸稿上，能够集中盛放下更多的专家审稿意见。这部大型工具书所涉及的学科众多，包括辞书学、语言文学、史学、农学、医学、考古学、地名学、化学、生物学、物理学、机械学等几十个学科，我们都分别延请了国内顶尖级专家为各个学科的稿件审稿把关。原稿纸是A4纸，四周的边空较小，已经盛放不下诸多專家在稿面上的标注，我们从《辞海》那里学得了经验，用大了一倍的A3纸把A4纸的原稿一页页地托起来，以留下足够的书写空间给专家在稿面上标注，并要求各位专家以不同颜色的笔书写以示区别。一轮审稿意见下来以后，这张A3稿纸就十分“壮观美丽”，赤橙黄绿青蓝紫异彩纷呈，之后我们再出清样。用这样的稿面出清样，很是难为了录入人员，经不断磨合，他们已经成为我们的“金牌搭档”。
为了使后面的工序没有阅读障碍，我们曾对稿面书写做过严格规定：编辑加工时，拉出的引线必须平直不可压字，引线引出的正确字必须加圈，圈必划圆不可潦草。这些细节培养了年轻编辑踏实的作风，习惯了线要直、圈要圆的做法。
为了便于这个大工程的调度和记录进度，我做了一张工艺流程表，一小格一小格地记录了每次的调度情况，两年下来已经达到两米多长。这张工作流程表已被出版博物馆的同志数次找来征集，拟收为馆藏品，但至今我还没舍得捐出去。
再说那套用了20多年时间做的十卷本的《中国饮食文化史》，经粗略统计已有80多道工序，而且我们把编辞书时做专项检查的方法用在这本学术专著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大大提升了书稿质量。我们招聘了一个史学研究生毕业的人专门做这项工作。到五校样做完以后，我们把全部稿件拉了一个大网，像算头发一样进行了一次专检，作为出版前对我们编辑加工质量的最后一次检查，所有编辑都参加。这次排查共分为15个板块，从扉页、版权页、序言前言开始，到眉题、目录、正文、图片、图注、引文、造字、背白页、页下注、参考文献、索引等，共进行了53项检查。仅举一例，比如在检查“眉题”这个板块下，我们又分了5小项，如，每页的眉题是否有缺漏；眉题与所在章节是否吻合（特别是每到换章节的那页）；眉题的左页、右页划分是否准确（左页为书名，右页为章名）；眉题上下空的大小是否统一；眉题的长短与文前空格是否有失范之处等，就连版权页上数字前后中的半字线小横杠的长短是否统一我们都查了一道。这53项检查实行了编辑责任制，谁查完谁签字以作备查。由此大大提高了书稿的质量，不断向精品书的高标准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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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有一块较大的工作量，就是核对书稿中的大量古籍引文。我们延请专家用善本逐字逐句地进行核对，通过核查，每一卷本都纠正了数以百計的舛误，十卷本下来就是数千处。这是一个铺天盖地的工作量，但是我们坚持做了。这也是一个极其苦累而又非常吃功夫的一个差事，例如，我们发现唐代元和年间一位诗人的一首诗，共八句，其中有一句竟然出自另外一首诗，其实这两首诗并不搭界，只是作者给做了移花接木。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艰苦核查，或者是做了核查但因功力不到而没把这句错诗给抓出来，那就留下了一处硬伤，成为一个大笑话。然而这个错误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
在编辑加工时，对于其中古籍引文存疑之处，至少要用三个以上的古籍版本做比照。这种工作极慢，耗时耗力，有时一天才能看上几页稿子。我曾经只为查证一句话核对了6个版本，这一天我只看了500个字。一位出版界的老前辈说：“在浮躁之风日盛，以码洋、利润论英雄的今天，还有多少人能这样做书？！”
2.工匠精神是持之以恒的艰辛劳作
有人说，一个人想干出点超常的成绩，就一定要有超常的工作状态。我认可这句话。看遍中外工匠，没有一位不是如此。他们终生都在持之以恒地艰辛劳作，具有承受超负荷工作的耐力。这种专注与耐力，已经融入他们的血液中，形成一种无法摧毁的力量。
我是一个下过乡的人，也许就是这种下乡经历，锻炼出我们这一代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对于学习工匠精神大有裨益！回城后我感觉，坐在办公室里编稿子，风吹不着雨洒不着，什么困难都不叫个事儿！因此多年以来我从来没有节日假日的概念。
为了节约上下班的路途时间，我经常在家里看稿子，那时我和一位帮我审稿的老专家，还有一位录入人员，我们三者之间有一个“金三角”的默契，那就是每天夜里两点以前，我们都可以无障碍地互通电话商讨稿件问题，做到解决问题不过夜，这种默契延续了多年。
3.工匠精神是永无止境的学习与创新
工匠精神，不是墨守成规的傻干，它的灵魂在于不断学习与创新，唯此才能永远成为领军者。这些国际大工匠，正是因为他们的学习与创新，才使得日本有三千多家的企业寿命超过200年，成为世界之最；才使得德国高达30%以上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一家竞争对手，成为世界工业标准的发源地。中国清代的著名建筑工匠雷氏家族，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传承了8代人，为大清帝国营造了数不清的经典建筑，留下了中国建筑的辉煌，靠的就是他们的不断钻研与创新。
在多年的编辑工作中，我们不断体会着学习与创新的价值。
前面说过，我们做十卷本的《中国饮食文化史》用了二十多年，但其中大部分时间为经费所困不能启动，为寻找经费而奔波。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给了我们足够的学习与积累的时间，我们积极学习与思考，在国际国内研讨会上，我们不断发出自己的学术声音，并获得了相应的学术地位。这个大工程上马以后，我们多年的学习与积累得到了释放，成就了这套大型专著的学术创新，以崭新的面貌填补了该领域的学术空白与出版空白。
通过学习与积累，使我们有能力指出史学专家的一些谬误，有能力补充各卷本中的一些重要史实缺漏，特别是我们有能力提出一系列学术观点，构成全书的学术骨架，并得到权威专家的首肯。本书从始至终贯穿了一条反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主线，总结出了中国饮食文化中所蕴藏的优秀人文思想，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五谷为主、兼及果蔬”的良好饮食结构、“医食同源”的养生思想、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观、“崇尚和谐”的人文理念、“尊老敬老”的农耕文化优良传统等等。改变了以往的一些专著中有史无论的旧貌。本书的学术成果得到史学大家李学勤先生、农学权威卢良恕院士的高度评价。
我们把这些学术思想通过审读报告的方式逐一向作者详细表述，如涓涓流水般地输入到全部书稿中，有审稿专家说：“你们每一篇审读报告，都是一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今年初，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中国编辑学会举办了“第二界全国审读报告评比活动”，我们撰写的《中国饮食文化史》审读报告，在《出版参考》杂志上作为审读报告范本刊出。
4.工匠精神是不计名利的无私奉献
如果一个民族的幸福就是房子、票子、车子和官帽子，那么这个民族真的很悲哀。一个奋起的民族一定要有坚定的信仰，有民族的理想与情怀，每一个职业岗位上的公民都要有敬业、无私的奉献精神，有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这是当代中国工匠精神的实质内涵。
作为一个编辑，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面临着种种选择，因为我们面临着种种物欲的诱惑。是跟随大流追求短平快出版平庸之作，还是长时间潜心劳作，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出版精品力作，但同时可能会失去不少物质利益甚或面临着一些磨难。我们不断拷问自己的学术良心，最终选择了后者。
回想当初做辞典的时候，就是对我们职业操守的一种考验。现在出版界已有了共识：“辞典”是所有图书门类中最难做的一种，因为它有太多的特殊性，其外在的表现为：周期长、投入大、难度高、效益慢。仅以周期为例，一部《牛津词典》编了70年，《德语词典》编了106年，大家熟悉的《现代汉语词典》做了22年……
然而当初，这些辞书学的知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想踏踏实实坐下来潜心编好一本辞典就更没那么容易了。由于在短时间内不能产生经济效益，我们也曾经受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并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但我们坚持住了质量标准，“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做完了所有的辞典流程，最终成为了一本精品书，获得了国家级大奖，成为当今辞书界的一本标杆书。如今已经是第九次重印，显示了一本精品书的生命力。
当今之时工匠精神已成为一种稀缺之物，我们缺少工匠精神的原因，主要还是缺少支撑工匠精神的“工匠文化”，缺少工匠精神生存的生态环境，缺少崇尚工匠精神、褒奖工匠精神的相应机制。
我们呼唤工匠精神的回归，就要开辟工匠精神生存的生态环境，建立相应的褒奖机制。中国编辑学会是中国编辑的精神家园，希望学会能够成为工匠精神的生发园地，让编辑在这里获得思想的支撑。并建议设立相关奖项，使工匠精神在中国编辑界大行其道，为中国的编辑工匠开辟出一片崭新天地！
传统教育中游戏精神的回归 篇5
传统教育中游戏精神回归的首要法则是将教育的回归指向学生自身,指向学生心灵的成长。学生既具有凭借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智慧审视世界的能力,又具有凭借情感、意志、想象等感性智慧赋予生命积极意义的能力。教育只要尊重学生生命的完整性,就可以促使学生凭借这种本性,发现目力以内世界更隐蔽的精彩和目力以外世界更广阔的天地,进一步升华其精神境界,优化其人文品质,从而使自己的内心世界更加辽阔、清醒、充实。
传统教育中的游戏精神回归,还表现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知识的主动建构、主体探究的意识。学生在已有知识和经验的相互沟通中寻找和发现问题,师生积极交流与合作,共同寻觅解决问题的佳径,组成学习共同体,理智、情感、智慧地参与到超越简单知识授受的、深层次的、充满问题的教学情景的创造性建构之中。反映新一轮课程改革重要理念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是改变学生单一的知识接受性的学习方式,这种方式可通过让学生在调查、访问、考察、测量、实验、劳动等多样化的探究活动中进行学习与创造,着重于让学生成为研究的主体,用儿童的眼光来认识问题,用儿童的行为来改造世界。
科学普及呼唤人文精神回归 篇6
程东红认为，在决定科普工作的内容和科普项目设计的过程中，一定要有人文价值的判断；在弘扬科学精神的同时，要让人文精神伴随着科学精神传播给广大群众。
“当代科普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四民’的时代特征。所谓‘四民’，就是以人本思想出发，要实现民生、民想、民智、民为意义上的科普”。在徐善衍看来，科技的发展不能只是停留在知识和技能、认知和把握的层面上，还应包括科技生产应用和与公众利益实现全面结合的过程，使科学成为大众化的科学，使大众成为科学现代化的主人，才能真正体现科学的人文价值，这也是科普的最高境界。
传统的科普比较强调普及科学知识，之后演变为公众理解科学，如今而言就是公众参与科学。王春法表示，公众理解科学也好，公众参与科学也罢，根本上反映的是科学家和公众关系的变化。随着科普理念的不断发展，公众已经从“被”科普转向参与科普，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科学家和公众的地位更加趋向平等。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副研究员居云峰，从自身科普工作出发提出了中国科普的6个新理念，不仅对中国的科普形势做了详细分析，同时也体现了人文精神与科学普及的互融共进。
第一，中国科普进入了现代阶段。由重视知识传播到普及科学知识，从传播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并重；科普也由过去的单向传授变为双向、多向的互动，也更加关注对弱势群体的科普。
第二，国家政府是科普的制造者，其主要职责应为立法，制定政策、战略规划，规划经费投入。
第三，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社会各界都应组织参加各类科普活动，这已经被写入了《科普法》。
第四，提高科学素质是全民的责任，这不仅是个人愿意不愿意做的事。
第五，科普的活力在于与时俱进，科普从内容、方法和手段都要把握这一点。
体育课程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 篇7
1 人文精神的由来与发展
人文精神”是和“人文主义”相关联的概念,人文主义是外来语,它是19世纪西方学者用来指称欧洲14世纪至16世纪即文艺复兴时期发生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潮,那时的人文思潮,提倡以人为本,反对以神为本的宗教思想,他们肯定和注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要求把人、人性从宗教神学禁锢中解放出来。从个人修身入手,直到经邦济世,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的经世精神。这种执著的经世精神,即早期的人文精神。在中国历史上,虽有淡化之时、变形之象,却始终延绵不绝。经世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与时俱进。“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人文精神”问题的讨论。人文精神是个历史的概念,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只有西方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才有人文精神,或者人文精神只有人文主义一种形态,世界上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存在着不同性质和特点的人文精神一定的人文精神只指在一定的区域内,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的人们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对某种价值取向的认同,特别是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一种共同取向和判断标准,表现在个体身上则是对某种人生意义的态度和理性追求。
近10年来,文、史、哲等专家和学者们,专门讨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与人文学科的关系、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关系、中西人文传统的异同、现代人文精神的内涵等一系列问题,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经世致用的人文思想已深入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骨髓,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于现代人文精神的构建,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国对人文关怀的最高概括,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人文精神赋予了中国文化顽强的生命力,经世传统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是我们建构现代人文精神的重要文化资源。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全球知识体系的分科化、专业化愈演愈烈,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知识分子由于专业化的原因越来越缺少人文关怀,我国著名教育家杨淑子先生在华中理工大学率先提出要加强人文教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思考。继承中国文化的经世传统,建构现代体育人文精神,具有与世界奥运人文精神对话的现实意义。现代人文精神以彻底的人道主义为至高无上的原则,追求真、善、美的高度和谐统一。体育尤其是奥林匹克毫无疑问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真、善、美的和谐统一。
2 人文精神与体育密不可分
2.1人文精神是体育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内涵
人文精神是体育的生命线,它决定着体育的发生和发展,体育发展的历史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阿尔菲斯山的山崖上刻着这样一段话:“如果你想健康,跑步吧!如果你想健美,跑步吧!如果你想聪明,跑步吧!”这是古希腊人对跑步、对体育的召唤,它说明体育是为人的健康,为了健美,为了聪明,为了人的身体健康。黑格尔认为,古希腊人的体育不单纯是感性的娱乐,而是表现“同感官的自然性相反的人格欢乐的意识,表现人格,表现人的尊严。”还认为在体育里“人类显出了他的自由,他把他的身体变化成为`精神'的一个器官”。人的身心健康正是人文精神的基础,作为人类体育文化的奇葩的奥运会,也是在这样的人文精神基础上产生的。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产生了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其实质是人的解放,是古代人文精神的复兴和发展,从而被神学否定了的人得到了肯定,得到了关注。随着这种人文精神的高扬,体育又渐渐地发展起来。教育家夸美纽斯对学校体育进行系统地论述,主张学校应设宽阔的运动场,开展广泛的体育活动,鼓励学生通过参加体育活动使身心健美。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其名著《爱弥尔————论教育》中阐述了他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他要求教育与体育紧密结合,主张按自然法则进行体育教育,按儿童各个年龄阶段的不同特点,以及儿童的兴趣和爱好组织体育活动,以培养“身心两健”的人才。可看出随着人文精神的发展,体育也在发展。随着人文精神的发展,现代奥运会也蓬勃发展,北京申奥时提出要把奥运会办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口号,就是充分的证明。
2.2 体育是人文精神的形象表现
体育来源于人文精神,又反过来推动着人文精神的发展。这就是人文精神和体育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为了发展体育事业,促进入的全面发展,必须维护人文精神和体育之间的统一。而要做到这一点,对目前存在的一些损害甚至破坏这种统一的思想倾向,必须进行严肃的批评。这些倾向可归纳为:一是单纯生物体育观。即把体育仅仅局限为人的生物体的健康,而忽略了体育在人的精神健康方面的重大作用,结果也就否定了体育自身。二是金钱挂帅。把体育降格为赚钱的工具,于是便出现运动员也成了赚钱的工具,体育运动中的黑哨、饮服兴奋剂、踢假球等导致体育被异化。三是金牌挂帅。把夺金牌作为体育运动的宗旨,运动员也成了金牌的奴隶。四是单纯娱乐观点。把体育降低成了感官娱乐的低级活动,最终必然使体育走上邪路。总之,维护人文精神和体育的统一,体育才能成为一种文化形式、美的形式、娱乐的形式,才能在满足人们的需求中不断地显现它永恒的生命力。
3 传统体育课程中人文精神的缺失
学校体育课程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始终落在运动技术技能的教学上。运动被异化为动作技能的不断重复和强化,生动活泼的体育活动被演化为枯燥呆板的身体练习。大部分学生体质的增强、健身意识的形成、健身能力的培养、健身文化的陶冶、健身习惯的养成被忽视,影响了个性、人格、尊严、价值及社会生存和适应能力的健康成长、发展和完善。”应试教育被生硬地搬到了体育教学之中,其代表便是体育教育考核的核心都以运动成绩的好坏为其主要依据。这种传统的体育教育观念已很难适应21世纪人类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为了迎接人类社会对新型合格人才培育的需求,自1993年我国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来,党和政府及国家领导人多次就新时期的教育改革作过讲话指示并颁布了许多相关决议其中根本的一条即是,学校教育必须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与应试教育相比,素质教育除重视学生的专业水平外,更注重对人格的培养,强调应根据个人的条件与特长,注重发展人的适应能力、生存能力、独立意识和竞争精神。这些在以往体育教育中往往容易被忽视的人文精神所体现出的非智力因素,有时比智力因素更能表现出时代所需要的对人品质的独特需求。国外的研究证明,成功的企业家有3种类型其中之一为运动员型,即这些成功的企业家此前曾从事过体育或很热爱体育。长期的体育运动所受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其人格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对他们的人格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影响作用。
由于经济全球化和技术的浪潮,导致了人类自我的迷失。主要表现在人类越来越成为物的“奴役”对象,向物欲屈服,从而忘记或遗失了人文精神。在体育领域也深受各种物质主义的影响,导致人文精神的缺失。如某些运动员日益缺乏正义感、使命感、责任感,而成为金钱的奴隶。一些运动员把唯利是图、急功近利、金钱万能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假球、黑哨、服用兴奋剂等弄虚作假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泛滥成灾、屡禁不止。即使是神圣的奥林匹克也蒙上过贿选的阴影。学校教育作为体育的一部分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社会发展,文明进步,需要学校提前进行人才的培养和准备,学校教育始终需要改革。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如何发展。学校是人与社会的中介环节。因此,以人为本,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学校进行超越社会发展,发挥功能的出发点。
4 体育课程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
由于传统的教学导致师生的失我化,体育教师为完成国家“统领”的课程任务,失去了教师个性、情感、风格。同时也忽视了对学生的关怀。我国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就强调了重视学生文化熏陶和人文精神的渗透。学校体育课是一门传授身体文化知识的课程,体是人类为发展自己的身心而创造出的身体文化知识。人文知识是人类对自身文化的一种了解。体育与人文有着天然而直接的联系,它们围绕着人这个主体,以人为本,共同指向人的生命层面上的终极关怀。在人文知识上抽取出来的共同问题和核心————对人生的追求,就构成引领人们不断进步的人文精神。
4.1 体育课程人文精神的回归要求课程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
人文精神进入学校体育,将促进体育课程改革,一改以往单调而枯燥的传统体育教学训练,采用轻松活泼、形式多样的体育教学方式方法,增强学生的体育意识,促进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因此,学校体育必须以人为本,树立体育人文精神的观点,让学生从学龄时就开始打下讲文明、讲道德的基础,并深刻认识参与体育运动的最高价值的理念,使我国青少年能够科学、有效、真正地投入到体育运动当中,并给他们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带来终身受益。
4.2 体育课程人文精神的回归要求课程在运作中实现真正自由的对话、交流和互动
具体表现在:课程三级管理,国家没有了统一的教学大纲要求,弱化了统编教材的权威性;弱化了教师对教材的绝对执行权威。学生有了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自主选择教师授课,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已初步建立了一套主体间真正自由的对话、交流和互动的机制;角色的可互换性,使学生不再被排挤到边缘,而成为一个实然的言说者。体育课程则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被个体愉悦地接受使学生不再被同一的标准所约束、限制,他能在自己的“历史”中自由地解读,建构课程的意义,以促使每一个体的不同,而又与他人的和谐协调的发展。
4.3 体育课程人文精神的回归要求课程指向“人”的“终极关怀”
教育是面向人的,而现代的科技理性把作为学校教育核心的课程推离了活生生的“人”的意义。人的终极关怀是人最原初、最切近的关怀,终极关怀是无限开放了价值指向,它并不详尽地表明什么,而是以其变迁性指向未来、指向目标、指向人的存在之本真的,它统帅着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关怀,离开了终极关怀,人就会失却灵性、失却意义而陷入困惑。正因为如此,人类才需要不断地从具体繁杂的关怀中返回关照终极关怀的境界,因而,现代课程必须实现“人性”的回归与完美,并以此来完成面向“人”的教育。
5 小结
中国的体育文化源远流长,所蕴涵的人文精神我们应当加以继承和发扬,在新的时期内赋予新的内容,使其为体育文化的发展服务,为人的完善和发展服务。应当以全民健身发展为核心,以青少年体质发展为关键,以竞技体育为目标,通过群众体育活动、学校体育教育、竞赛体育,培育体育的人文精神。体育运动将以实现以人为本、走向群体利益为重,长远关注个体和人类的发展,显示人文精神,突出文化内涵,满足人的全面需要。
人文精神体现人类对自身的重视和关怀,它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人文思想在西方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文精神,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又在《资本论》中论述共产主义社会时进一步指出:“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显而易见,个体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包括人的身体的发展,这是我们体育课的主要任务。马克思强调了人个体生命的具体性和存在状态,这充分体现出西方人文精神在我们信奉的马克思学说中就有很好的阐述。这也正是我们倡导体育人文精神的基本依据。我们舶来品的体育是西方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身体文化,它浸透了西方人文的“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精髓。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吸收西方体育的人文内涵。
现代西方体育更加倡导人文精神,把人在体育中的价值体现看作追求的目标,关心和重视自身的体育感受,重视个体意义上的体育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随着社会发展,体育的这些世界性的文化价值得到承认,体育人文精神得到弘扬。以现代奥林匹克思想为核心的体育文化理念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和发展,成为时代发展的旗帜。人文精神标示着人类对未来的追求方向。以西方为主的体育文化是世界共同的文化财富,体育人文精神是学校体育传播的核心和精髓。时代高扬人文精神,学校体育改革就必须深刻理解和贯彻体育所表达的人文理念牢固确立人文价值观。
摘要：教育愈来愈明显的专业化趋势所引发的问题引发了课程教育改革中人们对于人文精神回归的呼唤。人文精神和体育之间关系甚为密切,人文精神是体育教育的思想基础和指导精神,体育教育则是人文精神的形象体现。在对于传统体育教育问题反省的基础上,我国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强调了体育教育实施过程中人文精神贯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种强调不仅要求对传统的体育教育方式进行大胆的改革,而且还要求这种改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其目标的设计和任务的确立中内含对于人的终极关怀。
关键词：人文精神,体育课,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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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剑,胡跃红.人文主义视野中的体育课程[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06.(11).
中国当代艺术的精神回归 篇8
一、改革开放的30年
改革开放初期的当代艺术发展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时间。不断调整中的文化政策与艺术家之间的互相试探, 构成了一种互动关系。我们将85美术新潮作为一个开放的节点的话, 那么这之前的当代艺术是一个基本上处于地下状态的艺术实践。今天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们佩服先驱们在那样一种社会环境中进行着自己的艺术实践。这个时期的作品形式更多的倾向于全面学习西方。有观众在看到这个时期的作品的时候, 评论道:“这完全是对西方赤裸裸的模仿, 甚至不加掩饰。”开放的社会环境对艺术家的冲击是巨大的。改革开放初期, 当图像摆脱了单一的题材而进入到对个性本身的关注的时候, 这个时候似乎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西方。对独立和个性的抒发与追求对于刚刚开放的中国的年轻一代是极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早期中国当代艺术不管从样式上还是思路上都表现出全面的西方色彩。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出现了新的情况, 资本作为一个新的因素介入到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当中。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 为当代艺术走向市场、收藏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从这个时候开始, 艺术家逐渐意识到艺术是可以换成物质生活的。资本的介入逐渐改变了艺术家的创作意图, 在不断发展中, 对卖作品的追求更多地占据了创作的领域。1993年中国艺术家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登上世界舞台。从此开始了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化的历程。这是中国当代艺术被世界关注的开始, 也正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成果的不断显现, 中国文化在这个时间得到关注。国际资本开始干预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一批艺术家迅速以明星的身份出现在各大媒体封面头条。但是对于这一段历史, 吕彭的说法是: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没有任何政治批判的含义, 它所运用的政治符号只是挑逗市场的策略而已。21世纪初, 卡通一代的热潮典型地印证了中国式的实用主义。轻易上手的卡通一代, 以细腻的制作和儿童式的想象力呼应着迅速膨胀起来的收藏市场, 果冻画法的一颗颗白色高光挑衅者收藏家金丝边眼镜后面充满期待的双眼。中国艺术家, 特别是艺术家中的年青一代, 刚毕业甚至还没毕业便有机会与画廊签约, 通过“艺术”过上好的生活。真正有价值的卡通一代艺术家并没有几个, 而今天的卡通几乎销声匿迹了。
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的当代艺术其实是一段非常好的时光。在资本突然抽离了当代艺术的背景下, 艺术家开始反思和沉淀自己的艺术创作, 开始在一个不景气的市场中找到新的出路。而在艺术市场低调的一两年左右之后, 令人兴奋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面貌。大浪淘沙, 这场金融海啸以强大的力量冲击掉了很大一部分不合格的艺术家。留下来的艺术家们, 为我们呈现了一种新的艺术面貌。
二、中国当代艺术的新情况
在讨论东西方文化时, 有的人喜欢用“现代”这个词来代替“西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紧随着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亦步亦趋, 我们可以把这个现象描述成是一种中国当代艺术对现代化的补课。而今天, 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经历了三十几年的历程, 艺术家开始逐渐回归到对传统艺术精神的追求, 甚至有国外的艺术家开始以水墨作品创作的时候,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当代艺术焕发出了新的活力。这是一种具有中国文脉的当代艺术, 它在传统的中国画之后, 从新的艺术形式中找到了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方式。
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 当然也离不开国家政策对于敏感话题的开放与包容, 中国艺术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快参与进了全球语境下的当代艺术建构当中。脱离了对西方当代艺术形式上单一的模仿, 勤奋的中国艺术家在开放的话语环境中紧紧跟随着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文艺理论上的探讨和追逐, 已经接近了西方文化的最前沿。西方话语作为现代性话语为中国当代艺术提供过强大的智力支持。今日的中国艺术家并没有在世界当代艺术领域成为话语主导和强势的一部分。但是今天的中国艺术已经逐渐开始, 并慢慢强调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在自己创作中的重要性。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回归, 不是政治符号的调侃和挪用, 不是语言学上的暗喻和挑衅, 而是真正的面向文化背景, 面向历史积淀, 面向中国人自身的生活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特殊形态。文化全球化的浪潮又给中国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机会。不管是外籍画廊入驻中国, 还是中国画廊参与国际市场, 还是世界开放的美术馆、双年展, 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都以极高的参与度出现在这些地方。从北京到纽约, 从东京到威尼斯, 随处可见中国艺术的身影。我们为中国艺术在今天呈现出来的现象而感到高兴。
当然我们在看到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中取得的成绩的时候, 看到的不只是繁荣的表面。中国艺术家在09年以后展示出来的新的活力才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种新艺术的主体。艺术以新的形式对不同领域的介入是我们看到的全新情况, 英国的学生运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等等, 新的沟通方式正在以陌生的身份续写着新世纪的历史。艺术在这时似乎难以归类, 占领华尔街的各种形式让我们在看热闹的同时不得不思考:生活与艺术的边界在哪里?除了艺术, 似乎已经无法解释这种人民的狂欢的创造力根源。在这样的语境下, 艺术家的创作面临着全新的问题。卢迎华和苏伟在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策划的展览《小运动》则是其中的典型。艺术以什么样的身份发起, 如何区分其与生活、与运动的联系成为《小运动》关心的中心。比丽安娜策划的《占领舞台》项目是在行为艺术领域开展的连续计划, 通过对行为艺术的回顾、演绎和再创作, 重新讨论当下语境中行为在艺术中的可能性。没顶公司、双飞艺术中心等等小组以机智幽默的团体作业向观众传达着一种小群体的价值观。这些对当下、对自身的关注是一个方面。一部分艺术家和策展人回归到了对传统精神的探寻。吴洪亮策划的《观》是一个典型的展览。其邀请艺术家依照传统文人雅集的范式邀请观众现场观看收卷册页, 从形式感上回归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精神本源。而他在阐述展览的时候说:现行的美术馆体质是一种西方的, 为了平等的观看机会而设计的展示方式。中国的美术馆应该有自己的艺术展览。应该做一些与中国有关的事。同样我们看到许多年轻艺术家, 他们放弃了追随西方的创作思路, 从中国传统艺术、文学、历史和生活中寻求养分, 注入到自身的艺术创作中去。还有一部分艺术家, 怀着一种自我的情怀, 制作出感性的作品, 而这种作品中从骨子里透露着一种非常东方的感受。这都是在被洗涤过的中国当代艺术的新现象。
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到今天不过三十多年的时间, 我们高兴地看到一种民族情怀作为一种主体支撑起了更多的艺术创作。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文化背景下, 中国艺术家终于正视历史, 分享全球同步的公共资源, 以“现代的”观念展开艺术创作。这种意识下产出的中国当代艺术有理由在世界当代艺术的舞台上载歌载舞。它作为一种地方化的特产, 为全球化的丰富性提供了更丰富的可能性。同所有的现代化国家一样, 我们的艺术要关注的是人本身, 是身体的美学, 公共的政治, 历史的积淀。在他者之间, 则选择了保持距离, 寻求平衡, 找到一种和谐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易丹.吕澎.《1979年以来的中国艺术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9
[2].尹吉男, 《后娘主义:近观中国当代文化与美术》,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呼唤企业家精神回归 篇9
袁宝华是中国企业家协会的创始人，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指出，企业家“要有对国家对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对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责任感，对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时刻存在的危机感和力争进一步改变企业自身的紧迫感。在竞争面前，还要树立正确的风险观，发扬创新精神，探索进一步改变企业自己还不熟悉的领域，以开拓新的事业。要为办好企业勇于献身，奋发图强，为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贡献力量。”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除了得益于政策好、社会环境好、全国上下齐心协力之外，与广大企业家的努力和奋斗是分不开的。
但也必须看到，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企业家精神也出现了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不相适应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创业的动力减弱了、创新的欲望不强了、创造的意识淡漠了，相当一部分企业家开始安于现状、贪图享受。
要解决这一问题，从宏观上讲，必须加快解决行政管理层面的问题。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思维和思路不转变，继续沉湎于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企业发展就会迷失方向，企业家精神也难以回到正常的轨道。如果政府不过多地干预企业、干预经济，企业自然会按照市场的要求发展，企业家也会根据市场的需要制定企业的发展目标、发展规划、发展布局。
从微观上看，企业发展的环境必须改善。一些地方政府不顾企业效益好坏，一味地为了政府利益榨取企业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还如何创业、创新呢？所以，一方面，政府要为企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要减少各种对企业的收费。
企业家不是孤胆英雄，不是无所不能。当他们失败和落寞的时候，我们需要呼吁和帮助这些曾经的英雄搬开路障、拨开荆棘，看着他们再次迈过艰难的门槛。
从企业家层面来看，要真正认识创业、创新、开拓、进取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要有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眼下是中国经济最为关键的时刻，需要企业家拿出足够的勇气和精神，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劳动。企业家首先要有诚信，有良知，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这才是新时期企业家的形象，所有的企业家都应该往这个方向努力。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危机”才是对企业家精神的一种最好检验。去年底，当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让全球陷入深度恐慌之时，马云就曾公开倡言用“企业家精神”救市。他说，“目前世界缺失的不是钱，商业社会缺失的是企业家的精神、梦想和价值观，企业不能等待政府，不能等待经济学家、政治家，应该呼唤企业家的梦想、理想、价值观。”事在人为。应该说，马云的这番话，给了我们社会有益的启示。
体育精神回归高校人才培养之研究 篇10
高校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最后一个环节, 也是人在进入社会职场前的最后一个准备阶段,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关于如何界定一所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的一段话无疑是非常精辟的概括:“一所合格的大学, 是把教育教学搞好;一所好的大学, 更要注重人格养成;一所优秀的大学, 除了前两者之外, 还要注重体育精神的培养。”所谓体育精神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 是通过体育运动而形成并集中体现出人类的力量、智慧与进取心理等最积极意识的总和, 是体育运动的最高级产物[1]。它从文化角度反映了人类自身的崇高。体育精神的魅力能够产生较强的鼓舞力、感染力和征服力而成为体育本身所特有的最积极的教育因素, 进而能够指导和影响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体育实践。因此, 体育精神对于高校人才培养相当重要, 必须回归高校人才培养。
一、高校体育精神的构成
1. 拼搏进取的精神。
体育运动中, 参与者必须全力以赴、奋勇搏击, 面对困难和挫折, 要不屈不挠、敢于拼搏, 努力攀登高峰。当面对强手, 要积极调整心态, 不畏强势, 挖掘潜能, 挑战自我, 坚持不懈, 终有一天会战胜对手。当面对弱小, 也不能掉以轻心, 盲目自信, 依然要正确面对、全身心投入, 否则可能会面临失败的结局。
2. 公平竞争的精神。
“公开、公平、公正”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精髓所在, 要求人们在体育竞争中必须遵守规则、遵守制度、公平竞赛。在体育运动发展史上, 人们不断地与兴奋剂、“黑哨”、“假球”、身份作假、跆拳道弃权成风、自行车比赛“摔倒”等有失公平竞争的现象作坚决的抵制与斗争, 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行为学家洛伦兹认为, 体育比赛是对人类最有益的一种竞争方式。
3. 团结协作的精神。
体育运动, 尤其是集体项目最能体现团结协作的强大精神力量。团队中每一位成员不能计较个人利益, 必须目标一致、团结一致、尽职尽责, 彼此间要协作配合、宽容信任才能取得竞赛的胜利。
4. 遵纪守法的精神。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 在体育运动中, 不论其参与者水平高低、知名度高低, 不论其国家、种族、肤色、语言、文化, 当站在运动场上, 都必须共同严格遵守相同的“游戏规则”或“竞赛规则”, 而不能凌驾于规则之上。这充分体现出体育运动中的遵纪守法精神。
5. 开拓创新的精神。
“更快、更高、更强”最能体现体育的开拓创新精神。竞争促使创新。人们为了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在动作技术、难度等方面不断进行创新, 在运动手段、运动方法、运动理念等各方面也要不断突破、有所创新, 才能攀登新的高峰。
二、体育精神在高校人才培养中的意义
高校是学生学校学习生涯的最后一站, 短暂的时光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是他们进入社会前最后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 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逐渐成熟和健全。因此, 在高校人才培养中加强体育精神的教育和培养就显得更为重要。
1. 有助于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品格和积极乐观、拼搏进取的人生态度。
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 一个人想要获得成功, 必须在困难面前不屈服, 敢于拼搏, 与艰难困苦顽强抗争。但这些恰恰是如今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所欠缺的。他们不少人意志力薄弱、心理承受能力差, 当遇到一点点困难和挫折, 首先想到的是退缩、求助父母。在体育运动中, 胜败是家常便饭, 但只要不放弃, 继续不断努力, 总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热爱体育运动的人脸上总是洋溢着阳光和自信。体育运动不仅能赋予参与者这种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 也能通过充满艰辛和汗水、挫折与痛苦的运动过程让学生得到“不经历风雨, 怎么见彩虹”的亲身体验。这对大学生的成长具有积极意义, 因为通过体育运动, 他们不但可以得到身体上的强壮, 更加能够获得精神上的强大, 不怕失败、不畏困难、乐观进取、勇于拼搏。
2. 有助于培养学生公平竞争的意识和行为。
公平竞争是保证社会有序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因此, 让学生具备公平竞争的意识, 并在实践中坚守这种精神成为学校教育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责任。众所周知, 无论在何种体育赛场上, 人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遵守共同的规则, 接受统一的裁决, 人人平等, 没有特权, 因此, 通过参与体育运动, 大学生们能够充分体会到公开、公平、公正。通过反复的实践, 这种公平竞争的意识将不断加强, 进而养成公平竞争的行为习惯。
3. 有助于学生形成团队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在知识和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 许多领域的工作如果凭借单打独斗是没有办法很好地完成的, 需要采用团队的组织形式进行合理的分工与合作。这种能力应该在大学阶段就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和途径来培养。如果等到走进工作岗位才意识到其重要性的话, 就比较晚了。体育运动, 尤其是集体项目, 需要大量的合作与配合, 学生在参与集体项目的过程中, 团队协作的能力也相应形成和提高。
4. 有助于促进学生的社会化进程。
社会化是人们关注很久的课题, 研究也较为透彻, 体育运动促进社会化的功能也得到大家的广泛认同。在体育运动中, 学生们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在不同情况下, 要充当队员、裁判、指导者、观众甚至教练等不同角色。这些角色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角色比较相似, 因此, 学生参与体育运动能够体验到不同的社会角色, 大大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5.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因此, 学校教育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开阔的学习环境和场地, 学习过程中, 学生可以充分地观察、思考、练习和表现, 对于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 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优势。加之体育精神中有一种积极向上和突破禁锢的冒险精神, 这种精神有利于激发学生创新的潜能, 使学生在每一次的挑战中创新能力得到更大的提升。
三、体育精神回归高校人才培养的对策
1. 积极传授体育精神的具体行为规范, 提高体育精神教育的可操作性。
体育精神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 因此要把教育重点落在体育精神的具体行为规范的传授上, 使学生知道在具体的运动实践中, 遇到具体情况自己应该怎么做。
2. 改革传统的高校体育教学方法, 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兴趣。
高校体育课堂教学主要包括理论课和技术课的教学。理论课的讲解, 是体育理论的全方位诠释, 应该着重挖掘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2],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技术课的练习, 则能将思想认识得以实践。两种教学形式同等重要, 但其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参与兴趣, 因此, 在教学方法上需要不断出新, 将体育精神融入体育课程, 增强体育教育的目的性和系统性, 使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其中, 不仅掌握体育精神的内涵和意义, 而且个性得以张扬、才能得以发挥、人格得以健全。
3. 丰富课外体育活动形式, 加强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
除了体育教学以外, 高校还要开展多种形式的体育训练、体育竞赛。这些既可以是竞技性的, 也可以是健身性、娱乐性的, 通过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 营造浓厚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 让体育的精神渗透进大学生的日常生活。
4. 选拔优秀体育教师深入学院或系 (部) 。
体育教师深入学院或系 (部) , 在遵循大学生热爱运动和团队意识的前提下, 将体育精神真正带到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去, 帮助大学生养成体育习惯, 让体育运动逐渐成为大学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习惯。
参考文献
[1]席焕久.体育人类学[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2:297.